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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官文化論文模板(10篇)

時間:2023-03-27 16: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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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官文化論文

篇1

本文以廣西融水貝江景區的勾灘作為個案分析,從居民感知視覺,運用因子分析探討勾灘苗族村寨文化景觀變遷具體發生在哪些方面,并從社會學角度思考研究地村寨文化景觀變遷程度和旅游發展進程之間的相互影響。

研究區概況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區概況

溝灘苗寨是廣西融水縣貝江景區的自然屯,隸屬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融水縣新安鄉,距桂林158公里,距縣城1.2公里。截至2011年6月,溝灘共有78戶,339人,其中全屯大部分苗族為半山苗,還有一小部分遷徙過來的漢族。整個自然屯耕面積為143畝,其中水田50畝,旱地93畝。在旅游未開發之前,溝灘主要從事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和手工業,主要經濟來源依靠竹、木收入。1991年開發旅游,村民通過民族舞蹈表演、餐飲、賣手工藝品等各種形式開展旅游經營活動。近年來,勾灘年均旅游總收入約100多萬元。溝灘處于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到2010年7月為止,依然沒有道路通入該屯,居民依然依靠自古以來的方式劃船從貝江進出,而游客也是從碼頭下來乘坐游船或者偶爾搭乘村民的船只進出。該自然屯是獨特的民族旅游地類型,雖然旅游發展到現在將近20余年,已經處在一個旅游發展的中期變遷態勢上,雖然由于其相對封閉的環境,它無法像同處在貝江景區的長賴一樣快速地獲得大量的旅游效益,但是它的原生態社區和文化景觀卻也已經出現了變化,只是比其他旅游地的變化要緩慢。就旅游產品來說,它有點像過度開發時在時髦一時過后的遺留品,雖不再恢復曾經旅游的黃金期,但是也如小家碧玉,適合不再大刀闊斧的建設,卻能更進一步規范化,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文化景觀變遷研究里中期變遷的現實案例考察地的缺陷。本文選取其進行文化景觀變遷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測量指標

論文中文化景觀的變遷的測量指標在通過文獻研究和專家意見的指導下,綜合了前期梯田文化景觀研究[9]、中國鄉村景觀評價的指標體系[10]、傳統聚落景觀評價[11]和古村落的演化機理[12]等對村寨旅游文化景觀變遷因素的調查,最終形成自然、聚落建筑、梯田、服飾、制度精神、歌舞表演、影響程度31個測量指標體系(表1)。問卷采用Likert五級量分法,要求被訪居民對每個測量項目從“1—無變化”到“5—變化很大”來進行打分,分值越高則說明旅游對研究地文化景觀變遷的影響程度越大。

(三)數據來源

論文調查的方式主要有問卷調查法、“一對一”的深度訪談、觀察法等。研究者于2011年6月和7月兩次在廣西柳州市融水縣溝灘屯進行調查和補充調查。為了保證調查的真實有效,采取實地問卷調查,現場填寫、現場回收;在深度訪談中,采取以2人為一組的問卷調查小組對當地建筑工匠、旅游經營能手、村干部、寨老進行訪談,平均單份訪談時間在60分鐘以上。共發放問卷100份,回收100份,其中有效問卷率為96%。

(四)數據處理

1.受訪者基本情況論文主要從性別、年齡、學歷、本地居住時間、家庭旅游經營情況及意愿、家庭主要收入來源和年收入來考察旅游地社區居民情況。本次調研樣本男女比例基本相當,樣本的年齡層次除了15歲以下的占2.1%外,其他的在各年齡段都分布得比較平均,表明問卷發放的穩定性較高。被訪居民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以下的最多,占82%,說明在當地教育水平依然不高。從家庭旅游經營情況及意愿來看,將近半數的被訪居民已經從事旅游經營活動,20.8%的居民并不打算經營旅游活動。被訪居民家庭年收入93.4%集中在1萬元以下,主要收入來源于務農和外出務工,旅游收入所占比例為12.5%。從整體來看基本符合正態分布,因此本研究調研樣本抽取比較合適。2.數據信度和效度分析本研究首先進行樣本的信度與效度檢驗,對感知價值維度上測量指標進行可靠性度量分析,效度檢驗方法采用KMO和Bartlett球度檢驗。整體樣本數Cronbach’sAlpha信度值達到了0.917,表明研究數據的信度是可靠的。Bartlett球度檢驗統計量Sig<0.01,檢驗的P值接近0,表明31個變量之間有較強的相關關系;而樣本KMO值為0.770,大于0.7,說明考慮的31個文化景觀變遷因子適合因子分析。

民族村寨文化景觀變遷分析

村寨文化景觀作為人們為滿足某種需要而對自然施加影響的結果,它既包括村落(聚落)、道路、服飾、飲食等物質形態,也包括、思想意識、政治制度等不可視的非物質元素。

(一)勾灘苗族村寨文化景觀的各景觀因子演變情況

文化景觀的變遷不僅來源于自然中自趨性的變化,也來源于在間接或直接的社會信息、意識的影響下,作為景觀當地文化一部分的居民的思想、觀念的變化所帶來的文化景觀的改變。自然與人文引導源在同時作用與反作用的互相推動與促進中隨著旅游開發的發展使得民族村寨的文化景觀發生改變。在問卷調查中,村民對所提到的勾灘苗寨文化景觀變遷的程度感知不一,對于不同的景觀的變遷程度的感知程度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別。勾灘苗寨文化景觀變遷因子的描述性統計具體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勾灘苗寨的文化變遷確實趨于變遷的中間狀態,數據統計中居民感知變化并沒有出現突兀的變遷,總的變遷平均分布指數均止于“變化一般”的狀態,大多數總體變化水平較小,可是每一個考察的指標卻也相對應的發生了一定的變化。

(二)勾灘苗族村寨文化景觀演變的因子分析

為了對勾灘苗族村落文化景觀演變的所有因子進行總結分析,尋求苗寨村落文化景觀變遷的程度以及主要發生變化的具體方面,本部分采用SPSS.17軟件,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并利用正交旋轉法(Varimax)來解釋所得文化景觀變遷的因子,從而建立評價勾灘苗寨文化景觀變遷的評價體系。通過總方差解釋表(表3)可知,前8個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因此,選擇8個因子作為主因子就能夠包含原始變量71.734%以上的信息,表明因子分析的效果比較理想。然后,為了進一步對上述8個因子進行解釋,根據正交旋轉法(Varimax)得到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表4描述了原始的31個變量與8個因子的關系。一般認為,絕對值大于0.4的因子載荷是顯著的,因此,表4中僅保留了因子負載大于0.4的數值。由表4的旋轉后的因子解釋矩陣可以看到,解釋矩陣經過定量分析對文化景觀的變遷進行了分類。可以看到,公因子F1(X27、X28、X29、X30和X31)主要集中在旅游的發展對梯田景觀的影響上。可以理解為由于旅游的發展、游客量的增多、公共設施的局限,可能不可避免地為村寨的生活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因此,可以將其命名為旅游負面影響因素。公共因子F2(X22、X23、X24和X25)代表了旅游發展中村寨本地的民族習俗中音樂文化景觀變遷,將其命名為民俗音樂因素。公因子F3(X2、X9、X10、X11、X12和X19)描述了環境與梯田方面的感知評價,可以將其命名為梯田環境因素。從F3也可以看出,苗族的節慶習俗的變化和田地的耕作的變化有著重要的關聯,這和苗族節日本身的起源和發展也是相一致的,各民族節日的發展在其起源之初更多的來源于對收成的祭祀和對收獲的慶祝。F4(X14、X15、X16和X17)解釋了隨著時代的變化以及旅游的發展條件下,村寨中古老服飾的制作樣式、功能和穿著的時間是否隨之變化,將其命名為服飾文化因素。F5(X3、X4、X5和X7)則描述了村寨中的建筑隨著旅游的發展其文化景觀是否發生了變遷,可將其命名為聚落建筑因素。F6(X1和X6)可以看作是自然方面的變化,而房屋使用材料也是和降水等自然條件息息相關的,因此可將其命名為自然文化因素。F7(X8、X13、X21和X26)中,建房相關儀式的變化和民間信仰的變化可以理解為信仰方面的因素,而梯田耕作工具的變化以及演唱時所使用的語言則是民俗相關的因素,因此,可以將其命名為民俗信仰因素。F8(X18和X20),描述的主要是由于受到一些外來的不同族群中主體文化的影響,造成旅游地文化景觀的一些感知變遷,可將其命名為外來文化影響因素。至此,勾灘苗寨文化景觀變遷評價體系可以總結如下:旅游負面影響因素(F1)、民俗音樂因素(F2)、梯田環境因素(F3)、服飾文化因素(F4)、聚落建筑因素(F5)、自然文化因素(F6)、民俗信仰因素(F7)和外來文化影響因素(F8)。勾灘苗族文化景觀變遷程度每一個標準化后的原始變量可以通過公式1系列與使用因子分析得出的因子的線性關系進行計算,而綜合文化景觀變遷競爭力則可以通過公式2來進行計算。

(三)居民對各文化景觀變遷的感知程度

在通過因子分析得出勾灘苗寨文化景觀變遷體系后,為了定義居民對各景觀變遷程度的感知,我們通過對各分因子的變遷度均值進行加權平均值來測量,其具體公式如下:XN=(X1+X2+…Xn)/n,各主因子具體變遷程度如表5所示。在勾灘苗寨的居民感知程度上,認為變遷程度最大的是服飾文化因素(F4)和外來文化影響因素(F8),這與訪談結果相一致,其中服飾文化是物質文化的變遷,而外來文化影響因素則是非物質要素的變遷。訪談中,村民認為服飾發生較大變化更多是由于游客的到來。村中除一些老年人,年輕的村民更愿意穿著跟隨外界的服飾而非自己的傳統服飾,他們認為非傳統服飾更方便也更具有社會融入感。但是由于旅游發展,青年們有時也愿意穿著傳統服飾,因為可以更好地吸引游客或者參加表演。由于穿著目的的不同,所以穿著時間也不再局限于婚嫁和節慶。受到外部主體文化的影響較深的是語言結構和寨老威信,較之傳統苗寨,勾灘地理位置偏僻,與外界交流少,村寨內部的語言更多的僅以苗語為主,連移民到此的外地漢族也通曉本地苗語。但在與外界交流的增強和政府教育力度的增大后,勾灘苗寨目前除七八十歲年紀較長的老人外,不僅都能使用本民族的語言,也能用漢語與外界進行各項生活事務交流,有些人還能講幾句簡單的英文。而在勾灘,不像其他苗寨所有事務都由寨老主持,作為由半山苗和漢族共生的移民村寨,它最早是沒有寨老的,村中的第一個寨老則完全是因為旅游開發,由村民推選出歌舞表演中最擅長吹葫蘆笙的蘆笙隊隊長擔當。

其次,民俗音樂因素(F2)、梯田環境因素(F3)、聚落建筑因素(F5)和自然文化因素(F6)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勾灘的民俗音樂繼承了傳統的苗族音樂,但是卻在傳統上有所發展。整套苗族六管蘆笙,包括高、中、低和倍低音。勾灘苗寨的蘆笙舞集詞、曲、舞為一體,包括迎賓曲、團結舞、踩腳舞、多耶舞等特色苗族舞蹈。在保留傳統蘆笙種類的基礎上,表演隊成員吸收其他苗寨中舞蹈師傅所教所授,在詞曲舞蹈上進行了小的改編,但基本仍以祖輩流傳下來傳統的苗寨舞蹈為主。在這種變遷中,民俗音樂雖然也和民族服飾一樣發生了變化,但是其根本是不一樣的。民族服飾作為一種外在性的文化展示,它成長于該民族的生產生活,它的印記是其民族生活文化的表現,但當它在另外族群的文化包裹下,是很容易遭受更迭的。只要其文化主體的意愿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被影響,它的改變只需要把一種服飾褪去,換上另外一種服飾,這種服飾文化的改變便完成了,而且是徹底的,它只是民族的一種形。可是民俗音樂是一個民族內在生命力與靈魂的體現,它不僅根植于生產生活,更是煥發著整個民族的神與魂。形易動神難遷。也正由于如此,所以承載著整個民族的精神圖騰的民俗信仰的變遷度相對前兩者就更小。

在梯田環境感知方面,村民認為變化更多的是在于旱田和水田間的變化,村中田地偶有由于居民外出務工而拋荒,大多由家中老人打理或者是請留在村中的其他村民幫種,植被覆蓋面積也發生較小變化。勾灘的聚落建筑外觀上至今仍為桂北地區典型的干欄木構傳統建筑,由山腳到山腰平地而起,呈整體集中、局部分散的空間形態,在建筑外觀上保留了傳統的樣式,建筑內部整體布局也并無太大改變,但是民居內部較之祖輩也發生一些小的改變。以貝江對岸有目前村中唯一特許經營的旅館為例,經營者為當地苗族,其建筑形式仍采用傳統式的木樓外形,而房屋內部設計卻采用更適應于游客的標間式設計。其洗手間獨立連接在傳統木樓后采用傳統木樓外形,但內部則是水泥建筑實質現代結構。它本身的景觀形態美觀度并沒有遭到破壞,但居住條件則得到較大改善。目前村中正在籌建的另一家旅館建筑也采用此類形式。究其原因,這不僅是為了更適應游客的需求,也是由于游客帶來的思想、生活習俗等方面的沖擊中所產生的改變,而村民自己外出務工中受到外界社會環境沖擊的影響也促使他們在返回村寨中帶來這些改變;而村中兩三棟不和諧的水泥建筑則是由于村民對更舒適的生活的追求所致,跟木樓防火的局限性存在一定關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美觀,但是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也不至于阻止,也可以在水泥樓外貼上木板來保持美觀。村中建筑也必須進一步提高消防力度。村民普遍認為房屋衛生較之祖輩條件要好一些,比如早期游客到村中做客無法接受傳統民居中的茅廁,而現在的民居是在廁所方面很多做了改善。自然文化中降水和河流方面整體變化相對較小,房屋材料的使用方面則依然以傳統木樓為主,也有村民會在原木上刷上透明漆,但是村民反映其美觀性在使用幾年后不如原木材料散發自然光澤。

而變化最小的則是旅游負面影響因素(F1)和民俗信仰因素(F7)。村民普遍認為旅游發展對勾灘的負面影響較小,村中景區內部有專人打掃,到勾灘的游客大多很有素質,他們的到來對梯田和環境的影響也較小。村民對于能和游客一起分享本民族文化也充滿自豪感,游客的進入對村寨的農耕生態形式的沖擊不大,種地和竹木等經濟作物等自給自足的農耕形態依然是農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較之同類旅游地而言,勾灘是旅游負面影響最小的一個旅游村寨。在民俗信仰方面,勾灘苗寨依然沿襲大年三十祭拜祖先的傳統習俗,建房的日子、地基和風水都要請村中師公看過,不會隨意動工。由于勾灘梯田依山而落,單位面積較小,地理位置不太方便,生產以及農活中使用的工具并沒有太大改變,依然采用農耕為主,較少使用機械。

討論和結論

根據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勾灘苗寨在旅游開發過程中由于內部和外部影響,其旅游負面影響、民俗音樂、梯田環境、服飾文化、聚落建筑、自然文化、民俗信仰和外來文化影響等各方面的文化景觀都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遷,因此,要想可持續地發展旅游,在保護民族文化景觀中應當重視以下幾個問題:

(1)做好旅游規劃的編制。規劃要切合當地實況,深挖地方文脈,培養文化的自我傳襲能力,加強對民族文化、習俗等隱性的、不可再生的文化景觀的保護,強調文化個性,保持地方特色。文化對感知產生影響,感知方式和感知過程的變化同時也引起規劃方法和特定景觀價值的變化[13],所以居民應當參與規劃的前期展望,擁有更多的話語權,規劃的編制也應該更重視居民對自身文化環境的看法。

篇2

電視新聞的邊緣化指的是電視新聞的主題和內容偏離公共事務,逐漸脫離服務于公共利益這一根本社會功能的趨勢。電視新聞邊緣化主觀目的是吸引受眾,其手段主要是“突破”新聞客觀與真實的邊界。內容上主要表現為追求新聞娛樂化,追求事件故事性、情節性、戲劇性,形式上表現為故意設置沖突、懸念,技術上則表現為主持人形象的娛樂化、播出語言的方言化及畫面的“精致”與“炫目”。

“邊界”之爭近年來成為諸多領域中常見的一種現象,反映在新聞領域首先表現為20世紀60年代美國新新聞主義寫作運動,嘗試將新聞寫作與文學寫作相結合,引發了第一次“新聞邊界”之爭。“新新聞工作者運用景象、音響和人物內心的思考。以各自的風格表現了各種各樣的題材。”“雖然它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一般說來,它是利用感知或采訪技藝獲取對某一事件的內部觀點,而不是依靠傳統新聞事業中常用的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問題的標準手法,它還要求利用寫小說的技巧,把重點放在寫作風格和描寫方面。”新新聞主義由于大量借鑒文學手法而遭到新聞界批判,于20世紀70年代銷聲匿跡,而在其存在的10多年間,并沒有被美國新聞界所認可,“盡管新的非虛構性的報告文學出現在各種雜志和書籍中,這場寫作運動沒有擴大到報紙上。”但新新聞主義卻在文學界引起了轟轟烈烈“非虛構小說運動”,甚至被認為是一個嶄新的文學流派,“新新聞主義不僅僅是一個文體問題,它首先是一個新生的文藝思潮,而且迅速地由思潮發展為擁有眾多作家作品獨立的文學流派了。”新新聞主義代表作家湯姆,沃爾夫本人也認為“新新聞主義是美國20世紀以來唯一有重要意義的文學流派”。

顯然,新新聞主義之所以被新聞界“邊緣化”主要是因為其企圖突破新聞的“邊界”——真實與客觀,而代之以文學的真實與客觀。“傳統新聞認為世界就是客觀的外在世界,可以用實在物體來描述。新新聞主義則認為真正的世界并不是外在的物的世界,而是內在世界,在于人的感受和情緒。”

如果說新新聞主義是借助“文學的真實”從外部挑戰新聞邊界的話,那么,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持續了10多年的美國公共新聞運動,可以說是來自新聞界內部的邊界挑戰。

公共新聞還沒有形成明確的概念,但其核心是大眾傳媒的社會角色不再是“冷靜”的旁觀者,而是公共事務的“參與者”、“研究者”、“組織者”、“領導者”等,“其特點是新聞報道與媒介活動相結合,新聞傳播者在報道新聞事實的同時,還以組織者的身份介入到公眾事務中,發起公民討論,組織各種活動,尋求解決問題的對策,使公共問題最終得到解決。”公共新聞運動的邏輯是,既然新聞“客觀性”、“真實性”賴以存在的基石——個人理性已坍塌。那么。“客觀”與“真實”的新聞已無法將非理性個體引向對“公共事務”的關注,那么新聞工作者和媒體應擔當起組織、領導公眾討論、參與公共事務的責任——通過集體理性恢復新聞的應有功能。該邏輯存在的問題是:(1)集體理性如果存在,那么它是被媒體“操縱”的,如果媒體具有代表集體理性的“資格”,那么“民意”所形成的政府應被取消,由媒體行使政府職能:(2)如果集體理性不存在,那么公共新聞運動該何去何從?顯然,取消政府管理公共事務的功能在現階段是不可能的,那么公共新聞運動方向也只能是回歸到傳統。

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公共新聞運動企圖“突破”傳統新聞“客觀”、“真實”的邊界。如果成功,新聞則要么劃入“政府”領域,要么劃入“科學家”領域等,也就是說,公共新聞運動在突破傳統新聞“客觀”與“真實”邊界的同時,必將侵入其它領域,亦如,新新聞學入侵文學領域一樣,可以說,公共新聞運動的實質是取消“新聞”。

我國電視新聞邊緣化的實質同新新聞主義和公共新聞運動一樣試圖突破新聞“客觀”與“真實”的邊界,這一現象已引起了個別學者的充分關注,特別是在紀錄片領域,因為電視新聞入侵了紀錄片的“客觀”與“真實”,使得“紀錄片”變得面目全非,“因此,紀錄片邊界理論必須得出一種清晰而確定性的語言邊界,在影像、廣義紀錄片和狹義紀錄片之間尋找出它們之間語言的差異點,否則,在紀錄片來說,語言之間的界線含混不清導致了許多紀錄片理論研究及其實踐對話層次上的差異與混亂。”電視新聞邊緣化不僅模糊了電視新聞與電視紀錄片之間的界限,也使得電視新聞與其它類型電視節目甚至與電視劇的差異變得越來越不清晰。

電視新聞邊緣化不僅在價值導向上使得電視新聞采編出現重大偏差。而且由于電視新聞突破“客觀”與“真實”的邊界。娛樂功能變得十分突出,從而導致了電視新聞節目與文學、電影等藝術的功能區分度降低。

篇3

【關鍵詞】現代性第五代電影改編文化語境

“第五代”是一個難以下定義的概念。有人把“第五代”理解成為一個類似于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電影潮流,也有人認為“第五代”是一個中國電影歷史上一個卓越的群體。一般而言,約定成俗的概念是這樣的:他們是新時期出現和成長起來的一批年輕的電影人,具體是指之后的1978年恢復高考制度后北京電影學院招人的第一批學生,即1982屆畢業生。他們是第五代的主體。[1]第五代的這批作品都有著相通的歷史價值立場與精神追求,有著對電影語言的大膽探索。以此為表征。其背后還內涵著與中國社會現代化高度合拍的中國電影現代性的承續、轉換的歷程。因而,也就意味著中國“第五代”電影的現代性是在現代社會歷史價值意義的構建和現代電影語言審美形式的雙重緯度上展開的。

一、現代性的承續:“第五代”電影的文化之根

中國電影的現代性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具有同步性。中國電影的現代化也是在遵從電影自身特點、規律的基礎上,以反映“社會的現代化”、“人的現代性”為其出發點的。“五四”從本質上說是一場思想啟蒙的運動,反映了國人對社會進步、人的發展的渴求。隨著20年代中國電影自身的發展,雖然沒有脫去“鴛蝴派”、“文明戲”的色彩,但其反過來促進了大批電影觀眾群的形成與發展,應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歷史存在。1930年,“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直接推動了“左翼電影”運動的興起。與現代社會的進程緊密聯系,自“左翼電影”以來,經過“國防電影”、“革命電影”、“進步電影”的口號,以“進步”、“民眾”思想為核心的電影思潮構成了中國現代電影的主流。30—40年代,中國現代電影主流內部關于“社會派”與“人文派”的分野為現代電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第四代導演,無疑更為執著地反思著社會進程的變遷,呼喚著人性的回歸,邁出了走向“審美現代性”的堅實步伐。在《小花》(1979)為主要開始標志的情感表現影像中,第四代電影人展開了新時期的詩化的、還舊的情感藝術表現天地。一系列的散文化作品如《城南舊事》(1982)、《鄉音》(1983)、《人生》(1984)等,翻出中國現代電影動人的局面。

承續前人對社會歷史意義的探尋,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基本上是表現大人文背景下的文化反思和文化啟蒙意識,并在這個過程中表達對人本身的關注。如張藝謀的影片《秋菊打官司》,在一個極為簡潔的故事中表達了多層次的內涵。故事的外表是一個社會性層面的問題:一個民告官的故事:其次是人物的命運和性格:一個受到傷害的弱者對自身尊嚴的維護:之后,它折射出的則是中國農村人的蒙昧與覺醒相互交織的主題:秋菊堅定的告狀既有農民的執著。也有對法律的逐漸認識,但最后的結局所體現出的法律的嚴肅性顯然是她無法意識到的,也是無法用樸素的農民的道德力量所能解決的。從這樣的視角來分析,《獵場扎撒》、《盜馬賊》、《菊豆》、《邊走邊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講述是在中國傳統的、歷史背景中展開的,《一個和八個》、《黃土地》、《喋血黑谷》、《晚鐘》、《紅高梁》等影片是選擇了的歷史背景,《孩子王》、《霸王別姬》等影片則有的痕跡,《黑炮事件》、《大閱兵》、《秋菊打官司》、《四十不惑》等影片展示的是改革開放宏大敘事,但它們都無一例外的指向了人,人的壓迫、反抗、覺醒、困惑等等。

巴赫金認為,藝術形式并不是外在的裝飾已經找到的內容,而是第一次發現內容。所謂現代藝術,從根本上看就是為一種新的思想找到其適合的新的形式。而一個時代文化價值意義的確立,都是以建立具有鮮明的語言體系為特征的。法國電影理論家馬賽爾·馬爾丹在《電影語言》一書的序言中的話:“電影是一項企業,又是一門藝術:是一門藝術,又是一種語言。”

從中國電影誕生以來,中國電影語言就一直走著一條逐步擺脫戲劇語言的束縛找到自身特性的道路。對中國電影語言的探討,也是與對電影本性的發掘與認識密切的聯系在一起的。1905年,電影在中國第一次放映就被冠著“影戲”的名稱,從戲弄一些洋玩意逐步走到弄點中國自己的戲曲電影。它作為一種記錄語言的工具的功能初步得到認可。1909到1922年間,電影在第一代電影人(如張石川、鄭正秋)的多方面的嘗試下,電影的影戲傳統基本形成,并吸收了傳統藝術與舞臺戲劇的特點加以了合理化的改造。1920年代后期,新知識分子加入到中國電影工業中,西方的文藝理論和電影經驗逐漸傳播,為中國電影藝術水平的提高帶來了很重要的新動力。這批新知識分子和后來的左翼電影運動結合起來,誕生了中國第二代電影人,在1932年至1942年中創作了中國電影史中的第一個黃金時代。抗戰期間的電影創作中,在電影語言探索中最具意味的是延安記錄電影學派的誕生和費穆在孤島中拍攝的戲曲集錦片《古中國之歌》。在1976—1978年的短暫“恢復時期”后,第三代導演開始將受壓制的對電影的革新熱情噴發出來,1950年代中后期的觀看國外電影的經驗和思考轉入了他們對自己語言體系的改進,而在第三代電影人背后的第四代電影對電影的創新欲望更加在沒有“傳統”包袱下出現井噴現象,這種現象帶來了對西方電影最外化技巧的大量堆砌式使用,在電影語言上表現為一種未經歸置的野性。這種爆發在整個電影觀念是一種促進中國電影語言“現代化”的決心的產物。他們的影片有效的回避,抑或超越了中國電影“戲劇的拐杖”,走上了一條“電影語言現代化”的寬廣的道路。

第五代導演無疑受到了這一美學風格的極大影響,其延續的痕跡也是相當明顯的。第四代導演中的“一些寫意性的段落,如《青春祭》中的‘出殯’,‘泥石流’等”,到“《黃土地》中的‘腰鼓’、‘祈雨’,到《紅高梁》中的‘顛轎’、‘喝酒’等,都有著一以貫之的清晰的藝術軌跡。”[2]但是,總體而言,第五代導演的電影語言在此基礎上又有了很大的革新。他們在敘事上放棄了如何將電影和戲劇分拆開來的膠著。以一種“造型感”和“隱喻性”的鏡頭語言體系對整個中國電影格局發起了挑戰,這種挑戰使得電影的視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二、現代性的轉換:“第五代”電影的文化之變

客觀的社會環境,沒有允許第五代導演在人性的價值啟蒙與獨特的造型語言的道路上持續太多的歷程,很快被泛化并被后起的“第六代”所追趕,經歷了轉型與調整的痛苦。從本質上講,文化藝術形態的轉型是以社會經濟的整體轉型為背景的。

進入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大潮的興起,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整體加速轉型的時期。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從農業文明的社會形態到現代文明的社會形態,從傳統的政治倫理型文化到經濟商品型文化,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出現了深刻的調整。在新與舊的轉型中,各種思想文化觀念的混雜、傳統價值觀的顛覆、傳統審美構架的崩塌,商品經濟、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潮流的沖擊下的各種各樣的焦慮和困惑等等都充盈在當代社會的方方面面。[3]這種社會轉型期的時代特征體現在中國電影創作中,就是一種藝術形態的當代轉換,一種電影社會文化價值與電影文化語言在當代社會環境中的“雙輪旋轉”。[4]

不同于前五代電影人對電影社會歷史價值的內在認同,電影的“后五代”群體從電影本體出發,對電影作為大眾文化的商品屬性的價值認同觀念不斷凸現,并日益體現在他們的電影創作中。隨著90年代整個社會經濟環境的根本變遷,以市場為導向的電影生產制作已經成為了中國電影必須進行的最根本的戰略抉擇。觀影人數的急劇減少、國產電影市場的大幅度萎縮把曾經還處于遮蔽狀態下的中國電影孱弱的工業體系和營銷能力徹底暴露在了世人的眼前。關于中國電影產業研究的一些關鍵概念,如受眾、票房、發行營銷、目標市場、投資體制等都開始成為電影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向度。

從創作的實踐來看,九90年代開始中國電影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線索是如何把握電影作為大眾文化消費品的特質上,在這個進程中對好萊塢電影的敘事系統的學習成為十分關鍵的問題。張藝謀1993年之后的作品及第五代導演群體特征的解體。都與此有關。葉大鷹的《紅色戀人》和馮小寧的《紅河谷》等影片的標志性作用也十分明顯。然而在其中最為成功的代表人馮小剛的賀歲系列中,則更為發人深省的表現了中國大陸的現有強勢文化消費習慣的重要作用。

中國電影進入90年代以后,新生代電影的出現促使真正討論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的“人的狀況”,以及將50年代以后世界藝術電影創作領域全面的“現代化語言”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結合起來。新生代導演中關于個人成長的討論重心,給中國電影的創作獲得了一次將電影創作和個人生命體的表達高度結合的契機,但是這些作品尷尬的境地仍然不可避免。他們生不逢時。在這個社會歷史階段,電影作為大眾文化消費品的性質重新回到對其存在的主要訴求上,再加上主流文化傾向和個人表達的呈現水平等多種原因,使得“第六代”或者“新生代”電影人中的個人言說和對電影語言的關心被放置在一個邊緣化的地帶,他們的生存比他們的前輩中國電影人更為艱難。但是,事實上,第六代導演所帶來的藝術理想及表達方式,已經為中國電影輸入了新的理念與語言。[5]可以說,其獨特的語言體系是對第五代群體性語言的一種反駁,構成了對第五代群體的一種深刻的解構。分析其主要的語言構成,主要在于自我的敘述視角和紀實的語言風格。

在電影敘事中,敘述視角是一個重要的語意生成要素。出于對自我價值的認同與尊重,第六代導演采用了自我的敘述視角,其作品帶有一定程度的集體自傳性。《陽光燦爛的日子》以成年的我——馬小軍回憶的方式展開自己曾經經歷的往事。為了讓觀眾確信我的敘述者身份,導演甚至不惜冒著故事流暢性被打破的危險,多次用話外音的方式懷疑敘述的可靠性。“我現在懷疑和米蘭的第一次相識是偽造的,其實我根本就沒有在馬路上遇見她。”在影片攝影中。也多次采用了仰角近景,使得“我”的形象漸顯高大,反映了敘述人對自我的懷戀。其他如《蘇州河》、《長大成人》、《月蝕》等一批作品都展現了自我的依戀和懷疑中的雙重矛盾,成就了第六代導演自我的成長寓言和青春囈語。

第六代電影導演“自我”成長寓言是以一種紀實性的語言風格呈現的。出于對宏大主題的抗拒、反叛,以及他們自身沒有進入中心的邊緣拍攝、生活狀態,他們普遍采用實景拍攝、非職業演員、同期錄音等方式,強化影片的紀實性。法國《電影手冊》雜志評價為賈樟柯帶來國際聲譽的影片《小武》,其“創作手法擺脫了中國電影的常規,……表現了中國電影的復興與活力”。排除意識形態的政治因素,這樣的評價還是比較客觀與公允的。在這里,“中國電影的常規”即是第五代導演為中國電影在國際上樹立的鄉土中國的影像。他們成為了第六代導演爭相解構和劃清界限的對象。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張元曾說:“寓言故事是第五代的主體,他們能把歷史寫成寓言很不簡單。而且那么精彩地去敘述。然而對我來說,我只有客觀,客觀對我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注意身邊的事,稍遠一點我就看不到了。”[6]曾因以成長的主題和成熟的形態命名了第六代的路學長,在拍攝電影《長大成人》中曾說:它“表現了一個孩子長成青年的過程”,“有我自己的故事和我朋友的故事”,成為了60年代人群的精神自傳。

三、現代性的視角:“第五代”電影改編的文化語境

美國電影理論家喬治·普魯斯東曾說過:“小說與電影是兩條相交叉的直線,在某一點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誠如此言,自電影誕生以來,它和文學就處于這樣交叉與分離的矛盾互動中。從美學形態上分析,文學(尤其是小說)和影視的敘事藝術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恰是這種敘事的相似性,使電影從誕生之日起,就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比如影視和文學的主要的敘事因素都包含著敘事主體、敘事客體和敘事手段三個關鍵元素,影視和文學都是借助于敘事的感性特質虛構或者再造了一個有別于現實真實世界的虛擬空間,而這個空間的存在是對于現實世界一種美學意義上的重現或者補償。影視與文學都是通過感性的人物、沖突的事件和生動迷人的故事,圍繞著一個預先為導演或者作家設定的主題展開想像的敘事,他們在接受層面上大多都設定了預期的讀者或者觀眾期待視野。所以,作為同是敘事藝術的影視與文學,它們之間的相互依存是一個相當鮮明的文化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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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傳統的總分行制模式(或稱為U型(即科層制)集權組織結構)。此種模式形成并發展于17世紀初期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當時商業銀行組織變革的重點在于完善組織結構,以適應各項金融業務的發展和提高銀行內部業務管理效率的需要。總分行制逐步取代單一銀行制,成為西方商業銀行組織體制的主流。[1]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傳統組織結構是總分行制組織結構,其管理形式包括直線職能制或事業部制,即總行機關屬直線型,總行和分行之間屬事業部制,表現為典型的“金字塔”式結構,即管理責任關系和信息的匯報渠道均為總行、分行、支行、網點之間的科層關系。具體而言,總行機關按照職能的不同劃分成若干個部門,而每一部門均由主管行長直接管理,形成職員經理部門總經理行領導的報告路線;總行之下的各分行都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利潤中心,分行及二級分行的各部門主要向分行行長報告,形成支行分行總行的報告路線。這種組織管理結構的形成源于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建立初期,為適應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按行政區劃和政府層次序列進行分支機構設置,具有明顯的與行政體制融合的特性。

U型組織結構有利于集權控制,規范性高,組織穩定性強,曾經對我國銀行各項業務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拉動作用,對于保證宏觀國民經濟計劃和信貸計劃的實現,具有較強的保障功能和效率。但是,隨著宏觀經濟體制和運行模式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以及對市場交易規則與價值規律尊重程度的提高,這種組織模式的弊端和負面效應日益顯現。其主要不足:一是機構多,管理層次多,部門分工過細,易導致信息傳遞失真,不利于決策層的決策。在“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中,等級區分嚴格,下級機構的信息必須層層匯集向上級傳遞,這不僅導致信息傳遞效率低,而且層層截留,導致信息的失真,總行管理層無法及時、準確地取得完整的管理信息資料,及時作出正確的決策和實施有效的管理。二是加大了銀行內部管理成本、協調、溝通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了風險防范能力,削弱了整體競爭力和資源配置力。傳統的“金字塔”型組織結構會割裂部門間及職能間的聯系、交流與學習,造成結構化的、互不信任和互相貶低的文化組織。層層考核的機制,使支行之間、部門之間和上下級之間為爭奪盡可能多的企業資源,造成內部無序競爭。加上商業銀行中間管理層次過多、部門分工過細,導致各項資源在組織中流通不暢和傳遞時間過長,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同時管理缺乏針對性和決策滯后,機構分散,層層授權,缺乏對支行基本有效的內部制衡,導致風險點多面廣,監管難度偏大。

2.新興的扁平化——矩陣式管理結構組織模式。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至今,伴隨著高科技的日益發展,特別是計算機和信息網絡技術的突飛猛進,銀行強調以客戶為導向,對傳統的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進行全新設計,孕育出了網絡化和虛擬化銀行的發展新趨勢,組織結構扁平化在西方金融服務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2]西方商業銀行普遍采用總行—(地區性管理中心)—分行—網點的管理模式。[3]地區性管理中心是總行職能的延伸,幫助總行承擔一部分審批和審計工作,總行一般直接管理數百家分行。矩陣式結構作為組織“扁平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為越來越多的西方銀行所采用。業務經營全球化、一體化和電腦化是當今西方商業銀行經營的主要特征。各商業銀行為了更有效地在全球范圍內開展業務,同時為增強銀行內部相互之間的制衡機制,在全球各主要中心城市設立分支網絡的基礎上,分別按客戶所分布的主要經濟行業,從總行到分行自上而下地設立各個具體業務發展部門(關系經理),按銀行經營業務種類,在各個業務區域設立各種產品服務中心(產品經理),為客戶提供各類銀行服務,形成關系、產品、區域三輪聯動的運作架構,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矩陣式結構。

商業銀行實行扁平化——矩陣式管理結構組織模式的優點主要體現在:一是管理層次少,有利于信息迅速透明地傳遞,減少了信息傳遞的損耗和變形,使得高層決策周期縮短,決策質量提高。二是可以推動信息和觀念在縱向和橫向的迅速交換,解決“金字塔”式組織結構中的信息堵塞問題,增進部門間知識的交流。三是中間管理層被大量精簡,人力資源得到合理配置,使用效率得到提高。四是組織內部利益沖突減少,命令統一、指揮一致,信息流的暢通使企業能靈敏、快捷地對顧客需求做出反應,增強了組織的靈活性和適應性。五是矩陣式結構打破了傳統“金字塔”式等級結構,同時按多重管理目標建立管理和匯報關系,分支機構的負責人并不統管所在地的業務經營,僅以地區負責人的身份起協調和后臺支持作用,克服了單一管理帶來的風險。六是有助于降低經營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市場競爭力。

鑒于扁平式結構能較好地解決等級式結構的層次重疊、冗員多、組織機構運轉效率低下等弊端,精煉管理層次,加快信息傳遞,提高決策效率,扁平化模式成為時下西方商業銀行組織結構的主流模式,國內商業銀行要求進行扁平化組織再造的呼聲也日漸高漲。但是,不容忽視的是,扁平化管理——矩陣式結構也存在缺陷。扁平化管理——矩陣式結構集權性和規范性低,恰恰喪失了總分行制結構下集權性和規范性高、組織穩定性強的優勢,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弊端:一是組織不穩定,管理容易失控。在矩陣式管理結構下,由于人員變動頻繁,人事關系、報告路線不穩定,會削弱組織的穩定性,容易造成管理失控,給銀行帶來不容小覷的破壞力。巴林銀行的尼克·里森之所以可以長時期越權操作而不被發現,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巴林銀行采用的是矩陣式管理結構,作為交易員的里森主要是向總部報告,新加坡分行對其所作所為知之甚少,難以約束。二是容易造成管理責任不清,業務部門相互推諉現象。扁平化管理——矩陣式結構集權性和規范性低,組織內成員由于個性不同容易在組織內部產生各種矛盾與沖突,因此,其強調一種協調機制的建立,倚賴于銀行整體管理水平的提高。實踐中,實行矩陣式管理結構的銀行為避免責任不清,保證業務的有序進行,往往需要對各有關部門的職權范圍和報告路線界定明確。三是提高員工的心理成本。扁平化組織相對于金字塔型組織,會造成職位減少、個人發展難度增大的現象,容易使員工產生心理損失或失落,從而導致人才流失。

扁平化管理對信息的收集與傳遞有較高的要求,西方商業銀行實行組織扁平化是在長期的標準化管理基礎上進行的。如果管理水平、科技條件和人員能力跟不上扁平化要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過程中,全面推行扁平化管理反而可能造成災難性后果。

二、兩種模式下組織結構控制的比較及評價

1.總分行制模式由若干層次結構互相關聯而成為一個整體。由于一個人能夠直接管轄的人數是有限的,管理太多的下屬人員會使管理工作復雜化,分層的目的就是為了縮小控制幅度,提高控制效率和工作效率。因此在傳統的層級化組織結構中,必須進行集中決策,建立一種層級化的組織體系,因此企業需要有一個龐大的中層管理群體來負責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并把信息傳送給高層管理者。同樣,由于中層管理人員能夠與基層操作部門保持直接聯系,因此高層管理者也需要中層管理人員來具體地貫徹企業方針。組織是一種金字塔結構,層級越高,權利與責任越大。但是,不合理的層次結構或層次過多,同樣會影響內部控制效率。層次過多,信息傳遞速度會降低,信息失真的概率會提高,控制成本和費用會增加,內部協調活動會變得更加復雜。

2.扁平化模式則是建立在強大的管理信息系統基礎上的。從理論上講,管理信息系統能夠降低信息獲取的成本并拓寬信息傳播的范圍,從而使牢固的金字塔結構得以改變。管理信息系統能把信息從操作部門直接傳遞給高層管理者,從而越過了中層管理者。管理信息系統還可使高層管理者通過通信和計算機網絡直接與操作部門取得聯系,而不必通過作為中介的中層管理者。所以,管理信息系統會使銀行組織變得更加集權化,銀行高層管理者的控制能力進一步增強,控制范圍進一步擴大,并趨向于逐漸取消中層管理,銀行組織結構變得更為扁平。但是,如前所述,扁平化管理——矩陣式結構也存在先天的缺陷。集權與分權是一對矛盾,從理論上說,一定程度的集權有利于風險的控制,但是當組織達到相對大的規模后,過度集權就不利于合理決策,不利于調動下屬的積極性,并容易助長組織內的。反之,過度分權又會造成組織的不穩定和管理失控。[4]扁平化管理——矩陣式結構管理跨度大,集權性低、規范性低,容易帶來組織不穩定,管理易失控、管理責任不清、業務部門相互推諉等弊端。因此基于扁平化模式下的商業銀行組織結構控制必須進行創新。特別是在當前國內商業銀行要求進行扁平化組織再造的呼聲日漸高漲的情況下,我國商業銀行更應清醒認識到扁平化的風險和困難,加強扁平化管理——矩陣式結構中的內部控制,消除扁平化后出現的控制盲點。

三、扁平化模式下商業銀行組織結構控制創新的對策建議

扁平化組織結構代表了銀行的管理新觀念,有相當的先進性,是我國商業銀行管理的發展方向。但是在商業銀行組織結構的改造中,必須重視和加強扁平化模式下的商業銀行組織結構控制,為商業銀行組織結構再造“保駕護航”。

1.加強授權審批控制。內部控制要求商業銀行在進行交易和經營活動時,要有授權批準制度,以確定完善的工作程序。在扁平化模式下,由于人員變動頻繁,在人員變動過程中,尤其必須建立健全相應的審批授權制度,報告路線在通常情況下必須要有相對的穩定性。商業銀行的管理者應該下放多大的權力,如何選擇最優的授權范圍,主要取決于以下因素:一是銀行的規模。銀行規模越大,管理跨度越大,決策的內容和信息需求增加,就越需要把更多的決策權授予下一級管理者。二是責任或決策的重要性。一項業務的責任越大或決策越重要以其利害得失和對銀行未來的影響來衡量,則越不太可能授權給下屬。三是任務的復雜性。任務越復雜,就越需要更多具有一定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來完成,也就需要更多的授權才能完成。四是下屬的才干。授權要求下屬具備一定的技術、能力和知識水平以接受權力并執行。如果下屬缺乏這些條件,上級管理部門便不愿意將權力下放。

2.加強程序控制。程序控制包括制定銀行的規章制度和制定操作規程兩個方面。在扁平化管理——矩陣式結構系統內部,每一個組織都可看作是一個責任中心,總行、區域管理中心、分行等各自的責任要界定清楚,尤為重要的是每一個責任中心之間的責任界定。為避免責任不清,保證業務的有序進行,需要對各有關部門的職權范圍和報告路線界定明確,既要避免權力重疊,也要防止出現權力真空,使每項業務處理的各個環節都有相應的機構負責。在扁平化模式下,要按照國際質量認證體系的標準,建立標準化、科學化的業務及事務流程,在流程中風險點上設立必需的監控程序。根據銀行業務特點,建立標準化的服務及業務流程,在分析流程中存在的風險點基礎上,設立清晰、簡單易操作的監控點,并提煉和固化各監控點的具體審核要素,使流程、監控點及審核要素成為良好內控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控制決策執行過程中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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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健詞]圖書館業務外包策略

一、業務外包的產生及其背景

業務外包(Outsourcing)是近幾年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經營策略。即企業把內部業務的一部分承包給外部專門機構。其實質是企業重新定位,重新配置企業的各種資源,將資源集中于最能反映企業相對優勢的領域,塑造和發揮企業自已獨特的、難以被其他企業模仿或替代的核心業務,構筑自已竟爭優勢,獲得使企業持續發展的能力。

業務外包因能促進企業集中有限的資源和能力,專注于自身核心業務,創建和保持長期竟爭優勢,并能達到降低成本,保證質量的目的,所以在市場經濟竟爭中日益受到企業矚目。事實上,許多國際知名品牌企業正是通過這種經營策略,創造了輝煌的業績。如世界最大的運動品牌耐克的核心竟爭力是運動鞋的設計、應用與研發氣墊(NikeAir)技術,而所有的制造工業外包給世界各地。微軟公司的核心竟爭力是創造他的軟件產品及其他公司發展策略性合作,提供顧客服務和支持,而其他的工作都是外包。據鄧百氏公司《1998年全球業務外包研究報告》顯示,全球營業額在5000萬美元以上的公司當年在業務外包上的開支上升了27%,達到了3250億美元。

業務外包這一現代工業企業經營管理方法在最近十年已被西方圖書館界吸收和采用,受到普遍的歡迎。圖書館將非核心功能通過合同外包給社會機構來完成,以便集中自身的力量搞好改變基礎結構,提高核心功能的工作。業務外包這一經營管理方法日益受到圖書館界的重視,是正在形成的一個趨勢。

1977年日本東京都一份報告稱,93所圖書館中有47所將分編工作部分外包。1981年5月15日日本《自治日報》報道,在被調查的542所公共圖書館中,警衛外包的占37.7%,清潔外包的占58.5%。1997年在被調查的全美授學士學位以上的117所高校圖書館中,33個正在進行或已進行編目外包,16所正在考慮。1998年秋美國美國圖書館學會(ALA)特別成立了一個“外包工作組”來研究業務外包相關的課題,并在ALA的冬季會議上設立了公開論壇來討論業務外包對圖書館的影響等相關問題。在我國,從九十年代以來,業務外包逐漸為圖書館所重視和采用,但業務主要集中在事務性工作和編目工作方面。

二、圖書館業務外包的類型

業務外包在圖書館的應用非常廣泛,但是較成功和成效最好的外包業務有下面幾種:

1、采訪業務外包。采訪業務外包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綱目訂購,它實際上是一種圖書館與書商之間的采書合約,書商根據圖書館采訪人員圈訂的綱目控制范圍(如:專業范圍、主題控制、出版社控制、閱讀水平控制等)和圖書館的經費預算,將選出的圖書送到圖書館,圖書館采訪人員通過驗收將適合的書留下,不需要的圖書退回給書商。這種方式可以節約采訪人員選書的時間,也能保證所購圖書具有針對性。另一種方法是由圖書館采訪人員根據征訂書目進行圈選,交由書商訂購。近幾年,地區采編中心和圖書公司不斷涌現,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圖書供應商要能發展下去,就必須以客戶為中心,滿足客戶的需求,這種竟爭給圖書館帶來了更多的優惠和附加服務,其中包括書目數據的配送以及裝防盜條、蓋館藏章、貼條形碼和書標等手工處理過程,從而達到降低成本、減少人員,并取得一定經濟效益的目的。

2、編目外包。編目外包是國外圖書館業務外包中應用最廣且最具成效的一種。早在七、八十年代,美國、日本等國圖書館已開始將編目業務部分外包,1967年OCLC成立之后,由于它費用低,質量高,OCLC更是成了世界各地圖書館編目外包的服務商。在中國,隨著計算機網絡的迅猛發展,全國聯合編目中心、CALLS、地區采編中心的建立,從九十年代開始,各圖書館普遍采用了編目外包方式。編目外包,一方面可以減少編目人員的負擔,加快文獻處理的速度,在不降低質量的前提下節省開支,解決諸如待編積壓圖書、工作負荷不均、專業人員不足等問題,另一方面,可以減少重復勞動,在一定范圍內實現統一編目,圖書館書目數據達到規范化和標準化。

3、書目數據庫建設。數據庫建設是圖書館自動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圖書館在自動化建設進程中最繁重的一項業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由于它耗時耗力,很多圖書館都將此業務外包給建庫承包商。圖書館館藏書目數據庫建設外包,包括依據卡片上的信息進行業務外包和到現場依據文獻實體上的信息進行業務外包兩種形式。前一種方法簡便、經濟,但卡片信息不全,依此制作出來的書目數據不能達到準確、全面的效果。后一種方法是較為徹底的做法,雙方通過簽訂合約,由承包方派員進駐圖書館,按館藏文獻建庫,同時還按照現在的標準全面重新加工。

4、自動化業務外包。自動化業務外包是指在共同簽署的外包協議或合同的基礎上,采用系統移植或委托專業廠商設計和開發,服務提供商直接向圖書館提供整套的應用方案,包括咨詢、軟件系統、實施、運行中的維護、軟件的升級、高質量的技術支持等。由于大多數圖書館缺乏計算機專業技術人員,加上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硬件和軟件在不斷升級,如果相關的圖書館管理系統以及應用軟件由圖書館自行開發,則圖書館要投入大量的開發費用和人員培訓費用,通過服務外包,不僅可以節約時間和費用支出,還可以直接享受服務提供商提供強徑的在線支持、網上維護和更新升級的優質服務。

5、后勤物業管理。大學圖書館的行政和后勤雖然沒有公共圖書館復雜,但事務性工作很多。近幾年來,圖書館事業發展較快,各地政府都投入巨資建設新圖書館,新建的圖書館面積都較大,如華南師范大學新館面積為23500平方米,湛江海洋大學圖書館為23000平方米,新館的各種設施,包括公共衛生、消防、綠化、空調、機電設備的維護和管理任務很重。通過后勤外包可以使管理層從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更多精力用于業務建設中。后勤外包可以采用部分外包和全部外包兩種,全部外包可以向社會邀請專業物業公司進行招標的方式,選聘物業管理公司對圖書館所有物業及設施、設備實施統一一體化管理,圖書館只設一名物業管理人員,負責物業的宏觀管理及與管理處的聯絡,深圳南山圖書館即是采用此種形式。較為普遍的是采用部分外包的方式。部分外包主要用于:

清潔衛生:對于幾萬平方米館舍來說,清潔衛生是一項較繁重又不可忽視的業務,在人員不足的情況下,可以外包給保潔公司來完成,圖書館辦公室可以建立明確的檢查制度進行監督。

綠化保養:圖書館要營造一個舒適、優雅的環境,綠化是不可缺少的擺飾品,而圖書館沒有專業的人員來對這些植物進行保養,因此可以委托給學校的綠委會進行托管,以保證圖書館的花木常青常開。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是圖書館領導最為頭痛的問題,圖書館是一個公共活動場所,人流量大,人員復雜,圖書館內書籍是易燃物品,同時還保留著大量的文物和古籍,因此圖書館消防安全在后勤管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圖書館可以將此項業務交由消防公司來完成,消防公司派專人進駐圖書館,定期檢查和更新消防器材,并可以和圖書館合作,開展消防演習,進行消防宣傳,提高全體職工的消防意識。

設備維護:除計算機設備外,圖書館的硬件設施還包括空調、電梯、影印設備、視聽設備等,這些也可以通過合約形式進行委外服務。

三、圖書館業務外包評價

業務外包之所以能被圖書館所用并得以發展,是由于這種模式確實能給圖書館帶來很大的利益,有著明顯的優勢:

1、圖書館實行業務外包,可以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專業機構(團體)往往具有規模經濟,有著專業程度高和高度效率化,經營成本較低的特點,通過他們來提供服務,可以取得較大的價格優惠,并能節省龐大的人事費用。以采編業務為例,將采編業務委托給地區采編中心完成,一方面,可以通過聯合采購取得價格優惠,另一方面,采編中心是一個以采、編、配送一條龍服務為特色的服務機構,在完成購書的同時,實現了隨書配送書目數據,有些采編中心甚至幫助圖書館將所購圖書貼條形碼、書標、蓋館藏章等圖書加工工作,而且這些工作是完全免費的。在美國,圖書館成為OCLC成員館后,套錄一條書目記錄費用是1.5美元(OCLC成立之前,美國國會圖書館一條書目記錄成本是75美元,Ohio大學圖書館是30美元),委托編目,平均才2-12美元。我國的情況也差不多,據統計,圖書館單獨編目,每種圖書約10-15元,而套錄每種圖書是0.3元,委托地區采編中心或書商,編目是免費。

2、節約人力資源,克服缺乏專業技術人員的不足的困難。圖書館實施業務外包,一方面,可以借助外部的人力資源,來彌補自身智力資源的不足。受客觀因素的影響,圖書館很難引進和留住高技術人員,因而也使圖書館難以進行技術的研制和開發。在業務外包的情況下,圖書館可以充分利用外部資源保證自已的先進性。如選購成熟先進的圖書館管理軟件,既可以降低開發軟件的風險,也能提高圖書館的服務水平。又如南海學院圖書館,由于是新建圖書館,專業人員少,因此將采編業務全部交由廣東高校信息服務中心完成,該中心擁有一支高素質的專業隊伍,生產制作出標準的書目數據,使南海學院圖書館從一開始就建立在較高的起點上,從而保證了數據的標準化和規范化。另一方面,可以節約人員。以聯合編目為例,美國Ohio大學圖書館1967年共有編目人員15名,每年處理約2.5萬種圖書,成為OCLC成員館后,編目人員減至5人,每年可處理5萬種書,以每名工作人員年薪5萬美元計,每年節約工資約50萬美元,而全部套錄OCLC數據也只需花7.5萬美元。

3、圖書館實施業務外包,可以專注于自已的核心業務,提高竟爭優勢。圖書館將非核心業務外包給專業機構完成,將使圖書館的管理層可以集中精力實現對業務流程,人員配置進行整合,加強讀者服務工作,提高圖書館的竟爭優勢,保持圖書館的持續、穩定發展。

4、縮短工作時間,提高工作效率。以回溯建庫為例,如果要完成30多萬種中文圖書,由圖書館工作人員自已建庫,估計要用1-2年時間,而委托建庫商,可能只需要2個月時間。

業務外包作為一種新型的圖書館管理模式,對于提高圖書館的服務效率,促進圖書館的重心轉移,發揮圖書館的竟爭優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如直接購買圖書館管理系統的最大缺餡是使圖書館工作人員產生對外部技術的嚴重依賴。一般情況下,技術外包可以產生良好的短期回報,但不知不覺中圖書館的技術人員只停留在使用上,而不對技術進行研究開發(包括人才),從而損害圖書館的技術能力,特別是某些技術決竅必須通過開發的過程中才能學會。采購業務外包方面,隨著廣東經濟的快速發展,招生人數增加和學校評估要求,廣東高校這幾年購書經費增加很快,常常一次拔數百萬元,校方限期完成,圖書館將數百萬的采購委托給供貨商,有的館甚至要求供貨商每種書配5——10冊,積壓的舊書也配上,從而造成藏書質量的下降。

四、圖書館實施業務外包的策略

業務外包主要是透過與外包商合作及關系之調整,以改善圖書館服務質量,提高工作效率。而圖書館仍要承擔規劃、目標制定、監督標準制定及執行、評估及修正等工作,換言之,業務外包服務質量的好壞,圖書館應負責任,因此在制定外包策略時應注意以下問題:

1、決定業務外包考慮因素。實施業務外包之前,圖書館應根據本館的任務、人力資源等因素進行具體分析,評估成本效益,聽取各方意見,明確自已的核心業務,從而確定哪些業務與核心業務關聯性不大,或是本館難以提供足夠的資源支持,或是自已完成成本高、效率低,這些因素都是圖書館考慮進行業務外包的原因。

2、選擇合適的外包商,簽定合作協議。外包商選擇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圖書館外包業務成功與否。圖書館應全面考慮外包商的財務、人力資源、信譽、管理控制及效率、服務質量,以及是否熟悉業務、價格水平等條件,在審慎外包商各方面因素后,認真簽訂外包合約,作為雙方共同遵守及管理的依據。合約的內容應包含:工作目標及預期效益、合作范疇、運作方式、責任劃分、所有權歸屬、合約修改與終止、付款方式、培償問題等。

3、加強對外包商的控制和管理。圖書館把業務外包出去后并非萬事大吉,相反,應密切注意并配合外包商進行各項活動。在執行合同過程中,圖書館還必須對外包商進行有效的監督,重視業務外包的過程管理,尤其是技術業務工作,同時應建立一套可以將服務對象的問題直接反饋給館方的機制,如提供意見箱、電子公告欄、留言板等。

4、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無論是與本館職工還是外包商。圖書館與外包商的關系是互相依靠,互惠互利的雙贏關系,雙方在充分的溝通與相互理解基礎上,加強合作與協調,使業務流程順利進行。在圖書館內部,外包勢必會影響到一些工作人員的利益,如編目外包,從前圖書館內部往往以編目人員為核心人物,知識層次最高的當是編目人員,由于編目外包,他們可能要轉變角色,由臺后服務走向臺前服務。因此,要做好員工的溝通工作,得到員工的理解和支持。

五、圖書館業務外包的前景

雖然圖書館業務外包模式目前還存在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圖書館也存在一些顧慮。但是它體現了在知識經濟時代傳統圖書館向現代化圖書館轉型過程中圖書館職能社會化的必然發展趨勢。隨著圖書館現代化、網絡化程度的提高,虛擬館藏比例的上升及聯機編目的普及,圖書館內從事信息貯藏與處理的人員將減少,從事讀者信息服務人員,尤其參考咨詢人員將成為圖書館的核心人員,圖書館的整個組織機構、工作流程、人力資源應用等都應加以重視與重新分配。人力刪減、經費緊縮、以及信息時代圖書館服務功能的迅速變化,業務外包在圖書館業務的應用層面日益擴展。委外服務不僅促進圖書館從節省成本及提升效率等方面進行創意思考,同時也是圖書館思考改造其組織作業流程、實施機構重組的一項良方。可以預料,隨著圖書館管理的改進,業務外包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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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兵.業務外包-高科技時代集團經濟發展的方向.科技管理研究,2002(4),18-20

篇6

【關鍵詞】財務檔案電算化檔案管理信息化

所謂會計電算化,是指計算機技術在會計工作中的應用,即采用電子計算機替代人工記賬、算賬、報賬,以及對會計信息進行分析和利用的工程。會計電算化后,提高了會計核算與物資管理的準確性、規范性和工作效率,減輕財會人員的勞動強度,使財會人員從繁重的手工勞動和繁瑣的核算事務中擺脫出來,更好地參與單位的經營決策,加強財務管理。加強會計檔案管理信息化是企業會計電算化改革和發展的客觀需要,是時展的必然,是會計檔案管理發展方向。管好用好財務檔案是企業財會工作向高水平發展的重要前提。

一、會計電算化特點

1、數據處理方式發生了變化

在傳統手工會計工作環境下,科目匯總表、資產負債表、借貸試算平衡以及相關的財務報表分析均需要進行人工匯總計算,使得財務人員的工作量很大,同時也容易造成數據上的計算錯誤。在電算化會計環境下,只需錄入原始數據或通過外部系統轉入機制憑證并在計算機財務軟件的指導下進行會計分錄,通過憑證的審核、修改、確認由計算機自動完成打印輸出,科目匯總、借貸平衡等工作均由計算機自動完成,同時可以根據需要生成會計報表,這大大降低了財務人員的工作量,也避免了計算加總等工作出現的錯誤。

2、數據記錄方式和保存介質發生了變化

手工會計方式下,數據記錄主要依靠工作人員的手工記錄,出現記錄錯誤的可能性加大,而且同一類數據可能會重復多次記錄。數據保存介質是“紙”介質,保存這些介質需要占用很大的空間,還需進行防火、防水、防潮、防盜等工作。在電算化會計工作環境下,數據保存介質是“磁盤”,磁性介質。磁性介質的采用節約了數據的保存空間,也使數據存取方便,同時通過數據拷貝、轉入等方法避免了手工記錄中出現重復記錄的現象。磁性介質的保存除了需要紙介質保存所需的部分工作外,還要進行防病毒、防磁化等工作。由于磁盤存在著物理易損性,需要對磁盤進行備份工作。

二、會計電算化會計檔案的特點

眾所周知,傳統的會計檔案是指會計憑證、會計賬簿和會計報表等會計核算專用材料,它是記錄和反映經濟業務的重要史料和證據。這些史料和證據具有嚴格的數據平衡性、時序性和嚴肅性,不得隨意篡改。在企業信息化建設的過程中,財務保障范圍的拓展和管理要求的提高,迫切需要會計檔案管理手段的變革和管理效能的提高。建設電子財務檔案,實現財務檔案的網絡化管理,是搞好企業財務檔案管理的必然選擇。各級企事業單位實行會計電算化以后,由于產生了許多依附于計算機磁性介質上的數據與文件,財務人員的所有日常工作以及歷年會計資料的調閱均在計算機上完成,隨之而使會計檔案賦予了許多新的特點。本文根據工作的實踐,總結出會計電算化會計檔案具有以下顯著特點。

第一,較之傳統的財務檔案,會計電算化檔案存儲的范圍和領域擴大了。

第二,傳統的會計檔案具有直觀可視性,而存儲在磁性介質上的會計檔案必須在特定的計算機硬件與軟件系統環境中才可使用。即會計電算化檔案的調用需要一定的軟硬件環境。

第三,會計電算化檔案的載體不僅是通過打印等輸出的傳統意義上的紙張,更主要的是磁性介質或光盤。即會計電算化檔案的保管不僅是作為會計資料信息載體的紙張而且更重要的是磁性介質或光盤。

第四,電子財務檔案便于計算、分析,快捷獲得所需結果。如果電子財務檔案上網,通過計算機操作和網絡交流,不僅滿足了日常條件查詢、統計分析、制作數據報表、開展數據交換的需要,達到檔案信息資源共享、無紙化查閱和方便快捷的目的,節約了辦公成本,避免了原始檔案由于頻繁翻閱而帶來的磨損,還有利于專業管理,便于檔案資源的統一整合,極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

第五,電子財務檔案易于修正、拷貝和重置,便于糾錯、攜帶和傳遞。

正如上面所述,電子財務檔案或財務檔案信息化有很多優點,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如具有系統依賴性,即需要一定的軟硬件環境支持,只能在特定的條件下才能打開,不具備傳統檔案的直接可視性,還具有易遭毀損、難查痕跡的特點,同時它們又受載體的質量、載體存放環境、載體存儲信息的有效期等條件的影響,即對會計電算化檔案的安全性、完整性要求更高。實行電算化的時間越長,會計檔案與財務軟件的版本數越多,即會計電算化檔案更需要科學的管理。因此,即使實現了財務檔案管理的信息化,在歸檔中也需要實行所謂的“雙套制”,即將同一份檔案的紙質版和電子版同時歸檔。

三、電算化會計檔案工作的內容

1、搞好數據挖掘和整理,建好數據庫,并及時采集動態數據

檔案信息的數字化是整個檔案管理信息化的基礎,其他的一切工作都建立在此基礎之上。傳統的檔案大都以紙質為載體,實現檔案管理的信息化,必須向數字化檔案管理轉變。未來的財務檔案室就是財務檔案的數據采集源泉和基地,是數據存儲、管理、處理、查詢、檢索、傳遞的數字化信息服務工作基地。在財務檔案數字化的基礎上,必須建立企業財務檔案數據庫,可以按企業財務檔案的內容分類建立若干個主要的數據庫,如按標準制度、原始憑證、會計賬簿、指標文件、工作資料等建立幾個主要基本數據庫。數據庫一經建立,立即著手數據的錄入,將本單位的財務檔案資料都錄入計算機。

2、搞好財務檔案信息網絡建設,提高檔案使用效率

檔案的最大價值在于利用,檔案管理信息化的實現將為檔案信息的充分利用提供廣闊天地。建立完善的財務檔案信息網絡,一方面可以將業務上級的文檔以及本級各單位的相關文件直接進入或轉換進入檔案數據庫,減少檔案人員的重復錄入工作,保證檔案信息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實行聯機公共目錄查詢、光盤遠程檢索服務,也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或BBS等方式開展財務檔案信息咨詢。總之,網絡財務檔案的在線管理和使用功能,可以大大減少檔案在形成、調閱上的時空差,實現財務檔案管理由靜態管理向動態管理的跨越,整合財力資源、人力資源,提高財務檔案管理能力和質量。

3、搞好財務檔案管理輔助決策系統建設,做到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科學管理使用檔案

財務檔案信息通過采集整理和網絡傳輸,最終要提供給各級領導、決策部門、財務人員處理和運用。由于信息量大、保障要求高,僅憑有關人員的經驗來處理問題是不行的,必須依賴于先進的、智能化程度較高的輔助決策系統。以管理科學、計算機科學、行為科學和控制論為基礎,以計算機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經濟數學等為手段,建立決策支持系統。該系統能對一個問題提出多種方案,并對方案進行比較、分析和優化,最大限度地提高財務保障的決策水平和決策質量。

四、如何做好電算化會計檔案工作

電算化會計檔案是電算化會計活動的產物,又是電算化會計活動的客觀表現,在經濟活動中具有史料和查證作用。所以加強電算化會計檔案管理是電算化會計工作連續進行的保證,是電算化會計信息系統內數據安全完整的保證,是電算化會計信息系統正常運行的保證。因此,必須做好會計憑證的收集和整理、會計賬簿的收集和整理、會計報表的收集和整理、會計電算化系統開發文檔資料的收集和整理、磁盤數據的收集和整理。

1、加強企業財務檔案管理的基礎設施建設

軟硬件基礎設施是檔案信息化建設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是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利用和信息技術應用的基礎,而其核心是檔案信息網絡。它是檔案信息傳輸、交換和資源共享的必要手段。在工程規劃初期,應該由財務部門和檔案部門人員共同協商,分別從財務管理角度和檔案管理角度提出設計思路,考慮各方面的需要,從而避免在系統運行過程中出現空缺或重疊,提高效率。在財務軟件方面,應采用一定的安全保密措施,實行電子簽單制度,建立和健全財務檔案管理責任制、電子文件簽入、簽出制、安全日志制,從而保障財務檔案不被篡改或便于追溯使用過文件的人員。此外,為便于財務軟件升級,保證不同開發商提供的軟件能夠相互兼容,必須提高財務數據存貯形式的標準性、一致性和可續性。

2、做好電算化會計檔案的收集

所謂電算化會計檔案的收集是指在一定的時間間隔內(如一個會計年度),把計算機系統中的所有會計數據拷貝(備份)存儲到磁性介質或光盤上,從而形成脫離于原計算機系統的會計檔案。財務部門應把財務數據的備份文件保存好,以防計算機硬件系統損壞后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在最小的損失下恢復原有的會計電算化系統。除了備份之外,還應收集計算機硬件系統的型號、存儲空間的大小、外部設備的配套類型等;計算機操作系統、網絡操作系統以及漢字操作系統;財務軟件的編程語言、數據庫系統類型;財務軟件的系統名稱、版本號;財務軟件的銷售與維護公司的名稱、地址、電話與聯系人以及與會計電算化軟件系統相配套的各種說明書及使用手冊。

3、做好電算化會計檔案的管理與保存

由于電算化會計檔案是存儲在磁性介質或光盤上的,根據這些信息載體的物理特性,在形成這些檔案時應準備雙份即采用“AB備份法”進行數據的備份,并且每份上要注明形成檔案的時間與操作員姓名,貼上保護字樣,存放在兩個不同的地點,以防止地震或火災等意外情況引起的整個會計電算化系統的毀滅與系統的不可恢復性。在保存這些檔案時應遠離磁場,注意防潮、防塵等。對采用磁性介質保存的檔案,還應定期進行檢查,定期進行復制,防止由于磁性介質的損壞,而使會計檔案丟失,造成無法挽救的損失。

此外,還應注意電算化會計檔案與對應的財務軟件版本的一致性。因為在不同版本軟件下形成的會計檔案其會計數據的結構有可能不同,這就有可能產生會計檔案不能被調閱或者產生某些預料外的錯誤。因此,本文建議會計電算化檔案除保存各版本的備份財務數據外還應保存對應版本的會計電算化軟件系統版本,二者的一致性是非常必要的。顯然,其收集與管理工作也是比較艱巨的。

4、做好電算化會計檔案的整理和利用

電算化會計檔案通過整理有著與傳統意義上的會計檔案所無法比擬的優勢。通過整理可以利用歷年的數據對本單位、本部門進行歷史會計數據的比較與分析,從而為企業或部門的決策者提供可靠的決策依據。另外還可以得出本單位、本部門,甚至某一地區過去、現在與將來的發展情況與發展趨勢,使決策者在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前提下,制定出適合自身發展的行為規范,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我們還可以利用會計電算化會計檔案的數據設計出一些有利于管理與決策的數據模型,建立一整套比較完善的決策支持系統,以實現會計電算化會計檔案的再利用。在長期開展會計電算化的過程中,隨著軟件系統的不斷升級,我們所調閱的會計檔案會有下述兩種情況:(1)所調閱的會計檔案的版本號與當前會計電算化系統版本號一致,此時只需將您所需調閱的檔案通過電算化軟件系統中的檔案調閱(或數據恢復)功能進行調閱即可;(2)所調閱的會計檔案的版本號與當前會計電算化系統版本號不一致,此時您只需在另外一臺電腦上安裝與此檔案相對應版本的電算化系統,然后再進行調閱。

5、提高財務檔案管理人員的信息化素質

財務檔案管理信息化是不斷完善、優化的過程,始終要依賴于檔案人員素質的提高。建設一支高素質的財務檔案干部隊伍,是財務檔案管理信息化的重要基礎。財務部門要補充具有計算機、通信、微電子等學歷背景的技術人員,逐步改變現有業務人員隊伍專業結構單一的情況,滿足信息化建設工作的需要;加強財務檔案人員的繼續教育,以分層次、分階段和根據業務需要進行培訓為原則,著重加強財務檔案管理人員的信息化技術培訓及應用新技術、新設備、新方法的培訓,提高其掌握和運用信息技術和信息手段的意識和技能。建立合理的財務檔案管理人員的效績考核評價規定,對財務檔案管理信息化能力強、成績好的單位和個人要及時進行表彰,激勵大家學信息化、用信息化。此外,還要對計算機信息化技術人員進行一定的檔案工作、財務管理工作知識和技能的介紹,使其了解財務檔案工作的客觀規律,更好地為財務檔案管理信息化提供技術支持。

五、電算化會計檔案應注意的問題

1、實行會計電算化之后,存貯在硬盤上的會計數據必須建立軟盤備份

根據《賬務系統管理制度》和《報表系統管理制度》的規定,賬務數據和報表數據的備份由數據管理員建立。備份次數每月不得少于一次;備份的軟盤與檔案管理員辦理存檔手續;用做備份的軟盤必須妥善保管;備份軟盤應貼上保護標簽并用印章或封條簽封;備份軟盤應裝在保護封條和包裝盒內,存放在安全、潔凈、防熱、防潮、防磁的場所,并定期進行轉貯;雙備份下的兩套備份軟盤應存放在不同的地點保管。

2、會計電算化系統數據執行主體和保存介質存在安全隱患

會計電算化系統數據執行主體是計算機。計算機系統由硬件和軟件構成。由于硬件系統存在物理易損性,一旦硬件系統出現故障或因停電等其他非人為原因,將導致數據不能被處理,會計工作不能進行。數據處理的準確、高效主要依賴于財務軟件的質量和性能。一旦軟件質量出現問題將會影響到數據處理的準確和速度。一旦程序中出現嚴重的病毒,將會嚴重危害系統的安全,若不能及時排除病毒很有可能擴大損失。會計數據主要保存在計算機的磁盤或者外在軟盤、光盤中,一旦磁介質由于受熱、受潮、折損等原因出現損壞,保存的會計數據將會丟失,如果沒有相關備份的話,將給會計電算化系統造成嚴重的損失,嚴重影響到企業的會計工作。磁性介質以磁信號存儲信息,如果數據被人惡意修改不會留下任何痕跡。所以我們還應對整個計算機系統的安全性、穩定性做一定的工作,如計算機病毒的防范。

3、電算會計檔案必要有專人管理

會計電算化系統的實施主體是“人”,但無論軟件質量如何優良,規章制度如何完善,作為電算化會計系統實施主體的“人”不能發揮作用,有制度而不去執行,甚至惡意地修改軟件程序,修改數據庫中的數據,非法取得口令,都是不行的。因此,企業管理者應當重視對檔案工作人員的選用與培養,增強檔案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水準和業務水平,達到電算會計檔案管理系統的主體誠信。這就要求會計電算化系統在處理業務時所產生的各種賬簿、報表、憑證均應由專人管理,并制定相應的管理制度。

4、加強會計電算化系統網絡環境的管理與維護

篇7

為把握巴塞爾資本協議對資產證券化監管的主要發展脈絡,本文主要把握巴塞爾委員會《資產轉讓與證券化》、WP2、CP3的資產證券化部分及105號出版物。之所以如此選擇,是因為《資產轉讓與證券化》是巴塞爾委員會關注證券化的開始,WP2是CP1(第一次征詢意見稿)、CP2(第二次征詢意見稿)、WP1到CP3的一個過渡,較之前兩個征詢意見稿和第一份工作文件,WP2更為完整且趨于完善,又有較大的變動,可以反映巴塞爾委員會對證券化風險識別及管理理念的深化。同時,CP3是對資產證券化風險的全面解析,有必要對其內容進行介紹。105號出版物作為資產證券化框架的最新變更,通過它可進一步加深對于該監管復雜歷程的把握。

1988年《巴塞爾資本協議》推動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

資產證券化是近30年來世界金融領域最重大和發展最迅速的金融創新之一。資產證券化就是把缺乏流動性、但具有預期未來穩定現金流的資產匯集起來,形成一個資產池,通過結構性重組,將其轉變為可以在金融市場上出售和流通的證券,據以融資的過程。證券化的實質是融資者將被證券化的金融資產的未來現金流收益權轉讓給投資者,而金融資產的所有權可以轉讓,也可以不轉讓。資產證券化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巴塞爾協議在各國的實施,銀行對資本充足率的重視,大大刺激了資產證券化在世界各國的發展。

《巴塞爾資本協議》的資本要求為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提供了兩個路徑選擇:增加資本的“分子策略”和縮減風險資產總額的“分母策略”。前者是調整資本結構策略,可以進行股權融資或提高利潤留成增加核心資本。不過,由于股權融資會稀釋股東權益,往往會遭致股東的反對;銀行也可以通過次級債券融資,但《巴塞爾資本協議》中附屬資本在自有資本中所占比率不得高于50%的比例限制,使得這一方法的使用有限,所以“分子策略”對提高資本充足率的增長空間不大。而“分母策略”則是通過出售高風險低盈利資產降低風險資產的比重,縮小風險資產總額,顯然該策略有較大的靈活性和潛力。

1988年《巴塞爾資本協議》是資產證券化得以迅猛發展的原動力之一,它的出臺推動了國際銀行界的資本套利行動。對于發起行,資產證券化的表外處理使得證券化的資產從資產負債表中移出,資產和負債同時發生變動,使資產存量減少;另一方面,資本數量未發生變化,因而發起行的資本充足率得以提高,達到了釋放資本、規避資本金要求的目的。對于投資行,投資證券的風險權重一般低于發放貸款的風險權重,也可以減少資本要求,供求兩方面都推動了資產證券化的發展。

MathiasDewatripont&JeanTirole在其合著的((Theprudentialregulationofbanks))(中譯本《銀行監管》)一書中對資產證券化對銀行經理的吸引、銀行選擇資產證券化還是調整資本作了規范分析,從理論層面得出了如下結論:一是當資本充足率有約束力時,資產證券化對銀行的股東和經理都是有吸引力的;二是當銀行的資本比率接近最低要求時,證券化在提高資本充足率方面特別有效。

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各國資產證券化的發展歷程中,歐洲和日本資產證券化的推動都主要是基于提高資本充足率的考慮。如日本頒布資本充足要求規定后,許多日本金融機構為滿足要求,通過股權融資手段擴大資金總量。強勁的日本股市曾一度使日本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達到38%,但當股市回落時,許多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又迅速回復。由于日本股市的脆弱性,日本銀行認識到提高核心資本并非明智的選擇,從而轉向利用證券化限制資本增長的“分母策略”。在歐洲,1986、1987兩年發行的資產支持證券(ABS)總量僅為17億美元,而到1996年達到300億美元,1998年為466億美元,2002年達到792億歐元。

資產證券化監管框架的演變

一、資產證券化監管框架的起源:《資產轉讓與證券化》

1992年9月,巴塞爾委員會的一個工作小組就資產證券化出具了《資產轉讓與證券化》的分析報告。報告分為簡介、資產證券化的機制、資產證券化的動機、資產證券化的影響和監管問題五部分。

1.委員會關注資產證券化監管的原因。

委員會之所以提出要將資產證券化納入監管的范圍,是基于資產證券化日趨活躍,帶來了一系列令人擔憂的問題。主要的擔憂是:如果不是徹底出售的話,那么信用風險仍會留在銀行中。報告簡要分析了資產證券化使銀行面臨的風險,主要包括:(1)出售方銀行因非真實銷售,會面臨資產質量不佳而遭受部分或全部損失的風險。(2)即使銀行有效轉移了資產,但當資產出現問題時,它仍然可能面臨著重新購回證券的道義壓力。(3)銀行還面臨操作風險。

2.資產證券化監管的初步建議。

委員會指出,各國監管者需要認真確定某一證券化安排中的風險是否已部分或全部有效地轉給了投資者或信用強化者,并要確保安排是審慎的,主要應關注以下幾個問題:

(1)真實銷售。

如果發起行承擔著下列任何一項責任,則認為它并沒有實現真實的出售:一是回購或交換任何資產;二是任何已售出資產的損失保留在出售方銀行;三是支付已售出資產本息的任何責任(服務費除外)。這三類資產均應由銀行的資本作為支持。

(2)證券化安排的管理。

應確保銀行不提供某種形式追索的道義責任和信用風險。如果存在下述情況,銀行可能提供了信用支持:一是要求將特別目的的機構(SPV)并入財務報表并將其名稱列在該機構的名稱內。二是為SPV或安排提供支持的責任,例如彌補發行損失。三是在從債務人處收到收入之前向購買者匯款的責任,或彌補因所管理資產的延遲付款或未付款而形成的現金缺口,除非完全是出于現金流量時間安排方面的考慮。

在上述所有情況下,銀行承受著某種形式的信用風險,且此類風險應有相應的資本基礎作為支持。

(3)第三方銀行的信用增強(creditenhancement)或流動性支持。

信用增強的兩種監管方式:一是當銀行的信用增強所支持的是第一損失或根據歷史數據判斷的損失金額較高時,以組合資產的金額為基礎進行風險加權;另一種方式將信用增強額度從銀行資本扣除。流動性支持應視為有效擔保,與信用增強同等對待。

可見該文件只是簡單地提出了對資產證券化監管的幾個要點,并未提出具體的處理辦法,但是它對資產證券化的關注為關于資產證券化的兩份工作文件和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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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產證券化框架的完善:WP2

如果說《資產轉讓與證券化》只是委員會對資產證券化的初步感知,CP1、CP2、WP1是證券化處理方法的雛形,那么WP2無疑是巴塞爾委員會在資產證券化處理方法上的一次飛躍和突破。它在WP1中提出的流動性便利、提早攤還的處理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更為全面地認識和覆蓋了資產證券化暴露的風險。

1.委員會對WP1修改的原因。

在WP1中,巴塞爾委員會主要對如下七個問題尚存不確定和疑問,就此向業界征詢意見,以對WP1進行修改,從而完善資產證券化框架,這也是WP1修改的重要原因:(1)在計算擁有外部評級或推測評級的資產證券化暴露的風險權重時,使用ABS因子是否合適。(2)在計算發起行資本金要求時是否應設立上限,即最高資本要求.(3)監管公式方法(SFA)的測度口徑。(4)關于循環證券化經濟資本的計算方法。(5)期限的調整。(6)流動性便利處理的風險敏感方法。(7)是否對某些證券化風險的處理上不清晰或充分。

2.WP2對WP1的修改內容及結果。

經過整理業界對WP1的反饋意見,WP2對上述一些問題做出了回復并對WP1給予了修訂和更為明確翔實的表述,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WP2中較大的變更,也是與整個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框架一致的地方,是提出了資產證券化的第二支柱——外部監管(supervisoryreview),并在附錄4中予以了詳盡說明。證券化外部監管支柱要求監管當局在評估銀行資本是否充足時要注意銀行利用期限錯配(maturitymismatches)結構降低資本要求,以及證券化資產池中資產的相關性是否在資本計算中得到反映,并對隱性支持條款、殘余風險、收回條款、提早攤還的外部監管提出了操作建議。同時,對證券化的監管也秉承了新協議強調的監管的靈活性。在資本金要求方面,監管當局可根據證券化的風險轉移程度對資本要求進行調整,而且為應對證券化飛速的發展,委員會提出監管當局應當能夠根據證券化呈現出的新特征來判斷其對風險轉移的影響并采取相應對策。

(2)WP2的另一個較大變更是提出了資產池分散性(granularity)的概念,并以此為基礎對以評級為基礎的方法(RBA)和監管公式方法(SFA)的計算進行了相應調整。通過征詢業界意見,委員會認為資產池暴露的分散性是證券化風險分散程度的重要決定因素。對非分散性資產池的證券化將給優先證券化帶來較大的系統性風險,因而分散性被納入了RBA和SFA中。對于RBA,要根據資產池的分散性和證券化暴露的厚度(thickness)來決定不同的風險權重。對于SFA,銀行應考慮資產池的風險性和資產池資產加權平均違約率(thepool’sexposure-weightedaveragelossgivendefault)。

(3)WP2修改了SFA。在WP1中,SFA的計算基于三個參數:KIRB、L證券化的信用增強水平)、T(證券化的厚度)。為提高SFA的風險敏感性并根據上文提及的分散性,SFA的計算又增加了N(暴露的有效數量)和資產池資產加權平均違約率(LGD)。WP1中提出的系統資本要求應等于(1+β)*KIRB(β是由委員會制定的風險升水,約為20%)也被廢止,因為非分散資產池的證券化比分散資產池的證券化需要更多的資本金。由于參數的增多,特別是評估每筆證券化資產池分散性的繁瑣,委員會也意識到這將加重使用SFA銀行的負擔,因而又提出了簡化計算有效數量N的“安全港”概念,并對LGD的計算也進行了簡化。

(4)WP2制定了對發起行的最高資本限額。WP1中的IRB處理方法使得某些情況下銀行的資本要求高于未實行證券化之前,業界反映證券化不能增加發起行的整體信用風險,相反風險被重新分配并轉移至第三方。由于這與委員會提出的“IRB不應激勵或阻礙銀行實行證券化”及鼓勵銀行向IRB過渡的理念不符,委員會制定了對發起行的最高資本限額,但最高資本限額只適用于能計算資產池KIRB的銀行。

(5)流動性便利和表外信用增強處理方法的修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①委員會在標準方法下制定了一系列規則,用以認定表外頭寸是否可被認定為合格流動性便利。②委員會認識到流動性便利的一種特殊情況,只有在某些條件下才會使用,比如市場混亂條件下的流動性便利,并對該種情況制定了信用轉換系數(CCF,creditconversionfactor)。③業界意見表明大多數流動性便利和信用增強不大可能有外部評級或推測評級,因而委員會提出對所有未評級便利扣除的方法并不適用于此;并對較優的流動性便利和信用增強提出了“對應法”(lookthroughtreatment)。

(6)對具有提早攤還特征的證券化處理方法的更改。

①WP1中對所有具有提早攤還特征的證券化使用固定的信用轉換系數。委員會進一步研究后對具有該特征的未承諾零售風險暴露(uncommittedretailcreditlines)提出了不同的轉換系數。

②更改了對具有提早攤還特征的證券化發起行的資本金要求,發起行應對發起行利息和投資行利息都持有資本金。

③委員會還進一步對具有提早攤還特征的證券化進行了區分:控制性的提早攤還和非控制性的提早攤還,并對兩者提出了不同的處理方法。

另外,WP2中將業界普遍表示歡迎的“自上而下法”中適用于剩余期限為6個月的證券化延長為一年。

3.WP2中對業界質疑問題的保留及解釋。

對于一些業界質疑的問題,委員會堅持了自己的看法,并未進行修改,而是給予了詳盡的解釋:

(1)關于扣除低于KIRB部分的頭寸。

WP1中提出發起行自留或回購部分的信用增強水平如低于KIRB就應當扣除。一些銀行注意到這種做法與支撐IRB框架的信用風險模型不符,提出了異議。委員會給出的解釋是該做法能激勵發起行將蘊含最大風險的高度次級證券化暴露轉移出去,因而是合理的。

(2)關于ABS的風險權重。

在WP1中,對于評級為A-及以上的證券化暴露的ABS風險權重與具有相同評級的非次級公司債券的風險權重相同,而對于低于A-的證券化暴露,其ABS風險權重則低于相同評級的非次級公司債券。業界就這種差異提出了不同意見。委員會的回復認為這種差異是基于兩方面的考慮:首先,厚度不足的次級證券化往往比相同評級的公司債券呈更高的違約率。其次,分散化資產池支撐的證券化多具有系統性風險,因而其邊際風險更高。

此外,WP2就一些尚不明確的細節繼續征詢業界意見,包括有效數量N的確定、非分散的資產池支撐的證券化方法是否進一步調整以及RBA和SFA對資本金要求計算結果到底有多大的差異。

三、資產證券化框架:CP3

CP3的信用風險一一資產證券化框架從501段到606段,分為資產證券化框架下涉及的交易范圍和定義、確認風險轉移的操作要求和對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處理四部分,以下將對框架內的變更和核心問題進行介紹。

1.與WP2相比,CP3中資產證券化框架的變動。

(1)加入了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第三支柱——信息披露,規定了資產證券化的標準法和IRB法下的披露,包括定性披露和定量披露的具體內容。

(2)承諾的零售信用風險暴露和非零售信用風險暴露的信用轉換系數提高為90%(原為80%)。

(3)監管公式的“某一檔次的IRB資本”計算方法由原來的被證券化資產的名義值*[S(L+T)—S(L)]變動為被證券化資產的名義值乘以(a)0.0056*T、(b)(S[L+T]—S[L])中較大者。

(4)新增加了對流動性便利的重疊部分無需持雙份資本的條款。

(5)新增了在銀行無法使用“自上而下法”或是“自下而上法”來計算KIRB的情況下暫時使用的方法。

2.CP3中資產證券化框架的核心問題。

(1)委員會提出確定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所需資本時,必須以經濟內涵為依據,而不能只看法律形式。這項規定適應了資產證券化形式多樣、層出不窮的發展趨勢,同時又賦予了監管當局相當大的靈活性。

(2)CP3特別對發起行的概念給予了說明,是由于CP3中發起行的定義范圍大于一般對發起行的定義,實質上包括一般意義上的發起行、承銷人,也即對該過程進行管理、提供建議、向市場發售證券或提供流動性和/或信用增強的銀行,就會被進而看作是發起行。

(3)發起行可以在計算加權風險資產時將被證券了的資產剔除的相關條件。

(4)CP3對風險暴露的處理方法——標準法和內部評級法中SFA和RBA的適用范圍、操作要求、具體計算給予了詳盡說明。

四、資產證券化框架的最新變動:105號文件及巴塞爾新資本協議

CP3的資產證券化框架部分是業界反應最為強烈的部分之一,也是許多監管當局宣稱不接受CP3的重要原因之一。業界普遍認為CP3中的資產證券化IRB過于復雜,給銀行帶來了負擔。委員會于2003年10月開始對證券化框架進行了修訂,并于2004年1月提出了修改意見稿,主要是簡化了資產證券化框架并推進了處理方法的一致性。

1.委員會考慮對一些未評級的低風險證券化頭寸采用新的處理方法,該方法應能夠體現領先銀行目前的風險管理實踐。委員會將對資產支持商業票據采用內部評估方法(InternalAssessmentApproach)。

2.委員會將簡化SFA。第三次征詢意見稿中的監管公式方法用于處理未評級頭寸,起初業界對它的反映主要集中于其復雜性。進一步,業界質疑SP與目前銀行風險管理實踐的不一致性,但同時也有一些銀行認為SF更具敏感性并愿意采用。簡化后的SF將適用于所有未評級資產支持商業票據的流動性便利和信用增強,并且委員會正在考慮是否設立證券化資產池中暴露的有效數量(N)的上限。

3.委員會考慮增加“自上而下法”和KIRB計算方法的靈活性。銀行反映對用自上而下內部評級法計算的暴露其違約損失率高達100%太保守,委員會正計劃制定更寬松的標準,允許銀行在用“自上而下法”計算證券化暴露的KIRB時,使用自己估算的違約損失率。

4.加強SFA和RBA的一致性以及發起行和投資行處理方法的一致性。無論銀行是發起行還是投資行,也不論是低于還是超過KIRB部分,所有外部評級頭寸都使用RBA方法。同時,委員會同意修改RBA使其風險權重與證券化暴露的內在風險更一致。

篇8

為了適應高考及整個教育改革發展的新形勢、新要求,迎接新的挑戰,必須明確科學素質教育和學科素質教育主要目標,實現教育思想觀念的更新轉變。

1.從重傳授知識轉變為通過傳授雙基知識和技能,著重發展智能素質。把加強“雙基”教育與發展培養智能素質統一起來。化學教學重點是培養“四種能力”(即觀察、思維、自學和實驗能力)和創新精神。觀察能力是基礎,實驗能力是手段,思維能力是核心,自學能力是關鍵,創新是目的。

2.從以教為中心,轉變為以教為主導,以學為主體的統一。教師主導作用的充分發揮表現在:①教學程序的設計;②是否吃透“兩頭”,熟練地運用教法;③能否因材施教,分類推進;④能否體現化學學科教育教學規律;⑤能否適度把握化學與其他跨學科知識能力的切系和綜合。

學生主體作用的充分發揮表現在:①學習動機、目標是否明確;②求知欲是否強烈;③自學習慣品質是否優化;④學習任務是否完成;⑤綜合能力和科學素質是否增強。

3.從以授課為己任轉變到科學性與思想性的統一。在教育教學中,應善于應用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引導學生去認識物質世界的存在、變化及規律,結合化學等學科的發展史和科學知識在生活、生產、自然和高科技中的廣泛應用,進行科學思維和品質的教育。

4.從教學目的是“學會”轉變為“會學”,使“學會”與“會學”統一起來。要引導學生遵循科學的認識論,以本學科為主干,綜合運用多學科知識及探究的方法去認識和解決社會實際問題。

總之,要適應時代對人才的需要和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大目標,我們必須徹底克服傳統的“重授予,輕自學”、“重教法,輕學法”、“重智力,輕非智力”、“重應試,輕素質”、“重終端,輕過程”、“重單科,輕綜合”等觀念和做法。

二、在教育觀念素質化的指導下,進一步強化教學內容和方法的改革

當前,我國的化學教學改革和教學質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發展很不平衡,現狀并不完全適應時代和素質教育的要求。高考改革的實際仍然是在素質教育的大目標下,進一步強化日常教學過程中教學內容和方法的改革。

1.強化設疑,設問研究,抓好過程教學

要實現教學過程優質化,必須強化教學大綱所要求的教學目標的分解、設疑、設問和聯系的研究。因為,依據現代教學論的觀點,任何教學內容及過程都可用一個個恰當的問題呈現出來。教師在編擬自學思考題或引導學生分析討論、歸納總結和練習講評教學中的設疑、設問,可不斷地促使學生存疑、質疑,激活學生思維,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導之于科學認識探究的方法,達到好的學習效果。

首先,要切實編擬設計好本學科、本課時教學內容的問題,包含基本的知識和技能,以及學科內的相關知識和能力的小綜合。然后,立足本學科,跨入外學科(一門、兩門或多門),以本課時知識的切入點、聯系學生接觸到的事物及現象編擬設計綜合性適度的問題。如果本課時教學內容并不存在跨學科知識的切入點和關聯性,或者從某一層面或角度切入難度過大,就應放棄或暫時放棄這種跨學科綜合設問、設疑的編擬設置,以免影響本學科教學內容和教學目標的實現。

2.在強化本學科知識結構研究的同時,抓好整體教學

所謂整體教育,就是反映學科素質形成的教學或相關學科綜合素質形成的教學。伴隨著高考對綜合能力素質測試要求的逐步提高,整體教學的探討也必須逐步深入。在學科增多、學時減少、學業減負、綜合素質增強的情況下,必須抓好整體教學,實現教學過程素質化。

(1)要以素質、能力形成為出發點,加強教學常規的各個環節改革的研究。在備課、授課、作業、輔導等常規教學的過程中,強化本學科的雙基和能力,力求每個環節做到少而精。搞好單元整體教學,把握學科本身獨特性的知識結構、基本原理、基本規律的內在聯系,形成學科性知識網絡化和學習、認識方法科學化。克服過去常規教學中重知識面、死記硬背,輕學能、搞題海和脫離實際的做法。

(2)強化各學科協同教學研究,抓好整體教學。由于現代科學技術正朝著既不斷分化而又不斷綜合的方向發展,新知識的生長點往往是出現在學科的邊緣和學科之間的交叉處。如出現的并且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是錯綜復雜的,是各種因素的綜合,是一變化發展的過程。對這些相關因素的存在狀況及其變化發展過程的揭示,必然要涉及到學科內容部分的關系,涉及到學科之間的聯系,涉及到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所以建議組建精干的“綜合科目”教研小組,開展課題研究探討活動。如物理、化學、生物學科是從不同角度來研究物質存在的不同形式、不同層面及其特征的。一方面可從知識結合點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可從綜合能力試測題編制方面進行研究,還可組織一定的社會實踐考察活動。

(3)組織部分尖子生參與教學研究活動,鼓勵學生關注教學改革與社會的發展。這樣不僅使學生形成跨學科知識的整體性網絡聯系,而且可強化學生關注不斷涌現的新信息、新觀點和新方法;不僅有利于提高他們的社會責任心,還有利于在整體教學過程中起到帶動全體學生的作用,讓全體學生的創新意識和綜合實踐能力得到全面的發展。

3.強化學科共性研究,抓好實驗教學

各學科的結構、功能是不同的,單學科和跨學科問題有其特殊性,有不能互代的一面,但還有相互滲透、切入、存異求同的一面。我們在立足本學科教學研究的基礎上,應強化學科共性的研究,以便逐步實現教學過程高效化,或不久的將來為“綜合課程”的編輯工作起到鋪路石子的作用。理、化、生理科綜合,以下幾個方面值得強化研究。

(1)學科知識和表達形式的結合點的主要表現:

①物質的微粒結構。如分子運動論、原子及原子核結構等知識三科都有不同的形式的表達。

②概念與規律的結合。三科有許多相同或相通的概念,如質量、溫度、密度、比熱、功和能等;三科也有一些普遍適用,只不過不同的學科在不同的部分有不同表達形式的規律。如質量守恒定律、電荷守恒定律、能的轉化和守恒定律等。

③問題處理的結合。三科對自然現象或實驗現象的觀察、借助模型、圖表等,對規律用語言描述、表格、公式和圖示的表達等等。

(2)物、化、生三科綜合考試命題的三維構架,也為學科素質化教學改革的整體教學模式。因教學過程和測試命題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其目標是使學生把握各學科的整體知識網絡,形成科學的方法和創新綜合能力。

①可首先從相應學科知識或再次相關學科知識網絡出發,設問、設疑展開教學過程或取材命題。一個問題立足某學科或多學科知識的“最近發展區”,從多層面、多角度、多方法去設問、設疑或取材作為自學思考和測試命題的知識背景。

②可以廣泛貼近學生的日常生活、生產、健康、環保、高新科技和自然生態的材料為背景,從認識角度和探究解決方法的層面設問、設疑,展開教學過程或取材命題。

(3)理、化、生三科都是實驗科學,立足實驗探究方法的結合,抓好實驗教學。

“科學起源于實驗”。實驗是科學實踐的一部分,也是檢驗科學真理的唯一標準。揭示事物存在、變化及創造的規律,形成科學的世界觀及方法論,使學生“一通百通”,終身受益。

①開足教材全部實驗,強化實驗技能訓練。應創造條件,克服困難,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儀器使用和實驗操作技能練習機會。只有通過多次反復的嚴格訓練,才能形成良好的實驗技能。

②將教材中驗證性實驗變為探索性實驗,強化實驗思維的力度。

探索性的實驗要求學生根據問題確定實驗的目的,根據實驗目的進行實驗的設計,恰當地選擇儀器和器材,合理的設計實驗步驟和正確的動手操作;在實驗中進行正確的觀察和記錄;實驗后對現象和結果進行分析、綜合,作出明確的解釋、結論或評價。

③加強實驗習題教學,培養學生實驗思維的發散性和創新能力。

篇9

相對正規金融而言,那些自發于民眾之間,游離于金融機構之外、游走于政策法規邊緣,具有資金借貸性質的資金融通行為,稱為邊緣金融業務。

目前,邊緣金融業務融資行為已經從當初的以其本人合法收入出借給另一特定方,目的是解決借款人一時的生產生活需要,演變成為以獲利為目的的信用借款、擔保及有價證券抵(質)押融資、動產或不動產抵押借款、企業集資、社會公眾集資、高利貸等隱性借貸業務。可以肯定,邊緣金融業務作為民間資金調劑的方式,對解決部分企業和居民生產生活中的資金需求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其急、頻、短的特征,彌補了金融服務的不足,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小企業融資難的壓力。但邊緣金融業務發展中存在著突出的問題,必須加以規范管理。

一、邊緣金融業務迅速發展的原因

從企業融資角度看,邊緣金融業務的存在有其客觀性和體制性原因。從個人投資角度看,金融市場目前缺少有吸引力的投資品種和投資渠道,從而為邊緣金融業務提供了大量資金來源。此外,國家對存款利率的管制,以及國有商業銀行網點特別是縣域網點的收縮撤并也推動了邊緣金融業務的較快發展。

(一)縣域個體、民營等小企業發展迅速,融資缺口較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小企業發展十分迅速,尤其是在縣域和基層地區,小企業數量占全社會企業總數90%以上,產值占GDP的比重已由過去不到1%提高到目前的1/3。但是,目前小企業貸款在全國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中占比不高,距離小企業貸款的實際需求還有很大差距。雖說經過幾年的發展,小企業已經擺脫了發展初期財務管理不正規、信息管理不透明狀況,走上了規范化軌道,自我約束力不斷增強,但這并沒有改變有關商業銀行經營管理者的印象,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大客戶集中的取向,使銀行越來越脫離了廣大小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成為大企業的私人銀行,致使小企業融資缺口起來越大,給邊緣金融業務發展帶來了生存空間。

(二)金融機構對企業和個人的融資渠道并不十分通暢

目前,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戰略在逐步面向“重點客戶、重點項目、重點地區、重點產品”,并出于安全性的考慮,不但大大上收了貸款權限,還在信貸管理上實行了嚴格準入管理制度,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地方性商業銀行也存在“抓大放小”的傾向,這使得小企業、小客戶貸款難度加大,而且由于大部分縣域中小企業難以具備目前銀行規定的貸款條件,很難提供銀行貸款所需要的擔保或抵質押,盡而很難得到銀行、信用社的信貸支持,不得不支付高于銀行利息從邊緣金融業務進行融資。

(三)銀行業信息收集過分注重硬件信息,忽視“軟信息”在信貸管理中的作用,使不少具有能力和意愿的中小企業被拒之門外

邊緣金融業務經營者非常重視借方“軟信息”的收集,他們依靠人緣、地緣等關系獲取相關信息,從而有效解決了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這些“軟信息”較之標準的企業“硬信息”(財務報表、抵押擔保及信用紀錄等),對正確決策的作用更大。而目前我國銀行往往只注重收集企業的財務報表、抵質押情況等“硬信息”,忽視對借款人的人品、還款意愿等“軟信息”的考查,導致不少有還款能力和意愿的借款人被拒之門外。同時,正在發展的中小企業由于缺乏可抵押的財產,且嫌辦理有效抵押或擔保的手續繁瑣,收費偏高,貸款審批時間長、環節多,因而不得不考慮邊緣金融業務融資。

(四)銀行業激勵與約束制度的執行標準過高、過嚴

近幾年,各銀行紛紛上收貸款權限,實行嚴格的信貸審批和考核制度,部分商業銀行甚至不切實際地追求新增貸款“零風險”和“100%的收貸收息率”,片面實行“貸款責任終身追究制”。由于信貸權限上收,了解中小企業“軟信息”的基層信貸員沒有貸款權力,卻要承擔100%的收貸收息責任;而遠離企業“軟信息”的上級行憑企業“硬信息”決定是否貸款。其后果是信貸人員貸款越多,收回的風險就越大,導致基層銀行機構慎貸、惜貸、懼貸,使得一些發展前景良好的中小企業無法獲取銀行貸款,不得不轉向邊緣金融業務市場融資。由于商業銀行上收貸款權,貸款審批主體遠離申請主體,從而加劇了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延長了貸款審批時間。而縣域中小企業貸款一般都具有時間急、頻率高、數額小的特點,許多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不得不求助邊緣金融業務。

二、邊緣金融業務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邊緣金融業務游離于監管之外,容易誘發非法辦理金融業務行為,干擾正常的金融秩序年終歲尾,企業和個人用錢的地方增多,在企業貸款難、無恰當的籌資渠道,而銀行等主要資金融部門貸款權收緊的情況下,邊緣金融業務就有了掙錢的對象和時機,一些部門或個人便私下抬錢或變相吸收存款發放貸款。雖然這種做法是被嚴令禁止的,但由于管理不利,且非法放貸有當物作質押或抵押,當物的價值遠高于貸款額,當不能按期收回貸款時,可以通過處理絕當物品而收回貸款,一般不會受到損失,從而使其業務違規難以有效根治。

(二)容易引發經濟糾紛

邊緣金融業務行為沒有明確的管理部門,特別是在當前貸款利率相對較低的情況下,邊緣金融業務大多與高利貸聯系在一起,而高利貸是不受法律保護的,一旦出現糾紛,就會影響社會穩定。

(三)從業人員專業知識不足,行業風險過高

大多數從事邊緣金融業務的企業是以個人和中小企業為對象,主要經營房地產、黃金首飾、股票證券、古玩字畫、交通工具、二手房按揭等業務,發展晚、規模小、資金實力不足。同時,由于大多數的業務經辦人員沒有金融工作經驗,對金融業務知識不了解、了解不足或對金融業務及金融法律知識知之甚少,不能有效判定哪些業務違法,哪些業務不違法,從而造成行業經營風險增加。

(四)影響金融業的正常發展,加大借款人的經營成本

因違規辦理融資業務,邊緣金融業務發展不僅造成存款分流,影響銀行信貸的擴張能力,加大銀行的信貸風險,同時因利率過高,造成行業利潤失衡,也加大了以經營為目的的借款人本身負擔,增加了經營風險。

三、規范邊緣金融業務管理的幾點建議

不難發現,在目前社會意識形態下的邊緣金融業務負面影響,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只要正確引導,以市場為導向,對邊緣金融業務加以規范,對非法融資加以遏制和制止,我們便可以完全掌握邊緣金融業務的相關情況,使其成為金融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支持社會經濟發展。

(一)以形成多元化金融體系,建立充分競爭的金融秩序為目標,促使正常邊緣金融業務在合法化環境下得到充分發展

實踐證明,邊緣金融業務正逐步擴大其體外運行的體系,并發揮著銀行業金融機構無法替代的作用。筆者建議:一是在正規金融機構過少,邊緣金融業務較為活躍地區,鼓勵成立社區(農村)合作組織內部的、不以盈利為唯一目的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并以法律形式明確,對符合一定條件的互助合作機構允許其承接政府支農資金,或作為國家政策性銀行政策資金在鄉村基層的承接載體或二次轉貸單位,在保證國家農業資金直接投入到基層村社同時,加快對民間金融向社區(農村)資金互助合作機構的改制。二是適當發展典當機構,充分發揮其對民營經濟資金需求方便、靈活、快捷的融資作用。并對目前存在超業務范圍經營典當業務的寄售行、舊物行等不合法邊緣金融業務機構進行積極引導,創造多種條件將之“改良”為典當行或其他正當的邊緣金融業務機構。三是根據民間信用機構發育程度和邊緣金融業務法律法規,適時成立專門的民間信用管理組織,對機構化的邊緣金融業務活動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服務,促進邊緣金融業務機構在規范中發展,在發展中成熟,并逐步建立起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充分競爭的現代金融秩序。:

(二)監管機構要從穩定和發展地方經濟的大局出發,共同強化邊緣金融業務的行業管理,努力建設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一是要明確界定正常邊緣金融業務與非法邊緣金融業務的標準,筆者認為,是否影響社會穩定、是否影響金融秩序是判別正常與非法邊緣金融業務的標準。如果業務發展不會帶來不良影響,則要將其追加為正常融資;如果有影響,通過跟蹤監管,無轉化可能的邊緣金融業務,則要堅決取締。二是要加強政策引導和窗口指導工作,引導轄內各金融機構爭取政策、簡化手續、下放權限,加大對中小企業和中小客戶的信貸支持力度,著力緩解中小企業貸款難局面。三是要強化金融市場秩序整頓,引導民間資金合理流動。四是要嚴厲打擊擾亂金融秩序的非法融資活動,嚴防邊緣金融業務成為詐騙、洗錢、炒賣外匯等非法活動的溫床。五是要加強金融輿論宣傳,倡導民眾向正規、合法的金融機構融資。利用典型案例,充分揭示地下錢莊、亂集資等危害性,提高民眾金融風險意識。

(三)按照市場要求對我國現行銀行業制度進行重新安排

一是各銀行業金融機構應進一步改善金融服務,盡最大努力滿足正常的、有效的金融需求,最大可能地壓縮非法融資的市場空間。邊緣金融業務與銀行信貸業務的發展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銀行信貸權限放松,則邊緣金融業務呈現萎縮態勢,銀行信貸收緊,則邊緣金融業務呈現增長態勢。所以,國有商業銀行各基層行要積極向上級部門匯報地區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爭取理解和政策支持,簡化貸款手續和審貸程序,方便和保證那些有市場、有效益、有產品、有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以求銀企共贏。農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業銀行等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則要立足地方,擺正市場發展定位,轉變經營觀念,避免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經營模式,大力拓展中小企業市場業務范圍,在認真落實小企業信貸指導意見,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同時,尋求自身發展的良機,壓縮非法邊緣金融業務空間。二是各商業銀行應按《中小企業貸款指導意見》的要求,設立負責中小企業貸款的專門機構,采取工資獎金與貸款回收掛鉤、制定免責條款、廢除貸款責任追究終身制等辦法,充分調動信貸人員營銷中小企業貸款的積極性,擴大小企業信貸服務范圍。同時還要借鑒邊緣金融業務的做法,貸前調查不僅要注意收集財務報表、抵押擔保等“硬信息”,還應關注企業負責人的人品、管理能力、還款意愿等“軟信息”,以與企業建立長期關系,發展關系型融資,開展循環信貸,提高服務質量。三是建議擴大銀行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和自主定價權,根據企業風險狀況確定貸款利率,實現風險與收益的對稱,切實解決貸款操作中的“道德風險”問題。四是公布信貸資金流向、地區資金緊缺度等相關信息,合理引導邊緣金融業務的流向和流量,增加民間資本融資渠道,整合民間資本的運作,提高閑置資金的使用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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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田.地下經濟與管制效率:民間信用合法性問題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2(11):53-55.

篇10

一、國際競爭環境變化的主要特征

(一)國際競爭的重心由國家層次轉向企業層次

WT0產生后,其所確立的國際經濟規則涵蓋范圍擴大、約束程度加強,而且表現出對政府行為的規制和對企業行為的重視。新的國際經濟規則使得傳統意義上民族國家政府為加強國際競爭力而采取的各種政策手段不斷被“剝奪”,從而給民族國家政府行為留下的空間越來越小,相應地給企業行為留下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大。新的國際經濟規則帶來的一個重要的結果是,國際經濟競爭的重心正在從國家層次轉向企業層次。

(二)合作與并購成為企業擴大市場力量的基本趨勢

企業擴大自身市場力量的主要方式,一是限制競爭者的進入,二是消滅已有的競爭者。根據微觀經濟學原理,如果企業目前所處的是一種寡頭市場結構,其最佳選擇是“合作”。而如果企業處在壟斷競爭市場上,兼并與收購則是一種最常見的選擇。在無法吞并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大企業之間為擴大市場力量而進行的“合作”已成為一種流行的選擇,其“合作”的方式包括共同制定統一的技術標準和企業間從事聯合研究與開發活動、組建準壟斷意義上的經營聯盟等形式。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并購已成為全球性浪潮。據著名金融數據公司ThomsonFinancial最新統計報告顯示,第五次全球并購潮方興未艾。2005年上半年,全球并購市場并購總額(包括已宣布但未最后成交)高達1.2萬億美元,而在亞太(除日本外),同比更是增長82.9%,并購額超過980億美元。新一輪全球并購活動與2000年全球并購浪潮相比,更多的是發生在傳統行業內部,以資源整合和跨國并購為特色。這是新一輪的國際競爭,若在這一輪競爭中落伍,就會在未來的國際分工中被“鎖定”在低級別的鏈條上。

(三)“國際競爭國內化”和“國內競爭國際化”現象凸現

國際競爭國內化是指在海外市場上,競爭已經不僅是走出國門的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的競爭,還包括國內企業之間在海外的競爭。而國內競爭國際化是指中國本土的競爭已經國際化,走向國際市場不僅是國內企業與境外企業的競爭,還有國內企業與在本土的國際企業之間的競爭。因此,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已經不存在明顯的國土界限,而且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對接直接導致了企業競爭環境的改變和競爭對手的增強。

二、國際競爭環境變化對企業國際化模式的影響

隨著國際競爭環境的變化,企業走向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如何在本土市場上迎接世界競爭。因此,企業國際化不僅是指企業向跨國企業演變的外向發展過程,還應包括與企業外向國際化相聯系的內向國際化過程。事實上,當企業經營活動與國際經濟發生某種聯系時,企業國際化進程就開始了。這種聯系可以是生產要素方面,如資金、技術、人力資本等的聯系,也可以是商品和服務的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的交換,還應包括各種海外生產經營活動。因此,國際競爭環境變化的結果是在發展方向上將企業國際化區分為內向國際化和外向國際化兩個方面。企業內向國際化活動的方式包括進口、購買技術專利、特許經營、國內的合資合作等;企業外向國際化活動包括產品和服務直接或間接出口、技術轉讓、國外的合資合營、海外子公司和分公司等。

從動態的角度看,內向國際化和外向國際化貫穿于企業國際化的整個過程中。對于后發型跨國企業而言,內向國際化是外向國際化的基礎,外向國際化是其內向國際化充分發展的結果。在后發型企業國際化發展過程中,模仿性學習具有重要意義。這種學習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模仿,而是與當地生產條件相結合的吸收和創新。而且,在模仿性學習中,內向國際化的不同方式對企業競爭能力的提高有不同的功能。

三、目前我國家族企業國際化的方式

(一)貿易帶動方式

我國大多數制造行業的家族企業通過自己的產品出口作為“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形式,如飛躍縫紉機、東藝鞋業、志高空調、新疆美克家具等,這些企業是從單一的產品出口開始,開拓國際市場,逐步建立起國際營銷網絡。也有一些家族企業在了解國際市場的基礎上,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在國內建立專門瞄準國際市場的出口產品生產基地。例如,北京中達、天津德利得、內蒙維信等公司就是走的這樣一條國際化道路。

(二)OEM方式

0EM(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r)是指產品生產者利用自己掌握的關鍵核心技術負責設計和開發新產品,并掌握產品的銷售渠道,為了降低成本和擴大市場份額,通過合同訂購的方式委托其他廠家為其生產加工,所訂產品直接貼上自己的品牌。從產品成長過程看,我國很多家族企業是從為外國公司做OEM開始邁向國際化道路的。貼牌生產是企業產品從國內走向國際的重要橋梁,在貼牌生產過程中,我國企業能夠逐漸學習和掌握國際競爭規則,拓寬產品的外銷渠道。還有一些家族企業通過與國外跨國公司合作,成為跨國公司在我國的OEM生產基地。例如,占據低壓電器高端市場的德國西門子在尋找產品質量和技術要求符合其標準的中國企業作為其在中國的OEM生產制造工廠時,就選擇了與浙江柳市的長城電器合作。

(三)境外投資方式

按照由低水平到高水平排序,境外投資方式分為設立銷售機構、FDI、并購,其中并購是最高級的境外投資方式。近年來,我國家族企業出現了海外并購加強的趨勢。例如,萬向集團收購美國UAI21%的股權,新疆德隆并購了美國機械行業三大巨頭之一的Murry公司,華立集團在美國全面收購飛利浦CDMA核心技術和人員等。通過并購方式可以利用國外公司原有的銷售網絡和品牌拓展國際化渠道,將國外研發的前沿技術變為自有知識產權。

四、對國際競爭環境變化下我國家族企業國際化的思考

(一)家族企業國際化對于擴大我國的國際市場力量和提升國家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任何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參與國際競爭。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我國珠三角、長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出現了民營企業開始成批向海外投資的現象,我國一些家族企業已經不同程度地走向國際市場。加入wTO,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由自主開放轉向遵守國際規則約束下的開放,也是我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重要體現。wTO規則對國家的約束使企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并成為國際市場的主角,國家競爭力、產業競爭力也將最終體現在企業的競爭力上。作為我國民營企業起步時的主要形式,我國家族企業的國際化經營不僅可以使其更好地配置資源,尋找獲利市場,規避和防范風險,為企業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更為重要的是,對于擴大我國企業的國際市場力量,提升我國的國家競爭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我國家族企業國際化應當注重內外向國際化的聯系

與其他國家企業的國際化相比,我國家族企業國際化有著明顯的不同: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我國家族企業屬于后發展型企業,在競爭優勢、外國市場的進入方式等方面不同于先發展型跨國公司;另一方面,隨著大量外國直接投資的涌入,我國家族企業在自己的本土市場上面對著激烈的國際競爭。因此,我國家族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有獨特的特征和路徑選擇,必須注重內向國際化和外向國際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具體來說,我國家族企業可以通過技術、設備進口、建立合資企業、與國外公司在國內合作等內向國際化形式為其跨國經營做準備,通過內向國際化的經驗積累提高外向國際化的速度和成功率。目前,我國一些家族企業已意識到內向國際化的意義,例如,浙江現代集團董事長章鵬飛認為國際化不是簡單的走出去,也包括國際合作,國內也可以國際化;浙江萬馬集團總裁李凡更多考慮的是和國外的戰略合作,合作對象必須要有或者是技術優勢、或者是市場優勢、或者是品牌優勢等,而且目前仍考慮將市場定位在國內。

(三)我國家族企業國際化方式的選擇

從總體上看,目前是我國企業國際化的最好時機。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國現在是世界的生產加工基地,國外企業需要中國這個加工平臺,另一方面國內企業需要國外先進的管理理念、先進技術和廣闊的市場。國外的一些企業由于勞動力成本太高,競爭不過中國企業,所以選擇通過資金整合和技術輸出,利用中國低廉的勞動力和生產工廠、土地資源,共同成立一個大集團來向世界銷售產品。我國家族企業要重視這一國際化的契機,與國外企業合作,進行資源整合,優勢互補。在新一輪全球并購浪潮中,我國家族企業國際化也可以通過國際資本融合的并購方式來實現,但在并購之前必須要懂相關的規則和理念,在經營理念上和國際先接軌,然后才能以資本為紐帶走出去,實現國內企業與國際的接軌。具體來說,要成功并購,首先要明確別人的規則和經營經驗,然后進行產業整合、人力資本整合和文化整合。由于我國大部分家族企業只有在國內運作的經驗,缺乏對相關國際規則的理解,因此我國家族企業要在熟悉規則和理念上多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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