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哲學思維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當今的時代是一個技術無所不能的時代，人們在物質層面上已經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滿足，但并沒有相應的精神上同樣程度的自由感和滿足感。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更應該仔細地探索哲學與美的關系，以便為人類“詩意地棲居在這個世界上”提供更多的理論依據。生活本身就是一部深奧的哲學，只有哲學和美學兼容的思維才能破譯它。

一、哲學是理論形態(tài)的人的自我認識

人類在自我對象化的過程中，主要形成了三種把握世界的理論思維方式，即包含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在內的科學思維方式，包含倫理思維在內的宗教思維方式以及哲學思維方式。

哲學是理論化、系統(tǒng)化的世界觀，哲學作為世界觀的理論體系是采用最一般的概念和邏輯形式進行理論加工而建立起來的知識體系，包括概念的處理、原理的論證、方法論的講解等。

哲學從主客體的關系中把握對象，哲學不是片斷地研究主體與客體的某一領域或某一方面，哲學要解決的矛盾是主觀和客觀的矛盾，因而它的基本問題是意識和物質、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這個根本特點，決定著哲學能從主客觀的關系中思考和把握對象。

人類正是通過這種把自身與現實世界區(qū)別開來的方式，在一定距離之外來批判地面對現實世界。哲學這種把自己與現實世界區(qū)別開來的方式，使自己與現實世界保持了一定的距離，正是這種距離，使人們在看現實世界的時候，覺得它充滿了誘惑，你永遠有所得，也永遠無所得，引導你不斷地追求，不斷地入夢，不斷地前行，不斷地開拓道路，不斷地在探索中升華自己。距離產生美，人與世界的距離帶給人們對世界感受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距離為人們的自由探索提供了再創(chuàng)造的空間，思索常駐，生命永駐。在這種距離中，我們學會了創(chuàng)造，領悟到尋找精神家園的惆悵和歡愉。

哲學給予人生的是一個整體的世界并對這個整體各要素之間的關系作出恰切的分析，凡此種種，使我們看到了宇宙人生中的渾然天成、融洽無間。雜合中的統(tǒng)一，展示了宇宙在對立統(tǒng)一中的和諧，無論是深沉敏銳的概念分析還是痛快淋漓的哲理闡述，以及蘊藏無限機趣的邏輯推理，都給人以暢達、撫慰的美感。它告訴人們：你們可以安身立命，斡運大化，進而生生不息了。

二、哲學是人類最高形式的智力探索

哲學是人類最高形式的智力探索，是由一個個“?”號組成的，什么時候哲學沒有問題，哲學也就終止了生命。問題永存，哲學永存。“為什么”是哲學生存的方式，也是人類智能發(fā)展的惟一方式。

哲學不是一種完成態(tài)的靜觀知識，它是一個不斷躍進和提升智能的動態(tài)過程，是一種“愛智能”的運動。愛智能，是所有哲學的共同家園。“哲學的真諦是尋求真理，而不是真理，”哲學永遠在路上。

探索中，激情為沉重的思緒所代替，跌倒了，爬起來，人性的沖動在痛苦的重壓下變得更為迫切，對問題情境的破解使人生披上了悲壯而又愴然的色彩。這種悲壯美是貫穿人生始終的永恒過程。對事物的哲學探索之所以美好，還因為這是一個發(fā)現的過程。

發(fā)現是指經過研究、探索、看到或找到別人沒有看到的事物或規(guī)律。“任何一個發(fā)現，即使是天才的發(fā)現，如果把發(fā)現之前的各種推理、假設都記錄下來，那么，廢料和各種各樣的愚蠢荒謬的推斷數量之多會使我們大吃一驚。”而發(fā)現的魅力也正在這里。當我們用嚴謹的思維、刻苦的冥想對這些“廢料”、“推斷”進行篩選，當我們在這里傾注了自己全部的熱情，“皓首窮經”、“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我們?yōu)樽约旱陌l(fā)現而驚喜。

三、哲學是對世界和人生的明澈而寧靜的認識

關于哲學，哲學家們說法各異，但無論如何，哲學總是與人類對于自身的根本困境、對于生存意義的深刻思考密切相關。哲學的內容實質上是人的生存，它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當哲學思維把人類自身的認識作為對象，對自身的認識進行再認識的時候，這個過程就是哲學反思，反思的過程實際上是從更純化的形態(tài)上對主客體的關系的再思考，將自己獲得的關于對象的認識升華到抽象的理論形態(tài)，進而形成思維中的純觀念體系。哲學思維以認識本身為對象所形成的理論中，包括了認識論。這說明，哲學不僅要思考外在的東西，也要思考內在的東西，還要思考內在東西與外在東西的關系。超級秘書網

篇2

“實踐唯物論”、“實踐本體論”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都是以實踐為核心范疇重新理解哲學的哲學理論，但在對實踐范疇的不同理解中卻蘊含著值得深入研究的學理上的區(qū)別。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為實踐，并以此為基礎來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學。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第一次提出了實踐的概念，實踐范疇的提出，標志著哲學天才世界觀的誕生。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公開以實踐作為“新唯物主義”的建構原則和全部哲學變革的出發(fā)點。他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都納入到實踐的解釋框架中去理解，指出過去舊唯物主義的缺點在于：“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義的缺點則是：“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發(fā)展了能動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發(fā)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_2J這段話充分表明了馬克思是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置于實踐這一全新的解釋原則之下，從實踐的觀點出發(fā)看待整個西方傳統(tǒng)哲學，去理解傳統(tǒng)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哲學，并且從這一角度闡明了自己的哲學與以往哲學的不同。

馬克思不僅從實踐觀點出發(fā)去看待整個哲學史，而且還進一步把所有的理論問題都歸結為實踐的問題。所以，馬克思認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J緊接著，馬克思又進一步指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_4J即便是觀念的東西，包括整個社會的精神生活，也要從物質實踐來予以說明。這樣，實踐范疇便成為哲學的核心范疇，不僅社會物質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而且社會精神生活在本質上也是實踐的，所以，馬克思認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這樣，實踐不僅成為馬克思理解傳統(tǒng)哲學的思維方式，而且也成為馬克思理解所有哲學問題的思維方式。與傳統(tǒng)哲學的思維方式相比，實踐觀點作為一種嶄新的思維方式，也就是哲學對待一切問題的思維邏輯。

從實踐的觀點出發(fā)去理解人的社會生活，并以人的實踐活動的觀點去批判“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這是“實踐唯物論”、“實踐本體論”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這三種解釋模式的共同之處，但是，“實踐唯物論”和“實踐本體論”所理解的實踐和所強調的實踐，是人的實踐活動本身，也就是從人的實踐活動的特性——諸如實踐活動的客觀性、歷史性、能動性、目的性等出發(fā)去解釋各種哲學問題。這就是說，在“實踐唯物論”和“實踐本體論”這里，實踐是一個被描述的對象，是一個實體性的哲學范疇，尚未構成一種哲學意義的解釋原則或思維方式。因此，“實踐唯物論”和“實踐本體論”既試圖把實踐作為核心范疇而貫穿于各種哲學問題之中，又無法把實踐作為解釋原則而重新解釋全部哲學問題。與“實踐唯物論”和“實踐本體論”不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所理解的實踐和所強調的實踐，是馬克思所說的“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也是把實踐觀點作為一種思維方式來理解人、理解人與實踐的關系，從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學問題。正因為是把實踐的哲學意義理解為“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所以，這里的實踐既不是一種“實體”范疇，也不是客體意義上的“關系”范疇，而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解釋原則。這種解釋原則，就是從“現實的個人”即“從事實踐活動的人”出發(fā)，去理解和解釋全部哲學問題。因此，馬克思的實踐觀點是一種嶄新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哲學解釋原則的創(chuàng)新，這才是實踐觀點的真實意蘊。

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內涵

“思維方式是人們思維活動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評價客觀對象的基本依據和模式”5J。所以，觀點僅僅屬于哲學理論的個別表現，思維方式才代表哲學家思想的精神實質。理解哲學的思想實質，關鍵就在于理解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內涵。任何一種哲學，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維方式而與其他哲學相區(qū)別的。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是哲學的精神實質，是否貫徹實踐觀點這種思維方式，是判定哲學與非哲學原則界限的基本依據。就哲學傳統(tǒng)而言，馬克思繼承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唯物主義思想傳統(tǒng)，但是他的“新唯物主義”與傳統(tǒng)的唯物主義卻有著本質的區(qū)別，這個區(qū)別就在于馬克思提出的實踐觀點，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辯證法思想，這是因為馬克思的辯證法思想也是以實踐觀點為理論基礎的。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最根本之處就在于對人的本質進行了重新理解，把實踐看作人的存在方式，從而實現了從抽象的、虛幻的人到具體的、現實的人的轉換。所以，哲學的出發(fā)點就“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得到的現成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chuàng)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6J。作為哲學出發(fā)點的“現實的個人”與西方傳統(tǒng)哲學的“主體”概念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傳統(tǒng)哲學的“主體”概念是以主客二分為前提的，而在馬克思的哲學中，實踐成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個抽象的主體，而成為“現實的個人”，從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對立，達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學自笛卡爾以來，便形成了主體性哲學的傳統(tǒng)。康德在批判地總結傳統(tǒng)主體概念的基礎上，正式確立了哲學的主體性原則，把主體概念改造、規(guī)定為先驗主體或主體性。所以，在康德哲學那里，主體就是邏輯主體，是絕對的、先驗的自我或意識，而不是一個實體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學中，主體概念基本上僅僅是一個認識論的概念，而沒有進入存在論的領域。與康德關于主體的概念不同，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的序言中明確地提出了“實體在本質上即是主體”的思想_7J，并且進一步指出：“活的實體，只當它是建立自身的運動時，或者說，只當它是自身轉化與其自己之間的中介時，它才真正是個現實的存在，或換個說法也一樣，它這個存在才真正是主體。”8j在黑格爾的哲學中，主體已經不再是笛卡爾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驗主體”，而是絕對的，“絕對即主體的概念”_9J。主體已經不僅僅是指認識論意義上的自我或意識，而且也是一種存在樣式，即一個在對抗過程中實現統(tǒng)一的自我發(fā)展過程，可見，黑格爾的主體概念已經真正地進入了存在論的領域。黑格爾堅決反對康德將現象與本體、主體與客體分裂的二元論，在絕對精神自身發(fā)展的過程中，黑格爾實現了主體與客體的統(tǒng)一，但是他卻將這個歷史過程視為精神自我實現的過程。所以，黑格爾的主體是一個最終超越歷史過程的主體，一個“純粹的概念神話”，黑格爾哲學是一種主體性哲學擴張的極致，是一種“理性的放蕩”。

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體概念，但是后來他更多使用的是“現實的個人”或者“勞動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他徹底地把“現實的個人”作為其理論的出發(fā)點，這樣，馬克思就從根本上超越了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實現了哲學思維方式的革新。這是因為“現實的個人”就是從事實踐活動的人，所以，馬克思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想象的、所設想的東西出發(fā)，也不是從只存在于口頭上所說的、思考出來的、想象出來的、設想出來的人出發(fā)，去理解真正的人。我們的出發(fā)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Ll0l。“現實的個人”是對傳統(tǒng)主體概念的瓦解與顛覆，是主客同一體，這與海德格爾把人稱之為“此在”所具有的意義是一樣的，都是為了與傳統(tǒng)單純的、純粹的主體概念區(qū)別開來，無論是“現實的個人”還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對立，是一種主客同一體，表達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與世界共在的性質。哲學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真實內涵就是從“現實的個人”出發(fā)，“現實的個人”就是從事實踐活動的人，就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所以，“現實的個人”就是一個主客同一體。雖然黑格爾強烈反對康德現象與物自體、主體與客體分裂的二元對立，也在努力地解決兩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絕對精神自身的發(fā)展過程中實現了主客體的統(tǒng)一，但是主客體的統(tǒng)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對立為前提的，如果沒有主客二元對立，又怎么會有二者的統(tǒng)一?馬克思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是從“現實的個人”或“實踐活動”出發(fā)，而“現實的個人”表明了人與世界的不可分，兩者是同一的，我們不能把人僅僅當作一個純粹的主體去看待。可見，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已經超越了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是一種主客同一的思維模式。

三、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與馬克思的哲學變革

“思維方式的變化是根本性的變化，每一種代表時代精神的新的哲學——思維方式的出現，都具有某種解放思想的作用。”_l【J哲學的產生之所以能夠引起整個哲學理論觀點的革命性變革，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思維方式發(fā)生了轉換。哲學立足于實踐的觀點去理解一切哲學問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就成為哲學看待一切問題的邏輯原則。所以，與傳統(tǒng)哲學相比，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是馬克思的哲學變革的實質。傳統(tǒng)的哲學爭論集中在“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上，這被恩格斯稱之為“哲學的基本問題”。由于傳統(tǒng)哲學不了解能夠把思維和存在統(tǒng)一起來的現實中介，所以，近代以來唯物論與唯心論在此問題上爭論不休，陷入了一種兩極對立的思維模式。而馬克思提出的實踐觀點，正好解決了思維與存在的統(tǒng)一中介問題，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兩極對立，為哲學的發(fā)展開辟了全新的理論視域，并實現了哲學向生活世界的回歸。馬克思提出的實踐概念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它不僅解決了思維與存在統(tǒng)一的中介問題，更重要的是改變了哲學看待問題的基本觀念，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嶄新的“哲學思維方式”。過去，人們看待哲學問題只是從或者物質或者精神的單一基礎出發(fā)，實踐作為人的目的性活動，它的含義則是雙重性的。而從物質和精神的統(tǒng)一關系出發(fā)，原來哲學中的許多理論觀念便都需要改變。所以，馬克思的哲學變革的實質就是思維方式的轉換，更確切地說，就是馬克思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確立。

由于傳統(tǒng)哲學以主客二元對立為前提，所以，傳統(tǒng)唯物論和唯心論執(zhí)著于“本原”問題上的自然本體與精神本體的抽象對立，也就造成了思維方式上的客體性原則與主體性原則的互不相容。黑格爾認為，消解自然本體與精神本體的抽象對立，克服客體性原則與主體性原則的互不相容，必須訴諸于把它們統(tǒng)一起來的中介環(huán)節(jié)——概念的世界。雖然黑格爾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個抽象的、邏輯的中介環(huán)節(jié)，并不是一個現實的基礎，但是黑格爾“本體中介化”的道路卻為問題的解決指明了方向，整個西方哲學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礎上完成的，馬克思哲學當然也不例外。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整個西方哲學都試圖找到某種揚棄自然與精神、客觀與主觀抽象對立的中介環(huán)節(jié)，并以這個中介環(huán)節(jié)作為統(tǒng)一性原理實現一種哲學范式的轉換。現代西方哲學找到的中介是“語言”，馬克思找到的是“實踐”，馬克思不僅以實踐范疇去揚棄舊哲學中的自然本體與精神本體、客體性原則與主體性原則的抽象對立，而且也把實踐活動本身視為人與世界對立統(tǒng)一的根據，用實踐的觀點去解決全部哲學問題，這就是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從對立的兩極出發(fā)，并以抽象的兩極對立關系為基礎而形成的舊唯物論和唯心論，被“本體中介化”的現代西方哲學所取代。“本體中介化”的現代哲學，站在歷史主義的立場，排斥絕對確定性的追求。傳統(tǒng)哲學從對立的兩極去思考自然界與精神的關系問題，其實質是把人的自然屬性和精神屬性抽象地對立起來，從人的兩極存在去尋求人類本質。包括馬克思在內的現代西方哲學從中介出發(fā)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關系問題，其實質則是以人的歷史活動或生存活動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動具體地統(tǒng)一起來，從人的社會存在去尋求人類的本質。

篇3

解決上面這些問題，不僅需要回到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基礎》的語境中，去了解康德實際說了什么，他意圖說些什么，還需要基于同情的理解，細致探討康德道德價值論述的完整意蘊。

一

如康德在其知識論，尤其是《純粹理性批判》中提出“先天綜合判斷”，意在解決知識如何能普遍必然為真的問題，在其道德哲學中，康德也著意于如何能普遍必然地為道德的。康德對后一個問題的解決，是分兩個層次的分析來完成的：首先，在日常的道德知識的層次，從常識心理學的角度，分析行為在不同情境下，因行為者的何種心理狀態(tài)才具有道德價值，以確定使行為普遍必然地具有道德價值的內容是什么;其次，在道德形而上學的層次，通過對作為實踐的先天綜合命題的定言命令的分析，說明意志的自律的性狀，即一方面自給法則，一方面服從道德律，使得行為普遍必然地道德。

由于本文重在考察行為的道德價值，故而文章只涉及康德關于此一問題的常識層次。

在這里，首先要問的問題是，在何種意義上說“普遍必然地是道德的”。對此，康德區(qū)分了自然哲學和道德哲學中的“普遍必然”的情況。于前者，普遍必然是指“萬物據以發(fā)生”的規(guī)律所具有的性質，在此意味著其在統(tǒng)計學上對規(guī)律涉及的所有個體均必然有效。這是一種對“普遍必然”的常識的理解;于后者，普遍必然是指“萬物應該據以發(fā)生”的規(guī)律所具有的性質，康德在此指出，“然而，仍要考慮那些使它不能發(fā)生的條件”，這即意味著我們在道德哲學中來思考“普遍必然性”的時候，不能從常識的角度來理解，而必須按照康德此處的立場來理解。

從前述內容看，在康德的道德哲學中，“普遍必然”的事情是萬物應該據以發(fā)生但卻未必會發(fā)生的事情。據此，可以說此處的“普遍必然”不是從統(tǒng)計學意義上說的，而是從邏輯的意義上說的，它意味著只要一個人擁有健全的理性(或理智)，哪怕沒有高深的智慧而只有普通的理性，就能理解它，就會承認其有效性。例如，不要許下無法兌現的諾言，就是這樣的例子。在這里，也許人們經常許下無法兌現的諾言，而“大眾的觀點”也許認為“許下無法兌現的諾言”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只要我們理智健全，并能夠利用它來反思我們的行為，我們就會發(fā)現，把“許下無法兌現的諾言”普遍開去將會是自相矛盾的，它將會導致諾言的不可能。康德對此總結說，無需高深的智慧，只需普通人類理性就足以發(fā)現這一點。

從而，康德在這里強調了道德視野中“普通理性”與“大眾觀點”的區(qū)別。雖然兩者都無需高深的智慧，但其區(qū)別也很明顯：普通理性的發(fā)現帶有普遍必然的性質，卻未必能得到大眾的接受;大眾的觀點能得到眾人的接受卻未必是普遍必然地有效的。

因此，康德從日常的道德知識出發(fā)，發(fā)現“行為普遍必然地道德”的含義，不是依據“大眾的觀點”，而是“普通的人類理性”。然而，在康德看來，什么樣的行為是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為呢?質言之，什么樣的行為是無條件善的呢?

二

在康德看來，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為是這樣的：只要我“這樣去做”，我的行為就一定會具有道德的內涵或意義，而無論這樣做能否帶來符合我預期的后果，或大眾是否贊同。質言之，它是無條件善的行為。然而，這種無條件善的“這樣去做”具體該當如何理解呢?

康德首先指出，它是由“善良意志”規(guī)定(determine)的行為。康德說：“在這個世界上，甚至在這個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之外，不可能設想有其他什么東西是無條件善的。”由它規(guī)定或激發(fā)的行為，必然是道德的行為。

不過，康德并未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而是轉而討論善良意志之無條件善的根源：這根源不在于它所實現的結果，而只在于它的“意愿”，質言之，即與之相伴隨的“善良的”人格或指導它的是正確的基本原則。因為，即使善良意志由于運氣不佳或遭遇后娘般苛待的自然，而未能實現其意圖，最后僅剩下善良意志本身，這意志也有其價值。因而，善良意志的有用性，或所實現的目的，僅僅提供了人們在日常交往中更方便地理解它的背景，或吸引那尚不老練的人們注意它，而不能向行家推薦它或決定它的價值。當然，善良意志的“無條件善”不在于它的有用性或所能實現的意圖，這并不意味著善良意志就不能有任何的意圖，而只是說決定善良意志之所以善的，不是其他的——例如源自愛好的——目的或意圖，而是善良意志自身的目的，或由實踐理性設定的目的或意圖。

然則，由實踐理性所設定的目的或意圖又是什么呢?在此，康德并沒有明確地指出來。不過，他此后接著探討“盡管處于某些主觀的限制和障礙之下、卻包含著善良意志概念”的“義務概念”，我們可以設想，實踐理性設定的目的或意圖就是義務。從而，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為，就是由善良意志規(guī)定的行為，就是受實踐理性所設定的目的或意圖規(guī)定的行為，質言之，就是由義務規(guī)定的行為。

問題是，什么樣的行為可以算作是“義務規(guī)定的行為”呢?

康德通過行為與義務、愛好的不同關系，探討了在“什么情形之下行為由義務來規(guī)定”的問題。盡管康德在后文中表達了“出于義務就是由義務規(guī)定”的態(tài)度，但是，對“出于義務”的探討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問題。通過分析行為的違背義務或合乎義務、無直接愛好或有直接愛好的不同情形，康德展示了它們與“道德價值”的關聯。具體而言，這兩大類分四種情況，與道德價值各有不同的關聯：

(1)對于被認為是“違背義務”的情形，康德認為可以把它排除，因為盡管它對這個或那個意圖是有用的，但在其中(由于它本身就與義務相沖突，而)不會發(fā)生行為是否“出于義務”的問題。

(2)對于“合乎義務”的行為，康德又根據其與愛好的關系，分為“合乎義務但行為者并無直接愛好的”和“合乎義務且行為者有直接愛好的”兩種。

①對于合乎義務而行為者對之無直接愛好的情形。由于行為者同時受其他的(例如追尋自我利益的)愛好所驅動，因而也很容易看出它并非出于義務來做此事。康德在此以“童叟無欺”的商人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商人誠信買賣是合乎義務的，且他對誠信買賣一事無直接愛好，促使他如此行為的是其他的動機(incentives)——自我利益，因而我們很容易看出他并非出于義務來誠信經商。而且，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行為之合乎義務受制于外在的環(huán)境和條件，因此，自我利益的動機導致的行為沒有道德價值。

②對于合乎義務且行為者對之有直接愛好的行為。康德認為，此種情形下，因其同時合乎義務和帶有直接愛好，很難看出行為者是否出于義務而行動。例如，保全自己性命、在能力范圍之內行善、確保自己的幸福以及愛我們的鄰居等行為，盡管它們都是合乎義務的，但是，由于一個人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對之有直接的愛好，我們很難確定他到底是受義務規(guī)定還是受愛好規(guī)定，因而很難確定這些行為是否是“出于義務的”。質言之，由于這些行為的動機都來自行為者內在的心理的因素，因而，它不像那沒有直接愛好、純粹由外在的“利益”來促動的情形，很難辨別到底是義務，還是愛好規(guī)定了行為，亦即，由于這兩個動機都對行為者產生了促動的作用，故而到底誰主誰從、誰是動因誰是一般的動機，很難辨明。

③對于合乎義務且行為者對之曾有直接愛好但卻違背自己的直接愛好的行為。引文有所改動這是顯見的“出于義務”的行為。正是由于辨別合乎義務且有直接愛好的行為是否出于義務的極度困難，康德才過激地在《道德形而上學基礎》中說出下面這些話——“正是在這個時候，再沒有什么愛好來刺激他，他卻自己從這要命的麻木中解脫出來，沒有任何愛好而僅僅只是出于義務采取了這一行動，這時他的行動才首次有了價值”、“不是出于愛好、而是出于義務來增進他的幸福，并且正是這樣，他的行為才首次有了真正的道德價值”，展示出行為出于義務的顯而易見的情形。

康德這種過分強烈的表達，在某種意義上是造成席勒及后來很多人誤解的原因：這些表達似乎給人這樣的印象——必須違背直接的愛好，才是出于義務而行動，它是行為具有道德價值的必要條件，從而只要行為帶有任何一點直接的愛好，它就不是出于義務，而哪怕它合乎義務，它也沒有道德價值。

于是，問題便是：是否只有當人們完全排除掉愛好之后，行為才由義務來規(guī)定、才具有道德價值?當一個行為出于義務時，它能否同時出于愛好?質言之，一個同時出于義務和愛好的行為，有無可能?它意味著行為能否同時把義務和愛好作為其“規(guī)定根據”(determiningground)，而與“合義務行為的多重規(guī)定”相區(qū)別，后者指的是合義務行為“出于義務動機做出”、“而這時行為者還具有對該行為的非道德關切”的情況。

同時，也產生了‘出于愛好的行為缺乏道德價值的根據何在”的問題。對此，芭芭拉·赫爾曼是這樣來回答這一問題的：“它被描述為僅僅是‘幸運地’碰上了某種對的事情;它所觸發(fā)的行為準則被說成是缺乏道德內容。”對于后者則有如此解釋：行為者缺乏對其行為的道德正當性的恰當關切。因而，“要一個動機是一個道德的動機，它就必須提供行為者對他行為的道德正當性有一種關切”。但是，這一問題的解決，同樣只是回答了“一個行為要具有道德價值必須具備什么”的問題，尚留下“是什么使得一行為有資格成為有道德價值的行為”的問題。

三

從表面上看，康德前述過分強烈的言論似乎支持“只有完全排除掉愛好，行為才由義務規(guī)定、才具有道德價值”。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透過字面意思，嚴肅地而不是隨意地理解康德所欲表達的真實意涵，就會發(fā)現，康德過分強烈的表達，其意圖實際上是為了讓人們能更好地理解“在何種情形下行為出于義務”，為了凸顯“義務”作為道德行為的主觀規(guī)定根據的排他性。這種排他性強調的首先是一般所認為的“只有出于義務的行為才具有道德價值”的觀點，這也是康德前述引文的表層意思;其次，這種排他性也意味著行為具有道德價值的決定性因素是義務，而不是也沒有其他的原因。它并不表示出于義務的行動不能伴隨著愛好、不能產生人們期望的結果，而只是認為，愛好、人們期望的結果等，作為有道德價值的行為的“副產品”，盡管可能對行為的產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并不構成行為的規(guī)定根據。綜合起來，這種“排他性”意味著“僅僅出于義務，行為具有道德價值”或“一個行動要有道德價值，當它是出于義務動機而做出的”“的觀點，即“出于義務而行動”是行為具有道德價值的充分且必要條件。因而，我們很難說，要使一個行為具有道德價值，就必須完全排除愛好，甚至必須“帶著反感”去做，而是只要一個人在實施一個義務所要求的行為時，他對其行為的道德正當性有著關切，且正是由這種關切才實施了這一行為，該行為就是有道德價值的行為。

為什么說“義務作為道德行為的主觀的規(guī)定根據”具有排他性?根據康德道德行為的規(guī)定根據，指的是決定一個行為普遍必然地有道德價值的原因，它可以從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加以考察：從客觀上說，只是“道德法則”;主觀方面，則只能是行為者的“自律”。當然，在“普通理性的道德知識”這里，康德并沒有探討道德行為客觀的規(guī)定根據;而對于“主觀的規(guī)定根據”的探討，則顯得較為復雜。康德提供了可能成為行為的“主觀規(guī)定根據”的因素，包括好處或利益、人們期待出現的結果、愛好、對幸福的追求，以及“義務”等。從對人們日常行為的觀察可知，好處、期待的結果、愛好、幸福等可以和“義務”一起，在主觀上促使一個合義務的行動產生。由此產生了“合義務行為的多重規(guī)定”的問題。理查德-亨森(RichardHenson)為解決此問題，提出了“戰(zhàn)斗一嘉獎”和“合格報告”兩種模式來解決這個問題：認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基礎》中的道德價值的觀念并不很重要，它只是提供了一些例子，說明道德價值就好像對一個戰(zhàn)勝了巨大困難(比如成功抵制了強有力的偏離義務的欲望的誘惑)的人的贊賞，亦即道德價值僅僅是對戰(zhàn)斗勝利的嘉獎。康德對道德價值觀念的重要論述，出現在《道德形而上學》中。在那里，康德提出了一個“友好的”道德價值觀念：“一個合義務的行動要有道德價值，‘只要對義務的尊重是在場的，并且有這一點就已足夠[產生合義務的行動]，即使(如碰巧發(fā)生的那樣)其他動機也是在場的，而它們自己也許就已經足以產生合義務的行動’。”赫爾曼指出了亨森的觀點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性意見：“當一個行為具有道德價值時，非道德的動機(incentives)可以是在場的，但是它們不可以是行為者在行動時的動因(motives)。如果行為者的行動是出于義務的動因，他的行動就是因為他把這個行為是道德上所要求的這一事實看作是選擇的根據”。不僅如此，赫爾曼還根據康德對行為的分類，強調了“義務所要求的行為”這一限制條件，對一個行為有道德價值的必要性。‘并參考該者洼’赫爾曼對于亨森的修正，強調了非道德的因素如利益、愛好、幸福等，可以作為動機，但不能作為動因，即不能作為道德行為的主觀規(guī)定根據，而能成為動因的就只有“義務”或“這個行為是道德上所要求的”這一事實。需要指出的是，赫爾曼并未否定亨森把“義務”的動因當作道德價值的充分條件的觀點，而只是從動機與動因的區(qū)分中，突出了“義務”與其他因素相比，在決定一個行動的道德性時的決定性意義，它排斥了諸如利益好處、愛好、期待的結果和幸福等感性因素作為道德行為的主觀規(guī)定根據的可能性，而只承認“出于義務動因”作為唯一決定一個(義務所要求的)行為是普遍必然的道德行為的根據。

在此，我們還應該再思考一個問題，即一個行為同時出于義務和出于愛好，它究竟有無道德價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要以“一個行為同時出于義務和出于愛好是否可能”為前提。這個問題即是說，一個行為能否同時以義務和愛好為動因。這是否意味著一個出于義務的行為伴隨有愛好，就可以斷言該行為既是出于義務又同時出于愛好?顯然不能這樣認為。因為“出于……而行動”表達的是促使一個行動產生的規(guī)定性根據、決定性的原因。也許，大眾的觀點能接受“義務”和“愛好”共同為有道德價值行為的主觀規(guī)定根據。但是，在康德看來，“出于義務而行動”、把義務和善良意志當作行為準則，從而敬重法則，把“所有的質料原則都拋開了”。質言之，在康德看來，義務作為行為的“動因”，具有排他性，它排斥了其他任何質料原則作為行動的動因，但卻未排斥諸多質料原則作為行動的動機。甚至可以斷言，任何作為動因的實踐原則都是排他的，但也同時容納其他的原則作為動機。從而，對于康德來說，“一個行為同時出于義務和愛好”是不可能的，而問這樣的行為有無道德價值，本身就提錯了問題。

四

篇4

一、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爭論及其理由

哲學不是教條，需要不斷的豐富和完善，所以對哲學要采取既堅持又發(fā)展的態(tài)度。但是。改革和發(fā)展哲學絕不是將其正確的、本質的東西拋棄，而是在結合實踐的基礎上辨明是非、修正錯誤、不斷完善。

近年來，我國關于哲學基本問題出現了不少爭論，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有幾個方面的問題。傳統(tǒng)觀點認為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包含兩個方面，即思維與存在何者為第一性問題和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哲學界對傳統(tǒng)僵化的教科書體系批判的深入，有些學者認為原有哲學基本問題兩個方面的內容沒有充分的反映哲學能動性和革命性特點。因此。哲學基本問題的這兩個方面不夠全面，還應包含其他方面的內容。例如有學者提出“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問題”是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三個方面[2]其理由是：其一，如果哲學基本問題中不加上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只堅持存在對思維的制約作用，不承認人在客觀世界面前的能動作用，也就是只堅持人能認識客觀世界，而不承認人在認識的指導下，通過實踐能動的改造世界，這就使哲學基本問題無法體現辯證法思想，必然陷入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其二，哲學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本體論、認識論講的都是怎樣認識世界的問題，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因此，原有的兩個方面沒有強調改造世界，突出實踐的作用；其三，將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即實踐論方面，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三個方面能為認識提供手段，從而提高主體的認識能力和思維能力，使我們能更好的認識世界。在此基礎上，有人提出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關系問題是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之一。

第二種觀點是思維與存在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但其具體形式會不斷變化。面對恩格斯哲學基本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質疑，有學者提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3]因為，哲學作為一門學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對象決定的，哲學是理論化、系統(tǒng)化的世界觀。哲學存在于多種多樣的具體理論中，但這些具體的哲學理論是在“統(tǒng)一性”基礎上表現出“多樣性”。哲學的對象決定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哲學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學基本問題，而是合理的解決了這一問題；也有學者提出，要用“歷史的觀點”[4]對待恩格斯哲學基本問題，即在總體上肯定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是“全部哲學史的基本問題”，但在不同歷史時期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表現形態(tài)，即在遠古時代表現為靈魂與肉體的關系問題、在古代哲學中表現為一般和個別的關系問題、在中世紀表現為神與世界的關系問題、在近代哲學中表現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

第三種觀點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不是永恒的哲學基本問題，只是近代哲學的基本問題。因為哲學從屬于現代哲學，因此，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例如，有學者提出哲學的基本問題是“實踐問題”。[5]認為我們必須把哲學與哲學的具體類型區(qū)分開來，哲學是唯一的，與它對應的問題是哲學的元問題，即什么是哲學的問題。哲學有許許多多的具體類型，所謂“哲學基本問題”不是對應哲學而言的，而是對應于具體的哲學類型而言，有一種哲學類型，就有一個哲學基本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只是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兒、黑格爾等為代表的知識論哲學類型的基本問題，現代哲學從根本上超越了知識論哲學傳統(tǒng)，馬克思哲學從屬于現代西方哲學，是實踐唯物主義哲學，所以它的哲學基本問題不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而是實踐問題。此外，也有些學者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將“實踐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問題”、“合規(guī)律性與和目的性的關系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和“人與世界的關系問題”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

第四種觀點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已經過時了。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隨著馬克思實現哲學的偉大變革和哲學的產生，哲學基本問題被終結了或被超越了，馬克思哲學不再是什么思維存在何為第一性，有無同一性、主客體之間的改造和被改造的關系。例如有學者提出“人的實踐和人道評價的關系問題或實踐和人道的雙向批判的關系問題”是馬克思哲學的基本問題。[6]

可見，上述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這些觀點大多是針對恩格斯哲學基本問題、針對教科書中傳統(tǒng)的解釋模式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出。筆者認為對待哲學基本問題，不僅要結合新的實踐不斷發(fā)展它，而且要回到哲學的創(chuàng)始人馬克思那里，去挖掘馬克思本人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一些思想，特別是其思考哲學基本問題時的思維方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繼承和發(fā)展哲學基本問題的思想。

二、我國哲學界在解決哲學基本問題時思維方式的缺失

哲學是從總體上研究人與世界的關系，而人與世界最本質的關系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因此，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它存在于一切時代的哲學之中。因為，人作為實踐的存在物，一方面，面對的是外在客觀的世界，這就促使人從自己的需要出發(fā)，按照某種思維方式認識客觀世界及其規(guī)律。另一方面人有把自己的精神屬性賦予客觀世界以改變世界，這就必然發(fā)生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所以正確的回答兩者的關系是人在處理人與世界的實踐活動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它不是任何哲學家臆造出來的，也不是任何哲學家可以回避和否定的。所 以，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是貫穿全部哲學史的一條線，它規(guī)定和制約著解決其他一切哲學問題的基本方向。雖然，有人認為哲學研究不能采取帖標簽的方式，不能把對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即哲學陣營的劃分問題作為哲學研究的唯一活動內容，但是我們不能否認面對如此繁雜的古今中外的哲學思想，抓住哲學基本問題這條線索有利于考察其發(fā)展軌跡和脈絡。

馬克思能夠實現哲學的偉大變革，并不在于它超越或終結了哲學基本問題．而是從實踐出發(fā)科學的、合理的解決了這一問題。在傳統(tǒng)觀點看來，哲學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來看，一是思維與存在何者是世界本原的問題，二是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但僅有這兩個方面還不足于體現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哲學的特性。因為馬克思的哲學不是要去引導人們從事抽象的理論研究，而是要以改造世界為己任，“哲學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7]因此，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應該成為哲學基本問題內容的第三個方面。此外，將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三個方面，還能夠揭示思維與存在的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即它們的辯證關系，這就科學的回答了世界是怎樣存在的問題。因此，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關系問題也是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之一。但是，哲學基本問題要體現馬克思哲學的實踐本性，就不能將視野僅僅局限在抽象的層面來探討思維與存在的一般關系及其所包含的內容。因為，馬克思哲學的出發(fā)點是現實的人類實踐活動，隨著人類實踐活動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發(fā)展及哲學研究的深入，我們還可以在抽象的層面上揭示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所包含的更多的內容，會出現哲學基本問題內容的第四個方面，第五個方面甚至更多，這就會使我們在抽象層面上就哲學基本問題一般的關系及其內容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之中，不能真正的引導人們改變世界。因此，我們不應該將視野局限在思維與存在的關系的一般層面上來探討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包含多少方面，而是應該由抽象上升到具體，返回到馬克思哲學形成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中去，依據馬克思哲學的內在規(guī)定，去尋找哲學基本問題在馬克思哲學中的具體的存在形式或表現形態(tài)。

隨著近年來我國哲學界對現代西方哲學了解和研究的深入，有些人從現代西方哲學的視角來重新闡釋哲學基本問題，認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只是近代哲學的基本問題，不再是馬克思哲學的基本問題，似乎這樣哲學基本問題就不會“過時”或“落伍”。實質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哲學基本問題的是恩格斯在總結全部哲學史的基礎上提出．它只是一般的結果。這也就是說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作為哲學基本問題具有永恒性，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為不同的形態(tài)或形式。在這不同的具體形態(tài)或形式下面。思維與存在關系的一般性仍然保持著。在當前的一些學者看來，恩格斯或傳統(tǒng)教科書體系中的哲學基本問題不能夠體現馬克思哲學的革命性、批判性，忽視現實的、具體的人，進而從現代西方哲學的視角出發(fā)，在早期的馬克思哲學著作中尋找理論支撐來建立哲學基本問題的新形態(tài)或形式。我認為這一做法值得商榷，因為，馬克思能夠實現哲學的偉大變革。在于科學合理的解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更重要的在于他也實現了哲學思維方式的重大變革。因此，把握馬克思的哲學思維方式是我們全面合理的理解哲學基本問題的重要前提。

三、馬克思以實踐的思維方式來思考哲學基本問題

首先應當明確，馬克思在論哲學基本問題時，是以實踐的思維方式來人思的。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明確的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fā)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8]

篇5

“兩課。教學如何走出困境，真正發(fā)揮“兩課”的作用，使它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為，無疑是每個從事“兩課，教學的教師乃至高校黨委領導必須高度重視且認真對待的間題。本文試對哲學課教學改革進行一些思考。

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是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增強哲學教學的實效性對于整個理論教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學教學的有效性從根本上說是個認識和實踐的問題。就認識而言。主要有兩方面:首先是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學科的性質是教學定位的內在根據。從哲學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以人類思維的最高形式來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古希臘一些哲人就把哲學定義為“智慧之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中國的先哲說，作為“愛智，的哲學就是“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因此哲學不同于一般的知識陳述，而是要啟發(fā)人的思維。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哲學思維代表民族發(fā)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沒有辯證思維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對于個人而言，哲學水平體現著人的素質，境界和思維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無不具有很高的哲學思維水平。愛因斯坦曾對人說:“與其說我是物理學家，側不如說我是哲學家’。既然哲學是一種智慧，能夠塑造人的整體思維素質。因此哲學教育應當成為大學生綜合素質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起著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從哲學的功能看。主要表現為教育和應用。以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人是哲學教育功能最本質的特征。只有在正確的哲學理念指導下，人們才有可能從本質而不是現象上形成對自然、社會、人生等諸多復雜問題的正確認識，進而樹立起與社會發(fā)展相適應的理想，并內化為信念。當它最終凝聚成民族的靈魂和精神時，哲學教育也就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實踐是哲學應用功能的顯著特征。真正的哲學既不是教條式的理論說教，也不提供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而是一種教給人們如何面對現實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創(chuàng)新的方法。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結論，而只要栓臉疑團。如果我們的哲學教學能在這樣的層面上展開與學生的對話、交流，讓他們經受哲學思維的訓練，無疑既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又能增長其悟性和創(chuàng)新意識。

在哲學教學定位的問題上還有一個必須解決的重要的認識問題就是哲學與政治的關系。二者作為不同的學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質和功能。哲學在人的整體思維素質的訓練中，注重人的創(chuàng)新精神的培養(yǎng)，而創(chuàng)新正是拼證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體現。新世紀社會需要的首先是一種具有很強創(chuàng)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擁有持續(xù)創(chuàng)新能力的大t高素質人力資源的國家才有強大的競爭力，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有26次提到創(chuàng)新，教育部在《21世紀教育行動目標》中明確地把提高人的素質、培養(yǎng)創(chuàng)新精神和創(chuàng)造力作為教育行動目標。就此而言，哲學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哲學的目標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維護階級利益、階級關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組織形式，顯然二者分屬于不同的層次。因此簡單地把哲學與政治、哲學課與政怡課等同起來，必然會影響哲學教學的效果，甚至在某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會嚴重破壞哲學的聲譽。當然消除把哲學課與政課簡單等同起來的認識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認二者的有機聯系。事實上在哲學為政治理論思想形成和實施政治行為提供指導作用的同時，政治也會以自身的方式影響著哲學。

哲學的本質和功能表明，在哲學教學中我們需要讓學生掌握的，應該是作為智憊的哲學，而不是一些抽象的關于哲學的名詞和術語的堆砌；需要培養(yǎng)學生的，應該是哲學的思維能力，一種批判的、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創(chuàng)新精神，而不是僅僅作為政治的淦釋或教條化的說教。這就是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探索哲學教學的手段、方法和途徑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學課教師對自身的地位與作為的正確認識。哲學課教師擔負著與其他教師同等重要甚至更艱巨的教育任務，理應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事實上存在著對‘兩課’的不重視和‘兩課’教師地位不高的狀況。究其原因既有客觀的又有主觀的。從客觀上說，一是市場經濟的大環(huán)境使得人們更加關注直接的經濟效益，偏重實務應用而輕視作為“形而上。的哲學。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其地位與哲學形成的鮮明反差；二是傳統(tǒng)的哲學理論本身的問題，由于它與現實社會發(fā)展的某些不相適應，因而有時還不能為實踐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圍上成為政治讓釋的工具。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哲學的聲譽，也必然影響到哲學教學的地位。從主觀上說，一是教學本身缺乏針對性，由于理論失去現實的支撐變成空洞乏力的說教。事實上只有不斷的追蹤社會發(fā)展的軌跡，才能使教學內容具有時代的氣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環(huán)境的影響使越來越多的教師“轉軌。，選擇更有“前途。的職業(yè)以改變自己的地位。師資隊伍的不穩(wěn)定對哲學教學無疑是雪上加霜。

筆者認為“地位’與“作為。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關鍵在內因，在于教師主體性的覺醒，在于對自己所選擇事業(yè)的追求與執(zhí)著。如果沒有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哲學教師就無法擺脫‘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有所作為才能東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們需要在兩塊陣地上充分發(fā)揮作用:一是教學陣地，調整教學內容和改進教學方法，努力體現哲學的本質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點，從而增強哲學課的吸引力；二是學術陣地，通過學術研究將成果引人教學之中，這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也是最需要重視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們對自己從事的事業(yè)充滿自信心，堅持改革與探索，堅持對現實社會諸熱點、難點問題的研究思考，通過自己的作為改變哲學教學的現狀，我們的努力首先會得到學生的承認，進而得到社會的承認，這時也就獲得了自己應有的地位。由此可見，對于哲學教師本身而言，·作為’是“地位’的前提條件，“地位’是“作為’的必然結果。當然，從外部環(huán)境看，‘兩課’教師同樣需要得到學術乃至全社會、學術界的支持和關心，這種關心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口頭、形式上，而應名實相符。

提高哲學課的有效性更是一個實踐問題。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如何使哲學教學植根于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與建設的現實之中，如何引導學生用辯證的思維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訓練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和創(chuàng)新精神，這是一個重大實踐性課題，需要在哲學教學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學教材的改革和教師知識結構的更新。從現狀看，哲學教材相對滯后。改革開放2f?多年來，哲學界的研究成果是豐碩的，但這些成果主要是以專著和論文的形式存在，而將它們引人哲學教科書和哲學教學的程度和層次則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師個體之間的學術水準和教學能力差異，又有所不同。這些情況必然制約哲學教學。重視哲學教科書及教學內容的更新，重視教師知識結構調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學教學的重要基礎。二是注重理論與實際的聯系。理論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實踐，來源于實踐。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縱觀哲學發(fā)展史，任何哲學理論的發(fā)展都得益于社會實踐的變革，哲學也同樣如此。因此我們教給學生的不應該僅僅是一些原理，而應該是方法；還要回到現實社會，用唯物辯證方法對現實社會問翅進行分析，用理性來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質，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認識。這樣。理論就不會是抽象的教條，而具有實際的內容；對實際間翅的認識也不是就攀論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學中實現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可以采取專尼化亦即‘問理化翔的形式教學，這些間翅包括學生的思想實際和杜會主義建設中的現實間翅。這種教學可以改變傳統(tǒng)的按章。節(jié)、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學方法。克服教學中普遭存在的“脫節(jié)’現象。增強現實感和針對性。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內容是很多的:，如聯系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yè)改革。城市職工分流下崗的間瓜以及社會貧富差距問胭等；聯系精神文明建設，妙及經濟倫理道裕、精神生產力可持續(xù)發(fā)展間翅等；聯系政治體韶改革，涉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經臉教訓，還有中國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法制不健全帶來的各種“設租’。‘尋租”現象，不受制約的權力導致腐敗，特權導致的兩極分化等:聯系哲學的發(fā)展，涉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tǒng)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思潮，如何進一步實現哲學本土化、中國化等。對上述學生感興趣的熱點間翅分析得透徹，且有理有據，必然會產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學的總學時。對哲學授課學時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學理論的科學性和嚴密的邏輯性。又要體現其與現實結合的時代性。我們嘗試著用總學時的70%作為哲學墓本原理的理論教學,30%的學時用于專皿化教學。在進行理論教學時。既要避免與中學政治課教學的重復性，又要適應大學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學考試的搖要，對現行的教材進行恰當處理。在進行專瓜化教學時，注憊從歷史和現實的視角。讓學生認識在中國發(fā)展的歷史軌跡；讓學生將哲學智慧運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以理性認識人生的目的和憊義，以理性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讓學生認識全球化的世界。中國改革與發(fā)雇的本質以及自身的地位與貴任等。

篇6

“兩課.教學如何走出困境，真正發(fā)揮“兩課”的作用，使它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為，無疑是每個從事“兩課，教學的教師乃至高校黨委領導必須高度重視且認真對待的間題.本文試對哲學課教學改革進行一些思考。

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是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增強哲學教學的實效性對于整個理論教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學教學的有效性從根本上說是個認識和實踐的問題。就認識而言。主要有兩方面:

首先是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學科的性質是教學定位的內在根據。從哲學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以人類思維的最高形式來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古希臘一些哲人就把哲學定義為“智慧之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中國的先哲說，作為“愛智，的哲學就是“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因此哲學不同于一般的知識陳述，而是要啟發(fā)人的思維。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哲學思維代表民族發(fā)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沒有辯證思維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對于個人而言，哲學水平體現著人的素質，境界和思維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無不具有很高的哲學思維水平。愛因斯坦曾對人說:“與其說我是物理學家，側不如說我是哲學家’.既然哲學是一種智慧，能夠塑造人的整體思維素質.因此哲學教育應當成為大學生綜合素質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起著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從哲學的功能看.主要表現為教育和應用.以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人是哲學教育功能最本質的特征.只有在正確的哲學理念指導下，人們才有可能從本質而不是現象上形成對自然、社會、人生等諸多復雜問題的正確認識，進而樹立起與社會發(fā)展相適應的理想，并內化為信念.當它最終凝聚成民族的靈魂和精神時，哲學教育也就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實踐是哲學應用功能的顯著特征.真正的哲學既不是教條式的理論說教，也不提供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而是一種教給人們如何面對現實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創(chuàng)新的方法。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結論，而只要栓臉疑團.如果我們的哲學教學能在這樣的層面上展開與學生的對話、交流，讓他們經受哲學思維的訓練，無疑既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又能增長其悟性和創(chuàng)新意識。

在哲學教學定位的問題上還有一個必須解決的重要的認識問題就是哲學與政治的關系。二者作為不同的學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質和功能。哲學在人的整體思維素質的訓練中，注重人的創(chuàng)新精神的培養(yǎng)，而創(chuàng)新正是拼證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體現.新世紀社會需要的首先是一種具有很強創(chuàng)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擁有持續(xù)創(chuàng)新能力的大t高素質人力資源的國家才有強大的競爭力，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有26次提到創(chuàng)新，教育部在《21世紀教育行動目標》中明確地把提高人的素質、培養(yǎng)創(chuàng)新精神和創(chuàng)造力作為教育行動目標.就此而言，哲學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哲學的目標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維護階級利益、階級關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組織形式，顯然二者分屬于不同的層次。因此簡單地把哲學與政治、哲學課與政怡課等同起來，必然會影響哲學教學的效果，甚至在某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會嚴重破壞哲學的聲譽.當然消除把哲學課與政課簡單等同起來的認識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認二者的有機聯系.事實上在哲學為政治理論思想形成和實施政治行為提供指導作用的同時，政治也會以自身的方式影響著哲學.

哲學的本質和功能表明，在哲學教學中我們需要讓學生掌握的，應該是作為智憊的哲學，而不是一些抽象的關于哲學的名詞和術語的堆砌;需要培養(yǎng)學生的，應該是哲學的思維能力，一種批判的、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創(chuàng)新精神，而不是僅僅作為政治的淦釋或教條化的說教。這就是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探索哲學教學的手段、方法和途徑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學課教師對自身的地位與作為的正確認識。哲學課教師擔負著與其他教師同等重要甚至更艱巨的教育任務，理應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事實上存在著對‘兩課’的不重視和‘兩課’教師地位不高的狀況.究其原因既有客觀的又有主觀的。從客觀上說，一是市場經濟的大環(huán)境使得人們更加關注直接的經濟效益，偏重實務應用而輕視作為“形而上.的哲學.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其地位與哲學形成的鮮明反差;二是傳統(tǒng)的哲學理論本身的問題，由于它與現實社會發(fā)展的某些不相適應，因而有時還不能為實踐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圍上成為政治讓釋的工具.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哲學的聲譽，也必然影響到哲學教學的地位。從主觀上說，一是教學本身缺乏針對性，由于理論失去現實的支撐變成空洞乏力的說教.事實上只有不斷的追蹤社會發(fā)展的軌跡，才能使教學內容具有時代的氣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環(huán)境的影響使越來越多的教師“轉軌.，選擇更有“前途.的職業(yè)以改變自己的地位.師資隊伍的不穩(wěn)定對哲學教學無疑是雪上加霜.

筆者認為“地位’與“作為.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關鍵在內因，在于教師主體性的覺醒，在于對自己所選擇事業(yè)的追求與執(zhí)著.如果沒有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哲學教師就無法擺脫‘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有所作為才能東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們需要在兩塊陣地上充分發(fā)揮作用:一是教學陣地，調整教學內容和改進教學方法，努力體現哲學的本質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點，從而增強哲學課的吸引力;二是學術陣地，通過學術研究將成果引人教學之中，這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也是最需要重視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們對自己從事的事業(yè)充滿自信心，堅持改革與探索，堅持對現實社會諸熱點、難點問題的研究思考，通過自己的作為改變哲學教學的現狀，我們的努力首先會得到學生的承認，進而得到社會的承認，這時也就獲得了自己應有的地位.由此可見，對于哲學教師本身而言，·作為’是“地位’的前提條件，“地位’是“作為’的必然結果.當然，從外部環(huán)境看，‘兩課’教師同樣需要得到學術乃至全社會、學術界的支持和關心，這種關心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口頭、形式上，而應名實相符.

提高哲學課的有效性更是一個實踐問題.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如何使哲學教學植根于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與建設的現實之中，如何引導學生用辯證的思維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訓練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和創(chuàng)新精神，這是一個重大實踐性課題，需要在哲學教學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學教材的改革和教師知識結構的更新.從現狀看，哲學教材相對滯后.改革開放2f?多年來，哲學界的研究成果是豐碩的，但這些成果主要是以專著和論文的形式存在，而將它們引人哲學教科書和哲學教學的程度和層次則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師個體之間的學術水準和教學能力差異，又有所不同.這些情況必然制約哲學教學.重視哲學教科書及教學內容的更新，重視教師知識結構調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學教學的重要基礎.

二是注重理論與實際的聯系.理論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實踐，來源于實踐.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縱觀哲學發(fā)展史，任何哲學理論的發(fā)展都得益于社會實踐的變革，哲學也同樣如此.因此我們教給學生的不應該僅僅是一些原理，而應該是方法;還要回到現實社會，用唯物辯證方法對現實社會問翅進行分析，用理性來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質，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認識.這樣。理論就不會是抽象的教條，而具有實際的內容;對實際間翅的認識也不是就攀論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學中實現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可以采取專尼化亦即‘問理化翔的形式教學，這些間翅包括學生的思想實際和杜會主義建設中的現實間翅.這種教學可以改變傳統(tǒng)的按章。節(jié)、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學方法。克服教學中普遭存在的“脫節(jié)’現象。增強現實感和針對性.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內容是很多的:，如聯系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yè)改革。城市職工分流下崗的間瓜以及社會貧富差距問胭等;聯系精神文明建設，妙及經濟倫理道裕、精神生產力可持續(xù)發(fā)展間翅等;聯系政治體韶改革，涉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經臉教訓，還有中國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法制不健全帶來的各種“設租’。‘尋租”現象，不受制約的權力導致腐敗，特權導致的兩極分化等:聯系哲學的發(fā)展，涉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tǒng)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思潮，如何進一步實現哲學本土化、中國化等.對上述學生感興趣的熱點間翅分析得透徹，且有理有據，必然會產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學的總學時.對哲學授課學時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學理論的科學性和嚴密的邏輯性。又要體現其與現實結合的時代性.我們嘗試著用總學時的70%作為哲學墓本原理的理論教學，30%的學時用于專皿化教學.在進行理論教學時。既要避免與中學政治課教學的重復性，又要適應大學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學考試的搖要，對現行的教材進行恰當處理。在進行專瓜化教學時，注憊從歷史和現實的視角。讓學生認識在中國發(fā)展的歷史軌跡;讓學生將哲學智慧運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以理性認識人生的目的和憊義，以理性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讓學生認識全球化的世界。中國改革與發(fā)雇的本質以及自身的地位與貴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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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導學生認真學習和運用哲學觀點，具備善于分析問題的哲學素養(yǎng)，總攬全局，做到思路嚴密。

學生在寫議論文時要注意合理運用正確的哲學觀點（主要包括發(fā)展、聯系、對立統(tǒng)一、一分為二、內因和外因及量度與質變的觀點等），使思維由單一變?yōu)殡p向，由感性變?yōu)槔硇浴Ｔ谧h論文的寫作中，用淺顯的哲學觀點來謀篇分析主要表現在：

（一）遵循發(fā)展的觀點，思考事物的可變性。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和“士別三日，刮目相看”講的就是這個觀點。

引導學生把論述的問題或準備使用的材料放到運動、發(fā)展、變化之中去考察，得出正確的結論。如結論1：“今天能做的事情絕對不要推到明天”，結論2：“今天能做的事情如果放到明天去做，你會發(fā)現很有趣的結果”。同樣的問題，用發(fā)展的觀點就往往會得出不同的正確結論。

（二）運用聯系的觀點，尋找維系點。如“鳥鳴山更幽，蟬噪林愈靜”之間的關系就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和相互依存的。

引導學生尋找要論述的問題和其他問題的聯系點，并根據論述中心的需要加以闡發(fā)，可以防止孤立地看問題造成的后果。如一則材料中提到作為農村改革初期實施的安徽鳳陽小崗村在農村“奔小康”的路上遠遠落后，全村適齡兒童竟然尚未完全入學。由此可分析出小崗村的教育狀況始終沒有明顯改進。用聯系的觀點推出中心，切實抓好農村基礎教育，不斷提高農民素質，是農村建設中的長遠之計。

（三）理解對立統(tǒng)一的觀點，消除對立點，實現統(tǒng)一。如“禍兮福之所有倚，福兮，禍之所伏”就存在這個觀點。

引導學生在論述問題時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使矛盾對立的雙方在一定的條件下向著相反方向轉化，如付出和吸收、奉獻和索取，助人和利己之間就存在著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賴的關系。又如命題《失敗乃成功之母》，用對立統(tǒng)一的觀點分析，失敗與成功并非永恒，而是有暫時性的，失敗后努力不一定能成功，這要受環(huán)境和主觀能力的制約，所以要慎重分析兩者關系，同時指出對待失敗也不必沮喪，因為轉化成功的可能。

以上所列的是常用的哲學的觀點，并不是要求學生當作政治觀點去機械記憶，而是要聯系作文話題去領悟和運用。可單獨運用于某篇作文的寫作，也可綜合運用于辯證思維的訓練。學生積累多了，用得多了，可以盡快地打開作文思路，能準確地把握材料實質，使立意更深刻，克服“思路紊亂”的毛病。

二、指導學生深入領會和運用正確的思辯方法，發(fā)散集中思維，做到言之有序。

學生在寫議論文時，要清楚地理解題目或材料中諸多因素間的諸多關系，如條件、因果、轉化和包含關系等，以哲學的觀點綜合觀察，運用思辯方法，仔細辯析和解決問題，確立立意方向和解決問題的思路。運用思辯方法主要表現在：

（一）分析部分，綜合聯系，加以考察，得出正確的看法和思路。

引導學生首先在分析事理的基礎上綜合出材料本質的意義，經綜合形成的觀點就成為文章的中心，再回過來分析各個側面，嚴格安排材料。這樣，用中心論點統(tǒng)率各層次，各層次的內容又能有力地證明中心論點，層次井然，從而達到觀點和材料的高度統(tǒng)一。

如一則材料提到唐代畫師閻立本觀看張僧繇之畫，第一次認為張不過是徒有虛名，第二次覺得張畫確實是一幅佳作，第三次仔細觀賞才領悟出其中妙處。學生分析這則材料時，就要抓住閻立本三次觀畫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正確的事實，來說明人們的正確認識不能一次完成，必須經過反復的觀察和研究，又從閻第一次觀畫得出的錯誤結論來說明沒有深入的調查研究就不可能產生正確的結論。以此分析為立意的基礎，又可推進一層，綜合出中心論點，即認識需要一個過程，但經過主觀努力則可以縮短這個過程。

（二）因果對照，抓住內在聯系，判明性質，顯示事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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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審美活動或行為是人類的高級精神活動之一，在全球文明演化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具有恒久價值的歷史文化景觀。華夏美學哲學是人類文化景觀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在長期歷史演化過程中，先民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huán)境和長期的農耕文化環(huán)境中，形成了具有顯著民族特色的美學哲學思想和理論，建立了相對獨立的哲學思想體系。這些思想和理論對于構建個體生命的精神世界和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具有重要價值。美學教育是人文素養(yǎng)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美學哲學在型塑人類精神結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對于美學的教學和訓練，一直是教育發(fā)展史上的重要內容。從現實層面來講，良好的美學素養(yǎng)不僅能夠改善人的身心狀態(tài)，而且在具體工作中能夠激發(fā)創(chuàng)造性思維，實現創(chuàng)造更高價值的目標。

中學階段是學生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階段，學生在此階段接受的思想文化教育，將會對其終身生命歷程產生直接影響。目前，由于應試教育模式及經濟社會轉型環(huán)境的影響，中學生中存在諸如價值觀缺失、人文素質低下、在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不能很好地平衡等現實問題，因此，有必要通過一定措施來切實解決這個問題。本文從提升學生整體人文素養(yǎng)及傳統(tǒng)文化的角度，就在中學語文教學中推行華夏傳統(tǒng)美學哲學教育問題進行分析，以下內容的安排是，第二部分討論在中學語文教學中推行華夏傳統(tǒng)美學哲學教育的可能性，第三部分討論在中學語文教學中華夏傳統(tǒng)美學教育的基本內容，第四部分討論推進華夏美學哲學教育的具體措施，最后是總結與討論。

二、加強華夏美學哲學教育的必要性

（一）提高學生基礎人文素養(yǎng)的需要

人文素養(yǎng)是一個人的軟實力所在，是增進生命個體生存與發(fā)展質量的重要能力要件之一。通過華夏美學哲學教育，學生可以認識先民理解美、創(chuàng)造美和追求美的歷程，更好地理解和感悟生命、自然和宇宙世界，從而將個體生命放在與宇宙萬物共生的高度來理解生命的價值，培養(yǎng)一種大氣磅礴的精神境界。

（二）培養(yǎng)學生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的需要

有研究表明，人類右腦和左腦具有不同的功能分區(qū)和功效，而對于右腦開發(fā)則對于提高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具有顯著作用。美學思維及鑒賞美、創(chuàng)造美的活動，正好是右腦的功能所在，經常性地持續(xù)地推進美學教育和訓練，能夠激發(fā)學生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從而有助于克服各類現實困難，取得創(chuàng)造性成果。

（三）傳承傳統(tǒng)文化和美學哲學的需要

中華美學是和西方美學具有顯著區(qū)別的哲學體系，其顯著的整體思維、氣韻為先、剛柔并濟等美學哲學理論和特點，和西方美學具有內容和形式上的差異，反映了華夏先祖的精神風貌。這些精神氣質和風貌，應該通過美學哲學教育傳承下去。

（四）為跨文化合作奠定能力基礎的需要

在當今世界，跨文化的交流與合作是學生畢業(yè)后走進社會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也是全球文明發(fā)展的主要潮流。良好的美學哲學素養(yǎng)和美學哲學訓練，能夠在文化交往及合作活動中發(fā)揮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能夠增進不同文化主體之間的合作和信任，降低經濟社會活動中的各類不確定性和效率方面的損失。

三、語文教學中華夏美學哲學教育的基本內容

根據現行初中語文教材，選擇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不同歷史時期的作品，結合作品產生的歷史背景等知識來推進美學哲學教育，是較為可行的選擇。筆者認為，根據華夏美學的發(fā)展歷程，可以適度給學生介紹如下美學哲學的內容。

（一）遠古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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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11）026(C)-0222-01

馬克思在其博士論文題目為《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這篇論文比較了德謨克利特與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一些差別。肯定了伊壁鳩魯對原子偏斜運動和人的主觀自由的論述。

馬克思在論文中反駁了認為伊壁鳩魯與德謨克利特相同的觀點。這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原子是否做偏斜運動。結論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兩者對所研究的客觀對象所采取的態(tài)度不同。德謨克利特認為人對自然現象的判斷是不可靠的，而伊壁鳩魯則認為感性世界是可靠的。正如馬克思在文中所說，“當德謨克利特把感性世界變成主觀假象時，伊壁鳩魯卻把它變成客觀現象”[1]。這種對自然哲學的態(tài)度還可以從伊壁鳩魯遺存下來的基本要道中看出：

“如果天空中的怪異景象不會使我們驚恐，死亡不令我們煩惱，而且我們能夠認識到痛苦和欲望是有界限的，我們就根本不需要自然科學了。

如果不清楚地認識整個自然，一個人就不能在最關鍵的事情上消除恐懼，就會生活在神話造成的恐懼中。所以，如果沒有自然科學的話，就不會獲得純凈的快樂。”[2]

德謨克利特試圖獲得對客觀自然現象的認識，而伊壁鳩魯的研究更多地服從其倫理學目的，使人克服對未知的恐懼，進而使人得到內心的平靜。不僅其自然哲學的觀點，他的反宗教的思想也是基于這種目的。伊壁鳩魯認為人要取得幸福應該更多地借助自身的力量，人需要的外部的東西并不多，只要人克服了恐懼、欺騙、就能實現自由。

這種靠人的觀意志達到自由幸福得到了馬克思的認同。與斯多葛倫理學更多強調宿命不同，這種伊壁鳩魯的觀點更多地強調人的自我意識在實現自由方面的作用。但是，馬克思不斷探索很快放棄了用倫理學方法去探討人的自由。發(fā)現了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論，作出了社會主義必將代替資本主義的結論。號召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剝削階級，建立工人階級執(zhí)政的政府。從而從根本上保障更廣大人民的自由。而只有這種階級性質的國家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民主。在剝削階級社會，自由所賴以存在的外在條件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馬克思所在的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往往受到資本家的殘酷剝削。要爭取自由首先應該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現狀，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只有無產階級掌握了生產資料，自由的實現才有可能。

經濟社會在不斷變化，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本質有了新的認識。為實現每個人自由的客觀條件相較以前已有了重要的改觀。一方面我們需要進一步改善民生，使實現自由的客觀條件更加有利。另一方面，也許是當今社會更需要解決的是人的主觀自由的問題。自由從來不是被人賜予的，而是一種被人的主觀意識感受到的。這樣就回到了伊壁鳩魯與馬克思所思考過的命題，在唯物主義條件下人的自我意識自由的問題。如果沒有了神佛我們該如何克服似乎與生俱來的恐懼、不安與。

終極關懷是古往今來許多人探討的主題。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人的存在在于人的感覺和思維能力。外部的身體感覺似乎總給人帶來痛苦，這樣人只有借助于自己的思維能力來獲得存在的愉悅。于是亞里士多德把幸福定義為一種理性的沉思活動。認為人應該過一種與獲取知識相關的活動。也即是與人的思維相關的科學、藝術等的創(chuàng)造。更多的人過這樣的一種生活的社會，才能是一個文明發(fā)達的社會，才是每個人自由自足的社會。

當前中國經濟快速發(fā)展，在這樣的社會體制下，實現每個人的客觀自由的條件在迅速改變。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我們更應該思考人的主觀自由的問題。也正如其在博士論文的出版序言中所說的，“他們是自我意識的哲學家。這篇論文至少將表明，迄今為止這項任務解決得多么不夠”[3]。

通過以上對馬克思博士論文的分析，我們可以作出以下結論：1、馬克思的博士論文是馬克思探討人的自由的開始，并從伊壁鳩魯的哲學開始思考在唯物主義條件下人的主觀自由的問題。2、可以把馬克思早期對自由的探討稱為自我意識自由的探討。把后期借助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論思考自由稱為外在自由的探討。3、當實現自由的客觀條件逐漸實現的時，我們應該更多地尋找實現人的主觀自由的條件。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實現文化的發(fā)展繁榮，并讓更多的人享有文化發(fā)展繁榮的成果。

作者單位：汕頭大學法學院

作者簡介：郭隨磊，汕頭大學法學院2009級行政管理專業(y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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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議論文“要素”的反思與探討：理論性、邏輯性、概括性

潘教授認為議論文“三要素”提煉不當，那么議論文寫作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議論文的知識體系究竟是什么呢?

記得2002年韓雪屏先生在《語文建設》上發(fā)表了《審視語文課程的知識基礎》一文后，就引出了對語文知識問題的大討論。十年過去了，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厘清中小學語文課程需要的知識有哪些，對議論文的知識體系的構建還處于停滯的地步，盡管其中也有許多人作出了探索，出現了議論文的能力訓練體系、思維訓練體系、目標分類體系、議論文寫作范式等研究成果，但這些研究與實驗并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可，同時對于議論文寫作知識的研究還沒有本質上的突破。

那么議論文的“要素”是什么呢?從文體特征和寫作的基本要求看，記敘文在于以情動人，使人感動；說明文在于以知啟人，使人明白；應用文在于以事告人，使人知曉：而議論文是以理服人，使人信服。

以理服人、使人信服，應該是議論文的基本要素，結合高朝俊教授及相關專家的觀點，從文體特征和寫作要求看，議論文的“要素”可作如下概括：

(一)理論性。議論文又稱說理文，強調文章要說出的是“理”，即要有理論性的觀點，也強調文章要竭盡力量說道理，即要以理服人。議論文要從個別的現象揭示事物的本質，要從感性上升到理性，這樣的觀點才有高度，道理才具有普遍性，才能令人信服。正如列寧在《哲學筆記》說：“羅列一般的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系中去把握事實，那么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都不如。”

(二)邏輯性。議論文要發(fā)議論和說道理，它所遵循的是思維的邏輯性、完整性、嚴密性、條理性，以及推論的合理性、證偽的科學性。在論述過程中，要運用邏輯思維的工具，以概念、判斷、推理、比較、分類、分析、概括、綜合等手段去揭示事物的本質和規(guī)律。

(三)概括性。一是對內容的概括性，即要從大量的現象中概括出規(guī)律性的東西：二是語言的概括性，即要以概括性的語言來將具體事例、現象等抽象化，而不是作生動的描述。

我以為從內容、思維、語言等方面提煉出議論文的基本要素，易于被老師接受、學生理解，易于在寫作中運用。

二、對議論文寫作目的的反思與探討：負責的態(tài)度、理性的精神、求真與求善

潘教授認為議論文寫作的目的是“求真”，我認為這是議論文寫作的較高目標。結合議論文寫作教學的具體情況，議論文寫作教學的目的應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負責的態(tài)度陳述自己的觀點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對議論文寫作的要求是：“能考慮不同的目的要求，以負責的態(tài)度陳述自己的看法，表達真情實感，培育科學精神。”2000年《高中語文教學大綱》對議論文寫作的要求是：“能有意識地考慮寫作的目的和對象，負責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兩者都強調了“負責”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我以為“負責的態(tài)度”是議論文寫作中“求真”的基本要求。

到了高中階段，中學生基本完成了心理上的“斷乳期”，身心發(fā)展已經漸趨成熟，參與社會日漸廣泛深入，他們對社會、自然、人生、自我等方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認識與思考。但由于高中生的心智還不夠成熟，這些思考和認識又有許多不足，如他們的觀點常常情緒化，許多觀點不切實際、偏激，因此引導學生“以負責的態(tài)度陳述自己的看法”在高中階段顯得尤其重要。

朱光潛先生認為寫作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就是“有話必說，無話不說，說須心口如一，不能說謊……如果存心說謊，那是入手就走錯了路，他愈寫就愈入迷，離文學愈遠。許多人在文學上不能有所成就，大半都誤在入手就養(yǎng)成了說謊的習慣。”我們看到當下學生在作文中迎合教師、迎合評分標準、迎合政治、迎合時勢，說假說、空話，就是不敢說真話，這哪里是什么“以負責的態(tài)度陳述自己的看法”呢?

我認為在議論文寫作時應特別強調學生“以負責的態(tài)度陳述自己的看法”，讓他們養(yǎng)成發(fā)表觀點時不信口開河、口無遮攔，不說“假話、空話、套話”。在網絡時代，“以負責的態(tài)度陳述自己的看法”更是對一個公民和網民的基本要求。

王棟生先生認為：“寫作要有公民意識……公民意識需要我們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高中生寫作要有社會性，我們固然要關注社會上的重大事件，表現社會的重大主題，但更要從身邊的普通人和日常生活入手，關注社會，關注人生。在這樣的社會實踐中，一步步增加自己的社會責任感。”這里強調“寫作要有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都是以“以負責的態(tài)度陳述自己的看法”為基礎的。

(二)培養(yǎng)學生的理性精神

德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萊辛有句名言：“對真理的追求比對真理的占有更為可貴。”寫作要達到“求真”的目的，除了培養(yǎng)學生“以負責的態(tài)度陳述自己的看法”之外，還要培養(yǎng)學生的理性精神。

我認為理性精神就是客觀的依據、理性的懷疑、獨立的思考、多元的視野、平等的爭論、實踐的檢驗、寬容的激勵，還有實事求是、質疑探討、真誠合作等，而這種理性精神在當下議論文寫作教學中常常被忽視。

而國外在議論文教學中都十分關注理性精神。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公立學校英語課程標準(9～12年級)對議論文的要求有：“預想讀者可能出現的誤解、偏見和期望，從而有針對性地進行論述。”德國的高中課程標準強調：“能以說理的方式表明自己的觀點”，以及“能表達反駁性論據，并能有效地用于議論”。加拿大阿爾伯特省的課程標準則強調“欣賞他人思想和表達的多樣性”。我們可以看出，“反駁性論據”“欣賞他人思想”等，都是理性精神的表現，也說明國外議論文教學非常強調理性精神。

因此在議論文寫作教學上，無論是學生寫作前的指導，還是寫作過程中的思考與探討，或是寫作后的講評，都可以通過作文案例，來具體分析學生是否有情緒化、非理性的表達，如果有，努力更改，從而使學生在學習議論文寫作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理性的精神，并用理性的精神戰(zhàn)勝個人甚至一個群體的非理性的情緒，這樣才能加深對社會、事物的認識，才能逐步走向對真理的認識。

(三)議論文寫作“求真”也要“求善”

潘教授強調議論文的寫作目的是“求真”，我覺得求真之外，還要“求善”。

議論文中的“求善”，就是以一顆善良之心、以悲天憫人的情懷來看待社會人生，是對弱者的同情、對強權的批判、對文明的倡導、對愚昧的針砭、對真善美的謳歌、對假惡丑的鞭撻，等等。

作文如做人，于漪強調“要作好文章，首先要在做人上狠下工夫……盡管現在大家都在提倡創(chuàng)新和求異，但作文中有些精神的東西，是不必質疑的，更是不能失缺的”。她說：“歷史上著名的科學家、文學家、史學家，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有很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們身上更吸引人的不是其他，而是一種人文精神，一種偉大的悲天憫人的氣度和對國家對民族的無限熱情與熱愛，像杜甫和列夫·托爾斯泰等。而現在的學生如果家里的屋子破了，能自己動手修繕已經很不錯了，恐怕很難想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更不可能有‘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胸襟和為理想而舍棄一切的豪情。”我想于漪老師所強調的“做人”“精神”“人文精神”“悲天憫人的氣度”“熱情與熱愛”其實就是人的一顆善心。

在學生作文中，我們要引導學生學會尊重與寬容，例如看待“小悅悅事件”。不是任由學生一味地去批判路人見死不救，而是應該結合當下的社會實際和當下公民的素質，設身處地地去看待路人的選擇，理解他們的選擇，寬容他們的不足，同時再引出自己對路人及其他公民的期望，希望這樣的悲劇不要重演，希望他們有正確的選擇與行動，希望網民及社會輿論有正確的導向。這樣的表達，才是有一顆“善心”的表現。

三、對“材料意識缺乏”的反思與探討：積累有價值的素材并適當加工

潘新和教授認為“‘材料’意識，可謂議論體式寫作的首要意識”，確實如此。積累材料固然重要，但是積累什么樣的材料更重要。我以為有思想價值、有說服力的材料才是有價值的素材。

議論文是要表達作者正確的思想、觀念、價值觀，批判、糾正別人錯誤的觀點與思想的。有人說，“千古文章意為高”，這里的“意”就是作者的思想，有沒有獨到、深刻的“意”是區(qū)分文章高下的重要方面。只有運用有思想價值的材料，才能有效地幫助作者表達思想，所以積累的材料必須具有思想價值。

議論文寫作的目標之一就是以理服人，論據有說服力是首要的要求。那些有影響的事件、公開的數據、經典的名言等可以看成有說服力的素材。

要讓素材變成有價值的論據，還要學會加工材料。有價值的材料如同一塊璞玉，如果不加工，其價值就不能提升。所謂加工材料，不僅是要除去與觀點無關的內容，還要通過分析，凸顯材料的思想價值，強化其針對性，從而提升其說服力。

下面試舉一例說明對材料的加工意識的重要性。

材料：《老子·道德經》有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從“一切貴在開始”的角度加工材料：“合抱之木”，不可謂不“大”；“九層之臺”，不可謂不“高”；“千里之行”，不可謂不“遠”。然而，這“大”“高”“遠”，都是從“毫末”“累土”“足下”開始的。不自“毫末”，何來“合抱”?不起“累土”，哪來“九層”?不始“足下”，何以“千里”?可見，一切貴在“始”。

從“成功貴在積累”的角度加工材料：“合抱之木”，不可謂不“大”；“九層之臺”，不可謂不“高”；“千里之行”，不可謂不“遠”。然而，這“大”“高”“遠”，都是由“毫末”“累土”“足下”一點點累積而成的。沒有“毫末”之積，何來“合抱”之大?沒有“累土”之積，哪來“九層”之高?沒有“足下”之積，怎至“千里”之遠?可見，成功貴在“積累”。

這樣的加工就是以多元的眼光來加工材料，使材料與觀點緊密結合，從而有效地表達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加強說服力。

四、對“思想方法片面”的反思與探討：多樣性、深刻性、批判性

潘教授認為學生思想方法片面的原因是“‘議論文三要素’的著眼點是論點與論據的統(tǒng)一，而不是矛盾”。這是原因之一，但我認為學生思想方法片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思維品質的低下。

美國學者唐納德·奎恩說：“在整個寫作中，寫作與思維是同時產生的，寫作的過程也就是思維的過程。”也就是說只有形成良好的思維品質，才能寫出好的作品。

我認為良好的思維品質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思維的多樣性。“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對一個問題要從盡可能多的角度去思考，才能認識更全面、更透徹。如“小悅悅事件”，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從受害者本人小悅悅看，受害者能否得到及時救助，關系到一個人的生命安危；從小悅悅的父母看，監(jiān)護小孩子，來不得半點馬虎；從十六個旁觀者看，救助他人，會給自己帶來麻煩，甚至帶來災難；從社會的角度看，當下的社會為什么人們不敢做好人，為什么不敢去救助他人，這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這樣從多個角度去思考，就會形成對“小悅事件”的全面認識。

二是思維的深刻性。就是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能從特殊性看到普遍性，從現象揭示本質。還以“小悅悅事件”為例，透過十六個路人的冷漠，可以發(fā)現社會的冷漠。追問為什么，會發(fā)現當前社會人們的道德水準出現了較大的滑坡。繼續(xù)追問，會發(fā)現：一是當代社會人們追求物質享受，忽視精神追求；二是做好事會給自己帶來麻煩。再追問，會發(fā)現社會缺少“好人”的保障機制，做好人的成本太高，好人一旦受到誣陷，只能流血又流淚，這樣一來，人們與其多一事，還不如少一事。通過追問，便會把握出現這一事件的原因：社會機制、公民教育、民族劣根性……要解決這樣的問題，一是要形成良好的社會保障機制；二是要形成正確的輿論導向，加強對公民的道德教育，提高公民的素養(yǎng)；三是改造民族的劣根性，弘揚助人為樂、樂善好施的民族文化。這樣，經過反復的追問，就形成了思維的深刻性。

三是思維的批判性。我以為要有一種質疑精神和否定精神，對問題既不是全盤肯定也不是全盤否定，而是要辯證全面地認識。如2011年江蘇高考題“拒絕平庸”，如果全盤肯定，就是要拒絕平庸，人要成為優(yōu)秀的人；如果全盤否定，不拒絕平庸，似乎是強調做一個平庸的人也是好的。這兩種觀點似乎都有偏頗，只有帶著批判的眼光看“平庸”問題，才可以發(fā)現，拒絕平庸、追求卓越是人的一種理想追求，如不能實現理想，做一個平庸的好人也未嘗不可，正如古人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如果用辯證的眼光看這個問題，拒絕平庸，但不是拒絕平凡；拒絕平庸，但不是拒絕平常，人可以平凡、平常，但不能庸俗。思維中如果有了批判性，認識問題會更全面、辯證，甚至會出現新知，產生真知灼見。

五、對具體分析欠缺的反思與探討：多一點哲學思維

潘教授認為學生不會具體分析，導致說理的貧乏，這確實指出了當下學生議論文寫作的實際問題。我以為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學生在分析時要運用哲學思維和邏輯思維。

請看這樣一個議論文片段：

當翁帆選擇了楊振寧，多少人輕易地說“不”?當萬科老總王石為賑災捐款數額不大之時，多少人輕易地說“不”?當范美忠老師說出地震時自己先跑，未救學生時，多少人輕易地說“不”?(如果學生僅僅寫到這里，就是現象的羅列，就是就事論事，看似有氣勢，而實際上沒有說服力。)可是有誰規(guī)定，28歲不能嫁給82歲?有誰規(guī)定，自愿捐款，數額必須達到一個定量?有誰規(guī)定，教師不能懦弱膽怯害怕死亡，而必須成為舍生忘死的英雄?(這段文字就包含了幾種哲學思想：對立與統(tǒng)一、相對與絕對、現象與本質。)我們羨慕郎情妾意，可是忘年之愛也未為不可；我們尊敬慈善大義，可是捐款也該以自愿為前提；我們崇敬救人英雄，可是救己的凡人也不算可恥(運用了事物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哲學關系來進行推理。)我們可以對他們說“不”，但請不要輕易地說“不”：給他們足夠的空間和自由去表達自我，你再冷靜想一想，再決定，是“可以”，還是“不”

當我們自覺地運用了哲學思想進行分析，就能發(fā)現問題的矛盾，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就能全面深刻地論述問題，就會顯露思想的鋒芒。

正如著名語文教育家張志公先生說：“無論寫什么文章，要寫得好，先決條件是具有正確的思想認識、豐富的生活經驗、知識見聞，相當的思維能力。”結合議論文寫作，這里的“正確的思想認識”涉及寫作目的和思想方法；“豐富的生活經驗、知識見聞”涉及材料意識；“相當的思維能力”涉及具體分析。如果再加上合理的議論文知識，我們就有可能解決當下議論文“三要素”所帶來的弊害。

僅以此向潘新和教授請教，并愿拋磚引玉。

注釋：

[1]韓雪屏《審視語文課程的知識基礎》，《語文建設》2002年第5期。

[2]高朝俊、鄒昭華《議論文的特點——議論文寫作漫談之一》，《全國優(yōu)秀作文選(高中)》，2007年第3期。

[3]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訂《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9頁。

[4]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編《普通高中語文教學大綱》，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朱光潛《談文學》，《朱光潛美學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277-278頁。

[6]丁帆、楊九俊主編《高中語文》(必修五)，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40-41頁。

[7](8][9]洪宗禮、柳士鎮(zhèn)、倪文錦主編《母語教材研究》(第6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98、226、3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