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女性生育權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關鍵詞】

就業、性別歧視、對策

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就業隊伍中，追求自身價值的實現。一方面，這帶來了勞動力市場的巨大變革，女性的經濟、社會地位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女性和男性在就業狀況上仍存在顯著差距，就業領域的各種歧視現象屢禁不止。如不能將其及時納入法律規制的軌道，必將給女性勞動者帶來精神與物質的雙重損害。為有效遏制并改善這種狀況，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并在“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要“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加快完善社會保險制度”尤其是“完善生育保險制度”等相關措施。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但是要遏制就業歧視現象，營造女性就業的良好社會環境，還需多方努力，特別是法律和政策層面相關措施的研究和出臺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1 我國女性就業歧視問題的現狀及保護其平等就業權的緊迫性

“性別歧視”是歧視的一種，指僅僅是基于性別因素而存在的不公平對待，包括工作種類和級別的歧視（職業性別隔離）、晉升的歧視、勞動報酬的歧視等等1。而“就業性別歧視”主要是針對女性就業者而言的，即在勞動力市場上，雇主在女性求職者具備完成工作的相關知識、能力及技能的條件下設置就業門檻，或依據性別因素給予女性職工不同或者不公平待遇的行為。

目前，我國女性就業受歧視情況較為嚴重。除了一直以來廣受關注的農村婦女、城鎮下崗女工等因年齡偏大、學歷偏低的因素遭受就業歧視之外，擁有高學歷的女大學生也擺脫不了就業市場上的性別歧視遭遇，并且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就業準入歧視、行業歧視、工作類別歧視、待遇歧視、女性特殊生理期的歧視等問題層出不窮。這嚴重損害了女性勞動者的平等就業權益和勞動積極性，長此以往，將造成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不利于和諧勞動關系的形成。在倡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文明社會，這個問題應該引起重視并得到妥善解決。

2 我國保護女性平等就業權的立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目前，在消除就業與職業歧視立法方面，我國僅在《憲法》、《勞動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民法通則》、《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等法律法規及政策性文件中有些零散的規定，并沒有專門立法或者系統的規定。而僅有的法律規定又呈現出過于原則、界定模糊、保護范圍過窄、立法分散且各地差異大、積極保障措施不足、救濟途徑缺乏、監督體制不完善、懲罰力度小、執行困難等問題。與之相對的是，就業歧視現象層出不窮，侵犯勞動者基本權利的狀況頗為嚴重。尤其是女性平等就業權的缺失愈發明顯，在就業準入、職業待遇、特殊生理期等方面均存在歧視現象。但由于我國在保障女性平等就業權方面的立法現狀，女性勞動者在遭受就業歧視時，常陷于救濟不能的尷尬境地，很少有人會選擇通過法律途徑來反抗歧視；或者即便反抗，也往往投訴無門，沒有相應的解決機構；再或者即使是也往往因為難以舉證或沒有具體法律條文保護而被法院駁回。某種程度上，法律在解決女性就業歧視的問題上成為了一紙空文。

3 解決我國女性就業歧視問題的對策

首先，應制定《反就業歧視法》，強化法律制裁措施，完善司法救濟途徑。其一，要制定一部系統、完整的《反就業歧視法》。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單獨立一部《反就業歧視法》，對各種歧視現象進行系統的、詳細的規定，運用積極的法律方式，限制用人單位的用人自。使法律從操作層面維護其所賦予勞動者的權利，讓反抗性別歧視的維權行動得到具體的法律支撐。其二，強化法律制裁措施，嚴懲有歧視行為的用人單位，使用人單位為歧視行為所付出的成本高于不歧視女的成本。這樣，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組織才能從根本上放棄歧視行為。同時，還要加大執法的力度，不要停留在規定上，而要真正落到實處。

其次，要設立反就業歧視專門機構，強化監督機制。目前，我國沒有負責實施反就業歧視法律的專門機構。《就業促進法》規定了勞動保障部門和工會的檢查監督權，但是對這兩個機構如何監督，程序如何沒有明確規定。目前，就業性別歧視日益嚴重，相對于雇主，求職者總是處于弱勢的地位，只有成立反就業歧視的專門機構，才能更好地保障勞動者的就業權益。例如，我國勞動部門可設專門的保障救濟辦公室，勞動市場設監控窗口處理投訴，與婦聯等廣大民間婦女組織聯手協作，使遭遇性別歧視的女性有正常的投訴渠道，歧視發生時有專職部門解決，而不是讓女性勞動者求助無門。此外，還要加強執法的監督力度，完善一系列的法律監督和社會監督機制，及時有效地糾正用人單位的性別歧視行為，盡可能減少或消除就業中的性別歧視。

再次，需完善女性生育社會補償的生育保障制度，將性別虧損的責任由社會承擔。政府要改革舊的生育保障制度，通過社會統籌方式將女性特殊生理因素所產生的負擔社會化分攤，使企業不致因招收女職工而帶來效率和效益的損失。5目前，我國應在現行生育保險制度下進一步擴大生育保障覆蓋面，取消戶籍等條件的限制。北京市率先采取了實際行動，已于2012年元月起生育保險實現制度全覆蓋。即北京本市行政區域內的所有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職工，都應當參加生育保險。一方面，用人單位覆蓋范圍擴大。將以前不能參加生育保險的單位、組織全部納入覆蓋范圍，實現生育保險制度全覆蓋；另一方面，人員范圍擴大。凡是與用人單位形成勞動關系的職工均在參保之列，不再區分其是否具有本市常住戶口。6這是巨大的進步，其他城市和地區也應陸續出臺相關的政策法規。

最后，須努力構建先進性別文化，創造寬松的社會環境。要消除就業領域的性別歧視，就必須改變傳統的性別差異觀念，建立以人為中心，以兩性全面、和諧發展為目標的先進性別文化，這是實現男女平等就業的根本。7倡導男女共同參與社會勞動、共同分擔家庭責任，改變傳統的性別分工定勢，讓男人介入妻子分娩過程的照料和喂養孩子、照管孩子的工作，改變把生育和護理孩子僅僅看作是女性責任的觀念。使人們包括女性自己提高對女性社會價值的認識，促進男女兩性健康和諧地共同發展，為女性就業營造寬松的社會環境。當然，作為女性群體自身也應該逐步從傳統的性別角色中解放出來，不斷加強自身的科學文化素養，提升人格的獨立性、自主性和社會化水平，從而為進入社會、參與合理的職業競爭儲備足夠的內在條件。

參考文獻

1許姍姍：《婦女就業性別歧視與公共政策研究》，重慶師范大學碩士畢業論文，中國知網，2005年，第6頁.

2劉芳：《女大學生就業歧視問題研究》，湘潭大學碩士畢業論文，中國知網，2010年，第7頁.

篇2

 

《奇異的插曲》是“美國現代戲劇之父”尤金?奧尼爾中期最重要的劇作之一，“是標志著奧尼爾走向全面成熟的第一部劇作，奧尼爾對此劇所傾注的精力比對過去的任何劇作都多。”[1]劇本發表后立即成為全國的暢銷書，奧尼爾因此第三次榮膺普利策獎。在這部被奧尼爾稱為“我的女人劇”的劇作里，女主人公尼娜普遍被評論家稱為是一個“狡詐地操縱她的男性崇拜者[2]”的“妖女”。筆者認為，尼娜是一位敢于追求自我實現、自身幸福的有強烈女性意識的現代女性，她對女性從屬地位的大膽抗爭及最后對男權中心文化的無奈屈從揭示了西方女性在現代社會中的生存困境。

1 抗爭

年輕時的尼娜朝氣蓬勃，勇敢堅強，是西方現代新女性的典型代表。她敢于突破傳統思想的窼臼，大膽地去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她不受門第觀念影響，不顧父親利茲教授的反對，與出身貧窮但十分優秀的學生戈登相愛奧尼爾，憧憬著與他共同邁入幸福的婚姻殿堂。當父親的暗中干涉使她未能如愿而抱憾終身時，尼娜便以一個敢于反抗男權的獨立女性的姿態出現，指責父親對自己人生幸福的破壞和扼殺，“我決定馬上從這兒搬出去[3]”。這句話斬釘截鐵地表明了尼娜沖出家庭牢籠、擺脫父權控制的渴望免費論文下載。在后方醫院，尼娜將自己純潔的身體獻給傷兵，讓他們快樂，為心中對死去的戈登懷有的負疚感而自我“奉獻”、自我懲罰。雖說這是一種“道德沉淪”的表現，但卻是對以利茲教授為代表的清教主義清規戒律的一種大膽的叛逆，是尼娜受其壓抑而采取的抗爭行為。

經歷了失去愛人的痛苦，尼娜并沒有像傳統女性那樣自怨自艾，反而以一種更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探索新的生活道路。她以自己的方式構建了一個“戈登神話”。為擁有一個孩子成為孩子的母親，她選擇跟自己不愛的薩姆結婚。這同傳統的男性一直將女性視為生育工具完全相悖；尼娜要在滿足自己的需求中完成男女兩性角色的轉換；當薩姆的家族病史阻止她成為母親時，她又選擇了達萊爾，就在達萊爾完成她做母親的心愿的同時，尼娜從他那里找到了現實生活中情感的寄托。尼娜還使父親的學生馬斯登填充了父親死后她所缺失的父親角色的空白。丈夫薩姆、情人達萊爾、父親的替身形象馬斯登及兒子小戈登，是尼娜死去的心上人的四個分身和替補，是他們成就了尼娜不死的“戈登神話”，實現了她心目中所追求的作為女人最完美的境界，如她所言，“我應當是地球上最驕傲的女人！我應當是世界上最快活的女人！”[4]

作為劇本中唯一重要的女性角色，尼娜雖勢單力孤，卻依然不失為一個勇于把握自己命運、抗拒男權的女性形象。在為爭取自己的獨立與幸福、爭取同男人平等生活的權利進行大膽抗爭的同時，尼娜也在積極努力地尋找著自我、成就著自我,展現著一個同男性具有平等地位的普通女性的生存價值。

2 屈從

“19世紀的美國社會只為女人提供了一種得到社會尊重和接受的角色——賢妻良母奧尼爾，一種要求女性不斷自我犧牲，一心滿足他人的角色。這樣一來，不論處于什么心理狀態和知識層次的女人都不得不極力使自己符合這個規定的角色。有關生育的書籍、上流社會女性雜志、兒童文學也不無要求女性無私地放棄自己的理想，將自己的希望和能力托付給她們生活中的男人。”[5]劇中尼娜便生活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雖然她不甘于傳統的束縛，大膽于命運進行抗爭，可她畢竟是一個普通的女人。作為女兒、妻子、情人和母親，“尼娜過著這些人的生活，戴著這些人的面具，扮演著這些人的角色。”[6]在男權中心文化的控制下，尼娜只是一個性別意義上的“女人”，只擁有性別層面上的身份定位，無法擁有男人們具備的社會角色。這種社會角色的缺失和男權中心文化在禮教文化等層面上對女性的種種約束制約了尼娜個性的發展，剝奪了她的生存發展空間，使她只能借助于男人尋求自我的實現，注定了她最終也只能無奈屈從于男權統治對自己命運的主宰。

在父親面前，尼娜是女兒，除了經濟上依靠他外，還有傳統禮儀上的孝義親情。縱使她深愛戈登，女兒的身份卻使她不忍以傷害父親的感情來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只能屈從于父親的意志免費論文下載。尼娜同薩姆結婚本是想利用他滿足自己成為母親的愿望，可妻子的責任卻促使她為了給有家族病史的丈夫生一個健康的孩子而和達萊爾通奸生下了小戈登。后來，薩姆事業的發達使尼娜在經濟上無條件地聽命于他，致使尼娜一步步放棄個性奧尼爾，成為了按丈夫意愿行事的女人。作為尼娜情感和精神上雙重依賴，尼娜的情人兼精神病醫生達萊爾給她開的走傳統女性之路的處方將她的命運引向了情感和婚姻兩分的尷尬境地。尼娜的一生自此陷入無休無止的精神折磨之中。兒子小戈登是尼娜情感上最大的依賴，尼娜曾試圖跟兒子的心上人瑪德琳爭奪兒子的感情，卻被達萊爾以精神病醫生的身份宣布處于更年期的她精神不正常。尼娜抗爭命運最后的努力也以失敗而告終。身心俱疲的尼娜再也沒有同命運抗爭的勇氣了，只求同那個父親式的丈夫馬斯登回到兒時的家里，在寧靜中死去，以此來結束她人生的一段插曲。

結語

面對強大的男權統治，尼娜生活的角色只能圍繞“女人”而定，生命也只能依賴男人而延續。無論她怎樣抗爭，都無法擺脫男性權威的束縛和禁錮，“她每一次的努力都繃緊了自己周身的羈絆[7]”.雖然尼娜的最終歸宿再現了西方女性在現代社會中的生存困境，但她追求幸福、抗爭命運的勇氣卻也呈現了普通女性尋求自我、成為自我的夢想。忠實于自己的夢想，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這正是尼娜代表的精神所在，也正是她的可貴之處。

參考文獻：

[1]特拉維斯??博加德.尤金?奧尼爾的劇作[M].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72.

[2]Robinson,James A. The Middle Plays [C]. Michael Manheim. 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Eugene O’Nei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4]尤金?奧尼爾.奧尼爾劇作選.歐陽基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4.

[5]SmithRosenberg, Carroll.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詹姆斯?格林.尤金?奧尼爾的《奇異的插曲》[M].紐約：紐約市君王出版社，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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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職業性別歧視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都做了深入研究。職業性別歧視不僅是經濟現象，更是社會問題，社會學理論以獨特的視角解釋了這一現象，且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同時，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社會政策當仁不讓地擔負起其消除職業性別歧視的職責。

勞動力市場同樣受“供需關系”的掌控，但現行中國顯然是勞動力的買方市場，雇主的價值、偏好將導致不同的市場結果。學者趙耀對雇主雇傭行為調查表明，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堅持不選擇女性，認為女性不能兼顧家庭和事業，生育和照顧家庭會影響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調查者“同意”或“很同意”這種觀點。還有部分對雇主對女性未來發展的適應性、工作內容和崗位變動的應變性表示擔憂。

我國勞動力市場上職業性別歧視現象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業率較低、下崗失業比重大和職業報酬差距大。雖然每年的調查結果有所變動，總體狀況沒有明顯改善。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職業性別歧視，社會學以獨特的視角彌補了經濟學純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釋力。

一、社會學理論的解釋

1.女性勞動就業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數學者認為，在社會化過程中對社會性別意識的強化以及對男女兩性在家庭和社會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劣勢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僅影響到女性是否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決策，而且決定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的職業選擇，也會影響雇主的招聘行為。

2.個人偏見理論。該理論是由貝爾克（Becker）創立，是在“身心不悅”的基礎上建立的，用貝爾克的話說就是，“如果某個人具有歧視的偏好”，那么他就樂于以某一群體替代另一群體并為此支付某種費用。他認為，這種偏見來自雇主、雇員、顧客三個方面。（1）雇主歧視。假設一些雇主對一部分人具有主觀的偏愛或對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惡情緒，而與其技能無關。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對女性雇員抱有偏見，即使女性與男性有相同的勞動生產率，他們也只愿雇傭男性，除非女性雇員和男性雇員之間的工資差別大到足以抵消對女性的偏見的程度，才會雇傭女性。（2）雇員歧視。這與工作職位的競爭、工作中的磨擦、人們對民族、種族、性別、年齡、健康等的認識的不同有關。例如，大多數白人對有色人種持有偏見，有些男性雇員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領導，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殘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們能夠勝任。（3）顧客歧視。顧客有時對被服務的對象也會有偏見。如外科醫生、機械工程師、司機顧客喜歡男性提供的服務;護士、導游、空中小姐，顧客喜歡女性提供的服務。

3.互動理論。斯坦福大學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釋兩性職業和報酬不平等的問題時提出這一理論，她認為，人們生活在互動的交往中，在求職、應聘、面試時都會有直接和間接的互動。基于性別的顯著差異，互動過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優于女性，更勝任工作的觀念影響下，造成具有與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對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時，男性利用占據權威位置的機會，故意忽視或消除對他們不利的因素以維護他們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難改變這種狀況。評價職業報酬時，人們通常較少選擇異性參照群體，更多的采用與同等任職資歷的、同樣性別的人相比較的方法。這種通行參照群體的選擇，導致社會網絡的同性化和職業性別隔離。

4.激進女權主義的自行就業觀點。激進女權主義從強調私生活領域的問題出發，認為女性在社會勞動中處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們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們提供的戰略便是使女性與男性分離，鼓勵女性去創建自己的產業，如商店、銀行、企業、飯店、醫院、書店等，以做到自行就業，免受社會就業市場的性別歧視。 轉貼于

二、消除職業性別歧視的社會政策建設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發達國家為促進女性就業實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值得借鑒，包括職業教育和培訓政策、失業保險政策、職業介紹和指導政策、公共就業工程等政策。美國（“一攬子職業中心”）、法國設立專門機構開展針對性的培訓和就業指導。很多發達國家積極介入女性就業，財政撥款補貼公立職業介紹所，為婦女就業和企業用人提供免費服務；大力興辦公共工程，為婦女提供就業崗位；鼓勵女性自主創業，制訂了明確的支持政策，這方面美國和歐盟都走在前列，取得顯著成效。

2.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第一，我國社會需要制訂《反就業歧視法》，依靠法律的強制來保證女性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就業機會，實現同工同酬；當前，不少中小私營企業違反勞動合同法，不繳納包括生育保險在內的五項保險的行為，嚴重損害女性勞動者，法律要制定細則予以糾正。第二，女性承擔著生育和照顧家庭兩大社會責任，女工生育保險應盡快轉變為社會統籌，實現企業的成本向社會轉移，由社會來承擔婦女生育哺乳費用以及生育保險金。第三，應該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長期失業和下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級社會保障部門應該學習發達國家經驗，積極幫助她們尋找就業機會，開展再就業服務，把保障和服務結合起來。第四，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對象應包括各種類型的女性從業人員，使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和失業保險能夠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條保障線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業女性的貧困狀態能夠得到緩解直至消除。

參考文獻

[1]趙耀.中國勞動力市場雇傭歧視研究[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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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國人已不再談性色變。但是由于男權思想的殘留和傳統思想的影響，中國作為一個相對保守的國家，對性生殖等仍是諱莫如深。雖然《婚姻法》、《刑法》已將婦女的性權利在某些方面予以規定和保護，但是在實際婚姻關系中，女性的性權利并沒有得到很好的保障。

本文將限縮視角，僅探討正常婚姻關系中婦女性權利的保護問題。換言之，首先，就是排除了非常態兩性關系中對婦女性權利的侵害：如尚未締結婚姻關系的兩性關系，已締結婚姻關系的男性與非配偶的其他女性的兩性關系，以及已經締結婚姻關系的女性與非配偶的其他男性的兩性關系等。其次，就是將婦女的身份固定為在醫學，社會學角度都沒有爭議的女性性別身份，排除了變性人，兩性人等非常態身份。最后，之所以討論婚姻中婦女的性權利保護問題，是因為中國傳統男尊女卑思想的影響，以及在大部分兩性關系的發生中，男性在生理及心理上的天然優勢導致女性在性權利的享有上一直處于被動和不利地位。

一、婦女性權利的《婚姻法》保護現狀

（一）性權利的概述

性，究竟是權利還是義務一直飽受爭議。武秀英在《法理學視野中的權利》一書中所持觀點為：性是一項從屬于人身的權利，不因婚姻關系的締結而發生權利主體的變化。不能簡單地認為，結婚后妻子的性權利理所應當歸丈夫享有。因為這樣文字表述的后果是，承認婚姻關系的締結剝奪了一項原本從屬于自身的基本人權，這有違法理的精神。

綜上，筆者認為性權利說有更多的理論支持。性權利，是自由這一基本人權的延伸。性是一項行為，通常發生于男女兩性之間。為或者不為這項行為，都可以由男女雙方共同選擇決定。也就是說，性權利從屬于人身，權利人有自由支配排他的權利。積極為之或者消極不為，權利人都有選擇的自由。這種自由從屬于基本人權，不因婚姻關系的締結而轉化成一種義務或者變換了原本的權利主體。

（二）婦女性權利的《婚姻法》保護困境

《婚姻法》中涉及到性權利的原文表述有：1、總則部分――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2、家庭關系部分――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3、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是法院判決應準予離婚的法定情形。

分析法律條文，可以做出如下解讀：“同居”是夫妻任意一方的權利，也是向對方的義務，這樣說來，“同居”既是一項權利，也是一項義務。因為《婚姻法》表述得很明確，“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是法院判決應準予離婚的法定情形，這些都是義務說的表述。換一種說法，是不是說男女雙方在結婚之后互相享有彼此的同居權？這樣的話，結婚之后的男女就只剩下同居的義務和享有對方同居權的權利。這對于公民的人權，是保護還是限制？

“忠實”狹義理解為性忠實，不細述。相同的問題，結婚之后的男女是不是喪失了原本只屬于自身的性權利？

計劃生育，簡單說來就是生兒育女，這個條文既響應了國家的基本政策，又含蓄地表達了夫妻的性生活之實。筆者認為，這是整部《婚姻法》中對性權利的唯一還算比較清晰的表述。

婚姻中婦女的性權利，并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予以規定。而任何一項權利，都是由法律賦予并設置具體的下位法條文予以保護。一旦離開法律，權利就成為空談，性權利也不例外。是故，筆者認為應將婦女的性權利在《婚姻法》中予以明文規定，并結合刑法的相關條文，對具體形況下的具體操作細則予以明示。

二、婚姻中侵犯婦女性權利的行為類型

（一）丈夫強迫妻子發生

對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丈夫違背妻子意志，強行與其發生性關系是否構成罪這一問題，一直是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爭議的焦點。雖然刑修九后，猥褻罪的受害主體就不再僅局限于婦女，但是關于罪的受害主體卻還是婦女。進一步論述在婚姻存續期間，丈夫強迫妻子是否構成罪？因為男性身體強壯的身體特征以及幾千年男權社會的遺跡，女性尤其是已經結婚的女性，在支配丈夫身體或方面很難有決定權，強迫極大地損害著女性的身心健康。

首先，《刑法》并沒有將丈夫排除在罪的主體之外，也就是說《婚姻法》并沒有賦予妻子必須在隨時隨地滿足丈夫需求與其的義務。性應該理解為一種權利，并且是一項只屬于每一個公民自身的基本人權，妻子的性權利不因婚姻關系而被丈夫絕對享有。其次，《婚姻法》中規定的，同居不以發生性關系為必要，“忠實”和“計劃生育”也沒有將性歸為丈夫的絕對權。再次，退一步講，罪懲罰的是違背婦女意志的。那么在夫妻之間，即使丈夫擁有性權利，但是他并沒有控制妻子意志的權利。在這種情形下的罪，因為在某種程度上的合法化和合理化，懲治的不是本身，而是丈夫強迫妻子意志的行為。最后筆者認為，婚內的強迫屬于罪的特殊范疇，因為它與普通的罪不同，懲罰的只是丈夫強迫妻子意志的行為。如果行為本身不作為懲罰對象，那么應該在強迫妻子到達一定程度，并且造成一定損害后再作為罪予以認定為宜。在司法實務中，也鮮有將婚內的性強迫行為認定為罪的先例。

（二）丈夫對妻子實施性暴力

自古就有“男陽剛，女陰柔”之說，加之傳統男尊女卑思想的殘留以及男性體格的強壯和在生理構造上的天然優勢，男性在兩性生活中往往更具有主導型，攻擊性和暴力型。

由于性暴力是一種特殊的暴力行為，不僅侵害女性的身體健康，而且會嚴重傷害到女性的心理健康。香港《性權宣言》中規定了性自由權，性快樂權等性權利的具體分類。這些具體分類對于性暴力持絕對否定的態度。性關系的發生是夫妻雙方兩情相悅、互相尊重的兩性融合。退一步來說，即使不是性暴力，關于性關系發生的方式，時間，地點等，婦女都有選擇的自由。性暴力是對妻子人身的傷害，精神的摧殘，更是對和諧婚姻關系的破壞。

三、對《婚姻法》中婦女性權利保護的立法完善

（一）性權利立法具體化

筆者認為，需要具體化的《婚姻法》條文有：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首先，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建議將這條具體化為：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但是夫妻任何一方都不得強迫對方發生，應尊重對方的性自由。其次，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建議將這條具體化為：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但是不得以此為借口不尊重對方的性自由權。

（二）符合中國的基本國情

立法完善活動的進行，在充分保障婚姻中婦女性權利的前提下，也應考慮中國特有的性文化背景。讓具體法律條文在實踐操作中真正可以發揮作用，也不超出大眾的可承受能力范圍。（作者單位：北京理工大學）

參考文獻：

[1]孟廣偉.《談談刑法對婦女合法權益的保護》[J].載《法學雜志》.1984（1）：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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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農村婦女的現代意識是一項長期工程，需要個人和社會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筆者長期從事婦女工作，具體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以幫助農村女性樹立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生存意識。

一、加強農村基礎教育，開展多種技能培訓

根據2000年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看，我國農村女性文盲人口已占農村女性總人口的16.89%，教育是農村婦女素質優化的最重要的途徑，必須重視農村的基礎教育，關注弱勢群體的女性教育，針對不同年齡段的農村女性開展形式不同的教育。對于學齡階段的女性，要加強農村的基礎教育，未雨綢繆，大力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將這項政策落到實處。否則先期的教育不足會導致后期能力發展的缺陷，基礎教育可以提高最廣大農村婦女群眾的文化素質，這有利于其現代經濟、政治、文化意識的樹立。對于農村已婚女性，根據當地的產業模式，開展有針對性的專項技能培訓，掌握農業或手工業的一技之長。

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地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規模龐大的女女流動人口的形成。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當前全國女性流動人口數量已達到7385萬人，占據全國流動人口的半壁江山。女性流動人口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和千千萬萬的男性流動人口一樣，離開家鄉，告別故土，融入到經濟建設和城市發展的大潮中去。鑒于此經濟現狀，我們必須打破行業性別歧視，為農村婦女提供廣闊的就業渠道和就業機會，讓廣大農村婦女參與到市場競爭的大潮中去。對于勞動力富庶的地區，在進行專門的培訓之后，可以組織農村婦女進入當地城鎮從事一些餐飲、服務、加工之類的技術含量較低的行業，為增加農村婦女的經濟收入提供機會，使農村女性在經濟上擁有獨立地位，增強其經濟自主能力。同時獲取接觸城市開放文化的機會，開闊視野。對農村婦女自身而言，不僅要配合基礎教育，同時要有意識地尋找各種渠道學習新知識新技術，例如通過電視農業頻道聽取一些農業致富“經”。 　二、落實法律法規，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

土地是農村婦女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但是據全國婦聯對30個省市202個縣市區1212個村的抽樣調查顯示，在沒有土地的人群中，婦女占了七成，有26.3%的婦女從來沒有分到過土地，有43.8%的婦女因為結婚而失去土地，有0.7%的婦女在離婚后失去了土地。作為農村婦女最主要的生存財富和保障的土地，一旦失去，婦女的經濟狀況會急劇惡化。據不完全統計，大約80%的農村離婚婦女離婚回娘家后，沒有土地可以承包，她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生活只得依附于他人。她們在經受精神痛苦的同時，生活處境不盡人意。《婚姻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經營中享有的權益等，應當依法予以保護。”《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條也規定：“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切實落實這些法律規定，保障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可以為農村婦女的經濟地位提供堅實基礎。只有在基本生存問題解決的情況下，才有利于樹立農村婦女積極參與到公共事務中去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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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年是各級婦女組織貫徹落實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加強能力建設，取得工作新業績的一年，也是深入學習十六屆六中全會決議，團結廣大婦女群眾，踐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年。一年來，我校女工委員會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圍繞學校中心工作，認真履行婦聯職能，努力為婦女群眾提供切實有效的服務和幫助，維護婦女權益，開展各項主題活動，促進婦女發展，各方面工作成績顯著。

一、做學習的女性 提高每位女教職工的文化素質。為每位教職工征訂了雜志讀物 。組織好讀書讀報小組，按年級組為單位，開展讀書讀報活動，做好文章摘抄，寫好讀書筆記，每位教師還寫好反思和案例分析，進行了讀書交流。同時，積極參加各項才藝比賽，如，鋼筆字、毛筆字、粉筆字、電腦打字、多媒體課間制作、信息技術于課堂教學整合、卡拉ok等比賽。暑期及期初，黨支部和工會向教師推薦了一些關于師德建設和業務方面的優秀書籍，每位教師寫了讀后感。

二、做創業的女性 進一步推進“巾幗建功”活動的開展，把廣大女教師、女職工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謀求發展中來，組織動員全輔導區女教師積極開展愛崗敬業，拼搏進取、崗位成才、崗位創業、崗位創優、崗位建功活動，促進行風建設和教育發展。不斷激勵女干部、女教師的進取精神，在學期中開展 “講學習比進步，講政治比覺悟，講正氣比黨性，講理想比貢獻，與時俱進爭一流”，充分發揮婦女組織的職能作用，自加壓力，勇于爭先，創一流工作業績的活動。本學期又有兩名女教師發展為預備黨員。女教師爭開研究課、公開課共計100多節。還有二、三十篇論文在《濱湖教育》、《無錫教育》、《小學語文教師》、《小學青年教師》等區、市、全國級刊物上發表或各級評比中獲獎。

三、做文明的女性 1、本學期婦女工作結合學校孝心結合學校創省綠色學校的大好時機，女工委員會配合工會開展“綠色家庭”、“平安家庭”創建，全面推動精神文明建設。結合學校的孝心教育活動在廣大女教職工開展“爭當孝心好園丁”活動，評出了十佳孝心好園丁 。同時利用班主任的有利條件對學生進行開展了以“感恩”為主題的班會及孝敬活動。活動對象為全體師生，或自制一份禮物，或寫一份“重陽”賀詞，或為奶奶、外婆唱首歌，或主動幫媽媽（奶奶、外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洗洗腳、捶捶背或其他，把孝敬長輩落實到行動上。通過活動讓學生充分了解母親，從內心感受母親對家庭的付出，對自己的關愛，培養學生尊敬長輩、孝敬婦女的傳統美德以及關心他人、熱愛勞動的良好習慣。

四、做美麗的女性 在 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工作中，充分發揮作用，我校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成員認真學習有關文件，吃透精神并認真貫徹執行，自覺遵守計劃生育條款及有關政策法規，把我校的計劃生育工作納入學校的各項工作計劃之中。關心女教職工的身心健康，為每位女教職工發放生活用品。學校為每位一份女職工進行了一次婦女婦科普查，同時做好善后工作，制定好一張表統計婦科普查后的基本情況，有哪位女同志的健康狀況好，哪位女同志的健康狀況有點問題 。平時，看到有女同志生病就去探望。增強婦女的法律意識，提高婦女合法權利。 進一步了解法律，增強了法律意識，達到了保護自己的權利。同時，做好資料積累工作，每次活動有記錄或小結。做好各方面婦女宣傳工作，記好小白卡和綜合計劃生育工作動態表。每月發放好避孕藥具，確保無計劃外生育，無婚前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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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婦女權益保障法》明確規定，用人單位在“三期”中不得辭退女職工。然而，我國目前的生育保險仍是以市縣為統籌范圍，參加的市縣不到全國的一半，大部分的非國有企業尚未參加。法律法規及其解釋對我國婦女權益的保障非常具體，然而各公司企業存在的違法歧視孕婦的現象也不少，甚至鉆法律的空子。不少單位在女性三期內辭退女工，或者把懷孕女性調離原有職位，讓他們做一些低級工作，故意刁難，使得懷孕女性忍無可忍，從而自動請求辭職。究其原因是我國職業女性在懷孕期間法律保護的價值缺失，需要引起我國的重視。

二、研究現狀

之前的學者對中國女性三期權益保護方面作出了一定研究，探討我國女性在孕產期應享有的合法權益及產假期間工資及生育津貼的計算與發放，也有學者提出我國現有保障三期女性權益的法律缺失及完善策略等。本文的重點在于通過借鑒臺灣在保護孕產期職場女性方面的部分成功經驗，力求找到可借鑒的有效措施。經過整理，保障女性三期權益的相關法規主要如下：

（一）孕期

我國法律規定，孕產期婦女享有不被辭退、不被降低工資的權利，不得從事夜班勞動并禁止其從事鉛汞苯等有毒物質超過國家衛生標準的作業，懷孕7個月以上（含7個月）的女職工，不得安排其從事夜班勞動；在勞動時間內應對安排一定的休息時間；懷孕女職工，在勞動時間內進行產前檢查，應當算作勞動時間。

（二）產期

在產期規定方面，女職工在產期內享有一定時期的生育假和生育待遇。如女職工產假不得少于90天，包括產前休假15天，產后75天。難產的婦女增加15天產假，多胞胎生育的，每多一個嬰兒增加產假15天。女職工懷孕流產的，其所在單位應當根據醫務部門證明，給予一定時間的產假。

（三）哺乳期

對于哺乳期對女性的保護的法律規定有，如有不滿一周歲嬰兒的女職工，其所在單位應當在每班勞動時間給予其兩次哺乳時間（含人工喂養），每次30分鐘。哺乳時間和在本單位哺乳往返途中的時間，算作勞動時間，不得扣其工資。對于哺乳期的婦女不得從事國家三級體力勞動強度和普如期禁忌從事的勞動，不得延長其勞動時間，不得從事夜班勞動等。

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文采用訪談法對四類人群進行訪談，他們分別是三期婦女（包括已過產期三年以內的婦女）、企業部門、政府部門及專家學者，從中了解臺灣及大陸對于女性職工三期的保障情況及目前仍然存在的問題。在訪談對象的選擇方面，分別對學校、事業單位、勞工局、私部門等工作的懷孕女性及主管人員進行深入訪談，獲得訪談問卷20份，其灣的問卷13份，大陸的問卷7份。針對大陸和臺灣的公部門及大型企業中的三期女性與中小企業中的三期女性進行比較研究，觀察分析女職工在三期待遇及保障的差距，行業上主要集中在行政人員，對行政人員進行細致分析，試圖達到研究目的，即（1）公部門及大型企業的女職工與中小型企業的女職工在三期得到的工作權益保障差距是否較大，原因為何；（2）臺灣的私部門的中小型企業與大陸私部門的中小型企業在女職工三期權益的保障方面是否也有較大的差距，原因為何。

四、研究結論與建議

通過文獻查閱法及訪談法對臺灣職場女性孕產期權益保障情況的相關研究，訪談了四個群體的對象，分別為孕產期女性（包括已過產期3年以內的女性），企業部門、政府部門及專家學者。研究了解臺灣及大陸現有懷孕女性保障法規的頒布及執行情況，從訪談結果中得到大陸與臺灣在懷孕女性權益的保障法規的執行方面有不小的差距。我國可以借鑒臺灣的立法及相關懷孕婦女保障的法律法規，結合我國國情，從立法的制定和執行兩個角度提出對策，具體建議如下：

（一）立法層面

第一、從國家層面來說，應對我國相關的政策規定進行清理，將與《婦女權益保障法》相違背的或不利于保護懷孕婦女生育權益的條款加以糾正或取消，制定《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實施細則。改革我國現有的生育保險制度，生育保險是對孕產期婦女權益的一種保障，然而生育津貼存在諸多問題。針對這樣的情況，我國應該加快生育保險立法步伐，制定全國統一的符合我國國情的生育保險法律規范，要有一個全國統一的規范可以去遵守。還要擴大生育保險的適應范圍，堅持生育保險基金的社會統籌方向，建立政府、企業、個人共擔生育保險基金的統籌機制，實現生育費用共擔，提高生育保險基金的統籌層次。最后，還應提高生育保險的規范化程度，加大監督管理力度。

第二、從用人單位層面來說，應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規，定期足額繳納生育保險中企業負擔的部分。通過采訪了解到臺灣的企業對于《勞基法》、《兩性工作平等法》等法律的遵守情況要好于大陸對于相關法規的遵守程度，臺灣會為孕產期女性保留原有職位，基本不會將其提前解雇或簽訂懷孕條約。在女職工產假期間，公司采取“同仁分擔法”，在懷孕婦女產假的三個月時間，其工作由同小組的同事代為處理，直到孕婦休完產假回到工作崗位。當然，此項舉動在大陸的推行會有所困難，因為我國人口密度之大、大量的閑置勞動力加大了就業壓力，企業有著絕對的選擇勞動者的權利。因此為懷孕女性保留一份工作實際上很不容易，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這種人權意識會慢慢增強，我國會慢慢轉入“人性化”、“同理心”的社會，我們可以向著這個目標邁進。

第三、從懷孕婦女層面來說，可制定相關法律讓孕婦自行承擔一部分“生育保險”費用。臺灣對與懷孕婦女產假期間的保障實施情況很好的原因是因為近年來臺灣少子話現象嚴重，加上臺灣人口較之大陸稀少很多。相關部門出臺各種激勵措施鼓勵女性懷孕生子，企業也會落實《勞基法》等條款中的法規為孕婦提供相應保障，孕婦個人不用繳納任何費用。但是中國大陸的情況不同，計劃生育政策已經采用多年，近年來對生育的控制稍有成效，所以才漸漸放開二胎政策。可見臺灣與大陸的政策背景全然不同。而對于企業而言，確實很難堅固如此多的懷孕女性所帶來的經濟負擔，社會統籌的部分也很難滿足每一個孕婦的需求。因而筆者建議我國的生育保險也應有孕婦自行承擔一定比例，這樣的政府、企業、個人共擔的方法不但可以減輕國家和企業的負擔。

（二）執法層面

第一、設立獨立的婦女權益保障與監管機構。國務院和各地方政府的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由于進行的主要工作是宣傳、協調、總結，沒有一定的權威性，造成侵害婦女權益的事件沒有具體的管理機關負責管理，從而各部門相互推諉，拒絕承擔責任。臺灣地區的申訴管道較之大陸暢通許多，設有市和縣的勞工局解決相關權益問題。臺灣如果出現侵犯女職工權益的情況，可以首先向本單位人事部門反應情況，人事部門會查實情況是否屬實并盡快給與解決。如果公司內部無法解決，民眾也可以直接向市或縣的勞工局反應情況，通過電話、網上信箱等方式，都可以得到迅速和有效的解答和幫助。不了解的職場女性，也可通過直接撥打市勞工局電話，會有專門部門負責解答。因此，在我國設立獨立的婦女權益保障機構是提高女性職工孕產期權益保障的必然手段

之一。

第二、應對聘用一定數量女性員工的用人單位以經濟補償或稅務補償。臺灣的企業會爭相履行對三期女性的權益保障，提高企業口碑，好在招錄人才的時候吸引更加優秀人才；市勞工局也會定期進行項目檢查和申訴檢查，確保企業有效履行法規中的各項規定。而我國沒有專門的機構監督保障女性的法律法規是否得到良好地貫徹落實，政策實施的背景與臺灣截然不同。由于人口多競爭激烈，企業更加看重“效率”，這種“效率優先”的觀念占據主流地位。如果政府可以補助減輕用人單位的負擔，給予雇傭孕產期女性的企業以特殊補助，便可解除雇主的后顧之憂。

第三、完善法律的實施細則，加大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我國目前對于三期女性的法律保障門類很多，也比較全面地保障女性職工在三期內的工作權益，但是為何還會頻繁出現用人單位在女性分娩前借故解除與女職工勞動合同的情況？這與我國在法律制定的同時沒有同步完善相應的罰則有關，且懲罰力度不夠。臺灣在《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六章專門一個章節用來規定“罰則”。“雇主違反本法第二十一條或第三十六條規定者，處罰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懲罰力度之大，可見臺灣對于法規執行的重視，我國也應進一步完善法律的實施細則，明確規定懲罰的金額，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懲戒力度。

參考文獻：

[1]陳夢群，論女職工懷孕期間的權益保護[J].科技經濟市場，2007（08）.

[2]慈勤英，關于女職工生育期勞動權益保護的探討[A].人口學刊，2002（02）.

[3]魯振華，我國生育保險制度的問題與改革[A].西南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碩士畢業論文，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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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主要對以下4個主題進行了討論。

一、學科建設研究

關注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建設一直以來是研究者們的重要學術關際，這方面的研究積累為婦女／社會性別學融入主流奠定了重要基礎，也體現了婦女／社會性別學為推進聯合國提出的社會性別主流化戰略所進行的扎實工作。

因為要融入主流，學科化是必不可少的。婦女／社會性別學在中國高等教育學科設置中的缺席直接限制到教學與研究的開展與發展，章立明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涉及到三個重要論證：第一，婦女，社會性別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中國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中國婦女學能否對全球婦女學建設作出重要甚至是獨特的貢獻?第三，在全球化語境中，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婦女學?她認為學科建設要以解構與建構并重為原則，20多年來通過海外留學與培訓，中國婦女學已經擁有了一大批通曉與熟悉西方婦女學的師資隊伍與研究人員，使中國婦女學建設進程得以縮短與促進，但單向度建設模式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婦女學的建設目標，使之成為西方女權主義的附庸，陷入被動建設的境地。蔡慧玲也認為女性學雖然經過了三次發展浪潮，但發展至今仍在學科地位、發展動力和學科價值等方面存在某些問題，而女性學要發展必須處理好理論借鑒與本土創新的關系、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的關系、研究熱情與學術規范的關系、女性學研究與男性研究的關系。劉文菊在評述祝平燕、周天樞和宋巖編寫的《女性學導論》時特別提出，要把女性問題置于性別關系的結構和社會制度中進行分析，并且在運用社會性別理論時要堅持性別分析與其他分析視角的結合，防止出現性別研究與其他研究的人為隔離或者簡單化的“性別萬能趨勢”。

課程建設及教學法研究也是學科建設的重要議題，而且在更多公共課中引人性別視角與專業課程中引入社會性別研究成果同樣被關注。本次會議方剛、王宇等人帶來了他們在這個方面的探索經驗。方剛不僅將所在學校的“女性心理學”改造為“性與性別心理學”，在“民俗與人類學概論”課程中加入了性別教學，還以女性主義教學理念為原則，設計了獨特的社會性別參與式教學：讓學生走進與社會性別有關的特定情景中，進行角色扮演，激發學生對社會性別研究的興趣，幫助學生通過自我感知與覺悟來完成社會性別角色意識的成長；教師則通過具體教學詮釋和踐行了女性主義教學的原則：反對權威，強調平等，強調學生在教學中的重要地位。王宇的《女性健康管理概論》是在高等醫藥院校開設的一門女性主義與健康問題相結合的通識課程，嘗試在高等醫藥教育領域引入社會性別視角，體現了教學實踐的創新性和多樣性。盡管將社會性別概念引入高校課堂，有利于青年學生提高社會性別覺悟，但如黎君所指出的問題依然存在：社會性別學課程不是列入學校教學計劃的主流課程；教師對課程內容把握不夠；教學過程的方式方法單一；學生的參與程度不高。所以還要努力從各方面提高社會性別課程的教育教學質量。而劉文菊針對傳統大學語文教育的性別盲視，引入社會性別視角，為大學語文課程開啟了一扇新窗，拓展了文學理解的新視野。

此外，陳亞亞還以女權在線網站為例，討論了國內網絡女權主義組織發展現狀、組織特征、發展前景以及目前遇到的阻礙等。她認為，以傳播文化理念為宗旨的網絡女權主義組織在國內具有較好的發展前景，對國內女權主義學術研究從理論轉化為實踐、提升大眾的女權意識具有特別且不可替代的意義。

二、人文學科分支研究

作為主流學者對性別研究的回應，歐陽康在所作的“社會性別的實質及其意義”的演講中提出了“社會性別的基礎是什么，人的自然性問題何以轉化為或演化為社會性問題，社會性別問題的研究者為何多為女性，社會性別問題在東西方的差異尤其是當代差異以及當前中國社會性別問題的時代特點如何”的哲學追問，他認為從讓所有的人都能獲得自由全面發展的意義上看，社會性別問題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時代問題，它不僅有很多實踐問題需要探討，更有很多深層的理論問題需要探討。王宏維提出女權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是當代國外和女權主義立場理論相結合的產物，它顯示了邊緣群體對知識生產平等權的正當訴求，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歷史唯物論的基本方面，并試圖在既有框架里對歷史唯物論進行補充和修改。對女權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的探討，并不能以簡單的“是”或“不是”來回答，它所引發的是對在當代何以發展的深層思考。戴雪紅關注女性主義及后殖民話語對主體和主體性的建構問題，她認為研究女性主體性需要注意的兩個問題：一是女性在歷史變遷中的雙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能動者；二是必須充分認識到女性之間的差異，若以“受害者”角色集結女性群體也容易看不見甚至掩蓋了這些女性的主體性，必須跳脫同質化群體的概念來看待第三世界女性在其處境中的異質性。倪志娟通過女性主義“知識考古”進一步挖掘了文本中的單一男性話語是如何建構兩性對立的基本思想框架和范疇體系，在二元思維模式中，女性和女性的經驗被排斥在外，男性按照自己的思維構筑關于世界的抽象理想。這種追求一方面給西方文化提供了發展的動力，對現實世界起到了規范作用，另一方面卻又造成了心與物的分離，帶來人性的分裂。這是人性的特點還是男權文化傳統褒揚精神世界、貶抑物質世界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惡果?如果精神理想與現實世界可以和解，和解又該從哪里開始?而這正是女性主義知識建構的根本任務。方亞中則對呂西?依利加雷的性差異倫理學做了譯介工作。性差異倫理學強調兩個性別之間的差異性和非等級制，要求承認不同的利害關系，不同的價值觀念，不同的認識視角。依利加雷性差異倫理學非“一”的意象具有豐富的內涵，體現了解構和建構的相結合，一方面試圖沖破“一”的束縛，使女人不被“一”整

合或同化，同時通過三組合解構二元對立；另一方面積極建構女性主體性，發展女性自己的空間，努力實現男女共存的局面，創造兩個主體的文化。

歷史學科的性別問題研究，主要是通過對史料的梳理、分析與解讀，來闡發研究者對歷史文本中的婦女地位和女性道德、價值的思考。在厘清史料、揭示和趨近史實方面，張超考察了女留法勤工儉學生作為為女性解放而搖旗吶喊的女性先賢們最后成為有高度覺悟的男女平等的倡導者和實踐者的過程；李洪河通過研究建國初期因實施新婚姻法這一變革舉措所造成的大量的婦女死亡問題，說明僅靠大的社會運動不可能迅速改變舊有的傳統習俗，因為新近出土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罕見地使漢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條文得以重現。夏增民由此從法律角度判別女性的社會地位，以圖最大程度避免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頗；付翠蓮則從古希臘史詩及希臘哲學著作中尋得古希臘人婦女觀的倒金字塔式的嬗變軌跡。他們的探究所呈現的傳統史學與婦女史的對話與合作，突顯了社會性別視角對歷史中的女性及歷史本身的觀察分析。

作為文學學科分支的性別研究，主要關注點仍在性別寫作與文化意涵分析方面。其中吳迪對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群體作了考察，提出作為一種女性實踐，同人女通過創作和欣賞耽美作品，表達了自身對純愛、自主、平等的向往，但在表達了自主訴求的同時，卻顯現了男權主導下的女性自卑心態；耽美中“攻方”“受方”關系是女性構建的理想情感關系，也反映了她們無法擺脫渴望得到保護的依賴心理；耽美現象是性別不平等的男權社會的產物，訴求表達本身背負了男權文化的深深烙印，從中可見女性的無奈和掙扎。王浩認為網絡文學中表現出的性別傾向十分明顯，男性作者的創作似乎顯得很“傳統”，一方面一定將男性塑造成強者，同時又窮困潦倒，似乎顯示出網絡讀者特別是男性心里的脆弱。女性作者的書寫則透露出一種對于父系文化的強烈反駁與顛覆，一些書寫常帶著一股女性特有的哀怨和病態，也有回腸蕩氣的俠女豪情；還有通過對丑女的刻畫，來表達對男性審美觀念的顛覆和對傳統美學定勢對“身體”界定的反叛，反映出其個體性別主體意識空前高漲，這似乎也表明網絡的開放環境下女性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陳力認為東北民間二人轉中男弱女強的文化設置和傳統文化規定的“男主女從”的兩性模式迥然不同，它似乎為女性提供了一種精神釋放，創造了一種不同于傳統主流文化的女性文化，折射出一種文化現象、社會觀念、文化追求，它說明在民間有著與官方文化不同的性別意識，從某種程度上說，它與來自西方的性別觀念不謀而合。除此之外，馬藜、胡雪、魯紅霞等都對文學文本加以分析，從中看到女性的生存圖景和可悲可嘆又可憐的悲劇命運，胡雪對張愛玲小說冷靜地審視女性本體，肯定女性的本質及其價值給予了肯定，認為張愛玲為女性意識的開掘開辟了一條道路，為后來的女性作家更好地表現女性意識作出了貢獻。樊歡歡通過對《發現母親》的批判，表達了對塑造雙性化的新型父母角色的期待，她認為“母親神話”及其對女性利益的隱形侵害在于，打著維護孩子利益的旗號，單方面規制女，抹殺女性的個體價值，夸大母性的作用以苛責女性，將“母親”和“家庭教育”劃等號，加重了女性的負擔和責任。其實這種性別氣質的刻板期待也是對男性的傷害。

三、現實問題研究

本次會議研討議題最為集中的即是對現實的性別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剖析，反映了與會者對女性主義的政治訴求與價值關懷的認同以及對性別平等與社會公正問題的思索。內容主要分為4個方面。

1　婚姻家庭問題

王金玲通過家庭權力的分析力圖證明，家庭權力是一種立體網狀分布，且至少存在著婚姻、代際、個人這三個維度：由于在權力空間中的集聚點不同，占據的權力領地不同，家庭成員擁有的權力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家庭權力性別分布的變化與整個社會一文化大背景相伴隨，具有本地化和受多種機制運作控制的特征，即使是女權的擴展，也并不一定就是純粹的婦女的勝利。她認為，今天中國家庭權力的性別格局就總體而言仍呈男強女弱的不平等態勢，在不同維度和權力空間存在著較大的性別差異。賀艷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家庭倫理劇對“夫婦之倫”的建構而言，一方面在倫理表達上，自由倫理被吸納入傳統的責任倫理之中；另一方面在性別建構上，通過對男性、女性的刻板形象的再次演繹，家庭倫理劇這一當代中國最為流行的大眾文化文本正傳播著男女兩性的性別“神話”，而這正是女性主義學者所要剖析并抵制的。關于婚姻家庭，林秀玲等人對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所作的社會調查，讓人看到在潮汕地區根深蒂固的男權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下，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雖較以往有所提高，相對男性卻依然極其低下，而最讓人心憂的是大多數女性默認自己的客體地位，依附于人，因此呼吁要以教育和法律為根本手段，使女性實現經濟和人格的獨立，成為家庭社會真正的主體。隋悅、李興艷等對婚姻家庭制度下的女方權益給予了關注。

2　生育問題

駱桂花在資料梳理與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探析了回族計劃生育工作的發展歷程、國家話語與回族生育文化的性別觀念、回族生育文化的變遷等層面的不同表現形式及影響因素。她的研究表明，有濃厚傳統文化色彩的生育觀在回族民眾的頭腦中豐富而具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人們生活、生產的各個層面都引起了變化，國家政策引導在相關領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在傳統回族社會，生育不僅僅只是生育，而是連帶著人生的終極意義，不能純用世俗的成本效益來加以衡量。對農村回族婦女來說，生育的沖動是發自內心的。這種內心的沖動是在幾千年文化習俗的深深影響之下，內化到心靈深處的。她們把生育當作人生最主要的使命，把生育上的成就看成是自己人生事業的最大成功。正是這些觀念的作用，使得回族社會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變得更加遷延。苗青青提出了中國在應對生殖道感染時所面臨的問題主要在于由于婦女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對生殖健康方面知識的欠缺，使女性對生殖道感染的認知較弱；而且社會性別差異也造成了婦女長期以來處于生殖道感染防治的不利地位，阻礙了感染的防治，很多婦女由于經濟、權力等方面的劣勢，沒有自主能力，而無法獲得安全的保障。社會規范與傳統觀念深刻地影響著兩性的關系，影響著雙方享有的權力和各種資源，與男性相比較，女性往往更缺乏正確的性健康信息。因此對生殖道感染的預防和控制，更需要從醫學、經濟、社會和心理等多方面考慮。馬藜認為當下影視劇中傳播的生育文化、生育觀給女性施加著壓力，影響著女性的命運，女性在承擔繁衍人類生命的同時，接受傳統生育文化的規范，逐漸地放棄了母親自己的權利和需求。而作為參與社會發展的人，保持自我意識是爭取權利的基礎，是選擇健康、尋求幸福及和諧發展的條件。因此人們對影視劇所傳播的內容應有所思辨，生育不是女性的全部。齊佳的“尷尬的代母懷孕技術――代母懷孕技術在中國的尷尬處境及其解決途徑的思考”揭示

了代母懷孕技術作為現代生殖技術發展的產物在中國兩難的尷尬處境，一方面，它具有極大的應用價值和市場需求，并且積極服務于不孕人群；另一方面，它面臨著來自倫理道德的聲討和法律政策的禁止，從而引發了社會的激烈爭議，而對照國外相關立法經驗，中國代母懷孕技術也應采取有限合法化并嚴格限制的政策，進一步關于規范代母懷孕技術的運用。

對于中國出生性別比逐年升高的問題，周全德、李懷玉認為，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女性在公共生活領域乃至日常生活領域被某些特異的社會因素推向邊緣化的一種自身地位下降或自我和群體價值缺失的顯著標志，是婦女社會邊緣化狀態的自然結果。從生活政治的角度看，出生性別比升高與日常生活中性別政治的潛網之功能和作用不無關系，而由這張潛網所促成的家庭性別關系的傾斜及其依附恰是婦女社會邊緣化狀態得以形塑的必要條件。因此，治理高出生性別比問題，關鍵在于真正將社會性別意識納入政府決策主流，造就男女平等的社會氛圍和道德規范，以保證實行有利于女性健康發展的社會政策，以改善女性的生存環境及生活條件。

3　農村問題

賦予解除貧困以性別公正、政策公平、賦權婦女的含義是陛別研究與農村研究結合的研究取向之一。與會者不同層面的調查報告反映了農村女性的現實困境。尹旦萍對湖北省Dc鄉新農村建設公共政策的研究發現，價值目標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別定位中復制傳統、性別意識的缺失導致新農村建設在推進城鄉公正的同時忽略了兩性的公正問題，并提出政策建議：賦予婦聯監測公共政策的權力，提高女性決策者的數量和影響，對決策者進行社會性別意識的宣傳和教育，并加強對現實社會性別問題的調查研究，以研究促決策。金梅認為農村女性文化貧困發生的原因主要是傳統性別歧視文化、社會機制、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而農村女性的文化貧困對女性自身發展和農村社會發展的綜合影響已日趨嚴重。丁玉認為母親作為孩子最親近的人，給孩子的影響是潛移默化和深遠的，留守兒童在家中的監護人多為爺爺奶奶，這對農村兒童教育的發展將會產生重要影響。孔海娥也看到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母親外出打工，年邁的婆婆成為年幼孩子的撫養者，成為孫輩們的“二度母親”，由此而帶來的是農村家庭結構和家庭關系的重大改變。劉丹的調查顯示，農村婦女的從屬地位表現在婚姻賦予的意義相對男性來說要重要得多，婚姻是她們人生意義的基石，婦女的一切幸福均是海上蜃樓，一旦婚姻解體，不管是責任方還是受害方，婦女都將面臨各種來自社會的壓力，而很多時候婦女對自身的無意識壓迫，也加重了她們自身的困境。

4　就業問題

圍繞女性人力資本研究與婦女經濟參與研究，女性就業與女陛職業發展成為研討的熱點問題。方英認為改革開放前國家依靠強大的政治力量和資源支配能力，通過單位制推行一種“男女一個樣”的性別秩序；在市場轉型時期，國家的政治理念由追求社會公平向追求經濟效益轉變，隨著單位制的改革以及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發展，市場根據“經濟理性”的原則對女性就業造成擠壓和排斥。這種急劇的轉變使得國家的“男女平等”政策在就業領域面臨困境，使中國城市女性在工作中面臨的性別秩序發生了很多獨特的變化，開始面臨就業排斥、職業隔離和女性工資相比男性增長下降等一系列問題。石彤、王獻蜜的研究彌補了社會和學術界關注的大學生就業率和就業質量時所缺少的性別維度，并從就業率、薪金、就業行業和職業的性別隔離等多個方面進行了分析。熊倩認為社會分工是現代社會必須的，男女因差異可能從事不同職業，但并不代表可以將女性置于弱勢地位。女性對家庭的貢獻不能被看作是私人領域的事情，而應該注重其對整個社會的貢獻。韓梅認為家政服務實現了家務勞動的社會化，事實上質疑了無薪家務勞動的合理性，肯定了家務勞動價值，家政服務也是女性走出家庭、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一座橋梁。關于女性職業生涯發展受阻問題，通過對玻璃天花板含義及成因的分析，張營認為女性自身、企業及政府等各方面都應正視兩性差異，應給予女性公平的職業發展起點與機會。為了分析知識階層女性職業發展窘境產生的外部因素，王瑁以一所研究型大學為例，重新審視并理解大學組織文化所蘊涵的性別意識形態，深感大學組織制度表面上的平等與中立背后可能隱藏更性別化的本質。對此，黃約、趙秀娥通過對女性主義的勞動性別分工的解讀來分析在傳統性別結構及性別文化框架下科技價值的異化，或許具有一定的解釋力。

四、文化研究

篇9

從教育現狀看，女大學生數量在不斷上升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在中國，據《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狀況》報告，1995~2004 年， 全國普通高校的女生比例由35.4% 升至45.7%，提高了10.3 個百分點，女碩士、女博士生的比例分別達到44.2%和31.4%，比1995 年分別提高了13.6%和15.9%[1]。進入2014 年，全國各地高校女生增多甚至超過半數的形態已非常明朗。如廣東省統計局的《2013 年廣東省婦女兒童發展規劃統計監測報告》顯示，2013 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繼續提高，高校女生比例連續4 年超過男生[2]。對此，學術研究又相應呈現怎樣的態勢呢？

二研究現狀及局限

筆者在知網CNKI 數據庫上，以“高校”“女生”為主題，不限年份對核心期刊進行搜索，一共有146 篇論文。其中，2000年以前（包括2000 年）34 篇，2000 年后直至2014 年11 月共112 篇。

若對這些論文按照研究內容進行劃分，具體為：教學（以體育為主）88 篇；衛生知識21 篇；生育與婚戀7 篇；外形6 篇；就業5 篇；健康4 篇；心理4 篇；性別4 篇；其他7 篇（其中閱讀2 篇、女大學生增多1 篇、宿舍管理1 篇、專業取向1 篇、人格1 篇、教育管理1 篇、女生貧困群體研究1 篇）。

由此可見，國內學術界對高校女生的研究，教學方面（主要是體育教學）的研究居多，占總額的60.27%；其次為對高校女生所需具備的衛生知識的探討，占已有研究論文的14.38%。

其余占比較小。

從具體內容看，體育教學方面的論文雖多，但均是具體技術層面、操作的探討，未能提出具有規律性、宏觀性的認識或觀點，在此不一一闡述。對高校女生衛生知識的研究，也多為高校女生健康教育細節的探討，系統性的闡述不多，僅張艷提出高校醫療保健機構應有目的地為未婚高校女生提供生殖保健服務，建立妊娠患者的心理評估及心理教育體系[3]。

國內高校女生生育和婚戀觀念的研究有一定的創新性。

前者視角較創新，如劉兵等通過開展問卷調查，發現高校女生生育觀念總體趨于理性，其“二孩生育觀”傾向明顯，生育孩子的性別偏好差異不明顯，理想生育年齡多數傾向在25~29 歲之間，生育動機中滿足自我情感需要等因素比重增大，也發現學校在生育知識教育方面力度不夠等問題[4]。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積極影響的一面。后者則在觀點、認識上一針見血且較貼合實際、全面。如苗翠環提出針對高校中道德責任逐漸弱化、功利性越來越強的趨勢，應對高校女生采取相應的德育措施，對其進行性道德教育，社會性別教育，愛情觀、價值觀教育[5]。鄧云則認為目前在校大學女生普遍存在著為戀愛而戀愛的非理性心態，要從人文視角來關注，也有賴于整個社會意識的人文化和現代化[6]。

高校女生群體的就業問題在性別觀的背景下因與文化傳統及“弱勢”這個字眼聯系而顯得日益敏感。吳瓊通過分析高校女生就業困境，進一步對女生就業困境進行歸因，最后從培養健康就業心理等七個方面提出解決高校女生就業困境的對策[7]。童路明則從女性主義和性別視角來觀照女大學生的就業問題，認為可以從社會文化、法制體系建設及推進女性創業等方面入手改進[8]。李海波關注到了以部分高校女生、貧困生、農村學生為代表的“弱勢群體”在就業上體現出“優勢效應”，認為通過加大宣傳這一現象，是有效地引導和幫助各類畢業生更好地實現就業的理性選擇[9]。

在對高校女生性別的相關探討上，李敏智的成果比較系統化和集中。他不僅分析了開展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意義，對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理論基礎、基本內容進行了初步探討，并對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開展過程中公共教育內容的選擇、教育的目的和意義等有爭議之處作出回應和分析[10]；同時立足社會性別和參與式發展等理論，以性別平等為核心，剖析了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相關內容和有效策略，以期促進性別平等教育思想的傳播和幫助女大學生樹立正確的性別意識，達到強化女性主體地位的目的[11]。李菲，李保強則認為，應當通過開設社會性別教育系列課程，鼓勵女大學生對性別行為進行自我糾偏，調適不平衡性別氛圍對自身的不良影響等解決女大學生“中性化”問題[12]。

其余研究，如女生對形體的關注、生理和心理健康、宿舍管理、專業取向、女生管理等，均有一個共性：在視野和認識上均能由點及面，而非就“點”而論“點”。但它們或缺乏可代表之作，或作品總數太少，成果單一而分散。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目前學者對國內高校女生群體的探討呈現相對集中、局部分散的態勢，已有的成果與當前這一群體不斷擴大的形勢不相吻合、無法匹配，無論從研究成果數量看，抑或探討層次、程度、創新上，都仍有太大的空間可挖。眾所周知，認識的缺失、不到位將直接作用于行為及選擇的失當及理性的缺乏，這對高校女生群體自身如何更好完善自我以及高校如何培養好這一群體以實現持久良性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反觀之，這也正是學術的意義所在。但目前圍繞高校女生群體的這種學術困境的形成，要歸咎于何處、問責于何方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未能客觀看待高校女生群體數量劇增的這一事實、對女性群體乃至高校女生所應有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不清等。但究其根本，乃是源于研究者性別觀的偏差。對高校女生這個群體的研究者，多為高校教師。從這個角度看，目前的學術困境又主要緣于一部分教師仍舊在性別認識上復制著傳統觀念，如賢惠、勤儉、溫柔仍是其判斷女性的重要標準；女生“讀書無用”，應更多側重家庭等。這種復制可通過時下一些現象進行反觀。如一說到網購消費，人們直覺便認為女生花費應會多于男生，因女生在妝扮儀表上更為側重，但數據調查顯示，高校男生的網購消費卻要大于女生。由此可以看出，傳統性別觀念的延續和慣性會直接造成研究者對女生群體重要性的認識偏頗，從而不能客觀地、與時俱進地看待女大學生這一群體及其相關現象，進而一定程度上造成學術研究的局限。

要知道，教源性的性別平等是女生教育工作的關鍵。教育既可能是減少或消除社會不平等的途徑，也可能反而會成為增加或放大社會不平等的因素，或者是可能是在減少與消除某些社會不平等的同時，又造成新的社會不平等[13]。教源性的平等與否就首先決定了女大學生教育是否健康并持續地良性發展。我們一些國內大學就存在有教源性不平等的現象。如一些高校團委通過對女生活動的審批和經費控制以及對女生部成員每學期末的評價等消極影響女生部的性別觀[14]。

要想從根本上扭轉高校女生群體研究相比日益增加的數量上的“侏儒”局面，就要從根本上糾正研究者的性別觀，真正順應社會性別觀與高校教育的日益容納、融合，以新的開放姿態對待這一群體，從更高更廣的視野投入到高校女生群體的研究中來。

三研究趨向及超越

據婦女綠皮書《2008~2012 年：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報告》，中國在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方面也取得了積極進展。高校女生研究者必須順應這一形勢及走向，認識到以下幾點，才能實現高校女生群體研究上的超越。

首先，研究者的性別觀要更具開放性與兼容性。從歷史發展態勢來看，社會性別觀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呈現出的是一種相互滲透以至慢慢容納、融合的關系。承載高等教育的大學便是性別新思想、新學說傳播、反思、拓展的重要據點。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高校原有的阻隔功能逐漸減弱，學校文化與大眾文化不斷交叉重疊，高校受社會性別觀的影響將日益明顯。而社會性別觀念經由高校吸收、融合后，通過學校形象、改革舉措以及個體言行等，將會轉換吐納出更新、更成熟的理念并為社會所接受，從而對社會性別觀產生反發酵影響。隨著價值觀逐漸多元，更具開放性和兼容性的性別觀與傳統性別觀的對壘日益分明，傳統觀念的延續和慣性、新觀念的沖擊，無疑會史無前例地沖擊著人們的頭腦，但這種復雜性和綜合性并非不可調和的矛盾。研究者們還是可以在開放兼容的基礎上選取一個中立點。

其次，要對教源性性別平等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認識。教源性的性別平等，是開展高校女生群體研究的基礎。教師在對待性別問題上是否平等而公正、對人類性別觀的發展歷程和趨勢是否有深刻了解及預測、在對女大學生持續教育的重要性是否認可等，就決定了其研究立場是否公正、是否能如實接觸到客觀的女大學生現狀、視角和觀點是否正確。只有做到客觀認識、平等對待，才能認識到性別教育中的“同”與“不同”，重視女大學生個性化的利益訴求與角色期待并賦予其話語權，進而形成相關問題上一些正確的規律性認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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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海波.加強宣傳“弱勢群體”的就業“優勢”效應———做好畢業生就業工作的新視角[J].中國報業，2012（12）：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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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敏智.尋求平等：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探析[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5）：48-51．

篇10

第一部分,以新晉日劇《螢之光》為楔子,引出“干物女”這一名詞,并通過網絡p刊物中與之相關的川柳pBBS(網上論壇留言)以及干物度(“干物女”的級別)的檢驗等“干物女”文化現象,闡釋“干物女”究竟為何物?

第二部分通過對傳統日本女性生活狀態的描述,進一步探索“干物女”的與眾不同之處,并對二者進行比較。

第三部分通過對現代中國女性中“女強人”生活狀態的描述,對比中日女性生活狀態的異同。

【關鍵詞】干物女;家庭生活;女強人;勞動力

前 言

本論文就中日兩國女性生活狀態進行比較論述。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國,有著許多相似點,對于女性的生活狀態也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處。

本論文由三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前一段時間在日本走紅的電視劇《螢之光》引出“干物女”這個詞語。第二部分是通過對傳統的日本女性的生活狀態的描寫尋找“干物女”的特別之處,并將傳統與現代進行一番對比。第三部分描繪了現代中國女性中的“女強人”,并搜尋兩國女性生活狀態之異同。

本論文致力于尋找中日兩國女性生活狀態之異同,并嘗試加以分析。通過一番比較,在理解差異的同時,找出存在的問題,甚至觸及更深一層的問題。

1.“干物女”現象與“干物女”文化

最近,鄰國日本流行這樣一部電視劇《螢之光》劇中塑造了以職場OL雨宮螢為代表的一眾“干物女”形象。該劇在日本廣受贊譽。

1.1何謂“干物女”現象

《螢之光》是由藤木直人、綾瀨遙、加藤和樹等人主演的一部電視劇。所謂的“干物女”即指年輕女性放棄戀愛的生活。劇中的雨宮螢(綾瀨遙飾)即為“干物女”的代表。盡管她已經27歲,但仍然不愿談戀愛,而且對此并不介意,輕松度日并樂在其中。在公司里一派標準的OL裝扮,可是私下里卻是懶散邋遢的生活作派。沒有男生緣,假期也都是在睡夢中度過。與三十歲左右的女性為不至成為“喪家之犬”而拼命努力四處相親不同,完全是不思進取的一類人。

“干物女”一詞是日本漫畫作家日浦悟在其作品《螢之光》中的首創。針對作品中27歲的女主角雨宮螢的生活進行了入微的刻畫描寫。使得“干物女”一詞成為在日本年輕女性中超具人氣的詞匯,進而在2007年最流行詞匯排行榜上名列第七。

2.傳統日本女性的生活狀態及與“干物女”現象的比較分析

2.1傳統日本女性的生活狀態

日本的勞動時間很長,男女的職責分擔意思很強,女性在生育、培養孩子方面承擔相當大的責任。丈夫每天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平均下來只有20分鐘。其結果使男性形成了這樣的價值觀,即:“并不反對女性工作,但是家務和育兒絕對是妻子的責任”。因此在日本有這樣的職責分工意識“丈夫外出工作,妻子則負責家務和育兒”。想必大家立刻就能夠聯想到日本電視劇中溫柔的媽媽形象吧。

不過因為家庭主婦的工作一般來說只是掃除、洗衣、燒飯、教育子女,因此地位要低于在外工作的丈夫似乎也是理所當然的。在日本,甚至有某些政府官員將女性比喻為“生育機器”。而也有不少人認為專職家庭主婦=無職業=無收入=無能。

針對主婦的權力和生活的豐富等諸多社會問題,昭和20年11月1日正式成立了“日本主婦聯合會”。該組織從女性立場上,立足高度成長的經濟社會,端正種種歪曲社會生活的行為,并以21世紀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和世界和平為目的。活動內容有:組織豐富多彩的社會活動(主要針對老年人和非健全人口等);以實現健全的家庭生活和消費生活為目標的活動;以維護世界和平為目標的活動;舉辦各種演講、研究、展覽、參觀等活動;機關報“日本主婦新聞”的發行及圖書出版物的推廣等活動等。

2.2二者的比較分析

傳統的日本女性將“家庭”擺在首要位置,即:與自己的事情或者說與 其它一切事情相比,家庭是第一位的。與此相對,“干物女”則是凡是以自己為中心,對結婚興趣缺缺,不喜做家務,每天下班后,做自己喜歡的事,如:看喜歡的電影、電視劇,吃可口的食物、比起戀愛更喜歡電視劇和書。

凡事只要自己喜歡就好。而這與傳統的女性相比既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沒有束縛,隨時將自己的感覺擺在第一位,不過無有責任感,無論對什么事都不感興趣,以至生出各種問題。比如:沒有朋友,滋生心理問題等。

3.當代中國“女強人”的生活狀態及與“干物女”現象進行比較分析

3.1當代中國“女強人”的生活狀態

根據某項調查顯示,當代中國女性對未來充滿希望、而且不過分苛求自己。她們為夢想盡全力、不斷充實自己、緊緊握住機會。若是發現自己的弱點,會采取樂觀的態度,善于積極地調整自己。當代女性是不畏懼變化與競爭,采取優雅的態度,緊緊抓住各種機會并用于迎接各種挑戰。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社會得到長足發展。中國女性也開始直面各種新的挑戰。當代女性與從前女性的最大不同點就是對待生活的態度。自信、優雅地待人處事。“女強人”在日語里即為“職業女性”的意思,指專心從事工作的女性。

3.2 二者的比較分析

現今的中國年輕女性中,雖然也有“干物女”這樣的人,但是這當中更多的是將工作擺在第一位的“女強人”。她們無一不是對工作充滿熱情。這些人中的一部分除了擁有稱心的工作外,還擁有美滿的家庭以及幸福的生活,而這與“干物女”完全不同,是生活態度的截然不同。一方是追求完美的工作與生活,另一方則是追求自由、無束縛的生活。

結 論

本稿將“干物女”與傳統日本女性和中國當代“女強人”進行了對比,比較不同處,分析相同處。(1)與傳統日本女性相比,今天的年輕日本女性們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2)因中日兩國社會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之處,因此兩國的女性對于生活存有不同的態度。(3)“女性在充分正確認識自身責任與義務的基礎之上所選擇的生活狀態是最好的。

事實上,當今日本社會中,除去“干物女”現象之外,還有“干物男”、“電車男”等名詞。隨著社會競爭的日益激烈,壓力越來越大是出現這種現象的一個主因。本稿中對改革開放后當代中國女性的生活狀態也做了描述,而在現如今激烈的社會競爭中,無論是對待工作還是生活無一例外地采取認真積極的態度也許才是最正確的。

【參考文獻】

[1] 千野陽一.1988年.《良妻賢母》.平凡社

[2] 小山靜子.1991年.《良妻賢母之規范》 .勁草書房

[3] 雷 海濤.2001年. 《熱眼近觀東瀛記事十五年》.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