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篇數字化教育研究，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數字化教育研究1

近年來，黨中央十分關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發展，出臺了一系列戰略決策，并擬定了配套的計劃和目標，統籌推進信息事業發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19年5月印發《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綱要中提出“繁榮發展鄉村網絡文化”“加強引導和監督鄉村網絡文化”“要加快農村基礎設施數字化轉型，農村信息服務體系不斷完善”［1］。2020年11月，數字鄉村發展論壇在重慶舉辦，會議上指出“全國行政村4G覆蓋率已超過98%”［2］。隨著4G在鄉村的深化普及，5G在鄉村也被陸續引入。

2021年2月，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統計，截至2020年12月，我國農村網民規模達到3.09億，占網民總數的31.3%，這為鄉村網絡文化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現實基礎和可行性［3］。《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第一次明確提出“加強網絡文明建設”，同樣也在預示著鄉村網絡文化建設勢在必行［4］。因此，在數字鄉村建設的背景下，要深刻意識到農村網絡文化建設工作的重要性，站在新時代國情農情的高度，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進程，以知識更新、技術創新、設備數字化為支撐，革新鄉村網絡文化建設的觀念、手段、載體，打造鄉村網絡文化基地，為宣傳優秀鄉土文化凝聚力量和推動鄉村繁榮富強提供穩定有序、樂觀向上的網絡文化環境。

1數字鄉村背景下鄉村網絡文化建設的必要性

1.1有利于傳承優秀鄉村文化鄉村網絡文化是鄉村文化在網絡空間的另一種形式，借助數字化、網絡化的新技術、新方法并對鄉村文化進行揚棄。“如果把收入、投資、非農業就業等看作離心力，把鄉土社會、鄰里關系等看作是向心力”［5］，在當今的社會形勢下，城市中的離心力作用遠強于鄉村中的向心力，并且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農村人口逐漸減少，鄉村社會的血緣和地緣關系日益淡化，熟人社會遭到破壞，使得鄉村傳統文化傳承的脈絡出現裂縫。做好鄉村網絡文化建設工作，以創新的數字技術和模式等修補鄉村優秀文化傳播中出現的斷裂，同時將創新意識植入鄉村社會中，迎來鄉土社會的新思潮，與鄉村傳統文化有機融合，最大限度地激發村民的文化歸屬感，進而以更創新的方式來繼承和弘揚優秀鄉村文化［6］。

1.2有利于構建健康有序的鄉村文化網絡空間隨著互聯網的迅猛發展，網絡輿論環境日益復雜、趨勢變化多樣，許多不法分子企圖在管理模式較為松散的鄉村網絡空間開展違法活動。鄉村網絡文化建設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嚴厲打擊網絡違法分子，維護鄉村網絡空間秩序，還鄉村網絡空間一片清凈，引導農村網民在網絡空間中辨別真偽。用廣泛的民意來修復狹隘的民意，用正確的言論規正錯誤的言論，引導村民樹立正確的觀念，合理合法地在網絡空間中發表自己的見解，從而營造健康有序的鄉村網絡空間［7］。

1.3有利于根據網絡輿情變化落實鄉村建設行動在村民關注度、使用度較高的網絡平臺上公布和宣傳黨中央的重要方針政策、宣傳鄉村社會發展中取得的顯著成效和較大進步、宣傳先進事跡和典范以及全國上下的積極局面，使廣大農民充分了解國家各項決策的重要意義，共享鄉村發展成果，激發他們參與鄉村建設行動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熱情，為農村農業建設工作貢獻自己的力量，為鄉村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動能。另外，國家關于鄉村的種種建設行動也能落地生根［8］。

2鄉村網絡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2.1宣傳不到位，村民參與度低市區主管部門調查結果顯示，農村網民主動轉發官方媒體推送的信息僅占其轉發總量的20%左右，然而通過微信、微博等各大網絡平臺發布的官方消息每天卻不計其數，但其對農村網民產生的影響不是十分理想。村民反映造成以上問題的主要原因是“難以理解、沒有吸引力”，這說明鄉村網絡文化建設的宣傳工作無法讓鄉村網民對宣傳內容產生思想上的共鳴和行動上支持。一旦廣大農民看不懂這些信息并且不感興趣，他們會選擇性地忽視這些內容，勢必很難響應政府制定的鄉村建設決策，導致村民無法積極主動地參與到鄉村網絡文化建設行動中［9］。

2.2意識薄弱，建設主體缺失首先，農民是鄉村網絡文化建設的重要主體之一，但由于城鎮化的進程逐步加快，農民人口不斷減少，傳統的村落逐漸解體，再加上農民自身的鄉村網絡文化建設意識薄弱，導致鄉村網絡文化建設主體缺失；其次，根據我國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鄉村網絡文化建設工作一般由政府全權負責，這種“全能型”的政府行政模式淡化了社會組織、企業、村民積極參與鄉村建設的意識，使得鄉村網絡文化建設缺少企業的參與、社會組織的支持以及村民的監督；再次，鄉村網絡文化建設過程中仍然存在相關部分推卸責任的現象，其責任共同體意識的缺失必然導致部門間缺乏合作和協商［10］。

2.3受眾群體素質不高，信息質量有待提升活躍在鄉村網絡空間的大部分村民，憑借一時的新鮮感只是學會了一些簡單的網絡操作方法和技能，而在思維能力和應用技能等方面一般未受到專業的教育和培訓，導致其在面對網絡上的各種信息時，他們在選擇、理解、評估、求證等能力都顯不足。文化素養不夠高、信息辨別能力不強，使得農村網民容易被有害信息迷惑，會相應地導致網絡空間信息質量不高。

2.4缺乏技術人才，服務水平不高鄉村網絡文化建設需要廣泛借助數字化、網絡化、信息化的先進技術、方法、手段，這要以高端人才為支撐。但受到鄉村資源、環境、待遇等因素的影響，人才難以流入農村。鄉村網絡文化建設工作的開展仍存在缺少骨干領導、缺少專業培訓、缺少薪資激勵等問題。鄉村數字化設備管理人員的專業知識匱乏，網絡平臺的建設、運作以及日常維修人才更是鳳毛麟角。大量有知識、懂技術的青壯年人才也從鄉村流入到城鎮，造成鄉村網絡文化建設人才更加緊缺［11］，導致為村民提供鄉村網絡文化服務的能力不足。

3優化鄉村網絡文化建設的路徑

3.1關注村民需求，提高村民網絡文化建設的參與度農村網絡文化建設工作要充分利用鄉村數字化發展的科技支持，最大限度地收集和整合民意，既要深入淺出突出鄉村，又要恰到好處地聚焦鄉土，把握農村的變、抓住農民的心，及時獲知輿情民意，積極為農民發聲，回應農民關切。農村基層網絡文化宣傳工作要始終堅持數字化發展原則，立足于本地實際深入挖掘鄉村網絡用戶的需求，把新聞傳播、輿論引導、便民利民、政務公開、網絡電商等內容合理劃分，有效利用微博、微信公眾號、微信群組、網站等網絡平臺，尤其要發揮微信群組的直接作用，實現村村有群、戶戶入群、人人用群，使農民群體能夠迅速、便捷地獲取信息，增強廣大農民群眾參與鄉村網絡文化建設工作的熱情和信心，為鄉村網絡文化建設提供廣泛的群眾基礎。

3.2增強建設意識，推動鄉村網絡文化建設主體的參與合作面對數字化、網絡化發展中的新形勢和挑戰，各建設主體務必從意識上肯定鄉村網絡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鄉村網絡文化建設工作不能僅僅依靠政府的支持和引導，還需要廣泛的群眾監督、基層組織和民間力量的配合以及各部門間的合作。鄉村基層組織作為聯結政府與村民的橋梁和紐帶，負擔起既要將上級政府的決策部署切實執行和落實，又要將村民的訴求反饋給政府的雙重任務；各職能部門要樹立責任共同體意識，同時加強合作意識。鄉村民間組織則要努力挖掘鄉土民俗、民間手工藝、民歌民謠等優秀的鄉村文化，并通過網絡平臺廣泛傳播。作為受眾群體的廣大農民，既要成為后備力量，又要承擔監督責任。如果將以上的鄉村網絡文化建設主體的主要任務看作是一條條傳播鏈，那么鏈中涉及的所有主體都要主動參與其中并凝聚力量、團結合作，共同完善鄉村網絡文化建設［12］。

3.3提高村民素質，加強對鄉村網絡空間信息的權威發布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的實施離不開數字化、信息化的高新技術、設備的應用。鄉村網絡文化建設為了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亟需提高農民群體的綜合素質，以此提高村民在網絡平臺上選擇、判斷、甄別信息的能力。一方面，保證官方在網絡空間中發布權威信息，包括國內外時政、農業生產動態、社會民生福祉、健康幸福生活、惠民理財知識等內容，村民以此來了解家鄉、了解時政、豐富精神生活、增強鄉村歸屬感。另一方面，對農民群體進行培訓。相關部門可以組織專業人才進行定點幫扶來提高村民的網絡操作技能，帶動村民素質提升，助推鄉村網絡文化建設。

3.4加強數字化教育培訓，培養鄉村網絡文化服務專業力量一是加強鄉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的數字化培訓。鼓勵相關組織、部門與專業院校合作，推廣數字化網課教育，進行集中有效的數字化應用能力的培訓，使工作人員的思想觀念更專業、更前沿［13］。鼓勵工作人員借助數字化設備以更生動直觀的文字、圖片、微視頻等形式來傳播信息，組建既了解鄉村治理現狀又具備一定數字化技能的專業服務隊伍。二是促進鄉村教育數字化發展。加大數字化教育設施設備的投入力度，發展遠程教育，與城市教育資源進行對接，使鄉村地區的學生能接觸和獲得更專業、更豐富的知識，為鄉村網絡文化建設儲備未來的人才力量。三是重視高端人才引進。鄉村的發展迎來了高新時代，人才是在新時代決勝的重要基礎。搭建數字化的專業人才交流和分享平臺，通過資源、政 策向鄉村網絡文化產業傾斜，增強鄉村優勢，吸引專業人才，其能根據鄉村發展實際情況對鄉村網絡平臺進行合理分析和統籌規劃，提供專業的鄉村網絡文化服務。

4結語

鄉村網絡文化建設工作要以關注農民訴求、為民發聲、回應民意為核心，調動村民參與建設的積極性。重視鄉村網絡文化建設，形成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并合作的良好建設局面，從根本上減小鄉村網絡文化建設中村民科學文化素養低的阻力；將數字化教育培訓常態化，培養專業數字化人才隊伍，提高服務的效率和質量。要讓鄉村網絡文化建設借助數字化高新技術，為農業農村的現代化發展提供動力支持，實現鄉村建設質的飛躍。

作者:郭子拓 單位:廣西師范大學

數字化教育研究2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數字化概念已逐漸滲透到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面，數字化形式與當今的社會形態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1]數字化意味著一場變革，通過數字化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相互結合使用，對各類社會組織的發展戰略、組織結構、管理等各個層面進行重塑和升級。藝術家與數字化是雙向發展的關系，其在結合科技的探索中對數字化的藝術教育和藝術思想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引導作用。數字藝術的出現與發展是對當今藝術形式的一種創新和拓展，也是當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數字藝術既是一種概念，也是一個實踐過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博物館和當代藝術領域流行，如今藝術行業也已越來越重視數字領域的藝術創作。[2]本文將通過對英國數字化藝術教育的發展進行梳理探究，討論數字化時代英國藝術教育如何接納與利用數字藝術的路徑，以及其融入社會與大眾觀賞之中的過程。

一、21世紀以來，英國藝術教育高質量發展。在數字藝術盛行的當下，英國藝術院校在課程設置和教學上進行了相應的數字化融入，這一變化得到了眾多知名藝術院校的積極地參與，這在中央圣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CSM）的藝術專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20世紀80年代，中央圣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的美術學專業，在僅有的單一基礎性繪畫中又增加了雕塑、版畫、電影等方向。在該校畢業的藝術家與數字化雙向互動發展，藝術家伴隨科技的影響，利用科技材料、數字化工具和技術，如計算機、數碼相機、傳感設備等，替代了傳統的創作工具，進行了大膽的藝術嘗試和探索。曾在CSM和皇家藝術學院就讀的英國當代藝術家詹姆斯·富爾·沃克（JamesFaureWalker）在其對油畫和水彩畫藝術創作已趨成熟的基礎上，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利用計算機創作的數字圖像融入其傳統作品之中，其后的作品形式常在架上繪畫和數字繪畫間穿梭轉換。2021年，同樣畢業于CSM藝術專業的愛麗絲·巴杰（AliceBajaj）學士的作品《烘焙假面》（BakeaFake），使用數字化3D建模對女性面部的網格化塑造，并結合影像的呈現方式，將來自屏幕的面孔合并，統一為單一的視覺身份，意在探討在虛擬外表下的自我，以及更深層次的意識需求，該作品扭曲了主體與客體的觀看理解的意義。近20年間，將電影藝術納入藝術學科領域之中，這一教育方式的變化原因之一是英國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藝術創作變革。自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間，科技的發展主要體現在激光、電腦視頻游戲、錄音帶、按鍵式電話、彩色電視、電腦鼠標、阿帕網（互聯網的前身）等出現和升級，使得英國大多數家庭在這一時期利用收音機、電視去享受精神層面的需求，這也加快了英國社會文化的發展，并增強了其文化影響力。例如，披頭士樂隊和滾石樂隊的音樂文化和新時尚的出現，對當前的藝術界和時尚界都產生了巨大影響。[3]1984年，在CSM學習繪畫和電影制作的英國藝術家及電影制作人艾薩克·朱利安（IsaacJulien）的電影作品《年輕的心，叛逆的心》（YoungSoulRebels）不僅在1991年獲得了戛納電影節最佳電影評論獎，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該影片探討了20世紀70年代英國的靈魂男孩、光頭黨和朋克之間的文化關系，[4]其中也同時表達了藝術家順應時代的發展，利用當時熱議的媒介來對社會問題進行深入討論。這實際說明了，藝術表現與藝術家從教育中學習的知識與創作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二、藝術教育的方法和媒介需要順應時代趨勢作出與此對應的轉向。在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科技智能化高度集中的21世紀，CSM的藝術專業現已發展成以跨學科性、批判性、實驗性、合作性為主要教學理念的專業發展方向，以培養學生的綜合性實踐能力，以及對社會問題的批判性思考。在進階性的研究生學習階段，更是將數字化作為主要藝術的表達方式和教學宗旨之一。該校學生塞巴斯蒂安·埃爾伯恩（SebastianElborn）的畢業作品《衛星閃電報》（SatelliteSemaphores），即是通過運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元素與雕塑相結合進行的投影創作，探討人類和機器共存下的后人類未來。該作品體現了在藝術中，運用現代數字化技術與傳統藝術相結合的方式，對當下人類社會面對機器“人性化”與未來人類的超前探討。倫敦傳媒學院（LCC）作為倫敦藝術大學媒體與設計專業分類最精細的學院，其課程設置涵蓋內容廣泛，學院教育設施配套齊全。在該學院特色創意科技實驗室中，囊括了多種數字藝術與設計的設施配置、教學人力資源，其中包括編程、物理運算、立體光雕、游戲設計及虛擬現實等，以此為學生在學習與創作的相關方面提供技術支持。交互專業研究生課程導師韋斯利·戈特利（WesleyGoatley）的《接地電阻》（GroundResistance），作品以多媒體數字藝術的方式呈現了“智能城市”的可行與局限：他在黑暗的畫廊空間中使用光雕投影技術及電腦編程，將“智能城市”系統所監控的大眾生活數據，更新展現在地面上；同時，多軌道的聲音系統以另一種感官形式為觀眾提供感知智能的途徑，試聽效果結合共同為觀眾帶來沉浸式的觀展體驗。《接地電阻》以多媒體數字藝術的方式，展現著數字時代下人類的生活現狀，反思其給我們帶來的便利及所謂“智能”服務的同時，也存在更深層次的科技社會與個人情感之間復雜難調的關系。以數字媒體解析數字時代，是藝術家們對時代的妥協，亦是反抗。

三、在英國各院校學生的數字化項目實踐中，利用計算機數字化的創作方法，對虛擬現實、數字出版及動畫、聲音等方面的處理與制作，增強了學生們對數字藝術的批判性參與。例如，倫敦藝術大學的創意人工智能研究院，于2019年9月正式招收第一批學生。該研究院以大數據、人機交互、編程等數字化計算機教育為主要教學內容，并與藝術等相關領域的介入，在創造力與技術的結合中，實現了數字化實驗教學體系，這也標志了倫敦藝術大學將計算實踐視為21世紀創意機構之關鍵支柱的認可。該學院學生卡爾·墨菲（KarlJMurphy）的作品《你在看什么？》（WhatareYouLookingat?）在蒙娜麗莎效應的神話基礎上，使用ML5人工智能編程和Posenet視覺定位模型，使藝術品能實時跟蹤觀眾的運動。這件作品以探索坎普反烏托邦美學以及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的關系為基礎，在與其相遇的人之間制造了藝術張力。計算機數字化的介入，對藝術創作的過程和結果帶來了對問題直觀探討的可能性。數字化在現在的教育實踐中已逐步作為跨學科、創意性相結合的重要內容，并對于現代的藝術教育模式有了全新的拓展。在CSM的研究生課程中，單獨開設了以數字化線上教學為目的藝術專業，以學生自己主導的在線互動學習的方式，平衡了來自世界各地學生的學習與生活的時間問題，使得學生在藝術創作過程中，可以更加自由、靈活地挑戰藝術的多種可能性。英國數字化發展與其藝術教育模式得到了有效融合和匹配，拓寬了藝術的全球性視野，形成了良性的藝術教育與時代發展的循環，為藝術創作者打破束縛、充分發揮自身特點提供了實現空間。通過對現當代英國教育發展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其藝術教育趨勢與表達方式都呈現數字化趨勢，并在適應社會的發展中不斷地完善自身體系。由于社會發展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科技應用的逐步普及，也進一步加強了大眾對數字化的需求，這也使得藝術教育與大眾需求在雙向促進中相互適應和改變。藝術家作為專業領域的先鋒者，在學習和創作的過程中，以數字藝術作品來對數字化概念、虛擬現實等進行深入的探討和實踐，使得在藝術的視覺效果，符合大眾對于現代社會科技認知的同時，也讓二者間產生的連接進一步推動數字化社會的發展。針對數字藝術的藝術教育改革，是促進數字化藝術發展的核心力量；同時，還需要站在大眾所能接受的數字化程度中揣摩與思考，加強不同學科之間的合作關系，促進數字藝術在社會大眾間傳播力與接受度，并以此建立數字藝術面向大眾的良好基礎。

作者:薛顥潤 張以偌 單位:倫敦藝術大學碩士

數字化教育研究3

自人類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閱讀與寫作就被認為是人們必須具備的能力，也是學校和社會教育培養的目標。然而，“literacy”（讀寫能力）的定義正在隨著時代的發展悄然發生變化。長期以來，“literacy”被定義為閱讀和寫作能力。隨著計算機科學、軟件和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以及數字化時代的到來，以印刷術為基礎的傳統人類文化模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戰，讀寫能力的內涵也隨之發生變化。除了傳統的閱讀與寫作能力，學界還提出了“信息能力”“圖像能力”“科學能力”等多種能力。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網絡技術和多種媒介對培養學生讀寫能力的重要性。電影、詩歌、漫畫、維基、博客、iPad等多種模態、多種媒介已被嘗試應用于語言、數學、科學等課堂教學中。學界目前主要有四種讀寫理論探討了數字化時代新型讀寫能力的定義，即新讀寫素質研究（NewLiteracyStudies）、多元讀寫理論（Multiliteracies）、新型讀寫理論（NewLiteracies）、數字讀寫理論（DigitalLiteracies）。本文將對這四種主要讀寫理論的淵源、內容和聯系進行梳理和探討，以幫助教師和政策制定者了解讀寫理論，從不同角度思考和探索信息化時代閱讀寫作能力的培養目標與方法。

1國內外四種主要讀寫理論框架解析

長期以來，學界一直試圖從心理學、經濟學、語言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多學科多角度探討“literacy”的定義和內涵，“literacy”這一概念充滿了哲學思辨的動態性。本文將詳細介紹和分析新讀寫素質研究（NLS）、多元讀寫理論（ML）、新型讀寫理論（NL）、數字讀寫理論（DL）四種讀寫理論的淵源、內容、聯系和差異。

1.1基于社會實踐的新讀寫素質研究（NewLiteracyStudies，NLS）

新讀寫素質研究的形成主要受社會文化理論、人類學研究以及保羅?弗萊雷（PaoloFreire）的批判教育學影響，它是對學界流行的自主讀寫觀的批判和反駁。自主讀寫觀是一種將讀寫能力與學習者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相隔離的認知觀，認為讀寫能力是孤立于語境與學習者的一系列閱讀與寫作技能，學習者可以通過努力習得這些技能，并將其應用于任何社會文化環境。自主讀寫觀中的“讀寫能力”具有客觀性、同質性、普遍性的特點。而新讀寫素質研究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觀，認為閱讀與寫作并不是客觀能力，而是代表現有社會階級關系意識形態的實踐活動，人們在習得這些能力的同時，也接受了其中隱含的意識形態。讀寫能力是使用中的、情景化的社會實踐。讀寫實踐的意義與使用受到學習者所處社會權力關系的規約，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呈現出異質、片段、多樣的特點。Street（2005）[1]因而建議研究者改變過去僅關注學校讀寫實踐的傳統觀念，關注讀寫實踐的豐富性與復雜性，重視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中讀寫實踐在日常生活及不同領域中的意義與使用。學界也逐漸開始關注以互聯網為媒介以及游戲、漫畫、電影等日常生活領域中的讀寫實踐。由于讀寫實踐的社會歷史性，新讀寫素質研究認為教學的意義在于恰當性而非正確性，建議教師應幫助學生在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中或不同場合中面對不同的聽眾時，說出恰當的言語。教師和學生可采用人類學的方法，探索各種社會環境中讀寫實踐的不同用法和意義。

1.2以“設計”為核心的多元讀寫理論（Multiliteracies，ML)

1996年，新倫敦團體在《哈佛教育評論》上聯合發表了題為《多元讀寫教學法：設計社會未來》的論文，提出了多元讀寫觀。2000年，BillCope和MaryKalantzis共同主編了《多元讀寫：讀寫學習和社會未來的設計》。此后，多元讀寫理論在國際教育學界和語言學界激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研究。新倫敦團體認為傳統印刷文化時代傳授的是以語言尤其是標準語言為核心的單一模態讀寫技能，其目的是培養熟悉和遵從規則的公民，而信息化時代需要新的基本技能以及一種理解知識和學習的新范式。新倫敦團體因而呼吁采取多元讀寫觀來應對新時代的挑戰，其“多元”理念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1）由于新型通信技術的發展，語言這一符號系統不再是意義構建的主要中介，圖像、聲音、空間等模態也發展成為意義構建的重要語義潛勢。新倫敦團體認為多模態是當前社會意義構建的最重要特點，因而發起國際多元讀寫項目，旨在建立一套適用于描述各種模態的元語言語法系統。（2）文化和語言的多元性在全球化進程中日益重要。研究者應關注語言的各種變體及其在多種社會、文化、職業領域的用法和實踐，同時也應意識到語言學習的本質發生了巨大變化。教師和學生應轉變角色，把自己視為社會變化的參與者、創造者和社會未來的積極設計者。雖然新讀寫素質研究（NLS）與多元讀寫理論（ML）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批判教育學的影響，與新讀寫素質研究（NLS）不同的是，多元讀寫理論（ML）明確提出了多元讀寫教學法，幫助學生理解、掌握和利用各種符號資源來創造自己想表達的意義，實現社會改變。多元讀寫教學法的核心概念是“設計”，它的理論框架包括可利用的設計資源、設計過程和重新設計。多元讀寫理論同時還明確了教學法的具體操作步驟：（1）實景實踐；（2）明確指導；（3）批評框定；（4）轉換實踐。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教學作為文本設計活動，應幫助學生掌握不同模態的意義潛勢，有目的、合理地選擇模態及模態組合，具有能動性、批判性地創造意義。

1.3“技術”與“精神”雙創新的新型讀寫理論（NewLitera‐cies，NL）雖然新型讀寫理論（NL）與新讀寫素質研究（NLS）都以“新”為核心概念，但是二者的內容和理論淵源迥異。新型讀寫理論由新倫敦團體的Lankshear和Knobel（2006）[2]在多元讀寫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他們認為，信息化時代的讀寫實踐在兩個層面具有革命性創新：（1）技術層面；（2）精神層面。新型技術包括數字化和多媒體技術，主要指Email、社交網絡、Podcast、iTunes、Flickr等Web2.0軟件的應用。如果說Web1.0技術更有利于個人或機構掌握知識話語權，那么Web2.0的技術特點（如多用戶編輯評論功能等）則更有利于促進團體合作、集體智慧以及多元化實踐。然而新型技術并不一定能引起人們對知識和世界的新認識，它也可能被用于加強和鞏固傳統教育理念。因而，新讀寫理論提出，只有當某類讀寫實踐能體現和促進參與、分享、合作、實驗創新、分布式專業知識這一新型知識和學習的特點時，才可以被稱為新型讀寫實踐。無論是Web2.0軟件應用，還是漫畫、撲克游戲等其他傳統手段，只要能帶來精神層面這些變化的讀寫實踐都可以被稱作新型讀寫實踐。新型讀寫觀對技術和精神兩個層面的區分，為探討教育技術的應用尤其是認知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與可操作的框架。

1.4針對數字化環境生存能力的數字讀寫理論（DigitalLiteracy，DL）數字讀寫理論起源于人們對數字鴻溝會造成信息化時代社會經濟不公平的擔心。Glister（1997）[3]明確將“Dig‐italLiteracy”定義為能正確理解和使用計算機與互聯網呈現的多渠道、多形式的信息的技術和認知能力。他提出，數字能力應包括四種能力：知識獲取能力、信息內容評估能力、網絡信息搜索能力、多媒體文本理解能力。數字讀寫能力既被看作使用網絡技術獲取信息的過程性能力，又是一種評估、篩選信息的認知能力。然而，這種數字讀寫觀被認為過于局限于信息獲取能力。Eshet-Alkalai（2005）[4]調查了不同年齡段人群的日常生活數字能力，提出了新的數字讀寫理論框架，認為數字化讀寫能力應包括圖像視覺識讀能力、數字化再創作能力、空間領域能力、信息評估能力和社會情感能力。這五種能力是在數字化環境中生存和工作所需的關鍵能力。相比其他讀寫理論，數字讀寫理論更強調多模態數字化信息的獲取、編碼、解碼能力。

2社會文化理論、自主認知觀與意識形態觀視角下四種讀寫理論的異同

本文對四種理論的理論基礎、內容和方法進行了對比梳理，發現四種理論的區別主要存在于自主性與意識性、能動性與非能動性這兩個維度（見圖1）。新讀寫素質研究、多元讀寫理論、新型讀寫理論這三種讀寫理論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社會文化理論的影響，有共同的理論淵源。社會文化理論指出了認知發展的社會性，認為人的心理基礎并不是個體在學習過程中的生理結構，而是源于具體的社會歷史文化經驗，人的心理是在活動中以物體或心理為中介工具來調控行為、實現活動目的這一過程中得到發展的。社會文化理論中認知發展的社會性這一核心理念在這三種讀寫理論中都有所體現，但側重不同。新讀寫素質研究與多元讀寫理論認為知識最初是抽象普遍的，并在社會文化環境中得以具象化，強調讀寫實踐的社會歷史性與多元性，而新型讀寫理論更關注科學技術發展這一社會變化帶來的認知發展。這四種讀寫理論中分別體現了自主認知觀與意識形態觀兩大不同視角。數字讀寫理論與新型讀寫理論認為，讀寫能力作為客觀能力，是人的認知自主發展的結果，與社會歷史文化環境無關，是典型的讀寫自主認知觀；而新讀寫素質研究與多元讀寫理論受保羅?弗萊雷批判教育學的影響，認為讀寫是受社會歷史關系制約，代表和反映人們所處權力關系的社會實踐，其意義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中會有所變化。因而在使用和理解讀寫實踐時，必須考慮它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此外，意識形態性是讀寫實踐的最重要特征。多元讀寫理論與新型讀寫理論都強調了能動性。多元讀寫教學法中“設計”這一概念強調意義構建過程中文化的動態性和人的能動性。正是因為能動性，人們能夠利用多種模態符號資源構建新的意義，成為具有創新性和責任感的未來社會設計者。與多元讀寫理論相比，新型讀寫理論強調的則是通過能動性促進精神層面的變化，尤其是利用信息技術的特點，設計和開展那些能促進情感投入、帶來智力變化的，充滿活力和參與感的活動。新讀寫素質研究雖然同為意識形態觀，卻并沒有明確指出如何幫助人們通過讀寫實踐改變自身所處的社會權力關系以爭取更多的經濟政治話語權。

雖然這四種讀寫理論都是關于知識和學習的哲學思辨和方法論，但其角度不同、各有側重。新讀寫素質研究（NLS）側重讀寫實踐的社會性，多元讀寫理論（ML）關注教學與學習的關系，數字讀寫理論（DL）注重個人認知能力，新型讀寫理論（NL）強調科技與認知發展的關系。了解這四種主要讀寫理論的內容和聯系能幫助我們確定讀寫研究的方向和重點，例如讀寫研究可以關注學生日常生活中的讀寫實踐（新讀寫素質研究）、學生網絡技術使用能力（數字讀寫理論）、Web2.0技術在課堂中的應用及學生認知發展的變化（新型讀寫理論）以及如何設計教學法以支持多模態學習（多元讀寫理論）。研究也可同時采用多種讀寫理論，例如，可從多元讀寫理論與新型讀寫理論的角度探討如何在課堂中應用WebQuest幫助學生創辦英語電子雜志，以促進其學習，也可從數字讀寫理論與新讀寫素質研究的角度揭示學生數字化讀寫實踐的過程與能力。毫無疑問，從印刷讀寫到數字讀寫，人類交際模式的這一革命性轉變必然引起知識和學習本質的變化。筆者希望通過介紹和梳理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四種主要讀寫理論，幫助研究者在進行讀寫研究時確定研究方向與重點，也幫助教師和政策制定者從不同角度進一步思考如何促進學生新型讀寫能力的發展、如何改革現有教學大綱及課程設置以滿足信息化時代的人才需求等戰略性問題，同時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的專家學者對信息化時代新型讀寫理論和實踐的興趣和關注。

作者:林娟 單位:吉林大學公共外語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