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國際傳播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從本質上講,國際傳播是一種跨文化傳播。跨文化的交流是來自不同文化體系的個人及組織、國家等社會群體之間進行的信息傳播活動。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為準則和價值判斷,而這一切又會影響傳播方式和傳播對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國際傳播中,如果缺乏對傳播對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己方的價值尺度去評判他方的行為,常常會引發(fā)歧義、曲解,甚至造成沖突。

文化差異制約著文化交流的有效進行。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實際上就是克服文化差異的過程。國際傳播中影響跨文化交流的障礙主要有三個:一是傳者處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對事物的判斷往往表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而這會影響到對新聞事件的取舍和報道中的態(tài)度;二是傳播過程中會因為語言、文化習慣不同,帶來表現方式和風格的不同,從而造成認知上的偏差;三是受者接收心理的差異,也會帶來主觀評價的多義性。

要建立一套適合全球的話語體系是十分困難的。任何國際傳播都承擔著弘揚本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優(yōu)秀文化的雙重責任,同時還要克服傳播的消極因素。目前,國際傳媒通常采取兩種態(tài)勢:一方面,加速本民族文化的現代化,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時代感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實行本土化的傳播版圖擴張策略,不但內容本土化,合作伙伴也實行本土化,針對不同地區(qū)的受眾特點,提供不同形態(tài)、不同面孔、不同包裝的內容產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風土人情和文化心理。即以文化的融合來適應跨文化傳播的原則要求,力求在全球化語境下報道世界。

事實上,任何從事跨國界傳播的全球性媒體,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國家、超越意識形態(tài)、超越文化,成為“無國籍”的“世界公民”。任何媒體都不可能脫離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獨立生存,而且傳受雙方均處于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這使得在許多情況下,對國際事務的評價不可能形成統一的標準。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沖突、溝通與理解將會長期并存。

二、單向度的媒介帝國主義

加拿大經濟史家、傳播學家英尼斯于1950年提出了著名的“傳播偏向論”和“帝國模式論”。在其著作《傳播的偏向》和《帝國與傳播》中,他沒有給“帝國”下定義,而是將概念建立在傳播媒介的性質偏向上,對歷史模式做出了有深度的解釋。這把解釋的鑰匙就是他的“偏向論”——媒介、傳播、時間、空間、政治組織和宗教組織都有各自的偏向。主導媒介的時間偏向表現在它對文化和制度產生的影響上。倚重時間媒介的文明固守傳統,強調連續(xù)性,突出社會的黏合力,緊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傳統。相反,所謂空間偏向的文明是:強調地域擴張,強調中心對邊緣的控制,世俗制度發(fā)達,宗教體制薄弱,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社區(qū)生活逐漸瓦解,甚至衰亡,個人主義盛行。

國與國之間不能不交往,然而這種交往并不總是平等的關系。以美國學者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為代表的“依賴/全球系統論”(Dependency/WorldSystemTheory)認為,在全球系統中,所有國家通過交往而相互依存、聯系,經濟一體化將各種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經濟力量的差異導致了國與國之間交往的不平等。發(fā)達國家總是利用自己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優(yōu)勢,將一些不平等的新聞交流條件強加于發(fā)展中國家頭上,并對發(fā)展中國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從而造成了發(fā)展中國家對發(fā)達國家在各方面的依賴。

然而,相互依存的全球系統是一個動態(tài)發(fā)展的國際網絡。由于國際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的此消彼長,導致了國際關系的不斷調整和變化,因此,國際傳播中的信息流動實際上便是國際關系發(fā)展、變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

1971年,美國學者嘎爾滕提出的“中心-邊緣結構”(Center-PeripheryStructure)概念認為,在“中心-邊緣”結構中,發(fā)達國家處于中心地位,發(fā)展中國家處于邊緣地帶。這種結構實質上是全球帝國主義的表現。

國際傳播領域的帝國主義表現在經濟、政治、軍事、傳播、文化五個方面。其中,傳播作為當今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圍內信息交流過程中不平等的權力話語關系。在信息時代,傳播科技的跨越時空特性使得中心國家能憑借雄厚的財力和科技成果,通過全球性通訊社來操控世界范圍內的新聞傳播,從而達到新的殖民主義。最明顯而直接的形式便是大量向邊緣國家傾銷傳媒產品,形成了以單項流通為特色的媒介帝國主義。

中心國家在國際新聞傳播中充當主角的表現形式有兩種。首先,作為產品形式的國際新聞傳播,絕大多數內容都是關於中心國家的報道;其次,作為國際新聞傳播領域最大的傳播者,在國際新聞輸出和期刊貿易的數量上占據著中心地位。邊緣國家由于沒有占據全球傳播系統的中心地位,任何產生于或關於這些國家的報道都得通過更多關卡的過濾,方能在國際新聞中聊備一格。

按照通常的分類法以及考慮到不斷變化的新聞中心等因素,現在的“中心-邊緣”國家劃分情況是:美國、西歐(特別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為中心國家;其他歐洲國家(如瑞典、瑞士、俄羅斯)、亞洲的中國、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為半邊緣國家;而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包括獨聯體的一些國家)則被劃為邊緣國家(Chang,1998)。

三、重構文明的全球化走向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書中寫道:“地球是圓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攤平或鏟平,全球化也正在進入繼國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時代,即個人全球化時代。”

處于全球化時代,媒體將為人類呈現一個無比透明的地球,不同地域的距離將被極大地拉近,人們朝夕相處,不分彼此,合而不同,欣賞和關心著對方的文化和現狀。這時,媒體將很難分清對內、對外,而是要具備人類共通的價值取向。

實際上,自全球化理論出籠之日起,西方學者就沒有停止過對它的質疑。赫茲和湯普森認為,現代社會充其量是一個國際化的社會,某些鼓吹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巧妙地利用技術進步,在制造貿易和資本流通全球化假象的同時,事實上拉大了區(qū)域間的貧富差距,為自身積蓄著統治世界的力量。《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夫尖銳地指出,全球化是人們在興致勃勃地享受技術發(fā)展帶來的全球化便利時,面對斑斕世界所產生的錯覺,其實它是政治家宣傳的結果,全球化進程將永遠局限在民族國家范圍之內。

全球化不是單極化、西方化、同質化,不是全球資本主義化。全球化有不同的領域和層次,在每一個層次上,全球化都是一個理想而又不能完全實現的目標。全球化不應該也不可能磨滅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異,更不能消解各個國家的。

全球化與多元化既是對立的兩極,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歷史進程。只有超越二元對立的僵化思想,尋找兩極之間的平衡,才能創(chuàng)造一種有利于世界各國人民和各種民族文化的全新的全球文化,而不是武斷地以任何一種民族文化作為全球文化的中心或主導。

其實,廣義的全球化是一個貫穿人類歷史的進程。全球化是人類文明重構的過程,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審視、判斷、篩選和定向。由隔膜走向交往,由自給自足走向世界市場,由相爭、相搏走向多元一體,在各種矛盾對立中走向和諧統一,這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也是全人類的唯一選擇。

參考文獻:

[1]張振華.堅持實事求是改進國際傳播.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3).

[2]金初高.當代世界傳播研究.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9.

[3]劉繼南.國際傳播與國家形象.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86-405.

[4][美]詹姆斯•W•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華夏出版社,2005.

篇2

在媒介全球化的今天，國際輿論具有鮮明的媒介化特-征，大眾傳播不僅是國際信息流通的主要渠道，而且是國際輿論產生的主要土壤及其體現的主要平臺。目前，我國大多數學者一般傾向于認為國際輿論就是指國際媒體的言論，認為，“國際輿論已經約定俗成地特指外國媒體上的言論”。在此基礎上，筆者進一步認為，所謂國際輿論，是指以大眾媒體為主要傳播渠道，以大眾媒體言論和報道傾向為主要表現形式，反映大眾媒體、國際公眾、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等對國際事務，問題的相對一致、且具有廣泛影響的信念和態(tài)度的總和。下文將從三個方面就國際輿論與大眾傳媒之間的關系作出分析。

一、媒介技術與國際輿論

從技術角度看，媒介技術的發(fā)展及其所形成的媒介形態(tài)直接決定了受眾如何獲取外界信息和傳播信息，并改變了信息的性質；媒介本身也成為信息的一個組成部分。

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acLuhan)提出了“媒介(體)即訊息”的論斷，認為。傳播媒介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何種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影響和培養(yǎng)了我們理解和思考的方式。所謂媒介即是訊息，“只不過是說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有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日任何一種新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正是媒介的形式上的特性革新了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和理解世界的進路，因為媒介對信息具有強烈的反作用，它決定著信息呈現的清晰度以及信息的內在關系；每一種新媒介的產生，都意味著人類感知和認識世界方式的改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以及新社會類型的出現。

當代輿論處在全球化傳播時代，依靠的主要是電子媒介，形成的主要是媒介輿論場。媒介技術從根本上決定了國際輿論生成的時間快慢、范圍大小，以及國際輿論本身的質量問題，如理性成分的大小、偏見的多少等。

二、媒介信息與國際輿論

與媒介技術發(fā)展相適應的是，媒介內容的革新以及受眾對媒介內容的消費需求對國際輿論生成和發(fā)展具有同樣重要而顯著的影響。媒介技術、媒介信息以及受眾對媒介內容的消費需求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單獨起作用，就像我們正在經歷的全球化時代一樣，媒介技術的革新迫使(或者允許)媒介內容的形式和種類都發(fā)生了改變，我們對這些媒介內容的需求也改變了，舊有的媒介使用習慣被打破，當新興媒介提供嶄新的內容選擇的時候，新的媒介使用習慣也在形成，從而完成媒介的“功能置換”，即當原有的媒介功能被新的技術所代替時，原有的媒介往往不是就此消失，而是通過自身的某些轉型抑或直接賦予自身某些新的功能。從而獲得“新生”。

因此，從媒介內容上看，其承載的信息本身也決定了受眾如何觀察和認知周圍環(huán)境。當信息與公眾認知形成共鳴，并產生一致效應時，國際輿論就能夠形成。在國際信息傳遞過程中，各國媒體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參與國際信息傳播，并在影響國際輿論上發(fā)揮中大小不等的作用。尤其是在國際信息傳播過程中，大眾媒體不僅是信息的傳遞者，而從普通人的認知能力上說，由于我們不可能直接面對如此紛繁復雜、變化多端的現實環(huán)境，我們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如大眾傳媒來認識外部世界，特別是眾多的國際事務遠離一般他們的視野，這就使得我們必須借助于大眾媒體來認識國際事務。

這其實說明r，雖然國際事務的相關信息與我們具有某種相關性或我們有了解的興趣，但由于這些信息遠離我們的直接認知范圍或超越我們的認識能力，而且一般人也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真正客觀、獨立地思考這些國際事務，尤其是國際性公共危機事件。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公眾對媒介更為依賴，依靠大眾傳媒來作出判斷和通過大眾傳媒所構建的“虛擬環(huán)境”來認知世界。而一旦這種從媒介獲取的認識形成，就會慢慢的被“固化”，“人們會對相反的一面視而不見，于是很容易對一個國家形成‘明顯的態(tài)度傾向’”。從這個意義上說，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的形成具有某種導向和指示器的作用。

然而，在分析這種影響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各種干擾媒介信息對國際公眾和國際輿論的因素。關于這些干擾因素，傳播學界先后提出了多種理論假設來說明在媒介的影響力到達現實輿論(或公眾)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個緩沖體(區(qū)域)，阻擋、分散、曲解、消融著媒介發(fā)出的信息，或減緩著信息的傳播速度。對此，美籍華人學者、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李金銓認為，“受眾不完全被動，他們隸屬于各種團體，生存于各種社會關系，也有七情六欲，這些都構成媒介信息的‘緩沖體’，而這些‘緩沖體’(buffers)或‘過濾器’(filters)，把媒介的信息加以解釋、扭曲、壓抑，信息一旦到達受眾身上，已經和原來面目不同了”。

雖然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提出了受眾對信息進行主動“解碼”(Decoding)的三種立場更是體現受眾主動性、能動性的理論結晶，因此。有人提出了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形成究竟有多大影響力的問題。雖然，我們不能回到“魔彈論”的老路上，但在當今信息交流高度發(fā)達，人們對信息依賴程度在逐步加深的時代背景下，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的重要建構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戴維?莫利(DavidMorley)和凱文，羅賓斯(KevinRobins)所說的，“不應過高估計媒介消費者個人隨意評說傳送來的節(jié)目的自由。即使他們有這個自由，他們選擇重新解讀的節(jié)目也局限于勢力強大的媒介機構建立的‘菜單’之內。再說，這些節(jié)目通常制作成‘更傾向于’某種解讀的樣子，從而即便人們永遠也不會同意這種‘解讀’，也誘使觀眾以某種特定方式‘領受’該啟示。”。

綜合來看，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的影響是明顯的。在短期內，受眾從媒介上獲得了認識外部世界的信息，知道了超出自身經驗范圍之外的人和事；從長期來看，受眾在獲得信息時。也會受到媒體對信息如何解讀、如何認識外部世界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影響受眾自身對事物的態(tài)度傾向。因此，在媒介對國際輿論傾向性形成的影響來看，國際受眾是在對信息進行解讀的基礎上會逐漸形成自已的某種態(tài)度、傾向、意見等，只是這種影響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種因素的干擾，是一個逐漸發(fā)揮作用、不斷修正的過程。這對于我們更有效的開展國際輿論營造和引導提供了很好的啟示。

三、媒體言論和報道傾向與國際輿論

國際輿論的生成和發(fā)展與大眾媒體有著明顯的內在關系。對此，我國大多數學者一般傾向于認為國際輿論就是指國際媒體的言論，因為在國際事務上，大眾傳媒扮演的角色最為重要。

一方面，大眾媒體是國際輿論生成的主要載體和傳播渠道。在媒介化生存的當今世界，傳媒技術的發(fā)展以及傳媒信息的傳播極大地擴展了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和范圍。從早期的印刷媒體到電子媒體再到當今的數字化媒體，它們不僅時刻在向人們構建“擬態(tài)環(huán)境”，而且其發(fā)揮的作用在逐漸增大，人們對外界世界的了解越來越依賴媒介機構，以至于將“擬態(tài)環(huán)境”等同于客觀環(huán)境本身。“在這種由媒體構建起來的‘擬態(tài)環(huán)境’基礎上，媒體決定了人們關注什么，決定人們從哪種角度看待問題和用什么邏輯來分析問題”，因而國際輿論的媒介化特征就愈發(fā)明顯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誰支配著媒介，誰就控制著媒介話語權；誰支配著媒介話語權，誰就擁有掌控國際輿論的主動權。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國際輿論全都負載于大眾媒體之上，國際公眾通過其他方式表現出來的對國際事務或對某一，某些涉及民族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的態(tài)度、意見等也是國際輿論。比較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態(tài)度調查項目”(thePewGlobalAttitudesProject)每年就全球范圍的若干重大問題在很多國家進行輿論調查，年度報告。當然，對于能否將輿論(包括國際輿論)簡約為個人層次上的意見聚集曾有爭議，但目前人們普遍傾向于將輿論調查測量出的意見作為輿論的一種呈現方式。

另一方面。國際媒體言論和媒體對事實報道的方式及其傾向直接影響受眾對國際問題、他國事務的認識。雖然對媒體傳播效果的認識不能回到“魔彈論”的老路上，但大眾媒體對受眾態(tài)度的影響一直是相當明顯的。從國際輿論形成角度看，大眾媒體不僅改變了人們對國際事務的知識結構，而且也改變了國際公眾觀察世界、認識世界的方法和思想過程，并促使人類社會由相對分散、孤立的發(fā)展逐漸走向相互依賴與融合，從彼此陌生到相互有所了解。傳播學理論中“啟動效應”、框架作用以及議程設置能力等，就明確指出了大眾媒體言論和大眾媒體對事實報道方式和報道傾向對國際輿論傾向性的生成和發(fā)展趨勢的內在關系。

篇3

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到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越來越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在用一種語言即英語相互交流和傳播思想。不管你是否喜歡英語，如果你要想融入全球化趨勢和信息化浪潮，并開展有效的國際傳播，或成為一個在世界范圍內有一定影響力的政治家、商人和科學家，那么你必須（至少學會）能夠用英語進行國際傳播。“英語語言的這種強勢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雪球，幾乎無法阻擋”。[1]

一、國際傳播中英語強勢的表現方式

首先，國際傳播中英語強勢表現為使用英語的人口數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億人口把英語作為母語，約2.5億人口把英語用作第二語言。而學習英語的人數則更多。英國文化委員會估計，全球正在學習英語的人口大約為10億，另有15-20億人口每天使用接觸英語。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會較熟練使用英語。[2]

語言學家把上述使用英語的人口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指把英語作為他們的母語的人們，通常也是他們惟一的語言。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冰島、南非。第二類是指把英語當作第二語言的人們，這些人一般居住在曾經是英國殖民地或美國擁有較大影響力的國家和地區(qū)，如印度、尼加拉瓜、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的香港。第三類是指把英語作為外語來學習的國家和地區(qū)，一般與美國和英國沒有十分密切關系。[3]

雖說把漢語作為母語的人口目前也要超過13億（包括海外華人），但講漢語人口多限于中國人和華人，外國人把漢語作為母語或第二語言畢竟鳳毛麟角。這些年，隨著中國的國力的增強，也出現了漢語熱，但與英語熱相比，還不能同日而語。

其實，國際傳播中的英語強勢不但體現在使用的人口數量上，更多體現在英語的應用范圍之中。冷戰(zhàn)結束后，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來，英語在全世界各個領域被廣泛應用，包括政治、經濟、貿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學術研究等。據統計，目前世界上有60多個國家把英語作為官方性的語言。[4]有85%的國際組織把英語列為通用語言（聯合國、歐盟等）。世界上有75%的郵件是用英語寫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聯網信息都是用英語出版和的。[5]英語強勢在科學研究領域的交流中尤為明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德語曾替代英語成為科學研究的主要語言。但是隨著二戰(zhàn)后（尤其是冷戰(zhàn)后20年中）美國在世界上超霸地位的確立，英語的強勢已勢不可擋。據科學引用指數（SCI）的創(chuàng)始者尤金·加菲爾德（EugeneGarfield）教授對1997年全世界幾千份主要科學期刊調查發(fā)現，1997年全球共發(fā)表925，000份科學論文，其中95%是用英語撰寫，而且這些論文中只有一半是由來自英語國家的作者撰寫的，也即有一半的論文是非英語國家的作者用英語撰寫的。英語的強勢可見一斑。[6]

國際傳播中的英語強勢在我國也較為明顯，尤其是在過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國英語媒體的大量出現便是例證。到目前為止，我國以傳播新聞為主的英語媒體包括一個英語電視頻道、一個外語電臺、9家英文日報和周報、10家英語雜志和9大英文網站。這對于一個以中文為官方語言的國家而言，已足以顯示我國在對外傳播事業(yè)取得了巨大成績，但同時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英語語言的重要性。[7]上述的統計中還未包括全國各地以英語學習為主的英語報紙。

除英語媒體的發(fā)展外，中國的英語學習人數之龐大也足以說明英語強勢的影響。據估計，我國約有3億人口在學習和使用英語[8]，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英語熱，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長。

我國英語熱的出現與國家的開放政策有密切關聯，這一點在我國入世后更是如此。現在，我國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學生必修英語，從2001年起，還要求在有條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學三年級英語教學[9]。英語也是我國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試的必考科目，還是提拔干部和晉升技術職稱的必要條件之一。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一個人的英語能力還可以決定他是否能夠成為國際化人才的標志。

二、國際傳播中形成英語強勢的成因

英語語言的強勢是經歷了漫長的發(fā)展過程才形成的。1300年，英語還只是英格蘭的“下等人”所說的語言到1500年以后，現代英語才開始形成，主要指英語已擁有相對穩(wěn)定的拼寫、發(fā)音和詞義[10]。但英語真正作為國際性語言的出現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本文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語的國際性地位。

1.從宏觀角度講，英語強勢并非語言本身所促成的，因此英語強勢在國際傳播中的出現并非只是這種語言本身的強勢。正如牛津大學教授瓊·艾奇遜（JeanAitchison）指出的那樣，一種語言的成功或失敗與語言的內在特性并無多大關聯，而與使用這種語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關系。[11]

就英語而言，這一點最明顯不過了。在18-19世紀中，工業(yè)革命使得大英帝國的影響力開始遍及世界各個角落。英語也隨著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的士兵和商人開始流行到世界各地，并向全球性語言的目標邁進。英語不光在英國的殖民地使用，就連非英語國家的外交談判也用英語進行。1940年，德國和日本兩國在商議建立反英美的聯盟時，兩國的外長（JoachimvonRibbentrop和YosukeMatsuoka）就使用了英語進行談判。[12]

不過，無論英語的適應性有多強，也不管英語勢力曾覆蓋多大面積，目前英語的國際性地位主要源于二戰(zhàn)以后講英語的美國的大國地位。丘吉爾在二戰(zhàn)結束后意識到大英帝國的沒落不可避免，于是設想用美國的力量來維持英國對世界的領導地位，當然他得到的只是美英之間的“特殊關系”。隨著全球影響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轉移，一種新的英語（美式英語）在全世界流行[13]。美式英語的流行與英式英語稍有不同：美式英語主要不靠政治和軍事，而是依托流行文化和媒體市場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廣，其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于是出現了“可口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等新的術語來描繪英語在國際傳播中的強勢。

除上述原因外，20世紀末，全球化的經濟發(fā)展和新的政治格局也迫切需要一種“國際性”的通用語言，于是，英語語言本身的某些便利使其很快成為首選目標。

2.從語言層面講，國際傳播中的英語強勢與英語語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密切關聯。首先，英語與印歐語系的所有語言都有聯系。對于東方人而言，英語也許會很難。但對于西歐人、俄羅斯人甚至伊朗人來說，英語也許不那么難學，因為他們會發(fā)現英語的語法和詞匯與他們的母語有相似之處。

與印歐語系的語言相比，英語又獨具“世界語言”的特性，即英語的多樣性、靈活性和適應性。盡管英語強勢源于英國和美國英語，但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國家把其列為官方語言。同時，英語雖然詞匯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語言，至少有50萬個單詞，比德語（近20萬）和法語（10萬）都要多，但一般使用者只要能掌握1000到2000個英語單詞就可以用英語有效交流。

此外，英語能允許非英語人士進行“本土化”，創(chuàng)造出適合他們的英語，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語（普通話和英語混合）、西式英語（西班牙文加英語）、日式英語（日文加英語）、克里奧耳語（西印地語加英語）、甚至法式英語（法語加英語）和德式英語（德語加英語）等[14]，也可以包括在上海出現的“洋涇浜”英語。總之，英語的強勢表現為其“能容忍非英語人士用蹩腳的英語使用英語”，進而使他們覺得英語的便利性和親近性[15]，使之更具“世界性”。

3.英語的這些“世界性”當然與其文化價值體系有密切關系。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價值觀能更多地鼓勵創(chuàng)新、能容忍“異己”。也許正因為如此，像比爾·蓋茨這樣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現在美國，他不太可能出現在強調集體主義的歐洲和東方國家。

其次，英美媒體強大的市場化傾向和技術強勢也足以使英語在國際傳播中占主導作用。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好萊塢效應”和“硅谷現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產品，包括英語媒體、電影等娛樂產品；后者主要是指電腦和互聯網為基礎的技術產品。這些產品在世界的風靡必然導致產品所包含的英語語言流行到全世界，這些產品在世界的主導地位當然也會幫助英語在國際傳播過程中取得強勢。

最后，英語強勢的形成還因為現存世界性文化中多數已以英語語言形式出現。如上文所述，世界上80%的文獻是用英語撰寫的。要把這些文獻轉化為其他一種世界性的語言，如世界語、漢語或德語等，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英語的強勢的形成就成了一個輪回邏輯：英語是世界性的，因為它本來已經具有世界性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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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語強勢的特點

從上述論述中，我們不難發(fā)現國際傳播中英語強勢的三大特點。

1.首先，英語強勢的實質是講英語國家的強勢。這在英語國家中也不例外。目前，美式英語之所以能取代英式英語也只是對美國在世界格局中作為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和實力的反映而已。因此，如今席卷全球的語言雖然還被稱為“英語”，但它攜帶的內容卻是美國文化。[17]

2.這種英語強勢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短時期內較難改變。非英語國家可以選擇順應這種強勢還是拒絕，但無法阻擋這種英語強勢的出現。

3.由于語言和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傳播業(yè)等領域是緊密相聯的。英語語言強勢必然也會反過來進一步強化這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傳播業(yè)上的強勢。也就是說，英語強勢不是簡單的語言世界性的問題，它會通過其強勢地位運用各種手段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各個方面（包括語言）產生影響。

四、英語強勢的影響

英語強勢的影響像把雙刃劍。它們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也可以同時出現，即一個看似是負面的影響往往也會伴隨著有利的一面，反之亦然。有趣的是這一點不但適用于非英語國家，也同樣適用于英語國家本身。

1.對英語國家的影響

對英語國家或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口而言，英語強勢所帶來的影響應該說正面、有利的影響要多于負面、不利的影響。首先英語強勢使得這些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強勢進一步強化，這些強勢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加強英語的強勢；其次，英語強勢還會促使這些國家的國民自然產生一種民族優(yōu)越感，使他們覺得作為英語人口的榮譽感。從長遠講，這是英語強勢給英語國家?guī)淼淖畲蠛锰帲ɑ蛴欣绊懀驗檫@會使得整個國家和民族始終保持一種高昂姿態(tài)并會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凝聚力。當然，這種優(yōu)越感和榮譽感在各個英語國家中的表現程度也會有差別，實力最強的美國可能表現最為強烈。

但是，這種強勢所帶來的優(yōu)越感和榮譽感有時也會帶來負面影響。例如，由于英語在世界范圍內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數英語國家的國民沒有興趣去了解其他國家和文化，較少關心國際新聞,也不想學習外國語。據了解，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使用其他語言能力最差。2000年，全美所有大學學習阿拉伯語的人中，只有9人畢業(yè)，而英國是歐洲使用語言最單一的國家。這種惰性使得他們會越來越封閉，思維方式也會逐步僵化。[18]

此外，英語強勢及其普及性也會導致英語的變種，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語（普通話和英語混合）。這種變種不但會引起某種語言交流障礙，同時對英美兩國的英語語言本身也產生了影響。《金融時報》指出對英語的真正挑戰(zhàn)來自那些把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人口，因為目前這些人口不但在數量上已遠遠超過英語母語人口，這些人口人數也正以迅猛速度增長。該報預言這種情況必將對英語本身產生深遠的影響。[19]

2.對非英語國家影響

英語強勢給非英語國家?guī)淼挠绊懣赡芘c英語國家正好相反，其負面不利的影響可能要多于正面有利的影響。英語成為全球通用語言帶來的直接好處是不同國家的人們能夠自由地進行交流，但是語言并不僅僅是傳播的工具，它同時也是文化的載體和身份的標志。面對英語強勢的不可抗拒性，許多非英語國家覺得無可奈何，但對英語強勢所帶來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國主義）又表示擔憂，因為這些文化入侵所帶來的影響雖然看不見、摸不到，但確確實實存在，而且在短時間內無法改變。有人甚至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是這些殖民宗主國過去炮艦政策的延續(xù)，只是現在殖民的手段相對文明了一點。[20]

尤其是對那些少數語種和民族而言，英語的強勢可能是毀滅性的，甚至意味著他們的語言、文化和身份的消亡。語言的消亡這種情況古已有之，只是現在規(guī)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有人說到本世紀中有一半的語言會消失，而有人說是90%。[21]

對于那些也想成為語言強國的非英語西方國家（如法國）而言，這種無可奈何的心理更為明顯。現在，法國盡管每年花費一億美元來推廣法語文化，但是法語在世界語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9位，而且法語的衰落仍到處可見。法國的科學家們清楚地意識到他們的處境，“要么用英語發(fā)表文章，要么說著法語默默無聞地死去”[22]。

于是，非英語國家便會面臨一種困境：是要融入世界、要現代化，還是要孤立自己、保持民族性？要現代化就必須融入世界，而要融入世界肯定會對于本民族的語言和傳統文化帶來一定的變化。從目前情況看，能否成功地走出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能否有效處理國際傳播中英語強勢的問題。

3.對中國的影響

英語強勢對我國來說正面和負面的作用都有。從正面角度講，英語強勢的直接作用是促使英語在我國的大范圍的普及，從而有效提高了我國國民的素質和國際化程度，改善了我國與世界接軌的軟環(huán)境。試想：如果在過去20年中沒有英語這座語言橋梁，我國改革開放的結局會怎樣？如果我國不引入英語強勢，不重視英語學習，不把英語水平與接受教育、晉升和就職等方面掛鉤，那么過去20年中就不可能出現一個又一個的英語熱：從新概念英語，到3L,到《走遍美國》，到瘋狂英語，也不可能出現所謂的“英語經濟”，也不可能每年大批中國莘莘學子赴國外留學，也不可能出現上文中提及的那么多英語媒體。

總之，沒有20多年來對英語強勢的有效吸收，就沒有我國現在具有初步國際化程度的大環(huán)境，而沒有這樣的大環(huán)境，我國要能夠加入世貿、申奧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國的經驗表明，只要能把英語強勢處理得當，只把英語當作融入世界的工具使用，那么我們就能用較少的成本較快發(fā)展本國現代化，縮小落后的時間，為盡快進行“趕超”打下基礎。

當然，許多中國學者對目前的英語強勢和普及所帶來的潛在危險表示擔憂。1998年在哈爾濱召開的“技術進步和當今世界發(fā)展”研討會上，他們認為在當今信息技術時代，語言的強勢必然會觸發(fā)文化強勢，從而產生新的不公正。[23]

這種擔憂顯然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英語在漢語中的滲透就可以知道：政府官員在記者招待會上隨口會說出WTO、PNTR、APEC等英語縮寫，仿佛說自己家鄉(xiāng)話一樣。年青人中更是滿口TOEFL、GRE、NBA。即使你問一位老太太去醫(yī)院干嗎，她會回答：“我做CT”。

著名社會語言學家陳原認為這是漢語的奇觀，奇在沒有任何紅頭文件規(guī)定的情況下，英語單詞會如此自然地出現在漢語中，即使像老太太不懂CT為何義但照說無妨。[24]

那么，如何看待英語強勢在帶來積極作用時也可能帶來潛在的危險（負面作用）呢？如何看待英語強勢對漢語甚至我國文化可能會產生的負面作用？本文認為首先我們沒有必要杞人憂天。正如陳原教授所說的那樣，有生命力的語言（或文化）從來不怕異物的“入侵”。任何語言都不是自給自足的，時不時會攙雜一些異物才能豐富和發(fā)展自己。[25]從另一個角度看，漢語在英語強勢面前能夠有效吸收眾多的英語單詞，正是漢語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現。因此，面對英語的強勢和我們漢語的彈性，我們應該充滿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滿懷憂慮感。

語言如此，文化當然也如此。中華文化五千年來之所以能源遠流長靠的就是其能去粗取精的特性。西方文化通過英語強勢必然會影響我國的文化。但是，從長遠講，我們如果能吸取外國文化的精華，去其糟粕，中華文化也一定會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礎上獲得新的發(fā)展，更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

五、結束語：英語強勢的未來

在英語強勢之前，其他語言（如拉丁語、世界語、法語和德語）也曾出現過強勢，但是隨著講這種語言的國家影響力的下降，這些語言的強勢已經不復存在，有的甚至已經死亡。那么，英語也會沉浮嗎？英語會像其他語言一樣出現頹勢嗎？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既然其他語言都會沉浮，英語也不應該是個例外。那么英語頹勢的標志是什么呢？《英語的未來》的作者大衛(wèi)·格雷多爾（DavidGraddol）認為科學技術是一大標志，他認為英語出現頹勢的標志可能是當重大技術發(fā)現不斷出現在中國或其他國家的時候。這個時候英語的重要性可能會大幅度下降。[26]

科學技術當然是一個標志，但筆者認為英語出現頹勢肯定還會在其他方面（如政治影響力、經濟實力等）有所表現，畢竟一種語言的強勢是靠其他強勢來支撐的。事實上，英語國家公民中對國際新聞缺乏興趣、對世界事務缺乏了解以及學習外國語言所表現出的“低能”都表明了這些英語國家（至少在這些方面）的不靈活性甚至僵化趨勢。從長遠來講，這也許是英語走向頹勢的開始，但是應該承認這一過程將是漫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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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地道英語將不復存在》，《參考消息》，2001年3月29日第6版。

[15]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91.

篇4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最熱門也是最敏感的話題。事實上，思想文化領域的全球化比經濟和科技領域都來得廣泛而不引人注目。如何應對這一沖擊是一個目前不容回避的問題。這不是簡單的互通有無的過程，而是激烈的生存競爭，它關系到世界占大多數人口的發(fā)展中國家人民生活的幸福和尊嚴。

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無疑是國際大眾傳播媒體。這些傳媒依靠現代電訊手段，把信息傳達給遠距離的受眾。有一定規(guī)模的國際傳播始于短波廣播出現之后。20世紀末，國際傳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即以互聯網為媒體的互交式傳播為特征的“無中心”傳播。有人指出，互聯網的出現，使大眾傳播一夜之間變得“平等、民主”化了。但問題依然存在，如：在交流的過程中不可能擺脫一種幾乎是終極的阻礙——文化差異的存在，而文化的差異又被不平等的文化勢力固化了。

無論如何，國際交流以一日千里的信息革命形勢為依托，正成為新世紀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地球村上的每個成員都有可能利用這一重新洗牌的機會，在國際傳播業(yè)中重新調整策略。不僅在技術上，而且在體制上、觀念上經歷一番脫胎換骨的演變，從而在勾畫新的國際傳播格局中有所作為。

作為宣傳的國際傳播

國際傳播的出現一開始就與政治緊密關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國際廣播便是一個散布威脅言論的機關。

1923年，德法之間為魯爾事件展開有史以來第一次廣播戰(zhàn)爭。1927年，各國為了反擊別國的敵意宣傳，英、法、荷、比、葡均紛紛建立電臺，加強發(fā)展國際廣播以鞏固其殖民地。

蘇聯于1929年建立了國際廣播電臺，從事對外宣傳。

在第二次大戰(zhàn)中，廣播戰(zhàn)登峰造極，德國使用恐怖戰(zhàn)略，對捷克、波蘭、荷蘭、挪威等國從事宣傳戰(zhàn)。1941年，德國計用88個短波臺對歐洲廣播，但不準其人民收聽廣播，否則處死刑。

1942年，戰(zhàn)時新聞局（officeofwarinformation）授權發(fā)展心理作戰(zhàn)及國際廣播。1942年成立了美國之音。1948年，美國國會授權“美國之音”從事國際宣傳，由國務院管轄。

“國際廣播電臺即是外交的工具，其服務項目之一便是播出由政府提供的官方或半官方聲音，這些聲明可能以通告、報道、政策演說等方式播出。”①

可以說政府機構是國際廣播的始作俑者，沒有國家的介入，國際廣播的發(fā)展是不可能的。國際廣播電臺國際廣播可以說都是以宣傳為目的的。

到了冷戰(zhàn)時期，國際輿論的斗爭也多半是依靠國際廣播和后來的國際電視網來進行的。冷戰(zhàn)結束后，國際大眾傳播行業(yè)里的對抗意識仍然主導著它的總體策略。

國際傳播的市場化

冷戰(zhàn)結束以后，對抗由兩極變?yōu)槎鄻O，對抗的焦點已由意識形態(tài)轉為對國際信息市場的爭奪。

從80年代開始，商業(yè)電視媒體看到了開拓國際市場的可能性。媒體巨頭通過文化交流和新聞自由的名義在發(fā)展中國家推銷自己的節(jié)目和取得播映權。1980年6月1日，有線電視新聞廣播公司的全新聞頻道開播，它主要通過衛(wèi)星－有線傳送系統向世界各國的用戶播出節(jié)目，它標志著商業(yè)性國際電視廣播的崛起。1993年，CNN國際臺總收入9300萬美元，贏余不多，到1994年，它單單利潤就達到6600萬元。

CNN在商業(yè)上的成功和在國際傳播中的影響，推動了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先后開辦了以新聞報道為主的對外電視廣播，同時也吸引了許多商業(yè)廣播公司紛紛開辦各類衛(wèi)星電視頻道。

1991年5月香港衛(wèi)星電視臺開播后大獲成功。1993年、1995年，該臺的全部股權先后賣給了國際傳播界巨頭魯珀特·默多克。衛(wèi)星電視臺的節(jié)目通過亞洲一號通信衛(wèi)星覆蓋亞洲的近50個國家和地區(qū)，根據1997年的數字，全球收看衛(wèi)視的約有4200萬戶。

國際傳播從政府行為轉為商業(yè)行為是一個大的跨越。它大大減弱了國際傳播中的火藥味，部分傳播的主要驅動力從意識形態(tài)宣傳轉為收視率和廣告利潤。市場和利益的威力是巨大的，曾經是孤獨的領域如今一下子充滿了推銷者的殷勤。他們使國際傳播體系變得多元化了，形勢也變得尤其的復雜。這些老到的電視業(yè)資本家在大把掏錢占領空中覆蓋面的時候，非常清楚他們在干什么：只要信號接受的技術障礙一旦克服，觀眾的收視品味和偏好都是可以引導的；他們相信優(yōu)秀的質量和服務戰(zhàn)無不勝。

在新的形勢下，雖然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淡出背景，但商人決不會把贏利放在損害本國利益和形象的前提下的。即使是一向以客觀、公正為己任的新聞通訊社也不會例外。

“近年經傳播學者研究證明，世界性與地區(qū)性之新聞通訊社均以其本國利益為前提，并非以服務世界或地區(qū)利益為目的，由此可斷言，國家通訊社乃是國家利益的發(fā)言人。”②

同時商業(yè)化趨勢也強化了世界范圍內文化發(fā)展的兩極分化。而且通過商業(yè)推銷的往往不是文化的優(yōu)等貨色，而是迎合中低層的快餐型消費。

市場化隨著傳播科技的飛速發(fā)展已經嚴重地威脅著弱勢文化。以歐美為主的發(fā)達國家銷售的文化產品帶有強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色彩，這種文化產品通過跨國媒體公司的推銷，在發(fā)展中國家產生著潛移默化并且是根本的影響。譬如，西方文化正在改變著本土文化精英的語匯，他們即便是在捍衛(wèi)本土民族文化的時候也離不開用西方的概念和理念作為批評的基礎。很多發(fā)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計劃基本上是追隨西方的摹本，那些接受西方思想最早的文化和技術精英實際上已經無法擺脫全盤西式現代化的大語境。

互聯網帶來的“信息革命”

20世紀90年代初，超本文電腦語言的發(fā)明和適合家用電腦使用的網絡瀏覽器的出現使互聯網被推到了信息革命的前沿，它實際上更是一場大眾傳播的革命。一批網絡和電腦技術人員迅速以一種嶄新的項目和方式在電信和傳播界拓出一片領地，強烈地沖擊著傳統的傳播媒介。

互聯網的傳播有很多優(yōu)勢，其中信息的高度平等是最具沖擊力的。這一特征一下子扭轉了大眾傳播權利對資本越來越多的依賴。然而，資本是無孔不入的，資本在尋找增值的機會，技術發(fā)展的后勁也要靠資本。掌握一定資本和管理資源的傳統傳播媒介為了維護它原有的地位紛紛主動介入互聯網，試圖利用他們的內容采集編播優(yōu)勢奪回失去的部分領地。但是，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尖端技術人才仍被新興網站公司擁有。爭奪網絡人才的戰(zhàn)斗方興未艾。資本的流動也已經大幅度轉入互聯網業(yè)，它迫使這一繼報紙、廣播和電視之后的“第四媒體”的發(fā)展?jié)u漸呈集中化趨勢，強強聯合，大魚吃小魚之類的兼并每天都在發(fā)生。有人擔心這種集中會改變互聯網的自由、平等的性質。這種擔心也不是多余的，如果沒有相關的立法，優(yōu)勢網絡公司可以大批量地發(fā)展強大的病毒武器攻擊競爭對手，互聯網上的“暴力”會迅速增加，而最終稱霸的必然是大政府、大財團擁有的門戶。

互聯網的優(yōu)勢是明顯的，它的影響還只是初顯端倪。誰抓住了這一發(fā)展機會，誰就會在這新興的國際傳播舞臺上站住腳。對企業(yè)來說，這意味著廣告效應；對文化來說，它提供了一個效率極高的同時是無限廣闊的傳播和交流的天地；對社會來說，它或是增強社團凝聚力，或是分化它的組織；對國家來說，它關系到國家形象的樹立，做得好有利于國家的外交，做得不好，它危及政權的存亡。

互聯網上信息的低質量和網絡行為的無政府主義也增加了社會中的不穩(wěn)定因素。很多像泡沫一樣的消息網點在著無數未經證實的消息，事實和謠言混淆不清，無聊的內容也一樣在消耗年輕人的時間。此類“非正規(guī)教育”正在把我們下一代引向何處，是個令人堪憂的問題。

總之，互聯網已經毫無疑義地成為21世紀國際傳播的最主要媒體。互聯網一度讓所有人——窮的富的、強的弱的站在了一條差不多的起跑線上，一些能把握機遇、做出正確對策的弱勢群體就有可能完成一次發(fā)展的飛躍，從而過上揚眉吐氣的生活。

國際傳播的對抗意識和服務意識

如前所述，國際傳播從他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宣傳”的烙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的宣傳與反宣傳可以說是國際大眾傳播的原型。蘇聯和英國是兩個最早開始國際傳播的國家。冷戰(zhàn)時期中，美蘇在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上是白熱化的，他們所進行的國際輿論斗爭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國際廣播和后來的國際電視網來進行的。這種對抗原來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出現，現在多為發(fā)展中國家和發(fā)達國家在政治經濟利益和文化勢力上的對抗。這種政治概念主導下的對抗和市場競爭中的對抗是兩個概念，它和大眾興趣無關，只注重國際政治的斗爭，或在國際上樹立自己的完美無瑕的形象。冷戰(zhàn)雖然已結束10年了，然而國際大眾傳播領域中的冷戰(zhàn)意識或者說對抗意識依然非常濃厚，主導著許多國際傳播部門的編輯方針。

發(fā)展中國家多數沒有商業(yè)國際廣播，他們的國際廣播是政府部門的一部分，在他們和發(fā)達國家的利益沖突中，往往處于輿論上不利的地位。西方媒體在冷戰(zhàn)后期，自居為冷戰(zhàn)的勝利者，在輿論上對非西方政府制度的國家更是頤指氣使，是國際傳播中對抗狀態(tài)的誘因。所以，一旦哪個發(fā)展中國家拂逆了發(fā)達國家之意，他便立即陷入被動的國際輿論中，于是他們傾其力用自己控制下的輿論工具和發(fā)達國家新聞機構作針鋒相對的反宣傳，并由其政府施加外交壓力，但發(fā)達國家政府以不干涉言論自由而不加理睬，這都加劇了國際傳播中的對抗意識。

然而，我認為，從發(fā)展趨勢來看，在國際傳播中制勝的還是服務意識和市場競爭意識而不是對抗意識。

向觀眾提供服務的意識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是把服務意識作為國際傳播的一個重要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則是一個嶄新的概念。它只有在非官方的商業(yè)國際傳播媒體出現之后才真正得到了體現。商業(yè)傳播媒體把國際傳播不再看作戰(zhàn)場，而是當作有利可圖的市場。鑒于跨國公司的品牌急于在遠東、東南亞開拓市場，商界巨頭非常樂意在覆蓋全球的媒體上做廣告投資。這樣，國際傳播就有了和經濟利益結緣的歷史。美國在線電視新聞廣播公司CNN商業(yè)運作的成功刺激了眾多媒體向國際化發(fā)展。他們追求的首先不是意識形態(tài)上的勝利，而是傳播的效果和穩(wěn)定的收視率，從而保障廣告的收入。CNN承認它的收入增長的大部分來自國際市場。美國廣播公司（ABC）開辦了亞洲臺，在歐洲開辦一個商業(yè)頻道。全國廣播公司（NBC）開辦了對歐洲的有線電視頻道（CNBC），對亞洲的商業(yè)新聞頻道（ANBC）和對拉美廣播的西班牙語頻道。特納公司在拉美和歐洲全面覆蓋，英國傳播大亨默多克也迅速進入國際傳播業(yè)，開設了空中新聞電視臺和香港衛(wèi)星電視臺。“它們進行電視擴張的目的是為了奪取更多的利潤。”利潤的驅使使他們非常注重服務和推銷技巧。

毫無疑問，服務意識的注入使傳播的內容更具有可讀可視性。做到這一點，對具有商業(yè)運作歷史的媒體來說是很容易的，他們只要把在國內的一套做法，搬到國際上來，就會有差不多的效果。但對國家管理下的傳播機構來說，要用服務意識來替代原來的宣傳意識就比較困難。由于體制上依然是對抗時期的體制，原來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觀念沒有及時轉變，所以，很多國家的國際傳播的主導思想仍然滯留在強調對抗的形態(tài)上，或是把服務作為手段，對抗作為目的。這種沒有建立在市場上的服務總是膚淺的，因為服務與否不影響生存，他們便不太注重市場調研，節(jié)目的生產往往不與市場掛鉤。這樣，去迎合不同文化背景觀眾的口味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本能，而似乎是很多研究人員在論文中反復呼吁和提倡的一種分外的要求。

服務意識看似無高尚的立場和目標，但沒有它，就沒有市場競爭，想對抗都無從談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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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中民族主義的陷阱

國際媒體仍然因循著冷戰(zhàn)時期的理念，往往急功近利，要把自己的愛憎強加于受眾，使民族主義情緒蔓延到國際傳播中，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像傳播者本人一樣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政黨，這純粹是一廂情愿的事。如果這種宣傳政策在本國國內是必需的話，在國際傳播中則是不宜直接表達出來的，也是沒有必要的。最明顯的理由就是，受眾群體來自不同的民族，并都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他們也許愿意了解一些傳播者國家和民族取得的成就，但不應指望他們也一樣會津津樂道這種成就，弄不好反而會引起妒忌心理。

所以，在國際傳播中要特別忌諱民族主義的宣泄，要特別避免挫傷其他民族的“愛國主義”情緒。有些國家基于自己強大的國際地位，說話無所顧忌，刺傷了別國“人民的感情”，使自己在道義上處于十分孤立的地位。這種誤區(qū)在發(fā)達國家的傳播中有，在發(fā)展中國家也非常突出。在多數發(fā)展中國家中，國際傳播大都是從屬于國家政府部門，或剛剛在經營政策上獲得一些獨立性，管理決策層有很強的對抗意識。因為有過被殖民化的歷史，一些發(fā)展中國家的民族意識更加敏感，他們把愛國主義的宣傳在國際傳播中加以不適當的突出強化，并不能容忍任何被視為有辱國家形象的消息和評論。這種意志通過行政管理和政治審查的渠道貫徹到媒體從業(yè)人員的具體操作中，就使得整個傳播業(yè)為一種偏頗的使命感所籠罩，形成一種和市場親合力相反的力量。

國際傳播研究者從技術上指出了4種影響文化間傳播的因素，其中就提到了民族優(yōu)越感。

美國人類學家桑奈（W.G.Sunner）對種族優(yōu)越感有專門研究。他指出從很早期的社會中就有團體的內外之分。團體對本身的感覺總是優(yōu)于外團體。（一群團體彼此之間可能有某種關系，如血親、鄰居、盟友、姻親或商業(yè)伙伴，這種關系使他們團聚一處，但又彼此分得清楚，因此我們開始區(qū)分你、我——外團體與內團體。）他們總是認為內團體是道德的、優(yōu)秀的，自己團體的風俗是獨創(chuàng)的、人本的。但這種態(tài)度由外團體的主觀出發(fā)，往往得出否定的描述。如果某團體對本身的描述是“我們有自尊，并且敬重祖先留下的傳統”，而外團體可以把它描述成“他們一切以自我為出發(fā)點，自我中心，他們愛自己比愛我們多”。如果某團體對本身的描述是“我們勇敢求上進的。我們?yōu)榫S護本身的權益而奮斗，我們保護自己不受外人欺凌”；而外團體會把它描述為“他們具有侵略和擴張的野心，他們想犧牲我們超越前進”。

文化傳播的學者還發(fā)現“種族優(yōu)越感的程度與社會地位、教育水準、性別和年齡沒有顯著的關聯；越是屬于一個社會中的弱勢團體，種族優(yōu)越感的傾向越嚴重。然而“一個人越是閉關自守、獨斷專行，優(yōu)越感也越重”。④

除了民族優(yōu)越感之外，他們還指出了文化間傳播中的刻板印象和為他人設想的能力（empathy，一譯‘神入’）的作用。刻板印象所觸及的范圍不但涉及其他的種族、社會群體，也及于自己所屬的種族、群體。所代表的印象可能是歪曲的、不利的，但也可能是有利的，甚至也有部分真實在內。總的來說，“刻板印象往往妨礙了不同種族間有效的溝通”。⑤

文化間的傳播不少是自我中心型，在這種情況下，甲方完全以他本身的價值觀來評估了解乙方。傳播學者遂提出了提高“神入”的能力來促進交流。

“我們要有‘神入’或替他人設想的能力，才能充分理解信息的意義，事實上，為了達到有效的傳播的目的，送出信息的人也必須能夠為收受信息的人設想。”⑥

在根本上作出完全正確的假設是困難的，最合理的做法也許是避免過早形成一種態(tài)度或印象。也就是說，國際傳播者應該對其他文化事物盡量保持客觀開放。如果發(fā)現對方有不同之處，也要尊重對方的想法與做法。這種為他人設想的技能如果能夠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或不同種族的傳播與交流中得到廣泛的推廣，這對整個人類的文明都將是偉大的貢獻。

管理中的毒瘤

現代科技支持的國際傳播已經向傳統傳播發(fā)起了挑戰(zhàn)。國際傳播的多元性和大眾參與性將成為國際傳播的主流形態(tài)。資本或權力對傳播的控制將越來越困難而且不合時宜。形勢要求我們必須以開放的姿態(tài)從事國際傳播，在管理上要有更多的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觀念，同時要不懈地和作頑強的斗爭。

是管理中的一個毒瘤，是企業(yè)或服務部門低能、落后的一大原因。的主要癥狀是不求創(chuàng)新、不求效益，但求無過，以保住自己的官職。這種作風與迅速發(fā)展的國際傳播模式格格不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媒體中的每個從業(yè)人員要以為受眾服務為目的去處理問題，而不是違背這一原則，把個人的利益放在事業(yè)的發(fā)展之上。眾多管理人員把大量時間花在寫不實的成績匯報上，形式主義的文山會海中。從上至下，層層加碼，會議不斷打亂了正常的經營和業(yè)務管理，浪費了大量人力和財力。許多需要及時處理的事情都在無止境的公文旅行中貽誤了時機，時機的喪失在全球化迅速推進的今天是莫大的罪過，因為信息技術革命發(fā)展的速度太快了，失去一個機會，便意味著一連串的機會的喪失，意味著又是幾十年經濟地位的落后。

國際傳播即是全球化最大的載體，主動介入國際傳播即是介入全球化進程。在全球化中競爭即是在國際傳播中競爭。你不把自己的思想全球化，別人就會把他的思想全球化。當前，以互聯網為主要形態(tài)的信息革命使全球化成為21世紀的重要議題。信息革命給了每個人一個廣闊的天地。讓我們抓好這一時機，使世界在改變你的同時，你也在改變著世界。

注釋：

①李瞻：《國際傳播》1984.第198頁

②李瞻：《國際傳播》1984.第9頁

③郭景哲：《讓世界了解中國》第112頁

④汪淇：《文化與傳播》1983.第114頁

⑤汪淇：《文化與傳播》1983.第94頁

⑥汪淇：《文化與傳播》1983.第142頁

參考書目：

《國際傳播》，李瞻，三民書局，1984

篇5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9－4474(2012)03－0082－06

手機被人們稱為繼報紙、廣播、電視、網絡之后的“第五媒體”。進入21世紀后，隨著手機以驚人的速度普及，手機的功能逐步增多，它已經不僅僅是簡單的通信工具了，手機通訊技術的快速發(fā)展很快改變著人們的傳播方式和文化思維，并營建出一種新的文化現象。這其中，空前普及的手機短信給人們帶來了表達節(jié)日心聲和感恩祝福的新功能，其在中國節(jié)慶傳播中的作用十分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節(jié)慶傳播的傳統景觀，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文化與社會生活。

一、傳統節(jié)慶文化的現代傳播意義

“新年到，龍?zhí)壹覒魬酏R熱鬧；辭舊歲，迎新春，鞭炮聲聲喜相隨。祝愿新的一年里，龍馬精神精氣爽，事業(yè)步步穩(wěn)步升，國泰民安日子甜！”這是一條2012年春節(jié)流行的短信。這條短信，可以說很準確也很精煉地概括了中國春節(jié)的節(jié)日特點。據相關部門統計，2012年春節(jié)期間，全國的手機拜年短信發(fā)送量突破了300億條。而此前，2011年為近300億條，2010年為230億條，2009年為180億條〔1〕。由此可見，用手機短信祝賀節(jié)日在人們的媒體運用中呈現出爆炸性增長，逐漸成為中國人最喜歡的傳播方式，已經從傳播時尚成為傳播主流，“手機春節(jié)，短信過年”，是當今中國人過年過節(jié)特別是元旦和春節(jié)的一大景觀。

從2008年開始，我國正式把清明、端午、中秋這幾大民族傳統節(jié)日從民俗節(jié)日上升為國家法定節(jié)假日，傳統民俗節(jié)日越來越受到重視。元旦、春節(jié)、清明、端午等這些傳統節(jié)日不僅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文化生命力的重要體現，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標志。從大眾心理需要來看，民族文化深厚、民族情感激蕩的傳統節(jié)日體現了其巨大的文化生命力和受眾滿足效果；從現代傳播內容來看，用傳統節(jié)日來進行文化傳播是任何形式的傳播媒介活動的常態(tài)，古今都如此。與其它文化形態(tài)相比，傳統節(jié)日文化的傳播幾乎是不受時空限制、地域限制的，而且訴諸于人的情感世界，讓人樂于接受。“傳統文化只有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才能鮮活靈動并源遠流長。作為民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節(jié)日是一種‘活’的文化，它以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融合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當中。”〔2〕

傳統節(jié)日是中華民族一致遵循和共同享用的一整套文化符號系統。被稱為“中國的狂歡節(jié)”的春節(jié)，是節(jié)日文化廣泛性和群眾性最典型的代表，同時凸顯出中華民族的節(jié)日訴求和文化特質。清明節(jié)的郊游踏青、端午節(jié)的龍舟競渡、中秋節(jié)的月夜賞月、重陽節(jié)的登高賞菊等，都廣泛存在于中華各民族和不同區(qū)域的傳統節(jié)日活動中，成為各族人民的共同文化財富，其文化傳播活動在全國都具有廣泛性和群眾性特點，也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民族意識和文化精神的相同是節(jié)日文化廣泛性和群眾性的一大體現，它們囊括了節(jié)日文化的一切傳統與現實形態(tài)。幾千年來，許多節(jié)日生活內容和活動方式都是中國傳統文化與民眾思想情感的積淀，反映了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追求，甚至成為中華各族人民的集體無意識。對于節(jié)日文化的儀式化和世俗化體驗、節(jié)慶的循環(huán)周期與天象的統一對稱所反映的天人合一精神、以儒學政治為核心的中庸和諧意識和節(jié)日政治化、貴人倫重親情的大團圓內容和人際關系偏向、強調集體觀念、講究道德秩序的價值取向、以道制欲、以樂為教的娛樂規(guī)范等，都是從歷史到現實、從時間到空間廣泛存在于傳統節(jié)日中，并且是決定中華民族文化生活、文化發(fā)展和文化傳播的關鍵因素。

雖然傳統節(jié)慶表現出自己的穩(wěn)定性特征，但它們卻是隨著時代與傳播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傳統節(jié)慶在文化內容和文化形式上的發(fā)展體現為：在內容上，每朝每代“過春節(jié)”的文化內容都被統治者所規(guī)定，融入了當朝當代統治者的要求和規(guī)范，其節(jié)日文化主題表現了一定的且又是每個時代不同的政治內容和意識形態(tài)，在傳播內容上也不斷變化。在形式上，歷史的發(fā)展和科技的進步使過節(jié)形式和過節(jié)手段不斷更新，所以，人們過春節(jié)、清明、端午、中秋等節(jié)日的形式和手段也在日新月異。這恰如王安石在一首歌唱春節(jié)慶祝活動的詩中所說：“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新桃換舊符”是中國傳統節(jié)日文化傳播發(fā)展與變化的顯著方面。現代人們過春節(jié)就不僅僅只有玩獅舞龍觀燈放爆竹這些“舊符”了，還隨著時代推出了一些富有高科技特點的新的文化活動方式的“新桃”。比如2008年的清明節(jié)，網上追憶親人和獻花留言等就逐漸成為節(jié)日活動的新潮流。同樣，一些新的具有時代特點的節(jié)慶活動形式，如唱卡拉OK、汽車旅游、看電影電視、打電子游戲、發(fā)手機短信、送網絡歌曲等等都正在普及。顯然，傳統節(jié)日文化的傳播不僅能給現代人提供精神支柱和價值導向，而且還具有心理滿足、行為調適甚至情緒表達和壓力釋放的功能，因此，對于手機傳播媒介而言，宣傳傳統節(jié)日的現代意義，挖掘傳統節(jié)日的文化內涵，注重在文化繼承基礎上的文化創(chuàng)新，對社會發(fā)展越來越需要的文化轉型和心理變革加以引導、促進和保證，給人們的節(jié)日文化活動提供陣地，就應該是其重要的文化傳播職責。

二、手機短信強化和拓展了節(jié)慶傳播的內容與形式

中國的移動通信網絡早在1994年就具備了短信功能。從1998年開始，中國移動、聯通先后大范圍拓展短信業(yè)務，手機短信由純文本形式進化為融聲音、圖片、文字于一體的多媒體彩信，近年來中國成為短信發(fā)送量增長最快的國家。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京的《第2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fā)展狀況統計報告》統計，至2011年底，中國手機網民規(guī)模達到3.56億，同比增長17.5%；手機即時通信是滲透率最高的手機應用，在2011年其使用率有大幅度的增長，同比增幅達15.4個百分點。在這其中，中國傳統節(jié)慶的短信發(fā)送量是增長最快的。隨著3G和智能手機在消費者生活中的日益普及，手機拜年的方式變得越來越多元化和現代化，手機短信已經逐步取代了書信、電話、電子郵件等祝福方式而成為現代社會節(jié)日祝福的主要方式。在新媒體中，手機短信的普及大大強化了傳統節(jié)慶的傳播內容，也拓展和豐富了表達形式。

第一，手機短信以新技術加強了人們有關傳統節(jié)日的時空意識。每個民族在節(jié)日文化生活和節(jié)日文化心理中都有鮮明的時空意識。在中國人心中，節(jié)慶狂歡的時間意識是以自然節(jié)序中的歲時節(jié)日為基礎的，中國人最大的娛樂狂歡是在季節(jié)性的春節(jié)和元宵節(jié)。可見，中國人過節(jié)的時間意識是“自然時間”，遵循了人們日常生活和自然秩序的節(jié)日時間。而且，中國人節(jié)慶的“時間意識”正好契合節(jié)慶文化活動的“和諧之為美”的審美心理。在空間上，中國人一貫注重空闊鄉(xiāng)野，節(jié)慶活動講究空間關系上的“天人合一”，人倫和天然要融為一體，時間與空間不能分割。在中國傳統節(jié)日的時間和空間中，四時節(jié)慶紛至沓來。春天有春節(jié)、元宵節(jié)、清明節(jié)，夏天有端午節(jié)、七夕節(jié)，秋天有中秋節(jié)、重陽節(jié)，冬天有除夕等。即使一些帶有社會政治意義的節(jié)日，如“五一”、“國慶”等非古典傳統性的節(jié)日，在長期的發(fā)展過程中實際上也被中國人傳統地“季節(jié)”化了，融入了中國人的“自然時間”意識和“宇宙空間”意識。時序諧調，天人合一，人倫和樂，被中國人視為節(jié)日文化的“最高境界”。“元宵的燈、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餅、重陽的花糕，禮尚往來，情深意濃。千百年來，傳統節(jié)日已成為維系中國社會人際關系重要的感情紐帶。只要是中國人，都可以從中真切地體驗到一種血濃于水的骨肉親情，從而產生一種強烈的認同感、親和力。”〔3〕考察我國手機短信的傳播高峰和時空走向，顯然可以看到其傳播都是以滿足老百姓的歲時節(jié)日狂歡的親情和審美需要而產生的，季節(jié)時序性和空間節(jié)奏感非常明顯。每年的歲末除舊迎新、春節(jié)來臨以及各種節(jié)慶日都是發(fā)揮手機短信傳播功能的最好“黃金時間”和“無垠空間”。如我們常見的幾則短信:

一笑憂愁跑，二笑煩惱消，三笑心情好，四笑不變老，五笑興致高，六笑幸福繞，七笑快樂到，八笑收入好，九笑步步高，十全十美樂逍遙，端午節(jié)快樂!

清明時節(jié)雨紛紛，墓前親人念故人。清明時節(jié)天晴亮，短信亦可悼故人。

國慶巧遇中秋萬家歡，人生適逢盛世精神爽。祝您節(jié)日愉快、合家團圓，與時俱進、心想事成。

以上短信中的時間觀念非常突出。在中國，因為文化傳統的原因，手機短信有自己的“傳播季”，主要傳播時空就是傳統節(jié)日，如春節(jié)、元宵節(jié)、清明節(jié)、端午節(jié)、中秋節(jié)以及現在開始流行的“中國情人節(jié)”七夕節(jié)等，都是按照中國人的“自然時間”及其影響下的“節(jié)慶”審美心理來進行短信傳播。在節(jié)慶傳播的內容方面，手機短信緊貼傳統節(jié)日的“親情友情”、“吉祥如意”心理，以“賀新春”、“喜相逢”、“春滿人間”、“中秋月圓”等富有中國特色的樂感、文辭、意蘊、祝福的短信，構成了傳統節(jié)慶傳播的文化風景線。

第二，手機短信以新方法加強了人們傳統節(jié)日的節(jié)慶儀式。人類節(jié)日活動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儀式化”。“菲斯科將‘儀式’定義為：將不同年齡、背景和社會地位的人們聚合在一起，分享一種共同的體驗，以創(chuàng)造共有的意義和統一的身份的活動。”〔4〕“作家肖復興指出：任何一種節(jié)日都會有自己歷史形成的傳統儀式，這種融化在節(jié)日里的儀式，漸漸形成了對世界與人生的一種祈求和寄托。缺少節(jié)日的儀式感，便缺少了對節(jié)日的尊重與敬畏。”〔5〕

在中國，盡管節(jié)日時間和節(jié)慶形式各不相同，但中國人創(chuàng)造共有意義和統一身份的活動的節(jié)日主題大都一致，基本是“每逢佳節(jié)倍思親”、“人間骨肉同此團圓”、“明月千里寄相思”的“大團圓儀式”。這樣的“大團圓儀式”明顯是與中國人的歲時季節(jié)“周而復始”、“氣象萬千”的“自然時間”密不可分的。我們看到，遵循著自然時序的“回家”、“團圓”是中國大眾傳媒節(jié)日傳播永恒的“儀式”和“主題”。比如，在常見的春節(jié)手機短信祝福和拜年中，海量的內容都是以“回家”和“團圓”作為主題的，形成了一個個“儀式”組合。

祝你在新年中,一帆風順,人財兩旺,三羊開泰,四季發(fā)財,五福臨門,六六大順,七星高照,八面威風,九九歸一,十全十美。

祝福你：新年大吉，一如既往，二人同心，三口之家，四季歡唱，五福臨門，六六順意，七喜來財，八方鴻運，九九吉祥，十分美滿！

月缺時我想你，月圓時我念你，無論月圓月缺，我的心如那恒古不變的月光默默的追隨著你的每一次微笑!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愿今夜的月光照亮您所有的夢想，衷心祝愿美夢成真！

新春快樂！吉祥如意！幸福康健！新的一年，心平氣和，順順利利，和和美美，團團圓圓！

以上這些節(jié)慶祝福和拜年短信都體現了傳統節(jié)日“團圓心理和回歸意識”對人們審美心理結構和現代傳播內容的重大影響，同時大大增加了現代人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和儀式感，增強了社會凝聚力。

第三，手機短信以新手段增添了人們傳統節(jié)日的娛樂方式。在傳播學視野中，傳播具有四大功能，在其環(huán)境監(jiān)測功能、社會整合功能、文化傳遞功能之外，就是越來越重要的娛樂功能。傳播的娛樂功能是現代傳播多種功能中最顯露、最有力、最大眾化的功能。在當代社會，隨著各國的文化交流和與外界環(huán)境的接觸的不斷增多，人們越來越重視和喜愛娛樂，娛樂文化在當代短信文化領域的突出體現具有超乎國界的普遍性，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節(jié)日中的手機短信。

祝你:兜兒里裝滿money,心情總是happy,每天都很sunny,快樂得象個baby,一生一世都那么lucky,新年快樂!

樂快心開旦元你祝就那 嗎易容我心開你讓了為 啊難真可一第個弄頭年這 到收次一第是你計估式形這 套老樣一人別和愿不就我

節(jié)日來了,我一直想對你說六個字,但又怕說了連普通朋友也做不成,可我控制不住,還是想說:借點錢，好過節(jié)！

我祝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五福臨門六六大順七彩生活八面威風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年好合千里有緣萬貫家財新年快樂!

祝新春快樂，捂著肚子樂，蒙著被子樂，流著鼻涕樂，對天哈哈樂，喝水咕咕樂，不想我也樂，想到我更樂，此時肯定樂，健康又快樂！

以上節(jié)慶短信語句幽默，詼諧，句式或中英語混雜，或用倒裝語言，或語言連綴而形成一種特別的娛樂效果。特別是3G手機的使用，使手機在節(jié)日中除了傳統的信息傳遞功能、時尚的照相功能外，更具有了MP3功能、錄音筆功能和網絡游戲功能和觀看電視功能，基于首位的就是對人們節(jié)日娛樂需要的滿足。作為移動通信和娛樂終端，手機正在成為一種強勢節(jié)日娛樂手段，它在短信中還融合了文學故事、影視表演、動漫游戲等諸多功能，其新穎別致，機智有趣，大大地張揚了節(jié)日祝福語的通俗性、娛樂性、口頭性和民間性，既幽默地表達和宣泄了人們對社會現象的各種情緒，又松弛了人們緊繃的神經，人們借助手機短信中的娛樂內容在節(jié)日中得到心靈放松和精神調節(jié)。

第四，手機短信給節(jié)日祝福和信息傳遞帶來了許多新的形式，這些形式達到的效果是其它媒體難以達到的。如鈴聲下載、圖片傳情、手機QQ、手機短信和視頻,仍可以時刻在線與QQ上的好友聊天。大量的節(jié)日祝福短信中,出現了語碼混用，標點、數字、鍵盤符號等在短信文本中占據一定比重的現象。祝福短信表達方式的多元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漢字表形表情功能的不足,增添了語言情趣,使祝福短信具有了很多新穎別致的語言表達形式。

利用漢字與數字組合，或利用數學公式表達節(jié)日問候，在節(jié)慶短信中很常見。這類短信用數字諧音成義，既增加了短信的意義，又增加了娛樂效果：

新的1年開始,祝好事接2連3,心情4季如春,生活5顏6色,7彩繽紛,偶爾8點小財,煩惱拋到9霄云外!請接受我10心10意的祝福。

摘2009顆星星照亮您的前程，種2009朵玫瑰陶醉您的心情，做2009個紙鶴陪您時刻歡樂，找2009種理由祝福您：元旦快樂！

送你一份100%純情奶糖,成分=真心+思念+快樂,有效期=一生+營養(yǎng)=溫馨+幸福+感動,制造商=真誠+朋友。

愿你365天，天天開開心心，8760小時，時時快快樂樂，525600分鐘，分分健健康康，31536000秒，秒秒幸幸福福！

又如現在手機上網，手機用戶又喜歡網絡聊天和BBS,因而很多節(jié)日短信利用電腦鍵盤、文字符號或者網絡上各種特殊符號巧妙地來表達心愿，使節(jié)日祝語圖文并茂,相映成趣，生動活潑，形象直觀。手機短信的特殊形式，形成了手機短信語言的特色，增強了短信語言的生動形象性。如：

$$$$$$$$$當你收到這些錢的符號時,就表示你已接到財神爺的祝福,他會為你在新的一年里帶來財運哦!

/#####/@

|_〔〕_|_|降溫了,送你一個小木屋給你避風用!

祝你每天:(^^)(-_-)〔.〕〔@.@〕。我要坦白告訴你:520,1314179。(符號組合成臉譜表示表情:開懷地笑、溫柔地睡、天真地發(fā)呆、放心地酒醉。數字諧音表義:我愛你,一生一世一起走。)

/）/）/）/）

（-.-）?(-)（-.-）?(-)，又是一年春來到！特地養(yǎng)了兩只幸運兔送給您，它們真的會給您帶來幸福哦！祝新年開心快樂！

手機短信作為新媒體的一種新傳播手段,其產生和發(fā)展有著深刻的時代意義和文化意義。“短信賀年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人類文化和社會關系的轉型，即現實社會關系正在部分地被新媒體所建立的虛擬空間里的社會關系所取代。以網絡、手機為代表的新媒體、新技術在重塑社會關系和文化方面，正展現出強大的能量。”〔6〕手機節(jié)慶祝福短信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涌現出頗為壯觀和新穎的節(jié)日祝福形式，成為新媒體傳播的典型代表，同時也顯示了新媒體傳播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借鑒、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對民族審美的喜愛與繼承，更表明了新媒體并不是完全解構傳統文化的，而是在發(fā)展過程中逐步與傳統文化接軌，從而發(fā)展出新的傳播文化。手機這種新時代的傳播媒介，拓寬了人們節(jié)日祝福的心愿,拓展了節(jié)日表達的方式，便于人們用更多的表達方式和新鮮詞語來表現豐富的難以言狀的內在意蘊，同時顯示出新媒體傳播方式的文化影響與創(chuàng)新功能。

三、民族文化和新媒體傳播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

就文化傳播而言，一切媒體都是文化形態(tài)的具體表現形式，是民族文化的物質載體。新媒體同樣是建立在大眾社會文化環(huán)境根基之上的，必然以自己國家和地區(qū)獨特的民族文化為傳播核心。就媒介的社會影響而言，大眾傳媒不僅僅靠傳播和溝通來維系社會生活，而且可以說社會就存在于傳播和溝通之中，媒介被社會形態(tài)所規(guī)定，又不斷地改變著社會群體和他們的交往方式。加拿大文化學家馬修·弗雷澤在他的《軟實力》一書中說到美國為什么發(fā)展迅速并且成為全球性大國時就指出：“如果說美國式的文化全球化具有顛覆性，原因恰恰就是因為它強大的信息傳播效率驚人，極易讓人欣然接受。”〔7〕美國文化傳播的這一“全球化”策略，正在于他們以美國民族文化作為核心內容，以宣傳他們所謂的“美國精神”和文化價值觀。所以，我們的新媒體既需要緊跟現代先進技術的發(fā)展，又必須立足于中國本土文化，運用具有國家“身份特征”的民族話語系統，著力傳播中國民族文化的歷史精神和現展，這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并逐步成為文化大國的重要途徑。手機短信發(fā)展與中國傳統節(jié)慶的緊密聯系，以及傳播浪潮的洶涌澎湃之勢令世界矚目，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道理。

新媒體的飛速發(fā)展雖然給傳統文化的傳播帶來了沖擊和挑戰(zhàn)，但更多的是為傳統文化的傳承、延伸提供了更大的發(fā)展空間，使民族傳統文化在新的社會時期迸發(fā)出了更加強勁的影響人們思維和行動的力量。在新媒體出現之前，傳統文化的傳播在許多方法和手段上存在缺陷，無法和受眾及時互動，難以多向傳播，而這一點則是其最大的缺陷。以中國傳統節(jié)慶的傳播為例，在手機出現之前，人們只能通過書信和電話進行拜年和祝福。書信沒有及時性，電話難有豐富多彩的表達方式，所以傳統節(jié)慶在以前很難有今天的傳播規(guī)模和傳播效應。手機傳播特別是拜年短信的出現，從根本上“補救”了中國傳統節(jié)慶的傳播缺陷。這正如保羅·萊文森所指出：媒介進化是一種系統內的自調節(jié)和自組織，其機制就是“救性媒介”（remedial media），即“后生媒體”對“先生媒體”按其“人性化趨勢”有補救作用，現代文化對傳統文化有極大的補救功能。“一切媒介都是立竿見影的補救性媒介”，都是對過去的某一種媒介或者某一種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補救和補充”〔8〕。因此，從一個方面說，新媒體不會自發(fā)地、孤立地出現，它們都是從舊的文化形態(tài)和媒介手段中逐漸脫胎、變化出來的。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如同歷史上每一次文化變革一樣，傳統文化只有通過適應新的文化傳播形態(tài)和文化生存空間，用新的“補救”老的，轉換傳播語境，才有可能獲得傳承與發(fā)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通過整合、運用新媒體的傳播手段，延伸和拓展文化內容和文化形式，使民族傳統文化在新時代得到深入人心的傳播。

從手機短信傳播的社會需求和社會影響的視角來看，顯然與民族文化具有血緣性和同構性。傳統節(jié)慶由于有各民族不同的風俗習慣，顯現出豐富多彩、形態(tài)各異的表現方式，而且節(jié)慶的拜年與祝福是非常個人化的東西，因此具有相當的私密性。用今天新媒體傳播的話語來描述二者，可見其都具有傳播的“碎片化”特點。在新媒體中，手機也是最具有“碎片化”特點的傳播工具之一。手機傳播在傳播社會事件的同時，許多時候更多地用在“碎片化”個人、“碎片化”地點、“碎片化”時間中，以傳達個人心情、生活細節(jié)、奇思妙想、家庭事務、幽默個性，表達對親人和朋友的慰問和祝福，而這些又正好契合了傳統節(jié)慶傳播“碎片化”、隨機性、多樣化的需要。“手機之所以迅速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是因為它能很好地滿足現代人多樣化交流的愿望。人們一方面害怕寂寞，希望與更多的人交流；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厭倦與人交往的心理。有了手機，不需要總有一個人陪伴在身邊，但在需要的時候卻可以隨時與他人通話或通信，且無須直接面對對方。現代人都有一種脫離組織和社會的約束、享受孤獨的愿望，但同時又希望在需要的時候能夠與伙伴在一起，手機正好滿足了這兩種需要。”〔9〕由于手機具有便攜隨意、個性化強的特點，因此通過手機媒體獲得親人和朋友的豐富信息也是手機用戶普遍、常見的一種需求動機。“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每個人的‘碎片時間’越來越多。你在乘坐公共交通、在銀行、在機場、在餐廳都會出現大量的‘碎片時間’，如何連接起這些‘碎片’并進行充分利用是個很重要的課題。而用戶的手機是隨身攜帶的，閱讀信息不受地點限制，可以有效利用‘碎片時間’，從而為用戶節(jié)省了時間。”〔10〕毫無疑問，手機短信之所以能在每年的傳統節(jié)慶中成“排山倒海的爆發(fā)”之勢，正在于這種傳播方式在傳者和受者之間達到了高度的契合與溝通。

另外，新媒體技術的發(fā)展雖然對今天人們傳播方式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歸根結底，新媒體始終只是傳播工具和手段，傳播內容還是需要延綿不斷的文化書寫來決定。從古到今，傳播工具和手段不斷變化，但文學寫作還是文學寫作，寫作的本質并不會因此而改變，今天流行的網絡寫作和手機寫作在語言形式、表達方式、文體運用上都與傳統寫作方式緊密相關，顯示著文化傳承是不能被中斷的。比如，我們所看到的或者說收到的節(jié)慶拜年與祝福短信寫作，大量地運用了傳統的詩詞與格言，突出地表現為對傳統文體存在形式的繼承和演化，受著中國傳統寫作的內容影響和形式制約。從另一個角度上說，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新媒體雖然改變了今天人們傳播的寫作方式，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寫作的傳情達意的本質，新媒體是傳統書寫的傳承和發(fā)展，而并非顛覆。手機短信寫作“高手”的寫作技巧、文字運用、意境營造、短信形式，都與深度浸潤傳統文化、學習古典文學有密切的關系。因而可以這樣說，要在傳播中實現手機短信寫作，甚至全部新媒體寫作的“一呼而百應”，特別是在民族傳統節(jié)慶傳播中能感人而心動，這是最受歡迎的一條路徑，也是新媒體文化創(chuàng)新的堅實根基。

參考文獻：

〔1〕萬 里.今年拜年短信全國超300億條〔N〕.重慶晚報，20120130（4）.

〔2〕紀寶成.從清明節(jié)為法定假日談傳統文化〔N〕.中國教育報，20080331（2）.

〔3〕鐘敬文.民俗學概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125.

〔4〕大衛(wèi)·麥克奎恩.理解電視〔M〕.苗 棣,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72.

〔5〕趙 玙.傳統節(jié)日：不應消逝的文化記憶〔N〕.光明日報，20110131（1）.

〔6〕胡翼青.短信賀年與屏幕文化〔N〕.人民日報，20120112（21）.

〔7〕馬修·弗雷澤.軟實力〔M〕.劉滿貴,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3.

篇6

2設計計劃管理

設計計劃管理是項目管理的核心部分之一，計劃是整個項目進展的導向。設計計劃管理主要包括產品設計線表計劃管理、技術協議談判計劃管理、設備資料供圖計劃管理、詳細設計圖紙送審/G版圖計劃管理、生產設計模型平衡計劃管理、生產設計圖紙計劃管理、MP/POR計劃管理、計劃考核管理等內容。通過對計劃管理內容的梳理，逐步形成了設計院內的設計計劃管理業(yè)務流程。

2.1產品設計線表計劃

產品的設計線表計劃主要針對各船型的首制船在設計院內部編制的設計線表，確定各專業(yè)室的詳細設計、生產建模、生產設計出圖等關鍵節(jié)點，通過節(jié)點來控制設計的整體進度。一般首制船的總設計周期為10個月，其中詳細設計周期為6個月，生產設計周期為6個月，詳細設計與生產設計并行周期為2個月。由于船舶市場競爭激烈，營銷部在接船時會過多考慮船東的要求，壓縮設計和生產的周期以滿足船東要船的時間。計劃員在編制院內計劃時就會適當壓縮設計周期，運用并行協同設計的方式壓縮設計周期。

2.2設備技術協議談判計劃

設備技術談判是船舶詳細設計的開始，設備技術談判對船舶設計至關重要，不僅關系到船舶的性能，并關系到產品的成本。根據產品設計線表主計劃，計劃員按照廠商表內、廠商表外設備清單編制設備談判計劃。船型首制船一般為開工前10個月開始，后續(xù)船開工前6個月開始進行設備談判以及技術協議的簽訂。計劃員按照項目的開工時間、設備的重要性和系統設計的順序倒推編制設備談判計劃，而設備的POS文件的提交時間為設備談判計劃前10d。由于廠家和自身的原因，對設備技術協議的簽訂過程控制比較困難，一般采取看板管理，由計劃人員定期更新看板中的談判時間、技術協議簽訂時間和技術協議提交SEM系統時間，以保證設備技術協議按計劃簽訂。

2.3設備資料供圖計劃

設備資料的供圖計劃主要包括設備認可圖、設備工作圖、設備完工圖。設備資料的供圖計劃管理對后續(xù)設計的詳細設計圖紙送退審以及生產設計建模出圖起至關重要的作用。計劃員將根據技術協議簽訂的具體簽訂時間往后推20d要求設備廠家提供認可圖資料，設備工作圖的供圖時間為認可圖意見關閉后15d，設備完工圖供圖計劃為試航前2個月全部提供完成。由于設備資料的供圖時間比較緊，國內的廠家提交設備資料不及時，對設計的影響比較大，“供圖預警機制”和看板管理是必不可少的解決方式，經常會采取雙周供圖滾動機制進行每周報警。

2.4詳細設計圖紙送審/O版圖計劃

詳細設計圖紙送審/O版圖是設計人員進行生產設計的基礎，所以合理編制詳細設計圖紙送審計劃/O版圖計劃是進行生產設計的關鍵。詳細設計圖紙送審計劃根據設計院產品設計大日程計劃、設計主節(jié)點計劃標準和詳細設計關鍵圖紙的先后順序進行計劃的編制和平衡。詳細設計的O版圖即詳細設計的清潔版，是生產設計建模出圖的輸入。詳細設計圖紙送審結束后，船東、船檢進行圖紙退審，設計人員對退審意見進行回復和關閉后，進行最后O版圖的出圖。O版圖的出圖計劃一般按照圖紙送審結束后一個月進行編制O版圖的初步計劃，后續(xù)根據退審情況以及意見回復情況進行動態(tài)調整，但是必須滿足設計院的大日程計劃。

2.5生產設計模型平衡計劃

生產設計模型平衡是生產設計出圖的基礎，保證船舶設計的合理性和準確性，避免生產過程中由于設計原因產生的返工。模型平衡的原則：根據產品設計線表主計劃，按分段總段劃分圖、區(qū)域劃分圖、搭載網絡圖，根據搭載順序，確定生產設計模型平衡的區(qū)域計劃。首先，確定各區(qū)域平衡計劃節(jié)點包括結構建模開始時間、結構背景提供時間、結構建模完成時間、舾裝建模開始時間、舾裝建模結束時間、區(qū)域平衡時間、開孔/加強提供時間、出圖前平衡時間。結構背景提供時間一般在建模開始后15~20d內完成；舾裝建模開始時間即結構背景提供時間；區(qū)域平衡時間在舾裝建模結束時間2~3個工作日進行區(qū)域平衡；區(qū)域平衡后5個工作日為開孔/加強提供計劃時間；區(qū)域平衡后10個工作日為出圖前平衡計劃時間。由于模型平衡后，經常會發(fā)現平衡的內容由于專業(yè)室的疏忽或者牽涉的專業(yè)較多等原因，導致模型修改不到位的問題。計劃管理需要進行模型平衡后的檢查確認工作，保證模型的準確性。

2.6生產設計圖紙計劃

生產設計模型平衡后，將進入生產設計出圖階段。根據項目中的設計圖紙目錄，計劃員編制生產設計圖紙計劃。計劃員根據公司生產先行中日程計劃以及各類圖紙標準提前期，在公司SEM系統中生成設計圖紙的發(fā)放計劃。生產管理部通過與生產部門、設計院溝通協調后確定的民船首制船標準提前如下：1）船體切割、加工、組立、相應工藝圖，以相應最早分段切割（A）時間提前10d；船體出庫單以相應分段切割（A）時間提早12d；鋼板BOM以相應分段切割（A）時間提早20d導入SEM；船體涂裝圖以相應分段涂裝（E）、總段涂裝（H）時間提前30d；2）C階段圖紙，制作圖以及相應工藝圖以相應分段組立舾裝（C）開始時間提前45d，安裝圖以及相應分段工藝以相應分段組立舾裝（C）開始時間提前20d；3）B階段圖紙，制作圖以及相應工藝圖以相應分段預舾裝（D）開始時間提前45d，安裝圖以及相應工藝圖以相應分段預舾裝（D）開始時間提前20d；4）P階段圖紙，制作圖以及相應工藝圖以相應總段舾裝（G）開始時間提前45d，安裝圖以及相應工藝圖以相應總段舾裝（G）開始時間提前20d；5）D階段圖紙，以該區(qū)域里最后一個總段搭載（K）開始時間提前45d；6）分段U單元圖紙，制作圖以及相應工藝圖以相應分段預舾裝（D）開始時間提前45d，安裝圖以及相應工藝圖以相應分段預舾裝（D）開始時間提前20d；7）總段U單元圖紙，制作圖以及相應工藝圖以相應總段舾裝（G）開始時間提前65d，安裝圖以及相應工藝圖以相應總段舾裝（G）開始時間提前20d；8）區(qū)域U單元圖紙，制作圖以及相應工藝圖以該區(qū)域最后一個總段搭載（K）開始時間提前60d，安裝圖以及相應工藝圖以該區(qū)域最后一個總段搭載（K）開始時間提前20d；以上標準可以隨著公司生產節(jié)奏的變化以及設計的進度進行階段性的調整，保證設計出圖和生產的進度要求。

2.7POR/MP計劃

由于以前的設備訂貨計劃主要靠設計部門按照生產管理部的生產大節(jié)點編制設備訂貨，會經常出現設備訂貨晚和過早的問題。設備訂貨晚會導致生產節(jié)奏脫節(jié)，設備訂貨太早可能會導致倉庫丟失等現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司利用SEM的訂貨系統進行控制訂貨的計劃。SEM中的POR就是設計采購訂單的需求，即設計部提供給配套部的采購號船的物資依據。MP就是物資計劃，即設備或者材料的采購計劃。MP的計劃是通過PND（現場需求日期）和LEADTIME（采購周期）由SEM系統精確的自動計算出物資采購計劃，做到采購的JIT。設計院所、配套部和生產管理部共同編制完善準確的MP計劃是保證配套及時訂貨和設備及時到廠順利生產的保證。

2.8動態(tài)計劃

對于設備技術協議談判計劃、設備認可圖退審計劃、POR發(fā)放計劃、詳細設計送退審計劃、詳細設計O版圖計劃、生產設計建模平衡計劃、施工圖出圖計劃等各產品計劃，若因船東/船級社退審、設備資料供圖、設計專業(yè)自身等原因，無法滿足相應計劃，專業(yè)室必須提前14d進行計劃延遲申請。由設計管理部計劃運行室和生產管理部（海工項目部）協調同意后方可進行計劃延遲，以保證生產部門的生產計劃順利完成。

2.9計劃考核

計劃考核管理就是通過對設計研究院產品設計任務計劃完成情況的過程跟蹤和考核，更有效地推進設計研究院產品設計任務有序、節(jié)拍化開展，提高計劃執(zhí)行率，確保公司經營計劃的順利實現。設計計劃管理以考核為手段，通過對設計院所專業(yè)室進行周度和月度的考核，促進各專業(yè)室對項目計劃的及時完成，保證公司的經營生產任務順利完成。

篇7

隨著教育領域內科學技術成果的不斷介入，各方面都發(fā)生重要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教育過程中廣泛采用現代化的傳播媒體。教育信息傳播是傳播理論向教育研究滲透而產生的結果。教育工作者應認真研究教育信息傳播的特征，運用傳播學的原理，并根據教育的客觀規(guī)律，探求獲取最佳教育效果的途徑；重視研究教育傳播過程自身的特點，通過對知識信息的傳遞來培養(yǎng)和訓練人，發(fā)揮教育的總體效益。

1教育信息傳播過程及其構成要素

教育信息傳播過程是教育信息的傳遞與交流的過程，是通過教師、媒介、學生三者之間相互作用得以實現的。傳播過程的主要環(huán)節(jié)是：教師先把教學內容進行編碼整理，形成信息載體，通過媒體通道(如電腦)進行展示；學生通過各種感覺器官感受這個信號，在自己原有的認知基礎上對該信號進行理解(譯碼)，并做出一定的響應；教師根據這個響應進行分析并進行診斷評價，以調整自己認識，形成新的認知結構。

傳播過程中的主體是教師、學生。教師是信息的傳播者、處理者、幫助者、組織者，根據學生的情況確定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選擇合適的教學媒體手段進行教學傳播。教師的傳播技巧及對媒體使用水平直接影響教學效果。學生的作用在于能動地根據學習目的接收信息，根據自己的認知處理信息并做出反饋，最后對信息進行再整理。客體包括傳播信息及載體、教學環(huán)境、師生的心理因素。客體產生促進教學或干擾教學的效果，最后被組合到學生的認知結構中。

2教育信息傳播的—般規(guī)律

2．1學生對教師發(fā)出的信息具有進擇性主要表現在不同的學生，他的學習動機、興趣、知識水平及學習能力不同，對教師所要表達的信息接受能力也大不相同，導致其對信息的認識角度不同，或接受的信息量的不同。教師所傳播的信息要符合學生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并正確引導學生進行觀察，學生就可以選擇接受更大的信息量。

2．2傳播的信息要具有薪異性新異信息能引學生更大的注意，能給學生帶來更多的新問題，促進學生的主動發(fā)展。教師應對教學信息加以編碼，增加有用的信息，使用圖文聲像增強信息的新鮮感，使信息更具有表現性，調動學生的各種感官，增強學生對信息進行記憶的動力和能力。

2．3信息傳播過程要有科學性人類接受信息的速度是有限的，所以傳播的速度不能太快；同時人類對信息編碼的方式極為敏感，如對黑白圖片的識別需要1．2秒，而對彩色圖片的識別只需0．9秒。教師采用科學的編碼表達信息，盡量控制信息的冗余，能產生更好的傳播效果。

2.4合理排除和利用信息的干擾干擾總是伴隨信息傳播出現。教師應該盡量排除客觀上的干擾，減少信息的冗余，采用合適的編碼方式，創(chuàng)建適合于教學的傳播環(huán)境，利用自身的心理狀態(tài)調動學生的注意力，將干擾降到最低限度。

3教育的控制

篇8

德國哲學大師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說：“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經》，最受世人崇仰。”[1]德國哲學家尼采（1844-1900）評論《道德經》一書：“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經》，像一個永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魯迅曾說過：“不讀《道德經》一書，不知中國文化，不知人生真諦。現代學者蕭?j燾談到：“老子是中國第一個真正的哲學家，《道德經》是一部不朽的哲學全書。”[2]

二、《道德經》的英譯概況

《道德經》英譯本最早見于1868年倫敦圖伯納出版社出版的沾約翰牧師翻譯的《老子玄學、政治、道德倫之思辯》。此后譯過《道德經》的西方譯者有里雅格、韋利等。胡子霖在1936年出版的譯本是中國第一個《道德經》英譯本，此后初大告、林語堂、汪榕培、辜正坤、稱鼓應等也紛紛將《道德經》譯成英語。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出土了《道德經》的帛書版，給英譯《道德經》帶來了挑戰(zhàn)，劉殿爵等中國翻譯家開始英譯帛書版《道德經》。據不完全統計，從1868年至今各種《道德經》英譯版已有182多種，幾乎每年都有一兩種新譯本問世。

三、 英譯《道德經》對中國文化思想的傳播作用

（一） 英譯《道德經》對中國哲學思想的傳播

《道德經》僅有五千余言，但文約義豐，博大精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成。魯迅說：“不讀《道德經》，就不知中國文化。”。[3]《道德經》的思想在現代社會也越來越顯示價值。《道德經》中的哲學觀點也引發(fā)了人類對自然萬物的思考和探究。《道德經》通篇滲透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該效法天道，包容一切，處事公平，只有天下歸從，才能長久。

《道德經》的英譯，傳播了老子的哲學思想，喚起了西方對戰(zhàn)爭與和平的思考，也引發(fā)了西方學者對自然哲學的思考。黑格爾的辯證法、叔本華的唯意志主義哲學和悲觀主義、萊布尼茲的“二進制”、物理學的“宇宙大爆炸”理論等也都有《道德經》的痕跡。[4]老子的哲學思想也影響了文學界，例如托爾斯泰把老子的“道”和“無為”思想發(fā)展成為“不用暴力抵抗邪惡”的理論，成為托爾斯泰主義的重要內容。

（二） 英譯《道德經》對中國教育思想的傳播

《道德經》對中國教育思想作了如下闡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老子）”。此話之意為學習不是逼出來的，而是施教者以身作則，正確引導學生樹立興趣與愛好，而不是一味地通過測試分數、評比等硬性指標束縛學生的學習行為，要以“不言之教”達到“不教而教”的效果。在中國教育史上，老子這一教育理念很少得到運用，但是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中國教育也向著“不言而教”發(fā)展。英譯《道德經》使老子“不言而教”的教育觀點傳播到西方，“不言而教”在西方教育理念中的體現十分明顯。西方學校主張張揚學生個性，鼓勵創(chuàng)造和獨樹一幟，在教育方法上，強調學生的學習過程應當是基于學生興趣和自發(fā)努力的自身行為，教師通過有技巧的提問激發(fā)學生潛在的觀念和意識以及仿效典范等。[5]英譯《道德經》影響幫助中國教育理念廣為傳播。

（三） 英譯《道德經》對中國養(yǎng)生處世思想的傳播

篇9

面向國家社會音樂文化建設和音樂傳播學科及學術發(fā)展的現實，第三屆“全國音樂傳播論文征集”活動正式啟動。本屆活動以“音心相印，樂至道存”為宗旨，以激發(fā)更多的音樂傳播學術思想和追求，呼吁音樂傳播研究的價值理性，倡導音樂傳播的積極社會效應和人文精神價值，順應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律、文化自強的時代潮流。

一、征文對象：高等院校青年教師及在校學生（包括本科生和碩士、博士研究生等），科研院所的青年科研人員，文化事業(yè)、文化產業(yè)、媒體等領域的音樂傳播從業(yè)人士等。

二、參考選題：下列為本屆征文的參考選題方向，投稿者也可以此為提示，圍繞活動精神自擬論題方向。

音樂傳播理論研究 理論建設與學科建設；學術史與學術群體；傳統文化思想與音樂傳播等。

社會音樂文化建設 大眾（社區(qū)、社會群體等）音樂文化生活調查研究；音樂文化產品創(chuàng)作品格、品位的社會導向；音樂文化特色城市/鄉(xiāng)鎮(zhèn)/社區(qū)建設等。

傳媒音樂教育 音樂傳播相關專業(yè)建設和人才培養(yǎng)。

傳媒與音樂研究 各類音樂傳播媒介（報紙、廣播、影視、網絡、演出等）的運作特點和規(guī)律；各類媒介音樂產品（如影視劇音樂、廣播電視音樂節(jié)目）的生產、傳播。

傳統音樂文化傳播研究 各民族民間音樂和傳統音樂文化的傳播；當代傳媒音樂產品中的傳統音樂元素等。

音樂文化產業(yè)研究 音樂文化產品創(chuàng)意；音樂文化產業(yè)鏈及各要素；音樂商品及市場的歷史與現狀等。

中國（高校）校園音樂文化建設 高校音樂類社團建設；特色音樂類公共選修課；校園歌手和音樂比賽；音樂演出進校園等文化活動與現象的調查與解讀。

音樂期刊研究 音樂期刊編輯；音樂期刊的歷史與現狀、社會活動；期刊評估等。

流行音樂傳播研究 流行音樂的生產、批評、接受（尤其是青少年）等方面的實證與文化研究等。

三、稿件要求：必須為首發(fā)原作，否則取消獲獎資格。字數原則上不超過15000。來稿務必齊、清、定。

1.請使用Word文檔標準格式（擴展名doc或docx，推薦存為doc格式），文件名須包含作者姓名和論文標題。

2.首頁首行請寫“第三屆全國音樂傳播論文征集”字樣，論文標題寫在第二行（黑體三號），第三行起寫作者簡介（宋體四號，包括姓名、性別、單位、專業(yè)、研究方向、電話、E-Mail、地址和郵編等，在職人員須寫明職務或職稱，在讀人員須寫明當前學習階段和入學年份）。

3.論文摘要：100—300字，楷體五號；關鍵詞：3—7個，楷體五號，用空格分開；正文：宋體五號；文內若有各級小標題，酌情使用其他字體和稍大字號以示區(qū)分。

4.文內注釋：一律使用當頁腳注，宋體小五號，每頁另起編號（注釋序號使用圓圈數字，如①②③等）。

5.參考文獻著錄：須包括主要責任者（作者、主編等）、文獻題名及版本、出版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碼或刊期等（報紙文獻須有版面號），外文文獻和互聯網文獻著錄可參考MLA規(guī)范。

6.按A4幅面排版，頁面下方居中插入頁碼。論文若含照片、圖表、譜例、附錄，請分別按類編號以便指稱。

四、投稿方式與截止時間：應分別采取以下兩種方式投稿，方為有效。打印稿請寄往：北京市朝陽區(qū)定福莊東街1號中國傳媒大學70號信箱（郵編100024）。另請在信封正面寫明“第三屆全國音樂傳播論文征集”字樣。此稿恕不退還。電子稿請發(fā)往本活動專用郵箱。郵件的“主題”中請注明作者姓名和文章標題。聯系人：韋杰、魏曉凡；電話：（010）657837102.投稿截止日期：2013年10月31日

篇10

基金項目：本文系江蘇大學“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漢語國際教育培養(yǎng)模式的創(chuàng)新研究與探索”（2014JSDXLXSJY04）；江蘇大學“高校國際漢語教師教學能力提升與課堂評估研究”（2015JGYB014）項目研究成果

一、引言

語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在漢語國際教學中，漢語教師除了具備牢固的語言知識外，更需要具備一定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對外漢語教學實際上就是一次次的跨文化交際活動。教學效果的有效性，取決于漢語教師的跨文化的交際能力。而人際交往功效的優(yōu)劣是受諸多因素制約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接受教育的程度、社會經歷與興趣愛好、認知水平等等，勢必影響著漢語國際推廣中的跨文化交際與漢語言教學，勢必制約著每一位漢語教師的交際能力。而語言和文化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因此從事漢語國際推廣的工作者，需要把相關的交際學、文化學和社會學等理論體系的學習放在首要位置上，不僅僅是熟知漢民族的文化習俗，還需要對來華留學生的母語文化有一種包容姿態(tài)，從細微之處遵守言語交際的合作原則和禮貌原則，在跨文化交際中更好地發(fā)揮交際言語的信息溝通、自我認識和人際協調的諸多功能。

二、跨文化溝通中的誤區(qū)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語言和非語言及文化影響方面各不相同。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外界的認知必然存在著很多差異。跨文化溝通，最重要的是要對對方文化的了解和認同，能夠在溝通中對對方的編碼和解碼求同求異，這樣才能夠保障溝通的暢通性。從對外漢語教學師資選拔與培訓方面看，我們更多的是強調教師如何掌握中華才藝，如何把自己國家的風俗習慣、風土人情等等爛熟于心，而在了解他國習俗或文化方面一直是一種忽視甚至是無視的態(tài)度。這種狀態(tài)明顯會影響到跨文化交際的效果，因此分析歸納跨文化溝通中的障礙與誤區(qū)很有必要。

（一）思維模式

中國傳統文化思維的特征就是特別重視直覺感受到的東西，并且在人際交往中常常以自己的感受“以己度人”，那就是思維的整體性與統一性。有人認為漢字不僅表音，而且還能表形、表意。這種音、形、意相聯系的文字，為中國人擅長形象思維提供了便利的參照工具。

按照薩丕爾-沃爾夫假說“語言決定論”，即一個人的思維完全由母語決定，因為一個人只能根據其母語中編碼設定的范疇和區(qū)別定義來認識周圍世界。而中國人的直覺感受與形象思維又恰恰是依賴于客觀世界的，所以我們的思維方式是一種表象定勢。這種表象定勢帶來的先入為主，忽視了個體差別，從交際活動開始就帶著明顯的固化模式，這樣的思維定勢會直接影響跨文化交際與漢語言教學的效果，造成跨文化交際的種種失誤。主要表現在：

1.文化差異導致誤解

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念。不同的價值觀念體現在社會用語方面，就是語言的表達方式是本民族早已習以為常的交際模式。而這種模式在跨文化交際中與來自不同文化的個體在交際時出現誤解或失誤，達不到預期的交際目的。比如中國人的好面子吃完飯搶著付錢、在車上搶著買票等等行為舉止，在外國人眼里是非常不文明的行為。外國人擅長契約制，在外出就餐或旅行中奉行AA制，所以通常不會發(fā)生各自搶著付錢、買單之類的肢體碰撞的行為。再有因為認知范圍的局限性，導致一些個體無視跨文化者之間的差異，盲目類推，或自高自大，總是設想自己的文化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這些都是文化差異造成的交際障礙。

2.交際界定導致語用失誤

在跨文化交際時，交際者對對方的文化掌握得不夠全面，就會造成語用失誤。比如，中國人習慣詢問他人的年齡、工資、婚戀狀況、所購物品的價格等，自認為是關心或喜歡與對方交往才會如此表達。而許多異民族認為是自己的隱私問題，不宜在社交場合公開談論。這方面在對外漢語教材語料使用中，也是一種普遍現象，西方人則對此很敏感，甚至反感。在與學生交往過程中，漢語教師往往會熱心提醒學生衣食住行方面的注意事項，而作為成人的學生并一定領情，甚至覺得教師過于干涉他們的個人行為，或小瞧了他們的判斷能力與自理能力，從而引起不快。

3.角色意識導致語用失誤

中國傳統教育中，師道尊嚴使得教師的角色一直是處于被尊敬的地位。師生之間的交流基本是導師引導、W生回答這樣的模式，課堂一切進度與環(huán)節(jié)都在教師的掌控之中。而在漢語國際教學中，這樣的格局并不能適用于任何課堂。不同國家與地區(qū)的來華留學生，或是國外中學大學的漢語課堂，學生們對待漢語教師都是尊敬的，但是在教學過程中，他們積極學習的態(tài)度，往往會不停地打斷教師的講課程序，影響教師的講課進度，學生會因為剛剛聽課過程中自己沒有理解的問題隨時發(fā)問。針對這種情況，一部分教師能夠及時調整心態(tài)以應對這種自由開放的互動式教學，與學生迅速建立起合作友好的溝通關系，創(chuàng)設愉悅輕松的教學課堂。而另外一些教師則始終堅守自己的教師身份，從表情到身體語都流露出一種“為何要打斷我的講課秩序”的情緒來，甚至有教師說出：“這個問題我上節(jié)課已經講過了，你不認真聽講或者你就沒來聽課，跟我沒關系”等諸如此類的怨言來，嚴重影響了師生之間的關系，也就失去了建立合作關系的良好契機。

（二）語用差異

在跨文化交際中，同一種語用表達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際中往往有不同的含義。人們能夠容忍對方語音的缺陷或語法的誤用，但對語用的失誤，人們常常把他歸結于不禮貌或不友好，甚至認為是粗魯和惡意的自然流露，因為各自民族或文化群體固定的文化模式制約相互之間的溝通與領會，甚至會帶來一定的沖突，產生尷尬的局面，直接影響到交際的效果。

以一種包容的姿態(tài)對待所有的異族文化，語用失誤就會大大減弱。我們應當承認，本民族文化中視為陽光的、正義的，也許不能被另一種文化所理解。因為每一種文化的判斷標準是不同的，絕不可認為自己所處的價值標準是先進的，而另一種價值標準是落后的。每當交際雙方編碼與解碼出現偏差，交際活動中語用失誤的發(fā)生就不可避免。

1.稱呼語的誤用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說話方式或語言使用習慣上有很大的差異，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些差異，意識不到文化因素對跨文化交際的影響，就會不自覺地受到本民族語言使用習慣的影響和干擾，在跨文化交際中就會犯“文化錯誤”，讓對方感到迷茫或困惑，甚至引起相互之間的誤解。不同國家、不同種族，面對的關系圖式基本一致，稱謂方式大同小異。但不能小瞧這“小異”，這可作為一個鏡像，折射出不同國家在文化上的差異。比如漢語中由詞頭“老”構成的稱呼語，老王、老李、老劉等等是表示對對方的尊敬，后來由此衍生出“老外”這個詞語，統稱外國人，在實際使用中并不能外國人愉快地接受。早在2000年畢繼萬先生就這個詞語的使用專門發(fā)表文章，明確提出：“老外”一詞還是慎用為好[1]（畢繼萬，2000：35）。但是十多年過去了，這個并不受外國人歡迎的稱呼語竟然進入部分教材，讓留學生很無奈，在教學中往往需要花時間去解釋。2007年東南大學還出版了一本《老外在中國》的漢語教材，網絡媒體方面也出現英語脫口秀“老外看東西”，“老外在中”等等欄目，而中央電視臺首個以外國人為主體的紀實性專題節(jié)目的名稱卻是《外國人在中國》，語體很正規(guī)，很得體。筆者認為“老外”一詞還是得慎用，它仍舊是一個值得商榷的稱呼語。

2.問候語的范圍

問候語是日常生活中頻繁使用的言語行為，在跨文化交際中有著很重要的作用。問候語表面看是一種禮貌語的使用，似乎沒有什么有價值的信息，但是它傳遞的信息是潛在的，表示雙方的友好關系的建立或延續(xù)。漢語的一些詢問式的問候語常常因與對方文化因素的差異，造成一些本不該發(fā)生的誤會。比如，你到哪里去？你吃了沒有？今年多大啦？你家里有些什么人？你的爸爸收入高不高？你的媽媽為什么不工作？你怎么還不結婚？等等諸如此類的詢問語，讓大部分留學生覺得中國人喜歡探聽隱私，甚至覺得很不舒服。再有，在教學中當請學生介紹“我的家”之類的話題時，有的教師非得糾正學生表達中的“我家有爸爸、媽媽、哥哥、我，還有小狗皮特”這樣的句子。在西方人眼里，小狗就是他們家庭的一分子，自然是“我家”的一個成員。再有，漢語教學中，我們也常常面對這樣的句型練習：你好，好久不見，你的身體好嗎？我很好，你呢？……其實這樣的句型是英文翻版，并不是漢語的常用問候語。達到較高漢語水平的留學生很快發(fā)現，在與中國人溝通中，中國人并不喜歡這樣的問候語，大多數中國人與普通人交流時并不是很樂意把自己的身體狀況做為一個話題來談論。諸如此類的問候語，在漢語教學中，我們主張，盡量使用雙方都能夠接受的語句，以確保交流的質量。

3.態(tài)勢語的界定

在人際交往中，交際者的風度美、氣質美、形象美等等，都必然給對方留下良好的印象。因此態(tài)勢語的運用不是一般的信息傳遞，而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心理溝通，一種情緒和情感、態(tài)度和興趣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感應，是語言交流的最好補充，而且是一種十分有效的溝通手段。在人際交往中，人與人間隙大小取決于溝通情景及交際對象的關系。交際距離遠近又受到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歷史文化背景以及習慣、性別、政治地位的影響，因而人際交往距離的遠近就有不同的觀念。比如，中國人為了表示彼此的親近，長輩在夸贊對方孩子的時候，伴隨的體態(tài)語常常是撫摸對方孩子的腦袋或摟抱孩子等動作，這在歐洲人眼中是不尊重孩子的舉動，因為他們的傳統教育是，只有父母才可以撫摸或摟抱自己。未經許可，外人不得隨意撫摸或摟抱對方的孩子。因此，在跨文化交際中，必須清楚地了解什么行為是對方比較忌諱的，哪些行為是對方接受和認可的。只有正確掌握并辨析彼此文化上的種種差異，規(guī)范個人的行為舉止，才能保證跨文化交際順利進行。

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空間需要。他認為人類對自己獨有的空間表現為四個區(qū)域：（1）親密距離（2）個人距離（3）社交距離（4）公眾距離。對外漢語教學中，通常使用的是公眾距離，有的教師忽略了這個界定，引起學生的不快，就會影響跨文化交際的效果。當然，人際交往的空間距離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具有一定的伸縮性，這依賴于具體情境、交談雙方的關系、社會地位、文化背景、性格特征等。只有當交際雙方了解了彼此所需的自我空間及適當的空間需求，才能有意識地選擇最佳的社交距離，更好地開展跨文化的人際交往活動。

三、跨文化交際與漢語言教學

在漢語國際推廣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進行跨文化交際與對外漢語教學，是學者同仁需要探索的共同話題。

跨文化交際的基本理念是確認文化存在差異性和多樣性。這就要求跨文化交際者不僅僅是依據自己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選擇適合自己的語言編碼程序，而是同時需要了解對方與自己有關聯的所有的關系。這里面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文化的獨特性與認同感，再進行雙方都認可的語言編碼程序。因此，研究跨文化交流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深入研究交際學、文化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理論知識，并且在漢語國際推廣中加以運用。

（一）熟知各國的禮儀文化

跨文化交際的雙方來自不同的社會群體，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了解并熟知不同的文化背景與風俗習慣已經成為跨文化交際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之一。近幾年漢語國際教育事業(yè)的快速發(fā)展，使得來華留學生的文化背景更為復雜多樣，對外漢語教學不再是簡單面對西方人，或是亞洲人，而是同時面對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種族的各國人。因此了解各國的風俗習慣、信仰與禁忌、尊重各國的交往禮儀、區(qū)別言語之間的差異，就顯得更為重要。比如，中國人喜聞樂見的數字6，西方人認為是不吉利的野獸數字；俄國人偏愛的7，加納人視為不祥之兆，在中國人的禮儀交往中也是一個忌諱數字；俄國人喜愛的3，在漢語中同樣是極為活躍的數字，3在漢族文化中往往表示很多、極多，甚至是表示尊貴之數，“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生有幸、三思而行、三朝元老、三絕韋編、三句不離本行等等。不同國家與民族對數字有著不同的喜好，因此 “在跨文化交際中慎重運用數字就顯得十分重要，掌握不同民族的數字文化，可以幫助人們克服語言交際中的文化心理障礙，促進相互溝通，使交際更為順利，人際關系更為和諧” [2]（劉光準、黃蘇華，1999：137）。

（二）包容并理解異族文化

在跨文化交際中，許多事實證明，當交際雙方對彼此文化上的差異了解得越多，認識得越深，跨文化交際就能順暢進行并獲得成功。所以，交際雙方在文化方面的相互包容與理解就顯得至關重要。

為了M足自身的需求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本民族物質和非物質產品的總和就是本民族的文化。當不同文化群體的人們在進行持續(xù)不斷的直接接觸時，文化適應性便產生了。文化適應性主要體現在一種文化對于另一種文化環(huán)境的適應，有時也指文化的各個部分的相互適應。確認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的過程又是一個不斷超越自身文化的過程，即通過反思自身的文化價值，由民族中心主義向文化價值平等的方向轉變。

跨文化交際不僅僅是從理解尊重異族文化差異的角度進行說教，而是必須從文化交流實踐過程中去感知、理解并解開雙方的心結，以達到包容、適應、理解的目的。洪堡特曾在探討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時指出，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民族，都是人類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顯示的結果，語言是精神的創(chuàng)造活動，或者說是“精神不由自主地流射” [3]（威廉?馮?洪堡特，1999：48）。人類的跨文化交際活動都是人類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顯示的結果，探求各種文化之間的微妙的心理差異，尋求不同文化之間對話的可能性，是跨文化交際研究中的另一個有效路徑。

（三）知己知彼，提高認同感

21世紀是跨文化交際日趨頻繁的時代。重視并開展相關的跨文化交際的教育已成為世界公民素質教育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這種教育不僅可以幫助交際者提高文化差異的認知度，還可以幫助交際者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力求避免跨文化交際中語用失誤和行為習慣的不得體。

在跨文化交際中，人們常常以本族文化的行為習慣來解釋和評價另一種文化現象或他人的行為，用本族文化的語用規(guī)則去套用另一種文化中的語用規(guī)則，這種因語用遷移造成的交際障礙屢見不鮮。比如，漢族文化別注重面子，雙方在交往過程中，無論是小到時間的商定，大到請客送禮都是要考慮面子問題的。維護自身形象和尋求他者認同是在漢族文化人際關系中顯得尤為突出的一大特點。離開他者的理解和認知，自我認同就變成了自言自語，失去了意義。根據丁允珠的“面子-協商”理論[4]（丁允珠，1998：336），中國人所講究的積極面子包括“要面子”和“給面子”。“要面子”表示人們生活在群體當中，有被接納被保護被包容的要求；“給面子”是鼓勵、支持并滿足人們對被包容被接納被承認的需求。這種群體價值導向的文化處理沖突的策略一般是謀求“群體包容”，也就是通過不斷地“給面子”，來滿足人們的“要面子”，從而化解沖突。這種面子協商策略在中國文化群體內是有效的，一旦轉移到與他者的跨文化交際中，“面子協商”由于文化的差異，不能分享面子的意義，就無法在面子問題上溝通了，這種謀求他者包容的“要面子”心理很難得到西方人的理解。因此，在跨文化交際中，他者并不能理解主人在喝酒、請客時勸酒勸吃的那份熱情都是源自于“要面子”的心理活動，往往弄得雙方尷尬不已。許多民族文化尤其是發(fā)達國家的文化禮儀是崇尚平等與自由的。只有了解了彼此之間的差異，才能避免讓“面子”尷尬。

（四）強化文化認同意識，提升交際能力

漢語國際教師和來華留學生管理者都應增強文化差異的認知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際的能力，不斷提高語用的應變能力，在教學中得體得當地進行交流，逐步提高漢語教學的效率。

何兆熊認為“跨文化言語交際指交際一方或雙方使用非母語進行的言語交際。由于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所使用的第二語言總是伴隨著母語的一些特征，因此稱為跨文化言語交際”[5]（何兆熊，1999：243）。漢語國際教師在語言教學中需要不斷提高學生對目的語文化傳統的認知與認同，在課堂與課外幫助學生不斷提高運用漢語進行交際的能力，克服文化的制約和語言的制約，從而減少語用失誤。同樣的課堂有來自不同國家與地區(qū)的學生，他們的信仰不同，飲食習慣不同，對待一些問題的看法也不同。有一些善于談論的學生，常常喜歡提一些話題，來了解目的語國家的社會現狀，以此來提高自己的漢語表達能力。比如，“大齡青年”“ 閃婚”“ 白富美”“ 高富帥”等等，在與中國年輕人交往中獲得的新詞新語，留學生往往會向教師詢問。教師在教學中應客觀而中性地講解，并借此機會引出“中國人喜歡詢問年輕人婚戀問題是一種民族習慣，不是打探對方隱私，而是一種關懷……”等話題，諸如此類的教學環(huán)節(jié)就是對漢文化習俗講解的最佳契機。再比如同性戀問題，在歐洲一些國家是可以受到法律保護的，人們也是可以談論或者持包容的態(tài)度。而對于南亞與非洲的穆斯林來說，同性戀問題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問題。在課堂上，教師不易就這個問題多加討論，而是借機對有關詞語的理解與發(fā)音開展分類訓練，從而發(fā)揮課堂教學話語策略，減少語用失誤，力爭國際學生彼此都能接受。因此，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際中，雙文化比雙語言更加重要。只有熟知雙文化、多文化的差異，才能在教學中不斷提高文化認同意識，提高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才能超越文化交流的重重障礙，以確保漢語教學的順暢進行。

注釋

① 語文建設[J].2000.11：35

② 俄漢語言文化習俗探討[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11：137.

③ 論人類語言機構向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fā)展的影響[M].商務印書館，1999.11.48

④ 初識傳播理論?面子協商理論（第7版?影印）[M].1988：31

⑤ 新編語用學概要[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243.

參考文獻

[1] 賈玉新.美國跨文化交際研究[J]外語學刊，1992（3）.

[2] 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在美國，外語研究[J].1994 .

[3] 胡文仲.論跨文化交際的實證研究[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