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中美貿易戰影響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知名投資人吉姆.羅杰斯預計他即將迎來一生中最慘烈的股票熊市，而這一預測還沒有考慮貿易戰的因素。

“因為債務的原因，下一個熊市將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但是如果我們還遇到貿易戰，那么情況將會比災難還要糟糕，”今年75歲的Rogers Holdings Inc.的董事長羅杰斯在莫斯科接受采訪時表示。“我極度地擔心。我讀了足夠多的歷史，經歷了足夠多的市場變化，所以知道貿易戰通常都是災難性的。”

羅杰斯發表上述講話之際，一場全面貿易戰爆發的可能性也與日俱增。兩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計劃最早本周決定對中國產品征收最高達600億美元的關稅，以懲罰所謂中國竊取知識產權的行為。與此同時，據《華 爾街日報》引述未具名人士的消息報道，如果特朗普實施大范圍關稅舉措，中國將針對那些特朗普支持者所在的行業和州進行反擊。

“你覺得中國會無動于衷？” 羅杰斯說。“中國是美國農產品的巨大買家，所以顯而易見這是中國將會反擊的地方，因為這對特朗普先生的打擊最嚴重。不是美國民眾，而是特朗普，特朗普和他身邊的那些人，才是中國必須要打擊的。”

篇2

受中美貿易戰緩和利好影響，道瓊斯昨晚大漲超過2%，聯動傳導到A股，今天早盤上證和創業板指均高開1個點左右。

但隨后的行情依舊表現出了此前所強調的市場特征：主板上攻乏力，大盤藍籌普遍表現不佳，上證全天小幅橫盤震蕩，收盤微漲1.05%，而創業板則繼續領漲兩市，收盤大漲3.6%。

板塊方面和昨天的行情有所區別，昨天的行情是軍工板塊、國產芯片兩大板塊一枝獨秀，領漲兩市，但今天的行情是普漲格局，所有的板塊都是飄紅的，所以今天的漲停個股較為分散，操作機會也比較多。

但要注意一點的是，上漲的板塊之中，有一部分是真正的有熱門題材支撐的上漲，比如5G、軍工、芯片，還有昨天讓各位關注的工業互聯網、獨角獸概念等板塊；

有一部分板塊是則是對上周市場的大跌做的反彈修復，比如醫療器械、視聽器材等板塊；還有一部分純粹是指數大漲，被動跟隨，比如銀行、鋼鐵、酒店餐飲等板塊。

盤中前期熱門概念股獨角獸、工業互聯網經過回調以后再度上漲，天華超凈、合肥城建紛紛漲停，帶動麥達數字、華西股份等個股上漲；光環新網、寶信軟件、漢得信息等工業互聯網概念股漲幅均在7個點以上。

上證早盤高開1個點左右，十分強勢，但隨后全天分時處于橫盤震蕩狀態，并未繼續上攻，收盤收了一根十字星，預示主板上攻乏力，資金短期內對大票并不感冒。

量能也并未隨著行情反彈進一步放大，說明市場資金有限，存量博弈為主，行情分化。

個人認為：

上證大概率會繼續圍繞著3100點做震蕩整理，分化行情繼續，短期內回避主板大盤藍籌個股。

創業板連續大漲之后，向上突破1800點整數關口的壓制，這一位置也是前期大平臺支撐位，后市有回踩需求，所以明天的行情注意高位輕倉或減倉操作，防范回調風險，避免資金回撤。

篇3

【引言】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我國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長，2018年GDP總量首次超過9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為90．03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3．6萬億美元，人均GDP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萬美元這個世界銀行所定的高收入門檻線。作為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GDP總量世界第二的大國，我們內部的經濟結構在不斷地調整，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處于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的新常態，同時在過去幾年里我們外部還經受著中美貿易戰等一系列新的挑戰，我們的外部宏觀環境正面臨著系統性的重要轉變，這種內外結構與環境的變化也將是我們在未來“十四五”期間的持續的特點。2018年，我國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183352億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220906億元。而1978年則分別為1132．26億元和1122．09億元，可見增長迅猛。財政政策是為了實現國家某些目標的重要手段，財政的“收”與“支”的能力、體量、結構與影響都和發展階段及國際環境密切相關。我國的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需要結合這些宏觀趨勢與外部環境的變化作出相應調整。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的主要目的是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如何調整我國的財政政策。新結構經濟學是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著重研究經濟結構及其變遷的決定因素及對經濟發展的含義，被認為是繼“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之后的第三展經濟學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創。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主張要從本國發展階段與稟賦結構出發分析最適合自己的技術、產業結構、金融結構與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財政政策。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結合我國經濟正在同時進行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闡述財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結構經濟學對產業的五大分類來論述財政政策，第四部分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以及財政政策的實施與執行過程，最后是總結。

二、四個同時進行的結構性過程與財政政策

從結構上看，我國目前正在同時經歷四個結構性過程，各自所對應的財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應調整。

第一，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即經濟結構隨著人均收入提高，農業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也就是所謂的庫茲涅茨事實;另一方面，產業之間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升級，產業鏈內部向微笑曲線兩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級。

第二，經濟轉軌過程，即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轉變過程，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與次序糾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場扭曲，優化資源配置，逐漸實現從計劃與市場雙軌向市場單軌轉變。這個過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轉軌次序與速度，改革的倒逼機制是否有效，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Wang,2015)。

第三，經濟開放過程，即從原來相對比較封閉的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的過程，是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我國在貿易全球化方面進展突出，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而在資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幣已經進入SDR，我們現階段也在重點研究和推行與人民幣自由可兌換相關的匯率與資本流動管制問題。除了貿易流動、資本流動之外，還有技術流動。我國總體越來越接近世界技術前沿，在對現有國外技術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創新這兩個方面的比重不斷調整，關于國際與國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調整。

第四，大國崛起過程，即我國從原來的軍事、政治、外交等地緣政治方面的弱國逐漸向世界強國的崛起與復興的過程。這個過程中，難免會與現有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間可能存在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問題。事實上，不僅是我國，還有很多其他國家，尤其是在世界經濟總量中份額不斷增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都有改革現有國際秩序的訴求。因為現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戰”結束時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產物，在不少方面已經滯后于這個時代了。

中國是人類歷史上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個在同時經歷這四個結構性過程的大國，而財政政策與這四個結構性過程均密切相關，所以我們國家的財政政策也就顯得尤為復雜。具體而言，對于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財政政策體現在相關的稅收、補貼、基礎設施投資等很多相關方面，稅基也在隨著經濟結構發生變動，這些都與產業政策高度相關，后面會更具體地展開。對于經濟轉軌過程，我們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國的補貼與稅收政策，消除和糾正那些低效的或者無效的補貼，優化稅收結構，更好地糾正政府的“亂為”，發揮“有效市場”的作用。對于經濟開放過程，我們的財政收支越來越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財政政策與國際貿易、資本和技術的流動纏繞在一起，影響國際收支平衡，而且作為大國也會影響國際。對于大國崛起過程，我們將不得不考慮那些與國防與經濟安全有關的戰略型產業的財政支持，比如，中美貿易戰過程中的芯片斷供問題、華為的問題，又比如與亞投行、“一帶一路”等相關的問題，等等。

現在有不少學者反對我國的積極的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針對第二個過程，認為那會強化政府的“亂為”，不利于市場化改革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學術界達成共識比較多的是減稅政策，可是減稅的前提應該是切實降低政府開支，否則只能增加政府債務，從而提高通脹可能并增加宏觀風險。無法降低政府開支的所謂“結構性減稅”實際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經濟轉軌的改革過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財政支撐的，其他三個結構性過程同樣也需要政府的因勢利導的作用，需要政府開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開支。因此，現階段似乎首先應該討論如何減少政府的低效開支，優化支出結構，進行結構性的開支削減，再來討論如何進行結構性減稅，否則稅只可能越減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顯然并非獨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國正在經歷從農業到非農業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即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而在非農部門中存在一個“垂直結構”，即能源、金融、電力、通訊等幾個核心的上游部門主要由國有企業主導，具有較高的進入壁壘，市場結構偏向壟斷，產業偏向資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費性制造業和消費業則已經放開，國有企業已經大量退出，并且由民營企業主導，進入壁壘比較低，市場結構更接近充分競爭。上游產業為下游產業提供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所以存在投入—產出表的供應鏈關系。這里涉及國有企業改革等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的經濟轉軌過程。與此同時，我國的下游民營企業是國際貿易的主力軍，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民營企業更是積極參與貿易的全球化，持續保持第一大出口主體地位。而正因為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與“垂直結構”，使得大國崛起這個結構性過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并承受著巨大的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

深刻理解當前中國的這種宏觀經濟結構對于我們分析宏觀財政政策將很有幫助。譬如，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上游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高于下游的民營企業，但是2008年之后則相反。這是因為，2008年之前，中國下游產業放開，國退民進，下游部門的民營企業利用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廉價勞動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過程將大量產品銷售到國際市場，在此過程中，下游民營企業需要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對于上游國有企業生產的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的需求也大量增加，進而上游國企的利潤率也就不斷提高。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中，與土地相關的財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總體而言，無論是下游的民營企業還是上游的國有企業，所上繳的稅收在這段時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我國的國企的利潤率開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營企業利潤率的狀態。這是因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我國下游民營企業面對的外需相對下降，因此下游民營企業的生產規模相對收縮，一部分民營企業破產退出市場，從而降低了對上游原材料與中間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產業中的國有企業比重比較高，它們面對市場變化的調整速度可能比民營企業更慢，而且面對整體經濟衰退時，國有企業承擔的“保就業、保增長”等政策性負擔就變成顯性的約束，裁員率低、破產率低、投資減少率低，這就導致僵尸企業主要集中在中上游產業，而且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低于民營企業。我國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過國有企業的投資增加來實施，間接地通過“垂直結構”影響到產業鏈中的其他部門。對于這個擴張性的反周期的財政政策的效果評估，目前文獻中的學術研究還沒有考慮“垂直結構”，而“垂直結構”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類產業劃分與財政政策

這一部分將著重從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視角結合產業升級過程來看我國的財政政策，因為產業升級中的諸多產業政策是財政政策的具體表現。新結構經濟學分析不僅關注總量指標，而且更加關注各不同發展階段下不同的產業結構等結構性的指標。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我們將產業分為五大類，具體包括:戰略型產業、追趕型產業、領先型產業、轉進型產業和換道超車型產業(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2018)［9］。按照這五大類劃分以后，針對中國的不同發展階段，需要適時分析在每一類產業的發展中政府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財政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進而對五大類產業制定不同的產業政策，從而確定財政的相應收支結構。

1．針對戰略型產業。比如戰斗機的研發時間很長，資本也非常密集，從經濟效益來說也許并不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相關企業的“自生能力”不見得很高，但是這些產業和部門涉及國防安全，需要維持必要的財政投入，而且特別是隨著前面提到的第四個結構性過程，即大國崛起過程，這樣的財政投入會不斷提高。再比如中美貿易戰中，高端芯片上我們被卡住脖子了，會使得整個產業鏈面臨癱瘓的危險，這涉及經濟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對此增加財政支持，鼓勵自主創新。

2．針對追趕型產業。我們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技術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過招商引資，通過產業園區和其他方式對外資進行財政補貼，促進對先進技術的吸收與學習。不少實證研究表明，我國的出口加工區的產業政策成效總體是顯著的，支持產業發展的相關的基礎設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土地與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基礎設施存量已經相當高，在吸引投資方面，與其他地區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可以提供的顯性的政策優惠空間是有限的，此時，如何注重改善產業的營商環境，提升軟的制度安排，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和對人才的搜尋成本，為產業升級提供各種便利的服務，有利于產業向高附加值端升級，這些是產業政策或財政政策需要轉變的方向。

3．針對領先型產業。因為在技術條件上我們已經達到世界前沿，這種領先地位決定了企業主要靠研發創新來提升生產力。所以，如何在財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調整，以促進這些產業的自主研發就成為關鍵之舉。相應的，測度與評估我國研發投入上的財政支出的效率問題就十分重要，而這并不僅僅是微觀實證問題，也需要合適的宏觀框架來幫助我們思考。這涉及國家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在上一節中，我們論述了“垂直結構”，上下游所有制結構是非對稱的，市場結構也是非對稱的，下游更加突出競爭性，而上游則更加呈現出壟斷性特征。與此同時，“垂直結構”又結合著產業升級，從農業向非農業結構的轉型以及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國的財政政策，包括R＆D的補貼，很多時候是向國企集中的上游產業傾斜的，這個政策可以通過產業鏈傳遞到下游，傳遞到民營企業。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的四萬億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過上游國有企業投資增加開始傳導的。換言之，我們是需要考慮產業內與產業間的外部性，考慮一般均衡效應的。

4．針對轉進型產業。一是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比如我國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非洲的轉移。二是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的一些產業，比如“四萬億”之后的我國的平板玻璃、電解鋁、鋼材等等普遍存在“產能過剩”，而其中有些產業對于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這些產業的部分產能適度轉移到有需要的國家去，就可以實現雙贏。導致產能過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低效產能無法及時去除的問題，也就是僵尸企業問題。我們的研究發現，2008年之后，我們國家越是上游的產業，僵尸企業的比重越高，這些企業一直享受財政補貼，對戰略性產業或許是必要的，但對部分非戰略型上游行業，就不應將“戰略性”作為提供保護補貼的借口，而是要降低進入壁壘，允許更多民營企業進入，打破國企壟斷，消滅僵尸企業，提高產業效率，提升產品質量。第二類是產業本身技術水平已經比較發達，但是因為政策補貼等原因，導致在國內供過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產業上，我們實際已經屬于領先型產業，技術已經居于世界前沿，但產能特別高，而非洲和中亞等一些發展中國家需要發展農業，需要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把這些產業引入到“一帶一路”這些國家，并不是淘汰落后產能，而是完全可以實現雙贏的。

從產業國際轉移和對外投資援助的角度，中國作為大國的這些對外的財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數效應。因為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國家變得更加富有，對中國也意味著將有更大的世界市場，進而拉動中國其他產業的出口，提高GDP.當然，這不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長期的具有生產性的政策。同時，這不是通過擴大內需產生的“乘數”效應，而是通過擴大長期的外需產生的“乘數”效應，周期會更加長，還有，只有中國這樣的大國，這種通過外需的乘數效應才可能會被政策部門進行內生化考慮，這與新加坡不同。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一種可能性，需要繼續做進一步的相關研究。

5．針對換道超車型產業。因為研發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資本密集，而且這些產業在目前的發達國家也被認為是高端新興產業，比如我們的網絡支付產業、5G都處于國際領先水平，相對于我們國家的總體發展階段而言，我們在這些產業上水平明顯“超車”了。結合之前講到的“大國崛起”過程，如何更好地在財政上對于這些產業予以服務，在相關人才培養上如何在財政上給予傾斜，走向國際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因勢利導的有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以上這些雖然主要是從產業政策的角度去闡述，但是即使是一項貌似產業中性的總量的財政政策，對于以上五種不同的產業的影響常常是非中性的，從而對于不同地區，或者同一地區的不同發展階段的影響都是不同的。

四、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問題與財政政策的執行效果

政府與市場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應該有所不同［12］。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央地關系如何調整，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辦法如何調整都是我們應當關注的重要問題。原來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對于產品市場的促進效果明顯，但要素市場改革本質是一體化的問題，各地區利益存在差異，需要中央政府來推動改革。同樣道理，不同的稅種，央地兩級各自分到的稅收收入比重，都會影響稅收執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是GDP增長速度，那么追求晉升的官員會理性地選擇如何在短期內通過增加政府投資來提高GDP,政府開支就會內生地拉高;即使被迫減稅，地方政府也會有激勵地去增加收費，或者通過增加地方債務的方式去拉高投資。如果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評價指標之一，那么就顯然不利于減稅。如果失業率與維穩問題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高壓線，那么在僵尸企業比例較高、民營企業相對弱小的地區，地方政府就會有足夠的動機去繼續補貼僵尸企業，即使導致資源錯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為發展中國家，對于產業升級我們的確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礎設施投資，但是如何保證這些投資的效率足夠高，是具有長期建設性的，這些都與地方官員任期、考核方式等決定的激勵機制有關，與政治體制有關［14］。總之，有效的財政政策的落實執行，最終都要依靠各級政府的官員，所以對他們的考核標準將對財政政策產生重要影響。

總結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嘗試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我國的財政政策。我們的分析強調，我國正在同時經歷結構轉型、經濟轉軌、對外開放以及大國崛起這四個結構性的過程，是一個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大國，而且具有“垂直結構”的顯著特點。同時，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劃分，“戰略型”“追趕型”“領先型”“轉進型”“換道超車型”這五大類產業共存。不同地區的發展不平衡，即便同一個產業在不同地方發展階段也不一樣，有些產業內部可能在微笑曲線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線的上端。這些結構性差異要求我們必須結合發展階段，結合經濟結構，結合外部宏觀環境，結合各級政府官員考核激勵機制來全面考慮我國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以及如何評估政策效果。以上這些都屬于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有為政府”在財政政策這個具體問題上的分析視角。

【經濟學博士論文參考文獻】

［1］王勇:《新結構經濟學思與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2］趙秋運、王勇:《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溯源與進展———慶祝林毅夫教授回國從教30周年》，《財經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劉學文、王勇:《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型》，《經濟學報》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結構”下的國有企業改革》，《國際經濟評論》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還是供給?》，《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產業政策:總結、反思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篇4

當前人民幣升值將給中國經濟帶來四重風險

第一,快速、大幅升值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在成功抵御金融危機的沖擊后,“調結構”已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任務。

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帶來的相對價格變化會促進企業轉型和行業結構調整。但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一定的緩沖時間。最近,一些行業進行了壓力測試,勞動密集型產品普遍感到可以承受的升值空間十分有限,這與人民幣在2006-2008年期間已有較大幅度升值關系十分密切。

還應當清楚的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有一定的水分,部分順差是披著各種合法外衣流入中國的“熱錢”。因此,中國的出口優勢并沒有數據顯示的那樣強大,對出口行業的承受能力應有清醒的認識。

如果人民幣進一步升值,而無其他政策支持,出口行業將會難以承受。而且,去年底和今年初以來,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廣東等沿海地區出現了“民工荒”,制造業工資水平有所上漲。因此,勞動力成本上升,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出口產品的價格上,從而削弱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如果此時人民幣再次走上升值之路,將會形成對出口部門的雙重壓力,非常不利于出口行業的穩步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

第二,緩慢升值并形成穩定預期易導致“熱錢”加速流入。經驗表明,人民幣升值是導致“熱錢”進一步流入的主要原因。對2006-2009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可以看到,升值預期和中美利差與資本流入高度相關,人民幣對美元每升值一個百分點和中美利差每擴大一個百分點,各可能吸引每月50億美元左右的資本流入。在2005-2007年間人民幣升值較快時期,升值不但沒有起到防止“熱錢”流入、抑制經濟過熱的作用,還因為預期進一步升值反而加劇了境外資金流入、流動性增長過快的局面。

因此,人民幣升值與“熱錢”流入呈現相互促進的關系,一旦形成“升值資本流入再升值資本進一步流入”的惡性循環,經濟過熱將難以避免。

在經濟全球化高度發展的今天,經濟過熱往往是內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部流動性相對比較容易控制,外部資本的流入則防不勝防,給宏觀調控增大壓力與難度。經驗表明,我國經濟過熱在很大程度上與“熱錢”的推波助瀾有關。2007年凈新增外匯占款(剔除對沖掉的部分)2.6萬億,占當年新增M2的比重近45%,當時正是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物價漲幅擴大、經濟有明顯過熱跡象的時期。

當前,外部流動性在危機后又明顯增加,對其未來加大流入的可能性不能掉以輕心。海外資本的源源不斷的流入,必將進一步推高境內資產價格,孕育新的資產泡沫,從而給貨幣政策帶來新的更大壓力。

第三,被迫升值很可能會進一步加大未來升值壓力。其實,在美國經濟尚未完全恢復、儲蓄率有所上升,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較為明確、進口需求強勁的情況下,中國對美國的真實貿易順差將趨于下降,人民幣升值壓力自然會隨之緩解。

但如前所述,中美貿易順差應有部分是熱錢在借道進入中國。如果人民幣在壓力下被迫升值,在升值反而加速資本流入的情況下,數據顯示的貿易順差很可能因為熱錢“水分”的增多而沒有呈現下降趨勢,還可能進一步上升,從而給部分美國政客以強迫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理由。

在升值趨勢明朗的情況下,伴隨著資本金融賬戶順差的擴大,甚至有可能形成升值-國際收支順差上升-再升值-國際收支順差進一步上升的循環。在這種情況下,不但升值壓力得不到緩解,還會因為資本流入過多帶來流動性過剩、經濟過熱的局面,貨幣政策會面臨新的尷尬的兩難困境。

第四,以升值來抑制通脹并不可取。今年2月份CPI和PPI分別同比增長2.7%和5.4%,漲幅分別較上月擴大1.2和1.1個百分點。物價超預期上漲,進一步加大了通脹預期。

以人民幣升值來抑制通脹的觀點似有重現,但我們堅持認為,無論是從理論和實踐來看,以人民幣加速升值來治理通脹都是不可取的。從政策功能屬性來說,作為一種相對價格變量,匯率水平變化可以對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進行調節,以達到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目的。治理通脹從來就不是匯率政策的主要功能。匯率并不是影響價格的唯一變量,行業組織、市場結構、差異產品等因素均是影響價格的重要變量。尤其是對于石油、鐵礦石等價格波動較大的資源類產品來說,升值的抑制作用不大。更由于傳遞不完全性的存在,最終消費品價格也難以發生明顯變化。

我們以1995年3月至2007年3月的季度數據進行實證研究表明,人民幣升值對抑制國內通脹的效果甚微。具體來說,人民幣升值10%,進口價格指數大約下降不到0.3%,而消費價格指數下降僅為0.1%,這表明人民幣升值對通脹的抑制作用很不明顯。同樣,人民幣升值對于進口價格指數上升的抑制作用要強于對消費價格指數的抑制作用,這說明貨幣升值在通過進口價格指數向消費價格指數傳遞的過程中,其傳遞性是遞減的,正是這種衰減性影響了消費價格指數的下降。

事實上,在2006-2008年人民幣升值期間,我國CPI每年都出現了一輪上漲,且2008年是上漲幅度最大的,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實證研究同時還表明,如果希望通過升值來有效影響國內物價水平,那么短期內人民幣需要有相當大的升值幅度。但這毫無疑問是以出口、產出大幅下降甚至是以就業形勢嚴重惡化為代價。

美國強迫人民幣升值將“得不償失”

目前美國失業率較高,美國想通過多出口,少進口,改善國際收支,擴大就業。但美元對人民幣貶值并不能有效改善中美貿易失衡,指望靠人民幣升值來挽救美國經濟、擴大就業機會的想法不僅不可能有明顯收效,反而不利于美國和全球經濟復蘇。

第一,中國的真實貿易順差規模并非數據顯示的那樣大。近年來,熱錢流入問題一直受各方的關注。除了在資本和金融賬戶以及錯誤和遺漏中可以看到熱錢的蹤影外,經常賬戶中也存在十分明顯的跡象。2005年中國的貿易順差突然從321億美元增加到1020億美元,并在隨后的幾年中持續增加,這是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而帶來的資本流入增多就是原因之一。熱錢披著各種合法的外衣持續不斷地流入,只是在統計監測方面確實存在很大的困難,難以真正認清其真面目。有關測算表明,近幾年我國貿易順差中熱錢的比例占到60%以上。盡管測算方法和依據有待進一步推敲,但貿易順差中存在一定比例的熱錢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真實的中美貿易失衡很可能本就不十分嚴重。

第二,人民幣升值并不能有效改善美國貿易收支狀況。以貨幣貶值來改善貿易收支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但這些條件在中美兩國很可能都不具備。從2005年人民幣匯改到2008年間,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超過20%,但同期中美兩國的貿易失衡卻未見明顯好轉。顯然,經常項目順差并非僅僅是匯率問題那么簡單。

而且,近年來國際經濟學的最新研究認為,匯率變動能否影響到產品的最終價格、進而影響消費,還要視具體的定價方式。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以低端消費品為主,競爭較為激烈,中國企業定價能力不強,因而多以當地定價法為主,即在美國本土以美元表示的出口品價格不易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匯率變動改變的僅是中國出口產品的人民幣價格,當地的美元價格變化不大,因而美國從中國的進口所受影響較小。根據有關估計,人民幣升值1%,僅能夠帶動美國從中國進口品價格上升0.3%,對減少美國從中國的進口不會有太大作用。

此外,美國對中國進口高新技術產品設置了多重貿易壁壘,限制美國高技術產品向中國的出口,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兩國貿易失衡的局面。

可見,中美之間存在的小于實際數據的失衡主要是由中美的經濟結構以及美國單方面限制高新技術出口所致,以人民幣升值來減少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就業機會的觀點顯而易見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即使人民幣升值,美國已經失去的那些制造業的就業機會也不可能再回到美國。事實上,遠在中國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之前,美國已經開始大量失去制造業的就業機會,這實際上是由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成本和比較優勢決定的。即便因為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產品退出美國市場,越南和印度等低成本國家的產品也會很快取代中國的出口地位,美國的公司不可能與這些低成本國家競爭。因此,中國的退出不會給美國帶來新的工作機會和就業的顯著增加。

第四,美國從人民幣升值中的所“得”將十分有限,所“失”卻不小。毋庸置疑,得益于大量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美國民眾是中美貿易的受益者,中美貿易有利于美國國民福利的提高。不可忽略的是,低價位的中國商品降低了消費者在日常消費上的支出,美國民眾因此可以消費更多的高檔商品和服務,從而有助于消費的持續穩定增長。

通過人民幣升值或強行進行貿易制裁來限制中國產品出口到美國,受損害的不僅是中國,更是享受中國廉價商品的美國消費者,從而對美國居民消費的恢復和經濟增長將產生不利影響。此外,人民幣若一次性大幅升值,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成本必將提高,盈利受到侵蝕,同樣對美國經濟不利。

很顯然,人民幣若大幅升值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兩大“火車頭”均不利--中國經濟減速,美國經濟“熄火”,從而嚴重拖累全球經濟的復蘇。美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當前中國經濟的企穩回升也為其他經濟體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增長機會。

篇5

關鍵詞:園藝產品;“合規性”貿易壁壘;對策

在所有國家和地區中,美國是實施“合規性”貿易壁壘最頻繁的國家之一。所謂“合規性”貿易壁壘,是指那些在名義上符合或不違背WTO的有關規則,以維護公平貿易、保護環境、保護人類及動植物健康為依據,但實質上保護了本國產業和市場的貿易壁壘,包括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技術性貿易壁壘等(朱鐘棣,2007)。本文在“合規性”貿易壁壘框架下,對中國園藝產品出口美國可能面臨的貿易壁壘進行了分析。

一、中國園藝產品輸美的貿易現狀

(一)美國園藝產品進出口概況

美國是世界上園藝產品的生產大國,同時也是園藝產品的進口大國和消費大國。園藝產品進出口量同時逐年增長,尤其是進口量增幅較大,2003年園藝產品進口額為21910031280美元,到了2007年,進口量已經達到32995106330美元①,幾乎增長了一半。美國進口園藝產品的來源地比較集中,多集中在西半球國家,據2003-2007年FAS統計數據來看,美國園藝產品的主要來源地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成員國(33%)、歐盟(30%)、拉丁美洲(13%)和中美洲(6%)及加勒比海地區(1%)。此外,美國每年也從東亞地區(5%)進口一定量的園藝產品,其中也包括從中國進口的部分果蔬產品。

(二)中國園藝產品輸美概況

根據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2007年中美農產品貿易分析報告》,在園藝產品貿易中,我對美出口的茶葉、蔬菜和水果等增長較快。其中罐裝蔬菜、水果和堅果(HS20)出口金額達96210萬美元,增幅達到62%。對美20.2億美元的出口金額中,加工水果和蔬菜的出口量最大,出口金額達到7.18億美元,增幅為29.42%;其次是果汁和蔬菜汁,出口總金額為4.38億美元,增幅達到112.59%;新鮮水果的出口金額是1.2億美元,增幅31.7%。據海關統計數據資料顯示,中國新鮮和冷凍或冷藏蔬菜出口主要集中在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地區,此外每年對美國的出口數量也很大,2006年輸美金額就超過了152.2百萬美元。

但從美國的園藝產品進口的總體來看,相對于墨西哥、加拿大和歐盟等國家或地區,美國從我國進口的園藝產品份額不大,但處于增長勢態,市場前景很大,競爭壓力也較大。我國十一五規劃指出“目前美國消費者每年消費的蔬菜和水果的數量比20年前增長了25%,對有機食品的需求高速增長。中國向美國出口的主要產品是水產品和園藝產品,尤其是魚、肉、水果、堅果和蔬菜制成品的出口增長速度比較快。考慮到中美農產品貿易的互補和平衡關系,‘十一五’期間,應繼續發揮我國農產品的比較優勢,積極推動農產品對美國的出口”。鑒于此,研究美國對我國出口的園藝產品所設置的貿易壁壘,對于我國園藝產品開拓美國市場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二、中國園藝產品輸美面臨的“合規性”貿易壁壘

(一)反傾銷貿易壁壘

1999年11月中美雙方達成的關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協議中,規定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日起15年內,美國可以繼續其現行的對中國的反傾銷政策(即把中國作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根據目前歐美國家的實踐,針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確定商品的正常價值的方法不是遵循《反傾銷協議》的相關規定,而是運用替代國價格、結構價格和相似產品在進口方的銷售價格三種方法,這必然使得美方在確定商品正常價值時存在很大的靈活性。

美國是國際反傾銷的主要指控國家。1995年至2005年上半年,美國向前十位對象國和地區發起反傾銷調查的數量占到美國反傾銷調查總量的61%,其中針對中國和臺灣地區的分別占到16%和5%,中國成為遭受美國反傾銷調查的最大對象國。[1]美國反傾銷應用主要集中在化工、賤金屬、塑料、橡膠及其制品等,但也不乏針對相關園藝產品的反傾銷指控,反傾銷調查曾多次涉及鮮蒜、冷凍蘑菇、蘑菇罐頭、非冷凍蘋果汁和鮮濃縮蘋果汁等園藝產品及其加工品。以1998年美國蘋果汁生產商對從中國進口的濃縮蘋果汁提起的反傾銷訴訟為例,美國認為中國1995年到1998年間,濃縮蘋果汁對美出口量增加了997%,平均價格下降了53%。1999年5月6日,美國蘋果汁相關企業向美國商務部遞交申請,要求對來自中國的濃縮蘋果汁征收91.84%的反傾銷關稅。面對美國專業的反傾銷調查機構和從業人員,我國的園藝產品,尤其是一些傳統的優勢產品,在輸美時面臨著巨大的反傾銷調查壓力。

(二)反補貼貿易壁壘

2005年7月27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旨在對中國商品征收反補貼稅的《美國貿易權利執行法案》,該法案要求將美國現行反補貼法的適用范圍擴大至中國等“非市場經濟國家”。2007年6月,美國對中輸美的銅板紙征收99.65%的臨時反補貼稅,此舉打破美國20多年來不對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適用反補貼法的慣例,意味著我國產品在出口美國時,將面臨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的雙重壓力。1995年-2004年間,在全球發起的176起反補貼調查案件中,美國有70起,占到近40%,這使美國在使用反補貼調查規則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增加了我國產品輸美面臨反補貼調查的危險性。

迄今為止,雖然美國尚未針對中國向其出口的園藝產品發起反補貼調查,但反補貼調查的范圍極為廣泛,涉及到中國的所有產業,因此我們輸美的園藝產品同樣也面臨被調查的危險。而且反補貼調查針對的是政府行為,這意味著一旦美國對我國某項園藝產品提起反補貼調查,將會影響到我國的相關產業政策和國家對該產業或產品的經濟調控。

(三)保障措施

由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引起的調查事件比較少。在中國出口的動植物產品中,僅遇到一例保障措施的調查案件,即2006年歐盟對華冷凍草莓的保障措施調查。[2]美國還未曾對中國出口園藝產品發起保障措施調查,這說明保障措施并不是我國園藝產品輸美所遭遇的主要貿易壁壘,但并不代表著我國園藝產品在輸美時不會遭遇保障措施壁壘。

美國實施保障措施主要依據其國內立法,即《1974年貿易法》。[3]加入世貿之前,美國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針對中國產品的保障措施適用該法案的406節。1999年,美國在向其國會提交的《永久正常貿易關系法案》中,在第一部分中終止了406節對中國的適用,同時在《1974年貿易法》中增加第421-423節,該部分成為專門針對中國的特保措施。該規定明顯具有歧視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與WTO的《保障措施協議》相悖,且操作的隨意性很大,對我國園藝產品出口構成極大的威脅。

(四)技術性貿易壁壘

美國的技術法規體系和管理體系都比較健全,且重視使用國內標準,其認證和技術標準的制定都是行業內或民間機構自愿協調一致的結果,雖然其國內的多數企業能夠做到符合標準,但對于其他國家可能就是貿易壁壘了。我國在輸美園藝產品貿易中,尤其應該注意的幾個方面[4]:

1.技術方面的規定。如有關產品標簽的規定、產品銷售季節的規定、是否有進口許可證及配額限制的規定以及對包裝材料是否有特殊要求等等。標簽是美國食品方面的主要管理手段之一,食品標簽多達20多種,而且年年修改補充,涉及《聯邦法典》《美國食品標簽法》等多項法律規定。2002年10月,美國農業部還制訂了全新的有機食品標簽法規,凡是有機程度達到或超過95%的食品都可以貼上專門的新標記,食品是否具備貼上有機食品標簽的資格,需得到美國農業布批準設立的機構認證。在包裝方面,美國更是提出一些苛刻的標準,以提高市場準入難度。例如,1998年9月,就中國出口商品包裝使用未經處理的木料,美方要求中國商品在90天之內更換經高溫處理、熏蒸或防腐處理的包裝,否則一律拒絕產品入關。從1998年底開始,我國輸美商品木質包裝材料要求必須附有我官方檢疫證書,證明該材料已經熱處理,熏蒸處理或用預防藥劑處理,無本質包裝商品須由出口商在出口單證上聲明無木質包裝材料,違規貨物將被整批禁止入境或在美方認可的條件下,將木質包裝材料銷毀或退回中國。

2.化學殘留物的規定。如進口產品最高化學殘留物含量指數、化學殘留物種類、添加劑使用情況、是否準許使用臘等。美國有關化學殘留物規定不僅數量大,而且相關規定出臺和修改的頻率也極高,以2006年為例,[2]美國先后修訂了草酰胺殺蟲劑殘留限量規定,有關二甲戊樂靈限量的法規,免除了硅酸鉀限量要求,規定了殺蟲劑吡蟲啉殘留限量,免除異佛樂酮殘留限量和被或分為磷翅類昆蟲信息素生化物殘留限量的要求,制定了殺蟲劑茵多殺、聯苯菊酯殘留限量的法規,免除亞磷酸及其銨鹽、鈉鹽和鉀鹽的限量要求,制定精-異丙甲草胺和殺蟲劑苯噻菌胺以及香蕉內/表殺蟲劑葉菌唑和唑嘧磺草案限量規定。此外,該年度還頒布了一系列當年尚未實施或存在頒布意向的幾十條的法律法規。

3.產品檢驗、檢疫標準和方法的有關規定,特別是有關中美雙邊的園藝產品進出口檢疫協議。美國涉及園藝產品衛生安全檢疫的包括《植物檢疫法》、《聯邦植物蟲害法》以及《外國植物檢疫通告》等多項法律法規。具體執行衛生檢疫的職能部門包括農業部動植物衛生檢疫局(APHIS)、食品安全檢驗局(FSIS)、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等,各部門所關注的重點又各不相同。此外,涉及園藝產品的還有《動植物福利法》等紛繁復雜的眾多法律規定。

4.植物病蟲害的有關限制規定。如美國嚴格控制哪些病蟲害入境,對檢驗出帶病蟲害的園藝產品如何處理等。舉例來說,2001年,美國檢疫人員反映他們在從我國河北省到港的鴨梨上截獲了一種新的梨果病害,輸美鴨梨遭到退貨,并立即宣布暫停從我國進口鴨梨。2006年11月15日,美國農業部動植物檢查服務局還更新了包括食品在內的多種混雜物品的進口指南,其中聲明禁止所有含有菟絲子種子的物品進入美國,這對中國乃至亞洲的一些中草藥商帶來很大的沖擊。美國還禁止使用甘草、稻草、谷糠等作為包裝或填充材料,以防止疫蟲進入。[3]從這些案例和規定足以見得,在輸美園藝產品貿易中,每一個細節都可能導致出口受挫,尤其是蟲害控制上,一旦某一批產品被拒,可能影響的是整個國家對于該產品的出口。

三、對策與建議

針對以上輸美園藝產品面臨的“合規性”貿易壁壘,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企業積極應訴,政府與行業協會保駕護航

在以往涉訴的中國企業在面對外國調查時,往往因消極應訴而延誤最佳抗辯時機,最終遭遇貿易壁壘,然而事實上已有很多企業通過積極應訴成功獲得對外出口“零稅率”。面對越來越多的貿易壁壘訴訟,企業應該摒棄僥幸和逃避的心理,積極應訴,以法律武器維護行業和自身的合法權利。現階段我國總體反傾銷、反補貼應訴的能力還不高,行業協會和政府職能部門在應訴中的作為能力有限,因此應該注重政府和行業組織在企業應對貿易壁壘時的保障和指導功能,做企業積極應訴的堅實后盾。

(二)確保產品質量,組織產品有序出口

園藝產品行業出口應該加強自律,防止出現個別企業出于私利而進行低價傾銷的行為,維護整體行業形象。企業在生產中應該加強標準化工作,提升技術水平,保證產品質量,同時還要重視標簽和包裝要求。作為出口企業,應該積極了解掌握美國園藝產品的安全衛生檢疫要求,關注美國本行業相關的法律法規動態。檢驗檢疫部門也應不斷提升檢驗檢疫能力,對美國市場杜絕的病蟲害及其攜帶體的檢驗檢疫各環節進行嚴格把關,保證我國出口園藝產品符合美國的進口要求,盡量避免出現此類退貨事件。

(三)利用各種國際法規維護自身權利

在園藝產品輸美遭遇貿易壁壘時,應該充分利用GATT/WTO爭端解決機制、WTO反傾銷規則以及世貿組織反傾銷守則中有關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待遇的規定,進行積極抗辯。尤其是在應對反傾銷訴訟中,我方要勇于請求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裁決指定與我國水平相當的適當“替代國”,以在應訴抗辯中維護自身權利。

(四)加強貿易雙方的溝通與協商

篇6

作為正在崛起的貿易大國,我國正面臨著國際經濟與貿易摩擦的高發期。雖然在后WTO時代,貿易摩擦的頻繁發生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重大問題,但是,貿易摩擦是我國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應該科學理性地看待這一問題,沉著應對,以科學和符合國際規范的手段來維護自身的經貿權益,弱化貿易摩擦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種種消極影響,并更多地發揮其積極作用。

一、簡析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狀況

(一)從全球貿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機爆發后,在各國都致力于保護本國經濟的情況下,中國遭受貿易摩擦的情況與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據世貿組織秘書處最新的統計,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102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約有116. 8億美元,涉案金額1億美元以上的貿易救濟調查有17起。這是中國從2002年以來,首次遭受貿易救濟調查超過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額就已經超過了100億美元。從1995年以來,中國一直都是遭受反傾銷調查數量最多的國家,其中已連續3年(2007-2009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對中國實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數量也是出現增長的狀態。由此可見,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中國將成為全球國際貿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國家。

(二)中國貿易摩擦的時間縱向發展

因為中國一直是遭到反傾銷調查最頻繁的國家,同時反傾銷調查也是我國遭受貿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傾銷為例來分析我國貿易摩擦的歷史發展狀況。

2008年,國外對我國啟動了73起反傾銷調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傾銷調查已多達64起,見圖1。

總體發展趨勢由圖1可以看出,對我國反傾銷的立案數量呈穩步上升趨勢。隨著中國越來越多地參加世界貿易分工,將面臨更多的貿易沖突和矛盾,可以說,中國進人了一個“國際經濟貿易摩擦的時代”。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將過多的筆墨放在強調中國貿易摩擦的嚴峻形勢上,而主要是將重點放在如何去理解和運用這種歷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貿易摩擦所帶來的積極的一面;如何推動中國外貿的加速改革,同時融入中國的特色來制定更加符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方針和政策。筆者主要將重點放在了如何理解貿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釋中國貿易摩擦現狀的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

二、中國貿易摩擦現狀的理論依據與例證分析

眾多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一國的發展對他國的影響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為什么中國的發展伴隨著貿易摩擦形勢日益嚴重的歷史必然性。以下對當前相關研究作了簡要綜述,同時以理論為依據,分析了中國、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相對優勢變化。

(一)理論依據

1.比較優勢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是理論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成為當今進行自由貿易的理論依據,在此基礎上發展的要素察賦理論更進一步支持了每個國家都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的觀點。以此觀點為依據,中國在進出口貿易的過程中,將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重點,以出口導向型戰略為指導,進行充分的自由貿易。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實踐證明,雖然中國的外匯儲備在不斷擴大,貿易順差也在不斷增加,但是伴隨著同步增加的還有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特別是與美國、歐盟等大國和地區之間的爭端。因為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量的涌向他國,使其他國家相關產業受到一定的沖擊,從而引發他國內的失業、產業結構不平衡等社會經濟問題。為了轉嫁社會矛盾,他國會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貿易提出抗議和制裁,同時還會從其他產業的貿易層面制造爭端。總之,由比較優勢理論支撐的自由貿易的發展會伴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從而形成貿易摩擦的局面。

2.國家生命周期論

國家生命周期理論是胡鞍鋼教授借鑒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的,他認為中國經歷并將經歷的不同四大發展時期:從1400-1800年,經濟強國和世界經濟的中心期。1820-195。年,現代化落伍者與經濟大國的衰落期。1951-2020年,經濟追趕期。2020-2050年,經濟強國期。特別強調的是1980-2020年為中國迅速發展的時期,由于一個國家的興起,意味著該國的國際社會地位的上升,將要分享原有國際體系中強勢國的主導權,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沖突,其中貿易摩擦的發生也是在所難免的。

3.霸權周期論

這一理論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貿易摩擦頻繁發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權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會走向霸權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來,卻沒有一個國家愿意主動放棄它在霸權體系中所占據的優勢和特權。卡贊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國際政治經濟霸權的周期變化中,往往會帶來頻繁的經濟摩擦。之所以中美貿易是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因為美國作為霸權國家期間構筑起自由貿易體制并竭力維持,導致貿易爭端不斷。但要說明的是,運用該理論并不是說中國追尋世界的霸權,而是中國的發展不斷沖擊著美國霸權的地位,頻繁的中美貿易摩擦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產物。

4.從國家福利看

眾多學者從理論分析及實證檢驗得出了一個普遍認同的基本觀點:較發達國家與較落后國家進行貿易,較落后國家的實力增強將有助于本國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當其增強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達一定水平后,其繼續的發展會減少較發達國家的福利水平。較發達國家為了保持本國的福利水平會采取一定的貿易保護措施,由此貿易摩擦將會增加。隨著中國不斷地改革開放,不斷地學習吸引國外的先進技術和雄厚資金,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國際地位越來越高等種種因素綜合起來,不難看出,中國與他國頻繁的貿

易是肯定會有摩擦的。

5.國際摩擦“倒U”曲線

中國人民大學周立教授提出了國際摩擦“倒U"曲線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國際交往較少,利益沖突不多。崛起時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國家政治經濟格局,國際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為既成事實,被世界廣泛認可后,摩擦就會減少,見圖2。

由國家生命周期理論可知中國正處于快速發展崛起的時期,國際摩擦包括經濟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沖擊都應處于并且將長期處于倒U曲線的上升或波峰階段。

綜上所述,說明面臨嚴峻的貿易摩擦,并不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獨有的特點,而是每個國家由落后到先進、由發展向發達國家轉換過程中都會經歷的困難階段。因此,我們應該更加冷靜、客觀、積極地去接受這一歷史發展的結果,借鑒他國發展經驗,為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建議和對策。

(二)借鑒美國、日本、歐盟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爭端歷程診釋理論的現實意義

1.各國經濟發展特點及比較

因為本文的重點不在于討論各國經濟實力的對比,所以就簡單應用各國GDP的增速來大體上對四個國家的經濟實力發展趨勢對比做一個表述,以便為后文各國爭端歷程的演變作鋪墊。搜尋了一些權威的官方網站,摘錄出了中國、歐盟、日本和美國四個國家或區域的實際GDP ( Real GDP)從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長率,見圖3。在進行具體的分析之前,有幾點要說明:(1)之所以選擇從1995開始,是考慮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國際爭端記錄更加準確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數據資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沒有完全繪制出美國的GDP增長曲線,但對整個分析沒有太大的影響(見第三點);(3)在這四個國家或地區中,將重點放在分析日本和歐盟的經濟變化態勢上。因為整個的國際大背景很明確,美國從二戰至今,無論從經濟上看還是從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級大國。因此不管美國哪一年經濟形勢是好或是差,為了維護自身的霸權地位,必定與各個興起的國家產生眾多的經濟摩擦爭端。中國在人世之后,作為“過渡之中的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的發展和開放與社會體制的問題,必然會給中國帶來眾多的貿易摩擦和爭端。簡而言之,美國與各國的貿易爭端嚴峻的形勢和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的增多這兩個現象是歷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著重強調;(4)對圖3的分析應該以相對變化趨勢為基礎,而不能以絕對值的對比為基礎。因為國家的具體國情和發展階段不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必然慢于一些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速度,所以絕對值的比較是沒有實質的意義的。

(1>中國與美國。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其發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圖3中形成一個波谷到波峰的形狀,由2003年開始增速呈上升趨勢。美國的數據不完整,在圖3中沒有完全表現其趨勢,不過可以確定一點是美國的GDP增長速度至今是比較平穩地維持在2%~4%之間。

(2)日本。由圖3中看出,日本的經濟增長非常緩慢,甚至長期出現負增長。顯而易見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經濟出現了衰退現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帶領著發達國家開始了新一輪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義體制方向轉變。這一輪改革促進了歐美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投資環境優化等;(2)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核心內容的所謂“新經濟”的成型,使得美國這樣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重新獲得了國際市場當中的競爭力,而同時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所獲得的競爭優勢被逐漸抵消;(3)歐美制造業向落后國家和地區的轉移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內部進行的以“新自由主義”為方向的體制改革,則從降低政府規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傳統制造業部門在內.的各種企業的活力,在傳統制造業內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曾經具有的競爭優勢;<4)美國在日本等國的挑戰面前逐步放棄曾經給予日本的不對稱貿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減少日本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日本一方面在傳統制造業領域的競爭優勢逐漸喪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又落在了美國的后面,所以最終引發了自20世紀90年代起延續至今的經濟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好轉,又有加速發展趨勢,但是明顯不及歐盟在這一歷史階段的發展態勢。

<3)歐盟。由圖3可以看到,歐盟在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的確具有優越的發展趨勢,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歐盟乘著國際經濟的大好形勢,由封閉逐漸走向開放,以貿易帶動經濟的發展。據統計,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傾銷稅在內,歐盟按貿易額加權平均的關稅也只有300,遠低于大多數的發達國家,同時,歐元區的對外開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國與日本的,見表1;其次,歐盟也日趨重視多邊性的國際經濟合作,也加強了與歐盟以外的國家與地區的聯系,尤其還把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雙邊貿易網絡作為其對外經濟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見,歐盟的經濟發展已經對世界經濟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無論是從現存狀態還是從發展趨勢上,歐盟都是和美國對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與貿易摩擦狀況的關系研究

為了研究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狀況,此處采用了貿易爭端(Disputes)作為貿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數據容易從WTO官方網站上獲得,并且統計標準統一準確。數據采用的是從1995---2009年9月截止的發生在中國、美國、日本和歐盟之間的貿易爭端數量,其中分為原告國(Compliant)和被告國(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驗證四國之一作為原告國與他國或地區產生的貿易爭端數量隨時間的變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規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時間段(1995-2009年)各國或地區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趨勢的基礎上,是否能夠證明貿易爭端數量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是有相關聯性的。

<3)最終目的是要證明:若前面兩點都成立,則充分說明中國現在的貿易摩擦的嚴峻形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國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4。

由圖4的不同國家的線條可以清晰看到,的確存在與美國的主要貿易爭端國時間替代的態勢。圖4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從1995--1997年,貿易爭端國主要是日本和歐盟;從1997-2005年,貿易爭端國主要是歐盟,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爭端已經逐漸的減少,有幾年持續為零爭端。從2005年起,中國接住了這一接力棒,成為了與美國主要的貿易爭端國。

這種替換變化的態勢也是和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的。這里要補充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對西方國家而言更為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更高的勞動強度或勞動參與度、技術改進方面的某些優勢等不斷地發展自己,同時美國出于冷戰的需要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對日本采取不對稱貿易政策。由于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原因,日本制造業蒸蒸日上,國際競爭力越來越強,對外貿易(尤其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越來越大,以美元計算的貨幣儲備額也越來越多。這就嚴重威脅了美國的經濟利益和霸權地位,那時美、日貿易摩擦是非常頻繁的。雖然在90年代日本經濟逐漸在衰退,但其國際影響力并不會馬上消失,所以產生了圖4中的第一階段的情況。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的勢力會逐漸的削弱,同時,歐盟的成立并且更加開放型的發展,其經濟的勢力逐漸又觸及到了美國的敏感點,貿易爭端逐漸又增多,到達了第二階段。最后,中國經濟的崛起,又使美國感到新的威脅的存在,第三個階段隨之產生。

第二,以歐盟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5。

如同美國作為原告國的分析一樣,當歐盟作為原告國時,將這一 時期也大體上分為三個階段:從1995--1999年為第一階段,存在著日本與歐盟的貿易爭端;從1999—2005年,只有美國與歐盟之間的爭端;從2005 --2009年,中國與歐盟國家也開始出現了貿易爭端。其階段劃分也與經濟發展趨勢相一致,具體如同美國作為原告國,在這就不贅述。

但要提出一個特別之點,美國作為超級大國.與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摩擦的頻繁性應該作為一個背景來考慮,而不是作為一個分析要素納人研究的因素中。從圖5看,在這一階段,雖然有日本和中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的出現,但是美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肯定是具有顛覆性和決定性的,也是最為頻繁的。所以著重從圖5中得出貿易摩擦歷史發展的趨勢與各國經濟發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結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國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或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6和圖7。

這里只簡要強調貿易爭端國之間的一種替代和周期性的現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國分別與他國出現貿易爭端的發展過程中,其貿易爭端國家之間可能的替代時間和對象都一致的,即都是從2007年開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開始顯著地出現。周期性在圖6中體現得非常的明顯,主要貿易爭端國由美國開始轉向歐盟,這與歐盟的不斷壯大和成熟、美國的“老年化”密切相關。

由這一小部分圖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從歷史的角度看,國家一定是在不斷地發展壯大的,其發展壯大的過程也就必然伴隨著持續不斷地摩擦,這里主要強調的是貿易摩擦。但同時特定兩國之間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隨著國家發展的階段不同,將與不同的新的國家產生新的摩擦曲線,也是圖4~7中所描繪的曲線。縱觀國家貿易摩擦的歷程,就是貿易摩擦曲線組,此起彼伏。這一結論,可以與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論相結合起來,對如國家的周期發展產生摩擦,國家維護霸權產生摩擦,維護更發達國家利益產生摩擦等等進行充分說明。

三、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