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供給制度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公共產品是相對于農民“私人產品”而言的具有消費的共同性、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用于滿足農村公共需要的產品，是農村 經濟 社會 發展 中的重要基礎。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推進新農村的建設，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認真分析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現狀，采取 科學 方法促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變遷，構建科學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 

1．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弊端分析 

現行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制度框架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無論是人民公社時期，還是農業改革時期，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都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其深層原因從根本上說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方面存在的問題，歸根結底是由我國多年來形成的“二元化”發展模式和體制所造成的。由于實行的是“以農補工”、“重城輕農”，優先發展城市的傾斜性發展戰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鄉有別的重城輕鄉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基本制度。這一制度基本特征有以下三點： 

(1)農村公共產品的體制外供給是其根本特征 

從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特殊性來看，由于其所處的地域廣闊性(廣大農村地區)和分布的分散性，決定著政府必須具備雄厚的財力和完善的決策及監督機制。但是不管是人民公社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時期，我們在長期的 工業 化為中心的發展戰略中，政府沒有雄厚的財力和健全的機制保證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而農村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無不體現了一種體制外的特征。 

第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資金籌集的體制外特征。在目前我國公共產品提供的職責劃分上，中央政府主要負責全國性公共產品，地方政府負責地方性公共產品。而履行與農民收入增長及農業發展息息相關的農村公共產品所需的費用并不能由地方政府(主要是鄉鎮政府)的制度內財政收入完全負擔。由于農業稅的輕稅政策，因此以農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縣、鄉政府財政力量十分薄弱，財政缺口大。這種情況下鄉鎮政府處于一種矛盾的地位：既要履行 法律 的職責，又要提供公共產品，因此通過制度外籌集公共資源便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人民公社時期，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剛剛步、資本原始積累的匱乏時期，農村的公共產品主要由公社內部解決。由于政社高度合一，公社具有很強的統攝農村 政治 、財政的權力，再加上當時國家很困難，為了支援工業建設，農村就由農民出工出勞，自己想辦法滿足自己低層次的需要，農村所需的公共產品經費就不進入國這家公共收支系統。人民公社解體后，鄉鎮政府取代人民公社成為農村基層政權，并承擔起本轄區公共產品供給的職責。但是，新的農村公共產品資金籌措制度并沒有進行根本的變更，仍然沿用人民公社時期的供給體制，隨著公共產品種類的增多、范圍的擴大，公共支出的不斷增加，鄉級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費用遠遠不能解決供給問題。為了確保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運轉，鄉鎮政府就不得不強行向農民攤派各種費用和勞動，農民以制度外的方式承擔著絕大部分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 

第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的體制外特征。在我國現行的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體制下，提供什么樣的公共產品，提供多少農村公共產品，通過什么渠道來提供農村公共產品，都是由上級政府及其部門“為民做主”。農村基層政府作為一級組織具有獨立的利益，它所追求的目標可能與農民的要求并不相同。為了達到基層政府的目標，農村公共產品的供求往往不對稱，供求矛盾突出。與城市公共產品相比，農村公共產品的分散性、局限性和投資的周期長、見效慢，從而造成地方政府官員決策的短期行為。 

篇2

1．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界定

公共產品是與私人產品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區分他們的標準主要是產品或服務在消費上是否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農村體育公共產品較之于一般公共產品，其特殊之處在于供給區域主要限定在農村，其產品類型主要是體育設施和服務等。因此，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應是指以農村為服務區域的，在消費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體育設施和服務。由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在既定的產出水平下，增加一個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這就意味著，若按邊際成本定價，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必須免費供給。而且，由于其非排他性，無法排除打便車者畢業論文提綱，私人部門供給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成本無法通過市場獲得補償，市場無法有效提供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但由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可以改善億萬農民的身體健康狀況，豐富廣大農民的文化生活，促進農村文化建設，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具有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當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過程中應主要由政府承擔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并輔之以其他供給方式。

2．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現狀分析

2.1城鄉二元發展戰略所形成的城鄉分割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

建國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以農補工”、“重城輕鄉”的二元發展戰略，以二元社會制度下城鄉一國兩策的“體制內、體制外”公共產品供給體制。重點或優先把財力、社會資源用于城市公共產品的供給，在“以農養工、以農哺工”制度安排下，一些“重城抑鄉”、“重工輕農”的不公正政策措施名正言順、大行其道。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渠道則是主要由農民自行解決，國家僅給適當補助。而且在特有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差別政策的作用下，國家通過工農價格的“剪刀差”等非經濟手段提取農業剩余提供工業資本積累及城市建設，逐漸形成了城鄉分隔的二元經濟結構和公共產品供給體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職能加強的同時卻弱化了公共服務職能，嚴重阻礙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完善論文參考文獻格式。正是由于城鄉二元發展戰略的影響，使得我國農村資金流出多、補償少，在公共產品的供給存在投資的“城市偏向”情況下，農村已形成了“城鄉收入分配存在差距，農村公共產品投資不足、農村經濟發展滯后、農民經濟收入增長緩慢，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乏資金來源、城鄉收人差距進一步加大，農村公共產品建設更加滯后”的惡性循環現狀。因此，我國傳統二元社會制度下農村公共政策的偏頗性和不公正性是導致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總量上供給嚴重失衡以及城鄉極大差距的首要因素，同時也反映了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我國社會發展的初級性和城鄉之間發展的嚴重不均衡性。

2.2“舉國體制”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體制形式的弱化

我國體育“舉國體制”產生于20 世紀50 年代初。在半個多世紀中，這一體制對我國競技體育的迅速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畢業論文提綱，是我國制定和實施奧運戰略不可動搖的基石。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雖然經歷了人民公社時期、時期以及現在的農村稅費改革后時期二個階段的變遷，但本質上都是一種以政府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單中心”供給體制。在政府內部，各級政府之間的公共責任劃分不清，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錯位。在以政府為供給主體的單一供給體制下，我國的農村公共產品是由各級政府聯合供給的。按照公共財政理論，全國性的農村公共產品應由中央政府供給，地方政府只負責地方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各級政府之間的事權劃分很清楚。然而直接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縣鄉財政目前困難重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便失去了必要的財政支撐。由此，處于邊緣狀態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更是首當其中成為“弱化”的對象。

2.3責任主體角色“缺位”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擠兌

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基礎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決定了政府必然是公共產品的責任供給主體。從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職責來看，全國性的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區性的公共產品應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但農村基層政府、權力部門在各項達標考核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以及目前對農村公共體育服務的監督制度、激勵制度、評價制度的還不夠完善，體育公共產品資源配必然成了他們擠兌首選的對象。其次，農村實行分稅制后，因制度變更改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沒有相應的財權作基礎狀態下下級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方面承擔過多的責任，本已捉襟現肘的基層政府，勢必再次陷入與上級政府在稅收激勵和自籌邊界確定問題的矛盾之中。雖然稅費改革后農村的“一事一議”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提供一定制度空間，但廣大農民對農村體育公共產品需求的非迫切性及認識上的誤區，導致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根本得不到多數人的統一和有效的供給。可見，在這一不公正公共財政制度和財事權不對應的裁判框架下，其必然的結果是各級政府在農村體育公共產品責任角色的長期“缺位”。此外，隨著社會的發展，“政府包辦”單中心體育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在我國地廣人多農業社會環境下畢業論文提綱，以及人們多樣化與多層次的體育需求與服務面前，不僅顯得杯水車薪，而且“缺位”現象越來越嚴峻。當然，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傳統觀念和體育價值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影響中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

3．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

3.1改變傳統觀念，建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體制

歷史地看，中國舉國體制既反映了中國國情特定的發展道路和背景，也反映了人們在特定時期對于優先與兼顧、效率與公正問題的理解和認識。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綱領是公民享有均等化的社會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公正成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取向，以及協調社會利益機制的立足點，從以往注重競技體育走向兩者之間的“同步化”或“相對平等度”，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平衡點和最好結合點，建立合理配置體育公共資源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體系。基于社會公正基本理念和規則，政府和體育行政部門應改變長期以來重城市輕農村的體育觀念，以政府再分配職能的正當性，通過專門性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公共政策的出臺，制定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相關政策和法規，以公共政策所特有的權威性、強制性和持續性，來確保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建設資金具有穩定的來源，以制度和法規的手段保障農村這“邊緣群體”享有體育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權益。

3.2完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實現供給主體的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代表社會的公共利益，有責任也有義務提供那些市場調控失靈的體育公共產品，而地方政府主要負責提供那些與本地區的農業、農村和農民自身發展有關的體育公共產品，政府作為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多元主體中的最重要一元，是由政府自身的屬性和本質決定的。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應該成為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優先的供給者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另一方面畢業論文提綱，私人及企業可以提供一些產權歸屬明確、能夠市場化運作和排他性收費的體育公共產品，私人企業、農村社區和農村非盈利組織在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需政府的引導、扶持和監管。還有各種非政府合作性的農村、社會服務機構和組織也是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提供主體之一，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費的體育公共產品，主要是某一領域或生產環節所需的重要的技術和生產信息。優化供給結構，實現由政府單一主體向政府、私人企業、農村社區和農村非盈利組織多元主體的轉變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各供給主體的資金、知識、技術等優勢，較好地使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相互協調，發揮開放系統的整體功效。

3.3實現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機制創新，建立有效的需求表達機制

加快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真正實現農村村民自治，首先要實行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多中心決策體制，必須堅持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政府決策的主體地位，尤其是在關系地區農村村體育發展大局的，如農民體育活動組織規定、農村體育場地建設方案等體育公共產品的決策中，要不斷整合其決策程序，從而真正體現和維護農民的利益。其次，要積極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建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農民需求表達機制。深入基層了解農民需要什么，進行市場調研，科學論證，增強對農民需求的反饋，做出反映農民真實需求的決策。建立關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重大決策的聽證制度。這樣可以保證資源的合理配置，保證資金的合理流向，真正體現廣大農民的意愿。

3.4建立有效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監督、評估與反饋機制

首先，要改革現行的農村干部考核制度畢業論文提綱，將農村基層干部的晉升與本地區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狀況直接掛鉤；其次，政府要加強對私人企業、非盈利組織供給體育公共產品的監管力度，保證農村公共產品有效性供給。完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績效評估制度，制定科學的組織方法、操作規則、評估標準及指標體系，建立相對獨立的評估機構，配備多學科和具備政策科學知識的評估領導隊伍，對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實際情況進行有效評估。此外，要加大對偏遠農村和貧困地區農村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的培養，采用“走下去”和“走出來”兩種方式來進行培訓；對投資西部偏遠和貧困地區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企業，除上述政策上給與優惠外，國家可對其企業的發展和運行給與一定的稅收減免政策；農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資源優勢，吸引企業投資，采用共用、共管模式進行有效管理。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是一項長期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社會各團體以及農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來共同完成，意義深遠。

[參考文獻]

[1]閔健，李萬來，卿平，等.社會公共體育產品的界定與轉變政府職能的研究[J]. 體育科學，2005，11.

[2]趙艷芹，等.論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J]. 農業經濟，2006，5.

[3]閔健，李萬來，卿平，等.社會公共體育產品的界定與轉變政府職能的研究[J]. 體育科學，2005，11.

篇3

 

1．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界定

公共產品是與私人產品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區分他們的標準主要是產品或服務在消費上是否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農村體育公共產品較之于一般公共產品，其特殊之處在于供給區域主要限定在農村，其產品類型主要是體育設施和服務等。因此，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應是指以農村為服務區域的，在消費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體育設施和服務。由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在既定的產出水平下，增加一個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這就意味著，若按邊際成本定價，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必須免費供給。而且，由于其非排他性，無法排除打便車者畢業論文提綱，私人部門供給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成本無法通過市場獲得補償，市場無法有效提供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但由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可以改善億萬農民的身體健康狀況，豐富廣大農民的文化生活，促進農村文化建設，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具有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當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過程中應主要由政府承擔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并輔之以其他供給方式。

2．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現狀分析

2.1城鄉二元發展戰略所形成的城鄉分割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

建國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以農補工”、“重城輕鄉”的二元發展戰略，以二元社會制度下城鄉一國兩策的“體制內、體制外”公共產品供給體制。重點或優先把財力、社會資源用于城市公共產品的供給，在“以農養工、以農哺工”制度安排下，一些“重城抑鄉”、“重工輕農”的不公正政策措施名正言順、大行其道。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渠道則是主要由農民自行解決，國家僅給適當補助。而且在特有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差別政策的作用下，國家通過工農價格的“剪刀差”等非經濟手段提取農業剩余提供工業資本積累及城市建設，逐漸形成了城鄉分隔的二元經濟結構和公共產品供給體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職能加強的同時卻弱化了公共服務職能，嚴重阻礙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完善論文參考文獻格式。正是由于城鄉二元發展戰略的影響，使得我國農村資金流出多、補償少，在公共產品的供給存在投資的“城市偏向”情況下，農村已形成了“城鄉收入分配存在差距，農村公共產品投資不足、農村經濟發展滯后、農民經濟收入增長緩慢，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乏資金來源、城鄉收人差距進一步加大，農村公共產品建設更加滯后”的惡性循環現狀。因此，我國傳統二元社會制度下農村公共政策的偏頗性和不公正性是導致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總量上供給嚴重失衡以及城鄉極大差距的首要因素，同時也反映了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我國社會發展的初級性和城鄉之間發展的嚴重不均衡性。

2.2“舉國體制”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體制形式的弱化

我國體育“舉國體制”產生于20 世紀50 年代初。在半個多世紀中，這一體制對我國競技體育的迅速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畢業論文提綱，是我國制定和實施奧運戰略不可動搖的基石。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雖然經歷了人民公社時期、時期以及現在的農村稅費改革后時期二個階段的變遷，但本質上都是一種以政府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單中心”供給體制。在政府內部，各級政府之間的公共責任劃分不清，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錯位。在以政府為供給主體的單一供給體制下，我國的農村公共產品是由各級政府聯合供給的。按照公共財政理論，全國性的農村公共產品應由中央政府供給，地方政府只負責地方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各級政府之間的事權劃分很清楚。然而直接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縣鄉財政目前困難重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便失去了必要的財政支撐。由此，處于邊緣狀態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更是首當其中成為“弱化”的對象。

2.3責任主體角色“缺位”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擠兌

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基礎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決定了政府必然是公共產品的責任供給主體。從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職責來看，全國性的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區性的公共產品應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但農村基層政府、權力部門在各項達標考核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以及目前對農村公共體育服務的監督制度、激勵制度、評價制度的還不夠完善，體育公共產品資源配必然成了他們擠兌首選的對象。其次，農村實行分稅制后，因制度變更改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沒有相應的財權作基礎狀態下下級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方面承擔過多的責任，本已捉襟現肘的基層政府，勢必再次陷入與上級政府在稅收激勵和自籌邊界確定問題的矛盾之中。雖然稅費改革后農村的“一事一議”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提供一定制度空間，但廣大農民對農村體育公共產品需求的非迫切性及認識上的誤區，導致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根本得不到多數人的統一和有效的供給。可見，在這一不公正公共財政制度和財事權不對應的裁判框架下，其必然的結果是各級政府在農村體育公共產品責任角色的長期“缺位”。此外，隨著社會的發展，“政府包辦”單中心體育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在我國地廣人多農業社會環境下畢業論文提綱，以及人們多樣化與多層次的體育需求與服務面前，不僅顯得杯水車薪，而且“缺位”現象越來越嚴峻。當然，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傳統觀念和體育價值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影響中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

3．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

3.1改變傳統觀念，建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體制

歷史地看，中國舉國體制既反映了中國國情特定的發展道路和背景，也反映了人們在特定時期對于優先與兼顧、效率與公正問題的理解和認識。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綱領是公民享有均等化的社會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公正成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取向，以及協調社會利益機制的立足點，從以往注重競技體育走向兩者之間的“同步化”或“相對平等度”，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平衡點和最好結合點，建立合理配置體育公共資源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體系。基于社會公正基本理念和規則，政府和體育行政部門應改變長期以來重城市輕農村的體育觀念，以政府再分配職能的正當性，通過專門性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公共政策的出臺，制定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相關政策和法規，以公共政策所特有的權威性、強制性和持續性，來確保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建設資金具有穩定的來源，以制度和法規的手段保障農村這“邊緣群體”享有體育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權益。

3.2完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實現供給主體的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代表社會的公共利益，有責任也有義務提供那些市場調控失靈的體育公共產品，而地方政府主要負責提供那些與本地區的農業、農村和農民自身發展有關的體育公共產品，政府作為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多元主體中的最重要一元，是由政府自身的屬性和本質決定的。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應該成為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優先的供給者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另一方面畢業論文提綱，私人及企業可以提供一些產權歸屬明確、能夠市場化運作和排他性收費的體育公共產品，私人企業、農村社區和農村非盈利組織在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需政府的引導、扶持和監管。還有各種非政府合作性的農村、社會服務機構和組織也是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提供主體之一，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費的體育公共產品，主要是某一領域或生產環節所需的重要的技術和生產信息。優化供給結構，實現由政府單一主體向政府、私人企業、農村社區和農村非盈利組織多元主體的轉變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各供給主體的資金、知識、技術等優勢，較好地使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相互協調，發揮開放系統的整體功效。

3.3實現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機制創新，建立有效的需求表達機制

加快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真正實現農村村民自治，首先要實行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多中心決策體制，必須堅持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政府決策的主體地位，尤其是在關系地區農村村體育發展大局的，如農民體育活動組織規定、農村體育場地建設方案等體育公共產品的決策中，要不斷整合其決策程序，從而真正體現和維護農民的利益。其次，要積極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建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農民需求表達機制。深入基層了解農民需要什么，進行市場調研，科學論證，增強對農民需求的反饋，做出反映農民真實需求的決策。建立關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重大決策的聽證制度。這樣可以保證資源的合理配置，保證資金的合理流向，真正體現廣大農民的意愿。

3.4建立有效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監督、評估與反饋機制

首先，要改革現行的農村干部考核制度畢業論文提綱，將農村基層干部的晉升與本地區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狀況直接掛鉤；其次，政府要加強對私人企業、非盈利組織供給體育公共產品的監管力度，保證農村公共產品有效性供給。完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績效評估制度，制定科學的組織方法、操作規則、評估標準及指標體系，建立相對獨立的評估機構，配備多學科和具備政策科學知識的評估領導隊伍，對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實際情況進行有效評估。此外，要加大對偏遠農村和貧困地區農村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的培養，采用“走下去”和“走出來”兩種方式來進行培訓；對投資西部偏遠和貧困地區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企業，除上述政策上給與優惠外，國家可對其企業的發展和運行給與一定的稅收減免政策；農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資源優勢，吸引企業投資，采用共用、共管模式進行有效管理。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是一項長期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社會各團體以及農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來共同完成，意義深遠。

[參考文獻]

[1]閔健，李萬來，卿平，等.社會公共體育產品的界定與轉變政府職能的研究[J]. 體育科學，2005，11.

[2]趙艷芹，等.論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J]. 農業經濟，2006，5.

[3]閔健，李萬來，卿平，等.社會公共體育產品的界定與轉變政府職能的研究[J]. 體育科學，2005，11.

[4]楚永生，丁子信.農村公共物品供給與消費水平相關性分析[J]. 農業經濟，2004，7.

篇4

中圖分類號:F062.6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2-0011-03

一、西方公共產品理論觀點及其發展

由于西方國家的城市化水平較高,城鄉差別小,西方對于農村公共產品的專門研究文獻比較少見,大多將其納入公共產品的一般研究當中。由于西方國家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較為均衡,城市和鄉村公共體系較為完善,基本沒有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重大差異問題,因此西方較少采用“農村公共產品”表述方式。

(一)公共產品理論概述

1954年,薩繆爾森在《經濟學與統計學評論》上發表了《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提出了至今仍被廣為接受的、經典性的公共產品的定義:每個人消費這種產品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消費的減少。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給出的公共產品定義是:“任何物品,如果一個集團X1、X2……Xi……Xn中的任何個人Xi能夠消費它,它就不能適當地排斥其他人對該產品的消費”,則該產品是公共產品。布雷頓根據公共產品地理區域將公共產品劃分為地方公共產品、區域公共產品和國家公共產品。布坎南提出了“俱樂部產品”概念:就是這樣一類產品,一些人能消費,而另外一些人被排除在外。布坎南的“俱樂部產品”拉近了“公共產品”與現實的距離,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和操作性。

西方公共產品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兩個時期:第一時期從亞當?斯密開始到1954年薩繆爾森發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為止,古典和新古典理論在政府財政稅收的限度內探討公共產品問題,把公共產品本身作為政府設計稅收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第二個時期是從1954年薩繆爾森發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至今,這一階段是公共產品理論形成并得到發展的時期。公共經濟學家運用新古典傳統對公共產品進行研究,從公共產品的內在屬性出發,通過揭示公共產品與市場機制的內在矛盾,提出了針對不同的公共產品,采用不同的制度安排來供給的觀點,形成了多主體提供公共產品的理論。

(二)西方公共產品理論發展進程

公共產品思想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說。我國著名財政學家張馨教授曾經考察過公共產品理論的起源,認為最早對公共產品的論述可以追溯到英國學者霍布斯1651年出版的《利維坦》。現在一般認為,國外最早對公共產品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大衛?休謨。其次是亞當?斯密從國家職能角度對公共產品展開研究,奠定了財政學的理論框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除了闡述“看不見的手”原理外,特別指出政府必須提供某些公共服務:建立國防、設立司法機關、維持公共事業和維護公共設施等。1882年,瓦格納提出了“公共支出不斷增長法則”,或稱“政府活動擴張法則”。這一觀點后來被人們稱為“瓦格納法則”( Wagner’s Law)。瑞典人林達爾(Lindahl,1919)在其博士論文《公平稅收》中正式提出“公共產品”一詞。1919年產生的林達爾均衡是公共產品理論最早的成果之一。林達爾均衡的功績之一在于從理論上論證了公共物品(包括信息商品)的市場均衡價格原理與私人物品的市場均衡價格原理之間的差異,為進一步探討信息商品的價格問題找到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同時其解決了公共產品供給所需費用的來源問題,極大地促進西方公共財政理論以及公共產品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真正賦予“公共產品”形式化定義始于保羅?薩繆爾森。薩繆爾森在“公共支出的純粹理論”一文中將公共產品定義為這樣一種產品:每一個人對這種產品的消費并不減少任何他人也對這種產品的消費。這一描述也成為經濟學關于純粹的公共產品的經典定義。根據薩繆爾森的定義,可以將公共物品概括為三個特征:(l)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2)消費的非競爭性。 (3)受益的非排他性。對公共產品的研究學者們對公共產品的定義,幾乎都是在薩繆爾森定義的三個特征的基礎上做出界定的。

隨后詹姆斯?布坎南、斯蒂格里茨等學者對其進行了極大豐富,如詹姆斯?M.布坎南與戈登?圖洛克、肯尼思?阿羅等人創立了公共選擇理論,成為現代“公共部門經濟學”的起源。而布坎南在薩繆爾森等人研究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俱樂部產品”。1965年,布坎南在《俱樂部的經濟理論》一文中指出,薩繆爾森定義的公共產品是“純公共產品”,現實社會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間的“準公共產品”或“混合商品”。布坎南的“俱樂部產品”拉近了“公共產品”與現實的距離,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和操作性。20世紀50年代末期,美國著名學者馬斯格雷夫出版了堪稱經典的《財政學原理:公共經濟研究》一書,第一次引用了“公共經濟學”的概念。至此,成熟的公共產品理論體系框架已經完全形成了。

從上面可以看出,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產品理論的研究可以說源遠流長,產生了不同的流派,建立了不同模型,內容龐雜,十分豐富。當前,西方經濟學、管理學關于公共產品理論的研究方興未艾,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包括公共產品供給效率評估的數量化;公共產品研究的國際化;關注現實問題解決的多元化。

二、國內農村公共產品研究與進展

(一)農村公共產品定義與特征的辨析與明確

國內學者對于農村公共產品的的定義大都基于薩繆爾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中對公共產品的定義:“純粹的公共產品或勞務是這樣的產品或勞務,即每個人消費這種物品或勞務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種產品或勞務的減少”,即農村公共產品是相對于農村私人產品而言,是用于滿足農村公共需要的產品的總稱。張軍、何寒熙(1996)和雷原(1999)認為,農村公共產品是由消費的非排他性和供給的連帶性定義的。徐小青(2002)認為,農村公共產品是農村地區農業、農村或農民生產、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或服務。王國華、(2003)、馮海波、鄭婷婷(2005)和楊衛軍(2005)都認為農村公共產品是相對于農民的“私人產品”而言,用于滿足農村公共需要,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產品。石玲紅(2008)認為,農村公共產品是指在農村地域范疇內私人不愿提供或不能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的社會產品,其范圍涉及農村公共設施、公共事業、公共福利、公共服務等各個領域。聶火云,周黎鴻(2008)認為,由于中國農村的特殊性,農村公共產品也有其特殊性。一是絕大多數農村公共產品為地方公共產品,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并非所有的公共產品都能覆蓋整個國家,更多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只能局限于有限的地理范圍內。二是滿足特定人群需要的公共產品,指對居住在大、中、小城市(含城關鎮)以外,居住在鄉村的我國約9億農民需要的公共產品。曾福生、李燕凌,匡遠配(2006)認為農村公共產品具有特定區域性、生產的分散性、農民對其強烈的依賴性、供給主體的弱替代性、農村公共產品范圍的流動性和生產性消費特征等。該分類擺脫了公共產品特征的一般描述,真正結合了農村農民的實際和特殊性。

(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的模型與數量化

國內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的研究類型相對較多,包括了效率現狀、效率低下的原因和存在的問題、解決的途徑等。總體上,國內對于供給效率的研究,可分為供給效率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兩大類型。如黃季餛、李寧輝(2004)利用CAPSIM模型分析了農村公共政策在國家層面上對于農業生產消費價格和貿易的綜合效率。匡遠配(2006)研究了貧困地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的低下導致農村社區公共產品質量堪憂。王磊(2007)借用分級條件下政府供給公共產品最優規模的模型和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據包絡分析(DEA)模型,為量化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效率提供理論依據;同時根據IMD測度政府效率的指標體系和國內相關的研究和實踐,政府供給公共產品效率分析應采用DEA的方法,探討了公共產品最優供給規模及效率的模型與方法。陳會玲,楊丹,石智剛(2008)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進行了政治經濟分析,相應的對策主要是從立法保障、分級體制的建立、產權安排,以及地方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等方面提出的。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課題組(2008)從績效出發研究如何確保農村公共產品高效供給,并提出績效是實現我國農村公共產品高效供給的必由之路。

當前國內的實證研究較多,如鄭洲(2007)以扎囊縣德吉新村朗賽林提灌站的建設與維修為例,考察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問題。并指出,政府在有限的財政投入下,在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數量的同時,更應注重提高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同時必須建立在廣大農牧民群眾的實際需求這一根本前提條件之上。并提出了明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提高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政府努力控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成本,必須充分考慮農牧民對農村公共產品的實際需求狀況,農牧民顯示自己的真實需求偏好等建議。劉文勇,吳顯亮,喬春陽(2008)構建了這樣的模型:Xj=aY+c,其中,Y代表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X代表農村居民消費的產品;j代表農民消費產品的種類,其中包含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 a是邊際消費傾向;c是自發性消費。為了消除非線性相關對模型回歸分析的影響,對公式1作雙對數變換后,有:lnXj=alnY+c。經過實證分析后認為,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發揮出的效用水平低于私人屬性產品供給發揮出的效用水平。李燕凌(2007)通過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的結合,在翔實的農村調查和權威統計數據基礎上,通過構建農村公共品供給“雙層效率因素分析”(DEFA,double一decked efficiency factor analysis)等模型,采用微觀層面農村公共品供給農民主觀評價“滿意度”分析、宏觀層面縣級截面數據包絡分析(DEA)等手段,綜合考慮農村公共品投入與產出兩個子系統功能協調效率問題,揭示農村公共品供給效率現狀及其變化規律。并提出了“存量盤活、增量擴大;資源節約、效能升級;分權改革、統籌發展”的農村公共品供給“雙層增效創新模式”及其對策建議。

(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細化與創新

關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概念。張軍、蔣琳琦(1997)認為公共品供給制度是多種具有關聯性的規則制度所構成的一個組合或者說體系。這一個體系的每一組成部分都有多種不同的選擇,每一種不同的選擇就構成了新的一種公共品供給制度。公共品供給制度主要包括公共品供給的決策規則、成本分攤制度、生產和管理制度以及使用(分配)制度。公共品供給制度較為本質性的變遷事實上體現在決策、成本分攤和使用制度的演進之上。

張軍、何寒熙(1996)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在改革后的變遷作了分析。他們認為由于農村制度向非集體化的變遷和集體化農業組織的瓦解,中國農村原來的用來提供當地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林萬龍(2003)則在《中國農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變遷研究》中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研究了家庭承包制的實施對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變遷的影響,論證了其提出的兩個理論假說:(1)家庭承包制的實施是憲法秩序意義上的變革,因而將可能引發農村社區公共品供給制度的變遷;(2)這一變遷包括主導變遷和需求誘致變遷兩方面內容。葉興慶(1997)將通過政府稅收來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稱為制度內公共產品供給,把通過非稅收形式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稱為制度外公共產品供給。建國后,我國以制度外供給為特征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卻無實質性的改變。谷洪波(2004)、葉子榮、劉鴻淵(2005)等都認為,現行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制度外籌資制度是公社時期制度的延續。陳永新(2005)認為農村公共產品的制度外供給造成了農民負擔過重,維持現有制度的成本越來越大,而收益越來越小,出現了制度變遷的迫切性。楊衛軍、王永蓮(2005)認為一方面,稅改堵死了制度外籌資渠道,導致了農村公共產品制度外供給的終結;另一方面,“一事一議”制度仍不完善,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出現了真空。

總體上,國內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研究牽涉到了制度現狀、制度不足和缺陷、制度完善和創新等內容,但部分研究在觀點上缺乏創新,研究思路上過于宏觀和空洞。相反國內也有一些專家獨辟蹊徑,從某一創新視角或領域進行了研究,如烏東峰(2005)從農村生態環境這一細分公共產品出發,對農村社區機制與農村生態環境保護進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通過調動中國農村社區機制,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參與環境保護,使環境保護成為群眾共同行動和全社會的共同事業,是未來解決中國農村環境保護問題的重要選擇。朱有志(2008)從“兩型社會”出發,對“兩型社會”綜改區城鄉統籌中的機制創新進行了研究,并提出應重點從建立動力機制、協調機制、扶持機制和保障機制著手。

(四)農村公共產品未來研究應在國際視野下腳踏實地

總體上,國內研究成果在理論與實踐發展中有了較好研究基礎,出現了一批扎實的研究成果,但相關研究仍存在諸多不足:第一,多數研究熱衷一般調查和發展戰略研究,而應用性和實證性研究偏少,對所研究之問題的理論和現實背景缺乏清楚描述。現狀調查和發展戰略的確非常重要,但當前的多數成果缺乏新意和創新,并最終流于空乏和空洞;第二,當前研究大多集中發達地區或都市周邊農村范疇,邊緣農村尤其是欠發達農村地區研究較少。尤其是西部等少數民族地區,其農村具有地理、文化、經濟等方面的重大差異和特殊性,其關注度有待提高;第三,缺乏模型分析與數量推導,缺乏多學科多方法的綜合視角。現有研究中,以問卷調查法和文獻資料法為主,調研數據處理的方法過于簡單,缺乏模型分析與數理化論證,應在經濟學思想指導下重視數學推導和計量分析的采用;第四,在有關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研究中,對其一般研究較多,有關國內外對比研究等領域較為少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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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程恩富,胡樂明.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5.

篇5

1.1項目爭取難度大，專項經費流失嚴重

我們知道，能不能爭取到項目經費表面上看是憑競爭實力，但是，除了科研實力以外，在實際運行中人為因素影響很大。有項目資金分配、相關資質審批、相關技術認定等權力部門和項目申報單位的關系有時變得很復雜，甚至不擇手段謀取立項支持，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時有發生。有報道稱，中國是個“跑部錢進”的社會，也間接證明了有限項目經費存在流失現象。

1.2資源配置不合理，財務管理難度加大

競爭使弱勢學科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項目經費較少，一些優秀人才無法發揮作用；優勢學科項目多，經費相對寬余，大量的科研儀器設備不能資源共享，甚至閑置浪費，項目資金運行效力匱乏的現象普遍存在。會計人員對項目經費的管理主要還是集中在會計核算方面，迫于預算管理與維護單位利益的壓力，會計監督有時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單位財務管理意識，加大了財務管理的難度[2]。

1.3農業科技貯備少，科研精力投入不足

忽視農業應用基礎研究現象較為普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制約農業科研工作正常開展和水平的提高，是科研成果技術含量和成熟度不高的主要因索[4]。導致農業科技貯備和長遠發展后勁不足。即使在產生直接經濟效益的應用技術和開發研究方面，一些科技精英身兼數職，既是領導，又是學術帶頭人；既是專家，又是評委，整天集中于申報項目、撰寫論文、申請專利和申報各類獎項的競爭當中，導致科技自主創新專注力下降，無法撲下身子搞科研，科技成果也就無法做實、做深、做大、做強。

2.“供給制”的設想與定位

農業科研項目經費的投入不能完全采取“競爭制”，要從農業科研實際出發，不斷研究和探索多元化新的形式。

2.1農業科研項目的特殊性

農業應用基礎研究就是把自然科學或者其它有關基礎學科領域中帶普遍性規律性的理論，變為農業科學的應用理論。主要任務是揭示生物生長發育規律、高產形成、優質低耗、抗病蟲、抗逆性的生理基礎與遺傳規律，拓寬其遺傳基礎，不斷探索育種新途徑、新方法、病蟲害發生規律與防治等理論[4]。不同于一般的工程類、服務類、推廣類等一次性項目，基本上都是與農作物、畜牧業研究有關，具有周期性長、受自然災害影響大、技術成果見效慢的特殊性。基層的農業科研單位接觸農業生產平臺多，需要有長期的、穩定的、一定規模的資金做支撐。

2.2“供給制”預算的設想

所謂“供給制”通俗地講，就是你需要的東西不是你來買而是無償分配給你，如現在部隊的士兵就是實行供給制。這里講的項目經費“供給制”，就是將基層科研單位承擔的農業應用基礎科研工作，所需運行資金按一定標準和方法予以保障。可以通過部門預算的形式納入專項支出預算，無需科研人員競爭性獲取，為科研人員創造寬松的科研環境和擁有相對固定的研發經費提供支撐。

2.3“供給制”預算的作用

農業科研機構作為政府的一類公益性事業單位已得到確認，人員經費在部門預算時已經基本保障到位，但項目支出又沒有資金做最基本的保障，項目經費的“競爭性”，使許多科研人員得不到項目，科學研究無法正常開展，造成科技人才的浪費。實行“供給制”，可以節約大量的申報項目資金成本和競爭性費用；可以為科研人員節省大量的精力，從而有更多的時間關注科研；可以為政府部門集中財政資源，重點投入，從繁重的項目規劃和論證、組織項目申報、檢查、驗收、審計等規定程序中解脫出來，減低政府管理成本，有利于發揮財政資金的效率，有效防止不正之風。

3.幾點建議

政府要建立多元化項目資金投入體系，為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和競爭力提供支撐。投入產出不能急于求成，要給科研人員“自主”研究的空間，引導科研人員兢兢業業搞科研、一心一意謀創新、求真務實出成果，為農業經濟與科技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和條件。

3.1堅持“公平競爭、擇優支持”的“競爭制”為主導

科研人員在項目競爭過程中，需要不斷的撰寫項目申報書，不斷的編制項目可行性方案，不斷的研究許多科技前沿知識和項目技術路線，有利于增強科研人員的科研思考能力；需要依靠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整合優勢資源，吸收不同行業、不同領域、不同地區具有較高研究能力的科技人員組成研究團隊，有利于增強科研人員的協同研發水平；需要想盡一切辦法，把每一個項目盡量做好做優，提升技術含金量和成果，使其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進一步提升自己的社會影響力，為以后競爭項目經費創造更多的有利條件，有利于科技創新整體能力的提高和增強。為此，必須堅持“競爭制”為主導。

3.2創新“供給制”投入模式

雖然“競爭制”優勢明顯，但是，自然界除了的競爭法則，還有互助合作的共生法則。“供給制”在農業應用基礎科研項目方面也具有優勢，農業財政專項資金投入模式要揚長避短，建立多元化項目資金投入體系，要適當增加應用基礎研究經費比例。發揮“供給制”的優勢，使各學科和團隊，在互助合作的共生法則下生存和發展。把農業應用基礎研究項目資金管理權交給農業科研單位，根據自身發展目標和研究任務，進行學科調整，確定資金使用的規模和方向，增強其自主研發能力，通過提升財務管理水平，承擔項目資金風險防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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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述統計需求與統計供給

1.簡述統計需求

近年來，市場經濟在不斷進步與發展，各行業之間都存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所以統計需求就成為市場競爭主體獲取市場信息，分析市場發展前景的關鍵。統計需求包含有效和無效兩個方面的內容。有效的統計需求可以幫助市場競爭主體充分掌握市場信息，只有充分掌握正確的市場信息，才能正確地分析市場經濟，做出正確的、科學的投資決策。

2.簡述統計供給

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定條件下，統計單位去市場進行實時統計，收集市場信息，然后將統計到的信息數據提供給相關人員（政府經濟研究部門或者市場經濟主體），這稱為統計供給。通常情況下，統計主體及統計信息數據的機構主要是政府以及其他相關統計機構。統計供給同樣也分為有效和無效兩種情況。

二、思考與分析市場經濟條件下統計需求與統計供給出現的問題

1.分析統計需求與統計供給中出現的問題

（1）統計需求與統計供給不平衡

近年來，隨著我國逐漸進入市場經濟，并且取得不斷進步與發展，但是針對目前存在的統計供需主體所統計的信息而言，有效供給缺乏。統計主體-政府，注重管理，統計能力大但是統計的信息內容所包含的市場經濟范圍相對小。相比于政府，其他統計機構在進行統計工作時，心有余而力不足，全面統計經濟市場需要的信息相對而言比較難。

（2）不科學的統計結構

統計工作必須要保證信息的全面、準確，所以統計工作所涉及的范圍包括國內外，包括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等等方面，總之要全面展開統計工作，才能保證信息數據的科學和完整。目前統計結構所出現的不足之處，在于其工作展開缺乏科學性，國內信息、公有制經濟信息占據主要結構內容，而其它信息則相對比較缺乏。值得一提的是，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逐漸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在這方面的信息不足。如此不科學的統計結構，會成為統計事業進步和發展的阻礙因素。

三、分析統計需求與統計供給出現問題的原因

1.不完善的統計制度

主要變現在對政府的統計信息數據的重視，而忽視其他民間統計機構。統計工作對于政府而言，只是為了滿足管理工作而進行的，其所包含的信息內容不完全。而其它民間統計機構又由于不能全面掌握信息，產生統計結果不完整、不準確。

2.落后的統計方法

目前統計工作的著重點在于對統計信息數據的事后處理，對于事前預測的關注程度比較低，而且忽視事中的監測。隨著計算機技術的推廣，一些統計部門在進行統計工作時，已經開始運用計算機技術，但是不足之處在于，這些資源信息沒有被充分利用，沒有實現資源共享。

四、分析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統計需求與統計供給出現的問題1.深入改革統計制度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進步和完善，我國現在已經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所以統計制度也需要不斷進步和完善，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全面統計準確的信息內容。所以深化統計制度改革十分有必要，主要包含以下幾個內容：（1）促進政府與其它民間統計齊發展；（2）實現統計工作的信息化、市場化；（3）完善相關法律和制度，保障統計工作的進行。

2.調整統計工作觀念：調整統計觀念，以更好的服務統計事業的發展，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內容：（1）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統計工作服務于政府以及市場主體，為他們提供信息，調整統計供需不平衡的現狀；（2）將統計工作納入到市場競爭機制中，在競爭中提高統計的效率，保證統計的準確性；（3）解決目前存在在統計中落后的方法，把握統計各個階段的工作。

3.實現資源共享，提高信息利用率：

將互聯網信息技術與統計工作相結合，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在不泄露商業機密的前提下，在不涉及個人隱私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統計信息資源共享機制，有效提高信息資源的利用率，減少統計工作的成本費用以及由于掌握信息不完全出現的損失等等問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用戶的信息反饋，適當采取多樣化統計方法，有效減少不平衡的統計需求與供給現象。

例如：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逐漸發展和普遍應用，我們可以利用互聯網采取相關的網絡調查問卷等方法，習慣比之前傳統調查方式，更簡便易操作。同時，可以將傳統統計方法進行改善或者結合應用，比如將整體統計和抽樣調查結合起來等等。

五、結束語

總而言之，隨著市場經濟逐漸進入高速發展時期，統計工作已經逐漸出現不足之處，所以必須深入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不斷完善統計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已經逐漸將計算機技術與統計工作相結合，但是也要注意提高統計工作人員的素質水平。只有不斷思考市場經濟條件下統計需求與統計供給所出現的不足之處，不斷完善這些暴露的問題，才能促進我國達到統計供需的平衡，實現統計信息的準確和完整性。本論文主要分析目前存在的不足，以及分析出現的原因，進而提出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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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五”規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新農村,不僅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同時還要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擴大農村教育、文化、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的供給。目前,農村公共產品普遍短缺。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已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嚴重障礙。因此,著力擴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僅以石家莊市為例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作一調查和思考。

   一、石家莊市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現狀

   長期以來。我國在公共產品供給上實行的是兩套政策,一套政策是城市所需要的水、電、道路、通訊、學校、醫院、圖書館等公共基礎設施由各地財政來提供:另一套政策是農村的公共基礎設施主要靠農民自身解決,國家僅給予適當補助。由于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主要由政府提供,有充足的資金來源,因此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優質的基礎教育、發達的交通、完善的醫療服務以及優美的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農村居民不僅與此無緣。而且在公共產品供給條件遠低于城市的狀況下。還要為享用這些公共產品交費。石家莊市與全國情況一樣,一邊是市政府在經營城市、改善投資環境的激勵下為民辦實事,迅速地提高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水平,使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錦上添花”,讓市民獲得更多、更好的物質利益和精神享受:一邊卻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與城市極為懸殊的態勢,農民要為增加的大多數公共產品供給全部或部分“埋單”。這種供給主體的差異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城鄉公共產品供給水平的巨大差異。 

   1.農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從衛生經費上看,2003年石家莊市財政用于衛生的支出為4.91億元,其中3.32億元投向石家莊市區,占衛生投入總額的67.3%,而用于縣城及農村的只有1.59億元,占衛生投入總額的32.7%,直接投入到農村的衛生資源大概在20%左右,這足以表明,衛生資源配置極不合理。目前,承擔了大量的公共衛生職能的鄉鎮衛生院,由于投入不足。公共服務的能力受到嚴重制約,一些鄉鎮衛生院名存實亡,甚至已不復存在。2003年石家莊市鄉鎮衛生院衛生技術人員有4858人,農村平均每萬人擁有8.5人:市區和縣城擁有23798人.每萬人擁有72人,城市是農村的近9倍。農村鄉鎮衛生院有病床5320張,平均每萬人擁有9張:市區和縣城為20019張,每萬人擁有60張。城市是農村的6倍多。原有的農村合作醫療體制早已不復存在,有些地方剛剛建立起來的新型合作醫療體制也還在探索和完善中,農民成為最大的自費醫療群體。農民不愿看病、看不起病,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大量存在。 

   2.農村社會保障像蜻蜓點水。目前,石家莊市市區已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除企業和職工個人要繳納社會保險費外,市財政每年還要給予大量補助。2003年市財政支出中,社會保障補助4.3億元,其中3.54億元用于石家莊市區,占社會保障補助總額的82.3%,0.76億元用于縣城及農村,僅占社會保障補助總額的17.7%。城市人均161元,農村人均11元(其中還包括農村特困戶救濟和優撫軍烈屬等),相差將近15倍。石家莊市社會保障體系覆蓋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還沒有延伸到農村。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已基本實現全面覆蓋,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56.7萬,僅占農村人口的9.2%,主要集中在石家莊市區周邊縣、市,其他縣、市特別是貧困縣,農村人口參加養老保險的幾乎為零。城鎮職工失業保險參保人數達84.4萬人,失業保險覆蓋率為95%:農村根本就沒有失業保險。2003年統計資料顯示,市財政為向低保和下崗職工發放補助和生活費共支出2.2億元。其中95%以上都用在城鎮,全市有7.65萬人接受城鎮最低保障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率100%;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都是由縣、鄉、村三級負擔,由于資金來源的拮據而使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大打折扣。在保障標準上,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別。石家莊市的低保標準為205元,而靈壽、贊皇、行唐、元氏、井陘僅為125元。這也只限于縣城的職工.許多縣市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約有34%的農村貧困人口得到了救濟,但人均救濟款不足百元。 

   3.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捉襟見肘。2003年的資料顯示,石家莊市轄區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3440.91元,而最低的一個縣僅為560.89元.市轄區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是該縣的6倍:市轄區生均公用經費額為1470.98元,而最低的兩個縣分別為0.4元、2.27元.市轄區生均公用經費額分別是這兩個縣的3677倍和648倍。全市有相當部分的中小學是完全依靠學生的學雜費在支撐運轉。在農村教育經費較低的情況下,農村義務教育的師資、教學設施及其他條件與城市無法相提并論。城市小學的升學率100%,而農村小學的升學率為98%;初中的升學率,城市98%,農村僅為68%,農村比城市低30個百分點。由于農村教育落后,使農村從業人員中文盲和半文盲占1.9%,小學文化程度占24.1%,初中文化程度占44.6%,高中文化程度占19.6%,中專文化程度僅占1.9%,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僅占0.8%。勞動者素質低下必將影響到新農村建設進程。 

   4.基層農業技術推廣無能為力。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在農業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石家莊市農業推廣系統長時間處于“有錢養兵、沒錢打仗”的尷尬境地,鄉鎮的一些農業技術員早已挪做他用。農業技術推廣、引導農民科學種田、科學施肥、有效防治病蟲害、提高農作物的品質,已成為紙上談兵,不得不靠上級部門的“科技下鄉”活動來推動。據調查,2003年石家莊市財政支出79.7億元,支農資金約為2.4億元,僅占財政總支出的3%。低于全國4.7%的水平,用于農業技術推廣的資金更是少的可憐,據調查資料顯示,石家莊市近60%的農業技術推廣機構沒有業務經費。由于農業技術推廣不到位,石家莊市農村的廣大農民無法及時得到有關的信息和技術。因而在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方面,仍然采取傳統的粗放式的增長方式,不計成本、不考慮投入,這也正是造成石家莊市農業效益不高、農民收入低、農村地區生產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陷的負面影響 

   公共產品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對于農業的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生產力增長緩慢,農民增收幅度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農業投資效益降低,農業不能獲得平均利潤率造成的。目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不足給農業以及農村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1.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城鄉差異,是“三農”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公共產品是體現社會公平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實現社會利益公平分配的一個重要途徑。公共產品供給不均衡。所反映的是公共資源的分配不均,這實質是制度設計的不平等。長期以來,地方政府“重城市輕農村”,規避對農村公共品的供給責任。在現行公共品供給體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資源投到了城市,農村中本來應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或由政府與農民共同承擔的公共產品成本卻完全由農民承擔。本來應該由上級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卻通過上級政府轉移事權交由下級政府提供,最終落到鄉鎮政府和農民頭上。農村公共產品政府提供責任主體的缺失,通過供給責任的層層推卸,農民自己不得不充當公共品的提供主體,在農民收入水平很低、收入增長緩慢且在承擔了各類隱性和顯性負擔后,還要用其有限的收入支付公共產品的成本,從而進一步降低了農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使農村貧困人口終年處于貧困狀態。公共產品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已構成了私人產品生產成本的一部分,它的供給水平及獲得的難易程度決定著私人生產成本的高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惡化了農村的發展環境,增加了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嚴重影響了農村私人產品的產出效率和市場競爭力,已成為我國“三農”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所以,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陷不僅使農民的負擔加重,進一步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造成惡性循環。當前,“三農”問題成為困擾政府、學界及業界的難題。其實,解決“三農”問題,建設新農村的關鍵,就是要以人為本,優先解決廣大農民生存、發展所面臨的基本問題,建立一種公平合理的城鄉協調發展制度,讓農民同城市居民在權利與義務方面享有同等的生存權、發展權。

   2.公共品供給制度的城鄉差異,影響了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首先,對城鄉居民實際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的影響。由于消費包括個人消費和公共消費兩個方面,當溫飽問題解決之后,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往往更加依賴于公共消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公共消費明顯要高于農村居民,如加上可支配收入巨大差距,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就顯著高于農村居民。在這種狀況下,農民要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就必然要求政府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其次,對城鄉居民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受教育的程度、醫療保障水平、社會保障水平等因素直接決定人力資本的積累。在受教育程度與醫療保障水平、社會保障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約束的情況下,農村居民在這些方面公共消費的顯著差異會使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積累明顯低于城市居民。而個人收入又是人力資本價值的實現,所以。人力資本積累的差異又決定了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又直接決定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再次,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公共產品供給差異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從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增加生產成本。比如,沒有良好的水利設施,就會增加灌溉成本;沒有良好的交通設施,就會增加運輸成本。二是減少農民對農業的投入。比如,對農民不合理的制度,不僅直接加重農民負擔,而且會降低農民對農業生產的積極性,直接減少對農業的投入。三是降低農民抗風險的能力。比如,氣象與市場信息等服務差就會降低農民抗自然風險和經濟風險的能力。總之,公共產品供給差異的存在降低農民私人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加劇了農村資本、人才的外流,形成農村經濟活動的高成本運行,農業競爭力下降,農村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條件和能力,妨礙了農民的增收、農村的進步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這將嚴重影響新農村建設的進程。 

   三、加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思路 

   1.把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作為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已嚴重制約了我國農村居民生存、發展、健康、文化娛樂等多層次和多樣化需求的滿足,也影響了農村居民生活綜合質量的提高。甚至在不少地區,“行路難、就醫難、上學難”等基本問題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礎設施,仍不能消費現代家用電器,使用現代通訊手段,享受現代文明帶來的新生活。農民在生產生活中因為公共品供給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從而造成生產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況十分普遍和嚴重。改革開放后,大多數集體經濟已日趨弱化,農村稅費改革以后,中央補貼農民的思路恰恰又是直補到戶,所以,靠集體經濟無法解決農村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問題。因此,新農村建設的核心應該是立足農村,從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角度來打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思路。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給公共產品的辦法,為農民提供廉價公共品,使農民在受教育、醫療、保障、文化娛樂、衣食住行等方面切實得到實惠,這是保障農民的根本利益,改變農民生存環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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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會計領域中造假現象愈演愈烈，已經撼動了會計誠信基石。如何重塑會計誠信，遏制會計造假，不僅要加強法律、制度和規則建設，而且必須積極倡導誠信精神，建立會計誠信體系，才能提高會計誠信度。

1 會計誠信的重要性

會計誠信體系建設是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保證會計信息真實可靠是會計從業人員的基本職業道德和行為準則。但是，伴隨“銀廣廈”事件、“藍田股份”事件的出現，會計造假、會計信息失真的現象卻愈演愈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是建設現代市場體系的必要條件”，如果會計誠信問題得不到解決，其“不和諧”因素必然會阻礙和諧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

2 會計誠信缺失的原因

2.1 信息不對稱是導致會計誠信缺失的前提

信息不對稱是指市場經濟的活動主體享有不同的信息。一般來講，會計信息的制造者都會直接參與公司的運作管理，并控制著企業經濟活動的全過程，且擁有企業內部的各種信息。而多數會計信息的使用者則不能直接參與企業的生產、經營，只能靠會計信息制造者提供的信息來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這就造成了會計信息的制造者與使用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會計信息的制造者可能違反誠信原則，向使用者提供虛假的會計信息。

2.2 民事賠償機制不健全，違規成本低是會計失信的動力

在當今成熟的證券市場，上市公司欺詐性的信息披露行為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其中就包括高額的民事賠償，往往令違法者賠得血本無歸。在我國，《證券法》對股票發行人未按有關規定披露有關信息，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有重大遺漏規定了行政和刑事責任，但沒有提到民事賠償問題，難以使違規者受到嚴厲的經濟處罰。正因為違規所獲得的收益遠遠大于違規所付出的成本，這就為不法分子“冒天下之大不韙”添加了動力。

2.3 注冊會計師審計缺乏獨立性，監督不力，是導致會計誠信危機的直接原因

注冊會計師在客觀上需要他們維持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行秩序，保護社會公眾的經濟利益。但是，近年來國內外發生的一系列審計失敗案件卻使我們大失所望。不論是安然事件，還是銀廣廈事件，莫不與獨立性問題相關。審計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的獨立性，獨立性是審計的靈魂，沒有獨立性就沒有審計。注冊會計師職業規范要求它在形式上和實質上都獨立于審計委托人和被審計人，而在現實工作中要完全做到這一點卻很難。通常會計師事務所同時為同一客戶提供審計和會計咨詢服務，會計師事務所從被審計單位獲取豐厚的咨詢收入，損害了注冊會計師審計業務的獨立性，從而也使會計信息失真成為了必然。

2.4 公司制度缺陷是我國會計失信的根本原因

我國大多數上市公司都是由國企改制而來，由于改制不徹底，上市公司未能建立有效的制約機制，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較突出的問題。第一，國有企業“一股獨大”現象嚴重，股權結構不合理。我國的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由國有集團公司絕對控股，股東大會就成了大股東會議，由大股東說了算，這樣就很難保證廣大中小股東的利益。第二，董事會、監事會存在缺陷。董事會、監事會存在缺陷主要表現為缺乏必要機制來保障全體董事嚴格遵守義務，維護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第三，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存在缺陷。上市公司與控股股東在人員、財務、資產、機構、業務上沒有實現真正分開，導致上市公司被大股東操縱，從而造成控股股東損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東利益。這種公司制度的缺陷嚴重制約著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是會計信譽度低的根本原因。

3 會計誠信缺失的對策

3.1 建立會計信用中介機構，完善會計信息的供給制度

建立會計信用中介機構，審核供給者的誠信度和會計信息的質量，并據此評出信用等級，這給了誠信供給者一個展示自己的機會。完善會計信息的供給制度，這包括會計信息的披露、對會計信息的審核和對供給者的監督，以保證所提供會計信息的質量。

3.2 建立民事賠償機制，提高會計失信成本

建立民事賠償機制目的在于抑制供給者獲取不正當得益的愿望，如果供給者提供虛假會計信息，給會計信息使用者造成重大損失的，使用者可以起訴供給者，要求懲罰并給予賠償。同時，借鑒外國成熟經驗，結合我國實際情況，修改完善相關法律和規章，加大對造假者的處罰力度，建立民事賠償機制，使其造假的預期成本遠遠大于其造假的效益，使造假者無利可圖，切實從根本上防止造假信息行為。

3.3 加強注冊會計師職業道德管理，建立誠信檔案

注冊會計師信用體系，應包括:以《注冊會計師法》和《會計法》為指導，以獨立審計準則和企業會計準則為核心的法律、法規體系;以中華傳統美德為基礎，以注冊會計師職業道德為中心的職業道德教育體系;以內部行業自律和外部監管相結合的監管體系;以檢查指導和檔案管理相結合的職業道德管理體系。為保證注冊會計師職業道德準則的實施，應當設立專職機構或人員對執業機構和執業人員履行職業道德準則情況進行檢查，把優秀的和不良的都記入誠信檔案，作為獎優罰劣的依據，提高注冊會計師履行職業道德準則的自覺性，保證做好各項工作。

3.4 注重會計文化建設，培養會計誠信氛圍

會計文化的建設是培養會計誠信的根本。會計文化主要指會計人才培養、會計實務操作人員的繼續教育、企業財務管理人員等與會計相關的各類人員的教育上，注重誠信與道德品質方面的培養、考核和評價。此外還需與企業誠信、個人誠信建設相結合。

3.5 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健全內部會計控制體系

會計誠信建設，在明晰產權的基礎上，必須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有效控制和引導經營者的行為。企業治理是確保會計信息質量的內部制度安排，為此必須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結構，建立政企分開、產權明晰、責權明確、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同時完善公司內部會計控制體系，規范公司財務行為。

總之，誠信是市場經濟的基石，是會計執業機構和會計人員的立身之本，所有會計人員只要真正做到“誠信為本，操守為重，遵循準則，不做假賬”，保證會計信息的真實、可靠，一定會建立一個信息和信用有機統一的會計誠信環境，擺脫目前所面臨的會計誠信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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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農村公共品 農民收入 影響

一、農村公共品供給與農民收入的理論評述

1．關于農村公共品供給有效性的研究

農村公共品的供給問題一直受到了很多學者的關注，其研究主要從農村公共品供給對農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農村公共品供給的效率以及如何解決農村公共品供給的不足等問題入手。林毅夫（1999）認為，政府應當大力加強農村公共品投入，通過發動“新農村運動”，既可以刺激內需，又可以有效改善農民生活水平。吳孔凡（2006）認為農民對已有的公共品評價不高。由于在公共品決策中農民受益主體的沒有參與使有限的公共資源難以生產出符合農民真實需求的產品或服務。張應良、王釗（2006）通過制度邏輯分析的視角得出，只有通過相應的制度安排，并建立對應的實施機制，才能保證鄉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有效。賀雪峰（2009）認為當前解決我國農村公共品不足問題的方法，一是充分發揮農村的民主，讓農民表達自己利益；二是強化村社集體的力量。

2．關于農村公共品與農民收入關系的研究

關于農村公共品與農村收入關系的研究近些年來才引起我國學者的關注，尤其是在我國城鄉二元經濟體制下農村公共品的供給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王國華（2004）從增加農民收入的角度提出必須關注農民對公共品的需求，建立起完善的農村公共品體系。鄭英寧、郭江（2007）認為農村的教育及醫療衛生水平對提高農民收入具有促進作用，而農業基本建設和農村生活基礎設施的供給狀況卻制約著農民收入的提高。陳東（2008）、唐國華（2009）提出長期以來農村公共品供給的短缺是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重要原因。唐國華（2009）還并不是所有公共品的供給具有相同的效應。鄢奮（2010）以福建省為例研究農村公共品得出的結論是，農村稅費改革前，農村公共品籌資方式增加了福建農民的負擔，而其籌資方式的改革增加了福建農民的收入。

由現有文獻看出，學者對我國公共品與農民收入問題的研究非常豐富，但大部分學者的研究重點是如何增加農村的公共品，減輕農民的負擔，目前對農村公共品與農村當地的產業發展聯系的研究尚少，尤其是對于貧困的地區公共品的供給如何通過產業傳導促進經濟發展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本文就是在此基礎上展開研究。

二、農村公共品供給與農民收入關系的理論分析

由經濟理論和現實我們可以得出，農村公共品的供給與農民收入的增長之間是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關系。

1．農村公共品的供給對農民批收入的影響

農村公共品的供給對農民收入的影響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農村公共品充足的供給會為發展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奠定一定的物質基礎；有效的農村公共品供給制度有利于減少農民的生產成本，減輕負擔。發達的交通網絡、及時的技能培訓等有助于農民掌握多方面的信息，降低生產成本，實現穩步增收；農村公共品充足的供給會改善農村的投資環境，促進農村勞動力的就地轉移。

2．農民收入的增加對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反作用

農民收入的不斷增加會伴隨著對農村公共品需求的不斷增加，促進農村公共品的供給：農民收入的增加會增加農民對公共品的需求。農民收入的增加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農民下一步投資的欲望，投資欲望的增加必然會增加對公共品的需求；農民收入的增加會促使公共品的供給多樣化。

按照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做出以下假設：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增加會給農民收入的增加帶來正面的效應，兩者是相互促進的。

三、數據的選取與實證分析檢驗

1．變量的說明及數據的來源

研究樣本是重慶開縣，開縣是國家級貧困縣，也是國家和市級扶貧的重點對象，本文采集的是從2001-200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采用實證分析的方法，被解釋變量選定為開縣不同年份的農民人均純收入，解釋變量為開縣的行政村公共品供給情況。解釋變量具體設定為行政村通公路比例（WT）、通電比例（LT）、通電話比例（PT）、通廣播電視比例（TT）、有衛生室比例（HT），其他相關變量假定為不變并放入隨機擾動項μt。

數據及資料大部分來源于實地調研數據，由重慶市開縣扶貧辦提供，部分來源于《重慶統計年鑒》及重慶市經濟社會發展數據庫等官方網站。

2．模型的選擇與研究方法

根據對農村公共品供給與農民收入的理論關系的分析，并借鑒Cobb-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建立模型：

lnYt=β0+β1lnWT+β2lnLt+β3lnPT+β4lnTT+β5lnHT+μt

其中Yt表示t年的農村人均純收入，Wt、Lt、PT、TT、HT分別表示行政村t年的通公路比例、通電比例、通電話比例、通廣播電視比例、有衛生室的比例，μt表示隨即擾動項。β0，β1，β2，β3，β4，β5是有待估計的回歸參數，其中β1，β2，β3，β4，β5作為彈性系數，分別表示的公路、電、電話、廣播電視、衛生室的改善對農民收入的不同程度的影響。

運用時間序列分析的相關模型，并運用Eviews軟件的OLS估計方法，對模型進行估計；然后對模型進行檢驗，采用首先運用T檢驗與F檢驗進行參數的檢驗，其次就是計量經濟的檢驗，主要包括多重共線性、自相關性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最后就是對檢驗結果進行分析得出檢驗的結果。

3．估計結果與檢驗

運用Eviews5統計軟件對上述計量模型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LNYT = -17845.18+ 165.89LNWT105.3LNLT + 98.17LNPT +385.02LNTT - 317.31LNHT ①

（-9.54） （1.91） （-2.42）（2.58 ）（4.61）（-9.16）

R2=0.994491 DW=2.782371 F=108.3049 T=9，（2001-2009）

以上估計結果顯示，R2=0.994491，調整的R2=0.985308可決系數較高，F檢驗值108.3049，說明模型整體對樣本數據的擬合度較高，總體顯著性也比較好。

（1）多重共線性檢驗

通過OLS估計結果看出，模型解釋變量的T檢驗基本上是顯著的，所以解釋變量的多重共線性不嚴重，不會對模型的解釋力產生很大的影響。

（2）序列相關性檢驗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基本假設就是模型的隨機干擾項相互獨立或不相關。如果隨機干擾項違背了相互獨立的基本假設，成為存在序列相關性。從上面的檢驗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模型DW為2.782371，從檢驗的結果我們可以推測隨機誤差項存在負的序列相關，但是從模型的總體顯著性可以看出序列相關性不是很嚴重，不需要進行修正。

（3）格蘭杰因果檢驗

用EVIEWS5統計軟件分別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得出：在5%的顯著水平下，F的所有統計值都大于0.05，即F檢驗通過了，所以接受被解釋變量LNYT不是解釋變量LNWT、LNLT、LNPT、LNTT、LNHT的格蘭杰原因，也接受解釋變量LNWT、LNLT、LNPT、LNTT、LNHT不是被解釋變量LNYT的格蘭杰原因。

四、結果分析與政策建議

1．結果分析

從以上估計可以看出，模型的解釋能力比較強，這說明了開縣農村公共品的供給對當地農民的增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又從Granger因果檢驗的結果可以看出，開縣農村公共品供給不是當地農民增收的Granger原因，同時農民增收也不是農村公共品增加的Granger原因。由此，雖然近年來開縣只是單純的公共品的增加，并沒有和農民的增收產生協調互動的關系。

進一步挖掘，農村公共品的供給給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改善了當地的基礎設施條件，但是現階段公共品的供給首先滿足的是當地農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基本人權需要等，如道路的修建、不斷改善的醫療保健水平，對當地經濟的拉動力較弱，造血功能不足，嚴重影響了當地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與農民的增收。

2．政策建議

（1）逐漸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加大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政策傾斜力度

長期以來，重城輕鄉的政策，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所以，要改變重城市輕農村的財政政策。還須從根本上改變非均衡的城鄉公共物品供給制度，由依靠農民自身解決向以國家為主的政策目標過渡，讓農民真正享受到公平的國民待遇。

（2）重點深化對貧困區的公共品供給的扶持

地區越落后，其農村公共品的正外部性越小，落后的基礎設施無法支撐現代農業的發展，更無法形成產業的集聚。所以政府應給予更多持續性的支持和補貼，加大對該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充分發揮出公共品的經濟傳導功能，使公共品供給的增加能很好的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促進農民收入的增加。

（3）在政府的引導下，建立起農民需求導向型的農村公共品供給模式

當前，開縣的農村公共品供給的效率不高，并且與農民需求不相吻合。雖然整個開縣的農村公共品供給雖然在逐年增加，但是其供給數量和類型基本上是由上級政府或基層組織來決定，農民的需求沒有及時地得到響應。所以政府要充分聯系當地的實際情況，從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出發，發掘農村公共品的增加對農民增收的促進作用。

（4）在政府的引導下，農村公共品要逐漸實現多元化供給

開縣基層組織和村級組織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較差，農村公共品供給渠道較為單一，供給模式比較僵硬，不利于當地經濟的發展。所以，應該逐漸形成政府、企業（第三部門）、農民“三管齊下”的共同投入的新模式。政府逐漸退出公共品供給主體地位，主要起到引導作用；同時，逐步采用一定的社會獎勵或經濟獎勵的方式引導與當地資源及產業相關的企業入主提供公共品。一方面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環境，改善農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提高企業的社會效應與經濟效應，又促使企業下一次的投資，實現公共品供給的多元化。

基金項目：本文受重慶市軟科學項目（CSTC，2009CE9016）資助。

參考文獻：

[1]劉明明.安徽省農村公共品供給與農民收入關系研究.碩士論文.2010.

[2]陳萬龍.促進農民增收的公共品供給政策研究.博士論文.2008.

[3]鄢奮.農村公共品供給對農民收入影響分析―以福建省為例.東南學術.2010(3).

[4]王國華.農村公共品供給與農民收入問題研究.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4(1).

[5]李燕凌,曾福生.農村公共品供給農村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分析.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8(8).

[6]唐國華.農村公共品與農民收入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

[7]陳萬龍.農村公共品供給與農民增收關聯分析.經濟分析.2008(6).

篇10

雖然近年來政府已經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方面給予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如取消農業稅、免除義務教育學雜費、出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等，這些政策的實施的確助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質和量有很大保障，但是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問題依然存在。

二、柯橋區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現狀研究

在原計劃經濟體制驅使下，政府幾乎包攬一切社會公共事務，這就形成了單中心管理模式。在該模式下，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給由國家承擔，而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主要需農民自己“埋單”，政府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的職責存在“缺位”現象。就柯橋區（原紹興縣）而言，雖然柯橋區是中國經濟十強縣，又通過近些年強鎮擴權方式，將財事權下放給鎮級政府，使鎮級政府有能力不斷加大其鎮域內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力度，提高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義務教育等領域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效率。但是柯橋區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仍存在供給總量不足、供給結構不合理、供給模式不科學等問題。

（一）供給總量嚴重不足

在農村社會保障方面，與城市相比，農村很少有人參加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等；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城市居民已經能享受到相對完善優質的基礎設施，比如游泳池、社區健身休閑娛樂所等，但是柯橋區的個別農村，如稽東鎮的交通還不便利、不能統一飲上小舜江水等情況仍然存在；農村教育基礎上來看，農村諸如師資力量薄弱，教學器材陳舊、圖書量不足、班額過大等問題的存在，嚴重制約了農村教育的發展和教育公平的實現。在很多層面，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存在“供不應求”的問題。

（二）供給結構不合理

在純公共物品上，由于政績考核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也因為政府偏好的存在，為追求政治目標和經濟利益最大化，而追求短期目標。鄉鎮政府在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上存在“左右失衡”問題。對于一些能夠展示地方政府政績（即“硬”指標）的公共物品的供給過剩，如村村通公路，家家安數字機頂盒等，但卻疏于事后的維護與管養。在一些村莊中，公路成了龍須溝、電線線路老化、電線桿歪歪斜斜等情況經常出現。目前開展高科技農業情況下，農民當前急需的農業科技信息、培訓等方面的提供卻嚴重不足。

（三）供給模式不科學

由于上級政府下決定，下級政府來執行的這種“自上而下”政府決策機制存在，越是基層的政府要負擔的事權也就越大。目前又按照著各級政府成本分攤：物質成本由鄉鎮的各項臨時收費、攤派分擔，使得基層的財政負擔過重。造成事權大于財權的基層政府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能力有限，不足以滿足農民的日常公共物品，也更不可能追求公共物品的多樣化。

（四）供給效率低下

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對稱、行政體制改革的滯后、監督體制的不健全，上級政府和農民信息雙向傳遞上阻礙較多。從農民向上級政府反饋角度看，信息傳遞鏈越長，信息失真程度就越高，導致上級政府無法準確獲得農民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而從上級政府向下提供公共物品角度看，上級政府經過層層下撥的中間環節較多，公共資金就越被剝削，公共物品數量和種類也不斷減少；另一方面，在不同鄉鎮由于公共物品外溢性的存在，每個鄉鎮誰也想搭便車，坐等漁翁之利，從而加重農村公共物品無效供給。上述兩大原因導致了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低下。

三、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不合理的城鄉分治的公共物品二元供給體制

在國家重城輕鄉的政策背景和挖農補工的非均衡發展戰略下，城鄉二元供給體制一直在影響著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4]在農村，許多與農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公共物品在很大程度上需由農民自己“埋單”，政府只是給予一定比例的補助，這其中一大部分本應由政府來承擔的費用無形中轉嫁給農民，導致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數量不足、質量不高。城鄉分割的公共物品供給體制不僅挫傷農民的積極性，而且使農民的壓力不斷加大。造成城鄉差距擴大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能順利開展。

（二）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主體問題的存在

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主體單一、職責不清。由于農村公共物品具有自身特點，加之市場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上影響甚微，私人部門和第三部門等主體的作用未被挖掘出來，使得政府成為公共物品單一供給主體。另一方面，由于在實際中各層政府在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職責未被科學合理劃分，一定程度上造成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主體的“錯亂缺位”。“財權上交，事權下放”的存在，越基層政府承擔的事權過重，享受到的財權過少，致使農民不能享到盡多和豐富的公共物品。

（三）自上而下的供給決策機制的影響

“自上而下”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模式并未充分考慮到公共物品使用者的需求狀況，難以達到公共物品的最優供給。在這種模式中農民很難表達自己的意志，也對公共資金濫用、公共物品供給不透明、暗箱操作等狀況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如柯橋區于2001年進行了鄉鎮撤擴與改革，但是這就造成了干部人浮于事，增加了財政的支出，然后并沒有提高對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

四、多中心理論視角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制度的構建

奧斯特羅姆夫婦共同創立的多中心理論可以說是針對單中心治理思想提出的，奧斯特羅姆夫婦提出了另一只“看不見的手”，意味著在進行社會公共事務中，除政府主體外，還包括政府、市場、第三部門等在內的多個主體，在一定的規則約束下，各個主體可以發揮自身優勢，以多種形式共同行使主體性權力。在公共物品供給這個特定領域，多中心理論強調公共物品供給結構、供給方式和規則等需要多元化。

基于多中心理論，完善柯橋區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制度，通過多元供給主體（政府、市場和第三部門）在協同機制的作用，促使資金來源渠道多元化，并通過多元供給方式可以有效提高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和效益。與此同時，在這個過程中需要良好的監督評價機制做保證。基于多中心理論視角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主要模式如下圖所示，

（一）多元供給主體

1、政府。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難免會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車”現象，此時不能完全按照市場規則下的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供給。而出于政府的基本職能，提供那些市場供給失靈的農村公共物品無可厚非。[5]尤其在兩大類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上政府應該主動并且承擔這個責任：一是諸如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社會保障等農村基礎設施方面的純公共物品；二是諸如電網、自來水等排他成本高的準公共物品。當然要強調的是政府只是在市場、第三部門等其他主體不能有效發揮其作用時才提供公共物品，同時，政府轉交的只是服務項目的提供，而不是服務責任的移交。[6]

2、市場。政府行政官員的“理性經濟人”動機使得在提供公共物品時，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自利傾向，因而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可能存在“失靈”現象。同時隨著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物品無法滿足多樣化消費需求。這些原因都促使市場能在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過程中發揮作用。最后由市場的特性決定，能對資源進行有效配置，能提供一些產權歸屬明確、具有排他性特征的農村公共物品，如小型水利設施、農用固定資產等。

3、第三部門。第三部門又可稱之為非盈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它是介于政府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一個部門。當前農村中已經有諸如農村老年協會、婦女發展類民間組織、農村民間金融組織、農民工協會等第三部門，這些第三部門發揮其自身優勢不但可以彌補政府在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過程中的缺位，解決政府管不了、管不好、又不愿管的事，也能對市場失靈作出積極回應。因此，第三部門理應與政府相互合作，與市場共同作為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主體。

（二）資金來源多元化

當前，農村公共物品出現供給不足的現狀，主要是因為農村公共物品的資金來源渠道狹窄，過于依賴政府的撥款。當政府不能有效的支配足夠的資金時，就必然導致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不足，提供的公共物品不能保質。因此，保障資金來源多元化極其重要。與多元供給主體相對應，農村公共物品的資金籌集模式應該采取政府財政投入、市場籌集和第三部門彌補相配合的多元籌集模式。首先，鄉鎮機構的責權利相統一，能有獨立的預算權和財政支配權；其次，明確中央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的財政職能，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第三，在明確產權的前提下，通過采取私人供給、政府給予適補貼等方式吸引民間資本投入農村準公共物品。

（三）多元供給方式

考慮到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現狀，有以下幾種供給方式可供選擇：一是政府直接供給方式，即由政府作為供給主體之一，直接向屬于本級職責范圍的農村提供公共物品。二是政府委托除政府部門以外的私人（或團體）的供給方式。在公共基礎設施供給中私人與政府通過公私合營的伙伴關系，一起供給某些農村公共物品。政府以合同承包、特許經營等方式在規范條件下把公共物品供給轉讓給私人經營。三是政府與私人（或企業）合作的供給方式。政府通過補貼的方式，鼓勵私人或企業參與提供農村公共物品事業中來。

（四）多元運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