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新聞理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地區間的新聞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報道和被報道的情形。它是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甚為關注的問題。誠如政治學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間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變化，反映了它們之間聯系的力度，以及趨向分離或整合的走勢”（1981，P113）。新聞又是一種表征話語（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過連續不斷地報道社會變動而與現實建立一種特殊的關系，并且將人們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對靜止的個人經驗與社會的、流動的、制度的、整體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聯系起來，因而有一種“自動”獲取的“合法”權力。新聞報道及其信息流通的這種特性使其扮演一種社會性的整合離聚功能，也因此，它彰顯了所在社會的權力結構和統治合法性之間的互動關系。

中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地方與地方的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相對于時代而言，這些變化的特征較為集中體現在地方自和區域之間的聯系加強。在這一過程中，地方各級傳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區間的新聞信息流通呈現出何種面貌？從一個長時段的視點來看（1949年建國以來），以省為單位的區域間新聞交互是如何演變的？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政經發展又是如何從一個側面體現在省際新聞流通中？顯然，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不久前，筆者和香港城市大學祝建華教授合作，嘗試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對該項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綜述整理，并在此基礎上有所擴展深化。

關于中國大陸“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當時全國還沒有全部解放，由于國土遼闊，情況復雜，百廢待興，中央政府為了便于加強對各地區黨、政、軍的領導，曾于50年代在有關省之上設置“行政大區”，分為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區。至1955年大局穩定，中央政府決定撤銷大區。自此，“省”一級行政單位（包括中央直轄市和自治區）便成為大陸在中央政府直接領導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單位。在“省”以下雖還有“地區”和“縣”，也各自發揮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視為實質性的行政單位。

近年來，學界對中國大陸“省”的研究明顯增多，論文數量迅速增長。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采用3種取向。第一種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這是研究傳統的主流思路。第二種是“區域比較”。這種方法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它主要關注區域發展中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同時分析區域間的不平衡現象和研究其發展的模式。第三種是“省的個案研究”，通常以一個省，或幾個省份為對象，進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種研究取向，主要是為實現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設計，方法雖異，但無所謂優劣，然而在分析闡述上則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關注“省與中央（北京）”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因排除了省與省之間日益頻繁的交往互動，以致難以深刻理解中央與“省”之間的變化。“區域比較”方法將諸多省份劃為大區（例如沿海地區、內陸地區、中部地區、西北地區等），而不是針對省際關系和它們的互動情況探討其性質，這樣在解釋區域發展或其他問題時，忽視了省際互動和其間差異這一重要因素。此外，這種研究方法較多關注經濟發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個案研究”取向雖然提供了某個省份的詳細資料，但這種方法難以令人了解全貌。不過它可以為下一步的省際研究奠定基礎。

通過以上簡要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現有的對“省”的研究，還未涉及省際互動領域，作為上述3種取向的補充，我們認為需要發展出第4種研究取向，即：系統的省際關系互動研究。這種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將被研究對象視為某種同質單位（例如，“省”被視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轄單位），研究的問題需涵蓋或適用于所有這類單位，并對它們之間的交互關系或這種聯系的某個方面進行系統分析。這種研究取向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困難在于收集資料難度很大，不僅數量龐大，而且頭緒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模式也使研究不易進行。就本文而言，我們嘗試采用這種研究取向，探討中國大陸省際間的新聞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對外開放，另一方面也要對內開放，只要目前市場經濟及區域開放持續下去，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之后，各省將進一步加強它們之間的互利交往。據此，省際間的新聞流通總量及分布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了解省際水平互動關系和社會結構變遷的一個重要指標，對探究省際交互聯系更具意義。當然，本文研究的范圍只是新聞信息，雖然這只是省際互動關系的一個方面，但其重要的潛在價值則不容忽視。

省際新聞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運用某種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模式對采用第4種取向的研究至關緊要。我們在設計研究方案時，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國際間新聞信息流通方法論的啟示。當時，一大批學者的實證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的大辯論，最后導致美國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簡言之，研究國際新聞信息流通的學者揉合了發展傳播學和批判學派的特點，視跨國新聞信息流通為世界體系運作的一個方面和構成要素。同時，它也是世界體系的產物。許多學者通過持續不斷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國際新聞傳播譜系，也揭示了世界體系內在的結構矛盾和沖突關系。世界體系是當代左翼思想家華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問題的理論體系，其要旨是將世界劃為“中心”（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邊緣”（不發達國家）和“半邊緣”（介于兩者之間）三大塊，以全球視野，分析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集團與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沖突。90年代，冷戰結束，但華氏理論不僅未過時，反而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加快而倍受重視并被其他學者發展出許多新的分析和論述。

傳播學者幾十年來通過研究國際傳播中不同國家媒體對外國的報道，總結了幾種帶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發現在于“中心”地帶和“邊緣”地帶信息流通失衡現象及單向主導的傳播資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兩位著名國際傳播學者統籌下，一批學者同時對38個國家如何報道全球214國家和地區進行了規模最大的國際新聞信息交互流通的調查，采用系統整體的研究框架和統一的內容分析方法，獲得大量的第一手數據，從2000年開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顧幾十年來積累的文獻，可以說國際新聞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備充分的理論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們認為，通過對有關因素進行必要的補充和修整，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鑒作為一國內新聞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礎框架。

省委機關報與省際新聞流通

在國內傳媒體制中，每一家省委機關報就是該省的“人民日報”，它代表省的領導層向全省說話，履行傳遞政令，上情下達的職責；同時，它在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系中扮演著中介角色，又在與外省的信息交流過程中，成為把門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國內傳媒傳統上是一種垂直單向性的宣傳型模式，省委機關報歷來以宣傳上面政策，報道下面省情為主；面對其他省份的報道，除了一些常規的新聞（如“祖國各地”，“塞外風情”等花絮新聞）可按編輯專業喜好處理外，還需要考慮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還要顧及地方的經濟利益、貿易往來、人口流動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換言之，省委機關報在國內1500份地方報紙中占據關鍵位置，它們“守土有責”，通過某些機制，對其他省份的信息進行篩選，決定是否讓它流入本地區。也因此，這種傳遞既涉及政經因素，也涉及編輯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編運作習慣使然，也同省委領導層的理性偏好有關聯。以此類推，這種情況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級傳媒中。這說明，中國地方傳媒機關報和外部信息交互的運作機制，是一塊有待深入開拓的研究領地。

省委機關報這種“精英導航”特性，使得它在眾多的各類地方媒介生態圈內始終執政治傳播之牛耳，其權威地位無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報一般在1949年建國以后就開始不間斷地連續出版，而其他種類的媒體則無此條件（如“晚報”和城市電視臺，直到80年代才開始興盛起來，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為服務對象），我們順理成章選擇了全國各省的機關報作為代表媒體，并以每一省的黨報對外省的新聞報道作為研究的對象，采用長時段系統抽樣內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試圖從歷史延續性的角度，探究建國以來省際

新聞流通是怎樣體現在省委機關報上的。

研究關注點和主要發現

在本文中，我們將研究的問題和關注點定位于以下兩個方面：

1.1949年建國以來省際新聞流通的模式與形態變化；

2.“”前（1949—1966），“”期間以及后時代（1977—至今）3個階段省際新聞流通的比較。

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考察各地社會經濟發展反映在省際新聞流通中的變化，為進一步探索它與50年來社會變革的關系提供研究的基礎資料。(3)

因此，我們選擇以系統縱向設計的方法搜集資料，然后進行內容分析。在具體操作上，分別選定3個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時段中，又分別選取兩個連續的年份點，每個年份抽取4個星期的省報進行全體抽樣調查。為了降低特定年份殊事件的影響，每個時段都分別包括這兩個年份。最近的年份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為1955—1956年（前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這3個年代分別是代表各自的10年時段。總之，這樣選擇在相當程度上可反映過往40多年間中國大陸社會變革的歷史軌跡，也在我們駕馭的范圍內。(4)表一、表二為本研究的主要發現。

表一：省際新聞流通量統計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兩年內消息總數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數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數2.01.05.0

單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簡訊％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頭版消息％49.840.54.8

新聞主題

政治軍事％14.136.510.6

經濟發展％63.835.835.7

科學技術％8.310.116.4

文化娛樂％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災人禍％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表二：省際新聞的空間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報道：％

最多的九個省606761

中間的九個省272526

最少的九個省13813

報道者：％

最多的九個省424155

中間的九個省323232

最少的九個省262713

被報道：％

最多的五個省435245

最少的五個省635

報道者％

最多的五個省262437

最少的九個省13147

歸納表一、表二的數據，省委機關報反映出來的省際新聞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機關報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報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趨勢。1955—1956年間，平均每份省報每天只有兩條外省新聞；1975—1976年間，每天只有1條；目前則為5條。其中，增長最快的省份為上海、天津、廣東、江蘇等地。

二、質的方面，65%以上的省際新聞報道屬普通消息類報道，新聞圖片類型的報道不斷減少。而90年代簡明新聞類則明顯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聞處理成簡訊欄放在頭版，而當下的作法是將非本地的新聞（包括國際、國家和外省）放在內頁固定的版位上。這說明近年省際消息在省報的特點是數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報道主題方面，經濟消息占據主要地位，政治新聞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時，除了科技新聞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災禍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種類的報道則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變化則是新聞類型呈多元化趨勢，趣味性的軟新聞和罪案新聞的比例增加較明顯。

五、空間分布上，在所有3個年段中，省際新聞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數幾個省份。信息豐富省份和信息貧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擴大趨勢。1995—1996年間，9個信息豐富省份占了55%的報道量，而9個信息貧乏省份僅占13%，比率為4.21。

結論

這項研究調查了建國以后3個年代省委機關報進行省際新聞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寶貴數據，對認識大陸前、中以及貼近當今的90年代省際間的新聞信息相互之間的交流狀況頗有裨益，也為后續研究提供了一些參考和啟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創新意義。但是，這畢竟是一個開端，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實證，還缺乏多元有效的參數變量進行更復雜的量化統計，從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釋。

傳統上，大陸的報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級黨報為核心的垂直管理體系。政治學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這種垂直統領性的媒體結構和全方位網絡式宣傳導向保證了中央對地方的絕對領導權和宣傳上的話語服從（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級的報紙（包括綜合性和行業對象性報紙）除了負責傳遞中央的信息外，也側重各地新聞動態的報道。在時代，傳遞和推廣各地符合中央意圖的先進典型和地方經驗往往是中央一級報紙要唱好的重頭戲。而省及市一級的報紙主要任務則放在上情下達和報道本地區新聞上，對其他省或市的橫向報道往往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尤其是80年代以來的社會轉型更使這種變化賦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內涵。但是，這種變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復雜因素的影響，既有體制結構、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經貿的、地緣文化的、人口的、歷史習俗等因素的影響。同時，省際新聞的流通量研究還需和中央傳媒對各地報道的新聞流通量的變化聯系起來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內在的關系。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各省的省委機關報對外省報道總量一直偏低，期間，每天只有1條，反映了當時高度一元化的宣傳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這種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變，但省際新聞的流通量仍然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報每天也不過只有5條外省消息。換句話說，每6個省里面，只有1個省的消息出現在它省的機關報上。這種狀況，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區間水平聯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國大陸新聞媒介在宣傳報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導航”機關報上，仍然較為偏重信息的垂直單向流通。而建國以來省際新聞流通呈現出來3種模式的異同，恰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社會半個世紀以來的變與不變的矛盾，新的社會改革因素和舊的體制之間的矛盾，以及地區間愈來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傳媒體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有的單一黨報/媒介體制在官方權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場經濟的資源調配下正不斷向雙軌制結構演變，即：新興的市民—市場導向的商業媒介體制同傳統的黨報媒介體制在經濟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補缺”，甚至實行“小報（代表市民的商業媒介）養大報（代表正統的黨報媒介）”，這情形有些類似80年代以來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國營企業和非國營企業（如合資、民營、集體等）的雙軌制現象(6)。當然，由于傳媒的政治敏感性，商業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響要比非國營企業小得多。但是，這類媒介（主要指市民報/晚報，消遣雜志，有線電視臺/各省的衛星臺和新近崛起的民營網站等）對促進地方信息交流意義重大。根據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報(7)如《北京青年報》、《華西都市報》、《南方都市報》等近年來不僅重視本土新聞的報道，也較為重視外地新聞尤其是社會的財金新聞的報道，這需要今后專門的研究予以實證了解。

注釋：

(1)見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筆者與祝建華的一部份研究發表在《新聞學研究》期刊，2000年7月號上，題為“中國大陸省際新聞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頁。本研究從方案設計到大量的數據處理分析，祝建華教授都貢獻良多，筆者感到受益匪淺。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計劃的第一個項目。

(4)關于操作與抽樣過程的幾項說明：

1）1955—1956年間的3份省報不適用于全部3個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闕如，《日報》于1956年后期才創刊；《寧夏日報》于1959年創刊；《海南日報》則在80年代后期才出現。因此，在3個年段中互動省報樣本數不一致，1955—1956年間是27份，1975—1976年間是29份，1995—1996年間是30份。為了保持連貫性，我們只使用27份省報樣本在3個年段內進行比較，29份樣本在70年代與90年代進行比較，90年代的對比則使用30個樣本。

2）我們初步檢測發現，大部分省報很少報道其他省的新聞，因此要進行內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選取一或兩星期）必須選取數量相當大的樣本。我們在所選擇的6個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個

星期28天內的省報，進行全部抽樣調查，或者說我們選取的樣本，包括了4816期報紙。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際新聞報道，其他表述意見的文章，例如社論、評述、讀者來信以及副刊、廣告、天氣預報等非新聞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關于“省際”新聞的定義，我們參考有關國際傳播研究傳統界定的關于“國際新聞”定義的闡釋來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際新聞報道”的定義。

5）北京是個例外，因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級城市，我們將它代表國家和城市的雙重身份作了特殊的處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關中央政府與國家大事的報道。

6）假如一則新聞報道涉及一個以上的外省，我們采取多個省的條目處理。

7）國內一流大學的3位資深新聞資料室管理員協助擔任資料收集工作，他們運用上述標準對選自30個省份出版的省報新聞報道進行分類，然后根據下列要求逐項進行編碼：事發地點（即外省名稱），新聞數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報道類型（普通新聞、簡明新聞、圖片新聞）和刊登位置（頭版或內頁）。由于編碼人員經過反復培訓，素質較高。加上編碼要求明確，最后編碼分類的一致度符合標準，達到滿意的要求。

(5)見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篇2

節目編排是廣播電臺頻率經營的重要環節。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目前我國廣播電臺在節目編排方面存在有很大問題，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地方模仿中央；廣播業發展落后地區模仿發達地區；同一地區甚至同一臺內部互相模仿等等7。本文系統研究分析了副省級電視臺新聞頻率的節目編排策略，指出其中所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建議，以期為廣播電臺頻率節目編排提供思路借鑒。

一、數據采集與分析

副省級城市目前一共有十五個，分別為哈爾濱、長春、沈陽、大連、濟南、青島、南京、杭州、寧波、廈門、廣州、深圳、武漢、成都、西安。我們通過互聯網來搜集副省級城市電臺新聞頻率、其所對應的省級電臺新聞頻率和中央電臺新聞綜合頻率的節目播出時間表，以此作為本文的數據基本來源。我們選用了2004年至2005年這個時間段。由于有些副省級城市電臺并沒有自己的官方網頁，我們通過網絡搜索引擎也并沒有找到它們的節目播出時間表；另外，我們也嘗試著與該電臺總編室聯系索要節目表，但是直到本研究進行時，對方仍舊沒有答復。該原因造成本研究缺失了部分基礎數據，缺失的副省級市電臺新聞頻率有3個，分別是長春、哈爾濱、濟南和西安。

我們借鑒學界已有的結論，將不同新聞頻率的節目從大的功能類別上分為文藝類節目、服務型節目、新聞類節目、談話類節目、教育類節目和商業廣告等六大類。我們以搜集到節目播出時間表為基礎，將這六大類的節目類型按照不同的專題類屬進一步細化為如下的欄目分類。如表1所示。

表1新聞頻率的節目分類和欄目分類表

我們利用Between-GroupLinkage聚類分析方法對本文中的11個副省級城市電臺新聞頻率進行分類處理。在分類的過程中，我們主要以新聞類節目、娛樂類節目、服務類節目以及談話類節目等在各個頻率中出現的頻數和平均播出的時長作為標準。通過SPSS軟件，按照聚類分析所提供的結果，我們可以將這11個副省級城市電臺的新聞頻率分為三類，如表2。

表211個副省級城市電臺新聞頻率的聚類結果

在第一類新聞頻率（即深圳電臺新聞頻率）中，節目設計主要是由版塊化的欄目構成，具體表現為欄目個數較少，但是每個欄目的持續時間相對較長。在第二類新聞頻率中，新聞類節目主要是以獨立的欄目出現，頻數高，但是欄目的平均時長相對較短，而其娛樂類節目和服務類節目又突出表現為一種版塊式的構成，個數少，但平均時長較長。與第二類新聞頻率相對應，在第三類新聞頻率中，新聞類節目主要是以版塊化的形式組成，而其娛樂類和服務類的節目則以獨立欄目形式出現的比較多。在具體的節目表現內容方面，這三類電臺新聞頻率也各有側重。其中第一類新聞頻率更為注重新聞類欄目，其累計播出時間相對最長；而第二類和第三類的新聞頻率則更為側重娛樂類和服務型的欄目，新聞類節目的播出時間相對較短。

我們采用隨機抽樣的方式，分別從第一類、第二類和第三類新聞頻率中抽取一個個案作為代表，以對其節目編排策略進行剖析。

二、深圳電臺新聞頻率的節目編排策略

節目編排主要要考慮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聽眾，主要是聽眾的收聽行為；二是競爭對手，一般副省級電臺新聞頻率主要競爭對手是本省電臺新聞頻率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頻率；三是自身的節目制作資源與能力。在案例剖析中，我們主要考察各新聞頻率對聽眾收聽行為和競爭對手節目編排上的考量。

1、聽眾收聽行為導向。

在深圳電臺新聞頻率的一周播出時間中，絕大多數節目的編排都采用帶狀策略，也就是說某一個節目被安排在每天同一時間或相隔數天的同一時間播出，內容題材和節目風格都保持了一定的穩定性。一般認為利用這種帶狀策略，有助于建立節目的品牌和培養聽眾的收聽習慣。在一天縱向的節目編排上，深圳電臺新聞頻率采用了版塊編排策略，即在節目編排中，將幾個同類型的節目被安排連續播出的策略。利用導入效應粘住聽眾。除此之外，深圳電臺新聞頻率在一天的節目編排中還采用了“吊床策略”，即指在編排

收視率相對較低或不容易預測的節目時，在該節目的前后編排兩檔很受歡迎的節目。如深圳電臺新聞頻率在晚上10點左右播出一檔“898健康在線”的健康保健咨詢類欄目，該欄目事實上是一種推銷醫藥保健產品的軟廣告類節目，在其中充斥著大量的病例介紹、醫生專訪等內容。對健康受眾而言，這檔節目的收聽率較低。為了能夠達到較高的收聽率，以進一步吸引廣告主和廣告商的興趣，深圳臺新聞頻率在這一檔節目的前后時段中分別播放了“挑戰深圳”和“博愛夜激情”兩檔強勢節目，希望能夠通過優秀的娛樂類節目和聊天類節目來保留一部分聽眾，使得“898健康在線”的收聽率能夠維持在一定的水平。

2、競爭導向。

在中午12點到下午2點、下午5點到7點這兩個時間段中，深圳電臺新聞頻率主要利用時間差來采用“橋梁策略”，跨越競爭對手的節目“破口”來編排節目；即讓節目開始與結束的時間與競爭對手錯開，這樣做的目的是即使觀眾想轉臺，也可能因為錯過了開始時間而返回。同樣，在節目內容方面，深圳電臺新聞頻率與廣東電臺新聞頻率在該時段所播出的節目類型不同，即深圳臺采用了一種“迂回避讓”的節目編排策略；但是深圳臺與中央臺新聞頻率在該時段所播出的節目類型卻都相同，均為新聞類節目。可以看出，深圳臺在此處所采用的是一種“對抗式”的節目編排策略。之所以采用這樣的一種策略，并不是因為深圳臺的新聞采編能力可以達到與中央臺進行正面抗衡的水平，而是由于深圳電臺新聞類節目的報道范圍與目標受眾與中央臺的不同而造成的。深圳電臺主要面對深圳及其周邊地區，其目標聽眾也是這部分的居民，由于深圳電臺地處深圳，在采集本地新聞方面較中央臺有著更多的優勢和資源，也就是說，深圳電臺新聞頻道可以將更多的節目時間聚焦在本地新聞事件之上。

在晚上12點左右，深圳電臺新聞頻率之所以采用較長時長的節目安排，其主要目的在于采用“鎖式策略”，即刻意安排一相當長度的節目，以始終吸引觀眾，防止觀眾“溢流”，從而封鎖其他臺的節目的編排策略。一般城市居民在晚上12點左右都即將準備睡眠，深圳電臺新聞頻率采用長時間的節目安排，可以將廣播聽眾吸引在該節目上，有助于培養聽眾的收聽忠誠度，帶動并提高其他時段的收聽率。

三、沈陽電臺新聞頻率

1、聽眾收聽行為導向

從一周的時間維度上來看，沈陽電臺新聞頻率的大部分節目編排采用了帶狀策略（stripprogramming），即該電臺將收視率較高、制作較為精良的節目（如“沈陽新聞”、“法制新視野”等）安排在每天的同一時間播出，利用該策略，電臺能夠有助于觀眾的收聽習慣的形成。

在沈陽電臺新聞頻率中包含有很多廣告欄目，將不同類型的廣告綜合成為一種板塊式的欄目形態。這些廣告專題欄目被安排在每個非廣告欄目之前或者之后，時間長度一般在20分鐘到40分鐘左右不等。

沈陽電臺新聞頻率在每天上午10點之后的播出時段中穿插了頻次很高的廣告類專題，使得該電臺在對節目進行編排與策劃的時候就不得不采用“搭帳篷策略（tent-polingprogramming）”，即指將一個收視率高的節目安排在兩個影響比較弱的節目中間，以期第一個節目的收視率會因為人們要收看第二個節目而呈上升趨勢，而第三個節目也會受益于第二節目的高收視率。沈陽電臺利用安排在廣告專題之間的優秀節目（一般為新聞類欄目），可以使得聽眾對該節目之前或之后的廣告專題發生部分的媒體接觸，以達到廣告商的要求。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這種強勢節目與廣告專題交叉組合的節目編排策略也構成了一種吊床策略（hammockingprogramming）；這具體為通過在廣告專題節目的前后編排兩檔很受歡迎的新聞類節目，來留住一部分的聽眾。在沈陽電臺新聞頻率中，“搭帳篷策略”和“吊床策略”共同存在并發揮作用。

2、競爭導向

沈陽電臺新聞頻率在和遼寧電臺新聞頻率進行競爭的過程中，采用了3種不同的節目編排策略，分別是：橋梁策略、迂回避讓策略和對抗策略。這三種不同的節目編排策略應用于沈陽電臺新聞頻率一天不同的播出時段中。在早上六點半到上午8點左右，沈陽電臺新聞頻率針對遼寧臺，采用橋梁策略進行節目編排，即將遼寧臺每個欄目的開播時間與本臺的欄目開播時間錯開，形成一個時間差；而從上午10點到下午5點左右，沈陽電臺新聞頻率采用了迂回避讓的節目編排策略。當遼寧電臺新聞頻率在播放新聞類型節目的時候，沈陽電臺就安排播放廣告專題，而在當遼寧電臺播放其他廣告類節目的時候，沈陽電臺就開始播放新聞類節目。這樣的一種節目安排策略完全避開了與遼寧電臺新聞頻率在節目上進行正面抗衡，而是利用其播出廣告類節目的時段來播出新聞專題，以吸引聽眾的收聽。當到了晚上12點左右，沈陽電臺則采用一種對抗策略和鎖式策略與遼寧臺進行競爭。在這個時間段中，沈陽電臺播出的《星光夜話》與遼寧電臺新聞頻率所播出的《悄悄話》均屬于同一類型的談話聊天類節目。除了與遼寧電臺展開正面抗衡之外，沈陽電臺新聞頻率還加長《星光夜話》的節目時長，意圖通過一種鎖式策略來留住較多的聽眾。

沈陽電臺新聞頻率也主要采取了回避式策略與中央臺避開正面競爭，這一點最為突出地表現為中午11點半到下午2點的這個時間段中。在該時段內，沈陽電臺新聞頻率主要播出的節目類型為“讀報專題”和“整點新聞”等讀報類節目和綜合新聞播報類節目；而在該時段內，中央電臺新聞頻率播出的欄目主要有“財經在線”、“今日論壇”和“文化新干線”等反映經濟、文化生活的談論類節目形態。除去這兩家新聞頻率在欄目播出形態上的不同之外，它們在播出時間上也避免了相互沖突。如中央臺在播放“財經在線”欄目的時候，沈陽臺就在播放廣告專題；而當中央臺播放一些非主打的新聞節目時，沈陽臺就開始播放其強勢的新聞節目，并試圖通過新聞節目對本地聽眾的吸引力來為后續的廣告專題起到一種“搭帳篷”的作用。通過這些分析，我們可以得知沈陽電臺新聞頻率較多地采用迂回避讓的策略來與其競爭對手展開對市場的爭奪，雖然這種方式有助于暫時保護自己的目標市場，但是長遠來看，只是一味地采用避讓的方式并不是長久之計。首先，單純的避讓并不能夠阻止自己的聽眾流向節目制作質量更高，內容更為豐富的電臺頻率之中；其次，避讓作為一種競爭策略從其本質上而言是一種被動的，不積極的策略模式，這種模式的采用要受到競爭對手很大的限制和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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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島電臺新聞頻率節目編排策略

1、聽眾收聽行為導向

從青島電臺新聞頻率一周的播出時間來看，對于一些固定的新聞類節目，如“整點新聞”、“體育聯播”等節目主要采用了“帶狀策略”，也就是說這些節目會在每天的同一時段播出。而對于一些娛樂類欄目，青島電臺在節目編排方面則采用了“棋盤（西洋棋）策略(checkerboardprogramming)”，試圖通過對一些娛樂類欄目的編排進行變化，以吸引聽眾的收聽。但綜合來看，青島電臺在一周橫向的節目編排方面，主要采用的是“帶狀策略”，“棋盤策略”僅僅是一種輔助手段，而且其應用于娛樂類節目的編排，這種編排策略也是基于對聽眾的分析。通常情況下，收聽時尚娛樂類節目的聽眾為年齡較低，對新事物接受能力較快的年輕人；通過對娛樂類節目的類型和內容進行改變，可以不斷地給這些目標受眾以刺激，從而提高該類節目的收聽率。

青島電臺中大多數的節目平均時長在20分鐘到40分鐘左右，僅僅有一小部分的節目時長在60分鐘左右。相比較于我們在前文中研究的深圳電臺新聞頻率和沈陽電臺新聞頻率，青島電臺新聞頻率的節目時長要相對偏短一些，在其中所體現出的“版塊化節目”數量要少一些。

在青島電臺新聞頻率的縱向節目編排方面，該電臺很注重對“導入策略”的使用。如，在中午1點半播出《長書聯播》之后，利用該節目的高收聽率，青島電臺繼續播出《經典影劇院》等欄目，以吸引聽眾繼續收聽。除此之外，青島電臺新聞頻率還在這兩個節目之間采用“無縫隙編輯策略”，即將《長書聯播》和《經典影劇院》之間的“破口”縮小，甚至等于零，讓第一檔節目無縫隙地過渡到下一檔節目，以防止聽眾轉臺。

2、競爭導向

青島新聞頻率在早晨5點到6點之間，播出了一檔長度為60分鐘的節目《開始曲：擁抱黎明》。而山東新聞頻率和中央臺新聞頻率在該時段僅僅播出了一檔長度為5分鐘左右的《節目收聽指南》。在該時段中，針對山東臺和中央臺新聞頻率，青島臺采用了一種“鎖式策略”，試圖通過播放較長時長的歌曲類節目來吸引聽眾，防止他們轉向山東臺和青島臺。

在中午12點到1點左右，青島臺與山東臺、中央臺新聞頻率在播放的節目類型方面既有相同、也有差異。中午12點，青島臺、山東臺和中央臺新聞頻率播出的節目均為新聞類節目，面對競爭對手，青島臺在該時段主要采用的是“對抗式策略”。但是需要指出，由于青島臺的節目聽眾與新聞類欄目的選題范圍與其他兩個競爭頻率的有很大差異，所以雖然在該時段播出的都是綜合播報類新聞欄目，但是這種“對抗式策略”并不是一種針鋒相對的對抗，而僅是一種節目類型的重復而已。再從節目的播出時間上來看，青島電臺新聞頻率也無意在該時段中與其競爭對手進行對抗。從圖8可以獲知，青島臺在12點開播的新聞類欄目時長要少于山東臺和中央臺，長度僅為25分鐘，而后兩者分別為60分鐘和30分鐘。青島臺之所以這樣處理，其目的也在于采用一種“橋梁策略”，通過打時間差來與對手在下個階段播出的節目錯開。在此之后，青島臺在播出節目類型上采用“迂回避讓策略”，沒有播出與山東臺和中央臺一致的財經類新聞欄目，而是播出體育類新聞欄目。

五、結論

在每周縱向的節目編排方面，我國副省級城市電臺新聞頻率的編排策略基本相同。對于大多數固定的新聞類、資訊類和娛樂類等節目，電臺主要利用“帶狀策略”來對它們進行編排，即將這些欄目安排在每天或相隔數天的同一時間播出，利用這種策略，可以有助于聽眾收聽習慣的形成。相比之下，“棋盤策略”在電臺新聞頻率中的采用較為少見。出現這種情況是有其特定原因的。首先，從培養受眾收聽習慣，欄目品牌方面來看，“棋盤策略”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確要弱于“帶狀策略”；其次，使用“帶狀策略”來改變固定欄目的播出時間，就勢必會引起部分原有節目聽眾的流失，造成收聽率下降；再者，“帶狀策略”的使用往往伴隨著“對抗式策略”的使用，即電臺為了與其競爭對手在某個特定的時段展開正面抗衡，而改變原有的節目時間安排，推出新的強勢節目。但是囿于電臺的節目制作預算和制作能力等因素，電臺新聞頻率就注定不可能頻繁地采用“對抗式策略”與競爭對手展開競爭，而進一步在每周縱向的節目編排方面采用“棋盤策略”。除了對“帶狀策略”的使用，我國副省級城市電臺新聞頻率還注重對“導入策略”、“吊床策略”和“搭帳篷策略”等在節目編排過程中發揮的作用。通過對電臺新聞頻率的節目表進行分析，我們發現在每個電臺中的多個時段都安排有很多醫藥保健咨詢類的欄目。這些欄目其實是一種變相的廣告專題，通過對患者采訪、醫師接聽熱線電話等環節來對醫藥保健產品進行促銷，該欄目的廣告收入是電臺盈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正是由于這些醫藥保健咨詢類的欄目在本質上是屬于廣告類型，所以很多健康的聽眾并不會傾向于收聽這種類型的節目。為了使得這些節目的收聽率能夠維持在一個讓廣告商滿意的水平，電臺新聞頻率就必須采用“導入策略”，通過在收聽率較低的欄目之前安排一檔節目制作質量較高，聽眾喜歡的強勢節目，來試圖產生一種沿襲效應（InheritanceEffect）。“吊床策略”和“搭帳篷策略”正是利用了這種沿襲效應來吸引聽眾的收聽。

在另一方面，電臺新聞頻率還要根據競爭對手的各種情況，來采取相應的節目編排策略。我國副省級城市電臺新聞頻率在這方面所體現出的策略基本相近。副省級電臺新聞頻率在與對應的省級電臺新聞頻率、中央電臺新聞頻率進行競爭的過程中，主要采用了“迂回避讓式策略”、“對抗式策略”、“鎖式策略”和“橋梁策略”等。由于我們在本文中的研究對象是副省級電臺的新聞頻率，因此，新聞類型的節目在新聞頻率中占有重要地位。雖然副省級電臺新聞頻率的新聞節目制作水平不容小覷，但是與其對應的省級電臺新聞頻率、中央電臺新聞頻率相比較，它們無論是在采編人員素質，還是在新聞報道資源利用方面都存在有一定的差距。而我國電臺新聞頻率的節目架構基本接近，即以轉播中央臺的早間新聞和報紙摘要，晚間的全國新聞聯播，再輔之以整點的綜合新聞播報構成了各地每日新聞頻率的節目框架。在這種相近的節目安排體系下，副省級城市電臺新聞頻率與省級電臺、中央電臺新聞頻率在整點的新聞播報類節目中必然存在有一種對抗。從表面上看，副省級電臺新聞頻率在這些時段采用了“對抗式”策略與其競爭對手進行抗衡；但是由于副省級城市電臺新聞頻率、省級電臺新聞頻率和中央電臺新聞頻率在新聞播報類節目中所報道的范圍、選題立足點等各相迥異，所以從實際上來看，這種“對抗式策略”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對抗。而且副省級城市電臺新聞頻率還經常采用“橋梁策略”，即將整點新聞播報類節目的播出時長安排得與其競爭對手有所不同（提前或者延遲結束節目），以打時間差來搶先吸引并留住聽眾。所以副省級城市電臺新聞頻率并無意與其競爭對手在新聞類節目上展開對抗。除了整點新聞播報類節目之外，副省級城市電臺新聞頻率與省級電臺、中央電臺新聞頻率在其他類型的新聞類節目（財經新聞、體育新聞等）上也缺乏競爭。相比之下，由于談話類型的廣播節目質量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談話主持人的水平和節目創意，而與一個電臺的新聞制作能力等沒有太大的關系，所以副省級城市電臺新聞頻率在談話類節目上往往與其對應的省級電臺、中央電臺新聞頻率展開真正的“對抗式”策略。為了配合這種“對抗式”策略，副省級電臺新聞頻率往往還采用“鎖式策略”來始終吸引聽眾，防止聽眾“溢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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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1加入WTO后，我國新聞媒介面臨的挑戰

加入WTO使中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單元，預示著中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生活將會發生深刻而全面的變革。作為開放的市場的一部分，我國的新聞媒介也會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入世對我國新聞媒介的挑戰和對我國新聞媒介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歸結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點：

1.1外國新聞媒介產品將會長驅直入

建國以后,我國一直維持一個封閉的媒介環境，以后,隨著傳播學信息概念的引入，在強化新聞媒介的政治功能的同時，國家又明確其產業屬性,媒介開始走向市場，但是原有的傳播環境并未打破，我國在國內媒介市場上仍然居于絕對壟斷地位，媒介市場成為最后一塊沒有被分割的蛋糕。入世以后,國家雖然會采取種種保護措施，但媒介市場會逐漸向國外開放將是不爭的事實。依據世貿組織的貿易自由化原則、國民待遇原則、無歧視貿易原則，外國媒介將會逐步謀求享受與國內媒體相同的待遇。國外傳媒將會通過參股、控股等方式,對我國的雜志、報紙、廣播、電視等媒體進行資本滲透,繼而在中國設立獨立的新聞機構,向中國出售其媒介產品的原版和中文版,一些跨國商業電臺、電視臺的節目有可能在中國落地。實際上,有些國外媒體早已有所動作。《中國計算機報》由于外資的介入成為第一個被捅開的豁口,向人們展示了國外媒體經營的全新觀念和強大的競爭力;美國《財富》雜志也通過在上海舉辦“財富論壇”為條件，取得了在國內創辦《財富》中文版的許可；已經通過MTV成功打入中國的維亞康姆公司及影響廣泛的《讀者文摘》也在叩擊中國市場大門。另外，中美達成的協議包括：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當日起,允許外國電信供應商占有電信服務公司49%的股權，兩年后這一比例可增至50%；美國可以在中國投資互聯網公司，包括目前禁止的內容供應業務,西方發達國家的投資者在中國互聯網領域將會獲得合法的地位。

1.2我國媒介環境將不可避免外國新聞媒介的意識形態的滲透

“在冷戰結束后的世界里,跨國通信一直在不斷地影響著并加快著政治與社會的變化”。集團解體、社會主義陣營出現重大挫折后,西方的政客以及新聞媒體曾經沾沾自喜地認為正是國際傳播在這場中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新聞正越來越成為一種有力的政治與外交武器”。入世以后,美國之音、BBC、自由亞洲電臺等媒體必將打著各種旗號,加緊對我國進行政治滲透。隨著外國新聞產品的不斷涌入,國際信息交流的規模不斷擴大,人們的信息源也將大大增加,這將給“把關人”的信息過濾帶來困難。國外商業文化也會加緊滲透中國市場。目前,美國的大眾文化出口已經排在航空技術之后，成為其第二大最具贏利性的出口，美國的電影、電視及流行音樂席卷全球，對其他民族的傳統文化造成了顛覆性的影響。可以認為，世界已經開始享有一種共同的大眾文化，而這種文化正是建立在西方大眾文化的基礎之上。西方大眾文化的實質就是宣傳西方日益膨脹的消費主義、鼓吹絕對的個性自由、凸現非理性的和價值相對主義的后現代文化，它在無意識中就消解了其他國家的民族認同，對此我們要保持警惕。

1.3中國將被納入到全球新聞體系當中

隨著信息技術的躍進式發展,人造通訊衛星、互聯網及短波通訊將世界組成一個細密的覆蓋全球的通信網絡,任何一個走向現代化的國家都不能成為獨立其外的孤島。目前的國際新聞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西方新聞媒體，特別是美國和英國的媒體,以及少部分來自法國和德國的媒體的一種衍生產品”，“新聞流動僅僅是一種從北方國家到南方國家，或者說從富國到窮國的單向流動”，因此，在這樣一種生態系統中，中國媒介所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根據美聯社統計的數字,全球每天有15億人會接觸到美聯社的新聞,它在全球的用戶有15000家,每天為全球6000家電臺和電視臺提供聲像材料。路透社則向131個國家的29310家客戶提供服務。反觀同屬國際上8個A級通訊社之一的新華社，用戶只有4000多家,其中國外用戶僅有100多家。再如,在1999年世界電視100強當中,美國占據了31個位置（前5名為其囊括），占世界電視產業的半壁江山（52%強），僅排在第一的時代華納公司的電視收入就達184.62億美元,而同時入選的中國中央電視臺,產值只有6億美元,位列第51位。差距是非常明顯的。

雖然入世給中國傳媒帶來了種種困難和壓力,但也帶來了發展機遇,我們沒有理由妄自菲薄。只要我們正視困難，沉著應對，加快發展，我們完全有可能迎頭趕上，成為“國際信息新秩序”中的重要一員。[page_break]

2國內新聞媒介的對策措施

2.1更新和轉變新聞觀念

我們應該用全新的新聞傳播觀念來指導現實操作，這是當務之急。近幾年，我國媒介的市場意識雖然得到提高，媒介競爭也空前激烈，但是宣傳方式還不靈活,有效傳播觀念還比較薄弱，今后，應在強調堅持正確輿論方向的前提下，樹立受眾本位思想,改進新聞宣傳的方法，提高宣傳的藝術，增強新聞宣傳的貼近性和服務性。同時,要借鑒跨國傳媒集團在管理機制、經營方略等方面的先進經驗,促進媒介管理的法制化和公開化。

2.2加快集團化發展的步伐

當前世界媒體掀起了一股兼并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國在線和時代華納的合并。合并后的美國在線時代華納年營業額將達到300億美元,成為集因特網服務、出版、新聞和娛樂于一體的超級媒體王國。美國在線的老板史蒂文·凱斯甚至雄心勃勃地說:“我們將最終改變人們獲取信息、與他人交流、購物以及娛樂的方式。”另外，《紐約時報》與美國廣播公司（ABC）、《華盛頓郵報》與國家廣播公司（N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C）和維亞康姆公司也先后宣布合作,這些媒介寡頭紛紛互拋繡球,強強聯合,正說明全球媒體競爭已經進入短兵相接、慘烈廝殺的階段,而實力正是決定勝敗的關鍵。順應這一潮流，我國也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進行報業集團試點，經過幾年的發展，集團經濟實力大大增強,目前我國已經成立起15家報業集團，初步建立起我國報業發展的新框架。廣播電視也正在積極推行集團化模式,部分地區如湖南、四川已有媒體成功上市,進軍資本市場，這些舉措都標志著我國新聞出版廣播電視業已開始從個體化發展轉向整體戰略性產業結構調整。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傳媒市場已經不再是附屬于行政區劃的各自獨立、互不交叉的市場，因此媒體下一步應該樹立國內統一大市場觀念,在相應的政策指導下,大力發展跨地區經營,通過聯合、重組、兼并等方式，優化配置媒介資源要素，盡快打造我國傳媒業的“航母”。

2.3高度重視互聯網建設

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說過：“誰擁有網絡,誰就擁有未來，誰就擁有世界。”互聯網作為信息社會的一個標志，它的飛速發展給人類傳播活動帶來了一場革命。與傳統媒體相比，互聯網具有即時性、交互性、容量大、跨國界、超文本等特點，它綜合了廣播、電視、報紙三大媒體的優點，又有三大媒體所不具的優勢，因此受到世界各國媒體的重視，成為新的信息傳播的制高點，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報刊和通訊社紛紛在互聯網上安營扎寨。互聯網在我國的發展也可謂驚人,1996年以來，國內互聯網用戶每年都以超過200%的速度劇增,現在已逾6000萬,到2015年我國互聯網用戶將會躍居世界首位。截至2004年6月,我國內地全國報刊總數2053種的80%上網。2000年3月,包括《北京晚報》在內的北京9家新聞單位共同加盟“千龍網”,實行資源共享。5月28日,上海各大傳統媒體又聯手推出“東方網”,這兩件事是媒體創新的一個重要信號，它意味著傳統媒體正以戰略聯盟的形式，全面介入互聯網信息服務市場。但是,我們在互聯網上仍然與西方強勢媒體有著不小的差距。這首先是因為互聯網上通行的語言是英語,全球電腦儲存的信息中,80%以上是用英語記錄的,漢語作為一種信息符號在跨文化傳播中還存在很大的障礙。據《計算機世界》刊載的統計數字,在互聯網上的輸入、輸出信息流量當中,中國僅占0.1%和0.05%,而美國的兩項指標均達到85%以上。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存在對等、平衡的傳播。因此,中國應該加大用英語的信息量,向外界更多地傳達中國的聲音,幫助國外受眾更好地了解中國、認識中國,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網絡交流的價值。另外,據資料顯示,我國信息產業的投入大約在1萬億元左右,約為美國的12.5%,我國信息資源利用與開發的比重僅占總投入的0.2%,而美國信息利用與開發的比重卻占到總投入的60%。所以有人戲稱,中國花大錢建造了高速公路,但跑的都是外國人的“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浪費。因此,我們必須大力開發中文信息資源,通過降低價格、加強培訓等措施,擴大用戶范圍，讓盡可能多的人上網。只有這樣，我們的基礎設施才能更好地為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生活服務。

2.4培養一支高素質的新聞隊伍

一切戰略的落腳點都是人才,在“入世”的挑戰中,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就是人才。相對于外國同行,我國新聞從業人員的競爭意識普遍不強,尤其是在新聞觀念、新聞的敏感性、敬業精神、知識儲備等方面存在著相當的差距,因此應把提高新聞工作者素質作為一個應對挑戰的關鍵問題來加以解決。新聞工作者應該在深入研究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學習地緣政治學、多邊貿易規則、知識產權等多方面的知識,應該能對錯綜復雜的新聞事實進行深刻的分析,按照新聞規律來合理運用新聞資源,通過最新的傳播技術和傳播手段,使用現代新聞語言來向受眾傳輸信息。從這一點上來說,新聞從業人員任重而道遠。

篇4

從新聞界實踐和社會發展看，以下三種大炮正在并將繼續走紅。

大事重做型

重大新聞出現，投入精兵良將“大事重做”，集中時間、集中版面形成氣勢與規模。在抗洪、入世、申奧、神舟升空……以及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雅典奧運會……我們總能感受到呼嘯而來的大炮聲！

舉個典型案例，《天津日報》1999年“國慶50周年慶典”，一共30個版。1版以五欄80行高的位置發主席走上天安門的照片，顯示第三代領導集體帶領全國人民跨世紀；2版發講話，定報眉“時代強音”；3版發人民的歡欣和擁戴，報眉叫“歡騰時刻”；4版發七常委和閱兵，報眉叫“繼往開來”；5至8版突出天津，叫“海河歡歌”；9版報道三代偉人升旗，叫“莊嚴時刻”；10至12版為群眾游行盛大場面，叫“金水河畔”；13至16版報道各大兵種，報眉叫“鋼鐵長城”；17至20版報道我們的武器裝備，報眉叫“世紀之劍”；21至24版報道天安門和全國各地，叫“普天同慶”；25至28版報道國際反響，叫“五洲同慶”；29至30版報道建國以來12次大閱兵，叫“精彩回放”。①

詳細重述這個獲得中國新聞獎一等獎，并被中國歷史博物館永久珍藏的版面構成，是因為它包含了新聞的大炮——不僅大事重做，而且包括以下各型大炮——的基本彈藥成份。

一是新聞與歷史互滲。1997年，《廣州日報》出了97個版的回歸特刊，同城有報紙不服氣，貶之為“全是舊聞，沒有新聞”。其實，貶者是酸葡萄心理，97個版，哪里可能全做新聞？新聞大炮的選材特征，正在于讓新聞與舊聞互滲，立足當前、回溯歷史，對過去新的理解同時也是對未來新的展望，這種回顧與展望的雙重視角，有助于看清新聞事件的來龍去脈，把握事態的基本走向。

二是全景與貼近兼融。沒有全景就沒有媒體的創新——背景不同，新聞的意義就不同；沒有貼近就沒有受眾的關注。像新聞大炮這種創新性極強的報道，你不能只問讀者想看什么，讀者的思路很容易想“給我多點或少點”，而他所要的更多，往往正是媒體已經給他的；讀者絕少想到報紙怎樣開辟前人沒有走過的新路。而高屋建瓴的全景布局和重點取舍，正是與其他媒體拉開差距的基本手段，明顯體現出本報的獨家創新。兼融，則要把從全局看的新聞與受眾切身感受的新聞有機結合，盡可能把重大主題轉化為離受眾最近、最熟悉的事件。《北京青年報》慶祝中國申奧成功，連續5天推出近70個版的《申奧特刊》，同時隨機應變擴大戰果，策劃了兩組貼近性極強的報道：“尋找申奧大片中的普通人”和“申奧功臣訪談錄”。

三是理性與感織。新聞與歷史是從媒體選材角度看；全景與貼近兼顧媒體與受眾；感性與理性則是從受眾角度看。盡管新聞的大炮偏于理性，尤其是其中經常包括評論、資料、新聞鏈接、表格數據、專家訪談、記者點評等等，讓理性色彩更濃，但千萬不能忽略感性，因為受眾是感性與理性的結合體。感性特別體現在標題和圖片，它們最先吸引眼球和掀動情感。1999年5月，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南方都市報》推出的“淚水、怒火”特刊，頭版是五個特大黑字：“最強烈抗議！”下邊一幅圖片，一個怒火萬丈的青年，左手高舉，右手拿喇叭，在美國領事館前示威。幾十米以外都可以看清，難怪被不少人選作游行標語牌！

專題策劃型

大事重做以“事”以中心，專題策劃以“題”為中心，同是大炮，但有偏重客體與偏重主體的基本區別。但是，主體絕不等于媒介隨心所欲的主觀，“專題”由媒介確定，但“問題”，特別是那些重大“問題”，從來都是由時代提出。直言之，是時代“命題”，媒介從特定角度自選“題目”來“作文”。

自主創新成為“十一五”時期的主要任務，廣東省召開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工作會議。2005年11月，《南方日報》推出60個版的“創新廣東”特刊。第1疊務虛，1～16版探討創新廣東的戰略意義、現實狀況、未來圖景、機制突破、核心技術突破、知識產權戰略、人才戰略、創新環境等等。后三疊務實，推介廣東的“創新之星”，樹典型，提供學習樣板。第2疊推介技術創新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第3疊推介營銷和管理創新的房地產企業；第4疊推介創新型城市、專業鎮、產業園區。這樣虛實結合，對廣東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戰略決策進行全方位深入解讀。

以上兩種大炮，新聞人從直覺上更重視大事重做，其實，它有更多的局限。首先，大事不可能經常發生；其次，大事與媒體定位的相關性、重做與媒體能力的可行性，都是限制因素。而專題策劃更靈活，你在時代問題中根據媒體定位選擇題目，量力而行確定規模即可。因而，它也有更多的細類。以上“創新廣東”特刊是“政策解讀型”。常見的還有：2004年12月，《重慶日報》連續16天，每天一個整版，推出《2004——科學發展觀引領重慶前進》的年終報道。那是“成就盤點型”。2004年《湖北日報》“改善湖北投資環境”系列報道，批評涉及縣一級政府：《一起典型的賴賬案》，然后開辟專欄“投資環境大家談”，歷時一個多月，那是“輿論監督型”。好多都市類報紙動輒幾十個版的“五一黃金提案”、“國慶消費地圖”，那是“生活服務型”……如此等等。

日本報界就很重視專題策劃，他們有“年度新聞策劃”。據朝日新聞社原總編中馬清福先生介紹：之所以叫“新聞策劃”，是因為報紙關于某事件和某現象的態度和想法多集中在這一欄目中。從元旦或3號開始的年度計劃格外重要，很多報社每年年末都會確定第二年的主題，以便推出下一年的專欄。以《朝日新聞》為例，1959年從元旦開始連續報道18期“發給幽默的邀請”；從元月3日起連續報道14期“消費者才是上帝”。1960年從元月4日始連續18期“為了明天的政治”。1962年從元旦開始連續51期的“創造日本”……②

這“年度新聞策劃”，也就是劉明華先生詳細介紹過的“計劃性連載”之一，劉先生對它的特點、價值、采訪與寫作要求有很好的分析，我不再重復。③只舉出一個實例，看看這種日本大炮的規模。2003年，《讀賣新聞》一共推出20個計劃性連載，篇幅最大的是生活時尚版的“幸福調色板”專題。又細化為6個分主題，一是“徘徊在婚姻門檻外”，12期，報道不愿或無法結婚的各種男女；二是“我們結婚”，12期，尋找理想伴侶的種種努力；三是“雖說結了婚”，13期，婚后家庭問題如何面對；四是“瑞典的戀人們”，6期，介紹瑞典男女的婚戀觀及狀況；五是15期的“解體家庭”，報道離婚原因及方式；六是12期“一同前行”，報道夫妻如何共渡難關。④我甚至想，不管電視、網絡有多牛，它無論如何都斗不過、甚至受不了這種聯珠大炮的轟擊！莫非，新聞的大炮更是報紙的“必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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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種合成型

前面兩種大炮嚴格限制在“報道”領域，合成型大炮的特殊在于，它是報道與“活動”的配合，于是成了兵種合成，也就是多兵種聯合作戰。合成的實質是強調有機整體，讓多兵種互相配合，成倍提高戰斗力。新聞合成戰術有“三大柱石”：活動、聚焦與炮擊，大炮只是多兵種之一。

2002年，為迎接廣東省第九次黨代會的召開，《南方日報》策劃了持續50天的“十大新聞大家評”活動，先動員讀者推薦省第八次黨代會以來發生在廣東的重大新聞，然后報社與專家共同確定15件候選新聞，再由讀者投票選出十大新聞，最后動用40個版的篇幅來解讀。這里明顯是三個階段環環相扣：組織活動造起聲勢，聚焦投票集中注意，40重炮掀起。當然，三大柱石不一定都是時間的，也有空間的或時空混合的。2005年，《深圳商報》與羅湖區政府、深圳市貿工局、深圳市旅游局聯合主辦“消費在羅湖”大型主題活動。又特別策劃了在東門廣場舉行“羅湖商業文化系列市民論壇”，為配合第一場論壇，報紙做了8個版的特別報道：“東門記憶”，系統回顧東門的商業、文化、民俗。很多讀者將其收藏。這里不仍是活動、聚焦與炮擊？這合成型大炮也真打出了威力，其他地區也向報社發出邀請，希望為它們制作類似特刊。

二、一炮走紅的秘密

新聞的大炮越來越受到青睞，是因為一炮走紅的概率很高，現在要問為什么？

首先，它瞄準讀者的異常依賴。傳播學家梅爾文·德弗勒曾提出“媒介異常依賴論”，說社會重大變化，情況不明，受眾急于從媒介了解情況，這時他就異乎尋常地依賴媒介；哪個媒介能及時充分提供信息他就依賴誰，不惜背棄自己多年使用媒介的老習慣。⑤這個理論較好地解釋了“大事重做”為何成為新聞人的共識。《京華時報》2001年5月創刊，當年7月，中國申奧成功。它一口氣轟出80個“奧運金版”！有人評論它把奧運會翻了個底朝天，做成了“奧運百科”。這80個版或許有些粗糙，有些失調，但那大而全的份量就足以成為重型武器——反過來，你要做把小而精的鉛筆刀，哪怕磨得再快，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據說好多北京人就因為這“金版”才開始關注《京華時報》！是啊，你瞄準異常依賴轟響大炮，給讀者烙下“風景這邊獨好”記憶痕跡，就有助于新報紙打開局面，老報紙強化品牌。

其次，它是差異化的重要手段。媒體的同質化經常被詬病，但它有深刻的社會原因，中馬清福所論似乎最能命中紅心，他說大眾社會，人們生活越來越相似，首先出現了生活的同質化。這帶來信息的同質化，如果沒有同質的信息，大家都能交談的話題，很多人就會不安。相應的，報紙也逐漸同質化，假如A報沒有B報的消息，兩報讀者聊天，訂A報的人就會不滿、不安，也想換成B報。⑥他至少說清了定位于同一市場的報紙，趨于同質化是如何的不可避免。但是，悖論在于，安于同質化就會使媒體失去存在的理由，它又總要追求差異化。因而《申江服務導報》要求“一月一策劃，周年大策劃”。趨于同質化，報紙會顯得“平”，缺少個性和沖擊力；必須時不時在平原上矗起奇峰，哪怕沒有“大事”可以重做，也要靠“專題”策劃轟響新聞的大炮，有節奏掀起報道，把報紙品牌不斷“烙”進讀者記憶之中。

最后，它是鍛煉隊伍的有效方式。新聞的大炮不可能炮炮走紅，只能追求提高走紅的概率，這要靠采編隊伍苦練內功。《江南都市報》副總編輯彭平說他們“每年都要打幾場標志性的新聞大戰”，他解析其運作思路：一是建立反應迅速的臨戰機制；二是策劃先行；三是調動多兵種作戰；四是做大，形成規模和氣勢。這涉及到報社運作的方方面面。因而他說，每一次這樣的大戰，都是出水平、出人才的好機會。年輕人學到經驗，老記者添了身價，每一場大戰打完，都有人才脫穎而出。⑦不時鍛煉隊伍，才能越打越會打，這一炮沒有走紅，但使下一炮走紅的概率更大一些。

注釋：

①張建星：《新聞的創意時代——新聞操作92條札記》，43頁，文匯出版社，2004

②中馬清福：《報業的活路》，27～28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③劉明華：《西方新聞采訪與寫作》，175～19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④尹良富：《日本報業集團研究》，123～125頁，南方日報出版社，2005

篇5

Abstract:Aftersuhartoquittedthescene,thelaw''''scontrolovermediahasbeengraduallyreleased,andIndonesiahasabolishednewscensorlawlately.Butthere''''salongwaytogoforIndonesiatorealizerealnewsfreedom.Firstly,newscommunicatormusthavegoodnewsworkethic,andallofthemshouldrespect"publicreligionandethic".Secondly,Indonesiaisamulti-ethnic-groupnation.Mediashouldbecautiouswhenreportingthereligiousandethnicissues,andgovernmentshouldmakesomerestrictionsonit.Lastly,governmentshouldofferbetterlawprotectionfornewscommunication,includingtheprotectionfornewsfreedomandpersonprotectionfornewscommunicators.Inthefuture,it''''sexpectedthatthenewgenerationyoungpeopleinIndonesiawillimprovetherulesofIndonesiamediaandhaveitenjoybroadenfreespace.

Keywords:IndonesiaMedia;NewsFreedom;DevelopmentandInnovation;Regime;Religion;EthnicGroup;Censor

一、印尼新聞自由歷程的回顧(1945年至2001年)

在西方國家的民主主義社會來說,政治與文化經常都被看為不同領域的現象:高級的文化是高于政治,而低級文化是底于政治的。有關于文化的研究經常都論述一些理論來詳細地描述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系。

在印尼來說,文化與政治似乎都分不開的。在學校,老師在解釋文化時經常也會說了些政治的觀念。所以,從小開始,印尼人民已經把文化與政治混在一起來理解了。

印尼的政治歷史被分為舊制度(OldOrder)和新制度(NewOrder)。所謂的舊制度,就是印尼第一任總統蘇喀諾(Sukarno)統治印尼的那段時間(1945年至1966年);而新制度就是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多(Suharto)統治印尼開始直到現在。

在蘇喀諾(Sukarno)最后幾年的統治之下,他試著利用各種各樣的文化來幫助宣傳他所謂的極端的民主主義政治。他的政治主義有另外一個稱號,叫做”準則民主主義”(GuidedDemocracy)。他和他的”準則民主主義”(GuidedDemocracy)把媒體看成是一種可以以只傳播有關政府正面的報道,來控制人民的思想。這引起了現代文化的支持者的反感。

新制度期間,蘇哈多(Suharto)建議了一種觀念。他覺得一個國家的強大是要依靠著國家媒體的發展。所以身為國家媒體,應該只傳播有利國家發展的訊息、新思想的創新和人民的意見和思想。這樣一來,就可以幫助國家強大起來。自1970年開始,政府已經盼望新聞工作者,就像其他的平民,來支持國家發展的努力。

但是在實行當中卻發生了許多的矛盾。新制度的審查法律只允許報道政府正面消息、支持蘇哈多(Suharto)政體的媒體。新聞工作者只可以寫對政府有利的報道。誰敢寫一些社會腐敗的事實、讓政府失去面子的新聞,都會接受法律的制裁。在蘇哈多(Suharto)領導印尼時,以侮辱政府的罪名,就有很多的新聞記者被關入監獄。自然地,這引起了人民,尤其是大學生的不滿。但是在那時候,很少會發生大學生示威,因為大家都怕被送入監獄。面對這些問題時,政府卻形容印尼媒體是個“自由但負責任”(“freebutresponsible”)的媒體。這樣的說法,就讓他們似乎擁有權利和義務去識別和確認怎樣才算是屬于“負責任”的新聞。[1]

這個問題也反駁了蘇哈多(Suharto)他本身曾規定的新聞界條例。在1982年第21號的新聞界基本法里寫著(UUPokokPersNo.21Tahun1982):“媒體絕對有建設性的控制、批評、和改正的權利”(“Persmempunyaihakkontrol,kritik,dankoreksiyangbersifatkonstruktif”)。而且這條國家新聞界條例也被保證在同一個基本法里第5號:“除了保證外,對人權并不會進行審查和控制”(“TiadanyasensordanpembreidelanselainjaminansesuaidenganhakasasiWarnaNegara”)。[2]

但是還是有一班人勇敢地站出來表示他們的不滿和想法。在1993年12月14日,印尼大學(UniversitasIndonesia)的21位大學生在雅加達的印尼國會大樓前為此事示威。很理所當然地,他們就以”破壞政府的名譽”而被捕。第二天,印尼大學的幾位高級教師被叫到國家教育部來接受審問。這件事震撼了全國,也驚醒了熟睡已久的大學生們。21位大學生的示威和它的隨后真實的報道被視為印尼媒體自由的一個轉折點。[3]

在蘇哈多(Suharto)的年代,多數的媒體是以政治為主題的。當然,內容寫的是政府正面的報道。這也是蘇哈多(Suharto)政體里的其中一個政策。

自從在1998年蘇哈多(Suharto)下臺開始,正式已認識到之前的政治有多么腐敗的印尼媒體,開始察覺到媒體自由在一個走向自由主義社會的重要性。蘇哈多(Suharto)的衰落目擊了嚴厲審查法律和當時控制媒體的國家信息部(DepartmentofInformation)的廢止。

蘇哈多(SUHARTO)下臺以后,接下來的十個月,哈比比(HABIBIE)總統取消了特許制度。他規定了,任何人妨礙了新聞自由就應該受到法律制裁。他也規定了新聞界的自由規范。雖然直到新聞界的道德規范建立了,它用于新聞界的管理制度卻面對了不少的矛盾。

哈比比（HABIBIE）在1999年某一天的新聞記者會里,再一次強調說他決不會干涉新聞界的自由。但是如果我們根據以往的經驗,并不是新聞傳播又會再受到干涉。也許會有其它的方面和事情會為新聞自由帶來不良的影響。假如政府保護的所謂的新聞界的自由而忽視了各種各樣社會的需要,政府也有可能會受到巨大的壓力。1999年的新的新聞界法規(INDONESIANPRESSLAW)批準了700多個新的媒體的建立,比在印尼慶祝第54周年國慶時多了兩倍。但從本質來看,媒體的增加對民眾的新聞自由的實現還是不是很明顯。因為,現在在印尼每天的媒體多數只報有關示威的新聞,和出現了很多沒有品質保證的報紙、雜志、和政治漫畫。這證明了這條新的法規并沒有太大的用處。但在印尼人民的日常生活里,還是很多提議說不但只有新聞界可以獲得發言的自由,人民也應該得到同等的待遇。

瓦希德(ABDURRAHMANWAHID)總統在1999年上臺后,曾經在5月3日的UNESCO和東南亞新聞聯盟(THESOUTHEASTASIANPRESSALLIANCE)典禮上說了這樣的一段話:“政府應該保護媒體使它不要受到不想得到自由的各方面力量的干擾。我的行政會盼望著新聞界自由的現象。”(“THEGOVERNMENTHASTOPROTECTTHEPRESSFROMTHEMANYFORCESWHODONOTWANTFREEDOM.MYADMINISTRATIONLOOKSWITHRELISHONTHEEMERGENCEOFAFREEPRESS.”)。[4]

只是在瓦希德(ABDURRAHMANWAHID)總統確認新聞界自由的三天后,準軍事部隊和瓦希德(ABDURRAHMANWAHID)多年以來領導的基層穆斯林組織卻攻擊了國家的一家最大的日報,印尼泗水(SURABAYA)發行的《爪哇報》(JAWAPOST)。這使《爪哇報》(JAWAPOST)在那天被必關閉了一天。《爪哇報》(JAWAPOST)之前有登出一片批評瓦希德(ABDURRAHMANWAHID)與他親戚的文章就激怒了這些好戰的年輕人組織。之后,《爪哇報》(JAWAPOST)在報紙封面登出了該報的認錯和道歉,但是瓦希得(ABDURRAHMANWAHID)卻為那些組織辯護。

雖然在2000年里沒有發生過印尼新聞工作者被被捕,但是很多關于攻擊和威脅的報道。政治性組織與宗教性組織,包括警察和軍隊在示威當中還是回使用暴力。根據東南亞新聞聯盟的消息,現在的警察只負責對媒介使用暴力的20%。在當年東南亞新聞聯盟(THESOUTHEASTASIANPRESSALLIANCE)收到了幾百封關于誹謗和不正確的報告的投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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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主義與印尼媒介

最近的印尼的媒介民主化已經看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它在政治和印尼民主主義里,到底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之前,媒介的角色是很確切的,它必須反映出政府好的一面,否則它就要接受嚴重的后果了。所謂嚴重的后果就是記者被送入監獄、甚至被殺或者在傳媒界里受到禁止。當中的例子:一位印尼記者,西亞富路頂(FUADMUHAMMADSYAFRUDDIN),因為他寫了政府貪污的調查報告,而失去了寶貴的生命。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在蘇哈多時代,有三個雜志被封閉了包括了最著名的新聞雜志:時代(TEMPO)。時代(TEMPO)，此是因為當時登出了關于政府買了前東德的戰船的爭論,而被禁止的。就算現在審查法律已被取消了,媒介的角色還是很含糊的。

新制度(NEWORDER)的媒體是被政府控制的、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法律過程、甚至于被政府所擁有。十多年前的新制度(NEWORDER)之間,政府對媒體的控制并不像現在那么厲害。由于科技與經濟不斷地改變,所以政府對媒體的控制也增加了。

很多人人為1998年蘇哈多下臺的原因,不只是因為亞洲金融風暴。當時媒體的醒目和越來越強硬的態度也是當中的原因的。雖然,一個自由的媒體可以供給人民訊息,而且也可以幫助決定一個理性的選擇,但是還是不會有太多關于媒體與一個民主主義國家基礎的關系的證據。

一位印尼媒體的高級領導,威圖拉兒(WIMARWITOELAR),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他的同事還是在一間沒有屋頂的屋子里蹲著,擔心著隨時會落下的雨。因此,他們必須繼續寫有關政府的報道,而且也必須“決定他們是要真正的客觀,還是在基礎的正面改造情況下才會變得客觀”(“DECIDEWHETHERTHEYREALLYWANTTOBEOBJECTIVEORWHETHERTHEYWANTTOBEOBJECTIVEINTHESENSEOFBASICALLYBEINGPRO-REFORM”)。[5]

三、印尼新聞界的改革

最近控制印尼媒體的法律并不是很多。事實上,因為缺少政府條規,道德的界限基本上是自覺性的。因此,印尼媒體變成了一個缺乏經驗的團體。這影響到了媒體的自由,和它不再需要經過國家信息部(DepartmentofInformation)的嚴厲審查的作品。所以,這引起了一個問題:如果媒體都在看著每一個人,那么,到底是誰在看著媒體呢?審查法律的廢除對西方國家的觀察者來說,會導致所有的后果必須是有建設性的;自由發言權會導致一個自由社會的建立。盡管如此,自由化不是適合每個國家,而且它導致的后果也不一定是好的。

經過了幾十年的抑制,印尼媒體的重生是件值得慶幸的事情,但同時又是一個艱難的任務的開始。沒有了審查法律,媒體報道公正新聞的責任增加了,尤其是它們的觀眾、聽眾、或者讀者因為之前沒接觸過沒有被束縛的報道,他們的反應會是不同的。自由的媒體會讓眾人從不同的訊息來源來發表他們自己的想法。這樣一來,印尼媒體至少會像西方國家的觀察者所希望的那樣,就是變成真一個正自由的媒體。正如歐樂(Olle)所建議的:在新制度之下,為了要減少和西方國家媒體的差異,“從字里行間體會隱含之意”(“readingbetweenthelines”)是印尼媒體必須擁有的技術。現在,受眾也必須擁有同樣的技術來估計哪些報道是不必或者需要注意的。[6]

一個自由的媒體,特別是在一個發展中的國家里,對該國家會的穩定會帶來兩種影響:正面和負面的影響。西方國家通常都認為自由的媒體會讓大眾可以提高他們個人的能力來建立自己的想法,同時也能夠尊敬其他人的意見。CPJ提議,1999年平安夜發生的基督教堂爆炸案,證明了“盡管有怎樣的危機氣氛,新聞報道的猛擊帶來了鎮定的影響”(“therushofmediacoveragehadasoothingeffect,despitetheatmosphereofcrisis.”)的事實。這件事所指示的是,媒體啟發了事件和避免了謠言的傳播。[7]

但是在許多的亞洲國家里,宗教徒之間和民族之間的沖突一天比一天更加緊張。新制度其間,媒體是被禁止報道有關宗教或民族的。1999年的印尼新聞界法規(IndonesianPressLaw)只是規定了“新聞工作者必須尊敬大眾的宗教和道德規范”(“respectreligiousandmoralnormsofthepublic”)。[8]這又是成了另外一個矛盾:這樣一來,政府和軍隊很有可能又再進行之前的“任務”去限制印尼媒體的報道自由。

雖然CPJ(2000)提議媒體應該在一個危機的氣氛里造出鎮定的影響,

但在另外一方面,一個曾經被政權埋沒的媒體自由,現在卻有煽動沖突的可能性。由于一些障礙和媒體可以自己謹慎地確認一個報道的真實性,媒體看來可以在一個既不穩定,又含有挑戰性的環境里找到新的自由。但是還是要記得:毫無根據的宗教和民族的報道可以煽動沖突。

曾經有過一個關于賄賂的報道。記者,卡拉哈斑(HoesinKalahapan),寫了重造森林資金誤用的報道后,就被綁架,被折磨了至少三次,然后成功地逃到了印尼首都雅加達。這證明記者在激怒的大眾之下,是不會得到法律保護的。很多人把這件殘酷的事實看成是自由媒體的其中一個負面的后果。

專家威圖拉兒(WimarWitoelar)意識到了最近的媒體作品是處于“初期困難”,因為媒體正在從無限的壓制走向完全的自由。威圖拉兒(WimarWitoelar)覺得最近的媒體就像“剛從嚴厲的學校畢業的孩子們,在放假的第一天,他們跑完了所有的沙地。在那其間,他們雖然會遭到一些小麻煩,但是他們還是覺得很自由。”(“It’slikekidsbeingletoutofaverytoughschoolandonthefirstdayofvacation,they’rerunningallovertheplacesandinsomecasesalittlebidoftrouble,butbasicallypeoplearefeelingveryfree.”)。[9]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新媒體報道規定的缺乏對國家帶來了正面性和負面性的影響。可以多讓人民建立自己的想法是媒體自由的正面影響。但是,媒體的自由也會導致在某些人些地方的民族之間和宗教之間的沖突,這樣一來,也會導致國家的分裂。

雖然在1998年,蘇哈多下臺后,多數的正式禁止已經被取消了,但是印尼媒體如果要找到真正的自由還是要經過漫長的掙扎。從之前的不同的觀點和意見來看,還有考慮到現在國內的新聞協會的指示,印尼媒體必須要代表廣泛的社會文化的交叉才會真正地找到完全的媒體自由。在政府少許的插手之下,希望印尼的新聞協會可以幫助印尼媒體的改革,同時也能夠發展國家的文化和結合國家的種族。

結論

1998年5月蘇哈多總統下臺后,印尼的新聞界經歷了許多的改革。雖然印尼新聞界比以前自由了許多,但同時也要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自由”的后果不一定永遠都是好的。新聞工作者本身也不完全受到法律的保護,他們也經常會受到暴力攻擊。

人民希望新聞界得到自由后,會對社會與國家的結合帶來貢獻。差不多每天發生的示威,和許多新媒體作品的出現,證明了新的印尼媒體政策對社會也有相當的影響。

印尼政府還需要盡力解決國內最敏感的問題,就是宗教之間和民族之間的沖突。這個問題已經成了國際的焦點。最令政府懊惱的是,政府不能偏于任何的民族和宗教,所以誰對誰錯是個很難判斷的事情。新聞工作者因此也還不能太直接了當地寫出有關宗教和民族的實情和評論。

印尼新聞界在未來的發展,很重要的一點是看政府能不能對新聞傳播提供較好的法律保護，包括對新聞自由的保障和新聞傳播者的人身保護。如果政府能保證新聞工作者的安全,相信對媒體本身和國家的發展會帶來巨大的幫助。但是,自由也一定帶有負責任。自由的媒體必須對國家要有好處,而不是對國家有害。

注釋：

[1]

heCommitteetoProtectJournalists.IntheCensor’sShadow:JournalisminSuharto’sIndonesia.EastTimor:Dili,1991,p.1.

[2]

Kingsbury,D.CultureandPolitics:IssuesinAustralianJournalismonIndonesia,1975-1993.Sydney:GriffithUniversity,1997,p.25.

[參考文獻]

[1]CommitteetoProtectJournalists(CPJ).CountryReport:Indonesia,2000.

[2]CommitteetoProtectJournalists(CPJ).JournalisminSuharto’sIndonesia.EastTimor:Dili,1991.

[3]Cowan,Edward.NewFreedom:IndonesianJournalistsTreadLightly,IPIReport,No.4,2000.

篇6

電視新聞的邊緣化指的是電視新聞的主題和內容偏離公共事務，逐漸脫離服務于公共利益這一根本社會功能的趨勢。電視新聞邊緣化主觀目的是吸引受眾，其手段主要是“突破”新聞客觀與真實的邊界。內容上主要表現為追求新聞娛樂化，追求事件故事性、情節性、戲劇性，形式上表現為故意設置沖突、懸念，技術上則表現為主持人形象的娛樂化、播出語言的方言化及畫面的“精致”與“炫目”。

“邊界”之爭近年來成為諸多領域中常見的一種現象，反映在新聞領域首先表現為20世紀60年代美國新新聞主義寫作運動，嘗試將新聞寫作與文學寫作相結合，引發了第一次“新聞邊界”之爭。“新新聞工作者運用景象、音響和人物內心的思考。以各自的風格表現了各種各樣的題材。”“雖然它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一般說來，它是利用感知或采訪技藝獲取對某一事件的內部觀點，而不是依靠傳統新聞事業中常用的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問題的標準手法，它還要求利用寫小說的技巧，把重點放在寫作風格和描寫方面。”新新聞主義由于大量借鑒文學手法而遭到新聞界批判，于20世紀70年代銷聲匿跡，而在其存在的10多年間，并沒有被美國新聞界所認可，“盡管新的非虛構性的報告文學出現在各種雜志和書籍中，這場寫作運動沒有擴大到報紙上。”但新新聞主義卻在文學界引起了轟轟烈烈“非虛構小說運動”，甚至被認為是一個嶄新的文學流派，“新新聞主義不僅僅是一個文體問題，它首先是一個新生的文藝思潮，而且迅速地由思潮發展為擁有眾多作家作品獨立的文學流派了。”新新聞主義代表作家湯姆，沃爾夫本人也認為“新新聞主義是美國20世紀以來唯一有重要意義的文學流派”。

顯然，新新聞主義之所以被新聞界“邊緣化”主要是因為其企圖突破新聞的“邊界”——真實與客觀，而代之以文學的真實與客觀。“傳統新聞認為世界就是客觀的外在世界，可以用實在物體來描述。新新聞主義則認為真正的世界并不是外在的物的世界，而是內在世界，在于人的感受和情緒。”

如果說新新聞主義是借助“文學的真實”從外部挑戰新聞邊界的話，那么，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持續了10多年的美國公共新聞運動，可以說是來自新聞界內部的邊界挑戰。

公共新聞還沒有形成明確的概念，但其核心是大眾傳媒的社會角色不再是“冷靜”的旁觀者，而是公共事務的“參與者”、“研究者”、“組織者”、“領導者”等，“其特點是新聞報道與媒介活動相結合，新聞傳播者在報道新聞事實的同時，還以組織者的身份介入到公眾事務中，發起公民討論，組織各種活動，尋求解決問題的對策，使公共問題最終得到解決。”公共新聞運動的邏輯是，既然新聞“客觀性”、“真實性”賴以存在的基石——個人理性已坍塌。那么。“客觀”與“真實”的新聞已無法將非理性個體引向對“公共事務”的關注，那么新聞工作者和媒體應擔當起組織、領導公眾討論、參與公共事務的責任——通過集體理性恢復新聞的應有功能。該邏輯存在的問題是：(1)集體理性如果存在，那么它是被媒體“操縱”的，如果媒體具有代表集體理性的“資格”，那么“民意”所形成的政府應被取消，由媒體行使政府職能：(2)如果集體理性不存在，那么公共新聞運動該何去何從?顯然，取消政府管理公共事務的功能在現階段是不可能的，那么公共新聞運動方向也只能是回歸到傳統。

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公共新聞運動企圖“突破”傳統新聞“客觀”、“真實”的邊界。如果成功，新聞則要么劃入“政府”領域，要么劃入“科學家”領域等，也就是說，公共新聞運動在突破傳統新聞“客觀”與“真實”邊界的同時，必將侵入其它領域，亦如，新新聞學入侵文學領域一樣，可以說，公共新聞運動的實質是取消“新聞”。

我國電視新聞邊緣化的實質同新新聞主義和公共新聞運動一樣試圖突破新聞“客觀”與“真實”的邊界，這一現象已引起了個別學者的充分關注，特別是在紀錄片領域，因為電視新聞入侵了紀錄片的“客觀”與“真實”，使得“紀錄片”變得面目全非，“因此，紀錄片邊界理論必須得出一種清晰而確定性的語言邊界，在影像、廣義紀錄片和狹義紀錄片之間尋找出它們之間語言的差異點，否則，在紀錄片來說，語言之間的界線含混不清導致了許多紀錄片理論研究及其實踐對話層次上的差異與混亂。”電視新聞邊緣化不僅模糊了電視新聞與電視紀錄片之間的界限，也使得電視新聞與其它類型電視節目甚至與電視劇的差異變得越來越不清晰。

電視新聞邊緣化不僅在價值導向上使得電視新聞采編出現重大偏差。而且由于電視新聞突破“客觀”與“真實”的邊界。娛樂功能變得十分突出，從而導致了電視新聞節目與文學、電影等藝術的功能區分度降低。

篇7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經濟全球化，作為世界生產力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勢必對全球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將產生深刻的影響。加入WTO以后，我國更多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因此，必須認真的研究和把握好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各方面的影響。新聞傳媒本質上屬上層建筑，是社會的穩定器。對于經濟全球化對新聞傳媒發展、變動所帶來的影響，我們要正確地認識，更加積極地應對，把握主動權。這樣才能在新的形勢下使我國的新聞傳媒更好地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

一、經濟全球化對世界新聞傳媒發展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和全面發展，必然要求各個領域與之相適應；跨國物流、資金流、人流的迅速增長，也必然要求信息流有相應的增長，這既有數量上的要求，也有質量上即傳播速度和信息內容深度上的要求。經濟全球化在真正意義上實現了全球性的經濟聯系和世界范圍的市場，它對世界新聞傳媒格局的變動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1、形成了一批跨國傳媒公司。這些跨國傳媒公司基本上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如澳大利亞的默多克所的新聞公司，美國的時代·華納公司，這些跨國傳媒公司都有多種新聞傳媒產品，其電視網、報紙、雜志銷售網遍布世界，有的是直接銷售自己的傳媒產品，有的是采取與當地合作的形式銷售傳媒產品。傳媒的營收也是國際性的。美國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2002年的《富媒體，窮民主》一書說，“時代華納和迪斯尼公司在美國國內仍然有相當可觀的收人，但是，在近十年里，它們的大部分收是來自非美國市場，其他媒介公司也步其后塵，到海外尋求發展”。

2、大規模的新聞信息的跨國流動。英美共有的路透社TV和WTV向世界所有電視臺發送電視新聞；美聯社每天向全球各報刊發送文字新聞2001萬字，新聞圖片120萬張以及350家電視新聞用戶。規模和數量都遠遠超過以前的簡單新聞信息的交換。國際貿易規則已將新聞傳媒跨國經營列入市場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如WT01997年規定，加拿大不可以禁止時代華納的《體育畫報》在其境內發行加拿大版本。近年來，一些國際貿易談判已將媒體市場開放作為一項重要內容。

3、全球范圍內新聞傳媒市場壟斷局面逐漸形成

全球經濟發展規律對新聞傳媒的發展和變化產生的制約、影響作用日益明顯，新聞傳媒市場集中甚至壟斷局面也逐漸形成。一是大公司和跨國公司開始涉足新聞傳媒領域，參股或收購新聞傳媒企業，二是新聞傳媒進人資本市場，兼并浪潮興起，新聞文化傳媒巨頭迅速崛起。1970年，西方各國還有125個擁有報社的集團公司，到了90年代西方各國重要報刊已落到不到30家大公司手里。

4、商業行為向新聞傳媒全面滲透

經濟全球化推動新聞傳媒向產業轉變，因此，尋求自身資本的增長成為新聞傳媒的一個重要目的，利益驅動取向越來越明顯。一是商業信息在跨國新聞信息的傳播中比例越來越大，成為重要的新聞傳媒產品。二是新聞傳媒內容的娛樂化。美國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在《富媒體，窮民主——不確定時代的傳播政治》一書將公民政治意識減弱、選舉投票率低歸結為傳媒的娛樂化，認為“媒體的娛樂化減弱人們的政治興趣”。

5、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技術進步大幅度擴大了新聞傳媒的市場

經濟全球化，是一個不斷開發、擴大市場，增加商品交易、商品輸出的過程。這一趨勢同樣發生在新聞傳媒領域。據一些研究者提供的資料，新的媒體，較之舊媒體，不僅擴張了信息交流的范圍，加快了信息溝通的頻率，還增加了受眾人數。以美國為例，報紙和雜志的讀者總數約為1.63億人，占全美人口總數的近60%;而全美廣播聽眾家庭戶為9440萬戶，占家庭戶總數9699萬戶的97%；電視用戶則達98%。

二、經濟全球化下中國新聞傳媒所面臨的問題

中國新聞傳媒要融入國際化，還有相當的路程，中國新聞傳媒所面臨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有些問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難以解決。

1、傳媒觀念的滯后

中國的傳播觀念一直是中國進一步發展的老問題、大問題、敏感的問題。半個世紀以來，我國傳媒按照計劃經濟方式運作，一切由國家包下來，國家撥巨款扶持傳媒，傳媒是附屬的“事業”單位，成為“有冕之王”和政治的助手。

實際上，在改革開放大潮的推動下，傳媒雖表面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與工具，保持與黨和政府的政治一致性，但實際操作上已有很大的變化。例如隸屬于上海廣電局的“東方明珠”于1994年2月成為上市公司，每年利潤回報數千萬元。但從理論上講，這些產業仍是，是國家事業單位，是“限制性或壟斷性的行業。”魏永征教授在《中國傳媒業利用業外資本合法性研究》一文中指出，按照中國現行法律，“中國傳媒單位是事業而不是企業”。這些都是由于傳播理論、傳播結構、傳播體制的現狀決定的。問題是，在加入WTO后，在經濟全球化、信息一體化的背景下，中國傳媒作為“喉舌”和“工具”的“事業單位”究竟有無影響。

2、經營觀念的誤區

媒介經營產業化、市場化、集團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聞傳播學界與業界的關注點。雖然有高層認為不擬提產業化、市場化、集團化，但隨著我國融入國際步伐的加快，已難以回避了。傳媒作為產業不進入市場，就不可能真正成為產業，而只能叫“事業”。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利益驅動下，媒介開始了從經營廣告開始的市場化進程，并從實踐中認識媒介走向市場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我國現行傳媒政策對傳媒的市場準入缺乏從理論到實踐的支持，而不少人對傳媒走向市場后的發展張力和空間缺乏分析和預測。

競爭是傳媒發展的真正動力。五十年代初，我國只有百余家報紙和百余家廣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已有報社、廣播電視臺幾千家，以及一批網絡媒體，以開拓傳媒的廣告市場為突破點的傳媒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媒介初步認識到傳媒產業的高回報率，即陽光產業。當前，聯盟、整合、兼并遠非中國傳媒的主流趨勢，雖然媒介集團已出現一批。這些媒介集團，也還不能說已走向市場。如果傳媒的重組靠政治權威主導，媒介的競爭不可能公平地、市場化進行，集團化也只能是以政治目標為主、兼顧經濟利益的聯合。

3、結構與體制的頑疾

我國的經濟模式是國有（即全民）、集體、個體、外資、合資等，但傳媒卻只有公有制一種形式，傳媒業至今仍是必須經過嚴格審批才能進入的行業。雖然在某些地區、某些媒體或明或暗介入中國新聞傳媒業，單“廣東的報紙或明或暗與企業有合作關系的已有30多家。”

傳媒作為國家的“事業單位”，國營性質，國家投資，黨委管理，這種體制和結構下的傳媒業曾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在國際信息一體化的形勢下，西方媒體大國對傳媒市場的占有欲越來越強，媒介市場資源的分割與競爭越來越激烈，我國媒體發展受市場影響也越來越大。如果我國媒體不把自己融入市場軌道，就有可能失去市場競爭力，包括受眾市場、信息資源市場。進入市場的關鍵是思想上的轉變，即要樹立媒介經濟意識、媒介市場意識、媒介競爭意識，把媒介發展作為經濟發展的一部分，而不是僅僅作為意識形態的內容，把政治上對媒介的控制逐步變為政治的和法律的管理與制約相結合，變為宏觀的調控。

4、傳媒勢大力薄

全國有報紙2200多家，刊物8000多家，廣播電視臺3000多家，近20家媒介集團，這樣大的媒介市場，世界上是少有的，但就實力來說，卻是“勢不單力薄”。以報紙為例，美國《紐約時報》每天平均廣告額為1000多萬美元，最多一天可達1700多萬美元，也就是說《紐約時報》一天近億元人民幣的廣告額，幾乎等于中國第一大報《人民日報》一年的廣告額。

中國傳媒的勢大力不大的原因固然很多，中國媒介一直吃“皇糧”，沒有競爭對象，從未擔心“斷糧”，充滿自信和優越感。如今要融入國際，才發現是小巫見大巫。其次是中國傳媒的單一產品模式，搞圖書出版發行的不能辦電視臺，紙質媒介不能搞電子媒介。因此，中國傳媒的主要收入來自廣告和出售媒介產品。

三、經濟全球化下我國傳媒發展的應對策略

對經濟全球化世界新聞傳媒新變化應對策略的考慮，不應局限于傳媒本身，而應站在國家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整體的高度作宏觀的把握。筆者認為，我國應對經濟全球化下世界傳媒發展的新趨勢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大力提高新聞信息產品的競爭力

新聞輿論作為“軟勢力”就是“通過說服別人追隨自己，或使別人同意自己的規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來使別人產生自己所想經的行為”。目前，西方跨國新聞傳媒發展和西方新聞信息產品大量沖擊世界市場，對此，發展中國家既要提高新聞信息產品量的規模也要進一步改善自己新聞信息產品的質量，才能起到平衡作用。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要大力提高新聞信息產品的競爭力，要形成我們自己的新聞輿論影響。在具體策略方面，對外，要主動出擊，提高國家影響，應對跨國新聞傳媒出現的需要；對內，要增強我們政策影響力，爭取群眾，維護社會穩定，提高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需要。

2、大力培養新聞信息產品的產業

承擔著資本經營和社會整合雙重功能的當代中國傳媒產業，日益從只注重傳播的傳統觀念向重視經營發展。并且，隨著擁有資金、人員、設備和技術優勢的西方媒體的進入，中國傳媒產業將面臨的是沒有退路的競爭。那么，長期“事業性質”、“”的中國媒體該怎樣適應全球化的趨勢，怎樣在國內市場經濟中站穩腳跟，怎樣在國際市場上分得一杯羹呢？集團化是中國傳媒的大勢所趨，自1996年國內出現了第一個媒體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以后，媒體集團就如雨后春筍般，不斷冒出在中國的大地上。傳媒集團使資源得到重組，優化了資源配置也優化了管理形式，增強了市場競爭力。就目前中國廣播電視集團來說，其機構之龐大，人員之眾多，在世界上堪稱一流。但有一點是我們不能忽視的，相較之新聞集團、哈勃·珂林斯出版公司等國際傳媒大王，論資金實力、新聞傳播作品的質量和影響力、在國際輿論界的地位，它無論如何也排不到世界前列。大量的地方性媒體集團除了能在本地有所作為，基本上沒有走向世界的可能。

3、形成國內新聞傳媒市場合理的發展環境

市場競爭規則既有其活力，但又有盲動性，對新聞傳媒也是如此。隨著國際新聞傳媒涉足我國市場，以及國內新聞傳媒市場的形成，競爭的盲動性、破壞性也會加大。我們要改變以往的管理模式和思維，變重審批為重監管，要把加強日常的監督檢查作為新聞傳媒管理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加強和健全制度和工作機制的建設，形成有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發展的工作方法、辦法，扶持合理的競爭，處罰違規行為，培育和維護好國內新聞傳媒發展的市場秩序。

4、設立必要的市場準入機制

世界新聞傳媒北強南弱等不合理的秩序是長期的歷史形成的。當今，在西方文化傳媒不斷滲透和對先進文化傳播技能的運用，已經影響或導致了部分民族和國家文化的變形與失蹤。對此我們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必要的應對辦法，決不能讓西方新聞傳媒借市場化，以其現有的強勢，無規則地進人我國內市場，沖擊我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核心價值。要未雨綢繆，有針對性地加強法制建設，設置必要的門檻和市場活動規則，為日常的監管工作提供必要的法制手段和條件，維護我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保護我國內新聞傳媒的發展壯大。

參考文獻：

[1]徐寶璜：《新聞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

篇8

作為大眾傳媒中一種重要的媒介傳播形式，新聞報道在為人們提供信息的同時又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行為和習俗。而報道事實是新聞的本源，這使得新聞本身必須具有強烈的客觀性。著名學者李希光指出：“新聞報道的致命錯誤就是讓編輯、記者主觀的價值判斷或偏見不加掩飾地展示在受眾面前，因為一旦讀者與你的價值判斷相左，他們就會對你的報道產生反感和厭惡情緒。”因此，高明的新聞制作者們會利用語言本身的特性或語篇結構的安排，隱諱地表達出自己的立場和態度，便成為了新聞語言中隱含的主觀性因素。

主觀性(subjectivity)是指語言這樣一種特性，即說話人的語言表達含有說話人“自我”的表現成分。即說話人在說話時表明自己的立場、態度和感情，從而在話語中留下自我的印記。新聞話語中的主觀性以一種隱性的態勢在被閱讀的過程中影響著讀者的思維和判斷。有效地對新聞話語中的主觀性進行分析和辨別，能夠幫助讀者培養對語言的敏感性，增強他們對新聞話語的反控制能力。以往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學領域，對非文學領域的主觀性研究還有所欠缺。而對新聞話語的主觀性分析，主要通過以下幾個層面：

一、詞匯(lexis)

按照功能主義的方法leech(1981)把意義分為七種：概念意義(conceptualmeaning)、內涵意義(connotativemeaning)、社會意義(socialmeaning)、情感意義(affectivemeaning)、反射(折射)意義(reflectivemeaning)、搭配意義(collocativemeaning)、主體意義(thematicmeanlng)。其中，情感意義是指說話者或作者情感和態度的傳達。所以，詞義是多功能、多維度的復合體二即使一個詞的指稱意義(概念意義)相同，也可能會引起讀者不同的情感反映。因此，詞匯的選擇，為作者表達主觀性提供了最常用也是最簡潔的途徑。新聞標題中的形容詞和副詞常常最能體現作者的主觀性傾向，讀者往往能夠通過一兩字的點睛之筆，很快地抓住一條新聞的主要態度和立場。

例如：1.火箭的習慣性崩潰。(《北京晚報》2007年11月6日)2.演習繼“漢光”后又出烏龍：魚雷試射再敗(中國新聞網，2005年10月26日)

定語、狀語位置上的形容詞、副詞使得被它修飾的中心詞詞語意義更加具體生動，它們承擔著表達作者主觀態度的重要語用意義。例1的“習慣性”一詞不僅表達了火箭隊的“再一次，又一次”失利，同時體現了作者的戲謔和諷刺。例2中的副詞“又”和“再”與例一中的作用大抵相同，表明新聞中作者對演習的態度，“只有意料中的失敗”。

二、句子(Clause)

在句子層面，作者的主觀性主要體現在句式的選擇和運用方面。首先看一些特殊句式的運用：1.首都機場可“空中報關”貨物未到港手續已辦完。(《中國新聞網》，2005年9月12日)2.“納西里耶戰斗英雄”被打死在美國自家后院。(《中國新聞網》，2005年10月10日)3.中國防長：若發生，大陸將采取斷然措施。(《聯合早報》，2007年11月6日)

例1中的“未……已……”，未然與已然兩種時態成正比，突出了首都機場的高效率，表達了作者對其贊揚的正面立場。例2的被動句式，重點強調了受害者的悲慘遭遇，表達了新聞編輯者的同情。而例3的讓步條件狀語從句，則凸現了中國大陸在對待上的堅定立場，使人讀起來鏗鏘有力，勇氣倍增。

三、修辭(figureofspeech)

新聞報道雖然不同于文學作品，更傾向于依靠客觀事實，但若新聞只是死板的堆積字符連接和數字堆積，不但難以引起讀者的閱讀的欲望，更加無法使讀者獲得有效信息。因此，新聞話語也會運用適當的修辭技巧，在報道客觀事件的同時，傳達作者潛藏的主觀判斷。

對比：新聞中的對比通常通過數量來實現。例如：一個25歲中國姑娘和她的4場閃電異國情愛。(中國新聞網，2006年5月)

此例中，雖然前面的25和后面的4場對比數量要大，但是對于年齡范疇中的25和婚姻經歷中的4，前者顯然是個小量，兩者相比體現了作者意圖突出此事件的不尋常性。

比喻：比喻是最常見修辭，在新聞語言中，比喻的出現使某些行為更形象：例如：七名選手掉進了“尿罐子”。(《大連晚報》，2002年2月10日)

此例是個事件比喻，運動員因藥檢呈陽性而被取消參賽資格，“尿檢”換作“尿罐子”不僅幽默戲謔，而且輕松表達了作者的不認同。

設問和反問：比如：招聘女文員以身高定工資是何目的?(《重慶晚報》2007年11月6日)又如：惟有扣分才能育德?(《中國教育報》，2004年7月14日)

只問不答，讀者不用去正文內找答案也可體會出作者的態度，將觀點隱含于強烈的語氣中，既吸引讀者注意，又贏得了共鳴。

新聞源于事實，但決不等同于事實。新聞報道是新聞制作者對客觀事實的選擇、記錄、加工的結果，他們總是積極地運用語言技巧來認識和“再現”這個世界。而讀者則同樣可借助這些語言學的方法，深入剖析新聞語言制作過程中遣詞造句，謀篇立論的每一個細節，發掘出深藏于語篇之中的作者的主觀意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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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媒體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介入分析

全媒體通過提供多種方式和多種層次的各種傳播形態來滿足受眾的需求，使得受眾獲得更及時、更多角度、更多聽覺和視覺滿足的媒體體驗。在法制社會中，新聞媒體成了社會政治因素與社會勢力的主要表現形式，逐漸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之中，成了主要監督工具。新聞媒體介入公共危機管理，在傳播信息、傳遞知識、反映社會輿情的同時，也成了大眾交流與討論的主要平臺，對公共危機管理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1.及時反映社會輿論，積極引導社會輿論

輿論在無形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成為了一種社會現象、社會力量，無論是對社會的發展還是政府的管理都產生相應的社會壓力，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開始重視新聞媒體，并且在制定規章制度、解決社會問題的時候從新聞媒體報道的角度出發。但是，由于我國政府掌握的資源有限，面對的社會問題錯綜復雜，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有效利用資源則離不開新聞媒體。新聞媒體能夠將局部比較典型的事件及時轉移到公共問題中，經過新聞媒體的報道，反映社會輿論，讓政府將比較分散的、潛在的公眾意愿上傳，從而在短時間內轉化成比較明確的政策需求。

2.及時傳遞危機知識，促進對大眾的教育

新聞媒體能夠及時傳遞危機知識，加強教育，開闊視野。根據新聞媒體的三大功能，可以得知新聞媒體具有文化傳遞的主要功能，在公共危機管理中將危機知識及時傳遞給大眾。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新聞媒體在及時傳遞危機信息的同時，也在短時間內傳遞危機知識，部分新聞節目邀請權威專家，為大眾解答地震發生的原因，地震發生之后造成的影響，并講解地震來臨時的自我保護方法。因此，新聞媒體具有教育功能，教育形式多樣，教育內容豐富，不僅可以提高大眾對學習的興趣，也從根本上增強了大眾對公共危機的認識與理解。

3.新聞媒體介入提升政府形象

從政府的角度分析，公共危機可能是災難，也可能是轉機，在發生危機之后，政府及時對危機處理政策、危機處理策略進行調整。新聞媒體的傳播渠道具有可靠性、有效性，大眾利用新聞媒體能夠及時了解政府制定的危機應對策略，并將自己的意見及時反饋給政府。因此，新聞媒體的積極介入能夠加深民眾對政府的了解，提升政府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此外，新聞媒體對危機事件的報道，為公共危機管理奠定物質基礎，引導受眾積極支持公共危機管理工作。

4.新聞媒體介入成為緩解公共危機的主要手段

新聞媒體的信息傳播速度非常快，涵蓋信息量大，影響范圍廣，能夠在短時間內對公共危機事件進行剖析。從非典時期的全民行動引發的思考，再到總理為民工追工資等等，均體現出新聞媒體對公共危機管理的重要作用。此外，各類公共危機事件在經新聞媒體報道之后，能夠及時將相關信息傳遞給廣大受眾，促進政府及時解決公共危機事件。因此，從整體角度分析，新聞媒體在公共危機管理中不僅是化解危機的實施者，并且也是促進我國傳媒發展的主要動力與載體。

篇10

當前我國正經歷著空前的社會轉型，轉型的核心是從非市場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其目的則是借建立市場經濟牽動引發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領域的現代化。而就國民經濟總體而言，在不同領域、部門、地區，市場化程度并不相同。因此，敏銳地把握本地區社會轉型的不同階段出現的問題并給予及時的引導與解決，并形成整個社會的良性互動，使地區性綜合日報的趨勢日益明顯，其優勢及帶來的巨大經濟、社會效益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青睞，但從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弊端同樣令人堪憂。

但從《南方周末》、《華西都市報》、《羊城晚報》及《楚天都市報》的發展經歷來看，其成功的運作有目共睹。因此，地方報的發展潛能不可估量，其勢頭之猛銳不可擋，當然其優勢更不可忽略。

既然是地方級綜合性日報，那么，地方性新聞必在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地方性新聞也叫本土新聞，屬新聞的一個種類，是根據報道的領域范圍來分的，以傳媒所在行政區為根據。彭菊華所著的《新聞學原理》中指出：“除了高度專業化的傳媒以外，又通常以本土新聞為主，非本土新聞為輔。本土新聞為主直接指向本土化新聞和新聞本土化，這是新聞傳媒和新聞傳播的一種基本策略，是新聞的本質和特征決定的。”

在當代眾多新聞傳播著作中，不難發現，對于中國新聞改革的探索腳步從未停止，而是日漸加快。學者們對于地方化報業的關注尤甚，都可以說予以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改革意見。羅以澄教授在《自選集：新聞求索錄》的《武漢地區新聞傳媒的精品打造之路》一文中表示：地方性傳媒“危機并非多慮，優勢并不必然”；李良榮教授則表示很有信心：“在這一片跌宕中，我特別看好地方級綜合性日報。地市報在所有報紙中最具有發展前景。我相信，地市級報紙必將異軍突起，蒸蒸日上。”

那么，地方報為什么最具有發展前景，它究竟具體有哪些方面的優勢呢？

1、獨特地域優勢。相當數量的人口和不斷發展的經濟應該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再加上地方報在地方的群眾基礎較好，建立了遍布城鄉的發行網絡，報紙的發行因為距離近，相對成本較低，因而可以實現以最快的速度投送報紙。地方報在所屬縣區大多建有記者站，因此，地方報在新聞信息選取上有更多自。

2、當地群眾優勢。地方報在當地群眾基礎通常較好，人們已習慣認可了它的權威性。長期辦報經驗積累，使地方報對當地讀者的需求、習慣、閱讀口味了解得十分清楚，特別是那些區域性經濟新聞、本土新聞，更能成為自己的特色菜。因而在受眾分割上，可以得到更多讀者的青睞，讀者也能從這些具有相對性的信息中得到有效需求，提高獲取信息的效率。

3、地方報的指導優勢。報紙對于地方工作的知道會更具體、更具有針對性。貫徹黨、政府的方針政策必須結合本地實際，因地制宜。地方性新聞在地方報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其具有當地特點的報道對于本地區的改革建設意義非同凡響，并且更是一種監督與及時的引導，地市一級獨具特色的經濟結構形式，使報紙對于地區工作的了解從實際出發，具體而微。

當然，地方媒體的“危機并非多慮”，地方性新聞傳媒在發展過程中，隨著市場經濟浪潮跌宕起伏，其弊端突出地擺在我們面前，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