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全球貿易情況，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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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最新的數據顯示，最近幾年的全球貿易增速的百分點都明顯低于同期的經濟增速，甚至在2015年，全球貿易增速呈現負增長，這一奇怪的現象是對以往年份全球貿易增速都要高于經濟增速有利的打擊，而目前整個的趨勢是全球貿易增速要被經濟增速遠遠的甩在身后。其實，全球貿易增速過低的問題最初出現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當時一些經濟學家就預言貿易增速將開始出現降低并達到一個低谷時期，可沒想到的是整個低谷時期，而這個降低的力度也比當時預言的大很多，也會持續了如此長的時間，其后果甚至不能被一些企業所接受。同時這個幅度也引起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和擔心，逐漸的引起了相關人士的思考。

二、關于全球貿易增速低于經濟增速的思考討論

（一）主張需求不足論

持有主張需求不足論的專家和學者認為之所以出現全球貿易增速低于經濟增速的現象，原因主要是因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影響而導致的全球經濟呈現疲軟的態勢，一時間商品的價格暴跌，整個第三產業受到嚴重的沖擊，同時就造成了商品的需求不足的現象，進而影響了全球貿易增速。但是這種主張需求不足的觀點卻有著一個很大的問題，即為何在全球貿易增速降低的情況下，經濟增速卻依然能保持一個很好的發展勢頭，并且連續數年都要高于同期的貿易增速，這一點是需求論不能都解釋的。而同樣的，論影響的對象來說，包括金融危機的影響都會具有一定的相互關聯性，況且貿易和經濟增速本身就是一個屬性的事物，所以怎么可能會只影響貿易發展，而對經濟發展毫發未損，這一點是值得所有專業人士所思考的。

（二）周期性的經濟疲軟現象

目前出現整個貿易發展增速過低的現象，一部分是因為經濟的短時性不穩定造成的暫時性疲軟，比如在20世紀的30年生的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就是因為當時的經濟處于周期性的繁榮階段，而當經濟轉為疲軟階段，就會自然的出現貿易增速下降的情況，而這完全是因為短時的環境因素所造成的。當然，這一觀點也受到了現在一些學者的質疑，他們認為目前全球貿易增速低于經濟增速的這種原因或許只是表象的，是為了迷惑大家，而更深層次的原因也急需要相關專家去認真思考。

（三）長期性的結構變化

當然，一些分析者認為，既然20世紀的30年生的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原因是周期性的經濟疲軟現象，那么也就自然有長期性的結構變化所導致的貿易問題，而這個原因的出現也是短時的因素長期積累的效果，因為周期性的疲軟造成的經濟結構變化已經成為了一些學者所持有的觀點。支持他們的一個主要論點就是目前的全球貿易增速已經連續數年都低于同期的經濟增速，這難道還不是因為經濟結構已經變化所導致的嗎？如果還按照以前的想法進行貿易保護和制約是遠遠不夠的，重要的是做好產業的結構轉型，從而進行創新性發展。

（四）貿易保護角度

在我國貿易保護發展進程中，由相關的數據和經驗顯示，每一次金融危機過后或者相應的經濟疲弱過去，一些有意識的國家和地區都會采取相應的貿易保護行為，以動用一定的多樣化和多區域的手段對貿易的發展進行相應的隔離，以降低其貿易的損失情況。但這種做法和措施也有一些弊端，比如隔離或者封閉某個地區的貿易往來，總會對當地的經濟和貿易發展有一些消極的影響，突出表現在整個貿易自由化受到嚴重的打擊。而最好的做法是在采用協同機制，根據實際情況對危機進行應對，并通過適度的貿易保護進行相應的風險規避，不僅可以降低因保護過度造成的經濟損失，也可以盡可能的提高全球貿易增速。

（五）貿易主體國家變遷說

對于貿易主體國家來說，持有貿易主體國家比較優勢變遷說的經濟學家認為此舉主要闡述的是中國在全球貿易中所具有的關鍵性地位，換句話來貨，中國的貿易發展對于全球的貿易的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近些年來，中增速的發展也帶動了全球貿易的進步。然而也并不是完全利好的，比如中國的出口假如在整個貿易發展中占有較大的市場，就會同時使得我國外貿發展的空間不斷縮減，主要表現在整個創新的力度會明顯的下降，而自身的優勢產業也會逐漸的受到相應的損失。所以，一些學者也預測如果按照這個想法發展的話，中國未來的貿易發展很可能會出現產業發展困難和相應的真空期階段，同時也面臨著相當大的轉型斷層風險。

三、結束語

總體來講，本文依據新時期下這一特殊大環境，以全球貿易增速和經濟增速的對比作為為突破口，以當前的新時期下的幾點實際情況為基準，對其中存在的問題和現狀進行了具體的研究，對關于全球貿易增速低于經濟增速的主張需求不足論、周期性的經濟疲軟現象、長期性的結構變化、貿易保護角度、貿易主體國家變遷說五點思考進行討論，建議性的提出針對的解決方法，以解決相關的全球貿易發展問題。

參考文獻：

[1]戴翔， 教授.如何看待全球貿易增速低于經濟增速現象[J]. 國際貿易， 2016，（10）.

[2]成相亭.對我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幾點思考――減稅比降息更直接[J].中國總會計師， 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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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的初步結論首先強調開放和高效的服務業市場的重要性。服務業占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工業發達國家的GDP的三分之二，但按附加值算對出口的貢獻率僅為50%，在中國不足30%。換句話說，服務業在全球價值鏈中沒有充分發揮其優勢。這里揭示的信息是，在以全球價值鏈為主體的世界中，要想提高生產率，保持國際競爭力，就需要進口高質量的中間產品和服務。

報告分析了運輸器材2009年的出口態勢，指出世界主要制造商出口的運輸器材中，30%至50%的價值源自國外進口。按出口毛值算，德國出口比美國高25%；按附加值算，德國只高5%。這說明德國產品內含高得多的進口中間產品和服務。電子產品出口情況類似。中國和韓國是2009年的最大出口國，兩國的出口電子產品中含進口成分約40%。

總體而言，大多數國家進口的中間產品約三分之一都用于生產出口產品，中國紡織業的中間品進口，近85%用于出口加工。一國進口中也可能包含進口國自身的成分，美國進口含5%的美國成分，中國含7%的中國成分。

由于上述原因，各國當前按傳統方式的雙邊貿易平衡數據，包含大量重復計算，完全不能反映真實的情況。報告以爭吵多年的中美雙邊貿易不平衡為例。如按增加值計算，中國對美國順差高估了400億美元即25%以上，因為中國進口品中含有很高的美國成分；另一方面，中國出口品中含有三分之一的進口成分，美國對華服務出口順差達150億美元之巨。由此可見，中美貿易不平衡爭端根本就是一個庸人自擾的偽議題，被某些人用來做政治炒作，干擾了中美之間互利共贏的經貿合作。

這項研究給貿易政策決策者和相關國際組織提供了發人深省的啟示。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世界就嘗到了貿易保護主義的苦果，為什么到如今還有人津津樂道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而且還竟能被某些政府主管部門采用？應該引以為戒。據報道，瑞士的一則研究報告指出，歐盟制裁中國光伏產品得不償失。對中國制造商征收懲罰性關稅，僅德國就可能在三年內減少8.47萬個工作崗位，受保護產業所創造的工作崗位僅相當于其他行業因此而失去的工作崗位的五分之一。這是名副其實的得不償失。光伏案的始作俑者是美國，歐盟緊緊跟上可能是擔心貿易轉向，也就是說怕美國關了門，中國產品轉流到歐盟。其實，對中國光伏產品征懲罰性關稅也同樣只是保護了個別缺乏競爭性的制造商，傷害了大多數消費者和貿易商的利益。

拋開此案不說，中國在制訂貿易政策過程中，應深思進口高效中間產品和服務對出口競爭力的促進作用，它不僅僅關系到特定產品的成本，也關系到宏觀貿易環境的可持續性。中國產品一定要在全球價值鏈中同其他國家互利共贏才能保障市場準入的可靠性。新興經濟體在全球價值鏈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對中國企業既是機遇也是挑戰。這意味著更廣泛的市場選擇，但同時也面臨更復雜的競爭環境。

對中國產業部門來說，首先要考慮的是加快服務業的升級，不僅要服務好生產和消費，更要提高物流服務效率。對制造業來說，進出口要通盤考慮，進口未必是壞事，過多的出口未必一定是好事，進還是出，最終取決于是否能最大限度提高自己的國際競爭力，不要依賴政府出臺產業保護政策。我們想要一個開放的全球市場，就不可能關閉自己的市場。中國產業欣欣向上，方興未艾，當然要選擇一個開放的全球市場。

鏈接

關于全球價值鏈：從組織規模看，全球價值鏈包括參與了某種產品或服務的生產性活動的全部主體；從地理分布來看，全球價值鏈必須具有全球性；從參與的主體看，有一體化企業、零售商、領導廠商、交鑰匙供應商和零部件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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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肺炎疫情帶來短暫的逆全球化現象及原因

肺炎疫情沖擊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是國際貿易的萎縮。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數據，2020年前三個季度的世界商品貿易量目前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2％。國際服務貿易也受到肺炎疫情的重創，世貿組織估計表明，在疫情流行期間服務貿易量下降了約27％，其中與旅行和運輸相關的部門受到的打擊最為嚴重。經濟全球化也帶來了經濟風險全球化，國際貿易的低迷對于長期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國家來說成為對其經濟的致命性打擊，作為經濟全球化組成環節的各國經濟的衰退進而加劇了國際貿易體系的蕭條，這種正反饋機制構成世界經濟形勢的惡性循環，各國對外貿易普遍呈現明顯的收縮態勢。為了避免外部因素對本國經濟的牽制，更多的國家開始注重產業回流和國內循環，這無疑人為地加劇了疫情期間的逆全球化趨勢。1．1肺炎疫情沖擊全球供應鏈體系。國際分工是世界市場形成的基礎，國際合作形成的全球供應鏈是維持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環節，肺炎疫情對于全球產業鏈的沖擊無疑對經濟全球化造成了巨大的威脅。首先，在肺炎疫情影響下，各國采取的社交隔離政策，造成勞動力數量大幅減少，生產規模急劇下降，很多企業甚至停工停產，導致產品現象嚴重短缺，沉重打擊了開展國際貿易的基礎。其次，部分國家為防控疫情的境外輸入，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禁止部分國家和地區的人員和貨物入境，切斷了國際貿易的運輸環節，給全球供應鏈帶來打擊。再次，肺炎疫情給各國帶來的經濟危機使得各國購買力下降，消費市場萎縮，導致了跨境貿易活動風險提升，全球供應鏈的斷點增加。最后，在疫情形勢有所好轉的情況下，世界范圍內經濟發展有所恢復，全球供應鏈仍面臨著各國復工復產不同步而帶來的挑戰。綜上所述，肺炎疫情導致全球供應鏈的脫節和斷裂，是逆全球化現象凸顯的關鍵原因之一。1．2肺炎疫情加劇產業回流趨勢。各國的產業回流主要體現在制造業回流。制造業水平直接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制造業可以為各國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制造業產品的供應充足是社會正常運轉的關鍵。完善和提升本國的制造業體系有助于減少對于其它國家的過度依賴，降低全球經濟危機對本國經濟的打擊程度，亦有助于應對類似于肺炎疫情這樣的突發性公共危機，提高國家經濟發展的有保障程度。然而，經濟全球化表現為各個國家高效分工，因此大部分發達國家在適應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形成了產業空心化現象。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以美國為代表的眾多發達國家開始反思本國的產業結構，并提出了一系列復蘇和振興制造業的計劃。此次肺炎疫情又一次驗證了制造業在緊急突況下對于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在國際貿易嚴重受阻的情況下，本國制造業能夠為防控肺炎疫情提供物質保障，穩定民心，進而能夠決定應急管理措施的落實程度。因此肺炎疫情的肆虐使得世界范圍內又一次興起了制造業回流的熱潮。各國的制造業回流勢必會對全球產業結構帶來新調整。首先，各國均發展本國制造業，會導致制造業產品的國際貿易規模縮小。其次，發達國家作為制造業的產業輸入國，輔之以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會削弱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優勢，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利益進一步減少，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維系。最后，國際投資是產業轉移的重要載體，制造業回流會使發達國家對外相對投資減少，對內投資增加，國際投資格局發生變化。這樣就與經濟全球化資本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和配置的初衷相悖，出現了短暫的逆全球化現象。1．3肺炎疫情背景下，部分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源于英國重商主義主張國家干預對外貿易的政策思想，是一種為了保護本國商品和服務免受國外競爭壓力而對進口產品設定高關稅、限定進口配額或其它減少進口額的經濟政策。在肺炎疫情給經濟帶來沉重打擊的情況下，部分國家以維護本國經濟安全為由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單從貿易保護措施的實施數量來看，2020年1－10月全球實施的貿易阻礙措施956起，已經超過了2019年全年的實施數量并上升了18．17％。在2020年一年，進口限制措施的貿易額為4409億美元。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擴張并不是完全由此次疫情決定的，更準確的說法是此次肺炎疫情給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借口”。經濟全球化給各國本土產業帶來的強有力的競爭為各國完善產業結構和促進本土企業的發展帶來了障礙，因此各國采取貿易保護政策的想法由來已久，在此次疫情形成的契機下，更大規模的貿易保護政策便順理成章地被更多的國家所采納。部分國家疫情期間采取的設立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等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無疑會對世界市場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使國際貿易的區域性特點逐漸突出，催生短期去全球化現象的發生。1．4肺炎疫情的突發性導致。WTO的功能未能充分發揮世界貿易組織作為當代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之一，對于經濟全球化的維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面對向肺炎疫情這樣全球性突發公共危機的挑戰下，WTO被寄予維持國際貿易相對穩定、規范國際貿易行為、解決貿易爭端的希望。盡管WTO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維護國際貿易秩序，但是WTO的應有的協調和規制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發揮。自從2019年12月開始，WTO上訴機構停擺，導致WTO無法在肺炎疫情期間高效解決國家間貿易糾紛，不能充分發揮其定分止爭的作用。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經濟規則制度的趨同或認同過程，WTO解決爭端能力的削弱，使得進行國際貿易的法律風險提升，減損了國際貿易參與各國的信賴利益，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給多邊貿易體制帶來了危機。WTO的權威性在此次肺炎疫情期間遭受了挑戰。部分成員國采取禁止或限制口罩、防護裝備等物品出口的政策并未按照規定向WTO通報。疫情期間，越來越多的國家設置壁壘，實施貿易保護政策。大量這些貿易、投資限制措施可能會與WTO基本原則和具體規則相違背。

2國際貿易的復蘇

根據世貿組織在2020年12月18日發表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商品貿易量與上一季度相比增長了11．6％。世界銀行預計2021年全球經濟預計增長4％。國際貿易的復蘇反映了經濟全球化的走向。在短期內，各國還無法脫離世界市場而獨善其身。疫情期間，國際貿易有助于各國結合本國疫情形勢，充分發揮比較優勢，高效利用人力物力渡過肺炎帶來的物質資料短缺的難關。由于各國疫情形勢的不同步性，將會出現世界范圍內供需情況的不平衡。復工復產較早的國家生產出較為充足的產品，在保障本國市場的需求情況下，各企業急需通過世界市場獲取利潤來彌補疫情期間的虧損。疫情形勢較為嚴峻、仍未完全復工復產的國家物資儲備不足，需求量大，可以通過世界市場采購需要的商品。國際貿易的復蘇允許資源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較高效配置，一定限度內為供需匹配提供了條件，突顯了人類合作共贏的力量，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契合。因此，在世界疫情防控形勢有所好轉的情況下，各國開始有秩序地恢復對外貿易，國際貿易出現明顯好轉，這也是后疫情時代經濟全球化恢復的先兆，表明肺炎疫情所造成的逆全球化現象是短暫的，并未遏制經濟全球化的潛力，也不能掩飾經濟全球化給各國發展帶來的利益。

3經濟全球化的科學性注定其是世界經濟發展大勢

隨著肺炎疫苗的接種使用，我們可以合理預測疫情將會在不遠的將來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我們不應只把視角停留在疫情所帶來的短期逆全球化現象上，而是用更長遠的眼光來判斷后疫情時代世界經濟的走向，以便更好地制定符合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政策。經濟全球化的產生和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理論的論證支撐和實踐的檢驗證明作為依據。經濟全球化目前仍是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最好合作途徑，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和潮流。疫情所帶來的短暫的逆全球化現象，只是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的減速帶，促使世界各國反思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弊，探索更為合理高效的世界經濟合作模式，完善本國經濟體制以更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浪潮，趨利避害，爭取在世界各國合作共贏的前提下尋求本國利益最大化。大衛?李嘉圖認為要素稟賦的相對差異使各國在國際貿易中具有的比較優勢，是進行國際貿易的基石。盡管其比較優勢理論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經過不斷發展，此理論確實為我們論證經濟全球化的優勢提供了依據。資本的空間化原理決定著經濟全球化的必然性。資本具有趨利性，資本的目的就是獲得最大化的利潤，因此資本具有擴張性特征，在世界市場已經形成的條件下，資本會自發地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大增殖機會，進而促進了資本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和高效配置。這種擴張性趨勢是由資本的根本目的決定的，因此是不可逆的，這就意味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在長期看來也是不可逆的。短暫的公共危機會使對外投資的風險增大、利潤減少，但是世界長期的較為穩定局面仍然為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流動提供了保障，而利益又為這種流動性的維系提供根本動力。科學技術發展的日新月異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交通運輸的發達減少了國際貿易的運輸成本，不同國家之間交流的便利使得必要的貿易規則得到更大范圍內的普遍認同，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催生了新的貿易方式和種類。互利共贏觀念深入人心使得各國具備參與世界市場交換的強大驅動力。幾乎沒有任何國家的發展可以與世界市場完全脫鉤。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正和博弈是各國的理性選擇，在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熟運轉多年，各國已經從世界市場獲得利益和發展契機后，再使各國沿著自給自足、單打獨斗、孤立發展的趨勢運行是不現實的。歷史的步伐永遠是向前邁進的，否定之否定原理告訴我們，短暫的逆全球化現象只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一個環節。在理性判斷經濟全球化利大于弊的前提下，因噎廢食絕不是最佳選擇。世界各國在面對經濟全球化這把雙刃劍時，正確的態度是以聯系和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堅持合作共贏，趨利避害，不斷提升本國實力，使本國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一個更加主動的位置，而非消極對待經濟全球化，過分放大其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企圖通過設置貿易壁壘來發展本國經濟。

4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不能否認肺炎疫情減緩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速度，助長了逆全球化的因素。但是，我們應當從長遠的眼光認識到經濟全球化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潮流。基于肺炎疫情背景下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環境，中國也采取了積極的措施，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我們充分發掘國內市場的潛力，減少全球性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保障我國經濟穩妥有序發展；同時積極參與國際市場，利用經濟全球化為我們帶來的有利因素，提升發展水平和發展效率，順應發展趨勢，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兩個循環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共同助力我國在新的經濟全球化語境下的發展，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

參考文獻

［1］WorldtradevolumeralliesinthirdquarterafterCOVID－19shock［EB／OL］．

［2］Frequentlyaskedquestions：TheWTOandCOVID－19［EB／OL］．

［3］熊愛宗．制造業回流：全球產業轉移的新動向［N］．中國財經報，2013，（8）．

［4］賈利軍，孟奇娟．金融危機下貿易保護主義的新特點及發展趨勢［J］．經濟師，2010，（11）．

［5］唐宜紅，張鵬楊．后疫情時代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發展趨勢及中國應對策略［J］．國際貿易，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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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伴隨時代的不斷發展以及社會體系的不斷完善，人們越來越關注生活質量的提升需求。重視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需要清晰地認識當下社會經濟發展的整體情況。關注到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對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希望在實際的工作過程當中進行科學的管理和監督，實現對經濟發展和服務類型的全面升級。

二、經濟全球化深入服務經濟全球化時代

1.經濟全球化發展時代的變更

我國從1970年到1990年經歷了3個實際的經濟變化時期，1970年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貨物貿易階段。從1970年末到1980年末期，將近20年的階段全球經濟以制造業作為主體。到1990年，世界經濟受到信息時代的影響開始趨向于服務經濟發展的模式。

2.服務經濟全球化時代劃分的評價依據

針對服務經濟全球化的情況進行評價和分析，主要的依據有以下幾個方面：我國的對外投資開始傾向于服務行業，服務行業在發展的過程中也不斷的拓展，成為并購的工作重心內容。服務行業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壯大，服務貿易也在不斷的調整和進步，呈現出未來良好的發展傾向。

3.經濟強國的評價標準是服務經濟社會

通過服務經濟的社會狀態能夠評價社會的整體經濟情況，具有良好的產品品質，能夠符合自我調整的平面化經濟結構，實現對國家經濟的全面支持，就能夠被評價為經濟發展的強國。因此，具有服務經濟的社會經濟發展類型，具備了經濟強國的評價標準需求。

4.服務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指導價值

針對服務經濟全球化的局勢進行分析，能夠發現時代背景對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整體情況具有重要的戰略指導價值，根據我國實際的市場經濟發展趨勢進行分析，滿足服務經濟發展的需求是國家經濟進步的重要價值體現。

三、強化發展服務貿易促進我國國際貿易發展空間和重心的轉變

1.提升我國商品價值

通過強化的發展服務貿易的模式，能夠成功地促進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空間得到拓展的需求，并且能夠將傳統的經濟發展重心轉變到先進的領域當中去。開展強化的服務貿易模式，能夠充分地提升我國商品的價值，促進我國整體的市場經濟收益效果，實現對我國市場經濟收益的高效需求。

2.促進經濟結構調整

在具體的市場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我國社會需要認識到服務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和時代背景，根據實際的發展需求進行市場經濟工作重心的調整，在實際的經濟運作環境下進行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保證基礎市場經濟發展結構符合服務貿易的發展整體需求，并且能夠關注到自身產品生產的質量。

3.促進社會生產組織方式革新

針對我國社會生產效率進行調整，還需要進行社會生產組織方式的革新運作，保證將第二產業作為主導經濟發展的動力，將第一和第二類型的產業發展模式向第三產業靠攏，并為第三產業充分服務，實現對經濟發展的充分支持。三種社會生產組織的高效率合作，是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重要轉型實踐。

四、加速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戰略路徑

1.戰略開展的步驟

針對我國實際的市場經濟發展情況提出科學的戰略設計和部署，需要觀察到戰略開展的階段和步驟性特征。從2010年開始，我國重視對服務經濟發展和服務貿易發展的經濟夯實基礎。再到2015年，開始實施全面的發展戰略應用，促進社會生產效率的全面提升。到2020年，計劃實施全面的發展進步措施，希望能夠獲得更加合理的發展戰略。

2.戰略空間的布局

針對我國實際的社會經濟發展情況進行觀察，開展戰略空間的布局，實施科學的城市發展戰略內容，通過城市作為服務貿易的中心，采取港口和交通樞紐共同協作的模式，進行良好的經濟拓展性發展戰略運營，滿足實際的社會經濟發展需求，滿足我國從周邊到中心，從淺出到深入的發展目標。

3.戰略開展的措施

針對我國市場經濟的發揮進行科學的觀察，通過實現戰略措施得到良好的服務貿易發展進展，需要從戰略和計劃部署的細節合作中得以實現。針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進行科學的規劃，采取戰役的方式進行任務的逐一計劃和達成，滿足未來服務型貿易發展的具體需求，保證市場經濟的良好運作。

五、結論

綜合上述研究內容進行切實有效的分析、探討和總結能夠發現，針對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不斷加速的情況提出服務貿易發展的戰略計劃和部署，能夠實現對我國經濟進一步的發展，并且不斷地拓展和提升我國經濟貿易發展的工作效率和質量，實現對我國經濟的全面推動作用，體現經濟發展的重要價值。在服務經濟全球化的基礎背景下，為提升我國社會經濟奠定良好的輔助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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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全球經濟失衡仍然是當前世界經濟的主要問題，中國一直以來也因為貿易順差及匯率問題飽受責難，匯率問題在解釋理想世界的國際收支調整時似乎是成立的，但是現實世界要復雜的多。從歷史的角度看，世界經濟總共出現了五次失衡。分別為19世紀后期全球化早期的資本轉移；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金匯兌本位；布雷頓森林體系；1977-1979年的美元危機；以及當前的世界經濟失衡（Bordo，2005）。當前的世界經濟失衡主要表現為美國持續的貿易逆差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的貿易順差；各國中央銀行持有的大量美國金融類資產，尤其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以及美國的高消費、低儲蓄率，和發展中國家與之相對應的高儲蓄等。

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探究

（一）傳統研究的弊端及其拓展

對世界經濟失衡原因解釋的傳統觀點主要是從國際收支恒等式的角度來進行討論，包括美國的低儲蓄率，長期的財政赤字以及東亞國家的高儲蓄率等都被認為是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但這些解釋主要是從事后的結果來討論問題的（余永定，2010）。從宏觀經濟恒等式看，外部不平衡必然是內部的投資-儲蓄不平衡，但是其中的因果關系卻不十分確定。因此必須在認真研究恒等式兩邊互相作用的微觀傳導機制的基礎上探究儲蓄、投資與經常賬戶失衡的關系。當儲蓄大于意愿投資時，如果本國企業無法把商品出口到國外市場，這只能造成本國存貨的增加，進而使本國經濟陷入蕭條；同樣，當儲蓄小于意愿投資時，如果不能從國外輸入產品，其結果也只能導致經濟過熱。因此，儲蓄與投資的缺口與貿易失衡之間雖然存在恒等關系，但儲蓄—投資失衡只是貿易失衡的宏觀表現，儲蓄與投資的缺口要轉化為貿易失衡，就必須在微觀層面具有在失衡狀態下進行貿易的條件。傳統國際分工理論通常假定物物交換，這使得貿易失衡與國際分工理論框架存在天然的不相容問題。因此，要為全球失衡問題提供國際分工層面的微觀基礎，就需要對傳統國際分工理論進行突破。生產上的差異無疑是導致世界經濟失衡的最根本原因。

從生產的差異探尋世界經濟失衡的原因，實際上就是對國際分工的再度審視。從國際分工的視角為全球失衡提供微觀基礎的研究通常被認為是發端于對“資本雙向流動”問題的研究。在新一輪全球失衡中，一個重要的特點是經常項目的失衡與國際直接投資的失衡具有緊密的聯系。發達國家出現了持續且規模逐步擴大的貿易逆差，而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則出現了持續的貿易順差。與此相對應的是，國際直接投資（FDI）也呈現出類似的不平衡特征，發達國家整體上FDI是凈流出的，而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則出現了整體上的FDI持續凈流入。一種說法是，在完全無摩擦的環境下，落后的金融市場將被拋棄，所有的融資活動都將在發達金融市場進行，融資活動完成之后，產業資本再以FDI的形式流動到最佳投資地點（勞動相對豐裕的國家），因此，金融發展落后的國家將出現金融資本的凈流出（經常項目順差）和FDI 的凈流入（余永定、覃東海，2006）。在金融市場不發達的情況下，中國過多的儲蓄無法有效轉化為國內投資，這導致本國儲蓄先通過貿易順差轉移到發達國家，進而又以FDI的形式“迂回”到國內，大量進入出口加工行業的FDI又進一步加劇了貿易順差的擴大。雙向資本流動的結果是，伴隨著FDI的輸出，發達國家逐步建立起以跨國公司為紐帶的、以發達國家母公司為核心的全球生產體系；而伴隨著發展中國家持續的貿易順差，大量的非產業資本又源源不斷地流向發達國家。在這種全球生產體系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之間建立了全新的國際分工模式。這種全新的國際分工模式促使當前研究開始考慮全球失衡與國際分工本身之間的關系。由于中國比較優勢主要集中在產品內分工的內部裝配、加工、制造等環節，因而參與全球分工的一個重要形態是通過加工貿易實現自身比較優勢，從而導致貨物貿易以及經常賬戶持續順差。由于中國處在“世界工廠”的低端位置，形成了以外資代工為主的生產貿易模式，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現象只是中國經濟嵌入全球價值鏈模式的貨幣鏡像。

（二）從金融市場發展差異和由此導致的分工格局分析

關于金融市場發展差異和由此導致的分工格局，是對全球經濟失衡微觀基礎研究的新視角。基于全球失衡的主要經濟體（美、英等發達國家與東亞和產油國）之間金融市場發展巨大差異的基本現實，在現代金融發展理論的基礎上，從金融市場差異的視角解釋全球失衡產生原因的研究已經日益深入和成熟。金融市場差異與全球失衡之間的聯系是通過兩種路徑實現的：一是經由儲蓄與投資缺口的宏觀路徑；二是經由國際分工模式的微觀路徑。在宏觀路徑的研究中，金融市場的完善程度對儲蓄有著直接的影響，在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金融市場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之間的金融一體化將引發全球失衡。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金融市場開放度和深度都較低，因此其過量儲蓄不可避免地流向更發達的金融市場國家，同時引入它們的高風險投資，也就是說，金融市場發展落后的國家將出現大規模的貿易順差。金融市場更發達的國家在長期將逐漸積累來自不發達金融體系的資金，儲蓄率會更低。

那么基于金融市場差異的國際分工是如何導致全球失衡，進而為全球失衡提供微觀基礎的呢？核心思想就是基于金融市場差異而形成的比較優勢原理。在金融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發達國家出口金融資產從而具有經常項目逆差，而在制造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出口制造業產品從而具有經常項目順差（徐建煒、姚洋，2010）。二次大戰之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形成了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分工形態。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普通法國家的金融業發達，相對于制造業具有比較優勢，而德國和日本這兩個重新崛起的大國在制造業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因此，資本主義國家所形成的分工就是：美、英等金融強國進口制造業產品，出口金融服務，其表現就是經常項目的赤字；而德、日這兩個傳統制造業強國以及后起的亞洲四小龍和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出口制造品，進口金融服務，其表現就是經常項目盈余。

金融資產與貨物一樣，也存在“貿易模式”的問題，產出情況和稟賦特征、消費者的時間偏好、風險厭惡程度以及主觀信念四個方面的因素將影響風險資產的國內相對價格，而當某種風險資產的國內相對價格低于國際水平時，該國就具有這種風險資產的比較優勢，進而出口該資產。在資產市場不完全的情況下，資本市場更發達的國家在風險資產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出口風險資產，進口無風險資產，這會造成該國儲蓄下降；上述結論說明資產市場完善程度更高的國家分散風險的能力更強，因而擁有更低的預防性儲蓄，從而更容易出現貿易逆差。以往的國際分工理論一般認為商品是可貿易的，而服務業是不可貿易的，因此只關注實體經濟，忽略了虛擬經濟尤其是金融市場。服務不可貿易的主要基礎是認為其生產和消費必須同時發生，但事實上有很多服務的生產和消費在時間和空間上是可以分離的，如金融、保險服務、數據處理、法律服務等。技術的不斷進步，使得遠距離提供服務成為可能，同時也使服務的交易成本不斷下降。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1975-2010年間，全球服務貿易總量增加了近20倍，以全球的服務貿易出口來看，增長最快的為保險和金融服務，金融市場通過提供金融服務業參與國際分工。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服務業可貿易的產品種類越來越多，金融服務海外輸出只是服務業出口的一個例子。以往在研究經常賬戶平衡時，通常將經常賬戶的平衡等同于貨物貿易的平衡問題，但事實上服務業的貿易平衡問題對經常賬戶的調整意義十分重大，并且對一國的產業結構、就業、價格水平、匯率變化、貿易條件和貿易平衡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因而服務貿易的增長對全球的生產結構影響是極為深遠的。一個國家如果制造業（工業）生產能力特別強，生產成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服務業生產效率較低，成本較高，它就會成為制成品的凈出口國，服務產品的凈進口國。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德國、80年代以來的日本和90年代以來的中國都是這樣。如果服務完全可貿易，則貿易可以基本平衡。但是如果服務產品不完全可貿易，則給定國內的消費偏好和消費結構，一個制造業生產能力特別強的國家必然會出現貿易順差，即制成品的凈出口遠大于服務產品的凈進口。由于現實經濟中大量非貿易品的存在，一國在發生債務危機及需求沖擊時將使得調整過程比產出都是貿易品情況下更復雜、更痛苦。非貿易品的國內供需必須平衡， 沒有國際貿易， 當地需求的下降無法通過凈出口增加來解決。當吸收相對于收入上升或下降（從而貿易余額上升或下降）時，經濟中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生產組合將發生變化。勞動力和資本會在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生產部門間轉移，從而引發生產業變動，這會對一國經濟甚至政治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可以認為，當一國經濟中非貿易品份額下降即可貿易性提高時，在面臨債務危機或需求沖擊時產業結構調整過程將變得更快速。就中國來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制造業生產能力提高的速度遠快于消費能力提高的速度。貿易的數據反映出來的是我國主要在出口制造業產品，而進口服務業產品，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我國不同行業生產能力的變化，用各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除以行業就業人員得到勞動生產率的數據，結果顯示我國三次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都有了較大程度的提高，從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的總體情況來看，第二產業的年增長率和累積增長程度均超過了第三產業。用第二產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除以第三產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作為第二產業相對于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1978-2010年的數據顯示第二產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一直在上漲，這說明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于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促進了產品的出口，中國在第二產業，主要是制造業生產領域具有相對的優勢。因此，就我國情況而言，在服務業發展相對較慢的情況下，如果消費者對于服務和貨物的消費支出比例穩定，就會出現貨物生產大于需求的局面，在開放的條件下，就會出現貿易順差。

結論

經常賬戶失衡的調整主要還是要依賴于商品和要素市場的全球一體化，美國貿易赤字的擴大主要還是源于美國非貿易部門生產率的提高。而美國這樣的貿易大國的逆差問題不可能依靠國際資本的移動來填補，而主要是通過可貿易產品的需求調整來解決。同樣，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方法最終必須通過產業結構升級來完成。由此看來，全球經濟失衡是結構性的失衡，僅僅依靠局部的調整，如匯率的調整，是無法達到解決失衡的目的，全球經濟失衡必然還將長期存在。而不恰當的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會傷害到已取得的成果，還會降低世界增長速度，且無益于全球經濟失衡的解決。當前的不平衡實際上是反映了各方的比較優勢，是與全球儲蓄的更高效的分配相一致的，再平衡必須隨著各國產業結構調整逐步完成，相信市場的全球化將會進一步促進中國、美國以及其他相關國家的共同利益。

參考文獻：

1.Bordo，Michael D.，2005，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Global Imbalances，NBER Working Papers11383，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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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7年3月30日

對外貿易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能夠不斷優化我國的開放性經濟結構。為了提高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環節的獲取能力，我國需要不僅加強國際資源的整合能力，而且需要加強自主創新環節，從而不斷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

一、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放緩的特征

在2012年中，全球貿易增長率僅為3%，隨后的一年內，該數值依舊下降，在全球貿易增長減弱的背景下，我國貿易在增長的過程中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響。金融危機過后的三年里，我國進出口貿易呈現下降趨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產品值上漲。首先，經濟增長逐漸放緩，我國進出口貿易增長速度僅為兩位數，并且速率不斷下降；相比同一時期的進出口增長速度，我國出口增長速度遠高于進口增長速度，出口增長速度較為緩慢，使進口貿易受到很多損失，在2015年中，我國進口貿易下降率達到15%。當前，很多國家都存在貿易增長趨勢放緩的問題。由于貿易與經濟具有密切聯系，在2008年之前，全球貿易的增長速度是當前的幾倍，但是當前的貿易增長速度遠遠低于產出速度。根據相關數據調查顯示，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優勢不斷減少。其中，貿易超調在產品中的特征為：聯合國部門根據貿易產品的特性進行了分類，在按照不同類型的產品分析中，能夠獲取產品的進出口參數，在此基礎上能夠得出產品結構與我國貿易之間的聯系。

（二）產業鏈更加完善。從我國的進出口貿易數據中可以分析出，我國屬于全球較為重要的貿易國，隨著本國企業與外貿企業的聯合發展，在中國生產的產品數值呈現上漲趨勢，因此我國能夠將這些供應鏈進行優化配置，從而獲取更多的收益。在我國產業鏈不斷完善的過程中，能夠使產業集群更加具有科學性。在當前社會中，我國有很多制造業產業集群，如家用電器產業、電子產業等，并且不斷朝全球供應鏈進行擴張。在近些年的發展過程中，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我國很多企業的生產能力取得了較大進步，使我國的工業產業鏈更加具有系統性。很多生產商的零件能在附近區域實現完整配套，并且對國外材料的進口訂單量不斷下降。

二、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放緩中存在的問題

（一）初級產品貿易額降低。當前，全球經濟處于調整恢復階段，國際市場需求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由于國際較多產品價格降低，不同于制成品，初級產品貿易額具有明顯的降低趨勢，使我國出口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因素為：制成品。但是，由于我國進口產品中，初級產品占有很大比重，這也是我國進口增長放緩速度大于出口的原因。相比于外需市場，我國內需市場在快速發展中，能夠使消費品的單獨銷售總額不斷上漲。在內需市場比例不斷加大的過程中，消費品貿易出現逆勢上漲的趨勢，同時消費品的增長指數越來越穩定，能夠有效促進我國的貿易增長。然而，近些年來，我國中間產品在出口、進口方面出現減弱情況，并且占據主導地位的產品屬于中間產品，一旦其進口下降，將會造成我國進口貿易受到影響。對外貿易增長放緩不僅有負面影響，也有積極影響。從改革開放后，我國對外貿易經濟空前發展，2013年在世界貿易國家中占據一席之地，有效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且規模不斷擴大。在當前環境中，我國在國際分工中存在劣勢，主要是由于產品的附加值不高，并且該條件長期低于數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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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貿易保護理論的演變、發展及其特點

（一）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學說。出現在歐洲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即15～17世紀的重商主義把貨幣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態，認為開展對外貿易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取金銀貨幣財富，在對外貿易中，一方之所得必然是另一方之所失。重商主義者根據自己對財富和貿易的理解提出一系列外貿政策，必然是一心追求貿易順差的以“獎出限入”為特征的貿易保護政策。

（二）漢密爾頓以關稅為主的貿易保護政策。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代表當時工業資產階級的愿望與要求，于1791年12月向國會提交了《關于制造業的報告》，明確提出實行保護關稅的政策主張，以使新建立起來的幼稚產業得以生存、發展和壯大，以增強同英、法等國的廉價商品進行自由競爭的能力。漢密爾頓的保護貿易思想和政策主張，反映的是經濟不發達國家獨立自主地發展民族工業的正當要求和愿望。

（三）李斯特的保護貿易理論。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發展了漢密爾頓的保護關稅學說，建立了一套以生產力理論為基礎、以保護關稅制度為核心、為后進國家服務的保護貿易理論。他認為自由貿易理論只適用于像英國這樣工業發展水平高的國家，不適合經濟落后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推進自由貿易，對落后國家無疑是場災難。因此，經濟落后國家應當實行保護貿易制度，使本國的經濟趕上或超過先進國家，這樣才能使自由貿易成為可能，并從中獲得利益。他還提出了著名的生產力理論來論證后進國家保護幼稚工業的合理性。根據生產力理論，李斯特對保護對象的確定、保護關稅手段的運用等還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政策主張。

（四）新貿易理論中的戰略性貿易政策。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以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為基礎的國際貿易“新”理論發展過程中，一些西方經濟學家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一國政府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條件下，可以憑借生產補貼、出口補貼或保護國內市場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國戰略性工業的成長，增強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從而謀取規模經濟之類的額外收益，并借機劫掠他人市場份額和工業利潤。

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實施貿易保護政策的困境

從上述對保護貿易理論的簡要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出，從重商主義開始，到后來的幼稚產業保護論，直至新貿易理論的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具有一些共同點，即其前提條件都是生產要素的國際間不可流動性、產品具有明顯的國家和民族界限、貿易保護對象具有確定性、貿易保護手段具有可操作性且以關稅為主。但在經濟全球化、資本可以跨國流動的條件下，傳統貿易保護的前提條件已不復存在，從而也使傳統貿易保護理論陷入困境。

（一）貿易保護對象確立的困難

1、以民族產業為界限實施保護已不可能。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實行保護貿易政策的目標是發展民族產業，實行經濟自立。這在國際投資還沒有充分發展、各國經濟聯系還不是很強的情況下是可行的，因為那時企業和產品的民族界限非常明晰，保護對象的確定比較容易。但在當代，傳統意義上的“民族產業”界限已經比較模糊。隨著科技的發展，國際分工不斷深化帶來生產的全球化，形成了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全球性的生產網絡，國際分工由產業間分工為主導逐步轉變為產業內分工占據主導地位，特別是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跨國公司內部的企業內分工發展迅速。由于國際直接投資的迅猛發展、跨國并購此起彼伏，各國產業、企業的相互滲透更加深入，企業、產品的“國籍”日益模糊了。

2、以幼稚產業為界限實施保護其效果具有不確定性。在傳統貿易保護理論中，保護幼稚產業是實行貿易保護政策的一個有力論據。雖然經濟學家們對幼稚產業作了各種各樣的解釋和界定，但可操作性不強，保護的效果不盡如人意。原因在于：（1）幼稚產業的發展具有不可預見性。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同樣的產業在別國的保護下可以成長起來，在本國則不一定達到同樣的效果。（2）幼稚產業是一個動態的概念。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國際產業結構的升級非常迅速，今天的幼稚產業經過一定時期的保護后，很可能還沒有成長起來就變成夕陽產業了，保護只能給以后的結構調整增加困難。（3）即使有些“幼稚產業”經過保護以后成長起來了，但這些產業很可能是假幼稚產業。

3、以戰略性產業為界限實施保護愈發困難。隨著科技的迅速發展，一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狀況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的國際分工地位。高科技產業因具有較強的外溢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而被稱作戰略性產業。為了提高國際分工地位，獲取更多的貿易利益，對戰略性產業加以保護也就成為貿易保護的一個重要理由。但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這正變得愈發困難。原因在于：（1）對發達國家而言，雖然其財力雄厚，但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往往涉及許多科學門類、需要高額的投入，有的單靠一個國家、一個企業難以完成。（2）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其科學技術發展本身就相對落后，有的高科技產業是一片空白，保護無從談起，保護只會造成封閉和更加落后。（3）對戰略性產業的保護能否奏效需要一系列嚴格的限制條件，一旦這些條件得不到滿足，保護的初衷也就難以達到。

（二）貿易保護利益的流失和貿易保護的成本加大、收益減少。根據自由貿易理論，無論是關稅或非關稅的貿易保護都將會使整個社會福利水平下降，而使政府稅收和國內生產者剩余增加。當生產者成為東道國國內企業時，政府會通過財政轉移等政策實現國內的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并且會通過貿易補貼政策促使本國產品增加出口形成貿易順差，擴大本國外貿收益。但當一個產業或行業存在外資投入時，東道國的貿易保護會使外資企業受益，政府雖然有一定的關稅和許可證拍賣等收入，但整個社會的福利下降，政府的貿易保護政策沒有達到帕累托最優。同時，由于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WTO所推行的以自由貿易為宗旨的全球多邊貿易體制得到進一步加強，關稅保護已大大弱化，非關稅保護雖然在特殊條件仍有存在的空間，但其保護代價增大，收益減少。

（三）貿易保護會使東道國成為投資國落后生產管理技術的輸出地。自由貿易理論認為，貿易保護的結果是使生產要素沒有按效率配置并且使落后的生產管理技術得以繼續延續。當一國的企業全部為國內投資者時，政府的貿易保護目標往往是針對幼稚產業和衰退產業，有較大的民族情結、國家情結的因素，因此對貿易保護的負作用容易得到國內公民的理解和同情。但當一個產業或行業有外資投入時，政府的貿易保護政策會使外資的落后生產管理技術大量涌入，賺取最后的收益。

三、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實施貿易保護政策的新方向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傳統的以保護民族產業為出發點的貿易保護政策已難行其道。但出于各種深層次的原因，貿易保護又不可完全取消。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貿易保護政策包括以下幾個不可分割的方面。

（一）貿易保護政策應由單純注重商品流動轉向兼顧商品和要素流動。傳統貿易保護政策的實質是獎出限入，其隱含的假設是在要素流動有限的情況下，一國在某個產業方面的比較優勢只能通過本國的努力來創造。當外來商品威脅到這種努力的時候，就要對進口商品采取限制措施。但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要素的流動性增強，一國的要素已不再成為其獨有的“專利”，也可以被其他國家通過投資所利用。同樣，一國發展經濟手段除了依靠國內要素外，也可借助國外要素。因此，國際貿易分工中比較優勢地位下降，競爭優勢地位上升。由于全球化競爭的加劇，加上知識經濟時代產業升級、比較優勢轉移非常迅速，一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想再依靠貿易保護來發揮靜態比較優勢已很困難，一國貿易政策的重點應由依靠貿易保護以發揮比較優勢，向鼓勵要素流入以彌補比較劣勢、創造競爭優勢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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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價值鏈是當前國際經濟研究的熱點，其復雜性和世界性對經驗數據提出了較高要求。故本部分以數據來源為脈絡對全球價值鏈經驗研究文獻進行了回顧與評述，并指出未來可供研究的方向。

一、 傳統國際貿易數據

1. 零部件或中間品貿易數據。最早使用也是最簡單的測度方法是使用零部件或中間品貿易數據。按照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零部件數據主要是指SITC7（機械和運輸設備）和SITC8（雜項制品）兩類。聯合國廣義經濟類別分類（BEC）將貿易產品數據按主要用途分為消費品、資本品（投資品）和中間品三類。Yeats（1998），Ng和Yeats（1999）最早使用這類方法進行國家層面的研究。相關研究主要通過統計描述的方式分析（某行業的）全球或區域生產分工及其演變情況（如Lall et al.，2004；陳勇，2006；Kimura et al.，2007），少數計量檢驗研究了全球生產分工的影響因素（如陳靜等，2009；Orefice & Rocha，2013）。SITC和BEC分類標準針對國家層面，盡管簡單直觀、涵蓋范圍廣、可用于國際比較和考察雙邊貿易，但通常只能在國家層面的制造業展開，限制了研究范圍。該方法沒有考慮中間品在各國（國內）不同行業流動產生的循環效應并存在重復計算問題，準確性不佳。

2. 加工貿易數據。加工貿易是指企業進口全部或部分中間品材料，經加工或裝配后，再將制成品出口的經營活動。主要數據來源有美國離岸外包組裝項目（OAP）、歐洲加工貿易（EUPT）數據庫和中國海關統計數據（CCS）。美國和歐洲的加工貿易大量轉移至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故使用OAP和EUPT的文獻較為陳舊（如G？irg，2000；Egger & Egger，2001）。中國CCS數據更新及時且內容豐富，學者們開始通過數據匹配法獲得“企業―產品”層面的加工貿易數據展開研究（如余淼杰，2011；田巍和余淼杰，2014）。海關統計保證了加工貿易數據的準確性，但加工貿易使用的進口投入只是進口中間品的一部分，以其他方式進入的中間品同樣在國內各部門循環使用，故用加工貿易測度全球生產分工存在誤差。

二、 投入產出表數據

1. 基于國家投入產出表的測度。傳統貿易數據通過中間品貿易描述全球生產分工現象，難以在細分行業層面展開分析，無法確認中間品的流向和生產使用情況。投入產出表能夠反映各國家以及各部門之間產品的生產消耗關系。國家投入產出表以單個國家內部的投入產出關系為研究對象，主要通過測度總生產、總進口或總出口中進口投入品所占比重來測度生產分工。文獻中常用的方法有兩種（Hijzen，2005）：一是考慮國內生產的國外含量，其考察了生產或總投入中的（直接）進口投入品的比重，即“外包指數”；二是考慮了出口中的（直接和間接）來自外國的進口含量，即“垂直專業化”。使用國家投入產出表可以在細分行業層面測度分工程度，有充足的數據用于計量檢驗，因而相關經驗研究集中在單一國家的行業層面：一是外包或垂直專業化程度的定量描述（如Amiti & Wei，2005；平新喬，2006），均發現國際外包或垂直專業化水平穩步增長。二是對生產率的影響研究（如胡昭玲，2007；Amiti & Wei，2009），都發現國際外包或垂直專業化對生產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三是對就業和工資水平的影響研究（如Feenstra & Hanson，2003；Bailey & Lawrence，2004；Geishecker和G？irg，2008），發現國際外包對國內就業或員工工資水平的影響沒有一致性結論。

2. 基于國際投入產出表的測度。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下，基于多國投入產出模型建立的國際投入產出表更能深入揭示世界經濟現實，這也是全球價值鏈研究的主流方向。國際投入產出表能夠反映世界各國的各部門之間產品的流向和消耗關系。常用國際投入產出表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全球投入產出表（GIOT）、歐盟的世界投入產出表（WIOT）、日本經濟研究所（IDE）的亞洲國際投入產出表（AIIOT）、美國普渡大學的全球貿易分析數據庫（GTAP）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全球投入產出數據庫（GIOD）。

OECD和WTO于2013年聯合開發了貿易附加值（TIVA）數據庫并對外公開，并進行了一系列關于全球價值鏈的實證和政策研究，尤其是與全球價值鏈相關的貿易和投資政策。其他使用該數據的經驗研究包括Newby（2013）對芬蘭，Duprez和Dresse（2013）對比利時，以及Baldwin和Lopez-Gonzalez（2014）對世界主要國家的全球價值鏈參與情況的詳盡分析。TIVA數據庫的不足在于時間區間較短，僅有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這五年的數據。

GTAP成立于1993年，主要提供世界經濟數據庫、實用型一般均衡世界貿易模型、軟件等的開發和改良，目前最新的是2004年的版本7。不同于TIVA數據庫對外開放，也不同于WIOT是成型的國際投入產出表。使用GTAP需要結合單國投入產出表和雙邊貿易數據構建所需的國際投入產出表。經典研究大都采用這種方法。比如Johnson和Noguera（2012）提出出口附加值指標來測度全球生產分享程度，并以此計算貿易失衡度。Koopman等（2014）綜合現有分工測度指標和貿易附加值概念提出一個完備的分解框架，將官方統計出口分解為不同的附加值部分；引導大家重新認識顯示性比較優勢、雙邊貿易平衡與貿易成本等問題。

AIIOT是全球最早的國際投入產出表，其共有七年數據，1975年～2005年間，每5年編制一份。由于數據更新緩慢，而且覆蓋的經濟體有限，使用AIIOT的機構主要是日本經濟研究所，研究方向也以案例分析和統計描述為主（如Oikawa & 小井川謚荊2008；IDE & WTO，2011）。

WIOD是目前對外公開的范圍最廣（全球主要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和時間跨度最長（1995-2011）的國際投入產出表。WIOD被研究者廣泛用于分析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不同特征（如Foster-McGregor et al.，2013；Foster-McGregor & Stehrer，2013；Johnson，2014）。

UNCTAD匯集世界各國的國家投入產出表、供給使用表、各機構的國際投入產出表，構建了全球價值鏈數據庫（UNCTAD-Eora GVC Database），覆蓋187個國家和地區，25個～500個行業，時間跨度1990年～2010年，是目前覆蓋范圍最廣、時間跨度最長的全球價值鏈數據庫，但未對外公開，目前只有2013年世界投資報告《全球價值鏈：投資和貿易促進發展》利用該數據對全球價值鏈的世界情況進行了描述，并結合全球生產網絡檢驗了世界投資和國際貿易的聯系，并描述性分析了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和潛在的風險。

三、 企業經營與調研數據

1. 企業經營數據。

（1）跨國公司經營數據通常由研究者收集整理。使用該數據的文獻主要檢驗了跨國公司內部生產活動的國際轉移，通過子公司生產活動的相對重要性測度外包。常用指標是子公司的就業人數占跨國公司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相關研究探討了外包對技術密集度（Head & Ries，2002），勞動力結構（Hansson，2005），不同工資類別（Ebenstein et al.，2014）等的影響情況。這類數據僅捕獲了跨國公司的部分外包活動，排除了所有公平交易（Arm's Length）。

（2）出口企業貿易數據主要來自海關統計。文獻中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通過進口中間品來量化外國投入在每個公司生產過程中的重要性。分工指數的分母可用總投入、材料購買額、銷售額、工資賬單、附加值和總產出，而分子即進口中間品通常使用物料投入或同時考慮物料投入和服務投入（如G？irg & Hanley，2005；G？irg et al.，2008；Mion & Zhu，2013）。相關研究主要探討了國際分工對生產率（G？irg & Hanley，2005），工資結構（McCann，2011），企業就業增長、退出市場和技術升級的影響（Mion & Zhu，2013）。雖然進口中間品同時涵蓋公司內交易和公平交易（Arm's-Length），但兩者的產生原因和導致的結果截然不同。Hijzen等（2010）使用兩種不同外包指數首次進行了區分：一是總外包指數即跨國公司將業務外包給國外供應商的花費與跨國公司獲得的附加值總額之比；二是公司內外包指數即跨國公司向國外子公司的購買費用與跨國公司獲得的附加值總額之比；發現：后者對母公司生產率的正向影響更顯著并影響程度明顯大于前者。

2. 問卷調研數據。調查數據通常涉及生產活動的國際區位選擇問題，外包信息通常是定性信息，而且調研往往是一次性的，難以用于分析外包的動態特征。各國對數據統計的保密性和信息收集與記錄方法迥異，使得難以進行國際比較和全球生產網絡層面的細致分析。目前較全面的是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組織于2011年合作建立的競爭力研究網絡（CompNet），其涵蓋11個歐洲國家58個行業700 000個企業超過15年的非平衡面板數據，但目前并未對外公開。

歐洲布魯塞爾智庫構建了全球經濟中的歐洲企業（EFIGE）數據庫，包括七個國家（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英國、奧地利和匈牙利）的制造業企業樣本，涉及15 000家企業的特征和生產經營活動的主要定量和定性信息，時間跨度為2007年～2009年。Altomonte和Ottaviano（2011）使用該數據在企業層面和行業層面都發現，國際生產分享對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Veugelerset等（2013）使用該數據發現，僅有少數企業密集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而且這些企業往往規模較大，參與國際貿易程度較高，創新性較高，生產率也較高。

日本的經濟、貿易和產業研究局（RIETI）的調研中涵蓋了制造企業的制造和服務的外包行為，并區分了不同類型的供應商，但它僅僅包括了外包地位的定性信息數據。Ito等（2011）使用該數據發現，同時進行制造活動外包和服務任務外包的企業對生產率有顯著影響，但對只進行其中一種外包行為的企業無顯著影響。由此可知參與分工的方式對企業生產率至關重要。Tomiura等（2013）將RIETI調研數據與企業層面數據結合起來，檢驗發現外包顯著促進就業結構向高技能勞動力轉變。

意大利的跨國公司外包調研每三年進行一次，涉及國際化活動、投資、研發以及勞動力特征。Crino（2010）檢驗了服務外包對國內就業水平和技術構成的影響，結果發現，服務外包對就業水平無顯著影響，但改變了就業結構，企業轉向雇傭更多的技術熟練度較高的工人。Antonietti和Antonioli（2011）研究了跨境生產再配置對企業技術結構的影響，發現生產外包降低非熟練勞動力的需求，進而導致產生潛在的技能偏向影響（Skill-bias Effect）。

法國在1999年進行的工業跨國公司的國外活動調研數據，對每筆進易都統計了價值、產品分類、來源國以及交易模式等信息。數據庫中的交易模式包括垂直FDI，來自第三方的合作外包和國際外包。學者們利用該數據研究了企業國際化模式。Jabbour（2012）發現生產率較高的企業更可能通過公平交易方式進行外包，而生產率較低的企業往往進行垂直一體化生產。Defever和Toubal（2013）發現生產率最高的跨國公司向不相關的供應商進口生產所需中間品，而生產率較低的跨國公司向關聯第三方進口中間品。Corcos等（2013）發現，公司內貿易更可能發生在資本和技能密集型企業，生產率較高的企業及司法體制健全的國家。

四、 經驗研究評述

按照數據來源對經驗研究文獻進行了梳理，可以發現現有研究主要分為四類：一是利用全球價值鏈分工指標來定量描述和分析全球、區域、國家或行業四個層面的生產分工及其演變情況，部分計量檢驗探討了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影響因素。這類視角的研究多是采用零部件數據進行跨國研究和國家投入產出表數據進行細分行業層面的研究。二是研究全球價值鏈分工對生產率的影響。這類研究主要采用企業經營和調研數據、加工貿易數據以及國家投入產出表數據，從行業和企業層面檢驗并幾乎都得出了全球價值鏈分工對生產率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三是研究全球價值鏈分工對就業結構和工資水平的影響。這類研究也主要采用企業經營和調研數據、加工貿易數據以及國家投入產出表數據，從行業和企業層面進行了檢驗，但并未得出一致性的結論。四是計算貿易附加值以及應用其分析宏觀經濟。這類研究的基礎是通過國家投入產出表和國際投入產出表來計算參與全球分工獲得的真實價值。但通過國際投入產出表，能夠更細致和更準確地分解出各種類型的貿易附加值，進而更有效地分析世界經濟形勢，比如經濟失衡情況（Johnson，2014）、貿易收益分配（Noguera，2012）、產業國際競爭水平（Koopman et al.，2014）等；但其主要使用貿易附加值通過統計描述的方式準確展現影響程度，沒有深入討論全球價值鏈分工對其的影響機制，更沒有進行嚴謹的計量檢驗。譚人友和葛順奇（2014）開始彌補上述不足，并結合中國經濟現實，展開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和探討。在實證方面，至少有三個研究方向值得關注：一是使用附加值數據檢驗經典理論（如要素稟賦理論）的適用性或驗證經驗法則（如“微笑曲線”）的有效性；二是使用跨國公司與全球供應商的生產與交易數據，挖掘全球價值鏈的微觀特性；三是將全球價值鏈與區域經濟合作結合起來，比如在全球價值鏈框架下來分析“一帶一路”戰略。

參考文獻：

[1] 陳靜，胡昭玲，白雪飛.東亞零部件貿易影響因素及特點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的測算（1992-2006）[J].世界經濟，2009，（11）：83-96.

[2] 陳勇.區域生產網絡：東亞經濟體的新分工形式[J].世界經濟研究，2006，（2）：82-88.

[3] 胡昭玲.國際垂直專業化對中國工業競爭力的影響分析[J].財經研究，2007，（4）：35-42.

[4] 平新喬.垂直專門化、產業內貿易與中美貿易關系.世界經濟[J]，2006，（5）：22-35.

[5] 譚人友，葛順奇.全球價值鏈重構與世界經濟再平衡[A].第十四屆中國經濟學年會入選論文，2014.

[6] 田巍，余淼杰.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和企業研發：基于中國數據的經驗分析[J].世界經濟，2014，（6）：90-112.

[7] 余淼杰.加工貿易，企業生產率和關稅減免[J].經濟學（季刊），2011，10（4）：1251-1280.

[8] Foster-McGregor N.，Stehrer R.and de Vries G.J.，Offshoring and the skill structure of labour demand，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13，149（4）：631-662.

[9] Geishecker I.and G？irg H.，Winners and losers： A micro-leve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wages.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8，（41）：243-270.

[10] G？irg H.，Fragmentation and trade： US inward processing trade in the EU， Weltwirtsc- haftliches Archiv，2000，136（3）：403-422.

[11] G？irg H.，Hanley A.and Strobl E.，Productivity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evidence from plant-level data，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8，41（2）：670-688.

[12] G？irg H.and Hanley A.，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Irish electronics industry，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5，16（2）：255-269.

[13] Hansson P.，Skill upgrading and production transfer within Swedish multinational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107（4）：673-692.

[14] Head K.and Ries J.，Offshore production and skill upgrading by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2，58（1）：81-105.

篇9

中圖分類號：F753/757

2012年上半年，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年度報告中預測，2012年世界貨物貿易增長率將下降至3.7%，低于2011年5.0%，也低于過去20年5.5%的全球貿易增速平均值。其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出口分別增長2.0%和5.6%，進口分別增長1.9%和6.2%。

世界貿易走勢的低迷與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休戚相關。2012年7月，IMF預測全球經濟增長為3.5%，低于2011年的3.9%。由于世界經濟增速的低迷，一定會收緊全球的進口需求，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以及歐元區經濟進一步衰退等風險因素，都會影響2012年全球貿易增長的預期水平。通過主要經濟體商品貿易的當月同比數值可以看出，截至2012年5月，各國貿易增速較2011年都沒有出現顯著的回升，更未現超越2011年的勢頭。可以判斷，如果2012年下半年主要經濟體對外貿易增長前景還不明朗，那么2012年全球貿易將會持續相對較低的增速。

一、基于國際貿易先行指標走勢的判斷

第一，國際航運指標的變化顯示國際貿易增速回落。這主要通過國際航運市場情況加以判斷，國際航運市場情況可以通過波羅的海干散貨綜合運價指數（BDI）和集裝箱運輸市場的國際集裝箱指數（HRCI）進行分析。從BDI指數可以看出（如圖2），自2011年底該指數就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2012年年初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出現顯著的回升。BDI先行指數的變化能提前反映國際貿易走勢的變化，而目前該指數的發展趨勢也難以判斷出2012年下半年國際貿易能有明顯的提高。

國際集裝箱指數從2011年7月的近792點，滑落到2011年12月的近499點，再震蕩到2012年6月的502點。可以判斷，國際運輸市場的集裝箱運價指數走勢也難以支持國際貿易出現強勁增長。

第二，初級產品價格還處于相對高位。自金融危機后，全球初級產品價格指數基本上恢復到一個較高價位，尤其是2011年年底到2012年年初維持在高位。近幾個月來，盡管價格指數出現了回落，但還處于相對的高位（參見圖3）。較高的初級產品價格也會提高出口價格指數，進而會降低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對全球貿易的提升不利。如果這個價格水平沒有太大的改觀，那么2012年下半年，其對全球貿易的擴張不會起到積極作用。偏高的價格指數推高了生產成本，和體現生產擴張情況的采購經理指數（PMI）數月以來不斷低迷相輔相成，從2012年3月PMI指數開始回落至54.4%，隨后的4月至6月分別是52.3%、52.1%和50.3%。上述情況說明全球生產情況不容樂觀，外部需求嚴重疲軟，這也能折射出全球貿易走勢的黯淡前景。

二、主要經濟體的形勢分析

國際貿易形勢與宏觀經濟運行密切相關。因此，有必要對全球經濟形勢進行分析，包括美、日經濟，歐元區經濟以及新興經濟體。

（一）美、日經濟呈現溫和增長

美聯儲2012年6月預測，2012年美國經濟增速為1.9%～2.4%，通貨膨脹率為1.2%～1.7%，均低于2012年4月的預測。2012年第4季度的失業率預計為8.0%～8.2%，高于4月的預測值。美國宏觀經濟的基本面表明，2012年美國經濟只能呈現溫和增長，這也就意味著對刺激貿易增長的作用有限。美國2012年單月的進出口增長均保持個位數增長，前5個月，出口同比增長在4%～8%左右，而進口同比增長在3%～8%左右，遠低于2011年兩位數的增速。大選之年，美國經濟的尷尬境遇，也難以讓總統候選人拿經濟說事，但愿下半年能出現經濟反彈，為他們的競選增加一些自信。

日本央行2012年7月預測，本財政年度的經濟增速為2.2%，低于4月預測的2.3%。2011年，日本發生地震和海嘯等自然災害后，經濟恢復和重建的規模并未顯現出預期水平，因此也就沒有產生龐大的外部需求。2011年下半年，日本的月度進口增長維持在9%～19%左右，而2012年上半年的月度進口增長則只徘徊在8%～10%之間；月度出口增速從2012年2月結束負增長后，逐步恢復到2012年5月9.96%的增長態勢。這也說明，日本經濟也是保持低速增長。

（二）歐元區經濟仍陷債務泥潭

歐債問題尚難煙消云散，歐元區經濟處于衰退邊緣。

盡管第1季度歐元區內生產總值實現了0.3%的增長，但是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歐盟委員會2012年春季預測，2012年歐元區GDP增速為-0.3%，其中重債國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GDP增速分別為-4.7%、-3.3%、-1.8%、-1.4%，這顯示債務危機會拖累歐元區的經濟發酵。2012年6月，歐元區的Markit綜合PMI指數為46.4%，該指數在過去10個月中有9個月低于50%，而制造業PMI指數則更低。在勞動力市場方面，歐元區17國2012年5月的失業率已達11.10%，債務危機嚴重的國家更是情況堪憂。

歐洲經濟的衰退影響著大量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無法為整個沉悶的外貿市場帶來絲毫希望。歐洲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出口市場，但是目前卻給這些國家的出口以沉重打擊。比如，中國出口歐盟的月度累計同比自2012年1月均是負值，分別為-3.20%、-1.10%、-1.80%、-2.00%、-0.80%和-0.80%，雖然對歐盟單月出口在回升，但較2011年還是在下降。印度對歐盟的出口當月同比，2012年1月是-20.15%，2月份是-26.75%，也有很大的下滑。

（三）新興經濟體出口增長放緩

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市場疲弱的背景下，其出口績效均不令人滿意，即使2012年下半年有一個反彈，也難以平復上半年的下滑。以中國、印度、南非為例（參見圖4），三個國家2012年前5個月的出口同比增長遠低于2011年同期水平，均處于3年來的低位，尤其是印度還出現了幾個月的負增長。因此，2012年下半年的出口表現十分重要，誰能成為世界貿易增長的新引擎，尚有待觀察。

三、2012年全球貿易的走勢預測與建議

對于WTO做出的2012年全球貿易增長的預測，本文給出了基本分析，對比2012年上半年的形勢，2012年下半年應該會稍微樂觀一些。原因在于：一方面各國會為增加庫存而擴大生產，另一方面各國主要節假日多集中在下半年，這將推動全球貿易的增長。

荷蘭經濟政策研究局（CPB）提供了全球的實際貿易量，根據2012年前5個月的全球貿易數據，可以對2012年下半年的走勢做出一定估計，判斷出全球貿易走勢。由于2011年貿易增速較低（5.0%），2012年全球貿易增長將在4.5%上下浮動。

如何尋找全球貿易增長的新引擎，關鍵還依賴于全球經濟的長期復蘇，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高速增長。以往新興經濟體注重對發達經濟體的出口，目前，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外部需求不斷擴大，這是促進貿易增長的新引擎之一。新興經濟體之間多是在制造業或者能源領域存在較大的外部需求，應該保證此方面的增長源。另外，一些免受債務危機之苦的發達經濟體應該將出口市場瞄準新興經濟體，因為短期內歐元區重債國難以恢復元氣，對外部需求也難有佳績。比如，英國對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出口就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截至2012年5月的3個月里，其對中國出口卻同比增長26%。英國對非歐盟國家的出口最近首次超過對歐盟國家的出口。

參考文獻：

篇10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民經濟和社會持續快速發展及開放度的提高，我國服務貿易迅速發展，尤其是近年來出口呈現迅猛增長態勢，資金和技術密集型新興服務貿易迅速發展，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國家外匯管理局《2005年中國國際收支報告》顯示，2005年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1582億美元，增長18%。其中，出口744億美元，同比增長19%；進口838億美元，增長16%；由于旅游項目順差擴大，服務貿易逆差自1999年以來首次下降到94億美元，下降3%。據世貿組織《貿易發展報告》統計，中國服務貿易出口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的第8位，進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7位。近年來，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呈現以下特點：

（一）出口增速高于全球服務貿易出口平均增速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年均增長15.9%，其中2001-2005年，年均增速為19.8%，約為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

（二）在全球服務貿易出口中的比重逐年提高

1982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24.8億美元，占全球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為0.7%；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744億美元，占全球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3.1%。二十三年間，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增長近29倍，在全球服務貿易出口總額中的比重提高了2.4個百分點。

（三）傳統服務貿易出口保持增長勢頭

過去二十五年，全球服務貿易出口中傳統運輸類服務貿易比重明顯下降，旅游類比重保持穩定，而其他商業類服務持續上升。與全球服務貿易結構發展趨勢相反，近年來，由于貨物貿易快速發展，中國運輸服務出口占比呈逐步上升勢頭，旅游服務出口比重略有下降。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中運輸服務占比上升到20.7%，比1997年增加了8.3個百分點；旅游服務出口占比為39.4%，比1997年下降了9.7個百分點；其他商業服務出口占比為39.9%，與1997年基本持平。

（四）部分新興服務貿易部門的出口增速超過發達國家

1997-2005年，隨著全球新興服務產業的蓬勃發展，我國計算機與信息服務、咨詢、電影和音像等新興服務貿易部門的增速加快，超過了其他部門，也超過了OECD國家相應部門的增長速度。其中我國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出口從8400萬美元提高到18.4億美元，增長了21倍，在全國服務貿易出口中的比重從1997年的0.3%增長到2.5%。

（五）中國對主要市場服務貿易出口增長迅速

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市場多元化分布，進口主要集中在香港、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2005年對美國服務出口99.6億美元，占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13.4%；對歐盟出口74.32億美元，增長45.3%；對香港特區出口84.5億美元（不含金融服務）。

（六）我國服務貿易出口面臨的問題

我國服務貿易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首先，中國服務貿易出口規模與發達國家差距明顯，2005年美國服務貿易出口3533億美元， 英國為1834億美元，德國1429億美元，分別是中國的4.7倍、2.5倍和2倍。其次，我國服務貿易出口與貨物貿易出口的比例較低，僅占約10%，全球的平均水平為 25%，而英國和美國分別占48.5%和39%。第三，自1994年以來，我國服務貿易長期存在巨額逆差，且差額呈現增大趨勢，2005年比上年有所減少，但依然逆差94億美元，而美國2005年順差646億美元。

二、 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的產業競爭力

當今國際服務貿易中，旅游和運輸服務繼續保持了最大部門的地位，但由于增速減緩，所占市場份額呈下降趨勢；計算機與信息服務、金融服務、文化娛樂服務以及專利許可等現代服務部門盡管所占市場份額較小，但增長速度驚人，在全部服務貿易中的比重呈上升趨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服務貿易產業政策對本國乃至全球服務貿易的產業導向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的部門構成總體上與全球服務貿易存在共性：旅游、運輸和建筑服務等傳統產業出口占據主導地位，份額高于全球水平；在新興行業的發展趨勢上與全球服務貿易相比存在差異性，特許和專利權使用占比比全球低6個百分點；金融服務出口低于全球占比5.1個百分點，且現代服務貿易部門的增長速度低于世界水平。

（一） 按RCA指數衡量的部門競爭力

國際學術界通常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分析一國某產品和產業的國際競爭力。RCA指一國總出口中某類產品所占份額相對于該產品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其公式為：

RCA＝Xe/X/We/W

其中， Xe為一國某類產品的出口額；X為一國所有產品的出口額；We為該類產品的世界出口總額；W為所有產品的世界出口總額。

一般認為，若RCA≥2.5，則具有強的競爭力；若1.25≤RCA

用RCA衡量我國服務貿易總出口中各部門相對于世界服務貿易的部門競爭力，結果顯示，建筑、旅游和其他商務服務有較強競爭力；運輸服務有一般競爭力；其余部門競爭力較弱（見表1）。

（二） 按增長速度排序的部門競爭力

近年來，我國服務貿易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部門主要是計算機信息、咨詢、影視、金融、運輸、公告和建筑服務，年均增長率超過20%,其中前三各部門超過35%。

（三）用波士頓矩陣分析的部門增長潛力

以1997-2005年間年均增長率近似等于15%（全部服務的年均增長率為14.8%）、以2005年出口規模20億美元為基準，用波士頓矩陣（由于缺少全球行業統計，我們用出口絕對數替代了市場份額）表示的中國服務貿易各部門增長潛力情況是：處于第一象限的屬于基礎規模大、增長速度快的部門，需要重點支持其發展，這樣的部門對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的現實的和預期的貢獻率都大；處于第二象限的屬于基礎規模較小、但增長速度較快的部門，這樣的部門在促進政策得力的情況下，會有超高速增長，對整個服務貿易出口的貢獻比較大；處于第三象限的屬于基礎規模小、增長速度緩慢的部門，近期內促進意義不大；處于第四象限的屬于基礎規模較大、但增長速度較低的部門，這些部門對中國服務貿易出口貢獻大，需要長期持續的支持。

用波士頓矩陣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規模大、增長快、有很大發展潛力的部門：運輸、咨詢、建筑和計算機信息服務；

――規模小、增長快、有發展潛力的部門：金融、保險、廣告和音像服務；

――規模大、增長慢、需繼續維持的部門：旅游和其他服務；

――規模小、增長慢、近期內發展潛力較小的部門：通訊、特許和專利權使用。

對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的行業選擇來說，有無發展潛力，是一個重要的前提和基礎，而順應全球服務貿易行業發展趨勢則只是說明部門發展有更大的市場空間，但需要中國具備一定的競爭實力，否則不可以成為近期實現的目標。

綜合全球服務貿易的產業發展趨勢、國際市場需求前景、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的部門發展潛力以及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等多種因素，我們認為，近期內我國政府促進服務貿易出口的部門選擇應該按照“深度挖掘”和“重點培育”和“特別關注”三個層次進行。“深度挖掘” 類的部門包括運輸、旅游和建筑服務，這些部門的出口基數大，在現有基礎上每提高1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對出口總額的擴大就會產生巨大影響，在當前和今后都是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的骨干部門。“重點培育”類的部門包括計算機和信息、金融保險和特許專利使用，這些部門屬于增長潛力大、發展速度快的部門，只要政策得當，會對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產生重大影響。“特別關注”類的部門包括文化教育、分銷和咨詢服務等，是我國具有一定特色優勢的部門，具有一定的市場需求。我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擁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56個民族的文化薈萃更增添了中華文明的吸引力。應該借鑒美國的做法，把擁有我國民族文化特色的體育（如武術等）、營養保健、中醫、教育、哲學、戲劇、影視等分支部門全方位地推向國際市場，進一步擴大中華文明在世界的影響力和競爭力。

總之，選擇重點服務行業部門進行出口促進，是中國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調整的需要，是適應世界經濟和貿易發展格局、抓住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戰略機遇期、提升中國綜合競爭力的需要，意義重大而深遠。

三、擴大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的政策措施

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擴大服務貿易出口，不斷提高服務貿易在全國外貿總額中的比重，兼顧服務貿易總量增長與收支平衡。為力爭實現進出口平衡，服務貿易出口要實現超常增長。到2010年，服務貿易額（國際收支口徑）達到4000億美元，年均增長20%。目前，發達國家已經建立起完善的促進服務貿易出口的政策體系和服務網絡，要發揮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的后發優勢，就應當抓緊出臺相關政策，積極推進服務貿易出口。

（一） 推進重點部門的發展。

積極推進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金融保險等新興的資金技術密集型服務貿易的出口與繼續擴大旅游、運輸等傳統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出口相結合，改善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促進中國服務貿易的健康發展。

穩妥擴大中國服務業開放與積極開拓國際服務業市場相結合，對內以開放促競爭，以開放促發展，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對外大力實施服務業“走出去”戰略，促進中國企業在外分支機構在當地提供商業服務，提高其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

服務貿易的全面發展與優勢區域和企業的重點突破相結合，積極建設服務貿易示范區和服務業外包基地，優先支持中國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和增長潛力的企業出口。

（二）完善服務貿易出口的管理。

成立由國務院各有關部門共同組成的“服務貿易發展協調小組”，全面協調，發揮合力。同時進一步明確商務部在服務貿易管理中的職能，加大商務部對服務貿易進出口政策的協調、出口促進、多雙邊談判的力度。

（三）加大發展服務貿易的資金投入。

中國進出口銀行在出口信貸條件和額度方面予以適當傾斜；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在國家出口信用保險政策范圍內，積極為服務貿易出口項目提供保險支持。放松服務企業境外投資的用匯限制，簡化其境外投資外匯審核程序，適當提高用匯額度。根據不同服務貿易部門的具體情況，對服務貿易出口業務和企業予以稅收優惠。例如，對服務型企業的人員工資在稅前列支，避免兩次納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對服務出口所得減免營業稅。

設立服務貿易發展資金。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作用越來越大，需要從中央外貿發展基金劃出部分資金專門用于促進服務貿易發展。資金主要用于：資助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出國參加展覽、研討會、境內外推介活動、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國際/重點國家資質認證、重大出口項目的可行性研究等），支持建設服務貿易示范區和服務業外包基地。

（四）盡快建立中國服務貿易統計制度。

制定服務貿易統計法規，以跨境貿易和附屬機構兩條主線采集我國服務貿易統計數據，并逐步開展自然人流動統計。一方面要對現有的跨境服務收支數據進行完善。在現有BOP統計數據基礎上，通過調查等方式完善運保費、旅游等項目數據，同時逐步采集擴展的國際收支分類（EBOPS）數據。另一方面，建立內向和外向FATS統計。在數據采集方法上要立足中國國情，保證“方向正確且操作可行”。在此基礎上，加強對服務貿易進出口的運行分析，實時掌握進出口的產業動態和國別市場格局。

（五）穩步推進對外開放。

在新一輪的WTO談判中，根據中國國內市場的承受能力和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實力，爭取在自然人流動和海運領域的自由化方面取得成果，在其他領域采取審慎漸進的態度；積極推動服務貿易“緊急保障措施”談判，為中國尚未發育成熟的服務業提供保障機制；積極參與“國內規章”談判，通過談判減少或消除海外貿易壁壘。

在區域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中，積極發揮中國擁有的比較優勢，在具有較強國內市場承受能力的服務貿易領域，協商推動互相放開市場準入限制。

（六）培育服務貿易出口主體。

根據中國不同地區服務貿易的特點和行業優勢，建設國家級服務貿易示范區，為示范區企業提供政策支持。以服務貿易示范區為主，在服務貿易重點部門確定一批重點企業或企業集團，予以重點支持。根據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趨勢和中國的比較優勢與增長潛力，對重點企業（集團）實行動態調整。力爭到2010年，重點企業（集團）達到500家。

（七）加強培養服務貿易人才。

在現有教育資源的基礎上，由商務部牽頭組織協調高校、服務貿易示范區、服務貿易發達地區開展服務貿易人才培訓。培訓內容既包括服務貿易的國際國內總體情況和發展趨勢，又包括軟件、技術等中國具有發展潛力的領域。

（八）建立中介組織，加強對發展服務貿易的宣傳和協調促進工作。

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加快培育以企業為主體的服務貿易行業協會，整合企業力量，樹立統一形象，加強對外宣傳，提高企業聲譽，培育企業信譽，積極為中國服務貿易企業提供優質服務，規范市場行為，充當中國政府和企業之間溝通的橋梁、企業參與國際合作的紐帶。

充分發揮駐外經商機構的優勢，積極對駐在國（地區、國際組織）服務貿易的管理機制、政策法規、商業機會的調研工作，幫助中國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同時建立服務貿易預警應急機制，做好有可能出現的各種危機事件的應急處理方案。

（九）搭建服務貿易出口促進平臺。

建立全國服務貿易公共信息網站，介紹世界服務貿易總體情況，以及中國和其他主要國家服務貿易方面的法律法規、相關主管部門、中介機構、行業發展情況和市場需求情況，方便企業獲取國內外信息。

舉辦國際服務貿易論壇，支持在國內外舉辦若干服務貿易相關的會議、論壇、培訓和展覽，為企業創造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