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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決目前情況的一些方法

2.1想盡一些切實可行的辦法解決少數民族地區的貧困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各個方面的共同努力，充分利用各種有用資源，改變少數民族地區的自然環境和交通狀況，為這類地區人們的出行和與外界信息的交流、互換提供有效途徑，為地區的脫貧提供更多可能。對于某些民族生存環境極端惡劣的情況，我們可以通過將居民整體進行移民，為其正常發展提供更加合適的生活環境。

2.2國家和地方政府應進一步改善少數民族地區的硬件設施我們通過國家和地方財政撥款相結合的方式為少數民族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加完善的基礎設施，只有基礎設施狀況良好才能為民族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為了使這些地區的基礎設施煥然一新的同時對國家財政的依賴又不是特別嚴重，我們可以在充分利用民間資本的作用來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

2.3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大力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特色產業我國的少數民族聚居地雖然自然環境比較惡劣，但是卻有著發達地區沒有的豐富礦產、農業、特色文化和草原等旅游資源。通過引進新技術和發展地方特色旅游等方法，不僅能夠解決當地人們的就業問題，帶動相關如農家樂等餐飲業等的發展，還能增加這些地區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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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統觀念，是指人們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逐步形成并沿傳至今的思想意識。它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與物體的慣性相類似，可以影響人們的行動。因此，在當前發展區域經濟和探討“堅持以人為本，促進統籌發展”時，如何對待歷史形成的文化傳統觀念，就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

一、民族文化傳統觀念影響和制約著人們的行為

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文化傳統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輝煌燦爛。但長達二千多年封建專制，封建思想與文化的積淀，加上疆域遼闊、地貌復雜、人口和民族眾多，各地的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從而又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上述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得中國的文化傳統觀念顯現出異彩紛呈的多樣性。并自然形成不同的傳統觀念。

文化傳統觀念既然可以影響和制約人們的行動，就必然會在人們的經濟活動中發生作用，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

優秀的文化傳統觀念可以促進經濟發展。比如，善于吃苦耐勞的人適應能力特別強，在同等條件下可以做出更大的成績，自然會得到用人單位的青睞；崇尚忠孝節義的人特別講誠信等。總而言之，優秀的文化傳統觀念越多、越濃厚的地區，就越能為發展經濟營造一個良好的人文環境。

相反，落后的文化傳統觀念則會制約經濟發展。封建等級觀念嚴重的人往往會把社會工作分為三六九等，看不起平凡的工作。封建迷信思想嚴重的人辦事往往不循科學規律，而是求神問卜、投機取巧。有的人致富后則買地造墳，求祖宗保佑等等。總之，落后的文化傳統觀念越多、越濃厚的地區，經濟發展的人文氛圍往往就越差。

一般而言，一個地區的經濟越發達，就越有條件對本地的文化傳統觀念進行審視和揚棄。事實上，已有不少地區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來修復本地區的名勝古跡，或為本地區有作為的歷史人物修建紀念館所等，其目的不僅是為了發展旅游業，而且也是為了弘揚當地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

二、文化傳統觀念的異同是形成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重要成因

文化傳統觀念除了“優秀”與“落后”兩類之外，還存在一類很難用“優秀”或“落后”加以界定的觀念。有些觀念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有如下三種：

其一為“父母在，不遠游”。此言本意是說兒女要孝順父母，不能遠游在外。但是，人總是囿于一地，不接觸新事物，不與外界交流，必然使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勢，從而不利于本地區經濟的發展。

其二為“中庸之道”。這是孔子提倡的一種最高道德標準，是說做人處事要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要掌握好“度”，做到公平、公正，這本無可厚非。然而這種觀念，卻是消極的，可以束縛人的手腳，泯滅人的開拓性。

其三為“不患寡（貧）而患不均”。由這種觀念演化而成的“絕對平均主義”、“大鍋飯”、“紅眼病”等觀念，卻是消極有害的。它不僅與黨的政策背道而馳，而且還挫傷了人們爭先致富的積極性。

以上三種傳統觀念在中國各地都普遍存在，但表現程度卻并不相同。內陸地區表現得比較嚴重，那里的人們大多安土重遷，不愿外出，又縮手縮腳，不敢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而且還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因此，改革的步子總是邁不開，從而制約了本地的經濟發展。而東南沿海地區則表現較弱，那里的人們大多敢想敢干，勇于開拓，又不眷戀家鄉，而是哪里能發展就到哪里去，從而形成爭相創業的熱潮，大大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東部與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逐漸拉大，上述文化傳統觀念的不同是最重要的成因。

三、打造適合本區域經濟發展的新觀念和時代精神

悠久的歷史并不等于輝煌的現實。在中國境內開發最早，歷史最悠久的是黃河流域，其次是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東南沿海地區則開發較晚。然而在改革開放之后，東南沿海地區卻迅速崛起，還創造出許多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并為世人所矚目。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悠久的歷史只能說明過去，不能說明現在，更不能說明將來。

燦爛的文化并不等于先進的意識。北方地區雖然文物薈萃，但由于長期居于統治中心地帶，從而使儒家文化傳統觀念中消極成分的影響比較大，人們的思想趨于保守。而東南沿海地區的歷史文化雖然比上述地區遜色得多，但封建統治相對薄弱，思想禁錮相對松弛，所以主張“義利并立”、“義利雙行”，以重商趨利為特征的閩粵海商文化也能在那里形成和發展。現在，同處改革開放年代，面對同樣的富民政策，東南沿海地區卻能搶占先機，在發展上走在全國的前列。由此可見，燦爛的文化也只能說明過去，不能說明現在，更不能說明將來。

對于傳統文化中的一些東西，可能在最初的時候對社會和人類文化與文明產生過積極的影響，但隨著社會化進程的發展和變遷，現在看來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意義和價值，對于現在的社會和公眾來說，更關注的是它的研究價值。應該多從社會和市場需求的方面來著眼，多從對公眾教益的立場出發去認識和思考，這也符合傳統文化發展中的揚棄哲學，以打造適合于區域經濟發展的新的觀念和時代精神。只有這樣，中西部地區所蘊藏的經濟潛力才能充分發揮出來，資源優勢才能轉化為經濟優勢，并逐步縮小與東部地區在發展上的差距，最終實現全國共同富裕的宏偉目標。

參考文獻:

[1]趙光遠:民族與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諸形態.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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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忽略了信息化和市場化的水平、過于注重法規和政策從西部民族地區來看，存在著比較低的市場化程度，這個因素也對投資產生了較大影響。然而，從西部民族地區有些地方來看，還未能破解政企關系的相關難題，沒有較高的市場化水平，投資者將會難以得到所需信息。但是，對企業的經營者而言，能否及時掌握信息是較為關鍵的。從相關調研來看，外企中51.2%的公司不具備特定的信息部門，而且還有34.3%依賴母公司所提供的信息；在此過程中，相關調研結果表明，32.2%的公司并不十分滿意西部民族地區眼下在信息資源方面的環境，覺得它難以達到企業發展的要求和需要。[5]在獲取這種信息方面，理所當然地涵蓋了企業與當地其他企業、或社會團體、或政府間所開展的談判的相關信息。假如西部民族地區的市場化程度比較高，有著相當規范的政府行為，市場中相關團體和企業會根據市場規則開展經濟活動，這樣的環境也最能吸引投資者。

（三）重視政府、團體行為，相對忽視社會文化體系的建立和個體行為從投資者的角度來考慮，要認真地分析擬投資西部民族地區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個體素質，這也是在投資決策過程中必須要考慮的相互要素。對西部民族地區來講，分析它的社會文化體系，怎么樣才能把非常深厚的傳統文化積淀變成有著強大前景的生產力，還需要進一步強化相關研究活動，使得它的社會文化體系具備持續開展創新的意識和能力。反之，傳統文化和歷史積淀的豐富性將以一定程度的固步自封和保守思想帶給了西部民族地區人民。對西部民族地區而言，這種人力資源的巨大優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看成是低廉的低素質勞動力的不合理運用而造成的。

（四）不具備整體吸引投資的理念，區域間存在著顯著的不公平西部民族地區存在著較為顯著的資源稟賦差別，然而也有一定程度的相近狀況，難以避免地形成了爭奪投資的問題。本文認為，肯定是要進行爭奪，但如何爭奪是關鍵，是借助投資經濟環境的改善還是其他非正當手段，這是重中之重。對于少數民族不同地區而言，假如缺乏整體協調的系統或能力，相關地區間肯定會存在一些矛盾，從而造成更加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

（五）注重吸引投資者，忽略了被投資地區的社會經濟系統社會經濟系統屬于規模非常大的系統，從其中的子系統來看，相互之間都是彼此聯系，相互制約的，無論哪個子系統存在問題，均可能會影響相關子系統，或者會影響整個系統，包括被投資地區附近的人民生活水平、經濟的發展程度以及穩定性。從投資場所來看，周圍地區所具備的經濟形勢以及環境，也是必須要估計的投資環境方面的關鍵因素。假如周邊環境不是十分有利，肯定會以負面作用影響投資，地區如此，國家也同理。難以想象處在某個特別不發達的鄉村的被投資西部民族地區會存在著較為有利的投資經濟環境。還要認真關注投資項目的發展狀況，市場的發展重點處在廣袤的少數民族農村地區，但是農村的經濟發展形勢不好，不具備一定程度的購買力，難以達到投資的預期目標。

二、完善西部民族地區投資經濟環境四大路徑

（一）培育市場主體對西部民族地區而言，為了破解長時間以來的資金短缺現象，要更好地將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出來，還要合理地培養合乎市場經濟要求的投資以及融資主體。民營經濟在市場經濟中是合格的發展主體。它涵蓋了民營經濟等相關的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和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公有制經濟涵蓋了個體、私營、港澳臺合資企業和獨資經濟，此外也囊括了外資獨資經濟以及合資企業，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經濟、股份制經濟和聯營經濟中的民營部分。在市場經濟中合格的市場主體是民營經濟，這是由于民營企業具備了非常清晰的產權關系，可以獨立地進行經營，而且實現了自負盈虧。這些民營企業有著較強的約束機制以及動力機制，較為靈活的經營機制以及強大的創造力。它們也在追逐企業經營利潤的最大化，盡可能地實現最佳效益的資金運營目標，這種投融資主體在市場經濟中也是非常合格的。[6]從東南沿海省份的經濟發展來看，能夠很好地證明這一點。為了高效地在西部民族地區培育合格的市場主體，可以從兩方面入手，首先要加大力度在西部民族地區培育大量的民營企業，其次，對于西部民族地區而言，要想盡一切辦法吸引中東部地區的民營企業來投資，這樣才能更好地增強西部民族地區在民營經濟發展方面的支撐和力量。對民營企業而言，這種市場投融資主體對西部民族地區而言是非常合格的，也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的迅猛發展。

（二）培育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為了更好地在西部民族地區將市場機制的巨大作用發揮出來，扎實地建立市場化的公平競爭環境，要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1．嚴厲打擊造假、欺詐等不誠信或者違法行為如果發現存在著假冒偽劣商品，特別是多種類的大宗服務交易場所或商品市場，需開展嚴格有力的整肅活動，切實將制假售假的相關場所鏟除殆盡，嚴查大案以及要案，對肆意橫行的虛假廣告進行嚴懲，尤其是對那些包治疑難病癥的虛假廣告和保健食品領域要嚴查狠打；對商標侵權行為進行嚴厲的懲處；如果印刷企業出現了印制假商標、包裝以及標識，要對其從嚴查處；對包括逃稅、偷稅、走私、販私以及騙匯等花樣繁多的行為進行嚴厲打擊。[7]2．嚴格審查違法經營，規范市場主體的準入行為西部民族地區還要進一步強化審查市場主體的準入資格，堅決將那些不符合準入制度的市場主體從市場中清除出來：要對生產者、流通者以及企業家等相關主體的行為，進一步規范，確保流通主體的最低注冊資金。阻止部分市場主體，可能是能力不強，但是在進入市場后對相關的市場秩序進行干擾的丑惡行為；在市場退出機制方面，要遵守相關的手續和程序，制止它們侵害其他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中的合法權益。3．打破地區封鎖和部門、行業壟斷，規范市場競爭行為對西部民族地區的工商部門而言，務必努力地開展好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活動，更好地破除行業壟斷、區域經濟封鎖以及地方保護等，對相關單位或壟斷性行業采取多種措施，更好地提升和改進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環境，切實體現出市場競爭環境中優勝劣汰機制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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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具有本民族特點的精神財富。民族文化對經濟的發展既有促進作用，同時，某些民族傳統文化也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因素。增強民族地區的競爭力，不單是要提高區域民族經濟的增長能力，而且應該是經濟、社會、文化和自然的協調一致的發展能力的全面提高，尤其是民族文化競爭力的提高。

關鍵詞：民族文化；經濟；關系

一、民族文化的結構與特點

（一）民族文化定義

文化一詞起源于拉丁文的動詞“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故園藝學在英語為Horticulture）。到了古代希臘和羅馬時期，因為公民對于社會政治和社會的參與，認為人的理智也需要加工，就像土地需要耕耘，于是文化被理解為培養公民政治和社會參與能力，培養一個人的興趣、精神和智能。18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文化與人的教養聯系了起來。此后，許多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都下過定義，可謂層出不窮。克萊德?克拉克洪曾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作過統計：自1871-1951年80年里，關于文化的定義有164條之多。

現代人類學家愛德華?鼻祖泰勒是第一個界定文化概念的學者。他在1871年將文化定義為“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獲得的能力與習慣的復雜整體”。他的定義影響重大且深遠，時至今日國內外討論文化的著作都要提到這一公認的最早的專業文化定義。

美國社會學家David popenoe則從抽象的定義角度對文化作了如下的定義；一是一個群體或社會就共同具有的價值觀和意義體系，它包括這些價值觀和意義在物質形態上的具體化，人們通過觀查和接受其他成員的教育萬而學到其所在社會的文化。此定義的前兩句概括了泰勒的第一句，文化對于人類來說，就象是本能對于動物一樣，都是行為的指南。

文化在漢語中實際是“人文教化”的簡稱。前提是有“人”才有文化，意即文化是討論人類社會的專屬語；“文”是基礎和工具，包括語言或文字；“教化”是這個詞的真正重心所在：作為名詞的“教化”是人群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的共同規范（同時這一規范在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的對象化成果中得到體現），作為動詞的“教化”是共同規范產生、傳承、傳播及得到認同的過程和手段。

目前，我國學者一般認為，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宋原放主編《簡明社會科學詞典》第176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出版）。狹義的文化則指依附于語言、文字、書籍、建筑物以及自然萬物等載體得以顯現的人們的世界觀、價值取向、意識流動和精神氣蘊等。文化具有民族特征，民族語言、民族性格、民族傳統以及生活方式等，都可以構成民族文化的形式。由此，民族文化指的是各民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和發展來的具有本民族特點的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

（二）民族文化的結構

民族文化或者文化的結構有二元結構說、三元結構說、四元結構說和多種要素說。

二元結構說源于前蘇聯學術界，認為文化由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構成。物質文化是少數民族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及其創造方式。精神文化主要是指用腦力勞動所創造出來的成果。其理論基礎是的唯物史觀。除了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劃分外，還有“顯在文化”和“潛在文化”、“表層文化”和“深層文化”、“硬文化”和“軟文化”的區分。

三元說。DAvid總結文化的要素主要為3個：（1）語言和符號.（2）規范準則，對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中人們應該怎樣思想、感覺和行動作出的解釋，包括習俗、道德、宗教和法律；（3）物質文化，實際的和藝術的人造物體，它反映了非物質文化的意義，包括機器、工具、衣服、房屋等等。目前，通常是把文化劃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實物文化、行為文化、觀念文化”的幾類。

四元結構說。英國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在著作《文化論》中，把文化劃分為四個方面：（1）物質文化；（2）精神文化；（3）語言；（4）社會組織。除此以外，還有“智能文化、物質文化、規范文化、精神文化”和“精神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的劃分法。

多要素說。代表性人物有美國社會學家奧格本，他在著作《文化變遷》中，從文化功能與文化起源相結合的角度，把文化劃分為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然后把非物質文化劃分為宗教、藝術一類的精神文化和規范人類行為的制度、習俗一類調適文化。

（三）民族文化的特點

主要是：（1）共有的。它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它是使個人行為能力為集體接受的共同標準；（2）差異性。在同一社會內部，文化也具有不一致性。例如，在任何社會中，男性的文化和女性的文化就有不同。此外，不同的年齡、職業、階級等之間也存在著亞文化的差異；（3）后天性。學習得來的，而不是通過遺傳而天生具有的。生理的滿足方式是由文化決定的，每種文化決定這些需求如何得到滿足。從這一角度看，非人的靈長目動物也有各種文化行為的能力，但是這些文化行為只是單向的文化表現如吃白蟻的方式警戒的呼喊聲等。這和人類社會中龐大復雜的文化象征體系相比較僅顯得有些微不足道；（4）象征性。文化中最重要的是語言和文字，但也包含其他表現方式如圖像（如圖騰旗幟）肢體動作（如握手、吐舌）行為解讀（送禮）等。整個文化體系是透過龐大無比的象征體系深植在人類的思維之中，人們也透過這套象征符號體系理解解讀呈現在眼前的中種種事物；（5）適應性。指的是文化能夠適應特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6）普遍性。不同民族群體所具有的餓多樣的、特殊的文化內容往往是用普遍性的框架組織起來的，不同文化在終極價值和一般性倫理約定方面是非常相似的。

二、民族文化與經濟的關系

一般地講，民族文化與民族經濟之間存在復雜的相互作用關系。一方面，任何民族文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反過來又對民族經濟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既有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因素，也有與經濟發展相矛盾沖突的因素。下面分兩個方面進行討論。

（一）民族文化與經濟的一般關系

1.民族文化與經濟從來密不可分

文化與經濟是人類所創造的財富中的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即文化是整體，是物質財富、經濟財富的總和，經濟只是其中之一。生產力越發達，經濟與文化的關系就越密切。從這個角度說，今后的經濟是文化經濟。經濟的競爭，歸根結底是文化的競爭。如果少數民族在文化問題上變得自覺了，并且把民族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結合好，可以在未來的經濟發展只能感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從另一個角度說，只有發達的經濟而沒有先進的民族文化，并非真正的強大；如果只談經濟，不談民族文化，經濟的發展也難以持久。

2.民族文化與民族文化競爭力密切相關

所謂文化競爭力，概括地說，就是各種文化因素在推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中所產生的凝聚力、導向力、鼓舞力和推動力。主要表現為文化創新能力、文化產業的科技含量、高素質的人才。隨著科技經濟的發展，文化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文化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越來越高，不僅經濟發展需要文化來支撐，而且文化產業本身也已成為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競爭力是綜合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因此，增強民族地區的競爭力，不單是要提高區域民族經濟的增長能力，而且應該是經濟、社會、文化和自然的協調一致的發展能力的全面提高，尤其是民族文化競爭力的提高。

3.區域文化對區域競爭力具有“乘數效應”

社會學、文化學、人類學等理論研究表明，區域競爭力的增強需要文化因素的支持；反過來，經濟和文化的協調發展又會促進區域競爭力的提升，而且特定的文化傳統與特定的社會經濟可以兼容并蓄，產生文化乘數效應，從而促進特定區域生產力進步和社會經濟發展。就我國而言，以孔孟儒家積極入世、崇尚進取為特征的齊魯文化，因歷史上商賈云集、重商遺風遠揚的江浙文化，以20世紀20至40年代金融意識為底蘊的海派文化，善于開拓、勇于進取的嶺南文化，以及長于經濟形勢分析、政治嗅覺靈敏的京派文化等，都對其所處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不同的文化源動力，致使中國東南部及沿海地區自改革開放以來與西北地區尤其是內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日益拉大。

（二）民族文化對經濟的負面效應

1.傳統文化對于經濟開發的障礙

對于民族經濟的欠發達現實，在一段時期里人們習慣于將其歸咎于生態環境惡劣、經濟基礎薄弱、人口素質差諸如此類的原因。的確，民族經濟之所以落后，這些都是原因，甚至是很重要的原因。然而好比是說“經濟落后”是“經濟落后”的原因一樣，本身是不合邏輯的！如果我們把研究的目光拓展到經濟以外，從文化的角度來考察民族經濟欠發達的原因，則有可能從另一個側面為我們打開一個認識民族經濟發展的思維空間，從而使我們可以盡可能客觀地面對民族經濟發展的現實。

民族文化作為一種控制機制，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文化的不適，往往會導致行為的不適，其結果是人的經濟行為偏離經濟發展的一般原則。由此，在民族經濟欠發達問題上，我們的討論就不能僅僅停留在表層的經濟現象上。盡管對于這些現象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而應當透過這些經濟現象，去探討導致民族經濟欠發達的文化原因。民族經濟的發展，政策上的傾斜和經濟上的扶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忽略了其他非經濟因素的發展，尤其是少數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覺調適，則政府的所有這些努力都只可能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

2.西北民族文化對于經濟開發的障礙作用

總體上講，西部民族地區在文化方面不同于東南沿海地區的地方是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其實質是一種惰性文化。由于歷史沉淀和累積效應的作用，這種以倫理為核心、富有人文精神的傳統文化，包括尊卑有別的等級觀念、重義輕利的價值標準、謙恭和順的人生哲學、求穩求同的思維方式、知足常樂的文化心態，已經深深地根植于西北民族地區人民的精神生活中。西部民族地區隨處可見的聽天由命、消極無為的處世觀，安于現狀、好逸惡勞的幸福觀，不求更好、只求溫飽的消費觀，死守田園、安土重遷的鄉土觀，等、靠、要的度日觀，畏難怕險、墨守成規的工作觀，喝酒賭博的娛樂觀就是這種世俗性文化在日常行為選擇中的真實顯現。西北民族地區文化和它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障礙在于它具有鮮明的特殊性。主要是：

（1）多元性和差異性。社會文化環境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深層次隱性影響因素。適宜的社會文化環境有助于市場經濟文明的形成、發育和成長，反之則會阻礙農耕、游牧文明的傳統社會向現代市場經濟和工業文明社會的順利轉型。長期以來，由于自然、經濟、歷史、社會等條件不同以及的差異，西部民族地區形成了多層次、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并且決定了本地區內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間的居民在價值取向、創業精神、競爭意識、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對待市場化改革的態度等方面必然有較大差異，因而與東部相比，在市場文明的進程中人們的主動性、積極性、適應性也將因所屬文化圈不同而不同，進而影響作用和程度也相異。

（2）逆市場性。西北民族地區所有游牧文明、農耕文明、藏傳佛教文明、伊斯蘭文明相結合而成的文化體系，是草原游牧經濟、小農經濟、自然經濟的產物，其核心觀念和主體意識已經成為人們在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加以遵循的行為準則和道德標準。與此相適應其價值觀、財富觀、就業觀、生產生活方式、一種高度束縛下追求未來生活即“來世”的理想生活模式，同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準則相矛盾和相抵觸，因而使該區域與東部地區相比，在發展中面臨更大的阻力和障礙，致使該區域目前的市場化程度仍然很低，市場化進程仍然很慢。如：市場經濟提倡“經濟人”，把人看成是經濟利益的主體，認為追求財富是天經地義的事，而該文化則提倡“道德人”，把創造財富視為小人之舉，從而壓抑了冒險創業與從事商業的社會精神；市場經濟提倡自律基礎上的市場競爭，而該文化則提倡“平均主義”和貶低逐利行為；市場經濟提倡現代企業制度下的民主制，而該文化則提倡血緣宗親的家族中心論，表現為人們呼喚“青天”，崇拜權威，希望“家長式”人物拯救社會市場經濟注重法理，而該文化講求感情，情大于法，少獨立，少理性；尤其是游牧民族“無恒產，無恒信”的經濟關系，缺乏市場經濟條件下工業文明的契約精神和與信用交易相適應的現代主流文化。

（3）保守性和封閉性。西北民族地區民族眾多、各異等因素造成文化傳統呈現出明顯的封閉狹隘特征，傳統農業社會、農耕文明氣息濃郁悠久，尤其是該地區黃土高原板結性質的黃土文化、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生”的文化，有很強的內聚力，總是企圖把新的文化意識、異質文化和對立思想納入到固有的文化中去，使外來文化在與其融合中失去原有的特征。并且由于復雜的文化環境和眾多的民族成分，根本上使本地區與其他地區進行文化交流和互動時面臨更大障礙，很容易以民族糾紛和宗教糾紛等形式再現出來。加之計劃經濟的外在動力，使這種文化的排他性、封閉性進一步強化，二者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安于現狀、不思進取、封閉落后的思維定勢，進而對國家政策的理解局限在文字上，從實際出發和變通很少，缺乏創造性思維和社會文化創新，不能在文化轉體和吸取異質文化中適合自己的精華部分，難于擺脫文化傳統的羈絆。

在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系中，文化因素的影響十分關鍵，它是決定減緩或加速西北民族地區經濟增長、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是否合理的根基。如果脫離對該地區文化基礎之分析，任何一種經濟改革和政策都將不能從根本上使其發展差距得到徹底解決；同時，若把西北民族地區區域協調發展目標問題與其文化因素分析相脫離，也將最終要以失敗而告終。

綜上所述，文化發展及因素分析是拉動西北民族地區經濟增長、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深層原因。須在發展西北民族地區特有的文化傳統優勢和進步性的基礎上，將市場經濟主導下的現代工業主流文化逐漸納入和融合到西北民族地區文化之中，并將其文化進行重構。只有實現使其成為極富世界性、多元性和先進性的開放文化體系，西北民族經濟開發才會呈現為整個社會的整體協調運行，西北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才會有持久的文化源動力和支撐加速力。（作者單位：1.甘肅省廣播電視學校；2.西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參考文獻

[1] 趙顯人《西部大開發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

[2] 溫軍《民族與發展――新的現代化追趕戰略》，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

[3] 王希恩《論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現狀及其走向》，《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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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央、四川省委經濟工作會議全面分析了新常態的特征要求，為經濟發展增速換檔、結構調整轉型升級指明了方向。在當前，國內畜產品產銷逐漸回歸正常，消費更加趨于理性，人們對畜牧產業的要求越來越高，不僅希望它提供大量健康營養的畜牧產品，同時要求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減到最小。為此，在畜牧行業調整生產結構，控制總體產能的大背景下，循環經濟便成為維護地區生態安全、維持正常畜牧業生產的關鍵。四川是畜牧業大省，川西北又是全省欠發達地區，只有突出“生態立州、畜牧強州”的工作思路，將循環經濟融入現代畜牧業發展全過程，促進畜牧業有效轉型，才能使畜牧業在引領新常態中走在全省前列。

（二）是川西北民族地區推動新發展的現實選擇。

同志在云南調研時強調，“全面實現小康，一個民族都不能少”。川西北民族地區幅員面積23.3萬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的47.9％，不僅是我國第二大藏族聚居區和全國唯一的羌族聚居區，也是全省五大經濟區之一的川西北生態經濟區，擁有全省87％的牧草地和46％的林地。2013年，川西北民族地區實現畜牧業生產總值57.6億元，占農業生產總值的52.4%，畜牧業在農業中的主導優勢突出，在全省三次產業中的比較優勢明顯。川西北民族地區發展畜牧業循環經濟，可以充分利用本地優勢資源，有效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走出現代草原畜牧業發展路子，為農業轉型、農村發展、農牧民增收提供有效途徑，為實現同步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三）是川西北民族地區迎接新挑戰的重要舉措。

川西北民族地區是國家和省重點生態功能區，是藏、羌等少數民族聚居區，是“5•12”汶川特大地震的震中所在地，生態地位、政治地位、戰略地位極其重要。近幾年來，該地區生態改善、環境治理效果不夠明顯，畜牧業粗放型增長方式仍未根本轉變，藏區、反破壞、反滲透的斗爭仍然十分艱巨；同時，該地區又是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相當滯后的民族地區。據統計，2013年末甘孜、阿壩兩州地區生產總值分別為201.22億元、233.99億元，在全省各市州中排位倒數前兩名；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5435元、6793元，與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還有一定差距。面對諸多挑戰，只有大力推進畜牧業循環經濟發展，“以一業促多業”，“以一點帶多點”，推動區域經濟社會全方位發展，才能確保川西北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

二、川西北民族地區發展畜牧業循環經濟面臨的主要困境

（一）國內畜牧經濟整體下行壓力加大。

近兩年，受禽流感疫情、倒奶殺牛事件、死豬事件等的影響，國內畜禽養殖業一度遭遇“寒冬”。據統計分析，2014年前三季度，中國畜牧業總產值與2013年前三季度相比未見“增色”，其中第一季度產值還略低于2013年第一季度產值。同時，四川玉米、大豆等飼料糧供需矛盾突出，飼料價格上升直接導致全省畜牧養殖成本增加。此外，勞動力、環保、用地、防疫、水、電及循環利用技術方面等費用也逐年呈上漲趨勢，而畜產品價格提升空間有限，養殖效益面臨多方擠壓，勢必給農牧民持續穩定增收增加難度。

（二）生態惡化趨勢未得到有效控制。

草場資源是畜牧業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是維持川西北民族地區生態安全穩定的戰略資源。沒有穩定良好的草場資源和養殖環境，發展畜牧業循環經濟將無從談起。從這幾年川西北民族地區畜牧業發展現狀看，農牧民的環保意識仍需進一步強化，草原退化現象比較嚴重，超載過牧問題依然突出。

（三）畜牧業生產方式亟待轉變。

川西北民族地區地處高寒山地，除地形、氣候等客觀條件制約畜牧業循環經濟發展因素外，當地生產企業標準化、產業化程度低，科學技術投入不足，形成原始資源和再生資源浪費，畜產品深加工率低，與金融機構、擔保公司、畜牧養殖戶等的產業利益鏈接機制還未完全形成；作為散養戶的農牧民，個人文化素質較低，家庭養殖條件較差，采用實用技術較少，防災減災能力弱，畜產品質量安全存在較大隱患。

三、川西北民族地區發展畜牧業循環經濟的主要路徑

（一）突出綠色循環再利用，加快構建新型畜牧業循環經濟體系。

循環利用是發展畜牧業循環經濟的關鍵環節。當前，阿壩、甘孜兩州在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農牧民增收新型業態的雙重任務條件下，要從現有畜牧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考慮，突出綠色循環導向，強調上下游資源及延伸產業的節約使用、循環利用，逐步形成以養殖業為核心的多種業態相互交融的新型畜牧業循環經濟體系。在上游及延伸產業中，注重對牧草資源的適度利用和提高畜牧飼料品種的多樣化。針對牧區飼料和玉米、豆類等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問題，要深入實施“退牧還草”工程，擴大草場資源供給和秸稈資源化利用；要加大飼料原材料的培育力度，拓展飼料品種，降低畜牧飼養成本；要充分借鑒紅原縣草原畜牧試點經驗，依靠“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建立種子培育、良種繁殖、生產、加工、儲藏、供應于一體的草產業，另一方面由牧民自建牧草基地，為畜禽養殖提供豐富的牧草資源（同時可發展為文化旅游產業），可以較好地解決牲畜“冬瘦、春死”的困境。同時，由圖1分析可知，通過疾病防控、技術研發和政策咨詢等服務，可以有效提高技術含量，降低畜禽疾病，減少損失。在下游及延伸產業中，注重畜禽產品廢棄物的再循環和再利用。如圖1所示，在畜牧業生產中，除畜禽產品用于食品加工、生物制藥（藏醫藥）、皮革生產、奶業等加工業（精深加工業）及餐飲業、旅游業外，牛、羊、豬等畜禽產生的大量廢水和消化不完全的有機質，通過技術分離后直接供給種植業或通過微生物處理方式供給種植業或生產沼氣，既可減少污染排放，提供燃料，又可為草場、林地、花卉、果蔬等提供低廉的肥料，也可用于特種經濟和藥用動物生產，充分拉長畜牧業產業鏈，實現養殖業與種植業、加工業、服務業的互動發展。

（二）突出標準化生產養殖，積極推進畜牧業生產方式轉變。

標準化養殖是川西北民族地區提高畜牧業循環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基礎。2014年四川省深化現代畜牧業發展現場會議明確提出，要按照“畜禽良種化、養殖設施化、生產規范化、防疫制度化、糞污無害化、監管常態化”要求，提高畜牧業養殖標準化、規模化生產層次，增強畜牧業循環經濟發展水平。要嚴格執行全省畜禽標準化養殖建設標準，落實安全生產要求，完善養殖配套設施，積極引進先進設備，強化疾病防控、市場監管，提高畜產品生產質量水平，加快畜禽出欄周轉，增加生產效益。要優化畜禽品種結構，注重對牦牛、藏綿羊、藏香豬等優良高原特色畜種的選育繁殖，繼續探索在若爾蓋、紅原、石渠、德格、色達、理塘、白玉等牧區，發展乳肉兼用型商品畜種，突出畜牧知名品牌建設，切實提高市場占有率和競爭力。要強化示范引領，依托川西北生態經濟示范區和紅原縣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兩張“名片”，大力推廣畜牧業生產基地（園區）、龍頭骨干企業、專業合作社和適度規模養殖農戶共建或集中聯建養殖小區發展的先進典型和經驗，通過示范帶動，推動畜牧業標準化養殖，使其不僅成為畜牧業發展的主力軍，循環經濟發展的生力軍。

（三）突出新型經營體系培育，不斷推動畜牧業產業化發展。

加快培育畜牧業新型經營體系，是推動畜牧業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要按照四川省《關于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專項改革方案》，重點培育一批規模效益好、市場覆蓋面廣、帶動能力強的畜牧業循環經濟龍頭企業（畜牧生產基地或示范建設園區），推動川西北民族地區畜牧產品精深加工，延伸畜牧業循環經濟產業鏈；大力發展養殖專業合作社，構建農戶為基礎，合作社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機制，將分散的養殖農戶組織進現代畜牧業生產體系中；突出農牧民主體作用，建立家庭牧場，培育家庭養殖大戶，支持牧民轉產創業，成為畜牧業延伸產業或服務業新型主體，讓農牧民充分參與和受益。要積極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大力推行“龍頭企業+合作社+養殖戶”、“龍頭企業+合作社+養殖戶+基地”、“合作社+基地+養殖戶”等發展模式，在部分地區探索“企業+協會+養殖戶”的新型模式，提高農牧民組織化程度，增強應對市場變化能力，形成相互依存、利益共享、風險分擔的產業化框架體系。要廣泛推行合同訂單、保護價收購和以牲畜、草場等為股權的股份合作、股權轉讓、受益分成等做法，探索推行畜牧產品價格指數保險，降低生產成本，縮短收益時間，確保農牧民多渠道增收致富。

（四）突出科技創新這個支撐點，努力實現畜牧業循環經濟跨越發展。

科技創新是畜牧業循環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加快川西北民族地區畜牧業科學技術應用與創新，必將實現畜牧業從粗放式外延發展，向現代集約型發展方式轉變。要充分利用甘孜、阿壩和省內外優勢科教資源，構建政研院企合作共研平臺，積極爭取項目技術和資金支持，加快涉及畜牧業循環技術領域的研究開發，努力提升畜牧科技創新能力、加快畜牧科技成果轉化應用、提高畜牧從業人員素質和加強技術推廣服務體系建設等方面取得突破，實現傳統畜牧業發展模式的有效轉變。要建立畜產品質量安全監管體系，引入畜產品質量安全可追溯系統，將具有可追溯系統的畜牧產品迅速推至市場，并對流通全過程進行跟蹤，實現畜產品從田間到車間到商場（市場）到餐桌的全程監管。要積極探索畜牧業電商新型經營服務模式。依托全省對民族地區開展“民生工程”、“富民安康工程”建設，在加快推進交通設施建設的同時，利用電商節約化、便捷化、網絡化、智能化等優勢，同步建設互聯網、金融站點、支付終端、物流體系等設施設備，打通川西北民族地區“網絡大道”，為推進畜牧業循環經濟新發展提供技術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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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民族院校的特殊性

地方民族院校數量不多，學校規模一般不大，但卻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歷史和自然的原因，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后，民族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問題相比其他高等學校更為特殊。這些特殊性歸納起來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復雜的地理區位

民族地區大多處于高原、山區，自然環境復雜，條件艱苦，在地理區位上與發達地區相比不占優勢，設在民族地區的民族院校大多遠離中心城市，有的甚至在鄉鎮，交通不便，信息不夠暢通，經濟基礎薄弱，工作和生活條件艱苦。地理區位的特殊性，導致地方民族院校在辦學過程中面臨著更多的實際問題。

第一，高質量人才隊伍建設困難。建設高質量的人才隊伍是辦好高等教育的關鍵。雖然各高校都在大力引進和培養人才，但地方民族院校“培養一批走一批”的問題尤為突出。特別是高層次高學歷人才的引進和穩定尤為困難。

第二，生源量少質弱。地方民族院校所在民族地區特別是西部民族地區，地廣人稀，基礎教育薄弱，學生總量少，有的地區接受中小學教育的人數不及發達地區一個中等縣。地方民族院校所在民族地區沒有數量足夠的優質生源，雖然地方民族院校也在非民族地區招生，但由于自然條件艱苦和認識上的差異，實際報到的新生一般會比招生數少。

第三，學校辦社會的問題突出。學校是辦教育的，但地方民族院校由于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社會發展程度不高，城市化進程滯后，學校缺少可以依托的城市和相應的社會功能，面臨著既要辦教育、又要辦社會的現實問題。辦學是本份，辦社會則是為了辦學而不得不解決師生的生活問題，以彌補城市和社會功能的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經濟和企業的支撐，學生的實踐教學、就業等也受到制約。

（二）豐富的地方民族文化民族地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每一所地方民族院校所在地都有其豐富的地方民族文化。這些民族文化是“人無我有”的特殊資源，是地方民

族院校得天獨厚的文化土壤，也是地方民族院校開展文化建設、文化教育活動的潛在優勢。

（三）發育滯后的社會經濟環境

高等學校辦學需要一定的社會環境作為支撐。地方民族院校的投入應該是國家投入和當地投入的“雙軌制”，但目前地方民族院校缺少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這里的支撐不足包括三方面：一是對高校的投入十分有限；二是缺少產業支撐，制約了高校的專業發展；三是缺乏面向社會的專業實踐教學平臺。高校的發展要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也依賴于地方產業的發展，特別是規模化的產業集群的發展。與發達地區相比，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這種差距導致地方民族院校缺乏足夠的經濟支撐——特別是一些以“輸入性”財政為主的民族地區。

二、地方民族院校服務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地位與作用

地方高校服務社會經濟建設的地位與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服務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是地方民族院校的神圣使命。但實踐中，地方民族院校的地位和作用往往受到功利方面的影響而被淡化。人們對地方民族院校服務地方的認識不到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地方民族院校服務當地社會的地位與作用存在顯性和隱性兩個方面。顯性的作用是指院校招收了多少民族地區的學生、為民族地區培養了多少人才，這是統計數據可以反映出來的，是看得見的。隱性的作用是間接的，如招收非民族地區的學生，這些學生畢業后服務于民族地區；學校參與地方科技研發，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穩定、傳承和弘揚民族文化、引領民族地方文明進步等，這些功能需要經過一定時期才能顯現出來，因而容易被忽視。地方民族院校服務社會經濟建設也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影響了地方民族院校功能和作用的發揮，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專業與課程設置不能滿足民族地區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需要，地方民族院校的辦學功能與特色沒有充分體現出來從專業設置上看，地方民族院校的專業設置除民族語言類專業外，大多以長線專業為主，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以教師教育為主，理、工、農、醫等專業相對薄弱，多數地方民族院校與地方經濟發展需要還有較大差距。究其原因，多數地方民族院校在舉辦之初囿于經濟投入的制約，基本上是為了解決當地中小學教師資源的緊缺，選擇了辦學成本相對較低的人文社科類專業。再從基礎教育來看，由于中小學生的文化基礎薄弱，學校物理、化學、生物師資及實驗條件的不足，學校、家長、學生都偏向學習文科，理科學生少，地方民族院校除了民族語言、民族預科外，很難在民族地區招收到足夠多的新生，尤其是理科生，這又加劇了地方民族院校的專業不平衡。在課程設置方面，除民族語言類專業外，其他專業基本上與非民族高校的課程設置相同，雖然一些專業開設了民族語言、民族藝術、民族歷史方面的課程，但由于辦學資源的制約，還不能完全達到根據民族地區人才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來優化培養方案和設置課程，因而沒有凸顯民族高等教育服務民族地區的針對性。

（二）學校與社會互動機制不完善舉辦一所高等學校，既需要教學設施、師資等，也需要良好的社會環境和配套設施。地方民族院校一般沒有納入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總盤子”，在地方的社會經濟發展與規劃中基本上沒有體現，學校還沒有完全融入地方經濟文化生活并成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地方的許多重大經濟活動中，學校處于可有可無的層面，學校的發展和地方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不夠“合拍”。

（三）招生、就業體系不適應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需要除民族語言、民族預科外，地方民族院校與中心城市的同層次學校基本上執行統一的招生錄取標準，其結果是民族地區的考生大多數愿意到中心城市就學，而非民族地區的考生自愿到地方民族院校就讀的十分有限。在人才培養方面，地方民族院校一直以為民族地區培養“下得去、留得了、干得好”的人才為己任，但要真正實現這一目標，則取決于民族地區的人才流動機制。而據調查，民族地區――特別是縣以下的鄉鎮需要人才，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才流動機制難以將優秀人才吸引到條件艱苦的基層。地方民族院校為民族地區的基層培養輸送人才還缺少配套的制度。#p#分頁標題#e#

三、地方民族院校服務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有效途徑

開展民族教育、發展民族經濟、弘揚民族文化是地方民族院校的基本任務，也是地方民族院校服務地方社會經濟文化建設的主要途徑。地方民族院校服務民族地區既是民族地區發展的需要，也是學校自身發展的需要，地方民族院校服務民族地區社會發展的途徑是多元的、立體的，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類。

第一，面向地方經濟社會需求，努力培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培養人才是高校的基本職能之一。民族地區的高等學校是民族地區人才成長的搖籃，為民族地區培養了大批人才，隨著市場化配置社會資源機制的深化和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加快以及學校學科專業與課程的優化，地方民族院校為當地培養人才的功能將會進一步顯現。

第二，充分發揮橋梁作用，為民族地區輸送人才。由于自然條件艱苦，民族地區人才引進十分困難，即使引進來了，也因語言、環境、生活等困難難以穩定。甚至，民族地區的學生在外地高校、特別是重點高校學習畢業后也很少回到民族地區。民族地區的民族院校不僅僅是民族地區人才的搖籃，還是連接民族地區與非民族地區的橋梁，是展示民族地區的窗口。地方民族院校招收非民族地區的學生，這些學生通過民族文化與浸潤，加深了對民族地區的認識，有相當一部分畢業后自愿留在民族地區，對緩解民族地區人才緊缺的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打造先進文化陣地，引領地方文化。教育部副部長趙沁平在《發揮大學第四功能作用引領社會創新文化發展》中指出：“大學從其誕生以來，聚集大量科技、文化精英，通過知識傳播、知識創造，以及與社會的互動而對社會文化有著巨大的影響。也就是說大學具有與生俱來的、更為獨有的、影響更為深遠的引領文化的社會功能。”高校不僅培養人才培養，而且傳承文化。地方民族院校在引領地方文化建設與發展走向方面發揮著重要的陣地作用，這種作用是其他高校或文化機構難以替代的，這也是地方民族院校在民族地區文化建設方面的優勢。

第四，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和弘揚民族文化。地方民族院校所在地有著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民族院校作為文化教育傳播機構，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和弘揚民族文化方面可作的工作很多。如：結合教學科研建設區域性專題文獻館、博物館等。地方民族院校結合區域文化特點，開辦民族音樂、美術等民族藝術類專業或課程，既是對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弘揚，同時也能為地方培養藝術人才，這對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與傳承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五，發揮科研團隊優勢，參與地方科學研究。在民族地區，地方民族院校擁有較為集中的科研人才，利用這些人才優勢，與地方合作開展有針對性的科學研究，是地方民族院校科研的主攻方向。不少地方民族院校的科研成果也證明其在地方科學研究方面的實力和作用。第六，產學結合促進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產學結合是近年來高等教育，特別是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發展的一個趨勢，地方民族院校通過地方經濟實體建立產學實訓基地、頂崗實習、培訓員工、鼓勵專業教師到生產第一線積累生產與管理經驗等，實現與地方經濟實體的合作，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四、地方民族院校服務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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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全面推進小康社會發展。在此發展目標下，少數民族地區的縣域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少數民族地區交通、教育、衛生、醫療等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和完善；農業、工業和服務業都得到了全面發展，產值增幅較大；人均收入得到了提高，就業人口數量增加，緩解了就業壓力。

（二）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發展存在的不足

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在國家政策扶持下，得到了快速發展，但從全國縣域經濟發展的范圍來看，仍然處于不利地位，表現為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和發展不平衡等。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發展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1）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發展中經濟發展主體不明確。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的發展過于依賴各級政府的扶持和干預，發展縣域經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不高，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較弱；同時，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發展與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相脫節，經濟發展的促進性較弱。

（2）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的經濟結構不合理，農業比重特別是傳統農業比重較高，工業和商業比重較低，產業結構層次不合理，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由于長期受重傳統重農輕商思想的影響，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只注重農業的發展，忽視了工業、商業和服務業的發展，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嚴重失衡。

（3）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發展規模小，城鎮化發展落后，經濟結構單一。少數民族地區由于城鎮密度和面積小，城鎮化水平低，規模經濟效應得不到發揮，經濟力量薄弱，城鎮經濟的輻射功能差，經濟發展較慢。

二、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的發展戰略

（一）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的原則

（1）明確經濟發展主體原則。明確縣域經濟的發展主體，才能發展縣域經濟。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的主體就是少數民族地區的勞動者。認真處理好少數民族地區勞動者的主體地位與縣域經濟活動的主導地位的關系，才能有效調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主體的積極性，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

（2）實施工業化導向原則。少數民族地區長期受到傳統農業思想的影響，技術相對落后，工業化程度低。不斷提高少數民族勞動者的素質技能和社會地位，努力改變生產技術，使其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工業化發展，改變貧窮落后的經濟現狀。

（3）發展特色，突出特色原則。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相對特殊，其縣域內資源、文化等相對特殊。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要從特色出發，體現經濟的特色優越性和特色潛力，以特色作為出發點，打造特色產業和特色經濟。

（4）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原則。在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中，處理好中心城市和縣域經濟、中心城市與農村等發展的關系，發展縣城、鄉鎮的經濟輻射作用，推進農牧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建設。

（5）構建循環經濟，實行可持續發展原則。少數民族地區自然資源、物質資源豐富。在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的同時，要保護好生態環境，正確處理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的和諧統一，調整產業結構，提高資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積極構建循環經濟，實現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的經濟發展戰略

（1）確定少數民族地區勞動者的縣域經濟發展主體地位，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少數民族地區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得到確立和保障，但是與其他縣域相比，其素質技能較低。少數民族地區可以通過發展教育事業，推行中基礎教育、中等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等，提高少數民族素質，實現傳統農業化向現代工業化的轉變。

（2）突出特色，大力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特色經濟。少數民族地區具有獨特的資源優勢，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必然要求突出特色，強調特色，以特色作為經濟發展的突破口。利用優勢資源，不斷開拓創新，發展特色農業、特色工業、特色旅游業、特色文化產業等，全面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的發展。

（3）大力推進少數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全面推進小康社會建設。少數民族地區生產、生活方式落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相對滯后。大力推進少數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改善少數民族地區的基礎設施，建立文明的活動場所，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不斷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少數民族地區勞動者的文化素質，全面推進小康社會建設。

（4）政府及職能部門健全市場機制，加大扶持力度，全面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的發展。縣域經濟屬于行政性的區域經濟，縣域經濟的發展必然離不開政府和職能部門的宏觀調控。少數民族地區縣域政府及職能部門運用有效的政策和法規對縣域經濟的發展進行扶持和宏觀調控，建立縣域經濟服務性的政府，健全市場機制，合理有效的進行資源配置，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全面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縣域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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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O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3－0180－02

圖騰一詞來源于印第安語“totem”，意思為“它的親屬”，“它的標記”。在原始人信仰中，認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種特定的物種，大多數情況下，被認為與某種動物具有親緣關系，于是，圖騰信仰便與祖先崇拜發生了關系，在許多圖騰神話中，認為自己的祖先就來源于某種動物或植物，或是與某種動物或植物發生過親緣關系，于是某種動、植物便成了這個民族最古老的祖先。例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記》)玄鳥便成為商族的圖騰。因此，圖騰崇拜與其說是對動、植物的崇拜，還不如說是對祖先的崇拜，這樣更準確些。圖騰與氏族的親緣關系常常通過氏族起源神話和稱呼體現出來。

圖騰的第二個意思是“標志”。圖騰標志在原始社會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是最早的社會組織標志和象征。它具有團結群體、密切血緣關系、維系社會組織和互相區別的職能。同時通過圖騰標志，得到圖騰的認同，受到圖騰的保護。如旗幟、族徽。中國的龍旗，據考證，夏族的旗幟就是龍旗，一至沿用到清代；古突厥人、古回鶻人都是以狼為圖騰的，史書上多次記載他們打著有狼圖案的旗幟。

中國最早的圖騰產生于舊石器時代中晚期，但沒有留下確鑿的遺跡。新石器時代是圖騰文化的衰退期。但在中國卻發現了不少圖騰文化的遺跡。這包括半坡遺址的彩陶紋，魚紋等。同時，中國古代各民族也有各自的圖騰文化，每個少數民族各自的圖騰文化也是豐富多彩的。根據民族學資料，中國的少數民族圖騰文化大致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1、以動植物為原型的圖騰，如蒙古族的狼圖騰，阿昌族的大象圖騰以及傣族的孔雀圖騰，仫佬族的竹圖騰，等等。在我國的少數民族之中，以動植物為原型的圖騰最為普遍，這是緣于當時初民的眼界險隘與氏族制度的特點。原始人不懂得男女媾和繁衍人類的道理，而認為本氏族的祖先與某種動植物、特別是動物有密切聯系，氏族的祖先就是圖騰動植物的化生或轉世。

2、以無生物為原型的圖騰，這一類包括以生產工具為原型的圖騰，如保安族的腰刀；以樂器為原型的圖騰，如毛南族的銅鼓，京族的獨弦琴以及布朗族的三弦琴；還有以建筑物為原型的圖騰，如白族的白塔，回族的清真寺，藏族的布達拉宮等。

圖騰文化的豐富多彩也體現出了中國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的多樣性。圖騰作為一個文化現象，它是對于一個民族文化類型的高度概括，是這個民族文化的精華所在，其具有普遍的象征意義和原型意義。因此，可以說圖騰本身就是一種升華的地域文化。同時，文化本質上就是經濟類型的產物。一個地區的精神氣質顯然與其生產和生活的實際形態緊密相關。另一方面，文化的類型對于經濟社會發展也有著積極的反作用。就一個地區而言，形成一種新的文化，特別是一種新的精神氣質、新的精神面貌，對經濟形態的轉變至關重要。在這個意義上看，文化是一個區域經濟社會的核心價值之所在，是區域綜合競爭力的靈魂。而作為地域文化的核心――圖騰，更是與該地區的經濟結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要討論各民族圖騰文化與經濟結構的關聯性，首先，從我國少數民族的經濟類型分類人手。根據我國少數民族傳統的物質生產條件、生產水平、自然生態環境以及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生計方式的特點，少數民族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經濟類型：采集漁獵經濟類型；畜牧經濟類型；以及農耕經濟類型。

一、采集漁獵經濟類型

其中以赫哲族為例，赫哲族是中國東北地區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黑龍江省同江縣、饒河縣、撫遠縣。少數人散居在樺川、依蘭、富饒三縣的一些村鎮和佳木斯市。赫哲族最具代表性圖騰圖案上是一只天鵝和兩只從水里越起的魚。考古資料表明，赫哲族的古代文明，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黑龍江文物考古隊在密山縣新開流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出土文物中，發現了帶有濃厚漁業文化氣息的陶器、石器、骨器。陶器上飾有美麗的圖案：象征著魚身上的魚鱗紋、千孔百洞的魚網紋、表現江河湖水蕩漾的水波紋、變形夸張的漁網菱形紋。骨器主要有魚鉤、魚叉、魚標等捕魚工具。另外，在不少赫哲人中流傳著“赫哲人是魚的后代”的神話，魚的生殖能力給赫哲先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國早期的一些文獻中稱赫哲族為“魚皮部”或“魚皮”，這一稱呼反映的是赫哲族人以魚皮為原料制作衣服(烏提庫)、(溫塔)等，亦足見魚在赫哲人中的顯赫地位。赫哲族的經濟結構以傳統捕漁業為主，加上以魚皮制衣的特色產業，以及近年來興起的捕魚觀光旅游業，這一切都與先民的圖騰魚有關。先民對魚的自然圖騰崇拜反映了魚在他們生產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時，魚也成為了赫哲族經濟結構的重要支柱，成為了赫哲族區域綜合競爭力的核心所在。

二、畜牧經濟類型

以分布在東起大興安嶺西麓，西到準噶爾盆地西緣，南到青海草原、甘南草原、藏北草原及橫斷山脈中段廣大地區的蒙古族、藏族、寧夏回族等為代表。其中，以寧夏回族為例，畜牧業對于回族穆斯林是繼商業之后的第二大事業，從對待畜牧業的文化觀念、習慣傳統和心理因素上說。回族十分重視畜牧業，而且也擅長畜牧業。這使得寧夏回族自治區在一定程度上屬于畜牧經濟類型。然而近些年來，蒙古地區以及地區的畜牧業的快速發展使得寧夏的畜牧業的優勢在進一步弱化，如何才能找到突破口，調整優化該地區的經濟結構，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這就需要從所信仰的伊斯蘭教的特點著手。伊斯蘭教主張不崇拜植物、動物和自然、靈魂，不崇拜偶像。也不信什么財神、火神、風神等鬼神。因此，在回族的圖騰圖案上是一座清真寺，而不是動植物。這也反映了伊斯蘭教在回族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對于宗教的虔誠信仰，使得回族很適合發展寺院經濟，以清真寺為代表的寺院經濟，是最具伊斯蘭特色的宗教經濟，也是伊斯蘭教經濟中主要的經濟類型之一，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極其可觀的發展前景，其優勢在于經濟來源廣，宗教儀式盛大，如每年的麥加朝圣。以及圍寺展開的回族特色餐飲服飾，再加上比其他機構更容易募集到較大數額的資金，使投資活動變成現實。這些優勢使得“以寺養寺”的發展模式更便捷。寺院經濟對于活躍市場經濟，推動回族地區經濟發展將是前景光明。由此可見，圖騰文化顯示了回族民族文化的特點，而民族文化的特點進一步決定了回族優化經濟結構的所在。

三、農耕經濟類型

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周圍，雅魯藏布江流域，瀾滄江、怒江流域。云貴高原一帶，其中。我們以雅魯藏布江流域

的門巴族為例，門巴族的圖騰圖案上是一個精致的木碗。何以以一只木碗作為圖騰呢?原來這與門巴族的生產力水平有關。門巴族聚居位于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東南，峰巒重疊，原始森林茂密。在那里，有十分豐富的竹木資源，門巴族特別擅長竹蔑藤條的編織工藝。竹方盒、竹斗笠、藤背簍、竹筐等制品堅固耐用，工藝精美。特別是他們制作的傳統手工藝品――木碗，別具一格，奪目生輝，在乃至國外享有盛譽。但是由于地理環境和歷史的原因。門巴族的生產力水平一直處于緩慢發展狀態，生產工具雖然鐵木并舉，但十分簡陋，多為木犁、木鍬、木耙、尖木棒、木叉、木槌、木連枷等，木制的農耕工具相比鐵制工具，效率低下，嚴重影響了其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簡單的農耕業，再加上以木編、竹編為主的手工制造業，使得門巴的經濟結構一直處于很低級的層次。木制的生產工具使門巴族生產力難以發展，而同時木制的碗因為其精致、輕便深受人們喜愛，使門巴族為世人所知。也許，把木碗作為自己民族的圖騰，是門巴人民一種悲喜交加的復雜心情的體現。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民族的圖騰文化與經濟結構的關聯性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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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5-0-01

廣東民族地區一直以來受歷史、自然等因素的制約，經濟發展與全國相比，特別是與廣東發達地區相比，差距很大且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對于廣東民族地區尤其是貧困民族自治縣來說，經濟基礎薄弱、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低等原因，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資金支持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民族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財政轉移支付的理論依據

轉移支付一種再分配制度，作為財政學范疇的專有名詞，簡單來說轉移支付指的是政府間財力的上下移動。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是指以國內各級政府間按照財權與事權相統一的原則，合理劃分財政收入級次和規模的一種分配形式，既包括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財政收入的補助，也包括下級政府對上級政府財政收入的上解。即凡是政府間財力的轉移與劃撥關系都可被視為轉移支付。狹義上的轉移支付一般指相鄰的兩級政府，上級對下級的財力補助。在實際工作和理論研究中一般都是按狹義的來理解。①

二、廣東連南瑤族自治縣財政轉移支付的現狀問題分析

廣東連南瑤族自治縣地處廣東西北部，是廣東省十六個重點扶貧開發縣之一。民族地區有其民族地方特點，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風情等有著民族特點。近兩三年，連南縣社會、經濟發展及財政收入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與進步，財政轉移支付工作的進展也取得不錯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少不能忽視的問題。

（一）總體經濟發展遲緩，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差距大

連南瑤族自治縣作為一個廣東扶貧開發重點縣，地處偏遠山區，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稱，交通不便，生活、工作環境艱苦，相對貧窮落后。經濟、社會基礎薄弱，產業結構不合理，各級財政比較困難，城鄉經濟發展差距大，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近年三次產業比為19.9：41.2：38.9，與全省5.5：51.6：42.9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廣東最發達地區是珠江三角洲，珠三角人均GDP 2006年達到5300美元，山區包括少數民族地區在內只有970美元，珠三角是山區的5倍多。②2009年，連南縣GDP總量僅為14.63億元，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1.25億元，經濟總量不大，而且2009年連南縣財政支出4億多，收支矛盾十分突出。

（二）財政轉移支付規模呈現遞增趨勢，對國家財政轉移支付依賴性大

廣東省欠發達地區尤其是偏遠少數民族地區需省財政給予轉移支付補助，財政收支缺口逐年擴大，主要依靠財政轉移支付來解決縣級財政資金周轉包括工資發放等問題。享受轉移支付補助，其中省財政轉移支付補助超過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個別縣的補助額達到其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的4倍以上。連南縣近兩年財政轉移支付規模呈現遞增趨勢，卻由于是財政窮縣，財政困難而對國家轉移支付依賴大。連南縣在工資發放、機構運轉、“三農”、民生、教育、綜合維穩、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等工作的開展，任務繁重，所需經費多。2009年連南縣財政支出項目大類14項，支出總計達30116萬元；2010年財政支出項目大類增至17項，支出總計達35077萬元。連南縣財政轉移支付規模逐年遞增，緊張的財政難以支撐、支持全縣的正常運轉與發展。可見，如果沒有國家財政的持續強有力支持，連南縣在社會、經濟發展之路上將舉步維艱。

（三）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深度與廣度不足

當前，我國政治體制、經濟制度等方面依然存在一些深層次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財政改革的深入開展。現有相關法規制度體系相對滯后，對財政改革的保障和支撐力度不夠，特別是財權與事權不夠統一、基層政府的財權與支出責任劃分不對稱、稅收增長分成比例不盡合理等問題一直沒有徹底解決，影響了改革的縱深推進。雖然廣東省整體經濟實力較強，但省內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和財政實力差異較大，改革推進程度不一，改革的廣度和深度有待進一步擴大。而連南縣財力薄弱、人力資源不足、管理水平低等條件的限制；推進預算約束力不強，定員定額標準較粗，在資金安排上還沒有徹底改變“基數加增長”的做法；國庫集中支付試點單位和資金比例偏低，國庫集中支付制度執行不夠徹底；政府采購、績效評價等工作進展比較滯后等，造成一些財政改革措施難以真正落到實處。③

三、結論

連南瑤族自治縣社會經濟等領域具有獨特的民族特色，研究其財政轉移支付問題，必須把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性問題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根據當地民族實際情況的特殊經濟因素、文化背景、少數民族的特殊利益、特殊愛好、特殊的、特殊的風俗習慣等區別對待，科學合理開展財政轉移支付工作以更好地促進連南縣的經濟發展。

注釋：

①李茜.省以下轉移支付制度問題研究—以廣東省為例分析，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6。

②廣東瑤族縣十三屆人大四次、五次會議文件。

③劉華偉.廣東公共支出管理制度改革研究，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8。

參考文獻：

[1]李茜.省以下轉移支付制度問題研究—以廣東省為例分析[D].暨南大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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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決定了體育文化的發展。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體育文化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隨著歷史的長期演變，體育文化的交流與傳播，在研究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同時，我們可以發現，源于古希臘、古羅馬的西方競技體育文化與之是有著沖突與互補的矛盾存在。

一、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西方競技體育文化的沖突

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和西方競技體育文化是世界文化中兩個根本不同的體系。它們是隨著歷史發展先后出現且并列平等發展的兩個文化系統。在1840年以前，兩者是各自獨立發展的，并沒有明顯的沖突和融合。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新航路”的開辟和國際間交流的頻繁，特別是由于西方列強在近代對外侵略擴張，使兩種文化開始正面交鋒，日益沖突和斗爭。由于這兩大文化本體及其存在環境的巨大差異，所以它們在交流中的對立是絕對的。具體表現在：

1.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植根于“天人合一”、陰陽、八卦、五行等理論之中，而西方競技體育文化在西方哲學重外在、分析，重與自然的斗爭等觀念的指導下形成和發展；中國傳統體育文化整體觀重人體自身的統一性及與自然界的和諧，帶有某種經驗、直覺、模糊的性質，而西方競技體育文化是科學實驗、解剖學、生理學、現代醫學等的綜合運用；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重節奏、韻律、神韻、內涵、和諧美，重朦朧、抽象、含蓄美，而西方競技體育文化重陽剛的力量、速度之美，重外在、形體美。

2.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一貫向著娛樂性、表演性、禮儀性方向發展，注重個人修養，形成以追求“健”和“壽”為目的的民族內向性格，融進了以身心合一、動靜結合的導引養生、武技的發展，然而削弱了體育運動中的競爭性；西方競技體育文化始終向著競爭性、驚險性、公開性、健美性、超味性方向發展，并使體育形成體系，注重人的全面發展，而忽視了人競爭中的道德教育，容易產生殘忍與暴力。西方競技體育文化追求“強與險”，而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追求“健與壽”。

3.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通過身體鍛煉來以外達內，由表及里，由形而下的身體有形的活動來促成形而上的無形精神的升華，實現理想人格的塑造，透射出十分明顯的重人格傾向；西方競技體育文化則重人體勝于重人格，注重人體本身的價值，更講究從人體的培養上來考慮體育的價值，通過讓人在肌肉的運動中，在各種力的交匯中去實現完美人體的塑造，進而實現理想的人生。

二、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西方競技體育文化的互補

體育文化的產生是一個長期孕育演變的過程，其發展更是一個長期積累、選擇、變異、沖突、交融、定型的過程。由于體育文化是一個動態的社會存在，所以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和西方競技體育文化在相互交流的同時，勢必會互相吸收融合其文化中的精粹部分，這就是文化的不自覺內在的統一。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倫理道德觀念的追求。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政治經濟條件，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出現了勃興。在新的政治經濟環境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勢必要注入新的血液，因此，西方的競爭觀念，自我價值的彰顯也成為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追求。西方一些知識分子也開始致力于東方體育文化精神的研究，試圖從東方的處世之道和養生方法中尋求解脫。

2.相互移植對方的優秀運動項目。如氣功、武術、龍舟競渡、踏青、放風箏、秋千等，開始向西方移植，沖破了西方競技一統天下的局面。而籃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田徑等項目已深入中國各民族人們的心中，獲得大家的喜愛。

3.中國傳統養生思想為西方所接受，西方競爭觀念為東方所認可。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統生命觀、健康觀和與此相適應的保健體育，蘊含著有關人體科學的豐富內容，如注重身心統一、內外協調、動靜結合等許多辯證思想，對指導當今的人類保健活動，仍具有重要的意義。西方競技體育所表現的競爭觀念和現代社會是相吻合的，正被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所認可和接受。

三、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西方競技體育文化矛盾存在的意義

1.體育事業進步的動力。體育文化是一種需要人們廣泛參與的休閑文化，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任何一種形態或地域的體育文化都在尋求與外界體育文化的交流中得到對方的文化精粹，可以推動世界體育改革的步伐，促進世界體育的發展。西方競技體育文化深入中國內地，很多項目獲得各民族人民的喜愛，在全國興起了一股全民健身的熱潮。

2.維系體育文化發展的連續性。雖然，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西方競技體育文化的交流還不到幾百年的時間，由于其文化的相互矛盾存在，不斷碰撞磨合，它們不僅各自獲得新的文化血液，而且獲得新的文化生存空間。

3.調節各地區體育的平衡發展。各體育文化之間的對立統一的調節作用主要體現在交流的各方吸引對方精華，吸取對方的經驗教訓，互相補充。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西方競技體育文化有著對立統一，才有其交互影響的可能，這一東方與西方的體育文化對話可以豐富世界體育運動的手段與形式，完善世界體育科學思想體系，拓展人類體育功能結構的外延。中國民族地區的體育文化在與西方競技體育文化交流之后，由于其文化巨大差異而產生的文化對立，顯示出中國民族地區的體育事業的相對滯后，為力爭與西方體育文化平衡發展而找到了新的發展方向，如中國民族地區的體育文化也開始試圖完成產業發展，并與其他產業諸如旅游產業聯姻發展，這在云南、西藏等民族旅游地區已取得了一定成就。

四、兩種體育文化對立統一的辯證認識

不同類型和模式的體育文化由于價值觀念的不同會發生沖突，因此，體育文化的交流和傳播不是暢通無阻的，不同性質的體育文化遭遇到一起的時候，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西方競技體育文化的對立統一是客觀的，它不僅會改變原來體育文化的性質，還會由于兩者契合發展產生新的體育文化，帶來體育文化的變遷。體育文化的沖突是區域性、時代性、民族性、階級性、集團性等多種類型的綜合，認識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西方競技體育文化的對立統一就應在此入手，認識兩者是政治、經濟、地理等生存環境差異下的矛盾存在。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西方競技體育文化由于各層次發展水平不一，西方競技體育文化會沖擊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生激烈而全面的沖突。此時，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必須作出全方位的調整才能適應西方競技體育文化的矛盾沖突。有效利用這兩種體育文化的內在統一因素，尋找兩者發展的最佳結合點，這將有利于消除或減少兩者沖突所產生的負面因素，使其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張忠利，宗文舉.中西文化概論[M].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02.193.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