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貿易結構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近幾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呈現出強勁趨勢，既使國際貿易環境出現各種不利的事件，我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及貿易上所獲取的利益都出乎經濟預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國對外貿易在現時代的“無約束”發展超脫了現存貿易理論的普遍解釋范圍，抑或是否中國所表現出來的貿易現象成為貿易理論界中一個值得探討的新課題。其實則不然，中國的對外貿易在改革的進程中，一直堅持自我為中心的貿易方針，即以自我所擁有的貿易上的比較優勢——廉價的勞動力成本為主導，大力開展出口導向型貿易，以此來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興起。同時以這些新興產業為依托，更深層次地改良優勢產業，增強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其次，多年來的貿易成果積累了充盈的資本，為產業進行結構升級和優化提供了資金上的支持。無論是從產品規模和質量上，都隨著貿易成果擴大而增強，延續了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優勢，而且也在產品的國際信譽市場上異軍突起，為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場擴充提供了保證。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國開放貿易在以勞動力成本為依托的貿易商品延續了幾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經濟效益，從長遠看整體國家貿易商品結構也出現了嚴重傾斜，沒有形成一個立體層次的貿易結構，即在高、中、低貿易層次中沒有形成一個均衡的結構。而高、中層次的貿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為當今經濟發展動力的局面中，往往成為一個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支柱產業。因此，穩妥而快速地推動我國貿易結構優化是關乎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長期以來，國家金融體系一直在開放的貿易環境下遵循著計劃經濟時的經營體制，在對國有的金融界進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國的金融業將迎來一個全新的經營市場。本文就是從當前我國金融體系改革中，以金融發展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討論如何借助于金融層面的經濟發展力量來優化我國對外貿易結構。

1貿易結構優化概述

從貿易理論來分，大致可分為靜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和動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

靜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中主要有兩種代表性理論：一是以大衛·李嘉圖和赫克歇爾-俄林為代表的古典貿易理論。其代表觀點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差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而導致價格差的原因則歸結于勞動生產率或技術差異；而赫克歇爾-俄林則是從生產要素的價格差異來討論國際貿易起因，進而指出生產要素的豐裕和稀缺程度決定生產要素價格差，從而致使商品的國際價格差異。二是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該理論的構建框架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和不完全競爭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追求產品規模的經濟效應和產品差異上的消費效應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又一動因。新貿易理論是在突破古典貿易理論假設前提下對國際貿易理論的補充。但這兩種理論的出發點都只強調了現存的資源，是在資源總量恒定不變的前提下對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論探討，是一個靜態過程。

從動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分析：一是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通過專業化學習、投資創新等后天因素人為地創造出來，強調的是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技術創新。該理論的兩大支撐是技術和資本，以技術創新為主要手段，加快產品中生產要素的轉換比率，同時把技術作為比較優勢的內生變量，強調“干中學”的經濟效應。通過“干中學”以及技術創新鞏固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差異，資本的作用在于技術創新和產品生命周期成長和成熟兩個階段，是產品生產在生產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這兩個階段由于技術外溢資本的作用尤為重要。二是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波特認為比較優勢可以人為地有意識地選擇策略來配置稀缺資源，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在波特的競爭理論中，有四個基本的要素：生產要素、需求結構、相關與支撐產業、企業的戰略和競爭程度。波特將生產要素細分為基本要素和高級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費太大代價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級要素則需要通過長期投資或培育才能夠創造出來的要素。他認為高級要素最為重要，它們是取得高級國際分工層次的關鍵，一國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過高級要素獲得補償，但是在高級要素上處于劣勢則無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彌補。競爭優勢注重企業的非價格競爭和創新競爭，關注要素的質量和產品的需求情況，主動地創造比較優勢，在改善貿易結構中，高級要素的決定作用越來越明顯。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把貿易結構優化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貿易動力主要由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來決定，在這個階段貿易結構主要是表現為具有比較優勢行業的貿易發展。第二階段中推動貿易發展的動力主要是比較優勢的動態階段，即以規模經濟效應實現貿易結構優化，通過技術外溢和“干中學”效應帶來貿易部門的制度創新，使得比較優勢建立在高級要素稟賦的基礎上，從而上升到后天稟賦層次。第三階段，競爭優勢成為推動貿易結構優化的主要動力，主要體現在三個層次上：技術優勢、規模優勢和創新優勢。此階段以吸收貿易發展帶來的先進技術，逐漸發展成為規模和技術優勢為特征。而在這三個階段的進化過程中，生產技術的改進和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是發展中國家在優化貿易結構上的兩個關鍵。在當今經濟發展的秉性中，這兩個因素無不與高投入的資本量相關。我國的對外貿易要保持持續的發展，就需要結合當前金融發展的大前提，繼續保持在自我特有貿易低層次上的優勢，同時也要借助于金融促進的力量來構建我國中高層次的貿易體系。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中的貿易結構優化

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趨于一體化的時候，一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幾乎可以代表該國參與全球經濟程度的高低。因此經濟增長中貿易結構的取向和相關調整都對經濟增長率和其發展的持續性至關重要。2006年，中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外匯儲備第一大國。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在多年中的貿易策略無疑是成功的，同時在貿易成果展現的主要方面外匯規模的龐大也證明了這一點，即中國金融體系是長期滯后于快速增長的貿易發展勢頭。特別是加入WTO后金融將面臨整體開放的形勢和國內對金融促進貿易發展不利的雙重壓力下，中國金融的發展應更有效地對抗外來金融的競爭以及促進國家貿易在結構上的優化，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和貿易進程的良性延續提供恒久的動力推動環境。

首先，從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理論聯系來看貿易優化的問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分成兩類，主張金融發展能促進經濟增長的叫做供給主導，主張金融發展只是經濟增長對金融服務需求的被動反映稱為需求遵從。無論是供給主導還是需求遵從的觀點，都明確地指出金融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隨著交易成本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和內生增長理論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技術進步是保持經濟增長的唯一影響因素的觀點，而把金融發展和技術進步聯系起來；同時也對金融系統的基本功能在對經濟發展的路徑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獨特的觀點即通過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Levine，1997），金融市場通過增加專業化和技術創新促進經濟增長（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也較快。筆者在貿易結構優化概述中已經得出技術進步和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是改善一國對外貿易結構的關鍵，而這兩者在現代經濟中無不與資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聯系。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我們已經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長期的資金投入才可以獲得的，而技術與資本的關系在貿易結構優化中的關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術進步理論中與資本的聯系獲得。希克斯將技術進步分為中性、勞動節約型和資本節約型三種。中性技術進步指的是勞動和資本的生產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產原有產量只需要較少的勞動和資本；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指的是生產中的資本要素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大于勞動的生產效率的增加，結果是達到原有的產量可使用較少單位的勞動和資本，但資本/勞動比例上升；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指的是勞動要素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大于資本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導致生產原有產量現在只需要較少的勞動和資本，但此時勞動/資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產要素投入比例來衡量貿易結構時，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貿易結構優化過程中，資本投入量在生產中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尤以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所發揮的效率對改變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貿易結構的高級進程是資本是否起作用的標準。因此，在金融發展中提高資本在貿易商品生產中的生產效率是替代貿易結構優化中有關金融各方面相關問題的一個核要議題。

我國的金融發展是立足于金融業在混業經營上的趨同，而金融業借助于混業經營的方式來發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經濟增長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從區分上可以從金融的生產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來看，生產性效率簡單來看就是企業從金融發展中可以獲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帶來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則是指金融業因為效率的提升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而這些內在的關系為對外貿易在金融發展的推動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資本在企業生產中的運用來通過技術或者是生產要素高級化的實現來優化該國的貿易結構提供了方法。

我國金融的發展在促進貿易結構優化的過程中將通過以下途徑來實現：首先，借助于整體金融業經營方式的轉變，即可以在混業經營方式下多渠道地獲得風險資金從而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為企業在生產轉型過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發展中體現出的金融產品功能，可以幫企業以多樣化方式來應付對外貿易經營中的風險，規避全球經濟負面作用下的貿易風險，改善企業對外經營中的貿易環境，營造企業以技術運用為主體的貿易氣氛，為企業進行改良式的貿易運作奠定基礎；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發展帶來的機遇實現企業技術創新。無論是技術引進還是合資生產，都會對中國這樣一個成熟的貿易大國的相關產業產生激勵作用，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必要的技術創新，從另一方面來增加我國貿易商品的技術標準。而更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國貿易發展的新格局，為長遠的貿易結構優化和貿易利益獲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貿易單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發展中的提升不僅可以使得企業在生產中獲得放大性的效應，而且也為企業在產品生產過程中提高資本在生產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業在擴大再生產中為了追求貿易利率而加大對資本的投入量，優化國家貿易結構創造基礎；最后，金融發展對貿易結構良性促進作用反過來又會降低金融系統的風險，尤其在開放的經濟和對外貿易中，兩者在發展的過程是相互促進的。正如我國多年來貿易成果同樣也為國家的匯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

3結論

金融和對外貿易是一個國家經濟的兩個方面。對外貿易是積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的保障層面。我國對外貿易的競爭優勢要在金融發展的推動下不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產品和加工貿易上，還要在高速發展的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上迎頭趕上。以我國的金融發展為契機，以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為方式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的結構升級。同時也要注意到金融發展不利方面，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風險同樣與資本一樣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壞性，要在兩者的互動過程中關注金融風險的擴散以及給對外貿易行業帶來的各種風險，積極地防御風險，提高風險防范意識，為貿易結構優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參考文獻

1楊德權，梁艷.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國外研究綜述[J].財經問題研究，2005（3）

篇2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02年11月12日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2002-2003年的微觀經濟競爭力在80個國家中排名為38，比2001年上升了5位。據專家分析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制度環境有所改善。然而影響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子指標國家技術水平的排名，中國從第53位下降到第63位，主要因為中國在人均專利數量、人均的信息技術投資、公司購買技術專利等方面與發達國家有較大的差距，并落后于發展中的印度和巴西。這是一個不好的信號。從發展前景看，一國服務貿易能否構建國家競爭優勢，關鍵取決于它是否擁有充裕的高等要素及其優越的要素生成機制。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電訊網絡、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機構和領先學科等高等要素的供給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競爭力還較弱，如1998年中國每千人擁有電話主線70條（注：世界銀行.2000年世界發展數據手冊[I].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66.），僅相當于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567條）的12%，全世界平均水平（146條）的48%；另外中國每百萬人從事研究與開發的科學家與工程師只有高收入國家的14%，發表于科技刊物的論文只有全世界的1.4%，高技術出口只有全世界的2.8%（詳見表1）。

表1中國部分高等要素供給狀況的國際比較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2000年世界發展指標》（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為世界銀行出版）數據整理。

另外，從表2可見，中國教育投入及接受教育機會的狀況雖改革開放后有很大進步，但與高收入國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都相差很遠。1997年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NP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國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別低3.1、2.5個百分點；高等教育占相應年齡組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國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別低53、13個百分點；用于每個大學生的支出占人均GNP的比重比高收入國家高出28.7個百分點，但由于中國人均GNP較低，所以其實際支出水平也是不高的；研究與開發經費僅占GNP的0.66%，更是低得驚人。可見，中國是一個高等要素比較貧乏的國家。

表2中國教育水平的國際比較

附圖

資源來源：同表1。

二、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結構與競爭力實證性國際比較分析

2000年中國在全球服務貿易中的排名由20世紀90年代初的20多名上升到第14名（世界銀行，2001），取得了很大進步。盡管如此，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仍然很弱，國家競爭優勢不強。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進出口結構尚待優化與升級

國際服務貿易中形成的出口結構是國際競爭力的直接表現。世界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是服務出口的主要國家，他們都在致力于改善國際服務貿易結構，主要表現為提高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根據表3計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國家的商業出口占全世界商業出口的平均比重分別為4%、16%、80%，可見，高收入國家在國際服務貿易中幾乎一統天下。1998年中國商業出口占全世界商業出口的比重僅為1.8%，甚至低于1980年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外，從表中還可看到，收入不同的國家整體呈現出運輸百分比不斷下降，旅游特別是其他類百分比迅速增長的結構調整趨勢。而在這一整體趨勢下，收入不同國家的出口結構又是大相徑庭的，低、中收入國家其他類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偏低，而高收入國家的這一比重較高。中國作為低收入國家，國際服務貿易出口中旅游超過了一半的比重，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偏低，這種過分依賴自然稟賦的出口結構是相當脆弱和低級的，必須努力進行優化、升級，不斷提高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

表3中國國際服務貿易出口結構的國際比較

附圖

資源來源：同表1。

以上分析的是出口結構，下面我們再考察進口結構。根據表4計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國家的商業進口占全世界商業進口的平均比重分別為6.6%、22.8%、70.6%，1998年這一指標分別為6.4%、16.8%、76.8%。結合表3數據，說明低、中收入國家的服務貿易總體處于逆差地位，而高收入國家的服務貿易長期處于順差地位。1998年中國商業進口占全世界商業進口的比重為2.2%，比出口高出0.4個百分點。從表中還可看出，低、中收入國家的運輸進口百分比遠遠超過高收入國家，而旅游與其他類服務進口百分比相對較低。中國服務貿易進口結構從目前看還比較均衡，但隨著中國加入WTO，服務貿易將逐步自由化，國際物流、金融、保險、計算機等服務的進口將大規模增加，原有結構將被打破，如不及時予以調整，整個服務貿易國際收支將會失衡。

表4中國國際服務貿易進口結構的國際比較

附圖

資源來源：同表1。

2.國際市場占有率有待提高

國際市場占有率是衡量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指標，它等于一國一種產品或服務的出口額與該產品或服務世界出口總額之比。根據世界銀行及《中國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計算，1990年中國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約為0.73%，1998年上升到1.8%，這樣的國際市場占有率是與中國整體的貿易地位不相稱的。即使我們自以為不錯的國際旅游業國際市場占有率也并不高，盡管自1980年以來該產業發展十分迅速，國際旅游收入由1980年的617百萬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2,602百萬美元，增加了19倍多；國際旅游收入占整個外貿出口的百分比也提高了2.5個百分點。然而直到1998年中國國際旅游業的國際市場占有率也才2.8%，而其他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國際份額更是微乎其微。

三、優化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結構、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思路與建議

1.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機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給能力

我們應把競爭策略建筑在高等要素的優勢上，從而為中國國際服務貿易構建國家競爭優勢打下基礎。中國目前缺乏一種科學、合理的高等要素的生成機制，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機構和領先學科等要素的培育與發展，存在盲目擴張、急于求成的誤區，對高等要素質量的檢測與監督機制也不健全。作為一種全球趨勢，國際服務貿易對擴大社會就業、增加收入成效顯著。從短期來看，加入WTO與國內社會經濟利益存在一些沖突，譬如社會就業問題。因此，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機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給能力，促進國際服務貿易的長足進展，對于中國社會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中國經濟規模和綜合國力日益提高，政府完全有能力也必須全力以赴地增加教育、科研投入，尤其是對高新技術項目的投入。同時還應建立和完善相互配套的科研評估與檢測機制，提高開發、研究質量，保證優秀成果盡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2.充分發揮政府的孵化、激勵作用，審慎建立國際服務貿易產業救濟和保護機制

政府對構建國家競爭優勢的作用除了體現在對科技進步的孵化上，還體現在對企業創造力的激勵上。國際服務貿易最發達的美國，其政府為了鼓勵服務出口，長期以來給予服務企業很多優惠，同時非常重視技術研究、開發與教育。服務貿易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國政府要加大對國際服務貿易企業尤其是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企業的政策傾斜與扶持力度，完善財政、信貸等優惠措施，輔之以積極的產業政策，努力提高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的整體國際競爭力。

另外，中國作為WTO成員已經承諾盡快實現相關服務貿易自由化，但目前中國在現代物流、金融、保險、計算機數據服務等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貿易方面勢單力薄，很難與外商抗衡，這對國內相關服務企業將造成直接沖擊。這種沖擊到底有多大，目前是較難預測的，不過，我們應該盡量多考慮困難，加快建立起國際服務貿易產業救濟和保護機制，做到有備無患。當務之急，中國政府要加快制定相關法律，同時要深入研究并合理運用WTO的“保障措施協議”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待遇條款，多方尋求法律、法規的支持，有理、有利、有節地保護中國弱勢服務行業。

3.穩步進行消費需求結構升級，提高服務消費比重

在信息社會，消費需求的導向效應更加強烈。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居民對一般商品消費的比重往往較低，而對高檔商品及商業服務的消費比重較高。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大幅提高，盡管中國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已降至50%以下，但中國居民對商業服務的消費需求還不是十分強勁，服務消費的比重偏低。任何國家產業競爭優勢的構建往往都以合理、高級的國內社會消費需求結構為基礎，如果一個國家的居民消費是以商品消費為主，服務消費比重過低，或服務消費的層次過低，那么該國的服務貿易根本就不可能形成國家競爭優勢。當今世界服務貿易強國的服務產業一般是首先在其國內形成競爭優勢，然后才逐步走向世界的。因此，入世后中國企業和政府應依托巨大的市場需求，努力引導居民優化消費需求結構，提高服務消費的比重，為中國服務貿易國家競爭優勢的構建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參考文獻】

[1]Porter,MichaelE.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M].NewYork:FreePress,1991.

[2]克里斯丁.格朗魯斯.服務企業的國際化戰略[J].南開管理評論，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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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自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高速發展，優勢互補明顯，貿易結構日趨多元化。貿易的飛速增長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惠，給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但貿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以來，中美貿易出現了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問題、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人民幣匯率、紡織品配額問題以及貿易發展不平衡問題等。例如，2002年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實施鋼鐵保障行動；2003年美國對華紡織品實施特別保障；2004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中國彩電和寢室木家具征收反傾銷稅，美國商務部還明令禁止美國進口中國購物袋，美國主要紡織品服裝協會和工會要求推遲取消紡織品配額。

二、中美貿易現狀原因分析

（一）美國的對華貿易限制制約了其比較優勢的發揮

在美國可以自由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美國卻對其國內企業向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這種貿易的不對稱無疑是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差異。在人們的收入水平很低時，人們的絕大多數支出都將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時的恩格爾系數非常高。而當收入水平比較高時，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還可以購買高端產品來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國一般是高技術高檔產品。顯然，不管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須購買的，這就導致美國會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由于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對美國生產的高端產品的需求卻非常低。這種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而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二）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

美國總統大選每四年舉行一次，自冷戰結束以來的歷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對華政策都是兩黨總統候選人相互攻擊的重要議題，這也是贏得選舉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紀90年代至今已經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共有三次，從這一時期的情況看，每逢大選臨近，兩黨總統候選人就會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各種問題顯示強硬立場，發表頗具貿易保護色彩的言論，這幾乎成為一種規律性的現象。

（三）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美國出口的下滑

美國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貿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出口貿易額的下滑，而不是進口貿易的激增。據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透露，在過去兩年中，美國制造業的出口貿易額減少了850億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軟。相反，中國對美國的進口卻在增加。

（四）中美兩國彼此對外直接投資（FDI）比例極不對稱

中美兩國間的巨額貿易順差，在很大程度上與兩國之間的接投資結構相關。美國近年來對華直接投資額均在40億～50億美元以上。美國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代替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中國吸引的美國直接投資又促進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國具有同美國同樣發達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直接在美國設廠，生產美國原本要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那么雙方的貿易差額將會大幅度下降，貿易摩擦的幾率也會隨之降低。因此，中國資本國際化程度應大大提升。

（五）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市場范圍狹小

現階段我國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條上的低端，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主要為勞動密集型和附加值較低的一些加工工業。由于缺乏技術含量和自主品牌，許多產品在消耗了大量資源出口后換回的只是少量的經濟利益，甚至還不斷地被指責為低價傾銷。我國向美國出口的商品主要為紡織品、服裝、鞋類等。這些價格競爭力較強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極易引起美國的警惕，導致我國出口產品遭遇種種限制。

（六）中國企業自身和政府部門一些做法也有不當之處

中國企業有“薄利多銷”的傳統，再加上中國長期對外貿企業進行出口補貼，導致不少外貿企業為完成出口指標對出口產品定價過低，因而經常被控傾銷。甚至還有企業為了換取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無利也要銷售，造成不規范的定價行為，結果為美國指責中國破壞公平競爭和公平貿易的準則提供了口實。另外，中國國內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阻礙了中國政府全面履行世貿組織協議的進程。

三、促進中美貿易的相關對策

（一）早日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

對中美雙方來說，“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它代表著美國對中國經濟性質的理解以及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成績的認可度。因此，中國應在政治層面上對美國等采取歧視性措施的主要成員施加壓力，使其早日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二）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完善市場經濟運作方式，使中國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從而縮小中國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差異。這種差異的縮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縮小美國對中國出口技術產品的控制范圍，使中美貿易實現平衡，從而使中美貿易在進出口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健康發展。

（三）改變中美兩國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由外貿拉動向內需拉動過渡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中美兩國經濟相互聯系、彼此依賴的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狀況，但這種依存是不對稱的。因此，從長遠發展戰略來看，我國應將宏觀調控的著眼點更多地放在擴大內需上。我國擁有13億人口，國內市場十分龐大，而且經濟發展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潛在的市場需求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在現階段，擴大內需應將滿足內需作為前提，滿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包括貧困群體的要求。

（四）建立完善的預警機制解決貿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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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能源對外貿易與產業結構的關系

（一）對外貿易與產業結構關系研究

產業結構和對外貿易的關系是相互作用并相互依存的，產業結構在優化過程之中，會受到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而這種反作用的影響能夠及時對產業結構的失衡情況進行彌補，并且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進程，從而促進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這種良性循環對國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并且對外貿易對產業結構的促進作用，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作用更為明顯，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以開放為主，因此發展中國家需要清楚地認清世界環境的壓力，從而對外部條件加以利用，讓國家的產業結構由原本的封閉體系，從而交叉在世界市場分工格局之中。在對國際環境所提供的機會進行及時把握，加強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在產業結構進行不斷升級的過程之中，加強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從而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戰略。

（二）我國的能源需求結構

經濟發展能夠對能源消耗造成重要影響，而我國的產業結構更為偏重于重工業，但我國的能源利用效率卻并沒有得到有效提升，從而造成環境問題嚴重，能源供給緊張。我國的能源需求結構和能源生產結構不平衡，能源生產地往往距離能源需求地較遠，而長距離、大規模的能源運輸，在加重能源負擔的同時，也引發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而對能源需求結構的調整需要先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加快對服務業的發展，我國的服務業就業人口所占總人口的比重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國的服務業仍具有較大的增長潛力。而能源需求結構的調整還需要以開源節流為主，通過對可再生能源和新興能源的利用，從而減輕能源需求結構不平衡的現象，加快我國經濟發展。

（三）能源協調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的必然性

能源供應環節上的缺口，使得能源更為緊張，而從能源消費的內部結構進行分析，重工業始終占據全國能源消費比重70%左右。而近些年來工業消耗能源的比重正在逐年提高，而隨著重化工業的不斷發展，重化工業也將擴大對能源的需求。我國的產業結構的發展方向是降低能效消耗強度，并且減輕污染強度。以我國目前的整體情況來看，雖然經濟增長方式仍處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階段。但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這種經濟增長模式也將得到優化，而重化工業減少對能源的需求將有利于能源協調發展。因此能源協調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具有必然性，二者在發展過程之中都會對重化工業造成影響，從而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和污染強度。

（四）能源經濟運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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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國的進出口總值達17606.9億美元，同比增長23.8%。其中，出口9690.8億美元，增長27.2%；進口7916.1億美元，增長20%，順差1774.7億美元，增長74%。伴隨經濟全球化以及國內市場國際化,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正在逐漸喪失,以低成本、低價格取勝的競爭優勢不僅不能幫助企業贏得競爭優勢,還有可能成為提高競爭力的障礙。所以我們要在新的形勢下重新審視貿易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對癥下藥”以期達到貿易增長方式轉變的目標。

1.目前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現狀

(1)相對于貨物貿易，我國的服務貿易比較落后。據WTO統計，2007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總額為7620億美元，占世界貨物貿易出口額的7.3%；而服務貿易出口額為810.2億美元，僅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的3.4%。同年，我國貨物貿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務貿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國服務貿易總是逆差，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逆差達97億美元，盡管2007年逆差額減少，仍為40.1億美元。

(2)出口產品結構仍不合理。目前，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現在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出現了快速增長。但我們也要看到，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還處于起步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顯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還遠未成為出口的主導產品，在技術含量較高的商品領域，我們仍然屬于凈進口國，我國對外貿易總體上仍然呈現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費品換取資本品的格局。

(3)從貿易主體結構來看，外貿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國出口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只體現在最終產品上，主要是生產環節上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而技術水平、研發能力、核心技術、產品品牌、營銷網絡還受制于外來的跨國公司。外商投資企業主導機電產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資企業的機電產品出口占我國全部機電產品出口總額的73.7%。2007年機電產品出口中一般貿易額723.1億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貿易出口2398.9億美元，外資企業占86.6%，主導了加工貿易中的機電產品出口。

2.對外貿易結構現狀的原因分析

(1)出口導向型外貿政策沒有適時調整，在亞洲“四小龍”成功運用“出口導向”政策實現經濟的巨大飛躍后，我國也采用這種外貿政策。不可否認，當時出口導向型政策對經濟增長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出口額的大幅增長，這個政策的弊端也逐漸顯現，“以量取勝，相互降價”是擴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亂等種種弊病暴露出來就不足為奇了。

(2)“比較優勢說”沒有動態運用由于勞動力成本低廉，勞動密集型產品是我國出口的主要產品。盡管目前機電產品和高科技產品在出口中已占相當大的比重，然而我國只是承擔了組裝、裝配的角色，這部分附加值低，其實質仍然是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動出口的增長。

(3)沒有及時調整引進外資政策，目前，外資已逐漸從合作、合資轉化為獨資、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獨資在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中所占比例為67.33%，大大超過中外合資的22.90%，況且相當一部分外資企業只是將生產環節放在中國。在這種形勢下，技術的溢出效應就要減弱，企業的管理水平得不到顯著提高，“以市場換技術”的目標不能實現3.從對外貿易結構與增長方式角度提出貿易發展的對策

(1)轉變發展觀念，加快結構調整轉型步伐。以“共贏”的理念營造良好的外貿經營環境。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需從單一考慮本國利益轉變為樹立一種“共贏”的觀念。要充分認識到，通過技術引進可縮短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通過進口可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推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出口結構調整；通過進口可為出口打開更廣闊的通道，創造更好的出口環境。在重視出口發展的同時，也要關注進口，優化進口結構，以實現出口的協調、可持續發展。貿易額不能再成為發展的唯一目標取向，提高產品競爭力，降低對資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應成為發展中更關注的方面。

(2)向知識密集與研發領域進行政策傾斜，集聚并提升知識產權優勢，發展知識產權戰略。比較優勢的局限就是“比較優勢陷阱”和二元經濟結構下的“貧困化增長”；競爭優勢涵蓋著國家、產業從高到低的多層次內容，要求極高，我們一時很難滿足邁克爾.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種新要素和兩種輔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產權優勢則可以以相對較小的局部性投入，獲得局部的、趕超型的、戰略性的優勢。

(3)優化貿易結構，完善貿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增加服務貿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就是要鼓勵那些附加值比較大，科技含量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費能源、資源的商品。逐漸轉變競爭手段，從“以價格取勝”轉變到“以質量取勝”；要提高銀行、金融、保險、電信、運輸等行業的服務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勵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貿易產品結構。2007年加工貿易在出口中的比重達53%，其在推動我國企業的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和增加就業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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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經濟學上分析

從經濟學上講，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國家經濟的增長。人民幣匯率從1994年至2005年7月21日，已近十多年沒有進行較大的調整，而這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2)國外經濟機構的評價。國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權威的國際機構和貿易伙伴一直就認為人民幣存在不同程度的價值低估。

(3)按照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外匯節余過多本身就表明外幣定價過高，本幣定價過低，本幣有升值壓力。

(4)與各國貨幣升值的比較。近十幾年來，世界各主要貨幣包括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沒有調整，即人民幣實際上也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大幅度貶值。

2.從國際政治上分析

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國際政治問題。有學者特別指出，一些西方國家頻頻呼吁人民幣升值，背后還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為了轉移國內對當局的指責，有的則是為了爭取國內制造業的選票。如西方國家簡單地將人民幣幣值水平與其本國制造業的衰退聯系在一起，試圖強迫人民幣升值。造成美國就業機會減少的因素不是中國，而是全球化競爭的無形之手。

金融霸權作為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的延伸，美國憑借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強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斷獲取霸權利潤，維護其“金融霸權國”地位。美國通過美元貶值，既能減輕其外債負擔，每次美元大幅貶值都能使美國債務減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產品的出口，還能轉嫁其各種經濟危機，成為其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反傾銷政策一起，構成了布什政府對華經貿政策調整的新內容。

二、剖析人民幣升值對貿易結構的總體影響

人民幣長期的升值過程必將改變國內資源配置的方向。過去在出口拉動型戰略下，國內非貿易部門的發展受到了壓制。在本幣低估的情況下，非貿易品部分間接的為貿易品部門提供補貼，貿易部門雖然得到了大力的發展，特別是加工貿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但總體來看，整體的貿易順差處于低水平擴張的狀況，大量產業資源流向了低附加值制造業，非貿易品部門的各類資源要素（包括勞動力）面臨著向底部競爭的惡性循環，國內消費需求無法有效啟動。

人民幣升值將降低進口產品價格使得原材料進口依賴性強的企業受益（前提是匯率升值能強過價格上升）。同時，人民幣升值也將提升出口產品價格，降低產品國際競爭力。從長期來看，由于企業的成本收益受到影響，其必然將隨之進行相應的發展戰略調整，進而將對中國對外貿易結構和國內產業結構產生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的產出定位將會逐漸轉向國內市場。對于資源和商業終端體系的占有將成為未來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領域。技術引進和設備升級將成為進口的重點目標。

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將逐漸成為出口的主導產業。產業上下游整合的力度將加強，增強行業進入壁壘、占領長期優勢資源（特別是稀缺資源）、強化戰略部署和提高議價能力將成為立足于長期發展企業的優先選擇。以下具體列舉匯率的變化對石油石化等行業的影響情況：

1.對石油石化的影響

匯率是一個影響石化行業盈利的主要外部因素。石化行業對進出口的依賴性比較強，特別是大宗原材料部分。匯率的變動直接構成對企業利潤的影響。由于不同子行業對進出口的依賴程度不同，因此，人民幣升值對不同子行業的影響也是有差異的。

從進出口的角度分析，匯率的升高必然會降低進口的門檻和增加出口的難度。對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我國主要是進口，例如合成橡膠和合成樹脂，而出口則主要集中在基礎化工原料，在這方面的優勢是資源，而不是技術。因此，匯率的升值必然更加強化附加值高產品的進口，導致國際產品對國內市場占有的加劇。同時，會更加壓榨資源類化工產品的利潤空間。

對原油開采業的影響。對于原油開采行業，目前我國進口依賴度比較大，從理論上講，如果人民幣升值1%，進口的原油價格用人民幣衡量就會相應降低1%。對國內原油開采業來說，售價也將下降1%，對開采業的影響是不利的。

對煉油行業的影響。對于煉油業，由于人民幣升值1%，則原油成本相當于下降1%。而成品油價格的定價機制是區間機制，售價不僅僅與國際定價有關，還與定價機制有關。因此，國內的成品油價格與成本并不聯動。

對大宗化工品的影響。對合成樹脂、合成橡膠和合成纖維為代表的中游產品來說，目前處于進口大于出口的格局。

對綜合類石化公司的影響。對于綜合類的石化公司來講，主要的原料供應來自國外，如原油，而自己的產品主要是滿足國內市場，所以匯率上升將獲得成本降低的好處，但自己的消費市場可能面臨國外低廉產品的沖擊。

總之，匯率將通過價格和市場競爭，對石化子行業產生不同的影響，需求將部分抵消價格波動和市場競爭加劇的影響。同時，匯率因素雖是影響因素，但并不是主導影響因素，如果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幅度在5%～10%之間，這樣的一個幅度不構成對石化行業的根本性影響。

2.對電力行業的影響

我國電力企業利用外資比例總體很小，部分電力企業利用的外債主要是美元和日元，且多屬于長期借款。根據我國現行財務會計制度，匯率變動產生的外幣折算差額直接計入當期損益，在償還期之前只影響其財務報表，并不影響其實際現金流。若人民幣步入升值通道，遭受巨額匯兌損失的電力行業業績將有較大改觀。

3.對信息家電業的影響

對于信息產業而言，大量進口配件的企業從人民幣升值受惠。比如筆記本制造業，國產筆記本雖然不是整機從國外進口，但是很多配件都是需要進口的，而這些配件的成本是占整體成本很大部分，所以必然帶動筆記本價格的下降。

4.對紡織行業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對紡織行業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視。據研究，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行業銷售利潤率下降2%～6%。如果人民幣升值5%～10%，行業利潤率下降10%～60%。特別是出口依存度較高的服裝行業受損較大。上市公司中的先進企業，因利潤率較高，導致成本中可貿易品占比下降，每百元受損的絕對額較大，但利潤率下降的幅度較小；加之議價能力較強，因此龍頭企業所受升值的負面影響小于全行業。但如果人民幣持續升值，企業議價能力下降，如果企業為非龍頭企業，議價將受人民幣升值較大影響，人民幣升值的邊際負效應會擴大。

三、人民幣升值趨勢條件下貿易結構調整的幾點設想

1.以競爭優勢為導向

中國所具有的靜態比較優勢主要在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這一優勢造就了中國作為低端產品的世界工廠地位。但是人民幣的升值趨勢愈來愈明顯，貿易條件持續惡化、貿易摩擦相繼增加等一系列問題越來越突出，加快產業結構升級與出口產品結構升級的要求日益迫切，為此，中國需要通過國內改革與發展，超越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約束，創造國際競爭優勢。創造國際競爭優勢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貿易結構導向的轉變，即以資源稟賦為導向轉向以國際市場需求為導向；另一方面是通過各種創新和交易效率的提高等途徑有效的進行由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轉化。比較優勢是競爭優勢的基礎，而競爭優勢是國際競爭中更具能動性的因素，比較優勢只有最終轉化為競爭優勢，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競爭力。目前中國國內企業和產業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的能力較差，中國不少企業和產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缺乏足夠的競爭優勢。為扭轉這種局面，適應人民幣升值和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需要，中國外貿發展戰略認比較優勢為導向轉向以競爭優勢為導向的軌道，實為必然的選擇。2.推進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提升對外貿易的競爭優勢

由于制度的形式和效率是有差異的，由此產生各國基于制度差異的競爭優勢，這實際上是另一種尚未被人們高度重視的特殊競爭優勢。在有利于競爭優勢持續提升的各種制度安排中，產權得到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確保障以及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正確實施是最有效的。因此應通過制度創新努力構建這樣一種環境：有關經濟主體對其貢獻性努力能盈利且可持續，經濟主體所從事的技術含量高、外部效應大、動態規模效應突出的產業能得到政府的適當保護與政策扶持。只有這樣，經濟主體才會有創新的激勵提升自己的競爭優勢，這不僅可以使經濟主體獲得創新利潤，而且可以使經濟主體從政府的戰略性貿易政策中獲得更多的超額利潤，同時也提升了我國的產業競爭優勢，從而推動中國貿易結構的升級。

科技創新在提升對外貿易競爭優勢中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技術創新不僅使創新國在國際貿易中不斷保持競爭優勢，而且還會使它們得到額外的利潤和更多的好處。

3.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推動貿易結構升級

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只會為技術密集型產業提供更好的盈利空間，而目前在中國9個高技術領域中，貿易競爭力較強的只有計算機與通信技術、生物技術兩個領域，其他7個領域的貿易競爭力指數為負數。因此，不斷提高高技術產業的比重，促進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推動貿易結構升級，無疑成為今后貿易的發展方向。

為了推進貿易結構升級，在進動中，應通過關稅的結構分布所形成的有效保護以增加高技術產品的競爭力，在出動中，應采用鼓勵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戰略性貿易政策，以提高高技術產品出口面臨的名義有效匯率和出口效益。

此外，在對外商逐步實施國民待遇的同時，仍使用一部分優惠政策，引導外資投向高技術領域，同時，增加對低技術產業投資的約束力度，以提高與貿易有關的外國直接投資活動的技術含量，推動貿易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

4.尋求外貿的可持續發展

在被低估的人民幣的貿易條件下，中國賤價賣給外國的商品不但耗用了中國的資源和人民的勞力，也嚴重損害了中國的環境。人民幣升值后，貿易發展的著眼點應置于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技術密集型綠色產業上。應把開發綠色食品、綠色紡織品和服裝、綠色中藥、綠色機電產品、綠色包裝等綠色產業和產品作為優化出口產業結構，提高出口檔次和競爭力、爭奪21世紀國際市場戰略制高點的重要舉措。進口貿易應積極鼓勵引進有利于環境的技術與設備。堅決禁止嚴重污染環境的產品包括危險廢物和國外淘汰的嚴重污染環境的技術和設備的進口，加強進口商品檢驗和檢疫力度，防止危害人民及動植物安全的產品進入中國市場，為此應建立中國的綠色壁壘體系，以維護國家基本安全，保護人民和動植物健康安全，保護生態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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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貿易網絡拓撲結構的群聚性

群聚系數的一般含義為對于存在kA條邊的頂點A，群聚系數表示為。在上述公式中，nA是A的kA個鄰邊的數量，若CA=0，則頂點A的鄰邊不存在連通情況；若CA=1，則頂點A的所有鄰邊都存在連通的情況，群聚性越高則說明頂點周邊的鄰邊連通性越好。通過計算得知，2003年至2013年國際貿易網絡快照C(k)和k存在一定的關系，在每個網絡快照中，C(k)的總體趨勢與k呈負相關，即C(k)隨著k的增加而不斷下降[4]。頂點度k能夠反映一個國家貿易聯系范圍的廣泛性，頂點度數低的國家通常為經濟發展規模相對較小的國家，因其受本國經濟規模的制約，只能在國與國之間的周邊區域內開展貿易關系，其國際貿易伙伴在區域上相對集中，貿易往來的機會也隨之增高；頂點度數高的國家通常為世界性的貿易強國，其貿易伙伴數量多且分布的范圍廣，然而這些貿易伙伴之間能夠直接開展貿易往來的概率較小。從網絡快照的對比中可以看出，2003年一部分國家的頂點度數很低，與周邊國家的貿易聯系相對較少，由網絡快照的頂點分布情況可知，2003年的國際貿易系統還未形成有序的結構；而在2013年的網絡快照中，各個頂點數分布得更為集中，表現出極強的統一性和一致性，這就意味著2013年世界各國在國際貿易格局中的地位與貿易分工更為明細，此時國際貿易網絡趨于協調、有序的方向發展。

3國際貿易網絡的拓撲結構度相關性

在一般情況下，頂點之間的有邊連接存在的情況往往由頂點類型決定，在復雜網絡中，根據頂點度的選擇性關聯，被稱作頂點的度相關性，并可以分為同類混合和非同類混合兩類。同類混合就是指度數高的頂點更傾向于和度數高的頂點相連接。非同類混合就是指度數高的頂點更傾向于與度數低的頂點相連接。本文將同類混合網絡度相關數值設置為正，非同類混合網絡度相關數值設置為負，結合國際貿易度相關數值的變化情況，度相關＜0則說明國際貿易網絡為非同類混合網絡，頂點度低的國家更傾向于與周邊中樞國家發展貿易關系，并形成以區域中樞國家為中心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諸如東盟、歐盟等。另外，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不能與其他地區斷絕經濟關系，在此基礎上，區域經濟大國成為連接各個地區貿易溝通的橋梁，因此，國際貿易網絡系統已經形成全球化經濟發展、區域經濟發展并存的局面，當度相關系數數值越低，這一趨勢也隨之加強。

4國際貿易網絡的拓撲結構的互惠性

在國際貿易網絡拓撲結構中，當中的貿易關系并非全部呈現雙向性特征，換言之，A國與B國存在貿易出口關系，但B國對A國不一定也存在貿易出口關系，因此，這就牽扯到了國際貿易網絡的互惠性。國際貿易網絡的互惠性，主要就是指貿易網絡中兩個國家之間存在雙向貿易關系的具體程度，互惠性是國際貿易網絡拓撲結構中的一個關鍵測量指標，其重要性不僅在于互惠性能夠對國際貿易網絡存在的威脅傳播機制與傳播速度產生相當重要的作用，還在于其能夠對世界各國國際貿易網絡參與程度進行全面的衡量。從2003～2013年各個年度國際貿易網絡互惠系數的變化可知，2003年的互惠系數為1.03，2013年的互惠系數為1.57。由此可見，國際貿易網絡的互惠性在逐漸增長，并不斷呈現上升趨勢，說明世界各國都存在雙向貿易關系，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互補性日益增強，使得更多的國家能夠建立本國的比較優勢，并積極投入到國際貿易分工的全球化貿易體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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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產品內貿易價值鏈國際分工模式

隨著國際經濟的發展，跨國公司經營活動不斷擴張，國際競爭已經由最初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歷經產業內競爭、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發展為產品內的競爭，這就導致國際分工模式由最初的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發展到現在的產品內分工，與此相應的是在國際貿易中，貿易模式也由產品貿易逐漸演化為產品內貿易模式。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直接投資的重要引進國，已經逐漸融入國際產品內貿易體系之中，并且這種貿易模式對我國的貿易余額和貿易結構優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利用國際分工模式和國際貿易模式的演變提升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進而實現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將有效的增強我國產品出口競爭力。

一、產品內貿易的內涵

產品內貿易是新的國際分工模式的產物，與過去主要以產品為基本對象的國際分工模式相比，當代國際分工最顯著的特點是，某個產品生產過程包含的不同工序和環節，被拆散后分配到不同國家去進行，形成以工序、環節為對象的分工體系。產品內貿易分工所研究的生產形式必須滿足以下三個特點：一是產品的生產必須經過一個或者多個工序；二是產品生產跨越國界，兩個或者多個國家為產品價值形成提供生產服務；三是至少一個國家在工序生產中運用了國外進口投入品，并且一部分生產出的最終產品或者中間產品需出口到別國。因此，產品內貿易模式研究的經濟現象實質是生產工序跨國式的空間分離以及由此產生的經濟效應，即生產鏈的全球鋪展對要素流動及其價格、生產和貿易模式以及各國及世界整體福利的影響。

二、進制、我國產品內貿易發展現狀

我國參與國際產品內貿易的主要形式為加工貿易，加工貿易企業通過進口中間產品，進行組裝、加工，將生產出來的產品用于出口，這些產品既可以是最終產品（消費品和資本品），也可以是用于下一環節的中間投入品。但由于我國目前處于生產價值鏈條的末端，主要通過進口中間投入品并加工裝配成最終產品（主要是消費品），然后出口最終產品，因此生產產品中最終產品占絕對比重。我國加工貿易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巨大的發展，30多年來，加工貿易進出口額從1981年的220億美元發展到2007年的12180億美元，從占出口總額的不足15%躍升到50%以上（見圖1）。這是得益于以下幾個因素：跨國公司通過直接投資在我國進行生產和經營布局；我國積極加快改革開放，致力于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在逐步降低；加工貿易的投入品進口多采取保稅措施，或出口時退還所征進口稅。

從總體上來看，我國產品內貿易增值率呈波動中上升的趨勢，這主要由兩方面的因素造成，其一是我國工資增長的幅度超過了進口投入品的價格上升幅度，導致原來一些需要進口的中間品大都開始在我國國內生產，減少了對進口投入品的進口；其二是在中國的價值鏈延長了，一些本來在國外的生產環節逐漸轉移到中國進行，尤其是一些技術、資金密集型的生產環節。

從參與國際產品內貿易的主體來看，在華的外資企業已然是我國參與國際產品內貿易的主體，而且參與程度正在逐年加深（見圖2a、圖2b）。由于外資企業擁有全球化的生產和貿易網絡，與內資企業相比，它們更容易充分利用中國對加工貿易的優惠措施，把中國作為其全球分工中的一個生產基地。雖然外資企業日益被搶占市場戰略所驅使，但把中國作為生產基地仍然是其重要目的。

從我國加工貿易的商品結構來看，隨著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加工貿易的商品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具體來說有以下趨勢：

傳統商品（紡織、服裝、皮革和制鞋）的比重逐年下降，機電產品的比重則逐年上升，到1999年，機電產品已經成為我國加工貿易中最重要的產品，進入21世紀后，我國加工貿易的商品結構繼續優化。到2007年，我國加工貿易出口機電產品7012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27.6％，高新技術產品出口3478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23.6%；進口機電產品4990億美元，高新技術產品2870億美元，分別比2006年增長16.7％和16%。而傳統勞動密集型商品中，服裝類加工貿易出口增長明顯減緩。

加工貿易的商品結構變化推動著整個貿易商品結構的優化（見圖3）。如圖3所示，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新技術產品占90％以上，而一般貿易只占8%以下。雖然我國在資本、技術密集產業中只參與了其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但從商品構成上看，加工貿易改善了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

根據本文的分析，我國參與國際產品內貿易分工的程度不斷提升，其表現是產品內貿易指數顯著提高，以及中間產品貿易快速發展。與此同時，產品內貿易也產生了諸多積極的經濟效應，具體表現為：貿易余額的增加；加工貿易增值率的提升以及貿易結構的優化。但是也要清楚的看到，組裝加工仍是我國參與國際產品內分工的主要方式，我國仍然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下游環節，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處于低端地位。根據全球價值鏈形成的一般規律，這種狀況是在國際直接投資中處于從屬地位的必然結果。

三、我國產品內貿易發展對策

首先，大力吸引外資，大力開展基礎設施特別是交通運輸設施的建設，以加工貿易為切入點，積極參與國際產品內分工，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優化。

在傳統分工格局下，產業結構的升級是最終產品意義上的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躍升；而在產品內分工的模式下，則深化為產品內部生產鏈條上的升級，同時也是價值鏈條上的攀升，而這種躍升在跨國公司的主導下比傳統的產業升級更為迅速。從我國當前產業內貿易的發展來看，雖然已經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我國仍然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下游環節。要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快速升級，必須把握當前我國加工貿易蓬勃發展的趨勢，并加以深化，在與跨國公司的合作中逐步融入其國際產業鏈條，從最初從事勞動密集型的組裝、加工環節，進而從事資本密集型的零部件、中間產品生產環節，最終從事資本技術密集型的貼牌生產、自由品牌生產環節，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快速升級。而從跨國公司的角度來講，出于逐利及對國際競爭的考量，跨國公司會逐步提高加工貿易的技術含量，并重視在東道國的技術研發和創新，這就為我國通過加工貿易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和機遇。

其次，實施“走出去”戰略，積極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促進我國在全球產品內分工價值鏈上的躍遷。

理論和實踐都已證明，在跨國公司主導的產品內分工的模式下，只有作為投資母國占據產品價值鏈的上游，才能獲得貿易的主導地位。雖然我國依據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體系，由于跨國公司的技術外溢和其他效應，的確會提升我國的產業結構，并逐漸獲得技術的升級和資本的積累。但是，投資母國同時也在進行更快的技術更新，在動態發展的價值鏈上，我國盡管獲得了一定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不斷在向上攀升，但仍然落后于投資母國，難以擺脫低端分工的地位，在全球價值鏈上處于下游，從事專業化的附加值較低的生產環節。要想擺脫這種局面，必須秉著“走出去”戰略。雖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資金、技術上處于劣勢，但是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我國已經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和生產技術，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條件，通過引進先進技術、加大科研、教育投入、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將產品的非核心環節轉移出去，專著于研發環節和核心生產環節，培養我國企業的技術優勢，形成技術積聚效應；通過將產品的不同生產環節分配到適合的國家，從而將不同國家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產品的競爭優勢，凝聚多國比較優勢為產品優勢，提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通過上述技術積聚效應和產品競爭效應，整合全球資源，從而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增加我國企業參與國際產品內分工的深度和廣度。

企業利用自身優勢積極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則是從根本上對價值鏈進行重構。這兩種方式對于提升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互補作用。上述兩點對策并不沖突，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并非排斥引進外資，與此相反，繼續引進外資以求更廣泛深入的參與到國際產品內分工體系中，是實現價值鏈攀升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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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去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超過14000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23.2%。其中，出口7620億美元，增長28.4%，實現貿易順差110.1億美元。目前，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繼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貿易國。平穩而且快速增長的出口貿易，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主要特點

1.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我國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但高技術產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開放后，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術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一直是拉動中國對外貿易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達7,129.6億美元，同比增長29.0％，占出口總額的93.6％，成為我國出口的主導產品。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為2,182.5億美元，同比增長31.8％，僅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的28.6％。據世貿組織（WTO）統計，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國和地區的產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達40％。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仍然是我國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國出口效益不高，這種低效益是由于我國出口大部分為加工貿易出口。近年來，加工貿易一直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貿易額為4,164.8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4.7％。我國出口規模的擴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術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產品的比重偏低，特別是機電產品出口額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3.從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來看，出口市場過于集中。2005年,我國前四位出口市場是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地區和日本，其總和達到了出口總值的67.6％。其中，美國占21.4%，歐盟占18.9%，中國香港地區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轉口貿易為主，其中又以轉口到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主，因此，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

4.從出口主體類型來看，私營企業上升較快，外資企業仍占主體。2005年，我國私營企業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總額14.7%；外資企業同比增加31.2%，占出口總額的58.3%。從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來看，外資企業占88%，部分行業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被外資企業所壟斷，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對外資企業的依賴程度相當高。

二、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問題

1.出口商品結構還是比較低級，沒有擺脫依靠低成本競爭的老路。雖然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高技術產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國工業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資源投入和低廉的價格優勢來擴大市場。這不但會導致能源浪費、環境破壞、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同時隨著我國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級的產品結構將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2.加工貿易仍以初級形式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的加工過程短，加工深度不高，產業關聯性偏低，產品附加值偏低。這表明，我國承擔的只是這種高技術產品增值鏈條中附加價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我國在高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體系中還處于較低層次。

3.出口市場過于集中，貿易風險較大。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地區。出口市場過于集中，將帶來東道國貿易失衡、加大國內就業壓力等問題，是引發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占主體，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發展空間。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技術進步，但主要是一般技術進步，而不是先進技術進步。外資企業壟斷核心技術，主導了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跨國企業到我國投資辦廠，主要是利用我國的成本優勢和巨大的市場，憑借著品牌優勢和技術優勢，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利潤和生存空間。

三、優化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對策

1.充分發揮我國的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助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乏問題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增強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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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mels,IshiiandYi(2001)經研究準確定義了垂直專業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并分析了垂直專業化貿易發展的原因,結果表明垂直專業化貿易分工的發展得益于世界貿易障礙(關稅壁壘和運輸成本)的消減。另外,Deardoff(1998)在研究垂直專業化分工的發生條件時認為,垂直專業化分工在各國的開展取決于專業化技術帶來的成本節約與額外資源使用成本之間的權衡。JonesandKierzkowski(2000)則認為,服務成本隨規模增大而減少,因此推動了垂直專業化的跨國分工。

從產品的垂直專業化生產過程來看,由于不同生產環節在不同的國家進行,對生產活動的協調和組織將會帶來額外的交易成本,比如中間產品的運輸、產品質量的控制等。同時,各國專業化生產帶來的好處能夠使得各個生產環節上的生產成本之和比原來的“一站式生產”的成本大大降低。事實上,也只有生產成本的節約超過額外增加的交易成本,垂直專業化貿易分工才有可能在各國開展。

自20世紀90年代以后,對垂直專業化的研究開始走向“專業化”和“規模化”。Arndt(1997)運用傳統貿易理論的框架進行分析發現,有關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使參與國福利降低的評價過于夸張。從發達國家的角度來看,將一部分生產環節外包給在這一環節上更具比較優勢的外國進行生產,由于專業化生產程度的加深,通過貿易分工將有可能獲得福利增進。他同時也認為,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對工人工資的影響有賴于發生垂直專業化的產業要素密集度與各國的要素稟賦的對比情況。

Arndt(1998)在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先進國家進行垂直專業化分工后對該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影響。Arndt認為,當先進國家采用了垂直專業化分工的技術,將原來國內生產的環節放在其他國家進行,先進國家的工資將會上漲,產業就業和產出都會有所增加,國家的整體福利都會得到改善,對于大國而言,福利改善的效果將更加明顯。

Deardoff對垂直專業化貿易的跨國生產分工進行了研究,認為:如果價格不變,垂直專業化分工將提高各貿易國的產出;如果價格發生變化,則由于垂直專業化分工帶來的貿易條件惡化將會降低其中一國的福利,而在受益國,某些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也可能遭受損失。另外,專業化分工對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影響取決于專業化分工的生產環節所使用的相對本國平均的要素密集程度。

JonesandKierzkowski(2000)綜合探討了關于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的多個問題,建立了一個比較全面的分析框架,并且將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的分析拓展到多個國家的情形。其中主要的結論為,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對一國福利的影響取決于該國專業化生產的產品密集度與該國要素密集度的對比。

HelgandTajoli(2003)考察了垂直產業化分工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分析其對相對勞動需求的影響方式。他們在對意大利和德國的制造業進行實證分析后發現,意大利制造業的技術密集度的提高與垂直產業化分工正相關,而德國的實證結果沒能支持之前的假設。

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垂直專業化貿易分工對產品原生產國的要素價格和福利的影響,得到的結論基本一致。但以上的研究基本是靜態研究,沒有考慮一國在專業化鏈條上的動態轉換。而且,大部分文獻都是從發達國家的角度來進行研究,分析對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性尚待探討和檢驗。

垂直專業化分工及其貿易所得

本文對發展中國家通過加工貿易參與產品垂直專業化分工對該國的影響進行簡要的分析。根據Ardnt(1998)的思路,在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框架下探討這一問題。初始的狀態如圖1所示,X0,Y0分別代表最終產品X和Y的單位價值等產量曲線,工資租金比為等成本曲線的斜率w/r。發展中國家工資較低,因此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X,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Y。我們假定由于垂直專業化分工的出現,發達國家出口的資本密集型產品Y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生產,如圖1中虛線OY1和OY2所示。在Y,Y1,Y2三種產品中,其中Y1是資本密集度最高的產品,而Y2的勞動密集度最高。產品Y的要素比例可以由中間產品Y1和Y2的要素比例向量相加得到,如圖1中OF為向量OG和OH的向量和。

考慮垂直專業化跨國分工的情況。如果由于某種原因(運輸或通信技術的發展,或者生產技術的進步,或者貿易壁壘的消減)使得垂直專業化的跨國分工成為可能,而且假定發展中國家的工資水平足夠低,使得發達國家寧愿放棄產品Y2的國內生產,讓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垂直專業化進行加工貿易。如果兩國均為小國,那么產品X和Y的相對價格外生給定。此時,生產過程的調整只會影響要素價格。發展中國家原來的Y生產部門將生產產品Y2,新的等產量曲線將處在點F和點H之間,如圖2Y′所示。

原來的要素相對價格w/r已經不再符合Y部門的生產成本,新的要素相對價格由與Y′和X0都相切的成本線(w/r)′確定。資本租金將會上升,各產業的資本-勞動比都將有所下降,如圖2中OY2′和OX′所示。資本租金的上升意味著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會得到提高。由于通過加工貿易參與了相對本國資本密集度更高的產品的生產,部分低效率的資本和勞動力從原來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中釋放出來,因而提高了整體的生產力,這一效應有些類似于資本節約型的技術進步。

(一)垂直專業化跨國分工的產出效應

本文假定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都滿足市場出清,要素稟賦將得到充分的利用。從圖3中可以看出,要素價格變動最終對產出的影響。圖中E點為要素稟賦點,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產出X0減少至X1,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產量則由Y0增加到了Y1。部分勞動力從X部門轉移至Y部門,導致X部門的產量下降;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力增加,產量隨之增長。在要素稟賦不變的情況下,由于部分要素資源的轉移,發展中國家開始生產原來需要完全進口的資本密集型產品,而原來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將減少。

(二)垂直專業化跨國分工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若該國為一大國,則由于本國市場上產品Y的產量增加和產品X產量的減少,進口產品Y的世界價格將會下降,而出口產品X的世界價格將會上升,因而貿易條件將會得到改善。這一貿易條件的改善將有可能促進出口X部門的擴張,而抑制進口Y部門的萎縮,使得要素價格發生相反的變化。但只要貿易條件改善的效應更大,則X的生產會下降,而Y的產量會增加。

(三)垂直專業化跨國分工對一國福利的影響

設初始的貿易條件為Pw,此時對應的消費無差異曲線為C0。由于通過加工貿易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可能性曲線沿著Y軸擴展,Y產品的最大產量由分工前的T′增加到T〞。若貿易條件不變,則新的消費無差異曲線處于C1,比原無差異曲線更高,因而國家福利得到改善。若是大國情形,則出口產品X的價格會上升,而進口產品Y的價格會下降,新的貿易條件為P1w,此時發展中國家在更高的無差異曲線C2上進行消費,福利得到了進一步的改善(如圖4所示)。

以上分析基于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框架,從理論上論證了通過加工貿易參與垂直化專業分工,特別是參與到相對本國資本密集度更高的產品的分工,對發展中國家的積極影響。當然本文的分析僅限于兩種要素的情況,這一結論也可以適用于技術、熟練勞動力等要素的情形。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加工貿易作為一種參與國際分工的手段,不僅要參與到資本密集型的產品分工中,還要參與到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分工中去。這一結論反映了加工貿易的結構升級是有益于一國的福利和發展的,加工貿易的結構應該得到優化和升級。

加工貿易的結構升級

本文建立模型說明加工貿易結構升級的貿易所得。模型包括兩個國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種要素:勞動力和資本。在初始狀態,由于發達國家還沒有采用垂直專業化分工的技術,因而根據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原理,各國專業化生產本國要素豐裕的產品。

從圖5中可以看到,在初始狀態下,發展中國家(H)專業化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設為X),等產量曲線H1與等成本曲線NN相切于點A,OA代表生產向量。發達國家(F)專業化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設為Y),等產量曲線F與等成本曲線MM相切于點C,OC代表此時的生產向量。當技術進步使得發達國家得以將原來的資本密集型產品C進行垂直專業化分工生產,比如可以將原來生產過程拆分為兩個環節,先生產資本密集型中間產品D,產品D再經過勞動密集型過程的加工或處理,最終生產出Y。圖5中這一垂直專業化分工表示為,生產向量OC可以通過向量OD和向量DC相加得到,即產品Y通過兩個生產過程OD和DC最終生產出來。若其中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的生產技術剛好可以為發展中國家所掌握,則由于較低的工資水平,生產過程DC將可能轉移至發展中國家進行生產。如圖5所示,向量DC平行于向量OA,兩變量的技術水平是一樣的。因而,發展國家H可以進口中間產品D生產出最終產品Y。原來發展中國家對產品Y的消費全部依賴于從發達國家的進口,而此時,由于生產過程的轉移,現在發展中國家只要進口中間產品D,通過自己的生產就可以滿足國內消費。發展中國家不僅生產可能性邊界可能會擴大,而且進口技術含量更高的產品所帶來的技術外溢也可能使得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生產力得到提高,因而改善國家的整體福利。

如果假設發展中國家由于進口產品的技術外溢,生產技術得到了改善。設新的生產技術可以用OB表示,則發展中國家H將運用生產技術OB生產相對產品A資本密集度更高的產品B,等產量曲線H2與等成本曲線NN切于B點。由圖5中所示,此時發展中國家H只要進口比產品D生產技術較低的產品E就可以在國內生產產品C。由于產品E的生產技術OE仍然高于本國的平均生產力,進口產品E仍然可以對發展中國家造成技術外溢。隨著發展中國家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發展中國家將可能趨向于生產較原來資本密集度更高的產品,發展中國家的生產也將轉向相對資本密集度較高的產品B所在的產業,進入更高資本密集度的生產環節,國家的福利可能在這一動態過程中獲得整體改善。

以下將粗略分析發展中國家由于垂直專業化分工的動態轉變所帶來的福利改變。假設X為勞動密集型產品,Y為資本密集型產品。初始狀態,發展中國家專業化生產相對資本密集度較低的生產環節。此時的生產可能性曲線為MM,貿易條件為T,發展中國家在Q1點生產,B1點消費。當發展中國家在生產鏈的分工階梯上有所上升時,生產環節的資本密集度較原來更高,同時由于技術的進步,生產可能性曲線擴展至NN。從圖6中可以看出這一擴展是偏向于資本密集型產品的。與之對應的國內生產點為Q2,無差異曲線為I2,假設貿易條件不變,發展中國家將在Q2點進行生產,而在B2點消費。顯然,無差異曲線I2要高于I1,國家福利得到改善。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垂直專業化分工的動態提升將可能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福利改善。

綜合圖5、圖6的分析,一國可以通過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獲得技術進步,提升一國在生產鏈條上所處的位置,進而改善一國的整體福利。其中的關鍵是通過參與分工獲益,促進垂直專業化的產業升級。

以上分析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加工貿易是我國參與到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的主要形式,我們應該積極有效地促進我國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以通過發展加工貿易來帶動我國貿易和經濟的發展。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有賴于技術進步,這就要求必須使加工貿易要增強加工貿易產業與當地產業的前后向聯系,帶動產業整體生產力的提高;要積極提業配套,加強加工貿易對當地的技術外溢效應。

我國在全球垂直專業化分工中的啟示

加工貿易是我國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的主要方式。目前加工貿易中相當大部分仍是服裝、紡織和機電零部件等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或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部分高技術、深加工產品往往也存在加工過程短、增值率不高等問題。境外加工貿易也是我國從事垂直專業化分工的一種方式,但其數量和規模極為有限,在對外貿易中占的比重很低。垂直專業化分工有逐漸擴大的趨勢,而加工貿易在整個國際貿易中的比重持續提高,并有可能成為未來國際貿易的主要形式。

近期內,按比較優勢積極參與以勞動密集生產環節為主的分工。加工貿易處于勞動密集生產環節正是我國靜態比較優勢的體現。從21世紀前十幾年來看,我國的廉價勞動力供給將繼續呈供過于求的態勢。另外,我國人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平均素質較低,因此,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雖然增值率比較低,但畢竟能吸納一部分人就業,增加一部分國民收入,國家也能得到稅收。所以,目前我國仍應大力發展勞動密集生產環節。

長期內,追求動態比較利益,提升分工層次和增值率。這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實現加工貿易商品的結構升級;二是實現從勞動密集生產環節向資本、技術密集生產環節的過渡。從我國目前情況看,加工貿易商品的結構升級發展較快,而從勞動密集生產環節向資本、技術密集生產環節的過渡較慢。因此要創造后天比較優勢,這種后天比較優勢來自于資本積累的加速、技術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它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加工貿易商品的結構升級和增值比率的提高。

積極發揮跨國公司對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促進作用。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垂直專業化分工鏈條中由勞動密集型環節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環節的升級轉換,表現在生產上,呈現出如下演進態勢:最終產品的加工、組裝—零部件的分包生產—中間產品的生產—國外品牌產品的生產—自創品牌的生產。在最初的加工、組裝階段,發展中國家利用勞動力比較優勢與跨國公司的技術、資金相結合,參與國際分工;隨著資金、技術優勢的逐步積累和關聯產業的形成,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產業鏈條中由零部件的生產和出口逐步向中間產品、整件產品的生產和出口演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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