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國外技術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不少播種機由于裝用了播種標定線路的導航技術系統，可以對播種作業的線路進行校正。當播種機播種速度節奏產生變化以及標定的播種行寬不同時，經常需要對其氣動式播種機進行復雜的變更操縱。對此，近期一些公司生產的新型播種機，就裝有一種可控式種子播撒器，具有極大的可操縱性，當播種機進行通過式定位播種作業時，其每行種子的播種量可以保持不變。當播種機的播種行駛速度節奏產生變化或車輪間隔不同時，為了避免對裝用氣動式播種器的播種節奏進行調整操縱，奧地利Pottinger公司創新設計出了一種IDS型智能化種子分配系統。由于裝有一種可以進行單粒種子控制的種子分配噴頭，極大地提高了播種機作業的操縱柔順性和舒適性，同時，也保證了每行種子播種量的精確度。對播種機車輪的誤差、輪距的寬度以及播種的節奏，均可以通過操縱托架上的控制機構進行選擇。播種機的輪距寬度被定位后，其播種機的種子播種量就會成比例減少，因此，其播種種子量就保持固定不變，達到較高的播種精確度。裝用的播種器可以部分（左邊或右邊）或單個斷開播種噴孔，進行單邊播種作業，這樣，就可以在田邊地頭進行相關的精細播種作業。另外，不少播種機生產公司推出了可以進行單粒玉米和蔬菜（各種豆類）種子播種的播種機，由于采用了較為完善的顯示種子分離的電子顯示設備，因此，在播種機行駛速度高達15km/h的工況下，也可以保證精細播種作業的質量。而實際上，在谷物種子和油菜作物種子播種作業中，需要單粒種子精細播種機的農場用戶越來越多。因此，在近年來的國外播種機市場上，單粒種子精播機的新機型也越來越多。對于播種計量控制技術，則在氣動式播種機創新型產品上得到了廣泛應用，即在播種機中央種子箱斗上設計裝有1個種子定量器。因此，播種機在進行播種作業時，種子播撒十分均勻。這種預定量種子的播種法獲得了普遍推廣，主要特點就是在播種機進行行播時，采用了1個種子分配器，對其所播種子進行配量。采用這種播種方法時，為了便于種子的傳送和控制，所播種子一定要保持干燥。為了使來自種子分配器的種子流能夠單粒分離，每次進行行播作業時，種子定量器就將種子維持在犁鏵上面。這些不規則的種子流進入種子定量器，然后經分離被推入播種管內進行播種。當前，在谷物種子和油菜種子播種時，播撒的種子也出現了低密度分布要求的趨勢，這一趨勢也強化了這類農作物單粒播種定量技術創新。這種單粒播種定量技術不僅提高了播種的作業效率，而且也具有播種、施肥和殺菌的綜合經濟性。如德國Horsch公司所推出的一種新型單粒播種定量器，就是在其現有的ProntoDL型播種器技術平臺基礎上進行創新設計的。由于該新型播種機在其裝置的種子漏斗上裝有1個種子播種定量器，使得所播種子可以自動進行定量下播作業。這種種子預定量裝置，通過1個種子分配器采用氣動式分配種子進行行播作業。播種種子運行程序直到犁鏵，完全進行標準化自動操縱，播種器無需進行任何改變操縱。

篇2

政府技術采購是指政府對當時尚不存在，但可能在一定時期內研發出來的某種技術、產品或服務提出需求意向，通過采購的方式將新的產品引入市場的方法。歐美一些國家已經在政府技術采購方面積累了大量經驗，采購了很多對增強國民經濟和提升國家科技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的技術，并且為企業加速發展創造機會。

我國正處在政府技術采購制度的構建階段，國務院頒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指出“政府對于需要研究開發的重大創新產品或技術，應當通過政府采購招標方式，面向全社會確定研究開發機構，簽訂政府訂購合同”。這表明我國政府已經將政府技術采購列入了推動技術創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研究國外成功的政府技術采購模式來指導我國的政府技術采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對國外政府技術采購的諸多案例進行分析后，發現可以歸結為3個模式，即招標采購模式、合作伙伴模式和政府引導模式，下面將對這3種模式分別進行討論。

1政府技術采購的模式

1.1招標采購模式

招標采購模式是指政府部門組織采購項目管理團隊，采用招標方式選擇供應商的技術采購。招標采購模式是程序上最為標準的政府技術采購，如圖1所示。當技術需求發生后，政府部門組織與采購相關的各方人員組成采購項目管理團隊實施采購。該團隊的職責是制定需求說明書；進行項目的招標；在挑選出合格供應商后對采購項目進行管理；解決項目進行中存在的問題。待項目結束后項目管理團隊也宣告解散。

這種模式適用于公共事業的技術采購，例如教育、醫療等事業，其最終使用者為學校、醫院等具體單位，并非政府部門。公共事業在發展過程中會產生對新技術的需求，但對新技術的采購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和風險，并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公共事業組織缺乏進行采購的能力，因此需要政府對技術采購進行組織。例如，20世紀80年代，瑞典國內沒有專門供初、高中使用的電腦，瑞典教育部就曾對供學校使用的電腦進行了技術采購。招標采購模式不僅能夠讓公共事業組織的技術需求得到滿足，也能夠促進技術供應商所處行業的發展。在上述案例中，瑞典的計算機業本來處于發展的低谷，正是通過向學校提供新型電腦技術而走出了困境。

政府技術采購不同于一般政府采購，由于所采購的技術是以前不存在的，因此風險要遠高于一般政府采購，為了提高采購的成功率，在這種模式中一般會使用“采購項目管理團隊”來對整個采購進程進行控制。采購項目管理團隊是該模式的核心機構，對整個采購的成敗起著決定性作用，對其成員選擇要慎之又慎，應選擇富有團隊合作精神并在某領域具有一定專業能力的人參加。該機構一般由政府發起組織，需具備完成項目管理的各種能力，因此其成員包括最終使用者的代表、政府部門的人員、技術顧問、工業顧問、項目管理顧問等，各種專業人員的比例要合理。

首先，團隊的任務是形成能夠滿足最終使用者要求的切實可行的需求說明書。最終使用者代表在初期要對新技術提出詳細的需求；技術顧問和工業顧問則可以對這些需求進行評估，指出哪些部分是可以實現的，哪些部分的研發存在風險，并與最終使用者共同對需求進行適當的修正；政府部門的代表則可以將結果與政府決策者進行溝通，行使最終的決策權。最后形成的需求說明書應是先進、清晰、詳細和可行的。需求一旦確定就最好不要更改，否則供應商會無所適從。

接下來，團隊需要根據需求說明書發放標書，選擇合適的供應商。在選擇供應商時應綜合考慮需求滿足程度、企業技術實力、企業規模、運營狀況、價格指標等各種因素，避免僅僅以價格為評判標準。采購技術與采購普通商品有很大的不同，技術的研發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是技術實力不強的一般小企業所很難勝任的。有些小企業為了拿到項目不惜將價格壓得很低，倘若將項目交給不能勝任的小企業來做則失敗的風險會大大增加。

最后，團隊要對技術采購的進程進行監控，解決項目進行中出現的問題。為了將采購風險降到最低，管理團隊要保持對項目的關注，經常向技術供應商了解研發的具體情況，并盡可能地幫助技術供應商解決研發中出現的資金、技術等問題。例如，當供應商的研發資金出現短缺時，項目團隊應尋找財力雄厚的企業或請求政府出資幫助供應商渡過難關；當供應商在技術上沒有足夠能力完成項目時，項目團隊需嘗試為其選擇合作伙伴來幫助它完成研發，這些合作伙伴可能是其它企業、大學或科研院所等。

1.2合作伙伴模式

合作伙伴模式是指采購方與技術供應商結成合作伙伴關系進行共同研發的技術采購，如圖2所示。在這種模式中，政府的行政部門并非實際的采購者，它只是對采購的方向、原則等問題進行政策上的指導。技術采購的真正實施者為由政府掌控的企業，這些企業一般應具有以下特點：本身具有營運能力，這意味著企業能夠在實際運作中積累大量的經驗，可以發現對技術的需求，并形成完備的需求說明書；對技術有一定的敏感性，可以幫助供應商開發出真正具有創新性的產品；規模較大，擁有雄厚的資金，使企業能夠承受采購失敗造成的損失。

這種采購模式適用于電信、能源、交通等國有力量較強的產業企業。當這些產業的企業需要新型技術而自身又無足夠能力研發時，可尋找合適的供應商進行技術采購。由于采購方的企業一般在業界已經營多年對各技術供應商比較熟悉，有的甚至有長期的合作關系，因此采購往往以合作的形式進行。在這種模式中也可能存在招標尋找供應商的現象，但采購方出于穩妥的考慮，最后選擇的往往是與其曾經有良好合作關系的技術供應商。例如，在芬蘭對移動通訊技術的采購中，供應商是與采購方曾有合作關系的諾基亞；在瑞典國家鐵路公司對高速列車進行采購時雖然進行了招標，但選擇的也是與其有幾十年合作關系的ABB公司。

采購方與供應商之間常通過各種形式的合作來推動研發的進行。雙方的合作基礎是采購方要擁有一定的研發能力，可以為供應商提供有益的幫助。合作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按合作緊密程度劃分可分為以下幾種：高層互訪，即雙方負責技術的高層管理人員進行不定期的互訪對新技術的研發動態進行溝通；員工交換，即兩方的技術人員可進行定期或不定期地在組織間交流，以達到溝通和互相學習的目的，這種人員互換可以形成制度來促進雙方合作；技術委員會，即由雙方的管理層組織技術人員和部分管理人員形成同定的委員會對研發中的技術問題進行推動和解決；合資公司，即雙方共同組建專門的公司對新技術進行研發。高層互訪旨在公司的上層對技術研況進行溝通，形成一致意見；員工交換則較為靈活，適合于采購者與供應商平時的技術交流，即使沒有采購項目也可以進行；技術委員會結構自由，無需動用雙方太多資源，適合用于采購前期及技術不復雜的情況下；合資公司適用于研發任務艱巨和深入合作的情況，但成立合資公司時采購方要處理好與供應商的利益分配問題，對于知識產權的歸屬和產品銷售利潤的分配等關鍵問題必須在合資公司成立時就達成一致的協議。

1.3政府引導模式

政府引導模式指當一家企業的力量不能夠完成技術研發，而該項技術對國家的發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時，政府組織多家企業進行聯合研發的技術采購。例如，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IBM了比日本計算機性能強數倍的360電腦。為研制出可以與其抗衡的電腦，日本政府的國際貿易產業部動用3000萬美元組織6家企業進行聯合研發。其中，日立、富士通和NEC組成團隊研發主機和集成電路，三菱、東芝和Oki則研究設備。

政府引導模式如圖3所示，政府憑借對企業的影響力將各企業組織起來，并引導研發的方向，協調企業之間的利益。這種采購模式的好處在于政府可以將各種力量整合起來形成強大的創新力量進行協作研發，參與的企業可以取長補短，采購效果要高于對單一企業的政府技術采購。在上述日本電腦的案例中，企業的協作研發使得日本計算機行業渡過了難關，并且在硬件方面研發出了能夠和IBM競爭的產品。

研發任務的分配和協作機制的形成是該模式需解決的重要問題。采購方應組織專家將需研發的技術進行模塊化，并將每個模塊交與在該領域技術力量較強的企業團隊負責，每個企業團隊專注于一到兩個模塊的技術研發。企業團隊的數量不宜過多，數量過多會對團隊間的溝通產生阻礙。由于各團隊的研究成果最終要整合在一起，因此團隊之間需要對技術標準、產品規格、研發進度等問題進行經常性的溝通和協調，以便各模塊可以無縫對接。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引導模式中，政府的角色是引導而非控制，即政府不能違背市場規律用行政命令對企業進行干預。這是因為在采購中信息分散在參與者中，政府對信息的掌握比較缺乏，過多地對企業行為進行干預容易造成盲目指揮，反而會引起企業的排斥。在日本電腦的案例中，日本政府曾希望6個主要的電腦公司進行合并以獲得市場競爭力，卻遭到各企業的聯合抵制。日本政府意識到了自己的手段過于強硬，因此沒有強迫公司合并，并且發現在寬松的協作環境下更容易激發企業的創新能力。

此外，由于參與方較多，各方都希望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難免會發生利益沖突。政府要積極且恰當地對各方利益進行協調，設計出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盡量讓各方都有滿意的結果。例如，政府可以出資獲得各項專利的所有權，并允許參加研發的公司以低價使用各項專利，這樣可以避免各企業在專利權分配上的糾紛。

2對我國政府技術采購模式的啟示

以上3種模式各具特色，必須在合適的情境中才能發揮作用，表1對它們進行了細致的比較。

以上3種模式在在國外均有成功的范例，通過對它們的比較可以為我國的政府技術采購提供寶貴的借鑒。

(1)我國可按先易后難的順序對政府技術采購進行嘗試。首先，合作伙伴模式的難度是最低的，而我國又有為數眾多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完全可以通過政府出政策，國有企業實施的方式對這種模式積極進行嘗試。其次，招標采購模式的流程非常規范，政府可以通過加強對項目的控制來降低采購的風險，也可以逐步進行嘗試。最后，政府引導模式不但需要政府有很強的協調能力，還需要企業間要有良好的合作關系，實施難度較大，必須經過詳細的論證和細致的規劃才能進行，可以在總結前兩種模式經驗的基礎上慢慢介入。

篇3

資本作為國際要素流動的重要方式，將對我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產生長遠影響。從中國經濟的實現背景來看，經濟開放對我國經濟的作用日益增強，外商投資作用舉足輕重，而技術進步也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廣義而言，技術進步既可以依賴于自身研究、開發，也可以借助于對外界的模仿、吸收、消化和創新。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是外資在東道國的經濟促進力。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FDI）技術外溢金融業

一、引言

經濟全球化和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興起和發展，帶動了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則成為最大受益者，利用外資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強有力的助推器。

隨著我國銀行業全面開放時代的到來，跨國銀行的進入和發展這一趨勢將會在金融全球化和中國日益融入國際市場的過程中得到不斷的強化。面對外資銀行的激烈競爭，完全采用限制、抵制的措施是不可取的，它不僅違背了市場競爭規律，同時也必將為國際社會所詬病，加劇國際摩擦。為實現既減少摩擦，充分發揮跨國銀行進入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又保護本國銀行業這一看似矛盾的目標，政策組合和互補已成為重中之重，而只有充分掌握跨國銀行進入我國的原因和影響因素，才能對癥下藥，尋得良方。

二、FDI對我國企業技術進步影響的理論分析

(一)經濟增長理論中的技術進步

國內外的理論研究表明，技術進步是促進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潛在經濟發展力的重要指標之一。作為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先驅，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曾指出，增長的動力在于勞動分工、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后來的經濟增長理論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技術進步的研究，從哈羅德、索洛的外生技術進步、熊彼特與庫茲涅茲的創新驅動的技術進步到以羅默、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內生技術進步，這些增長理論都強調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二)FDI影響技術進步的渠道分析

我們知道，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渠道：作為“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通過影響“國內資本積累”，間接影響經濟增長；通過“外溢效應”影響技術效率，間接影響經濟增長。在這里，對于分析FDI對技術進步的影響渠道，我們可以分為通過直接效應影響技術進步、“外溢效應”影響技術進步以及通過影響“國內資本積累”，從而間接影響技術進步這三個渠道。若FDI僅僅是“投資”或者僅僅影響“國內資本積累”，從本質上說，它與國內資本并沒有什么不同，但是，隨著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人們不再認為技術水平和技術進步速度是外生的，在這個新的增長框架里，FDI扮演的角色不僅僅是“投資”，其影響也不再局限于“資本積累”，它還通過該過程影響我國的技術效率。

三、FDI進入我國金融業的背景與現狀分析

FDI作為私人投資的一部分，會直接促進我國的經濟增長，但是根據資本邊際產出遞減的假設，這種作用是短期的，吸收FDI的我國最終會向該經濟體的長期穩態收斂，FDI對我國產出增長不會有持久影響。

（一）外資進入我國銀行業的背景

1.金融全球化對銀行業的影響

金融全球化是指全球金融活動相互聯系日益緊密的一個過程，其內容包括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頻繁流動、金融機構的跨國經營、金融市場的全球聯動等，其主要表現有貨幣的全球化、資本的全球化、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全球化等。

金融全球化進程的廣泛擴展，不斷改變著全球銀行業經營的外部環境，從而對全球銀行業的經營發展產生強烈影響。金融全球化掀起了全球金融業大規模跨國并購浪潮，導致全球金融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為了爭奪市場，各國跨國銀行都希望通過擴大規模降低經營成本、提高競爭能力。單個銀行的規模效益畢竟是有極限的，“超級寡頭”之間的跨國并購成為了擴大銀行規模的一條捷徑。金融全球化加快了金融創新速度。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信息產業等高科技產業突飛猛進的發展，有力的刺激了金融創新。新興市場的迅速崛起，也為銀行業在全球范圍內尋找發展創造了有利環境，所以金融機構的創新活動達到了空前規模。

2.經濟開放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國家就已經依次開放東部沿海地區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點和先驅。

⑴從一般意義上講，一個國家經濟越開放，就有更多的外國投資者進入投資。一個開放的經濟體更能受到投資者得青睞，因為它能給投資者帶去更大的發展空間以及自由度。

⑵第二，一個開放的經濟往往也是一個更加有效率的經濟，快速的生產，迅速的物流以及快速的消費給外商帶來極大利益，投資企業選擇這樣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才更有利可圖。這樣，一個國家越開放的地區接受的外資以及由此產生的溢出就越大。

⑶經濟開放的中東部地區，人民的思想和觀念更接近全球化，更容易接受且愿意學習新鮮事物，包括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文化理念等等，并學以致用，用于自主創業以及創新之上，他們這無疑是一個新技術的良好孵化地。

⑷經濟開放的東部和中部地區，人們的消費觀念頗具全球化，更熱衷于購買外商企業的產品。

⑸經濟開放的地區政策比較明朗，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商政關聯比較緊密的國家，選擇經濟開放的東部和中部能夠讓外資企業更好的經營，安心透明的經營。

（二）外資銀行在我國的經營現狀分析

1.外資銀行重點發展高技術產品

諸如開展高技術含量的網上銀行、現金管理、銀團貸款、項目融資、貿易融資等產品，這樣既可以規避物理網點較少的劣勢，又可發揮自身的優勢。外資銀行的長處不僅體現在能夠提供豐富多樣的金融產品，而且具有強大的為客戶量身定制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也即發揮核心產品的優勢為不同客戶提供滿足個性化需求的最終產品，這是贏得客戶、擴大市場份額的關鍵所在。

2.從競爭到強調合作

在大舉擴張的上世紀90年代，無論是在經營指導思想還是實際市場運作上，外資銀行都強調同國內銀行進行市場競爭。然而，入世至今，外資銀行同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首的中資銀行進行市場競爭時，在營業網點、客戶資源和人文環境方面均存在劣勢，因此現階段外資銀行的經營策略主要是強調同中資銀行合作，以彌補其自身的劣勢。

雖然外資銀行進入我國的時間不短，但是他們對于本地客戶的了解有限，相比之下中資銀行卻擁有多年的客戶交往關系和完備的客戶信息。中國企業在與中資銀行的長期合作中，已經建立起了長期穩定的銀企關系。同中資銀行合作，外資銀行一方面可以分享中資銀行的客戶信息，另一方面可以發揮自身在金融創新方面的優勢為客戶打造“量身定做”的金融產品。

3.充分發揮技術優勢

外資銀行的進入引入了新的技術和專業技能，從而增加了當地客戶可獲得的金融產品數量，因此外資銀行的存在提高了效率并促進了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外資銀行擁有強大的資本實力和優良的資產，還擁有發達的全球分支和客戶網絡，先進的管理模式和內部風險控制能力以及成熟的金融產品等。中間業務需要先進的網絡硬件和軟件系統作為技術保障，在技術支撐方面和全球覆蓋面程度上，中資銀行明顯落后于外資銀行。在經營外匯業務方面，外資銀行具備靈活的風險控制方式、便捷快速的服務程序和較為寬松的擔保條件。進入中國市場后，外資銀行除了開展傳統的優質服務外，還會大力推廣和開發金融衍生產品服務。

（三）外資銀行對中資銀行的影響分析

1.對中資銀行客戶營銷模式的影響

盡管中資銀行不斷強化“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并不斷改進客戶營銷及服務水平，但與外資銀行仍存在較大差距。從目前來看，產生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對“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的貫徹程度不夠。

外資銀行成熟有效的市場細分和客戶定位機制與中資銀行粗放的客戶分類方式形成對比。無論是在進入中國市場前還是在中國市場的經營過程中，外資銀行均十分重視通過市場調查來了解客戶需求，結合自身的經營特點鎖定相應的目標客戶，對特點不同、需求不同的客戶往往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方案，對于不屬于其目標客戶的群體則設置相應的服務門檻。中資銀行在長期經營過程中雖然已經擁有了龐大的客戶基礎，也開始著手搜集客戶數據，但還缺乏一整套有效的客戶細分和定位機制，導致對客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遠沒有到位。

目前中資銀行客戶經理制的推行主要集中在客戶經理培育階段，致力于提高客戶經理素質、改善與客戶的溝通及加強對產品的熟悉程度等問題，而外資銀行已經形成了客戶經理培育的有效機制和運作體系，轉而強調為客戶經理提供強有力支撐的內部支持系統。

2.有助于進一步強化國內商業銀行的經營約束機制

對國內企業來說，的確有些事情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對有些帶有共性的問題，大家也許都習以為常了。但作為一個外來者，他們就更容易看清楚。境外戰略投資者能夠促使我們加強管理，加快改進不足之處。他舉例講，建行的許多機構和網點，是在過去的歷史條件下購置的，當時并不要求有完備的產權手續。但是，要股改，首先產權就必須明晰，就要求必須完全按法律制度辦事，必須有明確的產權，并且經過中介機構的確認。特別是在外資戰略投資者詳盡嚴格的盡職調查面前，有任何問題都會暴露出來，迫使你必須盡快完善手續，改進管理，此外別無選擇。這樣對我們工作的標準提高了很多，對管理要.求也提高了很多。這正好促使我們朝國際水準的商業銀行方向去努力。

3.國際性金融風險

銀行境外戰略投資者的引入就意味著金融資本項目的開放，那么中國原有的在1997年用以應付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固若金湯的防御體系就要被動搖，金融發展中不穩定的因素就會增加。二十多年來的金融改革，由于中國沒有融入全球經濟，我們的腳基本上還是踩在地上，可以“摸著石頭過河”。戰略投資者的引入，促使中國的銀行徹底要融入到全球經濟中，中國的銀行業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包括國際性的金融危機的更強烈的影響，如果中國商業銀行不能及時地提高應付國際性金融風險的能力，在未來一定時間，很可能會觸到金融危機的“地雷”。東南亞金融危機和南美金融危機，主要原因是本國政府缺少應付國際性金融風險的能力，外國金融投資者也擔當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四、提升外資銀行對華技術溢出的政策建議

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技術溢出效應日益受到各國的重視。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外資也加快了進入中國銀行業市場的步伐。本章以對外資技術溢出效應的理論、實證和政策分析為基礎，提出新時期促進外資銀行技術溢出的政策選擇。

(一)政府方面

1.提高中小企業勞動力的素質，增強人力資本的外溢效應。

FDI在我國技術溢出的渠道有多種，但無論通過哪種渠道，人力資本的積累都能間接地促進我國的技術進步，影響FDI技術溢出效應的強弱。人力資本以勞動者為載體，體現了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是科技進步的重要源泉。一般來講，勞動力素質越高，其學習和模仿能力越強。一部分接受過跨國公司培訓的員工后來為當地企業雇用或者自辦企業時，素質較高的勞動力更有可能把由此獲得的技術、營銷、管理知識擴散出去，成為推動當地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根據新增長理論，人力資本的外溢性，非競爭產生正的外部效應，人力資本的積累一方面可以直接促進本國的科技進步，另一方面可以增強吸收貿易溢出的國外先進技術的能力，從而更有效地分享發達國家的R＆D成果，間接地提升了本國的全要素生長率。忽略人力資本會高估進口貿易溢出的R＆D資本存量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鼓勵企業從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增加企業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投入。這是我國R&D活動結構能否得到改善的關鍵。政府應增加對企業(尤其是高新技術領域內的企業)進行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支持和資助，注重提高和增強企業從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能力，鼓勵和促進科研機構及高等學校與企業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領域的合作。

2.完善金融服務

由于研發機構都是資金密集型的運作模式，因此良好的金融服務也是吸引外資研發機構落戶的條件。第一，可由政府操作建立有關金融機構，以國有投資或股份制投資形式，直接對外資企業的經濟運作提供金融支持;第二，盡快設立各科技園區科技研發基金，制定基金管理條理，以扶持各園區內的技術創新活動，對外資項目的核心技術創新，可以在貸款利息、期限和還款方式上做一些優惠。第三，鼓勵外資企業帶動與其有長期合作關系的外資金融機構落戶湖北，一方面可提高湖北金融產業的外資利用水平，促進金融機構的技術進步，另一方面也為外資項目的增加了融資渠道。

3.改善招商投資軟環境，增強外國投資者信心

在政府職能人員的任命上，要嚴格把好關，減少和杜絕人情關系的操作，任命真正具有公仆意識、市場觀念和開拓進取思想的人員;另一方面，要特別強化監督機制，規范行為，盡快從制度建設上把干部的局部利益引入全局利益中，從源頭上轉變觀念，從機制上保證服務的到位，促其依法行政。

應盡快對外界樹立投資環境有錢可賺、有章可循的新形象。可以建立專業化的招商網站，宣傳利用外資的政策法規、行業規劃和發展戰略，介紹投資環境和優惠政策，推介各地招商項目資源和招商重要活動，宣傳成功的投資典型。

4.形成全社會、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體系

加強R&D投入，要形成全社會、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體系。改善原有的資金來源渠道，在現有的科技投入基礎上拓寬渠道，逐步加大R&D投入。我國財政科技撥款不僅支持既D活動，而且也支持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以及科技服務等非R&D性質的科技活動。顯然，財政科技撥款的數量，尤其是用于R&D活動的比例，是影響R&D/GDP比值的關鍵因素之一，國家財政科技撥款應保持穩定、持續增長。政府應加強對重點科技項目轉化為生產技術所需資金的支持，并通過資金的引導，推動企業在聯合攻關的過程中逐步積累自身研究開發的實力，從而使企業成長為加速技術創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真正主體。企業科技投入也是影響R&D/GDP比值大小的關鍵性因素，而這又是由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決定的。

(二)金融業層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認為,以技術進步推動產業升級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但是,技術的創新與商業化是一項不確定性極強、商業風險極大的活動,創新型企業又普遍規模小、發展前景不確定、缺乏信用積累和擔保資產，很難從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中籌措到大量資金。在此,唯有資本市場才能與創新活動結成互動關系。資本市場在籌集生產資金、改善企業經營機制、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益、提供稅收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發展資本市場應該是我國利用外資的一個重要策略。

1.加強企業對技術人才的引進力度。

人才是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也是金融業的核心競爭力。我國金融業必須高度重視和尊重人才，要制定發現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人才培養體制。要加強對技術人才的引進，從金融業層面應該做到以下三點：一是創造吸引人才的各種條件，比如從薪資、福利方面，金融業可以制定一套有自己特色的靈活的薪酬制度，一般可以采取“低薪＋獎金”的模式，“獎金”的設定可以根據工作性質和人才層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計量標準和評價方式；從職位方面，金融業可以在內部形成一種良好的競爭機制，使人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二是引進人才的方式可以在與科研部門或高校聯系合作中，發現和挖掘人才，也可以積極的從大企業挖掘人才。三是要加強對科技人員的在崗培訓和繼續教育，只有整體的人力資本素質提高，金融業才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人才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培養人才是基礎，吸引人才是重點，用好人才是關鍵。要堅持把能力建設作為科技人才資源開發的主題。加大對人才工作的投入，優先發展科學和各類教育事業，為各類人才不斷涌現和充分發揮作用奠定堅實基礎。要合理引進現代化建設急需的科技人才，加快推進我國建設事業的發展。要建立良好的制度環境，政策環境和人文環境，建立以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為導向，有利于優秀科技人才一脫穎而出，充分施展才一能的選人用人機制。

2.拓展各大銀行在中西部地區的腳步

可以對資金實力雄厚的，重點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信譽良好、具有發展潛力的跨國企業提供低息大額貸款，以滿足資金流動的需要。銀行還應針對不同發展階段、不同行業、不同類型中小企業的金融需要及特點，創新產品，整合產品組合，增強產品的適用性、靈活性和可操作性，以適應市場需求。要積極開展各種表內外授信和融資業務，引導企業由單純貸款需求向綜合金融服務需求轉變，緩解企業流動資金緊張的矛盾，實現與中小企業共存共贏的可持續發展。安排有潛力的跨國企業在國內外資本市場上發行股票或者債券進行籌集資金，擴大企業的資金來源。

3.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

發展金融創新。大力推廣和發展基礎產業債券，可轉債，產業投資基金等等各種金融創新工具，作為企業融資的有效手段，解決企業從成立到生產，重研發投入到運用到生產過程，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以及面臨巨大的風險的大難題。

在引進先進技術的同時，不斷提升對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建立以金融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機制。對我國金融業來說，來自FDI的技術溢出是一個被動的過程，這一性質決定了FDI技術溢出的有限性。我國金融業要充分利用這些有限的技術溢出，必須有足夠好的學習意識和技術能力，這通常來自自主研發和革新的經驗積累。因此，增加自主研發投入、加強自主創新意識，是內資企業提高技術能力和競爭優勢的根本。

4.拓展業務領域，挖掘潛在市場和客戶。

中小企業信貸和農村金融是有著廣闊發展前景的市場。由于信息披露、資產規模等因素達不到要求，中小企業很難從資本市場籌得資金，也不能發行債券，因此比大企業更需要銀行信貸.而農村金融具有貸款額度較小，當地信用文化、社會關系等對貸款的安全性更重要等特點。與外資銀行相比，中資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業務區域集中，對本地區的情況比較熟悉，能夠更方便地了解中小企業和當地農村的情況，為其提供童身定做金融服務，因而具有顯著優勢。

5.充分利用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機會改善銀行經營。

國際資本流動在全球范圍的流動有利于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國際資本流入有利于我國引進先進的技術經驗，這點主要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等形式的長期資本流動，因此我們應鼓勵、推動外國直接投資等中長期資本的流動。放寬對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限制，既是對WTO有關協定的遵守，也是基于外國直接投資與其它形式的資本流動相比，發生逆轉的可能性較低，也有助于擴大資本輸入國的就業機會和帶來高新技術和管理經驗，即具有一定的正的“溢出效應”。另一方面，中資企業的境外投資有助于提高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可以首先對有競爭力的企業和產業適當放松境外投資的限制然后再循序漸進的擴大開放范圍。而對投機，套利等短期資本流動則應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就金融市場而言，國際資本流動促成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形成，使得各國銀行間的資金往來、信息交往更為密切，對促進銀行創新、完善自身經營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正確引導下，銀行金融資本的流動還將推進銀行的重組，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從而有利于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但我們在選擇引入外資方式時，必須慎重。

在保證不喪失控股權的前提下，積極創造條件吸引國際戰略投資者。目前中國銀行業的國際戰略引資都是以現金購買普通的股票股權方式實現的。但在國際上，大部分投資并不是普通股票，更多是債券，甚至是可轉債等等。中國應增加投資工具種類，完善投資市場。另外，由于歷史和體制的原因，國有商業銀行在資產質量、盈利能力、服務對象以及國際化程度等諸多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在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的過程中采取的策略和定位也需要區別對待，有必要進行有針對性的設計。

6.利用監控功能對國家重點產業的進行融資支持

對某些產業實施適當的融資限制，避免重復建設。運用資本市場股票價格，各類分析報告等形式的信息披露則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公平交易和競爭，起到資源優化的作用，同時又極大的促進了企業的進步與自我鞭策。此外，目前我國資本市場不盡完善和規范。有必要對其進行規范和發展。擴大市場規模，增加供給，加快發展企業債券市場，增加信息透明度，構筑金融信用等級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發展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和規范各類金融中介。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六、小結

對FDI技術轉移動因的研究表明，技術差距的存在是引起技術從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原始動力，而且在技術差距的作用下，FDI的技術轉移會引發我國國內技術轉移的連續進行。但技術轉移的順利進行要求主體之間的技術差距必須處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內，否則將會制約FDI技術轉移效應的發揮。從技術轉移的主體來看，跨國公司利用FDI實行技術轉移主要是基于實現全球范圍內資源優化配置和利潤最大化的目的，我國利用FDI獲取技術主要源于FDI所具有的一攬子性質。

由人力資本流動所產生的FDI技術溢出效應主要與我國人力資本在跨國公司質量優化的程度以及企業間人力資本流動密切相關，前者主要受跨國公司經營階段和研發戰略的影響，后者主要與跨國公司和我國企業在薪酬福利、培訓、個人發展空間等方面的差別以及人力資本偏好有關。

由競爭所引發的FDI技術溢出效應，是跨國公司通過“戰略跟隨”行為以及優于當地競爭對手的有利因素影響我國市場結構而產生的，FDI通過競爭對我國技術的影響最終取決于技術示范、技術競爭和技術鎖定效應的綜合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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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技術哲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技術哲學”研究起源于德國。1877年，德國哲學家卡普(E．Kapp)發表《技術哲學綱要》一書，這是德國系統地進行技術哲學研究的開端。在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爾(F．Dessauer)分別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術哲學》專著。從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哲學家胡塞爾(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爾(M．Heidegger)從現象學和存在論角度對技術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國的技術哲學研究又經歷了持續的、系統的增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國工程師協會人文與技術委員會的研究。該委員會成立于1956年，會員中有德國當代最杰出的技術哲學家胡寧(A．Huning)、倫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羅波爾(G．Ropoh1)、薩克塞(H．Sachsse)、塔克爾(K．Tuche1)、茲默理(w．C．Zimmerli)。迄今，該委員會的技術哲學家們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倫克的《技術時代的哲學》(1971)、《論技術的社會哲學》(1982)；羅波爾_的《系統技術：基礎和應用》(1975)、《有缺點的技術》(1985)、《技術啟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術哲學》(1978)、《現代世界的動力學》(1994)；胡寧的《工程師的創造力》(1974)；薩克塞的《技術人類學》(1978)等等。

從整體上看，經過百余年發展的德國技術哲學，雖在學術界逐漸獲得了承認，但仍屬于哲學的邊緣領域。德國技術哲學研究呈現以下特點：…其一，該領域的智力結構是多種多樣的，而不是單一的和標準化的。大致有經驗主義、存在主義、實用主義、人類學等不同的研究視角。其二，與技術社會學、技術經濟學和技術政治學等相關的研究聯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術的倫理、生態和資源問題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有突出的現實主義轉向。技術哲學研究由過去的玄思轉向現在的實踐導向。

就世界范圍看，德國技術哲學首先在法國、荷蘭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和日本有所呼應。20世紀60—70年代始在美國興起。1975—1977年，美國哲學與技術學會(sf，r)成立。1978年開始出版技術哲學年鑒，1981年開始了每兩年舉辦一次的SPT國際研討會，1995年創辦學會期刊(Techne)。近30年，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發展迅速，出現了一批知名的技術哲學家及其優秀的學術專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術的思考：工程和哲學之間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術與生活世界》(1990)；費雷(F．Ferre)的《存在與價值：面向建設性后現代形而上學》(1996)和《認識與價值：面向建設性后現代認識論》(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術與當代生活特征》(1984)、《堅持實在》(1999)；溫納(L．Winner)的《自治的技術》(1977)；費恩伯格(A．Feen—berg)的《追問技術》(1999)和《改造技術》(2002)；杜爾賓(P．Durbin)的《科學、技術和醫學中的社會責任》(1992)等。

從整體上看，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的特點是：其一，美國技術哲學研究有了迅速的乃至可說是突飛猛進的發展。近30年中，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的發展，與相關的科學哲學和技術社會學研究的發展相比，毫不遜色。l2J這一點主要表現為高水平文獻的增長，而研究隊伍并沒有擴大。SPT的規模始終保持在成立之初的水平，成員不足300人。其二，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的范式是多元的。在SPT內部有杜威主義者、埃呂爾主義者、者和海德格爾主義者。其三，美國技術哲學研究中技術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在哲學領域中，技術哲學仍處于邊緣。由于許多SPT成員對技術持批判態度，SPT前會長皮特(J．Pit)認為美國技術哲學研究負荷著意識形態框架，其核心是敵視技術。由于不能全面、公正的對待技術的所有方面，皮特認為，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特別是SPT的研究，存在著“智力誠信危機”的問題。

我國技術哲學研究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初，經過20多年的發展，目前在學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技術哲學委員會，已有幾個以技術哲學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學技術哲學博士點和碩士點。從研究成果上看，1999年陳昌曙先生出版《技術哲學引論》，這是我國第一部標有“技術哲學”書名的學術著作。從總的看，我國技術哲學研究還少有人系統地進行，在哲學大家族中也處于邊緣地位。

二、技術哲學研究的“自我反思”

綜上所述，技術哲學研究雖然經歷了30年左右的系統努力，但仍處于無統一范式、無哲學地位的困境中。與此同時，人類社會更急劇地步入技術社會，而技術，特別是當代高技術，更尖銳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學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如何認識和進行技術哲學研究，便成為當代技術哲學家們思考的主題，從而產生了技術哲學研究的“自我反思”。

關于技術哲學的性質。技術哲學是否是一個新的獨立的哲學分支，研究者們曾進行過爭論。拉普認為，技術哲學既不是工程科學的元理論；也不是社會學或歷史學等獨立學科的一部分；更不能歸結為某一個哲學分支。它與認識論、社會哲學、哲學人類學、歷史哲學和形而上學有密切的聯系，但并不從屬于它們。鑒于技術的認識論、倫理學、文化、社會和形而上學問題之間的聯系如此密切，拉普認為有必要發展一個新的哲學分支——技術哲學統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這個觀點基本上得到了學界的認同：技術哲學是一個新的獨立的哲學分支。作為一個獨立的哲學分支，米切姆指出，技術哲學就是關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學反思。陳昌曙認為，技術哲學大致上可視為自然改造論，主要是對改變自然的窮根究底的反思。

關于技術哲學研究的內容。通常認為，技術哲學要研究技術本體論、技術認識論、技術價值論、技術社會批判論等等問題。而其中哪一類問題是當今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哲學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國，張華夏和張志林等先生認為，技術的認識論和邏輯結構問題是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他們呼吁“技術哲學要轉向技術知識論和技術邏輯的研究”。陳昌曙和遠德玉先生則認為，技術與科學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鮮明、更強烈的價值性，鑒于此，應當把技術的價值論作為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在美國，許多學者主張技術哲學主要是對技術進行倫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堅持認為，“技術哲學的首要問題是認識論”。他說只有從認識論問題著手研究，技術哲學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學討論之中。應該強調，在討論技術認識論和技術價值論研究孰重孰輕時，不要忽視了兩者的密切關系，特別不要把兩者對立起來，兩者都是構成一個完整的技術哲學所不可或缺的。或許，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術哲學應研究的特定問題更有實際意義。拉普認為，今日技術哲學研究的當務之急是研究技術變革的動力學，關鍵是要明確在“技術決定論”中人們可能的作為。

關于技術哲學研究的方法。由于沒有特定的強大的歷史傳統，技術哲學研究缺少公認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手段。從實際來看，米切姆辨別了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或傳統，一種是由工程師和技術專家自己創立的工程技術哲學，這種哲學著重研究技術的內在結構；另一種是人文學者創立的人文技術哲學，這種哲學著重研究和闡釋技術的意義，對技術發展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種種后果進行反思。工程技術哲學傾向于分析的和贊成技術的，而人文技術哲學則更傾向于解釋的和批判技術的。從理論上說，技術現象是一種復雜的現象，僅局限于從認識論、方法論的角度，或僅局限于從思辨的、“純形而上學的”角度研究技術都是不夠的，而應當從多個角度進行綜合性研究。如倫克和羅波爾所說：“跨越陳舊的系科和學術邊界，尤其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與技術科學之間的邊界，進行富有成效的和現實主義的合作，在今天技術哲學研究中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在技術哲學研究中，處理好理論思辨和經驗研究的關系極為重要，“唯理論”或“經驗論”的方法都不可取。針對“唯理論”，拉普指出：“不能無視具體的經驗證據，只根據對技術的邏輯的、不變的本質的思考，演繹出技術的現實特點。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學分析和思考必須以有條件的事實為依據。從這一點出發，才能進行概括。”而針對“經驗論”，拉普則指出：“技術哲學解釋必須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學傳統之中。形象地說，哲學傳統是任何哲學解釋得以生長的土壤，不利用這個基礎，為技術哲學研究重新發明‘輪子’是愚蠢的。”應該說，拉普的這個意見是非常中肯的。

關于技術哲學的研究方法，費雷基于幾十年的教學、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個信條：其一，技術哲學應聯合西方主流的哲學傳統思考技術；其二，應用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學、美學、宗教哲學、科學哲學、社會哲學等學科的范疇，能夠闡明技術現象；其三，技術哲學在理解何為合法的哲學方法時應該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種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術哲學研究方法對認識技術和制定有關的社會政策是有益的。

關于技術哲學研究的未來走向。從技術的文化環境看，隨著冷戰的結束，20世紀90年代以來，技術的文化環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如果說過去人們蜷縮在防空洞中，那么現在人們暢游在網絡中。伊德認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應對這種文化環境的變化，反思當代技術世界的新問題，而不能僅是繼續研究與埃呂爾、海德格爾和馬爾庫塞相同的主題。從技術自身看，隨著全球電子媒介基礎設施及其文化的發展，米切姆認為，現代技術(與背景分離化)正在被一種新的“元技術”(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術正以虛擬的形式重新使分離的世界連接成一個整體。在這樣的情況下，米切姆指出，“過去二十年，技術哲學努力思考我們做的技術，下一個二十年必須努力思考我們作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術。”從認識與實踐的關系角度，杜爾賓則呼喚行動主義。杜爾賓說，雖然需要理論的進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決技術社會的現實問題上取得進步；雖然理解技術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圍繞它們的有關的社會問題做些什么。為此，他呼吁學院的技術哲學家們走進行動主義的領域，加入到解決實際問題韻行列中來。從根本精神看，無論技術哲學研究將怎樣發展，陳昌曙先生提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要有自己的學科特色、基礎研究和應用。他講，技術哲學研究“沒有特色(學科特色)就沒有地位，沒有基礎(基礎研究)就沒有水平，沒有應用(現實價值)就沒有前途。”

三、技術哲學研究之關鍵：技術創新研究與技術啟蒙

基于上述的技術哲學研究的“自我意識”的考察，本文以為，技術哲學研究在走向繁榮之途中至少有兩項的關鍵任務：其一，面向技術，進行技術創新研究；其二，面向社會，進行技術啟蒙。

進行技術創新研究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點：其一，從歷史實踐來看，技術創新始終是人類社會的軸心，技術哲學研究只有牢牢抓住這一社會軸心，才能向社會“敞開”，與社會現實相切近。在古代，這個社會軸心是隱含著的，這可以從史前各種傳說中窺其蹤跡，如《易·系辭》講中國先王伏羲作八卦、網罟，神農作耜耒，黃帝堯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現代，這個社會軸心是顯在的。種種事實顯示，技術創新是現代企業和社會的活力之源，是經濟發展、生產率增長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驅動力。可以說，技術創新正作為第一生產力、第一競爭力、第一戰斗力，成為世界各國企業家、政治家、軍事家頭等關切的主題。所以，研究技術創新，密切技術哲學研究與社會實際的聯系，從而促進技術哲學的發展和實際社會問題的解決。

其二，從理論邏輯來看，技術創新是技術成為技術的過程，技術哲學研究只有牢牢抓住這一技術形成的過程，才能向技術“敞開”，與技術現實相切近。通常認為，技術歸根到底是一種實踐活動，而技術創新又是一種最基本的技術實踐活動，因而，技術哲學研究若要反思技術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術創新。技術從構思到社會的實際應用，是一個復雜的創造性的技術一社會過程，其中，技術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終產生與社會相適應的技術。這個技術產生的過程，這個技術成其所是的過程，被稱之為技術創新。所以，技術哲學也只有研究技術創新，才可能切實知曉技術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產生、如何產生、產生什么。超級秘書網

其三，從技術哲學自身發展看，技術哲學研究之所以分裂為工程的和人文的兩個對立的流派，主要是因為各自偏執于一端：工程的技術哲學，如德紹爾等以技術發明為研究對象，只關心純粹技術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視了技術與整個社會的復雜關系；人文的技術哲學，如埃呂爾等以技術的社會影響為研究對象，只關心從人文社會的角度評價技術，往往對技術持敵對態度，而忽視了對技術自身的全面認識。由前所述，技術創新是技術成其所是的技術一社會過程，技術哲學研究技術創新，既能向技術“敞開”，又能向社會“敞開”，因此，研究技術創新可以在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之間架起橋梁，實現兩者的融通，從而為建立一種健全的、連貫的、一致的技術哲學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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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IPO抑價的理論解釋

（一）基于信息經濟學的理論解釋有以下幾種代表性的理論，分別是發行人與承銷商之間委托―理論、信號假說理論、逆向選擇假說理論、防范法律訴訟假說等。

Baron（1982）提出發行人與承銷商之間委托―理論，該假說認為投資銀行作為股票的承銷方比發行人擁有更多的有關資本市及發行定價方面的信息，于是投資銀行為了能順利的將所承銷的股票發行出去將采取抑價發行出去，將首發價格人為調低，造成首日上市抑價這種現象的出現且抑價程度與這種信息不對稱的程度正相關。

Allen and Faulhaber （1989） 提出了信號假說理論，他認為在新股的發行過程中，潛在的投資者對擬上市公司的發展前景、公司內部管理及公司治理結構、產品特性及盈利能力和成長性等方面所擁有的信息遠遠不如上市公司自身，于是優質的公司就達到了通過抑價發行來促使潛在投資者進行投資的效果。

逆向選擇假說理論是在信息經濟學中最為經典的一種模型，Rock（1986）認為通常缺乏信息的投資者只能獲得很少份額的定價偏低的優質股票，卻可能獲得很高或者全部份額的定價偏高的股票，這就是所謂的“贏家詛咒”。

（二）基于行為經濟學的理論解釋包括有投機泡沫假說理論、股權分散假說、市場氣氛假說等。這些理論和假說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闡述了自己對新股抑價的理解。

最早是TiniC（1988）和Ritter（1991）提出投機泡沫假說理論，他們認為市場是無效的而且存在著噪聲交易，上市新股的交易價格將和其內在價值相偏離，新股的抑價可能會受到投資者心理因素的影響，因為大部分投資者未能以發行價獲得相應的新股，所以在新股上市初期這部分投資者對新股的錯誤估價導致其在二級市場進行投機易，最終市場將重新給新股定價，新股的價格也將回歸其內在價值，即經歷了一段投機炒作后，新股的價格回歸其價值，投機泡沫將會破裂，這就是所謂的投機泡沫假說。

Booth和chua在1996年提出了著名的股權分散假說。他們認為新股上市后需要保持一定的流動性，一方面有助其價格的發現，為此得通過大量投資者交易該股票才能實現；另一方面這種使得公司擁有大量小股東的做法可以降低公司外部股權集中對管理層所造成的壓力，同時還可以防止公司控制權的旁落。因而發行人大多有意選擇壓低新股發行價格來吸引大量中小投資者，繼而達到發行人自己的目的。

二、國內關于IPO抑價文獻綜述

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也不過20余年，對IPO抑價問題的研究也相對較晚，在研究的思路和理論上也大都是利用西方關于IPO抑價的理論和模型進行實證研究。

劉靜，陳璇（2008）運用多元回歸的研究方法,以2001年1月至2007年12月間在中國滬深交易所首次公開發行A股的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從發行者對信息不對稱者的補償程度以及投資者對信息的反應程度兩方面選取變量指標，作為信息不對稱的替代變量進行IPO抑價理論的實證檢驗，由此得出結論用信息不對稱理論來解釋中國A股市場的IPO高抑價現象是有效的。梁志隆（2010）則以市場氣氛假說為基礎對全流通時期A股的206支 IPO新股抑價程度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發現在市場指數上漲及牛市期間，上市首日換手率、上市首日股指收益率、上市當周股指收益率為影響IPO 抑價的顯著變量，與IPO的抑價率成明顯正相關，這表明市場氣氛假說可以用來解釋A股全流通時期的 IPO首日高抑價現象。蔣葵、向秀紅（2010）也通過多元回歸分析方法，以2009年新上市的59只創業板股票為樣本，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我國深圳創業板市場亦存在著較為嚴重的IPO抑價現象，其抑價水平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篇6

文書提出命令；提出義務；范圍；完善

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當事人只有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才有勝訴的可能性，問題是當關乎自己訴訟成敗的證據掌握在對方當事人或者案外第三人手中，又將如何收集？本文試圍繞這一問題來闡述文書提出命令制度。

一、文書提出命令的含義及設立意義

“文書提出命令是指一方當事人就證明案件事實的書證，由負有提出義務的對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持有時，向法院申請要求命令該持有人遞交文書的一種方法。”對于文書提出命令制度，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理解：第一，證據的提出僅限于書證。大陸法系國家在對此問題上基本上都承認只有書證才有這一制度。第二，書證由負有提出義務的對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持有，即提出的義務主體具有特定性。第三，由一方當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請。法院不主動向負有提出義務的對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發出命令。

文書提出命令的提出對實現民事訴訟的程序價值起著重要的作用。

第一，為舉證中處于弱勢地位的當事人提供強有力地的制度支持，從而達到程序上的公正。通過法院發出文書提出命令的形式促使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履行展示相關證據的義務，實現訴訟主體的平等與和諧。

第二，文書提出命令制度的提出提高了訴訟效率。文書提出命令制度的設立，有利于發現案件的證據事實，當事人進行爭點，保障案件審理的集中化。

第三，文書提出命令的設立打消了當事人因取證困難而不予訴訟的顧慮，使訴訟成為解決糾紛的重要途徑，從而使糾紛得到一次性的徹底解決。

二、文書提出命令的申請與審查

文書申請具體內容各個國家、地區的法律規定有所差異，但大同小異。首先，必須明確申請文書的性質和必要形式，即申請的是什么文書；其次，要說明提出申請的理由，申請提出的文書用來證明什么事實；再后，要證明文書被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占有的事實及其具有提出文書的義務，只有符合這項要件，文書提出命令才有提出的可能。只有滿足以上條件，才能通過法院的審查，最終裁定做出文書提出命令。

當事人提交文書提出命令申請后，法院需要對申請進行形式要件上和實質要件的審查。法官將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材料中判斷該書證對審判的重要性、證據的合法性、現實可行性等因索綜合判斷，以決定是否批準該申請。只有同時符合形式和實質要件的申請，法院才會簽發文書提出命令。

三、我國關于書證收集的現狀分析

（一）立法上沒有設立文書提出命令制度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書證由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持有時，舉證人可向人民法院說明情況，人民法院將該書證作為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由人民法院收集。但“客觀原因”在實務中難以界定和操作，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

（二）沒有明確提出違反文書提出義務的后果

在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拒絕提出文書時，我國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相應的具體救濟方法，只是對證明妨礙制度作出了較為原則的規定：“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

對方當事人及第三人無理由拒絕提供其負有提供義務的文書時，各國規定了一定的法律后果。“當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不履行文書提出命令時則會被視為違反訴訟法上的誠信義務和當事人平等原則，構成證明妨礙”。為使雙方當事人掌握的證據公平和促使文書持有人履行法院的法命，保障司法權威，很多國家和地區對違反文書提出命令的證明妨礙都規定了相應的制裁措施。在大陸法系，對方當事人不提出書證時，法院可以申請人所主張的關于該文書的記載或申請人所主張的事實為真實。對于第三人不服從文書提出命令的，日本新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可以裁定處舉20萬日元以下的罰款。

通過以上現狀分析，我國文書收集制度操作性不強，尚需完善。立足我國立法現實，借鑒外國優秀法律制度，對我國文書提出命令制度的構建進行探索，望借此尋求完善我國證據收集之程序保障的有效途徑。

四、國外民事訴訟文書提出命令對我國的啟示

（一）立法上確立合理的文書提出命令制度

通過對我國為數提出立法現狀的分析，我國卻要必要建立文書提出命令制度：經當事人申請，法院可以指令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將其持有的書證向法院提交。“此外，確定合理的文書提出義務范圍，盡量避免因強制開示文書導致侵害文書持有人的隱私權和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權利”。所以，應對記載有保密義務事項或專供文書持有人使用的文書，可以拒絕提出。

（二）嚴格規定違反文書提出義務的法律后果

在法院發出文書提出命令后，當事人及訴訟外第三人拒不履行文書提出的義務，法律就要施以相應的制裁。“當事人拒不服從文書提出命令，法院據此可以認定對方當事人所主張的關于該文書的記載為真實，如果拒不提出的書證是原件，法院可以將對方當事人所提出的書證的復印件、復制件的內容視為真實，如果該拒不提交的書證是證明案件待證事實的唯一證據，法院可以認定對方當事人對于該事實的主張為真實”。

當事人的目的在于尋求法律的支持，使自己的訴訟請求得到法律的確認。文書提出命令制度使當事人在支持自己訴求方面得到強有力的幫助，填補了我國文書證據收集方面的不足，使我國證據制度更加健全，真正實現民事訴訟目的和任務！

參考文獻：

[1]白綠鉉.日本新民事訴訟法[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15.

篇7

國外農業科技服務推廣與服務體系的發展模式

篇8

中圖分類號：H31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795（2013）02-0013-0006

外語教育技術作為教育技術與外語教學理論相結合的一門跨學科的教學實踐活動和理論探索，已經初步具有學科雛形（胡加圣等，2010：72-77）。外語教育技術學科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相關研究的積累與演進，那么，近二十多年來外語教育技術研究經歷了什么樣的發展路徑？有哪些研究熱點和前沿問題？本文試圖通過知識圖譜分析來回答這些問題。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CSSCI來源期刊為數據來源，于2012年2月下載了《外語電化教學》的全部數據，包括來源篇名、英文篇名、來源作者、文獻類型、來源期刊、作者機構、年代卷期、標引詞、參考文獻等。同時以“外語”或“英語”為檢索詞，檢索下載了2000年以來《電化教育教育》、《中國電化教育》、《開放教育研究》、《現代教育技術》、《遠程教育雜志》的相關數據，共得到1089條來源文獻。

我們依托美國德雷克塞爾大學陳超美教授開發的知識可視化分析軟件Citespaee Ⅱ進行分析，思路是：首先通過對被引文獻的分析，析出若干關鍵文獻，由此判斷外語教育技術發展演進路徑；其次通過對關鍵詞的分析，判斷外語教育技術近十年來的研究熱點與前沿。

在分析之前，需要說明幾個概念。中心性是一個用以量化點在網絡中地位重要的圖論概念。中心性值高，說明點在網絡中的重要性高。中心性可以顯示領域的結構和動態本質。突變是指頻次的變化率，關鍵文獻或關鍵詞的突變值可以體現領域內研究興趣的變化，是判斷研究前沿的重要依據。頻度指文獻或關鍵詞出現的頻次。頻度高，說明與此相關的研究較多，頻度可以作為判斷研究熱點的依據之一。但是，高頻度文獻或關鍵詞并不一定具有高突變值和高中心性（蔡建東、朱敬，2012：10-15）。

2 外語教育技術的演進路徑

運行Citespace Ⅱ，設置如下：時間限定為“2000-2012”，時間分區為“2”年。在語詞來源“Terro Source”中選擇“Title”、“Abstract”、“Descriptors”和“Identifiers”，節點類型“Node Types”選“cited reference”，“Selection Criteria”選擇“top 30 per slice”。得到圖1。去掉重復文獻，按照中心性排序，共析出14條文獻，如表1。

2.1 現代學習理論奠基期（上世紀90年代）

此階段析出三條文獻，關鍵詞可以歸納為學習自主性、建構主義。在上世紀末現代學習理論特別是建構主義理論的影響下，外語教育技術經歷著從“教”到“學”的理論轉型。

第一條文獻是愛爾蘭戴維·利特爾（David Little）的著作《自主學習：定義、主題與問題》。愛爾蘭Authentik Language Learning Resources Ltd在1991至1997年間陸續出版了自主學習叢書，其中第一本就是戴維·利特爾這部著作。戴維·利特爾是都柏林圣三一學院語言和交際研究中心（Centre for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的奠基人、歐洲委員會歐洲語言組合項目顧問、愛爾蘭國家資助的語言整合訓練培訓中心主任，在語言的自主學習以及媒體技術應用方面有較高造詣。《自主學習：定義、主題與問題》具有較高的中心性和突變值，是自主學習研究領域特別是語言自主學習領域一部重要的理論奠基性著作。

第二條文獻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束定芳教授的《現代外語教學——理論、實踐與方法》。該著作突破傳統外語教學的困境，提出“外語教學研究中的重點不是設計大綱、編寫教材來教什么內容，而是了解促進外語學習的條件且在課堂上創造出這些條件”（戴曼純、劉正光，1997：75），這與現代學習理論突出學生主體地位、強調學生知識建構的主旨是一致的，因而具有較高的突變值。

第三條文獻是北京師范大學何克抗教授1997年發表在《電化教育研究》的《建構主義：革新傳統教學的理論基礎》。外語教育技術作為教育技術與外語教學的交叉性領域，同時受兩方面的理論影響。何克抗教授作為教育技術領域的元老，在推廣建構主義理論、引領信息技術教育改革特別是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該文獻中心性值高達0.17，可以看作是外語教育技術領域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奠基的標志性文獻。

2.2 改革探索期（2000-2005）

此階段析出八條關鍵文獻，是新世紀外語教育技術改革的探索期，可以用突顯學生中心、注重政策引導、關注語料庫建設和形成性評估等語詞進行概括。

第一階段：改革的探路石

2002年的兩部著作，成為外語教育技術的探路石。

一部是華南農業大學外語學院何高大教授的《現代教育技術與現代外語教學》（廣西教育出版社）。該著作在探討國內外現代教育技術發展的基礎上，介紹了多媒體系統的原理、特征、應用與發展，并著重闡釋了教育技術輔助外語教學的理論基礎、軟件設計、課堂教學設計、教學模式與教學方法、教學技巧等內容。該著作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為外語教學與現代教育技術的有效結合搭建了框架，是新世紀外語教育技術改革探索的探路石。

另一部是上海交通大學楊惠中教授的《語料庫語言學導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該著作對語料庫語言學的基本概念、語料庫種類、語言數據性質等進行概括描述，討論了語料庫建設的一般原則、具體方法和程序等。在信息技術支持下，語料庫不僅是學習資源，更體現了一種方法意識，即運用信息技術方法豐富學習資源從而更好助力于語言教學。

如果說《現代教育技術與現代外語教學》是一部全景式論述的話，《語料庫語言學導論》則是全景圖中一個單科亮點。它們從“面”和“點”兩個角度為外語教育技術改革進行了探索。

第二階段：教學要求出臺，全面規劃改革

2004年，教育部頒布了《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試行）》，外語教學改革在前期探索的基礎上，以教學要求的形式掀開新的篇章。其特點是突出了學生中心，強調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并根據分級教學和個性化教學需求，提出了三個層次的英語能力要求。《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試行）》掀起了英語教學改革試點的，從教材出版到課件開發再到網絡教學平臺開通，教學改革主旋律開始奏響。

同年，束定芳著《外語教學改革：問題與對策》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這既是對《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試行）》的有力注解與呼應，又是一部承上啟下之作。該著作在全面調查分析現存問題的基礎上，根據中國人學習特點和條件，就我國外語教學的課程設計、大綱制定、教材編寫和選用、課堂教學等方方面面提出了本土化的改革思路和框架，作者還通過教學實踐，探討了如何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等問題。該著作既是對前期外語教學改革的總結，也是對未來改革的探討與規劃，其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使得其具有最高的中心性值，達到0.21。

第三階段：理論探索與實踐行動齊頭并進

隨著信息技術的普及，網絡化多媒體教學的必然性日益突出。那么，網絡化多媒體教學的理論內涵與學科定位是什么？該如何行動？作為探討大學英語多媒體教學的主要載體，《外語電化教學》雜志對此組織了深入討論。其中有三篇文獻得以析出。

首先是兩篇理論性文獻，即上海外國語大學陳堅林教授2005年發表在《外語電化教學》的兩篇關鍵文獻，《從輔助走向主導——計算機外語教學發展的新趨勢》和《關于“中心”的辨析——兼談“基于計算機和課堂英語多媒體教學模式”中的“學生中心論”》。前者指出，傳統的計算機輔助教學模式將演變成計算機主導教學模式。在主導模式下，計算機可以扮演多種角色（陳堅林，2005：9-12）。后者強調，學生中心是基于計算機課堂英語多媒體教學的基本要求之一，但是作者并未摒棄教師中心，而是強調要根據具體實踐靈活、綜合運用各種教學模式（陳堅林，2005：3—8）。這兩篇文獻的睿智分析，從理論的高度明晰和引領了網絡化多媒體外語教學的實踐活動。

實踐場域的關鍵文獻是華南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周娉娣、秦秀白的《形成性評估在大學英語網絡教學中的應用》（周娉娣、秦秀白，2005：9—13），作者在兩個教學實驗的基礎上，引入了形成性評估分成體系，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方面、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和合作學習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該文獻使得“網絡教學”這個時代特征在外語教育技術領域進一步突顯。

2.3 改革深入期（2006至今）

此階段突出特點是教育部頒布了《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正式版）》，計算機網絡作為信息技術與外語課程整合的時代要素得以更加明晰。

《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試行）》經過3年多的試行之后，教育部高教司于2007年正式頒布新版《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該要求以18，82的高突變值位居突變榜首位。2008年1月陳堅林教授在《外語電化教學》發表了《要求更完善，方向更明晰——對07版的新解讀》，提出我國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的方向是教學理念國際化、多媒體教學正常化、課程管理三級化和教育環境生態化（陳堅林，2008：3—8）。該文獻不僅是對課程要求正式版的深入解讀，也是外語教育技術前期理論探索與實踐改革的階段性小結。

陳堅林教授還有關于網絡與外語課程整合的系列文獻得以析出。2006年12月，陳堅林在《外語電化教學》發表了《大學英語教學新模式下計算機網絡與外語課程的有機整合》。2010年6月，陳堅林出版了《計算機網絡與外語課程的整合：一項基于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的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前者從生態學視角對計算機在新模式中的地位和計算機輔助教學的特點進行分析，指出計算機網絡應與外語課程進行全面整合，計算機僅僅作為輔助工具無助于改革目標的達成（陳堅林，2006：3—10）。后者則基于大量實地考察和研究，重點探索了以計算機網絡為核心的現代信息技術與外語課程整合的手段、方法和模式，在課程定位、教學模式、師資培訓、教材研發等方面提出諸多具有建設性價值的觀點（陳堅林，2010）。

從上述三個階段可以看出，外語教育技術在近二十年來經歷了理論奠基、改革探索與逐步深入的發展路徑。在此過程中，外語教育技術領域積累和梳理了大量的實踐經驗，并在此基礎上吸納了相關學習理論，形成了獨有的領域知識與學科認識，為領域的后續發展提供了厚實的理論與實踐基礎。

3 外語教育技術研究熱點與前沿

在“Node Types”加選“term”與“keywords”，再次運行CitespaeeⅡ，得到圖2。

下面我們結合關鍵詞頻度和突變值進行分析。

關鍵詞的頻度可以顯示近年來外語教育技術的研究熱點。我們根據圖譜析出的關鍵詞列表進行分析，按頻度排序，取TOP25如表2。

根據表2，可以看出，“英語教學”、“外語教學”等領域普適性關鍵詞頻度相當高，除此之外，可以探察出以下熱點問題：

第一，大學是我國外語教育技術的主要場域。位列第三的“大學英語”（頻度125）以及后面析出的高頻詞“大學英語教學”（頻度65）驗證了這一點。這與研究者大多處于高校且主要基于高校進行研究實驗的背景有關。

第二，自主學習與建構主義一直是研究熱點。從前文關鍵文獻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建構主義理論支持下的自主學習以及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改革是近二十多年外語教育技術乃至整個大學教育領域的主旋律，因而具有較高的頻度。

第三，延續多媒體優勢，“多媒體教學”、“多媒體”、“計算機輔助教學”等高頻關鍵詞被析出。值得注意的是，“網絡”逐步成為外語教育技術改革的主要依托技術之一。“網絡教學”、“網絡環境”、“遠程教育”、“網絡”、“信息技術”等高頻關鍵詞被析出，這與前文關鍵文獻析出的結論是一致的。

第四，在信息技術支持下，語料庫、英語聽力與寫作是外語教學改革的重要著力點。語料庫是外語教學資源建設的重要內容，頻度高達90。英語聽力與寫作是教學的重點與難點，“英語寫作”、“聽力教學”、“聽力理解”等高頻關鍵詞被析出。

第五，“教師角色”如何適應教學改革？這也是研究熱點之一。特別是隨著課程教學要求的出臺以及信息技術的不斷更新，教師如何突破困惑，找準自身的定位，更有效地發揮主導作用，這是教學改革的重點之一。

總體來看，近二十多年來的研究熱點在場域上多位于高校，在理論上側重于建構主義與自主學習，在技術支持上強調多媒體與網絡，在著力點上多側重于語料庫和英語聽力寫作，在教師發展上則更多探討教師自身角色的轉型。

我們根據突變關鍵詞對研究前沿進行判斷。突變關鍵詞只有22個，如表3。

表3與表2有部分重復，如大學英語、聽力理解、自主學習、英語寫作、網絡、建構主義、多媒體等，這說明有些熱點同時也是前沿問題。此外，有一些新要素被析出，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是多模態隱喻研究。多模態隱喻研究近年來蓬勃發展。它使得語言研究的關注點從單模態轉向多模態、從文本的書面語言轉向自然語言，這種轉型本身就是外語教學工具性與人文性結合的有力推動器。“研究多模態教學隱喻可以幫助人們更好的研究教學過程中的各種因素，進而將研究的結果反饋到新的教學實踐中，進一步提高教學效果。”（李毅、石磊，2010：47—49）“多模態引喻”的突變，揭示出外語教育技術近年來在人文化與技術化結合方面有了更深層次的思考和探觸。

第二是通識教育。外語通識教育是國際化大趨勢下外語教學改革的必然選擇。在歷史轉型期，“業已成熟的大學英語信息化教學和正在推廣的外語通識教育，這兩者之間既有承上啟下、又有相互關聯、更有相得益彰的多重意義。”（王哲、李軍軍，2010：3—8）2010年5月，《外語電化教學》編輯部、中山大學聯合舉辦了“全國大學英語信息化教學改革成果總結暨外語通識教育與課程設置高層論壇”，有的學者提出外語通識教育會成為中國外語教學改革的重要轉承點（陳堅林會議發言）。（王哲、李軍軍，2010：3—8）

第三是中小學場域的突變。前文我們已經提及，大學外語教學是我國外語教育技術的主戰場，但是從突變關鍵詞來，中小學場域的外語教學研究有上升勢頭。“中學英語教學”、“攀登英語學習實驗”等關鍵詞被突變出來。攀登英語學習實驗是國家科技部、教育部、北京市教委支持下的一項旨在解決影響我國農村小學英語課程改革系列問題的綜合實驗方案，已經在多個省區有比較成功的實驗，在教師發展、評價方式、多媒體學習資源等方面積累了大量成功的經驗。

如果說多模態隱喻是外語教育技術前沿研究體現，通識教育則是外語教育技術的實踐前沿體現，中小學場域則是外語教育技術陣地日益擴大的體現。

4 外語教育技術的學科性探討

知識經濟時代對成熟卻又割裂的學科知識分布提出變革要求，學科交叉已經成為必然趨勢。外語教育技術作為教育技術與外語教學的聯姻，也正在時代需求下的學科交叉洪流中悄然壯大。從前文的理論演進與前沿熱點可以看出，外語教育技術是伴隨著外語教學改革與教育技術發展逐步成長起來的。它既可以看作是外語課程教學發展的新階段，也可以看作是教育技術在外語教學領域的衍生與壯大，更可以看作是二者有機整合后的新生交叉領域。

1953年，詹姆斯·芬恩（DJ Finn）從智力技能、實踐應用、人員培訓、組織交流、倫理規范和理論體系等角度提出學科建設的六大標準（Finn，1953：6-17）。顯然，外語教育技術經過多年的改革，特別是在大學英語教學中的深入探索，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智力技能以及比較廣泛的實踐應用。在人員培訓、組織交流和倫理規范方面，外語教育技術也有初步探索，但有待于進一步擴大規模，加大深度和廣度。在理論體系方面，盡管并未直接冠以理論體系之名，但是陳堅林、束定芳、胡加圣等大批學者的系列研究已經為理論體系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說，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外語教育技術已經初步具有學科雛形（胡加圣，2011）。

5 研究結論

第一，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我國外語電化教學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即現代學習理論奠基期、改革探索期和改革深入期。

篇9

從國內外關于元認知理論的整體研究來看，包括有多方面的綜合因素，尤其是認知發展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等方面的發展。在聲樂教學中，國內外關于聲樂教學中的元認知理論有著一定的發展階段。從國外關于聲樂教學元認知理論的研究來看，其中，著名的理論研究家皮亞杰做出了相應的解釋，他認為，社會相互作用的經歷產生了認知上的沖突，在這種沖突作用下，就形成一定的不平衡的驅動力。因此，在社會認知能力上，就可能出現相應的誤差，會產生對社會認知與個體行為中的一些調節作用。

從這些綜合性的理論研究來看，皮亞杰的觀點為國內在元認知理論的研究上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與方法借鑒等方面的有力條件。在國內聲樂教學過程中，對元認知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人的知覺、角色知覺、群體知覺等方面的內容，這些內容在整個發展過程中結合聲樂教學的發展過程中，沒有更多的融入一些創新性的發展，因此，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從自我研究的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來看，在自我發展突出的聲樂教學理論中，為進一步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提供更好的舞臺。

二、關于元認知理論的整體簡介

從目前國內外關于元認知理論的概念分析來看，尤其是結合聲樂教學的整體特點，突出在文化差異、知識差異、個性差異等方面的不足，這樣，可以結合聲樂教學的整體需要，在發展之中更好的推動元認知理論的發展。

從國內外關于聲樂教學中元認知理論的整體概念來看，對元認知理論的定義上，不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產生了相應的研究價值取向，因此，出現各種不同的信息定義方式。從信息加工心理學的發展研究來看，對于元認知理論在所有影響個體對信息的獲得表征與提取的因素來看，對這些過程與知覺者的判斷之間的關系形成相應的思考。在社會心理學的發展上來看，國外研究者認為聲樂教學中的元認知能力是一種特有的觀點，主要是對認知過程的理解，形成認識人的復雜的社會行為的關鍵。有外國學者提出，元認知的主要對象是人以及人類的相關事件，主要是突出在具體事件中的行為知識的認知能力，尤其是在對他人的心理狀態、行為動機等方面做出的準確推測與判斷的實現過程。

三、元認知理論在聲樂教學中的研究綜述

在關于自我中心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強調在主客體的實現過程中，通過多元化的研究模式，尤其是在在自我中心主義的研究中，在認知結構的不斷完善中，要逐漸從自我中心中解脫出來。從國外關于這一方面的論述來看，最主要的就是要形成一種發展變化的心理狀態模式，尤其是在兒童發展階段，要結合不同年齡階段的特點，形成一種相應的自我實現價值。尤其是在聲樂教學過程中，側重于在形象塑造、素質提升等方面的綜合素質培養，加強學生在聲樂學習中的個性化模式，并從教學手段的創新中，采用開放式的教學手段，結合學生的自我中心特點，可以更加全面的促進學生整體能力的提升。

在國內關于元認知能力的研究中，主要是強調自我中心意識的不斷完善，尤其是在聲樂教學過程中，要注重將聲樂理論知識與實踐鍛煉相融合，注重在整體知識的培養中，形成心理學發展與個性特點的融合，形成一種“從他人的眼中看世界”或者是“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問題”的主題觀點。因此，在聲樂教學中，這種觀點采擇與自我中心的對立，就是突出在判斷的歌城中，能從多角度方面去思考學生的綜合能力，尤其是在元認知的核心地位中，追求聲樂教學與兒童心理學的兼容性，這樣可以更加全面的形成整體知識的進步。

四、社會認知研究的基本趨向

篇10

分類號 G250

Hotspot Analysis about Nearly Five Years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Trend Prediction

Li Qian， Xu Fang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journal of Library Trends's articles from2008 to 2012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rst of all 207 articles have been organized and counted. Then it analyzes data from aspects such as time， state， and cited number， and finds out the research focus of library science in it.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organized data and results of other researchers， and makes roughly predict abou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ibrary science.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Hot issues. Study trend.

0 引言

對國外圖書館學研究成果進行統計與分析，不但可以發現國外圖書館學研究的內容、規律與特征，便于了解國外圖書館學研究的熱點與發展趨勢；而且可以在分析結果的基礎上，為我國圖書館學的發展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事實上，國內圖書館學界一直有不定期對國外圖書館學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與總結的傳統，代表性的文獻有：2010年國外圖書館學情報學研究熱點分析[1]，國外圖書館學研究生學位論文關鍵詞分析[2]，近五年來國外圖書館學情報學論文的計量研究[3]，2008年國外圖書館學情報學研究進展[4]等等。文獻調查表明，國內目前關于國外圖書館學研究成果的分析，有單獨分析某年的，有分析研究生學位論文的，也有分析某個時期的，系統地分析某期刊近五年圖書館學研究熱點與趨勢的比較少見。《Library Trends》是由世界頂尖私立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出版社發行的季刊，致力于LIS（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學科理論與實踐最新趨勢方面的文章，其2011年的JCR為0.313。《Library Trends》上發表的文章能夠一定程度上代表圖書館學趨勢方面的研究，對其近五年的文章進行統計與分析，可以發現國外圖書館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趨勢。

1 研究方法

文獻研究法是一種通過收集和分析當前的以文字、數字、符號、畫面等信息形式出現的文獻資料，探討和分析各種社會行為、社會關系及其他社會現象的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運用文獻研究中的內容分析法對《Library Trends》2008―2012年與圖書館學有關的部分文獻進行定量統計與分析，并以各種圖表的形式進一步分析國外圖書館學的研究現狀與熱點問題，使人們對圖書館學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認識，并在此基礎之上對圖書館學的發展趨勢做了大致的預測。

2 數據搜集與分析

2.1 按時間分布分析

某領域學術論文數量的變化是衡量該領域學術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繪制文獻數量的增長變化曲線圖可以更加清晰地反映出該學術領域的發展趨勢，對該領域的未來發展趨勢有很好的引導作用。

圖1是《Library Trends》季刊在2008―2012年五年內發表的關于圖書館學研究的論文數量年度分布圖，比較清晰地展示了在過去的五年內文獻數量的變化波動情況，總體上每年的發文數量沒有出現太大的波動，由此可以看出在近五年內國外圖書館學研究在文章數量上的發展呈現出相對平穩的趨勢，圖書館學的學科發展也是處于穩定時期。

圖1 2008-2012年間的論文數量

2.2 按國家或地區分析

各個國家或地區在圖書館學領域的期刊上發文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該國家或地區圖書館學學科的發展態勢，同時也代表著該國家或地區圖書館學發展的程度及其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與水平的高低。因此，本文將2008―2012年內《Library Trends》上發表的文章數量按國家或地區進行分類，其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2008―2012年發文數量（按國家/地區分布）

由表1可以看出，在《Library Trends》上的作者大多集中在歐美地區。2008―2009年發文作者主要集中在美、英、澳等國家，2010年開始發文作者的國別開始增加，尤其是2011年在《Library Trends》上發表文章的作者來自15個國家，是2008年的3倍，這表明《Library Trends》期刊的國際化趨勢日益明顯。

筆者對近五年內發文量較多的幾個國家進行了二次統計（見圖2），從中也不難發現，美國、英國等國家發表的論文數量占有較大的比例。

圖2 國家/地區發文量比例圖

表1和圖2顯示：《Library Trends》季刊中的論文主要來自于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其中美國的文獻貢獻率最大；在2008―2012年五年間，美國共106篇，占總發表量的68%，遠高于其他國家；其次是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其他國家的論文數僅占12%。這是因為美國的圖書館事業在世界各國的同行中處于領先地位，也是世界上圖書館學、情報學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另一個主要原因是該期刊是美國的大學出版的，來自本國的稿源往往要豐富一些。

2.3 按被引用次數分析

從期刊文獻的被引用次數，可以看出被引文獻的作者在圖書館學領域的影響力和認可度，同時也能夠看出發表該論文的期刊的水平與質量。某期刊上發表的論文被引次數越多，說明該期刊上發表的論文質量越高，同時也表明該期刊的水平越高。《Library Trends》上發表的論文被引用次數排名前十的論文情況如表2所示。

從表2中可以看出，被引用次數排名前十的論文全部來源于美國，可見美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處于國際領先位置，美國圖書館學的研究成果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相比，質量和數量都占著明顯的優勢。從這10篇論文的內容來看，有的是討論分布式環境中的機構庫和研究數據管理的問題[5]，有的是研究休閑活動中的信息共享問題的[6]，有的是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不一致的相關性判斷的影響對信息檢索測試的結果[7]等。其中有許多論文的主題都很有吸引力，如：圖書館機構庫面臨著適應還是死亡的問題，大部分圖書館的持續低資源問題使分享數據的代溝進一步惡化了[8]；黑暗數據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它有可能在你還沒有充分利用完它的時候就消失了[9]；三個重要人物對塑造圖書館評估活動產生的重要影響[10]等。

表2 2008―2012年被引用次數最多的論文

2.4 按主題分類分析

對圖書館學某期刊研究主題的分析，能夠發現圖書館學研究領域的變化情況與發展趨勢，筆者將2008―2012年內《Library Trends》發表的文章數量按主題進行分類，其結果如圖3所示。

圖3 按主題分類分析

從圖3中可看出，近五年《Library Trends》發表的論文主題主要有：圖書館服務、圖書館管理、圖書館技術和數字圖書館這四大類。通過對發表的相關論文進行深入分析，可以發現：圖書館服務不僅僅只是對讀者的信息服務，還應該體現在對圖書館的總體質量、圖書館的環境、圖書館的宗旨等方面；在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圖書館學從信息層面的研究轉向對知識層面的研究，對知識資源的組織建設與開發管理成為圖書館事業的重點，知識管理成為重要的研究主題，圖書館管理已經從原先對信息的管理升華到對知識的管理；在圖書館學的發展過程中，圖書館技術始終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圖書館技術為圖書館學的發展提供了可能，同時，圖書館學的發展也在不斷地使圖書館技術得到完善與發展；在20世紀90年代初產生了數字圖書館，此后數字圖書館便成了圖書館學的研究熱點。

3 國外圖書館學研究趨勢預測

3.1 美英國家的圖書館學研究依然是主流

從圖書館學誕生至今，美英等國家在圖書館學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很多的圖書館學家對圖書館學的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如：美國的眾多圖書館學家如謝拉、杜威、切尼克和皮爾斯?巴特勒等，英國的“公共圖書館之父”愛德華茲以及帕尼茲等都對圖書館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前期的優勢加上后期的努力使英美國家的圖書館學研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對圖書館學的發展方向有很大的引領作用。

3.2 圖書館事業方面的研究成為熱點

通過分析近五年《Library Trends》發表的論文可以發現：①2010年對各地國會圖書館的研究非常頻繁，相關研究表明國外國會圖書館的發展主要朝著兩個方向：正在通過整合與其他議會辦公室和部門的服務成為文檔中心；擴展了自己傳統角色，服務于公眾[11]。②2011年研究監獄圖書館事業的論文明顯增多，相關研究表明獨特的監獄環境對圖書館事業的挑戰越發凸顯[12]；經濟和組織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囚犯是否能夠從監獄圖書館獲得滿意的圖書館服務[13]。

3.3 出現了一些對圖書館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

通過分析近五年《Library Trends》發表的論文可以發現：Gerould James，Lancaster和Webster Duane 等圖書館學家對圖書館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在2008年很多圖書館學者對 Lancaster進行了采訪和研究，Lancaste對圖書館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出版的專著《圖書館服務的評量與評估》是最早將新觀念和新方法用于圖書館服務評量與評估的研究著作之一，成為圖書館績效評估的重要著作，同時也得到了廣大學者的肯定。閱讀與分析這些圖書館學家的研究成果，不但可以幫助人們對圖書館學相關研究領域有更深層的理解與啟發，而且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預測圖書館學的發展趨勢。

3.4 一些新的研究領域正成為國外圖書館學的研究熱點

數據分析表明：各地區公共圖書館和高校圖書館依然是圖書館學界關注的焦點，同時人們對圖書館建筑的研究也產生了興趣。在圖書館學的發文中，信息素養、電子化、書目檢索、數據保存等成為研究的熱點。如：一個定性內容分析樣本中的國民信息素質政策是否由國家或專業機構的認可[14]；應用數字知識活動可以塑造和敘述過去和現在，從而影響未來的建設[15]；對書目檢索提供一個框架，確定具體的證據來支持購買建議的有效系統，充分識別問題與目錄地址本地搜索[16]。因特網的發展，推動了信息服務手段向數字化、網絡化和多媒體化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數字化搜索引擎得到了社會各個領域的廣泛應用，信息技術的發展也在不斷促進著信息素養的發展。

4 結語

本文采用文獻分析法對《Library Trends》2008―2012年所發圖書館學的論文進行了分析研究，運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從時間分布、國家或地區、被引用次數、主題分類等主要方面分析了圖書館學的研究熱點和發展趨勢。研究表明：以美英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在圖書館學事業的發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圖書館學事業的主要力量和重要角色；圖書館學的熱點研究問題集中在圖書館管理、圖書館技術、圖書館服務和數字圖書館；圖書館學的發展趨勢，一方面傳統的圖書館學研究仍是圖書館學的研究重點，另一方面，在信息技術的大潮下，圖書館學的研究重點轉向了知識管理，對知識資源的開發、組織、利用和管理成為了重要的研究熱點。本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圖書館學的研究熱點、預測圖書館學的發展趨勢。同時，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如：由于《Library Trends》是季刊，本研究分析的樣本數量相對不夠大，雖然該期刊發表的都是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發展趨勢方面的研究論文，但是其他期刊上也有這方面的文章，在后續的研究中可以結合其他期刊關于圖書館學趨勢方面的研究對國外圖書館學的發展趨勢進行更深層次的分析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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