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文化語境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首先，必須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從西方文化學術界引進的一種文化學理論，若將它用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文化現象分析就必須對之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戰后的英國文學理論界和文化批評界，開始時僅僅局限于狹窄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域，后來逐步發展演變，廣納百川匯集成流，目前已成為當今北美文化學術界自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討論之后的又一個熱門話題。這樣導致的一個后果正如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所指出的，"當今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談論文化？因為就此有重要的論題可談。一切都變得與文化有關……它也像經濟主義、生物主義、實在主義或任何別的什么’主義’那樣，本身就有還原性，于是針對這些主義，便出現了一種頗為令人驚慌失措的過度反應。"①但是與傳統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討論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當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典文化，而是大眾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視和廣告業等消費文化為主體的大眾傳播媒介。因此，從這一視角人手來分析電視這一極為普及的媒體，我認為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為新批評理論家F.R.利維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開始便致力于文學的文化批評，因而范圍依然比較狹窄，而且帶有強烈的精英意識，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試圖通過對他們所開列的經典文學作品的弘揚來達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之同的，其現代主義的啟蒙意識是十分明顯的。后來由于幾位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理論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時在一些邊緣話語力量的沖擊下，文化研究者內部也發生了多元價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地，引人了對社區文化生活的研究內容，甚至逐漸把對大眾傳播媒介、當代社區文化和消費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進來，進而逐步匯入對當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當今的西方文化學術語境下，文化研究的對象一般包括這樣三大類：以遠離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為對象的區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為對象的種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其聲音十分微弱的女性為對象的性別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對象主要是當代社會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而且更確切地說是非精英文化現象，也即文化研究更關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眾傳播媒介，那么它就不應當把影視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電視，因為作為當今后工業社會輻射面極廣的一種媒體，電視的作用和影響確實是無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義和研究對象而言，文化研究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還涉及下列理論課題：（1）后工業社會和后現代文化的消費問題；（2）后殖民語境下的第三世界寫作和批評話語；（3）女性寫作話語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的價值判斷問題；（5）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身份；（6）影視制作和大眾傳媒研究。②由此可見，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考察現代傳媒在當今中國文化界和知識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完全可以拓寬我們的思路，開闊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得以站在一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點上來考察一些具體的文化現象，同時通過對這些現象的分析而豐富我們的文化理論建設。下面就嘗試著對一個具體的現象進行剖析。

"田歌現象"及其《熒屏連著我和你》

最近，在中國當代影視傳媒領域，人們談論較多的莫過于這樣一些現象："王朔現象"③，"張藝謀現象"④和"倪萍現象"⑤。毫無疑問，由于這些現象本身所處于的人們注意的中心之地位（當然王朔是一個例外）以及其之于當代中國人文化生活的客觀影響，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對其進行理論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則認為，研究者們往往忽視了另一個雖不居于"中心"但卻對"中心"有著有力的沖擊和消解作用的現象，即以北京電視臺導演兼主持人田歌為代表的一個現象，或?quot;田歌現象"。因為田歌的工作單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電視臺；而且面對中心的巨大陰影，一些居于邊緣處的閃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這就是不少地方臺（包括北京臺）導、演和主持人們經常感到困惑的一個原因所在。而田歌則從一個來自部隊基層單位的話劇和電影演員而一步步地向中心邁進，并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不僅進入了中國文化的中心，而且還在向著國際文化的中心歐美前進。我們完全可以從下列事實見出這種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劇組應挪威外交部邀請前往奧斯陸采訪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敵》在中國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熱"；1997年5月應弗羅倫薩歌劇院邀請前往意大利采訪由祖賓·梅達和張藝謀共同執導的歌劇《圖蘭朵》；1997年6月應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訪第八屆國際易卜生研討會；1997年7-8月應美國新聞文化署邀請赴美考察電視藝術，等等。這一系列本應當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獨有的機會幾乎全被來自邊緣的田歌擁有了，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猜測、羨慕或關注。但是單單從這些表面現象來看并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我們還應該透過現象究其本質，也即從分析她主持編導的精品欄目《熒屏連著我和你》入手。當然，在這個欄目周圍聚集了一批與田歌有著大致共同的志向和興趣并能精誠合作的年輕人，因此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作為一個集體，"田歌現象"則體現了以田歌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為這正是中國當代傳媒領域內一個可以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切人分析的現象。

1．文化研究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參與普通讀者或觀眾的社區生活來實現對他們啟蒙（或后啟蒙）的理想。也就是說，在當今這個具有后工業和后現代特征的社會，大眾傳播媒介的異軍突起，強有力地沖擊著高雅的文學藝術創作甚至電影制作，欄目的編導者卻別出心裁地通過這些藝術大師"知心時刻"闡述"個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藝術家與普通觀眾的距離一下子縮小甚至消解了，通過這種直接的交流和對話，不僅去掉了套在經典藝術家頭上的神圣"光環"，同時也使普通大眾與藝術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樂和京劇不甚景氣的今天，欄目的編導者并沒有冷落它們，反而調動傳媒的力量來實現普及和振興民族音樂和京劇之目的，這樣所得到的對電觀觀眾和文藝愛好者的"后啟蒙"之效果是其他媒體很難達到的。

2．文化研究反對人為的等級制度，尤其對某種話語霸權極為反感，主張各種人在一個多元價值取向的社會找到自己活動的公共空間，每一種話語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話語力量都無法主宰他種話語，只有各種力量的共存和共處才是造成文化藝術繁榮的惟一途徑。在這方面，北京電視臺處在北京，顯然有著得天獨厚的人才優勢，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區和周邊地區的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向廣大電視觀眾展示一些平凡但卻了不起的人的風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臨著中央電視臺這樣一個碩大的陰影和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絕招來不僅無法面向全國的觀眾，更無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區的電視觀眾。因此，編導者們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他們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甚至做別人沒有做或者暫時無法做到的事。在這方面，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說，他們以獨特的構思、豐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勞動，才達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比如說，電影導演訪談，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采訪，大學校長訪談以及最近即將和廣大觀眾見面的意大利歐劇《圖蘭朵》的排練和上演等節目，就耗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通過這一系列的溝通和對話，觀眾不僅對屬于傳媒范疇的電影拍攝和制作藝術及工藝有了更為感性的了解，同時也對導演們的辛勤勞動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這位早逝于本世紀初的經典文學大師，也許在不少人看來已經過時，但由于易劇本身所蘊含的多重文化代碼卻使其仍可打動后現代社會的觀眾。受之啟發，欄目的編導者不惜組織力量，遠涉萬里跟蹤采訪，不僅達到了普及經典藝術之目的，同時也在實際上起到了促進中國和挪威的文化藝術交流乃至兩國人民的民間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將出現在熒屏上的關于意大利歌劇《圖蘭朵》的演出實況報道也一定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它將不僅向中國的廣大電視觀眾展示有著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形象，同時也將披露隱藏在舞臺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電視藝術置于與經典藝術相對立的位置實在是缺乏遠見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張的是一種"后啟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將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眾之中，通過與他們的同呼吸共命運來達到向他們傳授知識的目的。欄目的編導者和大部分請來的嘉賓們應該說都是有著相當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擺出一副居高臨下教訓人的桑子則顯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鐘節目內，如何盡其所能向廣大電視觀眾傳授知識，做到寓教于樂，使大家在輕松的氣氛中接受書本上和課堂上得不到的知識，在這方面，編導者認為，正如賀拉斯所言，要想讓自己寫出的作品感動讀者（觀眾），首先自己也應被打動。他們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訪工作和知識裝備工作，有些書"請人代讀"（培根語），而對被采訪人的身世和專業則了解得越清楚越好，這樣我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簡單的問答實際上體現了編導者的集體思想和智慧。應該說，該欄目在知識方面出現的破綻遠比另一些欄目少得多。比如說，指揮家、體育評論員的仍談等節目就是這樣一些成功的例子，在這些以談話為主要形式的訪談中，嘉賓同時扮演著兩種角色：既是本行業的專家，有著本專業的豐富知識和實踐經驗，同時也是人民大眾的一分子，因此他們的訓誡和啟蒙就絲毫未與大眾拉開距離，倒是通過首先置身于大眾之中進行直接的溝通來達到啟蒙的效果。當然，這種以談話為主體的節目既要達到寓教于樂，同時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適當的"度"是至關重要的，如把握不當則會使人產生聆聽教誨之感而對之反感。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欄目的少數幾次不成功的節目見出端倪，但從廣大觀眾目前對這個欄日的反應來看，正面的效應顯然大大甚于負面效應。這就需要我們文化研究者從這一現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帶有普遍規律性的東西并加以理論化，最終達到豐富文化理論（包括傳媒理論）之目的。毫無疑問，對于一個在地方臺（北京臺）堅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樹"遮蓋或被時間淘汰的文藝生活類節目確實是難得的，這正是我們可據以從理論視角對之進行文化分析的價值所在。在這方面，"田歌現象"也許會給我們的地方電視臺文化生活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某種有益的啟示吧。

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悲觀與樂觀

通過上述個案分析，我們大概可以對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預測了。毫無疑問，文化研究的觸角已經伸向了當今出現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趨勢，按照美國的理論家詹姆遜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這樣三個：跨國資本的運作，世界的資本化以及電腦時代的來臨。⑥我認為還應再加上大眾傳媒的作用，因為從近10多年來中國電視的普及來看，確實令世人驚訝，因而難怪日本和西歐的大跨國公司都不約而同地把中國當成一個巨大的傳媒市場。因此中國的電視制作業首先面臨著信息時代的各種挑戰。其次，電視的普及和無所不在也給文學藝術構成了挑戰，特別是三維動畫和多媒體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傳統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藝術成了不合時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們的后工業信息時代就會成為一個缺乏審美的時代：一切都被淹沒在消遣娛樂電視節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熒屏上成為轉瞬即逝的東西。那么人們不禁要問，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要不要發展文化藝術？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對這種情形，我們不得不同時既感到樂觀又難免不帶有幾絲悲觀和危機之感，但悲觀顯然是無濟于事的。在此我謹以一個普通電視觀眾和人文科學知識分子的身份對居于中心和邊緣之特殊地位的北京電視臺提一點建議：在當今電視節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淺薄和重復的情況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區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傳播手段先進、對外交流便利等優勢，推出自己的電視節目精品，是在較短的時間內臍身國際大臺和名臺之行列的一個必然途徑。在這方面?quot;田歇現象"不僅給同行的電視編導者和主持人以某種啟示，同時也更使人們對電視業面臨的自身的挑戰保持一種清醒但卻樂觀的態度。此外，為了及時總結經驗，從理論上來發展我國的傳播學，使之盡早地與國際傳播學接軌，我們仍有著更長的路要走。注釋：

（1）見特里·伊格爾頓，《后現代主義的矛盾性》，中譯文載《國外文學》1995年第2期第3頁。

（2）關于這六個方面的詳細闡述，參見拙作，《文化研究：西方與中國》，載《國外文學》，1996年第2期第33～35頁。

（3）關于"王朔現象"的文化分析，參見拙作《后現代性和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挑戰》，載《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頁。

篇2

二、多元文化與俄語詞匯

語言既具有人類的心理屬性，又具有人類的社會屬性，即是人類刻有社會文化印記的一種現象。詞匯作為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熱點的語言要素，它常常敏感、迅速地反映出社會生活和社會思想的變化。彼得改革、衛國戰爭、十月革命、蘇聯解體、普京執政這一系列重大史實事件都在詞匯層面刻畫出烙印。時代和歷史賦予詞語豐富的社會文化蘊含，或在詞匯意義的基礎上承載文化象征義、文化比喻義、或附加文化引申義和文化色彩義。多種文化元素在詞匯層面展示出豐富、精彩的內涵。具體與抽象、物質與精神、有形與無形在多元文化的語境中彼此交織、互為觀照。它們豐富了俄語詞匯，充實了教學內容，讓學習者感受到異域文化的色彩紛呈和西方文化帶給俄語的強大沖擊。詞匯更新速度加快，手機詞匯、股市詞匯為21世紀俄語注入了時尚和活躍的元素。特別是網絡流行語具有詞匯構成類型多樣，表達方式新穎、幽默，私語化程度明顯等特點，對現代俄語詞匯的發展有著積極和消極的雙重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是時代文化的反映，是語言發展的必然。歷史發展，社會變革構成宏觀的文化語境，影響著詞匯的更新，也向教與學提出了與時俱進的要求，傳授文化背景知識，培養學生的文化素質和跨文化交際能力顯得尤為重要。

三、傳統的俄語詞匯教學模式

洪堡特指出，詞是“事物在心靈中成像的反映”。有了詞語，人就創造了一個概念和意義的世界。詞匯不僅是語言系統最重要的層面之一，而且是語言系統賴以存在的主要支柱。如果詞匯貧乏，詞義含混，就會造成理解和表達的障礙。語言學家威爾金斯曾經說過：“沒有語法，人們表達的事物寥寥無幾，而沒有詞匯，人們則無法表達任何事物。”我國高校專業俄語詞匯教學一方面受到關注，另一方面也受到傳統模式的影響和制約。在傳統的俄語教學中，重視詞匯基本意義及數量的掌握，輕視詞匯意義的內涵及外延。片面孤立地記憶，忽略文化因素以及具體的語境背景導致學生的識記能力很強，但運用能力偏弱。師生對詞匯辨析非常重視，有時甚至要把近義詞、同義詞、形近詞、易混詞逐一詳查，厘清細微差別，費時費力，導致學生言語技能訓練時間的減少，其效果必定是事倍功半。四、多文化語境下俄語詞匯教學的應對策略隨著外語教學理念的更新、俄語生源的改變、課堂時數的限制，專業四八級考試的導向，新版教學大綱的推行，我們也改變了原有的做法，突破傳統的新型詞匯教學改革可謂大勢所趨。

（一）詞匯教學的內容

近年我國俄語學科的人才培養模式、課程設置、教學內容等方面與社會對俄語人才的需求已經不完全匹配，俄羅斯國家、社會和俄語語言自身都發生了很大變化。2012年10月《高等學校俄語專業教學大綱》（第二版）已經出版發行，《大綱》中明確規定：基礎階段學生應掌握的詞匯量為3500-3800詞，其中積極掌握2200-2400詞，提高階段俄語詞匯認知總量應達8000詞，積極掌握4000-5000詞。

（二）詞匯教學的探索與策略

計算機輔助研究、心理語言學研究、應用語言學研究從不同學科視角對詞匯教學獻計獻策，推動了研究進程的深度和廣度。提議從掌握構詞規律理解詞義、歸納詞匯類別、分組加以記憶等幾大角度進行詞匯教學，并列舉出了提高詞匯量的一些做法根據字母表記錄單詞；根據正字法（拼寫特點）將單詞分組；將各種詞性的同根詞分組；按同義詞—反義詞分組；根據主干詞寫文；利用詞源學知識指導詞匯記憶等。除此之外，也充分考慮到培養興趣、發展邏輯和抽象思維能力以及口、筆語同等重視等多個方面的問題。現代教學法研究已經深刻意識到了詞匯教學在外語教學過程中的重要性，從詞匯教學的圖式認知理論、詞匯的理據理論、詞匯教學的策略和教學效果的檢測方式等方面進行積極探討，力求最大限度地發展學生的思考力、分析力，提高識記能力和運用能力。作為重點教學內容之一的詞匯背景與民族文化差異問題在《大綱》中有較為詳細的說明。詞的背景意義和文化伴隨意義（包括不對應詞背景詞、伴隨意義詞，俄語詞匯的民族文化特點（包括人名、地名、動植物、顏色、數字、民俗形象、文學形象、熟語），新詞和外來詞的來源及特點被列入詞匯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出濃郁的時代色彩和文化氣息。克服傳統教學法的弊病，結合目前俄語教學現狀，以相關學科理論知識為指導，以貫通性文化主題為圓心，以形象語義場為輻射，借助俄語國家語料庫科學、全面、系統地就上述問題展開研究，有助于探尋出多元文化語境下俄語詞匯教學方面的新途徑。

1.解讀詞匯背景知識

追溯至上世紀50年代，當時的蘇聯在宇航學領域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宇宙飛船代號（前者的變體形式）的命名反映出歷史、經濟、地理等系列因素的影響，也傳遞當時俄羅斯的民族精神、社會意識。它們在俄語中都是具有積極內涵的詞語，潛隱著開端、誕生、青春等聯想伴隨意義。上世紀70-80年代，隨著俄羅斯航天技術日趨強大，寓意的強國理念。在蘇聯不復存在后，開始啟用Заря一詞。這些稱名可以視作俄羅斯在不同發展階段民族文化的映像和積淀。從2002年起，包括奧地利、比利時、西班牙等在內的12個國家加入歐盟，共同認可一種盟內貨幣—歐元（евро）。該詞是通過對Европа一詞截短而成。在20世紀初它只是英語中的一個前綴，后來進入歐洲其他語言中，呈現出明顯的國際化傾向。政治、經濟局勢、科學、技術、文化等領域全球化加速了國際性語素復雜化、普及化的進程。俄語對евро的借用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鑒于這一詞素構詞能力的迅速提升，所構之詞屢見于旅游、經貿、建筑、服務、醫療、交通等各類話題。到了90年代中期以獨立名詞的身份被加以借用。Евро已經超越了詞語本身的限制，成為多義性的象征，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聯盟的象征。背景知識溯源將詞匯教學置于廣闊的空間與平臺，給學生以啟迪，拓寬了他們的思路和想象域，收效可想而知。

2.應用語義場理論

曾選取“樹木/植物”這組形象語義場，該場又可以描述成幾個子場。所有列入的形象單位具有語義“樹木/植物”的本義，而轉義旨在對人進行各個方面的評價性描述。圍繞主話題呈現詞匯，進行詞匯訓練。這種設計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語義場理論的思想。

3.采用圓周制教學法，擴展層級主題鏈

教學圓周是教學法文獻中常用的術語，借自數學同心圓概念，表示同一平面上同一圓心而半徑不同的圓。俄羅斯語言學家據此提出的圓周制教學理論借用同心圓的概念使教學層層深入，圓心是貫通性文化主題—與人類現實某一重要的領域相關，在內容上圍繞同一主題、具有提出問題性質的的教學材料，它在語言教學過程中經常出現，并執行組織功能，按照一定的層級構成，具有高度的語言、交際和文化價值。在詞匯層面表現為語言單位的集合。彭文釗博士在《如何進行主題文化概念的課堂教學？———以概念的圓周制教學為例》一文中對此有較為詳細的解讀：在第一級教學圓周的構成上，包括孤立的詞匯、成語和格言組成。基礎詞匯的構成形式是詞匯表，是核心結構，量小而抽象。第二級教學圓周形成語言文化場的中心結構。這是根據文化主題給出的不單單是一個個的詞，二應當是詞匯群組，沃氏稱之為詞匯語義群組ЛСГ，它是有共同語義和共同稱名的詞匯、成語、格言單位的集合，包括派生的限定搭配和述謂搭配。第三極教學圓周給出的是包括專門、專業或術語性詞匯，涵蓋文學、藝術等更加寬泛的領域。三級的教學目的依次為實現交際—專業提升—擴展領域。應當指出，貫通主題在實際教學中得以實現，但是它的重要性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借用圓周制教學以及貫通性文化主題的概念，有助于挖掘和凸顯俄語詞匯文化內涵。它構建出新的途徑和模式，揭示詞匯擴展的內在機制和過程，可以有效地提高俄語詞匯教學的知識性、趣味性、文化性。

篇3

根據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論，城市意象包含三個要素：個性、結構、意蘊，其中，最重要的是個性。一個可加工的意象首先必備的是事物的個性，且具有獨立存在的唯一意義。一座城市要與其它城市區別開來，就要保持自己的個性。事實上，一座城市的物質存在，應該是這個城鎮歷史、文化、精神和情感的體現，也因此它才能保持自己的個性。當前，遵義的城鎮化化建設如火如荼。該如何吸取其他地區城鎮化建設的經驗，把遵義建設為有特色的“三宜”城市，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失敗的個例已經警示：遵義的城鎮化建設不能一味照搬照抄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使自己在發展中失去特色和個性，而應該結合自身歷史和文化特點，在充分發掘傳統的、有“紅色文化”價值建筑的作用的基礎上推進城鎮化進程。、四渡赤水、婁山關激戰……，紅色文化是遵義這座城市最鮮明的特征。因為它們見證了了那個戰火紛飛的艱難歲月，見證了那個偉大的歷史轉折。紅色文化是遵義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特殊文化，也是遵義的城市標簽。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建設有個性的遵義，就要抓住這段特殊的歷史，充分發揮遵義紅色文化的優勢，塑造遵義地區“城市精神”。紅色文化是遵義文化的核心，抓住這個核心，才能打造有特色的遵義。

篇4

(一)學術功能

體育文化的學術功能，與體育學科自身發展相適應。在傳統教學中，主要是在體育院校和體育科研部門才能體現出體育文化的學術功能，而現在，由于科研機構和研究人員的不斷涌現，許多高校也對體育科研給予了高度重視，由于是一些綜合性的高等院校，更加注重對體育科研機構的建設，這是新形勢下，對大學體育文化學術功能的一種拓展。

(二)導向功能

大學體育的特殊性決定了大學體育文化的特殊性導向功能。大學體育文化建設的過程中，不僅要與國家、集體及校園利益相一致，又要把校園體育行為引導到體育建設目標上。體育在長期的教學、訓練科研以及管理過程中，逐漸形成了體育價值觀念，并不斷進行升華，在為校園體育行為提供參照的同時，也引領校園文化向著更健康的方向發展。隨著社交網絡交際的頻繁，大學體育和日常生活逐漸融合。“終身體育”“全民健身”“健康第一”等思想觀念的提出，促使大學體育文化對社會體育潮流或多或少起到了導向性作用。

(三)競技功能

體育是競技比賽的一種表現，因而，大學體育文化也少不了競技功能。尤其是在現代高校體育教學中，更加注重對體育文化競技功能的開發與利用。從而更好的體現“更高、更快、更強”的奧林匹克精神，體現出本校體育項目的特色。將競技體育和學校體育進行有機結合，不僅能夠增強本校的體育項目競賽的實力，同時也為創建獨具特色的大學體育文化營造出了良好氛圍，起到了促進作用。

(四)創新功能

大學校園是體育歷史文化的“儲存室”，同時也是體育文化的“加工廠”。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體育文化也呈現出新的變化。它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促進了體育教學、訓練、科研等在創新中得到了發展。創新是推動文化發展的重要形式，體育新技術、新觀念等不斷涌現與推廣，促使大學體育的發展也多姿多彩。

二、文化多樣性環境下對高校體育文化的反思

高校體育文化在展現當代體育發展的總體特征的同時，也呈現出了新時期高校學生的精神風貌與文化素養。在當前多樣化環境下，高校體育文化不僅要與世界體育文化、社會主流文化發展相適應，同時也要體現出本校體育事業的發展特色，發揮出高校體育主導文化的作用。

(一)堅持普適性與特色性相協調統一

在現階段文化多樣性語境下，高校體育文化建設需要堅持體育文化普適性與特色性的相互協調統一。首先，高校體育文化要堅持其普適性，緊跟時代步伐，體現時代氣息，保證高校體育文化與社會體育文化的協調;其次，作為高校體育，又要體現出其自我的特色，凸顯個性，在競爭中占有優勢。同時，也要正確處理高校體育文化多樣新與個性化之間的關系。由于體育文化面對的是全體學生與廣大教育工作者，應該具有形式各樣、豐富多彩的特點，在此基礎上，高校體育文化要挖掘出自己的特色，并要保持。但是很多高校對這個問題認識不到位，為了提高學生的體育成績，僅僅突出了幾個比較占有優勢的體育項目，忽略了體育文化多樣化的特點。還有些高校，沒有立足于本校的發展實際，將把整個學界體育文化建設作為了風向標，盲目發展，未能體現本校特色。這些極端思想與行為都不夠正確，需要我們深入思考。

(二)以素質教育為指導思想

素質教育在我國教育制度改革的深入發展中，越來越凸顯出其重要作用。高校體育文化在建設過程中也應以素質教育為指導思想，真正體現出素質教學的內容。過去，我們在教育中過度重視文化課成績，但如今，我們的教育正處于向素質教育轉型的時期。素質教育強調學生的全面發展，高校體育文化也應該與這一指導思想進行接軌，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在素質教育中，需要重視校園文化的潛移默化影響作用。一個良好的校園文化，有利于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一個良好的校園體育文化，有利于培養體育興趣，自覺養成學生良好的體育運動習慣。

1.彰顯體育精神。國與國，校與校、團隊與團隊之間的競賽，有利于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在體育比賽中，有利于形成學生對集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有利于提升集體的凝聚力。高校體育文化的建設和宣傳，對于陶冶學生的情操，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和推進素質教育是有重要作用的。

2.培養競爭合作精神。體育精神能夠激發起學生的競爭意識，有利于他們以良好的心態應對將來日趨激烈的職場競爭。同時，體育項目中的團體合作性，促使學生在體育運動中形成協作配合的意識，這也是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的良好契機。

3.塑造學生性格。體育競賽倡導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對塑造學生實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性格起著十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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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國內的藍染調研考察過程中，最引人關注的現實問題是

近些年，我國從政府層面出臺相關扶持政策著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為中國的傳統工藝行業提供了重要的發展機遇，傳統藍染工藝亦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開展過程中，初步得到一定的關注和恢復，但簡單的冠以非物質文化或傳人等做法，而無實質性的市場需求、設計介入以及生產組織及銷售路徑，就無法解決傳統工藝傳承與發展的根本問題，傳統工藝的延續問題向來不是簡單的文化藝術問題，只有納入鄉村經濟結構的再思考才能找到實質性的方向；另一方面，團隊對資料性的研究表明，國內的民族研究和藝術研究學者，發表了一些關于藍染工藝、圖案記錄等著作，同時也在著手進行藍染珍品及工具的保存和推介工作，但這些工作集中在資料、舊物品及工具的保存與記錄層面；就傳統藍染的設計及生產而言，對傳統藍染工藝的當展模式的嘗試還只是停留在圖案變形、仿舊、旅游紀念品設計等方向，而缺乏對需求、工藝組織、渠道等重要生產及銷售要素的研究，更缺乏對傳統工藝與勞動就業、農村區域經濟、社群環境等一體化的模式研究，這些明顯的缺失背后往往顯示出相關國家支持政策的含混或錯位。在印度調研期間，我們與本課題合作方之一印度國家設計學院（NID）對印度傳統印度藍染工藝進行考察，印度國家設計學院秉承烏爾姆的教學傳統，將學術研究、教學活動與對產業界及公共機構提供咨詢的工作合而為一,在印度政府設計產業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印度國家設計學院致力于設計改善貧困生活的努力，引導印度設計師及設計機構開放設計理念，利用傳統工藝傳統致力改善平民社會,提升平民生活質量，參與國際貿易，并希望由此改變印度一直以來的全球低端技術勞動力輸出國的現狀。印度的設計介入傳統藍染工藝的方法有很多，一般以工作坊或設計培訓的形式在當地實行，以提升藍染工匠的工藝技術，為他們提供有當代市場價值、能增加實際收入的設計，用最少的基礎工具及當地設備，配合當地的材料，以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式促進當地人就業，設計產品不限于本地市場，甚至走入國際市場。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印度國家設計學院已成為第三世界國家利用設計介入傳統工藝，解決傳統工藝保存與原住民就業、提升生存質量，提升設計競爭力的典范。本項目的另一合作方澳大利亞斯威本大學近年來致力于澳洲原住民織物文化的保存與就業保障之間的設計研究課題，以設計介入的方式，應對澳洲原住民文化保存、澳洲文化多樣性的問題。總體而言，國內有關設計介入藍染工藝的研究與實踐尚處于初級階段，研究多停留在工藝、種類及歷史的梳理，對其背后文化價值的研究，基本也停留在民族學和美學意義上的研討。存在著視角單一、研究的輻射性不強、缺乏產業性的關注和國際視野等方面的不足。印度的經驗對我們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基礎研究樣本和產業化實踐的寶貴經驗。

二、結論

不同于一般性傳統手工藝的技術、美學及文化涵義的研究，新的視點在于：通過設計及設計管理介入，探討設計組織與傳統工藝的聯合機制，利用簡單工具與當地物產，解決傳統手工藝保存與經濟發展需求之間的矛盾問題，并使之成為新的設計生產力的組織模式的研究。尤其是在跨文化的語境中，對照和研究中國鄉村經濟中手工藝的現實，嘗試在中國當代經濟可持續發展概念下，尋找新的設計援助鄉村的具體模式，為中國億萬農民找尋新的工作出路。我們相信，既然這一手工藝傳統曾是他們祖祖輩輩安身立命之所在，那么在今天，手工的價值、手工藝傳統依然可以成為他們重返故鄉、提升生活質量、獲得尊嚴的生存工具。

作者：杭海 賀陽 單位：中央美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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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學生文學活動體驗薄弱的情況，采用“情景模擬”、“對話”式審美體驗教學模式，激發學生對各種文學活動的興趣

文學理論來源于文學實踐，反過來又去指導文學實踐，而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學實踐，學生只有具備了大量的文學創作和文學閱讀的實踐活動，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學理論知識。“實踐出真知”，學生只有經過大量的文學活動的體驗，包括文學創作、文學閱讀等體驗活動，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學理論中涉及的各種文學現象、各種文學原理。采用“情景模擬”、“對話”審美體驗教學模式能更好地激發學生對于各種文學活動的興趣。“情景模擬”就是講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論時，通過設計一些直觀、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論盡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學生理解掌握理論知識，能更好地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調動學生掌握的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外國文學、中國古代文學等學科的知識，給學生提供一個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間。比如我在講到文學風格這一章時，為了證明有無文學風格，我就設計了“情景模擬”，即“一個小伙子遇到了一個彩票的漂亮姑娘，你模擬一下瓊瑤、金庸、柯南道爾會怎么寫。”我分別找了三個女生，三個男生，一個男生與一個女生自由組合成一組，讓他們分別以瓊瑤、金庸、柯南道爾的風格來模擬表演，學生調動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動演繹出了瓊瑤、金庸、柯南道爾的風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創作風格是不同的，學生興趣很高，發揮了他們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躍了課堂氣氛，使枯燥的理論變得直觀、形象、易懂。再比如講到戲劇時，讓學生自編、自導、自演戲劇作品，在此基礎上學生自己評價，這樣戲劇的特點、分類等理論知識學生就自己總結出來了。學生自編、自導、自演的多幕劇《搶坐》、獨幕劇《電熱棒的故事》等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話”式審美體驗教學模式，即在課堂上與學生平等對話、交流，采用啟發性互動式教學方式。具體應做到:一、在教學中多使用疑問句，反問句等形式以啟發引導學生對文學理論問題的積極思考，多給學生總結發言的機會，幫助他們養成邊學邊思考、邊運用的良好習慣;二是課堂對話和課下對話同時進行，課堂對話是在教授文學理論的課堂中，老師圍繞本堂課教學中的重要內容，精心設計一些環節引發學生深入思考，或根據課堂學生反應情況，即興提出一些引導性話題與學生平等對話與交流，用以來培養大學生進行理論思考的興趣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這種“對話”式審美體驗教學模式既可以在課堂教學中進行，也可以利用課外業余時間，課下進行，如采用電腦播放古今中外的經典電影，或播放當今一些學生喜歡的熱點視頻，組織學生觀看，觀看后安排學生討論、對話交流，讓學生對古今中外的文學經典作品改編的影視劇有直觀的心靈接觸，然后再布置學生去閱讀相關的經典文學作品原著，了解文學經典作品的內容，通過比較文學經典與根據文學經典改編成的影視劇，學生發現文學經典作品一旦改編成影視劇后就失去了其應有的意蘊。這樣提高了學生比較學習的能力，提高了審美趣味。課下“對話”式審美體驗教學模式就是下課后給學生提供適合對話的問題，引導學生在自己喜歡的場所，比如宿舍、餐廳、草坪自由結合暢所欲言地討論，下次上課時再提供機會讓他們闡述討論的結果。老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是一種平等對話的關系，這樣可以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在文學理論教學過程要不斷總結改進“情景模擬”、“對話”式審美體驗教學模式，以適應不同階段、不同基礎的學生。全方位確立學生在文學理論教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傳統的文學理論的教學模式往往剝奪學生學習的主體地位，存在只是單純的灌輸、單純應試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擬”、“對話”式審美體驗教學模式，把確立學生主體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發揮學生主動、自主學習的能力，強調激勵學生的學習興趣。“情景模擬”、“對話”式審美體驗教學模式是對傳統“課堂”教學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課堂上與課堂下完美結合為互動狀態，而且把審美教育、專業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養緊密結合起來，從而提高了學生學習文學理論的興趣。

三、合理運用多媒體的教學手段，增強圖像意識，大力推進文學理論課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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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堂話語與文化構建

在外語課堂上，文化的創造和激活是通過學生之間或者教師與學生的對話來實現的。在對話中，參與者不僅重塑了已有的文化語境，而且還具有創造一個新文化的潛力，因為對話是在外語學習環境中進行的，講話者和聽話者在交際中都同時扮演兩個角色：發話者同時也是受話者；受話者同時也是闡釋者。在課堂話語產出過程中，發話者向受話者發話，同時認為他發出的話符合受話者的交際目的；在闡釋過程中，受話者建立了發話者講話目的的印象，并傳送給發話者。

在外語課堂中，各個參與者通過發話和交際條件的改變，以及課堂話語的接受和闡釋條件的改變來創造自己的文化。教師與學生一方面在交際中固化傳統的課堂文化，另一方面又要激發和塑造目標語的文化，按目標語文化規則行事。

所以，教師自己在外語課堂中成為建立新文化語境的工具。他們需要不斷地了解和研究學生的意圖和目的來確定不同語境，使這些不同的語境具有新的文化意義。

三、文化教學基本內容

以下內容因素可作為目標語文化教學的基本內容。把這些因素確定為教學內容是因為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學生是否能夠運用所學的語言項目來進行語言交際。換言之，如果學生掌握不好或不掌握這些因素，就不能適當地將所學的語言項目運用于社會交際。

1、話語構成所涉及的文化背景

構成話語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包括目標語文化所涉及的經濟、政治、習俗、習慣、社會活動等。學生需要了解這些因素，來把所涉及的社會活動進行準確的文化定位。

2、話語所涉及的活動類型和領域

學生需要了解話語所涉及的活動類型和領域，以便能夠了解在目標語文化中哪些題材是可能出現的、哪些是經常出現的、哪些是很少出現的、哪些是禁忌的以及各個類型與領域之間是什么關系等。

3、交際者之間的角色關系

社會交際中交際者之間的角色關系種類多樣，包括同事之間的關系，不同性別角色之間的關系，上下級之間的關系等。學生需要了解目標語社會文化系統中不同的角色關系對交際造成的不同影響。

四、文化教學內容與方法反思

從文化語境的角度看，文化包羅萬象，復雜異常。在外語教學和學習中，我們需要抓住文化的關鍵和核心部分而不能對文化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進行探討。對此，有人提出了文化中心概念，它既包括日常習慣和行為規范，又包括文化主要的價值系統、慣常的思維模式、本族語者需要面對的對人類社會和人性本身的某些流行的假設等。然而，這種所謂中心概念其價值主要體現在確定哪些是外國文化有的方面，對中心概念的教學和學習對外語教學只能起到輔助作用。實際的文化語境不是也不可能僅僅通過幾個知識點的教學和學習就可以掌握，只有在實際的日常生活和實際的交際活動中才能真正學到。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不僅僅是知識，更主要是基于意義潛勢的行為能力，它存在于人最根本的生活能力和交際能力之中。而從外語教學的角度講，文化語境存在于語言的實際運用過程之中，其學習離不開語言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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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學語文學習機理及其改革是否

用清渠活水陶冶人格個性從調查現狀來看，目前因應試教育而被迫異化掉了的語文教學，基本上失去了其培養學生人格品行的功能。它只對學生進行知識灌輸與應試能力的培養訓練，而完全不在意學生精神世界的豐富充實，更不在意對學生進行人格品行的培養塑造，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是精神殘次品，是不能站立起來的人。語文教育缺失、語文教學形式化一直是語文教學所面臨的重要問題。這里的原因有很多，固然有評價體制的問題，也有教師自身的原因，但缺乏對語文學習特殊性的了解，缺乏教學改革的精神是問題的關鍵之一。

3.什么是語文學習機理及其改革

語文學習機理是指抓住語文水平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矛盾，通過對系統內部原因（機理）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改進，讓預期結果能與實際更加接近，從而找出其發展變化規律的一種語文教學研究方法。小學語文學習機理及其改革的策略研究是指在小學語文教學中，師生共有一種植根于語言人文精神的人倫情懷、人生體驗、人性感受，充分激活本來凝固化的語言，充分施展個性，使情感交融，造成一種癡迷如醉、回腸蕩氣的人文情境，讓教師通過順應學生的天性，充分激發學生的潛能，從游戲嘗創到習得生成；積極引導學生去大量接觸語言文字材料，不斷去積累語言經驗，在積淀腌漬中潛陶內化；誘導學生建立自己的語言學習模塊，并讓它不斷增生擴大，達到一定規模，讓學生在性靈體悟中移情養性、用清渠活水陶冶人格個性，引領教師更深入地研究語文學習的機理，提高一線教師語文教學的水平和閱讀教學的課堂效率，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和實踐能力。

4.課堂教學中如何進行語文學習機理及其改革

教學內容生活化，讓語文課真正“活”起來語文學習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語文即生活。語文課堂教學應立足于學生生活實踐。只有調動學生已有的生活積累，才能收到語文課堂教學的實效，扎下語文學習的深根，讓語文課堂在堅實的土地上生根發芽、枝繁葉茂、成長成活起來。教學語言幽默化，讓語文課突出“真”趣來語文教學中教師語言的幽默生動非常重要。它使師生之間的溝通交流互動對話顯得親切隨和，溫馨快樂融洽，使師生之間拉近了距離，貼近了心靈，也使教學成為一件輕松愉快、趣味橫生、令人著迷的賞心悅事，更使師生之間形成了一種和諧默契、合作參與、心心相印的氛圍，從而讓語文課突出“真”趣來。教學方法藝術化，讓語文課使人“好”起來文似看山不喜平。上課也應力避平淡死板。如果能把一節課上出點新花樣來，讓學生覺得有吸引力，有一點趣味而又不花里胡哨，因而對語文從內心深處“好”起來，那就是很大的成功。除了要達到一定的境界，還應常用點小技巧才好，讓語文課使人“好”起來。比如在教學《愛如茉莉》一課時，我結合課文內容讓學生閱讀《猜猜我有多愛你》，當時我布置一項游戲：和自己的父母來“猜猜我有多愛你”，孩子們在游戲中樂此不疲地表達自己對父母的愛。我班的很多家長都說：真是太感謝這本書了，讓他們從孩子的口中感受到了那久違的濃濃的愛意。另外，讓孩子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把繪本變成情景劇也是激發閱讀興趣的好方法，能讓孩子充分的感受作品，沉進作品，感受作品的藝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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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趙佃強，山東臨沂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文學碩士，主要從事當代文化、文學及電影等方面的教學和研究。時國炎，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2004級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外文學比較研究、當代文學和影視評論。

戰爭為史詩性電影提供了最基本的要素，即“悲劇性、大場面和濃厚的英雄主義色彩”。但問題的關鍵是能否把這些要素通過藝術的手段轉換成史詩性作品，這也是為什么我們選擇蘇美史詩電影作為研究對象的理由所在，因為蘇美兩國非常成功地通過電影的形式把戰爭這種素材轉換成了這樣一種史詩性的藝術作品。

蘇聯是二戰的重要參戰國，直接面對了人類史上的這場空前浩劫。為了配合好國內的反法西斯宣傳，藝術家們都義無反顧地投入了這股洪流之中。不僅戰時出現了很多的戰爭紀錄片，而且戰后直至現在都在不斷地拍攝二戰電影，這些電影努力塑造出了偉大的蘇聯形象，契合了俄羅斯民族的心理需求，是一種合理的意識形態話語的表達。美國同樣是二戰的重要參戰國，它也需要和前蘇聯一樣和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保持同樣的節奏，謳歌美國人民不怕犧牲，堅決和法西斯斗爭到底的偉大決心，這對鼓舞美國人民的斗爭精神同樣具有其他藝術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這個層面上，美蘇兩國極為相似。除此之外，蘇美兩國史詩電影的產生還有著其自身的一些更為深層而獨特的原因。

對蘇聯來說，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深層的內部文化推動力。獨具特色的二十世紀俄國宗教哲學奠定和重塑了俄羅斯人的精神世界，為史詩性電影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其宗教哲學有三種不同傾向：一是宗教宇宙論，強調宇宙萬物的神性和對造物世界的神化改造；二是基督教人本主義，把人類及其社會歷史作為哲學思考的核心和出發點，特別關注人的存在和命運、人的自由，人與上帝的關系等問題；三是“純粹哲學派”，強調認識不是主體對客體的反映或概念把握，而是一種生命體驗，是存在自身中的直覺。從中我們不難推定這樣一種邏輯關系：史詩性電影中的三大要素可以非常自然地從對“宇宙、人及生命體驗”的思考中得出，因為這三個概念可以分別對應“宏大的歷史背景、英雄人物、悲劇性”。

俄羅斯諸多偉大思想家始終都在思索俄羅斯傳統思想中的此種基督教真義。索洛維約夫虔誠地指出：“俄羅斯思想，俄國的歷史義務，要求我們承認，我們與基督的宇宙大家庭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我們要把我們民族的天賦和我們帝國的一切力量，用于徹底實現社會三位一體。在那里，三個主要有機統一體中的每一個――教會、國家和社會，都是絕對自由的和強大的，而且與另兩個密不可分；它不會吞噬或消滅它們，而是無條件地鞏固與它們的內在聯系。使上帝的圣三位一體這個真實形象在塵世重現，這就是俄羅斯思想的真諦。”顯然，索洛維約夫在這里強調的是一種帶有濃厚的基督色彩的“普世之愛”，它堅決地要求俄羅斯人拋棄個人主義觀念，堅強地團結在一起，用愛支撐起俄羅斯民族不屈的脊梁。在二戰期間俄國面臨亡國滅種的民族危難時期，這種“普世之愛”表現得非常突出。1942年4月舉行的蘇聯作家協會會議上，很多作家在面對殘酷的戰爭現實時，同聲呼吁文藝工作者應關注戰爭給蘇聯人們帶來的苦難，而人道主義的創作方法在此為人們所重視。正如吉洪諾夫所指出的那樣：“人性、人道主義是我們文學的傳統和首要的特征。它是我們理解人們的痛苦并寄予同情，因為它對人的內心世界和戰爭帶來的變化具有強烈的興趣――這對我們來說，正是蘇維埃藝術中最重要的東西。”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俄羅斯民族所認同的這種人道主義與西方世界的那種膚淺的人道主義觀念是有著本質區別的。恰如別爾加耶夫認為的那樣：“在俄國，由于其宗教始終具有追求絕對和終極的性質，所以人的因素不可能通過人道主義的形式（即舍棄宗教）得到發掘。但在西方，人道主義已是窮途末路，生命垂危，危機四伏，西方人正在一籌莫展地尋求擺脫它的出路。遲到的俄羅斯，不能重蹈西方人道主義的覆轍。在俄國，只能通過宗教天啟發現人，即只有通過揭示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人，揭示基督心中的人，才有可能發現人。這就是俄羅斯的絕對精神。”這種從基督立場上來揭示人的本質為后來的俄羅斯文化的發展所進一步證實，蘇聯“解凍”后文壇上興起的帶有基督色彩的人道主義潮流迅速地波及到了蘇聯電影的拍攝。例如，在蘇聯電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影片《雁南飛》、《士兵之歌》、《一個人的遭遇》、《士兵的父親》等就明顯地擺脫了“日丹諾夫”的消極影響，引導了蘇聯二戰題材影片拍攝中的人道主義潮流。更為重要的是，這里的人道主義所關注的“人”，總是被作為人類的代表，作為人的集體本質。而人的命運總是被以某種方式想象為人類的世界歷史命運。我們不難從前蘇聯的諸多史詩戰爭電影中體驗到上述的具有濃郁的俄國特征的宗教情緒。

縱觀蘇聯二戰史詩電影，我們不難發現影片中極少刻畫美國式的孤膽英雄，而非常注重表達一種集體主義話語，絕大多數英雄人物都具有明顯的人民性特征，這就使得蘇聯電影基本擺脫了自由主義色彩，從而使得影片具有了一種厚重的現實主義感，而不像好萊塢影片那樣難以遏止地會彰顯出虛幻的個人主義。例如，《戰斗中的列寧格勒》、《雁南飛》、《堅守要塞》、《熱雪》等優秀影片都較好地體現了這一思路。而這種思路的來源并非是導演和制片人所憑空杜撰出來的，探究起來，其仍然可以追溯到宗教傳統影響下的俄羅斯思想。俄羅斯思想向來重視對秩序的維護，即對神與上帝的皈依，而排斥散漫的個人主義。這種強烈的秩序觀念使得蘇聯二戰史詩電影達到了一個別國電影難以企及的思想高度。這也正是為什么我們在蘇聯二戰史詩電影中很少看到垂頭喪氣、一蹶不振、頹廢萎靡、充滿幻滅感和消極懷疑主義的人物的原因所在。用別爾加耶夫的話來作個總結無疑是再好不過了：“凡相信俄羅斯使命而又只能相信它的人，過去和將來都會認定這個使命就是創造性地達到宗教綜合，生活和意識中的宗教綜合。”

美國則是一個移民國家，歷史極為短暫，在宗教和文學等很多方面還不夠生成像俄羅斯那樣厚重的傳統，這些都使得美國文化很難在自身內部衍生出悲壯的史詩風格。美國電影帶有濃郁的商業文化氣息，這是眾所皆知的現象。即使像二戰這樣的悲劇性素材同樣也難以完全避免這種商業文化的侵襲。在二戰期間，為了有效地配合政治宣傳，美國電影界趕制了許多有關二戰的電影，但很多影片的市場反應都不盡如人意，這其中有一些獨特的原因。一、“好萊塢”文化的影響。好萊塢非常注重影片的商業價值，而那些執意不走商業之路的制片商則往往慘敗而歸。這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好萊塢電影制勝的秘訣在于“從民間大眾的歷史和現實意識出發生產影像”， 但很有意思的是，好萊塢文化又不僅僅奉守一種絕對純粹的金錢主義觀。畢竟，觀眾無法漠視“二戰”這個具有深刻悲劇意義的概念，同樣，如藍愛國所指出的那樣，“如果僅僅看到市場和金錢的密切關系，而忽視了市場意味著廣大人群意識形態中心的復制和表達，那么，市場難以形成，更何來壯大。”“好萊塢從來未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遺忘自己的歷史文化主題，不管是在理性的意義探討還是在非理性的意義探討上，它總是離不開這種文化主題，并始終將這種主題的表現和傳達作為工業化時代好萊塢的基本使命去完成。”的確，好萊塢文化就似一把高懸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只有技藝高超的導演才有能力自由地游走其下。二戰提供了創作史詩性影片的絕佳素材，能夠將其搬上銀幕同時又能帶來可觀的商業效益，相信這是每一個好萊塢導演的夢想，無疑，斯皮爾伯格堪稱其中的佼佼者。斯皮爾伯格既能拍出像《侏羅紀公園》這樣十足的商業影片，又能“立地成佛”拿出像《辛德勒的名單》這樣震撼全世界的二戰影片。二、觀眾因素的影響。好萊塢電影制片商非常注重觀眾的接受反應，眾多的電影公司拍攝了大量的戰爭影片――如厄爾?謝恩曾經作過統計，“在1942年至1944年好萊塢戰爭片的生產的持續高峰期中，有1/4的故事片（1286部中的312部，占24%）是關于戰爭的。”但這數字的繁榮并不能證明美國戰爭影片的真正成功。美國當時拍攝的許多戰爭影片在市場上鎩羽而歸的現象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戰后，美國電影商在拍攝此類影片時就非常注意吸取這個教訓，在好萊塢商業文化的精心包裝下，美國不斷地推出史詩性影片，將之推廣到全世界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如《野戰排》、《珍珠港》及《拯救大兵瑞恩》等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需要理解而且也是特別重要的一點是美國好萊塢的商業化操作為何會成為其史詩電影產生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文化語境，要明白這一點就不得不先了解新教倫理與美國精神之間的深刻關系。所謂“新教”（Protestantism）亦稱“清教” (Puritanism)，是自十六世紀起席卷整個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中的各改革教派的統稱。它的主旨實質上與文藝復興運動是一脈相承的，它徹底動搖了傳統神權統治的基石，是一場使神圣的宗教世俗化的運動。這種世俗化的運動在歐美確立了一種新的宗教精神，即一切以追求利潤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精神。好萊塢的興起和迅速發展正是美國資本主義精神的一個象征，它之所以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借助電影這種可視性藝術的獨特影響力，美國人迅速地向它之外的世界有效地宣揚了美國精神――個人英雄主義、自我中心主義以及超越一切的自由和民主等等。正如馬丁?S?德沃金所認為的那樣，“歷史上最大規模娛樂工業所締造的、并當作商品的那些‘好萊塢明星’，把銀幕上的美國人形象演成都是最有魅力、一帆風順、凌駕一切而成為橫掃世界的新大眾文化的主要人物。”二戰的勝利極大地增強了美國的民族自信心，使得它想當然地認為只有自己才有能力來引導整個世界。基于這樣一個理由，美國人通過不斷拍攝二戰影片來向世人表明自己的立場和強化全世界對于美國光榮歷史的記憶。這是蘇美兩國史詩戰爭影片的一個根本性區別所在，當然同樣更是美國的獨特性所在。

［參考文獻］

[1] ［俄］索洛維約夫等著．《俄羅斯思想》．賈澤林、李樹柏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頁、第285頁．

[2]轉引自［美］馬克斯?洛寧．《蘇維埃俄羅斯文學》（1917－1977）．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頁．

[3]［俄］別爾加耶夫著．《自由的哲學》．董友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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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層次對等理論文化轉向的發展脈絡

對等(equivalence)是翻譯理論研究中一個關鍵概念，是翻譯學發展過程中爭論最多的話題，也是隨著翻譯學的發展，不斷深化、日臻完善的課題。

國內外翻譯理論界對對等理論的研究有著悠久的傳統。從中國傳統譯論代表“信達雅”到現代譯論“神似”、“化境”說，直至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和諧說”等等，對翻譯中語言、風格直至整體美學效果的不同層面的對等進行了闡述。但是，傳統翻譯研究基本上由“忠實”、“準確”等概念所主導，以語言分析和文本對照為主，局限于靜態語言轉換機制。

國外對等譯論以奈達(Nida)形式對等和功能對等(formal correspondence and functional e－quivalence)影響最大，后有波波維奇(Popovic)、巴斯奈特(Bassnett)以及莫奈·貝克(Mona Bak－er)的分層次對等理論，跨越了形式與內容二元對立的局限，使對等理論研究出現“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在闡釋學、接受美學、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以及女性主義理論文化政治批判的策略引導下，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對等理論研究必然將從語言內部層面走向廣闊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語境，從而給予翻譯以深刻而具現實意義的啟示。

奈達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形式對等和動態對等(dynamic correspondence)突出內容為主，形式為次的思想，引發了很多批判和誤解。后來，他將功能對等中的“信息”作了引申，指出信息不僅包括思想內容，而且也包括語言形式。他認為，形式也表達意義，在功能對等的翻譯中，不但要求信息內容的對等，而且盡可能地要求形式對等。90年代中期，奈達放棄句子轉換生成的觀點，將社會文化因素引入對等理論。對動態對等或者說功能對等作了進一步的闡釋。認為“最貼近的自然對等”看來是不夠的，沒有一種譯文可以稱得上與原文是完美的對等，雖然可以認為它們達到了動態對等或功能對等。因此，他提出了不同層次的翻譯對等概念——“最高層次的對等”和“最低層次的對等”。所謂最高層次的對等，是指譯文達到高度的對等，使目的語聽眾或讀者在理解和欣賞譯文時所作出的反應，與原文聽眾或讀者對原文的理解和欣賞所作出的反應基本上一致。所謂最低層次的對等，是指譯文能達到充分的對等，使目的語的聽眾或讀者能理解和欣賞原文聽眾或讀者對原文的理解和欣賞。他認為，在最高與最低之間，可有各種不同層次的對等。可見，經過多年的探索，奈達逐漸將對等的范圍從語言內部向讀者反應擴展。

波波維奇將等值從詞法、句法、篇章及文體等語言層面分為：

(1)語言對等(1inguistic equivalence)：原語與目的語在詞法和句法等語言層面構成共質，有時可以采用字對字的翻譯；

(2)詞形對等(縱聚合關系的對等)(paradig—matic equivalence)：原語與譯語在縱聚合語言表達軸上各要素之間具有對等關系；

(3)文體對等(stylistic equivalence)：原語與譯語各個要素在功能上的對等，旨在表達同一、恒定的意義；

(4)語篇對等(橫向組合關系對等)(textual／syntagmatic equivalence)：原語與譯語在篇章結構形式上的對等。

可見，波波維奇對翻譯等值的探討，停留在語言內部，但是他將對等按照語言結構層次進行劃分，對后來的學者產生了重要影響。

巴斯奈特認為，翻譯中的等值不是同一(sameness)，或者數學意義上的等值，而是多層次的對等。她援引諾伊貝特和皮爾斯語篇理論的觀點，認為翻譯等值屬于符號學的范疇，由句法、語法和語用三方面的對等構成。而且這三方面的對等構成一定的層次關系：語義對等優先于句法對等，而語用對等以前兩種對等為前提和補充。巴斯奈特強調，等值問題的研究應該把對等放在文化及時空的背景來看待。巴斯奈特在其與列夫維爾(Lefevere)兩人合編的《翻譯、歷史與文化論集》對“功能對等”又作出如下解釋：等值即指目的語文本在目的語文化中承擔其功能的方式與原文本在原語文化中曾經發揮或承擔的功能方式一致。顯然，這里的等值內涵已遠遠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等值概念。在這個定義的理論框架下，譯者為了獲得功能上的對等，除了語言層次的潤飾，還需文化上的整合，從而滿足文化價值系統下等值的全新標準，也明確了多層次對等理論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

莫奈·貝克將對等層次進一步細化為5個層次：

(1)詞層對等；

(2)詞組對等，包括搭配、習語和成語的翻譯：

(3)語法對等，對照原語與目的語語法范疇的多樣性；

(4)語篇對等，涉及主題、信息結構和連貫性的對等；

(5)語用對等，照顧到內涵的傳承以及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

翻譯是一項交際活動，譯文不是一個靜止的文本，而是原文作者意愿的載體，譯者的任務是如何在目的語文化中將這一意愿毫無保留地傳遞給另一個讀者群。這里，對等理論不僅在語言內部得到了進一步的細化，而且從語用的視角再次將社會文化因素納入研究視野，追求文化層面的語用對等。

二、對等理論文化轉向的后殖民語境

綜合上述，文化轉向的對等理論，均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是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在文化研究大潮的沖擊下，尤其是在后殖民主義理論的影響下，翻譯理論研究“文化轉向”的必然結果。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在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大潮的沖擊下，翻譯理論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后殖民批評消解霸權，弘揚弱勢文化，承認文化的差異，主張不同文化的平等。后殖民研究視角給予翻譯研究的啟示在于，它將翻譯看作殖民文化的產物，是帝國主義強權政治及文化帝國主義思想觀念對外進行霸權擴張的工具，是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在權力差異語境中不平等對話的產物。隨著殖民體系的瓦解，殖民地人民在獲得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之后，更增強了解除、擺脫宗主國的精神控制的要求，這當然是一個比體制變革更艱難的文化政治工程。不少后殖民學者認識到要重塑民族身份，抵抗霸權文化的侵略。從更加廣泛的意義來說，雖然殖民主義早已結束，但殖民主義作為維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代名詞仍然以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主義的形式在經濟、科技領域進行著壟斷，在社會、文化上進行不遺余力的“滲透”，以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價值取向弱化甚至瓦解殖民地、弱勢文化的本土文化。

對于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而言，直到今天，許多領域仍然承受著這種“不在場”的殖民影響。在中醫領域，本土化問題和中國意識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中醫現狀面臨的根本性、全局性的關鍵問題是“西化”，即向西方醫學的異化。哲學領域，中國哲學面臨的尷尬局面是：我們加以詮釋的概念，是從中國文化中生長出來的，而我們現在用以詮釋的概念，是些移植的外文詞。中國人文化認同的危機可能比通常所想的還要深重。現代中國哲學的身份令人置疑。而作為跨文化交際重要渠道的翻譯實踐領域，中西方存在著嚴重“逆差”。20世紀，中國翻譯了西方大約106800余冊著作，而西方翻譯中國著作僅僅近千冊。翻譯實踐主體的文學交流，同樣存在著明顯的不平衡現象。中國對西方文學的引入，具有很強的系統性，西方文學名著，在20世紀的中國得到了廣泛和系統的翻譯，而西方似乎更重視中國古典文學，而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則缺乏熱情。這一現象似乎與上述中國學的發展相互矛盾，但可能引發我們更深的思考，如果中國學者不做出努力，西方中國學研究是否會停留在賽義德(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里所論述的情景中?即他們的研究根本不是建立在對東方客觀全面的了解基礎之上，而是用被扭曲、被肢解的“海市蜃樓”或“想象性東方”，以此作為驗證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將虛構的東方反過來強加于東方，將東方納入西方為中心的權力結構，實現文化殖民和語言殖民。所以，如果我們不能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去和國際學術前沿對話，只是被動地等待西方的漢學家來發現我們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優秀作品，顯然就會存在一種滯后性，造成中國文化的失語狀態。更為堪憂的是，我們正面臨著西方不遺余力的滲透和西化的巨大威脅。作為跨文化交際的使者，中國譯者必須承擔起這一歷史重任，促進中國與西方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繁榮。

三、對等理論文化轉向對中國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的意義

(一)理論建構意義

對等理論作為翻譯研究的中心理論，從傳統側重語言形式對等的規范性研究逐漸轉向涉及社會、歷史、文化、政治、權力以及意識形態等因素的描述性研究。多層次對等理論突破傳統譯論二元對立、一個對等標準，將社會文化政治意識形態因素納入對等理論的視野。在巴斯奈特和莫奈·貝克的對等理論中，語用對等將翻譯置于整個社會文化的交際情景之下，消解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殖民統治的影響，推動不同文化的平等對話、和諧互動。

呂俊對目前翻譯文化轉向做了較為全面透徹的反思，認為翻譯的文化轉向只是一次研究重點的轉移，是目前多元視角中的一個視角，當然也是一次研究深化的過程。但是他擔心，文化研究對翻譯研究的剝奪，否定對語言問題的本體研究，導致翻譯研究的終結，使翻譯研究消解在歷史研究、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之中，從而喪失其作為獨立學科的本體地位。

多層次對等理論文化轉向的研究不僅是理論的深入，進一步擴大了譯學研究領域，將文化學、人類學、政治學、意識形態學的研究成果融為一體，使這門跨學科研究的新興學科有了更為寬廣的發展平臺，而且，對等理論的文化轉向將文化因素置于多層次對等體系之下，與語言內部因素相輔相成。在這里，翻譯的語言本體研究在諸多外部因素的關照下，將更為全面、科學、有效，必然推動翻譯學的發展趨于成熟。對等理論從影響翻譯的內部因素向影響翻譯的外部因素拓展，關照原文在原語文化與譯文在譯語文化中價值的對等，將翻譯研究引向探求影響翻譯的諸多因素更高層次的對等，諸如作者與譯者地位的對等，即主體間性的轉向，原文在原語文化與譯語文化中價值的對等，并以此來反觀翻譯語言內部層面的對等策略，有著深遠的實踐指導意義。對目前譯界的熱點如翻譯主體間性的轉向、弱勢文化民族身份的重塑等方面的研究，有著很強的解釋力。

(二)翻譯學科地位的提升

后殖民語境下翻譯的文化轉向，對原文在原語文化與譯文在譯語文化中價值對等的研究，必然提升譯者以及翻譯學科的地位。 文化價值的對等，使譯者與作者在跨文化交際中享有同等的話語權，譯者地位從“隱形”、“女性”的陰影下解放出來，與作者一起共同推動不同文化的平等對話與和諧互動，使人類文明綻放出更加絢麗的光彩。巴斯奈特和勒菲維爾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translation turn)便是有力的佐證。德里達(Derrida)甚至將哲學問題的研究最終歸結到翻譯研究上。他認為，哲學的中心問題是翻譯的概念問題，哲學的起源是翻譯，或者是意義傳譯的可譯性這一基本命題。試圖通過對翻譯問題的探討，闡明哲學思想，尤其是關于語言本質和意義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