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語言文字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紀初期的結構主義曾經以其完整的系統和功能為西方提供了思想資源，為語言、文學、哲學等領域提供了一套封閉的研究方法。自20世紀中葉開始，隨著人們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認識的深入，邏輯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等在人們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發揮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漸陷入迷惘、失望和憂憤之中。西方語境也出現了反形而上學傳統的后現代思想。作為后現代思想之一的“解構主義”思潮，對政治、哲學、文學、語言以及人的思維方式等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思潮開啟了西方政治和哲學思潮新的發展方向。



解構主義產生的思想淵源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學。19世紀末，尼采宣稱“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評價一切價值，這種質疑理性、顛覆傳統的叛逆思想對解構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次，是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思想。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探討了西方哲學史上的存在與邏各斯問題。他要研究古代的邏各斯（Logos）是怎樣變成近代的邏輯(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義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統治地位？海德格爾通過對古希臘哲人巴門尼德殘篇的研究發現，邏各斯與存在的原始意義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圖后，西方人開始與存在發生對峙，越來越自信自己擁有支配存在的主體性與知識能力。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主義加以批評，德里達則直接繼承了海氏的理論。再次，解構主義的出現與歐洲的左派批評理論密切相關。1968年，一場激進的學生運動席卷整個歐美資本主義世界，法國的運動被稱為“五月風暴”。但革命后隨之而來的是激進學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轉向學術思想深層的拆解工作。他們明明知道資本主義根深蒂固，難以撼動，卻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種基礎，包括語言、信仰、機構、制度和規范等。



解構主義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達以《文字學》、《聲音與現象》、《書寫與差異》三部書的出版宣告解構主義的確立，形成以德里達、羅蘭•巴爾特、福柯、保爾•德•曼等理論家為核心并互相呼應的解構主義思潮。德里達為了達到反形而上學、反邏各斯中心的目的，選擇從語言學和符號學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構主義內容冗雜，缺乏統一的理論和解釋。解構主義者也拒絕為自己的理論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它們主要的批判理論與策略包括：反邏各斯中心主義(anti-logocentrism)、延異(différance)、替補(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

反邏各斯中心主義是解構主義的核心思想。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發端于柏拉圖對古希臘邏各斯的強行曲解，認為言語與意義（即真理，上帝的話）之間有內在、直接的關系。因此，邏各斯中心論也被稱為“語音中心論”，強調言語優于文字，書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達對此說法進行了解構。他說，書寫文字并不見得天生就低劣于語言發音，為了打破傳統的“語音中心”偏見，他力圖建立一種“文字學”，以便突出并確認書寫文字的優越性。這種文字優越性，首先表現在它在符號學意義上的“可重復性”。其次是符號應該在不考慮講話人意圖的情況下，依然能被人們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號上述的兩個必備特征，即“可重復性”和“不考慮講話人之意圖性”，驗證了德里達所說的文字優越。在更大的范圍說，文字包括了整個語言學的符號系統，因而它也是狹義上的言語和文字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這便是德里達所謂的“元書寫”(arch-writing)。元書寫概念一經確立，必然打破邏各斯主義的語音中心說。



德里達從言語與文字的關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傳統的二元對立的價值觀。整個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識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對立中的等級秩序觀念。如在言語/?文字、男人/?女人、靈魂/?肉體、意識/?無意識、開明/?蒙昧、西方/?東方等的區別對立中，邏各斯中心論認為前者優于后者，具有鮮明的等級觀念。德里達獨辟蹊徑，從語言學角度入手，通過對言語和文字的解構，瓦解了二元對立的觀念，提出二元之間只有差異，而沒有等級秩序區分。不僅如此，“對立”的兩項之間還存在大量的相互滲透和包容等。



德里達還發明了“延異”概念，即延遲與差異。他直接利用索緒爾的符號任意性觀念，打破語言是外在“真理”體現的神話。他說“延異(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個單詞，本身是一個杜撰的詞。在法語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兩者的發音相同。若要區分它們，我們必得借助文字拼寫上的差異，這本身就是對言語優于文字邏各斯主義論點的一個極好諷刺。解構主義關于“替補”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為文學批評理論所借鑒，這里不再介紹。



通過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體策略，尤其是從言語與文字關系入手，德里達批判了邏各斯中心論，打破了等級森嚴的二元對立觀，提出了概念之間沒有等級和中心而只有差異的思想。解構主義從語言學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構西方的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論，對現存的等級秩序提出挑戰。強調通過對舊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價值體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價值。這種批判與重建的雙重姿態，德里達稱為“雙重約束”（doublebind）。他說：“事實上，我一直被兩種必要性拉扯著，或者說我一直嘗試公平對待兩種可能看起來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構哲學，即思考哲學的某種關閉范圍，但不放棄哲學。我承認這么做很困難，但無論在寫作還是授課中，我重視始終嘗試盡可能地同時采取兩種姿態。”［1］



這一思想產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產生重大影響，其影響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論領域。它在政治學上就是對西方中心論的瓦解，重視多元文化價值。而這恰恰是任何一個處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民族和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解構主義思想對民族價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對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確立起到積極作用。當然，解構主義思潮自產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評。因為其理論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運用的邏輯、方法與理論，大多從形而上學傳統中借用而來，這樣說來有點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構主義發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種歷史困境，即真理虛妄、意義不確定以及漫無邊際的任意解釋等。因此我們對這樣一種影響巨大的理論思潮也應該抱一種批評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

利用解構主義審視我們傳統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認語言多元性，承認每種語言與文字都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與作用，而不可輕易否認自己的語言文字。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深受西方語言理論體系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言學，中國古代談不上語言研究，進而否定漢語和漢字研究的傳統和成就。從漢語言文字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到對漢語和漢字的認識與評價都帶上了西方學術思潮的烙印。如漢語的語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語法理論后面的，如漢語的語義學研究一直沒能好好繼承自己的傳統，沒能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如對漢字的誤解導致的漢字落后、漢字要改革等錯誤觀念，如漢語目前的理論體系對很多漢語現象缺乏解釋力等等。這都是西方邏輯中心主義的深層觀念所導致的結果。



興起于西方的解構主義思潮，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傳統思潮的反思。現在“解構”一詞不再屬于哪一個領域或地域，而是屬于人類自身。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今天研究“解構主義”，吸取其精華，也就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

2解構主義思潮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在中國的影響也日益顯示出來。在此視角下，我們反思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既要承認我們的成就，同時也要發現我們的問題。我們應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言文字的客觀事實出發，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想，總結出漢語言文字的規律，開拓新世紀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道路。



中國的傳統語言學形成了很多優良傳統。在今天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我們首先應該繼承自己的優良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中國傳統語言學最值得我們發揚的傳統有以下三點。

(1)重視實證和歸納。

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實證法來自西洋。但是，作為學術研究的一般方法，實證法在中國本土有厚實的基礎、悠久的歷史和持續的傳統。中國傳統語言學研究從許慎開始就特別重視實證和歸納。許慎在《〈說文解字〉敘》里說，他考據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證”，“其于所不知，蓋闕如也”。“敘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僅僅這幾個數字就無可爭辯地說明了許慎重視實證的態度和做法。許慎之子許沖在《進〈說文解字〉表》里，稱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據”的問學傳統。許慎以實事求是、信而有證的學術精神和態度成就的《說文解字》奠定了漢字學基礎。著眼于漢代的這種實證態度，學術史上漢代古文學家的學術成就稱為“漢學”。這種實證方法一直延續下來，到清代還有很多追隨者。正是由于堅持了這種求實的態度和精神，清代的語言學研究達到了傳統語言學的高峰。清代的實證表現為考據法的盛行，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給予考據法以高度評價。



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過實證和歸納而成就的。如在《說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學派通過實證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乾嘉和傳統實證方法一直處于被否定的地位，這是不尊重傳統的表現。對此，王力先生曾強調：“能不能因為乾嘉學派太古老了我們就不要繼承了呢？決不能。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乾嘉學派必須繼承。特別是對古代漢語的研究，乾嘉學派的著作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段王之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永放光輝。他們發明的科學方法，直到今天還是適用的。”［3］魯國堯先生也認為，研究漢語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注:參閱魯國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兼論漢語研究中的“犬馬-鬼魅法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可見重視實證是中國語言學的重要特色。

(2)重視書面語言及其意義研究。

中國傳統語言學重視書面文獻的研究，重視意義的獨立研究價值。中國從先秦時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漢語的書面語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國記錄文獻的語言，也是知識分子進階應試所用的語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僅在中國文化的傳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歷史作用，而且還是形成現代漢語的源頭之一。當然，由于書面語和口語的脫節，從隋唐時期開始文言文和口語分離日漸嚴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為影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間接因素。白話取代文言，成為漢語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認文言文在漢語發展歷史上的積極作用。



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評價文言文及其在歷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漢語的一個傳統，一個與漢字的表意性質有關的傳統。漢字作為表意體系的文字與西方拼音文字性質差異巨大。中國學者把意義作為獨立的對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漢字的形、音、義為研究對象的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說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離開語言環境后，還可以見到它的本義，看到其本義如何引申出新的意義。古代學者一直把意義當作可以獨立研究的對象看待，而不認為它從屬于語法。在訓詁學中，意義是可以分析的，它運用“義界”的訓釋方法，就是在意義內部進行結構分析。傳統語言學還特別重視語音在詞匯語義系統、詞源系統、詩詞韻律中的表現，古人很少做純形式的運作，而是在務實的基礎上以音證義，以義證音。這是傳統語言學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視語言和文化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濃厚、很自覺的人文傳統，“離經辨志”、“隨文釋義”、“微言大義”等說法，都表明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追尋語言背后的東西。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亂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經傳道。這種傳統一直延續下來，并且形成了中國古代“小學”與經學融合的現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里，語言文字學著作即在經部。因此，傳統的文字學、訓詁學研究歷來與文化有著密切關系，如文字構成的理據、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訓釋，都直接牽涉到文化，或是直接為文化服務。這就是語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結合的學術傳統。



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如張世祿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會觀》中寫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會，史策既無征考，則惟有求諸古來之余形遺跡，俾可想見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遞嬗，察地層而識地殼之胎成，皆其類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國，則此文字者，誠有史以來，先民遺跡之所留，曷借之以窺其政俗之梗概，以補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棄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謂何，吾又烏睹其可哉？”［4］他在這篇論文中從漢字的構造入手來看古代社會的風土人情、物質生產和精神建構，體現了語言文字與文化相互參照研究的特點。20世紀50年代初，羅常培先生出版《語言與文化》一書，是自覺研究語言與文化關系的劃時代專著。



中國現代語言學由于受到西方語言學影響很大，在解釋漢語現象時并不能完全適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語言本身較重形式，而漢語和漢字則具有較濃厚的人文色彩。為了促進漢語研究，找到一種較為切合漢語實際的解釋框架，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中國興起了文化語言學。[注:新時期文化語言學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義主編《文化語言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銘《文化語言學導論》，語文出版社2003年版；張公瑾、丁石慶《文化語言學教程》，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等。]漢語中的很多語言現象都可以通過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結合文化來研究語言一直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一個傳統。



中國語言學的這三個傳統都值得我們繼續發揚。尤其是后兩個傳統恰恰是解構主義所重視和強調的。解構主義著力打破西方中心論的觀念，客觀而實際地認識其他語言文字的地位。解構主義非常重視書面語，這從德里達的《論文字學》、《書寫與差異》等著作名稱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達正是看到了邏輯中心主義、結構主義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語言的差異，強調書面語言和文字的重要意義。



漢語和漢字重意義的特點和現代語言學的從形式到意義的轉向是非常吻合的，這本來是我們的優良傳統，但卻被以西方為中心的語言學者認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現。西方邏輯中心主義認為，語音和思想的本質、存在的意義之間有最直接、最接近的關系。從“語音中心主義”出發，言說和口語受到推崇，文字被貶低。而且他們責難對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針對非語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學家都表達了類似的見解，黑格爾批評漢字說：“他們的文字對于科學的發展，便是一個大障礙。或者，相反地，因為中國人沒有一種真正的科學興趣，所以他們得不到一種較好的工具來表達和灌輸思想。大家知道，中國除了一種‘口說的文字’以外，還有一種‘筆寫的文字’，后者和我們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個別的聲音——并不把口說的字眼記錄下來，卻用符號來表示那些觀念的本身。”“中國因為語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爾的這種見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漢字的普遍觀念。西方人對漢字的偏見，還進而擴展到對漢語的認識。對漢語和漢字的偏見甚至一度成為西方人不自覺的思維習慣。

結構主義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力圖創立一個具有普遍理性的語言學理論，將語言學變為一門科學。盡管索緒爾在心理上不愿意舍棄語言材料和語言現象的豐富多樣性，但是為了建立一個具有整體性、普遍性以及獨立性的全新理論體系，事實上他將理性的語言觀和人文現象對立起來，舍棄了語言符號的人文性。他對人文現象的舍棄，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學中根深蒂固的邏輯中心主義，他的語音中心論實則是邏輯中心主義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邏輯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以及二元對抗的思維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礎上的，長期以來被西方學者認為是代表人類思維發展的最高階段，這種觀念與拼音文字血肉相連，互為因果。這嚴重影響到對人類語言文字的公正認識，導致弱勢民族語言被邊緣化以致面臨失語的困境。



解構主義實際上是西方學者對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反思，它檢討和總結了西方世界因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質豐富而產生的西方中心主義的錯誤思維，以及將文化系統建立在邏輯中心主義之上的缺點。解構主義承認東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樣，具有各自的價值。德里達從融合表音與表意的漢字中發現了在邏輯中心主義外發展出強有力文明的證據。德里達的理論闡釋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歷史上部分西方學者的漢語言文字觀念曾對西方邏輯中心主義造成過威脅，“一次是與科學思想的結合，漢字通過一般語言，通過萊布尼茲使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歷史產生了偏離。再一次發生在20世紀初的東方學家費諾洛薩（ErnestFenollosa）和現代派詩人龐德(EzraPound)那里，這次是與詩學的結盟”［6］。德里達認為，從文學和詩學方面，漢語言文字展現的魅力能打破邏輯中心主義。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看到，無論萊布尼茲，還是費諾洛薩、龐德，乃至德里達本人對漢語言文字的揄揚都是建立在“誤讀”的基礎上，他們都沒有徹底了解漢語言文字。無論是相當多的西方學者對漢語和漢字的貶低，還是少數學者的褒揚，他們的觀點和認識都沒有建立在對漢語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礎上。因此，還必須依靠我們自己，從漢語現象出發，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

3

從解構主義的立場看，漢語言文字學的發展，應當從漢語現象出發，走自主創新的道路。



中國語言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但是這個傳統在中國近代向現代的轉折時期遭到質疑，受到冷落。與之同時，西方語法理論卻極大地影響了漢語言文字學研究。那么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應當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確，只能走自主創新之路。



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文化的發展更要從自身實際出發，尋找適合自己民族的發展道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也不例外。在這方面，前人和現代的語言學者已經導夫先路，提供給我們可資借鑒的探索。



馬建忠最早借鑒西方的語法理論寫出了《馬氏文通》。該書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語法寫成，而是馬建忠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的結果。對此許國璋先生的評價頗中肯綮：“（《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學習《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國《普世唯理語法》為范式。此書之成，我以為只是馬建忠根據普世語法字別種、句司字的通理，憑個人的哲學自信（conviction），經過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寫成這部中國向所未有，在體系上又超過當時西方語法書的力作。”［7］馬建忠利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現象是有道理的，因為作為人類交際工具的各種具體語言，必然會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馬氏文通》對漢語語法分析貢獻很大，但總體上看，其中更多的是總結出漢語語法和西方語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漢語本身的特點還值得我們繼續研究。王力先生說：“各種具體語言，作為人類的交際工具，當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種語言的語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種具體語言的語法來說，世界語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點是主要的，沒有這種特點，就會喪失其為獨立語言的資格，和另一語言同化了”［8］。可見，對一種具體的語言來說，人類語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點是更值得關注。



王力先生說的世界各種語言的共同性，應更多體現在日常語言中。而對于某種語言來說，日常語言只是這種語言的表層部分，其深層部分應當是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更容易展現一種語言的民族特點。科學語言的民族特點很不明顯。自然科學的那些諸多概念、公式、定理與邏輯推理，很難說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個民族語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學語言。在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語言學十分重視口語，重視語音中心主義，重視共時描寫，其最大的貢獻就是促成語言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獨立。但如果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語言科學主義，則會導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對書面語不重視，就容易使語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們以往的漢語研究由于過分借用西方語法理論來構建自己的體系，想利用這種體系來解決漢語的所有現象與問題，但結果并不遂人意。



合理的做法是從漢語的實際現象出發，擴大漢語的研究領域。我們過去的語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詩詞駢文，只能分析形義相應的詞語，不能分析形式壓縮、內容積蘊的典故之類，這顯示了漢語語言學的貧血現象。試問，如果漢語中去掉了“葛郎瑪”（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點，那我們的漢語還是漢語嗎？這些現象包括：第一，漢語中的對偶、平仄和駢文等；第二，漢語句法構造比較特殊，主語、謂語、賓語常有省略；第三，漢語的詞難以確定詞性等。



在這方面，啟功先生的《漢語現象論叢》為我們開辟了道路，為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自主創新做出了貢獻。啟功先生擺脫了從語言理論出發到漢語中尋找漢語規律的模式，堅持從漢語語言現象的實際出發去研究總結漢語自身的結構規律。從對一些具體漢語現象的觀察中，分析歸納出若干條漢語規律。如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修辭與語法的關系問題，語言環境對語法結構的影響問題，語氣、語調跟語義、語法的關系問題等。啟先生對“葛郎瑪”不能包括的漢語特點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釋。［9］



關于漢語詞性靈活的問題，19世紀英國漢學家威妥瑪曾提出：“漢語詞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即漢語中對于這么多的詞語（尤其是我們傾向于稱之為名詞和動詞的詞）有共通性，在有廣泛差別的語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達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語言權威性地劃分到像我們語言中詞性的范疇里去的努力，都將枉費心機。而且，我們語言中的此類分析當然得有它們相對應的漢語語法，且不管能否對它們做詞類分析；在所有的別的語言中用屈折變化生效而產生的大部分結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漢語自身也擁有，否則漢語就不成其為一種語言。”［10］對此，王寧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語、俄語這些種語言，一個詞象一根小鐵鉤，一邊有環，一邊帶鉤，這個鉤鉤進那個環，連成一條就是一句話。鉤和環得對合適了，大鉤穿不進小環，大環掛不牢小鉤，詞的自由結合度很小，錯了一點就被判為語法錯誤。可漢語的詞象一個多面體，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膠，面面都能接，而且用點心都可以接得嚴絲合縫。比如回文詩，干脆結成一個圈兒，從哪兒都能念。這雖是文字游戲，可難道不啟發人去想漢語的特點嗎？”［11］39-40



以上認識使我們看到，要想真正認識一種語言，就必須不帶偏見，承認其獨特的價值。在此基礎上，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中國學者對于漢語現象的認識都會有更多的一致，都會發現更多的漢語特點，并總結出相應的規則和理論，這也才是漢語言文字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4

我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現象出發，借鑒解構主義思潮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解決好下面問題。

(1)如何看待繼承傳統與借鑒西方的關系問題。

中國傳統語言學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其發展中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這些是我們繼續發展的最重要基礎。但我們的傳統研究也有自己的弱點和不足。如傳統的語言學有注重實證和歸納的優點，也有不善于演繹和推理的不足。單獨的歸納法，難以產生現代意義的語言學。訓詁學中字、詞不分的問題，還有語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節的模糊性和籠統性限制，而沒有細致精確的聲音分析的習慣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弱點，反映出我們傳統語言學理論的不足。



西方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走向科學的過程中，曾經起到很大的作用。現在我們使用的結構分析和描寫方法等，都來自西方。西方語言學具有的科學精神和哲學的思辨精神以及邏輯的推理與表述，造就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基本方法。西方語言學的不少流派都對中國語言學研究給予了很多的啟示和幫助，我們應當繼續學習和關注。此外，西方學者關于漢語傳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們重視。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們看到漢語的特點。[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張衛東《威妥瑪氏〈語言自邇集〉所記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試論近代南方官話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時成為漢語官話標準音》，《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論十九世紀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漢語教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等。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計翔翔《十七世紀中期漢學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當然有些西方學者對漢語言文字的偏見，我們必須加以拋棄。我們不反對學習西方，但反對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后面，甚至重復別人遺棄的東西。西方語言學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們盲目追從，把那些本身片面的東西用在漢語上，結果只能是削足適履。

(2)如何看待書面語言和口語的關系問題。

現代結構主義語言學曾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結構主義以來以語音為中心的重口語和共時的方法對當代語言學的獨立具有重要貢獻。但這種過分重視口語和語音、輕視書面語的情況也產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漢語現象不是單純的形式結構所能解釋的。如啟功先生所說，一個五言詩可以變換十種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為什么漢語中那么多四節拍，多于四拍的壓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雖然現代語言學重言輕文，是苦苦掙脫了因文廢言的傳統語文學發展起來的。但是如果把結構主義強調到極點，就會導致另一個極端，即限制了語言學研究的范圍，影響了語言學研究的豐富性，導致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出現貧血現象。

而解構主義則給我們一種更廣闊的視野。我們對于口語和書面語都不能偏廢。(3)如何看待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的關系問題。

在目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對文學語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漢語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實用語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漢語、現代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與實用語言不同，實用語言以明白清楚為目標，因此邏輯、語法重于形象；文學語言則以有意味有情趣為目標，因此形象重于邏輯。“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個整體。如果我們把母語比做一顆大樹，樹干、樹枝、樹葉、花朵，都屬于表層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層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對漢語的研究，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是不可偏廢的。(4)如何處理好漢語本體與應用研究的關系問題。

當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還有重本體、輕應用的傾向，似乎只有本體研究才是真正的語言學。實際上任何本體研究如果脫離了應用就很難取得真正的成果。啟功先生緊密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發現了很多實際問題，然后考慮理論上如何解決。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應用，注意古今漢語、文言白話的等值翻譯，注意中文信息處理的“電腦傳譯”，注意辭書編纂的義項歸納與排列等等。這都給我們樹立了極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沒有很好處理本體和應用的關系，目前語言文字學許多應用領域，如語言的規劃和規范問題、漢語的國際傳播和對外漢語教學問題、漢字規范和國際通用標準問題、辭書編纂問題等，都存在由于本體研究的滯后或游離而產生的諸多難題，影響了我國社會語言生活的健康發展，阻礙我國向高科技信息時代前進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漢語研究必須重視本體與應用的結合。



為了解決好上面的幾個問題，我們必須堅持語言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多樣化。“語言學的方法必須多樣化，用一種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種方法是不妥當的。這是因為，人類認識自然、認識社會都比認識自身容易，認識自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不是某個單一的研究路線能夠解決的。”［13］只有我們的漢語言文字學有了自主創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語言學界進行平等對話，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才會越走越寬廣，這就是解構主義給予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啟示。

［參考文獻］

［1］德里達.書寫與差異［M］.張寧,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4-5.

［2］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87.

［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78.

［4］張世祿.張世祿語言學論文集［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1-6.

［5］黑格爾.歷史哲學［M］.王造時,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125.

［6］張國剛，等.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378.

［7］許國璋.《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J］.中國語文,1991(3).

［8］王力.語法的民族特點和時代特點［M］∥龍蟲并雕齋文集：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0：493.

［9］啟功.漢語現象論叢［M］.北京：中華書局,1997.［10］威妥瑪.語言自邇集［M］.張衛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9.

篇2

其次，要真正落實好語言文字的訓練，在具體操作上應提出一些根本要求和硬性規定。比如，40分鐘的課時目標要明確單一，除了思想感情教育方面的教學目標外，語文知識和能力的目標要非常具體且數量不能過多，最多也不應超過三項。因此像作文訓練課“教會學生按人物動作的先后順序說。寫，語句通順連貫”的課時目標是訂得具體且切實可行的，而“培養學生的觀察能力和表達能力”的課時目標卻訂得高而空洞、大而抽象。再如，“以讀為本”、多讀課文是一節成功的小學語文課所不可缺少的。在小語課堂的40分鐘內，如果聽不到瑯瑯的書聲，那就很不好了。因此，每一節課，學生至少應該有10分鐘以上的時間用來讀書，包括朗讀和默讀。這樣，到課文教完時，我們期盼“低年級學生對全篇課文，中高年級學生對重點句段能背誦”的要求，不僅可以達到，而且不增加學生的課外負擔。又如課堂練習，包括書面練習，每節課也都應有具體安排。現在有一種把書面練習都放在課外的不良習慣，這實際上增加了學生的課外負擔。從語文的角度來說，小學課外的語文學習應是閱讀課外讀物和自由練筆，所以我們認為書面練習，包括作文一般都應在課內完成。還有，指導學習方法，這既是完成中小學語文教學要使學生最后能做到“自能讀書”廣自能作文”的目標所必需，也是提高語言文字訓練效丞所不可缺少的。最理想的學法指導應該是全盤考慮、分項設計，做到有序、有機的滲透。即使眼下一時達不到，我想也應該增強學法指導的意識，做到對單元、課文有計劃有重點地進行學法指導，力求讓學生在小學階段基本掌握一般的學習方法、學習語文的方法和形成良好的讀寫習慣。在指導學法的隨機滲透和專課講授兩種方法中，我們更加提倡前者，它更便于學生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在參與領悟、體會、總結中，更加深刻、更加具體地把握祝。

篇3

二、細心品讀———感受語言文字的精煉美

古詩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和表達的意見態度、思想感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詩人用極其精練的語言將其在詩中涉及的場景、所記敘的事件、描寫的人物及其內心情感變化表現得淋漓盡致。人們說好詩如畫，韓愈的《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中“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兩句，就繪成了一幅怡人的長安早春景色圖，言少而意豐。呈現人們眼前的是:細雨霏霏，街道濕潤，像涂上一層乳酪，細膩而柔軟，潔凈而又有光澤。土地解凍了，人們如果在濕潤的地上行走，感到腳下軟軟的，還有點彈性。一場清新的春雨之后，原野上綠意盎然，遙望可知是春草初露嫩芽，清新可愛，又正因是早春，草還沒有長高長大，走近再看，才見依稀的嫩芽，并不能形成綠色一片。正是這句描寫草色的傳神之筆，將我們帶入了意蘊朦朧、如詩如畫的早春景色之中。僅寥寥數字，就將一幅精美的畫面展現在我們面前，這也充分體現了語言文字的精煉之美。

篇4

一般的拼音語言，只有元音與輔音兩個結構要素，聲調（升調、降調）只區別語氣，不區別意義，因而不是拼音語言的結構要素。而漢語則不同，聲調起著區別意義的作用，故漢語語音由聲母、韻母、聲調三個要素構成。如果我們把英語等拼音語言稱為二維結構，那么漢語語音就是三維結構。

人類的發音器官能夠發出各種各樣不同的音。就語音單位而言，幾乎具有無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碼是一個龐大的數字，但每一個民族用于社會交際的能夠區別意義的音位卻少得多，這是根據人類的交流需要而決定的。人類語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構成無數有意義的話語。

從歷史發展來說，“能指”和“所指”在約定俗成的任意性這一表層現象的深處，有著相當深刻的內在聯系。這種聯系受到各民族物質生產發展的一般水平和語言發展水平的雙重制約。就人類語言的發源處來說，初民不可能也無須選擇很多的音節來表達一些簡單的概念。但是，隨著生產實踐和社會生活的發展，有許多新的概念需要表達，原先的音節不能滿足需要，他們必須尋覓新的途徑。增加音節是一個最簡單的有效途徑，西方的一些語言就走了這一道路。英語中的音節就有一萬多個。但也還有另外一個聰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節上標出不同的聲調，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這同樣可以起到與增加音節相等的作用。漢語就走了這一條道路，它只選擇了400多個基本音節就能夠滿足高度文明的漢民族的各種概念表達的需要。采取增加音節的線性展開的方式和運用聲調向中心聚斂的三維方式來解決語音的發展問題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漢語與西方拼音語言的根本性區別（即拼音語言是用二維——元音和輔音——來表達的，而漢語是用三維——聲母、韻母和聲調——來表達）就形成了。當然這兩條道路也不是絕對的互不相涉，而是起著部分的互補作用。漢語在發展中，由單音節詞為主到雙音節詞為主，且近代以來，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來語的翻譯常用多音節詞來表達，這使漢語的詞匯中多音節詞的比例也有所擴大。拼音語言也有不用增加音節而只是改變詞的重讀音節的方式來區別意義，這又與漢語所走的道路有若干類似之處。文化創造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每一種可能性只要是能夠逐漸精微地表達人類的思維，就具有同等價值，這里沒有好壞高下之分。人為地將“屈折語”說成是最高級，將“孤立語”說成最低級，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義、種族偏見的自我欣賞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虛無主義的自卑心理的表現，而不是科學的分析。

文字領域的情況與語音領域的情況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階段，用“象形”表達人類思想與語言中用“象聲”表達人類思想類似，同樣舍棄了許多東西，僅從客觀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寫畫下來。“米”是一棵果樹上結了許多果子的象形。但作為自然界的一種有機生命體，一棵樹是多么繁復的植物，結下的豐碩的果實也決不止三個。當我們用象形文字表達它的時候，失落了不計其數的果實了，而且用3個小圓圈代替了具有萬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實，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屬性了。我們甚至不能說，我們所造的那個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樹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實它僅是從客觀物象中抽象出的極少一部分特征。這才是本色意義上的“抽象”。我們現在經常掛在嘴上的所謂“抽象”，比如說小篆是漢字第一次規范化的字體，它字形固定，偏旁統一，這對于象形特點鮮明的甲骨文來說是一次抽象，而用點、橫、豎、撇、捺等筆畫轉寫篆書所發生的使漢字變成純粹符號性質的“隸變”又是更進一步的抽象，這些“抽象”，與文字最初形成階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與語音的形成一樣，象形文字是各個民族根據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極少特征寫畫下來，這使各種文字產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創造方法造成的。當美索不達米亞的字母被發現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轉頭去走了一條拼音化的道路，而漢字則沒有走這條道路，依然按照原來的路徑發展著。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遙遠了。“中國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塊字，與發源于美索不達米亞，后來流行于世界大多數地區的拼音文字其淵源和特性都迥然相異，成為世界文化史上獨成一統的特例。”［③］

方塊漢字與拼音文字在結構上的區別，我們認為也是“二維”與“三維”的區別。從漢語語音角度提出來的問題是與漢字的特點相吻合的。漢字的三維性使其具有立體性特點。但要證明漢字是三維的立體性結構，我們的面前有一道“定論”的銅墻鐵壁，一般認為，拼音文字記錄一個詞是用一串字母作線性的排列，在漢字往往用一個平面型方塊來表示，所以“漢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誠然，漢字是寫在紙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間的，何以認為漢字是三維的因而具有立體性特點呢？這是因為漢字是用二維去展示、象征三維空間的，我們是就其所表達、所象征的意義上來說它是“三維”的。“立體派”的繪畫何以能稱“立體”呢？難道就不是畫在平面畫布上的嗎？

漢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圖畫，而圖畫是用二維空間來表示三維空前的，那么，漢字就其起源階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這樣的特征。漢字起源階段的這種象形的特性是漢字三維性發生學上的依據，圖畫的形象性的特點是使人們可以直觀或感受到所畫事物“體”的質感。例如，屬于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陜西華縣柳子鎮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筆也不能將客觀事物的全部屬性和特征描繪出來，它在描繪中已經遺漏了許多屬性和特征，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圖畫反映客觀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漢字又是對象形圖畫的再一次“抽象”，這就使文字成為一種純粹的符號了。這種符號只要沒有變成音響形象的附屬物（如拼音文字那樣），這種三維立體性特點便沒有被打破，無論其抽象程度怎樣地越來越高。

從現實生活的客觀事物中抽象出來的以象形為基礎的文字，在其后來的發展變形過程中，并未改變其三維立體性特點，這是由于漢字后來無論怎樣變形，皆未徹底打破原有的符號體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漢字第一次規范化的字體。比起甲骨文和金文來，小篆字體固定，并將原來沒有固定形式的各種偏旁統一起來，小篆的線條不再是去描畫客觀事物，而是變成了規則勻稱的帶弧形的整齊線條，就此而言，對漢字的立體性的沖擊是大的。但是，從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變漢字的結構特點，而僅在原來的基礎上進一步抽象，只是線條略略變化，使文字同客觀事物的聯系更加隱蔽了一些。這樣的特征實在太多，無庸贅述。隸書的情況又怎樣呢？用點、橫、豎、撇、捺等筆畫轉寫篆書，這是被稱作“隸變”的漢文字史上的一場大變革，這場變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嶺。從甲骨文到小篆，漢字線條的主要特點在于描摹客觀事物，因而它是畫出來的；而隸變后的五種基本筆畫則是寫出來的。由于隸變改變了筆畫的形態，因而使漢字形體發生了大的變化，變成純粹符號性質的文字，基本擺脫了古漢字的圖形意味。后來，魏晉至隋唐出現的楷書，結構與隸書基本相同，點、橫、豎、撇、捺等筆畫進一步發展，從此，漢字成為方塊字就定型了。但是，隸變以后的漢字并未改變漢字的三維立體性特點。我們還是以“為”字后來變化為例來說明。

這些形式亦分別積淀了大象的鼻子、軀體以及四條腿的內容。由此看來，隸變中的漢字形體的改變僅是漢字結構內部進行自身調整時的一種較大的形態轉移，而不是漢字整體結構的打破與重建，因而漢字立體性這一基本特點并未失落。

我們認為漢字在其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其立體性特點一直保持著，但同時我們又認為隸變前后漢字立體性的特點又有著不盡相同的內涵。適應于描摹客觀事物的各種形態、方向、長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線條，一變為適應于書寫的、長短大致統一、曲直有規則、形態方向一致的隸書、楷書和現代簡體的線條，這說明隸變使漢字從圖畫意義上的立體性變成了幾何意義的立體性。隸變前的漢字通過用極簡約的線條描畫事物達到立體性，這種立體性因與圖畫類似，較易為人們認識，隸變以后的漢字實在有類于“立體派”的繪畫。它將對象世界引歸到立體幾何的方塊形體中去，呈現出一種多視點把立體平鋪到平面上的傾向。即“對一個物體作分解，同時從不同的方面，不只是從一個視點，提供了許多元素，把這些元素重新組合，相互疊置，相互滲入成為一個整體形象，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顯現立體感，卻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為一個空間盛器，讓各種東西在它里面裝著”。［⑥］隸變后漢字不僅有“橫”“豎”兩種筆畫（這可以在垂直狀態下構成平面），而且斜線（撇、捺）和點，斜線其實就是線條的水平放置狀態，它與“橫”、“豎”垂直狀態所構成的平面相交，便構成立體圖形。“點”的意義亦如此，它其實在透視意義上是遠處的一條線或一個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種距離感和空間感，只要我們眼前出現了相交或平行直線構成的平面，那么遠處的那個點就一定不可能與這個平面處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處在立體的空間中。漢字的三維立體性就這樣通過五種筆劃構成了。這里，“關鍵是在于保持著具體的平面，而同時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為體積的空間意味的。”［⑦］

關于漢字的三維立體性，我們還可以從中國古代的書法理論中找到證明。衛夫人《筆陣圖》對漢字的幾種筆劃有如下的說法：

這雖是一種比喻和象征，但是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古代書家的潛意味深處是將漢字的筆畫當作某種客觀事物來看待的。這實際上是一種原始觀念的積淀，因為在原始人那里是沒有比喻可言的。進一步講，中國書法理論中所講的關于筆畫分布的結體理論更是漢字的立體性特點決定的。“中宮”和“重心”的理論，都是解決立體性字體結構穩定問題；“布白”理論則直接導源于文字的立體性：例如筆劃的“疏密得宜”是解決立體性眾多平面交叉的問題；“虛實相間”的說法是處理立體結構中視覺看得見和看不見的關系問題；而所謂“爭讓得勢”則又是回答立體結構中的主要平面與次要平面的表現關系等等。中國書法最忌平板，例如“馬”字下面的四點，楷書一般將第一、四兩點寫得較大，二、三兩點寫得較小，以示遠近關系。這些，皆可說明漢字的立體性特點。

我們論定漢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維立體性特點，這就為認識漢字的科學價值打下了基礎；而漢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這種科學價值的前提之上的。

漢字的立體性特點決定了漢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內涵豐富的科學價值。我們仍然用數學的方法來說明。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一橫一豎和一條斜線（—｜／），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線性排列，只有六種排列形式：—｜／，—／｜，｜—／，｜—／，／—｜，／｜—，但是，按立體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卻極多。橫豎構成平面，而斜線當它放到立體性圖形中去的時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還可以相離。人們只需要從這極多的可能排列中選擇出目視區別較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夠表達人類各種各樣的概念。這從科學角度證明了漢字的方塊結構是完全勝任表達人類的千差萬別的細微變化的概念。它也不見得就顯得繁復，因為它不需要用向外擴展的方式去表達，而只需在這個立體結構框架的內部就可以表達。如果說一個方塊漢字因筆畫多而顯得繁復，那么，一個英文詞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條線同樣也是繁復的。漢字的這個特點也是中國語言文字（尤其是文言）無形態變化，無時態變化，無冠詞的最根本性的決定原因。進而使中國語言文字比印歐語言“更易于打破邏輯和語法的束縛，從而也就更易于張大語詞的多義性、表達的隱喻性、意義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闡釋的多重可能性。”［⑧］這正是在二十世紀語言學革命以后重新認識語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鑰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學者已經認識到漢字和漢語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學者例如伊斯特林，認為漢字終究是一種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發展低級階段上的文字，進而認為漢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這實在是一種對語言文字表達人類思維的特點缺乏全面認識所致。

注釋：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產生與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頁。

②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頁。

③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頁。

④胡裕樹：《現代漢語》，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頁。

⑤皮亞杰：《結構主義》，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9頁。

篇5

除了語言文字的發展外，另一種與人類起源一樣久遠的文明是醫藥學。在與大自然長期漫長的艱苦斗爭中，遠古人類在面對生老病死等自然現象時，逐步學會了從最初的被動祈天拜神等精神活動外，到偶然發現一些具有藥用價值的礦植物，并主動尋找利用它們來療傷治病的實踐活動。隨著斗轉星移、年輪的增加和實踐經驗的提高、傳承和積累，世界許多民族都逐步形成了獨特的原始醫藥學。不難想象，語言文字和醫學的發展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從遠古的口耳相傳，到中古的一代一代的著書傳播知識，以至到今天的醫學的高度發展，語言文字的發明、利用和提高，無疑對人類醫藥學的傳承、交流和發展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青藏高原是人類文明產生較早的地區之一。根據近百年考古發現和歷史學家研究，從阿里地區到康藏地區都已經發現了萬年以上的石器遺跡。由此判斷出，在距今5萬年左右就有人類生活在這些地區。古代藏族人民不僅創造、發展了自己的語言文化，在與自然和疾病的長期斗爭中，也積累了豐富的醫療經驗，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是藥三分毒，有毒必有藥”的說法，充分說明藏民族很早以前就已經有了原始的醫療，并且掌握了一定的藥物學方面的知識。可以肯定地說，藏醫學是勤勞智慧的藏族人民長期在與疾病作斗爭的過程中不斷探索和積累經驗，逐漸形成的。雖然目前我們仍無法明確指出藏醫學問世的具體年代，但據藏醫學最早的文獻―苯波教《大藏經》中頓巴?辛饒米沃切(公元前1917年)所著的醫典《蹦耶》的資料顯示，原始藏醫學的萌芽距今已有三千九百多年歷史了！在近四千年的藏醫學的發展歷史中，藏語言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進作用，特別是藏語文字的發明，極大地促進了原始藏醫學的萌生和發展。以后，隨著藏語、漢語、維吾爾語和蒙古語等多種語言在藏區的使用，藏醫通過與內地和其他國家醫學的交流，使藏醫藥文化不斷發展，也使之成為中華傳統醫學寶庫中的一顆璀璨的明珠。

2 縱觀歷史，藏醫從最初的萌芽狀態發展到今天具有完整體系的醫藥學，其中藏語言和文字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公元7世紀，藏文字的出現為藏醫藥的誕生和建立奠定了基礎；公元11世紀以后，廣泛的交流以及藏醫藥學校的成立，推動了藏醫學人才和藏醫藥體系的逐步完善；20世紀中葉，和平解放以后，藏醫藥學進入了一個輝煌的時期。

2．1 藏語文的發明促進了原始藏醫的脫胎換骨 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著分化、統一的過程，而社會的統一總是要求語言的統一。當社會生活發生漸變和激變時，語言一定會隨著社會生活的步伐發生變化。當人類社會發展到新石器時代，隨著人們日常交流的深入，刻字等符號已經不能滿足人們保留思想意識的需求，因此逐漸發明了文字。在原始宗教―苯教的文獻記載中，公元7世紀以前，苯教創始人頓巴?辛饒米沃切曾經使用一種“象雄文字”。這種文字并不完備，流行地區和使用范圍也不廣，主要是巫師、苯教徒用以書符、畫咒、記述教義。當時在藏區，除了相當蒙昧的原始醫學之外，相傳在吐蕃第一任藏王拉妥妥日年贊時期，就有來自印度的吾西嘎西及其后裔的行醫活動。

公元7世紀，藏王松贊干布統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強盛的吐蕃王朝。隨著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法律的頒布及文化交流活動的需求，創立藏語文的需求迫在眉睫。于是松贊干布派遣大臣吞彌?桑布扎去天竺學習梵文，并結合藏語言的特點創造了藏族拼音文字。藏文拼音文字的出現是吐蕃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藏語拼音文字的優點在于簡便性和普及性，以30個字母為基礎的藏文文字，經過以后若干年的修訂、完善逐漸的能夠表達藏民族生產生活的內容。藏文文字的發明，使得藏民族以前口耳相傳的原始文化得以記錄下來，實現了文明的積累和傳承，便利了文化的交流和傳遞，極大地促進了藏族其他文化的發展。除外，藏文的發明也為后來藏醫學與周邊民族的醫學交流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當時，為了鞏固吐蕃王朝與鄰近國家和地區的政治關系，松贊干布迎娶了尼泊爾的赤尊公主與唐朝的文成公主，她們帶來了大量的經典著作，包括醫學及其他方面的經典，其中有中醫醫典《醫療大全》、《頭傷醫治簡述》，以及印度醫生帶來的《布夏母本、子本》等，還從鄰國特別是從天竺迎請博學多識的專家、譯師，極力翻譯、整理佛學、醫藥書籍等。此外，天竺醫生巴熱達札，漢地醫生韓維康(又稱韓文海―筆者注)、大食國醫生嘎林諾三人總結和借鑒三國醫學精髓后，合編了七卷本的《無畏武器》。到了吐蕃第三十八代贊普赤松德贊時期，他還邀請漢地、天竺等九位知名醫生，與當地眾多藏醫進行了廣泛的醫學研討，并將多個民族的醫學著作譯成藏文，還設立了藏醫學校。8世紀金城公主入藏后，又帶來了《月王藥診》，由天竺翻譯家摩哈衍那和比如扎那在藏族醫生和翻譯家的幫助下翻譯成為藏文，該書無疑對藏醫學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2．2 各民族醫學的交流催生了獨特的藏醫學，并形成完整的醫學體系 隨著藏文的不斷完善，極大地促進了各民族之間醫學的交流。這一時期，藏王廣泛地邀請漢地、天竺、尼婆羅、克什米爾等國在當時醫學界享有很高聲譽的醫藥學者來訪，藏族醫學家同他們一起就醫藥學方法與理論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學術研討，使得藏族醫學家能夠廣泛吸收印度、中國各地的醫學精華，為以后研究醫學和著書立說、進一步豐富與發展藏醫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藏醫藥學在其形成的漫長歷史過程中，曾涌現出了許多才華橫溢，著書立說的杰出人物。這一時期，被后人稱為“藥王”的玉妥?云丹貢布(708年出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辭艱辛，為了發展藏醫學，曾赴天竺等國三次，漢地五臺山一次進行醫學交流。他認真學習和研究了天竺、漢族等醫藥學理論，吸收其有利的醫學精華，在與著名印度翻譯家比如扎那共同探討、翻譯并傳授釋迦牟尼佛所講授《四部醫典》精華的基礎上，編寫了舉世聞名的藏醫學巨著―《四部醫典》。《四部醫典》有一百五十六個章節，涉及到生理解剖、病因病理，臨床各科、診斷治療、藥材方劑、手術器械以及醫學倫理等內容，是對藏醫藥學基本理論和具體臨床實踐的完整總結，標志著完整藏醫學體系的形成。其中詳細闡述了與西醫的細菌學、胚胎學相近的論述，可見當時的藏醫學已是符合科學精神的先進學術之一。這部藏醫學的經典著作至今在國內外仍有較大影響，目前已有漢譯全本和俄、英文譯本，《四部醫典》已經成為全世界的醫學財富。

吐蕃時期的藏醫學文化與周邊國家、地區的交流進入了空前盛世，為促進藏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試想如果沒有藏王松贊干布時期創造的藏語言文字作為基礎，藏醫學的發展在當時決不會有如此的成果，許多藏族醫學家在有關藏醫藥方面的著述立說也不能取得如此輝煌的造詣。

到了公元11世紀，在醫學史上被視為第二藥佛的新玉妥?云丹貢布翻譯、借鑒并吸收了從漢地傳來的《月王藥診》之精華，以及《月光》、《八支醫要》等醫著，結合地勢氣候，對《四部醫典》作了大膽的補充、修訂和整理，使得其內容進一步充實完善。此外，他還著有《大小八支醫要集》等重要的藏醫學歷史巨著。公元17世紀，即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時期，為推進藏醫學文化，在藥王山設立了藏醫學校，召集全藏知名醫生，對于《四部醫典》進行編撰、校訂。當時的藏文典籍文獻取得了非常巨大的進步，浩如煙海，功績非凡，是對人類文化的重大貢獻。幅員遼闊，是一個方言很多的地區，如果沒有統一的語言文字支持，《四部醫典》的校訂工作必然有很大的難度，由此可見，藏醫學的發展與語言的鋪墊作用密不可分。

2．3 和平解放極大推動了藏醫學走出 自和平解放以來，藏醫學與內地乃至世界的交流又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自治區政府高度重視藏醫學的長足發展，為藏醫藥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

1989年，大學藏醫系與自治區藏醫學校合并建立了藏醫學院，成為獨立設置的藏醫藥高等院校，有來自四川、云南、青海、甘肅、內蒙等地的學生來學習，為了幫助學生的藏醫專業的學習，學校還專門開設了藏語、漢語和英語課程。1990年9月1日，拉薩市藏醫院擴建為自治區藏醫院的成立是藏醫藥事業的蓬勃發展的又一標志。

2000年，自治區黨委五屆六次全委(擴大)會議將藏醫藥列為自治區重點發展的六大特色產業和支柱產業之一。同年，在拉薩成功舉辦了首屆國際藏醫藥學術會議，來自德、美、法、俄、日等國的18名專家和中國國內包括臺灣、香港地區的582名代表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500多篇，在學術上和政治上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該藏醫藥學術會研討了藏藥業發展的現狀和前景,促進了藏醫藥學術的交流和繁榮,擴大了藏醫藥在國內外的影響。在這次會議上,多國的醫學專家對藏醫擅長治療的腦神經系統疾病、潰瘍病、胃炎、心腦血管病、高血壓、風濕和風濕性關節炎、肝炎等都有嚴謹的科學報告,標志藏醫藥的臨床研究已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在本次大會上藏語、漢語、英語、德語、日語等語言都被頻繁應用到，這次醫學交流會是一次多語言的文化交流會，大會的圓滿成功，再一次向世界證明了語言文化的交流對于推動藏醫學走向世界的橋梁作用。

2．4 如何借助語言文字，擴大交流，推動藏醫藥學走向世界

21世紀是飛速發展的信息時代，人類社會進入了信息交流化、知識多元化、全球同步化和市場經濟化。但是，許多農產品商人和藥品制造商為了追求商業利益，大量的使用化學成分較多的飼料和藥品，給人類健康帶來了危害。因此，人們對于傳統醫學、綠色食品和綠色藥材的需求和青睞越來越迫切，人類健康成為各國政府和人民共同關注的主題，這為藏醫藥學的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間，給傳統藏醫學走向世界，為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務提供了絕好的發展平臺。在這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時代,借助語言工具將藏醫藥發揚光大,走向世界造福全人類的健康事業,是藏醫藥發展的新課題。

藏醫首先是文化，然后才是醫學；自古以來，藏醫藥學為藏族人民的防病治病，以及整個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了巨大貢獻。盡管現代醫學已經進入以信息工程、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為代表的發展階段，但是，具有3800多年悠久歷史的藏醫藥依然魅力不減，受到越來越多海內外人士的青睞。在現代醫學模式由生物醫學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發生重大變革的今天，藏醫學的獨特優勢正引起醫學界廣泛關注，相關研究正呈現多元化的發展態勢。藏醫學走向世界，一方面需要更好的發掘原有的藥材、藥方，確認有用成分，減少有毒副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加強與世界醫學的交流與學習。這一切都離不開語言這一輔助工具。

1959年民主改革后，特別是黨的以來，藏醫藥得到了各級領導的進一步重視與大力支持，使其在、青海、四川、甘肅等各藏族聚居地區都取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在祖國內地也得到廣泛的應用。近年來，一些與藏醫藥相關的典籍正被翻譯成英、日、俄等多種文字，對推動藏醫藥學在全世界傳播并得到世界的認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至今為止，一直沒有全面系統地組織過相關的翻譯工作。

總之，隨著每一次科技進步，人類的語言都會不斷得到豐富和完善，而任何文化的發展又都需要語言作為其交流工具；語言文字的發展與社會進步、科技發展和藏醫藥的發展也有著密切關系。我們也應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藏醫藥學文獻的英語翻譯工作，促使她走出中國，更廣泛地在國際上傳播，從而提升民族醫學以及民族文化的國際影響，這一工作具有以下重要的意義：第一、可以促進藏醫藥學在世界范圍傳播，提升藏醫學的國際影響；第二、通過系統翻譯藏醫學著作，可以使國際醫學界更加了解和重視藏醫學，促進未來合作、發展現代藏醫學；第三、可以有效反駁西方編造的“文化毀滅論”。目前系統翻譯經典藏醫文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迫切性。因此，我們要積極利用語言文字這一人類交流的主要工具，推動本民族文化的發展和傳播。繼承、發揚、光大藏醫學的理論精髓和實踐經驗，是我們義不容辭的神圣職責。

參考文獻

1 桑吉東珠?昂巴.《淺說藏醫藥學的興起與發展》.

2 第司?桑吉嘉措.《藍琉璃》.(上冊)，人民出版社，1982:91-93.

篇6

在我國語言學界，源出于西方語言學的對語言與文字關系的認識一直被視為科學定律。這種認識認為，語言是思維的符號，文字記錄語言，是“符號的符號”。因此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與思維無關，僅僅記錄語言，是第二性的。用這個觀點來看待漢字，就會認為漢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舉，不如用單純記錄語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適。用這個觀點來看待中國古代語言學，就會認為“中國古人誤以文字為語言”，因而“說文解字”之學不是語言學，“中國沒有語言學”。許國璋認為這是對漢字和漢字研究傳統的極大誤解。許國璋指出：“漢字書寫形式的特點有二，一是分理別異，一是形聲相益。漢語的方塊字是形、聲、義三者的結合體，‘字’本身即是語詞的詞”（75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由于過去將有聲語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義都被視為對語言的記錄，亦即字本身只有形。這其實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論。它不符合漢字的事實。在漢字中，“一個字有形而無聲就不能叫做‘字’”（72頁）。許國璋認為，“語言首先是有聲語言”這種“常識性說法”，“適用于歷史的某一時期，不適用于信息時代”（1頁）。他在論述漢字的區別性特征時更進一步指出：“我們非常驚訝，為什么我們有那么多的語言研究者，在狂熱地鼓吹廢棄漢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時候，那樣不經意地將語言的區別性原則置諸不顧。”（75頁）

許國璋的論斷不但促使我們對漢字的特點加以反思，而且使我們重新思考一般語言理論的文字觀。這種文字觀出于西方現代語言學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對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曾力圖把語言的研究從文字的研究中獨立出來。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語言學視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駕于口語形式之上。人們“一般只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研究母語也常要利用文獻。如果那是一種遠離我們的語言，還要求助于書寫的證據，對于那些已經不存在的語言更是這樣。要使任何場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獻，我們必須象當前在維也納和巴黎所做的那樣，隨時收集各種語言的留聲機錄音的樣本。可是這樣記錄下來的原件要為他人所認識，還須求助于文字。”〔1〕根據索緒爾的分析，文字的這種威望是由于：

一、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穩固的，比語音更適宜于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一性，更易于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數人的腦子里，視覺印象比音響印象更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學語言增強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詞典，自己的語法。人們在學校里是按照書本和通過書本來進行教學的。語言顯然要受法則的支配，而這法則本身就是一種要人嚴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則：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頭等重要的；

四、當語言和正字法發生齟齬的時候，差不多總是書寫形式占了上風，因為由它提出的任何辦法都比較容易解決。

索緒爾認為，文字的這種威望是一種專橫和僭越。人們忘記了一個人學會說話是在學習書寫之前。而且語言有一種不依賴于文字的口耳相傳的傳統，這種傳統十分穩固。例如立陶宛語是1540年才有書面形式的，然而這時的立陶宛語依然在語音、詞的結構、名詞變格和聲調方面都忠實保留古印歐語的特點。索緒爾斷言：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現前者。因此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后者單獨構成的。如果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重要，這就好象要認識一個人，與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學者，從圖畫到文字的變遷討論這個問題。布龍菲爾德在他的《語言論》中指出，一個圖畫到了已經約定俗成時，我們不妨稱之為字。一個字是一個或一套固定的標記，人們在一定條件下描繪出來，因而人們也按一定方式起著反應。這種習慣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實物相似之處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語言畢竟是我們畫不出來的那些事物的一種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圖畫使用者到了某個時候便按照口語用詞來安排他的字符，用某個字符代表口語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這個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個可以描繪的事物，又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們的圖畫價值，只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單純的圖畫字，同言語形式沒有聯系的，用處就越來越不重要。語言的價值越來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語言學家看來，除去某些細微的枝節以外，文字僅僅是一種外在的設計，就好象利用錄音機一樣，借以保存了過去言語的某些特點供我們觀察。”〔2〕

然而，問題并非這樣簡單。

首先，文字和口語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達形式，這種形式本身參與著意義的建構。雅柯布遜在他的《結束語：語言學和詩學》中認為任何言語都有六個組成因素，它們的相互關系如下圖所示：

語境

信息

說話者………………受話者

接觸

代碼

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說話者所引起的信息構成的，它的終點是受話者，但交流的過程并不簡單。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說話人和受話人之間的接觸形式（口頭的或視覺的，電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載體——代碼的形式（言語、數字、書寫、音響構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義”的語境的形式（同樣的話在不同的語境下會有不同的意義或失去意義）。這樣看來，“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動的全部“意義”。人們在交流中獲得的“意義”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信息的傳遞形式——語境、代碼、接觸手段之中。它們和說話人、受話人、信息一道共同組成整個交流活動的要素結構。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動中也時刻處于不平衡之中，這一個或那一個要素會在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動在一種情境中會傾向于語境，在另一種情境中會傾向于代碼，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質取決于那個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這樣看來，文字作為一種代碼形式，決不僅僅是語言的記錄形式或外在設計，它是全部交流活動的“意義”的一種必要的構成。說出來的信息和寫出來的信息會在交流活動中具有不同的意義。這種不同的意義事實上賦予代碼形式本身（口語的或書寫的）以“生命”。當我們面對文字的時候，我們不是簡單地面對一種無意義的語言包裝，而是面對一個有意義的自主的符號系統。

雅柯布遜在《語言和其他交流系統的關系》中指出，視覺和聽覺是人類社會中最社會化、最豐富、最貼切的符號系統的基礎。由此而使語言產生了兩種主要的變體——言語和文字。它們各自發展著自己特有的結構性質。它們的歷史也充滿著時而互相吸引，時而互相排斥，時而握手言歡，時而劍拔弩張的辯證現象。

雅克·德里達曾提出要建立一門書面語言學。他在《書面語言學》、《文字和差異》、《聲音和現象》等著作中提出：不應把寫作看成是言語的外在“服飾”或聲音的簡化的“編成代碼”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決定于一種以語音為中心的意義模式。通過對書面語言的分析有助于發揮“意義”的潛能，因為書寫不是言語的影子，而是關于語言本質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來說，西方拼音文字和漢民族表意文字在書寫系統的性質和功能上又有差異。前者因其“拼音”而與概念保持著距離。后因其“表意”而與概念直接聯系。即使是主張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現語言的索緒爾也認為，表意文字有一種用書寫的詞代替口說的詞的強烈傾向。對于漢人來說，表意字同樣是“觀念的符號”，“文字就是第二語言”。所以索緒爾稱他的研究和結論“只限于表音體系”。帕默爾在《語言學概論》中也指出，漢字是一種程式化、簡化的圖畫系統。它不是通過口語詞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漢字書寫的書面語言獨立于口語的各種變化之外。漢字的這一特質使它在中國社會、文化的統一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中國的統一完全依靠一種共同交際手段的存在，這同任何行政區域的統一是一樣的，而這種共同交際手段就是全國普遍通用的漢字。中國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難被別的方言區的人聽懂，可是各方言區的人都能看懂用漢字書寫的文告。所以，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脊梁，一個學習古希臘文獻的學生需掌握多種方言才能欣賞荷馬、莎芙、希羅多德、狄摩西亞的作品，而一個學會約四千個漢字的學生就能讀懂中國四千年的文獻。

也許，正是漢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質，造成了中國語言學傳統與西方語言學傳統的很大不同。在中國古代學者的眼里，漢字不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義、字能。從字音來說，“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為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劉大＠①《論文偶記》）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礎。所以，“神氣不可見，于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同上）從字義來說，“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王充《論衡·正說》）字義是句義乃至篇章義的基礎。從字能來說，“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劉勰《文心雕龍·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礎。總之，中國古代的書面語言中，字是根本。它與句子的語音、語義、語法的關系是“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所以，中國古代的語言學以漢字的研究為核心，《說文解字》之學始終處于小學的主導地位。王力在《中國語言學史》中也認為，西方的語言學和文字學可以截然分科，中國古代的語言學離開了文字學就好象無所附麗。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文字學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種語言所使用的文字符號的字位學），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種語言在書寫時用來表示言語的視覺符號形狀的文字學），而是philology（語文學）。對于中西語言學傳統的這種差異，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西方語言學為標準來作價值判斷，就象我們不能以西方文字、語言為標準來評價漢字和漢語一樣。這種差異，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差異，體現出完全不同的運思方向和價值取向。正如許國璋所說：“從語言的書寫形式出發，去研究語言，這是漢語語言學一開始就有的特點”（74頁）。“漢語的文字學即是研究古漢語演變的歷史語言學”（75頁）。“中國的通行文字并不相當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當于詞素和詞，詞素和詞通過組合規則構成語言，成為信息的載體。中國古代經學家考察文字，實際上是把文字作為文化信息的載體來進行的”（13頁）。

二、關于漢語、漢字的文化建構

漢語、漢字的文化建構，是我國語言學界長期忽視的一個課題。由于片面將語言的符號功能單純化，把語言視為一種類似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我國的現代語言學未能將對漢語、漢字結構特征的認識與漢語、漢字的文化屬性、文化內涵、文化功能聯系起來，從而作出科學的理解。許國璋卻從語言哲學的角度深入論述了漢語、漢字的文化建構，這是難能可貴的。許國璋所說的“語言哲學”，不同于現時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學的語言哲學，后者是出于形式語言學或邏輯語言學的范疇。許國璋所論“語言哲學”，屬于“文化語言學”和“人類語言學”（90頁）。許國璋認為，漢語、漢字的符號建構，是漢民族認知世界的一種結構化運作。這一點在許慎的《說文解字·序》和劉勰的《文心雕龍》有關論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來。

例如許慎指出：“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許國璋認為，中國古代學者沒有對現代人所稱的“語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從語言的書面形式論證文字的起源，“因此，我們可以從他們對文字起源的論證中，找出某些語言起源的理論”（13頁）。許慎的論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為語言資源來看待。初民對世界的認知形成一個系列，“天象、地貌、鳥獸的足跡、作物的生態、人身、人身以外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號”。這種認知“由二項對立（binaryopposition）構成：天和地、鳥獸和農作、人和物。三組六類的名，反映人對世界的分類和認知”（13—14頁）。在這里，許國璋把漢語的文化建構與漢民族世界觀的建構緊密聯系起來，體現出深邃的語言本體論思想。他為漢民族的文化、語言、認知的建構描繪了這樣一個模式（68頁）：

─天象

觀、視│物││鳥類

人───│├───┤│獸類

取│象││地象│

（庖犧）───││││植物類

─人類

在這樣一個模式中，語言顯然成為人與世界連結的紐帶。語言之“象”正是一個民族看待世界的

又如劉勰指出，“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許國璋認為劉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問題。而他的答案是，我們至少可以從道的表現形式（realization）來對它觀察，這就是道的“文”。這個“文”不是客觀的天體地貌告訴人的，而是人對客觀世界認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許國璋把“劉勰的語言學理論”概括為一個從客觀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語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頁），指出這一模式在承認客觀世界形和體的同時，充分肯定了人的認知作用，肯定了語言的主體性。

許國璋關于漢語的文化建構的論述給我們很深的啟迪。

中國公元前200年誕生的一部解釋詞義的語言學專著《爾雅》，對所解釋的詞語作了這樣的分類排列，即：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從這樣一個排列體例來看，其順序依次是語言人類社會的親屬——宮室——器具——音樂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蟲——魚——鳥——獸——畜，要言之，即語言人自然生物，語言排在第一位。這顯示出語言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的位置。在語言部分，《爾雅》或“舉古言，釋以今語”；或“約取常行之字，而以異義釋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細密地辨析詞義，反映出古人對語言意義的高度重視。《爾雅》反映的是中國先秦兩漢時期人的文化知識結構。在這個結構體系中，詞義的理解與闡釋占據了重要的地位。這種對語言意義的重視，其實不獨從《爾雅》始。在某種意義上，《爾雅》是對前代名物釋義的一種大匯編。早在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語義的解釋就成為人們認識世界、體驗世界的一種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將一對一的同義互訓匯通為一對多，多對一的語義闡釋方式。這種語義闡釋方式在《爾雅》中蔚為大觀。古人將自己對世界萬象聚散離合、有機統一的理解，透過語義的匯通與條理固定下來。詞義系統成為人的世界藍圖，語言觀成為人的世界觀的基礎，這就說明《爾雅》何以以語言為其發端了。

中國古人對語言的重視顯然出于他們對語言本體論意義的一種獨特的感受。從哲學意識萌動的時候起，中國人就始終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們不僅有人類學的含義，而且有宇宙論的含義。人與世界的本質關系及由之而來的認識關系，莊子在《齊物論》中非常精練地表達了：“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人并沒有截然區分人與世界的自然關系和人文關系，相反，他們倒是早就看出這兩種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開。人與世界的關系決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體現和維系人與世界的這種多方位關系的語言，因而也非純粹的符號系統和工具——

語言是人性的表現。孔子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春秋谷梁傳》）

語言是天道的表現。古人認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維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賢之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朱子語類·卷百三十九）

語言是事物本質的表現。許慎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說文解字·序》）在古人看來，文字的產生，是由于從鳥獸的足跡領悟到不同的紋理可以互相區別，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對萬事萬物的“紋理”加以抽象和區別。所以，“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經過象形——象征的抽象過程的文字圖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著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質。

語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倫的基礎。古人對語言在一個社會組織中的維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因而“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成為春秋時代的一種社會警醒意識。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為他為政的首要之事。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古人又把語言作為一種社會政治的象征。在他們看來，歷史上既有“結繩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書契之政”。所謂“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書·序》）《周易·系辭》這樣評價語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是《易》卦名，這里作事物的畫象。正由于語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條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種世界秩序，從而人人明理習儀，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統治者深諳此理，如《周易·夬卦》所言：“夬，揚于王庭。”《五經文字敘》解釋說：“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這就是說，統治者總是利用文字下判斷，在王庭上公開號召。許慎的解釋更明確：“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說文解字·序》）文字不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說文句讀》），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對“能文者則祿加之”。

總之，天道人性，流于語言，化成萬物。古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為語言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據有如此重要的本體論地位，所以古人論文辭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的說法。

三、關于漢字的起源和演變

在漢字的起源和演變問題上，許國璋提出了兩點有價值的看法。一是漢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漢字起源的抽象性。這兩點看起來互相矛盾，但其實質是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漢字起源和演變的文化特征。

漢字起源的此世性，說的是漢字產生形成的社會文化原因。過去我國學術界很少從理論的角度思考漢字之社會文化緣起。許國璋以《說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話為依據，指出漢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漢字起源論與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論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為字母的創始者，諾爾斯人奉Odin神為Rune字母的創始者，希伯萊人奉人類始祖亞當為語詞的創始者，漢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犧氏為創始人”。這“說明漢字起源學說的此世性，這一此世性是整個漢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頁）。為什么這樣說？許國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觀點。金岳霖根據人與世界關系的不同，稱印度文化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講來世超度；希臘文化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層面上觀察和分析世界），講設問求知；中國文化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講實用經驗（見75頁）。從許慎《說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漢字起源論是與社會發展論密切聯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憲象”是相互聯系的，治理天下需要書面符號形式。其后“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又，萬品以察。”隨著生產的發展，簡單的符號已不敷社會的需要。于是書契（文字）應運而生，它使各類事物的區別明顯了，也使各項公職的執行方便了，從而促進了社會的發展。許國璋顯然指出了中國古代語言、文字起源學說的一個重要特點，盡管庖犧氏制八卦，倉頡造字都帶有神話傳說的色彩，但它們的社會發展基礎是無可懷疑的。

與漢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聯系的還有漢字符號的人為性。許國璋認為，不能套用西方符號理論的能指所指結合任意性的原則來解釋漢語言文字。所謂任意性原則是指語言符號所反映的詞與物的關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許國璋認為，任意性原則對硬要建立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自然聯系的批判是正確的。但事實上詞與物的“自然結合”本身不可能在語言這一個介質中體現，它不存在，因此為它而作的假設也就無必要。然而反過來用這一假設（指“自然結合”論）證明“語言符號任意性”原則的正確，卻是荒謬的。因為從語言體系來說，語言是一種理性的行為，具有系統性（systematicity）、可分離性（discreteness）、可學會性（learnability）。“語言學家發現語言的體系，是人對自身行為中的理智性的發現，也是對于理智性存在于語言行為中的肯定”（24頁），“詞之所以為詞，是因為它存在于各種關系中。……正是這種可以抽象的延伸賦予詞的‘所指’一種內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變，都是按早已被人們所認識到的法則進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網絡中，詞的所指變成一樁理性的事件”（31頁）。從語言的群體發生來說，原始時期的語言符號是有任意性的，因為當時部落未成、語言未備，名不可能是有關聯有從屬的名，不妨假定為獨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會時期的語言符號是約定俗成的。所謂“約”，指社會制約，社會共議（consensus），決非任意創造，因為其時語言社團形成，語言使用者擔負了命名和用名的雙重任務，開始有了當時條件下的社會制約。文明社會時期的語言符號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間任意創造的詞，也有語言文字學家賦予有理可據的形態（此段參見32頁）。從語言的個體發生來說，小孩學母語或成人學外語，都有一個對任意性從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過程。小孩學語時常有的“超類推”（overgeneralization）現象，即對“任意性”的一種抵制（見31頁）。可見“任意性”只是心理適應過程中的一種暫時現象，不適應就覺得不可捉摸，適應了就覺得理應如此。在這個意義上，任意性是可以轉變的，不是客觀存在的一種語言特征”（同上）。因此，語言符號能指與所指的聯系是一種“人為的聯系”、“理性的聯系”，是受語言和社會雙重制約的聯系。許國璋特別指出：“中國古代的語言哲學，正象中國的主流哲學一樣，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字之學，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間的理性聯系。”（37頁）

如果說漢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漢字的符號建構應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漢民族的實用——經驗理性。然而許國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漢字起源時即具有、以后又不斷發展的符號概括性。他以許慎《說文解字·序》“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話為依據，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類畫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體的物來畫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類，不是哪一只具體的牛）。這時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夠。其后從有限的物象產生無限的字，意味著字已經變成脫離物象的符號，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號性增強了。許國璋強調指出（72—73頁），漢字從象形變為象征，從圖形變為筆劃，從復雜變為簡單，它的“文”已經大大不同于原來的圖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質的東西，而它的“形聲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許國璋并不因此否認漢字構形的理據。他把“分理別異”和“形聲相益”看作漢字的兩個特點，始終認為“漢語的方塊字是形、聲、義三者的結合體”（75頁）。“文字的產生，貴乎有區別性特征”（70頁）。并因此而批評那些片面強調漢字的符號化、符號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塊漢字應廢棄，代之以徹底符號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觀點，是“不經意地將語言的區別性原則置諸不顧”（75頁）。許國璋在這里提出了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即如何看待漢字的符號化過程，如何理解漢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認識漢字在其結構形成和演進的歷史上所具有的獨特的文化功能？

許慎認為，在倉頡造字之前，古人已經“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開始了象征符號的創造。漢字由圖畫文字發展而來（例略），漢字的發展史又是圖畫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漸褪化的歷史。這種褪化不是要將漢字發展為一堆純粹假定性的符號，而是要使漢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適應語言與思維的發展。在漢字表意功能的不斷完善中，漢字的結構形態無論在歷時層面還是共時層面都經歷了很大變化。

從歷時層面來說，漢字的文化形態經歷了一個不斷符號化的遞嬗過程。根據考古學的發現，漢字由圖畫文字向象形文字的過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與圖畫文字相比，甲骨文字畢竟在符號化方面邁進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經線條化、輪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種強勁有力的趨勢用形與聲的互注發展漢字的表意功能，使漢字能適應日常交際中新概念新語匯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體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體上加形符“示”，“鶏”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號上加聲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結構上與甲骨文沒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戰國時代，由于社會的變革，封建割據沖破了漢字的統一規范。各種地方勢力和地方文化對漢字作了種種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簡化，但漢字發展的歷程并沒有中斷。作為漢字發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現了直線化、筆畫化的趨勢。尤其是在秦統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簡化，形體固定，異體字減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進一步發展，終于導致漢字形態的巨變，產生了隸書。

隸書前的古漢字都以曲線構形以象實物之形。這種寫實性的曲線雖經小篆改為圓潤的線條，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隸變將圓潤的線條改為方折的筆畫，使漢字的書寫徹底擺脫了“描繪”而成為符號的書寫。隸書大大簡化了漢字的形符。許多以不同實物為摹寫對象的形符被簡化成單一的符號。如隸書中“鳥”字的四點，在小篆中是鳥爪的象形符號；隸書中“燕”字的四點，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號；統一改為四點后，這些字的象形作用顯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簡化和統一，許多字難以看出本義。在符號化的進程中，漢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價。

但隸變并沒有改變漢字象形表意的性質，只不過使漢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為簡化了。隸變后的漢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據。例如“車”字在甲骨文中畫有車廂、車輪、車衡、車轅、車軛、馬、轡、車轄。隸書中的“車”，仍可以看出一個車廂和兩個象征性的車輪。“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隸書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漢字中，同一個象形符號無論作單字還是作偏旁都是一樣的形狀，而在隸書中，“手”形作偏旁則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則左有“祖”，下有“祭”等等。從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隸變后的漢字結構雖然褪去了古漢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筆畫態勢中依然保留了相當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據，而同時，隸變后的漢字又大大便于書寫了。顯然，這是漢字表意功能在發展中的自我完善。

漢字數千年的發展過程，是其與生俱來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斷完善的過程。世界上許多文字都曾經歷過圖畫文字的階段，然而后來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記音的發展道路，成為語言符號的符號。而漢字卻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態發展，保存了下來。為了適應漢語表達的需要，漢字在表示詞音上發展過多種手段，但它的邏輯框架依然是以表意為核心，形成其獨具一格的文化樣式。許國璋對漢字的符號概括性的分析和評價，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漢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釋：

篇7

一、冷落小學語文“自讀課本”的現狀不容忽視

自讀課本的使用，為提高學生的自讀能力，為小學語文教學實施素質教育創造了條件。然而，一些學校和教師未能站在素質教育的高度來認識自讀課本的作用。筆者調查了一些學校，發現在對待或使用自讀課本時存在一些問題，其具體表現為：

1.把訂閱自讀課本看作是負擔。不少學校只給學生訂語文教科書，不訂自讀課本，說是為了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各年級自讀課本的印數均大大低于語文教科書的印數，可見有相當多的學生沒有自讀課本。

2.把自讀課本看作是一般的課外讀物。有些學校認為，眼下課外讀物浩如煙海，學生訂閱自讀課本是多此一舉。

3.把自讀課本作為擺設。一些學校雖然給學生訂了自讀課本，課表上也安排了閱讀課，由于自讀課本的內容不列入“考試”范圍，也就不加指導和檢查。自讀課本實際上成了一種擺設，發揮不出應有的作用。

4.音像制品搶占了課外閱讀陣地。學生用在熒屏上的時間多了，課外閱讀的時間少了，因而，自讀課本受到冷落。一些學生即使看自讀課本，也多為匆匆而過，只是認一下“門牌號碼”。

究其原因，主要仍是“應試教育”的影響，加之教師認識上的偏頗和操作上的偏差，致使自讀課本未能真正起到提高學生語文素養的作用。

二、用好“自讀課本”的兩點思考

1.認識上位，充分認識學生課外閱讀的意義和自讀課本的特點及其作用。

（1）課外閱讀對拓寬學生的知識面，提高學生的讀寫能力，陶冶學生的情操起著重要的作用。呂叔湘說：“少數語文水平較好的學生，你要問他的經驗，異口同聲說是得益于課外看書。”葉圣陶說：“從前那些讀書通了的人，那些成為學問家著作家的人，可能是像叔湘同志說的‘得益于課外看書’。”如果只重課內講讀，忽視廣闊的課外閱讀，無異砍掉一只臂膀。《中國教育報》記者李建平同志曾對閱讀教學的現狀作了調查，指出：“學生課外閱讀少，閱讀面窄，這是提高語文能力的最大障礙。”因此，課外閱讀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實踐證明，學生要學好語文，既要搞好課內學習，又要搞好課外學習，只有既重課內，又重課外，學生的語文能力才能日益提高。

（2）自讀課本不同于一般的課外讀物和學習輔導材料，它是根據學生認識事物的規律及學習語文的規律，循序漸進地安排學習內容，既注意縱向聯系，又注意橫向聯系，形成了縱橫交錯的訓練整體。它具有以下一些特點：一是選文按組編排。其內容與同組教科書上的課文有密切的聯系，體現了內容的一致性。二是圍繞教科書中的讀寫重點訓練項目選文。全套自讀課本分低、中、高三個階段，體現了語文基本功訓練的三次循環，使其更具科學性。三是自讀課本中的課文屬獨立閱讀課文，獨立性很強，充分體現了學生閱讀的自主性。

自讀課本是小學生獨立閱讀的基本材料，是開發學生心智，培養自學能力的重要渠道。讓學生在自讀中學會獨立學習、獨立思考，這是小學語文教學實施素質教育的重要方面。因此，要把自讀課本很好地利用起來，使自讀課本真正起到提高學生語文素養的作用。

2.指導自讀要得法，充分體現自讀課本的特點。

自讀課本是供學生獨立閱讀的，教師應該在“獨立”上著眼，在“閱讀”上下功夫，把閱讀的主動權交給學生，放手讓學生自己閱讀。在學生遇到困難時，教師可作必要的提示或指點。為了了解學生的閱讀情況，教師在學生每讀一遍后，要進行檢查。這樣，放手又不放任自流，循環往復，直到學生把課文讀通、讀懂為止。

根據一些教師的經驗，自讀課文的閱讀步驟一般是：①閱讀前，指導學生注意和弄懂課文后“讀一讀、想一想”的要求，復習學過的閱讀方法。②閱讀時，結合課后的思考題，反復閱讀課文，獨立準備答案。③閱讀后，通過朗讀、答問，進行檢查。④對程度較差的學生進行個別輔導，逐步提高他們的自學能力。

小學生讀書，往往是浮光掠影，以為讀了一遍，就算讀過了，不懂得怎樣才算讀懂，教師應教給他們學習方法，告訴他們獨立閱讀要一邊讀一邊想，自己學會讀懂課文的內容。比如，第七冊自讀課本中的《割草人和孩子們》一課，可以指導學生按這樣的順序和方法閱讀：

（1）通讀課文，找出生字生詞，查字典。理解它們在句子中的意思。自讀課本上的課文，大部分是通俗易懂的，生字也較少，教師應放手讓兒童自己去讀，不懂的字詞，自己查字典弄明白。

篇8

【摘要】中學階段是孩子們語言成長與積累的重要階段，這使得一些事物直接影響著他們以后的人生。在現代社會，語言的多樣化使得他們有時會迷失方向，就此，我們認為學校有必要進行語言的規范，通過各種活動以提高全體師生的語言規范意識。

關鍵詞 規范的重要；利用網站；優化訓練環境

The Analects speech literalness norm

Wang Yu-ting

【Abstract】The high school stage is the language growth of children and backlog of importance stage, this make some thing direct influence they later of life.At modern society, language of diversification make them sometimes lose bearing, now, we think that the school have necessity carry on language of norm, pass various activity with the exaltation all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language norm consciousness.

【Key words】The importance of norm;Make use of a website;Excellent turn to train environment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科學的不斷發展，我們的語言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現在，隨著網絡的普及，網絡用語逐漸盛行，這對我們的傳統語言形成了一種沖擊，對我們學生語言的成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現就此我 們談一談自己的個人意見。

1. 充分認識語言文字規范化教育同現代信息技術教育相結合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日趨國際化、現代化、社會化、信息化。新技術革命的挑戰、交通和信息的挑戰、勞動和就業的挑戰無不在21世紀的教育中充分表現出來。先進的教育思想決定著教育發展方向，現代教育技術決定著教育的質量和效益，所以當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把教育的現代技術手段視為參與 世紀競爭的基礎條件。因為綜合國力的競爭是科技的競爭，科技的競爭也就是人才的競爭，而人才的競爭就是教育的競爭！教育的競爭歸根結底就是教育思想、教育模式、教育技術手段的競爭！面對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大力加強信息技術教育已是歷史的必然，是時代的要求。中文信息處理是我國信息技術發展的重點，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是中文信息處理的先決條件，普及普通話的用字規范化有利于提高語言文字信息處理和交換的效益和水平；反過來，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也必將有力地促進語言文字規范化，提高國民語言文字規范化水平。

2. 充分利用學校網站的強大功能為語言文字規范化教育服務 學校網站設有“語言文字專欄”，介紹普通話規范知識、漢字規范知識，供師生學習；學校創建示范校活動實施方案及有關要求和安排，宣傳學校的語言文字工作等等。內容豐富，形式活潑。通過這一欄目，師生可以從校園網上及時查閱國家語言文字相關的方針政策、學校語言文字工作制度、模擬練習、語言文字知識、測試達標情況等信息，了解學校語言文字工作的新舉措，為進一步開拓語言文字組織和宣傳工作提供了新的陣地。

3. 充分利用廣播、幻燈、錄音等多媒體資源開展語言文字規范化工作，優化語言文字規范化訓練環境。

3.1 學校廣播站定時播放有關語言文字規范化方面的內容。

3.2 學校要求教師盡量使用幻燈、投影、錄音等多媒體進行教學。教師必須使用標準的普通話，使用規范漢字。

3.3 微機課教師上課必須使用普通話和規范漢字。

3.4 語文教師進行字音教學要求盡量使用多媒體制做課件，力求課堂教學生動、活潑。要利用多媒體的有利條件，根據學生的心理特點，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的直觀性、形象性、趣味性和交互性等進行字音教學。課文朗誦盡量使用教學錄音，為學生提供規范的朗誦示例，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感染。

4. 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促進語言文字規范化工作

4.1 發動全校師生員工對網絡、廣播、電視、幻燈、投影、錄音、錄像、電影等多媒體使用的不規范語言和不規范漢字進行挑錯。

4.2 利用錄像課對師生的語言和文字使用的規范程度進行比較和評估，并及時反饋給師生，以便加以糾正、改進。

篇9

中圖分類號：H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1）24-0133-01

滿族被稱為“馬背民族”，1644年進入中原，建立了統治中國長達268年的清王朝。它不僅對東北的文化和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是我們研究清代歷史的瑰寶。但當它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卻被后代遺忘，甚至到了瀕臨滅亡的慘狀。

一、滿族語言文字興起的時代性

應運而生的語言文字。滿語來源于古代女真語，是由努爾哈赤于1599年命文臣俄文德尼等創制的語言文字，“老滿文”因此誕生。但 “老滿文”的缺點很大。“縱觀‘老滿文’，最致命的缺點就是它的一個音節可以有幾種讀音，不是一個音節有一個固定的寫法和固定的讀音，給學習和使用帶來諸多的不便和麻煩。”滿文的創制是滿族社會進步、文明發展的標志。因此，說它是應運而生的文字。

獨特的社會作用。無論是“老滿文”還是“新滿文”，都在滿族社會生活中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皇太極在1629年下令成立文館，首開滿文廣泛應用的先河。1637十二月，清朝開始頒布施行立法。此后，清朝所頒行的時憲歷書均勻滿、漢、蒙古三種文字。在世祖福臨時期。滿文得到君主的大力推崇，但漢文以一種頑強的“民族意識”最終使滿文被同化。但滿文增強了滿族共同體形成的凝聚力。

二、滿文衰亡的歷程

歷史進程中被同化。滿語有其自身的價值，但當面對擁有深厚文化傳統的漢文時，它卻顯得那樣脆弱。在康熙之前的幾個時期，滿文在滿族內部被廣泛使用，而對漢文的學習還是較少的。到康熙時期，滿漢兩文的使用情況可以說是難分伯仲。康熙時期，滿族的達官顯貴與凡夫俗子都在學習和使用漢語。清弘歷時期滿漢交流更加頻繁，更多的人開始學習和使用漢文。總體上說，滿文衰弱形勢已無法阻止了。漢滿兩種文字在歷史進程中互相取長補短。雖然歷史選擇了漢文，但滿文卻以自身的特點深刻的影響了漢文化。

現實社會中逐漸消融。雖然滿族語言文字被漢文同化，但它并未消失，一直在滿族人的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今天滿族語言文字的狀況不容樂觀。尤其是之后，嚴重的民族偏見幾乎使滿文滿語一度從歷史上消失。雖然現在滿族人口數量近1000萬，但 “滿語及滿文的使用在滿族中卻日見式微。”據有關調查顯示，滿族已完全以漢語為交際工具，僅有少數老年人會說滿語。黑龍江齊齊哈爾市的三家子村是中國最后一個滿語村，被稱為“滿語研究的活化石”。這個村子中僅有15個以滿語為母語的人。

三、瀕臨滅亡的中華瑰寶

滿族語言文字衰亡的反思。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悠久歷史的民族，各時期、各民族的語言都承載著與之相關的文化體系。滿族語言文字伴隨著清王朝的興衰，記載著清王朝的起起落落。

滿文產生、發展、改革、興起的過程，凝結了多少人的智慧，體現了多少民族元素！它的滅亡將意味著這個語系從此消失了。滿文對滿族的發展的確有自身的局限性，人們傾向于漢文是自然的。

我國是多民族國家，每種民族語言的流失都會影響到漢語資源。可以說，母語強大是中國在世界中發展的基礎。滿族語言文字的存在與否對整個中華民族都是至關重要的。

保護滿族語言文字。滿語是清朝的官方語言，現在卻瀕臨滅亡。這雖然已引起官方的關注，批準它為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整個社會仍關注不夠。這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

（一）社會變革，政策變化大。像前面說過的舊中國時期，那種不利于滿語發展的客觀環境使滿語文字的價值被覆蓋。而相關部門未能采取及時有力的搶救措施。

（二）滿族群眾沒有積極主動的去搶救母語。像三家子村中，除少數老人把滿語作為母語之外，年輕的一代都沒有學滿語的意識。他們不是把它當成非物質文化遺產，而是當成一種落后的語言文字去看待。

（三）在當今的社會，人們更多關注于經濟，導致滿語滿文的研究力量微乎其微。

四、結語

篇10

2魚籽鹽生產試驗與結果

試驗按照正交試驗設計方案進行，研究了多個生產因素:循環速度、進料速率、晶體規整時間、固液比、蒸發室液位、蒸汽溫度、蒸發室溫度、真空度等。在生產過程中蒸汽溫度、蒸發室溫度、真空度、進料速率這幾個因素是相關聯的，因此試驗設計只采取了循環速度、進料速率、規整時間、固液比四因素作為試驗研究對象。

2．1正交設計試驗

生產過程中通過調整強制循環泵轉速控制料液循環速度，調節閥門開度控制進料速率，調節排料量控制固液比例，通過取樣時間控制晶體規整時間。正交試驗設計方案見表1。

2．2試驗結果與討論

根據正交設計條件進行生產試驗，將得到的產品進行檢測分析，根據產品圓整程度及產品粒度進行評比，得到正交設計試驗結果見表2。根據正交設計試驗結果進行分析，得到正交設計試驗效應曲線見圖1。(循環速度、進料速率、固液比例、規整時間)中，循環速度越高對產品結果越不利，尤其是循環速度超過1．5m/s后產品顆粒越小;固液比例越高產品顆粒圓整度越好，固液比例超過30%后圓整程度較好，而固液比例低于15%時產品幾乎沒有球形化;規整時間越長產品圓整度越高，產品粒度越大。

2．3最佳工藝試驗

根據正交設計試驗結果得到的最佳生產工藝進行生產試驗，在循環速度1m/s、進料速率1．5m3/h、料液中固含量超過30%的條件下繼續進行蒸發結晶，晶體規整1h后間斷取樣，得到不同規整時間段的精制鹽產品，產品經過篩分得到篩分試驗結果見表3。在上述工藝條件下，取得不同規整時間段的產品，將產品干燥處理后進行照片拍攝，得到產品照片，見圖2。由篩分結果和產品照片得知:在一定蒸發工藝操作條件下，當漿料中固含量超過30%后，漿料繼續蒸發結晶進行晶體規整，規整1h時得到的產品粒度集中在0．50mm～0．71mm之間，而且晶體圓整度不高，當規整時間超過2h后，晶體顆粒圓整度明顯提高，平均粒度在0．71mm以上，0．25mm以下產品較少，產品氯化鈉含量在99．71%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