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形態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時間尺度特征是指對生態環境資源使用或破壞的時間長短。

在時間尺度上生態環境破壞行為具有短暫性,但對不同生態環境的影響是持續的或短暫的,要確保在時間尺度上對資源利用的持續性。如河南省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興建了一批化工企業,留下了六百多萬噸廢料鉻渣,因鉻渣中含有致癌物鉻酸鈣和劇毒物六價鉻且鉻渣堆大多沒有防雨和防滲措施,致癌物經雨水沖淋和滲透,成為持久損害地下水和農田的污染源。類似這種能導致持久性污染的違法行為,應從時間尺度上進行刑事處罰而且需從重處罰。因此,環境刑法的處罰需要依據破壞生態環境資源行為在時間尺度上影響的持續性和短暫性進行刑罰。

2.空間尺度特征是指生態環境資源利用或破壞在空間上的面積或體積大小的影響。

生態環境資源的利用具有空間約束,例如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濕地公園等必須受到環境刑法的保護;不同生態環境資源在空間尺度上破壞的影響具有很大差別,例如廢氣排放、水體污染在空間尺度上具有跨國、跨地區的影響,動植物資源破壞在空間尺度上具有局部性。不同區域空間之間的生態環境資源開發和利用應確保相互間不為損害或要滿足相互間的物質能量交換。因此,環境刑法的處罰需要依據破壞生態環境資源行為在空間尺度上影響的面積或體積大小進行刑罰。

3.承載尺度特征是指生態環境資源依據本身的物質結構和生態功能的背景值

能夠承載本身具有的物質或功能最大上限值和能夠承載不是本身具有的物質或功能的下限值。例如鄱陽湖的重金屬的銅背景值為0.0008-1.118mg/L,上限值為1.118mg/L,若某個企業或公民排污的水中銅的含量超過上限值多少倍進行環境刑法處罰。因此,環境刑法的處罰需要依據生態環境資源本身的物質結構和生態功能的背景值在承載尺度上進行刑罰。

(二)環境刑法實施目標

環境刑法要規范企業、社會和公民的行為,在生產經營程中,既要遵循生態環境規律,又要遵循經濟發展的規律;環境刑法要保障“生態環境規律與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和影響是互相聯系、互為條件和相互制約的,它們之間存在著共存的和相互協調的關系;環境刑法要確保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遵循“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這一生態經濟規律;環境刑法最終要實現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的協調統一可持續性發展。

二、環境刑法的現狀和缺陷

為有效保護生態環境,國家先后制定頒行了一系列較為完善的法律規范。“法典式”是我國保護生態環境的主要立法模式,各種破環生態環境的犯罪在刑法典中都有具體的法律規范。“法典式”立法模式有利于確保對破壞生態環境犯罪的打擊力度,有利于達到威懾各種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和有利于實現刑法的科學化。

(一)環境刑法建設現狀

我國刑法介入環境保護經歷了近35年,跨越四個發展歷程:

1.1979-1988個別條款階段。

環境犯罪的條款始于1979年頒布的我國第一部《刑法》,在這一階段中,我國對破壞生態環境的犯罪行為是在個別條款中出現,沒有專門為保護生態環境設置章節,主要原因是當時我國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資源的矛盾不夠突出。對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主要以行政處罰和民事制裁為主,刑法處罰為輔。

2.1988-1997附屬刑法和單行刑法增補階段。

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對生態環境資源需求旺盛,各種破壞生態環境行為日益增加,現行刑法中的個別條款不能對生態環境起到有效的保護作用,凸顯環境刑事立法的滯后。為彌補環境刑法滯后于破壞生態環境犯罪的客觀現實,我國通過制定附屬刑法和單行刑法對破壞生態環境行為加以懲罰,如1988年通過的《關于懲治捕殺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犯罪的補充規定》。

3.1997-2001設置專節階段。

1997年頒布的新《刑法》中第一次對保護生態環境設置專節,為打擊破壞生態環境犯罪行為提供了更有力的刑法保障。在《刑法》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第六節以專節形式設定“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共9個條文,14種罪名,并第一次將單位規定為環境犯罪的主體,這表明我國刑法對環境犯罪正式實行雙罰制。

4.2001-2013完善階段。

隨著我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的矛盾進一步加深,新的破壞生態環境行為不斷出現,為快速制止這種行為并在實際司法中有效處理,國家通過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的方式,頒布一系列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條文。如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環境刑法存在的缺陷

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規范經過35年的發展逐步完善,但環境刑法在現行的經濟發展中也存在缺陷:

1.環境刑法立法理念未從保護生態規律角度修訂。

我國所制訂的有關生態環境保護的法規是從某一生態環境因子考慮,沒有從生態系統或生態規律角度去協調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近年來,有學者認為“擱置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的爭議,就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的需要而言,環境污染犯罪的治理內在地要求以整個地球生態的均衡發展為目的來設計治理機制”。這種觀點體現了人是生態環境中的一種生物,包含其中。只有保護好生態環境,人類才能生存,社會經濟才能得以可持續發展。

2.保障生態經濟發展的環境刑法法規沒有發揮威懾功能。

環境刑法具有極強的威懾效果,體現在兩方面:威懾已經環境犯罪之人重新犯罪;威懾一般人實施破壞生態環境的犯罪行為。破壞生態環境經常伴隨的是生態系統破壞和生態環境背景值改變,例如礦山開采導致植被生態系統無法恢復到頂級生態系統。由于生態系統恢復困難,因此對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應采用刑罰加以威懾。發揮刑法威懾功能目的在于保護生態環境規律,防止環境犯罪行為的擴大。英美法系國家等采用刑法的威懾功能,在生態環境資源保護和經濟發展均已取得良好的效果。

3.環境刑法的刑罰配置體系不夠完善。

除遵守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外,環境刑法的刑罰配置還需要根據環境自身的特點設置。刑罰配置體系需要根據生態環境資源時間、空間、承載尺度特點來設置,因為不同的破壞環境行為具有不同的科學特性,例如重金屬污染具有潛伏性、長久性、科學證明的復雜性等特點。通過刑罰配置量化指標體系建立,則可以依據環境犯罪刑罰配置數量和嚴厲程度對其進行刑罰。從量化指標解決刑罰判斷標準,防止刑罰過重需要社會支出的絕對增加和刑罰過輕又不足以震懾環境犯罪,導致環境犯罪數量增加。

三、環境刑法實施的重點及難點

環境刑法在實際工作存在較多困難,但面對污染對生態經濟的影響,必須在重點難點方面有所突破。

(一)嚴懲環境危險犯和過失犯罪

環境危險犯是指行為人實施了污染或破壞環境的行為,從而造成了一種危險狀態,對環境或人身、財產構成了嚴重威脅[4]。在日本和德國等國家,環境危險犯已從學術研究走向了刑法典。如日本《關于處罰與人體健康有關的公害犯罪的法律》中有關排放有損于人體健康的廢物的規定,德國《刑法典》中的“未經許可的放射性物質及其他危險物品的交易”即為有關危險犯的規定。過失犯罪是指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危害結果的行為[5],過失犯罪只有在《刑法》中有規定的犯罪行為才負環境刑事責任,這將不利于生態經濟健康發展。因此,過失造成生態環境破壞的犯罪行為,應受到刑事處罰。

(二)環境刑法實施的有效環境

在不遵守規范的生態經濟發展行為過程中,環境刑法可以作為一種隨后適用的懲罰機制。環境刑法立法上的快速進展與執法上的保守執行的矛盾日益突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現環境刑事立法的目的最終因執法不力或司法衰微而收效甚微,對于工業文明時代生態環境惡化的勢頭得不到節制,更不能推動人類社會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

(三)環境刑法實施的重點突破

在生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污染案件中,若沒有通過其懲罰手段讓環境刑法得到有效的實施并尊重環境刑法本身,制定完善的旨在保護生態經濟發展的環境刑法規范是不夠的。此外,在環境刑法實施過程中,特別強調在環境檢察官最有可能環境刑法的違法者,并獨立于公共權力機構影響之外。這一點,在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中,都是一個重點難點:環境刑法法規的違法者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刑事犯,而通常是社會上被尊重的企業家或政府官員等公民。這些人擁有更多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在一個環境訴訟案件中,他們會毫無顧忌地使用這些權力去規避環境刑法的制裁。只有當環境刑法能夠承受這些壓力并在違法者當中樹立起對環境刑法的尊重,環境刑法法律的效力和質量才能顯現,生態經濟發展才能可持續健康發展。

四、保障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完善環境刑法的建議

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經濟結構穩步調整,只有進一步完善環境刑法立法,才能積極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我國的生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最終才能助力生態環境的保護。本文提出理念更新、完善罪名和強化執法的建議。

(一)確立以保護“生態環境的時間、空間和承載尺度”的環境刑法立法理念

因人是生態環境中的一個生物因子,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根本地受到“生態環境的時間、空間和承載尺度”的制約,要使人類經濟、社會發展遵循生態規律,即控制經濟發展在什么時間什么空間條件下生態環境可承受范圍之內發展,只有在生態環境可承受范圍內才能可持續發展。因此在環境刑法立法理念中要確立“生態環境尺度”的理念,去掉“以滿足人對生態環境需求”的立法理念。

(二)構建破壞生態環境的罪名體系

破壞環境犯罪罪名大都是針對自然的環境危害,要求必須產生實際的環境危害結果,屬于一種事后懲治。這些罪名難以在執法過程中有效實施。應依據生態規律,建立以水、土壤、空氣和生物多樣性為背景值的量化定罪標準,以生態環境為客體的時間、空間和承載量的環境罪名體系。如設定“破壞生態系統恢復罪(生態系統需要恢復的時間尺度)、破壞自然保護區罪(自然保護區面積減少的空間尺度)、破壞環境背景值罪(生態環境能夠分解污染物量的承載尺度)”。環境犯罪不同于人在生活中犯罪,環境犯罪具有潛在的危險性,生態系統一旦造成損害就很難恢復或者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才能恢復,如果等到有實際危害出現才進行刑罰,則遲了一大步,生態經濟發展必然倒退。

篇2

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形成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和經濟收縮都是由行政性的強啟動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衰退一般都會帶來總體經濟水平絕對量的下降，（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發生了五次經濟周期波動：（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經濟周期波動均出現經濟的負增長。）造成經濟的重大破壞。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周期波動（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則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屬增長型的經濟衰退，即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最低點，其經濟總量的絕對水平并不下降（見表1）。出現這一情況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國仍處在短缺經濟的狀態下，市場制約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另外，它與如下情況也有一定的關系，即隨著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我國已逐步采用了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措施，從而使經濟周期的波幅和波動系數縮小，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增強。

表1中國GDP增長率的歷次波動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在較長的轉軌時期中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這使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難以一步到位，經濟周期波動仍呈現明顯的“計劃同期”（注：即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成為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為國家的集中計劃所推動。）的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方式表現為國家以向國有企業財政撥款的形式進行投資。在這種投資方式下，企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國家，并具有爭奪國家投資的強烈沖動。因此，每次經濟增長的啟動，一般都同時帶來經濟的“過熱”，從而使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人為“計劃”推動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幾次因經濟“過熱”引起的經濟大波動，均起因于國家投資的擴張。其中，第一次經濟大波動發生在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計劃者的沖動，即在當時確定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建設項目。為了克服這次經濟波動的后果，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處于經濟調整時期。

第二次經濟大波動始于1984年。該年年底，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并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由于我國的“預算軟約束”是一種制度性的軟約束，它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產權關系。因此，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只是把國家投資的財政渠道改為銀行渠道，是不可能結束銀企之間在資金鏈條上的體制性“軟預算”約束狀態的。正因為如此，在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后，便發生了銀行競發貸款、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社會消費需求膨脹、貨幣發行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曾設想以“軟著陸”的方式緩解經濟生活中日趨嚴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實際上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幾度夭折，經濟繼續升溫，通貨膨脹不斷升級，并在后來演變為1988年8月爆發的搶購風潮。這次由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的工業超高速增長，在遭遇資源制約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即此前的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和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已不復存在。當年，通貨膨脹率第一次達到兩位數，這迫使國家于該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實行緊縮的經濟政策。在經濟緊縮的情況下，國有投資率先回落。1989年非國有投資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據此認為，這是“中國農村持續發展推動時代的轉折”。

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下，國家與企業間的預算關系必然使企業表現出對資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謂投資“饑渴癥”、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把向國有企業提供資金看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現的壞賬寄希望于由國家的財政撥款沖抵，因而往往導致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調整期間，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沒有擋住又一次經濟過熱的到來。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三次經濟過熱主要是由社會集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和國有銀行資金大量以非貸款方式流出（銀行辦企業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國家重新啟動國有投資（以比非國有部門高出10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增長），并帶動非國有部門投資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長率高達72％）后，經濟過熱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長率分別高達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從減少國有投資入手，開始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出現持續多年的經濟“軟著陸”。

以上情況表明，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在轉軌時期，舊體制因素仍廣泛存在。它們對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方式仍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1.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仍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推動力。資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間，我國實際投資增長與GNP的實際增長的相關系數高達79.5％，即GNP實際增長波動的近80％可用投資來解釋；名義投資與名義GNP的相關關系系數則高達99％，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一致。（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頁。）而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國有投資總是起著經濟啟動和收縮的先導作用。在國有投資確實啟動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跟進；在國有投資收縮從而結束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快速退出。

2.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未能解決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即對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會通過信貸膨脹的形式表現出來。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使用國家的財政撥款與使用國有銀行的貸款并無本質區別，資金來源渠道的改變并未形成對企業資金使用的硬約束。在此情況下，企業仍強烈地表現出“投資饑渴癥”，只不過是從爭奪財政撥款轉而表現為爭奪銀行貸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銀行貸款的規模受到國家的硬性限制時，企業也會力圖通過其他形式籌資，如銀行辦企業、企業非法集資等。而一旦經濟過熱難以為繼時，國家只能采取強制性的緊縮措施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經濟的劇烈震蕩。

3.經濟中的“軟預算”約束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的產權關系，因此，只要企業歸國家所有，企業的經營損益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直接由國家財政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國有銀行的貸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通過國有銀行這一中間環節間接地由國家財政承擔。正是由于這種“軟預算”約束，造成國有企業仍然缺乏競爭性和經營效益。這從國有企業的高額微觀負債可以明顯看到。1980年，國有企業的負債率為18.7％，到1994年，對12.39萬戶國有企業（含商業、金融業）清產核資，資產負債率高達75.05％，若扣除實際損失掛賬，則高達83.3％。1995年國有企業虧損與贏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虧損則比贏利高出近1倍，國有企業基本上喪失了償債能力。據工商銀行調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產案8138件，其中后兩年為5128件，占受理總數的63％，在破產加速后，銀行的虧損率達85.1％。（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頁。）在此情況下，國家財政不僅必須（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的資本金，而且要承擔國有企業高負債導致的國有銀行的壞賬損失，國家成了潛在的國有企業債務的最終承擔者。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微觀負債最終總是要轉化為政府的宏觀負債的。很顯然，宏觀經濟能否平穩運行，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奏效，不僅取決于宏觀政策本身，而且還需要微觀層次的制度保證，即企業產權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轉折及其效應

如上所述，由于轉軌時期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在從傳統的直接調控走向通過市場中介的間接調控的過程并不順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使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的過渡也受到嚴重的障礙。更為引人關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走向甚至發生了重大的逆向轉折，即通過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對國有部門的投資，重新強化了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的沖擊，也給我國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尚未開放，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1998年，我國外貿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并于該年5月曾出現負增長）。因此，客觀而論，我國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強度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原因還在于國內的經濟形勢。

自1993年7月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后，我國經濟的增長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長率分別為13.5％、12.6％、10.5％、9.6％和8.8％，而且，這種下滑趨勢在繼續（1998年和1999年分別為7.8％和7.1％）。在市場長期疲軟的情況下，企業的兼并、破產加劇，失業人數劇增，國有企業下崗分流的人員每年約達1000余萬人。與此同時，由于制度環境和經濟形勢的制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密集運用的貨幣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銀行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改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產生明顯的政策效果，經濟下滑的趨勢依然。很明顯，貨幣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當狹小。

在此情況下，我國從1998年開始實行連續數年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國債6500億元（注：②這一數字尚不包括用于臨時財政支出的特殊國債。例如，1998年，為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國家一次就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各年的數額分別為：1000億元、1100億元、1500億元、1500億元和1400億元），用于安排國債投資項目。這種超高強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了多方面的不同效應。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成效

應當肯定，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經濟增長滑坡的情況下，我國有必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較大規模地擴大了投資需求，從而遏制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動了經濟的繼續發展。據有關部門測算，國債投資對GDP增長率的拉動，1998年為1.5個百分點，1999年為2個百分點，2000年為1.7個百分點，2001年為1.67個百分點左右。按照這個比例計算，1998～2001年，國債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在各年GDP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0％、28％、21％和20％。（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經濟環境趨緊、國內市場疲軟的情況下，這對于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無疑是必要的。

其次，國債投資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緩解了長期以來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而引起的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其中，在國債投資的支持下，我國對大江、大河、大湖進行了大規模的堤防工程建設和水毀工程修復。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國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樞紐工程25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75項、蓄滯洪區安全區建設22個，并拓展節水灌溉面積6500萬畝。這些工程已在經濟中發揮實際效用。在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方面，1998年以來的3年中是我國公路、鐵路、民航建設發展最快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公路新增通車里程約17.4萬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國公路總里程達140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為1.5萬公里），鐵路新增長度2070公里（其中復線里程586公里），水運航線、民航機場建設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項目。此外，糧食倉儲設施、農村供電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

最后，部分國債資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發長期國債后，預算中原準備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部分資金，被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的保障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發放等。該年發行的高達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則被用于充實國有獨資銀行的資本金。這些均屬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對于緩解改革風險、保持社會安定以及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轉軌進程中某些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有明顯的負效應。這種負效應是多方面的。這里我們首先要分析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負效應，即它重新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導致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其一，強化了一些部門的壟斷趨勢和國家機關的行政控制。

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國家壟斷和政府控制的經濟，經濟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斷打破國家的經濟壟斷和放松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從而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和活躍經濟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然而，執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國家成為主導經濟增長的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別是國債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部門，更強化了國家對這些部門的壟斷性控制，并進而強化了整個國家的行政壟斷和直接管理。在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過程中，我國出現了行政控制明顯加強的趨向。例如，在糧棉購銷體制改革后，由于個別地方出現搶購現象，國家曾經又恢復了對糧食和棉花的收購體制，取締和禁絕私商的相關活動，由糧食部門和供銷社壟斷糧食和棉花的經營；當一些產業部門出現生產能力過剩時，價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現象，但國家在此情況下不是通過鼓勵正常競爭促進產業集中和產業進步，而是倡導搞所謂行業“自律價格”，實際上是想通過價格卡特爾來抑制競爭，等等。

壟斷的加強除了強化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外，還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在電力、通訊、鐵路、民航等部門，這種利益集團往往依仗對國家經濟資源的實際占有，千方百計地阻止民間資本的進入；它們畫地為牢，排斥競爭，阻礙要素的自由流動，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損害社會和公眾的利益。壟斷會扭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造成壟斷租金：一是通過壟斷價格體現出來的社會福利損失，二是行業壟斷部門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項費用，將自身低效運行的成本和發展投資的負擔轉嫁給廣大消費者。根據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國壟斷行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大大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內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卻大大高于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1995～1999年期間，我國電力行業每個職工比其他行業職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該行業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資額為79.1億元。1996年，在壟斷行業的價格與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漲，而且上漲幅度大大高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我國電力工業的資金利稅率卻僅為7.33％，與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鐵路運輸虧損13.8億元，與1985年贏利64億元相比，減利120％。市話虧損35.6億元。郵政虧損70億元。（注：過勇、胡鞍鋼：《不可低估行政壟斷造成的經濟損失》，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7月13日。）由于壟斷行業上繳的利潤中包括了政府從國有投資中應得的回報、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以及所得稅返還、減免等優惠，因此，壟斷行業多年來不僅耗散了本行業的巨額租金，而且也耗費了大量國家本應得到的財政收入。

事實表明，壟斷的加強正在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當前，大部分被用于擴充國有經濟的國債投資，實際上是民間資本轉化而來的，這部分投資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當國有經濟的發展加劇了經濟的壟斷時，壟斷部門的尋租活動又必然阻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轉軌過程中，在市場經濟體系已初步確立的情況下，行政壟斷的加強一方面表明國家計劃經濟權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壟斷部門市場經濟利益沖動的加劇，它實際上是這二者的結合。在此情況下，壟斷行業的企業往往通過制定壟斷價格，或依仗其壟斷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種費用，最大限度地謀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尋找并耗散其壟斷租金。據2001年11月末的統計數字，國有企業贏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業大戶，其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海油、國家電力公司五家企業的贏利合計占重點企業贏利總額的58％。（注：楊繼繩：《凱思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有人擔心，在當前的情況下，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國經濟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者的弊端。這種擔心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

其二，過分倚重財政擴張強化了轉軌時期中金融市場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貸資金進一步集中流向國有部門。

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在新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國家已逐漸擺脫在刺激經濟增長中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倚重，轉而著重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在實行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后.也較好地處理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兩大基本經濟關系，從而使宏觀經濟管理逐漸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轉為政府通過市場中介而進行的間接調控。在此情況下，提高金融調節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應是實現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在國債投資日增、財政亦字擴大和銀行不良貸款數額巨大的情況下，金融風險的積累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加之人們對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戀，因而在金融運作方式和監管方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強化。（1）金融發展出現了某種縱向一體化的傾向。例如，貸款權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國債投資擴大信貸發放的同時，信貸也明顯向國家銀行集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明顯上升。該年1～11月，國家銀行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達78.5％，比上年同期高7.7個百分點，為近4年來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銀行的合并，關閉產權交易中心，取消場外交易等等。（2）經濟啟動主要依靠增發國債和銀行的間接融資，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視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強化，中小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為了刺激投資，1998年在不到9個月時間里連續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并放寬了利率浮動的幅度。三次下調利率使貸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個百分點，由此減輕企業（主要是國有大企業）利息支出600億元以上，降低國債利息負擔300億～400億元。然而，對利率浮動的規定卻對中小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即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現行的10％擴大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變。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現行的40％擴大為50％。（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中國貨幣政策分析》，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頁。）很顯然，關于利率浮動幅度的規定對中小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是不利的。與此同時，民間金融仍基本上處于非法地位，這更使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強和金融政策的進一步傾斜使信貸資金更加集中投向國有部門，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的壟斷地位。

3.擴張性財政政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隱患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僅強化了國家的行政壟斷，導致了某些方面舊體制因素的復歸，而且也給正常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隱患。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導致財政赤字的迅速膨脹。1997年，我國的財政赤字為582.42億元。而在1998～2001年期間，各年的財政赤字則分別達到922.23億元、1743.59億元、2491.27億元和2598億元，年增長率分別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財政赤字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財政預算赤字更達3098億元，比上年增長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國際警戒線。（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

由于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過長的回收周期和過低的投資收益率導致短期內難以獲得投資收益，這就往往導致借新債還舊債的情況，使國債規模越來越大。2000年底，我國內債余額已達13000億元人民幣，外債余額達1500億美元，內外債共計25000億元人民幣。2001年和2002年，債務余額進一步增加。（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數字尚不包括大量隱性債務，而這種隱性債務確實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級政府拖欠的公務員工資和養老保險欠款，以及國家糧食經營虧損掛賬，等等。（2）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財政通過各種不規范的方法舉借的債務（估計有1000億元人民幣）。（3）國有銀行剝離出的1.4萬億元不良債權，經處理后，樂觀估計能收回4000萬億元，損失的1萬億元將最終由國家財政承擔。因此，我國的實際債務余額比公布的顯性債務余額大得多。2002年3月，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回答與會者的提問時表示，當年我國的債務余額為8000多億元，只占GDP的18％。顯然，這里指的只是顯性債務，如果加上隱性債務，比例將高得多。據樓繼偉透露，到2002年，我國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在內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世界銀行曾估計是50％～70％，比較樂觀的估計是40％～50％，而比較悲觀的估計則達70％～100％。國外的經驗數據表明，積累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一般不應超過60％，我國的債務余額顯然已突破了國際警戒線。

更為嚴重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財政支出的擴大，特別是國債的增加。2000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當年GDP的比例為36.81％，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8.63％。到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增長到38.43％，而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則高達65％。這表明，GDP的增長主要是靠投資特別是國債投資推動的。中經網2002年8月2日刊載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總需求即名義GDP的增長率為6.3％，其中實際增長7.7％，價格下降1.3％。而財政支出增長率為19.8％，財政赤字增長率達62.4％（因債務利息支出記賬方式的改變，這里的財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長率略有高估）。很顯然，以每年近20％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60％多的財政赤字增長率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肯定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

還應指出的是，隨著國債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國債的金融機構積聚的風險更是不斷增大。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機構持有的國債9367億元（不含財政對商業銀行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比上年增加1022億元，增長12.2％，占國債市場總量的比重達56.7％，較上年末上升3.3個百分點，占其資金總運用量的比重為5.5％，比上年末上升0.3個百分點。在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成為國債市場上最主要投資人的情況下，存貸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壓縮商業銀行的贏利空間，對其經營狀況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在國債品種、期限趨同的情況下，一旦風險突現，變現遭遇困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幾點啟示

篇3

關鍵詞:油菜;種子;油體

油體是植物種子的貯油細胞器,通常在子葉、胚乳或盾片中積累,為種子的萌發和植株的早期生長提供能量[1~3]。油體為直徑0.5~2.5μm的球體,其大小因植物種類的不同而不同,且受營養和環境的影響。即使同一粒種子,不同組織中的油體大小也不相同[4]。Tzen和Huang提出的油體結構模型認為油體內部主要為三酰甘油酯(TAG)的液態基質,外部則為磷脂單分子層及嵌入其內的油體結合蛋白組成的半單位膜,這個半單位膜的基本單位是由13個磷脂分子和1個油體結合蛋白分子組成[5]。

油體結合蛋白占油體表面的20%,但僅占油體總成分的1%~4%,其中90%為油質蛋白(oleosin),少量其他蛋白,如鈣結合油質蛋白(caleosin,Sop1)、固醇油質蛋白(steroleosin,Sop2)和Sop3等[5,6]。

研究表明,種子含油量與油體大小有一定關系,而油體大小受油質蛋白含量的調控[7~10]。無論在細胞中還是在離體狀態下,油體均非常穩定,在干燥種子細胞內或在體外離心分離的懸浮液中,油體之間并不發生融合或聚合,甚至經過長時間的貯存也能保持穩定[11]。近年來對油體的研究已有許多報道,集中在油體的形態、油體的蛋白質成分、結構功能和分子水平,以及用油體構建的植物生物反應器生產外源蛋白等[12,13]。油菜是我國重要的油料作物,是研究油體的理想實驗材料,但由于油菜的油體較小,目前缺乏快速便捷的用于油菜種子中油體觀察的技術方法,限制了對油菜油體的研究。本文利用電鏡技術,觀察了油菜油體的形態和大小,為油菜油體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參考。

1材料與方法

1.1試驗材料試驗材料為甘藍型油菜揚油6號(Brassicana-pusL.cvYangyou6),種植于江蘇里下河地區農業科學研究所試驗基地。

1.2胚子葉樣品包埋塊制備將種子在ddH2O中于室溫浸泡1d,去除種皮,將胚子葉切成約2mm×2mm大小的小塊,于0.1mol/L磷酸鈉緩沖液(pH7.2)配制的2.5%戊二醛固定液中,0~4℃冷室中固定2d,用相同的緩沖液洗滌3次,再以1%四氧化鋨(緩沖液同前)在室溫固定2.5h。四氧化鋨固定后,用上述緩沖液洗滌3次,乙醇逐級脫水,Spurrs''''樹脂滲透和包埋,60℃聚合2d,獲得樣品包埋塊,干燥器中保存備用。

1.3半薄切片與光鏡染色觀察樣品包埋塊經修塊后,在LeicaEMUC6超薄切片機上用玻璃刀切取1μm厚的半薄切片,然后轉移到干凈的載玻片上的一滴雙蒸水上,70℃電熱板上使切片伸展和干燥,60℃烘箱中烘48h以上備用。

半薄切片的光鏡染色參考宜和徐麗云的多重染色法[14],即切片經PAS(高碘酸-希夫試劑,period-icacid-Schiffs''''reagent)-蘇丹黑B-考馬斯亮藍R依次連續染色后,置于Olympus光學顯微鏡下觀察,用附帶的成像系統拍照。

1.4超薄切片與透射電鏡觀察將切過半薄切片的包埋塊進一步修塊,用鉆石刀在超薄切片機上切取厚度約70nm的超薄切片,經醋酸雙氧鈾和檸檬酸鉛雙重染色后,在PhilipsTecnai12透射電子顯微鏡(荷蘭)下觀察,用附帶的CCD成像系統拍照。

1.5油體的分離油體的分離參考Tzen等的方法[15],并作適當改動。

2g干種子在ddH2O中于室溫浸泡過夜,去除種皮,研磨液(0.6mol/L蔗糖,10mmol/L磷酸鈉緩沖液,pH7.5)清洗胚,然后在研體內,4℃下用10mL研磨液充分研磨。研磨液過三層紗布,收集濾液。將上述濾液加到50mL離心管中,小心在其上加10mL漂浮液I(0.4Mol/L蔗糖,10mmol/L磷酸鈉緩沖液,pH7.5),10000g離心30min,然后收集上層油體,并用20mL去污清洗液(0.1%Tween-20,0.2mol/L蔗糖,5mmol/L磷酸鈉緩沖液,pH7.5)懸浮油體。將油體懸浮液20mL加到50mL離心管中,小心在其上加20mL10mmol/L磷酸鈉緩沖液(pH7.5),10000g離心30min,然后收集上層油體,并用20mL離子洗脫液(2mol/L氯化鈉,0.6moL蔗糖,10mmol/L磷酸鈉緩沖液,pH7.5)懸浮油體。將油體懸浮液20mL加到50mL離心管中,小心在其上加20mL漂浮液II(2mol/L氯化鈉,0.25moL蔗糖,10mmol/L磷酸鈉緩沖液,pH7.5),1000離心30min,然后收集上層油體,并用少量研磨液懸浮油體,4℃保存備用。

1.6油體觀察油體的觀察采用電鏡負染色方法。

將分離的油體用研磨液稀釋合適濃度后,將帶有Formvar支持膜的500目銅網在油體懸浮液滴上漂浮(有支持膜的一面向下)5min,用濾紙從銅網邊緣吸去多余的液體。然后再將銅網在磷鎢酸負染色液的液滴上漂浮3min,用濾紙從銅網邊緣吸去多余的液體。銅網自然干燥后,在PhilipsTecnai12透射電子顯微鏡(荷蘭)下觀察,用附帶的CCD成像系統拍照。

1.7油體大小的統計分析利用JD801形態分析軟件測量油體的直徑,從放大3000倍的油體電鏡照片中,隨機測量25個直徑大于1.5mm的油體直徑,測量10張照片,共2個油體;從放大10000倍的油體電鏡照片中,隨機測量50個直徑小于1.5mm的油體的直徑,測量張照片,共500個油體。利用EXCEL,分析計算數據平均值和標準差,并進行作圖。

2結果與分析

2.1胚子葉顯微結構胚子葉半薄切片經PAS-蘇丹黑B-考馬斯亮藍R多重染色,細胞中的脂類被染成灰色,貯藏蛋白質被染成藍色,細胞壁經PAS單染后呈紅色,但在其后的蘇丹黑B和考馬斯亮藍復染后,顏色變為深黑色(圖1)。胚子葉細胞被貯藏的脂類和蛋白體

所充實,其中蛋白體分散在細胞中央,而脂類充滿整個細胞(圖1)。雖然脂類物質以油體的形式存在,但由于油體直徑較小(0.57μm),半薄切片厚度較厚(1μm),因此光學顯微鏡下無法分辨出油體。

2.2胚子葉超微結構胚子葉超微結構表明,蛋白體多為近球形,體積較大,位于細胞中間,蛋白體內含有球狀晶體,這些球狀晶體在超薄切片時崩出,在蛋白體內留下電子透明的空洞,球狀晶體顆粒在蛋白體內差異較大(圖2)。細胞內油體大小差異較大,小油體多分布在蛋白體周圍,呈球形;大油體多分布在細胞壁附近,呈橢球形(圖2)。

2.3分離油體的形態觀察分離的油體經負染色,利用透射電鏡觀察,表明油體明顯分為大小兩類,小油體數量較多而大油體數量較少(圖3)。

2.4油體大小的統計分析對分離的油體的大小進行統計分析,發現油體的直徑在0.1~6.0μm,其中在0.4~0.5μm之間的油體數量最多,直徑大于0.5μm的油體,其數量隨著油體直徑的增加而減少(圖4、5)。為了便于統計和分析,將直徑小于1.5μm的油體定義為小油體,而直徑大于1.5μm的油體定義為大油體。

從圖4可以看出,小油體在直徑小于0.5μm時,其數量隨著油體的體積增加而增加,而在大于0.5μm時,其數量隨著油體體積的增加而減少(圖4)。圖5顯示的大油體的大小分布,表明大油體的數量隨著油體體積的增加而逐漸減少(圖5)。對大、小油體的直徑進行統計分析,結果表明,大油體平均直徑為2.39μm,小油體平均直徑為0.57μm。

3討論

植物油體是植物貯油細胞器,為直徑0.5~2.5μm的小球體,其大小因植物種類的不同而不同,保持這種較小體積可以為脂酶提供最大的作用面積,同時也提高了TAG的流動性[4]。對植物種子中油體大小的研究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Ting等研究發現,高油玉米品種具有較大的油體和較高的TAG/油質蛋白比[7]。Peng等對芝麻油體進行了人工合成,合成的油體大小與TAG/油體蛋白成正比[16]。

Siloto等通過在擬南芥中調控油質蛋白基因的表達水平,直接證明了油質蛋白的積累情況決定種子中油體的大小,而且油體大小的變化會影響種子內脂肪酸的累積[9]。油菜種子油體較小,對其形態和大小的研究較少。本文的超薄切片觀察表明,油體大小差異較大,分布在蛋白體周圍的油體較小,多呈球形,而其它部位的油體較大,形狀多呈橢球。對分離的油體進行統計分析,表明油體以小油體數目居多,其平均直徑大小為0.57μm,這與Tzen等[4]報道的0.65μm有差異,可能是由于實驗方法不同造成的。

分離的油體和超薄切片都顯示存在大油體,但數目較少,并且其數目隨著體積的增加逐漸減少。

Heneen等觀察燕麥胚乳發育,發現大油體是由小油體融合而形成,并且油體的大小與含油量有關[17]。

Hu等通過研究不同含油量油菜品種的油體大小發現在低含油量品種中具有較大的油體[18]。油菜大油體是如何產生的、油體的大小與含油量的關系等有待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詞]城市品牌區位理論分工

城市品牌是近幾年提出的概念,但是,學術上和現實中都對此有頗多爭議：究竟存不存在城市品牌？城市品牌對城市競爭力究竟有沒有影響？為此,本文從歷史角度考察城市品牌與城市演進的動態變化，以從一個側面揭示城市品牌與城市經濟競爭力的關系。

一、傳統城市發展與區位選擇理論

假設有兩個城市A和B，城市A比城市B擁有更豐富的資源，其他如規模、區位條件等各方面都相同。則A城市相對于B城市具有比較優勢，投資于A城市所獲利潤大于投資于B城市所獲利潤，即。于是，廠商會根據利潤最大化原則把廠址選址在A市，隨著廠商的流入和各種生產要素的聚集，就業機會增加，會有更多的人到城市A定居，產生集聚經濟效應。

再假設，隨著集聚經濟效應的增大，在A城市生產受益于規模經濟而進一步降低成本，同樣的產品在A城市生產所費成本小于B城市，即。

在產品同質化假設下，消費者僅根據價格選擇是否購買，A、B兩城市的銷售區域僅取決于各自的價格。又由于存在運輸成本，所以，產品總成本中必須考慮隨著距離增加所增加的運輸成本。如圖所示：

A城市的產品向區位B運輸，其總成本為：

B城市的產品向區位A運輸，其總成本為：

在距離衰減原理的支配下，隨著運輸距離的增加，從一個城市銷售到另一個城市的銷售量會由于運輸成本的增加而逐漸減少。A、B兩城市價格線相交處即為兩個城市的最大銷售區域或邊界。在產品同質無差異假設下，可假設兩個城市具有相同的需求函數，

在不受行政區劃強制性約束的條件下，隨著集聚經濟效應的增加，城市A的規模會擴大，而城市B則受到侵蝕，規模逐漸縮小。這里，廠商納入其生產函數的主要是要素稟賦、運輸費用和市場需求規模等因素，居民納入其效用函數的是就業和收入等。從而，一個城市所擁有的天然要素稟賦和區位條件就決定了一個城市的競爭優勢和其在競爭中所處的地位。因此，城市之間是不需要競爭的，因為城市的地位是天然決定的，所以只能坐等廠商與居民的到來。

但是，傳統的區位選擇理論有一個暗含的假設前提，即信息是完全的，所有廠商和個人對兩個城市的所有信息都了如指掌。

二、現代城市競爭與城市品牌

如今，城市的發展已超出了傳統區位理論的解釋范疇，比如：為什么有些資源貧乏的城市會表現出更強的競爭力？為什么有些依優越的自然區位建立起來的城市會衰敗，而有些依然興盛？

1.現代城市競爭的簡要背景

現在，我們假設隨著城市化進程，城市的數目增多，一個城市體系中有N個城市，并且放松傳統區位論的假設，使之更加貼近于現實經濟，并勾畫出現代城市競爭的簡要背景。

(1)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增強迫使城市參與競爭。由于交通、通訊技術的進步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各種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大為增強，這意味著廠商可以在更大范圍內選擇投資地，同時也意味著城市的比較優勢不再等于其競爭優勢。那么，城市如何在競爭中勝出呢？

(2)信息不完全為城市競爭力提供了條件。城市數量增多和經濟活動復雜化導致信息不完全，人們通過信息過濾和篩選選擇出有效信息，并依據信息做出各種決策。信息總會通過各種符號形式表現出來。品牌是什么呢？品牌在表現形式上也是一種符號，因此，城市通過品牌可以向人們傳遞信息，并提高人們的選擇效率，影響投資者和消費者做出決策。

(3)品牌是分工演進的結果。在人類社會漫長的歷史中，勞動分工日益細化，經歷了一個從產業間分工到產業內分工，再到產品內分工的過程。產品內分工不僅包括縱向分工，即產品鏈不同生產環節的分工；而且應當包括具有高度替代性的產品之間的橫向分工，即針對具有不同偏好的消費者進行的市場細分分工，產品內的橫向分工導致了品牌的出現。同時，產品內縱向分工細化的結果導致城市之間的依賴性增強，一個城市不可能脫離其他城市獨立存在，但是也必須提供讓其他城市可以依存的條件，否則，該城市便不具有存在的理由。

2.現代城市競爭模擬分析

在此背景下，下面分別分兩種情況考查A、B兩城市之間的競爭。

第一種情況，同上例，仍假設A城市相對于B城市擁有更豐富的資源稟賦，除此之外，兩城市的區位、規模等硬要素完全相同。顯然，如果B城市生產和A城市同樣的產品，其結果必然是傳統城市競爭的結果，但是，如果B城市的廠商能率先開辟一個新的品類，并采取適當的策略，培育品類品牌，則可以擺脫價格競爭的劣勢，在價格一定的條件下，具有該種偏好的消費者都會選擇該品類品牌。因此，只要城市具備品類指導下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即便自身資源稟賦缺乏，也能夠獲取持久的競爭力。

第二種情況，仍假設A城市相對于B城市擁有更豐富的資源稟賦，但是，假設B城市比A城市更接近市場。由于B城市靠近市場的優勢使該城市內的投資者更加接近消費者，這一方面使廠商能夠更加了解消費者的需求，及時靈活應對市場的變化，另一方面，由于消費者首先接受當地的商標，由于轉換成本的存在，消費者不會輕易放棄原有的選擇而改選其他商標。與此相對應，投資者投資于B城市會獲得更高的利潤，因此，投資者也更傾向于選擇B城市。

此時，要想使消費者改變選擇行為，除非A城市的產品能夠提供更低的價格，或者提供一個新的品類，該品類和B城市的產品不具有替代性。事實上，第一種方案是不可行的，雖然A城市具有低生產成本優勢，但是，要到B城市開拓市場，需要花費巨額品牌營銷投入，在高投入的情況下，很難長期維持競爭低價。最終的結果是，A城市成為B城市的資源供給者，靠給B城市輸送資源和原材料而維持生存，一旦A城市陷入這種局面，會形成惡性循環，A城市向B城市輸送原材料，B城市生產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這些產品除了B城市自己消費外，還銷售到A城市，這樣，通過一次貿易，A城市就會產生虧損。如果A城市發現自己在貿易種受損，將會提高原材料價格，希望通過原材料銷售獲取更高的收益，但是，原材料價格上漲后，B城市會進一步提高產成品售價，最終A城市每一次能源或原材料漲價，受損害的都是自己。目前，我國西部大部分地區就處在類似的境地。

城市在新一輪競賽中的主動性大大增強，無論是資源稟賦欠缺的城市，還是區位條件不佳的城市，都可以通過開辟新的品類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和消費者，為本地產品開拓市場。

三、城市競爭等級序列與城市競合

城市競爭是有序列等級的，一般只有同等級的城市之間才會發生激烈的競爭，而高等級城市和次級城市之間則更多地表現為產業鏈的轉移和勞動地域分工合作，以及與之相應的城市功能的分級。

1.競爭會使城市處于不同的序列等級

競爭會使城市處于不同的序列等級，其核心表現為產業鏈條的轉移和城市功能的高級化。一旦一個城市成功地確立了個性鮮明的城市品牌，率先占據消費者的頭腦，該城市在競爭中便具有了占先優勢，其周圍的城市則喪失了這種優勢。通過品牌的自我強化機制，該城市有可能形成中心城市，進入更高一級城市序列的競爭行列。次級城市則積極承接產業鏈條的轉移，作為腹地的支撐作用也得到強化，中心城市和周圍次級城市的相互依存加強，也就是城市群的崛起。

2.城市序列等級的動態性

競爭本身是一個動態過程，由于聚集經濟到聚集不經濟，中心城市有可能衰落，而低等級的小城市也可能由于條件的改善而強盛。所以，城市之間的競爭是常態，城市品牌的塑造也不是一日之力。

3.城市之間通過城市品牌錯位定位可以達到共贏

即使同等級的城市之間也不完全是競爭關系，通過城市品牌錯位定位，可以達到共贏。每一個城市都應認清自己所處的等級，認清自己的競爭對手和品類定位，這一點對中國的城市尤其重要。

因此，城市品牌是隨著城市競爭而產生的。以上分析都以城市品牌定位合理準確為條件，同時這些機制也決定了城市品牌定位的基本原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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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艾.里斯，杰克.特勞特王恩冕于少蔚譯.定位[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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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植物形態美的構成

植物形態的表現，是物質和非物質方面的信息傳遞給感官的體驗，游覽到創作者的感情，理解，氛圍和樂趣，大氣蘊涵和景觀植物一起構成的植物景觀的藝術語言。植物景觀藝術語言是一種精神的美學效果，它的含意是主觀想象，也是客觀存在的。植物景觀之美，是通過植物個體和群體的形式，顏色，氣味，變換和其他元素表達出的魅力，以及人們給它一個擬人化的性格，所以充滿靈性的植物景觀立體而生動的印象展現在人前。設計師在創作中，他的情感體驗融會到了植物景觀設計中，為他的情感宣泄提供了一個平臺，讓人體會到設計師們思想和情感，感受到同樣的視覺美感以及不同的情感洞察。植物景觀中的植物種類繁多，形態各異。既有形態特征，又有生態特征的各方面的差異，足以產生不同的設計效果，藝術體現。不同的植物通過不同的設計者的喜好、思考、靈感，以及人們不同的需求，產生了不同的組合效果，不同的意境。其中既顯示了植物的自然之美，也要體現出其意蘊。因此又可以通過不同形態的植物以藝術手法來達到想要的效果，更有通過將其剪裁成一定的姿態者。其中有特殊質感的植物大面積的種植，可以形成一種氣勢，給人以磅礴的姿態，產生震撼人心的力量，統一的姿態則又可以給人以平靜和舒適的美感。環境設計中的植物的形態通過色彩表達。心理學家認為視覺美最敏感的是色彩，不同色彩都會產生不同的效果。有人熱愛玫瑰的火紅熱情，有人卻喜歡百合的純白無暇，更有人只偏欣賞那一抹清新自然的綠。植物的賞心悅目很大程度上因其色彩繽紛美麗動人。春季欲滴的青翠、夏季蓬勃的盛綠、秋季燦爛的金紅、冬季寂靜的冷綠，使造型和空間環境變換出生動的表情，帶給人們層出不窮的心理和視覺感受。植物形態的四季變換是景觀設計構成重要的一部分。植物隨著四季的變換，色彩更是千變萬化，姹紫嫣紅，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景觀四季變幻的姿態、顏色使空間呈現出生機盎然的景象，并在各個季節呈現出不同的豐姿和魅力。春之桃李、夏之荷、秋之桂花、冬之臘梅，營造出美妙動人，充滿情調的環境里，形成不同的審美體現，亦帶給人們不同的感受和特別的情懷。

二、植物形態美的運用

植物景觀的審美主體和對象，分別為人和環境空間，不同時代下人們心理感受也發生相應的變化。植物景觀的藝術是感官與感受相輔相成，感官上符合人的審美的同時也要使人得到心里上的滿足，心理上所需要的滿足感不同于身體上的，他是人們很難解釋，但又說不清理由的會一味追求。人們對景觀的心理感知是一種理性思維的過程。通過自己的思維傳達到感官，從而對眼前的景觀做出評價，因此心理感知是景觀感知過程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人們會從已知的前提下推出的判斷是未知的推理可以基于過去的經驗，從整個推理得知整體，反之人們也可以部分地推斷出近似總體的結論，有利于系統地看待景觀的整體細節，是通過想起以前的事的這一心理過程，從而所引發的相關聯想。所以植物形態運用多是由特定寓意或形式作為基點進行設計，在景觀設計中一方面讓人們觸景生情，使“情”升為“意”，這時“景”升為“境”，即“境界”，成為情感的升華，以滿足人們享受高水平的文化精神需求。以植物的特點出發，我們要尋找一個新的視野，現代環境藝術設計中，必須回歸景觀設計的基本原則，從植物形態本身出發，探索植物的根本，發現更多新的可能性，回歸最初通過對其形態、質地、顏色等的研究、探索，方能對植物的屬性有了全面的認識，并綜合藝術理念，才可以做到在植物景觀的營造中保持植物形態的多樣性特征，創造豐富的地域特色。走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作者：蘭鵬 單位：湖北工業大學工程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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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純凈水包裝形態的類型

在立體空間中存在許多美的形態，純凈水包裝的形態正是從中抽象出來的，純凈水包裝形態類型受社會因素和人們的審美需求制約，起到保護商品的主要功能。我們從不同的類型、不同的材質等方面對飲品包裝造型進行分類闡述，探索更前衛的創意造型形態。

（一）純凈水仿生形態類型

純凈水的包裝設計必須從它形態仿生的角度去認識它，充分理解它的形態仿生設計理念，有助于實現最大化價值。運用一種簡潔的設計理念，符合現代設計所強調的節約的思想，遵循它具有的規律性，以及融合純凈水包裝形態的構成要素，把純凈水包裝形態設計做到盡善盡美。純凈水包裝形態具有抽象仿生設計和具象仿生設計的區別，抽象仿生設計是指自然形態的突出特征與結構，抽取出來相對獨立的本質屬性而剔除了非本質的屬性，從而獲得一個高度規則化與秩序化的結構特征。具象的提煉程度比較低，而抽象是高度簡化又純粹的形態。我們從個別的形態特征出發，也可以從抽象的概念出發，都能更好的詮釋純凈水包裝形態的規律性。其實，在藝術設計的領域既不存在完全的具象也不存在完全的抽象。我們生活中所見到的那些純凈水包裝設計中，純凈水的包裝形態千姿百態，各有千秋，但它們都有相同的規律性，純凈水包裝形態的對比與同一、比例與變化，人們正是抓住其規律性對它再創造。

（二）純凈水幾何形態類型

點、線、面、體都是構成純凈水包裝幾何形態的基本元素，它們可以幫助人們有效的刻畫錯綜復雜的世界，它們都稱為幾何形態，構成是以視覺為基礎，也是物體形態設計的基礎，將構成純凈水包裝幾何形態的最基本元素直接應用到設計領域，對包裝形態設計實踐有實際意義。生活中我們常見到的幾何形態主要是長方體和正方體，這種形態類型主要強調包裝的實用性和功能性，在針對純凈水的特性、功能上，應充分發揮多面體的成型特點，要更多地考慮包裝形態的變化和線條的裝飾性。純凈包裝幾何形態類型的美體現在穩定、理性和簡潔，純凈水包裝幾何形態結構的設計要根據它的實用性去創造去體現，充分挖掘它的構成原理和設計方法，實現包裝形態構成要素與現代設計完美結合。

三、純凈水包裝形態在創新設計中的作用

（一）“人體工學”的作用

我們平常所說的"人體工學”要盡可能的適應人體的自然形態，也是“以人為本”設計理念的體現。日本的ADK設計公司為定型發膠設計的包裝曾經獲得2010年Penawards包裝設計的鉆石獎，也是"人體工學”作用的成功案例。瓶子的外形設計突破了以往的規則造型，不論是形體的高低，還是重量感，都以適合使用者的手掌造型為宜，在使用的過程中，將產品握于手中時，恰好與手掌親密貼合，造型不僅具有親和力，而且符合“人體工學”的要求。我們可以學習借鑒這種技法對其深入拓展和延伸，合理的運用到純凈水包裝形態設計中。

（二）綠色環保的作用

綠色純凈水的包裝形態是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包裝應該可重復使用，避免浪費，所以設計不能只追求時尚和短期效應，必須從滿足人們的需求出發，充分的挖掘自然形態的內部結構和功能，把純凈水包裝設計做到極致。我們對純凈水的包裝材料要求簡約，這也是順應綠色包裝的要求。把在純凈水包裝中出現的過度包裝，成本過高，分量過重，耗材過多，難以降解等問題，產生了巨大的浪費和污染，甚至有的已經背離了包裝應有的功能。我們應該為了簡化包裝的制作工藝，又不失它的審美標準，便于拆卸、回收、再利用，純凈水包裝形態設計要合理精簡，做到物盡其用即可。把純凈水的包裝形態做到生態綠色是我們每個人的義務和責任。現代社會更倡導環保的理念，符合社會的發展趨勢，順應消費者的心理需求，創造出綠色環保的純凈水包裝新形態。“它的價值在于可以展示最新的科技手段和傳達最新的設計理念，在純凈水包裝形態設計中我們可以大膽嘗試將兩個不同領域的結構相結合進行探索和發展。“概念”包裝設計主要是用于探索結構和材料的各種可能性，拓展新的思維方式，為未來純凈水包裝形態設計提了供新的思路。通過對“概念”的理解，我們從中吸取靈感，融入到純凈水包裝形態設計中，純凈水包裝設計的“概念”結構形態是前沿設計理念，對純凈水包裝形態結構的探索永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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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作為一個以軸承為產業之一的浙江省紹興地區的縣，軸承的快速發展帶動了這一地方的相關產業的發展，新昌縣的輪胎行業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過對新昌縣輪胎行業現狀的分析，結合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大背景，提出相應的發展對策。

1、新昌縣及輪胎行業的現狀

新昌地處浙江省東部，隸屬紹興市，縣域面積1213平方公里，共有人口43.6萬，地貌特征“八山半水分半田”，是典型的山區縣。八十年代以來，緊緊抓住改革開放的機遇，依靠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順利實現了從全省次貧縣到全國百強縣的跨越，城鄉面貌發生了較大變化，經濟社會得到了較快發展。2010年，全縣實現生產總值215億元，財政總收入28.1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96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1263元。新昌工業有優勢。已經成為中國軸承之鄉、全國醫藥強縣、紡機基地、冷配大縣和汽車零部件生產基地，是全國科技進步示范縣，國家科技興貿（生物醫藥）基地、國家火炬計劃醫藥產業基地縣。全縣現有銷售超億元企業43家，其中超70億元1家、超50億元1家，上市企業6家，汽車摩托車輪轂產量全球第一，維生素E占全球總量的45%，藥用膠囊產量占全國1/3，小型軸承產量占全國20%，創造了“資源不足科技補、小縣構筑大科技”的發展模。

新昌縣輪胎行業自2010年以來從20多家相關企業上升到30多家企業，他們的規模從小變大，從粗放型向精細化轉變，從人工化到機械化轉變，從單邊化向多極化過度等等。尤其以單一品牌的米其林輪胎和普利司通輪胎為主打的輪胎銷售，向更多品牌的銷售發展模式。現在新昌縣輪胎行業的各公司及各部門已向多極化輪胎品牌銷售模式發展，比如有米其林輪胎、普利司通輪胎、固特異輪胎、鄧祿普輪胎、倍耐力輪胎、馬牌輪胎、佳通輪胎、朝陽輪胎、雙錢輪胎、正新輪胎、風神輪胎、三角輪胎、瑪吉斯輪胎、前進輪胎、櫻花輪胎、玲瓏輪胎、千里馬輪胎等等國際及國內一線品牌的代銷和直銷、單銷的模式運行著。

2、經濟結構調整對新昌縣輪胎行業的影響

2.1、經濟結構調整對新昌縣輪胎行業的沖擊

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將影響整個新昌縣的主產經濟和一些新興經濟的發展壯大。自2008年來受到第一次金融危機以來，新昌縣政府經濟辦為了應對國際和國內經濟的大趨勢，主動的、積極的、優先的根據自身發展特色做好了防御措施。同時，經濟結構的調整使新昌縣的一些家族企業受到嚴重的沖擊。比如一些企業產業效率比較低下的、一些管理模式有重大缺陷的、一些企業的機器設備比較陳舊的、一些企業沒有把握住國際發展形勢的、一些因貸款過多資金短缺的、一些企業沒有把握住政府對經濟結構調整的時機等等。企業受到的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將導致輪胎行業的不景氣現象。國內經濟的不景氣，新昌縣房地產業也受到重創，使新昌的汽車運輸業受到連帶影響，新昌縣的輪胎銷售、輪胎修補、輪胎翻新、舊輪胎回收等等企業將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壓。

2.2、經濟結構調整給新昌縣輪胎行業帶來的紅利

新昌縣經濟結構的調整，比如加大新領域的開拓、更換新的制造設備、從低能產業向高能產業邁進、對舊輪胎的回收加工等等。這些經濟結構的調整將帶來新的氣息，將原本“一潭死水”的企業聚集地煥發新的活力。為汽車運輸業注入了一針“強心劑”，也為新昌縣的輪胎行業發展帶來了福音，汽車運輸業及當地企業的不斷發展壯大，給輪胎行業的發展提供了“趕鴨子下水式”的水到渠成形勢。

3、新昌縣輪胎行業應對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路徑分析

3.1、服務需求的多樣性有利于新昌縣輪胎行業應對經濟結構調整

外地游客或者路經新昌的人，他們來到此地或在新昌暫停休整，都需要尋找當地的汽車服務點或大型汽車修理廠。同時，他們可能會問起這邊某些輪胎的銷售情況，合適的話就會換了車上舊的輪胎。假如在新昌境內的上三線高速上出現輪胎破損或者汽車出機械故障，都會需求當地的高速汽車應急小組提供的服務。所謂的高速汽車應急小組服務是政府把高速上某一段的汽車修理維修權轉租給私人公司或個體提供的服務，并且有兩個人以上組成的應急隊伍。他們可以提供車主所需要的基本服務，但是服務的價格比一般的汽車修理廠提供的服務貴上好幾倍。高速上的應急服務是一種壟斷性質的非個人意愿的輪胎行業消費，但是他們的服務還是很到位的。新昌境內那么多的汽車服務公司或個體店，可以滿足各式人們的需求。

3.2、服務供給的多樣性有利于新昌輪胎行業應對經濟結構調整

新昌輪胎行業當前主要依賴于為各大本地公司的汽車服務，而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給新昌當地的大型及小型企業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尤其是新昌當地的軸承加工業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然而，新昌開辦的各色輪胎行業都離不開新昌當地的資源和新昌客源。比如新昌大修理廠需要像新昌縣旅游客運有限公司這樣的企業為其提供客源，而新昌縣旅游客運有限公司需要像新昌大修理廠幫其完成公司里大型客車的維修、保養、更換輪胎等等服務。新昌輪胎行業提供的多樣，可以足夠應對經濟結構的調整。

3.3、經營層次的提升有利于新昌輪胎行業應對經濟結構調整

新昌輪胎行業可以根據當地實情或國家經濟的動向，可以進行企業內部設備的更新換代。企業內部設備的提升，相應的企業經營層次也提升了，有利于更好的服務于汽車業，同時給自身企業帶來更多的利潤。設備的更新也可以為企業帶來新的客源，同時服務質量的提升為企業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比如有些私企老板買了進口車，且又不想去4S店保養，但又害怕私人輪胎企業的設備差。假如私人輪胎企業更新了設備，車主就不存在這樣的憂慮。他們就不需要花更多的錢去4S店，同時又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服務，而輪胎企業增加了客源也增加了收入，這樣的情況是達到了兩全其美的境地。輪胎行業經營層次的提升，將更加有利于應對國家經濟調整所帶來的影響。

3.4、提高輪胎行業員工技能

輪胎行業員工或者服務人員技能的逐步提高，是應對經濟結構調整的有利措施之一。以往因為服務水平差，工作能力達不到客戶的要求，而導致輪胎行業遭受損失。隨著紹興地區輪胎行業越來越趨向正規化、現代化、信息化等等，輪胎行業的員工或者服務人員將定期定點到紹興職業技術學院去參加培訓，提升員工或者服務人員的理論知識和技能。讓他們適應新的設備及新的服務觀念，同時跟上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

3.5、輪胎行業自身市場競爭力的增強有利于應對經濟結構的調整

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除了給輪胎行業帶來了沖擊，也給輪胎行業帶來了增強自身市場競爭力的機遇。只有以競爭為壓力，以競爭致勝為動力，才可能在國家經濟結構調整中，吸收國際上的先進思想，運用先進理念，不斷提升自身實力。比如，更新企業的設備、提高企業員工的技能、增強服務人員的意識、提供多樣性的服務等等，同時增強企業自身在市場中的競爭力，才能更佳適應經濟結構的調整。

4、結語

新昌縣輪胎行業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扶持，同時也離不開當地政府部門的支持。新昌縣輪胎行業為了把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負面影響調到最小，必須結合新昌縣產業發展的實際情況和其他政策手段，使其具有針對性、具體性、時效性，只有這樣才能給新昌縣輪胎行業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實現新昌輪胎行業穩健、協調、可持續發展。

基金項目：本文為自治區重點學科中國少數民族經濟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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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九地市和諧社會構建的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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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原型網絡協同系統的研究

基于構件的虛擬實驗室的設計與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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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童先生的各種文論教材和相關論文，關于“審美意識形態論”具有三處代表性的闡發：其一，文學“是一種具有審美特質的社會意識形態”（注：童慶炳：《文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60頁。）。此處“意識形態”被看做是“人類社會意識的外化形態”：“文學是人類意識活動的產物，即人類意識的外化、形態化，就這一點而言，它如同政治、哲學、科學、宗教、道德一樣是一種意識形態”（注：童慶炳：《文學概論自學考試指導書》，武漢大學出版，1995年版11頁。）。這里的“審美特質”在客體上表現為：面對客觀事物的自然屬性和價值系統，文學所擷取和反映的“必須而且只能是客體的審美價值”（注：童慶炳：《文學審美特征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版，29～30頁。）。

其二，“所謂審美意識形態，就必然是審美與意識形態復雜的組合形式”（注：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頁。）。而這里的“意識形態”已與“人類意識的外在化形態”大相徑庭：“意識形態是與經濟基礎相對的一種上層建筑形式，指上層建筑內部區別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話語活動，如哲學、倫理學、宗教、文學及其它藝術等。”（注：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頁。）此處也對審美作了正面闡釋：“審美是人類掌握世界的一種特殊方式，指人與世界（社會和自然）形成一種非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關系狀態。”（注：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頁。）

其三，“文學是一種意識形態，文學又是人類的一種審美活動。文學的意識形態性與文學的審美特性有機結合在一起，就產生‘質變’，產生了作為文學的根本性質的‘文學審美意識形態’”（注：童慶炳：《文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頁。）作為文學屬概念的意識形態又不是“話語活動”了，而回到了“人類意識的外化形態”上去了：“我們說文學是一種意識形態，就是說社會生活本來是自然形態的東西，經過作家的藝術改造，變為觀念形態的東西。”（注：童慶炳：《文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頁。）而審美也變成了人對事物的特殊精神活動過程：“審美是心理處于活躍狀態的主體，在特定的心境時空中，在有歷史文化滲透的條件下，對客體的美的關照、感悟、判斷。”（注：童慶炳：《文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頁。）

由上述可知，童先生的“審美意識形態論”存在的主要問題體現在兩個層面中：一是不同版本的論著對“審美意識形態論”具有不同版本的解釋，各種解說之間不僅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二是不同解說自身也有諸多不盡合理和值得商榷的地方。

先說第一個層面的問題。上面三種解釋都把文學的屬概念規定為一種“意識形態”，但對意識形態的界定卻并不一致。解說一、三認為意識形態是“人類意識的外化、形態化”，在外延上包括全部社會意識內容。解說二認為它是一種“話語活動”，這一說法實際上已經把社會意識中的某些因素排斥在外了。一般認為，所謂“話語活動”不過是說話主體與接受者之間在一定話語情境中通過文本進行的一種信息溝通過程。而話語活動之所以能夠進行，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話語雙主體（說話主體與接受主體）之間溝通的媒介——“文本”的存在。文本大體有兩個存在形式，即所說的話與所寫的文字。我們知道，如社會習俗、幻想、集體無意識等社會心理因素并不常常構成“文本”和“話語系統”。因此，從意識活動的角度說，社會心理因素不能構成話語活動的重要內容。這樣，一邊認為意識形態包括全部社會意識內容，一邊又認為它排除了社會意識的某些內容，兩個意識形態概念在外延上發生了矛盾。在內涵上兩者也相互抵牾。前者認為意識形態是“人類意識活動的產物”，把它視為靜態的、凝固化的事物；后者又認為它是“話語活動”，即是包括說話主體、接受者、文本、溝通等多種因素在內的動態過程。其實話語活動本質上就是意識活動，如果意識形態是話語活動，在更大范圍上等于說意識形態是一種意識活動，那么，一面說，意識形態是“意識活動的產物”，一面又認為它是“意識活動”本身，孰對孰錯？令人匪夷所思。

由于對“意識形態”概念的解釋充滿矛盾，已經提前決定了對“審美意識形態”和“文學”不可能再有科學合理的說明了。

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對“審美”的解釋之中。解說二，把審美視為人類掌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和人與世界的一種特殊關系；解說三又把它變成了人類對“美物”的“觀照、感悟、判斷”的精神活動。應該說，單就“審美”一詞而言，它確實擁有包括上面兩種含義的多重內涵。然而，在“文學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的判斷中，“審美”充當的是被判斷事物“文學”的“種差”，即文學區別于其他“意識形態”的獨特性質。嚴格說來，這個種差——“審美”必須是確定而統一的，否則，就會使人產生認識上的歧義和模糊。

從第二個層面來說，童慶炳的“審美意識形態論”每種解說自身也存在著許多問題。解說一把文學規定為“人類社會意識的外化形態”，在方法論上混淆了事物的存在“形態”和分屬領域。一般而言，事物的形態是人的感官能夠直接把握的事物外貌狀態。例如，人們能夠直接把握H[，2]O的“形態”只能是氣態的、液態的、固態的水，亦即我們說H[，2]O只能形態化為汽、水、冰三種形態，而不能說它“形態化”為了黃河、太平洋和喜瑪拉雅雪峰。同樣人類社會意識的“外化形態”也只能是為人所直接感知和把握的語言、文字、文本、話語及人的自覺不自覺的動作行為等，而不能形態化為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就像河流、雪山不過是H[，2]O的形態——水、冰的存在領域一樣，哲學、文學也只是人類社會意識的某種外化形態——哲學性文本和話語、文學性文本和話語的存在領域。

以擷取現實生活中的審美價值作為文學的“特質”，理由并不充分。童先生的說法是：“當我們說文學藝術的獨特對象是客觀現實的審美價值的時候，不要把現實的審美價值當成是獨立的存在。現實的審美價值具有一種溶解和綜合的特性，它就像有熔解力的水一樣，可以把認識價值、政治價值、宗教價值等溶解于其中。”（注：童慶炳：《文學審美特征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版，29～30頁。）然而世界上任何具有相同屬性的事物一般都是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的，不僅事物的審美價值不是獨立的，其實用價值、認識價值、政治價值、道德價值等也是如此；不僅實用價值、政治價值等可以滲透溶解于審美價值之中，反過來審美價值也完全可以滲透溶解于實用價值和其它價值之中，那么既然文學可以擷取溶解其他價值因素的審美價值，也完全可以擷取融合審美價值的實用價值或其它價值。為什么“必須而且只能”擷取審美價值呢？為什么“必須而且只能”要用審美價值去溶解其它價值呢？童先生并沒有準確把握到文學與審美價值之間的必然聯系的關鍵之點。

解說二在屬概念上把文學視為一種話語活動，把“文學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命題的種差——“審美”解釋為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特殊方式和人與世界的一種特殊關系。緊接著又說：“它（審美）可以從目的、方式和態度三個方面加以理解。從目的看，審美是無功利的；從方式看，審美是形象的；從態度看，審美是情感的。”（注：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頁。）然而，我們知道“方式”是人類在實踐活動中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它與“目的”、“態度”等一起構成實踐活動的下位概念，我們只能說人類在掌握世界的實踐活動中抱有何種目的，采取何種方式，表現何種態度，而不能說“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解說二中審美內涵之一）的目的如何，方式如何，態度如何。“關系”是事物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狀態，它至少在雙方之間方可發生，審美關系必然發生在審美主體與審美對象之間，審美關系（解說二中審美內涵之二）的特征也必然是審美主體與對象互相作用所形成的特殊狀態的特征。如所周知，在審美發生過程中，就主體的心理狀況而言，最終并不報有任何目的，主要采取形象方式，并表現出某種情感態度。這只是主體在審美活動中所呈現出的特點，而并不是主體與對象間形成的審美關系的特點。

如此的“意識形態”與如此的“審美”，兩者“復雜組合”而成的審美意識形態的內涵應是什么呢？我們找不到明確的答案。

解說三與前兩種解釋最大的不同是提出了“文學是一種審美活動”的觀點，而問題也恰在于此。我們知道，審美活動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審美活動包括審美欣賞與審美創造兩種含義，狹義的審美活動單指審美欣賞。顯然，上述對審美（活動）的理解指的就是狹義上的。讓人不解的是，童慶炳先生一向堅持文學活動論，即認為文學是世界、作家、作品、讀者四要素循環往復的動態過程，而審美欣賞不過存在于讀者——作品的環節之中，說文學是一種狹義的審美活動，實質上等于說文學僅是一種讀者對作品的鑒賞活動了。我們寧愿認為這是童先生的疏忽。問題是我們把這種疏忽的因素考慮進來，如果從廣義上理解審美活動，即把“審美創造”也看做是審美活動的重要內容，可否認為文學是一種審美活動呢？我認為，廣義的審美活動仍涵蓋不了文學活動。首先。“審美創造”不等于“藝術創作”。為了表達對傳統藝術的反叛，杜桑為微笑的蒙娜麗莎畫上兩撇胡子，又把夜壺擺上大雅之堂供人觀賞，名之曰《泉》，我們說不清是在創造美還是在破壞美。但由于這些作品確實蘊含著某種藝術意義，我們還把這些藝術家的行為稱為藝術創作。其次，審美活動中的審美欣賞也不等于文學活動中的讀者接受。我們認為，審美欣賞是審美主體在非功利狀態下對事物形式進行的非功利情感的知覺過程。但在文學藝術的接受活動中，往往要經歷閱讀——鑒賞——評價（不只是審美評價）的過程。其中，只有在鑒賞的某個瞬間讀者是完全排除功利性考慮的。另外，文學活動中“世界——作家”的加工過程，“讀者——作家”的反饋過程，“讀者——世界”的體認過程等環節也很少與審美結緣。由此可見，文學活動不等于審美活動。

三、我的幾點看法

如所周知，文學現象的無限豐富性和復雜性，為闡釋文學提供了巨大的理論空間。在多元化的闡釋背景下，從人類社會意識的角度解說文學，不過是多音合唱中的一種聲音。至于是否可以擔當“文藝學的第一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要從人類社會意識的視角審視文學，就應挖掘出它本來已擁有的深厚的理論內涵，進而明晰地、系統地、合乎邏輯地將其闡發出來。由于篇幅所限，現將幾點看法粗列如下，詳細論述筆者另有專文。

現代人類文明意識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具體說來，文明意識可以分為實用意識、審美意識和集體無意識三大類。實用意識遵循的是現實實用性原則。它具有明確的實用目的性和功利性，即滿足人類的物質性存在的需要。實用意識又可分成兩小類，用來專門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相關技術發明以及指導思維活動和語言交際的意識類型，可稱之為工具意識；專門對組織、團體、國家、社會及其活動進行規范、制約和管理的意識類型，可稱之為規范意識。審美意識是在實用意識中分化產生的一種超功利性意識類型。首先，只有當人類形成了完全的抽象能力，具有了把事物的形成與屬性相區分的能力，人才有條件和可能以非功利的態度和非功利的情感專注于欣賞事物的形式，于是審美欣賞在人類歷史上發生了。其次，如黑格爾所言：“人有一種沖動，要在呈現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中實現自己。”（注：黑格爾：《美學》，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39頁。）而當實踐水平發展到人們的精力可以不必全部投放于事物內容和屬性，而有能力集中于對承載事物內容和屬性的形式的創造上時，我們說審美創造在人類歷史上出現了。在審美欣賞和審美創造活動的共同推動下，人類的審美感覺、欲望、興趣、情感以及審美觀念、理想等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進而形成了由這些因素統一而成的完整的人類審美意識。與實用意識相比，審美意識的特征表現在三大方面：非功利性、超越性、自由性。

文學可以成為各種社會意識的表現形式。由于各類意識內部結構不同，承擔職能不一樣，它們分屬領域和表現形式也不一樣。實用意識內部，觀念、認識等理性化因素與欲望、情感等感性化因素相比處于主導地位。按其特點與職能，工具意識分屬于了自然科學、語言學、思維科學等領域；規范意識分屬于了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倫理等領域。欲望、情感等感性因素在意識內部處于主導地位的審美意識，主要分屬于了文學、音樂等藝術領域。某一意識歸屬于某一領域，以某一形式表現，并不具有天然合法性。在人類所有意識類型中，情感、想象、理想等作為不穩定的因素，在特定情況下都可能突現成為主導因素。此時，該種意識的最佳表現形式就是文學藝術。換言之，文學藝術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主要是審美意識的存在領域和表現形式，也可以成為實用意識諸種類的表現形式，還可以成為實用意識之下的個人潛意識和社會集體無意識的泄導渠道和形式。

意識形態指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由包括審美意識在內的各種社會意識形式和意識因素構成的、表現在各種意識領域中的社會意識的整體面貌和樣態。按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一定社會形態中社會經濟結構的性質必然決定著該社會形態中存在于各種具體社會意識形式中社會意識的性質。因此，具體的社會意識無論歸屬于什么領域和分工形式，其社會性質都要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和支配，從而產生社會意識在社會性質上的差別和劃分，各自形成特定的樣態、面貌。另一方面，不管何種意識形式、何種意識因素只要產生并存在于某種社會形態之中，就有可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間接地、顯露或隱曲地體現出該種社會形態的社會性質。同時，它們會以體現社會同一性質為磁石，聚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的意識樣態。我們把這個體現一定社會形態性質的統一的、意識樣態叫做“意識形態”。

篇10

歷經撥亂反正、引進趨新和體系創造的步步足履，新時期的文藝基礎理論建設無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和文藝復蘇的時代大潮，為理論家的創造和理論的推進提供了適宜的精神生態和廣闊的話語空間，文藝理論的觀念更新與學科拓展贏得歷史的尊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我們對文藝理論實績的真誠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論研究自身的缺憾，我們對理論走勢的欣喜也難以開釋對理論困窘的深層焦慮。對于21世紀的我國文藝理論建設來說，得到的已成為過去，而失去的卻要影響未來。于是，直面缺憾，檢視我們這些年在文藝基礎理論建設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許對構建文藝學當代形態更具啟迪意義。

缺憾之一：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邊緣化，讓我們失去了聚焦文論本體的自信。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轉型和商品大潮對人們價值觀念的巨大沖擊，使文學藝術及其理論一道被置身于一個告別和進入、解體與建構的動蕩時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藝失去轟動效應，經濟的“熱”和文藝的“冷”形成鮮明的反差，以致出現精神審美功利與物質實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藝術價值與衡量作品的經濟杠桿之間的反差和藝術消費中“曲高和寡”與“媚俗獲眾”的錯位，文學日漸偏離“社會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學和文學理論的“邊緣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藝理論領域，其邊緣化不僅表現在這些年來的文藝研究遠不如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那般紅火和搶眼，還在于文學理論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邊緣化處境。譬如，文學理論研究隊伍的邊緣化——理論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學者越來越少；文學基本理論研究的邊緣化——扎扎實實從學理本體和基本問題上做“功夫學問”的人在分化和銳減，而趕時髦、求新潮、扮“黑馬”、標新立異走“捷徑”的投機學人越來越多；還有文學理論研究學科目標的邊緣化——即以所謂應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學科研究來替代基礎原理研究。例如，這些年把文藝原理“美學化”“文化學化”“社會學化”，乃至于“哲學化”或“科學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們的認可和夸贊。這里潛藏著的危機在于：有些研究在將文藝理論打了一陣跨學科“擦邊球”后，理論自身的原理性難題并未得到有效地解決；相反，簡單地把文論問題做“美學化”或“文化學化”處理，喪失的卻是對文藝理論學科本身獨特而系統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論文體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認同化，使我們失去了原創和超越的勇氣。如果說邊緣化錯位使我們的求異思維找錯了坐標，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則常常使我們的理論研究被求同思維所困擾。在文藝理論研究領域，許多研究者習慣于將自己的思維支點依托于前人的某種理論范式上，以“本本”“經典”“權威”為依歸，以讀解、引征或推崇、效仿來代替理論創新和學術超越。這有三種表現：一是向馬列文論認同。諸如從經典著作中找到哲學認識論、意識形態論或藝術生產論等論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論根據和學理體系。二是向現當代的西方文論認同。從俄國形式主義、法國結構主義、英美新批評到存在主義、現象學、精神分析理論，從語義學、符號學到解釋學、接受美學，乃至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權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后殖民理論、西方等等，都被一些人風車似的玩過，都曾被持論者認同為先鋒理論的界碑和方法論武器。三是向中國本土的文論傳統認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論寶庫和“五四”以來的現代文論遺產不僅成為一些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和歸結點，而且成為一些研究者的學術精神原鄉。

這些理論認同并非毫無意義，比如，向馬列文論的認同使我們有了主流意識，向外國文論認同使我們找到了參照坐標，而向中國古代文論認同則使我們擁有了理論的民族本根。問題在于，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論認同，極易造成對文學基礎理論不是“接著說”而是“照著說”，不是“說自己”而是“說別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圇吞棗或照抄照搬。結果便是理論研究的陳舊、重復、學舌和玄虛，理論建設變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調、中外文論的“元件組裝”或前人觀點的“穿靴戴帽”，從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創意識和理論成果的超越價值。

缺憾之三：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功利化，使我們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論的支撐。“功利學術”的泛濫正侵害著理論研究的健康肌體。走近時下的學術圈，你不難發現，為晉升專業技術職稱而進行理論研究、為完成科研指標而從事科研活動、為編寫教材、完成叢書出版計劃而寫書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說“著書只為稻粱謀”的“編書”了。許多人把精力放在爭課題、報大獎、拜名家、找路子等“學外工夫”上，希圖靠虛名浮利盡快揚名立腕，而對學問本身關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學術在研究對象和治學方式上通常表現為：第一，輕基礎理論研究重應用研究。因為基礎理論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對治學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應用研究諸如介入熱點、評品時尚、點擊流行文化、追蹤偶像明星等，做起來投入少，見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雙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與創造。文壇的心浮氣躁常常滋生出一個個泡沫學術和商業化炒作，傳統的“求道之思”或“授藝之學”已被演繹成“賣點秀”或“包裝術”，罵名人、唱反調、游走傳媒、吸引“娛記”，論題驚世駭俗、開口語驚四座，是其慣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體系搭建輕問題研究。這些年國內出版的不下幾十種文學原理教材以及眾多學術專著，已經構建出許許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論形態和體系，如文藝反映論體系、文藝認識論體系、文藝意識形態論體系、文藝生產論體系、文藝主體論體系、文藝心理學體系、文藝符號論體系、文藝系統論體系等等，無疑它們從總體上推進了文藝理論建設。這些理論體系中，有些是具有創造性的或有具創造性的成分，但確有不少是陳陳相因的。科學的理論體系是建立在對每一個基礎理論問題深入思辨和科學解答基礎之上的，如果僅有體系空殼而沒有思想新創，疑難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那么所謂的“體系”也不過是空中樓閣，對推進文藝理論的實際進展和建構文藝學當代形態是無濟于事的。缺乏學理創新而忙于搭建體系，是功利化學術的反映，也是文藝基礎理論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論支撐的表現。

二、認準坐標：我們選擇什么

當歷史把文藝理論研究帶入21世紀的時候，時代迫使我們對建設什么樣的文論范式以及怎樣建設這種范式作出自己的選擇，開放的理論背景又為我們提供了各種選擇的可能性。時至今日，至少有4個層面的觀念坐標需要我們去認真面對、認知和選擇。

從縱向上講，我們正面對“傳統與未來”的價值選擇。建設新世紀的文藝理論需要我們把目光投向過去，開鑿自己腳下的理論巖層，批判地繼承古代文藝理論遺產，吸納文論傳統的豐富營養；同時，文藝理論的發展又不可為傳統所累，背負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舊有模式而駐足，而應該面向現實發展，關注時代進步，把目光投向未來，開辟文藝理論建設的新境界。

從橫向上說，我們要面對“自律與他律”的價值選擇。文藝理論建設應該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論血脈和人文精神，重新鍍亮自己的理論個性，以理論的民族性來贏得理論價值的世界性；同時，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又需要廣擷博采人類一切優秀的理論質素來滋補我們的文論肌體，以開放的心態接納外民族文論的“橄欖枝”作為我們理論建構的借鑒，任何封閉意識和“國粹”心態都將和信息時代的歷史潮流格格不入。這種“中化”和“西學”或“中體”與“西用”的關系，構成了一個自律和他律的觀念悖論。

從理論范式上看，我們正面對文藝理論的“經典形態”“傳統形態”與“當代形態”的價值選擇。“經典形態”是指文藝理論創始人及其經典作家的理論思想，它們通常代表著文藝理論的主導思想、基本觀點和權威話語模式，具有學理的典范性和觀念的規范性。“傳統形態”是指“五四”以后、特別是建國以來發展和積累起來的習見理論模式，它們是以文藝理論教材及專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數人認可的文論形態，具有理論范式的約定俗成性以及價值取向的慣性和思維定勢的惰性。“當代形態”則是正在創造和發展中的文藝理論，這種文論正面臨多方面的挑戰。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經濟的一體化會給它帶來異域文論、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滲透與擠壓，高科技的迅速興起形成文藝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變異，還有大眾審美文藝、特別是影視藝術、網絡藝術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藝本體變遷和觀念革命的新選擇等，它們使得文藝學的當代形態常常要在“適應”與“定位”的不斷碰撞中，不得不作出無以選擇的選擇。

最后，還有理論特色的價值取向問題。面向21世紀的文藝基礎理論應該是有中國特色的、切合新世紀文藝發展實際的理論。而“中國特色”是一種什么樣的特色呢？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國古代文藝學傳統所鑄就的“中國特色”，這應該是中國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學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在其構建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中國特色，這是我們所依托的現實理論背景和學理延續的“接口”；還可以指文藝思想在中國傳播、接受、發展、變異以來所顯示出的“中國特色”，即“馬列文論中國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特色，這是“中國特色”的指導思想[1]。這3種“中國特色”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尤其是后2個層次，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齊頭并進、此消彼長的。3個層面在各自發展中所表現出的“中國特色”都應當納入我們所要建構的文藝理論形態中，問題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選擇它們。

以上4個坐標的立體交叉與相互滲透，把當前文藝基礎理論研究的觀念困境推到了學科建設的前沿，而對之作出怎樣的選擇將直接影響文藝理論的未來。當然，認準這幾個坐標并不難，從理論上找出自己的選擇維度也容易做到，但要從實踐上讓理論選擇的自我意識變成理論創造的有效成果，也許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構建學理：我們應該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礎理論本體，以“元問題”研究來啟動文藝學當代形態構建。

文藝理論的發展取決于文藝基礎理論研究的突破，取決于基礎理論問題的局部突破帶動學理的整體建構。因而，當前的文論研究應該倡導回歸本體，而不是解決外圍；回到問題，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體系；回到起點、找準支點以解決基礎理論命題，而不是凌空蹈虛或避坑落井。美國學者拉夫爾·科恩(Ralph Cohen)在《文學理論的未來》中談到：“人們正處在文學理論實踐的急劇變化的過程中，人們需要了解，為什么形式主義、文學史、文學語言、讀者、作者以及文學標準公認的文學觀點開始受到質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們認識到原有理論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續，哪些業已廢棄，就需要檢驗文學轉變的過程本身。”[2](1)這些話對當前中國的文藝理論建設也是適應的，而我們檢驗文學轉變過程所得出的教訓之一便是要關注理論本體中的“元問題”，即“文學是什么”“文學寫什么”“文學怎么寫”“文學寫成什么”“文學有什么用”等，并據此來深入探討文學的本體論、客體論、主體論、文本論、價值論等“元問題”[3]，從這些“元問題”出發延伸出一個個“問題元”。通過這樣回到最基本的范疇，抓住最基本的問題，靠理論本身的邏輯產生理論的張力，才會帶來學理推進的思想動能，并產生新的理論生長點。要達到這一理論目標，就需要確立文論本位意識，排除邊緣心態；確立基礎研究意識，排除功利心態；確立理論原創意識，排除認同心態。從范疇概念到觀念觀點，從思辨方式到思想體系，都采取“問題化”的研究眼光，本體論的研究角度，“推進性”的研究態度，從而一步步構建出具有原創性和方法論支撐的文藝學當代形態。

其次是面向未來，實現“一體兩翼”的綜合創新。

文藝理論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歷史的過程，它是在依托歷史、立足現實、面向未來的不斷拓展中，把對真理的無限追求變成無限的追求，最終使追求本身變成無限的過程。21世紀的文藝基礎理論建設就是這樣的一個無限追求的歷史過程，而“一體兩翼”的綜合創新，正是實現這一過程的基本途徑。

“一體兩翼”的“一體”，是指文藝理論研究要以新世紀的社會現實和文藝現狀為“體”，就是讓文論建設立足于中國現實文藝發展的實際，貼近實踐，實事求是，回應現實的需求，矚目變遷中的世界，讓理論品格體現出鮮明的現實感和時代精神。“兩翼”是指文藝理論的民族傳統和外來精良。對于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主要是吸納它的人文精神，并實現古論范式的現代轉換。如古代文論在文藝家與現實關系上的“交感”說（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藝家與文藝關系上的“言志”說（詩言志、詩緣情），在創作與作品關系上的“意境”論（意象、興味、性靈、境界），在作品與現實關系上的“教化”說（詩教、諷喻美刺、有補于世、有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內蘊和價值理性的文論傳統，一旦將其轉換為現代文論的有機成分與合理血脈，不僅會使新的理論建設底蘊充盈，而且還可以使古代文論在21世紀煥發新的活力。外國文藝理論對于我們的意義在于“棄其蹄毛，留其精粹”，洋為中用，一方面要將外來文論的理論質素與中國的文藝現狀和理論傳統結合起來，實現對其營養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與“順應”的辯證關系，實現文藝理論的跨文化對話和中外互補。

所謂“綜合創新”，即運用辯證思維的研究方法，對以往的文藝理論形態進行辯證地分析和綜合，讓它們根據現實的需要融合為一，鑄就一種面向21世紀的新的文藝理論體系框架。它要求我們通過對文藝理論的古典形態與現代形態、經典形態與新創形態的重新審視、辨識、轉化和吸收，找到同歷史走向和時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線索，形成對當代學理本位的思想支撐、對學術立場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選擇。在這里，“綜合”是創新的手段，“創新”是綜合的目標。研究者應該以傳統為鑒，以創新為本，光大中國既有的卓越的文藝思想品格，同時采納外來文論有價值的豐厚資源，發揚中國文論注重整體性、蘊藉性、穎悟性的辯證思維傳統和西方文論重邏輯思辨和求新求異的原創意識，而克服中國傳統文論“圓而神”的和諧有余、“方以智”的鋒角不足的治學缺陷，以及西方文論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思想承繼與觀念變異“二元對立”的認知模式，從而創造出既把握宏觀又剖析微觀，既跨學科融通又中外互補，既有學派對話又回應現實問題，既總結過去又指向未來……這樣一種由范疇、觀念、命題和思想體系一以貫之的、具有原創性又具有科學的思想與方法論支撐的文藝基礎理論體系。

另外，在理論視野上，要關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眾審美文化對文藝基礎理論建設的生態滋養。

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信息化革命帶來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國的文藝理論建設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的擠壓，另一方面也為跨文化的溝通與對話提供了新的機遇。我們從中所得到的應該是更廣闊的思維視野、更豐贍的學術資源和更具價值的理論參照。例如，20世紀的西方文論在上半期是從歷史走向語言，從內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說：“事實上，從1979年以來，文學研究的興趣已發生大規模的轉移：從對文學作修辭學式的內部研究，轉為研究文學的‘外部的’聯系，確定它在心理學、歷史或社會學背景中的位置。換言之，文學研究的興趣已由解讀（即集中注意研究語言本身及其性質和能力）轉移到各種形式的闡釋解釋上（即注意語言同上帝、自然、社會、歷史等被看做是語言之外的事物的關系）。”[2](122)當近20年來的西方文論從語言返回歷史、從形式返回內容的時候，我國的文藝理論卻走了一條幾乎是與之完全相反的發展道路，這對于長期陷入“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二元對立困境中的我國當代文論建設來說，不是頗具警示和借鑒意義么？

高科技和大眾審美文化的嬗變更是新世紀學理建構不得不認真面對的重要課題。當新技術革命悄然走進我們生活的時候，它所帶來的不僅有物質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與變異，還有文藝基礎理論研究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例如，電子媒介、網絡文學和視聽藝術的崛起，造成了語言藝術日漸被音像藝術所取代，藝術樣式由單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藝傳播方式由“硬載體”向網絡“軟載體”轉變，由此造成了文藝存在方式，文藝功能方式，文藝創作、傳播、欣賞方式，文藝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藝價值取向和社會影響力等諸多方面的變化，以及現代科技手段帶來的文藝研究方法——諸如信息通訊技術、信息存儲檢索技術和人工智能系統用于文藝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時，由科技進步引發的大眾審美文化變遷，正使得“快餐文化”“準藝術”和“視聽消費”一步步擠占高雅藝術、純文學和精英文化的市場份額。這時候，文藝基礎理論建設需要的不僅是搭建一個寬待時尚、兼容先鋒、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競爭的理論環境平臺，更需要在思維方式、概念范疇、理論觀點、思想體系和學理模式等總體構架上，認準自己的發展坐標，由理論新變達成學理創新，構筑出知識經濟時代的文藝基礎理論新體系。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論及文學理論的未來時所說的一段話來描述我們所面對的這種文藝研究現狀：“文學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它會繼續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樣，作為理性盛宴上一個使人難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蕩的魂靈。不管我們設立怎樣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們棲居在一個怎樣新的電信王國，文學，作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們去‘研究’，就是在這里，現在。”[4]

參考文獻

[1]　董學文.文藝學當代形態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