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宏觀經濟政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2009年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1％，投資同比增長33.5％，消費同比增長15％，進出口同比下降23.5％。從統計數字看，中國經濟確實回升，但基礎尚不穩定。針對2009年前8個月經濟回暖的宏觀經濟形勢，現在有人開始討論經濟到底呈“V”型、“W”型還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經濟回暖軌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確研判當前經濟形勢的基礎上，研討下一階段經濟政策。按照經濟發展周期波動規律，宏觀經濟總會見底反彈，因此我們更要前瞻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考慮經濟企穩后的經濟政策，甚至“十二五”規劃的中長期政策制定。筆者認為未來的政策重點應是：(1)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2)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3)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4)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5)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工具更好相互協調。

一、國際宏觀經濟基本走勢

(一)全球經濟失衡，全球化進程放緩

全球經濟失衡主要體現在一些國家出現大量貿易赤字，與之相對應的是一些國家大量貿易盈余。之后，全球經濟失衡的范圍擴大到整個經濟領域。當今世界，全球經濟失衡的表現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持續出現貿易逆差和資本逆差，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主要產油國家經濟增長卻保持較快速度，持有巨額外匯儲備。隨著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演變，主要發達國家需求還在下降，尤其是消費需求低迷，經濟失衡仍將持續，全球化進程減緩。

(二)全球增長模式轉型，凸顯新增長點

人類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開始吃熟食，前提是人類掌握了取火技術。人類取火始于鉆木取火，實際上取的是碳基能源。從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術約束下，碳基燃料對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氣候變暖。為了應對氣候變暖，一些專家建議未來能源開發的重點應該轉向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一些大國正在新能源領域開展大量研究，力圖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發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這些國家在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將占領新能源標準的制高點。客觀上，這些探索促進了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一些專家認為這也是未來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重現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未能發揮應有作用，盡到應有的責任。國際社會開始通過對話建立一個新型的國際金融體系。無論是超貨幣體系，還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將對美元主導格局形成挑戰。在此背景下，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正逐步得到增強。中國本著負責任的立場，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起到了穩定器作用。

(四)金融與實業并重，構建新的宏觀監管體系

此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金融創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啟動國內消費需求替代、彌補國外消費需求不足的同時，根據本國比較優勢發展一些制造業，帶動國內就業，把金融發展落到實業上。也有專家認為，錯誤的宏觀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在危機來臨時，美國過度擴大消費信用以及過度相信市場都是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國將會重新審視過去的宏觀政策決策程序和機制，構建新的決策程序和機制，通過建立新的監管機制加強宏觀政策管理和微觀領域監督。

二、中國經濟宏觀形勢基本判斷

據世界銀行《中國經濟季報》(2009年6月)報告，工業化國家金融市場開始出現趨穩跡象，全球經濟初步呈現回升趨穩態勢，但是仍然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復蘇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該報告還指出，目前斷言中國經濟快速穩健復蘇尚早。另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經濟出現回暖跡象，有望率先實現經濟復蘇。但是，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結構不平衡問題。

(一)GDP小幅增加，財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13.99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個百分點。第一季度全國GDP總量6.5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1％，第二季度7.41萬億元，同比增長7.9％。6、7、8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分別為6867.47億元、6695.91億元、5237.4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9.6％、10.2％、36.1％。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長顯現出經濟回暖跡象，但是中國經濟復蘇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消費增長潛力凸顯

1～6月，城鄉居民收入繼續增長，轉移性收入增幅較大。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長9.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2％。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2733元，增長8.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1％。居民消費價格繼續下降，生產價格同比降幅較大。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環比下降0.5％)。8月，工業品出廠價格環比上漲0.8％，已連續5個月上漲。前8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88萬億元，同比增長15.1％，比前7個月加快0.1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消費需求提升，消費能力提高，凸顯消費潛力。

(三)發電量和用電量雙回升，人民幣存貸雙增長

6月，全社會發電量同比增長4.7％，用電量增長4.3％。發電量和用電量上升既有經濟回升的因素，也有氣溫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57.67萬億元，同比增長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38.52萬億元，同比增長34.11％，環比增長了0.16％；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57.37萬億元，同比增長27.43％，環比下降1.13％。貨幣供應量增長28.53％。

(四)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房地產價格小幅上漲

2009年1～8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1.3萬億元，同比增長33.O％。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貸款，2009年前8個月累計新增信貸規模8.15萬億元，同比多增5.04萬億元，比中國所有銀行過去兩年的貸款總額多，其中7、8月份分別為1650億元、4104億元，受央行政策影響，增速減緩。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環比分別上漲0.6％、0.8％、O.9％、0.9％。從200個主產縣8月20～31日主要農產品價格變動情況看，包括肥豬在內的5種肉產品均上漲。房地產價格上升和主要農產品小幅上漲表明，過度的、甚至投機性的惡性貨幣投放，可能對未來形成溫和的通脹壓力。

(五)經濟結構不平衡仍然存在，潛在隱患不容忽視。

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不平衡，消費、投資與儲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約經濟平衡增長。以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例，1978年城鄉收入之比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進一步擴大。經濟結構不平衡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矛盾。這種不平衡不斷積累，將會降低經濟社會發展系統的整體協調性，一旦超過臨界點就會形成失衡狀態，激化潛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和危機。

三、科學研判經濟形勢，及早規劃前瞻政策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醫治好重病后，調養很關鍵。近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從“兩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長”，與之相對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穩健的和從緊的轉向積極的和適度寬松的。經濟危機總會過去，那么，下一步中國應該思考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將“十二五”規劃與“十一五”規劃穩步對接。

(一)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

一是產業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環保汽車、生物工程等為突破口，占領新興產業制高點，發展低碳經濟。重點開發可再生生物質能源和風力、水力、太陽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區域發展戰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發展戰略，提升城市競爭力。隨著經濟全球化加深，中國的城市群參與國際分工越來越廣泛。研究表明，國外資本對中國投資將主要依據現代城市群的經濟結構和競爭力進行戰略布局。今后，應提高中國城市群發展速度和質量，配套制定相關的法律制度、空間規劃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內，培育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企業和產品。三是決策機制方面，構建科學、民主決策機制，降低決策風險，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競爭力。現代社會的公共風險需要政府及時、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對政府科學決策機制提出了挑戰。政府應科學論證、合理規劃，提高決策效率、降低決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中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種所有制市場結構。但是，仍然有部分壟斷行業和公共服務部門產權結構單一，進入門檻高，民間資本進入空間窄。除行業外，無論是自然壟斷行業，還是行政壟斷行業，提高市場化程度，推行產權多元化改革，是實現產權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比如鐵路、電信、電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應打破行業壟斷，推行公共事業單位改革。政府應主要通過制定市場規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一些社會事業部門，比如體育、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也應允許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作為工業化中期的國家，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在第二、三產業。在美國，到工業化晚期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超過80％。2008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0.1％，低于第二產業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1.3％，低于第二產業比重。中國離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尚有距離。

(三)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

繼續加大推進資本市場培育力度，開展多種形式的資本市場創新。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力度，擴大三板市場試點范圍，解決創業投資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關鍵是健康的金融體系。在生產全球化、貿易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國家的金融市場都很難獨善其身。加強金融監管、促進金融合作以及增強金融抗風險能力是一國金融立足國際金融市場的關鍵。一是完善金融監管機構和體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創新監管體系，防止過度套利行為發生。二是加強國際金融合作。進一步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多邊外匯儲備庫建設等多種形式的區域金融合作，并適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三是增強金融機構和體系風險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機后的恢復時機增強中國金融機構和體系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實現外匯資產保值增值。

(四)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

經濟復蘇后，過渡時期應逐步轉向實施適度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而轉向穩健的財政政策。未來財政工作的重點不僅僅是切好蛋糕，更應該注重做大、做強蛋糕，在財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樹立大財政思想，既要有財，更要有政。既要保證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又要不與民爭利。正確處理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關系，做到國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從稅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點是擴大稅源，保證稅收增量漸進發展。一是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為了改變長期以來實行的資源低價政策，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資源，資源稅改革應在經濟復蘇后擴大征收范圍。二是試行個人所得稅轉型，探索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個人所得稅制。當前的個人所得稅征收主要是以分類征收為主，沒有達到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個人所得稅改革應著力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三是試點物業稅。在繼續物業稅試點評估“空轉”的基礎上，進行分層價值評估，適時推出物業稅。四是繼續做好增值稅轉型工作。增值稅轉型有利于改變重復征稅，減輕企業稅負，提升企業競爭力。

篇2

信息經濟學的產生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共同點是以物質產品及服務的生產、流通、分配及相關活動為主要對象，因而被稱之為物質的經濟學。[1]在傳統經濟學中，信息如同空氣、陽光一樣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經濟成本。同樣，廠商、消費者、投資者和政府等經濟行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處理能力，所以經濟行為者的選擇是確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經濟學之外。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經濟行為者不僅不具備完全信息，而且處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這與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設發生了矛盾與沖突。信息經濟學正是在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經濟學評論》一文中，批判了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論，提出了信息搜尋的概念。斯蒂格勒認為，經濟行為主體掌握的初始經濟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這就決定了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經濟主體要做出最優決策，必須對相關信息進行搜尋，而信息搜尋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與成本、產出聯系起來，提出搜尋概念及其理論方法，是斯蒂格勒對微觀信息經濟學的主要貢獻。繼斯蒂格勒之后，著名經濟學家K·阿羅(K·Arrow)對不確定性條件下的經濟行為進行了開拓性研究。他認為，信息經濟學是不確定性存在情況下的經濟學。在他看來，不確定性具有經濟成本，因而不確定性的減少就是一項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為一種經濟物品來加以分析。阿羅十分簡潔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經濟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對不完全信息進行了精確的數學描述，用“信息結構”一詞來描述經濟決策利用信息的復雜分布及其與決策的對應關系，等等。搜尋理論后來經過薩洛普(S·Sulop)、截維德和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統地發展，成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基礎理論之一。眾多著名經濟學家在不完全信息經濟分析領域的創造性成果，諸如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決策、對策理論、非對稱信息概念以及價格分散理論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經濟分析成為一個獨具特色的、有巨大影響的經濟學領域。

隨著人們對信息經濟的關注，研究的視野逐漸從微觀領域轉向宏觀領域。1962年，弗里茲·馬克盧普《美國的知識生產和分配》的出版，標志著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的產生。1977年，馬克·波拉特《信息經濟》（九卷本）提出信息經濟測度的波拉特范式，極大地豐富了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20世紀80年代后，在美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英國和新西蘭等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日趨成熟。

經濟學者將信息要素納入發展經濟學分析框架中，使宏觀信息經濟學獲得了與傳統理論截然不同的結論。羅伯特·索洛在20世紀50年代創立的生產函數理論，試圖說明經濟發展取決于投入的資本和勞力數量。但是，過去20年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并非如此，例如，發達國家增加投資快于增加人數，投資收益并沒有遞減。針對這種現象，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認為，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基本要素不僅僅是資本和勞力，而應該是四個基本要素，即資本、非技術勞力、人力資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識構成生產要素之一，它像資本那樣必須以放棄當前消費為代價才能獲得，知識（教育）滯后將嚴重影響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因此，國家必須像對待基礎設施投資那樣對知識及傳播知識的教育機構進行投資。由于知識投資長期效用的干預，經濟長期發展中可能出現良性循環趨勢，即投資促進知識生產與傳播，而知識生產與傳播獲得的效用又促進投資。這意味著投資的持續增長可以長期提高某個國家的增長率，這個結論正是傳統理論所否定的。目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最大差別已經不在于資本與設備，而在于知識與信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正在由資本依附轉向資本與信息的雙重依附。

信息經濟學中的不對稱信息理論(asymmetric  information)是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威廉·維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論。他們分別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對稱信息對交易所帶來的影響，并提出了相應對策。此后30多年來，不對稱信息理論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由此而產生的對策理論為經濟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為如此，這兩位經濟學家于1996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三位美國經濟學家又一次因為在“走進現實生活的信息經濟學”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貢獻，分享了這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2]他們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喬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學的麥克爾·斯澎斯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三位經濟學家在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假設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經濟學理論，解釋廠商、工人和消費者的行為，奠定了信息經濟學的基礎。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時也是新凱恩斯主義學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論界對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研究存在著兩種不同的主張。[3]一種主張是按照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從市場不確定性角度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另一種主張是按照信息產品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來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從研究的整體情況看，前一理論體系似乎更多地為人們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這一主張來構建信息經濟學的整體框架，也還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為信息經濟學“三分法”，即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傳統框架出發，將信息經濟學劃分為三個部分：微觀信息經濟學、宏觀信息經濟學和產業信息經濟學。微觀信息經濟學主要以個別市場主體為基本分析單位，考證信息對市場均衡、勞動市場供給、消費者行為以及市場機制等一系列微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分析信息資源配置和微觀信息市場的效率問題。宏觀信息經濟學則從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層面出發，論證信息對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影響，研究信息與財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間的關系，探討信息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產業經濟學著眼于對信息產業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術產業化、信息產業基礎與結構、信息產業國際化、信息資源與經濟增長等方面的內容。按照這一思路，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能夠較好地與傳統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體系相銜接，不僅能夠清晰地勾畫出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之間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論體系與內容，而且還能較好地構筑信息產業經濟學的體系。在這一思路下，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結合在一起構成理論信息經濟學，而信息產業經濟學則構成應用信息經濟學。

思路二為信息經濟學“二分法”，即按照市場不確定性原理，將信息經濟學分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個部分。與此相適應，將微觀信息經濟學作為理論信息經濟學，而把宏觀信息經濟學作為應用信息經濟學。根據這一思路構建的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將思路一中的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部分內容歸到一塊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將廠商行為的不確定性和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放到一起來分析。宏觀信息經濟學則由信息產業經濟學和信息社會的各種經濟理論組成，以信息技術的不確定性為基礎，分析信息技術的各種經濟影響和福利效果。這一思路的主張者認為，按照這一思路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可以將信息經濟學與傳統的微觀與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加以區分，并且能夠較好地體現信息產業在信息經濟學學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經濟學中的許多理論，[4]比如委托一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等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現代企業建立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首先，信息經濟學中的委托—理論，對我國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鑒意義。委托—理論是信息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國有企業改革要建立起產權明晰的現代企業制度，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為基礎的。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戰略部署，比如資產重組、企業破產與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場經濟“游戲”規則來約束和規范市場行為，這個規則就是市場經濟主體共同遵守和不斷創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經濟學中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對市場主體的經濟決策和加強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正確處理好企業與市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提供了理論支持。信息經濟學較為深刻地探討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市場經濟行為的兩個主要現象，即不利選擇和道德風險。無論是生產者、經營者還是消費者，都面臨著不同形式的不利選擇和道德風險。生產者面臨著消費者的大量的、復雜的道德風險行為，而消費者也同樣面臨著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利選擇和生產者轉移的道德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信息經濟學所揭示的信息不對稱理論，無論對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應的選擇與對策。

再次，信息經濟學中關于信息資源最優配置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的思想，將有助于我們在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進一步關注信息經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努力創造信息資源合理流動的外部環境，提高信息技術對提高產業競爭力的認識，協調信息網絡的發展，加大信息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強化信息產業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帶動功能，以信息產業的高速發展帶動國民經濟信息化進程。

最后，信息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對我們研究現實經濟社會問題開拓了新的視野。實事求是地講，信息經濟學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信息經濟學所使用的方法為經濟學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思想方法。比如信息經濟學不確定條件下的選擇理論和對策論，把現代決策理論的分析方法引入經濟決策分析之中，使得經濟分析不斷貼近現實經濟生活。實際上，在我國目前經濟理論界的經濟分析中，很多學者都引入了信息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相信隨著信息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其分析方法將在經濟學、管理學等其他領域的應用中產生重要影響。

【參考文獻】

[1]  馬費成等：《信息經濟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篇3

中圖分類號：G80-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007-3612(2011)03-0005-04

Research on the Taxation Incentive Policy of Sports Industry Dev elopment in China

YANG Jing zhong1，LV Qing hua2，YI Jian dong3

(1.Economic and Trade Department of Liming University，Quanzhou 362000，Fujian China；

2. Business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Hua 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Fujian China；

3. JiangxiFinance an d Economics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Jiangxi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incentive role of tax policy on the 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the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harts to make a qualitativeresearch on the current tax laws and incentive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 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make a comparison on the active role of current tax p referential policies in suppor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to achieve a positive rol e in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 at， on the one hand，tax incentives policy have close correlation with the spo rts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tax policy can play an instrument of economicleverage to encourag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and then facilitate the building of the tax incentiv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for sports industry.

Key words: sports industry； tax policy； tax revenue preferential；ince ntives

體育產業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體育社會化、產業化是體育發展的必由之路。改革開 發以來，我國以體育健身服務、體育競賽表演、體育用品市場等為主要內容的體育產業體系 初步形成,體育產業已經構成了一個獨具特色的產業門類。［1］隨著我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消費意 識從生 存向休閑娛樂轉變，這給中國體育產業帶來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極大的發展潛力。鑒于 此，從現行稅收政策的視角來研究中國體育產業的大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和現實意義 。

1 體育產業與稅收激勵政策的關聯度

體育產業是當今全球經濟中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是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最具活力 的新興產業之一。體育產業市場潛力大，啟動速度快，產業關聯度廣，提供就業機會多，具 有明顯的綜合效益。同時，體育產業具有污染小，產值高，具有關聯效應和正外部性，能為 社會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等特征。［2］作為國民經濟中極具關聯效應和巨大發展潛 力的新興 產業，由于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潛力巨大。目前，國內從事健身娛樂業、 競賽表演業、技術培訓業的體育企業、體育產業經營性機構2萬多家,總投資額已超過2 000 億 元人民幣,年營業額超過600億人民幣。［3］另據北京奧組委統計，2008北京奧運會 直接帶動 體育產業的收入約在30億美元,而間接收入在54億美元左右，促進國民生產總值增長0.5個 百 分點。［4］由此可見，體育產業由于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附加 值高，發展潛力大，因而是具有廣闊發展情景、永不衰落的“朝陽產業”。

然而，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尚處于初期階段，規模小、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社會化、 產業化程度不高，體育市場零星單一、發育緩慢，面對市場經濟環境的適應能力不強，運用 市場機制推進體育產業發展的競爭能力也不強。基于此，其建立、運行和發展迫切需要國家 制定相應的激勵政策予以扶持和促進。體育業是產業和事業的結合，并不排斥政府公共財政 對體育的大力支持，這是因為體育產業的許多內容是公益性、社會性的事業，很多不完全是 商業盈利，體育產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國家財政和體育業的相互關系。在目前我國 體育業仍然是“舉國體制”的國情下，體育事業和體育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國家政策的強有力 支持。我們知道，稅收政策是國家重要的經濟調控政策之一，對資源配置發揮著基礎性作用 ，在對體育產業資源的配置方式上起著宏觀調控的主導作用。國家在稅收政策上給予稅收優 惠支持，這是稅收杠桿的經濟調節手段。特別是在體育產業的發展進程中，稅收政策的激勵 目標主要體現了國家對這一綠色朝陽產業和僅處于起步階段和初步增長階段的弱勢產業的支 持與激勵，以及對體育產業稅收負擔的減輕和產業利益的保護。國家通過采取稅收優惠政策 措施來促進體育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促進區域體育產業的協調發展，降低體育產業發展成 本、降低體育產業的經營風險，促進就業，鼓勵出口，增加產業收益等發揮著主導作用。同 時強調對體育產業的稅收公平，而在現行企業所得稅的稅收優惠政策中，對諸如高新技術產 業、軟件產業、集 成電路產業和小型微利企業、創投企業、非居民企業等均制定有完善的稅收優惠政策，極大 地支持這些產業（企業）的發展，而對體育產業、文化產業等具有國民經濟新增長點的新興 產業卻沒有制定優惠政策來專門加以扶持和激勵。因此，不管從體育產業是綠 色朝陽產業且具有新經濟增長點的長遠角度講，還是從產業周期理論中我國體育產業是幼稚 產業的角度而言，體育產業都應得到國家稅收政策的大力扶持與長期激勵。國家要立足我國 體育產業的發展的現實國情，依據受益原則和能力原則使體育產業承擔的稅收負擔與其發展 能力相適應，并使納稅人之間的負擔水平保持平衡。從稅收激勵傳導機制而言，運用稅收宏 觀調控手段來實現支持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目標。主要通過諸如減免稅、稅前扣除、寬 限期、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等稅收優惠措施對體育產業資源實施優化配置，降低企業的稅收 負擔，促使其投入與產出效率的最大化，進而影響、調節體育產業中的產品和服務的總需求 和總供給，最終調整和優化體育產業結構，實現充分就業，保持體育產業經濟的快速增長。 據國家體育總局資料顯示，我國財政對體育產業的扶持每年以12％～13％的增幅增長。［5］可 見，憑借稅收扶持激勵政策給予相關的體育產業稅收優惠政策，為體育產業的做強做大創造 有利條件，獲得良好的體育投資效益。而且稅收激勵政策產生一種良性示范效應，引導更多 的資金流向體育產業，從而帶動體育產業的發展。同時，體育產業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和社會利益，承擔包括增加國家稅收、增強就業，促進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等社會責任 。體育產業越大，為社會所做的貢獻就越多。這種稅收與體育產業的關聯性必將有助于促進 我國體育產業的大發展大繁榮，成為現代服務業新的經濟增長點。基于此，我國體育產業的 發展離不開政府的積極引導，稅收政策作為支持體育產業發展的宏觀政策調控工具，激勵體 育產業可持續發展，有其客觀必然性，必將大有作為。

2 現行體育稅收激勵政策存在的問題與制約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產業已經形成了“體育競賽表演業、體育健身娛樂業、體育用 品業”比較成熟的三大產業板塊。［6］現行在促進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激勵政策措 施在相關 稅種的稅收優惠措施中加以體現，主要反映在流轉課稅、所得課稅、資源課稅和財產課稅中 （表1）。

我國對于扶持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比較零散、沒有形成完整、規范、統一的稅 收政策激勵體系，而且激勵體育產業的稅收政策不穩定，特別是臨時性的體育稅收政策扶持 多，持久性的稅收激勵政策少，但總體上稅收支持力度不大，激勵不足，存在諸多的問題和 制約因素。

2.1 現行稅收政策對體育產業的激勵手段單一、內容不完整，稅收負擔沉重主要表現在：一是扶持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激勵手段單一，以直接優惠政策為主， 其他方式較少。［7］即從產業（行業）稅收優惠的角度促進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政 策極少。 二是沒有建立一套長久、有效執行的稅收激勵政策體系。缺乏通過投資抵免、減稅、免稅、 退稅（出口退稅和再投資退稅）、加速扣除、稅項扣除、虧損彌補等直接和間接稅收手段來 全面、完整激勵我國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體系。三是現行扶持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 內容不完善。如對我國未來發展前景廣闊的體育創意產業、體育休閑旅游業、體育用品業、 體育競賽表演業、全民健身服務業、體育廣告業、體育會展業等新興體育產業，以及重點培 育大型體育企業集團和對龍頭體育企業的資產重組、創業投資等的稅收優惠激勵政策幾乎沒 有，致使扶持我國體育產業的稅收政策激勵內容不全面、不完善。四是目前體育產業的稅收 負擔沉重。現行對體育產業征稅的稅種主要分布在流轉課稅和所得課稅中，其中營業稅和個 人所得稅是對體育產業征稅最多的稅種（表2）。如體育健身娛樂經營企業繳納營業稅平 均超過10％，體育休閑娛樂業實行20％的高稅率。體育贊助、體育廣告等創收收入均要征收 25％的企業所得稅等，［8］且體育贊助在企業所得稅稅前不得列支扣除，還應按照 《中華人 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54條的規定進行納稅調整，并入體育企業收入總額中全 額繳納企業所得稅。由此可見其稅收負擔的沉重。

2.2 體育業捐贈稅收政策存在諸多限制性矛盾，極大制約了體育業籌融資的積極性 一方面，2008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9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企 業所得稅實施條例》第53條均規定，對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社會力量通過非營利性的公 益組織對體育業公益性捐贈可按年度利潤總額12％的標準扣除的規定，超過此標準的部分要 調整繳納企業所得稅。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10條明確規定，企業贊助 支出不得在稅前扣除，也不允許企業將其計入成本,這意味著企業對各類體育競賽和體育產 業的贊助支出不能扣除，增大了體育產業的納稅成本和體育企業的稅收負擔，極大制約了體 育產業的籌融資，［9］極大地影響了社會對體育業（包括體育事業和體育產業）贊 助捐贈的 主動性和積極性。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 得稅法實施條例》第24條規定，個人將其所得向非營利性的社會團體和其它社會公益事業的 捐贈未超過個人應納稅所得額30％的部分準予扣除。

然而，兩部稅法中的捐贈稅收政策存在矛盾和限制性規定。具體體現在：個人向非營利 性的社會團體和體育組織的捐贈超過個人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30％的部分不準扣除，而且還 需納稅調整繳納個人所得稅。盡管2008年頒布的《企業所得稅法》第9條規定，企業發生的 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的部分準予在稅前扣除，但對企業捐贈給國內合法的 其它民間體育公益性團體等非營利性組織，仍然沒有享受到捐贈扣除比例的稅收優惠政策， 對它們沒有一視同仁。另外，新企業所得稅法對體育產業稅前捐贈扣除比例12％依然偏低， 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如西班牙對體育產業捐贈扣除比例高達100％，免征企業所得稅；英 國對體育產業的贊助實施“體育配對”計劃和“一英鎊對一英鎊”政策，［10］鼓勵 社會進行 捐贈，以發展體育產業服務于社會。因此，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現行對體育產業的捐贈比 例仍然偏低。

2.3 現行體育業稅收政策大多是臨時性的，缺乏連續性和持久性 從現行稅收政策看，我國體育業稅收政策更多的是具有臨時性和非持續性，一般是針對 國際（國家）某一大型比賽專門特殊制定而頒布實施的，大都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臨時性， 其政策缺乏連續性和持久性 。如為支持2008年第29屆奧運會和第13屆殘奧會，我國政府從2003年開始，先后制定和頒布 了一系列專門針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稅收優惠政策。如：1）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 海關總署《關于第29屆奧運會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03］10號），對第29屆奧運會組 委會實行了13項稅收優惠政策。2）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奧運會場館建設占用耕地 免征耕地占用稅的批復》（財稅［2004］38號），明確對北京和青島的奧運場館免征耕地占 用稅。3）2008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第29屆奧運會第13屆殘奧會和好運北京體 育賽事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補充通知》（財稅［2008］128號），明確了對北京第13屆殘疾 人奧運會實行的稅收優惠政策。4）針對國際奧委會和奧運會參與者實行6項稅收優惠政策。 至此，國家對涉及奧運會的營業稅、增值稅、消費稅、關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企業所 得稅、個人所得稅、車船使用稅和新購車輛應繳納的車輛購置稅等11個稅種給予了免稅待遇 ，這無疑對奧運會在我國的成功舉辦發揮了巨大的支持和促進作用。然而，上述稅收政策均 具有一次性，臨時性的特征，2008年奧運會結束，這些稅收優惠政策也就隨之弱化或消失。

3 完善具有中國國情和中國特色體育產業的稅收政策建議

與發達國家體育產業GDP平均貢獻率3％的水平相比，我國體育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尚不 足0.5％,［11］這說明我國體育產業化水平仍然十分落后，這與我國競技體育在國 際上的地 位極不相稱。縱觀西方各國體育產業發展,政府都在稅收政策方面給予優先扶持。基于此， 以國務院的《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的指導意見》（〔2010〕22號）為指南和契 機，適時構建一套完善、持久性的具有中國國情和中國特色的體育產業稅收政策激勵體系， 顯得尤為必要。

3.1 豐富現行體育業稅收政策，構建規范統一的體育產業稅收激勵政策一是擴大體育業稅收激勵政策范圍，將扶持體育產業發展的的稅收激勵范圍擴大到現行 的流轉課稅、所得課稅、財產課稅、資源課稅和行為課稅等所有稅種中，構建完善、規范的 體育業稅收政策激勵體系。二是豐富體育稅收政策內容，通過聯營、合資（作）、特許經營 和參股等方式，鼓勵境內外企業參與體育基礎設施建設，在出口退稅、期限（稅率）減免、 投資抵免等方面給予稅收政策優惠。三是憑借稅收政策的調節機制，政府應設置“體育產業 風險投資基金”來引導民間資本投資體育產業發展，［12］通過再投資退稅、稅收抵 免、加速 折舊、稅利返還等不同的稅收政策，激勵境內外企業不斷增加對體育產業的投資比例，擴大 其產業投資規模和效益。四是實施差異化的稅率政策。由于體育產業中的體育產品（服務） 具有不同的特性和特質，可采取差異化的比例稅率形式。［13］如對政府提倡的大眾 體育休閑 、全民健身娛樂活動、體育場館開放免征營業稅；對屬于高檔奢侈體育消費的高爾夫球等高 利潤體育項目，應在征收20％營業稅的基礎上加征五成或十成的特別附加征稅；對屬于體育 核心層的體育文化推廣業、體育會展業、體育新聞傳播業，體育出版發行和版權服務業，體 育影視業、體育品牌服務業等體育高端服務產業可從低適用稅率，采用2％的優惠營業稅率 符合激勵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目標。五是鼓勵中小體育企業的發展，對新成立的中小體 育企業給予其企業所得稅小型微利企業的優惠政策待遇，同時給予其免征3年的營業稅優惠 措施等。

3.2 完善激勵體育產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 1) 在體育捐贈方面，借鑒發達國家鼓勵體育產業發展的成熟做法，建議在企業所得稅中 ，社會捐贈給各類體育產業的稅前扣除標準由目前的12％擴大到30％或50％的扣除比例， ［1 4］進而鼓勵或培育社會大眾捐贈體育產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對社會捐贈給其他 合法 的體育業非營利性、公益性組織的捐贈款項，按照稅收全面優惠原則也應平等地享受國家規 定的捐贈扣除標準的優惠政策待遇；2)在體育產業科技研發方面，對體育企業自主研發（如 體育科技器械、體育裝備研發、體育醫療技術等）形成的技術開發費用，允許按當年實際發 生額的200％加計扣除。［15］體育科技企業科技開發前期試驗費用，按10％的比例 在企業所 得稅稅前列支。準予企業按收入總額的5％計提技術開發風險準備金和呆帳準備金，以降低 體育企業的研發風險和研發成本；［16］3)在體育產業的贊助方面，調整現行體育贊 助支出不 得扣除的稅收政策，允許企業和個人贊助體育賽事和體育活動的，其出資部分可計入生產成 本或在廣告費用中列支， 以鼓勵體育產業的籌資融資。4)在體育產業投資方面，對于境內 外企業或個人在我國境內開辦新的體育產業項目，或新建（改建、擴建）體育訓練、競賽、 科研設施工程投資建設的，或增加體育企業注冊資本的，且經營期在5年以上的，給與其60 ％或100％比例的再投資退稅。［17］5)在進口體育器材方面，運動隊訓練使用的進 口器材的 進口稅，采用先征后退的稅收優惠給予支持。6)在體育彩票征管方面，鑒于體育彩票的籌資 成本低，開拓體育融資渠道，極大減輕國家財政負擔，發展體育事業和體育產業的特殊優越 性等特點，筆者建議國家應取消體育彩票中獎繳納個人所得稅的規定，以吸收更多的社會閑 散資金發展體育產（事）業。7)在新興體育產業方面，借鑒國外做法，對體育賽事經紀、體 育健身等產業，自開辦之日起，免征3年企業所得稅；經營性體育事業單位轉制為大型體育 產業集團的，三年內免征企業所得稅。

3.3 開征體育稅，構建中國特色的體育事業和體育產業稅收政策體系 發展體育產業是體育業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縱觀美國、 俄 羅斯、韓國、西班牙等國家在體育產業發展進程中,各國政府都在稅收政策上給予優先扶持 和激勵。［18］基于此，國家應建立與規范、持久的體育事業與體育產業相互協調發 展的稅收 政策體系。筆者認為，體育產業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議國家實行“費改稅”，將 從1997年1月開始附加征收的“文化事業建設費”改革為具有中國國情和中國特色的“體育 稅”。其征收的稅收收入專門用于公益性、非營利性的社會體育事業，以及符合國家產業政 策導向的弱勢體育產業的發展，專款專用。具體講：1）體育稅可以設計為獨立的稅種， 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科學、合理、有效征管的課稅要素和稅收政策體系，由國家稅務局單獨征 收管理；2）體育稅也可設計為附加稅種，像現行的“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那樣， 對繳納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的單位和個人征收，以其繳納的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稅 額為計稅依據，按照3％的征收比例分別與現行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同時附加征收，專 款專用，從而構建具有中國國情和中國特色的體育事業和體育產業協調發展的稅收政策激勵 體系。

4 結 論

我國的體育產業尚處于產業發展的初級階段，受其產業規模、產業結構、產業化程度、 產業發展階段、市場經濟環境，市場競爭力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極大地阻礙了我國體 育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其良性運行和長足發展迫切需要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大力支持 。而稅收政策作為國家重要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對體育產業的資源配置發揮著基礎性調節 作用，能夠通過稅收優惠激勵政策，有效引導調節更多的資本流向體育產業。同時，減輕或 消除現行對體育產業稅收政策的制約因素，與時俱進，揚長補短，適時構建和完善一套規范 化、常規性的且具有中國國情和中國特色的體育產業稅收政策激勵體系。為我國體育產業的 做大做強提供強有力的稅收政策支持，進而獲得良好的體育產業投資效益，最終達到社會效 益和經濟效益“雙贏”的體育產業良性發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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