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避開了危機

我們聽慣了“國有企業效率低”、“腐敗”、“壟斷”等五花八門的指責，將國有企業與經濟危機聯系起來指責國有企業，還是第一次。這種指責頗有想象力，可以說是一大發明。可是，其想象力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上，只能說是一種偏見，是站不住腳的。

我們看到，美國1998年爆發金融危機，至今已近四年，迄未見底。歐盟國家只能在負增長中徘徊。政府赤字增加，債臺高筑，失業人數居高不下，美國失業人數達到9%-10%，歐盟有些國家青年的失業率高達30%—40%。勞動群眾示威此起彼伏，表達自己的不滿。

我國則是另一番景象。美歐經濟危機雖然對我國有所波及和影響，但由于我國迅速果斷采取措施，擴大投資，調整經濟結構，改變發展方式，將影響降低到了最低程度。2009—2011年，我國經濟以年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長，比世界經濟增長速度高2倍以上。我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0%-50%。整個經濟平穩協調發展，工業增長超過10%，高技術制造業增長高于15%，農業連年增產；城鎮每年新增就業人口1000多萬人，農民工達到2.5億多人；城鄉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高于14%，人民生活明顯提高。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呈現一片興旺繁榮景象。人們稱“中國一枝獨秀”，是符合實際的。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截然不同的情況？根本原因在于具有不同的社會制度，走的是不同的社會發展道路。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是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這次美國金融危機雖然是由虛擬經濟惡性發展引發的，但它不是一般意義上虛擬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虛擬壟斷金融資本本質的暴露和反映。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都反映著一定的生產關系，其性質和內涵都是由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的。只要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存在資本主義制度，就必然存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這一矛盾又表現為生產不斷擴大與消費相對不足的矛盾。虛擬資本天馬行空式的發展，暴露出資本逐利的本性，逐利達到反常的程度，不僅使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激化，而且使虛擬資本與實體資本矛盾激化，虛擬資本之間的矛盾激化，危機必然爆發。列寧指出：“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好不是工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金融資本是一種存在于一切經濟關系和一切國際關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說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馬克思說：“金融資本渴求貨幣這一唯一的財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樣。”，“如果一個囊空如洗的人一夜之間變成了百萬富翁，那必然有一千個擁有一千元的人在一日之內淪為乞丐。這種變化，神奇的交易所轉瞬之間就能辦到，完全不用依賴現代工業的緩慢集中財富的方式。”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資本階段發展到金融壟斷資本階段，金融壟斷資本勢力日強，玩弄神奇交易的辦法更多，手法更老辣狡猾熟練，加上互聯網和通信手段的進步，金融詐騙及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必然得到高度發展，金融危機就難以避免。

社會發展規律告訴我們，社會制度是決定性的東西。只有消除產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根源，才能從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我國之所以蒸蒸日上，興旺繁盛，在西方經濟危機蔓延情況下平穩發展，并將西方經濟危機的影響降到最低程度，根本原因在于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踐表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國有企業是宏觀調控的有力杠桿

篇2

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生產中，始終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及其對立統一關系。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過程來看，生產力的不同發展階段決定著生產關系的不同性質;但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下，生產關系及其具體形式對生產力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甚至決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是一種庸俗機械的唯物主義觀點，片面強調生產關系的反作用或決定作用則是一種唯意志論和唯心主義觀點。所謂供給側，總是相對于需求側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會生產這一方面。而任何社會生產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根據政治經濟學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另一方面又必須注重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分析當前中國經濟所表現出來的供給側方面存在的問題，不能停留在生產力這個層面上，而是必須深入認識生產關系這個層面存在的問題，應該更多地從完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個角度出發去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內容。必須高度重視已經形成的社會生產關系體系對于我國社會生產力所產生的巨大能動甚至決定性作用。僅僅從生產力角度來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

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其中既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運動這樣的一般規律，同時，不同性質和階段的社會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規律。因而，僅僅從抽象的、一般意義上去談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僅僅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出發去解釋和解決特殊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則是無效的。因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借鑒國外的經驗與教訓，另一方面又必須從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反對任何形式的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只有創造性地把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運用于對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科學分析，才能找到正確的方向和原則。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能迷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制度基礎。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比資本主義私有制更為廣闊的空間和前景。同時，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計劃，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所產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和社會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從而能夠更加有效地保持社會生產的快速和可持續發展。建立在按勞分配原則基礎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夠避免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從而不僅能夠保證社會公平和正義，極大地煥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且也避免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群眾的消費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從而為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必須遵循的路線和道路原則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和方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道路。

同時，在政治經濟學看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無止境的價值增殖或賺錢為目的，因而，剩余價值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全部過程，剩余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發展生產力是資本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與此同時，生產力的發展又與資本的內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表現在各個方面：第一，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含義在于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商品更多，從而單位商品的勞動量及價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資本追求的卻是剩余價值，而不是物質財富。這樣，資本生產的商品越多，單位商品的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就越少，從而平均利潤率具有一種下降的內在趨勢，這就迫使資本必須加快積累并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使同一單位的資本獲取的剩余價值會更少，平均利潤率進一步趨于下降。這就形成一種循環，正是這一循環推動著資本主義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第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的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實現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最重要的是：必須有足夠的市場購買能力來消化或購買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恰好不能保證這一條件，原因在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與生產供給相比總是不足的，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財富占有在資本一方和勞動一方的兩極分化。除此之外，資本主義生產還表現為一種無政府狀態，即使是資本之間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確定性和經常的不平衡。因而，生產之間的矛盾以及生產與最終消費之間的矛盾，是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無法解決的問題。于是，這些矛盾總是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方法來進行一種強制性的解決。第三，資本為了獲得利潤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職能資本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統。信用的發展一方面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一定階段的經濟增長，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創造出一套投機和欺詐機制，使現實資本更多地轉化為虛擬資本，從而產生了國民經濟金融化，并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必然產生金融危機并進一步引發經濟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矛盾會產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并最終給廣大民眾帶來深重的災難。因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不能朝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去改，絕不能如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盲目迷信市場的力量，而應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三、解決供給側問題需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政治經濟學認為，任何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在不同的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的。一定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構成了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決定了一定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同時，一定經濟制度下的不同發展階段，社會生產關系具有不同的具體形式，從而形成不同的經濟體制，而一定的經濟體制決定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表現出一系列問題：對外貿易增長乏力、部分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結構失調、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資源生態危機等等。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些問題都具有供給側的性質。因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切合實際的。但必須深究的問題是，產生供給側問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須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這個“牛鼻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從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于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根源。

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指出的那樣，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中，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為重要。因而，改革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通過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經濟增長中繼續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綜合改革和發展目標，這是能否解決供給側問題以及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和關鍵。

四、供給側改革既應強調供給又要關注需求，既要著眼當前又要立足長遠

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四個環節同時存在并且相互轉化的過程。這四個環節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但是生產在其中始終起著支配的作用，社會生產過程的性質和特點始終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性質和特點。因而，必須始終重視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分配、流通和消費對于生產的巨大反作用。只有從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基本理論出發，才能全面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分配、流通和消費方面的改革的辯證關系，也才能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僅僅從供給或需求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是片面的，把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割裂開來更是錯誤的，必須全面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我國經濟的突出問題在于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加大，而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直接來源于企業的活力不足。企業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是因為它們生產的東西與市場的需求之間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間的矛盾既來源于供給側，也來源于需求側。因而，在強調和注重供給側改革的同時，必須進一步重視需求側的作用和需求側的改革，其中，投資體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有把供給側的改革與需求側的改革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狀況。

篇3

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哈貝馬斯危機理論重點不在于經濟危機，他更無意于探討經濟危機背后的社會結構性矛盾。他認為經濟危機已不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合法性危機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最主要的危機形式，而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在哈貝馬斯這里。社會危機從經濟系統轉換到政治文化系統，由經濟基礎轉移到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領域。哈貝馬斯認為，合法性危機意味著，行政行為在應對經濟危機時，無法確立或維持必要的合法性規范結構，無法從社會文化系統汲取行政行為正當性的資源，無法對行政合理性進行論證。如果國家無法對其行政行為的正當性做出論證，則必然會陷入合法化危機之中。合理性危機并不必然導致合法性危機，而合法性危機卻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機，是合理性危機通過社會文化系統的轉換，是系統整合危機向社會整合危機的轉換。“各種危機傾向只有通過社會文化系統才能爆發出來，原因在于一個社會的社會整合依賴于這一系統的產出:直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以合法化形式給政治系統提供動機，間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向教育和就業系統輸送勞動動機。”［10］社會文化系統自身的危機表現為動機危機，哈貝馬斯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與家庭職業私人性原則是最重要的動機模式，對政治系統與經濟起著重要的維護作用。正是這兩個模式遭到系統的破壞，形成動機危機，進而影響社會系統整合。也就是說，社會文化系統與社會整合密切相關，對社會整合起著決定性作用。從系統與生活世界的之間關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即受到金錢和權力這兩種手段的控制。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正是各種社會系統以不同的機制和原則破壞了生活世界的規范結構，社會文化系統產出失調，規范結構無法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據，造成合法性危機以及系統對“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貝馬斯同時指出，合法性危機必須追溯到對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為政治系統意義儲備變得越來越貧乏。因此，哈貝馬斯認為，“不能隨時用來滿足行政系統需求的僵化的社會文化系統是加劇合法化困境并導致合法化危機的唯一原因……決定合法化危機的必然是一種動機危機，即國家、教育系統和就業系統所需要的動機和社會文化系統所能提供的動機之間所存在的差異。”［11］因此，“合法性危機是一種直接的認同危機(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統整合受到威脅而產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實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計劃的各項任務使失去政治意義的公共領域的結構受到懷疑，從而使確保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質疑。”［12］在哈貝馬斯合法性理論的范疇中，“認同”或者說“承認”扮演著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危機”是哈貝馬斯政治合法性理論的邏輯起點，“認同”則是其理論的落腳點。現代政治合法性論證的第一要義就是民眾的認同原則，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過民眾對政權的認同和擁護程度表現出來。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僅為我們揭示了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系統的相互關聯，揭示了系統控制與社會規范的內在張力;同時，他對于合法化危機實質的剖析，也為危機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過交往理性的重構，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會規范價值體系，從而消除合法化危機。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對于我國現階段經濟文化建設的重要啟示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斷從經濟系統轉換到政治文化系統，并且試圖在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領域探求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實質與解決途徑，實質上是否定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因此也注定了這一理論的烏托邦命運。然而，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僅以社會系統角度為我們揭示了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系統的相互關聯，同時也揭示了系統控制與社會規范的內在張力。特別是哈貝馬斯對于社會危機的根源，合法性危機的實質，以及國家行政行為對經濟文化系統的干預等方面的剖析與闡釋，對于我國現階段經濟體制改革與加強文化建設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與啟示意義。

篇4

二、經濟體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之所以必須堅持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來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問題，不僅是因為政治經濟學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理論基礎，而且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中國經濟發展狀況越來越接近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做的分析。概括起來說，由于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同時又發展出大量的私人資本，并且公有的生產資料也采取了資本的形式，市場與資本疊加，使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更加接近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進行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基本結論。因而，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分析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具有現實性和有效性。但是，我們不能將中國經濟完全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這是因為中國不僅存在大量的公有企業和農村土地集體公有制，而且我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始終起著主導性作用。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實踐表明，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同時又必須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從理論上來說，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從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于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體制性根源。自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表現出一系列問題：對外貿易增長乏力、部分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結構失調、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資源生態危機等等。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些問題都具有供給側的性質。因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符合實際的。但必須深究的問題是，產生供給側問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找出產生問題的真正原因，必然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須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這個“牛鼻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指出的那樣，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中，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為重要。因而，改革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才是治本之策。因而，改革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特別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通過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經濟增長中繼續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綜合改革和發展目標，這是能否解決供給側問題以及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和關鍵。

篇5

關鍵詞：哈耶克 貨幣周期理論 比較

哈耶克的貨幣周期理論簡述

（一）“貨幣中性論”和“貨幣非國家化”

哈耶克的貨幣周期理論是早期的重要經濟思想。受魏克塞爾和龐巴維克的影響，哈耶克的貨幣理論表現在“貨幣中性論”（Money neutrality）和“貨幣非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兩個方面，是由貨幣作為一種交換媒介的概念和價格體系作為一種信息傳統網絡的概念相結合組成的。在哈耶克看來，貨幣數量變動后，不管一般物價水平是否變化，只要各種商品相對價格發生變化，就會對生產結構產生影響。

因此，只要貨幣能保持中立，就不會影響經濟自動均衡的機制。這種動態變化有利于經濟發展，保持貨幣中性是實現經濟均衡的重要條件。貨幣非國有化是指各家銀行發行有自己注冊商標的貨幣。哈耶克認為：貨幣發行權如果由國家壟斷，必然會造成市場經濟的不穩定，引起失業和通貨膨脹。貨幣的最優數量是不可能事先確定的，惟有市場才能發現。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由于滯脹的出現，哈耶克本人也放棄了通過高度政治化的貨幣機構來實現貨幣穩定性的提法。

（二）資本理論

哈耶克從自己的貨幣理論中推導出資本理論。他認為：資本不是同質的存貨，不是同一種東西的堆積，而是各種物品之間相互聯系的一個網絡，是相互補充的各種組成部分之間形成的一種復雜的結構，生產過程應該被視為一個接一個的“階段”，從最終消費層層遞進，一直到更為遙遠的階段。非消費品的雜亂堆積，未必能夠增加最終產出。每種資本投資如果要想能夠提高最終消費品產出，就必須適應指向最終消費階段的資本的完整結構。那些沒有能夠構成這樣完整結構的投資，就是扭曲的投資，只能造成資本損失和運營虧損。價格的根本作用在于只有在它能夠反映所涉及的不同種類的資本品（不斷變動的）的相對稀缺程度的時候，資本結構才能整合為一個整體，才能顯示出那部分扭曲的投資。

（三）經濟周期理論

哈耶克是從某種均衡狀態出發來分析經濟周期。哈耶克均衡是指在充分就業條件下，貨幣數量一定，整個社會的消費―儲蓄比例一定，但這還只是停留在僅僅運用金融工具范疇，從而生產的縱向結構一定時，人們用于購買消費品的貨幣同購買資本品的貨幣之間的比例，等于消費品產量與資本品產量之間的比例，即兩類產品的需求之比等于供應之比。這個比例稱作均衡比例。

哈耶克經濟周期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是由于貨幣供應量過多導致消費過度并使生產資料的資本不足的周期理論。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中貨幣因素是促使生產結構失調的決定性原因。

以沒有閑置的生產資源為前提，在經濟擴張階段，資本市場上對于投資資金的需求將超過儲蓄，生產將利用銀行膨脹的信用，擴大資本物的生產，這導致部分先用于制造消費品的土地同勞動要素轉用于資本物的生產，但是，當銀行擴大的信貸經過生產者轉手變成人們的貨幣收入以后，按哈耶克的假定，人們將他們的消費恢復到正常比例，這就引起消費品價格上漲，導致生產要素又轉用于生產消費品，一旦信用擴張被迫停止，危機就會爆發。這時或表現為高漲階段利用銀行信用正在進行的投資（新建廠房），由于資本缺乏而萎縮或中止；或者表現為已生產出來的機器原材料等，由于其他資本家缺乏資本而銷路不好，價格猛跌。哈耶克認為危機所引起的物價下跌會自動改變儲蓄率下降的趨勢，一旦資本供應恢復同增加，經濟也就自然地走向復蘇，無須國家干預。

凱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觀點

（一）凱恩斯的觀點

凱恩斯（1883-1946年）是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承認經濟危機存在，但卻提出發生經濟危機和失業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來自三個基本心理因素：一是人們不愛花錢的心理，造成對消費資料需求不足；二是資本家對投資前景缺乏信心，造成對生產資料需求不足；三是人們愿意手里保存現金以便使用靈活方便，造成利息率偏高。這些心理因素影響，引起需求不足，投資下降，生產縮減，失業增加，從而爆發經濟危機。

凱恩斯認為，要解救經濟危機和失業問題，國家必須干預經濟生活。他還提出一套“反危機”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是：赤字財政政策；信用膨脹政策；對外經濟擴張政策等。

（二）弗里德曼的觀點

弗里德曼（1912-2006年）于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是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認為：在貨幣供給量不變的情況下，政府增加開支將導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將引起私人投資和消費的縮減，從而產生“擠出效應”，抵消增加的政府支出。因此，貨幣政策才是一切經濟政策的中心。

弗里德曼認為：根治通貨膨脹的唯一出路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控制貨幣增長。控制貨幣增長的方法是實行“單一規則”，即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時，要“公開宣布長期采用一個固定不變的貨幣供應增長率”。

馬克思關于貨幣周期的理論概要

（一）馬克思對貨幣的論述

馬克思在論述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時指出：“貨幣的發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金（或銀）的實際流通的數量”。

馬克思考察了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的循環之后指出：“產業資本的連續進行的現實循環，不僅是流通過程和生產過程的統一，而且是它的三個所有循環的統一”。產業資本要連續地循環，必須具備兩個互相聯系的必要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產業資本各種職能形式在空間上的同步并存；第二個條件是產業資本各個循環形式在時間上的繼起性。產業資本的循環只有具備這兩個互相聯系的條件，在三個循環形式的統一中，總過程的連續性才能順利地得以實現。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于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家私人占有制這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存在，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和周期爆發的經濟危機，產業資本循環只能在不斷中斷和破壞中進行運動。

（二）馬克思對經濟周期的理解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再生產周期一般包括四個階段：危機、蕭條、復蘇、高漲。經濟危機是周期的基本階段。經濟危機是指資本主義社會每過一定時期就要爆發的生產過剩的危機。經濟危機的實質是生產的社會化同社會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不足引起的相對生產過剩。

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經濟方面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個別企業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二是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馬克思說：“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象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哈耶克貨幣周期理論和馬克思相關理論的比較

首先，哈耶克與馬克思都是對人類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產生大而深遠影響的思想家，對于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理解和均衡狀態下研究貨幣的作用，有類似的共同點。對經濟的研究采取極其嚴密而科學的態度方面也很相像。只要人類社會存在，他們的思想會繼續影響人們的社會生活。

其次，從兩位作者的活動年代來看，馬克思主要的研究活動在19世紀中后期，哈耶克主要在20世紀。應該說，哈耶克的思想受到馬克思的影響。

第三，在生產力要素的時空組合問題上，觀點趨同。哈耶克主張：資本是相互聯系的網絡，生產過程應該被視為一個接一個“階段”；馬克思指出：產業資本各種職能形式在空間上的同時并存和時間上的相互繼起性為產業資本繼續循環的必要條件。

第四，在對待市場經濟的態度上，哈耶克主張堅定不移地完全信任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而馬克思主張在生產力發展的資本主義階段承認市場機制的作用，并且認為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同時，馬克思深刻分析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指出資本主義由于其內在矛盾的發展，必然要被更高級的社會所取代的歷史必然性。

顯然，哈耶克本人在研究過程中極力排除政治的干擾，試圖用純經濟的視角研究經濟，但是，他所研究的出發點是經濟的均衡狀態，而所謂的“均衡狀態”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統治世界的“理想狀態”；是極少數人靠過去的掠奪成果任意剝削絕大多數人的“理想狀態”；是假定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度永恒的非人道的“一相情愿”。

美國經濟學家馬克史庫森把西方經濟學界對市場經濟的信仰劃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對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信仰―傳統的經濟學；第二層次，懷疑主義搖擺不定，有時候信，有時候不信―主張政府干預主義的凱恩思主義經濟學；第三層次，對市場非常信仰，但是也認為必要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市場―以弗里得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主張經濟蕭條時政府應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讓經濟走出低谷。第四層次，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用―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

筆者認為：這種看法，從形式邏輯的觀點看，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如果我們如實地觀察的理論體系，理解其中的辯證邏輯思維，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適合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肯定的理解中，同時指出它由于內在矛盾的發展而必然走向滅亡的趨向。馬克思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是肯定中包含否定的、辯證的理解。

馬克思對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信仰”，這是一種誤解。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一個國家應該而且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大量的篇幅敘述英國工廠法的歷史、內容和結果，也是為了讓剛剛發展資本主義的德國借鑒英國的經驗，“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階級發展的障礙除去”。

哈耶克主張的“貨幣非國家化”實際上是讓極少數金融寡頭控制貨幣這種特殊商品進而騎在世界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均衡狀態”永恒。這種狀態對于特權既得利益集團來說是再美好不過了。就像當今部分世界金融資本控制世界一樣。然而，到今天的人類歷史發展證明，資本主義并非永恒，人類解放的偉大歷史進程是任何勢力都阻擋不了的。

馬克思是運用辯證邏輯思維闡述了它的貨幣周期理論在內的經濟思想，就像我們在《資本論》中看到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較發達的英國的工廠法的積極的一面給予肯定的同時，通過《資本論》全篇，闡述了資本主義終將走過其歷史過程的必然趨勢。

筆者認為：為了有效地把握經濟理論，就要完整準確地學習和理解的經濟理論，要以為指導。盡管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經濟的內在矛盾；但是，與此同時，也催生了更為復雜的問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世界的歷史還是在馬克思所揭示的歷史規律范圍內發展變化。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M].人民出版社，1975

2.顧錦屏，周亮勛，吳惕安，楊啟.馬克思的偉大一生[M].北京出版社，1983

篇6

然而就在12月17日，IT業界仍在為聯想的大手筆而津津樂道之時，并購突生變數。《華爾街日報》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稱，聯想在經歷了此前的一番可能的并購考慮之后，又決定不再競購Positivo Informatica。而聯想董事長楊元慶也在公司新聞會上解釋道，“是否進行并購要看被并購企業的基本面以及聯想集團的整體戰略需要”。

聯想雖然放棄了此次并購，但其通過并購來實現擴大市場份額的戰略并未改變。聯想首席執行官阿梅里奧（William J. Amelio）也表示，“面對全球經濟放緩，預計PC市場未來將進一步整合”。而聯想在放棄并購的同時也宣稱已與Positivo達成共識：由于當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現在達成的交易協議不可行，但仍將尋求戰略合作機會。

并購需要理由

在競購Positivo Informatica的過程中，阿梅里奧的老東家DELL，作為聯想的競爭對手也提出了并購方案，而DELL的財務狀況并不樂觀，其實質目的更在于攪局，意在讓聯想為此次并購付出較大的代價。

DELL的財務狀況自2008年伊始便急轉直下。由于DELL超過50%的營業收入來源于北美市場，美國經濟狀況的惡化使得DELL遭受了巨大的沖擊。各大廠商普遍估算，2008年北美PC市場收縮了15%左右。隨著全球經濟大幅放緩的趨勢日益顯現，PC業的寒冬逼得越來越近，從歐美到新興市場，各大PC廠商的銷售收入銳減，盈利大幅下滑。

作為國內PC業龍頭的聯想，其銷售收入中超過40%由大中華區貢獻，而大中華區更是貢獻了利潤的150%，這意味著聯想幾乎所有的海外業務都已經出現了虧損，國內市場能否穩定對聯想來說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中國經濟從2008年11月開始出現快速下滑的態勢，這不得不讓人為聯想捏一把汗，如果國內市場出現萎縮，聯想的業績肯定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并購一家同樣面臨著市場快速下滑的巴西PC廠商顯然是一個面臨巨大風險的選擇，因為并購戰略選擇的前提是自身經營的穩定性。

當前巨大的不確定性對于聯想自身是一個莫大的考驗，公司擁有的現金及等價物雖然超過Positivo Informatica的市值，但是面臨業務快速下滑的未來，盡量持有現金才是較好的選擇。

皮之不存，毛將覆焉？如果自身穩定性的前提都不存在的話，即使能夠進行大量并購也是有害無益的。公司能夠在這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生存下去才是最為重要的，也是最為實際、最迫切的戰略選擇，因為在這場二戰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風暴中，做出任何一個重大決策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當然，聯想也可以找到諸多并購Positivo Informatica的其他理由。比如，首先，并購能使聯想快速占領南美市場，因為巴西在聯想的南美戰略版圖上必定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目標。其次，并購還可以降低聯想目前對墨西哥生產基地的依賴程度，從運輸距離乃至管理和技術水平來說，巴西將比墨西哥更具有優勢，此外，還包括長期并購戰略的低成本機預期等好處。

但Positivo Informatica雖為巴西最大的電腦廠商，在全球市場占有率僅為0.5%，對于聯想的全球市場戰略來說份額太小，意義不大。同時，巴西作為南美增長最快市場之一的光環在這次經濟危機中開始消退，外資已然大量流出巴西，而這個時候是否要進入這個市場存在非常大的疑問。所以，從提高全球市場占有率的角度看，并購Positivo Informatica不不能給聯想帶來“質”的飛躍。

而從成本控制角度來說，巴西和墨西哥的生產基地確實存在合并降低成本的可能。但聯想最大的優勢就在于中國本土低廉的成本，目前公司戰略布局是將國外的生產基地逐漸縮小，或改為組裝中心，或改為銷售研發中心，最大限度地發揮國內生產基地的成本控制優勢。從這一點來判斷，整合巴西和墨西哥的生產基地，也無法成為具有說服力的并購理由。

所以，綜合來考慮，聯想對Positivo Informatica的并購理由并不充足，特別是在當前這種“四面楚歌”情況下，斥資8.3億美元現金并購一家新興市場的PC廠商就顯得“物不所值”了，不僅是所付出的代價昂貴，更可能會對公司的持續穩定經營造成影響。

與宏的較量

回顧四年來聯想與IBM的整合之路，我們看到的并不是兩家公司在合并后一夜間馬上發揮各自競爭優勢并進一步迸發出整合優勢，而是兩家公司在很多層面的整合都異常艱辛。

從管理角度來說，在聘用了大量美籍管理人員的情況下，公司的正常運轉雖然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但如何解決中美兩種管理哲學的沖突和融合都是聯想在并購IBM PC業務后遇到的難題。 而更重要的是，發揮整合優勢比并購前的任何預測分析都要困難。這正因為聯想在之前的并購整合中吸取了一定的經驗教訓，并認識到整合并非易事，所以在這次的并購中表現得相對冷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與四年前相比，如今PC行業的發展趨勢又有了相當大的不同，聯想利用“低成本、低售價”完成市場占有率提升的策略能否在接下來的行業大整合中發揮作用，需要聯想管理層進行深入審慎地思考，因為不僅自己的經驗說明這一點，競爭對手也暴露出了同樣的問題。

同樣作為全球四大PC廠商之一的宏，在今年早些時候通過并購美國PC廠商Gateway，從而超過聯想成為世界第三大PC生產廠商。然而，7.1億美元代價似乎過于高昂，宏也因此備受投資者和外界質疑。合并之后兩家公司的整合非常困難，時至今日甚至都還沒有提出明確的整合方案。

宏為擴大市場份額采取的并購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阻力，也正是聯想鯨吞IBM后的痛楚。宏與聯想的銷售市場多有重疊，企業文化相似，兩家公司目前的市場占有份額分別為宏9.9%、聯想7.9%，競爭異常激烈。兩家公司甚至在戰略選擇上也有很多類似，都以擴大市場份額為首要目標。

聯想的整體戰略在“楊元慶時代”有過幾次轉變。以收購IBM為分水嶺，2004年之前聯想的多元化戰略以失敗告終，手機和多媒體部門最終被重組出售。2004年在收購了IBM后，聯想開始了以擴大市場份額、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和核心業務多元化的戰略，隨著PC市場的進一步成熟，依靠低成本來提高市場份額的戰略將越來越艱難。

楊元慶在2008年8月接受采訪時表示，“聯想下一步的發展目標首先是加強PC業務的市場份額。”，無疑，聯想的戰略重心還是定位在擴大市場份額上，當依靠“低成本、低售價、低利潤”的市場份額擴大模式碰到瓶頸時，并購也就成了擴大市場份額最為便捷的戰略選擇。

聯想與宏的競爭可謂到達了白熱化階段，但聯想是否有必要為重新奪回全球第三大PC廠商，而選擇現在這個時刻花費巨資去并購，值得深思。行業整合的大趨勢雖是不可逆轉，但如何在合適的時候，在維持自身穩定的前提下推進行業整合，是每一位企業家都需要思考的問題。

危機并購背后的苛刻

經濟危機時期往往被認為是行業整合的最佳時機，并且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任何并購都有前提，那就是公司自身的穩健經營，不能為了并購而并購。在往后的一段時期里，并購對象的價格可能會比其他時期要低不少，但是不能因為價格的誘惑而放棄公司穩健經營的目標。

尋找適合的并購對象，在并購前盡量制訂出完善的后期整合方案，大幅削減并購成本，這些都是在經濟危機時期進行并購應該特別注意的事項。一般來說，產業整合的最佳時期是經濟衰退的“下半場”，行業銷售收入增速大幅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同業競爭者的財務狀況堪憂，現金持有者的優勢非常明顯。

在“下半場”，或許并購價格不如“上半場”的市場恐慌階段那樣低廉，但是并購對象的風險會暴露得更為充分，那么并購的風險控制也就相對容易。在選擇并購對象時，也要盡量避免風險敞口過大的公司，這會為并購后公司的整體風險控制帶來過大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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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危機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也是經濟周期中的決定性階段。經濟危機的原因是其內在矛盾，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性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實際上，經濟運行的無計劃性和自發性會致使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經濟的不平衡其實就是一個矛盾。發展的內在矛盾必然導致經濟危機，次貸危機的深層次的原因就是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一、世界格局變化的原因及其影響分析

在近10年，全球經濟的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根本原因是在于世界產業結構的轉移，以前日本、韓國和東亞等國家是主要的貿易順差國，現在世界的制造加工產業轉移到了中國。東亞很多國家向中國提供中間產品，在中國加工后出口到世界各地。而歐美國家國內由于勞動力成本高，制造業紛紛轉移到中國這樣的新型發展中國家，轉而發展附加值高的服務業，尤其是虛擬經濟。其實這是貿易全球化的必然趨勢，每個國家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在全球貿易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世界格局的變化并不是導致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從全球角度看，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的過度消費和中國的過度供給。中國在全球貿易中保持著巨大的貿易順差，持有大量的美元，經常項目中資金從美國流向中國。中國政府大量購買美國的國債，資金又通過資本項目流向美國。

在次貸危機后，西方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意識到這種以過度消費，透支未來收入的行為存在這巨大的隱患。更尤甚者質疑自由貿易，西方貿易保護主義有抬頭的傾向。中國經濟不斷強大，在國際事務上的話語權不斷加強，也不會輕易的容忍自身利益的損害。

二、我國在世界格局中面臨的問題分析

我國在低端市場中占有優勢也不是很長的時間，也就是最近10年左右。隨著加入WTO，與國際迅速接軌，中國的7億廉價勞動力（歐洲1億）對跨國公司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們紛紛將許多制造業產業轉移到中國，而本國主要發展設計，管理和金融服務業等附加值高的產業，進入虛擬經濟時代。在從中國的大量進口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獲得了巨大的好處:首先，它獲得了大量的消費者福利。由于中國勞動力的價格低，而且中國的制造業形成了規模優勢，出口到美國的中國產品價格低于本土的制造廠商。美國的消費者的福利水平大量提高，政府的支出大量減少。其次，在美國存在兩種強大的貿易集團。在中美目前這種貿易集團關系下，一種是獲得好處的利益集團，一種是遭受損失的利益集團。但是得到好處的還是大多數，尤其是擁有雄厚的財力和強大的政治影響大型的跨國公司。這些利益集團希望維持現有的經濟格局，通過多次政治上和經濟上對中國匯率和貿易政策的行為可以看出。

在近期新聞中，美國有可能確認中國是否是"匯率操縱國"，要求人民幣升值。這其實更多的是美國的政治家們在政治上對外中國施壓，對內取得民眾的信任。人民幣的升值并不能改變現有的貿易格局，反而對世界經濟的復蘇產生巨大影響。在全球化下，中美兩國的經貿聯系不僅僅像表面那樣簡單，只是通過匯率就可以改變現有貿易情況。中美貿易不平衡主要是由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產業分工所造成的。同時，美國對高技術產品實施的出口限制，也是造成這一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原因。人民幣升值既解決不了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也解決不了美國內儲蓄率過低、借債消費和失業等問題。

在現有的經濟格局下，沒有美國的需求，中國經濟會衰退，就業市場會惡化。出口貿易現階段仍是我國重要的經濟引擎，缺少出口貿易的拉動，中國的GDP難以維持8%的增長。如果中國不把錢轉回美國，美國的消費也難以為繼，金融市場也會出現亂象，美國經濟也會受到重大的打擊。實際上，美國對中國返回美國的資金，形成物資-資金流的完整循環，達到一個動態的過程。這也是想中國這樣的高速增長的國家，擁有貿易順差，高儲蓄。美國可以長時間的維持貿易逆差，政府負債。在這個鏈條上，如果任何一個環節斷裂，整個環節都斷掉。這就是中國在危機中仍然繼續購買美國國債，維持資金流流向美國，即使美元大量發行不停的貶值。在此也可以了解到：為了維持完整的循環，美國在匯率上不會對中國有實質性的制裁。

三、結束語

2010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2.65萬億美元，美元不斷的貶值使中國的外匯資產不斷的縮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不斷增加，2010年達到1.42萬億美元。在危機后，雖然中美兩國都想改變現有的物資-資金流循環，但是短期內難有大的變化，只能兩國通過相互協作改變現狀。因為當中國大量拋售美國國債，怎會造成美國國債的價值下降，破壞了資金的流向美國。這同美國宣戰沒有本質的差別，美國政府的財政政策將無法執行。所以中國在近期不會大量拋售美元，美國在貿易上也不會全面的制裁中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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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金融危機在全世界蔓延，各國經濟出現負增長，許多知名企業紛紛倒閉，中小型企業更是無力繼續支撐下去。面對金融危機，各國的企業管理者不能坐以待斃，應積極的態度、合理的方法應對，達到經濟能夠觸底反彈。因此，如何對市場經濟未來趨勢曲線以及潛在需求的精確認識，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企業經濟管理創新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立足并壯大的有力武器。

二、經濟管理的創新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作用

顧名思義，企業經濟管理是企業內部采取的管理模式，包括管理方案、近期與遠期發展目標、審評體系以及各種有關生產經營的系統規劃等。現階段，實施企業經濟管理的目的都是使企業的效益更上一層樓，單純的以經濟利益為終極目標。從長遠來看，這樣便會影響企業的長遠發展，在這里我們所提及的企業經濟管理創新是站在一個新的高點全局考慮，將各子系統相關聯的部分統一考慮，將各種功能細化，統籌管理，企業各系統功能之間呈現樹狀分布。近期，危機接連不斷，企業運營出現問題，經濟蕭條。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各企業就必須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進行經濟管理創新才能使經濟在國家綜合實力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競爭一直是經濟領域最突出的特點，尤其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要想擁有強大的臂膀，管理模式的改革創新至關重要。中國的企業與國外的同規模企業相比較，無論是從經營模式還是技術、人員素質等方面均存在不足，這樣就會給企業的長足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機時期，以上的不足被放大，企業的生存受到威脅。因此，及時更新企業經濟管理模式，提出創新方式顯得尤為重要。

三、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經濟管理的創新的方式

企業在后金融危機時代進行經濟管理過程中，必須要進行創新的管理方式才能夠確保企業能夠適應市場的需求，提高企業自身的市場競爭力，保證企業實現生產經營價值的最大化。通常情況下，企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經濟管理的創新：

第一，企業經濟管理觀念的創新。友善款待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建立企業鏈。從自身做起，熱愛崗位、熱愛同事以及熱愛客戶，相信在任何時候，任何人員都是你的戰友；更新企業管理觀念從危機意識開始，時時刻刻有危機感，每時每刻有戰略意識，將企業永遠放在第一位；與外部關系和諧相處，這一觀念不僅表現在經濟衰落期，同時也表現在經濟繁榮期。在繁榮時期建立和諧的關系尤為重要，這樣才能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競爭力更強，盟友之間相互幫助、團結合作、共度難關。

第二，信息化平臺的引入創新。當今社會的競爭歸根結底是科技實力的競爭，經濟領域也不例外。所以我們在引入信息化平臺的同時要尤其注重它的創新。信息化的創新在企業經濟管理中表現為企業財務管理手段的網絡信息化。其中包括：遠程監控、遠程評估、報表實時傳輸、遠程操控等一系列工作。在網絡信息化的基礎上，建立企業專門的信息管理數據庫，保證財務管理的完整性。

第三，企業經營策略創新。獨辟蹊徑，方法多樣。改變傳統的經營方式、組織結構，充分利用科技技術，將商業引向“出租時代”。在建立信息化平臺的同時，創新組織結構，樹立標新立異的企業品牌。適當多元化經營，以克服經濟危機來臨時企業的盲目與慌張。可以說經營模式的多元化創新是當今時代解決后金融危機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多種方式經營可以規避鋒芒，保持企業的存在空間。企業進行經營策略的創新能夠是企業實現多種模式的經營管理，適應社會不同方面的需求以及要求，也使得企業能夠在經濟不景氣的市場經濟中獲得立足之地。

第四，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創新。企業的發展靠員工的努力、智慧，只有集思廣益才能將企業的明天建造的更美好。企業要進行人力資源管理的創新工作，一般情況下可以通過進行定期的員工教育以及培訓使得企業的所用工作人員能夠更加熟悉的掌握工作技能以及工作經驗。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不應該進行人力資源成本方面的做法，而是應該通過創新以及優化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在根本上降低其管理成本，從而達到節約企業的資源以及成本。

第五，企業要創新市場。經濟危機期間，市場經濟不景氣，一方面企業必須要在這個階段進行企業員工的相關專業技術技能的培訓，另一方面企業必須要進行大量的市場調研，充分認識市場整體的發展趨勢以及市場未來的需求。企業還要對調研的結果進行深入的研究，結合企業當前自身的情況進行對比分析，找到適合企業發展的道路以及方向。只有做到以上兩點，企業才能夠在金融危機中創新市場，尋找新的市場生機，使得企業能夠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提高競爭力，立于市場經濟不敗之地。

第六，企業要進行創新企業戰略以及創新企業生產活動。面對全球環境經濟危機，企業要做到能夠主動降低企業整體的盈利目標，選擇進行一些企業戰略上的創新，企業的整體大的規劃并不是一成不變，也是要根據市場環境的變化進行隨時創新的，只有這樣進行創新企業的戰略，才能夠保證企業正常的運營。

四、結語

綜上所述，企業要想能夠實現整體的目標，必須要進行企業經濟管理的創新，只有開展科學創新的經濟管理工作，才能夠保證企業有效的提高工作生產效率，降低企業的生產以及經營成本，在整體上提高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使得企業適應后金融危機的環境以及市場競爭。因此，企業要想能夠確保正常順利的運營以及生存發展，就必須進行經濟管理的創新。

參考文獻：

[1]季秀杰. 后金融危機時期我國中小企業財務管理的困境及創新策略[J]. 綠色財會，2011，（09）

[2]張莉萍. 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研究[J]. 中國集體經濟，2011，（10）

篇9

本文認為，缺乏一個能充分解釋為什么經濟會從危機走向繁榮的經濟復蘇理論。馬克思認為危機是資本主義現存矛盾的激化，是使破壞的平衡暫時得以重建的暴力手段。但接下來，他卻沒有對資本主義如何從危機走出來進行系統的分析，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缺漏。很好地解答經濟復蘇問題對保持理論內在的邏輯一致性是必要的，這不僅潛在地激發了人們討論危機消退問題的興趣，也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資本主義運行機理的內在矛盾性。

者堅持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易于引發危機的制度。2008年末和2009年初，金融市場轟然崩潰，經濟衰退的前景日益令人擔憂，這些情況再次證明了的這一論點。者認為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這一點不斷被資本主義所遭受的困難所證實。與者的觀點不同，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薩伊定理（say's Law）依然成立，市場失靈主要是由外部沖擊造成的。當然，特別是自凱恩斯開始，某些深奧的自由主義理論開始承認資本主義存在周期性危機和其他潛在問題。一些學者還確實預測到了周期性的金融危機，并確認了經濟失衡的重要過程。但他們并不認為金融的不穩定性是由于在更大范圍的經濟領域存在深層次的結構矛盾，他們認為危機是由不完善的監管和錯誤的政策所偶然引發的。將危機歸咎于愚蠢和管理不善，這種解釋雖然普遍，但并不令人信服。者認為，貨幣經濟以及生產與消費的脫節為危機的爆發提供了可能性。者堅持認為金融的不穩定性應被視為經濟危機的癥狀而不是原因。從一個者的視角來看，如何準確解釋危機為什么會不斷爆發，以及如何把抽象的理論與危機所采取的具體的、特殊的方式（包括金融危機）聯系起來，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者堅持認為的持久力量就在于它是用制度性的因素來解釋危機，這是進行嚴謹的經濟分析的重要出發點。他們在強調資本主義具有內在矛盾性的同時，也一直認為資本主義具有進步性。在它之前，沒有一個社會制度能夠使資本在競爭中進行如此高速的積累。在資本主義社會，剩余價值被用于再投資，資本規模越來越大，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但就像很多危機理論所認為的那樣，由于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繁榮終將會轉向蕭條。

不過，蕭條如何轉向繁榮卻很少被人們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同樣應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矛盾導致的。危機破壞了無數單個資本，有時會摧毀整個行業，甚至可以大大削弱整個國民經濟。但是，資本主義每次總能從危機中恢復過來。在某段時間，資本主義和以前相比可能會缺乏活力，但蕭條總是會讓位于繁榮，危機總會過去。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者們總是充滿自信地宣稱問題已經解決。當然，者應更加充滿希望，因為，2008年經濟危機還在繼續，經濟的復蘇遠未到來。經濟的復蘇不會是自動的，只有在克服相當艱巨的困難后，才可能實現。在寫作本文時，全球經濟復蘇還面臨著巨大的障礙。再者，每一次復蘇都是暫時性的。更不用說，到目前為止，危機還沒有過去，經濟還處于低谷。但是，本文認為一個完善的理論需要對經濟復蘇問題作出解釋和回答。

一個經得起檢驗的危機理論應該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它應該既能解釋經濟的衰退，也能解釋經濟的復蘇。至少，這一理論既要能夠說明制度是如何導致危機發生的。也要能夠說明制度又是如何擺脫危機、實現復蘇的。也就是說，對經濟周期的兩個過程的解釋在理論上是相容的，而無需求助于外部的沖擊來解釋危機。把危機的發生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而把復蘇看作是偶然的，這反映了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片面性。第二，理論應該能夠解釋，或者至少能夠說明一些經濟事實。當然，現實的經濟數據很難按照的標準來進行分類，每次特定危機的具體特征也總是和抽象理論所預期的特征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一種理論不能保持其內在的邏輯一致性，也不能說明資本主義如何產生危機以及如何從危機中復蘇，那么這一理論就應該受到質疑。

本文主要考察四種危機理論。這些理論能夠說明經濟如何復蘇，并能解釋戰后美國經濟發展的狀況。我們將分別對這些理論進行討論，而討論問題的側重點主要集中在資本主義如何從危機中復蘇，而不是資本主義如何導致危機。這并不是說這兩個過程應該被認為是雙向的，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當然，也不是說以往理論已經對資本主義危機的產生進行了充分的說明。下面將簡要討論這幾種理論的局限性以及與之相關的一些經濟事實，并在反對經濟決定論的框架內，討論抽象理論在說明經濟事實中的作用。接下來將討論利潤壓榨論或者工資推動論、消費不足論和生產過剩論以及比例失調論。最后，本文將說明把經濟危機歸因于利潤率下降是不準確的，實際上利潤率下降是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結果。文章最后提出一些盡可能綜合各方面因素的建設性建議，但本文仍更多是探索性的而不是解釋性的。

關于理論與現實的評論

馬克思認為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是從抽象一般到具體特殊的動態過程。因此，分析的次序是先從資產階級社會的內部結構開始，逐步分析資本、工資勞動、土地財產，然后擴展到國家、國際生產關系以及世界市場和經濟危機。對危機的分析之所以放在最后，被認為是為了便于在更具體的層面上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從某種意義上講，直接的原因總是具體的，這一點當然是正確的。危機經常會受到一些明顯是偶然因素的影響而被加深，特別是，投資者信心的起伏不定對危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例如，投資者的信心是金融市場興衰的決定性因素，而難以持續的金融投機往往是危機的前兆。不可否認，理論對金融領域一直缺乏充分的說明，這無疑是該理論一個重要的缺陷。揭示危機發生的空間變化和政治干預的作用對于理解經濟危機具有深遠的意義。目前的關鍵是要搞清楚危機是怎么樣發生的，而不是簡單地把危機的根源歸結到階級之間或資本之間的關系上，這需要在國家層面、國際生產和世界市場的層面上研究這一問題。資本主義也在變化，在不同的時代，它們遵循不同的邏輯，有著不同的特征。一般來說，現實中的危機總是相互影響的，總是一個集中體現各種社會關系的復合體。

包括者在內的批評家們堅持認為，經濟學、政治學、技術和文化對于認識和測定危機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一般的危機理論，比如這里談論的危機理論，大都僅局限于從經濟方面來認識和討論危機。我們應該像拒絕機械唯物主義那樣拒絕這樣的危機理論。這些理論沒有能夠抓住資本主義這個復雜體的主要特，而只是用新古典主義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個社會化的模型，這樣的理論太過抽象化。不過，我們也可能在激進的經濟非決定論和經濟決定論之間找到一條出路。危機的諸多因素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影響，但這種影響是非對稱性的。我們不能簡單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社會進程中，由于所有的因素都是相互影響的，因此沒有一個因素或多或少是重要的、決定性的。

很多者在探討危機的內在決定因素時，更愿意接受多因性而不是整體性的解釋。在這些說明中，和多元主義社會學的主要決定因素的界定存在明顯的不同。例如，馬克思批評了自由主義假定生產和分配之間是獨立的、互不影響的關系的觀點，這種觀點似乎認為生產和分配在觀念上就能夠實現辯證的平衡，而不需要考慮現實中二者是否能實現平衡的問題。哪種因素是決定性因素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也不是主觀臆斷的，而必須經過更多的具體檢驗。我們要用一個辯證的而不是簡單演繹的方法進行選擇，因為抽象本身也需要經受理論和經驗的考驗。為了反駁自由主義把危機看作是偶然發生的觀點，理論盡可能地對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出現的非正常狀態給出了制度性解釋，這也是對格林（Andrew Glyn）所描述的馬克思的“危機源于資本主義制度性矛盾”觀點的支持。在某種意義上講，資本主義的功能失調是它的結構性矛盾激化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實際上，很多者與持接近學術傳統的學者的觀點相一致。這些理論家只是在更具體的層面上來討論危機。卡萊斯基（Michal Kalecki）是以商業周期、歷史與制度為主要研究內容的調節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在社會積累結構上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不過，調節學派（regulation school）的理論是用比較抽象的經濟學術語來表達的，這也可能極大地妨礙了人們對制度的研究，也妨礙了對以制度為核心概念的理論的研究。調節學派的觀點很接近。例如，阿格利亞塔（Michel Aglietta）在最早調節學派的著作中，就援引了利潤率趨勢下降這一概念，在后面的理論解釋中也更加強調利潤壓榨在解釋危機中的作用。也有一些觀點更接近凱恩斯，這些觀點也強調至少在一定時期里，存在有效需求不足或消費不足的問題，同時也很重視在長期繁榮中克服這些問題的辦法。不過，我們要清楚，對具體危機進行充分合理的解釋本身并不就是對抽象理論的檢驗。正如戈登（DavidGordon）所寫，“危機理論只是給我提供了畫布和畫刷”，這不應該和已經完成的畫作混淆，也不應該被看作是忽略具體的文化和政治因素在分析蕭條和復蘇過程中所起作用的理由。盡管如此，檢驗這些理論與經濟事實的一致性對我們來說依然是很有用的，這為我們在此基礎上進行更加具體的探究提供了前提條件。

這里把危機理論分為四類。當然，其他的分類也是可以的。有幾個作者贊成采用綜合分析法，但這些方法非常抽象，難以通過事實來檢驗，也就無法滿足本文的要求。進行分析時，我們主要考慮如下因素：首先，資本主義國家相互依賴，共同構成一個整體，這意味著資本主義應該被看作是一個世界性制度。實際上，至少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大多數繁榮和蕭條都是世界性的，盡管也有一些例外情況。不幸的是，大多數經濟統計數據當然都是由每個國家獨自來收集的。即使多個國家應用了相似的統計方法，核對信息的實際困難也是相當巨大的。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主要來自美國——這個無可爭辨的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至少直到最近為止，根據貿易量和外商投資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來看，美國經濟還是相對封閉的，這些指標可以為一些主要的論斷提供有用的檢驗標準。不過，還是應當審慎對待以國家統計數據為基礎得出的結論。

其次，大多數政治經濟學以價值為基礎，而價值是不能被直接度量的。下面討論的大部分理論是用傳統的數據來進行描述，并對它們進行一些相對簡單的檢驗。但是，最終的理論還存在一些特定問題，因為這些理論是用資本構成的術語來表達的。本文的評論主要限定于現在所使用的測量方式。盡管如此，每一個理論仍然有一些可探討的問題，如：我們應測量什么，以及應該怎樣檢驗它。

第三，什么是蕭條和復蘇并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問題。把衰退正式定義為連續兩個季度經濟緊縮實際上并不令人滿意，因為我們經常能夠獲得的數據都是年度的，而不是季度的。因此，我們把經濟衰退理解為一個時間更長的經濟下行狀態，至少包括一年的經濟真實緊縮，這雖然有點主觀性，但也有其必要性。

本文在概念上和實際操作中存在兩點局限性。本文并沒有深入探討在寫作本文時還正在發生的席卷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危機。這主要是因為我們既沒有可靠的數據，也沒有充分的分析距離，這使我們難以作出準確的判斷。但是，我希望這篇文章至少能提供一個內在邏輯一致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思考引起蕭條的原因和實現復蘇的機制。

工資推動理論

工資推動理論在理論界有著一定影響力，該理論把工資上漲視為引起危機的原因。不過，這一理論有很多版本，不同的版本對主觀性或意識作用的強調程度不同。對于內格里（Antonio Negri）來說，勞動力價值是他的整個理論體系的核心，他認為由于工人階級的斗爭增加了必要工資，才導致利潤率下降。霍爾頓（Glyn Holton）和蘇特克利夫（Frank Sutcliffe）是更加正統的利潤壓榨論的持有者，但他們很少強調純粹的階級主體性，而是用一個很明顯的直截了當的方式，描繪出了資本壓榨勞動力的圖景。他們認為，經濟繁榮使勞動力市場競爭激烈，這為工人在工資的談判中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事實也不像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所斷言的那樣，僅當勞動力市場出清時，資本才會被削弱。工資上漲會降低利潤率，繼而就會引發蕭條，這一點一直被用來解釋為什么經濟會下滑。而根據相同的邏輯，一旦發生蕭條，失業就會增加，工人的工資談判能力就會削弱，工資就會下降，利潤又開始上升。工資推動危機論，是唯一能夠清晰地解釋資本主義為什么會從繁榮走向危機、又從危機走向繁榮的理論。

工資推動論的解釋還有一個優點，就是把階級斗爭作為分析資本主義的核心。經濟學被降低為冰冷的沒有人情味的物質力量。馬克思在他的通信中經常談及階級斗爭，這一思想也貫穿在《資本論》第1卷中。在對世界的理解中，階級關系總是處于核心位置。

但是，對這種縱向生產關系的強調也帶來了一些重要的問題。主要分析整個資本主義的矛盾，主要討論生產和消費脫節所產生的問題，以及橫向的資本競爭關系對危機的影響。但工資推動理論至少給者帶來了困擾，這意味著，如果工人被勸說克制他們的工資需求，資本主義就可以無限期地繁榮下去。這樣看來，資本主義的某些導致危機的特征并不是內在固有的，危機至少不是一個有效需求受到抑制的經濟狀態，存在的經濟問題也并不是難以解決的。例如，僅當從生產領域轉向流通問題和價值實現問題時，者才會認為普遍的蕭條、低工資和縮減的資本消費可能會成為經濟復蘇的障礙。

對工資推動理論驗證的結論看起來有點模棱兩可。馬克思之前，人們通常認為工資上漲是先于經濟下行而開始的。假定工資上漲是經濟衰退的最直接的原因，至少對于一些經濟衰退（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衰退）來說似乎是合理的。但情況也并不總是這樣。在20世紀20年代和最近幾年，主要經濟體中的工資占收入的比重是逐漸下降的。就像經濟大蕭條所展示的那樣，低工資并不必然帶來經濟的復蘇。

人口普查數據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評估1950年到2004年間雇員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比重的變化與美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機會。至少在短期內，有證據支持這種工資變化會影響經濟增長的論點。包括醫療保險和養老金等額外津貼在內的雇員報酬，經常被用來測量勞動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它的變化基本上和工資的變化是同步的。數據表明，雇員的報酬與經濟增長呈中度但清楚的負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37）。也就是說，工資增加和經濟增長之間就像工資推動理論所主張的那樣是一種負相關關系。另外，收入比重的變化與來年的經濟增長也存在很強的負相關性（-0.35），這再一次證實了工資推動理論。最后，經濟增長與下一年的工資增加存在更強的正相關性（+0.53），這再次證實（就像該理論所預言的那樣），當經濟開始繁榮（或者開始衰退）時，工資就會相應地增加（降低）。上述每一個相關系數在99%的置信區間上都是顯著的。但是，這種聯系僅是短期現象，這一點也是很清楚的。兩年后，這一聯系就變弱了，然后就消失了，這表明用經濟增長率的變化來解釋繁榮時期和蕭條時期的工資變化可能并不充分。

被考察的增長時期和衰退時期的特征越清晰，這些證據就越缺乏可信度。表1表明，經濟增長和收縮是隨著雇員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的變化而變化的。平均來說，工資在收入中的比重，在經濟增長年份每年平均增加微弱的0.036%，但在經濟衰退年份卻要增加0.264%。這就是說，沒有明顯的證據表明增加工資就會引發經濟蕭條，或者降低工資就會實現經濟復蘇。實際上，工資占收入比重的增長速度在經濟衰退時期要比經濟繁榮時期快。

主張工資上漲導致危機的理論家所采用的數據表明，20世紀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實際工資的增長率超過了生產率的增長率。但是，他們也指出，現在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由于和早些時候的經濟繁榮年份相比，這一時期生產率增長速度下降了而不是工資的增長速度提高了。這同樣可以理解為，雖然影響生產率的變化有很多其他潛在因素，但是，現在勞動力市場競爭激烈，降低了工人工作的意愿，從而對生產率的提高產生了負面影響。相反，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經歷與70年代的經歷似乎并不存在多少相關性。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成功地大幅削減了工人工資，利潤率也得到了相當大的恢復，但是從全球范圍來看，工資份額的下降或停滯并沒有使利潤率恢復到長期繁榮時期那樣的高水平。這也表明，我們應更加重視資本積累的內在動力機制。資本主義經濟波動的軌跡顯示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經濟衰退是由某種其他因素而不是工人的工資決定的。也許，正如馬克思用數學術語所表達的那樣：資本積累率是自變量而不是因變量，工資率是因變量而不是自變量。

消費不足論和生產過剩論

消費不足論幾乎正好與工資推動論的主張完全相反。該理論認為，恰恰是低工資而不是高工資導致了經濟危機。相對于資本的不可遏制的膨脹需求來說，低工資造成消費品市場的發展難以滿足資本擴張的需要。該理論把危機的根源歸結為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和生產與消費的脫節，而不是勞動者的主體性。政治上，該理論堅持認為，工人階級的消費能力本身成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經濟問題，馬克思的術語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概念揭示了資本主義的這一現象。工人作為商品的買方對于市場來說是很重要的。但是，作為勞動力這一商品的賣方，他們卻一直受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壓榨，使得勞動力的價格降到最低水平。生產和消費的分離，意味著只有日益增加的剩余產品被銷售掉，才能滿足資本主義積累的需要。市場的持續擴張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工人階級的貧困或者相對貧困限制了消費，并成了經濟危機發生的似是而非的原因。

但是，意義上的剩余價值是與勞動力的價值完全不同的量。根據定義，工人的消費從來不包含任何資本主義的剩余產品，（對于資本主義的生產來說）也從來不是一個充足的需求。該理論沒有明確強調經濟復蘇問題，也沒有解釋為什么消費不足就會帶來經濟危機。該理論認為經濟復蘇是個長期問題。一旦我們考察經濟周期的增長與衰退兩個階段，就會發現經濟衰退可能會引起工資水平降低，而消費水平的進一步削減又會加深經濟螺旋式下降的趨勢。該理論一開始就沒有提供一個令人信服的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理論，這一點連該理論的擁護者們也承認。盧森堡（Rosa Luxemburg）早期的消費不足危機理論還包含著經濟崩潰的思想，要求社會主義清算即將破產的資本主義。

后來，盧森堡自己在帝國主義研究方面的進展和這一研究領域其他一些重要成果，使得消費不足論的持有者發現了一些緩和經濟危機的因素，從而能夠解釋為什么經濟會復蘇這一重要問題。在這些消除經濟危機的因素中，國家干預產生了明顯的、有時甚至是顯著的經濟效果，這與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功效是一樣的。由于軍事支出具有非自愿性和競爭性，這一點也帶有很明顯的的色彩。證據表明，國家干預是有效的，至少在一定的條件下是這樣。但是，站在的立場上，即使無害的疏忽也是不能假設的，理論至少要能夠解釋采用某種具體國家政策的必要性。例如，這些政策如何有效地影響消費，而沒有減少勞動者的消費，也沒有降低資本家的消費。但是，有一點是明確，即沒有一個外部市場能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可持續增長的需求。如果沒有對眾多潛在抵消力量對危機的影響程度進行預測和評估，顯然就難以為經濟危機和經濟復蘇提供一個充分的系統性的解釋。

理論上來說，有效需求不足論提供的證據。應與工資推動理論提供的證據完全相反。馬克思認為，把有效需求不足當作經濟危機發生的原因，這純粹是無謂的同義反復。他相信，認為危機是由工資上漲而導致的，無異于相信該理論的擁護者所說的那些完美而簡單的廢話能夠避免危機發生一樣。像上面的數據所顯示的那樣，最初工資的上漲并不是普遍的。在美國，工資比重的下降，特別是2001年后工資大幅度的削減，被認為是由于投機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當時的利潤大部分被用于生產性投資從而為了維持消費水平而要求增長債務所導致的。盡管如此，也沒有跡象表明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消費水平下降要先于危機發生。美國經濟中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表明，消費下降要早于經濟增長，而不是相反。但是，表1中的數據卻缺乏說服力。在經濟繁榮期間，收入比重的緩慢增長意味著相當大的需求問題可能已經持續存在。如果說這些總的數據很好地支持了消費不足論的解釋，那么，我們應注意到在20世紀60年代的最長繁榮期里，工資所占比重直到1965年一直都是穩步下降的，與此同時，經濟一直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但進入70年代后，當危機襲來時，工資才大幅飆升。

在復蘇方面，如表1所示，在經濟衰退期，收入份額的增長速度更快，這表明當積累被大幅削減時，工資卻相對具有“黏性”。這就是說，盡管勞動市場在危機早期已經日益惡化，但工人組織和實施的雇傭制度還是能夠保護工人的收入水平不降低。這可能至少減緩了蕭條的進程，維持了需求的穩定。但收入份額上升所起的作用應該是有限的。在經濟衰退階段，由于總的財富減少了，工資份額的上漲仍然解決不了有效需求不足這一重要問題。表1顯示，在7個衰退時期中，有3個時期雇員的實際報酬是減少的，在其他幾個時期也只有微弱的增加。

工資推動論與消費不足論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印證。因為，一種理論中抵消危機的力量，對另一種理論來說正是惡化危機的問題。在這里討論國家支出和非生產性勞動的作用似乎非常合適。我們注意到，后者的增加意味著對剩余價值的壓榨，這會對利潤率產生負面的影響。實際上，無效的花費也是維持需求的一種手段。

兩種理論中最精彩的部分是關于資本主義積累所受限制的解釋，但都沒有對資本主義周期性給出真正令人信服的說明。當然，工資上漲可能在不同的停滯時期和活躍時期有著不同的含意。這些理論給出的政策建議更多是用凱恩斯主義術語而非術語來明確表達的。希克斯（John Hicks）和漢森（Alvin Hansen）在研究放寬銀根的貨幣金融政策的潛在效果時，似乎提出了和這些政策建議相同的主張。但是，這些理論并沒有充分解釋，為什么在不同的時期資本主義的政策及其局限性會有所不同。不同時期情形的變化也許再次表明，對資本主義進行以勞動和資本對立為中心的一般性分析難以回答一些問題，我們需要把目光轉向別處。卡爾凱迪（Guglielmo Carchedi）堅持認為：“工資率的水平僅僅只是改變了周期的形態，無論工資高低，危機都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斯威齊（Paul Sweezy）堅持認為，生產過剩論與消費不足論僅僅是同一硬幣的兩面，二者實際上是同一回事。與他不同，一些作者把他們擁護的生產過剩論與消費不足論區分開來。生產過剩論接受上面提到的異議，且認為不僅勞動，資本也能夠（且必須）分享日益擴大的剩余產品。盡管如此，這些解釋有一個共性，就是認為資本主義存在一個能夠完成它難以完成的目標的趨勢。所有資本都被迫提高其產品的銷售額，通過這一手段，越有效率的資本就越能從沒有效率的資本那里獲得更大的市場，總而言之，資本總是不斷嘗試突破需求對它的限制。就像大多數評論家所認為的那樣，危機就是生產過剩的危機。成功孕育著蕭條，生產的過剩帶來了經濟的劇烈緊縮。馬克思也認識到，普遍的生產過剩恰恰是由于成正比的生產擴大所導致的。換言之，生產的擴大應該是非對稱性的，否則就會產生危機。也許把這一話題放在比例失調論的題目下會更好理解。但是，對待生產過剩論，我們應該超越它，而不是簡單地拒絕或拋棄。對危機的解釋仍然需要緊緊圍繞階級關系這個中心，也就是說，生產過剩不能僅僅歸因于生產的比例失調，而要歸因于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關系。

比例失調論

馬克思認為，要求生產按比例地擴大是強加在資本上的外部要求，這決不是資本自身所要求的。比例失調論可以被視為對上述過度積累論和消費不足論的更加具體的論述。該理論強調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是導致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也指出，就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所指出的，生產和消費的分離已經潛在地預示著危機的可能。比例失調論的大多數觀點遵循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思想，強調了分別生產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的兩大部類中資本的不同。同時，它也強調在同一部類內部也存在一些區別，比如不同的消費品之間也存在差異。即使生產和消費同步增長，對某種特定商品的需求也不可能與生產保持同比例變化。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也表明，給定不同的資本構成，資本要維持同比例的增長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而要實現不同的積累率就更加困難。

沒有理由期望不同的部類或部門的資本會協調一致地進行積累，或者說，每個具體的供給都會和需求的增長相一致幾乎是不可能的。周期性的衰退導致倒閉的公司或行業隨處可見。特別是固定資本規模的擴大，使得局部的失衡很難避免。但是，這里卻假定資本的數量與進行成比例生產所需資本的數量恰好一致。而這種一致是通過自由主義所信奉的市場力量來實現的，但調整的過程會相當痛苦，“協調可能只有通過最極端的不協調才能實現”。

危機會摧毀多余的資本，重新獲得增長的可能性和協調性，雖然這一均衡狀態會很短暫。曼德爾（Ernest Mandel）觀察到：“一旦先前積累的資本被消化掉，商品的需求超過了新的供給，經濟復蘇就會開始，商品價格和利潤率就又開始上漲。”當復蘇進一步加快時，設備更新的需要增加了對與之相關的資本商品的需求。為了及時增加生產，要求新機器的價值經過很多年才能全部轉移到最終的消費品上去。當蕭條變為繁榮時，原來需要的恰當比例可能就預示著未來的比例失調，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就會再次得到確認。

經濟重構是否真正發生，需要得到實證調查的檢驗。危機來臨時，經濟部門的相對規模會發生相應變化。因為危機會很快傳播開來，投資需要小心進行。危機可能會傷害到那些最初并沒有危機發生的行業，傷害程度也并不亞于那些客觀上存在生產能力過剩的行業。危機最終會導致復蘇，但這需要真正意義上的經濟重構——改變整個經濟領域內經濟活動的比例結構。比例失調論的主要論點是，危機重新激發了資本的活力。危機時期與經濟持續增長時期相比，不同行業的生產變化的規模和幅度都會更大。

表2考察了美國1960年到2001年之間的149個工業部門就業量的變動情況。在本文，我們選用了雇員數作為衡量工業規模大小的指標，但原則上講，使用其他一些指標，如所用資本、增加值和所獲利潤，也是很有價值的。盡管如此，強調雇傭工人數看起來與馬克思強調社會勞動和社會價值的理念更加一致，同時從可操作的角度來講，美國統計局也確實提供了這方面的相對完整的數據。根據上面的定義，本表描述了每個行業在繁榮時期和蕭條時期雇員數的平均年度變化百分比的標準差。在整個時期，行業的分類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每個蕭條時期是作為一個獨立的整體來分析的。（但是，繁榮前和繁榮后的數值實際上在每個時期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結果被合并在同一個表中。）5個衰退期中有4個衰退期與它們之前或之后的繁榮期相比存在更加激烈的行業重組。行業重組只在1990年的蕭條中不太明顯，但是，也有一些證據表明該時期行業的比例結構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

比例失調論既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也得到了現實證據的支持。但是，由于該理論缺乏對產生危機的內在動力的詳細說明，從而招致了不斷的批評。一方面，該理論認為，比例失調不必然引發危機。當有損失發生時，資本就會糾正自己的行為，以免經濟陷入全面衰退；另一方面，該理論認為，由于引起危機的原因是偶然的，危機只是一種潛在的可能性。該理論給帶來了負面影響，更不可能是對的發展。該理論可能不清楚，危機的必然性對于理論來說有多么重要，也不清楚放棄危機不可避免性的主張是否會導致很大損失。實際上，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的不穩定性，才導致了危機會經常但不定期地發生，但危機也會因受到政治和社會的干預而發生改變。雖然者在預測具體經濟危機方面的記錄一直并不令人稱道，但是在控訴資本主義制度不合理性方面仍然擁有強大的政治控告能力。

曼德爾認為，應該進一步探討導致周期性比例失調的根本原因。他寫道：“如果我們認為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固有的，那么我們就不得不說明為什么這一過程會必然導致周期性的比例失調。”哈維（Donnell Harvey）認為固定資產的投資減輕了過度積累的問題。但是，恰恰因為它們是固定的，所以“生產和消費日益被禁錮在固定的操作方式上，日益被局限于具體的生產線上”。這里存在把固定資本與資本永遠固定不變相混淆的危險。實際上，對于馬克思來說，固定資本并不必然在任何期限內都是固定不變的。但是，看到不斷增長的投資被鎖定在特定的行業上，并且即使是緩慢的調整也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樣的假定看起來也是合理的。不過，至少可以確認，正是由于持續的競爭壓力才導致既有生產比例的破壞。但是，仍然有必要從危機的一般理論解釋出發，給出一個更加具體的運行機制的說明。

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

這里討論的最后一種理論學派試圖在資本主義結構內解釋制度性危機的趨勢，這一理論是以資本構成不斷變化和利潤率不斷下降為基礎的。以資本有機構成不斷上升為基礎的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在學者中引起了廣泛的爭論。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這一規律是現代政治經濟學中最重要的規律。那些以這種或者那種方式把資本主義危機與利潤率下降規律聯系起來的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變得非常流行和有影響力。與這里討論的其他理論不同，這一理論和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密不可分。該理論被主流批判家們認為是最核心的部分，從而遭到繼續批判，但同時也得到至少一小部分重要的真正的學者的擁護。無論是否反對這一理論，弗里曼（Alan Freeman）承認利潤率確實下降了。但是，這一主題一直是批評家批判的對象。對于一些作者來說，這一理論對于解釋長期的經濟發展趨勢比解釋某一特定的經濟危機更加有用。而對于其他一些人來說，這一理論有很多瑕疵，最好應該被忘記。他們認為，馬克思在其有生之年甚至從來沒有在公開出版物中提到過這一基本規律。

很多讀者對有關資本構成變化和利潤率下降規律的觀點中存在的問題和解釋力并不陌生。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的，資本主義并不是根據銷售的勞動產品中所凝結的勞動量來確定價格。因此，對于任何單個資本家來說，盡量通過用機器替代工人來降低成本是很合理的。商品是按照由生產者的普遍平均生產價值所決定的價格來買賣的。競爭的需要使得資本主義總有不斷提高生產率的趨向。但是，當創新被廣泛采用后，資本家作為一個整體會把收入中更大的比重投在“死勞動”、機器和原材料上，而投在“活勞動”上的比重就更小了。在生產中消耗掉的資本的物質量（機器和原材料）相對于所使用的人工勞動的比重就上升了。資本的技術構成和有機構成因此提高了。但是，由于利潤最終只能來源于對勞動的剝削，這就導致了利潤率的下降，最終引發了危機。對單個資本來說是非常合理的東西，對于資本主義制度這一整體來說卻是不合理的。這一理論詳細闡釋了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性，并給出了制度性危機難以預測的理由。

最關鍵的是，該理論的前提是假定剝削率是固定的，這種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做法經常被者所嘲笑。生產力的提高必然也會改變活勞動的價值。因此，利潤率直接和剝削率相聯系，并和資本的價值構成成反相變動關系。但是剝削率和資本價值構成本身并不是自變量，而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

這一理論也給復蘇理論提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當然，對于單個資本來說，危機也許是獲取利益的機會。優勝者可以以低廉的價格購買機器設備，重新占領失去的市場。卡爾凱迪描述了市場是如何有效出清的，以及市場是如何提高就業機會和生產量的。但是，資本主義制度作為一個整體，經濟危機可能破壞了最起碼的效率，摧毀了最古老的生產方法。假定生存下來的資本家很可能就是那些使用了最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生產方式的創新者。因此，可以預期危機將提高而不是降低資本的技術構成和有機構成。利潤率應該繼續降低，并會螺旋式下降以至越來越低。

外部因素再次成為繁榮再現的必要條件。弗里曼毫不隱晦地認為：“復蘇需要一個外部政治干預。”哈曼（Chris Harman）援引道：“列寧曾經說過，如果工人階級允許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苦難都由工人來承擔，資本主義制度可以經受住任何經濟危機。”高失業率確實可以使降低工資水平成為可能，并提高剝削率。但是，就像馬克思所評論的，資本之所以能夠把工資降到勞動力價值之下，與對資本的一般分析是沒有關系的。這種解釋看起來重新把工資而不是資本有機構成當成了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最主要決定性因素。但就像上面討論的那樣，工資推動理治是以利潤率下降規律為理論基礎來說明危機的。任何對勞動的限制使用都會帶來資本構成提高的問題，而資本主義隨后如何進入到一個相對較長的低失業率和高工資的時期，這一點還是不太清楚。

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的一些版本試圖發展一種內在的理論來解釋資本主義的復蘇。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尤其重視資本貶值在資本主義復蘇中的作用。他認為，資本家不得不根據資本最初的價值來支付所負的債務，但這些債務不會因為生產率提高而縮減。危機通過摧毀一些資本，特別是那些老舊的固定資本，從而能夠使支付的債務額更接近于社會平均價值。這可以使利潤率水平得到恢復。但是，這種解釋好像是從社會決定的價值轉向了個別資本家的個人經歷和生產價格上去了。可以推測，效率最差的資本家會面臨日益惡化的債務償付問題，他們并沒有退場，而只是提高了其他資本家的利潤率。如果某些資本家的生產缺乏效率，而假定其他資本家的生產效率高于平均水平，效率高的資本家就可以獲得超額利潤。但是，我們仍然不清楚，為什么固定資本的社會平均價值在危機期間會下降，并創造了經濟復蘇的條件。

恰恰因為利潤率下降規律是由價值術語來表達的，因而這一規律很難得到檢驗。但也有人做了勇敢的嘗試，試圖把馬克思的分類轉化為可測試的指標。弗里曼用圖表展示了從1870年到20世紀90年代的利潤率和資本存量，發現二者存在清晰的負相關關系。盡管使用了不同的方法，我們仍可清楚地看到，利潤率從1948年到20世紀80年代持續下降（在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一個小幅回升），此后，出現了一個溫和的回升。但是，即使拋開圍繞價值理論的主要爭論，仍然會有各種價值轉型問題。無疑，正在被測量的指標與理論上所主張的并不一致，這一點經常受到指責。例如，在大部分情況下，是把資本存量等同于馬克思的固定資本這一特定概念。把剩余價值直接等同于公司賬務上的利潤總和，也是類似的情形。搞清楚利潤率改變是結果還是原因，這對于解釋為什么利潤率的變動趨勢會改變，它什么時候改變以及怎么改變，都是有必要的。該理論并沒有清楚地解釋為什么危機會產生復蘇（中等程度）。馬克思提到的6個阻止利潤下降的因素至多只是減輕了危機的程度或者暫時抵消了一些加深危機因素的作用。但是，法恩（Ben Fine）爭辯說，這些因素應該和規律本身結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體，才會使解釋更加精細和更具動態性。雖然更多變量的引入會再次產生優先選擇哪個概念的問題。但從原則上講，除了馬克思考慮到的6個因素之外，沒有更多的其他抵消因素，這看起來也沒有什么理由。盡管如此，資本的貶值和勞動力價值的改變可能對于說明利潤率的變化具有特別的重要性。

技術創新的重要性在最初的應用和商品價值已經改變之后是不同的。馬克思認為，一旦這項創新技術被應用，機器設備價格的下跌不是因為它們很快被替換掉或者由于更新的、生產率更高的機器設備的使用而部分貶值，而是因為它們現在能夠以更快的速度再生產出來。在短期內，當剝削率保持相對穩定時，在新固定資本上的投資速度相對就會快些。就像我們最初討論的那樣，這就暗含著利潤率下降的可能性。但是，被以更快速度制造出來的機器替代所帶來的結果是，資本的技術構成持續上升的同時，并沒有引起資本價值構成的提高。這樣一種說法可能有助于解釋資本有機構成這一令人相當尷尬的范疇：“到目前為止，資本價值構成是由資本的技術構成決定并反映技術構成的變化。”利潤率的恢復可能是由于這些技術已經廣泛使用，固定資本的價值也相應降低了。雖然可變資本不是由技術決定，也不會簡單地反映在消費品行業的生產率變化上，但其價值也會降低，不過其降低的幅度不一定（與固定資本的）相同。

這一解釋看來也會產生比例失調的問題。該理論假定固定資本迅速增長，因此生產資本品的部門的就業（價值的源泉）和產量也會迅速增加。即使生產消費品的部門以某種方式趕上，一旦能夠以更快速度生產機器的新技術替代了舊技術，就會產生生產能力過剩的問題。相反，如果我們假設創新發生在消費品部門，固定資本相對可變資本的結構性上升，將意味著給定勞動力的總產量會增加，或者給定產量（使用價值量）所使用的勞動力將會減少。不管以哪種方式表示，消費品行業的市場規模（兩大部類中可變資本的總和）都被削減了。要達到一個合適的生產比例就要對這一行業的資本進行一定程度的破壞。

“只有在特定條件下和比較長的時期內”，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這一帶有馬克思特征的規律才是適用的。但是，即使沒有擴大可能會抵消利潤率下降因素的范圍，可變資本和固定資本的變化也會為危機和復蘇理論建構提供有意義的可能性。

多種可能抵消因素的相互作用增加了對它們進行恰當定義和測試的難度。也不是說這樣的理論就難以得到證實，但它將需要更詳細的說明和更貼近的檢驗，比如，對不同部門的投入與產出的說明和檢驗。

篇10

（一）當前的世界經濟衰退是經濟周期運行的必然結果

根據周期時間跨度和原因，可以把經濟周期分為四類：短波周期（或基欽周期，2―4年，存貨調整），中波周期（或朱格拉周期，7―10年，固定資本更新調整），中長波周期（或庫茲涅茨周期，15―25年，建筑業調整）和長波周期（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60年，資本積累和技術調整）。

從目前的情況看，世界經濟正處于四個周期的收縮期相互疊加之中。從短波周期分析，目前世界經濟供需出現嚴重的不平衡，產能過剩現象幾乎存在于所有經濟部門，存貨調整已經展開。

從中波周期來看，在2001―2007年這段時間，由于全球信貸資金充裕，造成消費和投資快速增長，形成了世界經濟的空前繁榮。但2007年之后，由于美國房地產市場崩潰，引發次貸危機，造成全球金融機構面臨行業性虧損和資本金不足，使全球信貸資金供應不足，從而出現固定資本投資增長停滯的局面。

從中長波周期分析，在過去幾年里經歷了全球性房地產價格高漲和建筑投資熱潮之后，未來數年內，世界經濟將面臨“建筑周期”的收縮階段。以美國為例，在金融機構的推動下，人們出現非理性的購房需求，造成房地產需求和建設超常增長。美國的房價上漲增加了居民的資產性收入，拉動消費需求增長，并通過進口把經濟景氣擴散到其他國家，是世界經濟近年來持續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目前，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房地產建筑下滑，諸如英國、澳大利亞、俄羅斯等其他國家也面臨同樣的問題，這必然使世界經濟進入下行階段。

從長波周期分析，在經歷了近幾十年的信息技術革命后，世界經濟正處于技術創新的停滯時期，未來較長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速可能較低。上世紀80年代后，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太空技術、新材料技術等一系列的技術革命推動生產力突飛猛進，成為世界經濟高增長的基石。但近幾年，新技術的突破有所減少，所以從長波周期看，經濟增長將有所回落。

根據不同的周期理論，可以推導出不同的世界經濟復蘇時間表。如果按照短波周期看，從2008年算起世界經濟還有1―2年的收縮期，也就是說可以在2009或2010年恢復增長。如果按照中波周期，從2008年算起世界經濟還有4―5年的收縮期，也就是說可以在2012或2013年恢復增長。如果按照中長波和長波周期來看，則是世界經濟復蘇的時間要大大推遲。

對四種周期綜合研究，可以看出上世紀80年代后世界經濟中波周期運行的特點最為顯著，而且這次世界經濟危機帶有顯著的信貸危機特點，也符合中波周期的波動特點，因此，2012年左右世界經濟進入下一個中波周期的景氣階段是有可能的。

（二）世界經濟的結構調整仍將持續

導致本輪世界經濟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經濟結構失衡。美國建立在金融資產泡沫上的過度消費在依靠大量國外生產的同時，也需要全球資金為其買單，由此也導致實體經濟發展失衡。因此，短期內世界經濟危機及其影響將會繼續深化，調整周期將會延長。

首先，以美國公司為首的一大批世界主要金融機構正在喪失其融資、借貸功能。在各國政府的強力救助之下，2009年將成為金融機構處置不良資產和去杠桿化調整的關鍵一年。近期，各國股市反彈和金融市場出現企穩跡象，但是從全年看，在金融資產不斷減計和信任危機沒有化解的情況下，企業依然無法正常獲取貸款，實體經濟發展仍將受到進一步沖擊，失業率將會繼續上升。

其次，美國借貸消費模式終結，儲蓄、消費結構需要調整。本輪經濟繁榮的特點之一是房價上升的財富效應提高了家庭負債率，金融危機的爆發為此畫上句號。但是，增加儲蓄和減少消費的調整將不可避免的導致經濟增速下滑。

第三，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美國經濟救助方案中包括的鼓勵購買美國貨的條款是貿易保護主義將進一步加強的信號，不利于全球化和世界貿易發展，并推遲世界經濟復蘇。

第四，各國相繼推出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方案。但其理論基礎大體還是凱恩斯需求管理的經濟擴張思路，并輔之以減稅等刺激生產的措施。但是本輪經濟衰退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金融泡沫以及由此導致的過度消費。從長期看，刺激需求的擴張政策將無法對消費進行調整，從而導致經濟結構更加失衡。同時，由于目前各國利率降到了歷史性的低位，金融政策的調整空間已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向銀行大量注資的救市措施也不可能迅速恢復市場信心，危機中受到重創的金融機構需要數年時間才能逐步消化虧損，在此之后信貸供給才能逐步正常化，固定資本投資才可能恢復。

第五，2012年后，世界經濟依然處于“建筑周期”的停滯階段，房地產投資不可能完全恢復。而且從消費上看，次貸危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居民的過度消費傾向，未來發達國家消費率將會下降，從而使世界經濟增長潛力降低。加之目前還看不出未來技術創新的突破口在何處，長波周期依然處于停滯階段。所以預計世界經濟增長率將不會恢復本世紀初的較高水平。

二、世界三大經濟體發展趨勢判斷

（一）美國經濟

本輪美國經濟衰退自2007年12月開始，到今年5月，將成為自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美國經歷的時間最長的衰退。受經濟周期疊加和結構調整的雙重影響，初步判斷，受金融、房地產和就業三大市場的三重打擊，美國經濟發展將進入一個低迷時期，今明兩年難以走出低谷，經濟增長率將分別為-2%和零增長，2011―2012年將逐步復蘇，經濟增長率大體在2―3%左右。

主要原因，一是金融危機仍將持續一段時間，同時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仍將持續。目前，金融業已經基本喪失了融資、借貸功能。雖然美國政府正在盡全力救助，但是2009年仍將是處置不良資產、去杠桿化調整關鍵的一年。初步預計，金融業在2010年才會恢復正常營業；二是受金融危機以及自身的周期因素影響，房地產業的調整和低迷仍將持續。除次貸危機的影響之外，財富效應縮水和收入增長緩慢，以及人口老齡化都將對房地產業發展產生制約；三是儲蓄、消費結構調整。未來幾年，美國消費的去杠桿化調整勢在必行。居民儲蓄上升將導致占美國GDP 2/3以上的居民個人消費增長減緩；四是新技術革命及其將會帶來的新的經濟增長點沒有出現。上世紀90年代，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使美國經濟獲得發展的動力。從長期看，只有科技進步和生產率提高才能為美國經濟增長提高提供持久動力和空間。

（二）歐元區經濟

歐元區經濟自2008年第二季度負增長以來，已連續3個季度負增長，且進入2009年后呈現出加速衰退的跡象，各種信心指數和景氣指數連續刷新最低記錄。從目前形勢來看，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不僅嚴重影響了歐洲金融業，也已經向歐洲實體經濟全面擴散，且影響在不斷加深。歐元區經濟繼去年迅速下滑后，今年將陷入負增長。更加糟糕的是，目前歐洲各國采取各項穩定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的政策還未出現明顯效果，因而也無法預知是否還會出現下一輪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根據目前形勢預計歐元區今年的經濟增長率為-2.0%。

由于德國和法國是歐元區的兩大經濟體，判斷它們的宏觀經濟走勢，基本就可以確定歐元區的經濟發展趨勢。從經濟周期來看，德國經濟在1975年、1981年、1988年、1993年和2003年分別到達谷底，平均周期為7.2年；而法國經濟則分別在1975年、1981年、1993年和2002年分別到達谷底，平均周期為8.75年，表現出了相對較強的一致性。如果按照7―8年的周期來推算，德國、法國的下一個谷底應該是在2010年左右到達，換句話說，歐元區經濟自2008年開始下滑，2009年進入負增長，2010年到達底部并開始復蘇。如果2010年歐元區經濟能夠呈現出前低后高的走勢，全年經濟可能僅是微降或零增長，預計增長率為-0.2%。

歐元區各國的產業基礎是二次大戰后50―60年代大發展時期形成的、以制造業為核心的一種結構，從生命周期理論來分析它已經趨向老化。在美國憑借新經濟完成產業結構的調整時，歐元區的經濟沒能有效實現產業的轉移和升級。“911”后的世界經濟黃金發展時期，歐元區的這種調整也未完成，仍然依靠出口貿易和由出口增長帶動的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率一直維持在1―2%左右。據此，我們判斷，經歷這次衰退后的歐元區經濟復蘇的過程仍將是緩慢的，如果再沒有大的波折，2012年經濟增長將可能回復到過去10年的平均水平。初步預計，歐元區2011、2012年經濟增長可能會分別達到1.0%和2.0%左右。

（三）日本經濟

日本從上世紀90年代后進入通貨緊縮和經濟停滯階段，一直保持低速增長。進入本世紀，在外需帶動下經濟增長有所恢復，但增速依然低于其他國家。2008年第二季度后，在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下，日本經濟進入衰退。

從經濟增長的聯動性上看，外向型的日本經濟對世界經濟整體變化較敏感，特別受到美國經濟波動的強烈影響。所以未來美國經濟，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不從停滯中走出來，日本經濟也復蘇無望。

從短期因素看，日本2008年12月份的庫存貨運指數升至1973年該指數制定以來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說，盡管由于需求急劇下降，企業已經努力削減產量，但工業產能依然過大，企業面臨很大的庫存積壓問題。所以未來1―2年日本企業將面臨持續的庫存調整，經濟不可能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