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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職業選擇論文模板(10篇)

時間:2023-03-21 17: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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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職業選擇論文

篇1

每年的冬春季節,潮水般的大學畢業年級學生就開始涌向各類人才市場,大學生們在這股潮浪中咀嚼著求職的酸甜苦辣,訴說著求職的困難,有人抱怨招聘單位過于挑剔,有人埋怨今年的畢業生怎么這樣多啊!那么,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遇到的困難除了有各種客觀原因以外,是否也有大學生自身的原因呢?大學生在進行職業決策時是否也存在認知偏差呢?2002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卡尼曼教授提出的預期理論能夠幫助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一、卡尼曼教授的預期理論

大學生所進行的職業決策,是要在各方面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在多種可能的方案中尋找自己最滿意的方案,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心理學家對于復雜問題的解決進行了長期的研究,先后有西蒙和卡尼曼兩位教授由此而獲得了諾貝爾獎。西蒙教授的研究表明,在對一個復雜問題進行決策時,人們不可能搜索到最優方案,而只能尋找到滿意的方案。

卡尼曼教授對人在不確定情況下進行判斷和決策的問題進行了深人研究,他和特沃斯基根據心理實驗的結果提出了著名的預期理論(或稱前景理論),該理論認為在不確定條件下,人們由于感知覺和思維加工能力的缺陷,不可能對問題作出符合實際的概率推斷,他們通常只是按照經驗或直覺來進行判斷,其結果有可能偏離理性的假設,從而出現下列的認知偏差,它反映出人們在決策中的非理性成分。

1.代表性啟發式錯誤。這是指人們在對事物作出判斷時,只考慮到它的典型特征,而忽視了它在總體中出現的概率。例如,卡尼曼從由工程師和律師組成的百人團體中隨機抽取若干成員,將他們的性格特征簡單地介紹給被試,每介紹一個人時,就要求被試判斷其屬于工程師的概率。在該實驗中,卡尼曼將被試分成兩組,告訴一組被試在百人團體中有70人是律師,30人是工程師;告訴另一組被試在百人團體中有30人是工程師,70人是律師。實驗結果發現,兩組被試在對所介紹成員判斷的結果是基本相同的,并沒有受到百人團體中工程師和律師基本比例的影響,也就是說,人們在作出判斷時只考慮了對象是否符合工程師的典型特征,而沒有考慮他在總體中所占的比例,顯然判斷的結果就可能和實際情況有所偏差。

2.錨定現象。這是指人們根據某些初始信息所作出的初步估計(被稱作錨定)對于最終的決策將產生重要的影響,如果最初的錨定不切合實際,那將給進一步的決策造成麻煩,但人們又很難意識到這個問題。例如,讓兩組學生憑直覺分別推斷下面兩個算式的結果:1×2×3×4×5×6×7×8和8×7×6×5×4×3×2×1,學生對于第1個算式的估計值明顯要低于對第2個算式的估計值,這是因為兩個算式的起始值(1和8)在估計中產生了錨定的作用。

3.框架效應。這是指對于同一個問題如果用不同的方法進行表述,那么,決策者作出的選擇也會不一樣,即問題的構造方式不同會影響決策者的選擇,例如,在手術前征求病人意見時,告訴他該手術成功的概率為80%,或者該手術的失敗概率為20%,這兩種不同的方式對于病人所產生的心理效應是不一樣的。

4.小數定律。這是指人們在對期望值作出判斷時,往往會忽視樣本的大小,認為小樣本中事件發生的概率和總體中事件發生的概率相接近。例如,在拋投硬幣的游戲中,人們都知道如果拋投次數足夠多的話,那么,正面和反面出現的次數是非常接近的,顯然這是在大樣本時的結果。但是,如果在某次游戲過程中,連續出現了5次正面,許多人會認為下一次將出現反面,其實由于硬幣是質地均勻的,每一次拋投硬幣時,正面和反面出現的概率都是0.5。那么,為什么會產生上述判斷錯誤呢?就是因為人們把小樣本看作和大樣本具有相同的期望值。

5.損失敏感。這是指在不確定決策中人們對于損失的感受性要大于對收益的感受性,例如,被小偷盜走200元造成的痛苦比單位發放200元獎金帶來的興奮要強烈得多。

6.可獲得性偏差。這是指人們在作出判斷時往往對顯著的、易于記憶的信息給予較大的權重。例如,你的某個朋友在某城市被搶劫了,這件事給你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你就可能認為該城市的社會治安是很差的,而不管該城市有關治安情況的統計數字究竟如何。

二、職業決策中的認知偏差

卡尼曼的預期理論揭示了人們在不確定條件下進行決策時的一些認知偏差,大學生在進行職業決策時也是面臨著許多不確定性,那么,出現認知偏差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職業決策中的代表性啟發式錯誤。對于某些待遇高、條件好的工作崗位,許多畢業生都認為是非常典型地和自己的興趣、個性及能力相匹配,認為自己最適合這些崗位的工作,于是都涌向這些單位。而實際上這些崗位所需人員很少,在人才市場上所占比例也很小,因此,大學生求職的命中率就很低,這正是由于代表性啟發式錯誤使得大學生在投遞求職信時忽視了該崗位在總體中的基本概率。

2.職業決策中的錨定現象。大學畢業生在開始尋找工作時所設定的目標,對于整個求職過程將產生較大的影響。例如,某些心理專業的畢業生,開始就把目標設定在到條件較好的高校從事心理咨詢工作,于是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數的幾個高校,但是高校的心理咨詢崗位畢竟有限,因此,就在所難免地屢屢碰壁,這就是錨定現象造成的認知偏差。如果他們能夠跳出高校這個圈子,嘗試到其他領域去尋找心理咨詢的崗位,就可能會遇到更大的求職空間。

3、職業決策中的框架效應。大學生進行決策時,對于每個職業和崗位都有自己的不同表征,這對于職業選擇將產生不同的影響。例如,對于到基層和艱苦地方去工作,有人認為是國家的需要,對自己也是很好的鍛煉,有人卻認為那里條件太艱苦,又很難實現自己的個人價值,不是自己的理想崗位。對于同樣的職業,不同的大學生持有截然相反的觀點,這正是由于框架效應產生了認知偏差。

4.職業決策中的小數定律。畢業生在尋找工作崗位時,往往會搜集有關企業的業績狀況,如果近年來該企業的業績較好,就認為這是一個優秀的企業。其實僅僅根據該企業“近年來”的信息所得到的只是小樣本的數據,是不能像對待大樣本數據那樣進行推斷的。畢業生之所以從該企業近年來的較好業績就斷定這是一個有前途的企業,正是小數定律發揮了作用。

5.職業決策中的損失敏感。許多大學畢業生對于待遇低、條件艱苦的地方不愿意去,主要是認為在這些地區工作會給自己帶來損失,并且過分地看重了這些損失,這正是損失敏感造成的認知偏差。

6.職業決策中的可獲得性偏差。大學生在進行職業決策時,總是要參考各方面的信息,其中最容易得到的信息是來自于親戚朋友或媒體宣傳。例如,熟悉的朋友經常說起某個崗位的工作條件比較好,人們就會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崗位。再如,演藝界的明星們經常被各種媒體大肆宣傳,使人們很容易獲得關于大牌明星的各種信息,于是人們就誤認為演藝界到處都是明星,在那里獲得成功的概率很高,于是報考藝術專業的學生越來越多,其實他們成為明星的概率并不像人們想象得那樣高,只是人們很容易就能得到有關的信息,并且會在頭腦中形成深刻的印象。

三、卡尼曼預期理論對職業指導的啟示

根據卡尼曼的預期理論,大學生和所有的人一樣都可能發生認知偏差,在職業決策時也不例外。那么,學校的職業指導者怎樣幫助大學生減少這些偏差呢?

1.盡量多地掌握有關的信息。在進行職業決策時,首先要盡可能地搜集有關單位和崗位的各種信息,不僅要了解該崗位的典型特征,而且要知道在人才市場上該崗位對人才需求的數量。在了解信息時,不要以偏概全,不能僅僅根據最容易獲得的信息就作出判斷,也不要從小樣本的信息來推斷出總體的情況,在初始判斷時特別要謹慎。只有這樣,才能夠減少代表性啟發式錯誤、可獲得性偏差、小數定律和錨定現象所造成的認知偏差。

篇2

職業選擇是人們對自己和工作形成清晰概念的發展過程;是個人選擇與其才能、價值觀、興趣、所期望的生活方式相一致的職業的匹配過程;是人們尋找可選擇的職業信息以便作出決策的過程。

一、女大學生的就業困境與職業選擇特點

據相關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680萬人,“十二五”時期應屆畢業生年平均規模將達到近700萬人,就業形勢嚴峻。女大學生由于其自身的生理特征、性別歧視等原因,就業更加困難。據麥克斯研究院的調查顯示:截止2010年2月底,女大學生的就業率比男生低8.5%。

女大學生就業難就表現為:求職經歷艱難;擇業的時間較長;擇業的工作單位較差;職業選擇成本高;選擇職業的范圍、機遇不如男生,對所得到的工作的滿意度也相對較低。同時女大學生職業選擇也呈現出與男生不同的特點:

(一)選擇行業集中于傳統女性職業,職業范圍窄

(二)職業選擇追求的工作層次、職業聲望的地位低

(三)受從眾心理影響,在職業選擇過程中存在盲從現象

(四)職業質量低

二、職業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

針對于以上女大學生就業困境和職業選擇的特點,本文就女大學生職業選擇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主要從以下4個維度:

(一)個人因素

帕森斯(Parsons 1909)在《職業選擇》一書中指出,“明智的職業選擇”必須考慮三個主要的因素:“第一,準確的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態度、能力、興趣、志向、限制及其原因;第二,懂得在不同領域獲得成功所需要的條件和環境,即在各種職業成功的必要條件、各種職業的利弊、報酬和晉升機會;第三,對以上兩部分事實相互關系的明智思考與準確認知。”

因此,在職業選擇中,個人因素包括職業興趣、職業價值觀、自我效能感、能力、性格等。

1.職業興趣

多項研究表明,不同職業的從業者具有不同的職業興趣,二者相匹配的從業者,能更加積極思考和探索,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才能,更容易取得成績,并且能較長時間保持高效率而不感到疲勞。約翰.霍蘭德(John Holland1959)認為職業選擇是一個職業與人相匹配的過程。而人們在選擇職業時總會表現出自己自己的個性,人們會選擇與自己的職業興趣相匹配的職業。胡艷紅(2003)指出,大學生職業興趣在性別上存在差異。男生比女生更具有現實型興趣,女生比男生更具有常規型和藝術型職業興趣。正是由于女大學生在職業興趣上的特殊傾向,使得女大學生在職業選擇上更傾向于常規型和藝術型的職業,如會計、秘書等。

2.職業價值觀

職業價值觀是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們對職業活動所帶來的利益的社會判斷取向,職業價值觀不同,所選的職業也不同。楊貞(2011)通過對北京市女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的問卷調查發現:女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特點是1.職業價值觀上強烈的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2.職業價值取向多元化趨勢;3.職業評價標準越來越來利益化;4.就業期望較高。相應地在職業選擇時表現為:不單追求工作的穩定性,更多的考慮工作的經濟收入等方面的因素。同時經濟收入作為社會職業評價的一個重要的標準,也影響著女大學生在擇業時對企業的薪酬待遇較為看重。

3.職業自我效能感

在職業心理學領域的相關研究表明,擇業效能感與職業選擇有很大的相關性。職業自我效能感是Betz和Hackett于1981年根據Bandura的自我效能感理論提出來的,是指個體對實現與職業選擇相關任務所需能力的自我知覺,是自我效能感在職業選擇中的體現。

由于本身的生理特征、用人單位的性別歧視和偏見等其他社會原因,女大學生的就業狀況長期不如男大學生理想,就業的質量較差,工作受到限制等現實情況的存在,導致女大學生擇業時的壓力較大,對自我評價較低,自卑心理較重,最終自我效能感也較低。同時教師的期待也會影響女大學生的職業自我效能感。早期的研究表明,大學教師對女生的職業期望相對較低。較低的職業期望,一方面使得老師在對女大學生提供求職指導信息和職業忠告時會更多的傾向于一些傳統職業方面的;另一方面,這會傳遞給女大學生一些負面的信息,“老師對我的期望不高,是不是因為我能力不夠呢?”這就可能會影響其自信心,降低其職業自我效能感。

較低的職業自我效能感,使得女生在職業選擇中對自我的評價低,不敢于嘗試非傳統的女性職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職業選擇的范圍。

4.能力

能力是指人們成功完成某種活動所必須具備的個性心理特征,它是成功完成某項活動的必要條件。每種職業都有相應的能力要求。而女大學生普遍存在的弱點就是過于看重學習成績,忽略能力的培養,存在“高分低能”的現象,知識與能力脫節,工作能力、社會實踐和適應能力與男生存在一定差距。而且,由于女生在擇業時思想較悲觀、成就動機較低,導致其獲取職業信息的積極性不強,在職業信息的收集能力上也較男生低。

5. 對將來生活方式的選擇

由于女大學生生理上的特殊性和大學畢業后的年齡也達到婚育階段,因而,女大學生對未來生活方式的選擇主要是處理好婚姻家庭和工作之間的問題。如今,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之下女大學生就業難現象突出,女大學生的對待婚姻和工作,呈現出“曲線就業”的傾向:“畢婚族”、“校園媽媽”、“急嫁族”等現象。相關研究表明,女大學生比男大學生更有可能預見將來工作和生活的矛盾,這種預見會削弱女性的職業興趣和職業動機。從而會把女大學生引入低水平、低聲望、以女性為主的職業中。

(二)家庭因素

1.家庭的經濟狀況

有研究表明:家庭經濟條件影響女大學生畢業去向、工作地、就業途徑的選擇。首先,家庭的經濟狀況決定了女大學生的日常消費水平的高低,進而當女大學生在考慮職業選擇時對薪酬的預期水平就會有所差距。其次,經濟狀況好的家庭一般社會地位和人脈資源較貧窮家庭有優勢,對女大學生的就業能夠提供更多的社會資源的支持,而且女大學生在就業時也較為依賴父母。最后,家庭的經濟狀況還會影響女大學生的自我效能感。有研究表明,在女生中,城鎮學生的自我效能感明顯高于農村學生。

2.家人的支持

家庭作為大學生在職場求職的后盾,對大學生職業選擇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特別是父母的支持對于女大學生選擇非傳統職業的影響極大。從事非傳統職業的女大學生面臨更大的工作壓力、更不利的工作條件和較低的工作滿意度,而且由于性別歧視的影響,女大學生在社會上得到的支持也較少,這就需要家人的支持與鼓勵,幫助女大學生樹立自信心和增強勇氣。很多研究成果都介紹了職業成功的父親是如何成為女兒確定自己職業時的榜樣和信心源泉的。

(三)社會環境因素

1.社會職業傳統

性別刻板印象是社會對男女兩性的概括的印象。社會觀念認為女性應該愛交際、天真、溫暖、溫柔、依賴、富有同情心、言語流暢,這些理想特征與人際關系、情感表達有關。這種性別刻板印象,一方面會使女大學生在成長過程中一直受到社會對女性的認同模式的作用,使她們在潛移默化中逐漸接受了女性的刻板印象,在進行職業選擇時也會調整目標和方向以選擇與這一刻板印象相符的傳統女性職業。另一方面,這也會形成用人單位對女大學生的偏見。如認為女大學生更適合傳統女性職業,在招聘一些非傳統女性職位時就會更傾向于招聘男性。

而且由于在非傳統女性職業領域缺少成功女性的榜樣,女大學生就更加傾向于傳統職業。

2.社會就業政策

隨著國家的就業政策由“統包統配”轉變為“雙向選擇”和“自主擇業”,這一政策增加了女大學生自主擇業的機會,但是同時也給用人單位選人的自,性別偏見等歧視現象突出,更加不利于女大學生的就業。2010年《女大學生就業創業狀況調查報告》指出:被訪的女大學生中,有56.7%的女生在求職過程中感到“女生的就業機會少”,更有91.9%的被訪女大學生感受到用人單位存在明顯的性別偏見。

同時國家積極鼓勵女大學生創業。2011年9月29日由全國婦聯、教育部、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和中國女企業家協會共同主辦的 “女大學生創業扶持行動暨女大學生創業季”在北京啟動。今后,女大學生創業將會得到更多的扶持。

3.朋友和同齡群體的影響

從女大學職業選擇的特點第3條,已經談到了朋友等同齡群體對女大學生職業選擇的影響。這些同齡群體的職業目標和職業選擇的結果會給女大學生擇業時產生影響。

(四)職業信息

職業選擇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人職匹配的過程。在進行自我分析的基礎上,對職業進行信息搜集和認識,綜合考慮作出職業選擇。職業信息的內容主要包括職業的供給和需求、工作責任、工作前景、收入、福利等。

肖盛陽(2008)對湖南省大學生職業選擇的影響因素調查發現,工作特性、工作崗位的如意性對女生的影響大于男生,而且男女差異顯著。而在對單位條件的考察方面,收入和福利待遇,工作前景、自身能力的發揮和組織的人際關系所占的比重較高。劉繼亮等(2003)通過對華東師范大學的300余名畢業生的調查發現,女大學生在擇業時十分在意工作的穩定性、福利保障和壓力的大小。可看出,女大學生在職業選擇時較為看重企業的工資福利、工作的穩定性和實現自我發展。

綜上所述,女大學生的職業選擇受到個人、家庭、社會環境和職業信息等4個方面的共同影響,據此采取針對性的措施:女大學生要增強自信心、調整期望,家庭給予更大的支持,學校開設專門的女大學生就業輔導等,以促進女大學生就業,緩解大學生就業難現狀。

參考文獻:

[1] 格林豪斯等.職業生涯管理[M].王偉,譯.第3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107-118.

[2] 閔君.女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6-9.

[3] 王沛.大學生職業決策與職業生涯規劃[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10-11.

[4] 胡艷紅.大學生擇業效能感的因素分析及其與職業興趣、職業價值觀的關系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23-24.

[5] 楊貞.女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現狀及教育對策研究[D].首都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15-18.

[6] 縱瑞雪.男女大學生職業選擇心理源動力比較研究[D].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28-29.

[7] 陳書崇.淺析影響大學生職業選擇的因素分析[J].內江科技,2009(10).

[8] 肖盛陽.湖南省大學生職業選擇的影響因素研究[D].湖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43-43.

[9] 李繼亮,沈維宇,吳薇.大學生擇業行為的影響因素及其性別差異分析[J].思想?理論?教育(調查報告),2003(10):50-51.

篇3

職業決策自我效能(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的研究大致從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興起,2000年以后開始進入我國研究者的視野。已有的研究表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理論有很強的科學性、可操作性和應用前景,可以依據它來理解和解釋學生的職業選擇等職業行為問題,可以把它作為職業咨詢的工具,可以用來了解學生的職業自信心狀況,可以作為職前培訓和學生職業行為問題的有效干預手段,從而提高學生職業行為的有效性。因此,應喚起高校職業指導者及其他有關人士的關注。本文將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研究的起源及國內研究進展加以回顧,展望其發展趨勢,以期對國內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研究提供有益啟示。

一、概念界定

自我效能(Perceived self-efficacy or sense of self-efficacy)是社會認知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最先由Bandura, A.于1977年提出,是指人們對自己實現特定領域行為目標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①。自我效能總是和特定的領域相聯系,職業自我效能便是自我效能在職業領域的具體體現,即個體對自己能否勝任和職業有關的任務或活動所具有的信念②。職業自我效能是一個總稱概念③,具體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與職業內容有關的自我效能,即個體對自身完成某一職業所規定的有關內容(如該職業所需教育,某種具體職業任務等)能力的信念;另一方面是有關職業行為過程的自我效能,即個體對自身完成有關職業行為過程(如職業決策、職業找尋等),實現行為目標能力的信念④。職業決策自我效能(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就屬于后者,它是指決策者在進行職業決策過程中對自己完成各項任務所必需的能力的自我評估或信心。而職業決策(career decision-making),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來自喬普森(Jepson,D.)⑤,他認為職業決策是一個復雜的認知過程,通過此過程,決策者組織有關自我和職業環境的信息,仔細考慮各種可供選擇職業的前景,做出職業行為的公開承諾(public commitment)。

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研究的起源

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起源于職業決策理論。決策理論最初起源于經濟學領域,后應用于職業心理學領域,繼而發展出了現在的職業決策理論。該理論的研究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內容:決策過程的研究、決策模式的研究以及影響決策因素的研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即屬于影響因素研究中的一個核心領域。有關影響因素的研究,Yun-Cheng Wei和O’Neil曾提出:職業決策過程受五大因素影響,分別是家庭因素,包括早期童年經歷、父母親的角色模型;社會因素,包括受教育的經歷、同輩人的影響、大眾媒體;社會經濟因素,包括害怕失敗、缺乏自信、缺乏決斷能力、角色沖突;個人因素,包括自我期待、能力、興趣、態度、成就動機;環境因素,包括機會、最小阻力的選擇、地理位置、科技的變化等⑥。經過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在眾多影響因素中,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對最終做出成功的職業決策期重要作用。

從20世紀80年代起,Hackett和Betz開始運用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論來研究職業領域中的問題。1983年,Taylor和Betz正式提出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概念,并指出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包括五個部分:了解自己的能力、職業興趣、與職業有關的需要和價值以及自我概念等的自我評價能力;獲得職業信息的能力;將個人的屬性與工作特點進行匹配的目標篩選能力;做出職業決策后,對決策實施的職業規劃能力;解決或應付在職業決策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或障礙的能力等⑦。隨后,他們編制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scale,簡稱CDMSE),主要用于測量個人需要成功作出職業決策時的信念程度。指導他們研究的一個重要假設就是,影響職業決策的因素不僅包括職業決策技能的發展,而且還包括對具體的職業決策能力的信心,后者更為重要。他們的研究證實了理論假設,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阻礙了個體職業探索行為和職業決策技能的發展,使得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者無法做出有效的職業決策。1994年,他們對量表進行了修訂。1996年,他們又編訂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簡式”(CDMSE-SF)。目前該量表已成為我國研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使用最為廣泛的測量工具之一。

三、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進展

目前國內關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方面的介紹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還很鮮見。筆者以“職業自我效能”為關鍵詞在“中國期刊網”、“中國碩博士學位”進行搜索,并對搜索到的文章進行整理分析,得到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主題緊密相關的論文共有十篇,現簡要介紹如下:

2001年,廈門大學的彭永新和華中師大的龍立榮參照Betz和Taylor“職業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依據對學生進行的訪談資料和學生開放式問卷調查結果,編制出“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該研究是抽取武漢地區14所大學30個專業1 000名畢業年級的大學生作為研究樣本,進行正式施測。統計分析結果表明:該量表的項目特別良好;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均具有較強的辨別效度;作為整體判斷使用較好。但是由于該測驗的修訂范圍還不夠大,還需要再擴大樣本,以獲得常模數據,這是今后尚需解決的問題⑧。

在此基礎上,彭永新和龍立榮又進行了高中生專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的初步編制⑨。方法仍然是參照CDMSE量表,依據對高中生的訪談資料和開放式問卷調查結果,抽取湖北省8所中學高三年級的750名同學作為研究樣本,進行正式施測。研究結論證實,該量表可以作為高中生選定大學專業出現困難時的診斷工具試用。但該測驗編制仍存在相同的問題,即修訂范圍不夠大,需要擴大樣本。

2003年,浙江大學的李莉、馬劍虹⑩進行了畢業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及其歸因研究。該研究采用彭永新、龍立榮修訂的CDMSE量表,考察了當前畢業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性別和學歷差異,并進一步探討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與畢業生自我評估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整體上看畢業生職業決策中問題解決部分的自我效能比較低。但是,文章并沒有運用歸因理論深入探討畢業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

2006年,華東師范大學的徐愛華(11)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與大學生職業選擇行為的關系展開研究。該研究從成就動機的角度,考察了大學生目標定向、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對其職業選擇行為的影響。論文探討了大學生群體中目標定向以及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表現特點,目標定向、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和職業選擇范圍的關系。該研究的結果提醒我們,高校職業指導應喚起對目標定向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理論的關注。

2007年,吉林大學的吳韜(12)進行了高校臨近畢業學生擇業焦慮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研究。該研究通過對高校臨近畢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對高校臨近畢業學生的人口統計學變量、擇業焦慮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進行研究,并進一步考察了人口學變量和擇業焦慮各維度對高校臨近畢業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預測作用。但該研究只從擇業焦慮及人口統計學變量方面探討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因素,所以整體預測能力不強,而且只得出了擇業焦慮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負相關關系,討論不夠深入,缺乏因果關系模型的支持。

此外,華中師范大學的郭敏(13)也進行了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及其相關研究。該研究擬從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這一視角探討女大學生擇業問題,把社會支持作為一種外部影響因素來分析其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她借鑒以往國內外相關研究,編制了《大學生社會支持問卷》,對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及其相關進行了實證研究。

除此以外,團體輔導、團體訓練、團體咨詢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研究也初露鋒芒。河北師范大學的李斌(14)在他的碩士論文中研究了職業生涯團體心理輔導對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該論文在需求評估的基礎上進行實驗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提高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途徑,協助女大學生克服職業發展上的心理障礙,為大學生的職業指導提供一套可行的實施方案。隨后,王金良(15)在其論文中探討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團體訓練對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他采用文獻分析等研究方法,從分析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較低的現狀出發,從實證的角度系統探討了團體訓練對于提高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可行性與有效性,為我國高校就業指導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依據。此外,上海師大的曹麗麗(16)進行了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團體咨詢研究。該文也以提高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為目的設計了一套團體咨詢干預方案。結果表明,該方案具有良好效果。

四、研究趨勢

從國內關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進展來看,現在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該領域。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和文獻梳理法,研究對象主要是大學生群體。由于經驗的缺乏和研究手段的局限,上述的諸種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盡管如此,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價值卻是毋庸置疑的。如何在國外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國情,更好地開展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將是我們面臨重要課題。

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積極關注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群體如女生、人文學科學生、農村生源學生和缺乏實踐經驗學生的職業輔導。抽樣涉及面也可以更廣些,研究對象不一定只局限于學生群體,可以擴展到其他人群。比如,下崗再就業的工人等。這樣,不同群體之間可以進行比較,更能說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作用。另外,以CDMSE為依據,可以編制更多符合我們需要的相關量表,并建立全國常模和地區常模。

而且,對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可嘗試采用更為先進的實驗設計和統計方法,深入探明各因素的內在聯系,進一步探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結構和特點,并據此進一步研究可采用哪些有效的改進方法。

隨著心理科學和職業指導學科的發展,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為完善的研究來填補該領域的空白,推動其更大的發展,從而為人們的職業選擇提供更為實際和有效的指導和幫助。

參考文獻:

[1]狄敏,黃希庭,張志杰.試論職業自我效能感[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2003,(5)22-26.

[2]Patrick F Feehan, Joseph A Johnston. The self-directed search and career self-efficacy [J].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1999, 7(2)14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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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飛月.職業自我效能理論及其在大四學生職業選擇中的應用研究[D].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

[5]Jepson D.A. Th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on vocational behavior: A review of theory and research [A]. Brown SD, Lent RW. Handbook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C].New York: Johns Willey &Sons, 1984.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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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ati I, Krausz M.A taxonomy of difficulties in career decision-making [J].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1996, 43(4)5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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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莉,馬劍虹.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及其歸因研究[J].應用心理學,2003,(4)3-6

[11]徐愛華.目標定向、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與大學生職業選擇行為關系的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12]吳韜.高校臨近畢業學生擇業焦慮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研究[D].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13]郭敏.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及其相關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篇4

一、研究背景和方法

1.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制度、產業結構、分配方式的變化,我國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新社會階層。所謂新社會階層,是指廣泛分布在我國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中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的知識分子。新社會階層創造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領域有一定的影響力。大學生群體如何認識新社會階層?新社會階層對大學生的職業選擇有哪些影響?兩者存在著怎樣的關系?本文將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

2.研究方法

通過訪談調查的方法提煉大學生群體對新社會階層的認識和新社會階層影響大學生職業選擇的因子,通過問卷調查的方法得到了第一手數據作為論文分析的基礎。訪談調查和問卷調查均是針對北京市八所有代表性的高校進行。調查對象比例基本與當前北京高校在校生比例一致:重點高校與非重點高校比例為2/3、男女比例為3/2。共發放問卷1600份,收回有效問卷1309份,回收比例為81.8%。

二、新社會階層影響大學生群體職業選擇的分析

職業選擇又稱職業選擇意向,是勞動者對某項職業的向往,也就是希望自己從事某項職業的態度傾向。

1.新社會階層影響大學生職業發展規劃

調查結果顯示,85%的大學生認為新社會階層“先就業后創業”的經歷和觀點影響他們畢業后的職業規劃。在不同家庭收入背景的大學生調查中,我們發現經濟困難家庭(根據北京市政府公布的標準,我們界定家庭月收入在1200元以下的為經濟困難家庭。——作者注)的大學生更容易接受新社會階層“先就業后創業”觀點。來自不同家庭收入的大學生中,家庭月收入在1200元以下認為受到影響的達到86.02%。這些學生多來自農村和中小城鎮,家庭經濟收入不高,本科畢業后沒有足夠多的社會資源和經濟條件可以依賴,只有先就業維持基本的生存。

2.新社會階層影響大學生職業選擇期望

調查結果顯示,新社會階層思想行為影響大學生工作期望,但是影響的比重是不同的。家庭月收入在15000元以上的大學生,影響比重為66.13%,家庭月收入在1201元到4000元之間的大學生,影響比重為62.37%。從這組數據可以看出,新社會階層思想行為影響大學生職業選擇期望程度是比較高的。不同年級的調查中,我們發現影響期望的比重隨著年級的升高逐漸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這說明大學生的職業選擇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逐漸清晰。

3.新社會階層影響大學生工作地域的選擇

調查結果顯示,36%的大學生認為新社會階層在二線城市取得成功的行為會影響自己對工作地域的選擇。家庭月收入在15000元以上的大學生更容易接受新社會階層思想行為對職業選擇地域的影響,比重達到了40.32%。家庭月收入在15000元以上的大學生群體家庭條件相對較好,成長視野比較開闊,加之有一定的家庭經濟條件和社會資源支持,有一定的能力去實現自己建功立業的想法,在思想行為上更接近新社會階層的觀點。

三、結論

1.大學生群體對新社會階層主觀認識模糊

新社會階層是改革開放后在非公有制經濟領域產生的新的群體。而大多數大學生能夠對新社會階層的思想行為和新社會階層的發展方式做出辯證的判斷。對于新社會階層人士艱苦奮斗、勇于創新的精神予以肯定,并樂于學習;對于部分新社會階層人士通過違法違紀手段進行發展的方式持否定態度。但大學生對于新社會階層這個新興社會群體的關注度并不高,在一些問題上對新社會階層的認識還比較模糊。

2.大學生群體與新社會階層客觀相互需要

大學生群體擁有良好的思維能力、儲量豐富的知識和一定的工作技能,是未來社會發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必然會受到新社會各個階層的重視。新社會階層作為一個有利益需求和話語主導需求的階層,會主動尋求大學生群體加入。在中國當前的經濟環境中,大學生的職業選擇形勢嚴峻,需要尋求更多的發展空間和就業崗位。新社會階層所涵蓋下的行業和企業成為大學生職業選擇和現實就業中最為集中和最為主要的去向。

3.大學生群體與新社會階層長久相互影響

新社會階層的職業選擇模式影響著大學生對自己的職業規劃,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大學生的職業發展軌跡,吸引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加入到新社會階層的行業。大學生迫于就業的壓力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新社會階層的行列。現在新社會階層的中高知、高資群體就是由當年的大學生群體發展起來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在進入新社會階層行業的大學生大部分必然會成長為新社會階層的一部分。

篇5

【論文摘要】目的:對Crites職業成熱度的擇業態度問卷的項日和結構進行初步修訂。方法:以164名大學生的試測為基礎,在武漢市六所高校隨機抽取900名大學生進行正式測試,并進行適用性研究。結果:①問卷具有良好的項目特征;②各分錄表及總錄表的@系數在0.660到0.840之間,重測相關系數在0.557到0.761之間;③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測驗分數存在顯著差異。結論:該問卷的測量指標符合心理測量學要求,可作為大學生職業成熱度的測量下具。

職業成熟度[1]是“個體掌握與其職業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職業發展目標的程度,包括知識和態度成份。"?Super[2]用“職業成熟”來描述個體職業發展的狀況,指出職業發展是個體發展的一個層面,各職業階段都有其特有的發展目標。如青年期的發展目標是形成合適的自我概念,學習職業知識,做出明智的職業選擇。青年若完成此目標,則意味著達到了該階段的成熟。

Crites[3]認為個體的職業成熟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能夠劃分為一系列階段,各階段有其不同的發展任務。青少年處于職業探索和建立期,對職業的選擇是主要發展任務。如果青少年能根據自己心理特點以及職業的要求,將二者進行合理而科學的匹配,做出職業選擇,采取客觀可行的措施,最終獲得職業,那么其職業成熟度就高,反之則低[4]。

Crites[3]認為職業成熟狀況可以用職業選擇過程中的兩個主要因素來描述:職業選擇能力和職業選擇態度,并據此編制了The vocational developmentinventory職業發展問卷,簡稱VDI),以對青少年的職業成熟水平進行測量。VDI分為職業選擇能力和職業選擇態度兩個分測驗,能力測驗測量個體對職業的了解和計劃技巧,態度測驗測量個體與職業選擇有關的問題。

本研究對VDI的職業選擇態度問卷進行初步修訂.并研究其文化適應性

1方法和程序

1.1預測問卷的確定

在問卷翻譯中,修改其中不適合我國大學生以及意義不明確的項目,如將“我要等服完兵役后再選擇職業”修改為“如果讀研,我會等到研究生畢業時再選擇職業”等。

VDI原采用“是”和“否”記分,根據心理測量理論和研究結果,量表的測量信度隨點數增加而提高,辨別力也隨之加強,但點數超過5點,反而無助于量表信效度的提高[5]。因此修訂問卷采用四點記分,(從1表示的“非常不贊同”到4表示的“非常贊同”),沒有中間選項,以減少“趨中定勢”。VDI原問卷有5個維度:①職業決策的投入度:個體主動參與職業決策過程的程度;②職業決策取向:個體工作的態度或價值觀是任務取向還是快樂取向;③職業決策獨立性:個體依賴他人意見來選擇職業的程度;④職業選擇偏好:個體依據特定因素作選擇的程度,如根據能否助人為擇業依據等;⑤職業選擇過程的概念:個人對職業選擇正確和不正確的概念。請1名專家和7名心理學側十究生對問卷結構作分析,發現“職業決策取向”和“職業選擇偏好”兩維度的項目表述難以區分。從這2個維度包含的項目內容來看,均反映了職業價值觀。職業價值觀是價值觀在職業選擇上的體現,它是人們對待職業的一種信念和態度,或表現出來的一種價值取向[6]。對工作是任務取向或快樂取向,以及根據特殊因素來擇業等都是擇業價值觀的體現。

1.2試測

試測樣木為華中農業大學164名大學生,有效問卷164份。測試后對預測問卷進行了文字修改與內容調整,Jl將原問卷的第一、第一人稱交替使用全部換為第一人稱,形成正式測量問卷。

1.3正式施測樣本

隨機抽取武漢高校900名大學生,回收845份問卷,有效問卷825份,男生444人,女生379人,性別未知2人;研究生26人,大四159人,大二274人,大一224人,大一140人,未注明年級2人。

1.4正式施測及數據處理

3名主試均經過事前訓練。采用統一指濘語,統一答卷紙,測驗無時間限制。數據分析采用SPSS 11.5軟件在計算機上完成。

2結果

2.1項目分析

2.1.1項目維度劃分的分析Crites、的VDI問卷中的項目選擇依據為經驗法與實證法相結合,其中部分項目的選擇依據是,是否對職業成熟度高的人群和職業成熟度低的人群有區分效度iii。然而這也意味著對該問卷不宜進行因素分析。在維度分析過程中,發現職業決策取向維度和職業選擇偏好維度上的項目相關很高,證實了前而對兩個維度測量的是職業價值觀的設想。因此把這兩維度的項目合并到“擇業價值觀”維度,其內涵為個體擇業的取向及對工作的價值取向。

2.1.2項目區分度分析將被試在每個項目“非常不贊同”和“不贊同”的反應頻數相加,作為低分組(PL),在“贊同”和“非常贊同”的反應頻數相加,作為高分組(PH)。分析各項目在其維度總分的高分組與低分組上的獨立樣木T檢驗的結果,刪除在低分組上得分高于高分組的或在高低分組上差異未達顯著性水平的6個項目。

2.1.3題總相關分析計算項目分數與分量表總分的相關系數,刪除項目分數與分量表總分的相關系數小于0. 20的項目16個。依據以上標準,形成共38個項目的問卷,各分量表的項目分布見表1。

2.2量表各項指標統計分析

2.2.1描述性統計指標從表1的數據來看,四個分量表的項目平均得分都比較高,總量表上項目均分2.98,標準差相對較低。分量表之間的相關系數分布在0.22和0.52之間。

2.2.2信度分析木側h究的內部一致性信度采用克倫巴赫@標準系數。重測信度系數為對照組35名大學生間隔一個半月的重測與初測分數之間的皮爾遜積差相關系數見表2

2.2.3效度分析Crites的VDI問卷設計所要達到的目的之一是,問卷在不同教育層次變量上差異值達到最大。使用兩個獨立樣木的非參數檢驗的Mann-Whitney Test法對木科生和研究生在整個量表和分量表上的得分進行了差異性檢驗。研究生在總量表和投入度、擇業概念、獨立性3個分量表上的得分均高于木科生,差異顯著。見表3

3討論

3.1量表的信效度

從表1來看,分量表和總量表的項目均分在3分左右,即被試在該問卷上的表現均處于較高水平,說明作為被試的大學生群體的職業成熟水平較高。

從表2可知,木量表。標準系數范圍從0.660到0.840,總量表。標準系數為0.840。對于團體測驗,信度系數達到0.700以上即符合心理測量學的要求。重測信度在0.557到0.761之間,也達到了心理測量學的要求。

Cronbach @系數既是一個信度指標,同時也是研究結構效度的一個指標[7]。木研究中各分量表和總量表的@系數較高,證實了問卷的結構效度。分量表之間較低的相關說明了各維度分別反映獨立的內容。本科生和研究生在總量表和3個分量表上有顯著性差異,證實了它的理論效度。國外的研究發現,職業成熟度研究中問題較大的是效標關聯效度的取得lal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否以選擇職業的現實性、接受教育和從事職業的渴望,或職業選擇狀態,如己明確選定了職業或職業決策作為效標?仍需進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3.2文化適應性

將職業成熟度的研究結果應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需要慎重處之[9].研究表明文化背景不同,職業成熟度的內涵可能不同,其決定因素也會不同[10]。

本次研究證實了文化差異的存在。研究最初設想,西方價值觀重個人取向,中國人重社會取向。在VDI原計分表中,社會取向的項目得分為反向計分,即社會取向越高,成熟度越低,如“我會選一個有機會幫助他人的工作”,被試對該項目贊同程度越高,成熟度越低。而本次研究數據表明該項目正向計分與總分的變化趨勢一致,即該項目得分高,其成熟度也高。其它類似的項目分析結果也印證了最初對我國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偏重于社會取向的設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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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龍立榮,方俐洛,凌文軼職業成熱度研究進展心理科學,2000,5:595-598

5王重鳴心理學研究方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185

6凌文軼,方俐洛,自利剛我國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研究心理學報,1999,03

篇6

職業成熟度[1]是“個體掌握與其職業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職業發展目標的程度,包括知識和態度成份。"‑Super[2]用“職業成熟”來描述個體職業發展的狀況,指出職業發展是個體發展的一個層面,各職業階段都有其特有的發展目標。如青年期的發展目標是形成合適的自我概念,學習職業知識,做出明智的職業選擇。青年若完成此目標,則意味著達到了該階段的成熟。

Crites[3]認為個體的職業成熟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能夠劃分為一系列階段,各階段有其不同的發展任務。青少年處于職業探索和建立期,對職業的選擇是主要發展任務。如果青少年能根據自己心理特點以及職業的要求,將二者進行合理而科學的匹配,做出職業選擇,采取客觀可行的措施,最終獲得職業,那么其職業成熟度就高,反之則低[4]。

Crites[3]認為職業成熟狀況可以用職業選擇過程中的兩個主要因素來描述:職業選擇能力和職業選擇態度,并據此編制了Thevocationaldevelopmentinventory職業發展問卷,簡稱VDI),以對青少年的職業成熟水平進行測量。VDI分為職業選擇能力和職業選擇態度兩個分測驗,能力測驗測量個體對職業的了解和計劃技巧,態度測驗測量個體與職業選擇有關的問題。

本研究對VDI的職業選擇態度問卷進行初步修訂.并研究其文化適應性

1方法和程序

1.1預測問卷的確定

在問卷翻譯中,修改其中不適合我國大學生以及意義不明確的項目,如將“我要等服完兵役后再選擇職業”修改為“如果讀研,我會等到研究生畢業時再選擇職業”等。

VDI原采用“是”和“否”記分,根據心理測量理論和研究結果,量表的測量信度隨點數增加而提高,辨別力也隨之加強,但點數超過5點,反而無助于量表信效度的提高[5]。因此修訂問卷采用四點記分,(從1表示的“非常不贊同”到4表示的“非常贊同”),沒有中間選項,以減少“趨中定勢”。VDI原問卷有5個維度:①職業決策的投入度:個體主動參與職業決策過程的程度;②職業決策取向:個體工作的態度或價值觀是任務取向還是快樂取向;③職業決策獨立性:個體依賴他人意見來選擇職業的程度;④職業選擇偏好:個體依據特定因素作選擇的程度,如根據能否助人為擇業依據等;⑤職業選擇過程的概念:個人對職業選擇正確和不正確的概念。請1名專家和7名心理學側十究生對問卷結構作分析,發現“職業決策取向”和“職業選擇偏好”兩維度的項目表述難以區分。從這2個維度包含的項目內容來看,均反映了職業價值觀。職業價值觀是價值觀在職業選擇上的體現,它是人們對待職業的一種信念和態度,或表現出來的一種價值取向[6]。對工作是任務取向或快樂取向,以及根據特殊因素來擇業等都是擇業價值觀的體現。

1.2試測

試測樣木為華中農業大學164名大學生,有效問卷164份。測試后對預測問卷進行了文字修改與內容調整,Jl將原問卷的第一、第一人稱交替使用全部換為第一人稱,形成正式測量問卷。

1.3正式施測樣本

隨機抽取武漢高校900名大學生,回收845份問卷,有效問卷825份,男生444人,女生379人,性別未知2人;研究生26人,大四159人,大二274人,大一224人,大一140人,未注明年級2人。

1.4正式施測及數據處理

3名主試均經過事前訓練。采用統一指濘語,統一答卷紙,測驗無時間限制。數據分析采用SPSS11.5軟件在計算機上完成。

2結果

2.1項目分析

2.1.1項目維度劃分的分析Crites、的VDI問卷中的項目選擇依據為經驗法與實證法相結合,其中部分項目的選擇依據是,是否對職業成熟度高的人群和職業成熟度低的人群有區分效度iii。然而這也意味著對該問卷不宜進行因素分析。在維度分析過程中,發現職業決策取向維度和職業選擇偏好維度上的項目相關很高,證實了前而對兩個維度測量的是職業價值觀的設想。因此把這兩維度的項目合并到“擇業價值觀”維度,其內涵為個體擇業的取向及對工作的價值取向。

2.1.2項目區分度分析將被試在每個項目“非常不贊同”和“不贊同”的反應頻數相加,作為低分組(PL),在“贊同”和“非常贊同”的反應頻數相加,作為高分組(PH)。分析各項目在其維度總分的高分組與低分組上的獨立樣木T檢驗的結果,刪除在低分組上得分高于高分組的或在高低分組上差異未達顯著性水平的6個項目。

2.1.3題總相關分析計算項目分數與分量表總分的相關系數,刪除項目分數與分量表總分的相關系數小于0.20的項目16個。依據以上標準,形成共38個項目的問卷,各分量表的項目分布見表1。

2.2量表各項指標統計分析

2.2.1描述性統計指標從表1的數據來看,四個分量表的項目平均得分都比較高,總量表上項目均分2.98,標準差相對較低。分量表之間的相關系數分布在0.22和0.52之間。

2.2.2信度分析木側h究的內部一致性信度采用克倫巴赫@標準系數。重測信度系數為對照組35名大學生間隔一個半月的重測與初測分數之間的皮爾遜積差相關系數見表2

2.2.3效度分析Crites的VDI問卷設計所要達到的目的之一是,問卷在不同教育層次變量上差異值達到最大。使用兩個獨立樣木的非參數檢驗的Mann-WhitneyTest法對木科生和研究生在整個量表和分量表上的得分進行了差異性檢驗。研究生在總量表和投入度、擇業概念、獨立性3個分量表上的得分均高于木科生,差異顯著。

3討論

3.1量表的信效度

從表1來看,分量表和總量表的項目均分在3分左右,即被試在該問卷上的表現均處于較高水平,說明作為被試的大學生群體的職業成熟水平較高。

從表2可知,木量表。標準系數范圍從0.660到0.840,總量表。標準系數為0.840。對于團體測驗,信度系數達到0.700以上即符合心理測量學的要求。重測信度在0.557到0.761之間,也達到了心理測量學的要求。

Cronbach@系數既是一個信度指標,同時也是研究結構效度的一個指標[7]。木研究中各分量表和總量表的@系數較高,證實了問卷的結構效度。分量表之間較低的相關說明了各維度分別反映獨立的內容。本科生和研究生在總量表和3個分量表上有顯著性差異,證實了它的理論效度。國外的研究發現,職業成熟度研究中問題較大的是效標關聯效度的取得lal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否以選擇職業的現實性、接受教育和從事職業的渴望,或職業選擇狀態,如己明確選定了職業或職業決策作為效標?仍需進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3.2文化適應性

將職業成熟度的研究結果應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需要慎重處之[9].研究表明文化背景不同,職業成熟度的內涵可能不同,其決定因素也會不同[10]。

本次研究證實了文化差異的存在。研究最初設想,西方價值觀重個人取向,中國人重社會取向。在VDI原計分表中,社會取向的項目得分為反向計分,即社會取向越高,成熟度越低,如“我會選一個有機會幫助他人的工作”,被試對該項目贊同程度越高,成熟度越低。而本次研究數據表明該項目正向計分與總分的變化趨勢一致,即該項目得分高,其成熟度也高。其它類似的項目分析結果也印證了最初對我國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偏重于社會取向的設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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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重鳴心理學研究方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85

6凌文軼,方俐洛,自利剛我國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研究心理學報,1999,03

篇7

1、研究意義和方法

1.1研究意義

大學生導游職業認知形成的調查研究對大學生自身和導游行業都有重要意義。對于大學生來說,能夠讓學校調整針對性教育,更好的引導大學生在導游行業的就業,增加大學生在導游行業的就業率;同時,對導游行業而言,根據調查作出一定調整,吸引大學生就業,增加行業高素質從業人員,從而更好發展,創造更多旅游業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收益。

1.2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了問卷調查法、訪談法、參考文獻資料法。

1.3研究思路

研究思路分三個步驟,首先是根據論文選題查閱大量的文獻資料,并整理經驗和資料,寫文獻綜述;然后設計調查問卷,并做問卷調查,訪談等,收集整理調查數據資料;最后根據對調查的資料,得出結果研究,提出針對性的期望和改善。

2、研究綜述

2.1社會認知職業理論

大學生職業認知即大學生個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通過自身的學習與周圍環境的接觸過程中形成的對于某一個職業的價值、內容的看法和態度[2]。而大學生導游職業認知也就是大學生在自身學習生活和實踐中形成的對導游職業的價值、內容的看法和態度。

21世紀以前,班杜拉 ( Bandura) 的一般社會認知理論(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是這一研究趨勢的起源之一,這一理論強調在人的職業認知行為過程中,各種因素均參與了這一作用的過程[3]。近年來我國有很多學者通過對社會職業認知理論的研究來進行大學生的職業認知形成研究,其中包括宋一兵通過借鑒心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社會認知職業理論”(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SCCT) ,以在校大學生這一導游職業特殊的從業群體為研究對象,以相關調查數據為基礎,創建SCCT 模型以研究[4]。

2.2導游職業認知形成的影響因素

導游職業認知形成的影響因素主要有個人背景因素、職業興趣因素、職業選擇因素和工作績效因素,宋一兵的SCCT 模型,其利用了班杜拉的三因素的互為因果模型,強調在職業發展中起作用的三種個人變量―――自我效能、結果預期、個人目標之間的相互影響,提供了三個子模式[5]。為了研究大學生導游職業認知形的職業選擇因素和職業興趣因素,這里借鑒宋一兵的SCCT模型,建立了以下模型:職業興趣模式、職業選擇模式。

3、大學生導游職業認知形成影響因素分析

3.1問卷設計

問卷設計的重點就是要將調查內容操作化為可觀察的測量指標。本次問卷包括4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大學生職業認知形成的個人背景因素的設計。因為在大學生就讀期間,父親、母親、主要親戚與高中同學等對其就讀專業以及未來從事的職業有較高的期待,將深刻影響其職業認知,其中也包括被訪者的性別、年齡、學習生活經歷等;第二部分是對大學生職業認知形成的職業興趣因素的設計;第三部分是對大學生職業認知形成的職業選擇因素的設計,大學生選擇從事導游職業的因素可能有專業對口、工資薪酬高、受過相關培訓等;第四部分是對大學生職業認知形成的工作績效因素的設計,大學生在導游工作實踐中,自我得到提升,抑或是升職機會多等等因素。

3.2影響因素分析

3.2.1個人背景因素

通過對大學生入學前專業選擇的調查,41%的大學生是因為學校調劑,33%的大學生是愛好旅游而填報了旅游專業, 11%的大學生是因為父母的要求而填報,剩下的是因為和朋友一起報考或者其他原因。說明本身就有很多人不是熱愛這個行業,同時他們忽略了一個問題就是愛好旅游并不是將來從事旅游。隨著學習的深入,對旅游行業的了解,學生才懂得旅游行業工作需要面對的是很多突發事件、復雜的局面,去接觸社會的各個階層。同時,因為這個行業工作的復雜性、重復性、突發性并且辛苦,所以學生門對這個行業的好感度不高。又因為服務行業的性質且入行門檻低,導致有學生認為從事這個行業社會地位低,不愿將來從事該行業。

3.2.2職業興趣因素

職業興趣的因素相對復雜,社會評價、教育環境、家庭影響等都有可能成為職業興趣產生的原因,然后通過實踐得到的效能評價影響最后的結果--職業認知的形成。

在實際調查中, 65.1%的大學生認為社會評價、教育環境、家庭等影響了自身對導游職業的價值、內容的看法和態度。例如題8: 大眾對導游職業存在誤解,新聞媒體對導游的報道常常是負面的,比如“坑害消費者”、“拿高額回扣”、“以次充好”,這一問題得到了67%的大學生認可;題9中:46%的人認同,“大眾對導游職業的誤解影響著其對導游職業的認知”;還有題13:50%的人認同,“從業過程中,他人(游客和其他)的評價對自身的職業興趣有較大影響”;題10:從積極的方面來說,導游職業也與“高收入、高自由度、增長見識”等相聯系,這一問題得到了13%的大學生非常認同的回答,還有31.7%與20%的大學生是認同和一般認同,這充分說明了,社會評價對大學生導游職業認知的影響。在題11的調查中,問到了受調查大學生是否因為有過導游培訓教育的經歷而對從事導游產生興趣,53%的大學生選擇了答案“是”;通過題12的調查發現:40%的受訪者是因“家庭因素而對從事導游產生興趣”。由此可見,職業興趣因素對大學生導游職業認知的影響。

3.2.3職業選擇因素

職業選擇模式是大學生在進入導游職業前的一個初步目標作用下,通過導游實踐達到預期的目標,獲得相應的績效成績,作用于最后導游職業認知的形成。又因為一般做出目標和實踐的選擇時都是在非理想狀態之下,所以背景因素與環境因素也同時發生作用。

根據選擇模式得出三個流動性階段結果: 一是大學生在進入導游實踐之前的選擇或目標設定,這一階段的大學生受到先前背景因素即自身的文化素養、培訓教育、性別等因素影響。一些在校大學生由于旅游專業的關系,他們通過學校的課程教學,比其他人更先接觸和學習到一些導游基礎知識,得到過老師的導游培訓等。二是大學生在采取導游實踐行動過程也一直受到多種環境因素的制約與影響,共同作用于導游職業認知的形成,這其中就有前背景因素和當前背景因素的影響,例如性別、年齡、文化素養等。最后,通過導游實踐獲得了相應的職業效能即職業實現情況又與后來的職業再選擇構成一個反饋回路,影響大學生新的職業選擇行為。

以上分析也在實際調查中被證實,例如題14:超過60%的大學生認為職業選擇因素影響了他們對導游職業的價值、內容的看法和態度。在接受調查的大學生中,例如題15、16:46.7%的大學生打算選擇從事導游的原因主要有工資薪酬高、專業對口,同時希望在這個行業大干一番并有所發展,這就是他們入職實踐前的選擇和目標;與此同時受到先前背景因素即文化素養、培訓教育、性別角色社會化等因素影響,例如題1、2:是對文化素養和性別調查,有大專的、也有本科的,也有男有女,總的來說還是女性相對較多。題17:是培訓教育因素的調查,31.6%的在校大學生因為專業原因,在參與導游實踐前有過相關的培訓教育,也有部分大學生是有過旅行社相關工作經歷;例如題18-20:在調查導游實踐對大學生自身擇業的影響時,51.1%的大學生表示影響大,但是只有45.2%的大學生達到了自己在這個行業的預期目標。于是調查了大學生在當前的社會環境導致他們不愿從事導游行業的原因,主要是社會負面評價、機制不健全、工資不穩定、奔波不固定,也有少數人為其他原因,這也就是反映了大學生在實踐之后,職業效能即職業實現情況又與后來的職業再選擇構成一個反饋回路,影響新的職業選擇行為的現象。

3.2.4工作績效因素

根據職業選擇相互影響因素的圖表分析,知道也是多種因素作用于工作績效因素,這一因素的前背景因素和當前背景因素則由個人能力、自我效能、自我效能認知與績效目標得相互作用,從而績效結果最終作用于職業認知的形成。

在調查工作績效因素對大學生的導游職業的價值、內容的看法和態度時,15.1%的大學生表示非常認同工作績效因素影響了他們對導游職業的價值、內容的看法和態度,35%的大學生是認同工作績效因素影響了他們對導游職業的價值、內容的看法和態度。

題22-23:調查結果表示53.2%大學生覺得他們導游職業經歷中,付出與收獲成正比, 20%的大學生認為導游的薪資高,大多數都覺得是一般。通過訪問了解到,導游的工作比較辛苦,有大學生夸張的形容了導游職業是“起得比雞早,干得比牛累,吃的比豬差,睡的比狗晚”,從而讓大學生覺得導游的薪資只是一般高。同時,題24-25: 60%的大學生認為導游職業的社會地位低和很低,還是在他們認為導游人員對旅游業的貢獻大的情況下,這也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大學生對導游職業的價值、內容的看法和態度是消極的。于是題26做了關于大學生對導游實踐的旅行社滿意度的調查,41 %的大學生選擇了對旅行社工作不滿意, 但是調查在處理與應對時,只有38.7 % 的大學生表明了較為積極的應對態度( 自我總結或與旅行社溝通),更多的46.2% 的大學生采取了較為消極的處理方式( 不理睬、換旅行社等) ,更甚至有15.1% 的大學生選擇了完全逃避,放棄導游工作。這也就是導致了大學生對導游職業的價值、內容的看法和態度消極的原因。

4、大學生導游職業認知改善建議

4.1大學生應當加強自身的能力培養

不管是大專還是本科的同學,雖然進入導游職業的起點不同,但是后天自我的努力更重要,要有較強的業務素質和心理素質,盡職盡責的為游客服務,積極協調旅游團隊與游覽過程中各個旅游接待部門的關系,認真照顧每位游客的安全以及飲食起居,還有較高的隨機應變能力,能夠靈活協調處理突發事件。大學生相比其他人的優點就是學習能力更強,要充分利用這一優點,要做學習的海綿,主動去吸收“水”,而不是等“水”自己鉆進“海綿”。同時要學會理性的看待和判斷事情,不要盲目跟從,堅持自己的興趣愛好和夢想。

4.2學校應當營造利于大學生形成良好導游職業認知的環境

學校要認識到教育環境因素對學生的導游職業認知形成有驅動作用,要引導和培養好學生對這些環境因素的感知。要重視和發揮教師的引導作用,教師可以通過增強學生對環境因素的正面感知、降低或消除負面感知的方式,提高學生的職業自我效能,產生良好的旅游職業形象預期與能力拓展預期。因此在執行專業培養方案、指導良好的專業學習風氣形成的過程中,教師是可以發揮引導作用的。同時,專業課教師更可以通過正面引導學生了解旅游行業發展的前景以及評價旅游行業的地位,使學生的職業認知朝良性化方向發展。例如舉行“導游之星”、“最美的導游”等活動,豐富大學生對導游職業的的認識,引導大學生的導游職業認知形成積極方向發展。

4.3政府要完善導游保障機制和對旅行社的監管機制

政府應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提高旅行社的進入門檻,比如:提高旅行社進入的資金要求、規模要求等。另外,政府應該出臺相應的制度控制旅行社的低價團,價格戰導致了導游的收入變少,導游工作積極性也會相應減弱,從而使游客不能更好的接受導游的服務,降低了游客的游覽質量,政府應該鼓勵旅行社通過提高服務質量來與同行進行競爭。

政府應建立強有力的導游保障機制,導游的生存需求和尊重需求得到滿足,才能加強導游工作的積極性。勞動、人事部要給導游有導游等級、職稱的認可,防止人才的流失,讓導游也能成為終身的職業 [6]。 在完善的導游保障機制和旅行社的監管機制下,導游的生存生活得到政府強有力的保護,那么對導游職業感興趣,甚至熱愛的人會越來越多,也帶動大學生對導游職業的價值、內容的看法和態度向積極方向發展。

5、研究結果與展望

綜合上述內容研究表明,大學生通過導游實踐對自身的導游職業認知有很大影響,當然不止這一個原因,還有許多其他因素,所以干預與改善途徑也是多方面的,導游職業具有實踐操作性很強的特點;從職業選擇的來看,導游實踐給大學生提供了更早的進入和了解導游行業的機會,這類大學生的職業興趣、職業選擇與效能評價存在相同結果,他們的實踐經歷,學習環境和文化背景也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旅游局門戶網站. 國家旅游局關于2014年度全國旅行社統計調查情況的公報.旅發〔2015〕219號[EB/OL]http:///zwgk/tzggnew/gztz/201510/t20151008_748708.shtml.2015-10-08

[2]柯林,完善導游員職業培訓的策略研究.[D].西南交通大學.2012

篇8

一、問題的提出

職業價值觀(work value)指人們進行職業評價和職業選擇時用以衡量職業的穩定、持久的心理標準,職業價值觀“體現出職業對個體的意義”,[1]是個體價值觀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對其職業選擇、職業發展、職業生涯乃至職業成就都會產生深刻影響,在大學生群體遭遇“就業難”的情況下,探究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形成機制和影響因素不僅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西方對職業價值觀的研究已有70多年歷史,在職業價值觀結構、職業價值觀測量、職業價值觀理論等方面多有建樹。國內學者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注意到職業價值觀對青少年成長的重要性,90年代以來,由于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造成就業問題凸顯,職業價值觀研究逐漸成為熱門,據羅秀英(2006)等人[2]統計,1995-2005年中國期刊網(CNKI)中收錄的以“職業價值觀”為題的論文有85篇,而在這些研究中,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占絕大多數(63篇)。

由于時間和成本的限制,國內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研究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偏重于橫斷研究,缺少對職業價值觀的縱向研究”。[3]針對這種情況,筆者認為可以采用簡化方法,假設:(1)社會影響因素比較穩定;(2)大學新生與大學應屆畢業生的職業價值觀存在顯著差異;(3)這種差異主要是由大學階段的生活經驗和成長經歷自然造成的。那么,比較大學新生和應屆畢業生的職業價值觀就具有了縱向研究的意義,這種研究對了解大學階段職業價值觀的形成和變化具有重要意義。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工具

要對大學新生和應屆畢業生的職業價值觀進行比較,必須首先運用心理測量問卷分別對兩類大學生群體的職業價值觀現狀進行測量。筆者采用凌文輇等人[4](1999)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研究中采用的大學生職業價值觀問卷,從中刪除了“易成名成家”、“單位級別高”、“有機會出國”、“單位規模大”、“有住房”等明顯不符合現實的測量項目,增加了“職業聲譽好”、“薪酬公平合理”、“領導有魅力”、“組織文化健康”、“有培訓機會”、“能成為專家”等具有時代特點的測量項目,并對部分提問的表述進行適當調整,最終形成一個包括27個測量項目的《自編大學生職業價值觀測量問卷》(表1)。

2.被試

筆者從金陵科技學院一年級和四年級隨機抽取462名在校本科生進行問卷測量,問卷回收后對問卷進行篩選,確定有效問卷429份(表2),有效問卷中一年級新生217人(50.6%),四年級畢業生212人(49.4%),男生174人(40.1%),女生255人(59.9%),分布在工學、文學、法學、農學、經濟學、管理學、藝術六個學科。

3.研究過程

筆者采用Likert(1932)五階量表,要求被試就《自編大學生職業價值觀測量問卷》中的27個問題在“非常不重要”、“不重要”、“難以確定”、“重要”、“非常重要”等5個等級中進行選擇。施測時間為2009年4-6月。

4.數據搜集與處理

數據錄入和處理采用社會科學統計軟件SPSS16.0。

三、研究結果

1.自編問卷的信度分析

為了評價自編問卷的信度,筆者使用SPSS16.0對原始數據進行信度分析,結果發現Cronbach α系數為0.901,表明自編問卷的內部信度較高,各測量項目之間的一致性較好。

2.自編問卷的主成分分析

為了評價自編問卷的有效性,筆者對測量結果進行主成分分析。統計結果表明KMO值為0.901,(>0.6),Bartlett’s球形檢驗P=0.000,表明數據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過主成分分析,筆者發現可以從自編量表中提取出6個主成分(表3):自身成長(Y1)、社會影響(Y2)、心理需要(Y3)、物質需要(Y4)、職業特性(Y5)和專業要求(Y6),其中貢獻率最大的因素是Y1(29.005%)。

3.大學新生與應屆畢業生的職業價值觀差異

之所以要比較一年級新生與四年級應屆畢業生的職業價值觀,主要是為了研究兩者之間是否具有顯著性差異,以便進一步探討價值觀差異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高校職業生涯教育能夠發揮怎樣的引導作用。

為此,研究者使用SPSS16.0對6個主成分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表4),結果發現兩類學生在自身成長(Y1)、心理需求(Y3)、職業特性(Y5)和專業要求(Y6)四個方面的職業價值觀差異不明顯,而在社會影響(Y2)和物質需求(Y4)方面的職業價值觀差異具有顯著性。

與社會影響(Y2)因素相關的5個提問分別是:“選擇知名大公司”(V14),“工作輕松壓力小”(V15),“離家近,交通便利快捷”(V17),“留在大城市”(V22),“別人聽到我的職業都很羨慕”(V24)。分析兩類學生對以上5個提問的回答不難發現,均值差異最明顯的是對V14、V17、V24三個問題的回答(圖1),四年級應屆畢業生的選擇均值明顯高于一年級新生,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發現兩類學生在這3個項目上的P值分別是0.005,0.000,0.000,這表明應屆畢業生對職業的社會價值更加關注,他們比大學新生更原意選擇知名大公司,更愿意選擇交通便利的用人單位,并且更注重他人對自己職業的評價。

與物質需求(Y4)因素相關的3個提問是:“收入豐厚”(V1)、“提供完善的社會保險和福利”(V2)、“職業穩定,不必隨時擔心失業”(V3)。分析兩類學生對這3項提問的回答,結果讓人吃驚(圖2)。在回答“收入豐厚”(V1)的重要性時,新生的均值為3.9908,遠遠超過應屆畢業生的3.6745,獨立樣本t檢驗的結果發現P值為0.001,這表明應屆畢業生在評價職業重要性時比新生更加理性,收入在他們的職業價值觀中并不起重要作用。同時,兩類學生對傳統的保健因素――“社會保險和福利”、“職業穩定性”的評價也有一定差異。對于“社會保險和福利”,兩類學生都強調了其重要性,新生均值為4.2304,應屆畢業生均值為4.0190,應屆畢業生與新生之間的落差有可能源于應屆畢業生對企業保險、福利現狀的認知;對于“職業穩定性”,新生與畢業生的價值判斷差異不明顯,新生均值為4.0415,應屆畢業生均值為3.9286。

此次調查除了主問卷之外,還附加了一個問題(A1),讓學生分別選出對自己職業選擇最重要的三種影響因素,結果發現影響大學生職業選擇的因素主要有三類:家庭、學校和其它因素。調查結果顯示,新生中有25.8%的學生將“學校”作為影響自己職業選擇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應屆畢業生中只有19.3%,可見學校固然能對在校學生的職業價值觀產生深刻影響,但其重要性不應被高估;同時,應屆畢業生中更多人(42.5%)強調家庭在職業選擇中的重要作用,新生的比例僅為29.1%,這表明即將離校的應屆畢業生更傾向于從家庭(而非僅僅從自己)的角度評價職業;另一個數據也在說明同樣的現象,選擇“自主決策,不接受外界影響”的學生中,應屆畢業生中僅有62人(10%),而新生有91人(14.2%)。再分析學校中有哪些具體的角色會對大學生的職業選擇產生影響,結果發現對新生職業選擇影響最大的角色是專業課老師(46%),而對應屆畢業生影響最大的校內角色變成了同學(27.7%)。

需要解釋的是,國內不少人認為“擇業觀”就是職業價值觀,筆者認為這種看法略有不妥,對于已在職的勞動者,他們未必需要繼續進行職業選擇,因此他們的職業價值觀主要表現為對現有職業的價值判斷;而對尚未初次就業的大學生,他們的職業價值觀主要表現為職業選擇過程中的內在標準,因此影響他們職業選擇的因素就是影響其職業價值觀的因素。

四、討論

從發展心理學視角看,“從青少年到成人前期是價值觀趨于穩定、價值體系逐漸形成的關鍵階段”[5],大學階段的青年學生正處于這個關鍵時期,他們職業價值觀的形成和變化將為其整個生命歷程的職業價值觀奠定基礎。

那么,當代大學生職業價值觀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調查結果表明,不管是大學新生還是應屆畢業生,“自身成長”是他們最關注的因素,這表明多數大學生清楚自己這個生命階段的目標和特點,在進入大學之初,他們將促進自身成長作為大學階段生活一貫的“主旋律”,在即將離校走向職場之時,他們仍然堅持把有利于自身成長作為選擇職業的首要標準。

當然,正像筆者所假設的那樣,大學新生與應屆畢業生的職業價值觀存在差異,這種差異主要表現在兩方面:首先,大學應屆畢業生在判斷職業價值時更重視職業的社會價值,他們比大學新生更傾向以社會的視角來審視職業的重要性,這表明大學階段也是青年學生社會化的重要階段,處于這個階段的大學生雖然身處較為封閉的學校,但已開始積極審視更具開放性的社會、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并主動以社會標準來規范自己的行動;其次,大學應屆畢業生對職業能夠帶來的物質滿足的期待比大學新生明顯要現實和準確得多,這主要因為此次調查的應屆畢業生大多擁有就業教育、專業實習以及求職面試的經歷,通過這些就業準備活動,他們不僅了解組織對大學畢業生的角色期待,也了解當代組織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狀況,他們正在根據社會和組織的要求主動調整自己對物質需求的期待。以往常有用人單位以“眼高手低”來描述大學生的職業化水平,通過此次調查發現,“眼高”已經不再是大學生就業的主要障礙,“手低”才是高等教育急需解決的問題。

探究影響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因素不難發現,大學生職業價值觀正處于形成期并且尚不穩定,家庭、學校和其它因素都會對其產生影響,其中,學校既不是影響大學生(不管是新生還是應屆畢業生)職業價值觀形成的唯一因素,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當今高校職業生涯教育對大學生職業價值觀形成的影響并不顯著。

五、結論

1.大學新生與應屆畢業生在自身成長、心理需求、職業特性和專業要求四個方面的職業價值觀差異不明顯,而在社會影響、物質需求兩方面存在明顯差異。

2.大學階段是青年職業價值觀形成的關鍵階段,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當代大學生正在主動、積極地調整職業價值觀,使自己更適應社會和職業的變化。

參考文獻:

[1] 顧雪英.職業價值結構初探[J].心理學探新,2001,(1):58.

[2] 羅秀英,熊書銀.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研究述評[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2):111.

篇9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步入“大眾化”教育的軌道。高校畢業生供需矛盾也日益突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已逐漸成為全社會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然而,在冷靜分析大學生就業難現象時不難發現:由于人才市場供求信息的不暢,供需雙方觀念不同,導致供求雙方供需結構不相對稱,出現了“有位無人”和“有人無位”并存現象,更進一步的分析可見,許多大學生由于缺乏對職業的自我的合理認識和定位,加之職業決策和選擇能力不足,他們面對用人單位和崗位感到無所適從,不知什么單位適合自己的事業發展,什么崗位是展示自己的平臺,究其原因在于當今大學生缺乏或不視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同樣,由于我國高校真正意義上的就業指導工作尚處于起步探索階段,與社會經濟發展和學生的需求相比尚有存在較大差距,表現在就業指導的功能與內容上主要是圍繞當年的畢業生就業工作來開展,內容上也僅停留在對就業形勢的般介紹和政策規定的詮釋,在方法手段上往往是通過召開“動員大會”、“就業形勢報告會”等大會“灌輸”形式,因而在對大學生就業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引導,在職業判斷和選擇能力培養等方面則著力較少,也同樣存在著忽視或缺乏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有效指導。基于學生在就業問題和學術在就業指導上存在的上述不足,本人認為必須以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劃為切入點,將就業指導與職業生涯規劃相結合,從就業指導工作的內容體系、工作程式和工作機甜上進行全新的思考,以構建全程式就業指導工作的科學體系。

一、以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劃為結合點,構建高校就業指導的內容體系

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指大學生個體結合自身情況及所處的環境(機遇和制約等因素)確立職業目標、選擇職業道路并采取行動和措施實現職業生涯目標的過程。它包括了大學生人生理想及生活目標規劃、大學生學習目標規劃和大學生職業選擇規劃等內容。大學生只有做好了職業生涯規劃,才能樹立正確的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標,才能有效學習并獲得知識技能,才能選擇到合適自己發展的職業并通過職業生涯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標。可見,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是一個涉及到理想信念教育、專業知識學習、擇業技能技巧訓練等內容在內的學校教育工作的全方位的問題。以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劃為結合點,全面規劃大學生的就業指導課程體系,既抓住了就業指導工作的核心,又能使指導工作較好地溶入學校各項教育工作的大局。

1、堅持思想政治教育與職業生涯教育的融合,引導和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職業價值觀、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標。在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高校的教育在某種程度上也轉變為大學生們求生存謀發展的必然環節,演化為當代大學生進行職業生涯規劃、獲得職業成功的有效途徑。而高校學生的這種主體性需求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和內容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做出相應的回應,可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必須以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劃為結合點,實現職業生涯教育與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無縫對接翻。正處于心理成熟期的青年大學生需要接受正確的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標的引導。由于大學生所選修的專業各有不同,他們畢業時面臨的工作崗位選擇也必定不盡相同,但是,職業本身并無貴賤之分,唯有職業分工不同而已。要通過職業價值觀的教育讓大學生明白只要從業者敬重一己的職業、熱愛自己的工作,必定能“三十六行、行行出狀元”。更要通過教育,引導大學生理智地審視就業市場,客觀地分析大學生就業難的現狀,將自己的理想與社會的需求很好地結合起來規劃好自己的職業生涯,到畢業時才能勇敢的面向基層、面向經濟建設的主戰場,勇于到艱苦的地區、經濟欠發達的地區等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去建功立業,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促使大學生的充分就業。總之,凸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把理想信念教育溶人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之中,幫助他們確立職業發展方向,制定個人職業生涯規劃,用正確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和行為規范參與求職擇業活動,既是就業指導工作的靈魂,也是做好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前提和基礎。

2、堅持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設計和專業學習及學業的發展緊密結合,緊扣學生專業學習與職業發展這一核心內容,引導和幫助大學生搞好學習目標規劃和學業發展規劃。從大學生的專業學習和職業發展而言,由于大學生閱歷不夠豐富、視野不夠開闊及專業學習不夠深入等原因,他們往往對職業和專業設置的關系并不十分清楚,因而在專業學習上往往存在較大的盲目性,更由于大學生的學習有較大的自由度,使許多大學生難以做到將未來的就業壓力與當前學科安排的學習結合起來,因而在學習上往往需要我們,尤其是專任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的有效指導,幫助大學生及時掌握處理所學專業與職業關系的方法,確立與職業發展目標相適應的學習目標,有計劃地開展個人專業學習、知識積累、素質培養和能力培養,為將來畢業后的就業做好充分的知識和能力的儲備。從學校的教學與教育改革而言,為了進一步拓展學生的專業素質和綜合素質,必須充分發揮大學生生涯規劃這一有效載體,以人才市場的需求為導向,全面深化學校的教學改革,進一步做好學科與專業的調整與優化工作,更進一步加大文理滲透和工管交叉,加大復合型人才培養的力度,同時要加大學生實踐能力和實際動手能力的培養,對于高職高專類的學生,要堅決實行畢業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的“雙證”或“多證”制度,以增強畢業生的社會適應能力,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的提高。

3、堅持群體教育和個性化的就業指導相結合,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職業選擇規劃。以使大學生畢業擇業時有清晰的職業目標而不至于迷惘。一個任職者如果能找到符合自身個性特征、興趣、又有適當能力去完成的職業,就能充分發揮其潛力,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取得較好的業績,最終產生工作的滿意感、自我實現感。因此,在對大學生進行就業指導過程中,在對大學生進行群體的正面教育的基礎上,必須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在充分考慮自身的條件和社會需求的基礎上,科學地設計自己的職業選擇規劃,為自己大學畢業的擇業做好充分的準備,這就需要我們在就業指導中必須根據學生的不同對象因材施教進行個性化的指導,并在指導過程中有針對性的指導學生正確理解和對待興趣與職業選擇、職業能力與職業選擇、氣質與職業選擇、性格與職業選擇、價值觀與職業選擇、專業與職業選擇之間的辨證關系,做到知己、知彼,從容應對就業市場的擇業。

二、以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劃為切入點,建立和健全全程式的就業指導工作體系

多年來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大學生的擇業行為集中發生在大學畢業的那一年,但是大學生對社會職業、就業政策、就業制度的了解以及自身職業規劃、職業價值觀、求職技巧等則應該從進人大學校園時就開始積累。因此,必須以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劃為切人點,將職業生涯規劃的教育與實踐活動貫穿學生大學學習的全過程,建立起全程式的就業指導工作體系,具體而言,就是把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過程中的自我評估、外部環境分析、目標確定、實施策略、反饋評估等具體環節的教學與實踐活動貫穿于大學學習的全過程,并根據不同年級的學生的專業學習和職業生涯規劃的特點,設定階段性的指導目標任務,使全過程就業指導的層層要求得以實現。

1、要認真抓好大學生入學第一年的職業生涯規劃的教育與指導,為大學生的專業學習和學業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這一階段的主要目標任務是讓學生了解職業和就業政策,更新就業觀念,理解學位證書、職業資格證書和就業準人制度,增強提高職業能力的自覺性,樹立正確的職業觀和就業觀,形成初步的職業生涯規劃,為大學生做好自己的職業生涯發展規劃奠定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2、結合大二、大三學生的專業學習的特點。精心組織好大學生修訂與完善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以幫助和引導大學生樹立鞏固的專業思想、正確的職業價值觀。確立與專業相適應的職業發展方向,全面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大二、大三是學生進入大學后學習、生活的穩定期,也是學生進行專業知識學習的主要階段,這一階段由于專業學習任務繁重,許多大學生對就業指導及職業生涯規劃訓練不感興趣,往往造成了就業指導工作上的空白,因而強化大二、大三階段的學生就業指導就顯得十分必要了。這一階段開設的就業指導的主要任務是:訓練和培養學生工作的責任意識、規范意識、質量意識、服務意識、溝通能力以及團隊合作意識,了解個人創業條件、特征,提高學生自主創業意識與創業能力,進行職業生涯規劃,撰寫個人職業生涯規劃計劃書等,而要完成這一階段的目標任務,僅靠職業生涯規劃課的教學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廣大專任教師的普遍參與。總之,要結合專業的學習,使學生的知識結構、專業目標更貼近社會發展的要求,為就業打下堅實的專業基礎。

3、重視和全力做好大四畢業生的就業指導。引導和幫助畢業生實現職業生涯規劃的就業關。這一時期大學生的專業學習主要是專業知識的進一步提高與深入產學研基地,在實踐基礎上完成畢業設計和畢業論文,并進行專業的實習、見習活動。這一階段就業指導的主要目標是:幫助大學生通過專業實訓和職業生涯規劃的實踐活動完善個人職業形象,掌握面試基本技能,了解求職面試全過程及求職的途徑、技巧,了解相關就業政策和勞動關系法規,制定自己的求職策略和求職計劃以達到順利就業的目標。

三、以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

劃并順利就業為落腳點,構建全員化、全方位的就業指導工作新格局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大學階段的職業生涯規劃,順利地就業,這是高校就業指導工作的最根本任務,而要完成這一任務,必須從高校的組織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服務市場建立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加強,同時,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一個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的好壞,就業率的高低,不僅直接影響一個學校的招生形勢和生源質量,也關系到一個學校的生存與發展。從這一意義上講“就業工作是學校的生命線”。因此,高校要通過動員,使全校各個部門的各級組織、使全體教師都投入到就業指導工作來,以實現全員化和全方位的就業指導。

篇10

大學生就業是一個關乎其個人前途和全社會發展穩定的大事,歷來為社會各界所關注。在計劃經濟時代,考上大學不但意味著“光宗耀祖”,更意味著身份的躍遷。隨著我國大學生畢業分配制度由計劃的統一分配向供需見面自主擇業形式的轉變,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日趨嚴峻,過去那種“皇帝的女兒不愁嫁”的局面已成歷史。在這種形勢下,大學生健康的擇業心理顯得尤其重要。而確定正確的職業自我概念在一個人的職業選擇和職業發展中起著重要的核心和驅動作用。高校的職業指導應當重點幫助學生確定一個良好的職業自我概念,協助他們正確地進行擇業,并促進其一生的職業發展。

一、大學生擇業心理的現狀

大學生擇業心理是指大學生就業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一般心理特征。由于近年來高校畢業生規模的擴大,經濟成分的變化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加之經濟增長點的多元化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等諸多因素,就業趨勢也呈現了多元化、全面化。這既為廣大畢業生提供了公平競爭和施展才華的機會,同時也對大學生的心理素質提出了新的挑戰。有相當一部分畢業生由于種種原因,在新的就業體制和嚴峻的就業形勢面前,心理準備不足,在就業過程中出現了種種心理偏差,并影響到他們的順利就業。目前大學畢業生擇業心理狀態主要表現是他們的擇業期望呈現多種矛盾心理圓。本文引用了浙江大學心理學的范巍、馮穎的研究。他們對大學生擇業心理進行了問卷調查研究。此調研樣本來自浙江大學四個校區,按文、理、工、農、醫五個科類分別取樣,樣本全部由三、四年級本科生組成。共發放問卷204份,其中有效問卷201份。樣本包括男生112人,女生89人。涉及專業有數學、心理、信息電子、中文、新聞、農建、農化、旅游、建筑、臨床醫學、建工、機械等。對調研的結果表明,大學生在擇業時,其價值取向和擇業的參照標準是基本一致的,都是強調自我實現,重視經濟利益,自我意識增強。具體分析如下:

1.擇業的職業價值觀取向:一個人的職業價值取向是其職業自我概念的核心。由問卷調查結果可知,“為使自身價值得到社會承認”(28.84%),“為施展才能和完善人格”(20.9o%),“為享受高水平的物質生活”(15.92%),依次排在職業價值取向的前三位。這表明當代大學生重視自我發展與自我完善,渴望自身價值能夠得到他人及社會的認可。這種意識的形成,是隨著他們的文化知識的迅速增長,生活閱歷的不斷積累和社會接觸面的日益擴大,而從內心萌發出的強烈的成才渴望。但是,在社會上,雖然將他們稱為“天之驕子”、“國家棟梁”,可他們實際接觸社會的經歷告訴他們,社會對他們的認可度并非如此。隨著改革開放,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社會競爭機制逐步形成與完善,大學校園中自立自強、奮發進取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大學生自身的主體意識、獨立意識和成才意識亦逐漸加強。擇業時,大學畢業生缺乏正確的職業自我概念和長遠的戰略考慮,這一點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2.擇業標準:由調查統計結果可知,當代大學生擇業時,主要參照因素排前三位的是:“發揮個人特長,符合個人興趣”(64.68%),“經濟收人高”(64.68%),“能實現個人抱負”(23.88%)。由此可見,大學生選擇工作時更為注重個人需要與興趣的滿足,追求自我發展與自我價值的實現;同時,希望盡快從對父母的經濟依附中解脫出來,早日實現經濟上的自主、自立,自己創造出生存所需要的物質基礎,并盡可能爭取獲得較大的經濟利益。

綜上所述,當代大學生的擇業意向深受社會變革的沖擊與震蕩,表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他們追求自我發展與自我價值的實現,重視經濟利益,把自身素質的高低看作是影響擇業的重要因素,在擇業問題上表現出強烈的獨立意識、自主意識和成才意識。在這種務實的擇業心理上,正確的職業自我概念是擇業的基礎,因此職業自我概念教育是大學生擇業前的必要準備。

二、大學生職業自我概念的偏差對擇業心理的影響

由于大學生在職業自我概念上發展還不夠成熟,他們常常在擇業心理上出現一些偏差,影響了對職業的正確選擇。

1.自我評價過高導致的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一些畢業生自認為自己讀的是名牌大學或熱門專業,將求職目標定得很高。他們在擇業時,非外企不去,非知名大公司不去。希望找到一個職業,馬上職務就能得到提升,立刻就能擁有豐厚的經濟待遇。一些畢業生認為自己在學校學習成績不錯,能力很強,因此對擇業抱有過高的期望,他們一旦被用人單位拒絕,就會在心理上產生挫折感。

2.由自卑導致的懼怕競爭心理:一些畢業生由于缺乏對自我的正確認識,常常過分貶低自己。常用自己的不足與別人的優勢相比,對競爭產生畏懼心理。過于自卑的學生,常常因為看不到自己的長處,怯于競爭,而坐失了擇業的良機。

3.擇業價值觀上的模糊心理和急功近利心理:職業價值觀是大學生職業自我概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反映的是個人的內部需要與社會職業屬性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它決定人們如何根據自己的需要去評價和選擇職業,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某種職業特點如何滿足人們個體的需要。每個畢業生在進行職業選擇時都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體系。例如,經濟待遇,個人發展,進修機會,人際交往,個人休閑需要等等。清楚自己的價值需要,是正確擇業的前提和基礎。然而,有相當一部分畢業生不清楚自己的價值系統中哪一些對于自己最重要。這種對職業價值觀的模糊認識,常常使他們在選擇面前猶豫不定。另外,相當一部分畢業生在職業價值觀上急功近利,過分看重經濟待遇和某一職業暫時的物質條件,對個人的長遠發展考慮甚少。

4.對自我缺乏全面了解而產生的盲從心理:由于一些畢業生對自己的個性特點、興趣愛好、能力傾向缺乏全面客觀的認識,他們在職業選擇中常常不能獨立思考、獨立選擇。有的順從于父母長輩的意見,有的追隨于社會潮流。這種盲目選擇的結果,常常在從業之后,因為所選職業不符合個人的特點,使自己不能獲得自我的認同。有的人則頻繁跳槽,難以在職業中獲得個人發展。

5.因遭遇挫折而產生的自我挫敗心理:職業選擇本是畢業生和用人單位雙向選擇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次應聘就能成功的可能性很少。不被用人單位看重、遭受拒絕的事情是很常見的。但是一些畢業生則因為一次應聘失敗,便對自我產生了否定,懷疑自己沒有能力,甚至一蹶不振。這種自我挫敗造成的消極情緒,嚴重地影響了他們的擇業行為,常常使他們陷入一種“選擇不成功——消極情緒——再次選擇不成功”的惡性循環之中。

三、發展健全的職業自我概念,培養正確的擇業心理

由于職業自我概念對大學生的擇業與職業發展具有核心和驅動作用,因此我們應當重視和加強就業指導中的職業自我概念教育,具體做法如下:

1.重視畢業生的職業價值觀教育:職業價值觀是職業自我概念的核心。學校、家庭、社會的影響,都對學生職業價值觀的形成起著重要的作用。針對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片面追求物欲滿足、只重視眼前利益的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影響,我們應當對廣大畢業生進行集體主義價值觀教育和艱苦創業教育,增強畢業生的社會責任感,使之在職業選擇時能夠自覺地將個人需要與國家需要有機地結合起來。大學生經過四年的學習,他們擁有很高的愛國熱情,愿意為國家的現代化奉獻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在畢業教育中,我們應當繼續強化這種正面教育,幫助他們建立一個積極健康的職業價值觀體系。同時協助畢業生進行價值觀的澄清,使其能夠清楚自己價值觀體系中各種需要的權重,使他們學會根據自己的需要來進行選擇,并能夠對自己的選擇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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