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傳媒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有制度的穩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page_break]

2.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傳統，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也是難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發掘“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湯姆遜（E.P.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其理論和方法資源上集大成的原則⑦。

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別。傳統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page_break]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一切經濟決定論，與2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續）

注釋：

①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研究結果由H.J.Forman論編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學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page_break]

④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篇2

2現階段傳媒藝術教育問題認識

在高校擴招后，傳媒藝術類專業即面臨著與其他專業類似的共性問題，如盲目擴招、師資力量不足，培養方案不成熟、缺乏培養特色等，也有傳媒藝術類專業特有問題。

2.1傳媒藝術人才輸出與市場人才需求脫節

在教育部《2014年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基本）專業目錄》中，融合傳媒藝術專業的一級學科“戲劇影視學”設定11個專業：表演、戲劇學、電影學、戲劇影視文學、廣播電視編導、戲劇影視導演、戲劇影視美術設計、錄音藝術、播音主持藝術、動畫、影視攝制等。很多高校習慣了過去單一專業下的慣性培養模式，對于部分專業的掌控無所適從或者有心無力。國外高水平藝術院校在因材施教把握、師資力量配備、學生培養模式、與人才市場對接方面均有成熟的經驗，學生在掌握扎實專業知識的同時，能夠通過就業市場準確對接。國內很多院校仍沿用以往固定的專業模式授課，對專業的理解和建設不夠，缺乏因材施教，對學生的個性引導不足，數字技術和新的教育理念引進遲緩，適應新媒體和全媒體發展的新專業發展緩慢，用人單位難以在畢業生中找到專業對口、層次合適的學生，傳媒人才“供”與用人單位“需”之間出現鴻溝。

2.2學生“偏科”問題突出

許多院校按照一套固有培養方案，側重對藝術技能和實踐的培養，而忽視科技、人文、經濟管理等跨學科知識的培養，學生藝術設計理念和傳媒操作生產過程或缺乏對于人文關懷“精神內核”，或在綜合駕馭能力上顯得青澀，專業面過窄等問題使得人才規格在復合性、創新性上底氣不足。藝術類學生的英語考核有自己的學位考試為標準，整體難度和水平比普通專業低，導致傳媒藝術類專業學生在閱讀外國作品和文獻時存在較大困難和障礙。傳媒藝術教育將藝術本體與人文、經濟管理等其他學科相結合，豐富、充實傳媒教育內容。

2.3需加強闡釋學術理論的力度

傳媒藝術發展不僅需要實踐，更依賴于理論構筑。在全媒體時代，傳媒藝術的傳播新特性、精神性需要更為前沿、穩健、扎實的學理透視。在電影與電視、傳播與藝術、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融合之中的各自性狀、交織可能都需要進行理論的探究。探尋并準確把握傳媒藝術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理論根基，才能確保傳媒藝術教育的枝干和花葉不“長偏”。

3媒介融合發展視角下傳媒藝術教育轉型探析

媒介融合發展需要傳媒藝術教育順勢轉型。在藝術門類獨立以后，全媒體視角下的傳媒藝術教育應圍繞戰略發展方向和市場需要進行轉型。

3.1走特色化發展之路

我國高等教育在實現擴招以后，出現學校盲目辦專業、缺少培養特色的問題。傳媒藝術人才培養應緊跟傳媒業發展步伐，適時完善培養方案，建立因地制宜、尋求特色、注重服務社會、找準坐標、順應時勢的實踐教學體系，通過產學研合作大力推進協同創新，向產學研三位一體的方向轉型。如重慶廣播電視集團與重慶工商大學的合作模式開啟了高校開辦傳媒藝術專業培養的新篇章。重慶廣電集團與工商大學在校園實踐大樓內共建500平方米專業、標準化演播廳，重慶電視頻道和欄目整體平移進重慶工商大學。多檔受當地市民喜愛的節目在此生產，學生可全程參與節目的生產制作過程，而進駐高校的專業電視編導、記者通過定期講評會的形式，加強對學生專業教育。目前，已構建起“記者編輯—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學生頂崗實踐”三位一體的教學科研模式。通過師生在業務領域“角色實踐”形成產學研一體化格局，這種創新的教學模式開創了中國傳媒教育的先河。學生不僅可以通過現場的節目生產制作掌握專業知識，更能在這樣的平臺里面，領悟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相互發酵、互補共生的內在規律和外在價值，為全媒體背景下傳媒人才培養提供了范例。

3.2加快結構轉型，培養和打造勇于創新、知識轉換能力強的復合創新型傳媒人才

在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質量評價機制不健全時，高校對于傳媒藝術人才的培養更應該“冷思考”。在藝術門類下，如何結合學校自身優勢和特色，促進專業布局平衡，如何做好學生專業培養、就業能力實際考核、學生人文素養培育、跨學科專業教育等，都是需要深思的問題。在國家高度重視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機遇下，大力培養熟悉影視與新媒體傳播、掌握傳媒經濟與管理、傳媒資本運營等人才，才能在未來社會中站穩腳步。有財經特色的高校，如重慶工商大學在對傳媒藝術人才培養的過程中，重視經濟、管理類可能的貫穿和引進。在全媒體時代，懂得資本運營是學生踏入社會的競爭力。與單一知識結構的記者、節目制作人、編導相比，具備綜合素質的傳媒“職業經理人”對于未來市場的駕馭和把控能力更高一籌。

篇3

Abstract:Intheenvironmentofcommunicationglobalization,theimmigrantpressconstructsaspecialculturalspace.Theaudienceofithasdifferentdemandsandfeelingsbecauseoftheirdifferentracialcommunitiesandculturaltraditions.Immigrantpressishelpfulforthenationalandculturalidentity.Weshouldpaymuchattentiontothedevelopmentofimmigrantpressinforeignculturalsurroundings.Thisarticletriestodiscusstheimportantrolethattheimmigrantpressistakingintheglobalization.

Keywords: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immigrantpress,globalization,culturalidentity

當前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全球化從經濟領域迅速擴展到政治、社會與文化領域，成為與每個人生活密切相關的客觀存在，并日益影響當前的傳播格局以及傳播研究。從印刷媒介的出現開始，人與人的聯系日益密切，廣播電視等電子媒介更是構建了“地球村”，而當今網絡的四通八達，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觀逐漸交流與融合。全球化創造了多樣的社會文化現象，也促進了不同身份、社會關系以及機構之間的聯系。積累深厚、歷史悠久的民族傳統文化在全球化時代面臨著巨大的沖擊。曾經的一種擔憂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是否會變得一體化？相對“弱勢”的文化會受到強勢文化的影響而失去立場，或者說屈服于西方霸權而被同化？從全球化的現實影響來看，它導致了兩種趨勢：一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價值觀念和風尚逐漸向邊緣擴張，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弱勢文化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弱勢文化與主流文化進行持久的抗爭與互動，也導致了弱勢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滲透。因此，全球化的過程，始終伴隨著差異性與本土化的存在。“關于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所創造出的國際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為兩個對立的矛盾進程：一面是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被同質化，并趨于削弱和消失；另一面是文化交流、互補、綜合，以及新的多樣化的出現。”[1]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文化和社會的重構必將影響到民族性和文化同一性。面對新的經濟方式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如何保持民族性和自身的主體意識，是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

在這種多樣化、豐富性的文化建構中，大眾傳播媒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依靠政治與經濟的力量，大眾傳媒突破了傳播的障礙，推進了消費主義與文化霸權主義，另一方面，它也加固了文化傳播中的多樣性與本土性。在很大程度上，生存在海外的移民媒介承擔了后一種功能，以本國的經濟文化等為傳播內容，構造出符合移民受眾接受標準的信息空間。

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移民數量迅速增長。以美國為例，在加利福尼亞州，移民人數占居民總人數的1/4，在華盛頓的移民比例為1/6，內華達州和佐治亞州在過去十年中外來人口也增加了一倍。2005年6月，由美國新加州傳媒、美國進步中心和民權教育基金會領導組織聯合的一項媒體調查表明，移民媒體的受眾高達5千1百萬人，幾乎相當于美國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2]另外，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也是海外移民集中地。

移民數量的增長催生了日益繁盛的移民傳媒。移民傳媒是指存在于移民居住國的媒介環境中，相對于其主流媒介而言，以母國文化為主要信息內容的媒介。泛指在海外創辦或母國媒體在海外落地，根植于母國經濟文化的媒介。移民傳播媒介跨越邊界，進入異域的傳播空間，從而構建起另一種傳媒格局。

一、移民傳媒的人種學背景

從人種學的角度來看，人類存在不同的種族，各自屬于在繁殖上隔離的群體，他們在地理位置上也相對隔離，不同的文化、語言、宗教、意識形態等傳統由此而生。人類學的一些理論強調人的本性和遺傳因素對文化傳統的影響，并從種族遺傳性來解釋文化的差異。大多數人類學家主張的觀點是：文化扎根于每個人，但同時人的本能、性情又反映在文化中。人類學家羅伯特·F·莫非就提出人類性格的許多共性來源于人類所處環境的共性，并且是在一定環境中人的經歷、學習和社會活動的產物。環境中的差異和共性就導致了人類的差異和共性，從而產生了相同和不同的文化傳統。[3]因此，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除了生物性之外，更主要的是建立在主觀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差異。而異族之間的沖突，起因也在于不同的文化傳統、政治立場與經濟效益。在全球化的傳播環境中，文化界限被輕易打破，原有的文化傳統遭到“異文化”的影響，在新的語境中難免需要進行調整與重構。一些根植于母國文化的價值觀念，在當今的信息時代往往會變得模糊不清或錯綜復雜。尤其是基于人種差別基礎上的差異，則需要更為漫長的歷才能融合。前蘇聯文學家杰緬季耶夫曾指出：民族性是個人終生的、幾乎是最穩定的社會特征。人的貧富可能變化，社會的、階級的和黨派的屬性可能變化，還可以改變。然而，人的民族性則是亙古不變的。當人在自己的民族屬性事實中尋找自尊的源泉時，民族情感就能起到補償作用。[4]而移民傳媒就是為了在異文化的空間中爭取本民族的話語權，建立與當地主流文化平等自由的對話空間，以消除基于文化差異的主流人群對邊緣人群的偏見及成見，同時也能增進不同民族與文化之間的融合。

盡管對于每個國家而言，將不同的種族，包括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融合在一起成一個整體是一種基于現實的設想，但這種“熔爐”論的理想在實踐中困難重重。當面對異族文化的時候，人們首先考慮的是：自身的文化是否承認或反對這種他族文化，如何能最大程度地保證本族文化的穩定性？所以，大量的海外移民以及少數族裔仍然被排斥在當地的主流社會之外，并沒有融入本國的主流文化，他們對該國社會的主流文化生活也缺乏絕對的歸宿感。比如美國社會中的華人、意大利人、希臘人、墨西哥人等，都擁有自己社交活動的社區與空間，其深刻的民族特性很難在短時間消失或者淡化。

在政治、文化和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全球化思想的提倡，使得人們為打造“共同的消費群體”而努力。當異質文化處于強勢狀態的情況下，人們可能會促使自身與其同化，漸漸培養起相同的消費習慣和消費欲望，也可能會不斷尋求鞏固自身原有文化的渠道。一般而言，海外移民在居住國處于被處于強勢地位的異質文化包圍的境地。為了解決移民社會地位內在的脆弱性，移民傳媒搭建起了海外移民受眾之間的橋梁，并成為強化母國文化的有效工具。于是擁有不同的民族根源、來自不同地區、擁有不同和不同膚色的移民，在異質文化的大環境下，在不同的社會生活空間中實現各自的尊嚴與平等的理想，并繼續追求自由、公正與機會的權利。

身處異質文化包圍的受眾，通過對移民傳媒信息的接觸與消費，能夠幫助其尋求自身的文化身份認同。移民原有的身份特征或者歸屬感由于時空的阻隔而遭遇到各種障礙，不利于與其本國文化進行溝通與交流。人種學的研究表明，移民傳媒能使受眾在全球化危機中構建（重建）其固有的身份特征[5]，當今新的世界格局與態勢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移民的民族自覺性增長，對傳統文化的皈依加強了。例如在美國的傳媒消費者之中，有2900萬的外來移民及其后裔，即美國30%的成年人，不只經常接觸移民傳媒，而且他們喜歡選擇自己族裔傳媒，其接觸頻率遠在主流傳媒之上。[6]由此可以看出，移民傳媒在構筑受眾與其母國文化交流空間方面作用不可小覷。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雖然文化不斷交融，但并未導致完全的同質化。傳媒集團大規模的跨國發展，一些外來的文化價值觀也隨之跨地域的傳播，但是獨特的民族性表達仍然受到極大的重視。居住在他國的移民，常常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關于“民族身份定位”，即作為某一民族成員其共同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信仰是什么。他們可能因為母國文化傳統而產生優越感，比如法國人，也可能有自卑情緒，如來自貧困國家和地區的移民。這些不同的接受心態，將會影響媒體信息的接受與傳播。另一個思考的焦點則是移民受眾在異質文化空間中的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指特定個體或群體認為某一文化系統（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內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結構中，并自覺循之以評價事物，規范行為[7]。每一種文化都存在著在某一個參照背景下的“自我形象”。來自于其他國家的移民，是被強制性地拋入一個新的參照背景之中，所以他需要重新識別自己。每個民族與國家的文化適應方式受制于自身的歷史與傳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經常出現的一種沖突便是文化認同的危機。在海外的移民人群中，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進行文化認同，而移民傳媒正是文化認同的其中一個支點。

在海外的文化環境中，移民對本國相關信息的獲取往往十分有限。盡管如此，這樣的信息獲取仍然是他們爭取自我身份認同和尋求歸宿感的有效手段，并以此作為與母國的文化連接。從主流文化對這些移民的態度來看，一方面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亞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對其進行限制，使其處于從屬狀態，以免影響其主流文化的強勢地位。這些亞文化群形成的時候，一個個以之為中心的價值共同體也就出現了。在這個過程中，傳媒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不僅是一個連接各個獨立個體的紐帶，也在傳播信息的同時，不斷強化其母國的經濟文化影響。

二、移民傳媒狀況

（一）移民傳媒的受眾群。1、從受眾的組成來看，以移民為主。雖然移民傳媒的傳播內容與其母國文化有著極大的聯系，但由于其傳播的特殊性和針對性，使大多數的消費群集中在移民當中。當然，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其受眾有了進一步的擴大。非移民也能夠通過互聯網、廣播電視等獲取移民傳媒的信息。由于居住國主流媒介無論從信息的權威性、豐富性，以及影響力都遠遠勝于移民傳媒，從而導致移民傳媒的受眾處于一種邊緣狀態。隨著移民文化與主流文化的相互交融，受眾的構成也會發生變化。2、從移民傳媒受眾接受心理來看，由于其所處環境存在著與自己母國文化存在著或多或少的沖突，受眾渴望尋求到民族和文化的歸宿感，于是，他們對本國信息更加渴求。移民雖然生活在異文化的環境中，但他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著原有的風俗與習慣，并希望將這種傳統代代相傳。因此移民傳媒一方面是向移民提供所在國的信息，使其更快更好的融入當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提供母國的信息，以維系其與母國在文化與情感上的交流。

3、不同民族的移民媒體接觸來看，存在著一定的差別。亞裔移民中各語種存在很大的分化：來自中國、韓國和越南的移民非常依賴于本民族語言媒體獲取信息；而印度人、日本人和菲律賓人中，移民媒體的主要受眾比例僅為個位數。西班牙移民對本民族的媒體最忠誠，87%的人稱自己經常接觸西班牙語媒體；其它四個少數群體中，也各有64%的人收聽、收看、或是閱讀母語新聞。在網絡媒體的受眾中，阿拉伯語網站吸引了美國76%的本語種移民；亞裔移民中也有三分之二愿意登陸自己的母語網站了解窗外事；非洲和美國原住民人中有一半人愿意這樣做。[8]而傳播學者羅伯特·帕克在其經典著作《移民報刊及其控制》一書中就不同民族背景的受眾對美國文化的忠誠度，以及主流文化對移民報刊的控制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二）移民傳媒的特殊地位。海外移民傳媒具有雙重屬性，它既是移民母國媒體的延伸，又是所在國傳媒體系的組成部分。不僅存在于所在國的移民聚居地，也存在于居住國的傳媒大環境中。對于移民而言，它具有心理上的接近性，可以說是一種近距離的傳播。

與本土傳媒相比，移民傳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識形態色彩）更弱一些。因為當今世界已經進入和平穩定的建設時期，同時，移民在居住國的關注焦點主要集中在當地社會和經濟活動中。于是黨同伐異、政治攻訐一類的內容在居住國的傳媒環境中不再受歡迎，代之而起的是讀者對母國信息的關注和對具有民族特色內容的需求。為了適應移民受眾的需求，移民傳媒盡力增加讀者感興趣的相關的內容。如法國的《歐洲日報》不但開始采用中國新聞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賓的《聯合日報》每周定期刊登對中國大陸各項改革措施的評論，有時直接使用來自中國大陸的電訊稿和特稿。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別、不同立場的傳媒相異性大為降低，從而凸現出更豐富的實用性信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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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民傳媒的發展現狀。世界上的移民報刊主要集中在一些經濟發達，移民數量眾多的國家和地區，比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東南亞等。以美國的移民報刊為例，來自阿拉伯地區的移民報刊主要有：《阿拉伯之聲》（ArabVoice）、《金字塔報》（Al-AhramNewspaper），華人移民報刊影響較大的有《明報》(MingPaoDailyNews)、《星島日報》（SingTaoDaily）、印度移民報刊有《印度郵報》(IndiaToday)、《印度論壇報》(IndiaTribune)、韓國移民報刊有《韓國日報》(theKoreanDailyNews)等等。[10]

單從華文移民傳媒來看，第一個移民華文傳媒興起的地區是北美。20年前，美國的華文報業市場基本由部份臺灣和香港移民所辦的中文周報、月刊，以及以臺灣、香港地區為總部的華文報業集團通過美東、美西版的形式進入紐約、舊金山、洛杉磯的唐人區。自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大陸新移民創辦的華文報紙則占據了絕對優勢。其次是在加拿大。加拿大目前約有100萬左右的華人，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華文報業的市場同美國情形類似，主要由香港和臺灣移民所壟斷，其表現形式是以香港和臺灣為大本營的華文報業集團所辦的《世界日報》、《臺灣日報》和《星島日報》、《明報》(加東或加西版)一統天下。目前全加拿大大約有30家左右的華文報紙，其中有70%以上為90年代以來由中國大陸新移民創辦的華文報紙。

其次是澳洲。數字表明：澳大利亞現有的2000萬人口中約有100萬外來移民，其中有近50萬是華人移民。澳大利亞現有的華文移民報刊主要有《澳華時報》、《星島日報》澳洲版、《新報》澳洲版以及《華聯時報》。

第三個移民傳媒的熱點地區是日本。在日華人數量的猛增是日本華文報紙得以確立的基礎，目前在日本登錄的中國人近40萬。主要的移民報刊有《中國經濟新聞報》、《中文導報》等。[11]

另一方面，移民傳媒的載體也在發生變化。最初，移民傳媒主要表現為各種紙質媒體的創辦，如報紙與刊物。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電子媒介以及網絡也成為移民傳媒的重要載體，移民傳媒也借此擴大了影響，在更大范圍內將同一民族，同一文化傳統聯系在一起。

三、全球化語境中移民傳媒的生存局限與發展空間

移民傳媒所構建的是兩種本土文化認同，一種關于地域，一種關于民族。從所在國的現狀來看，多種來自母國的文化與價值觀跨越國界，并對移民國家中的文化構成做出了新的闡釋。另一方面，由于所在國主流文化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移民對自身傳統文化的忠誠度。[12]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中，從人們世代相因，習以為常的本土文化立場考察事物的觀點之外，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視野，那就是從跨國的、跨文化的層面去考察傳統文化，這種立場、角度和思路的轉換必然會帶來新的認知和理解，并因此促成對民族與傳統的再發現和再認識。因此，我們必須關注如何在新的傳播環境中增強移民傳媒自身的凝聚力和文化影響。

隨著各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移民的組成也開始發生變化，老移民移居海外更多的是為生計所迫，屬“謀生型移民”，出國的途徑也多是通過親屬移民和勞務移民的方式，血緣和地緣特色重。而現在的新移民則很多是髙學歷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他們出國的途徑更多的是通過出國留學或技術移民的方式，這批人到海外尋求的是更好的生活品質和工作環境。據一項調查顯示：北京清華大學的工科學生約有80%流向美國，而北京大學的理科學生則有76%到美國深造。[13]一般而言，舊移民由于語言能力的有限以及文化傳統的本能排斥，所以往往生活在同一族群與共同的文化圈，所以移民傳媒較為興盛，并且其傳播內容也主要以民族傳統文化為主。作為新移民而言，他們具有更強的海外文化適應能力，但從現狀來看，新移民仍然對民族文化有著天然的親近與認同，從社會交往來看，與本族裔接觸的頻率仍然很高。[14]新移民傳媒仍然十分繁榮。

從當前的移民傳媒發展來看，不僅僅是單一的報刊媒介，如今已形成多種媒體同存的局面。在移民聚集的北美、西歐、東南亞等地，逐步形成了廣播中心與電視中心，并且出現了衛星電視。隨著網絡媒體的興盛，一些留學生紛紛創辦了網絡雜志，傳統報刊的電子版也隨之興起。使得移民傳媒的受眾群體進一步擴大，從而顯示出了新的生機。可見，每一次傳播科技的改變與更新，都推動了新媒體的出現，同時也促成了原有的移民報刊進一步發展。

另外，集團化也是移民傳媒的另一種發展趨勢。例如華文傳媒中的泛華傳媒集團（GlobalChinaGroupHoldingsLtd.,H.GC），目前，該集團已經在澳大利亞、北美和英國出版16種報刊，在全球的發行量據稱已達20萬份，讀者約有200萬人。[15]

雖然移民媒體已經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它畢竟是一種外來文化的載體，這就導致它在現居國的發展，仍然受到某種程度的局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從信息的獲取上看，移民傳媒難于主流媒體，尤其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更是如此。美國紐約獨立媒體協會在今年3月16日公布了一份調查，調查對象為紐約市及周邊地區32家移民媒體。結果顯示，75%的被調查者認為主流媒體的員工比他們更容易從政府獲得信息，85%的被調查者認為聯邦官員沒有向他們提供具體或有用的信息。[16]

從媒體結構來看，大多數的傳媒產業都集中在主流媒體的手中，并主導著所在國的輿論。以美國為例，少數大型傳媒公司壟斷了全國的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信息傳播業務。而對主流和精英輿論有重要影響并能左右國際輿論的是3家報業集團：《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及其旗下控制的其他傳媒《國際先驅論壇報》、《波士頓環球報》、《新聞周刊》等等。[17]

從媒介發展所需的資金來看，移民媒體往往較為缺乏。與主流媒體相比，移民媒體沒有足夠的財力支援，廣告收入與市場空間都相對較低。在美國，每年的廣告花費為1千5百億美元，但是只有30億流向移民媒體。由于沒有充足的財力支持，就會導致移民媒體從業人員、以及信息源的缺乏，并進一步影響其新聞資源的獲取。

因此，在當今的傳媒環境中，移民傳媒的發展必須正視這些問題，以探索更為廣闊的空間。不過，我們必須看到，在這樣的傳媒環境中，移民傳媒仍然有著不小的發展空間來增強其自身的凝聚力。

一方面，移民媒體應加強與主流媒體的交流與合作。在居住國的主流強勢文化的包圍中，移民媒體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報道內容以及受眾群的拓展等方面，主流媒體往往有更大的優勢，移民媒體無法與之相提并論。但是，涉及移民母國文化及事務的時候，主流媒體在新聞資源和報道角度上又存在著局限性，容易導致報道失實，誤導公眾輿論。而移民媒體在此時就能利用對其本土文化的熟悉而體現出優勢。所以，應盡可能進行兩類媒體的相互溝通，以獲取更為充足的信息資源。

另一方面，移民媒體應加強言論的力量。由于與主流媒體存在著文化傳統、價值觀以及新聞理念等的差別，移民媒體對于新聞事件的評價和觀點與主流媒體不同。尤其是關于移民母國事務的觀點性報道，更應該以貼近本土受眾的視角發表與主流媒體不同的意見，并對居住國的政策做出透徹的分析。由于主流媒體缺乏表達這類意見的空間，而移民傳媒正好能彌補這一不足。

四、結語

在異質文化土壤中培養起來的移民傳媒，是適應多樣化的地域或族群的特征而產生和發展的。它在實踐中也表現出了種種傳播人種學的特征，具有鮮明的族群文化傳播和接受的特質，不僅僅表現出與居住國的主流傳媒不同的傳播模式，還影響了世界傳媒的環境與結構，同時也有助于建構從屬于不同文化傳統和民族特性的移民受眾身份認同機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國家或民族的移民對其母國文化的忠誠度也有著差別。因此，我們不僅僅強調移民傳媒在保證文化傳統完整性方面的作用，同時必須認識到其多樣性和差異性的存在。總而言之，我們可以這么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移民傳媒在構建世界文化多元格局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注釋：

[1]王寧主編：《全球化與文化：西方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5頁。

[2]李焰著：《少數族裔媒體：藏在美國主流媒體身后的傳媒巨人》，人民網，2005-08-01。

[3][美]羅伯特·F·莫非著：《文化與社會人類學》，吳枚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第126頁。

[4]王寧主編：《全球化與文化：西方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7頁。

[5]Groundingthedisplaced:Localmediareceptioninatransnationalcontext,VictorSampedro.JournalofCommunication.NewYork:Spring1998.Vol.48,Iss.2;pg.125,19pgs。

[6]李焰著：《少數族裔媒體：藏在美國主流媒體身后的傳媒巨人》，人民網，2005-08-05。

[7]陳明著：《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補議》，2005-07-26。

[8]李焰著：《少數族裔媒體：藏在美國主流媒體身后的傳媒巨人》，人民網，2005-08-05。

[9]程曼麗著：《關于海外華文傳媒的戰略性思考》，《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3期。2005-08-01。

[10]夏春平著：《新移民華文報刊成因、區域流向及特點》，2003-08-08。

[11]Constructingatransnational,multilocalsenseofbelonging:AnanalysisofMingPao(WestCanadianedition)。

[12]夏春平著：《新移民華文報刊成因、區域流向及特點》，2003-08-08。

[13]若容著：《加拿大經驗、種族與文化及其他》，加西生活網，2005-3-28。

[14]《海外華文傳媒集團的發展》，傳媒研究網，2005-03-23

篇4

二、雜志傳媒廣告給受眾帶來美感

雜志傳媒同報紙傳媒有很多的共同點，都是通過印刷來傳播廣告信息，盡管其沒有報紙及時，但是雜志通常都有很好的排版和印刷，也吸引著大量的消費者。雜志重視對自己色彩的布局和安排，以鮮艷獨特的色彩來吸引受眾群體的目光，激起他們購買產品的欲望。雜志廣告在版面的設計上不拘束與傳統，很多廣告會跨頁面顯示，增強受眾對其印象。同時，目前很多雜志擺脫了呆板、嚴肅的報送新聞的方法，通過諷刺、娛樂的語言來為受眾展示當下熱門話題，使受眾感覺更加親近，使受眾在閱讀新聞的時候不再感覺枯燥無味，而是平添了幾分樂趣和美感。《新周刊》作為國內有名的新聞類的雜志，其里面的內容與當下熱門的話題關聯度很大，同時語言不像播報新聞一樣死板，而是帶有諷刺意味，引人深思。該周刊在編寫新聞內容的時候，通常會配有彩色的插圖，反映了當時的情況。圖片加上生動精彩的文字敘述，使得當時發生的場景完整地展現在讀者的眼前，仿佛親身經歷了一般。

三、網絡傳媒廣告對受眾的影響

目前，隨著信息化技術的不斷普及，網絡傳媒發展的速度也越來越快，網絡傳媒廣告也成了當下最熱門的獲取新聞的渠道。對于網絡傳媒廣告來說，它需要做的不是通過一切辦法來吸引受眾的眼球，而是需要在受眾瀏覽頁面的時候，能夠使觀眾注意到它。網絡媒體廣告的數量在與日俱增，每天網頁上廣告的數量很多，信息內容也很繁雜，如何使自己的廣告在眾多廣告中脫穎而出，吸引到受眾的注意，使受眾點擊進去觀看廣告的具體內容，這些都是網絡媒體廣告改進的目標。網絡傳媒廣告強調廣告的互動性，其能夠根據受眾群體的性格特征、心理來進行有針對性的設計，網絡傳媒廣告能否被受眾所閱讀，完全取決于受眾是否有閱讀這個廣告的欲望。因此，廣告設計的時候更應當迎合受眾的心理和需求。只有這樣，受眾才能在眾多的網絡媒體廣告中發現該條廣告，并且點擊進去深入閱讀。當下，很多網絡傳媒廣告喜歡在自己的廣告中加入圖表，來對新聞進行清晰、明了的分析，使受眾更加直觀地了解到該廣告的大致內容。圖表的設計也是多種多樣，通過數字、圖形等元素的運用，將復雜的新聞內容簡單化。例如，該新聞涉及大量的年代信息，就可以采用紀年表的方式，將每一年發生的大事總結出來；如果該新聞主要強調的是數據變化的情況，則可以通過條形圖的方式來呈現。如今，人們關注新聞的范圍已經不局限于國內，通常對于國際上的大事也想要了解，所以廣告的設計方面要涵蓋更多的國內外的大事件。除了對事情有個大致的了解以外，更多的受眾還想進一步了解該事件發生的各種小細節，這些零散的細節如何進行整合展現在受眾的眼前呢？很多網絡傳媒廣告通過對“新聞地圖”的運用，將新聞中的細節部分都全部展現在一張地圖之上，使受眾一目了然，也減少了受眾的閱讀量。除此以外，隨著電腦技術的不斷發展，網絡傳媒廣告的設計也需要引入更多的技術元素，如通過動畫的設計來吸引受眾的眼球。在青藏公路建成的那一年，很多網絡廣告都通過Flash軟件設計出一個火車穿越隧道的情形，通過動態的圖片來吸引受眾的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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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傳播媒介實體，要在競爭中處于有利的地位，它不僅要有先進的硬件和科技設備，也需要具有良好業務素質的從業人員，值得提出的是應有符合自身發展管理機制。管理機制直接關系著媒體的生存和發展，其管理機制亦受到客觀環境的制約。除去社會制度的影響外，主要的決定因素在于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以及傳播機構的內在權力劃分，利益分配模式，經營方式等，這些都是影響傳播媒介選擇管理體制的因素，西方新聞出版事業領先我國百年，有許多東西值得我們借鑒。

一、關于新聞出版的理念淵源

探析西方傳媒的管理體制，不能不提彌爾頓。傳播媒介管理體制的建立，在理論淵源上同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分不開。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形容彌爾頓對傳播媒介的影響時曾說：“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有一聲炸響的霹靂穿過至今，仍隆隆回蕩……這就是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

《論出版自由》的核心是（Givemeliberytoknowtoutterandtoarguefreelyaccordingtoconsience）“讓我們憑著良知自由的認識，自由的發言，自由的討論。”在這篇名作中，彌爾頓深刻揭示了對言論出版自由限制的弊端，他認為只有通過自我對事件的討論才能不斷的獲取真知。彌爾頓大聲疾呼任何權力機構不應該阻止、妨礙，公眾運用合理的手段獲得真知。

《論出版自由》雖然在思想界、傳播界掀起軒然大波，但畢竟仍未具有法律效應。《人權宣言》的發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為媒體建構自身的管理機制提供了法律保障。《人權宣言》明確指出，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為珍貴的權利之一，因此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此項自由擔負責任。

它言簡意賅的表明：第一，人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人和利益集團、政府機構都不得以自身的利益為借口，干涉、限制公民獲取及傳播信息的權利。第二，要為自己傳播的信息擔負責任。美國的一位大法官霍姆斯在審理一件案件時曾說：“憲法中的言論出版自由不是絕對的，它絕不能保護諸如在劇場中大喊‘著火了’一般。”西方傳播媒介管理機制，在建立時就對假新聞及新聞造假做了法律上的規定，如果在法律及憲法規定的規則范圍內活動，政府會樂意看到這一切，但如果踏出這一范圍，那么傳媒機構必須要為它所造成的后果承擔責任。

二、影響西方傳播媒介體制管理的經濟因素

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雇傭勞動制度，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實質。二戰中，由于適應戰爭與外交的需要，國際廣播迅速發展，從1939年到1945年的二戰期間，擁有國際廣播電臺的國家從27個猛增到55個，翻了一翻。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雖然形成了幾家大型的壟斷機構，但媒介從根本上說是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分不開的，是與社會化大生產密不可分的。例如，美國是高度私有制和高度競爭的國家，它的傳播媒介管理體制必然要適應美國的經濟發展，即市場經濟。

英國的BBC公司，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另一種傳播管理體制形式。表象上BBC是公營類似于我國的傳播機構，其實不然，BBC由于技術方面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與其它西方媒體的體制管理表現出特殊，是由于英國與他國國情的不同決定的，其主要因素是英國的經濟體制。其次，是新型科學技術裝備的應用，影響著傳播媒介管理體制的建構，正是由于高新科技設備的應用，西方媒介管理體制才日益完善。

三、政治體制是媒介管理體制變革的重要原因

政治體制是媒介管理體制建立的一大因素，在不同種的社會制度當中，媒介的管理體制的性質是不同的。我國的媒介管理體制是姓“社”的，所以媒介管理體制的建立就必須首先為廣大人民群眾而服務，對廣大人民群眾負責上面。而西方則情況就不同了，西方是資本主義社會，所以媒介管理體制就必然姓“資”，所以它是建構于經濟利益之上的，它為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集團服務。媒介管理體制的構建以經濟利益為目的，所以西方媒體存在付費的成人頻道。

四、新聞道德和新聞法律理論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后，隨著社會責任論的誕生，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加快了新聞道德建設的步伐，相關的職業道德規范陸續出臺，舊有的規范被完善和修葺，媒介機構紛紛將這些道德目錄拉入自身的管理體制當中，媒介管理機構在內部建立了嚴格的內部紀律，來約束自己的行為。但我們需要明白這樣一種現實，那就是自律本身只是在新聞機構內部依照自愿的原則上建立，其原則的應用只能依靠自覺來進行。盡管這一規則在相當程度上有利于新聞職業道德的建設，但因其缺乏無力的制裁措施沒有很強的約束力。

新聞自由是必須的，但必須要有一種力量來約束，防止其“過于自由”。保護自由和預防新聞自由的泛濫，體現了調控傳播媒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社會團體、政府的調控是極其必要的。

美國的著名法學家福樂（Fuller）在其《法律的道性》（《Themoralitylow》）一書中提到了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并進行了深入的探究。福樂把道德區分為兩種。第一是“愿望的道德”。第二是“義務的道德”。福樂認為第一種是對善的追求，追求的愿望是道德的進步，受到輿論的好評。而“義務的道德”是對人類秩序生活的基本要求，遵循義務道德不會受到人們的表揚，但是違背了它就要受到譴責及相應的懲罰。“愿望道德”是一種理念，證明“愿望道德”不是一種現實可行的行為準則，而“義務道德”則是人們所必須踐行的。

近代以來，西方的新聞實踐也貫徹新聞道德的法律化，但是任何關于道德方面的手段及行為方式都不具有強制性，它只是建構媒介管理體制的肉身，所以新聞道德化不僅要把道德法規與法律有機的結合起來，而且必須將社會普遍道德納入到法律結構中來，這也是建構媒介管理體制的要求。

在新聞媒介管理體制當中，新聞道德法律規范化，作為新聞媒介管理的重要性日益顯現，新聞道德的規章化和制度化使新聞媒介有了嚴謹的行政手段。約束其以利益為目的而不顧新聞真實性的惡劣行為。新聞從業人員必須遵循它，更好的維護新聞的真實性。當然新聞傳播媒介管理體制的道德的規章化、制度化，很可能造成兩種情況，一種是“道德的過泛化”。二種是“規章過泛化”。“道德的過泛化”會使新聞道德顯得過分脆弱，沒有強制力的道德將很難約束新聞行政、運營行為；“規章過泛化”極易會發生新聞機構運營新聞呆滯化，沒有任何創新的行政運營手段，只會讓新聞機構走向衰敗。如果新聞規范過于苛責的話，那么新聞從業人員將會對新聞采訪、編寫、播報畏首畏尾。

探析西方新聞媒介管理體制的產生和發展，對搞好我們現在的新聞改革具有重要意義，我們應堅持用歷史的辯證的觀點看待媒體管理體制變革，搞好我們的新聞體制改革，使我們的新聞管理體制更有利于我們的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為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服務。

參考文獻：

[1]周鴻鐸.應用傳播學.中國傳媒大學.

篇6

在媒介全球化的今天，國際輿論具有鮮明的媒介化特-征，大眾傳播不僅是國際信息流通的主要渠道，而且是國際輿論產生的主要土壤及其體現的主要平臺。目前，我國大多數學者一般傾向于認為國際輿論就是指國際媒體的言論，認為，“國際輿論已經約定俗成地特指外國媒體上的言論”。在此基礎上，筆者進一步認為，所謂國際輿論，是指以大眾媒體為主要傳播渠道，以大眾媒體言論和報道傾向為主要表現形式，反映大眾媒體、國際公眾、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等對國際事務，問題的相對一致、且具有廣泛影響的信念和態度的總和。下文將從三個方面就國際輿論與大眾傳媒之間的關系作出分析。

一、媒介技術與國際輿論

從技術角度看，媒介技術的發展及其所形成的媒介形態直接決定了受眾如何獲取外界信息和傳播信息，并改變了信息的性質；媒介本身也成為信息的一個組成部分。

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acLuhan)提出了“媒介(體)即訊息”的論斷，認為。傳播媒介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何種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影響和培養了我們理解和思考的方式。所謂媒介即是訊息，“只不過是說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有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日任何一種新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正是媒介的形式上的特性革新了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和理解世界的進路，因為媒介對信息具有強烈的反作用，它決定著信息呈現的清晰度以及信息的內在關系；每一種新媒介的產生，都意味著人類感知和認識世界方式的改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以及新社會類型的出現。

當代輿論處在全球化傳播時代，依靠的主要是電子媒介，形成的主要是媒介輿論場。媒介技術從根本上決定了國際輿論生成的時間快慢、范圍大小，以及國際輿論本身的質量問題，如理性成分的大小、偏見的多少等。

二、媒介信息與國際輿論

與媒介技術發展相適應的是，媒介內容的革新以及受眾對媒介內容的消費需求對國際輿論生成和發展具有同樣重要而顯著的影響。媒介技術、媒介信息以及受眾對媒介內容的消費需求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單獨起作用，就像我們正在經歷的全球化時代一樣，媒介技術的革新迫使(或者允許)媒介內容的形式和種類都發生了改變，我們對這些媒介內容的需求也改變了，舊有的媒介使用習慣被打破，當新興媒介提供嶄新的內容選擇的時候，新的媒介使用習慣也在形成，從而完成媒介的“功能置換”，即當原有的媒介功能被新的技術所代替時，原有的媒介往往不是就此消失，而是通過自身的某些轉型抑或直接賦予自身某些新的功能。從而獲得“新生”。

因此，從媒介內容上看，其承載的信息本身也決定了受眾如何觀察和認知周圍環境。當信息與公眾認知形成共鳴，并產生一致效應時，國際輿論就能夠形成。在國際信息傳遞過程中，各國媒體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參與國際信息傳播，并在影響國際輿論上發揮中大小不等的作用。尤其是在國際信息傳播過程中，大眾媒體不僅是信息的傳遞者，而從普通人的認知能力上說，由于我們不可能直接面對如此紛繁復雜、變化多端的現實環境，我們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如大眾傳媒來認識外部世界，特別是眾多的國際事務遠離一般他們的視野，這就使得我們必須借助于大眾媒體來認識國際事務。

這其實說明r，雖然國際事務的相關信息與我們具有某種相關性或我們有了解的興趣，但由于這些信息遠離我們的直接認知范圍或超越我們的認識能力，而且一般人也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真正客觀、獨立地思考這些國際事務，尤其是國際性公共危機事件。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公眾對媒介更為依賴，依靠大眾傳媒來作出判斷和通過大眾傳媒所構建的“虛擬環境”來認知世界。而一旦這種從媒介獲取的認識形成，就會慢慢的被“固化”，“人們會對相反的一面視而不見，于是很容易對一個國家形成‘明顯的態度傾向’”。從這個意義上說，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的形成具有某種導向和指示器的作用。

然而，在分析這種影響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各種干擾媒介信息對國際公眾和國際輿論的因素。關于這些干擾因素，傳播學界先后提出了多種理論假設來說明在媒介的影響力到達現實輿論(或公眾)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個緩沖體(區域)，阻擋、分散、曲解、消融著媒介發出的信息，或減緩著信息的傳播速度。對此，美籍華人學者、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李金銓認為，“受眾不完全被動，他們隸屬于各種團體，生存于各種社會關系，也有七情六欲，這些都構成媒介信息的‘緩沖體’，而這些‘緩沖體’(buffers)或‘過濾器’(filters)，把媒介的信息加以解釋、扭曲、壓抑，信息一旦到達受眾身上，已經和原來面目不同了”。

雖然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提出了受眾對信息進行主動“解碼”(Decoding)的三種立場更是體現受眾主動性、能動性的理論結晶，因此。有人提出了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形成究竟有多大影響力的問題。雖然，我們不能回到“魔彈論”的老路上，但在當今信息交流高度發達，人們對信息依賴程度在逐步加深的時代背景下，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的重要建構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戴維?莫利(DavidMorley)和凱文，羅賓斯(KevinRobins)所說的，“不應過高估計媒介消費者個人隨意評說傳送來的節目的自由。即使他們有這個自由，他們選擇重新解讀的節目也局限于勢力強大的媒介機構建立的‘菜單’之內。再說，這些節目通常制作成‘更傾向于’某種解讀的樣子，從而即便人們永遠也不會同意這種‘解讀’，也誘使觀眾以某種特定方式‘領受’該啟示。”。

綜合來看，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的影響是明顯的。在短期內，受眾從媒介上獲得了認識外部世界的信息，知道了超出自身經驗范圍之外的人和事；從長期來看，受眾在獲得信息時。也會受到媒體對信息如何解讀、如何認識外部世界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影響受眾自身對事物的態度傾向。因此，在媒介對國際輿論傾向性形成的影響來看，國際受眾是在對信息進行解讀的基礎上會逐漸形成自已的某種態度、傾向、意見等，只是這種影響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種因素的干擾，是一個逐漸發揮作用、不斷修正的過程。這對于我們更有效的開展國際輿論營造和引導提供了很好的啟示。

三、媒體言論和報道傾向與國際輿論

國際輿論的生成和發展與大眾媒體有著明顯的內在關系。對此，我國大多數學者一般傾向于認為國際輿論就是指國際媒體的言論，因為在國際事務上，大眾傳媒扮演的角色最為重要。

一方面，大眾媒體是國際輿論生成的主要載體和傳播渠道。在媒介化生存的當今世界，傳媒技術的發展以及傳媒信息的傳播極大地擴展了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和范圍。從早期的印刷媒體到電子媒體再到當今的數字化媒體，它們不僅時刻在向人們構建“擬態環境”，而且其發揮的作用在逐漸增大，人們對外界世界的了解越來越依賴媒介機構，以至于將“擬態環境”等同于客觀環境本身。“在這種由媒體構建起來的‘擬態環境’基礎上，媒體決定了人們關注什么，決定人們從哪種角度看待問題和用什么邏輯來分析問題”，因而國際輿論的媒介化特征就愈發明顯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誰支配著媒介，誰就控制著媒介話語權；誰支配著媒介話語權，誰就擁有掌控國際輿論的主動權。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國際輿論全都負載于大眾媒體之上，國際公眾通過其他方式表現出來的對國際事務或對某一，某些涉及民族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的態度、意見等也是國際輿論。比較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態度調查項目”(thePewGlobalAttitudesProject)每年就全球范圍的若干重大問題在很多國家進行輿論調查，年度報告。當然，對于能否將輿論(包括國際輿論)簡約為個人層次上的意見聚集曾有爭議，但目前人們普遍傾向于將輿論調查測量出的意見作為輿論的一種呈現方式。

另一方面。國際媒體言論和媒體對事實報道的方式及其傾向直接影響受眾對國際問題、他國事務的認識。雖然對媒體傳播效果的認識不能回到“魔彈論”的老路上，但大眾媒體對受眾態度的影響一直是相當明顯的。從國際輿論形成角度看，大眾媒體不僅改變了人們對國際事務的知識結構，而且也改變了國際公眾觀察世界、認識世界的方法和思想過程，并促使人類社會由相對分散、孤立的發展逐漸走向相互依賴與融合，從彼此陌生到相互有所了解。傳播學理論中“啟動效應”、框架作用以及議程設置能力等，就明確指出了大眾媒體言論和大眾媒體對事實報道方式和報道傾向對國際輿論傾向性的生成和發展趨勢的內在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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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代傳播方式對傳統信息傳播方式的沖擊。現代傳媒以其跨時空、信息高度密集、傳播面廣、輻射力強、社會功能顯著等優勢逐漸得到廣大少數民族的接受和認可，成為民族地區少數民族信息溝通的主要方式，已有千百年歷史的口耳相傳的人際傳播或群體傳播等方式已降至次要地位。②以喜花鼓《黃四姐》為例，在傳統的傳播方式中，只能通過現場演唱這種一次性的文化消費，影響范圍相當有限。而如今，電視現場直播、微博微信的現場分享、網絡視頻分享及鏈接，可以讓不同地方的不同愛好者隨時欣賞到這一特色文化，并把這種民族文化傳播出去。

（2）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的碰撞。文化傳播具有優勢擴散的特點，因此，優勢文化具有較強的傳播力。現代傳媒傳播的是大眾文化，這種優勢、主流文化對于少數民族地區完全是單向的信息傳輸和文化植入。當現代傳媒所傳播的文化并非當地的本民族文化時，也就在悄然解構著該民族的傳統文化。如今，對于現代傳媒的接受和習慣慢慢改變了當地人們對本民族文化的堅守，越來越多的人對本民族的傳統已經麻木甚至丟棄遺忘，傳統民居、服飾和節慶等文化就在這看似喧囂的現代浪潮沖擊下逐步瓦解，甚至消失。

（3）現代傳媒可以將民間記憶轉化為媒體記憶，完成“文化修補”。民間記憶與媒體記憶，是指兩種不同的文化傳播方式。相對于前者，媒體記憶可以利用媒體挖掘并完整的將某地區的民族文化保留下來，從而實現更大范圍的傳播，增強傳播效果。在這個過程中，媒體也并不是把所有的文化活動都記錄下來，而是會經過文化篩選，逐步修補甚至還原民族文化。以建始縣的絲弦鑼鼓為例，當地分為南鄉、北鄉絲弦鑼鼓，由于地域保守思想，他們在傳承上具有不完整性。而媒體記憶就很好的彌補了這一點，通過對南鄉和北鄉兩種不同的表演方式進行分別深入挖掘，并通過媒體展現在世人面前，這就間接彌補了民間傳統傳承方式的保守性的弊端。

2、現代傳媒在民族文化生態嬗變中的角色——現代化的推動器與加速器

現代傳媒正在以一種非強制性的方式改變著湖北武陵山區少數民族的價值觀、生活和娛樂方式，不知不覺中為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嬗變構建著話語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原有的文化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認同等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地方性，變得更加開放，并慢慢與整個社會文化的動向達成一致和協調。對于這種文化轉換，日本學者主內郁郎把它稱為“原有文化的消逝”③。所以，湖北武陵山片區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正在受到以電視和網絡為首的現代傳媒的解構，其民族文化正經歷著一個嬗變的過程。

（1）部分特有的民風民俗逐漸消失，現代傳媒推進了民族文化的商業化。據我們了解，在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民俗文化活動和節日眾多。例如每年農歷七月七號舉行的女兒會等等。然而隨著現代傳媒的興起和滲入，《非誠勿擾》、《百里挑一》等相親類節目大火，深受廣大年輕人的喜愛與推崇，與此同時帶來的卻是土家族傳統女兒節的“變味”。換句話說，隨著現代傳媒的滲透，湖北武陵山片區少數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正加速著商業化的發展道路。

（2）網購興起，少數民族服飾已非主流服飾，現代傳媒推進了民族文化的社會化。這點在購物習慣和服飾上尤為明顯。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的居民們最早都是通過自給自足來滿足生活需要的，后來逐漸通過市場購買。而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網購，并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甚至很多中老年人也都學會網購了；在服飾方面，幾乎全面漢化，少數民族服裝已非主流服飾。美麗的婚紗、帥氣的西裝、舒適的休閑服等等，每時每刻都充斥在各種熒屏上，電視和網絡無時無刻不在宣揚著現代服飾的時尚和方便。相反，輾轉各個街區，專門賣民族服飾的店鋪幾乎沒有。

（3）傳統吊腳樓消失，代之以整齊的樓房，現代傳媒加速了民族地區的城市化。在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土家吊腳樓一直以來以清爽、簡潔和不懼山區地形的優點為我們所知。如今，隨著現代媒體傳遞并勾勒著一幅幅現代都市化的生活畫面，人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希望過上這種城市化的生活了。所以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武陵山區，保留完整的土家吊腳樓已經很難見到，即使有也是非殘即破。現如今的湖北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無論是市鎮還是鄉村，已然是在朝著現代化的道路前進，民族文化的現代化步伐已不可阻擋，而現代傳媒正是這次現代化建構的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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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播音主持中聲音和語言具有的藝術性內涵

作為傳媒視角下的播音主持人，其應該具備的一項重要的職業技能以及藝術表象形式，就是對聲音和語言藝術內涵的展現，這也是成為一個優秀主持人的必要條件。在這個社會上，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每個人的身上都有自己的特性，這種特性就是個體差異性，所以，它也包括了每個人發音的能力，以及其嗓音具有的特性，這種特性主要是指每個人發音的粗細、快慢和剛柔等說話效果的不同。因此，在現代傳媒視角下的播音主持人不僅要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和內在涵養，還需要加強自己有聲藝術的培養，使得觀眾在享受完美的視覺體驗時，還能感受到美好的聽覺盛宴，從而使得觀眾能夠對播音主持行業的藝術性得到直接的認識和評價。同時，播音主持人在傳播電視節目信息的過程時，要學會妥善的利用自身具有的藝術性條件，并結合電視節目整體的風格和節目特性，以此來形成具有較強影響力的帶有自身個性的語言藝術。另外，現代傳媒視角下的播音主持人還可以利用自身的資源創造出一個專題性的報道，并在此報道中充分的發揮自身主持優勢，從而加強對整個電視節目的控制程度。并且，在發揮自身控制力的同時，播音主持人還要在節目中激發觀眾參與節目的熱情，加強與觀眾的交流和互動，從而使節目的藝術效果和主題都能夠充分的傳播出來，進而使得播音主持具有的藝術性能夠在現代傳媒的視角下完美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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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園傳媒與高校德育的結合

校園傳媒作為高校思想宣傳陣地和信息交流工具，它包含教育、經濟、文化、娛樂、體育等眾多內容，滿足了大學生學習、娛樂、交往的需要。作為高校德育對象的大學生，他們在與校園傳媒接觸的過程中，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校園傳媒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超過課堂教學對學生的影響。因此，認真分析校園傳媒與高校德育的關系，利用校園傳媒做好高校德育工作是擺在校園傳媒工作者和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課題。兩者的關系應該是既互相結合又互相促進的關系。其互相結合的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大學生能經常接觸校園傳媒的德育信息

由于校園傳媒幾乎覆蓋了學生所有的信息來源，無論是聽廣播，看報刊、宣傳欄、電視，或者是上網，校園傳媒在課余時間成了與大學生相依相隨的生活、學習的伴侶，大學生在與校園傳媒接觸的過程中也有意或無意地受到德育信息的影響。這為高校德育信息的選擇、定位、宣傳，做好高校德育與校園傳媒的結合提供了新途徑。

2大學生愿意接受校園傳媒這種教育形式

由于高校的報刊、廣播、電視和校園網所采取的討論、深度分析報道、廣泛參與等教育形式貼近學生生活，適合學生特點，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引起了學生情感共鳴，所以，更易被大學生所接受。因此，大學生愿意接受這種形式的教育。這為高校改變德育方法，做好德育與校園傳媒的結合提供了新的契機。

3大學生樂于參與校園傳媒的各種活動

由于校園傳媒能為大學生提供大量的各種實踐機會，所以很受學生歡迎。大學生既是校園傳媒的受眾，又是校園傳媒的參與者，有的參與了校園廣播的編輯、播音和撰稿，有的成為高校校報的作者、新聞記者和通訊員，有的擔任了高校電視的播音員、主持人，還有的成了校園網的維護者和管理員，他們在主動參與校園傳媒的活動中提高了能力，受到了教育。這為高校拓寬德育形式，提高德育的實效性提供了切入點。

4大學生的思想狀況在校園傳媒中能真實地得到反映

由于大學生樂于參與校園傳媒的各種活動，他們在開展活動過程中把自己的思想體現在所創作的作品中，無論是他們創作的詩歌、散文，喜歡的人物、歌曲、關心的國內外大事，在網上發表的觀點、意見，進行的各種交流、討論，都能流露出他們真實的想法。這為高校比較準確地把握學生的思想特點和動態，增強高校德育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做好高校德育與校園傳媒的結合提供了重要載體。

二、校園傳媒與高校德育的互相促進

在加強對高校德育與校園傳媒互相結合的研究的同時，還必須積極探討二者的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問題，不斷探索借助德育促進校園傳媒的和諧發展和利用校園傳媒創新高校德育的新路子。

1校園傳媒是消除現代大眾傳媒負面效應的中堅力量

對于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正在形成的大學生來說，大眾傳媒的多元文化以及良莠不齊的傳媒信息，不可避免地會帶來諸多的負面影響。面對現代校園傳媒給高校德育帶來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高校德育工作者單純地采取“堵”的辦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高校應該主動出擊，充分利用校園傳媒這一宣傳、教育陣地，用先進的思想文化來教育、引導青年學生。針對現代大眾傳媒中文化霸權主義、文化殖民主義的來襲，我們要大力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重建東方優秀的傳統文化，用深層次的穩定的內涵文明，充實淺層次的脆弱的膚淺文明，充分展現高校的文明形象和人文精神，增強校園傳媒的文化含量；同時要教育引導大學生正確認識現代大眾傳媒的本質，培養和提升大學生的傳媒素養，增強他們對現代大眾傳媒各種信息的辨別能力和篩選能力。

2校園傳媒為高校德育提供了堅強陣地

校園傳媒是高校理論建設、文化建設、思想建設、道德建設的有力工具和重要陣地，也是開展高校德育的重要途徑。因為，校園傳媒直接面向大學生群體，能深入學生的學習生活，有的甚至與大學生形影不離，并且傳播的信息具有及時性、針對性和知識性等特點，所以它在大學生中具有廣泛的影響力。高校可以有針對性地將相關德育信息隨時通過校園網、校園電臺、校園電視臺自辦節目、校報、系報、社團刊物、櫥窗、板報、橫幅等傳媒手段，對大學生進行愛國主義、職業理想、社會主義榮辱觀等教育以及將所開展的相關活動的信息，傳遞給大學校園的學子們，發揮校園傳媒的育人功能。3校園傳媒已成為當代高校德育工作的一條重要途徑

校園傳媒彌補了高校德育課堂教育的不足。高校可利用校園傳媒各媒體的優勢，促進高校德育的有序開展。校園報刊傳媒具有易于收藏保存、隨身攜帶、反復閱讀、相互傳閱等優勢，高校可利用這一優勢對大學生關心的國內外社會熱點問題做深度報道，刊登相關的理論文章，使大學生在閱讀報刊的過程中受到教育、啟發和鼓舞，有助于培養大學生的理性思維。高校廣播作為一種新聞傳播媒體，有著快速、靈活、生動、覆蓋面大等優勢，是高校的重要輿論宣傳陣地之一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窗口，是學校育人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質教育的雙重任務；高校廣播通過大學生喜聞樂見的欄目，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高校師生的思想，引導他們的行動，配合課堂教育，完成教育任務。校園宣傳欄是師生相互交流、溝通、傳遞信息、探討學術的園地，它具有內容替換方便自如、常換常新、形式設計多種多樣等優點，尤其是大學生自己設計和制作的各種各樣的宣傳板面，不僅給學生帶來美的享受，更是學校德育潛移默化的催化劑。校園網具有數字化、高速化、交互性、全時性、豐富性、開放性等特點，它真正地實現了把只有老師說教的“單向式”德育改為師生、生生交流的“雙向式”“多向式”德育，把以處罰為主要手段的“管理式”德育改為以引導為主的“引導式”德育，把單調、呆板的“單一式”德育改為生動活潑、聲圖、音像并茂的“多樣式”德育，把靠堵截為主的“封堵式”德育改為面向社會的“開放式”德育。

4校園傳媒的豐富與發展有助于高校德育取得實效

校園媒體作為獨特的校園輿論宣傳工具，一直受到學校的大力支持，特別是近幾年得到了飛速發展。它由原來的廣播、電視、報刊、宣傳欄等單純傳媒，發展到今天擁有校園網、手機等多種傳媒；它由原來較單一的校內輿論宣傳、文化服務等功能，發展到今天多樣的社會化、開放性、人文性、信息化導向性等功能；它由過去大學生的“被動接受式”，發展到今天的“主動吸納式”；它由原來自身設置的單一欄目，發展到今天的合理、多樣的欄目；各欄目的內容由過去的呆板單調，發展到今天的圖文并茂；由過去單純的紙質信息發展到今天擁有數字化等多種信息；并且隨著科技的進步它將有著更大、更驚人的發展。從校園傳媒的發展趨勢中可以看出，它的豐富與發展有助于受眾獲得更多的德育信息，有助于對大學生的思想困惑進行及時指導；有助于大學生在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時受到德育的自我教育；有助于大學生及早了解德育信息；有助于德育工作者采用多種形式對大學生進行教育。由此可見，校園傳媒的豐富與發展，使高校的德育信息和德育內容更廣泛、更快捷也更多樣化了，并且為高校德育的創新提供了重要載體和有效途徑，使高校德育工作更有針對性和實效性。

5高校德育的創新有助于推動校園傳媒的和諧發展

隨著時代的發展，高校德育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和挑戰，高校德育工作者如果慣用以往的一些德育理論、德育工作方法與途徑，就不能適應新形勢的發展變化帶來的新要求。校園傳媒作為高校德育實施的重要載體和有效途徑，在高校德育中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高校必須借助于在大學生中有著巨大影響力的校園傳媒，來促進高校德育的發展。因此，高校應對校園傳媒的發展規劃做出統一部署和要求：一方面要加大校園傳媒建設的投入力度，優化和整合校園傳媒資源，為校園傳媒的和諧發展提供物質條件保障；另一方面要科學合理地安排各傳媒的的欄目設置和主要任務，用具有時代特征的高校德育信息，不斷去更新校園傳媒內容，以自己的特色去應對社會媒體的影響；對校園傳媒中出現的不良信息問題要及時進行整治。同時要實現校園傳媒間的有效互動，發揮協同效應，構建校園宣傳強勢，以達到多個傳媒之間相互造勢增值、延伸各個傳媒功能的目的，實現對大學生的有效教育和指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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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受到湖南電視、廣播傳媒飛速發展等因素的影響，一些有湖南方言特色的時尚詞語非常流行。這些時尚詞語有獨特的新鮮感和強大的生命力，在人們的日常交際中頻繁出現，傳媒也為吸引人們的注意力而競相使用，為它盛行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湖南時尚詞語的性質

語言要素中變化最頻繁、最迅速、最活躍的因素是詞匯。從詞匯的生成來看，反映最靈敏的又是時尚詞語。什么是時尚詞語呢?時尚詞語是指具有很強時尚感，在一段時期內頻頻在新聞媒體亮相的流行詞語，并具有新的詞義的詞匯，它使新事物、新現象與語言符號很快地發生對應關系，從而準確的反映社會現象。(于紅，2004)例如《三湘都市報}2003年9月23日笫13版有標題《汪涵碰大兵，有理“策”不清》。其中的“策”(聲調是長沙話的陰去55)就是一個表示“調侃地說”的方言時髦詞語。可惜我們在《長沙方言詞典》和《長沙方言研究》中都沒有查找到。《長沙方言詞典》根本沒有“策”。《長沙方言研究》第70頁有“策(ca人聲)”。但是沒有讀陰去聲調的“策”。從同音的“擇”文讀是人聲，白讀是陰去來看，讀陰去的“策”應該是白讀聲音。

時尚詞語又是一種流行文化現象，它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征，比普通新詞語更加直接也更加敏銳地反映著當代城市的社會生活和人們的觀念心態，體現出城市文化的特點及其發展、變化和創新。由于在一個時期里使用極其頻繁，所以，和普通新詞語相比較，時尚詞語具有更加深刻和豐富的語言學價值和社會文化價值。

湖南時尚詞語就是以長沙為中心，包括全省各地出現的反映社會特有的事物或現象的時尚詞語。其中不少詞語具有濃厚的湖南方言色彩，而且來自日常口語，口語色彩較強。往往是來自長沙方言，又是湖南其他方言共同或者接近的詞語。由于是混合在普通話中使用，往往在語音上做了適應普通話語音系統的適當調整，又為了方便一般讀者看懂，我們沒有采用國際音標注音，而是折合成普通話語音用漢語拼音注音。

二、湖南時尚詞語舉例

三、湖南時尚詞語的特點

1.形象性

形象性是時尚詞語的一個比較重要的特性。用通俗的比喻引申意義，立意新奇、新穎生動、富于表現力，具有形象性。湖南時尚詞語中有很多是運用比喻產生新奇效果的。例如:“吃了鐵”用吃鐵比喻做事情的膽量太大。“撿簍子”用拾到簍子比喻得到便宜。“提籃子”用空籃子比喻空手賺錢。“扯麻紗”把糾紛比喻成像一團亂麻一樣扯不清。

2.通俗性

很多時尚詞語從內容上來說，大多表現日常生活，是表達當今流行的和老百姓所關心的事物和現象。首先只通行在一文化層次較低的階層，后隨擴散，成為地域方言中的流行語。因此，湖南時尚詞語具有濃厚的方言色彩，不同地域的流行語常能反映不同的地域文化。再加上創造者和使用者主要是市民階層，所以時尚詞反映的主要是社會下層文化，其褒貶色彩體現的主要是市民階層的趣味和價值觀，具有日常口語色彩，非常通俗。

3.流傳性

時尚詞語是在一段時間內人們喜聞樂用的詞語，它一經產生并流傳開來，就具有獨特的新鮮感和強大的生命力，被大多數人接受。它在人們的日常交際中頻頻出現，甚至傳媒也會為了吸引人們的注意力而競相使用，為它的盛行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例如:“確實”、“那確實”、“的確”等具有方言語音特色的詞，通過娛樂節目的主持人在普通話中偶爾插入又反復使用，已經成為湖南街頭巷尾使用最為頻繁的口頭禪。甚至還出現專門用長沙方言表演的節目。

四、湖南時尚詞語反映的社會生活

1.反映湖南人交際的時尚

表現新時期新的人際關系。例如:“裝文”(講客氣)、“了難”、“撩別”(做事干脆利落，不拖泥帶水)。在遇到麻煩，自己解決不了的時候，一般都說:“找人了難”。又例如:“這個訝子是專門吃了難飯的。”這說明經濟發展時代杜會交往越來越頻繁，社會經濟秩序出現不正常現象，使一些非正規組織或者個人有時具有比正規單位和組織更加有效地解決間題的作用。

2.反映湖南人稱呼的時尚

表現人際關系更加隨和，人性化。例如:“滿哥”、“大哥”、“老弟”、“靚妹”、“帥哥”、“美妹”、“細妹子”、“的哥”、“青年哥哥”等等。“滿哥”是對年輕男人的一種昵稱，例如:“幾年冒看見。三份子長成噠小滿哥”。“滿爹(滿爺爺)”是對中年男人的一種昵稱。

3、反映湖南人經商的時尚

表現經商過程中的一些新現象。例如:“來米”(給錢)、“帶籠子”(賣主設圈套引誘顧客上當)、“揀簍子，’(占便宜)、“提籃子”(自己沒有本錢，買空賣空)等。“提籃子”是經商中用得最廣泛的一個新詞，例如“那幾年真的是全民皆商，連退休老娛她都去提籃子”。

五、湖南時尚詞語折射的社會心理

語言中受到社會文化心理影響最直接的就是詞語。語言就像一面色彩斑斕的鏡子，照射了經濟、文化、心理素質各方面的特征。社會文化心理是潛藏在人們意識深層的價值和在長期歷史中積淀的牢固的民族文化心理觀念。文化心理觀念主要來自本土文化傳統。例如湖南的湖湘文化及獨特的心理特征等會導致一種獨特的區域文化形成。這種獨特的區域文化直接影響人們對詞語的認識和理解，大量新詞語的出現說明語言承載著豐厚的文化內涵，人們又用相應的文化心理接納這些新詞。湖南時尚詞語的產生折射出這樣幾種心理特征:

1.求新的時髦心理

人類追求新穎的共同心理，反映在語言上就是力求變化創新的心理。在社會交往中，人們經常有一種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要求個人語言更能適應不同語境交流的需要，往往不愿意使用一些用久了，用爛了的舊詞語，而喜歡別出心裁地采用一些代表時代性的新詞。這一點在湖南新詞語的創造和使用上得到了鮮明的體現。例如商品經濟中出現的一連串時髦名稱:“辣妹子”、“老干媽”、“辣翻天”都是湖南特產辣椒醬的新名稱;“叭叭車”(舊詞)經過一段時間的流行已變成“摩的”(新詞)、“踩士”、“慢慢悠”，它們都是指的是同一種交通工具。這些新詞語的出現反映了湖南人求新的趨時心理。

2.求異的個性心理

新時期，人們在求新的基礎上追求標新立異，顯示自己的獨特的杜會心理比以往強烈多了。正是個性意識的突顯催生了一大批新穎別致的新詞新語。創造時尚新詞的群體中，以城市青少年群體創造的流行語最惹人注目，絕大部分時尚新詞是人們在扎堆聊天中脫口而出的口頭禪，既帶有鮮明的個性又能合乎時代的潮流。例如:“酷”、“酷斃”、“酷呆”、“帥呆”。

3.從眾的群體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