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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軟件方面，以Photoshop、CorelDraw、AutoCAD、3DSMax為主的繪圖軟件對傳統紙筆顏料美術繪圖產生著巨大沖擊。每一種電腦制圖軟件的推出都顯示出了微電子科技巨大的數字化魅力，而傳統的美術表現技法，如油畫、國畫、版畫、水彩畫、素描、水粉，必然受到數字虛擬界面的影響，而審美大眾甚至美術教育的主體意識也將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其次，攝影技術的誕生，使得對生產生活以至于傳統繪畫存在的必要性發生了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似乎很難分清楚現代科技與視覺藝術教育之間的關系，而作為兩種對世界不同的掌握方式，必然有著各自內在不同的規定性。一般來說，現代科技是理性的思維方式，它往往訴諸概念、原理，強調邏輯性、前沿性，需要主觀符合于客觀，追求真理，是人們對自然規律、社會規律知識性的給予；美術教育是一種感性思維方式，它以審美體驗為基礎，訴諸形象，強調主體的感受、體悟等形而上的精神表達，要求客觀見之于主觀，追求審美，給予人們的是審美和情感的積極愉悅。雖然攝影技術的革新層出不窮，使人們的視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開闊。然而，隨著審美意趣在客觀再現的追求中發生異變，促使現代藝術走向內質與抽象的表達。如今，高科技數字媒體技術的影像時代已經來臨，如何處理其與傳統美術圖像的表現關系，值得考慮。現代美術教育系統已經充分利用數字媒體技術來處理傳統圖像學知識和技法，這將給予傳統美術教育以巨大沖擊。因此，美術教育這種特殊性的內在特質，決定了現代美術教育中建立起主體意識的必要性，尤其是對于現代科技影響下的當代高校美術教育來說顯得相當重要。

篇2

[中圖分類號]G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2]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3]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4]。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5]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7]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8]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2]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篇3

二、價值基礎

選定與夯實合理完備的價值基礎是當代中國公共管理學學科建設的津要所在。一方面，公共管理學的學科特色、專業內涵以及發展方向等重大問題，均取決于價值基礎的價值結構的合理規劃、價值秩序的有效構建；另一方面，合理的價值基礎不僅在理論上為公共管理學作為獨立的學科存在提供了堅實的合法性、正當性理據，也在實踐中成為對公共管理實踐做出好壞優劣等評判的基本準繩。考慮到“公共行政是政府的藝術與科學跟管理的藝術與科學的聯姻。效率與經濟主要屬于管理理論的范疇，而社會公平屬于政府理論的范疇。”同時，隨著公共服務理論的發展，民主參與、公民權也日益成為公共管理學走向成熟的重要理論支柱。因此，公平、民主與效率應當成為當代中國公共管理學的價值基礎。進而言之，正如學人江暢所言，“由于人的需要（欲望）所指向的無非是目的和手段，同時只有當一個事物作為目的或手段時它才能成為滿足人的需要（欲望）的事物，因而目的和手段對于人都是有價值的，而且對于人而言的所有價值都無非是目的（性）價值和手段（性）價值這兩類。”借鑒上述對價值的分類，公平應屬公共管理學的目的性價值，而效率則是手段性價值；至于民主，筆者認為兼而有之。首先，公平應當被確立為公共管理學的目的性價值基礎。“社會公平強調政府提供服務的平等，強調公共管理者決策和項目執行的責任，強調公共管理的變革，強調對公民需求而非公共組織需求的回應……新公共行政所關注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公平的對待公民。社會公平就包括旨在增強這些少數群體政治權力并改進他們經濟福祉的一系列活動。”在《正義論》中，羅爾斯針對正義分配提出了著名的“差別原則”，即：“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誠然，社會公平并不意味著所有的不平等都會消失，但是每個人的基本利益都應該得到起碼的尊重與保障。公平價值賦予了公共管理倫理的內容，強調了公共組織提供的服務是面向全體公民的，每個人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權利。公共管理學研究如何合理有效的配置社會資源，如何為社會提供優質的服務，這與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其次，民主既是一種手段性價值也是一種目的工具性價值。就前者而言，不論是政治生活還是社會生活，目的都在于追求一種公平、正義、自由、幸福的生活。近千年的人類政治實踐歷史已經揭示了如下政治學公理，即：相對于其他政治范式，民主是實現優良生活的最有效手段。就后者而言，民主本身已然成為一種可欲的現代生活方式。現代民主生活中所充盈的平等的理念、自由的氛圍、尊重的品格、人道的魅力甚至參與的樂趣等待，已經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個人與民族矢志不渝地將民主作為上下求索的價值目標。在當代共和主義思潮、尤其是公民資格理論的深度影響下，民主即參與、“民主意味著參與”，已經成為公共管理學學科建設的思想背景。民主價值、公民參與等依然成為作為公共管理理論重要補充的公共服務理論的觀念圭臬。因為公共服務中公民參與的初衷是為了通過公民的參與來保障公民享受公共服務的權利。不論是公民參與還是享受公共服務，都是公民權的重要體現。公共服務是政府運用公共資源，根據社會公共需求，為社會福利最大化而提供的社會產品和服務。公民的參與能迅速高效的反應社會需求，從而為政府最大限度的滿足社會需求提供有力參數。最后，作為公共管理學的手段性價值，“效率”是一個頗具歧義的概念。通常而言，效率可分為經濟與社會兩個層面，經濟學效率“強調的是以最少投入取得最大產出”；社會性效率“以社會價值觀念為目標，規范的予以衡量的效率”。從行政學本身的應用屬性來看，對于效率的一定追求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由于實際操作中對于“效率至上”原則的過分夸大，原本的“工具合理性”變為追求的最終價值目標。公共管理學在合理吸收西方價值工具的同時也要警惕工具的目的化，盡量規避效率原則的弊端。不可以簡單的將績效作為評判組織優劣的標準，還要防止效率異化而破壞了社會的公平，以致出現公共權力的濫用現象。西方傳統的科學管理所追求的效率原則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操作程序之上的，而當代社會的公共管理學在研究其效率的同時更應關注“人”———效率的創造者；畢竟，公共管理的最終目的并不是效率，它只是實現目標的手段。中國公共管理學早期深受傳統行政學“效率至上”原則影響，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并以此指導社會實踐。單純的追求效率讓社會陷入兩極分化動蕩不安，中國飽嘗效率至上之苦。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公共管理學進入平穩發展階段，其價值取向也發生了變化，認識到行政的目的在于更好的服務；亦即，公共管理要為社會的公共利益服務。政府組織有先天的官僚特質，在參與社會利益分配時不僅會降低效率更會損害其公平性，因此公共管理學要做的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滿足公共需求。

三、研究對象

眾所周知，確定研究對象不僅是劃定學科分類的重要依據，也是界定研究任務、創建學科體系的觀念前提。就當代中國公共管理學學科建設而言，確立妥當的研究對象是其立身之本與發展之源。人類是在對利益的不斷追求中發展進步的，然而人的社會性又決定人類對于利益的追求不能離開社會，也就是說面臨著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共管理就是要滿足社會需求，合理分配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為社會提供服務。公共管理學以公共部門管理作為研究對象，其核心是政府部門管理。公共利益的現實表現形態是公共資源。政府組織要做的是有效地組織公共資源，使其能夠有效增值；合理分配公共資源，使其能夠依據社會需求實現資源利用最大化。政府保障對于公共資源的合理分配是滿足社會和個人需求的前提。但與此同時也要防止在追逐利益的過程中，對于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破壞。對于中國來說，政府以官僚組織的形式運行，在官僚體制中人治現象突出缺乏法制規范。同時，臃腫龐大的官僚機構也容易使得信息在收集、傳遞過程中出現失真，效率低下。這就容易導致政府對于社會需求的變化反映遲緩，也就不可能有效地組織、合理地分配公共資源。權力過分的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權力有限。但我們面對的是瞬息萬變的21世紀，長長的信息傳遞鏈條不僅容易使信息失真，而且往往會錯失良機。公共服務理論認為現代政府組織的角色是幫助公民表達并滿足他們的利益訴求，而不是“掌舵”。因此，行政機構改革勢在必行。“力求使政府不走彎路，使政府專心處理公務減少閑雜事務，加強和純潔政府的組織機構，為政府的盡職盡責帶來美譽。”這也要求政府組織在進行政策制定、執行時要鼓勵公民參與。民主不僅有利于公民的主人公意識、公民精神的培育，也會促進公共資源的合理流動。另一方面，隨著公共管理學的推進，公民社會自治網絡的形成，公共管理的主體趨向多元化，不僅包涵政府組織也包括為社會公共利益提供服務的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管理是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一條路徑，同時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也是對于政府組織管理的有效制約和監督，對于維護公民權利有重要意義。俞可平先生認為：由民間組織獨自行使或他們與政府一道行使的社會管理過程，便不再是統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質特征是公民社會組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獨立管理或與政府的合作管理。當前中國社會非政府組織發展極不健全，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中國公共公共管理學未來的發展中，應探究如何應健全法規從制度層面保障非政府組織的合理存在，發揮非政府組織的應有作用。

篇4

一、問題的提出

新時期寫作學理論研究與建設經過三十年的探索和發展，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寫作學理論專著、教材和論文成果的豐碩，足以令我們感到鼓舞和振奮。然而，作為人類社會早已存在的兩大部類的寫作活動——應用(或實用)寫作與文學寫作，其學科理論研究水平相比較而言卻存在著一定的不平衡性，即應用寫作還滯后于文學寫作的研究水平。

應該說，近二十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普遍從重視文學寫作研究轉向了越來越重視應用寫作研究。在應用寫作研究領域，同樣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諸如著作、教材和論文等)，其中不乏有創新之作。但從學科建設的視野審視，應用寫作學還未能形成較為完備、科學的理論體系；應用寫作教程，仍明顯地停留在“知識+格式+例文”的經驗和方法的歸結層面上，未能建構起深刻揭示應用寫作自身本質特征和內在寫作規律的科學化的理論與訓練體系。當代應用寫作學還未能出現像“文學寫作學”那樣的諸如“詩歌創作論”、“小說創作論”、“散文創作論”、“戲劇影視文學創作論”等那么多的宏篇理論巨著。這種研究現狀不能不令我們寫作學界同仁倍增時代責任感。

2O世紀9O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更新了人們的思維觀念，開闊了人們的研究視野，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都在逐步轉軌變型，現作活動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應用文體寫作的適用范圍幾乎遍及了國內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外交、商貿等各個領域和科學技術、文化交往的各行各業。現代化建設和經濟建設對應用寫作人才迫切需求的客觀事實，不允許人們對當代應用寫作學的研究與理論建設問題等閑視之，所以，20世紀9O年代成為應用寫作大發展的年代，成為應用寫作學的理論體系和訓練體系逐步形成的年代。筆者認為，到了21世紀初期的今天，應該是當代應用寫作學的理論研究和建設盡快提高質量和層次與水平的年代、是真正建立起科學化的當代應用寫作學理論體系和訓練體系的年代。

二、首先應準確界定當代應用寫作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與內容

建立科學化的當代應用寫作學的理論體系和訓練體系，首先必須弄清楚和回答四個重要而又基本的問題，即何謂應用寫作?何謂應用寫作學?應用寫作學獨特的研究對象是什么?應用寫作學的研究范圍與內容如何界定?這些根本而又重要的理論問題。寫作界學者們雖已有多種論述，但認識卻很不統一。

我們說，作為人類所特有的精神生產的寫作實踐活動主要分兩大部類：一類是具有審美功能的文學寫作活動，一類是具有實用功能的應用寫作活動。所謂“應用寫作”，是指在經濟社會管理中，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各種商貿組織所廣泛運用的各種行業性的常用文章的寫作。它一般包括處理公務的機關應用文和處理私務的日常應用文兩大類。

從現當代文體分類學的角度看，寫作學界一般把當代文體分為四大部類，即文學類文體、應用類文體、理論類文體、新聞類文體。而廣義的應用寫作，除包括上述應用類文體(公務應用文和日常私務應用文兩大類)外，還包括一些習慣上人們不稱之為應用文的新聞文體、理論文體等，人們又多以“實用寫作”稱之(相對于文學寫作而言)。

就當代應用寫作(廣義)而言，又通常把它分為四個部類：第一類是行政公文寫作(十三類)；第二類是工作事務文書寫作(諸如工作計劃、工作總結、工作報告等)；第三類是日常應用文寫作(諸如書信、申請、協議等)；第四類是行業專用文書寫作(諸如法律文書、財經文書、新聞文體、理論文體、外交文書、軍事文書、科技文書等)。對現當代應用文體要進行系統歸納分類，可多至數百種。

應用寫作的“應用”二字，是其基本的特性和功能，它具有以下四層含義：一是它的寫作內容是經濟社會管理和社會生產與生活以及實際工作中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具有直接的應用價值，在經濟社會管理中起到“中介性”①和“工具性”的功能作用(它不像文學寫作那樣對閱讀欣賞者只是在潛移默化中產生思想情感的共鳴作用)；二是它有著直接明確的寫作目的，或傳播信息、或交流經驗、或指導工作、或指揮行動、或協調關系、或告知事項等，其針對性很強，行使著行政管理的社會職能(它不像文學寫作那樣主要是為了審美愉悅和消遣，作者的創作思想是靠“形象”描寫本身予以間接地表現的，其創作目的在于寓教于樂，陶冶人們的情性)；三是它的寫作表現方法不是采取文學寫作的藝術化的方法(如虛構、夸張、典型化等)，而采用的是樸實簡練、準確真實、實錄直書式的表達方法，直接宣明寫作的主旨和目的，靠無可置疑的事實材料表述和邏輯分析論證來理智地“說話”；四是它的文體結構組合形式一般都有大致的規范性和格式化的要求(它不像文學文體那樣沒有結構的格式化要求，追求創意性的特色)。由此可見，有針對性地解決實際工作問題、明確寫作目的、真實具體的寫作內容、樸實簡練和準確直書式的語言表達、寫作格式規范性的要求、直接產生實際工作效率的寫作價值，以及在經濟社會管理中起到“中介性”和“工具性”的管理功能作用等特點，構成了當代應用寫作活動的本質特征。

應用寫作和文學寫作其精神勞動的最終成果形式固然都是文章，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客觀事物在作者頭腦中思維、反映的產物，運用的表達工具都是語言文字，寫作目的都是為了表達思想情感和傳達信息，但二者的區別卻是十分明顯的。最本質的區別在于二者的社會功能作用不同：應用寫作的直接目的和作用主要在于指導經濟社會的生產、發展和管理，以及日常工作的開展，主要行使經濟社會管理的“實用性”功能；而文學寫作的主要功能是“審美性”，即通過藝術形象的塑造，對閱讀欣賞者實現著審美愉悅和陶情冶性的教育影響作用。“實用性”是應用文體寫作成為經濟社會管理的“中介”和“工具”的本質功能；“審美性”是文學文體寫作成為大眾“審美欣賞教育”的本質功能。這既是兩種寫作活動的“個性”特點，又是二者的本質區別點。

由此論之，所謂“應用寫作學”，就是研究現當代應用文章的寫作特點、過程、功能作用、寫作規律和寫作規范、方法、技巧的一門學問。

根據同志的“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矛盾論》)之說，應用寫作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當代應用類文章在寫作實踐活動過程中所具有的各種特殊的矛盾性的問題。

由應用寫作的特殊的矛盾性問題，決定了當代應用寫作學的主要研究范圍和內容應由九個方面構成：一是應用寫作活動運作過程、特征、功能和寫作規律的研究；二是應用寫作學理論體系構成的研究；三是應用寫作活動產生、發展歷程和歷史經驗的研究；四是應用寫作作者應具備的智能素養研究；五是應用寫作學的教學目標和教學方法論的研究；六是應用文體的分類與分類原則和方法的研究；七是各類各種應用文體的寫作原理、寫作規范、寫作方法和技巧的研究；八是各類各種應用文體的寫作訓練體系和訓練方法的研究；九是當代應用寫作工具與手段的現代化變革(如電腦寫作操作技術)的研究等。

三、當代應用寫作學理論與訓練體系的建設

由以上對當代應用寫作學的學科概念、研究對象、研究范圍和內容的探析，我們認為，建立起科學化的“當代應用寫作學”的理論體系與教學訓練體系，應由“兩個理論層次”與“九論”構成。其理論體系的層次構成為：

上編為寫作基礎理論層次：“當代應用寫作原理學”，主要由五個部分構成：

(一)應用寫作行文過程、特征、功能與規律論——主要是對當代應用寫作行文運作過程的研究，包括對應用寫作的取材、煉意、謀篇、行文、定稿、成文與行文辦理程序的研究；包括應用寫作活動的本質特征、社會功能作用、寫作行文規律的研究等。它旨在闡明應用寫作活動行文運作過程的特點、內容與規律。

(二)應用寫作理論體系構成論——主要是對應用寫作學的研究對象、范圍、任務、內容、方法和理論體系構成的研究，以及對應用寫作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聯系與區別的研究等。它旨在闡明如何科學地建構當代應用寫作學的學科理論體系與訓練體系。

(三)應用寫作產生發展流變論——主要是對應用寫作的產生與發展歷程、學科理論的逐漸形成與發展、國內外應用寫作學的研究狀況等理論問題的研究。它旨在闡明應用寫作產生、發展與演變的特征、內在規律與歷史經驗。

(四)應用寫作作者智能素養論——主要是對從事應用寫作的作者應具備的智慧、能力、素養以及智能結構如何合理形成的研究。它旨在闡明從事應用寫作的作者要成為高素質的寫作人才應該具備的主、客觀條件和智慧與能力。

(五)應用寫作教學目標與方法論——主要是對應用寫作課程的教學職能、培養目標、專業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的研究。它的研究應做到：針對不同專業的特定教學對象和培養對象，制定科學的培養目標、文體寫作與訓練的類別和內容。針對長期以來寫作教學與社會對寫作人才需求存在的偏差問題，其研究應注意做到：糾正寫作教學目的的誤區，使應用寫作人才的培養與當今務實致用的社會需求相結合；糾正寫作教學培養目標的誤區，使應用寫作人才的培養與為當今經濟社會的發展服務相結合；糾正寫作教學方法的誤區，使應用寫作人才的能力培養與人文素質的全面提高相結合；最終實現“懂理論、會寫作、能辦文”的(“學者+作者+實務者”)“三位一體”應用寫作人才的培養目標。

下編為寫作技術理論層次：“當代應用文體寫作與訓練學”，主要由四個部分構成：

(六)應用文體分類論——主要是從文體分類學的角度對當代應用文體分類的原則、標準、方法、意義和作用等進行研究，從而對當代所有應用文體作出系統、全面、科學的類別劃分。它旨在闡明各類文體的獨立意義、個性特征和社會功能作用。

(七)各類應用文體寫作原理、規范、方法論——主要是對當代各類各種應用文體的文體特點、寫作原理、寫作規范、寫作方法與技巧等的研究。它的研究應做到各種文體寫作原理、寫作規范和寫作技法論述的理論性與寫作實踐訓練的可操作性達到有機結合；其研究應改變過去那種“知識+格式+例文”的舊格局，構建起“寫作理論+寫作規范+寫作方法技巧+例文導學”的新模式，力求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

篇5

    在經濟學說史上，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出現應該說始于門格爾（carl menger）《經濟學原理》一書于1871年的出版。接著，龐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門格爾德學生）和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與門格爾一起，創立了第一代奧地利經濟學。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奧地利學派的第二代傳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龐巴維克的學生）、邁耶（hans meyer——維塞爾的學生）與哈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莫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羅森斯坦－羅丹（paul n. rosentein-rodan）等一大批學者一起，出版和發表了大量著作，從而把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推向了鼎盛期。二次戰后，尤其是20世紀60－70年代之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一些理論觀點逐漸被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所吸納和融合起來了，隨之奧地利學派的理論主張也逐漸模糊起來，于是就有了哈耶克的“自立門戶的奧地利學派雖已不復存在”說。盡管如此，在20世紀60－70年代后，仍有israel kirzner（米塞斯的關門弟子），e. streissller, ludwig lachmann, murray n. rothbard, l. b. yeager, gerald p. o’driscoll, mario j. rizzo, roger w. garrison等一批當代學者在堅持弘揚并重新解釋奧地利學派的傳統思想和理論主張，尤其是自20世紀90年代后，在國際上出現了奧地利經濟學的新一波的復興運動。按照柯茨納（kirzner, 1991）和馬克盧普（machlup ，1982）的總結和歸納，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觀點和經濟主張大致有以下8點：（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主張對經濟現象的解釋應該回溯到對個人的行為中去解釋；（2），認識上的主觀主義，承認只有通過有關個人的知識、信息、感覺和期望，才能理解和解釋人們的行為；（3），經濟分析中的邊際主義，強調決策者所面臨的數量預期變化的重要性；（4），在市場運行上，堅持認為效用尤其是邊際效用遞減對需求和進而對市場價格有著決定性的影響；（5），機會成本理論，承認影響決策的成本是指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產要素所放棄的最為重要的選擇機會，而不是指已被放棄去選擇其他目的的機會；（6），強調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堅持認為人們有時間偏好，并注意生產的“迂回性”；（7），相信市場和競爭是一個學習和發現過程；（8），堅持認為個人決策是在不確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并認定有關選擇的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

    上述8個主要觀點，部分由奧地利學派第一代傳人門格爾、龐巴維克、維塞爾所初步提出，并經由其第二代傳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學者的深入解釋而變成了奧地利學派思想家們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和理論意識。奧地利學派的這8個主要理論觀點，絕大部分目前已被當代經濟學家們所接收，從而已幾乎全部被吸納和融合到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和學術發展中去了。由此可以認為，奧地利學派的3代經濟學家們，已對當代主流經濟分析和人類的經濟思想，做出了巨大的理論貢獻。這已是一個為世人所公認的事實。盡管奧地利學派已對人類知識存量的積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其思想方法及其理論主張卻不是沒有問題的。深入探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問題，對未來經濟學的成長和發展，將會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尤其是對經濟學制度分析的未來理論建設來說，可能有著根本性的理論含蘊。

（二）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知道，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兩點，即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和分析進路上的主觀主義。熟悉當代主流經濟學的學者會馬上意識到，奧地利經濟學派方法論的這兩個基本點，恰恰也構成了當代微觀經濟學理論分析的潛隱基礎，并且實際上也是以科斯（ronald coase）、諾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張五常為代表的當代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t）經濟學理論架構的暗含前提。因此可以說，盡管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和新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明言——甚至他們其中的一些學者還并沒有自我意識到——，源自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這一思想方法論，實際上已構成了當代經濟學理論大廈的最底層的一塊基石。

    要理解這一思想方法論的意義及其潛在的問題，看來還要從經濟學的選擇理論上入手。在這方面，當代一位著名政治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生前已做了許多深入的思考和討論，曾發表過“紐康柏問題（newcomb’s problem）與選擇的兩條原理”（1969）、“對紐康柏問題的反思”（1973）、“論奧地利學派的方法”（1976），“經驗、理論與語言”（1986）（這幾篇論文已收入nozick, 1997）等重要論文，并在《個人選擇的規范分析》（nozick, 1990）和《理性的本質》等著作中進一步討論了相關問題。沿著諾齊克的輪辯理路，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從兩個方面初步討論一下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的理論意義及潛在問題。

    首先，讓我們來討論和審視一下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這里首先應該指出的是，經濟學界所說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一方面非同于政治學即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個人主義主張，另一方面也與文化研究中的個人主義有著實質性的差別（參韋森，2003a，第六章）。政治學和文化研究中所見的個人主義，均強調“個性解放”、“個人自由”、“個人自主”和“自我獨立”，并且均公開支持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個人對自身利益的張揚追求；而奧地利經濟學中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其基本主張是堅持要把對經濟現象的理論分析還原到對經濟當事人的個人行為的解釋中去。正如諾齊克（nozick, 1997, p.111）所見，“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聲言，社會科學中所有合乎事實的理論均可以還原為（reducible to）個人行動的理論，外加一些人在其中行動的約束條件。”

    如果把人類社會的所有事實和存在均還原為當事者（agents）個人的行為及其結果，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是什么決定了并支配著人們行動和選擇？在這個問題上，奧地利學派的第二代傳人——尤其是哈耶克——進一步推進了門格爾及其他奧地利學派第一代傳人的思想，并在分析進路上進一步走向了主觀主義。哈耶克堅持認為，只有通過對有關個人的知識、信息、感覺和期望的了解，才能理解和解釋人們的行為，從而，哈耶克以信息的獲取以及知識在社會中運用作為出發點，構建了他的宏大社會理論的基本框架，也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人類對自身參與其中的經濟社會現象的理解。應該說，就當代社會經濟理論發展的整體進展和目前格局來看，從門格爾－米塞斯－哈耶克所一脈承傳下來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思想，要比其他經濟社會理論（包括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學說）具有更強的現實解釋力，并且他們也提供了一個完全自恰的理論體系。對于這一點，我已經在《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第2章中專門做了介紹（見韋森，2001）。

回到個人的行動與人類社會的“生活形式”（我是在西方社會人們的實際使用中包括習慣、習俗、慣例、制度等在內的“social institutions”概念的寬泛涵義上來“等價”使用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中的這個術語的）的相互關系上，有了其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從門格爾開始，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就自然而然地把人類社會的種種習俗、慣例和制度視作為只是具有不完備信息和分立知識因而只具備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個人參與社會博弈的適應性演化的“非企劃的結果”（unintended result）（參menger, 1883, book 3, appdenices i-iii）。哈耶克（hayek, 1960，pp.58-60）后來進一步發展了門格爾的這一思想，并在《自由的構成》中提出了如下名言：“在各種人際關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確目的制度的生成，是極其復雜但卻又條理井然的。然而，這即不是什么設計的結果，也不是發明的結果，而是產生于諸多未明確意識到其所作所為會有此結果的人的各自行動”。為什么種種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會得以如此自發生成和擴展？照哈耶克看來，這仍然需要從個人的行動原則及其社會后果的角度來進行解釋。譬如，在1945年在都柏林大學所做的“個人主義：真與偽”的著名講演中，哈耶克（hayek，1947，p. 8 ）就明確指出：“我們在人類事務中所發現的絕大部分秩序都是個人活動的不可預見的結果，這種觀點與把所有可發現的秩序都歸結為刻意設計的觀點的區別，可以從18世紀的英國思想家的真正個人主義和笛卡爾學派的所謂的‘個人主義’的鮮明對比中看出來。”從哈耶克的這些評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理解了自門格爾以來的奧地利學派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傳統，方能對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理論有一個真正到位并脈絡清晰的理解。

    概言之，奧地利學派的重大理論貢獻之一是較清晰和“客觀”地展示了人類的種種社會生活形式的生成與演化機制，而這一重要理論貢獻一方面與其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與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對其社會理論解釋對象的把握和理解有關。具體說來，基于其個人主義的方法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一般把包括人們的習慣、習俗、慣例和制度在內的社會生活形式（institutions）看成是人們“行動表征”（act tokens——諾齊克語）的總和（sums），而哈耶克本人則進一步精確地把其中的社會秩序（social orders）視作為人們社會活動與交往中的常規性（regularities）的整合（configuration）。由于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一般都把人們的社會生活形式視作為人們社會博弈的非個人設計并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自發生成結果，這就為未來博弈論制度分析預留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并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在國際上才開始出現的演化博弈論（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制度分析在研究方向上預標了分析路徑（參韋森，2003b）。從這個視角來展望，在世界未來的經濟學發展中，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方法和理論洞識，還將會為學術界進一步挖掘，并將會得到進一步張揚和重新進行理論詮釋。

(三)

    盡管從某種程度上說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已為現代微觀經濟分析奠定了思想基礎，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洞識也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人們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認識和理解，然而，從經濟學——尤其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角度來審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方法論不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看來，其問題之一是，如果把種種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都還原為個人行動的結果，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什么決定了人們的社會選擇和人們個人行動的原則？是否能像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現代博弈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那樣僅僅把市場參與者一律視作為一臺臺追求著個人利益（或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超級”計算機？

    對于這類問題，應該說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只是以含糊其辭（盡管哈耶克從信息的獲取與知識的利用論及了這一問題并與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主張鮮明地區別開來了）而處之，或者至少可以說他們沒有試圖給予明確的回答。當然，對于以建立精美數學模型為導向的主流經濟學來說，現在似乎還沒有必要回答和深究這兩個問題，但是，對于以認識和理解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種種秩序和制度的生成機制為主要理論任務的奧地利學派自身來說，這類問題就無論如何也是躲不過去的了。現在看來，要對這類深層問題有一些真正到位的認識，僅僅依靠經濟學的理論推理以及直觀觀察和判斷顯然是無濟于事的。由于這些問題與倫理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和認知）心理學甚至演化生物學密切關聯著，只有經過一些基于經濟學理論分析但又超越純經濟學理論推理的跨學科思考和研究，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只是把種種社會生活形式視作為個人行動的結果，而不去進一步深究是什么決定了人們的社會選擇和行動的原則，這自然會給奧地利學派思想家們的理論話語詮釋帶來許多尚待解釋的空間和問題。現在看來，僅從個人行動和的選擇決策與人類社會的生活形式的關系來看，問題也似乎絕非如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尤其是哈耶克——的做法那樣假定存在一種先驗的人類行動模式（priori pattern of human action），而人類的社會生活形式只是這種先驗個人行動模式的無企劃的結果。如果是這樣的話，奧地利學派與新制度經濟學以及與經濟學一樣，最終都會走向歷史決定論。事實上，在社會生活博弈中，個人的行動和選擇一方面會導致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的自發生成和演化變遷，另一方面，既存的社會秩序和制度安排也會反過來影響人們的行動選擇，——甚至如諾齊克（nozick, 1997, pp. 115-118）所見的那樣會型塑（shape）人們的效用函數（或言選擇中的“偏好”）。如果是這樣的話，個人行動與社會生活形式之間的關系，顯然就不盡如奧地利學派所見的那樣只是一種單方向的因果作用關系鏈條，而可能存在一種動態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和關聯機制。由于一方面任何社會生活形式（包括種種習慣、習俗、慣例和制度安排）都是人們行動的結果，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社會的任何歷史時點上人們的行動原則與選擇表征（choice token）又為人們的社會生活形式所型塑和影響——嚴格說來是制度地、社會地、文化地、生物地和歷史地決定了的，那么，這種復雜的雙向作用一方面與與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密切關聯，另一方面又生發和產生著社會變遷到的巨大張力（strains）。并且，如果把個人的社會行動和博弈選擇視作為是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會地以及歷史地決定著的，而不是像奧地利經濟學派和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們所假定的那樣存有一種先驗的人類個人行動模式，我們也就自然不會僅僅相信人類社會只有一種演化路徑、且只存在一種惟一的最優制度安排了。

    當然，我們這里必須認識到——且也必須承認，任何放松經濟學現有理論中個人選擇和行動原則上的一些先驗假定的做法，都會給未來的經濟分析和理論建模帶來巨大的困難和問題。但是，要對人類社會經濟現象——尤其是想要對人類種種社會生活形式的的生成和演化路徑——有一些進一步切近現實的理解，我們還不得不把研究的“集中意識”（focus awareness）聚焦到人類個人行動的原則和社會選擇的決定因素及其形成機制這一根本性問題上來。經濟學理論200余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數十年——的積累性發展，已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到了走向21世紀的經濟學家們面前。現在，是要回復經濟學的亞當·斯密傳統——即從多維視角思考人的選擇和行動的原則——的時候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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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 ，北京：三聯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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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845（2013）02-0037-02

中國現當代文學是普通高等師范院校語文教育和新聞、文秘專業學生的一門基礎主干課。這門課程以“五四”以來的我國的文學史和作家的作品為教學內容，其中貫穿了該時期我國文藝思潮的發展和論爭等內容。通過對這一時期我國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的學習和了解，可以還原該時期文學存在的圖景，可以培養學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知識、深刻的人文思想、豐富的想象能力、敏銳的審美感悟能力和較強的寫作能力。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課堂上運用探究與討論式教學方法時，“探究”是目的，“討論”是方法。所以，若缺乏“探究”精神，“討論”就可能只是聊天。

一、探究與討論式教學方法的實施

1.恰當質疑

在這個環節中，教師要在講授某一文學史或作品前給學生布置供他們思考的習題，以讓學生能帶著問題去閱讀相關資料。針對某一文學現象或某一部文學作品，教師只能根據教學大綱選擇一到兩個適合學生的問題以供學生進行探究和討論，不能像采用講授法那樣面面俱到。這是因為，問題多了，學生的精力會分散，會抓不住重點，最后實質問題會得不到解決。比如在講授經典戲劇《雷雨》時，我給學生布置了這樣一道題：誰是《雷雨》的主人公？這看起來只是一道題，其實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對《雷雨》中的人物進行認真的分析，同時其中還必然兼有對于《雷雨》主題的分析。再如在講授《游園驚夢》時，我也給學生布置了一道題：《游園驚夢》中的意識流的手法是如何體現的？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弄懂《游園驚夢》的內容，然后才能知道其中的對意識流的寫作手法的運用。這個過程看似簡單，看似只需教師在下課前用幾分鐘時間用多媒體課件對問題加以展示即可，實則體現了教師對于這個問題的十分成熟的理解，教師拋出的這個問題其實就是《游園驚夢》授課中的重點和難點。

2.閱讀解疑

閱讀解疑由閱讀文本、隨機討論和最后形成文字材料等環節組成。認真閱讀文本是學生參與討論的前提，只這一個環節就實現了對于以往的講授法的質的超越。講授法是一種“填鴨”式的教學方法。運用講授法，學生只要記好筆記并在考前對之加以背誦就能拿到高分，看不看文本都無關緊要。這自然激不起學生看書的興趣。相反，使用探究與討論式的教學法，討論時每個學生都要或都可以展示自己的觀點，會讓學生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由此閱讀作品也自然就成了他們必須完成的一項學習任務。因為教師要的答案并不是文學史教材已經歸納好的，所以即使學生能認真閱讀作品，他們也未必能得出自己非常確定的結論。此時，隨機討論便自然是學生的一種需要了。有時候，針對某個重點問題學生們會展開熱烈的爭論，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爭論本身就是一個或肯定、或質疑、或反駁的過程，這對促進學生對相關問題的探討和理解是十分有益的。通過討論或爭論，學生們思考成熟了，觀點明確了，就可以動筆形成文字材料，就可以用這種材料在課堂上發言。

3.學生釋疑

學生釋疑即學生在課堂上條理清晰、語言流暢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實施探究與討論式教學法時，這個環節經常會冷場，原因是大多數學生由于準備不充分而不愿發言。這時教師一定要給學生以鼓勵，尤其是要設法讓沒有準備發言的學生勇敢地站起來說出自己對某個問題的看法。與當同時，教師也一定要做好“無人喝彩”的準備，即真的“干啟不發”的狀況出現時，自己也不能急躁，不能放棄，要一邊講授相關內容，一邊鼓勵學生發言。在通常情況下，冷場是不會持續很久的，只要教師能循循善誘，僵局總是會被打破的。教師還應該具備在現場對學生的發言進行講評或總結的能力，對于正確的觀點要加以肯定，并提示其他同學予以記錄；對于錯誤的、有分歧觀點，則應組織學生進一步展開討論。在此環節中，如果學生能積極踴躍地發言，教師一定要對之加以引導，即引導學生針對某一問題沿著正確的思路由淺入深地予以探討，不能四面出擊，否則會勞而無功。比如在講授《鍛煉鍛煉》時，我向學生提出的問題是：“如何看待楊小四？”學生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根據楊小四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態度進行分析，吃不飽時的狡猾、小腿疼時的蠻橫和支書的“和事佬”作風等都只能作為論證楊小四性格的佐證材料，不能突出加以強調。

4.教師答疑

教師答疑就是教師要針對學生釋疑過程中的錯誤加以糾正或解釋，其中也包括對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挖掘，也包括教師對問題的必要的畫龍點睛。這個過程看似簡單，實則不易。“要想給人一杯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在學生解讀文本之前，教師必須深入細致地鉆研文本，然后形成自己的認識，同時教師還要設想學生對問題的可能產生的看法，還要設想學生可能提出的各種問題。只有經過這種較充分的準備，教師在課堂上才能應付自如，才能對學生予以正確的引導。例如在講授《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首詩時，學生一般不能從一開始就真正理解其中的含義。　學生會認為，“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樣的詩句表達了海子熱愛生活、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情感。此時，教師若提示學生再看一看海子的生平，再進一步了解他僅25年的生命歷程，同時也說明此詩的創作時間是海子自殺前的兩個月，那么學生的思想感情就會受到觸動，就會對該詩中的一些字眼再進行玩味，比如進一步玩味“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愿你在塵世獲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之后，再經過討論，再加上教師給出的一個參考性的結論，即本詩是海子自殺前的宣言，是海子傷心的絕筆。如此之后，就會給學生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5.深思省疑

深思省疑就是要求學生在課下對問題再作進一步的反思。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只是曇花一現，要想使學生對問題有進一步的認識，還必須有課下的理解、消化和吸收。為此，筆者經常鼓勵學生將自己在課堂上的發言或提出的問題記錄下來，然后進一步進行研究。如果是觀點明確，思路清晰，就要及時形成論文，以供大家共同賞閱；如果是自己沒有解決的問題，則更要及時地將它記錄下來，以供進一步探討。這個“省疑”的過程是學生對自己的每一次思考的一個總結，同時也是他的下一次思考的開始，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學習的環節。“省疑”過程是學生論文形成的過程。有了這個收束的過程，探究與討論式教學法才真正能以“討論”達到“探究”的目的。

二、探究與討論式教學法的長處

首先，探究與討論式教學符合人本思想，與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的性質也是契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是真正的“人的文學”，它實踐著“五四”精神，即“人本思想”。“‘五四’文學革命是一次地地道道的革命，它不僅畫出了舊文學與新文學的明確分界，還初步確立了作為新文學主體的‘新人’的本體精神。換句話說，現代意義上的‘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構成了‘五四’文學革命對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主要貢獻”[2]。因此，學習這樣一門課程我們自然要培養學生的人本精神，要使學生樹立起自己的作為主人翁的社會責任感，從而關注人的生命及其價值，探索人生的真諦。只有將這種“五四”精神體現在中國現當文學的講授中，才能讓學生真正理解本學科的學科內涵。探究與討論式教學能給每一個想發言的學生提供一個展示自己的機會。運用這種展示，他們會親手繪制出這一時期中國文學的地圖。

第二，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能力。探究與討論式教學法視學生為課堂的核心，尊重學生的意愿，首先重視為學生創設一種較為寬松的學習環境，以讓學生能感受到“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在這種環境里，學生不會產生危機感，不會懼怕受到批評。其次，在這種環境里，教師和同學的認可會極大地增強學生的自信心，會使他們敢于探索，樂于找到論據來充實自己的看法，敢于堅持自己的看法。這也會讓學生逐步學會有效的學習和探究式的學習方法。最后，堅持不懈地采用探究與討論式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在一段相對較長的時間內獨自閱讀和思考，然后將自己的所得表達出來，會使學生逐漸養成自主學習的好習慣，會使學生的創造能力得到充分的挖掘。“討論法通過引發問題激蕩人的思維，把潛藏在人的意識深處的才能激發出來，把每一個人都視為是新思想和新知識的創造者，會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展現自我、表達自我、開發自我，會讓每一個學生都能把握自己的思想，主動地發展自己”[3]。

第三，學生將自己思考成熟的看法形成論文，有助于學生的就業。俗語說，“編筐編簍，重在收口”。對學生的學習來說，寫出論文也就是“收口”。沒有最后這個”收口”的過程，他們以前的思考和所得很快就會被遺忘的；相反，如果收好了這個“口”，則會獲益無窮。實踐證明，寫作過專業論文的學生，他們在寫作畢業論文時就會知道如何構思、如何組織語言、如何圍繞中心闡述自己的觀點。這種能力在答考研試卷時會讓導師另眼相看。就因為有這一條，所以我院每年都有優秀的學生考取了名牌大學的研究生。

三、運用探究與討論式教學法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其一，運用探究與討論式教學法會使得課堂的涵蓋量變得較小，一般只能討論一個到兩個問題。但這個缺憾比較容易解決，解決的辦法就是教師可將探究與討論式教學與講授式教學結合起來。

其二，運用探究與討論式教學法容易導致學生的兩極分化。善于表達、基礎較好的學生會從中嘗到甜頭；不愿認真準備的學生，則往往會在課堂上被邊緣化。這是運用探究與討論式教學法時會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并且也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

其三，目前學生課業壓力較大，有效閱讀時間有限，所以就導致運用探究與討論式教學法容易流于表面。運用探究與討論式教學法是需要給學生以較多的時間的，但目前文學院學生每周都要上30多個學時的課。披星戴月地上課使學生甚感疲勞，經常抱怨沒有時間看書，所以課堂討論就往往沒有深度，沒有內容。每當這個時候，教師便有些進退兩難：終止討論，怕挫傷學生的積極性；任由沒有實質內容的討論討論下去，又怕耽誤時間。這也是一個有待解決的較為棘手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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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大量社會問題的紛紛涌現，科學與技術遭遇到深重人性與生態危機，傳統人文社會科學的價值再次引起人們的全面關注。20世紀中葉以后，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全面崛起，人文社科教育從傳統大學的核心地位演變為整個現代高等教育的根基。本文基于當代社會環境的變遷及人類精神危機產生的文化背景與成因，來闡釋人文社會科學的新的社會功能，進而認識、強調高職教育在技術社會的責任，探討建構高職院校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實踐途徑。

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社會功能

對人文社會科學社會功能的分析，不能脫離特定的時代和社會背景，人文社會科學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在近代以前，古典的人文學科涵蓋了如今的科學與人文所有領域，其功能在于維護宗教精神的統一性；近代自然科學逐漸取代宗教的權威之后，人文社會科學逐漸被邊緣化，喪失了它作為人的精神統一性的知識和文化基礎的地位。大學教育也面臨自中世紀大學興起以來從未遇到過的困惑，即在愈加專業化的學科規訓中，教育內容也同樣面臨四分五裂的尷尬處境。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自然科學的功用性價值也伴隨技術科學的迅速發展被無限地放大，幾乎所有國家都不余遺力地把技術的進步視為民族振興和國家軍事、政治、經濟實力提高的唯一途徑。在外部勢力的強力推動下，大學內部科學與技術的聯姻達到空前密切的程度。在與技術聯姻過程中，大學教育走向了更為狹隘、不斷分裂和滿足社會不斷膨脹物欲需要的方向。與此同時，在分工更為細密，競爭愈加激烈的勞動力市場中，社會對技術和技能人才的特殊偏好，影響了大學的辦學行為。在這種復雜的背景下，人文社會科學在當代大學教育中備受冷落。

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后，這種科學技術所主導的發展邏輯和文化結構潛伏的危機開始出現：永久繁榮的神話因為資源即將枯竭而徹底破滅；人類生存的環境日益惡化；在效率取向的科層體制下，現代人正面臨自身被科技奴役和異化的危機；戰爭的陰云依然密布；在工業化國家，暴力、吸毒、失業、邊緣化現象和貧窮日益加劇，各種形式的狂熱盲從有所發展。面對當代世界所涌現出來的大量復雜的社會問題，面對發展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文社會科學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思考。

伴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人類精神危機的產生及知識格局的調整，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相對于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而言，社會功能具有以下幾層含義：

（一）實現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融合

科學原本就萌生于西方人文傳統之中，故而，還需回到豐厚的人文土壤中才能找到它的精神之根。

中世紀大學就是基督教文明對古希臘與羅馬文化傳統有所選擇和剔除的產物，盡管它內部的醫學和法學教育帶有一定的實用性（這些學科的形成基礎也同樣離不開“七藝”），但在總體面貌上，它以一個超凡脫俗的精神性機構呈現于世人面前。從中世紀到現代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形成之前，大學內部的所有教學內容與世俗生活處于相隔離的狀態，包括算術、天文、幾何、物理等自然科學，它們與其他古典知識一樣，在性質和功能上應屬于精神科學、人文知識范疇。為此，中世紀的科學原本就是人文學科的基本組成部分，從大學的功能角度而言，由中世紀自然哲學到早期的近代科學，它從來沒有真正成為與知識整體、人的精神統一性相悖離的具體學科，而一直是人文學科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近代晚期，伴隨宗教與哲學、科學的分離，人的主體地位的提升，自然科學也獲得了相對獨立的自主地位，但是，在功能上它依舊不具有世俗化取向，而是指向人的精神完滿，在本質上，此時的自然科學具有濃厚的人文色彩。

為此，人文社會科學相對于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而言，在社會功能指向上，絕非是一種簡單的缺乏與彌補的關系，猶如精神與肌體，兩者唯有相互交融，富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有機整體才能渾然而成。自然科學的自由求索和技術科學的創新，人類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才不斷得以豐富；由于人文社會科學關于科學的文化思考，科學技術才真正有可能成為促進人類進步、社會文明的積極力量。

（二）作為一種精神、價值、文化，構成支撐整個知識世界和人類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維，彰顯其特殊的人文社會功能。

人類生活的世界既是一個物質的自然世界，又是一個意義的世界。自然科學執著于對物質世界規律的探索、發現和解釋，通過技術科學對發現的廣泛利用來間接地體現它的社會功能，即滿足人類不斷膨脹的物質需求和欲望。然而，自然科學不可能去闡述人生意義問題，解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及回答科學與技術的價值和意義。而關于這些問題的思考顯然需要人文社會科學來回答。人文社會科學內含的是一種精神，一種關懷社會、關懷人生甚至關懷自然的人文品格，對于科學精神以及基于科學精神建構起來的所謂“真實”世界，意義非同尋常。科學一旦失去其原初的精神之根，就難免會淪落為純粹滿足人的物欲需要的工具，在物欲的無節制膨脹之中，它甚至有可能成為惡勢力的幫兇。

（三）對科學活動提供有意義的反思、指導和規范

在自然科學的“真”與技術的“用”結合愈加密切的當代社會，人類的確從中獲得了豐厚的回報。然而，也正是因為科學技術的巨大功用性，才使得它作為一種公共資源的屬性日益淡化，由于分配的不均等，在現代社會，它往往成為強者征服、掠奪和侵占弱者利益的工具。如何讓科學技術更富于人性化，讓它能夠成為推動世界和社會公正、公平的力量，而不是加劇世界和社會不平等的消極力量，這就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的評價、檢視、指導和約束。因此，在探索和利用物質世界規律的同時，人類仍然需要以一種終極關懷精神來探問自我行動的意義、目的究竟何在，需要以一種謹慎、理性、睿智和批判的冷峻視角來審視科學進步、科學行為的本質內涵。這正是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社會功能的體現。

技術社會中高職教育的責任內涵

進入20世紀，由于科學與技術的聯姻，技術作為一種反映外在社會需求的強大力量，開始對大學進一步的專業化發展走向產生全面的推動作用。在20世紀中葉之前，如果說因為對科學和理性的無限推崇，大學喪失的是人的精神統一性，那么，在20世紀中葉后，技術功利主義在大學的全面盛行，則不僅意味著大學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人的精神完整性的瓦解，而且也意味著在一個由技術所控制的世界中，人與其自然屬性的背離，也就是人與自然世界的和諧關系的瓦解。

就技術的發生學意義而言，人無疑是主動的。因此，要擺脫目前人、社會和自然被技術控制的尷尬狀態，只能訴諸人自身。在當今時代，人類社會的進步的確需要技術，但是技術本身及其所內含的效率化價值取向并非是人的根本需要和人類追求的終極目的。人類不可能拒斥技術，也不可能以技術手段來擺脫技術的控制，而是要從人、社會和自然的和諧統一角度，重新反省被技術扭曲了的科學觀以及技術自身的效用觀。反省的主體自然是“人”，而反省的對象在本質意義上也是“人”。為此，重新詮釋大學作為“人”的培養機構，在當代技術社會中關于人的培養理念和培養過程，有著重要的價值。

19世紀70年代，科學開始應用于工業，促進了世界文明從經驗技術到科學技術的轉變。社會需求引發了高等教育機構的分化，高職教育進入了高等教育系統。因此，高職教育在20世紀60年代各國高等教育機構改革之時蓬勃興起，各發達國家把發展高職教育提到了重要日程。

參照新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制定的“國際教育標準分類”的說明，高等職業教育是高等教育屬性，職業教育類型，是以培養高級技術性技能人才為目標。

然而，由于高職教育的“先天特性”（高職院校缺乏普通大學的人文傳統）和“后天定位”（高職院校以培訓技能為目標），使之存在專業化、工具化傾向嚴重，倫理問題、價值體系難以進入教育的視野，人文社科教育與高職教育分割明顯等主要問題。

“具有人文教育內涵的職業教育才是真正的職業教育”。在當代技術社會，對社會有著高度人文關懷和責任感的大學，所培養的人才絕不是技術至上主義者，而是一個有著強烈反省意識的技術主宰者。高職院校欲有所作為，一個現實的途徑不是對傳統科學和技術理性的拒斥，而是培養能夠清醒地意識到自己行動的個體價值與社會意義的新人。這一理念的實質就是反省意識，即一種飽含著深切的生態和人文關懷，善于對既往知識、文化、技術以及自我行動的意義進行反思的心理和思維傾向。

反省意識的形成，需要人們能夠不僅以科學的視角而且以人文的視角去理解自然，不僅以效率的視角而且以生態關懷的視角去審視技術，不僅以技術進步意義的觀念而且以人自身解放為宗旨來批判社會。在高職教育過程中，反省意識形成的基本體現包括以下幾方面：

立足于廣博的知識視野去思考視野的褊狹是把人塑就為冷漠、生硬的理性人和效率化機器的罪惡之源。反省能力是一種融合了豐富的知識，對人和自然有著深切的情感關懷、意義體悟的基本素養與能力。這種素養與能力的獲得，需要傳統的“專業人”適當跨越學科和專業的樊籬，通過相對廣闊的知識教育，獲得關于人和自然的意義。也唯有如此，人類才有可能擺脫技術的工具理性控制，在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中獲得自身的解放。

自覺的批判精神這里的批判主要指對當代技術社會與技術文化的批判。現代技術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在德裔美籍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馬爾庫塞看來，就是技術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對人的壓迫，這種意識形態無所不在，成為現代社會奴役和壓迫人的一種最為普遍的合法性權力結構。現代社會的種種跡象表明，在對科學和技術的過分盲從和崇拜中，人類不僅沒有把自己從各種社會束縛中解放出來，反而在逐漸走向不自由之境。更為可怕的是，在由技術所創造出來的光怪陸離的迷幻世界中，人甚至忘記了自己從用四肢爬行到如今可以借用飛行技術穿梭旅行的來路和“文明化”的軌跡，因而置自然的法則而不顧，毫無顧忌地打亂原有的自然程序和自然賦予的生命密碼，重新編譯和再造自然。因此，作為培養高層次技術應用人才的高職院校要有所作為，就不能不注重培養具有自覺批判意識和精神的人才，其宗旨在于促成每一個個體能夠從社會倫理和自然生態倫理兩個層面，批判性地審視既往的人類技術文明的發展過程，檢視被技術扭曲了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回歸自然、回歸生活世界，這才有可能創造性地開辟出通向未來的新路。

智慧的品質美國環境研究學者奧爾在分析人類環境危機與當代大學教育間的關系時指出：智慧與經驗學習分離，甚至不知道智慧為何物，這是當代大學教育最嚴峻的問題。的確，只是理論的抽象和深奧，這僅反映出一種認知性的智力水平，只是技術的實用和經濟，這僅是一種技巧，而都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一種融知識（理智）、技術（實用）、藝術（美）和倫理（自然與人文的關懷）于一體的高層次整體駕馭能力。智慧品格的培養是培養大學生反省意識的最終環節。如果廣博的知識在于培養學生全面認識客觀世界本質、理解人類生活世界的意義，自覺批判的精神在于培養學生發現、檢視和反思技術文明所存在致命缺乏的能力，那么，智慧的品格則代表一種如何能夠以一種深切的生態與人文關懷來靈活運用知識、探索知識并有效解決問題的基本素質。在技術主宰一切的當代社會，它無疑是實現人類在不濫用技術的前提下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希望所在。

加強高職院校人文社科教育實踐的途徑

高等職業教育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標是培養適應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需要的高等技術應用型專門人才。我國高等職業院校大都建校時間較短，歷史和文化積淀不足，人文環境較差，甚至出現人文教育的“盲點”。然而，專門人才的內涵不僅在“專”而且在“人”上。

針對目前高職院校教育現狀，加強人文社科教育可通過以下途徑：

樹立全面發展的教育理念，創建科技與人文兼融的高職教育文化高職院校應克服專業化的高職教育主導模式，克服工具化、功利化的嚴重傾向,定義全面發展理念；高職教育的人文發展要參與推進技藝性教育、科技性與學術型教育融合的實踐；作為實現培養目標的課程及其教學（包括實驗、實習、實訓、設計等實踐教學），都要滲透人文社科教育。因為，即使是一門純技術的課程，它也是人化的結果。

拆除專業“籬笆”，謀求學科貫通，促進創新思維當前高校的人文社科的教育模式顯得較為封閉保守，學科、專業之間存在太多的隔膜與界限。因此，要突破學科界限，進行交叉學科、綜合學科的學習。

依托校園文化，發揮理論輻射作用內蘊豐厚的校園文化所創設的濃厚的人文教育氛圍猶如人文社會科學理論之光產生多角度、多層次輻射作用的基礎塔臺。所以，應很好地依托于校園文化建設，通過各種形式活動，將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導引與校園文化的感性滋養融合起來，讓人文社科知識、觀念和方法從課內延伸到課外，從書本延伸到生活，潛移默化，塑造教育對象的靈魂。

參考文獻：

[1]瞿葆奎，鄭金洲.中國教育新進展[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2]孟廣平.面向21世紀我的教育觀[M].上海：廣東教育出版社，2004.

[3]閻光才.大學的人文之旅[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5.

[4]董步學.高等職業教育學[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篇8

 

一、傳統小學體育課的弊端簡析

（一）課程設計的不合理

傳統的體育課程設計仍是沿用傳統的課程設計方法，其內容僅僅為不斷鍛煉小學生的身體健康，從而忽略了考慮學生的學習興趣。眾所周知，男生與女生在體育愛好方面是有較大差異的，男生通常偏向一些劇烈運動，例如足球、籃球之類；而對于女生而言則更喜歡溫和的體育運動，如羽毛球、跳繩等。因此，在體育課程設計方面不能將全班同學等同視之，而應根據學生的不同愛好而制定合理的體育課程。

（二）體育目標的不合理定位

從傳統的體育教學來看，時至今日，不乏大型體育盛會的舉辦，但仍存在不少人對體育活動存在誤解。他們總把體育歸為一種單純的競技項目，而忽略的體育活動的本質，即身體素質的培養。在體育活動中，我們不僅應感受到體育活動帶來的個人成就，而是更加關注它給我們帶來的身體素質的提升以及各方面的全面發展。在小學體育教學中亦是如此，體育教師不應單純地關注學生的體育成績，更應該變傳統以分數衡量體育成果的觀念，而是應該讓學生在體育鍛煉中得到身心的全面發展。

（三）文化課地位的不斷上升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各方面的競爭壓力逐漸增大，這尤其體現在學生的學習中。論文格式，體育競技。當代的學生為了升學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擠壓其課余活動時間，小學生亦難逃與此。更有甚者，一些小學教師為了小學生小升初取得更好的成績而占用學生的體育課時間，這不僅不利于學生身體健康的發展，對學生的今后發展也將產生不良影響。

二、小學體育課對學生素質培養若干建議

（一）重視體育課堂中德育教育的滲透

1、對小學生進取精神的培養隨著世界上各重大體育盛會的連連舉辦，各小學的體育活動也開展的如火如荼，這就為小學生進取精神的培養以及心理素質的培養創造了有利條件。但不難發現，由于我國對體育的認知并不成熟，大多數人在觀看這些競技活動時總是忽略運動給選手帶來的快樂而關注各選手的運動成績。論文格式，體育競技。這種錯誤的觀念很容易影響小學生對體育的看法，造成他們在體育中一位求勝的心態，從而忽略了體育給他們帶來的快樂和進取心的培養。因此，體育教師在體育教學中應教導小學生不應一味看中比賽成績，當然，成績可以反映競賽的一方面，但不是競賽的全部，我們應通過競賽的成績激勵自身奮發向上。2、加強對小學生頑強意志的鍛煉

眾所周知，任何一項體育運動鍛煉的成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看見的，而是要通過長時期的鍛煉才可達到的。隨著社會發展步伐的加快，頑強的意志品質已成為人們不可或缺的素質，因此，對于小學生意志品質的培養可以通過體育活動來實現。在體育鍛煉或是競技中，小學生必然會碰到這樣或那樣的困難，同時必然也要面對承受失敗的壓力。論文格式，體育競技。由此可知，在校學生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困難、勇敢面對失敗后，其意志品質必然會得到巨大的提升。因此，在小學體育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多注意對小學生意志的鍛煉，鼓勵其在失敗中仍能享受體育的樂趣。（二）在追求身體滿足的同時關注小學生心理素質的提高1、幫助小學生養成鍛煉身體的良好習慣

體育并不僅僅是通過課堂上有限的時間就能達成其效果的，而是要求小學生在課余時間也能養成鍛煉身體的良好習慣。在小學體育課堂上，體育教師應激發小學生參加體育活動的興趣，并教小學生一些簡單的體育活動，如乒乓球、羽毛球等，鼓勵他們在學習之余享受體育帶來的快樂。

2、在體育活動中注重對小學生心理健康的培養

體育教師應轉變傳統的教學觀念，在鍛煉小學生身體素質之余多加關注對小學生心理健康的發展。小學生正處于生長的萌芽期，其對外界的認知能力仍要依靠外界的正確引導，同時，由于其年齡小的特點，造成了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較弱同時也缺乏一定的團隊精神。針對這些，體育教師可以安排一些體育競技活動，如拔河、球類比賽等，讓小學生在體育活動中感受團隊精神的力量并增強他們的心理素質。

3、指導小學生進行正確的體育活動

由于小學生的年齡較小，身體正處于生長發育階段，所以繼續營養的補充以及強悍的身體。論文格式，體育競技。由于上面提到的，體育教師應鼓勵小學生多參加課余的體育活動，但仍應注意的是，體育教師在體育課上應指引小學生采取正確的方法參加體育鍛煉，以免造成身體損傷等不良后果。論文格式，體育競技。

三、小結

綜上所述，注重體育課的重要性，轉變傳統的體育教學模式，在小學體育教學中加強對學生各方面素質的培養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論文格式，體育競技。因此，各小學、體育老師以及學生家長應轉變傳統的教育觀念，鼓勵小學生積極開展他們所愛好的體育活動，幫助他們重新樹立體育的目標是身體素質提高的理念，讓小學生在體育活動中放松身心，勞逸結合，從而促進文化課成績的提高以及心理素質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張智;;當前蘭州市中小學學校體育改革的問題與對策[A];中國當代教育理論文獻——第四屆中國教育家大會成果匯編（下）[C];2007年

[2]竺航;;對奉化市高中生課外體育活動現狀的調查分析[A];浙江省第十三屆運動會體育科學論文報告會論文集[C];2006年

篇9

[分類號]G301

科學計量學作為信息科學的子領域,其研究人員通常利用各種定量指標來評價科學成就。科學計量指標的獲取大都來自論文及其引文數據,有時也會用到專利數量及其引用指標。本書的作者,匈牙利學者P6ter Vinkler是一位在科學計量學領域卓有成就的專家。2009年,由于在科學定量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貢獻,Peter Vinkler榮獲了普賴斯獎(The Derek de SollaPrice medal,科學計量領域國際最高獎)。來自匈牙利科學院化學研究中心的Vinkler在科學計量界素有“孤獨的狼”之譽。雖然匈牙利有著悠久的科學計量研究歷史,而且大規模的計量統計和分析往往需要依賴團隊的力量完成,但Vinkler是個特例,絕大多數著作都由其獨立完成。

在Vinkler漫長的科學計量研究生涯中,他引入了基礎比率指標――“篇均引文”,并對該指標的普適性推廣作了大量研究。Vinkler的成果內容以個人、團隊績效評價指標的研究為主,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若干科學論文評價方法的評估》,該文發表在1986年SCENTOMETRICS(卷10,3-4期。第157-177頁)上。

本書涵蓋了上述指標并組織成體系給予闡釋。具體而言,這些指標用于測度科研活動的成果(例如論文)、過程(例如每年論文數量的差異)或生產率(例如每位科學家的成果數量)等方面。可用于微觀、中觀和宏觀等不同層面的評價研究中:如個人或研究團隊(微觀層面)、院系和研究所(中觀層面)、大學或國家地區(宏觀層面)等。評價研究可以是某個時間點(靜態描述)或者一段時期的時間序列指標(動態發展)。

在利用科技論文及其引文進行科學評價時,如果評價基準線是世界水平,大多數科學計量研究人員會利用湯森路透集團的WOS(Web of Science)、期刊引用報告(Joumal Citation Report)、其他有關數據產品或者Elsevier Scopus數據庫。因此,為了幫助使用者更好地理解上述數據庫產品,作者在書中介紹了這些數據庫及其指標的局限性。此外,作為擁有化學專業背景、目前供職于匈牙利科學院化學研究中心的Vinkler,在書中還介紹了其他文獻數據庫如化學文摘庫(ChemicalAbstracts)。雖然本書對若干國際化的文獻數據庫進行了介紹,但對各國的本國數據庫并未提及。

另外,目前在科學計量領域頗為流行的H指數(見《科學觀察》2006年第1卷第1期,利用若干篇文章專門介紹該指標)及H系列指數,在本書的介紹中也有所涉及。可以說,本書的大部分篇章,致力于介紹作者本人在評價指標方面所作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幾個與H指數設計思想有相仿之處的評價指標。

書中的章節包括:

?科學計量評價的特點;

?科學計量指標的分類;

?科學的增長及其測度;

?加菲爾德(Garfield)的期刊影響因子;

?科學信息的老化;

?科學評價指標的可比性;

?科學計量方法在科技政策中的應用。

除理論介紹之外,書中還包括一些評價指標如何應用于學術研究評價的案例,其中部分已為人所熟知的指標取自于荷蘭萊頓大學科學技術研究中心(CWTS,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實踐成果(參見Handbook of quantita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中“Measuring Science”一節,作者Vall Raan)

篇10

婦產科是一門綜合性比較強的臨床學科知識，也是醫學院校中學生必修的一門課程內容，此科學內容存在比較強的實踐性和操作性，在傳統教學中，通常使用常規臨床帶教教學形式，雖然也起到了一定成果，不過無法令人真正滿意，并且此種常規帶教形式存在很多問題，不能從根本上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帶教師生之間互動不到位等。現在醫學院教學方式發生了變化，學生從被動接受知識形式轉變為主動形式，以學生為中心，教師引領的互動教學模式。現在將TBL和CP結合教學法使用在婦產科教學中，針對患者疾病類型進行檢查、診斷治療以及護理

等，使得患者得以早日康復，基于此，我院嘗試在婦產科臨床實習帶教中使用CP結合TBL教學，并選取近年來我院實習的90例學生作為臨床研究對象，開展相關臨床研究，現具體報道如下。

1資料和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從2018年8月-2019年7月我院實習的90例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根據隨機方案分成對照組（n=45），與觀察組（n=45）。所有研究對象都是專業許而生，其中觀察組男性15例，女性30例，年齡19-24歲，平均（18.24±0.45）歲。對照組男性25例，女性20例，年齡20-23歲，平均（21.24±0.04）歲。學生來自的大專和本科學院，對兩組學生的基線資料以及文化程度等各方面進行對比，沒有統計學差異，可比較（p>0.05）。

1.2方法

對照組學生采用常規傳統臨床帶教方式，專業教師針對婦產科理論知識講解后，引導學生進行查房實習工作，主要過程是，專業教師針對婦產科內容進行講述，然后分配學生和患者進行溝通，掌握病史后進行婦產科檢查工作，為孕婦書寫病例、產程等。整個教學過程中學生依據實習具體情況提出問題，教師進行解決，最后以試卷測試形式針對學生實習情況進行檢測。觀察組采用CP結合TBL教學形式，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小組劃分，結合實際情況以每組3-5人不同成績進行混搭【1】。第二，做好實習準備，教師為學生提供CP文本，簡單接受后提出簡單問題，實習學生和教師共同參與其中，對病情掌握后以自學形式查找資料，解決問題。第三，注重理論和實踐結合，基于教師引導下，做好治療干預工作，將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引導學生觀察分娩過程，判斷宮縮等。第四，個人發言時間，小組學生逐個提問進行解決。第五，總結點撥提升效果，依據學生學習過程進行判斷，做好重點講解工作，做好知識拓展，引導學生解決問題【2】。

1.3觀察指標

課程接受，組織學生進行考試，分為理論和實踐兩個方向，以百分制形式進行，理論為60分，而實踐則為40分，以調查問卷形式，收集學生學習興趣以及實踐能力等，針對結果進行對比。

1.4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20.0軟件對實習學生進行成績考核，做好統計分析工作，成績差異性對比可以采用t值檢驗檢驗水準α=0.05，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3】。

2結果

實習結束后對學生的理論和實踐進行考核，針對考核結果進行對比，觀察組最終得分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觀察組學生學習興趣優于對照組，理論實踐能力高于對照組，系團結協作能力也高于對對照組，并且獨立查閱資料能力和創新意識也高于對照組（p<0.05），具體情況如下表所示：

3討論

婦產科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內容，此科學是結合了內外和兒科學科知識內容，需要學生具備深厚理論基礎知識和實踐能力，還要具備熟練臨床操作能力，以及和其他醫師合作能力，同時還要具備良好溝通能力。TBL教學結合CP教學形式和常規傳統教學模式對比，可以顯著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使得學生更加自主學習，同時可以提升學生合作能力和溝通意識，進而使得學生綜合素養得以提升【4】。TBL和CP教學形式在婦產科臨床帶教中使用，以小組形式進行教學，在整個過程中，會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和合作意識，進而使得學生綜合素養得以提升。研究結果顯示，TBL結合CP教形式可以更好的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升學生各方面能力，促進實習學生發展。

婦產科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淺談留學生婦產科學教學心得論文

摘要：留學生教育現已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評價一所高校開放程度的標準之一。但由于留學生在語言、文化及學習經歷等方面存在差異，導致留學生在課堂的學習和知識的理解上面臨不同的困難。為了提高留學生婦產科學的教學質量，該文闡述了在婦產科學教學實踐過程中的心得與體會。

關鍵詞：婦產科學留學生教學

中圖分類號：R-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791（2019）10（c）-0246-02

當今留學生高等教育現已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其教學工作已成為國內各高校一項新的任務和挑戰。同時，也充分體現了一所高校的國際化程度，是高校走向國際化的重要方面，也更是體現當代中國正不斷由生產經濟和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重大轉變。婦產科學作為臨床學科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該學科旨在研究女性特有的生理、病理變化及生育調控，是集專業性、技術性以及操作性為一體的學科，所以課堂上教師應培養學生正確的臨床思維方法，充分發掘留學生的潛能，并令其逐步掌握各種常見婦產科疾病的診療方法。在多年留學生婦產科學教學過程中，筆者有以下幾方面心得體會。

1留學生的具體實際情況

筆者學校臨床醫學5年制臨床本科專業留學生，生源主要來自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等東南亞國家。這些學生有一定的英語口語基礎，大部分學生英語口語相對流利，但部分學生英語口語帶有較濃重的地方口音，并且漢語水平程度也參差不齊，所以在課堂教學過程中語言交流是教師面臨的問題之一。并且學生來自不同國家，其國家的文化、信仰及教育背景也不同，所以對專業課知識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也有不同程度的困難[1]。留學生課堂學習習慣與中國學生課堂學習習慣也有較大區別，留學生課堂學習氣氛較為活躍，學生主動性強，與教師之間互動良好。但同時，課堂紀律相對比較難把控，因為上課過程中學生可能會打斷老師的講課隨時提問，所以課堂上教師需積極引導學生，爭取讓學生在活躍的氣氛中有所收獲。

2教學方法的實施

2.1理論課教學

因為考慮留學生未來畢業后雖然可能回國工作，但在中國留學實習階段，面臨的患者大多為中國患者，所以盡量讓學生適應中國的醫療環境，在課堂上采取中英雙語式教學。課堂首先先用傳統多媒體課件展示全英文理論課程內容，但摒棄傳統課件中冗長、繁瑣的文字描述，課件中采用形象的圖片、多彩的動畫以及部分原版英語聲音影像，形象生動地為學生展示該堂課的教學目的，通過生動的講解帶動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

課堂采用啟發式及點撥式教學，在理論知識講授完畢后，以“角色扮演”和“情景虛設”的方式對所學疾病總結，通過案例讓留學生融入角色，并參與到情境模擬中，使其更切身感受到課堂的精髓所在，教師同時予以指導，培養留學生的臨床思維，使學生熟悉和掌握相關知識點。教師事先選擇一中國名學生，其作為“患者”經過課前簡單的培訓，以便于課堂上能輕松應對留學生的發問，并且盡量向標準化病人（SP）靠攏。然后，讓學生分別對其進行病史采集、口訴體格檢查項目及應實施的輔助檢查名稱。為了使學生更好地適應臨床實習環境，要求學生需用中文依次詢問病史，無法用中文準確表達者，教師在旁邊進行解釋說明，并鼓勵課堂上其他同學用中文進行補充提問。若學生提出體格檢查及輔助檢查項目有誤，教師在其旁詢問選擇該項體格檢查及輔助檢查的目的，進行解釋說明錯誤所在，并回放課件中的相關知識點讓學生深刻意識到錯誤的原因；若學生提出檢查項目正確，教師應積極地對其進行下一步的引導，并以多媒體的方式展示該“患者”的檢查結果，引導其針對性地探索該疾病，做出正確的診斷及同時回答出鑒別診斷名稱。在這一模式中，有的學生可能因性格原因不愿意參與其中，或者對此表現得漠不關心，為了達到教學目的，應爭取讓每一個學生都積極參與進來。并且授課教師在補充和解答問題過程中對于重點中英文詞匯做反復提醒、強調，進而加深學生對該堂課程的印象。

2.2實踐課教學

因婦產科學其本身的特殊性，在臨床實習過程中很可能涉及患者個人隱私問題，且基于目前中國醫患關系緊張，實踐課對于教師也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實踐課前教師事先準備典型病例，要求學生應在課前溫習相關理論課知識，鼓勵并提倡學生收集理論課堂上有所困惑的知識點。雖然理論課上有“角色扮演”和“情景虛設”環節，但牽涉到與真實患者溝通和相處的方式方法，也是醫學生所必備的技能之一，在問診過程中能讓留學生深刻體會到醫患溝通的重要性，旨在提高學生的醫患溝通技能。病例對象選擇能配合的典型病例為主，教師采用學生與患者“零距離”接觸模式，事先與患者充分溝通，在取得其同意和理解后，帶留學生走進病房。

然后采取將學生自由分組模式，一般分為4～5個學習小組為宜，每組選擇一個學生作為代表向患者詢問病史，同樣使用中文式提問，再由組內其他成員補充提問。留學生代表可對患者進行簡單查體，模擬式提問輔助檢查結果，然后由教師在旁邊給予輔助檢查結果的回答。教學實踐過程中組內同學可以隨時討論，盡可能完善病史采集。詢問結束后再進行組間的補充回答，探討在問診及查體時的疏忽遺漏之處，然后進行彌補和糾正，并對該病例的體征、初步診斷、診斷依據及鑒別診斷進行分析，提出診療方案。最后環節再由帶教老師對各組討論結果進行補充及點評，并結合具體病例解答實踐課前學生收集的有困惑和爭議的問題。因留學生相比中國學生性格更加活潑、自信，且思維活躍，這種“分組式”的病例實踐課，最大程度上采用了合作式、互助式的教學模式，能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所以學生的反響普遍良好，同時采用這種教學方式可以使學生更好地融入課堂，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以及教師與同學之間的完美互動及配合，增加了師生及生生之間的交流。并且讓學生通過與患者的切實接觸，了解中國醫療現狀，適應中國國情，讓他們在案例學習過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團隊式”醫療，增加團隊合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