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全球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加入WTO為我國提供了新的改革動力。加入WTO是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加入WTO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全面開放階段，逐步放開包括金融、保險、電訊、會計、咨詢、旅游等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我國加入WTO，目的是通過開放市場來解決經濟轉軌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開放倒逼改革是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新特點，以全面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大破除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以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從而在改革開放中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加入WTO，給我國經濟改革留下的時間和空間都十分有限。進入新世紀，改革更具緊迫性。加入WTO，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經濟轉軌的緊迫性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強烈，改革受到嚴格的時間限制。同時，改革又要面臨國內外的雙向壓力。既有國內壓力，又有國際壓力。前20年我們的改革雖然存在國際壓力，但是因為沒有加入WTO，一些規則的遵守帶有很大彈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懲罰。因此，改革的內容必須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從這個意義說，加入WTO是我國的第二次開放，第二次改革。

二、經濟全球化將促進經濟轉軌國家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的結構性重大變化。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我國應當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

我國按照WTO的規則參與經濟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產業結構、體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為此，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在于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在保持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抓住機遇，適時地實施和推進結構性改革，就能加快體制創新，從而為促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的較快發展提供真正動力。

結構性改革是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它強調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經濟調控規則的改變，主要目的是為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及規制環境。我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經濟體制轉軌正面臨著許多新的矛盾和挑戰：其一，我們采取的漸進式改革的方法在實踐中取得歷史性成就，同時改革中積累和遺留下來的深層次問題、結構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現出來，日益對改革進程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形成制約；其二，無論是在宏觀經濟層面或經濟運行層面，結構性調整和結構性改革交織在一起，結構調整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為結構調整注入新的動力與活力。這是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重要特點；其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快和我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從外部對我國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進程提出新的要求，帶來新的動力和壓力。

由于體制性的結構問題成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實行并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新形勢下改革的重要選擇。推進結構性改革，對我國“十五”時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對促進經濟的較快增長，對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都會產生重要的作用。應當說，20多年的改革實踐已為結構性改革創造了很好的基礎。在當前宏觀經濟和社會都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實施結構性改革的條件也是比較有利的。

推進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制度創新的關鍵所在。經濟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實質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逐漸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過程又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轉軌有機聯系在一起的整體。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就是面對新舊兩種體制的結構性矛盾，加快培育發展新體制因素，并逐漸形成新體制的合理結構，以充分發揮新體制結構的整體優勢和作用。因此，結構性改革階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聯系，又表現出這一階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強調體制創新在推動經濟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結構性改革不僅僅在于注重一項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視制度結構的合理性。因為任何一項制度都有其結構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為補充。制度的互補性及其合理結構是一項新制度充分發揮效應的基礎和前提。

——強調改革的配套性。由于體制的結構性特點，配套改革的結構性改革階段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結構性改革注重整體改革的配套性、系統性。我國現階段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國有企業要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農村改革要與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經濟體制改革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結構性改革既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時也要求與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結合。伴隨經濟改革產生的矛盾和問題，已超越了經濟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將成為一個大趨勢。

——強調法制化建設對推進改革的作用。以立法來保證體制創新的自覺性和目的性，同時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目標。沒有法治的體制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制就難以確定。保護已有的改革成果，規范未來的改革行為是結構性改革對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與產權保護（包括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制建設對結構性改革的成敗具有關鍵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約束政府行為是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和任務；三是加快與重大改革措施相關的法律制度建設，例如，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這對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十分重要。

經濟體制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本質上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因素不斷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轉變過程必然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結構有機結合、整體轉變的過程。順應效率和發展的要求逐步推進和實現這種結構性的調整和改革，對經濟轉軌國家來說最具實質意義。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適應于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推進結構性改革，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尋求出路，也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正在共同致力實現的目標。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和經濟體制轉軌國家，我國推進結構性改革既有與其他國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規律性。當前，我們既要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經濟結構矛盾，比如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但更要關注在我國經濟轉軌的特定時期，優化制度性結構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轉軌的特點，我國應當通過重大利益關系的調整，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標

實踐證明，經濟全球化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我國的經濟轉軌已把縮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議程。為此，要把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進行有效協調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并由此使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之間相適應。經濟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經濟利益關系的變革和重新調整，在此過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損。關鍵是經濟改革能夠兼顧利益相關各方，并通過相應的社會改革對利益受損者以及社會弱勢群體給予合理的補償和救助。伴隨改革開放的過程，我國原有的社會利益機制、利益格局以及相應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改革新階段，迫切需要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做出主動的、積極的調整。這已成為當前我國改革所面臨的突出矛盾。

以人

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最終的歸宿，將在新時期改革進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眾在改革過程中受益和得到實惠，是過去20多年我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我國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廣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隨著改革的逐漸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現實生活中與人民群眾利益相背離的現象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改革的預期，挫傷了人們理解、支持和參與改革進程的積極性。這突出地表現在各種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門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傾向突出，腐敗蔓延；伴隨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口增多，城市貧困人口增加；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并由此產生種種結構性矛盾和問題。

在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下，在不確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我們的改革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這是進一步推進改革，并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應當客觀地分析改革的基礎和條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動力。新時期推進結構性改革，需要格外強調廣大群眾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視廣大群眾擁護改革的程度和參與改革的熱情。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應當始終是改革的根本出發點。

市場經濟的優勢在于它在不同社會及文化中的差異性及適應性。在某種意義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人民市場經濟，是廣大人民群眾作為主要獲益者的市場經濟。因而它的根本優勢在于廣大人民群眾不斷獲取利益基礎上的廣泛參與。作為順利推進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保證，明確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增強改革的透明度，讓廣大群眾了解改革的進程和內容，并使他們中的多數在改革中獲益，過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們順利推進結構性改革應予堅持的重要原則。

篇2

加入WTO為我國提供了新的改革動力。加入WTO是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加入WTO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全面開放階段，逐步放開包括金融、保險、電訊、會計、咨詢、旅游等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我國加入WTO，目的是通過開放市場來解決經濟轉軌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開放倒逼改革是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新特點，以全面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大破除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以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從而在改革開放中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加入WTO，給我國經濟改革留下的時間和空間都十分有限。進入新世紀，改革更具緊迫性。加入WTO，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經濟轉軌的緊迫性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強烈，改革受到嚴格的時間限制。同時，改革又要面臨國內外的雙向壓力。既有國內壓力，又有國際壓力。前20年我們的改革雖然存在國際壓力，但是因為沒有加入WTO，一些規則的遵守帶有很大彈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懲罰。因此，改革的內容必須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從這個意義說，加入WTO是我國的第二次開放，第二次改革。

二、經濟全球化將促進經濟轉軌國家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的結構性重大變化。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我國應當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

我國按照WTO的規則參與經濟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產業結構、體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為此，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在于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在保持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抓住機遇，適時地實施和推進結構性改革，就能加快體制創新，從而為促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的較快發展提供真正動力。

結構性改革是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它強調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經濟調控規則的改變，主要目的是為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及規制環境。我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經濟體制轉軌正面臨著許多新的矛盾和挑戰：其一，我們采取的漸進式改革的方法在實踐中取得歷史性成就，同時改革中積累和遺留下來的深層次問題、結構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現出來，日益對改革進程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形成制約；其二，無論是在宏觀經濟層面或經濟運行層面，結構性調整和結構性改革交織在一起，結構調整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為結構調整注入新的動力與活力。這是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重要特點；其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快和我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從外部對我國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進程提出新的要求，帶來新的動力和壓力。

由于體制性的結構問題成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實行并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新形勢下改革的重要選擇。推進結構性改革，對我國“十五”時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對促進經濟的較快增長，對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都會產生重要的作用。應當說，20多年的改革實踐已為結構性改革創造了很好的基礎。在當前宏觀經濟和社會都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實施結構性改革的條件也是比較有利的。

推進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制度創新的關鍵所在。經濟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實質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逐漸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過程又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轉軌有機聯系在一起的整體。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就是面對新舊兩種體制的結構性矛盾，加快培育發展新體制因素，并逐漸形成新體制的合理結構，以充分發揮新體制結構的整體優勢和作用。因此，結構性改革階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聯系，又表現出這一階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強調體制創新在推動經濟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結構性改革不僅僅在于注重一項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視制度結構的合理性。因為任何一項制度都有其結構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為補充。制度的互補性及其合理結構是一項新制度充分發揮效應的基礎和前提。

——強調改革的配套性。由于體制的結構性特點，配套改革的結構性改革階段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結構性改革注重整體改革的配套性、系統性。我國現階段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國有企業要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農村改革要與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經濟體制改革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結構性改革既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時也要求與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結合。伴隨經濟改革產生的矛盾和問題，已超越了經濟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將成為一個大趨勢。

——強調法制化建設對推進改革的作用。以立法來保證體制創新的自覺性和目的性，同時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目標。沒有法治的體制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制就難以確定。保護已有的改革成果，規范未來的改革行為是結構性改革對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與產權保護（包括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制建設對結構性改革的成敗具有關鍵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約束政（論文庫）府行為是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和任務；三是加快與重大改革措施相關的法律制度建設，例如，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這對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十分重要。

經濟體制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本質上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因素不斷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轉變過程必然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結構有機結合、整體轉變的過程。順應效率和發展的要求逐步推進和實現這種結構性的調整和改革，對經濟轉軌國家來說最具實質意義。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適應于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推進結構性改革，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尋求出路，也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正在共同致力實現的目標。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和經濟體制轉軌國家，我國推進結構性改革既有與其他國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規律性。當前，我們既要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經濟結構矛盾，比如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但更要關注在我國經濟轉軌的特定時期，優化制度性結構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轉軌的特點，我國應當通過重大利益關系的調整，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標

實踐證明，經濟全球化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我國的經濟轉軌已把縮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議程。為此，要把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進行有效協調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并由此使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之間相適應。經濟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經濟利益關系的變革和重新調整，在此過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損。關鍵是經濟改革能夠兼顧利益相關各方，并通過相應的社會改革對利益受損者以及社會弱勢群體給予合理的補償和救助。伴隨改革開放的過程，我國原有的社會利益機制、利益格局以及相應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改革新階段，迫切需要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做出主動的、積極的調整。這已成為當前我國改革所面臨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最終的歸宿，將在新時期改革進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眾在改革過程中受益和得到實惠，是過去20多年我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我國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廣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隨著改革的逐漸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現實生活中與人民群眾利益相背離的現象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改革的預期，挫傷了人們理解、支持和參與改革進程的積極性。這突出地表現在各種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論文庫）府部門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傾向突出，腐敗蔓延；伴隨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口增多，城市貧困人口增加；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并由此產生種種結構性矛盾和問題。

在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下，在不確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我們的改革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這是進一步推進改革，并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應當客觀地分析改革的基礎和條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動力。新時期推進結構性改革，需要格外強調廣大群眾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視廣大群眾擁護改革的程度和參與改革的熱情。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應當始終是改革的根本出發點。

市場經濟的優勢在于它在不同社會及文化中的差異性及適應性。在某種意義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人民市場經濟，是廣大人民群眾作為主要獲益者的市場經濟。因而它的根本優勢在于廣大人民群眾不斷獲取利益基礎上的廣泛參與。作為順利推進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保證，明確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增強改革的透明度，讓廣大群眾了解改革的進程和內容，并使他們中的多數在改革中獲益，過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們順利推進結構性改革應予堅持的重要原則。

篇3

1.國際貿易爭端領域的新特點

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最容易發生國際貿易爭端的領域為貨物貿易領域，但是在上世紀80年代之后，爭端領域發生了變化，由單一的貿易領域擴展到服務貿易領域、知識產權領域、投資領域。服務貿易領域之所以會得到快速的發展，是因為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服務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專業化分工的程度越來越深，由此促進了服務貿易的發展，所以服務貿易領域的爭端就逐漸的多了起來。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交易不再是單純的貨物，非貨物也變為交易的對象，由此爭端就擴展到了知識產權領域。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逐漸增強，促進了間接投資和直接投資的發展。基于此，國際貿易爭端的領域發生了新的變化，體現出了新的特點。

2.國際貿易爭端內容的新特點

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爭端的內容主要是削減關稅壁壘，而在經濟全球化之后，爭端的內容變為拆除非關稅壁壘。國際貿易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平穩發展的影響，一直呈現出貿易自由化，因此爭端就主要集中于關稅壁壘上。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在國際貿易中，出現了非經貿領域的問題，使得國際貿易爭端的內容呈現了新的特點。

3.國際貿易爭端主體的新特點

在過去，發生國際貿易爭端的主體多為發達國家，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壯大，在爭端主體中，出現了大量的發展中國家。一般來說，貿易主體之間的貿易量越多，那么發生爭端的頻率越大，反之則頻率越小。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國際貿易，因此發生爭端之后，解決爭端的規則也是由發達國家來決定，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其經濟實力得到了大大地提高，在國際貿易中逐漸出現了發展中國家的身影，當發生國際貿易爭端時，發展中國家會利用已有的爭端機制來保護自身的合理利益。由于主體的變化，導致國際貿易的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

4.國際貿易爭端原因的新特點

各國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濟水平各不相同，這種差異性導致在國際貿易中會會發生爭端。以農業為例，美國和歐盟的農業都比較發達，但是美國的農業發展水平要高于歐盟，在美國與歐盟爭奪世界農產品市場時，歐盟為了取得爭奪的勝利，就制定了一系列出口補貼政策，這樣一來，美國與歐盟之間就發生了爭端。除了經濟水平的差異之外，各國之間的政策、國內法、國際法之間都存在著差異性，在國際貿易中都會形成爭端。

二、WTO解決爭端機制的完善

1.引進“否定協商一致”原則

在解決爭端的過程中，會遇到程序性或者實體性方面的問題，對于這類問題的解決辦法，如果出席會議的成員國沒有一致的反對，那么該問題的決定予以通過。這樣一來，爭端解決得到了有效的保證，不會因一方的阻止而終止或者拖延。

2.建立統一的爭端解決程序，設立專門的爭端解決機構

在關貿總協定中，國際貿易爭端解決由理事會負責，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后，對這種狀態做出了改變，爭端解決不在由理事會負責，而是設立了專門的解決機構———DSB。爭端解決的規則及程序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規定，DSB負責執行，另外，在協定中磋商和爭端解決條款也由DSB來負責。

3.引入自動程序

國際貿易爭端解決由多個階段組成，各個階段都有具體的工作時限，這在諒解及附件中做出了明確的固定，如果在規定的時間內，未磋商出結果或者不理會磋商，那么在進行第二次爭端解決申訴時，就會自動成立有關的專家組。專家組成立之后，會向DSB提出報告，DSB要在60日內通過該報告，這樣的規定是為了阻止其中一方當事人有意上訴。報告通過之后，如果沒有“否定一致同意”的情況，那么就會引入自動程序。通過自動程序，減少了人為因素的干預，進而促使爭端得到有效的解決。

4.引入交叉報復

對于中止和減讓的問題，專家組在進行審理時，要與專家組處于相同的部門中，然而，在同一個部門中，中止和減讓比較難以實現，因此，當事人就會用其他的辦法將另一有關協議項下的減讓中止，這就是交叉報復。通過這個做法的引入，可以更好地執行裁決結果。

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國際貿易爭端的應對對策

1.中國要積極地加入國際貿易中

近年來，國際貿易爭端的數量急劇增加，并且情況變得越來越復雜，我國加入國際貿易后，會產生一定的風險，但是我國不能因此就拒絕加入，反而要積極地加入到國際貿易中。對外開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為了提高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我國的實力，就需要大力推行對外開放，加強與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科技、文化的合作與交流，并積極地吸收先進的東西。不過，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切忌盲目樂觀，要對國際貿易爭端有一個清晰地認識。

2.加強與發展中國家、亞洲國家的合作

實際上，國際貿易爭端的本質為利益之爭，因此，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達成協作、協同利益。我國也屬于發展中國家，在與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展國際貿易時，由于分工定位趨同導致爭端的發生，對于這類型的國際貿易爭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實行產業升級，或者進行地區間的合作，進而有效的減少爭端。

3.發揮行業協會在避免和解決爭端中的作用

所謂行業協會，是指一種特殊的中介組織，介于政府和企業之間，屬于民間組織，WTO規則無法直接管轄行業協會。在解決國際貿易爭端時，行業協會可以直接或間接代表會員企業參與其中，利用其自身的優勢促進爭端解決。

4.完善我國的產業救濟體系

在WTO中倡導貿易自由，但這并不能說明其一概排斥貿易保護，在法律框架中，設定了許多的例外，主要目的在于允許成員國實施國內產業救濟。有些國家為了在國際貿易競爭中勝出，會采取不恰當的傾銷、補貼措施等，通過法律框架中例外條例，成員國就可以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措施等。完善的產業救濟體系，可以保證我國的國際貿易，并形成公平競爭的環境。

5.培養國際貿易人才

作為國際貿易人才，不僅需要懂得相關的國際貿易知識，還需要掌握國際貿易法律法規、規則，同時還要精通外語，通過國際貿易人才，可以促進國際貿易的順利進行。我國應建立嚴格的國際貿易人才上崗制度，避免非專業人士上崗，讓其在國際貿易中發揮成分發揮自身的技能。

篇4

(二)文化旅游資源開發不成熟旅游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密不可分,文化與旅游的融合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文化產業是一種抽象形式,需要利用旅游產業為載體來表現。貴州省旅游資源豐富,但旅游資源分散且整合開發難度大,并且宣傳力度不夠廣泛,很多人對貴州的認識停留在很片面的層次上。另外,貴州省旅游產業大部分是依托自然景觀資源,旅游產品大都只是對自然資源的初級加工,復合性差,業態品種單一,基礎配套設施不夠完善,總體發展不成熟,導致文化創意產業的探索發展路徑比較模糊。

(三)全省整體文化發展不均衡,項目層次低貴州省文化以省會貴陽市為中心向四周各縣、市輻射,并呈衰退減弱勢。各地區經濟文化發展極為不平衡。省內目前已有一批省文化產業示范基地,但是缺乏高端、大型、創新的項目支撐,并且大部分已有項目屬于外層面,核心特色性較弱。省內比較有代表性的文化產業園區例如多彩貴州城、貴州水田國際旅游文化創意產業園、仁懷名酒文化產業園等正在建設中,項目未來影響力與成效性不可預期。

(四)文化產業管理體系不完善貴州省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在貴州經濟欠發達,文化基礎設施薄弱,體制不夠完善的基礎上形成良好的文化市場,需要政府完善融資體系,給予文化產業政策性支持,鼓勵更多的文化企業入駐貴州,引進先進技術充分發揮利用貴州省先天資源優勢。另外,文化產業管理體系不夠完善,涉及的相關部門職能界定不清,管理效率低,導致資源的不合理和無序的開發利用。

二、發展建議和對策

(一)有效合理地開發文化旅游資源貴州省總體地勢不平,旅游自然資源雖豐富但開發難度大,由于經濟政策等原因許多自然資源并未充分挖掘。另外,已開發的部分資源存在開發定位不明確,旅游產品單一等問題。建議由政府主導合理有效開發自然資源,通過精確論證及規劃后再開發,避免自然資源的浪費。

(二)利用品牌效應和現代傳播方式有效宣傳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的結合是貴州省目前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必然趨勢,而如何有效地宣傳貴州省特色文化是貴州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關鍵。結合國內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成功案例,比如迪士尼樂園,通過塑造一系列卡通形象,捧紅了米奇,維尼熊等卡通明星。吸取經驗,可以通過塑造貴州民族文化形象,借用“多彩貴州風”等品牌力量帶動,結合現代傳播方式,以動畫片敘述或其他形式,對貴州省民族特色進行宣傳。同時開發相應的文化旅游產品吸引游客消費,并將貴州文化傳播出去,以旅游產業為載體彰顯貴州民族文化特色。

(三)將傳統文化產品與創意產品有效結合貴州省的文化產品大部分停留在對文化旅游資源的初級加工層面上,缺乏創新性和復合性。建議由政府主導充分整合資源,融入創意元素,利用現代先進技術等方式對文化產品進行升級。發展民族產業,以民族活動為突破點,開展各類民族展覽會,結合貴州傳統特色產品和文化,開發符合時代潮流的創意產品,吸引資金和人氣,帶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四)健全體制,營造良好的文化產業市場環境良好的體制是文化創意市場順暢運作的保證,貴州省應拓寬文化產業融資渠道,完善文化產業的管理體制。推行一定的扶持政策,為各類文化創意項目和文化相關企業提供發展的平臺和機會,促進文化創意產業與其他產業的相互流動;規范相關部門,明確管理職權,提高管理效率。政府計劃與市場控制共同作用,調節經濟和監管市場,營造良好的文化產業市場環境。

篇5

全球化以其廣泛性，接近經濟一體化的理想狀態，但恰恰由于全球化這種一體化方式涉及范圍太廣，各個國家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水平差異性使各國對一體化的基本考慮往往難以形成共識，無法實現生產要素在全世界范圍內的自由流動。而區域化以其多樣性蓬勃發展，卓有成效地推動經濟一體化在局部地區的發展。

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全部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了以比較優勢基礎的國際格局是當代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和必然趨勢。比較利益的普遍存在，是傳統國際貿易的基礎，也是后興起的跨國投資的基礎。

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影響

1、推動了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進程，并為世界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物質技術基礎。

全球化和區域化都從不同領域和范圍推動了上一世紀已經興起的科技革命進程、全球范圍的電子信息技術應用和區域安排內的科技開發分工。具體表現有三個方面，一是信息技術產業在世界高新技術發展中已成為關鍵；二是全球化和區域化安排實現了高新技術從發達國家向全世界的擴散和轉移；三是以信息技術、生命科學和材料科學為主的新技術將逐步與傳統工農業結合，形成新的產業增長周期。

2、全球和地區的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發生變化。

全球化和區域化在相關領域引起了革命性變化，實現了產業的重組，并購企業跨越國界、洲界和產業界限，各種虛擬的經濟形式如雨后春筍，使經濟的二元特性具有了新的涵義，以萬億美元計數的虛擬經濟使機械化大工業變得如此渺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從GATT到WTO，從APEC清邁宣言的相互貨幣支持到歐元啟動，世界已經創造出了130多種全球性和區域性的經濟一體化方式。全球化和區域化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正在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的產業結構和經濟運行結構。

3、對世界經濟秩序產生深刻的影響。

各國、各地區間經濟存在巨大差異的現實狀況使全球化的進程只能是次優安排附加一系列例外。區域化方式雖然基本上解決了體制內的最優安排，但由于它嚴格的排它特征，使之與非成員之間又形成了新的貿易與投資壁壘。但從總體上和發展進程上，經濟區域化恰恰是經濟全球化的階段性補充，而且在結果上，區域化最終將促進全球化，已有的區域化實踐已經證明，區域化關稅壁壘與非關稅壁壘的逐步消除，擴大了成員間的貿易，其進一步的結果是隨著相互間市場的開放，資本、技術、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實現了利潤最大化和最優效率，促進了經濟增長。而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的持續增長，必然增加對區域外產品和生產的需求，到這時，區域內經濟就需要跨越區域界限與區域外經濟交流，或者是擴大區域化的范圍以實現經濟進一步發展。

隨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發展而進一步發展國際貿易的規模、數量將在區域內和全球范圍內同時增長.由于生產的跨國特征與全球經營，使全球經濟增長和區域經濟增長將更大面程度地依賴于貿易。

貿易與投資相互促進，二者又與全球化和區域化相互促進。為追求貿易與投資便利化，出現了各種區域化與全球化方式，區域化與全球化的不斷發展為貿易與投資提供了相對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秩序，從而進一步推動了貿易與投資的發展。隨著全球化與區域化的不斷完善，貿易與投資的相互促進將表現得更為充分。

區域化和全球化要求金融自由化，也將導致金融風險加劇。為滿足和適應生產與貿易一體化發展的要求，各國普遍在金融領域逐步放松管制，開放市場。金融自由化進一步加速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隨著經濟金融化的不斷演進，國際金融市場規模不斷擴大，金融活動為生產與貿易帶來便利的同時，國際金融的風險也同步增長。相對于軟弱無力的國際金融監管，如果國際金融體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進展，金融危機再次發生極有可能。

區域化通過區內優惠安排實現了區內較為充分的合作，但卻造成區域之間的激烈競爭，競爭不僅表現在生產領域和市場范圍，而且還表現在優惠安排的攀比與競賽，這最終必然導致區域組織間差別的縮小，競爭的結果使其中一些組織消亡，而另一些組織則在不斷壯大，作為一個自發的過程而更接近全球化。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多次磋商，烏拉圭回合、GATT向WTO的轉變，雖然有種種不盡人意之處，但還是完成了向一攬子貿易自由化的過渡，這構成了本世紀全球化進程的堅定基礎。

經濟的不均衡性將會隨著全球化與區域化的發展而更加突出。在全球化與區域化中發揮核心作用的發達國家及其跨國企業，以其明顯的競爭優勢，通過資源配置和生產要素重組，將獲得越來越多的利潤和超額利潤，由于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及新技術革命的深化，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進一步強化和完善生產國際化，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的戰略選擇與回旋余地極為有限。并且，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未能在經濟全球化中獲益，不平等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體制則進一步加大了南北差距，世界經濟的不均衡性將更加突出。

應對之策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以其深刻的影響作用于各國經濟，那麼，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該如何作為，是必須考慮的問題。

首先，應積極參加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進一步提高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包括貿易依存度和投資開放度，提高參與國際分工的能力，為微觀經濟主體進入國際市場創造宏觀環境。

其次，推進我國經濟法制改革，促進市場機制的完善，盡快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管理體系。

第三，努力提高企業的經營能力，降低生產成本，改進技術和管理，擴大產品和服務的市場進入能力和占有份額。

第四，建立風險防范意識和機制。全球化和區域化進程，使各成員的管理機制和發展模式都受到挑戰，面對較為頻繁的外部制度的影響，內部制度沖突的機率與風險不斷加大，存在著管理環境和經營環境的不確定性，這在短時期內是必然的，要注意形勢研究及時提出對策。

篇6

加入WTO為我國提供了新的改革動力。加入WTO是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加入WTO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全面開放階段，逐步放開包括金融、保險、電訊、會計、咨詢、旅游等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我國加入WTO，目的是通過開放市場來解決經濟轉軌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開放倒逼改革是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新特點，以全面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大破除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以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從而在改革開放中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加入WTO，給我國經濟改革留下的時間和空間都十分有限。進入新世紀，改革更具緊迫性。加入WTO，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經濟轉軌的緊迫性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強烈，改革受到嚴格的時間限制。同時，改革又要面臨國內外的雙向壓力。既有國內壓力，又有國際壓力。前20年我們的改革雖然存在國際壓力，但是因為沒有加入WTO，一些規則的遵守帶有很大彈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懲罰。因此，改革的內容必須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從這個意義說，加入WTO是我國的第二次開放，第二次改革。

二、經濟全球化將促進經濟轉軌國家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的結構性重大變化。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我國應當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

我國按照WTO的規則參與經濟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產業結構、體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為此，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在于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在保持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抓住機遇，適時地實施和推進結構性改革，就能加快體制創新，從而為促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的較快發展提供真正動力。

結構性改革是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它強調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經濟調控規則的改變，主要目的是為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及規制環境。我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經濟體制轉軌正面臨著許多新的矛盾和挑戰：其一，我們采取的漸進式改革的方法在實踐中取得歷史性成就，同時改革中積累和遺留下來的深層次問題、結構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現出來，日益對改革進程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形成制約；其二，無論是在宏觀經濟層面或經濟運行層面，結構性調整和結構性改革交織在一起，結構調整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為結構調整注入新的動力與活力。這是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重要特點；其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快和我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從外部對我國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進程提出新的要求，帶來新的動力和壓力。

由于體制性的結構問題成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實行并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新形勢下改革的重要選擇。推進結構性改革，對我國“十五”時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對促進經濟的較快增長，對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都會產生重要的作用。應當說，20多年的改革實踐已為結構性改革創造了很好的基礎。在當前宏觀經濟和社會都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實施結構性改革的條件也是比較有利的。

推進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制度創新的關鍵所在。經濟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實質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逐漸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過程又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轉軌有機聯系在一起的整體。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就是面對新舊兩種體制的結構性矛盾，加快培育發展新體制因素，并逐漸形成新體制的合理結構，以充分發揮新體制結構的整體優勢和作用。因此，結構性改革階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聯系，又表現出這一階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強調體制創新在推動經濟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結構性改革不僅僅在于注重一項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視制度結構的合理性。因為任何一項制度都有其結構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為補充。制度的互補性及其合理結構是一項新制度充分發揮效應的基礎和前提。

——強調改革的配套性。由于體制的結構性特點，配套改革的結構性改革階段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結構性改革注重整體改革的配套性、系統性。我國現階段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國有企業要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農村改革要與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經濟體制改革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結構性改革既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時也要求與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結合。伴隨經濟改革產生的矛盾和問題，已超越了經濟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將成為一個大趨勢。

——強調法制化建設對推進改革的作用。以立法來保證體制創新的自覺性和目的性，同時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目標。沒有法治的體制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制就難以確定。保護已有的改革成果，規范未來的改革行為是結構性改革對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與產權保護（包括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制建設對結構性改革的成敗具有關鍵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約束政府行為是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和任務；三是加快與重大改革措施相關的法律制度建設，例如，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這對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十分重要。

經濟體制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本質上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因素不斷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轉變過程必然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結構有機結合、整體轉變的過程。順應效率和發展的要求逐步推進和實現這種結構性的調整和改革，對經濟轉軌國家來說最具實質意義。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適應于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推進結構性改革，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尋求出路，也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正在共同致力實現的目標。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和經濟體制轉軌國家，我國推進結構性改革既有與其他國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規律性。當前，我們既要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經濟結構矛盾，比如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但更要關注在我國經濟轉軌的特定時期，優化制度性結構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轉軌的特點，我國應當通過重大利益關系的調整，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標

實踐證明，經濟全球化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我國的經濟轉軌已把縮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議程。為此，要把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進行有效協調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并由此使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之間相適應。經濟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經濟利益關系的變革和重新調整，在此過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損。關鍵是經濟改革能夠兼顧利益相關各方，并通過相應的社會改革對利益受損者以及社會弱勢群體給予合理的補償和救助。伴隨改革開放的過程，我國原有的社會利益機制、利益格局以及相應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改革新階段，迫切需要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做出主動的、積極的調整。這已成為當前我國改革所面臨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最終的歸宿，將在新時期改革進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眾在改革過程中受益和得到實惠，是過去20多年我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我國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廣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隨著改革的逐漸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現實生活中與人民群眾利益相背離的現象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改革的預期，挫傷了人們理解、支持和參與改革進程的積極性。這突出地表現在各種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門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傾向突出，腐敗蔓延；伴隨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口增多，城市貧困人口增加；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并由此產生種種結構性矛盾和問題。

在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下，在不確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我們的改革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這是進一步推進改革，并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應當客觀地分析改革的基礎和條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動力。新時期推進結構性改革，需要格外強調廣大群眾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視廣大群眾擁護改革的程度和參與改革的熱情。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應當始終是改革的根本出發點。

市場經濟的優勢在于它在不同社會及文化中的差異性及適應性。在某種意義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人民市場經濟，是廣大人民群眾作為主要獲益者的市場經濟。因而它的根本優勢在于廣大人民群眾不斷獲取利益基礎上的廣泛參與。作為順利推進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保證，明確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增強改革的透明度，讓廣大群眾了解改革的進程和內容，并使他們中的多數在改革中獲益，過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們順利推進結構性改革應予堅持的重要原則。

篇7

從世界范圍來看，150多年前，現代保險監管模式誕生便選擇了嚴格的保險監管模式，并一直朝著正向強化的方向發展。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西方保險監管出現了改革勢頭，逐步放松了對保險業的管制，其保險監管模式逐步由嚴格向寬松轉化，主要表現為集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監管于一體，成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部門，使保險監管受益于銀行、證券監管的技術和信息優勢；放寬對保險資金投資領域的管制，支持保險企業上市和兼并，推動金融混業經營；放松對保險條款、費率的管制，以保險人的償付能力監管為核心；集保險業的監管與服務于一體。

西方保險監管模式的轉換與經濟全球化下保險監管的約束函數和目標函數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第五次并購浪潮在全球范圍內席卷而來，以銀行業、保險業為主導的現代金融產業是這次全球并購潮中的重中之重。外部競爭環境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這種外部約束條件的變化誘導了西方金融業的金融創新，導致金融業務的相互交叉，使得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三者的行業邊界逐步淡化。但遭到了建立在唯一的穩定性目標之上的嚴格的監管模式（即銀行、保險、證券業分業經營，保險企業內部壽險、產險不得同時經營以及三者分業獨立監管）的強約束限制。西方發達國家保險監管機構不得不重新審視持續近一個半世紀的保險監管的穩定性目標函數，并對保險監管目標函數加以修正，由一維的穩定性目標轉為多維的目標函數，即穩定性目標、效率目標（改善本國保險競爭環境，推動本國保險業的新一輪發展）和擴張性目標（在全球范圍內開拓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保險市場，并為發達國家組成更為強大的金融保險跨國公司進行新一輪兼并創造條件）以及其他目標。其中，效率目標是第一性的，它是實現保險體系的長期穩定性目標和長遠擴張性目標的前提條件。因此，放松保險管制，建立密切配合的保險監管模式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各保險監管機構的必然選擇和努力方向。

二、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的特點、假定前提及其效用分析與西方現行的寬松的保險監管模式相比，中國現階段保險監管從整體上仍然屬于較為嚴格的監管模式，其獨特性表現為：（1）單一的分業監管機構。1998年成立的中國保監會為全國商業保險的主管機關，獨立行使保險市場的監管職能。（2）直接的實體監管方式。著力于對單一保險企業的直接監管，即通過一系列法規條文嚴格規定了保險企業的經營準則，如保險企業的創設制度以及業務監督、財務監督、人事監督制度等等，并由保險監督機構（保監會）貫徹執行。而對保險業整體的間接的中介監管指標-償付能力要求不高，采用單純的固定最低資本額模式，監管力度不夠。（3）嚴格的監管內容。對保險企業的監管內容不僅涉及范圍廣，并且限制性很強。突出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對保險企業的組織監管，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我國《保險法》規定內資保險企業創設的開業資本最低限額為2億人民幣，且必須為實繳貨幣資本。這一規定不僅大大超過了發達國家的相關要求（如英國為10萬英鎊，日本為3000萬日元，法國為500萬法郎），也遠遠超出了我國對一般股份有限公司開業資本100萬人民幣的要求。對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則規定了更為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而對保險企業的組織形式僅限于股份有限公司和國有獨資公司。第二，對保險企業經營活動也作了嚴格的限制。我國《保險法》規定：保險人在經營范圍上不能兼業兼營；商業保險的主要險種的基本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由保監會制定，其他險種的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應當報監管機構備案；保險人的資金運用，僅限于銀行存款、國債、金融債券方面。

中國現行嚴格的保險監管模式，當且僅當在下述假定前提條件下發揮效用：（1）完全封閉經濟或次級封閉經濟環境，即在一國經濟下，假定不存在外部保險力量的競爭或外部保險力量薄弱，對內資保險企業的競爭性影響可以忽略不計；（2）內部保險市場的不完全性。包括保險市場主體不完全、保險市場客體不完全，尤其是保險市場結構呈現出強壟斷性，即一國國內保險市場結構為完全壟斷型或寡頭壟斷市場模型，并且保險市場容量很大，保險需求量強大于保險供給量；（3）計劃機制在一國保險資源的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市場機制存在嚴重缺陷，在保險市場中基本上不發揮作用，即便發揮作用，效果也不明顯；（4）保險業為一國的幼稚產業，其保險密度與保險深度與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遠，保險業處于一國的初級發展階段；（5）資本市場不成熟，資本市場自身的投機性風險很大；（6）保險監管體系處于初級形成階段，包括保險法規體系不健全、保險監管機構、保險行業自律組織不成熟；（7）保險市場缺乏信息傳導機制，信息不對稱現象尤為嚴重；（8）保險監管技術落后。對保險業的監管尚未形成一套科學有效的指標體系，更難以建立起以償付能力為中心的全國性保險監督預警系統；（9）社會宏觀經濟穩定，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地增長，并且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有利于保險業的發展；（10）國民整體文化素質較低，缺乏必要的保險知識和保險識別能力。

根據上述假定前提條件，我們將中國保險業步入經濟全球化之前的保險監管模式劃分為兩個階段分別分析其適用條件和效用狀況。其中，第一階段為1980-1991年期間。這一時期先后僅有英、美和日本的16家保險公司在中國設立代表處和聯絡機構，中國保險業的發展幾乎處于完全封閉的經濟環境之下；而中國保險市場上僅有四家保險公司，截至1991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保費收入占當年全國保費收入的98%，中國保險市場近乎處于完全壟斷市場模型；1991年保費收入僅為239.7億元，保險深度為1.11%，保險密度為20.93元。①保險業是中國新興的幼稚產業，處于初級發展階段；保險資源完全通過計劃機制配置；資本市場幾乎不存在；保險監管體系尚未形成，保險監管機構為中國人民銀行非銀行機構管理局的保險處，并僅有一部臨時性的、行政管理性的保險法規，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企業管理暫行條例》，對保險企業的設立及其經營、財務等方面均無具體規定，法律效力不明，保險監管乏力；保險市場存在嚴重的信息壟斷，缺乏透明度；宏觀經濟盡管出現過兩次較大的經濟波動，但實際GDP年均增長率仍為8.7%.②上述現實條件與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的假定前提條件基本吻合。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在這一時期的效用較大。主要表現為：保險體系的穩定性強，保險企業經營性風險很小。然而，由于存在對保險企業的過度保護，保險管制費率過高，保險企業獲得巨額壟斷利潤，使得保險供給量難以達到社會最優需求量，壟斷勢力造成的無謂損失大。從整個社會效用來看，這一時期保險體系穩定性大于效率，一定程度上產生了政府失靈。相對而言，其監管模式使這一時期的政府有效高于政府無效。

第二階段為1992-1996年，這一時期是中國保險業迅速成長的時期，保險市場開始實質性地對外開放，自1992年美國友邦保險公司在上海成立分公司開始，這一時期出現了12家外資保險公司，1家中外合資保險公司，但外資保險力量未能構成對中國保險業發展的威脅，可以說中國保險業仍處于次級封閉的經濟環境之中；中國保險市場由四大家保險公司擴大到9家保險公司，但四大保險公司壟斷著中國保險市場，尤其是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占絕對壟斷優勢，中國保險市場處于寡頭壟斷甚至完全壟斷階段；由于外資保險力量的介入和國內新生的保險供給主體的加入，這一時期保費收入由1991年的239.2億元增加到1996年的776億元，年均增長率為27.72%，保險深度由1.11%上升為1.14%，保險密度由20.93元增加到110.65元，③在中國保險領域驗證了“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理。盡管如此，整體上講，中國保險業仍然處于初級發展階段；保險資源仍主要依靠計劃機制配置，市場機制開始引入保險市場，但存在嚴重的缺陷；保險監管體系處于初步形成階段，1995年中國第一部正式的保險法規《保險法》頒布，保險監管機構由原中國人民銀行保險處升格為保險司，專門負責保險市場的監管。這些均為保險監管的法制化、正規化鋪平了道路；中國資本市場初步形成，但市場發育程度很低，其運行缺乏公開性、公平性、公正性，投機性很強；保險市場存在著嚴重的信息阻隔，信息傳導機制尚未形成；宏觀經濟雖出現過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通貨膨脹，但實際GDP年均增長率仍高達11.58%.④因此，這一時期的現實條件基本符合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的假定條件。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在這一時期的邊際效用和總效用均較大，一方面體現為存在著較高的相對效率，中國保險業在這一時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發展，保險企業獲得了遠遠高于世界保險平均利潤率的報酬。另一方面，保險體系的穩定性并沒有因保險業的快速發展而受到影響。主要是因為：一是這一時期保險企業數量不多，市場競爭程度不高，保險公司能獲得高額的利潤，因而保險企業的償付能力未受到保險業高速發展的沖擊；二是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實際GDP年均增長率高達11.58%）有力地支持了中國保險業的穩定、發展；三是這一時期較高的通貨膨脹率⑤不僅沒有對中國保險企業的償付能力產生負面影響，反而產生了較強的正面效應。與此同時，這一時期也存在著較嚴重的效率損失，具體表現為：第一，中國保險市場引入競爭機制的同時，現行保險監管模式未能及時有效地引入規范的市場機制，導致中國保險市場無序競爭的開始，規范中國保險市場競爭行為的監管目標幾乎化為烏有，為后來低效的保險監管留下了“后遺癥”。第二，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的管制，使得保險費率仍大大高于邊際成本，投保人的一部分消費者剩余為保險人侵占。第三，1993-1995年嚴重的通貨膨脹使得投保戶保單的現金價值貶值，既嚴重侵蝕了投保戶的經濟利益，又影響了保單的保障性。整體來看，這一時期現行保險監管模式的正面效應大于其負面效應，政府監管相對有效。

綜上所述，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在1980-1996年間取得了預期的監管目標，即實現了保險體系的穩定、微觀層面豐厚的利潤以及宏觀層面民族保險業的高速發展，這主要是由于這一時期中國保險業所處的現實環境與其監管模式的假定前提條件基本吻合所致。

三、經濟全球化下中國保險監管模式的兩難選擇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保險監管面臨的現實環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突出表現為中國保險業的封閉經濟環境已為中國保險市場較大規模的對外開放所打破。截至2000年6月，外資保險公司的分公司有11家，中外合資保險公司10家，1家外資保險公司正在籌建，有17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資保險公司在華設立的代表處有202個，其中一百多家外資保險公司提出申請，等候進入中國保險市場。伴隨著中國加入WTO的日益臨近，近5年內中國保險市場將對外資保險公司全面開放，中國保險業即將置于開放經濟環境之下，國內保險市場的國際競爭程度將趨于白熱化。與此同時，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做出了重大的調整，自1996年以來，央行連續7次銀行利率大幅降息，年利率由調整前的10.28%降為現在的2.25%.在這樣的現實狀態下，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必將受到嚴峻的挑戰：一方面，計劃機制配置保險資源在實際運行中遇到障礙。經濟全球化給中國保險市場帶來前所未有的激烈競爭，而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的計劃管制，誘使保險企業通過提高保險傭金和變相回扣提高市場競爭力，長此下去，其結果是保險成本不斷攀升，加之資產運用手段單一，資產收益得不到保證，經濟效益急劇下降。保險企業的實際費率已到了危險的邊界，最終會導致某些保險公司破產，投保人的利益也無從保護。另一方面，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也使得中國保險體系呈現出嚴重的危機。中國現行保險期限結構的不對稱，我國保險公司多以長期負債為主，資產運用卻以短期的銀行存款、國債為主，保險資金運用渠道的狹窄，央行的七次降息，導致壽險公司的資金盈利能力日趨不足，出現嚴重的利差損失。加之1992-1996年中國保險業盲目的數量擴張，年均保費增長率29.6%，使得中國保險業在現行保險監管模式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償付能力壓力，中國現行保險體系存在著嚴重的危機。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經濟全球化下中國保險市場的全面開放，國內外競爭的加劇，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導致現行保險監管模式的某些重大的假定條件不能有效地得到滿足。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不僅效率目標難以實現（保險企業盈利逐年下降，保險業發展速度逐年放慢），而且初始目標—穩定性也無法達到（內資保險企業的長期償付能力和國內保險體系的穩定性均遭到嚴重威脅）。實踐證明，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至少是不完全適用的。

然而，經濟全球化下，也存在著現行保險監管模式適用的其他諸多假定條件。主要有：（1）內部保險市場的不完全性。一是保險市場結構的高度壟斷性，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和中國人民人壽保險公司兩家的市場份額仍高達70%.二是保險市場主體的不完全性，不僅表現為現有保險主體資格存在問題，而且保險市場中介主體殘缺不全，保險公估人缺位。三是保險市場客體的不完全性，表現為97%的再保險市場為國外再保險公司把持；（2）計劃機制在保險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嚴格的產品報批制度使保險公司缺乏充分的產品設計、開發自，保險公司未能成為保險市場的經濟主體；（3）保險市場缺乏信息的獲取、加工、披露、反饋的良性循環機制，導致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加劇了保險市場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

顯然，中國保險市場的微觀基礎仍很不健全，存在較嚴重的無序化競爭行為；資本市場盡管有較大的發展，但尚不規范成熟，其投機性風險仍很大；中國保險業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盡管近20年來中國保險業的發展速度較快，但據有關資料統計，1999年的保險深度僅為1.7%，保險密度為110.65元，而1998年世界平均保險密度為271美元，瑞士則高達4654.3美元，保險業發達國家宣揚保險深度都在10%左右⑥；中國現行保險監管體系不完善，尤其是保險法規不健全，保監會1998年才成立，保險行業自律組織極不完善；保險監管技術落后，尚未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管指標體系，全國性保險監管預警系統更難以設立；國民文化素質仍然較低，尤其是保險知識普遍缺乏，保險判斷能力很差。這些現實條件仍然適用于現行嚴格的保險監管模式而不適應于寬松的保險監管模式。因此，從近期來看，不能完全放棄現行保險監管模式，經濟全球化下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也使得中國保險監管機構不敢輕易放松對保險企業的管制。

顯然，經濟全球化下中國保險監管模式的兩難選擇既取決于目標函數的難以確定，同樣也取決于時間維度的考慮。某一階段的保險監管模式的具體選擇在于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長期均衡和可能導致的短期失衡之間的權衡，其監管的具體模式必然處于上述兩種模式的邊界之內。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從長期來看，經濟全球化下中國保險監管模式應逐步向國際通行的寬松的保險監管模式過渡，其前提是必須改變不符合寬松保險監管模式的現實約束條件，并隨著其約束條件的變更，對現行保險監管模式進行漸次的邊際調整，以避免短期嚴重的失衡，最終形成完善的寬松的保險監管模式，以實現保險監管的穩定性、效率以及適度保護民族保險業的目標。為此，中國保險監管應致力于下述幾個方面：

1、理順國內保險市場的微觀基礎，如明晰保險公司的產權，健全保險市場的主、客體，建立和完善保險市場的信息傳導機制，逐步放開保險費率的管制，引進規范的市場競爭機制，確保保險市場的穩定有序的競爭環境，以達到當前規范性監管的目標。

2、進一步規范中國資本市場，變短期的投機性市場為長期的投資性市場，從而為拓寬保險資金的運用渠道，建立穩健的投資環境創造條件。

3、健全保險監管體系，尤其要根據經濟全球化下中國保險業的現實環境變化適時地調整過時的保險法規，并形成完整的法律體系。完善現行保險監管機構和保險行業自律組織，加強社會輿論的監督。

4、在全社會范圍內通過多層次的教育體系，借助各種宣傳手段，培育國民的保險知識水平和保險辨別能力。

5、根據中國保險業的國情，借鑒西方先進的監管技術，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償付能力指標體系，逐步將一年一度的年終檢查式的事后監管轉變為以信息傳導機制為基礎的日常監管，最終向風險監管模式過渡。

6、在當前堅持“分業經營”原則的同時，加強在某些金融產品經營和金融業務領域的交叉試點，盡快建立銀行、證券、保險三個監管部門的協調、對話制度，為最終混業經營、統一監管打下基礎。

注釋

①③⑥周駿、朱新蓉、李念齋主編：《2001中國金融市場發展報告》，第208頁、213頁、212頁，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篇8

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重復征稅的表現

(一)經濟全球化是國際重復征稅的重要前提經濟全球化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越國界，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等，相互依存形成的全球范圍的有機整體，是實現各國市場分工協作，相互融合的過程，其實質是資本的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和經濟關系國際化發展的客觀趨勢。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一方面，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生產經營活動的分工協作日益精細，國與國之間經濟交往日益密切，跨國公司不斷增多，國際貿易不斷發展，國際經濟關系更加復雜，加速了資本在國際上的流動，使資本不斷多元化和國際化，促進了各種資源在世界范圍內進行資源優化配置，各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大大加深，這些變化都促使越來越多的跨國所得和收入的產生。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出現之前，各國經濟活動只發生在本國境內，各國政府的征稅對象主要是本國的公民企業或組織，國家稅收沒有涉外的因素，國家稅收問題也是國家和本國納稅人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但經濟全球化的出現和發展，使得跨國經濟活動日益增加，從事跨國經濟活動的納稅個人和企業的所得不僅僅來自于一個國家，其所得和收入也變得國際化和多元化。此外，跨國投資等經濟活動日益增加，投資者為獲得最大收益，超越國界進行跨國投資，為跨國商品、資本和勞務往來創造了條件。在這樣的前提下，由于各國經濟政策、稅法制度的都是基于本國國情而制定，有著很大的差別，因此，這在很大程度上會使各國間產生很多經濟利益矛盾，跨國納稅人和跨國所得及收入的出現也可能引起國際重復征稅的產生。

(二)國際重復征稅的新現象國際重復征稅現象的出現，使得世界各國對于本國對外經濟政策和經濟政策關系的不斷調整，國際上出現了一些有關重復征稅的新現象。1、國際稅收協定的變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世界各國聯系日益密切，各國對外締結稅收協定的步伐不斷加快，國際間的稅收協定對國際重復征稅問題的解決已經并且將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由于各國都不愿削減本國的稅收管轄權，因此國家間關于重復征稅問題的稅收協調就顯得至關重要。稅收協定的新變化主要表現為世界上締結國際稅收協定的國家數目不斷增多，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稅收協定有雙邊性多邊發展已成為必然趨勢。此外還表現為國際稅收協定的內容更加充實，從而可以應對更多矛盾和問題。同時，《OECD協定范本》和《UN協定范本》為大多數稅收協定提供了依據和支持。2、區域經濟集團的發展區域經濟集團是經濟全球化發展一段時期的產物，其內部以及各區域經濟集團之間的稅收協調有了較大發展，推動了區域性乃至國際性稅收一體化活動的進程，這將有助于國際重復征稅等矛盾的協調。在剛剛結束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以及G20峰會上審議通過的一些成果對重塑現有國際稅收規則體系，完善各國稅制，以及對促進我國稅制改革，建立與我國對外開放和稅收現代化相適應的國際稅收制度與征管體系都有著重大意義。這都體現著世界區域經濟集團的不斷發展和進步。3、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雖然在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下，國際重復征稅現象有了一定的緩和，但由于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世界各國間資本流動日益劇烈，各國境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加，使各國間依賴程度更高。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對外直接投資額大幅度地持續增長，2013年我國投資額已達1078億美元，表明我國已從資本輸入大國變為資本輸出大國，而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必將引起國際重復征稅現象的頻繁和普遍發生。4、房產稅中的重復征稅現象現如今，很多國家都存在用對房產稅的征收來抑制房價上漲的現象，但實施效果不盡相同。有的國家有的確起到了調控房價的作用，例如：美國每年都要繳房產稅，房屋的空置問題得到了有效遏制，投機性購房減少，房價得到控制。但也有國家并沒有達到控制房價的效果，例如韓國為抑制房地產市場泡沫,多次增加房產稅稅負,最終導致一些房價較高地區業主承擔了大額房產稅,從而未能有效抑制房價。我國在征收房產稅的試點工作的中，由于現有的存量住房中，城鎮土地使用稅本身在購房者購買住房時就已經繳納，這使得即將開征的房產稅中存在重復征收的問題。

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重復征稅的影響

篇9

2.增加產品的讓渡價值，降低企業成本。產品讓渡價值是指顧客感受產品或服務的性價比，是對總價值與總成本之間的差異主觀評價。讓渡價值是影響客戶購買與否的重要因素，提高服務產品的讓渡價值的途徑主要有以下三個：降低總成本，增加總價值，或者兩者同時進行。跨國酒店如果除了提供舒適潔凈的客房這一核心產品，還能最大限度地滿足顧客的個性化需求，從友善的服務態度、方便的交通、網上訂房和支付等附加產品方面提供差異化產品，降低顧客使用產品的成本，同時提升整個服務產品的價值。采購管理是降低成本的關鍵，可靠低廉的供應源能夠大幅度地降低酒店經營成本，為經營活動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跨國酒店經理人必須認真分析和強調目標客戶看重的產品屬性。服務產品傳遞方式和組合方式是與同行酒店區別開來的標志，也是提高服務產品市場競爭力的有效方法。

3.創新經營模式，擴大品牌效應。連鎖經營提高酒店的知名度的有效途徑。從國內外的酒店發展經驗來看，連鎖經營是跨國酒店實現快速擴張的必由之路。提高酒店的連鎖經營能力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向其他行業如快餐業、零售業等學習先進的連鎖管理經驗，做到國際化與本土化相結合，摸索出符合跨國酒店連鎖的發展道路。二是聘用當地具有豐富連鎖管理經驗的酒店高級管理人才，在遵循總店服務宗旨和運行模式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地管理。另外，要想在當地樹立品牌效應，擴大酒店知名度，必須充分利用媒介通道，進行廣泛宣傳。了解當地的媒體形式，增加與客戶和媒體之間的溝通，獲得充分的信息。制定溝通目標，對傳遞內容、宣傳方式、溝通預算作出決策，選擇適當的媒體、時間段。宣傳不但要達到提高現有顧客對酒店的記憶強度的目的，而且還要使潛在的顧客能夠順利獲得關于本酒店的充分信息，達到廣而告之的效果。最后，加強酒店的產品服務質量是建立品牌的核心要素。在提高酒店知名度的同時，為客戶提供新穎、舒適的服務內容，長久地維持良好的客戶關系，從而擴大自身在行業中的影響力。

4.制定風險預警機制，提高酒店經營的靈活性。在當代經濟發展環境下，市場形勢變化多樣、復雜，酒店捕捉市場信息的能力和對危險信號的反應速度對于贏得超額回報及建立競爭優勢都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跨國酒店風險主要包括物理風險、道德風險、和心理風險等。物理風險又稱為物質風險，是指酒店的建筑、設別、人員等引起的風險，尤其是火災事故，對酒店造成巨大的威脅。道德風險與人的道德修養有關，是指酒店遭受盜竊、搶劫和欺詐等事件的影響。酒店顧客多而復雜，人員流動性大，不僅涉及到衛生、安保、消費等服務內容，而且與社會安定有著密切的聯系，管理難度大。心理風險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內部因素是由于企業自身經營不善、決策失誤和管理欠缺造成的風險。財務風險、股市風險、籌資風險、融資風險等是常見的內部風險，規避方法主要有確定適當的負債規模和合理的負債結構等，根據酒店的銷售狀況，適當增加資金凈現金流量。外部因素是指國家宏觀經濟、政治、文化、外交等。處理以上風險酒店需要制定風險控制體系，包括以下幾點：①制訂損前經濟目標、安全目標、社會責任目標，減少和避免風險形成，定期檢查檢修酒店設備設施，同時加強工作人員的安全意識。②制定損后處理措施。事故發生后的第一時間，酒店應承擔社會責任，減輕事故對顧客、員工、債權人、供應商等帶來的傷害和損失，樹立良好的社會信譽；酒店負責人要盡快地對現有資產作出評估，預計酒店恢復運營所需要的資金和時間，減少生存危機；酒店管理人員還應在酒店重建的過程中，客觀估計客戶源損失，擬定新的盈利目標，加強營銷手段，做出連續經營策略。

篇10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各地經濟不斷地在突破國界限制，在全球尋求資源配置，全球化條件下，各國、各地區的之間的經濟關系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關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統一，本文試著分析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相互關系。

關于經濟全球化的界定，現在還沒有統一的說法，大部分人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指生產、貿易、投資、金融等經濟行為在全球范圍的大規模活動，生產要素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自由流動、合理配置與重組，是世界各國經濟高度相互依賴、相互融合的表現。或者更準確地概括為指參加多邊談判或磋商的相關國家和地區經濟團體，在全球范圍內形成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有關經濟貿易協議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協商原則，實行整體運行的世界性經濟貿易組織或者經濟體系。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復雜的，推動世界經濟總體增長，提高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資源，促進國際投資方面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也帶來了負面效應，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一方面也對傳統的價值觀念提出了挑戰，如果處理不當，會為經濟全球化付出代價的。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相鄰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圍內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為了維護既有的、實現未來的共同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通過簽訂某種政府間條約或協定，制定和規范共同的行動準則，協調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國政府一定授權的共同機構，進行長期和穩定的超國家的經濟調節，達成和實現經濟的甚至是政治的聯盟。區域經濟一體化建立區域市場，降低了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搜尋成本。另外一體化的區域經濟由于各個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違約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區別。經濟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進步、跨國經濟，資本和市場的國際化，以及市場機制作用的推動，是市場機制其主導作用的過程，經濟全球化則是通過市場機制把世界各國聯結在一起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則以實現區域經濟協調、均衡和有序發展為目標，在政府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推行區域經濟一體化措施、實現一體化目標，是國家期主導作用的過程，區域經濟一體化是通過國家對國家的談判把那些愿意參加一體化結盟的國家聯結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場的狀態下，風險是很難規避的，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諸多風險；而在經濟區域化的狀態下，風險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體化的區域經濟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資源配置的成本，降低違約風險。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都是由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決定的，兩者之間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

經濟全球化刺激、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向更高形式發展，又不斷地沖破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給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帶來新的驅動力，經濟全球化通過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增進區域經濟組織間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全球化的促進作用。區域經濟一體化為經濟全球化準備了條件。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了國家分工的深化，加強了區域內部各加盟國之間的合作與交流，推動了各加盟國的經濟發展，再此基礎上通過強化跨國公司的貿易功能，必然進一步促進經濟全球化的產生。區域經濟一體化使集團間的競爭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區域外的國家要想獲得競爭力，就要通過跨國公司進行直接投資。區域經濟一體化下的貿易制度也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相比較來說，區域經濟對經濟全球化的阻礙作用比較明顯。隨著區域經濟的發展，區域經濟的合作組織如北美自由貿易、歐盟等發展完善。各加盟國對區域經濟依賴性加強，再加上區域對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大的競爭局面，同時也導致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區域經濟也制造了貿易壁壘。如區域經濟組織的排他性與全球化背景下的多邊貿易體制之間就存在隔閡。區域經濟是為了實現區域內的經濟發展，提高經濟效益，區域內部成員之間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經濟全球化則是為消除全球經濟間的貿易壁壘努力，區域經濟在這一方面與之出現矛盾，區域經濟以地域為名為貿易提供一種新的保護手段，這種保護手段對于區域外的成員來說就是阻礙他們之間相互合作的貿易壁壘。區域經濟強化了其內部產品的競爭力，對區域外的產品采取了比較嚴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組織其他區域或國家的產品進入。這一行為，滿足了區域內的經濟發展，但是對與經濟全球化來說，則傷害了全球經濟之間平等合作的基礎，加大了國與國或區域與區域之間對話的難度，妨礙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從長遠利益來，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順利發展。

總之，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矛盾是存在的，但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又是對立統一的。兩者之間還存在著漫長的過渡時期，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會慢慢形成互補。兩者之間雖然實施途徑相異，但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都為企業創作了統一的市場環境，為世界各地的商務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兩者的相互作用必然會影響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兩者之間應該加強合作與交流，相輔相成，在全球化不斷向前發展的情況下，必然會克服兩者之間存在的矛盾，最終推動全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陽國亮:試論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及其相互關系.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