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翻譯文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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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翻譯中文醫學論文總醫院圖書館(610083)蔣吉清隨著對外科技交流合作的擴大，我國的醫務工作者參加國際學術性會議或在相應的國外刊物上的機會越來越多，這就要求必須用外語，特別是用英語進行寫作或翻譯。但對于許多醫務工作者來說，論文的寫作或翻譯難以達到比較標準的水平，甚至還存在一些原則性錯誤。這些問題無疑會影響學術交流與合作.本文僅就如何翻譯中文醫學論文進行探討，以幫助一些醫務工作者提高英語應用能力和譯文質量。

1.準確理解原文這是翻譯論文的前提。特別譯者在為他人翻譯論文時，對原文理解得準確與否則關系重大。如果原文句子結構松散，語法關系不明確，或者在有語病的情況下，譯者就必須反復推敲。唯有準確理解原文，才能準確表達原意.

2.弄清語法關系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礎上，弄清楚句子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語法關系。對于長句則要泛讀并了解句子大意，然后分析句子類型，再確定主語、謂語、賓語及句子的其它成分，最終組成一個意思明確、層次清楚的完整句子。

3.正確選詞醫學論文雖不比文學作品講究人物個性、語言形象、藝術風格而對翻譯提出較高醫學情報工作1997年第18卷第6期標準，但其科學性、嚴肅性要求翻譯準確無誤;而且醫學英語具有詞匯量大、同義詞多等特點，這一切決定了醫學論文中譯英正確選詞的重要性。英語詞匯意義在漢語里的對應程度有以下四種情況。一是英語中有些詞所表示的意義在漢語中可以找到完全對應的詞來表達，例如:tubereulosis(結核病)、geneties(遺傳學)、isotope(同位素)、endoseope(內窺鏡)等。二是英語中有些詞與漢語中有些詞在詞義上只是部分對應，它們在意義上概括的范圍有廣狹之分，例如:phreatiewater和groundwater在詞義上都可以指“地下水”;，但具體使用時，phreatiewater一般是指飽水帶上部自由水面條件下的地下水(潛水);而groundwater則泛指地面以下的水，以區別于surfaeewater(地表水)。三是英語中有些詞所表示的意義在漢語中還找不到最后確定的對應詞來表示。這些詞是近年來醫學上出現的新詞，翻譯時就需要查考參照一些近期出版的醫學詞典，有時還需根據構詞法的知識來加以確定。四是英語中有許多詞一詞多義，其表示的各個意義分別與漢語中幾個不同的詞或詞組對應。多義詞的具體意義，只有聯系上下文才能確定，例如subject這個詞一般的漢語詞義為“題目”;、“問題”;、“學科”;、“科目”;、“原因”;、“理由”;、“隸屬的”;、“受支配的”;，其它的詞義還有“受治療者”;、“受實驗者”;、“實驗材料”;、“解剖用的尸體”;等。反之，漢語中“出血”;一詞，最常用的英語名詞是“bleeding”;，實際上還可用hemorrhage或blood1055。

4.勺子各成分的排列組合限于篇幅，這里僅對漢語復合句的英譯邏輯順序作一介紹。漢語中表示因果關系或條件(假設)十結果的復合句一般是“因”;在前，“果”;在后，或條件(假設)在前，結果在后。而在英語中因果順序、條件(假設)與結果順序比較靈活，表示原因的從句和條件(假設)的從句的位置可以在主句之前，也可以在主句之后。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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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翻譯研究中的功能途徑起源于功能語言理論，受到弗斯(J.Firth)和韓禮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語言學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際能力論學說的影響。當前，從功能角度研究翻譯，可分為微觀和宏觀兩類(張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國學者為主從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及語用學為基礎的語篇分析學角度入手，用較固定的框架研究語篇功能；后者則是以德國學者為主，從賴斯(K.Reiss)的文本類型學、弗米爾(H.Vermeer)的目的論和諾德(C.Nord)的功能加忠誠理論入手，強調譯文在目標語境中的功能及依據不同語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文學文本用形象的語言，塑造藝術形象，反映深邃的歷史和浩瀚的社會現實，讓讀者從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從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學翻譯則不僅要譯出原文的意義，更要譯出其中的感情和韻味。德國功能翻譯理論是否適用于文學翻譯則是國內外學者爭論的焦點。國內部分學者研究認為功能派適用于文學翻譯。如陳剛和胡維佳（2004）從功能派角度比較了《紅樓夢》中詠蟹詩的兩譯本；文軍、高曉鷹（2003）運用功能理論來闡釋了文學翻譯批評理念；吳南松（2003）、王小鳳（2004）分別探討了功能翻譯理論在文學翻譯批評中的適用性。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譯理論同樣適用于文學翻譯。呂鳳儀、何慶機（2009）則從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論和功能文本類型學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論不適合于文學翻譯。本文嘗試從文學翻譯實例出發，分析功能翻譯理論對文學翻譯的適用度，探討其是否適用于文學翻譯。

2、理論源流與特點

2.1 功能翻譯理論內容與要點

德國功能翻譯理論是指以“側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視角，研究翻譯的各種理論(Nord，2001)。其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弗美爾、賴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為代表，分別提出了目的論、文本功能類型學和翻譯行為理論；第二階段核心人物為諾德，提出了功能翻譯類型學和忠誠原則。第二階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庫斯摩爾(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動了該理論的發展。

2.2 文學翻譯內容與主要特點

文學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散文和戲劇等類型。各類型文學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體特征。在翻譯時，不僅要譯出原文的意義，更要譯出其中的感情和韻味，譯文語言應該形象、生動、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韻律感等，給人以啟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學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說、散文、詩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過對具體事物的描繪，使人產生敬仰、喜愛、感動或憎恨、討厭之情，從而突出意義，產生意境。詩歌的意境產生有多種因素----講究節奏、韻腳，講究用詞、句式，要有形象。翻譯詩歌時要反映出這些特點，要求譯文高度真實，否則便難以傳達原詩的新鮮和氣勢。從功能翻譯理論視角看，文學文本是“創造性作品”，屬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發送者地位顯著，傳遞信息的形式特別，語言具有美學特點。文學文本的語言具有審美的特點，文本側重形式，譯文的目的在于表現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實原作者的翻譯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論與文學翻譯例析

3.1 文本類型學與文學翻譯

賴斯的文本類型理論是功能翻譯基礎理論之一。按其觀點，語言文本類型理論可幫助譯者確定特定翻譯目的所需的合適的對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賴斯認為文學文本屬表情型，應采用仿效、忠實原作者的翻譯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滿詩意的語言內表現出了對時光消失的感嘆和無奈，字里行間流露出當時青年知識分子的苦悶和憂傷情緒。本文選用張培基教授(譯A)與張夢井教授(譯B)的譯文進行分析，試圖說明文本規約對文學翻譯的影響。

例1. 標題：“匆匆”

譯A：The Transient Days

譯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內涵為“暫短的，轉瞬即逝的” 而“go by” 為“逝去，過去” 。“匆匆”表達了作者對時光流逝而感到無奈，作標題使用，透出一股文學語言的美感。譯A中“transient” 與文中主題意義相符，表達出對短暫的無奈；而譯B 中的“go by”體現出的是“時間在逝去”，還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體現出作者想表達的“短暫，快”。從譯文對比看，由于對原文詞義的把握差異，譯B的措辭未能表現出表情型文本“審美”的語言特點，所表達的情感不如譯A；從翻譯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實原作者”，語義產生了偏差。下文再舉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

譯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 轉貼于

譯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譯A中“wear away”表達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種形象化的翻譯，吻合原文中的“漸漸”二字；而譯B的“numbered”表示“時日無多”，用于此有點牽強，作者寫此文時年僅二三十歲，用“時日無多”來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漸漸”一詞的意味。因此，對于文學作品的翻譯，從文本規約考慮應注重其語言的感染力與藝術性，從詞義上再現原作情感，體現出其“審美的”語言特點。

3.2 功能加忠誠與文學翻譯

功能加忠誠理論的核心為“翻譯綱要、原文分析及對翻譯問題的分類”(張美芳2005)。“翻譯綱要”指翻譯委托人對翻譯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譯綱要含有譯文的預期功能、讀者、傳播媒介、出版時間和地點等。原文分析為譯者提供決定依據：1)翻譯任務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與譯文功能相關，3)采用何種翻譯策略。翻譯問題主要為語用、文化、語言和文本方面的問題，處理時應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譯問題的目的是根據不同的問題采取不同的翻譯措施，但在整個過程中，翻譯功能始終是考慮的焦點（諾德2001）。

3.3 翻譯策略與文學翻譯

紐馬克(P. Newmark)是英國翻譯界元老，其特別鐘情于德國功能語言學家卡爾.布勒的語言功能“工具論模式”，提出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也是根據語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譯策略。語義翻譯的目的在于解讀原作者的思想過程，強調譯文的信息型，交際翻譯旨在解讀原作者的意圖，注重譯文的效果性。在文學翻譯中時常面臨“直譯/意譯”、“歸化/異化”這樣的兩難，從功能角度入手，考慮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則可避免生硬的“兩分法”。

4、結語

綜上所述，功能翻譯理論不僅在應用翻譯領域具有較強的適用性，也能夠解釋文學翻譯中出現特定問題。不可否認，文學翻譯具有復雜性，其翻譯策略具有多重考慮，功能理論的規定性研究方法和分類有時難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釋復雜的文學翻譯現象，但功能理論的出現為文學翻譯提供了一條途徑，其對文學翻譯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適用度。

參考文獻

[1]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何慶機. 國內功能派翻譯理論研究述評[J].上海翻譯，2007(4):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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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英譯本是由楊憲益夫婦翻譯并對外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媒介之一，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有的表達方式及文化現象，使西方人深度了解并尊重中國傳統文化。本論文抓住了The Scholars 的厚翻譯特色，證明了厚翻譯在楊憲益夫婦《儒林外史》譯本中的合理性及價值，并探討了厚翻譯對文學翻譯的啟示。

一、厚翻譯簡介

“厚翻譯”理論是由阿皮亞在1993年完成的《厚翻譯》一文中針對非洲的口頭文學英譯研究而提出的。他認為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對翻譯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兩種文化中的兩種語言很難找到完全對等的字面意義，缺少文化背景知識的介紹會造成譯者及目的語讀者的理解障礙。在分析了話語理解的過程及翻譯存在的障礙之后，他提出了“厚翻譯”理論，旨在目標語讀者能夠充分理解源語作品，并且在目標語文化中起到其文本在其源語言文化中同樣的意識形態作用。

阿皮亞認為，只有采用厚翻譯的方法，在譯本中添加注釋或術語注解，才能體現出源語言豐富及深厚的語言文化語境。厚翻譯的表現形式為序言、案語、附筆、文內釋義、文外說明、腳注、尾注等。其目的在于為讀者提供足夠的背景知識信息，便于讀者理解及鑒賞（周方珠，2011）。

二、《儒林外史》英譯中的厚翻譯表現

楊憲益翻譯的《儒林外史》是迄今為止唯一的英譯全譯本，其中有較多的“厚翻譯”手段的使用。在譯本中，厚翻譯表現形式為文內釋義、文外注釋及補充材料。

（一）文內釋義

文內釋義主要是指譯者對可能造成譯者及讀者理解障礙的文化特指項在譯語文本內進行闡釋。

1.兩公子認得是同鄉魯編修家里來的管家，問道：“你老爺是幾時來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尚未曾到。（第十章， 1999：242）

They recognized him as the servant of Mr.Lu， a compiler of the Han Lin Academy who came from their district.When did your master return？ ”they asked.“He has asked for leave and is on his way home.” （楊憲益， 1999：243）

從字面意義上，“compiler”是指對百科全書進行編輯和寫作的人。在宋朝，“編修”是一種官職，主要是記錄一個朝代中的各種規章制度及其變化的書。明清時期，樞密院也設有編修官，負責編纂記述。楊憲益在譯文中添加注釋性信息為讀者提供了相關的背景信息，使讀者了解“魯編修”的社會身份。

2.罵畢，揚長上了轎，行李和小廝跟著，一哄去了。船家眼睜睜看著他走去了。（第六章， 1999：158）

After more curses he swaggered to his sedan-chair， followed by the servants and luggage.He left the boatmen gaping----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楊憲益， 1999：159）

嚴貢生假裝聲稱云片糕是他的救命藥，而這藥卻被掌舵的吃了，威脅帶他去衙門。其他掌舵見此情景幫他求情，嚴貢生故意勉為其難地不與他計較。楊憲益在源語文本后加入了解釋性信息“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進一步向目標語讀者解釋嚴貢生的真正用意所在，即他不愿意給船費而故意為難掌舵。從中，可以看出，嚴貢生貪婪、粗暴、勢利的本質，從側面反映了下層民眾，船夫們的身份卑微及對惡勢力的無奈。

（二） 文外注釋

一般情況下，注釋分為尾注和腳注。因為楊憲益英譯本有不同版本，注釋表現形式既有尾注也有腳注，所以，在本文中，筆者統稱之為注釋。在譯本中，譯者共添加74個注釋，包括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傳統習俗和典故等。

1.……太祖大怒， 發往和州守余闕墓去了。（第一章， 1991：26）

...until the emperor in anger had banished him to Hezhou to look after the grave of Yu Que.（楊憲益， 1991：27）

Note： A general who defended Hezhou for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was killed in battle by Zhu Yuanzhang’s troops.Since Wei Shu， a minister of the Yuan Dynasty， had surrendered to the first emperor of Ming， this punishment was a reminder to him that he had proved disloyal to his former master.

從譯文中，讀者很難理解為什么當余闕在太祖面前自稱老臣，太祖會非常生氣。沒有相應的歷史背景知識的補充，讀者不會明白源文的真正意思。楊憲益通過加入文外注釋，可以讓讀者更好地理解源文意思并了解中國歷史事件。

2.王員外道：“只有頭一句明白。‘功名夏后’， 是‘夏后氏五十而貢’， 我恰是五十歲登科的，這句驗了。”（第七章， 1999：186）

“The first sentence is the only one I understand，”said Wang.“The Xia Dynasty students took the examinations at the age of fifty， and I have just passed at fifty too.That is right....” （楊憲益，1999：187）

Note： Wang has made a blunder.The allusion to the Xia Dynasty， taken from Mencius， referred to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夏后氏五十而貢”這個典故取自《孟子》一書，指的是夏朝的田賦制度。文中王惠理解為自己五十歲登科。譯者在注釋中解釋了該典故的由來，直接告訴讀者王惠的無知。從側面反映了中國古代科舉考試自身的矛盾性。科舉考試是選拔人才的，但卻產出這么多像王惠這樣的無知、勢利及自私的人。讀者也能體會到作者吳敬梓對科舉考試的諷刺，即嚴格的科舉考試衍生出很多沒有真才實學卻愛賣弄才學的人。

（三）補充材料

譯者在譯本的前頁添加了主要人物名單，在譯文后頁添加了附錄，供讀者參考。

楊憲益按姓名的首字母順序進行排序列出了68位主要人物，并在后面補充人物的社會頭銜及相關的人物關系。譯者用了音譯和直譯的方法翻譯出這個名單。例如：Chang Chin-chai，landlord in Fan Chin’s district Chou Chin， poor teacher， later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and chief examiner Chu Chin-yu， son of the perfect of Nanchang， Fan Chin’s secretary Chang Chun-min （Iron-armed Chang）， swordsman and charlatan Yu Yu-ta，senior licentiate， tutor of Hueicbi Pefectual College Yu Yu-chung， licentiate， brother of Yu Yu-ta （Wu Ching-Tzu， 1973：7-8）。

除此之外，譯者在文后加入關于科舉考試系統及社會頭銜的翻譯對照附錄，分析了科舉考試與社會頭銜之間的關系，如“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ere the narrow path by which the sons of landowners entered politics.At one end of this path were the scholars studying the art of writing paku essays， at the other end the official posts for different grades of graduates.” （Wu Ching-Tzu， 1973： 603）。譯者在翻譯關于科舉考試及社會頭銜的專有名詞時，將中文名詞放在后面，以便于讀者學習了解中國文化并尊重中國文化。例如：“The examination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tages： the prefectural examination 院試；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鄉試； and the highest examinations comprising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會試，the test examination 復試 and the palace examination 殿試，as well as a final test at the imperial court.” （ibid）。

三、結束語

厚翻譯提倡尊重源語文化（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向所謂發達國家展示世界文化的多樣與復雜，引導他們去尊重未工業化社會的人們（高元梓，2011）。厚翻譯理論在《儒林外史》中的使用無疑再次證明了該理論的實用性及價值。該理論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源語特征，成為傳播源語文化的重要工具。

⒖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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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翻譯研究中的功能途徑起源于功能語言理論，受到弗斯(j.firth)和韓禮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語言學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際能力論學說的影響。當前，從功能角度研究翻譯，可分為微觀和宏觀兩類(張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國學者為主從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及語用學為基礎的語篇分析學角度入手，用較固定的框架研究語篇功能；后者則是以德國學者為主，從賴斯(k.reiss)的文本類型學、弗米爾(h.vermeer)的目的論和諾德(c.nord)的功能加忠誠理論入手，強調譯文在目標語境中的功能及依據不同語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文學文本用形象的語言，塑造藝術形象，反映深邃的歷史和浩瀚的社會現實，讓讀者從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從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學翻譯則不僅要譯出原文的意義，更要譯出其中的感情和韻味。德國功能翻譯理論是否適用于文學翻譯則是國內外學者爭論的焦點。國內部分學者研究認為功能派適用于文學翻譯。如陳剛和胡維佳（2004）從功能派角度比較了《紅樓夢》中詠蟹詩的兩譯本；文軍、高曉鷹（2003）運用功能理論來闡釋了文學翻譯批評理念；吳南松（2003）、王小鳳（2004）分別探討了功能翻譯理論在文學翻譯批評中的適用性。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譯理論同樣適用于文學翻譯。呂鳳儀、何慶機（2009）則從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論和功能文本類型學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論不適合于文學翻譯。本文嘗試從文學翻譯實例出發，分析功能翻譯理論對文學翻譯的適用度，探討其是否適用于文學翻譯。 

2、理論源流與特點 

2.1 功能翻譯理論內容與要點 

德國功能翻譯理論是指以“側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視角，研究翻譯的各種理論(nord,2001)。其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弗美爾、賴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為代表，分別提出了目的論、文本功能類型學和翻譯行為理論；第二階段核心人物為諾德，提出了功能翻譯類型學和忠誠原則。第二階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庫斯摩爾(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動了該理論的發展。 

2.2 文學翻譯內容與主要特點 

文學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散文和戲劇等類型。各類型文學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體特征。在翻譯時，不僅要譯出原文的意義，更要譯出其中的感情和韻味，譯文語言應該形象、生動、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韻律感等，給人以啟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學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說、散文、詩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過對具體事物的描繪，使人產生敬仰、喜愛、感動或憎恨、討厭之情，從而突出意義，產生意境。詩歌的意境產生有多種因素----講究節奏、韻腳，講究用詞、句式，要有形象。翻譯詩歌時要反映出這些特點，要求譯文高度真實，否則便難以傳達原詩的新鮮和氣勢。從功能翻譯理論視角看，文學文本是“創造性作品”，屬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發送者地位顯著，傳遞信息的形式特別，語言具有美學特點。文學文本的語言具有審美的特點，文本側重形式，譯文的目的在于表現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實原作者的翻譯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論與文學翻譯例析 

3.1 文本類型學與文學翻譯 

賴斯的文本類型理論是功能翻譯基礎理論之一。按其觀點，語言文本類型理論可幫助譯者確定特定翻譯目的所需的合適的對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賴斯認為文學文本屬表情型，應采用仿效、忠實原作者的翻譯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滿詩意的語言內表現出了對時光消失的感嘆和無奈，字里行間流露出當時青年知識分子的苦悶和憂傷情緒。本文選用張培基教授(譯a)與張夢井教授(譯b)的譯文進行分析，試圖說明文本規約對文學翻譯的影響。 

例1. 標題：“匆匆” 

譯a：the transient days 

譯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內涵為“暫短的，轉瞬即逝的” 而“go by” 為“逝去，過去” 。“匆匆”表達了作者對時光流逝而感到無奈，作標題使用，透出一股文學語言的美感。譯a中“transient” 與文中主題意義相符，表達出對短暫的無奈；而譯b 中的“go by”體現出的是“時間在逝去”，還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體現出作者想表達的“短暫，快”。從譯文對比看，由于對原文詞義的把握差異，譯b的措辭未能表現出表情型文本“審美”的語言特點，所表達的情感不如譯a；從翻譯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實原作者”，語義產生了偏差。下文再舉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 

譯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 

譯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譯a中“wear away”表達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種形象化的翻譯，吻合原文中的“漸漸”二字；而譯b的“numbered”表示“時日無多”，用于此有點牽強，作者寫此文時年僅二三十歲，用“時日無多”來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漸漸”一詞的意味。因此，對于文學作品的翻譯，從文本規約考慮應注重其語言的感染力與藝術性，從詞義上再現原作情感，體現出其“審美的”語言特點。 

3.2 功能加忠誠與文學翻譯 

功能加忠誠理論的核心為“翻譯綱要、原文分析及對翻譯問題的分類”(張美芳2005)。“翻譯綱要”指翻譯委托人對翻譯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譯綱要含有譯文的預期功能、讀者、傳播媒介、出版時間和地點等。原文分析為譯者提供決定依據：1)翻譯任務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與譯文功能相關，3)采用何種翻譯策略。翻譯問題主要為語用、文化、語言和文本方面的問題，處理時應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譯問題的目的是根據不同的問題采取不同的翻譯措施，但在整個過程中，翻譯功能始終是考慮的焦點（諾德2001）。 

3.3 翻譯策略與文學翻譯 

紐馬克(p. newmark)是英國翻譯界元老，其特別鐘情于德國功能語言學家卡爾.布勒的語言功能“工具論模式”，提出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也是根據語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譯策略。語義翻譯的目的在于解讀原作者的思想過程，強調譯文的信息型，交際翻譯旨在解讀原作者的意圖，注重譯文的效果性。在文學翻譯中時常面臨“直譯/意譯”、“歸化/異化”這樣的兩難，從功能角度入手,考慮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則可避免生硬的“兩分法”。 

4、結語 

綜上所述，功能翻譯理論不僅在應用翻譯領域具有較強的適用性，也能夠解釋文學翻譯中出現特定問題。不可否認，文學翻譯具有復雜性，其翻譯策略具有多重考慮，功能理論的規定性研究方法和分類有時難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釋復雜的文學翻譯現象，但功能理論的出現為文學翻譯提供了一條途徑，其對文學翻譯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適用度。 

參考文獻: 

[1]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何慶機. 國內功能派翻譯理論研究述評[j].上海翻譯，2007(4):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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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4-0223-02

引言

“文學翻譯是創造翻譯文學的手段和過程。”由于文學作品在其創作素材、背景和方式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文學翻譯在很多層面受到文化語境的影響和制約，譯者必須充分把握原作及作者、目標讀者群的文化語境，合理采用翻譯策略，譯出高質量、受歡迎的譯文。

一、語境、文化語境和文學翻譯

翻譯是一種“帶著鐐銬跳舞”的活動。西方名言“Nocontext，notext”也點明了語境對翻譯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力和制約作用。所有譯文的產生都離不開對語境的分析和理解。

語境即語言環境，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最早提出將語境分為文化語境與情景語境。他認為文化語境是指“某一言語社團特定的社會規范和習俗”。隨著語用學研究的發展，文化語境含義的范疇進一步擴大，鄧炎昌和劉潤清先生認為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信仰、習慣、制度、目標和技術的總模式。文學翻譯“從內容上講，是對文學作品的語言形式、藝術手法、情節內容、形象意境等的再現；從語言特征上講，文學翻譯作品的語言也應具有想象性、審美性、創造性和抒情性。”[1]

文學作品往往包含并體現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現象，文學翻譯離不開對相關文化語境的深刻了解與認識，文化語境也從多個方面影響并制約著文學作品的翻譯。

二、英語文化語境對文學翻譯的影響

早期的英語國家地處西歐沿海地區，因其地理環境及氣候的獨特性，歷來有著不同于其他西方大陸國家的生活習性和歷史傳統。隨著歷史的發展，這些因素在漫長的語言演化的過程中孕育并造就了英語國家獨特的文化語境。眾所周知，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都有偏愛使用被動式的傾向，比如“Thedoorrefusetoopen”譯成中文就是“我打不開這扇門”，前者讀來客觀，而后者更顯主觀。其實，英語中被動式的廣泛使用與英語國家崇尚科學和理性的歷史文化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宗教也是英美國家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這也頻繁出現在許多英語文學創作中，甚至還形成了一些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固定用法。例如，英文中形容某人窮是說“aspoorasachurchmouse”（窮得像教堂里的耗子），而同一個意思中文卻用“他窮得像叫花子”來形容。譯者在碰到這類情況時需要仔細斟酌，如果按照歸化譯法，雖然利于讀者理解和接受，但卻丟失了原文的文化色彩。

除此之外，《圣經》一直被看作是西方國家文學創作的兩大源頭之一（另一源頭《希臘神話》）。西方學者也意識到“如果在后現代的今天還想讓西方經典文學被讀者們接受、讀懂并欣賞的話，交接和熟悉《圣經》已是當務之急”[2]。在英語文學作品中引用《圣經》典故的現象俯拾皆是，直接以圣經故事為創作原型的作品也屢見不鮮。如哈代《苔絲》中的三個主要人物：苔絲、安吉拉和阿克雷，就分別對應《舊約?創世紀》里的夏娃、亞當和蛇。由此可見，《圣經》對英語文化語境有著不容忽視的深刻影響――它既是作者創作的源泉，也是英語國家人們的血肉，是與他們的生命牢不可分的一部分。所以譯者在翻譯文學作品時必須對其中的經典引用做到心中有數，務必要在理解了作者引用意圖和深層含義后再開始翻譯工作，以使譯文準確，易于讀者理解和接受。

三、原作者及譯者的文化語境對文學翻譯的影響

“創作即叛逆”這句話無論是用在原作者還是譯者身上都十分貼切。對于作者而言，進行文學創作的過程就是制造一個還未出現過的藝術品的過程。由于每個人的成長環境和經歷不同，這就導致不同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所使用的創作手法、選材用料等都被各自的文化語境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英國著名農民詩人羅伯特？彭斯長于英國蘇格蘭西南部的農民家庭，他創作的詩歌大都以歌頌自然的壯美、勞動人民的淳樸以及愛情為主，詩風淳樸自然、極富鄉土氣息，這與他生于農村長于農村的生活背景密不可分。因此翻譯文學作品之前需要對作者的背景有大致的掌握，譯者只有在了解原作者創作風格的基礎上才能理解其創作意圖和行文方式，從而更好地理解原文，將原作的內容和形式準確、流暢地再現出來。

對譯者本身而言，正如我國文學大師郭沫若曾說“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譯等于創作，甚至還可能超過創作。”譯者受信仰、社會傳統、教育背景等文化語境因素的影響，在文學翻譯的過程中往往會根據自己的喜好、翻譯經驗和原則有所偏好地選擇原作和譯文。一位喜愛外國小說的譯者會很少涉及英語經典詩歌的翻譯。同樣譯培根的《論讀書》，王佐良的譯文半文半白，古雅莊重，而廖運范的譯文則平白如話，曉暢易懂。譯者的個性化翻譯就是文學翻譯“創造性叛逆”的最好體現。一個好的譯文不僅能表達出原作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傳達出原作的神韻，有時譯作甚至會取得比原作更好的反響，這都歸功于譯者深厚的雙語和雙文化功底，以及對源語言和目的語文化語境的得體把握。

此外，在英漢文學翻譯的過程中會不可避免的碰到一些文化意象的翻譯，這些文化意象大都是各個民族智慧與歷史文化的結晶，且表現形式多樣，但只要一提起，就會讓具有相同文化語境的人產生心領神會的感覺，完成思想的溝通。但問題在于，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可能有著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含義。用語言學家的話來說“世界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觀現象。不同的民族語言卻給它刷上了不同的顏色。”譬如“西風”在西方代表著溫暖和雨水，為人們所青睞，詩人雪萊在《西風頌》中歌頌西風的巨大力量，表達自己對西風的敬畏和喜愛；但對中國人來說，“西風”往往意味著“嚴冬”和“寒冷”，其在詩作中的意象也常常偏向于冷落凄清。這種文化意象的錯位反映在文學翻譯的諸多方面，對這些文化意象的合理處理時刻考驗著譯者的雙文化功底和對兩種語言文化語境的良好把握。

四、目的讀者群的文化語境對文學翻譯的制約

“文學翻譯的目的就是提供讀者閱讀的譯本……考慮讀者因素是譯本成敗的關鍵之一。”[1]所以譯者在進行文學翻譯之前必須考慮這部作品到底面向哪些讀者群。不同年齡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對譯文有著不同的期望和需求，譯者需對目標讀者群的需求有一個準確的認識，并據此選擇恰當的文學原作進行“因材施譯”的翻譯工作。而且哪怕是對同一個作品的翻譯，譯作也應根據不同的讀者群相應地調整翻譯策略和基本要求。

翻譯一部文字優美、意境深遠的文學原著，如果是面向文化水平較高的讀者，那么譯者在求“信”和“達”的同時就不得不多下工夫力求達到“雅”的標準，反之，則如當下流行的外國名著的兒童譯本，譯者在翻譯《茶花女》、《雙城記》等文學價值頗高的作品時沒有按照原作的行文風格翻譯，而是盡量選擇淺顯易懂的詞句，必要的時候還對原作進行刪減以防對兒童讀者產生不必要的閱讀障礙。

隨著中外交流的加深和英語教育的普及，不少讀者已經具有了閱讀原版小說的能力，面對此類讀者的譯作就對譯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今年來風靡全球的奇幻小說《魔戒》，其中譯本由某著名出版社推出，但譯本一面世就遭到的讀者的批評，原因就在于部分讀者在閱讀原著和譯作后，發現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出現的漏譯、錯譯、望文生義、憑空增譯等問題。“有些批評之鞭辟入里讓記者都驚嘆普通讀者對西方現代奇幻文學的熟悉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的文學家與文學翻譯者……傳統譯者出現了滯后于讀者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翻譯現當代流行文學作品的譯者就很有必要審慎地處理原著文本并且謙遜地接受讀者的批評意見，讓譯者與讀者合作打造出一個更加貼近原著的譯文。

五、.結語

“文學翻譯是譯入語文學吸收、借鑒外來文學，從而促進自身文學革新和發展的重要途徑。”英漢文學翻譯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幫助我國讀者了解西方風土人情等方面也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翻譯活動離不開對語境的準確把握，在文學翻譯中，文化語境的作用和影響力則顯得尤為突出，譯者若不能很好地理解并掌握這些文化語境，勢必將對譯文的質量和水平產生負面影響，使譯文詞不達意，令人費解，更有甚者會張冠李戴，貽笑大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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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3-5595(2012)02-0093-05

翻譯行為是一個以譯者為中心的復雜系統。從靜態的角度來看,它不僅包含譯者與作者、讀者的主體間關系,也包含譯者與文本以及世界的主客體關系。從動態的角度來看,它是譯者在主體間和主客體對話基礎上不斷選擇的行為過程。無論從哪個角度,翻譯都與倫理道德有著深刻的聯系。概言之,無論主體間關系還是主客體關系中都包含著倫理道德的內容,翻譯行為必然受到一定的倫理道德原則和規范的制約,并往往對社會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產生影響。由此可見,翻譯研究不僅應該關注語言層次上的對錯問題、話語層次的美丑問題,還要關注倫理層面的道德問題,即言語行為的是非善惡問題。這三個層面的研究既獨立又聯系,可以使人們全面地認識翻譯行為的本質。

一、研究現狀

從倫理學的層面研究翻譯主要涉及翻譯主體品格以及翻譯系統中主體間、主客體關系的倫理道德內涵,翻譯行為與社會倫理道德的關系,翻譯行為的倫理道德價值,翻譯的倫理道德規范和評價等問題,根本的目的在于思索和分析翻譯行為的倫理道德內涵和意義。以經驗的、隨想性為主要特征的古典譯論,對于倫理道德問題的關注體現在“忠實” 翻譯的觀念中,在中國古典譯論中主要建基于宗法倫理精神,而西方以宗教翻譯為基礎的早期譯論則帶有宗教倫理的痕跡。現當代系統的譯論要么關注語言學范疇的語言結構規則,要么關注美學范疇的藝術規則而忽視了倫理層面的道德問題,“科學”和“藝術”二元對立長期壟斷翻譯研究領域的事實就是該現象的有力注腳。20世紀80年代以后,翻譯的倫理問題越來越引起西方翻譯研究者的注意,一些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涉及翻譯的倫理道德問題：如女性主義的翻譯理論注意到翻譯和性別差異的聯系,揭示了翻譯所體現的兩性不平等關系;后殖民主義的翻譯理論則注意到翻譯所體現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角色關系;功能主義的翻譯理論則強調翻譯的職業服務特點等等。佩姆(Anthony Pym)在其主編的翻譯研究文集《翻譯研究向倫理的回歸》的前言中指出：“翻譯研究已經向倫理問題回歸。”［1］赫曼斯(Theo Hermans)、圖瑞(Gideon Toury)等人關于翻譯與規范的爭論,威努蒂(Lawrence Venuti)關于譯者隱身,諾德(Christian Nord)對忠實原則的重新解釋等等都反映了翻譯研究的這一趨向。徹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還從倫理的角度概括了翻譯的五種模式,即再現倫理模式、服務倫理模式、交際倫理模式、規范倫理模式、義務倫理模式等,并提出了翻譯的四個價值原則,即清晰(clarity)、真實(truth)、信任(trust)和理解(understanding)等。［2］這些研究無疑有助于人們認識翻譯在倫理層面的價值發生問題,但從中也可以看出,其關注點主要在于翻譯與規范、翻譯的倫理原則等問題。筆者認為，翻譯行為本身的倫理道德內涵、意義及其表現應該成為翻譯研究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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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嚴格的講，文學翻譯應該是原著思想內容、形式以及風格準確地再現.然而，現實并非總是如此.文學翻譯中出現了多種變異現象.究其原因，多種多樣。同時語言作為人們交流和表達自己思想的工具在不斷的使用過程中，也會產生各種非常規的使用形式。這些非常規的語言形式就被稱為語言變異。當這些變異現象出現在文學作品中時，時常會令人們難以揣摩，無從把握。

二、文學翻譯及其變異現象

文學翻譯首先必須明確什么是文學。綜合中外論者對文學一詞的闡釋，我們知道文學具有以下主要特性：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是用語言來反映生活、反映現實、表達思想、抒感的，是emotion-centered;它有審美價值，其語篇功能主要是用藝術的語言敘事、畫物、言情，達到感染人、娛悅人、教育人的目的。文學的這些特性也是它有別于其它文體的地方。要說清楚文學是什么雖然不易，但人們卻能很容易地告訴你：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影視等是文學。如此說來，文學語言就該是這些文學作品的語言，文學文體也就該是這些文體的總和。盡管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影視中又能分出各種流派、各種風格的作家作品，但我們的注意力這里主要集中在英語各體類之間的文學共性的東西，即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影視的語言特征及其翻譯。

長期以來，文學翻譯一直被認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學形式，處于文學研究的邊緣，極少受到文學研究者和文學史家應有的重視。評論文學翻譯的標準大多是先驗性的，重原文文本輕譯文文本。20世紀70年代以后，人們開始對先驗性的“等值”標準提出質疑；描述性的、動態的翻譯研究應運而生。人們不再用“等值”、“正誤”、“好壞”、“對錯”等標準來評判翻譯文本，而是將翻譯文本中出現的“差異、謬誤、摸棱兩可、多元指涉，以及‘異質’的混亂”視作“文化意識形態直接影響特定文學抉擇的寶貴資源”。

研究文學翻譯的變異現象，首先要給文學翻譯的常規與變異下一個定義.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文學翻譯活動首先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與社會學中行為規范的功能類似。文學翻譯的常規是用來辨別合適的或不合適的翻譯行為的準則和標準.它由具體的文學翻譯的原則、標準、過程、方法等理論組成.與社會學中的越軌行為一樣，文學翻譯的變異是指違背了文學翻譯常規的翻譯行為或活動和不恰當的使用翻譯技巧等行為.文學翻譯作品中的變異現象表現為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由此更是增加了文學翻譯的難度。

三、文學翻譯中的變異現象及其文體效果

文體學和文學緊密相關，一直被用來分析和評價文學作品。同時它也是翻譯工作者的必修課，翻譯工作者具有文體學知識將有助于發現原文的特色，從而忠實地翻譯原文。

文體學理論認為，作者在藝術創作過程中所采用的任何符號，一個詞，一個句法，一種修辭手段或是某個敘事角度，都是作者獨具匠心的選擇，都是為了實現某種功能——或是突出主題，或是增強美學效果。因此，譯者一定要對每個對象的功能有清晰的認識，這樣才能忠實地翻譯出原文的韻味，使譯作讀者獲得與原作讀者相近的感受。

下面我們來看不同體類中的不同變異現象及其文體效果。

（一） 小說的翻譯

（1）人物語言的個性化變異

在一部小說中，尤其是在人物眾多的小說中，作家為了生動地再現形形的人物的個性，常常模仿他們各自的語言，使他們說出合乎自己身份、地位、教養、性格的話來，這是作家借人物語言塑造人物形象的一個重要手段。如馬克 吐溫的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小說的敘述部分即采用了經過錘煉的美國當代口語，書中的人物對話更是原原本本的生活語言的照錄，請看哈克與黑奴吉姆的對話：

"Hello， Jim， have I been asleep? Why didn't you stir me up?""Goodness gracious， is dat you， Huck? En you ain' dead-you ain' drownded-you's back agin? It's too good for true， honey， it is too good for true. Lemme look at you， chile ，lemme feel o'you…"

由此例可以看出，黑奴吉姆的語言充斥著訛讀、省音、不合語法、用詞不妥，這些極不規范的語言不僅僅只是傳遞了一種信息，透過它們讀者可以推測到有關這一人物更多的情況。

（2）敘述時空的混亂化變異

這一特點主要存在于一些現代派小說中。傳統小說的敘述總是時空脈絡清晰，要么依事件發生的先后順序描述，要么采用倒敘，即使多有場景變化，但時間和空間都交待得清清楚楚。而在一些現代派的作品中，由于作家對心理現實刻畫的追求，也由于作家的創作觀念及手法的緣故，如意識流手法的采用，常常使得時空變化模糊不清，作品中的人物思維、語言混亂無序，過去的、眼前的，想象中的人和事，紛亂一團，語言缺少了形式上的邏輯關連，變得毫無條理，不完整的句子很多，給理解帶來了較大困難。此時我們要引入一個文體學中的概念---前景化(foregrounding)。它是指通過一定的手法將需要表達的事物或現象突出地表現出來。通常它通過對標準常規的系統違反來達到，是引人注目的、新穎的。意識流小說往往描寫人物混亂流動的意識，因此在語篇上常常表現為詞匯組合、句法結構、語篇結構、敘述模式等多層面上偏離常規的前景化特征。。

（二） 詩歌的翻譯

一般說來，語言形式服務于內容，并具有一定的意義。就詩歌而言，形式的意義遠遠大于散文類作品中的語言形式。詩之所以成為詩，怎樣說與說了什么同樣重要，所以譯文中追求形似是譯者的重要任務之一。

現代文體學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風格是對常規的變異。”（Style is deviation of the norm）反過來講，語言常規的變異就是語體風格的意義。變異是超常規，超常才能引起人們的關注、才能吸引人，超常才能體現語體風格。變異是手段，通過變異造成“突出”（foregrounding）。“突出”意為“不落俗套”、富有新義，新義構成語體風格之意。“突出”通過語言變異來實現。如果把變異的語言現象看作“突出”，語言常規就是構成“突出”的“背景”（backgrounding）。有“背景”有“突出”才能勾勒出作品的整體美貌。將此觀點應用到詩歌的翻譯當中將會使譯者和讀者更好地把握作者的意圖。

如美國現代詩人E.E.Commings曾寫了這樣的詩句“you pays your money and you doesn’t take your choice”(1950)。他勇敢地沖破了約定俗成的語法規則，在一般現在時第二人稱后的謂語動詞和助動詞詞尾加了-s和-es，給語體風格以新義。

（三） 舞臺劇及影視劇本的翻譯

劇本與小說、散文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通篇都是用對話寫成的。它們之間的另一個差別是小說和散文通常是供人默讀（當然也可以朗讀），而劇本卻是最終要訴諸聲形的（當然也可以拿來默讀），由此它構成了與其他文體絕然不同的變異。劇本中的對話（對白）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經過作家精煉后的詩句，如莎士比亞的詩劇中，人物語言多是詩的語言，正式程度較高，辭格也較多。第二種是經過作家加工后的較為正規的、完整的語言，它來自生活，卻又高于生活。再一種就是未經加工的生活語言照錄，多停頓，多不完整句，多不合語法規范句，多重復。當然，上述三種只是大致分類，在每一種類型中，語言的正式程度或用語特點又會因人物的年齡、性別、性格、身份、地位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有的人話語單調乏味，有的人則出語機智幽默，有的人言語矯柔造作，有的人則語言樸實自然……總之，有多少種人就會有多少種語言。

翻譯舞臺劇劇本和影視腳本，要充分考慮其上述特點，譯好人物語言，充分體現原劇整體語言特色和具體的每個人的語言特色，使語言連同人物一起"活"起來，"動"起來。就舞臺劇劇本的翻譯而言，其目的不外乎有兩個：一是為該劇在另一個國度用另一種語言演出服務，二是譯出來供人閱讀。但不管是出于哪一種目的，譯者都應考慮原文作為劇本的特點。如朱生豪在譯莎士比亞劇本時，常常要讓自己扮作劇中人物，拿譯出的句子讀一下，看一看是否上口。影視翻譯與普通小說翻譯的不同之一在于它受制于口形及時間。屏幕上演員說話時間如只有五秒鐘，那譯文的字數也就不能太多，不能是演員已經閉嘴，而配音卻仍在說話，這對于譯者是一個考驗。同時，譯文還必須照顧到演員說話過程中的停頓。如Memories are wonderful…and the good ones…stick to you like glue. （回憶是美好的…好的回憶……將伴你終身。）如要將stick to you like glue譯為"將象膠一樣始終粘著你"，那就太長了。配音要想逼真，還要考慮選詞的口形與屏幕口形的一致。一般來說，嘴巴張得較大，譯時應選擇開口呼的漢字，反之則選用閉口呼的漢字。此外，譯者必須關注屏幕人物的動作神情，了解人物性格特征，用性格化的語言反映人物的喜怒哀樂、粗俗高雅。

（四） 散文的翻譯

翻譯散文，首先要準確把握原文的內容與風格，因為內容與風格是統一的。譬如英國早期的散文多為說明性文字、教育用文字和勸諭性文字，用古英語寫成，以簡潔樸實見長，且有明顯的口語化傾向。另外要認真體會散文的時代風格與作家風格，如培根的散文多用排比并列句式，形式工整，而這同時也是英國十七世紀散文的一大修辭特點。十八世紀的散文，初中期口語化盛行，代表作家是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斯梯爾（Richard Steele），但到了末期卻又轉向典雅華麗。到了十九世紀，雖然一部分作家仍堅持散文樸實無華的特點，但在整個文學藝術界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浪漫派散文似乎一直占據上風，作家常直抒胸臆，表現自己鮮明獨特的個性。這類散文句式靈活、語言新穎，富有極強的感染力。其生動的比喻、強烈的節奏感、飛揚的文采形成了散文的時代特色。但進入二十世紀后，英國散文的主流又回到了以正規口語為基礎的樸實自然語言。翻譯英語散文時，對上述語言風格的變異不能不察。

四、結語

綜上所述，文學翻譯中的確存在著許多語言變異現象，并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文體及其他效果。由于產生這些變異現象的原因復雜多樣，其表現特征也會很難把握，這就要求譯者和讀者能從多方面多角度來思考和分析這些語言現象和文體現象，促使文學翻譯工作更順利地發展下去。

參考文獻

[1]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M] (London: Cassell，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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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摘要是論文的縮影，也是精華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講摘要比論文更為重要，因為它有可能決定科研成果能否被學術界認可并廣泛傳播。大部分作者進行摘要寫作時，通常都是先撰寫中文摘要，然后將其翻譯為英文摘要。中英文摘要的讀者群不同，前者服務于國內的中文學術讀者，而后者則服務于國外英文學術讀者及國際檢索系統的工作者。東西方語言文化差異較大，行文結構和習慣有所不同，都為摘要英譯帶來不小的難度。在此，筆者提出增強摘要英譯的交際性是至關重要的，它是提高翻譯質量的有效手段。

二、紐馬克交際翻譯理論與重寫理論概述

1、 紐馬克交際翻譯理論

英國翻譯理論家紐馬克在《翻譯問題探索》中提出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兩個核心概念，這是他對普通翻譯理論的主要貢獻。語義翻譯強調忠實原文，重在翻譯原文的表達形式及語義內容，在結構和字詞安排上力求貼近原文；而交際翻譯則強調對讀者的效果，注重讀者的理解與反應，使對譯文讀者產生的效果盡量等同于原作對原文讀者產生的效果，這就要求譯者重新組織語言結構，以使譯文流暢、地道。紐馬克還將語言功能與翻譯結合起來，提出文本功能分類說。根據不同的內容和文體，紐馬克將文本分為表達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喚功能，譯者應根據不同的語篇文體類型選用合適的翻譯方法。對于表達功能文本，核心是表情達意，作者獨特的語言形式和內容也是同等重要的，因此譯者應選擇語義翻譯為主的手法。對于信息功能文本，核心是語言之外的現實世界，所以譯者應選用交際翻譯法。對于呼喚功能文本，核心是號召讀者去思考、去行動，因此應選用交際翻譯法。奈達對此評述說，紐馬克關注到了文本的廣泛差異性，將兩個方法和語篇類型相結合，更彰顯其價值。

2、 重寫理論

譯意是翻譯的核心問題，意義的轉換方式則是重寫。中國著名翻譯家思果曾明確提出“翻譯不是翻譯，是重寫”，并認為“翻譯是翻譯，不是寫作”是“學翻譯的人走不通的胡同”，并在他的著作中反復強調這一觀點。傅雷則將翻譯這門學問比作蠶寶寶造絲，“這蠶要是吃了桑葉進去，盡吐些桑葉渣出來，就完蛋了。吃了桑葉，吐出來的應該是絲嘛。翻譯的人應當把原文徹底弄明白了、完全消化了之后，再重新寫出來。”由此看來，翻譯是基于寫作技巧和語言知識上一種重新表達的藝術。此時譯者充當的是手藝精巧的人，用不同的形式重新表達文字，為自己的藝術品重新塑形以迎合觀眾。在此，“重寫”的內涵與“改寫”不同，“改寫”是指對原文內容或意思進行了更改，而“重寫”是在忠實于原文意思和內容的基礎上僅對原語表達形式的重新組合。

3、 交際翻譯視角下學術論文摘要的英譯

學術論文摘要是以傳播信息和知識為主的非文學作品，信息性是其一大特點。因此，紐馬克的交際翻譯理論可以指導論文摘要的翻譯。交際翻譯強調的傳遞信息，“量體裁衣”，對譯文讀者的效果，以及表達形式上的擺脫原語結構束縛，重新組織句法等，不論從摘要寫作和翻譯的目的來說，還是從讀者的對象來看，都符合學術論文摘要翻譯的標準。交際理論重組語言的結構，實際上與“重寫”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此我們提出，在交際翻譯理論指導下，運用重寫的方法來進行論文摘要的英譯是可行的。

三、交際翻譯視角下學術論文摘要英譯的策略

1、詞語意譯, 增強跨文化意識

文史類的摘要常會涉及民族及文化特色詞語的翻譯,可謂是摘要翻譯的難點之一。譯者應具備敏銳的跨文化交際意識，不能簡單地將詞語所蘊含的豐富內涵一筆帶過，讓讀者不明不白。一些重要文化典籍的翻譯，如“山海經”，若簡單音譯為“Shanhai Jing”則大為失色，并不能傳達出原文的形象，應采取意譯的方法將其潤色，譯為“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或是重寫解釋為“a work of folk geography in ancient china”。其次譯者在深刻理解兩種文化間差異的基礎上，可以對譯語進行重新創作，目的是為了掃清讀者理解上可能產生的障礙。如漢語成語“雨后春筍”，用來比喻新生事物大量產生和迅猛發展，若譯為“be like bamboo shoots after a spring rain”，由于英語文化中“bamboo”是外來詞，是不可能產生相似聯想的。而英國受氣候影響多產蘑菇，人們對mushroom也賦予了快速蔓延的意思，因此譯為“spring up like mushroom”更為合適。應當承認，兩種完全不同的異質文化間進行語言溝通交流，有時的確是困難重重，作為譯者，有責任盡量使譯文與原語意義對等，減少交際損失，提升交際效果，平時還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功底。

2、句子重組,提高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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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articlereviewstheSummerSymposiumonTranslationinBeijingandthetopicsdiscussedatthesymposium,whichincludethenewapproachesoftranslationstudiesandtranslationteaching.ItalsodiscussesthemainproblemsintranslationstudiesandtranslationteachinginChina.

Keywords:translationstudies;translationteaching;Symposium;Chinesetranslationcircle

盛夏時節，來自全國翻譯界和教育界的約170名莘莘學子與24位名聞遐邇的翻譯家和教育家匯聚于北京中國人民軍事科學院，進行了一場幾近軍事化的學術對壘和教學切磋。在短暫的十天時間里，學員們蓄勢待發，情緒高漲，教員們則“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種與傳統的學術研討和教學模式大相徑庭的新路向，給中國翻譯和教學界注入了一種新的理念。

一、關于翻譯研究

翻譯的學術研究之本質是什么？這個問題讓人很自然地想起學術名篇“TheNatureofAcademy”。作者在文中所描寫的社會各階層強加給學術的悲哀在我們的傳統學術范式中亦依稀可辨。學術要關注什么？學術研究要引領何種潮流？學術如何突破世俗樊籬修成正果？這是真正鐘情于學術的人們所注目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此次講習班的過程中，被中國譯界的同仁們作了一種別出心裁的詮釋。

正如中國譯協的領導黃友義、孫承唐和《中國翻譯》雜志常務副主編楊平在開幕式上所倡導的那樣：這次研討，重在“全面地提高廣大翻譯工作者的素質”，重在“思維模式的改革”，重在“拋磚引玉”！這種理念，很快就在開講人許鈞先生的報告中得到印證。許先生對他的譯著《紅與黑》中的詞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闡述，而是從“傳統與創新”的角度，對翻譯、翻譯學和翻譯批評等問題進行了宏觀的解剖。這位來自南京大學的博導還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了作為一處翻譯學的導師應該如何引導學生和學界進入高層次的學術研究和國際交流的種種途徑。許鈞教授是主要從事法漢翻譯研究與教學的專家，此次與他的同行劉和平教授一同出現在以英漢翻譯為主的講臺上，這種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長：作為組織者的中國譯協《中國翻譯》編輯部，旨在打破學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種“殊途同歸”的學術效應。

“殊途同歸”，還體現在此次講習班對教師和講題的選擇上。從教師來看，主講人當中有八十多歲的譯壇名宿程鎮球、許淵沖，有年富力強的翻譯家孫致禮、莊繹傳、徐亞男，也有許多三、四十歲的著名中青年學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觀點精彩紛呈。演講的課題從宏觀到微觀，從理論到實踐，從筆譯到口譯，從文學翻譯到外交翻譯、政論翻譯、法律翻譯、呈現出多層次、多視角和高品位的學術研究特色。

在宏觀方面，翻譯學的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代表了主流。來自北京大學的辜正坤教授以“點到為止”的方法，向學員們介紹了他的《翻譯學通論》的理路構成，意在引導學生進入宏觀翻譯學與微觀翻譯學的主要層面。同是講翻譯學，香港浸會大學的潭載喜教授則是從西方翻譯模式談起，分析了西方翻譯模式的強與弱，并對翻譯學發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華大學的王寧教授則基于對目前翻譯及其研究之現狀的思考，試圖對全球化時代的翻譯進行重新定義和定位，并對全球化進程中翻譯的作用做出描繪。王寧認為：“翻譯現在正經歷著一種轉折：從屬于語言學層面上的字面辶多譯逐步轉向文化層面的闡釋和再現。”這與西方文化學派的觀點遙相呼應。對于西方譯論給譯者的啟示，香港嶺南大學的張南峰教授則以Vermeer的目的論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為引線，深入線出、由此及彼地介紹了有益于翻譯理論研究或實踐研究的多種理論；張先生并結合“英漢文學翻譯中的三個問題：戲劇語言、文化專有項和雙關語”這一課題，為翻譯研究和翻譯教學中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問題作了全新的注釋和演繹。在跨學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學的博導申丹為學員們展示了她在文學文體學與小說翻譯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從西方文體學的發展概況入手，對文學翻譯中對語域的處理和故事層次上的假象等值等問題作了理論與實踐的分析，說明了文學文體學在小說翻譯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東風則通過對文學翻譯中的文體變形處的分析，指出了文學翻譯中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譯家與作家的意識沖突。王教授認為，“無論是翻譯文本中的譯例，還是譯家的言論，都清楚地表明譯家的語言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語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則是詩學取向。”據此，他在文中對傳統的信息或語義取向的翻譯策略提出了質疑。這種多視角的研究路向為廣大學員進行多元的、多層面的學術探索提供了樣板，這也是此次研討會的目標之一。

在學術研究方面體現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資源共享、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為質疑學術傳統和挑戰學術權威提供溫床和土壤。這次講習班打破了傳統的10分鐘宣讀論文的模式。每位主講人花2-4小時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講義、板書或投影和講解相結合的方法向學員展示，穿插提問、發言、演示等模式進行探討。學員們不但可以與教師共享這些科學研究的成果，同時還培養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這樣的討論中，新的學術觀點不斷生長。比如說，對于翻譯的“異化”與“歸化”的問題，南開大學的劉士聰教授就提出了一個頗為獨特的觀點。劉先生認為，就英譯漢而言，應提倡“歸化”，這與英、漢文化的強弱無關，并不代表漢語文化要遷就英語文化，亦與政治、經濟無關，而是象征著我們對英語標準語言的一種追求，是純粹的語言處理。這一觀點令學員們困惑不解：如果是純粹的語言處理，為什么英譯漢的策略要與漢譯英有所不同？在翻譯的文化轉向問題上，香港嶺南大學的孫藝風博士認為，翻譯的文化學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魯·勒弗菲爾夸大了意識形態（ideology）對翻譯重寫過程的作用。他認為，對待不同理論的吸納應持全面審慎的態度。孫藝風對內地的許多學生在學術研究中表現出的“師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現象持否定態度，因此他主張：學術與教育的牽引應以培養獨立的思維方式為重。在這次大研討的過程，最“火爆”的一場“爭鳴”來自詩歌翻譯的兩大名家——許淵沖和江楓。許先生以二十世紀可能改造未來人類面目的偉大成就克隆技術為切入點，深入地闡述了他的“文學翻譯克隆論——信達優論”。許先生堅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譯文就是“信達優”的譯文。而江楓先生則以“譯詩，形似與神似：一點必要的常識”為主題，對許淵沖先生的“新譯論”提出了批評。這種沸騰的場面讓廣大譯界同仁有機會目睹學術界的另一種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學術研究的表現形式不總是“溫情脈脈的面紗”，有時也會“硝煙彌漫”！問題是，學術界將以怎樣的一種學術態度來詮釋和審視學術之種種。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從香港學者周兆祥關于“翻譯與人生”的報告中得到一些啟示。

二、關于翻譯教學

翻譯教學，尤其是口譯教學，一直就是中國譯界的薄弱環節。為了改變這種局面，關于翻譯教學的講題在此次講習班課程中覆蓋了1/5。內容涵括了香港和內地的主要教學模式。其中，周兆祥先生介紹的“香港浸會大學的翻譯教學模式”與內地的翻譯教學相比有很大區別。香港的翻譯課程設計針對性很強，比較注重市場需求和實際能力的培養。對于教學中的理論滲透，也依不同的培養目標和不同層次有不同的理論教育。課程設置已進入系統化。在教育模式上，亦更鼓勵“以學生為中心”，鼓勵讓學生自己去探索和獲取知識。這種模式，為一向崇尚“以教師為中心”的內地教學界提供了不同的參照系。

在口譯教學方面，來自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的劉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譯技巧思維科學與口譯推理教學法》為藍本，說明了她對口譯教學的獨特理解。劉和平認為，目前的中國翻譯研究停留在靜態的研究，即對翻譯結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動態的研究，即對翻譯過程的研究。要揭開翻譯過程之謎，把它教給學生，必須對翻譯的動態過程進行認真研究。為此，研究方法和教學方法十分重要。劉和平還以三組學生生動的口譯演示為例，說明了教師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學生理解和接受意義的思維過程，而非詞與詞、句與句的簡單對等。她的這種“漁生魚”的教學理念引起了口譯人員和教學工作者的廣泛關注。

另外，從來自北外的谷欣、加拿大外教杜蘊德的交替演示和來自廣外大的馮之林的Powerpoint軟件包的演示過程中，我們有機會了解到國內主要外語院校的口譯教學模式，并欣喜地發現，統計方法和多媒體教學手段已逐漸地滲透到翻譯教學與研究當中。

三、反饋中的思考

這次講習班帶來的另一種理念是：以教帶學，以學助教，高瞻遠矚、著眼未來。為了提前發現問題，以不斷完善未來的辦學方式，組織者從一開始就給每一位學員發了一張“調查表”，內容主要是以翻譯教學和本次辦班模式為主，這一設計與學員大多為高校教師的情況不謀而合。

篇10

0 引言

到目前為止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TI）的培養單位已達158所，其中40所院校已產生（或即將產生）畢業生。在這過程中，許多與MTI教學密切相關的問題也日漸凸顯，例如教學課程的設置、師資隊伍的建設、教學方式的創新、實習基地的建設、畢業論文的模式、就業方向的擴展等。對于一門新興的專業，其發展必經歷借鑒和探索，需接受社會現實的各種挑戰。對于初接觸這個專業的學生而言，導師的存在就有了更重要的意義。

《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指導性培養方案》提出了三種論文形式：（1）項目：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選擇中外文本進行翻譯，字數不少于10000字，并根據譯文就翻譯問題寫出不少于5000字的研究報告；（2）實驗報告：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就口譯或筆譯的某個環節展開實驗，并就實驗結果進行分析，寫出不少于10000字的實驗報告；（3）研究論文：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撰寫翻譯研究論文，字數不少于15000字。穆雷根據翻譯行業的職業特點，借鑒其他專業學位中關于學位論文的要求并結合翻譯行業的實際操作流程提出將MTI的三種學位論文形式調整為四種，即重要崗位的實習報告、翻譯實踐報告、翻譯實驗報告和翻譯調研報告。之后，穆雷、鄒兵在此基礎上綜合歸納了MTI學位論文的五種方式：重要崗位的實習報告、翻譯實踐報告、翻譯實驗報告、翻譯調研報告和翻譯研究論文。由于沒有先例可循、沒有常規的寫作模式，在從選題到答辯的整個論文完成過程中，師生都有許多疑惑和彷徨。筆者在翻譯碩士專業學位所處的大環境下，從學位論文實際完成過程入手，探討導師在“設計者、誘導者、研究者和管理者”宏觀角色下的微觀角色。

1 論文完成過程中導師的角色

1.1 選題、開題——掌舵人

畢業論文作為對學生在校學習、研究、實踐成果與素質能力的檢測方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選題、開題，作為論文的第一步將直接影響整個論文的成敗。因此，選好了題也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穆雷、鄒兵在對首批15所MTI高校畢業生學位論文的統計中發現：翻譯項目33.9%，實驗報告0%，研究論文66.1%。這一數據說明大部分學生仍傾向于選擇傳統式的論文研究，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三種原因：第一，由于沒有先例參照，學生為了順利畢業往往會選擇有例可參的研究性論文；第二，由于沒有經驗，沒有明確的論文規定，導師為了指導起來方便多建議學生采用有先例的研究論文形式；第三，導師與學生交流不夠。據筆者了解，部分學校師資緊缺，導師帶領的學生不僅有翻譯方向的，還有語言學方向或文學方向;優秀導師帶領的學生甚至多大數十名。這種情況下，學生雖有意選擇其他論文形式進行嘗試但導師與學生交流較少某些想法得不到肯定、支持與實施，最終使學生的想法扼殺在搖籃中。

筆者對西南大學首屆MTI畢業生學位論文進行了統計，發現翻譯項目98.4%，實驗報告0%，研究論文1.6%。就“翻譯項目”與“研究論文”兩種論文形式而言，該數據與穆雷、鄒兵所獲得的數據差異較大，但這說明西南大學在把握翻譯碩士專業學位培養目標及突破傳統的論文寫作方面作出了較大努力。

以上兩組數據雖存在一定差異，但都顯示實驗報告為0篇的事實。是實驗條件不允許還是其復雜過程令人卻步？這值得深思。

由此看，論文選題不僅是對學生能力的測試，也是對培養單位教學條件的檢測，對培養目標把握程度的反映。選題、開題時，導師應像掌舵者一樣牢牢把握學生選題的大方向，引導學生更準確地理解培養目標，讓學生把握所選論文的目的、意義以及其科學性、合理性、現實性和可操作性，鼓勵學生勇于創新敢于嘗試。

1.2 寫作——教練員

作為論文的主體部分，寫作過程占據了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是師生共同合作、緊密聯系的過程。翻譯作為一種認知活動，一種技巧，一種藝術，它要求翻譯碩士專業學位學生不僅具有扎實的專業知識，還要熟悉所選論文涉及的領域，例如法律、機械、醫學、建筑、哲學、科技等；要在熟練運用辦公室軟件的基礎上使用一定的計算機輔助翻譯工具，例如trados, wordfast, lingoes等；選擇實驗報告的學生還需要設計實驗、進行實驗、分析總結實驗。因此，寫作過程就是一把標尺，測量學生是否具備扎實的雙語能力、廣博的文化背景知識、熟練的計算機操作能力、嚴謹精益求精的態度和勤奮誠信的人格特征。

寫作過程中，學生就是球場上的球員，導師則是場外的教練——提供戰略戰術，但不參與比賽競技。《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指導性培養方案》雖提出了論文形式但具體要求、相應格式都未說明，加之無先例可參照，導致MTI學生束手無策，無從著手。導師應為學生指出著手點，如參照其他學科專業學位論文形式或國外同專業學生論文形式。此外，導師還可為學生提供一個模板，使學生能在此基礎上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變動或改進。如西南大學已從首屆MTI學生開始采用這一方法，獲得了較好的結果。翻譯碩士與翻譯碩士專業學位最大的區別在于后者更注重實踐，更注重與其他學科（行業）的聯系。這一點在論文中得以體現。導師除要求學生勤于使用工具書，善于利用網絡，敢于向專業人士請教，還應要求學生具有“一絲不茍、嚴謹治學”的研究態度。畢業論文的完成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往往需要數次修改、刪除、增減才能完成。在這過程中，學生不僅要自改、互改，導師也要認真修改學生的論文，尤其是翻譯部分或實驗部分。

1.3 答辯——導演

畢業答辯是畢業論文的最后一個環節，是對學生專業知識及綜合能力進行測試的直觀環節。它要求學生在規定的時間內簡要概述自己選題的原因、背景、目的和意義，并回答答辯委員會教師提出的各種問題。由于其新生性，翻譯碩士專業學位論文答辯大多按照常規論文答辯程序進行，從而產生了不少困惑和困難。這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和解決。發現的問題主要包括：

1.3.1 形式、標準單一

培養翻譯專業人才，首先要正確認識傳統外語專業人才與翻譯專業人才間的差別。《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指導性培養方案》明確指出了翻譯專門人才的培養與傳統外語教學在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手段等方面有根本的不同。仲偉合、穆雷、許鈞等都比較了傳統外語人才與翻譯專業人才的不同，并就翻譯專門人才的培養提出了建議。正是翻譯專業的特殊性決定了翻譯碩士專業學位論文答辯應有別于傳統的學術型學位論文答辯。但由于目前大部分學生仍傾向于選擇傳統的研究論文，使得各校多沿用學術型學位論文答辯形式和評審標準。這使部分選擇實踐報告、翻譯項目的學生感到困惑和無助。

1.3.2 答辯程序不夠規范

部分學校由于師資緊缺，每名導師需要指導十幾名甚至數十名學生；加之教師科研、教學、生活的壓力較大，導師很難投入大量時間來指導學生的答辯而多半讓學生獨自努力或分組演練。同時，由于學生人數眾多而畢業答辯必須集中在有限的幾天內完成，客觀上造成畢業答辯時間緊張。最初還能保證學生的答辯時間，到最后不得不以“縮減學生答辯時間”的方式來按時完成任務。部分學生畢業答辯時間甚至不足10分鐘，這不僅有失公平還嚴重影響了學生的答辯質量。《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指導性培養方案》規定答辯委員會成員中必須有一位具有豐富的口譯或筆譯實踐經驗且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專家，然而由于實際條件不足許多學校都未達到這一點。另外，部分答辯委員會教師考慮到學生的畢業問題、就業問題、院系名聲、學生情緒而不愿過多指出學生論文中的不足或提出較多較難的問題。這些原因導致翻譯碩士專業學位學生的答辯時間短、要求低、質量低，甚至給學生留下“走過場”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