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教師意識形態風險點，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意識形態陣地管理

對自身的心理體育與健康學院的意識形態陣地管理相對于學校內的其他學院有特殊性，因學生均住于廣西師范大學雁山校區，在師大校園內進行陣地建設較為困難。但在廣西師范大學的協同管理之下，學生受安全防范、生活指導等方面的教育宣傳程度能保持與廣西師范大學學生保持同步。在線上意識形態陣地建設方面，學院每學期按照學校要求進行新媒體平臺信息登記，和學生進行詢問排查有無在校園內出現一些不良的微信、QQ群。

1、新媒體和自媒體平臺管理

形勢研判：在師生及輿情員的監督下新媒體和自媒體平臺出現意識形態和安全穩定問題的威脅可能性小。

風險點：學生加入一些傳播不良信息的群聊，受不良信息危害。

解決辦法：定期通過學生輿情員了解學生近期思想動態。

2、學生參與社團的管理

形勢研判：學生參與漓江學院各社團的情況較其它學院數量較少，部分學生會參加師大的社團活動，出現意識形態和安全穩定問題的威脅可能性小。

風險點：學生參與師大的社團，學院缺少了解和監管。

解決辦法：目前體育與健康學院在匯總統計學生在師大參與各類社團及成為學生干部的情況。指派社團聯干部與團總支學生會成員協助關注該部分學生群體。

二、師生教育教學管理

體育與健康學院把安全維穩工作實抓細抓落地，按學校規章管理制度做好師生教育教學管理工作。

1、對于教師教學管理和師資隊伍建設方面

形勢研判：目前教師教學管理出現意識形態和安全穩定問題的威脅可能性小。

風險點：外聘教師的監管問題、新入職教師監管問題。

解決辦法：體育與健康學院每學期定期召開外聘教師交流會議，同時嚴格外聘教師任課資格審查，各教研室定期開展查課活動，每學期開展學生交談會議，了解老師上課情況。

加強黨總支委員對新入職教師的溝通工作，指派黨總支委員一對一了解新入職教師的思想動態和工作生活，促新進員工較好的適應工作，了解述求。

2、對于學生教育管理方面

形勢研判：學生管理工作時刻不能松懈，隨著冬季到來，學生宿舍內的違紀行為照以往會上升，需進一步加強學生宿舍的管理。

風險點：學生不服從管理在師大雁山校區違紀，給漓江學院帶來不良影響。

對策措施：輔導員通過周末晚例會，每周各年級統一主題開展教育活動，從2020年6月份至今體育與健康學院在符合廣西師范大學及疫情防控的要求之下，一直堅持每周線下課堂晚例會，對于畢業班學生每周一直堅持線上晚例會，做到學生日常教育的全覆蓋和重質量。

三、對于特殊群體的管理

體育與健康學院建立《特殊關注及跟蹤人群臺賬》，對可能引起和發生問題的學生或已經發生問題的學生情況進行記錄，提醒輔導員定期關注該部分學生并談心談話，對于已發生處理的事件問題對處理辦法進行記錄，吸取成功經驗。

形勢研判：目前體育與健康學院特殊群體中首要需要處理的是“趙鳳嬌”事件。趙鳳嬌于2020年6月份在上課時被同班同學的鉛球砸到腰部，該生哥哥在向學校索取賠償，賠償金額加醫藥費約為2萬，并且該生哥哥認為此次事件為校園安全事故，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教師在上課時已做好安全提醒，砸人學生未按老師要求砸球，并且出現脫手。

風險點：趙鳳嬌及其家長因在校被鉛球砸傷來學校引起沖突和社會不良影響。

對策措施：目前體育與健康學院正在積極的和砸人和被砸學生及家人溝通，已通過黨政事務部與法律顧問，在趙鳳嬌的和解協議上進行修改完善。在處理這一事件上如能和解是最好，如果被砸學生不支持和砸人學生的和解協議，則下一步走法律訴訟程序。

四、對于輿情的管理

建立《體育與健康學院輿情事件臺賬》。自2019年5月份起，體育與健康學院對每月學院發生大小輿情事件進行記錄，了解事件處理辦法、引起原因、造成后果，不斷的在事件中吸取經驗，加強學生輿情管理，同時設置各班級年級輿情員，輿情員教師，學生輿情員為各班各年級心理委員，輿情員教師為郭時駿。

形勢研判：體育與健康學院發生重大輿情事件的可能性較小，但小范圍的輿情事件發生可能性較大，近期需要多方面關注、了解學生生活學習。

風險點：體育與健康學院教職工目前處于兩地辦公的情況，學生與輔導員、老師之間的溝通較其它學院來說有一定不便，學生突發輿情事件的反應可能會較慢，在醞釀、發酵中的輿情事件可能不易發現。

對策措施：繼續發揮宿舍黨小組作用，了解學生宿舍生活。同時結合輔導員查寢，班級輿情員關注、宿舍長QQ群，多方面、多渠道了解學生出現的問題。

五、轉設期間的焦點問題

體育與健康學院相對其它學院師生對于專設的關注度明顯較高，主要原因為體育與健康學院學生均住于廣西師范大學雁山校區，大量外聘老師來自廣西師范大學，專設問題更加密切的聯系到了學院內老師的教學和學生的生活。

形勢研判：對于學生方面，各年級輔導員已經收集了學生的問題，輔導員們統一口徑對于能回答的問題進行了統一回答，學生目前尚未有發生不良輿情和行為的趨勢。教職工方面，目前教職工對于轉設的關注度較高，但尚未有發生不良輿情和行為的趨勢。

風險點：教師因轉設而離職，學生因轉設發表負面言論。

篇2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取得了飛速的發展并迅速普及開來，網絡日益成為人們了解信息、學習知識、體閑娛樂的重要渠道和載體，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互聯網在給人們生活帶來便捷的同時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一、信息網絡化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互聯網這一新生事物在發展的過程中不僅展示了其巨大功能同時也暴露了其不足之處。首先，互聯網拓展了信息的傳播空間。信息的傳播媒介由傳統的報刊、廣播、電視擴展到以網絡為基礎的博客、QQ、微博、微信等新興客戶端并廣為人們所使用，擴大了信息的傳播空間。其次，互聯網增添了人們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新渠道。人們的參政議政由之前的主要通過電話、信函、傳真等到當下主要通過網絡，民主渠道的擴寬和參與方式的便捷更激發人們參與政治生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再次，互聯網豐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素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宣傳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主渠道，而互聯網為當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網絡上存在大量的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資料可供教育者選擇和運用，新材料的運用能有效激發起受教育者的興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

我們接受互聯網帶來的便利更要注意規避風險。首先，西方國家霸占著互聯網界的話語權，威脅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由于互聯網發端、興起于美國，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控制和管理互聯網及信息上占有絕對優勢。相關資料統計“互聯網上97%的信息是出自西方發達國家的英文信息，其中美國的網上信息量占75%以上，中文信息還不到5‰”。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互聯網成了一些西方國家向全世界宣傳思想、文化、價值觀的傳播體系。其次，互聯網為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提供新渠道。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已經把思想宣傳和輿論影響的陣地由傳統媒體轉向微博、微信等新興媒體。中國第35次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指出，截至到2014年12月，我國網民數量龐大已經達到6.49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7.9%，而微博用戶數更是高達2.49億，微博以傳播速度極快，傳播范圍極廣，社會影響極大著稱，這無疑為別國對我國進行更深更廣的意識形態影響提供了更多受眾和渠道。這意味著我國抵御“網絡霸權”工作更難開展。

二、維護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基本對策

（一）重視網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工作，增強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實效性

面對信息網絡化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必須按照“長善救失，趨利避害”的方針開展工作。要在堅持一元化指導為原則的基礎上，積極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宣傳活動，把相關要求融入到國民教育中，為廣大民眾所認可，在日常生活中自覺遵循和踐行。重視主流意識形態教育，要增強全社會各個階層特別是廣大學生群體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學生這個特殊的群體適應新鮮事物的能力更強，當然受網絡影響也更大。因此要提高廣大學生對主流意識形態教育重要性的認識，把它提高到與專業學習同樣的高度，從關系到國家民族存亡的高度上貫徹實施，提高學生的理論水平。具體做法是，提升教師特別是思想政治教師隊伍政治素質；加強批判思維訓練，提高學生的網絡道德素質；培養一批既具有政治覺悟，又具備網絡專業知識的人才，占領宣傳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網絡陣地。

（二）重視網絡文明建設，利用網絡創新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形式

首先，加強網絡文明建設。在復雜的網絡環境中，政治立場不堅定的人往往會被歪曲、惡意的消息扳倒，從源頭上保證純潔的網絡環境的純潔。在崇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今天，網絡文明應當成為精神文明建設之重。應當在日常教育中重視網絡文明教育，提升全民媒介素養，引導網絡主體由他律到自律轉變，自覺維護網絡秩序、創建網絡文明。伴隨著網絡的迅猛發展，出現了一些網絡失范行為，但是相關立法工作沒有跟上，出現了無法可依現象。因此，應該有針對性的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完善立法、執法工作，維護網民的合法權益。其次，利用網絡實時把握人民群眾思想動態。當前，網絡已經成為人民群眾最喜愛的一種生活方式，無論是在家里、辦公室亦或是路上，人們無時無刻不徜徉在網絡世界里。因此，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必須利用網絡的技術優勢，把互聯網作為進行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的新渠道，擴大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再次，合理利用新興媒體。與其他傳統網絡媒體相比，微博等新興媒體以其傳播更迅速、操作更便捷的特點被廣大網友所青睞，但是由于其內容的開放性和低準入門檻使得一些圖謀不軌的人士在微博的平臺上惡意傳播不利于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不良信息或不實消息，造成了極壞的影響。為了遏制不良影響，要對信息加以篩選和控制，凈化傳播內容；尋求法律支持，完善網絡立法；實施微博用戶后臺實名制，確保信息來源的可查性；鼓勵主流網絡媒體開通微博，引導網絡輿論，維護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安全。

在信息網絡化背景下維護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安全，首先要明確當下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具體處境，既要抓住機遇擴大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又要應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面臨的挑戰。立足于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積極進行自身調整，采取具體有效的措施，以求保證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安全。

篇3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當代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從比較傳統的封閉社會向開放型社會轉變。在這個時期，社會的思維方式以及觀念都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打破了原先社會的平衡模式，使當前社會中存在著很大的風險，如果各種風險以及問題不斷積累增加，就會導致風險社會的產生。然而在風險社會當中，地位、媒介和政治概念都會產生很大的變化，這就需要社會成員有一個明確的社會認同，使自身得到一種歸屬感。在本文當中，作者依據自身的工作實際，就怎樣培養風險社會下大學生的政治認同進行了詳細的探討。

一、風險社會及政治認同內涵

（一）風險社會

在風險社會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潛在的危險。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與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人們的認識程度也不斷加深，所以，社會風險會嚴重威脅著人們的生活。風險能夠使得人們改變現有的各種各樣的習慣，也會使社會上原先的社會制度與機制發生改變甚至是毫無所用，使得社會上的人們越來越沒有安全感。德國著名的科學家貝克曾經對風險社會進行了詳細的研究與闡述。風險社會是人類社會及文明進步到一定階段必須要經歷的時期，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風險社會也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必然會產生新的社會秩序。

（二）政治認同

政治認同表示的是人們的一種歸屬感，這種歸屬感體現在人們的政治生活當中，使人們能夠尋找到可以依靠以及遵循的制度體系。在人們的社會生活過程當中，希望能夠準確地找到自己在社會當中的位置，希望自己能夠參與到政治過程當中并且具有自己追求的政治信念等等，這就需要具有制度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與思想意識。政治認同是一個民族存在和發展的內在的動力，它能夠讓一個國家的人們團結起來。政治認同的高低關系著一個國家的政治體系穩定性，甚至是與國家是否能夠存在有非常大的關系。當代的大學生，關系著祖國將來的發展，關系著國家的經濟建設，關系著社會的發展，是一個民族的重要的人才資源。所以，對大學生進行政治認同教育不僅是與大學生的自身發展相關，還關系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關系著國家的未來發展道理，甚至是影響著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方向。

二、風險社會具有的反思性特征

風險社會的概念與反思性現代化的概念有很大的關系。風險社會表示的是一種社會存在的狀態。風險與早期的危險有著很大的差別，風險指的是在現代化社會當中由于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存在的危險以及潛在的危險因素，是全球化發展進行當中出現的后果。在政治上，它們具有比較明顯的反思性，是在社會發展與人類實踐過程當中，由人們不斷總結出來的經驗與教訓，使得社會的結構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發生改變。風險的反思性使得認同的對象能夠不斷進行自我批判，在反思的過程當中不斷認識到自身存在的問題。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政治認同不斷處于反思的過程當中，就需要運用理性的力量擺脫這個反思過程，使人們的政治認同在理性反思中不斷提高。

三、風險社會影響范圍

風險社會當中，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風險范圍以及規模也會不斷地擴大，甚至是超越了國家與民族，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給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威脅。所以，怎樣更好的應對這個全球化的問題應該成為各國首要關注的內容。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社會風險也隨之不斷擴增，外界的變化會嚴重影響著局部地區人們的生活。就從污染的問題來講，一個地方產生污染會對世界上其它地方的環境產生很大的影響。從而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說明，風險社會實際上能夠給世界帶來各種影響，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四、風險社會視角下當代大學生政治認同出現的問題

（一）產生了政治認同的偏執與邊緣化現象

在風險社會當中，社會環境不斷發生著復雜的變化，這會對大學生的政治認同產生很大的影響。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風險也會不斷的產生于變化，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是人們的思維方式與生活習慣的不斷改變，使得很多國家的帶有政治目的性的組織不斷侵入到其它國家當中，會給人們的政治觀點產生很大的影響，甚至是關系著一個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同時，經濟的不斷發展促使更多的人去追求經濟上的利益，這就使得很多大學生會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及價值觀盲目地崇拜與追求，甚至是懷疑當前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

（二）增強了政治認同的反思與批判

當前，國家級及政府都大力倡導“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念，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改革以及經濟的不斷發展，對于社會風險的評價模式也正在不斷探索當中，這就使得公平正義的價值觀產生很多的不確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由于制度存在各種各樣的弊端，使得人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讓人們對于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觀念產生很大懷疑，進而對社會成員的政治認同帶來很大的不利影響，再加上社會當中存在的不確定的、復雜的風險，使得民眾對于執政黨的執政能力產生很大懷疑，懷疑當前已經存在的社會政治認同，使得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懷疑當前政府的智能以及執政黨的執政能力。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信息的傳播速度也越來越快，人們獲得信息的渠道也不斷增多，尤其是大學生。大學生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思維能力及分析能力，風險社會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件會給他們帶來很大觸動，甚至可能會造成大學生對當前的政治制度與價值觀念的不認同。所以，要認真對待并且正確處理風險社會當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對大學生在風險社會當中的政治認同給予恰當的引導與教育。

五、風險社會視角下引導當代大學生政治認同的有效方法

（一）加強大學生政治交流與思考

風險社會環境下，加強對于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不斷鼓勵大學生以正確的社會觀點來對待當前的社會問題，并且要讓大學生能夠提高自身的政治素養與政治認同。教師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要建立一種平等的師生關系，并且能夠與學生之間建立暢通的溝通渠道，對風險社會當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及時與學生進行溝通，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并結合實際的情況對該問題進行客觀的分析，讓學生們能夠正確的認識與看待這一問題。同時，對西方的各種社會思潮與意識形態要做出客觀的分析，并且要給予有利的批判，讓學生們能夠正確的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的本質，幫助學生建立判斷是非的能力，讓他們樹立堅定的社會主義觀念。教師在課堂上對風險事件進行分析的時候，要讓學生敢于提出自己觀點，根據學生的不同思想形態有區別的進行教育，培養學生的政治認同，才能夠使學生具有積極的政治思想。

（二）加強課堂內容的正面教育

風險社會當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這就需要大學生對這些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有一個正確的認識。當前，政府的很多官員都出現了腐敗的現象，這對政府以及執政黨的形象帶來很大的破壞，也使得很多大學生對于當前的以為指導的主流意識形態的科學性產生了很大的懷疑，有的大學生甚至是認為這種主流意識形態以及不能夠滿足當前社會的發展。在風險社會當中存在著很多社會風險問題，但是并不是說以后我們要面對的未來是沒有希望，而是我們正在尋找一條合適的道路來規避這些風險。所以，有必要對大學生進行避險求生的教育，這樣不僅能夠滿足大學生的心理上的需求，還能夠幫助大學生正確認識社會上存在的各種各樣的風險，并對大學生進行及時的心理輔導。在思想政治教育當中，可以依據當前社會的實際情況以及學生的需要，適當的加入求生教育的相關內容，并且要傳授給學生一些必要的急救常識。這種教育方式能夠讓學生在不斷學習的過程中接受主流的價值觀，增強自身的社會認同。

（三）培養大學生基于價值理性的責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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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網絡空間已經成為一個與國家意識形態安全息息相關的特殊場域。根據相關調查數據顯示，截止2020年3月，中國網民數量約為9.04億，互聯網的普及率達到了64.5%。龐大在中國的網民群體中，大學生已經成為主力軍，成為網絡空間環境中的最主要群體。數據顯示，在9億多網民中，按照年齡結構來看，20-29歲的人群占了21.5%；按職業結構來看，學生群體所占比例達到了26.9%。上述數據突顯以下兩個重要問題：一是網絡空間意識形態安全已經成為國家安全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二是大學生作為網絡空間中的主體，一方面其價值觀念的形成深受網絡空間信息、觀念等環境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大學生在網絡空間中的言行舉止，又對網絡空間環境進行著重構。因此，對大學生進行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教育一方面是加強國家安全教育的必然舉措，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充分發揮大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塑造一個有利于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網絡空間環境。本文在分析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內涵的基礎上，針對當前高校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教育當中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一、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的內涵

清晰的概念界定是科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要厘清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的內涵，首先必須理解和把握“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安全”的本質。意識形態，從其本質來看，可以概括為是一種觀念的集合。每一個社會群體由于其特定的歷史文化特征以及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會形成一套完整的對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群體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種種認識觀念和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就可以看作是這種觀念的集合。在政治領域和社會文化領域，意識形態有其特定的功能。具體而言，意識形態主要為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秩序提供思想觀念層面的合法性闡釋和支持。正是意識形態所具有的這一重要作用和功能，使其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稟賦、制度體系以及文化觀念，是構成現代民族國家的三要素。文化觀念從國家構成的角度來看，就是指意識形態。自然稟賦是國家的物質基礎，制度體系為國家的正常運轉提供了規則和秩序，而意識形態則是將一個國家不同群體粘合起來，形成關于統一國家認同的“黏合劑”。因此，意識形態安全，從宏觀上來講就是一個國家的社會群體對于國家、民族能夠形成穩定的文化價值認同；從中觀角度來講就是對政黨制度、發展道路等等制度、文化、法律等等具體觀念、制度能夠形成相對統一的認同；從微觀角度來看，就是在面對具體境遇和觀念沖擊時，有相對穩定的立場和清醒的判斷。意識形態因其往往涉及思想觀念、價值的特性，其安全往往有著自身的脆弱性，極易受到外界輿論場域、觀念和具體事件的沖擊和威脅。隨著互聯網在社會各領域的延伸，人們客觀上已經進入了一個虛擬網絡空間和現實社會空間疊加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現實社會中的事件、觀點和價值觀念往往能夠借助網絡空間迅速傳播、發酵，從而在網絡空間形成一定的輿論場；同樣的，網絡空間當中形成的輿論場，因其所引起的巨大傳播效應，又反過來對現實社會形成客觀的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如上所述，特定價值觀念通過網絡，對現實社會生活中人們意識形態的形成和發展發揮著非常巨大的影響力。這就揭示了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的內涵，即網絡空間價值觀念等構成的網絡空間環境，不會對網絡空間中和現實社會生活中的主體的主流意識形態價值觀的形成和培養構成威脅；反之，則可以說網絡意識形態處于不安全狀態。

二、當前高校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教育存在的問題

篇5

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對學前教育不重視，甚至許多教師都沒有聽說過相關的理念。而隨著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隨著教育的不斷發展，學前教育這一促進兒童智力開發，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教育階段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以及部門的重視。

但是盡管受到了相當程度的重視，然而當今的學前教育似乎走進了一個怪圈：一方面是教育方用盡方法希望孩子能夠在學前教育時期得到盡可能多的知識灌輸，以此來提升其教學質量，促進教育方的進一步擴大和發展;而另一方面是家長，一些家長由于自身的因素以及嚴重的攀比心理，不僅無視教育方這種“拔苗助長”的做法，更是在課外時間給孩子安排了大量的課程，使得其從小就負上了很重的擔子。而且，教育方的的教育重心卻不是放在開發孩童的天性以及求知欲、好奇心等，而是通過“背了多少唐詩，會多少以內的算術”等意義不大的事情來衡量學生的學習成績，這樣的做法不僅壓抑了孩子們的天性，還使得當前的學前教育的教學質量始終得不到提升，長此以往，不僅會使得教育系統陷入困境，還會對孩子們的未來發展帶來沉重的打擊，給我國的未來蒙上了一層巨大的陰影。而且，相當多的學者提出這樣的觀點：過分加速學前教育的學習會使得學前兒童承擔較大的風險，而且在許多情況下這種風險會轉化為對孩子身心上的傷害。

二、學前教育的基本價值訴求

學前教育的基本價值訴求本身就是通過開發孩子們的天性，以其喜愛的方式來完成腦力的開發，最終使得其不斷適應當前的教育環境，逐步過渡到高階層的教育體系中。從這一方面來說，學前教育是不能離開孩子們的天性以及教育現實的。因此，學前教育的前提便是尊重孩子們的天性以及選擇，尊重客觀規律，通過適當的活動以及引導來完成對孩子的意識形成的促進和基本形態的認知。

總體來說，學前教育的基本價值訴求如下：根據兒童的天性以及好惡。通過社會主流價值觀來加以引導，使得其形成初步的意識形態，同時，尊重其天性的發展，使得其慢慢形成獨立的人格，能夠在社會上進一步發展。

三、學前教育的教學應對

1.將各類教育活動進行整合

學前教育的基本內容看似簡單，實則內中有許多內容。學前兒童的思想常常是天馬行空的，而學前教育的基本活動中也會對其思想產生一些影響，而且許多教學活動本身就帶有一定的目的性，其中所蘊含的“能量”也會對孩童產生不可預估的影響。因此，作為教育者，應該盡可能地整合各類教育活動，仔細分析教育活動的利與弊，通過某些聯系來使得這些活動能夠完成“無縫連接”，能夠使得學生在自然的玩耍以及認知中得到思維的開發。從意義上來說，這類的“整合”動作能夠打破傳統的學前教育的禁錮，活化教育方式，通過學生喜聞樂見的方式來完成教學活動。

2.教學源自生活，取材于生活

從孩子的教育來說，其一切意識形態以及思維方式都來自于生活。因此，從學前教育的教學方式來說，應該注意從教學中進行取材，加強教學與生活的聯系，使得教學活動生動形象。具體來說，學前教育的教學活動不應該以成人的視角來完成或者界定，而是應該減少一些抽象的教學內容，通過一些實際的，能夠觸摸得到的自然感官載體來完成教學活動，這樣的教學十分符合幼兒的基本認知行為與思想形態。因此，從這一角度來說，只有從孩童的角度出發，從生活中進行取材，加強對孩子們意識形態的培養以及智力開發，方能夠取得良好的成效。

3.加強生活體驗

篇6

何蓮珍呂洲洋： 語言測試研究的新視角： 批判語言測試

2013年7月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語言測試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具有悠久的歷史。長期以來，語言測試專家將研究焦點集中于語言測試的技術話語，沿襲傳統心理計量學方法，致力于研究如何采用并開發新的測量手段以提高語言測試的信度和效度。近年來，效度理論的發展及效度與公平性關系的討論體現了語言測試界對語言測試使用及其社會影響的關注，對語言測試及語言教育的社會性的思考與探索。受后現代主義批判理論的影響，批判語言測試視角著重審視了語言測試中滲透的隱性權力，考量了語言測試在社會語境中扮演的控制者、監管者、支配者的角色，探討了語言測試社會功能的演變對測試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產生的影響。本文將在回顧批判語言測試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的基礎上，著重介紹批判語言測試的研究領域，闡釋其主要觀點及核心思想，并討論批判語言測試對我國語言測試實踐及外語教育的啟示。

一、 批判語言測試的研究背景

近年來，語言測試工作者的研究重點逐步從提高語言測試信度和進行效度驗證方面轉向對語言測試社會影響的關注。語言測試社會維度的研究，即語言測試在社會中的使用情況以及產生的社會影響和后果，是在效度框架的發展過程中逐步豐富的。Cronbach和Meehl提出用構念效度替代效標關聯效度，強調效度驗證的對象是基于受試所得分數所做出的推論和解釋，而不是分數本身[1]283。Cronbach在效度驗證的論著中并未強調分數解釋中的社會因素，這與他在有關項目評價的研究中對政治立場與價值觀影響的考量形成鮮明對比

轉引自T.McNamara & C.Roever， Language Testing：The Social Dimension， Oxford： Blackwell， 2006， p.11。。后期受項目評價研究的影響，Cronbach開始意識到評估的社會語境的重要性，試圖將語言測試的社會維度理論化[2]4。Messick在1989年提出了具有突破意義的整體效度觀，把效度概念的涵蓋范圍由分數意義擴展到相關性和使用、價值意義及社會影響，拉開了語言測試社會維度的研究序幕[3]20。Messick的效度理論涉及社會維度的兩個層面：測試分數的社會、文化意義以及測試使用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其中兩個關鍵概念：構念代表性不足 （constructunderrepresentation） 和構念無關差異 （constructirrelevant variance），體現了他在效度理論中包含的對公平性問題的思考。受Messick的影響，從20世紀90年代起，語言測試研究者開始關注語言測試的社會話語，強調語言測試效度驗證中社會用途及社會后果的重要性。Kane基于論證的效度驗證模型與Messick的整體效度觀一脈相承，認為基于分數所做的實際決定受社會價值和政策的制約，應考慮可能產生的社會后果[4]3840。Bachman 和Palmer建立了測試有用性框架，該框架包括測試的信度、構念效度、真實性、交互性、影響和可操作性[5]。Bachman和Palmer把“影響”納入到該框架中，認為語言測試的使用必須考慮其對個體、教育體系和社會可能產生的影響。Bachman于2005年首次提出“評估使用論據”（Assessment Use Argument， 簡稱AUA）框架[6]，并在他與Palmer 2010年的新著中進行了系統的論述，將測試有用性框架發展為對測試結果解釋和使用的合理性進行檢驗的理論，并進一步強調語言測試使用要考慮測試后果、道德和公平性等社會問題[7]。

McNamara和Roever指出，效度理論的發展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對語言測試社會維度多角度的思考，但缺乏對測試所給予的更廣泛的社會政治環境的關注及系統的理論支撐，并對測試承擔的社會角色及受到的政治、政策影響表示默許和接受，而沒有采取批判視角審視測試背后無形的權力之手[8]4041。

受后現代主義批判理論研究范式的影響，對測試的批判性思考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福柯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一書中著力論述了測試作為象征權力和控制的工具，把日常生活的常態轉化為權力的行使，認為“檢查（考試）（examination）把層級檢視的技術與規范化裁決的技術結合起來，把權力的儀式、試驗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確立都融為一體”[9]208。Pennycook提出批判應用語言學（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的概念，將其定義為應用語言學范疇內的實踐與社會、政治、文化思考的結合，主張語言和話語應與廣泛的社會語境相結合，應具有政治和意識形態特征[1011]。Pennycook總結了批判手段的三大特征

轉引自B.K.Lynch，″Rethinking Assessment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Language Testing， Vol.18， No.4（2001）， pp.351372。：（1）對特定領域興趣濃厚，如性別、社會階層、性、種族、民族、文化、身份、政治、意識形態和話語，并拒絕對這類問題給予標準化回應（normative response）；（2）包含轉換教學法（transformative pedagogy）；（3）對批判理論持自我反思立場（selfreflexive），即審視“壓制”、“不平等”、“意識形態”等一類術語所揭示的對世界的特定認識方式。受Kramsch[12]、Pennycook[13]和Moss[14]影響，Shohamy在1997年美國應用語言學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pplied Linguistics）年會上做題為“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 and Beyond”報告時明確提出了批判語言測試（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簡稱CLT）的概念，指出測試行為并不是中立的，事實上，測試是文化、社會、政治、教育及意識形態的產物和代表，它們對每一位參與者、教師和學生的生活都有影響[15]。此后，Shohamy在《測試的權力》一書中對測試權力的生成和運作機制，測試在社會和政治語境中引入的目的、使用情況及所產生的后效和社會影響進行了充分的闡釋，提出了批判語言測試的15項原則，開拓了語言測試的新領域[16]。受批判理論對事物之間權力關系及意識形態觀點的影響，Shohamy把測試視為植根于社會、政治語境中的權力工具，批判性地思考測試引入的意圖、用途、后果及影響等，提倡監控測試的權力，揭示測試的誤用，減少測試的負面影響，并保護測試利益相關者的權利。其他學者也對語言測試進行了批判性研究。Lynch探討了測試用途的道德性問題，提出了衡量一項測試是否具有公平性的評判標準[17]。《客觀語言測試》一書標志著語言測試的政治功能開始重新受到關注。Spolsky追溯了語言測試的心理計量學傳統的發展，并在書的后半部分以托福考試為例，說明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s，簡稱ETS）如何利用心理計量的精確性對測試利益相關者施加權力影響、實施控制[18]。

McNamara和Roever贊同將語言測試的效度包含在公平性框架內，并將關注點集中于公平性的社會、政治層面，強調基于心理計量學研究測試偏頗時，應融入受社會、政治因素驅動的價值判斷[8]。這種公平性研究不再局限于心理計量學的范疇，而是承認測試開發設計過程中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約，有助于從社會學角度提高測試的質量。Shohamy認為長期以來測試工作者通過使用更合理的評分手段以提高測試的精確性，但測試內容并沒有從根本上發生改變，仍然由當權者掌控。測試者與受試者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系影響了測試的效度。對來自不同國別、文化背景、民族傳統、教育體系，且沒有平等擁有所測知識的學習渠道和學習環境的考生，對他們測試相同的內容，并基于測試結果做出高風險的重大決定，具有不公平性[16，32]。Lynch指出公平性應包含對測試利益相關者權力關系的思考，即是否考慮了所有利益相關者的立場，是否實現了福柯提出的與規范性道德準則相關的個人行為的最大化

參見M.Foucault，″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H.L.Dreyfus & P.Rabinow（eds.），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208226。，也即是否使權力關系處于流動的（mobile）、可逆的（reversible）、互惠的（reciprocal）狀態[33]365。

批判語言測試特別指出了測試的誤用與產生的社會后效對測試公平性的影響，拓寬了測試公平性的含義。Shohamy指出測試所宣稱的目的與實際目的之間的差異導致了測試的不道德、不公平。她以三門語言考試，即某國四五年級學生全國性閱讀水平測試、以色列七到九年級學生阿拉伯語言水平測試及某國高考英語口語水平測試為例批判性地指出：引入語言測試的實際目的是將測試作為媒介，實現政治目的，控制教學內容與實踐，而不是官方所聲稱的為了衡量學生語言能力，且不給予學生關于考試的任何反饋，并不能真正幫助學生提高語言水平。就這個意義而言，測試是不道德且不公平的[16，24]。

（四） 語言測試的替代性評估

批判語言測試理論承認測試能測量到的領域是有限的，測試不應作為評估知識水平的唯一手段，測試者和評估者需要通過多種途徑來收集測試無法測量到的被試能力的證據，多元化的評估方式能為考生能力提供效度更高的解釋。Shohamy否定了權力模型（power model）測試，認為在這種模型中，知識和價值觀體現的是權力中心者的意志，其他測試利益相關者如教師、考生家長、考生本人等的想法并未得到關注。在此基礎上，Shohamy進一步提出了民主評估模型（democratic assessment model），即權力不是從權力中心轉移到地方，而是兩者相互合作，通過測試之外的多種方式收集考生行為的相關信息以進行評估，包括觀察、訪談、個人陳述、參與課堂活動、建立學生個人檔案等。Shohamy還提出了民主評估應該遵循的五項原則：（1）應把批判語言測試的觀點應用到測試實踐中，監控測試作為權力工具的用途，質疑它的前提并檢視它的后果；（2）測試以與被試者相互合作的方式實施；（3）測試開發、實施過程中的相關者應對測試本身及其用途承擔責任；（4）應在測試設計過程中把不同群體的知識包括進來；（5）應保護被試者的權利[32]376。Lynch指出，替代性評估的提出象征著研究范式的轉變，是一種區別于傳統測試的文化。替代性評估意味著采用非后實證主義視角，用非定量的手段收集和分析數據。事實上，采用定性手段不僅是方法論上的轉變，也是知識論和本體論上的轉變。語言不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客觀實體，被動等待人們的探索和衡量，而是存在于人們對它的使用、研究和解釋中[33]361。

（五） 語言測試工作者的社會責任

由于語言測試可能造成的巨大影響，如入學、求職、移民、入籍等，它對被試及其他利益相關者而言意味著生活的“妨礙者”（intruder）。因此，語言測試工作者面臨著在職業道德規范和個人道德意識之間尋求平衡點的困境。對語言測試工作者承擔的社會責任的探討，是語言測試倫理問題研究范疇的一個方面，不同學者所持立場各異。

Davies贊成對語言測試工作者提出倫理要求，但呼吁這些要求不是無限量的，認為測試開發者很難考慮到測試可能帶來的所有社會后果。建議通過成立行業協會，制定道德規范，以資格證書作為職業門檻，創造倫理環境，以培養測試工作者的職業道德意識[34]335337。HampLyons則認為測試工作者承擔的責任范圍更廣，應對所有可能產生的社會后果負責[35]302。Shohamy把測試工作者定義為所有參與行動和決策、實施測試的人員，包括政策制定者、命題者、統計學家、測試出資方、測試審校者、考生家長等，把被試及其他利益相關者也視為社會責任的承擔者，認為他們應與測試工作者共同分擔責任[16]145。

在我國，從社會學角度分析語言測試倫理道德及測試工作者社會責任的論著較少。2007年，楊惠中、桂詩春兩位教授合作撰寫的《語言測試的社會學思考》一文論述了語言測試工作者的責任，認為一項好的考試要收到好的社會效果，需要考試各方的協同努力，包括語言測試工作者、政府教育主管部門、教師、學生、家長、社會用戶等，呼吁為保證考試的正面社會效益，各方應共同做出努力[20]。

三、 批判語言測試理論對我國語言測試實踐及外語教育的啟示

首先，在重視英語教育的同時應平衡母語學習和外語學習，提高母語的學習意識，保護和弘揚中國文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英語在世界范圍內已成為使用范圍最廣、使用人口最多、使用領域最寬、使用頻率最高的一種交際工具[36]233。英語作為一種國際通用語言，在國際交往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加強外語教育對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全球經濟一體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明確提出了“培養各種外語人才”的重要任務，體現了我國在全球化背景下對具備國際化素養的人才的迫切需求，而較高的外語能力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條件。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個人或社會整體接受和掌握一種語言的過程，意味著其世界觀、價值觀與意識形態潛移默化地受到該語言背后的文化的影響。外來文化的普及必將在不同程度上對本國文化造成沖擊。如何正確處理母語與外語的關系、本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在重視外語教育尤其是英語教育的同時增強母語學習意識，保護和弘揚本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是我國制定外語教育相關政策時應思考的重要問題。近年來，各種英語水平考試，如大學英語四/六級、托福、雅思、托業、劍橋商務英語等，在學生畢業、求職、出國留學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許多家長從基礎教育階段開始就對孩子的外語教育給予高度關注，在孩子的中文尚處于起步階段時，英語教育已經同步甚至搶先一步開始了。對英語的關注反映的是一種社會需求，而強調英語在經濟、政治、學術及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及門檻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英語的強勢地位，對漢語的主導地位產生了沖擊。學生的母語意識淡化，并在跨文化交際中頻頻出現“中國文化失語癥”[37]。面對這樣的情況，有必要全面開展英語能力需求調查，制定更切合實際的英語教育政策。同時，在英語教育的過程中，應該更多地融入中國文化元素，把文化傳承貫穿于英語教學全過程各環節，引導學生吸收借鑒國外優秀文化成果，樹立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增強對中華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的認同。

其次，從批判角度思考測試結果在社會領域內的使用，避免誤用及濫用。語言測試從測評語言能力、為教學提供反饋、促進語言能力提高的初衷逐漸演變為權力滲透和實施監管的工具，已經超越了測試專業領域的管轄范圍，對測試分數的解釋和使用與政策制定及測試使用者高度相關。而某項測試的社會權重越大，對利益相關者的影響也越大。因此，要從批判視角思考測試結果的使用，避免誤用及濫用，并需要測試相關者如政府部門、學校領導和教師、家長和學生等的共同努力。如在我國已實施二十多年的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的初衷是對教學大綱所要求的我國大學生英語能力進行客觀、公正、準確的評價，為推動我國大學英語教學服務，為我國各級用人部門選拔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的目的服務[38]21。但近年來頻現對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結果誤用的現象：如將四/六級考試成績與學位授予、畢業證書發放掛鉤；一些地方和高校對四/六級考試成績統計排名，并以此作為經費劃撥的依據；還有一些用人單位將四/六級考試成績作為招聘的準入條件等。考試被賦予的社會權重迫使一些英語基礎薄弱的考生為獲得證書而采用題海戰術或臨場猜題等各種應試技巧，并沒有真正提高自身的英語能力，違背了四/六級考試開發設計者的意圖。測試還引發了一系列負面的反撥效應，如應試教學導致教學計劃無法完成，教學內容狹隘化，學生學習的興趣點受考點影響，所測知識與文化呈現制度化、標準化、同質化等。以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為主的大規模高風險考試的社會公信力已獲得公眾的廣泛認可，而如何降低其社會權重，避免將考試作為某些選拔的唯一標準，并對考試用途進行充分論證，是回歸測試結果合理使用的根本出發點，也是相關政策制定及完善的方向。

最后，應嘗試采用多元評估方式，降低以單一的大規模考試作為決策依據的風險。現階段我國教育仍傾向于“一考定終生”，呈現出了不公平性和失誤零容忍性。對部分平時表現優良但在考試中因不可抗力如身體不適、交通堵塞等意外情況發揮失常的學生有失公允。以一次采樣區分考生能力無法全面、客觀地評測考生在不同階段的學習進展及語言能力，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一些大規模考試如高考、研究生入學考試、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的命題者因考試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及風險性而承載了額外的心理壓力。替代性評估方式的提出有助于降低一次考試作為唯一衡量標準的風險，通過學生自測、觀察、訪談、個人陳述、課堂活動參與、建立學生個人檔案等方式，把形成性評估與終結性評估結合起來，全面真實地反映考生的語言能力。考慮到替代性評估可能出現的問題，如由于我國考生人數龐大，形成性評估與終結性評估的結合在實施過程中會耗費大量人力、財力和時間，需先在個別城市和學校進行試點，評估其可行性及可操作性，進而探究是否適合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四、 結語

作為審視語言測試的多種視角之一，批判語言測試理論的提出，敦促語言測試界將研究重點從語言測試的心理計量學、統計學范疇向社會學范疇延伸，象征著傳統語言測試研究范式向批判理論范式的轉變。批判語言測試理論不再單純研究測試本身及測試的技術話語，而是轉向對測試的社會話語的關注，為語言測試的社會維度研究提出了批判性視野，對測試中滲透的權力關系深入挖掘剖析，倡導規避大規模測試帶來的高風險，減少測試結果的誤用及濫用，對公平、合理地利用已具備較高信度和效度的測試，回歸測試設計開發者的初衷具有重要意義。盡管從本文的上述歸納中可以看出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些進展，但總體而言仍然十分有限。首先，語言測試的主要研究問題決定了其作為應用語言學較為獨立的一個分支，與其他分支以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關系相對疏遠；其次，由于缺乏系統翔實的理論與操作性較強的框架支撐，將語言測試視為一種社會、政治實踐的研究難以開展；最后，語言測試研究者對社會學、批判理論等了解有限，導致批判視角仍處于非主流地位。雖然困難重重，但語言測試的跨學科研究具有積極意義，進一步思考如何借鑒和發展批判語言測試理論，并將其應用于語言測試研究與實踐中，具有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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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我把品牌分為了“四品”:第一個叫品質,是一個質量的問題。第二個叫品位,也就是你的定位問題。第三個叫品行,一個人有品行就是這個人從形象行為上來說很正面。第四個是品格,品格是不管別人怎么欺負,我都不去欺負別人。對于企業來說,一個有品德的企業,你把什么東西交到他手里,他一定不會做出格的事。我住過青島的海景花園酒店,它在青島的名聲是很好的。比如說我放了一顆感冒藥在桌子上,打掃人員發現了,晚上就把一碗熱氣騰騰的姜湯端來。這就是有品德的服務意識。一個企業的品質、品行、品位、品格這四點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我做“新東方”做了16年,單是靠市場運作、靠打廣告是做不出品牌的。教育必須靠一個長時間的積累。所以我認為“新東方”16年依然太年輕了,因為它的教育積淀還不夠。因此,那些剛成立的兩三年的教育品牌就打出“全國教育第一品牌”之類的廣告語是非常荒謬的事情。當然,我可以理解他們可能有風險投進來之后的壓力。我看到這樣的教育機構,大部分都面臨了很大的困境。

我發現教育領域中的兼并需要一個很大的前提。一個教育品牌沒有理念是做不成的,所以教育領域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自己培養的人才最好用。另外,教育品牌本身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情況,就是要和某些教學的領軍人物相結合。比如我的名字是和“新東方”結合的,而就是和北大聯系在一起的。當然我不能和相比。也就是說教育品牌的成立需要有教育品牌一批重要的人物出現。比如說我們對廈門大學的關注是因為易中天,而北師大知名度的提升和于丹有很大的關系。這意味著什么?教育機構對于品牌人物的塑造比教育本身對品牌的塑造更加重要。

篇8

［關鍵詞］

網絡文化;大學生;價值觀教育;挑戰;應對

如今的大學生大多是九零后甚至九五后，他們成長于網絡信息時代，獨特的網絡文化環境使其教育問題備受關注。我國素來重視德育的文化傳統，以及價值觀問題的敏感性、國家對價值觀教育問題的重視，等等，都使得網絡文化環境下大學生的價值觀教育頗為引人關注。適應新的時代條件，以培育踐行核心價值觀為契機，直面網絡文化環境下大學生價值觀教育面臨的挑戰并積極應對，有利于促進大學生健康成長、成才。

一、網絡文化的特殊性及網絡文化環境對大學生的影響

新技術革命條件下，網絡和信息技術呈現裂變式發展，以電腦、手機等為終端的互聯網技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廣泛領域，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意識、思維方式、道德和價值觀念，也深刻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人際交往、生產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沖擊著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各文化層面。所以，人類文化深深打上了互聯網技術的烙印，網絡文化已成為新的文化生態。與傳統的文化生態相比，網絡文化環境的特殊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虛擬性和大眾化。虛擬性是網絡文化的最基本特征，也是網絡文化區別于一般文化生態的標志性特征。在互聯網技術條件下，網絡文化的行為主體及其交往環境、交往對象、交往方式和內容都具有很強的虛擬性。網絡文化世界是現實文化世界的投射，但又迥異于現實文化世界。在這里，網絡文化的參與主體可以暫時超離現實世界的束縛，獲得更大的交往自由，感悟與現實世界不同的人際關系和情感體驗，參與者的主體性得以更高程度的彰顯。同時，現代科技的發展極大地破除了文化傳播、交流和發展的技術障礙，使文化大眾化具備了物質和技術支撐，資源共享和信息自由愈來愈成為現實，也成為互聯網時代的顯著特征。人們只需要一臺電腦或一部手機等網絡終端，就可以輕松進入到網絡文化的虛擬世界中，成為網絡文化的主體。所以，具有虛擬性的網絡文化又為文化大眾化打開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之門。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強烈互動效應，也極大地促進了文化發展的大眾化，使得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第二，開放性和包容性。網絡文化以互聯網、電腦、手機等各種新媒體技術和設備為載體和依托，具有信息量大、傳播和更新速度快、效率高、影響范圍廣，以及即時性、交互性、時效性強等特點。信息交流和傳播的時空界限被打破，傳統文化生態的封閉性和單一性也隨之被打破，具有強烈開放性和包容性的網絡文化生態不斷生成。大學生生存和成長的文化環境更加豐富多彩，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嶄新姿態呈現在他們面前。他們可以更方便快捷地獲取、傳播、應用各種各樣的知識和信息，快速融入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不斷調整其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第三，復雜性和多變性。網絡文化的復雜性和多變性主要基于網絡媒體獨有的傳播特性，如交互性、即時性、放大效應、匯聚效應等，還有網絡文化的形式、內容、功能的復雜多樣性，以及網絡文化環境下虛擬性和現實性的矛盾沖突，等等。通過網絡平臺，人們可以學習、交流、購物、娛樂、交友，可以接觸到古今中外、不同性質和風格的海量知識、信息，以及各種人物、行為和事件(盡管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良莠不齊)，人們的學習、生活和生產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不斷被影響、塑造乃至重構。而信息交流的即時性(如即時刷新、即時傳播)、交互性、虛擬性、時效性又不斷強化著網絡文化的復雜性和多變性。第四，網絡文化的價值多元化。世界本是一個多元文化和價值并存、發展的世界，而網絡信息技術的普遍應用使多元文化和價值的碰撞和交融成為常態，也成為每個人生活于其中的現實。人們借助網絡平臺，可以隨時隨地了解、學習、借鑒、利用來自全世界的知識和信息，不同時代、不同國家(民族和地區)、不同性質的思想和文化在網絡世界風云際會，相互交流、相互影響，文化和價值的多元化特征不斷凸顯。大學生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多元文化和價值碰撞、交融的文化環境中，他們可以有更多的、主動或被動的文化和價值選擇。某種單一文化和價值的影響和控制對他們而言已經不太可能，主流文化和價值觀的教育作用也不斷被消解，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被弱化、邊緣化。網絡文化環境對大學生的影響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網絡文化環境使大多數大學生成為“獨生子女”加“網上一族”相結合的新生代。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使當代大學生對電腦、網絡、手機等的使用呈現出接觸頻繁、使用頻率高、依賴性強的特點。物質生活的豐裕、獨生子女的獨特家庭地位等使他們的生活環境、物質生活條件、教育條件等空前優越，也使他們得以普遍較早地接觸并熟練、頻繁使用各種電子信息設備和互聯網，其學習、娛樂、聊天、交友、旅游、購物等都與網絡和新媒體密切相關，堪稱“網上一族”。而一定程度上，“獨生子女”的身份印記和“網上一族”的身份特征又得以相互強化。第二，網絡文化環境影響下的大學生，對新生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感受和接受能力強、信息敏感度高，易變性、可塑性更強。大學生本來就朝氣蓬勃、精力旺盛，學習和創新能力強，對新生事物充滿好奇心，喜歡探求新知;而網絡文化環境正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感知和接受新知識、新事物的文化平臺，使得他們更易感知、接觸和接受新生事物，對各種知識和信息表現出更高的敏感度，可塑性更強，而易變性也更強。這一方面有利于他們自主學習、自我教育、追求新知、開闊視野、增進交往、彰顯個性、成就自我;另一方面，紛繁蕪雜的網絡文化也會不斷沖擊他們的頭腦，帶來不少思想道德、價值觀念、人際交往和行為方式等方面的困惑和偏差，形成過度的網絡依賴，從而增加成長的危機和風險。第三，網絡文化環境下的大學生更容易受到各種誤導和傷害。這是因為:其一，大學生還處在身體和心智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關鍵階段，社會閱歷較淺、人生經驗缺乏。作為網絡文化的主體和生力軍，他們熱衷于網絡、頻繁使用網絡、享受著網絡帶來的各種便利，卻對網絡文化的“雙刃劍”作用缺乏理性認識，導致不少孩子“一網情深”、不能自拔。其二，大學生喜歡模仿、攀比和從眾，善于自我表現、張揚個性、易走極端。網絡文化環境放大和強化了上述特征，造成不少大學生情緒不穩、消極迷茫、搖擺不定、盲目跟風、沖動叛逆，頻受各種誤導甚至傷害。其三，也是作為以上原因的結果，不少大學生表現出網絡自律能力差、網絡信息鑒別能力差、自我保護能力差的傾向。這就極易引發各種生理、心理、人格和社會問題，如網癮，電腦、手機依賴，社交障礙，人格和心理扭曲，行為失范，直至違法犯罪等。而網絡新媒體所特有的匯聚效應、放大效應、共振效應等網絡新效應，［1］往往會強化不良信息和價值觀的誤導，擴大、加重對他們的影響和傷害。

二、網絡文化環境下大學生價值觀教育面臨的挑戰

網絡文化環境下，大學生的價值觀教育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首先，網絡文化環境下核心價值觀的主流地位不斷受到質疑和挑戰，其對大學生的教育作用不斷被弱化和消解。“網絡的多元信息打破了國家信息壟斷，弱化了國家對民眾的政治思想和行為的影響。”［2］的確，在信息技術革命不斷深化的條件下，國家的信息壟斷地位受到深刻挑戰，政治逐漸走向透明化，文化權威被淡化，人的自我意識不斷增強。借助于網絡這一頗具開放性、包容性、復雜多變性而又功能強大的平臺，不同文化和價值觀的交流和發展更加高效迅捷，人們時刻置身于一個文化與價值觀多元并存、發展、矛盾、沖突的現實中。在這種文化環境下，國家對公民實施主流價值觀的文化塑造和教育的行為變得越來越困難。而“網絡世界的扁平化和平民化趨勢正在一步步地消解權威的作用，排斥教化的功能，對社會核心價值觀傳播帶來負能量。”［3］作為“網上一族”的大學生，最容易通過網絡平臺接觸到不同性質的思想和文化，受到不同性質價值觀的影響，出現價值錯亂、信仰失落、道德淡化、行為失范等問題。面對劇烈的價值沖突，他們的質疑、迷茫和困惑是必然的。有質疑、迷茫和困惑，就有對比、調整和選擇，乃至顛覆和重構。另一方面，網絡文化環境下的大學生也不再是一個被動的信息接受者，他們已成為信息的傳播者和創造者，是網絡文化的主體，也是現實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主體。這種角色的轉換使他們更加關注與其現實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感受、體驗和創造他們感興趣的東西，并進行即時交流、分享和傳播。這種完全不同于傳統教育過程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過程，對傳統的價值觀教育模式和教育作用自然會造成強烈的弱化和消解。其次，網絡文化的巨大文化場效應深刻地塑造著大學生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沖擊他們的價值觀念，使價值觀教育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網絡文化時時刻刻浸潤著大學生的生存和成長環境，塑造著他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從正反兩方面影響他們的價值觀念。網絡文化是一種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交融互滲、功能強大、充滿誘惑力的文化場域。互聯網出現之前，人們基本上生活在實體的物理空間———現實世界中;互聯網出現并發展到今天，人類的生存空間已發生了歷史性的劇變:既在實體的物理空間———現實世界，又在虛擬的網絡空間———虛擬世界，兩個交融互滲的世界不斷切換，亦真亦幻。諸如人們的相貌、性別、年齡、身份等在現實世界里無法隱藏的東西，在虛擬世界的互動交往中可以隱藏或變得隱秘;而那些在現實世界里隱藏于內心世界秘不示人的思想情感、道德觀念也可以盡情宣泄和流露;真實的世界變得虛幻，虛幻的世界也可以變得真實。可謂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變幻莫測。人的內在自我和外在自我都可以在這里得到全新方式的展現。這也正是網絡這個文化場的誘惑力所在，對大學生來說，網絡文化的誘惑力可謂無比巨大。他們幾乎須臾不能離開網絡，網絡對他們而言就是生活方式、人生平臺。他們的思想道德、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被網絡文化不斷影響和重塑，已經與其父輩相去甚遠。傳統的教育模式和教育內容越來越難以把他們從網絡文化場中吸引出來。一般的學科教育尚且面臨挑戰，對于德育和價值觀教育等具有特殊教育目的和功能的學科而言，挑戰就更為深刻、形勢也就更為嚴峻了。再次，網絡文化環境下的價值趨同和價值多元的矛盾更加突出，使意識形態工作變得更加撲朔迷離，更加具有挑戰性，價值觀教育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價值趨同根源于人類滿足其生存和發展需要的利益驅動。當今時代，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利潤最大化的資本邏輯、現代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全球化態勢，都極大地推動著文化和價值趨同的步伐。建構和形成人類共同價值已成為“全球化”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勢。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出現和普遍應用，使得信息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傳播和流動的技術障礙被消除、時空界限被打破，人類在經濟、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獲得了更方便、迅速、普遍、深入的交流和借鑒，信息和文化的大眾化、全球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在這種情勢下，人們對于自身生活理想、生活質量和生存狀態的預期已建立在掌握海量信息和了解不同文化的基礎上，眼界豁然開闊。先進和發達地區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帶來強大的示范和帶動作用，富裕、文明、科學、理性，民主、自由、公平，平等、法治、人權等成為人們共同的價值目標和價值追求，成為衡量社會進步和文明程度的基本價值標準，民眾對社會不公正、不平等、不文明、不自由狀況的容忍度大大降低。這表明，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以互聯網為標志的信息技術革命兩股巨大潮流，在不斷沖擊和顛覆人們原有的觀念結構，塑造著日益趨同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模式。在看到價值趨同的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全球化時代的另一事實:文化和價值多元化。價值趨同與價值多元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趨同以多元為前提，沒有多元就沒有趨同;多元是客觀存在的，趨同是多元發展的內在要求”，價值趨同與價值多元是“一個內在互動，共同生長、發展、進化的過程，”［4］“價值趨同，并不意味著價值一統”。［5］價值趨同不是對價值多元的否定，而是多元價值并存和發展的內在要求。實際上，價值趨同和價值多元是一對永恒矛盾，只不過在網絡文化環境下更為突出了。價值趨同和價值多元的矛盾，同樣存在于意識形態領域。意識形態斗爭的焦點實質上是價值觀的斗爭，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意識形態多元化的傾向，意識形態的多元化，本質上是價值觀的多元化。這是教育者必須直面、必須理解和把握的事實。理解和把握了這一事實，也就把握了意識形態對立斗爭的實質與核心，把握了當前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動權。抓住意識形態工作的本質與核心，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前我國意識形態工作的重心，促進大學生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意識形態工作的需要。

三、網絡文化環境下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的應對

通過上述分析和討論可以看到，網絡文化環境下大學生的價值觀教育確實面臨很多新的問題和挑戰，需要我們采取措施，積極應對。第一，大學生價值觀教育要堅持三個結合:灌輸與疏導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虛擬空間與現實世界相結合關于灌輸與疏導相結合。灌輸即理論灌輸。這里的“理論”當然不是一般的理論，而是特殊的意識形態。傳統的意識形態教育強調理論灌輸，強調教師主導地位而忽視學生主體地位，把學生當成被動和服從型的接收器，不管學生理解不理解、認同不認同、接受不接受，一味地進行灌輸。灌輸的慣性很大，流弊很多，廣受詬病。我們不否認灌輸有一定的必要性、合理性，但當前更重要的是認真反思和調整。與以往信息壟斷和信息不暢的時代相比，現在過分強調理論灌輸已經不合時宜。這主要是因為，互聯網的發展已經改變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打破了國家的信息壟斷地位，人們已不再是被動的信息接受者，他們可以通過各種新媒體手段主動、迅捷地獲得和選擇海量信息，任何一種特定的文化或價值觀都會瞬間被拋入多元文化和價值觀的參照系中，重新接受人們的審視，其合理性與合法性時刻都面臨重估和新的定位。這種狀況對于成熟的成年人來說也會造成巨大的沖擊，對于人生觀、價值觀尚未定型的大學生來說，沖擊和影響尤甚。另一方面，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網絡文化環境下，大學生的知識不斷增加，視野更加開闊，自我意識持續增強，個性更加突出，人也變得更加現實;再加上青春期的叛逆性格和情緒波動，使得他們更容易抗拒被灌輸的東西。也許你覺得所灌輸的都是天經地義，可他們恰恰不這樣認為，他們可能更喜歡選擇逆反和叛逆。這時候，相比灌輸，疏導就變得至關重要。疏導，就是疏通和引導。灌輸是居高臨下的不平等姿態，疏導是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姿態，是設身處地、推己及人。在價值觀教育過程中，要多一分平等，多一分理解和尊重，要懂得“發揚民主，廣開言路，創造暢所欲言的氣氛;堅持平等的原則，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互相理解，在盡可能和諧交流的氣氛中進行;不遷就錯誤的意見，不放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6］關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是一個永恒的原則，要對大學生進行有效的教育和疏導，就必須堅持這一原則。大學生的價值觀教育，既要有理論維度，也要面向他們成長的實際，面向國家、社會和時代的實際，尤其要正視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質疑和困惑，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和疏導，并創造條件，鼓勵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積極踐行。關于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相結合。當今世界是一個虛擬空間與現實世界相結合的世界。一方面，虛擬世界越來越豐富多彩，虛擬世界成為現實世界的投射，成為人們理解現實世界的基本方式;虛擬世界以其強大的功能影響和塑造著現實世界，影響和塑造著人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交融互滲，改變了傳統的文化樣態，塑造著全新的文化世界。大學生始終是虛擬世界的主力軍，他們離不開虛擬世界，而且相當一部分大學生沉溺其中。這是一個不容漠視的現實，價值觀教育必須立足這一現實。要把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密切結合起來，從形式、內容、手段等各方面探索價值觀教育的有效模式，增強價值觀教育的實效性。第二，要結合網絡文化時代的特點對價值觀教育的內容進行有效整合價值觀教育最終需要合宜的內容為承載。網絡文化時代，以互聯網為平臺和紐帶，文化和價值發展具有多元化、開放性、多樣包容性、虛擬性、復雜多變性等特點，其內容在質和量上都與以往任何時代大不相同。大學生們所接觸到的文化和價值觀豐富多彩，但同時也泥沙俱下、良莠不齊。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網絡文化時代，虛擬世界成為藏污納垢的重災區。所以，除了相關部門的監管和懲處之外，教育者所面臨的就是把好價值觀教育的內容關，學會在海量信息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有效甄別和取舍，用充滿正能量的教育內容去填充大學生的價值空間。另一方面，就大學生的接受特點看，他們更多地喜歡彰顯個性、求新求異，不喜歡刻板僵化、一成不變，這些傾向在網絡文化環境下被進一步放大和強化。所以，教育者在教育內容的選擇上既要注重思想性，也要注重新穎性和趣味性，要努力體現“三貼近”的要求，讓大學生喜聞樂見、參與其中、自覺踐行。價值觀教育內容的選擇應注意處理好這樣幾個關系。其一是多元并存和一元主導的關系。要堅持社會主流價值觀的主導地位，當前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導地位;同時要正視文化多元并存和價值趨同的基本現實，汲取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優秀文化和價值精華為我所用，堅持“拿來主義”，反對固步自封、惟我獨尊。其二是現代和傳統的關系。現代是傳統的延續，優秀的傳統在現代仍然能夠以適當形式彰顯其價值。大學生多推崇現代和后現代的東西，而輕視傳統的東西。這就需要在價值觀教育的內容上整合傳統文化中仍具有現實意義的部分，以適當的形式實現傳統文化精華和現代生活需求的對接。其三是精華和糟粕的關系。在網絡文化條件下，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二重化使這一關系更加復雜。其實，不論現實世界還是虛擬世界，都存在著正和反、優和劣的矛盾和沖突。所不同的是，網絡文化時代，虛擬世界使現實世界中原有的糟粕的東西有了新的藏身之地，并且花樣百出，更具有隱蔽性和欺騙性，對大學生也更具有誘惑力和影響力。這就使得價值觀教育內容的整合更具有挑戰性，更加需要教育者在教育內容和材料的選擇方面把好關。第三，要堅持創新，努力實現教育手段和方法的現代化沒有適當的手段和方法，教育觀念就無法貫徹，教育內容就無法呈現，當然也就談不上教育的實效性了。這在整個教育領域都是相通的，價值觀教育當然也是如此，但價值觀教育在教育內容和目的上都不同于一般的知識教育。價值觀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接受和培養社會主流價值觀，因而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導向，這首先需要教師的思想和價值引領，需要師生的思想和情感共鳴，需要學生的理論和價值認同，進而促使學生在實踐中踐行，實現知行合一。所以，在更新教育觀念和整合教育內容的基礎上，實現價值觀教育手段和方法的現代化、不斷創新教育手段和方法就顯得至關重要了。網絡文化時代，教育手段的革新可謂日新月異，多媒體、網絡平臺、慕課、“互聯網+”等現代化教育手段不斷顛覆著傳統，“一塊黑板、一支粉筆”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的確，傳統教育手段既無法承載、呈現海量知識和信息，也越來越不適應日益發展的形勢，不適合網絡文化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大學生的特點，因而很難吸引大學生的注意力、激發他們的學習熱情和學習興趣，當然也就難以保證教育的實效性了。當前，對大多數學校來說，實現教育手段現代化的物質條件已經不是問題。但教育手段的現代化不僅僅是一個硬件建設的問題，否則有了這些硬件設施也可能只是擺設。所以，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讓這些現代教育手段發揮應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手段和方法不可分割，現代化的教育手段要求現代化的教育方法。不論是講授、辯論、討論、演講，還是第二課堂、社會實踐活動，都要從教育目的和內容的特殊性出發，從現有的教育手段出發，選擇靈活、適當的教育方法。但從根本原則上講，價值觀教育必須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積極發揮教師的主觀能動性，在教育觀念、教育內容、教育手段和方法的結合上下功夫;要更新觀念，要善于學習和運用現代教育技術手段和教育方法，并注意在教育手段、方法的運用上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系。

作者：王現東 單位：山東青年政治學院

參考文獻:

［1］［2］曹挹芬，曾長秋．新媒體時代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民眾認同的探討［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2)．

［3］張小飛，陳莉．新媒體時代文化生態的嬗變與社會核心價值觀傳播策略［J］．理論視野，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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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米蘭BOCCONI大學公共與非盈利管理教授阿里克斯。圖里尼以BOCCONI經驗為視角產出公共政策制訂的三種理念，其一，第一手資料公共決策是多層次性，不僅僅是政府決策的層面，而且也是文化組織的決策層面，特別是有可能是項目決策的層次；其二，基于第一手資料公共決策，他提出了三個類型，一是創新性的決策，二是互動性決策，三是情感吸引的決策；其三，他使用實驗的方法，為提取第一手資料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礎。

來自耶魯大學戲劇學院的維多利亞?諾蘭教授和紐約戲劇發展基金發展總監安?特萊茨是美國著名的藝術管理專家，她們圍繞美國當代戲劇藝術能力狀況進行研究，通過問題假設和調研，既設置了六個能力的一般性的關照，同時叉涉及如何論證和確認這六個能力的狀況，并且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國外藝術管理的專家的研究，首先表現出視野的開闊，既有宏觀的國家層面的政策研究，也有微觀的實際運行與操作的研究，既有縱向研究，也有橫向研究；其次是研究方法具有多樣性。把藝術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大眾心理學等有機結合為一體；又次，能夠超越單一的研究角度，上升到一個綜合的、全面把握的角度。

來自國內40余所院校及出版社、文化企業的學者環繞跨文化語境下的藝術管理這一核心命題展開演講和深入的研討，其中又分為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跨文化語境下中國藝術管理的宏觀審視。涉及這一命題演講的學者從國內外藝術管理的發展現狀與趨勢出發，高屋建瓴地分析藝術管理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的種種現象和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上海戲劇學院黃昌勇教授從對我國藝術管理專業學科建設梳理開始，基于中西比較的視角、藝術管理體系的構建、方法論的自覺以及實踐與理論相結合等。提出了“一個基本判斷”、“三個發展維度”、“三大問題”的總體觀察。上海交通大學胡惠林教授認為，跨文化本身是流動的。虛擬空間的形成加快了藝術流動的速度，形成藝術的多元化和多樣性；藝術管理具有現代性與社會性，其制度創新值得研究；藝術具有意識形態性，并非專指政治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價值體系。北京師范大學周星教授指出，應當科學辨析宏觀藝術管理和微觀藝術管理的關系，重視對藝術活動客觀規律的掌控。不能把藝術管理者等同于行政管理，應當從行政管理的模式和理念里面超越出來；要確立藝術管理的基本理念，科學設置藝術管理學科；要充分認識藝術管理人才的特有品質，重視該類人才培養的特殊規律。濟南大學江奔東教授強調，藝術與文化管理，需要重視文化規制的問題，要有制衡效果的標準，各機構職責劃分是否清楚，規制出臺的政策是否合理；內容規制應當體現全人類共同價值，即先進文化的標準；文化產業規制需要有立法實施和統一的完整性；面對文化規制，需要科學地掌控政府、文化企業和文化消費者三者之間的博弈。山東藝術學院田川流教授深入論述了宏觀藝術管理與圍觀藝術管理的關系。二者在管理的特征、管理主體與客體、管理使命和方式等方面有較大的不同；二者是制導被制導的關系，又是相互協同的關系：二者會出現一些沖突與摩擦，應在文化建設實踐中不斷磨合與化解，使之產生更大的活力。上海師范大學方華從社會學與文化研究領域切入研究藝術管理的狀況，這一過程所體現的社會文化現象早已引起社會學家和文化研究者的關注。上海師范大學劉素華作了中美國家藝術基金的比較研究，指出美國國家藝術基金五十年興衰表明多元文化與共同價值的協調是國家文化治理中的棘手問題，而中國國家藝術基金如何在價值認同的框架中激發文化活力，既是其直面的挑戰，也是其肩負的使命。

第二，跨文化語境下的藝術管理的發展趨向。較多學者針對藝術管理某個方面的現狀與問題，予以深入的剖析，許多觀點具有深刻的創見。天津音樂學院張蓓荔教授認為跨文化傳播要確立科學的理念和標準，尋找相同的精神內涵與情感共鳴；要凝聚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多方力量構成全方位、多層次的傳播格局，用好交流貿易等多種方式；要科學設計項目、制定合理的指標、突出重點、分階段、分批次推進，突出品牌戰略，市場戰略，合作戰略和媒體戰略。山東藝術學院李丕字教授針對我國政府大力推行的“一帶一路”戰略，指出要跳出舊有的“內向型研究”的局限，以開放的心態開拓“外向型研究”，充分發揮雙向視域研究的互補優勢，同時積極開展中外合作研究，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互學互鑒，互利共贏。中國文聯出版社朱慶社長講述了基于互聯網的藝術資源管理。中國文聯出版社建立的“中國文學藝術+互聯網”這一平臺要為每一位藝術家或藝術學家免費做唯一個人的官網，精準和廣泛地傳播交流學術成果。他認為互聯網時代應當拓展藝術管理的視野，建立宏大的藝術資源庫和藝術交流的巨大平臺，這正是科學管理的體現。湖北大學藝術學院張建軍教授切人中國外流文物的回歸這一命題，認為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義，其間既有不同文化碰撞，也有相互的認同。為了實現更多文物的回歸，應當審時度勢，調動政府、民間各方面的力量，加大科學管理與運籌的力度，實施行之有效的舉措。四川音樂學院廖勇教授探討了員工與組織、組織內各部門和組織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依存關系，提出構建一個有利于組織高效運作的內外管理生態是現代管理的關鍵，而遵照相應的組織制度設計和管理生態模式進行秩序井然的有效管理，則為管理的生態法則。

第三，跨文化語境下的藝術創意、生產與營銷。該課題涉及到藝術管理具體運作的諸多問題，從創意與策劃、生產與運營到傳播與營銷，引發了眾多學者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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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特別是占整個出版碼洋很大比例的教輔圖書，內容質量是否過關，給圖書造成的影響很大，而其實際影響已不止是圖書本身。

（一）對于內容審查的責任意識

圖書特有的意識形態屬性和文化屬性，決定其不能等同于一般商品，編輯必須要有責任意識，而責任意識強弱的體現首要就在于對內容審查的把握是否到位。責任編輯對內容的審查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學術、思想、社會價值等。

教輔書雖面對青少年學生，內容是圍繞著學生學習及提高素質等進行組織的，并以升學考試為主要方向，但由于各科涉及的學科面較廣，不可避免地觸及某些政治、宗教、民族、歷史等出版中的敏感問題。如思想政治這門科目就是研究政治的學科。而地理科則是當前最易使相關教輔“出問題”的科目，它需要大量的地圖，以此來設題、輔助講解、考查識圖理解等，地圖的認識和使用、理解是這門科目的特征之一。由此，就難以避免地使地理科、地圖和復雜的地緣政治、時事政治產生交叉。地理教輔中出現的地圖如不能切合變化后的實際，標示的語言、符號不當，造成的后果可能相當嚴重。事實上，、南海諸島地圖等的繪制和公布已上升到宣示國家的層面，作為相關教輔的責任編輯，怎能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認真處理這樣的地圖問題？此時，責任編輯的責任意識尤顯重要，強烈的責任意識能驅使責任編輯認真審查，查找和發現問題，并采取相應對策，避開大的出版風險。

（二）對教輔內容組織安排、內容策劃的責任意識

編輯不是書稿的寫作者，但往往是書稿乃至整套叢書的策劃者和組織者，作者寫作之前，編輯已在全盤構思，安排架構，做好基本框架了。特別對于叢書而言，策劃編輯是先于主編的指揮者和組織者、策劃者，作者則是一本本書具體的直接寫作者、執行者，編輯和作者共同對書稿的內容作出貢獻，也應共同承擔書稿的責任。有些輔導書因有了強力的渠道，而把經濟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和唯一的考量因素，不顧書的內容是否切合學生使用的實際狀況，大干快上，粗制濫造，使內容平庸，無重點，無梯度，無層次性，不能針對學生在學習和考試中需要解決的問題，甚至于編寫時對新課標形勢下的課程改革也缺少了解，內容脫離目標學生最基本的使用教材，這些書浪費了學生的寶貴學習和復習時間，令人厭惡。這樣的書雖博取了一時的利益，造成的惡劣影響卻是長遠的，對于費了大量心血而打造的渠道也是一個大的傷害，以后這類書再次進入同樣的校園，自然會遇到阻力；對出版社的聲譽也有破壞作用。

二、對于讀者（學生）學習的責任意識

（一）對學生學習提供幫助的意識

教輔對于學生的學習必須要有幫助作用，對學生無用或用處不大的教輔不應當出現，它們只會白白消耗學生的精力、時間和有限的金錢。各種教輔基于自身的特點，對學生的幫助作用可以說是各不相同的，或富于針對性，或創新性強，或突出能力的訓練提高，或有利于考試復習等。從另一方面看，這為教輔的編寫和進入提供了多方面的角度和切入點，也為出版社提供了相當寬闊的出版空間。

（二）打造強實用型教輔意識

需認識到，教輔不是或不僅僅是為學生修身養性準備的，它有著天然的實用價值，即有利于學生學習和考試。因此，編輯須樹立為學生學習、考試負責的意識，應以提高學生學習水平，豐富學生知識，增強學生能力等為己任，與作者一起，從學生的實際出發，打造出對學生有益、有利的精品教輔。

三、文字質量意識

對學生負責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把好文字關，不能以“無錯不成書”來為自己開脫。對于處在成長期、文化知識水平和認知水平還不夠高的青少年學生而言，教輔圖書就是除了教材以外的標準，教輔上的錯字、病句、錯解乃至知識性謬誤等，都很有可能被學生全盤接受。因此，書稿上的一字一句都應當細致認真地審校，不但責任編輯要認真審稿，“三校一讀”也必須堅持，對于問題較多的稿件，需要進行四校、五校甚至六校、七校，以最大限度地消滅差錯。

四、對教師教育、教學的助手和補充意識

首先要認識到，教師的教學是對學生學習最重要的，是學生學習知識、掌握方法、提高能力的主渠道，它不可取代；再好的教輔都達不到教師在充分了解學生前提下的因材施教效果。其次，在重視課堂教學的前提下，需要正確發揮教輔的輔助功能，使其能有力地配合課堂教學。教輔對教學應有正面幫助作用，一本成功的教輔，既能有利于學生自學、自查、自審、自我提高，又對老師的教育、教學起到良好的助手作用，從而受到學生和老師兩方面的歡迎。作為此類書的責任編輯，理應具備為教師教育、教學做助手，為教學提供補充的意識，只有這樣，所編輯的教輔才有可能具備上述期望中的良好品質。

五、對作者的責任意識

編輯要對作者負責，這是一切圖書編輯需共同遵守的，它表現在多個方面：物色和組織有能力和有責任心的作者，培養作者，為作者做好服務，及時為作者排除寫作之外的干擾，與作者簽訂出版合同，及時地依據合同足額核發稿酬。值得一提的是，及時給作者稿酬相當重要，這不僅是給予作者應得的物質利益，更表現出對作者勞動的尊重。一些出版社“店大欺客”，或稿酬一拖再拖，或借故克扣，極大地挫傷了作者積極性，無形中為日后的作者隊伍流失埋下伏筆，從而削弱了出版社的核心競爭力。

另外，現在的教輔圖書編寫過程中，常出現作者為圖省事，隨意在網上復制內容用于自己所編圖書的現象，這使得圖書的法律風險增加。對此，編輯應時刻保持警醒，注意為作者糾偏，幫助作者樹立版權意識，使作者和出版單位免于陷入可能的法律困境；而從另一種角度看，這也是一種為作者負責的表現。

六、對于著作權、版權的責任意識

（一）對于內容應有責任意識，出版的教輔不能盜用別人的智力成果

對他人署名權等版權法規所規定權益的要求和維護是題中應有之義。進入21世紀以來，有關著作權、版權糾紛而進入訴訟程序的官司巨量增加，名人非名人的此類事件層出不窮，而作為出版方的出版社、作為該教輔圖書的責任編輯，常需與民營等機構合作研發和出版教輔，對合作方版權、作者著作權的監督檢查和確認是責編乃至出版社需要做的重要工作。實踐上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來做，以作者授權委托書方式確認就是其中之一。

（二）對于其他出版社版權的處理也要有責任意識

近年來，出版社自身的版權意識也有新的提高，本版的教材已被視為該社的重要智力成果、優秀的出版資源，其他出版社使用和引用出版相關配套教輔通常須取得授權，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等擁有較強教材資源的出版社等兩三年來就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一系列的維權行動。因此，教輔責任編輯須改變過去配套教輔出版不用取得相關教材出版社同意的做法，關注新的形勢，以著作權法和相關出版法規為準則，富有責任意識地處理與其他出版社的版權問題。

（一）熟悉教材、以教材為基礎和出發點的意識

教輔的特點之一就是要以教材為依據，不同版本的教材決定了教輔的不同特質，而當前各地的教材版本累計有十五種以上，不同版本的教材課程設置不同，對同一知識點的要求常常不同，連一些常用詞的寫法也不一樣，作為以編輯出版教輔為專業的編輯，要有以教材為基礎的意識，熟悉教材，使教輔盡量與教材一致，不使學生在使用中造成混亂。

（二）提升職業素養、具備職業資質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