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城市社區治理案例，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提高，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全國各個城市快速的擴張著。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了50%，在城市化過程中，很多郊區土地農村土地被城市化，大量的農民居住的房屋，生存的土地被征用。于是動遷安置社區也成為農村村民城市化后的居住場所。動遷安置社區相對于城市社區而言，是一種新式社區，也是一個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必然歷史產物。動遷安置社區作為一種過渡型的社區，既存在著城市社區的一些特征，同時也兼有農村社區的一些特征。

上海市嘉定新城（馬陸鎮）是眾多處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一處。近年來，按照嘉定新城規劃建設的要求，自2008年起馬陸鎮進入大動遷時代。與以往城鄉異地動遷模式不同，此次嘉定新城采用的動遷政策安置的房源是高層樓房。目前，嘉定新城（馬陸鎮）一共有4個大型高層動遷安置社區，即遠香舫、楓樹林、金沙灣、唐家苑。其中遠香舫動遷安置基地于2012年交房入住，安置房源3595套，共安置石岡村，眾芳村、馬陸村1200多戶動遷戶；楓樹林動遷安置基地于2015年6月建成，共有安置房源2233套，目前已安置石岡村、彭趙村、馬陸村440戶動遷戶；金沙灣一期于2016年3月竣工交房，將安置陸家村、馬陸村448戶1251套房源入戶；唐家苑動遷安置基地于2014年開工建設，預計將于2017年竣工，用于安置新聯村380戶動遷戶。該四個基地都是高層商品房社區，享受嘉定新城區域內的動遷政策，是嘉定新城建設造就的新型社區，是嘉定新城最新一代的動遷安置小區。

目前嘉定新城（馬陸鎮）動遷社區管理形式與其他城市社區的管理形式相類似，成立社區居委會，按照現在城市社區的管理方式進行，居委會和物業公司共同管理社區。由于缺乏經驗借鑒，在動遷安置社區管理上發現不少問題，現對目前管理模式中存在的問題簡要分析如下：

一是政府對于動遷安置社區居民的市場化引導不夠。動遷安置社區內居住的大部分是農村宅基地拆遷安置過來的“農村人”，受固有的傳統思想影響深遠，大部分動遷居民無法一下子從“農村模式”轉變成“社區模式”。動遷安置社區在硬件上雖然已經基本同步于城市商品房小區，但居住者的思想意識卻與商品房小區業主相差甚遠。很多動遷居民的思想還停留在農村自給自足模式和村委會管理模式，對于物業公司和居委會聯合管理的“社區管理模式”很難適應，甚至可以說，很多居民認為社區管理模式就是物業費、維修基金、垃圾清運費、停車費等各種費用的累加，巨大的消費差距給動遷居民內心形成了巨大的陰影和心理恐慌，自然而然的，就會產生很多不滿情緒和抵觸心理。

二是農村生活方式和習慣的較難改變。城市化運動過程把農民城市化為居民，戶口簿上的“農轉非”代表的只是表面身份的轉變，但是千百年來骨子里的農村生活習慣卻并沒有改變，這需要兩代甚至更多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實現改變。隨地扔垃圾、在公共綠地晾曬衣物、小區綠地變菜地等現象屢禁不止，對社區環境造成破壞，為社區管理增加難度。

三是社區管理參與性的積極性較低。由于動遷安置社區的生活環境和之前農村的生活環境以及生活方式發生了極大的轉變，不僅從居住環境，宏觀的外部環境也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動遷安置社區的居民在經濟和生活的各方各面也都受到了農村和城市的雙重輻射。對于突然而至的城市化社區管理，一大部分的村民還處于抵觸、適應的階段，因此在參與社區管理方面，有很大的消極因素。另外，動遷安置社區的居民文化素質相對較低。很多居民雖然最近幾年十幾年受到城市化運動的影響，了解了新事物，但是本身受教育水平較低。尤其是家庭管理角色的中老年人，很多都是法盲、文盲，習慣了以道德、風俗習慣等為行為標準依據去生活。他們沒有參與小區治理的意識，也沒有參與小區治理的能力。

四是小區居民缺失社區管理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在馬陸鎮動遷安置社區的治理工作中，政府組織基本處于主導的地位，很多居民對于社區發生的很多事情都處于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例如小區的公共設施被破壞，窨井蓋被撬走等等，都處于冷漠的狀態。對于動遷社區缺乏城市小區居民應有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動遷安置社區沒有居民熱情的參與，就少了最基本的生氣與活力，沒有治理與被治理者的溝通互動，最終造成動遷安置社區的治理結果十分不理想。

五是外來流動人口引起的管理難問題。截止到2014年，馬陸鎮共有人口12.4萬人，其中農業人口3.7萬，非農業人口有2.3萬人，其中外來人口共有6.3萬。從數據中可以發現，外來人口已經超過本地人口數量，占了馬陸鎮總人口的一半還稍多。伴隨著大動遷的全面鋪開，動遷安置社區出租給外來務工人員的不在少數，且不難發現群租現象。外來人口來自祖國各地，文化差異、生活習慣差異、受教育程度差異較大，加上不同的生活方式、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使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存在很多問題，也給社區管理帶來了很多問題。

一個成功的社區管理應該是由政府作為主導，居民積極參與自我治理的過程，目前嘉定新城（馬陸鎮）的動遷社區管理還存在很多問題，還處在探尋摸索階段，相信通過不斷分析總結，積累經驗，定能在不久的將來建立完善健全的管理模式。（作者單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參考文獻：

[1] 朱媛媛.過渡型社區治理體制研究[D].蘇州大學，2013.

篇2

目前，我市城鎮中仍有一部分有一定勞動能力的盲、聾、啞、殘青年尚未得到安置。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各有關部門要密切配合，對福利生產加以扶持，采取有效措施，盡快使這部分社殘人員得到妥善安置。

關于安置城鎮待業社殘人員就業，扶持保護區街福利生產的意見

市人民政府：

據調查，我市城鎮人口中，盲、聾、啞、殘人員約有一萬四千九百余人，其中年齡在四十歲以下，有一定勞動能力的約有八千二百余人。近年來，各區街和各級民政、勞動部門安置以及個體開業等多種渠道，相繼安置就業五千四百余人，目前尚有兩千八百余人待業。為了盡快安置城鎮社殘人員就業，切實扶持保護區、街福利生產，根據國務院國發〔1981〕90號《批轉民政部〈關于保護和扶持社會福利生產的請示報告〉的通知》和民政部、勞動人事部民〔83〕城120號《關于進一步做好城鎮待業的盲、聾、啞、殘青年就業安置工作的通知》精神，結合我市實際情況提出以下意見：

一、根據“三結合”的勞動就業方針，對城鎮中社殘人員的就業問題，繼續采取多種渠道，積極加以解決。

1．民政部門舉辦的福利工廠，要采取措施，挖掘潛力，力爭多安排一部分城鎮中有一定勞動能力的盲、聾、啞人。同時，還要盡可能地舉辦盲、聾、啞人的職業訓練班，為他們創造就業條件。

2．各區、街要發動、依靠社會力量，舉辦各種類型的福利生產、生活服務單位。同時，還要發動街道集體生產單位、商業網點，因人制宜，就地就近安置社殘人員。這是今后安置社殘人員的主要渠道。對有條件從事個體經營的社殘人員，要給予鼓勵和支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應予以扶持。

3．各級勞動、民政部門，要協同有關部門，積極做好這項工作。在招工中，對具有專業技能、工種對口、殘情較輕的待業青年，在經德智體考核合格后，用人單位應予以照顧錄用。各企、事業單位，在組織本系統職工家屬和待業青年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時，對待業的傷殘子女應當統籌考慮，積極吸收。也可以同區、街聯合舉辦集體福利廠、店，予以安置。

安置社殘人員所需勞動指標，屬于全民所有制的，在國家下達的計劃內解決。屬于集體所有制的，由市勞動局統一解決。社會福利工廠職工的調動使用，應和其他工業部門的職工一樣對待；其勞動保險福利，應根據生產發展的水平，參照當地同所有制、同行業、同工種企業職工的標準執行。

二、遵照社會問題社會解決的原則，各有關單位對區、街福利生產和生活服務事業，要積極扶持，大力保護，切實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

1．經委、計委、建委、市場委、城市集體經濟辦公室和有關工業部門，對區街福利生產，在活（貨）源安排、產品調整、計劃歸口、物資供應等方面，都要采取有效措施，積極給予扶持、保護。各廠的生產原料、基建指標、維修物料計劃，由民政部門匯總上報，由有關部門列入計劃，切實予以解決。各廠需要的大工業的邊角余料，可由福利廠與國營企業自行掛鉤，直接供應。

2．福利生產、生活服務單位所需的場地和房屋，各區人民政府應統籌考慮，適當安排。一時難以安排的，也應在規劃集體網點，或新建、改建住宅區時，做出相應的安排。

3．對區街福利生產單位安置的待業社殘青年，由勞動局從城鎮青年就業補助費中，按每人二百五十元標準，一次性撥給民政局，作為待業社殘安置補助經費，對分散安置社殘青年、區街福利生產單位安置的非社殘待業青年所需的經費，按市財政局、勞動局津勞服字〔1983〕370號文件規定辦理。

4．稅務部門要從減免稅方面鼓勵區、街生產廠、店安置社殘人員。對集體社會福利生產單位，社殘人員占企業生產人員總數35％以上的，免交所得稅；社殘人員占企業生產人員總數的比例超過10％，但未達35％的，減半交納所得稅；社殘人員在生產人員總數中占不到10％的，照章納稅。對納稅確有困難的單位，經市、區主管部門審查，稅務部門核準，給予適當減免照顧。

篇3

首先，加強城市社區治安管理。第一，在社區中建立戶籍民警執勤室，使民警緊貼群眾，不但有利于樹立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而且有利于密切警民關系，群眾有困難可以及時找警察，從而保障社區內外良好的治安秩序。第二，建立社區保安巡邏隊(可由下崗失業人員組成)加強社區內部巡邏。確保社區內的打擊和防范違法犯罪活動在力度、時間和空間上有絕對的優勢?？傊?，公安民警和保安在城市社區內不斷流動和頻繁出現，不但會方便社區居民，而且還給犯罪分子極大的威懾力，減少犯罪得手的機會，從而有效地減少犯罪，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

篇4

首先，加強城市社區治安管理。第一，在社區中建立戶籍民警執勤室，使民警緊貼群眾，不但有利于樹立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而且有利于密切警民關系，群眾有困難可以及時找警察，從而保障社區內外良好的治安秩序。第二，建立社區保安巡邏隊(可由下崗失業人員組成)加強社區內部巡邏。確保社區內的打擊和防范違法犯罪活動在力度、時間和空間上有絕對的優勢?？傊?，公安民警和保安在城市社區內不斷流動和頻繁出現，不但會方便社區居民，而且還給犯罪分子極大的威懾力，減少犯罪得手的機會，從而有效地減少犯罪，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

篇5

一、非政府組織和城市社區治理的涵義

（一）非政府組織的概念、特征與種類

非政府組織的概念是從外國引進而來，英文全稱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NGO），最初適用在1945年6月簽訂的聯合國第71條。1952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將非政府組織定義為“凡不是根據政府間協議建立的國際組織都可被看作是非政府組織?！?/p>

（二）城市社區治理的內涵

社區治理是近年來的新話題，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社區在城市發展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如何加強社區治理成為城市管理者關心的重大問題。城市社區治理是指以城市社區的地理位置為基礎，居住在里面的居民與政府、團體組織以及服務機構等共同參與治理社區公共事務的活動過程，它體現為在一定的社區范圍內通過自身所特有的制度讓各種主體依托自身所擁有的資源而進行分工與合作的過程，從而達到一種協調模式。

二、非政府組織在城市社區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非政府組織分布在多個領域，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到整個社會的運轉，是個龐大的系統。分布領域的廣泛性使非政府組織具備了參與城市社區治理的能力，也使非政府組織在城市社區治理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首先，在社區治理過程中，非政府組織能夠及時將社區居民的意見、利益訴求集中起來加以整合，形成一種“公意”，然后以一種理性、和平的方式反饋給政府，從而提高政府決策與管理的科學性與民主性；其次，非政府組織還能提供非壟斷性公共產品，緩解政府公共產品提供過少與居民需求過大的矛盾。再次，非政府組織為社區治理中公眾參與構建了良好的平臺，非政府組織將居民意見、建議集中整合反饋給政府部門，為其決策提供民意智慧；非政府組織自身被授權管理多種社會公共事務?，F代社會是一個思想、觀念、價值多元化共存的時代，傳統的“一刀切”管理模式難以滿足社會大眾的多元價值需求。非政府組織的自治性體現了自由與多元共存的價值理念，具有政府沒有的靈活性與高效性。最后，非政府組織可以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物質與精神生活需求，非政府組織能有力地承接政府在社區治理中部分公共職能，以滿足居民日益豐富的物質與精神生活需求。

三、促進非政府組織參與城市社區治理的主要路徑

（一）明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關系，構建政府主導下的合作治理

1.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治理的必要性。“政府失靈”是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無法克服的頑疾，在社區治理中也不例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社區建設這樣的微觀社會治理領域，政府干預越少越好。因此，政府需要將部分權力讓渡給非政府組織，構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治理，讓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合作治理關系的構建是現實發展的要求。當前政府還是處于優勢地位，單方面決定NGO的權限與活動實施，因而NGO脫離政府完全獨立發展是不太現實的。雖然我國非政府組織發展較快，但力量還比較弱小，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因此，可行的模式是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二者建立互動合作治理機制，才能有效整合各種社會資源，共同推動社區建設。

2.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社區治理合作關系的構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即“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愿的合作”。構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良性互動合作關系能為社區建設提供更充足公共產品，提高治理效率。

首先，二者應明確各自的治理領域。政府由原來的管制者向公共服務提供者轉變，保留部分國家權力與公共利益領域的公共產品，一些公共產品領域則交給企業或非政府組織，因而公共產品領域逐漸打破壟斷，社會性增強。其次，構建公平、公開的提供平臺。政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需要在同一平臺公平競爭，使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的過程公開化、透明化。在廣大群眾的監督下，公平競爭，擇優選取。再次，加強項目合作。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價值取向都是社會公共利益，作為“社會人”以為社會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為共同目標。

二者的優勢互補，能有效提高社區治理的水平，達到互惠雙贏的目的。

（二）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提供參與保障

1. 健全法律法規制度，合理定位非政府組織?，F行法律法規對于非政府組織的規定并不完善，市場準入制度也頗為嚴格，“雙重管理體制”既要求非政府組織經業務主管單位的審查同意又要求受政府部門的管制。這不僅束縛了政府職能轉變，更不利于非政府組織的獨立發展。因而健全法規制度，從法律的角度合理定位非政府組織以及規定合理的市場準入制度勢在必行。首先，在法律上合理定位非政府組織。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團體、行業協會等組織不同于企業，其發揮著市場的中介、樞紐作用，因此對其的監督管理應嚴格區分。政府應在法律層面合理定位非政府組織，明確其與政府在公共事務管理的范圍，明確各自的權限與責任，從而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同時，在權限之外也給予規制，順應非政府組織發展的內在規律，保證在規制非政府組織的同時也給予法律上的獨立空間。其次，突破市場準入限制。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限制了大量非政府組織的進入，其并不符合憲法“公民有依法結社的權利”所體現的精神，也違背了強化非政府組織參與社會管理能力的理念，雙重管理體制嚴重制約了非政府組織的自主發展。因此，對準入的限制應當轉變為對過程的監督，登記注冊手續可適當簡化，而對其活動實施與組織運作過程的監督管理可適時加強，如民間組織管理委員會，負責非政府組織的登記備案。這樣既打破雙重管理約束，也加強管理效果。

2.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打破政府壟斷。政府在現行的社區治理中仍擔任著主要角色，非政府組織在其中輔地提品與服務。尤其是在某些限制性的公共產品領域，非政府組織深受壟斷的限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府在“有限政府”的理念指導下尋求職能轉變，倡導“全能型”政府，因而逐漸由全面管理轉向宏觀管理，由控制轉向引導，由“管理”轉向“服務”。因此，在政社分開、權責明確目標指引下，一要逐步實現非政府組織人事安排、活動、經費自主，二要建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平等對話機制，三要下放權力，將服務社會的社會職能下放給非政府組織，具體包括行業管理與協調職能、社會事務管理與服務職能及市場監督與技術服務職能。

3. 完善資金支持體系，提供經費保障。目前我國非政府組織自身力量還很薄弱，資金基本上還是靠政府的支持。而這樣一個資金支持體系也需要政府從多方面完善。首先，建立專門的NGO項目資金支持體系。項目支持體系指政府以采購制度為基礎，將項目以招投標的方式交給非政府組織執行，政府拿出資金購買非政府組織的服務。如此，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以合同方式確定合作，由政府提供經費，由非政府組織提供相應的服務。其次，建立專項資金制度。非政府組織以社會服務和公益事業為宗旨，政府可從地方稅收中抽取一定的比例，建立社區治理專項資金制度，支持NGO社區治理活動的開展；同時，同步建立健全專項資金的評估制度，確保資金用到實處；而對社區NGO活動的開展，完善績效考核制度，在提高NGO工作效率的同時實現政府資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最后，引導捐贈，吸納民資。社區治理僅靠政府的支持還是遠遠不夠，正因為非政府組織的公益性和自愿性，其融資更應當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具體而言，由政府牽頭，以舉辦社會公益活動為平臺，借助政府的公信力號召社會各界捐贈，尤其是高收入階層的捐贈。這種捐贈過程實際上就是政府宏觀引導下優化社會資源配置的過程，能大大提高社區治理的效率，利于社區持續發展。

（三）完善非政府組織建設，強化參與能力

1. 完善組織結構，健全自律機制。嚴密的組織體系能為NGO的發展提供一個專業的平臺，并能強化組織的自我規范意識。具體而言，非政府組織的內部建設，一要促進制度建設，明確章程等的核心地位。二要健全內部組織結構。建立決策機構、執行機構和監督機構，明確全體會員大會、會長及監事的權責。三要健全管理制度。完善會議制度，加強信息管理、財務管理等制度建設，促進非政府組織日常自身管理的規范化和公開化。在對社區的治理過程中，首先，細致規劃社區人力資源安排。人事安排上保證社區至少一名專業人員進行管理。對于人事安排有困難的偏遠地區和落后地區，可通過地方政府部門協調和指派。其次，明確社會組織對社區工作的平臺作用，建立行業的自律機制。協商確定行業職業道德、資格準入標準以及行為準則，并在活動開展過程中相互監督。民政部門人力上對非政府組織的支援不僅不會影響其工作，反而有利于社區工作的共同開展。

2. 重構運行機制，提高獨立自主性。非政府組織要在社區治理中真正發揮作用，必須要有一套從決策到執行最后到評價的有效機制，以保障治理活動的實施。從決策機制上看，非政府組織必須要有自己的獨立決策權，一旦參與到社區治理，非政府組織就應該有權獲得社區信息，并從信息管理制度當中產生多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最后擇優選取與執行。從執行機制上看，非政府組織可借鑒企業的運作方式提高執行力。在與政府的購買服務、產品外包、租賃合同等合作方式中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有效整合社區資源，并以受眾居民為導向靈活制定方案，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同時也提升社區治理水平。從評級機制上看，最重要的就是評價主體多元化。具體而言，要非政府組織內部與外部評價相結合，效果評價與功能評價相結合，政府評價與居民評價相結合。評價主體應更多的關注第三方即社區居民和行業競爭者的評價等。

3. 強化籌資能力，拓展融資渠道。要解決非政府組織社區治理中經費不足、資金支持不穩定的大問題，根本的還是要強化其自身的籌資能力，拓展融資渠道?，F今非政府組織服務于社區的活動經費大都來自捐贈，主要包括個人捐贈、企業捐贈和其他社會團體捐贈等。要想提升非政府組織的號召力獲得更多捐助必須：一方面增加非政府組織公信力。當前阻礙非政府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的因素之一就是其缺乏公信力，大多數民眾因為心存疑惑，寧愿選擇效率低下的政府部門也不選擇非政府組織。所以，非政府組織更要樹立自身的公益形象，牢固樹立公益性價值，明確自身的發展取向。另一方面以社區服務為使命。使命是組織的發展方向，是非政府組織存在和發展的靈魂，正如杜拉克所言，“非政府組織是使命感、責任感最強的組織，它們以點化人類和改變社會大眾為目的，非政府組織使命為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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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董秀.深圳非政府組織（NGO）參與社區治理模式研究――以深圳社工組織為例[D].湖北：武漢大學，2010.

篇6

一、社會治理和社區治理的提出

1998年國家首次明確提出“社會管理”的概念。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完善社會管理職能，并且認為社會管理是政府的專門領域，拒絕其他社會主體的參與。2012 年黨的十報告提出建立社會管理體制，社會管理主體的多樣化逐漸受到重視，法治作為社會管理的基本方式日益明確。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 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次在黨的正式文件中提出了社會治理的重要命題，并且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總目標，這是對社會管理體制改革重大的變革，也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中治理模式的變遷，更是在現代化中面對社會新挑戰的現實需要。

中國經歷3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改善，法治體系基本確立。同時，市場經濟帶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傳統的單位體制也發生重大變化，越來越多的“單位人”逐漸成為“社會人”，新型的社會組織大量涌現，外來流動人口迅速增加，戶籍制度松動，社會活力大大增強，新的社會主體日趨活躍，隨之而來的新社會問題不斷出現，逐漸增加的社會問題，社會的壓力，以及各種社會領域的治理危機開始出現。

社區是人們生活的基本地方，它聯系群眾最緊密、最直接、最有效，是在社會治理中起著基礎的作用。城市社區中有很多治理主體，他們通過平等協商、合作互動來共同管理城市社區公共事務，實現城市社區公共利益。在國內，近些年許多社會學家對“社區治理”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夏建中學者認為社區治理就是在規定社區內，依托于政府組織、社會組織、民營組織和公眾組織等各種網絡體系，共同應對社區社會事務管理和公共服務的過程，而治理的方式應該是合作、自治、參與以及建立更多的橫向結構公眾組織。

二、羅山市民會館的社區治理模式

現代化社區治理中上?！傲_山市民會館”是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社會發展基金會、上?；角嗄陼土_山街道辦事處共同創辦的集社區服務、社區教育、社區文化為一體的社區治理模式的新典范。羅山市民會館，強調“市民”，從中彰顯出一種非政府的管理模式，也是我們現在一種探索的“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

在市民參與中，包括參與的主體、參與方式和參與內容等三個基本要素構成，即“誰來參與”、“如何參與”以及“參與什么”。社區公眾，作為完整意義上的市民來參與社區建設的相關事務與活動。同時由于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速度，像教育、就業、等服務都要依靠社區服務來緩解和解決。公眾參與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如投票、結社、宣傳、上訪等，這些都是公眾參與的常用方式。如今，在信息和技術發達的今天，新的參與方式日益興起。

青年會作為羅山會館的法定托管機構，全權負責會館的規劃與運行，青年會精心設計管內敬老院、自閉癥關愛中心、圖書館、活動長廊、假期兒童所、市民教室等。1998年建立羅山敬老院，開放的形式管理敬老院使社區人群和敬老院人群不斷產生互動，這里會提供和吸引更加豐富的志愿服務，鼓勵老人和比較年輕的老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條件下為他人服務，為社區服務，形成敬老院與社區的良好關系。志愿服務作為一種公共服務的重要資源，又是培育社區志愿文化、形成社區信念共同體的社區文明的基石。羅山會館之所以取得成功，一個是青年會志愿理念吸引了大量的志愿服務，一個是動員市民積極參與有關政策制度的建立，并參與具體的活動項目，幾乎每個項目的設計、出臺到最后的享用、服務都為市民提供暢通的參與渠道。

公眾的社區參與程度，是社區建設成效和社區發展程度的核心。它一方面制約著社區選擇何種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又受社區治理模式的作用和影響?，F在在很多地方的社區中，并沒有像上海羅山市民會館一樣公辦民營、綜合型的一體化的服物，甚至很多落后地區根本無法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社區治理模式。筆者認為其中最主要制約社區治理和社區建設的是成員無法對社區有一種社區認同感，最終導致公眾的參與不足問題，因此政府和社區管理人員無法調動和動員公眾。要進行現代化的社區治理，根本性的是加強公眾對社區的認同感，解社區公眾參與不足問題。

三、城市社區治理中提高公眾參與的建議

1、社區治理中公眾參與主體的多元化

羅山市民會館的每一個項目、每一個細節都表現了管理者對事物、對人際關系、對社區、對社會責任的深刻理解和高超的管理智慧。這里的一切都滲透了一種精神， 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價值理念，羅山市民會館時刻培養公眾的歸屬意識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習慣和能力，讓他們感受到主人翁的感情，從而很開融入社區服務中。但是，社區公眾參與不是單單指本社區的居民，現在對象也在擴大，包括外來人員務工人員也可以接受社區提供的各種免費培訓活動。

2、社區治理中公眾參與內容的多樣性

羅山市民會館是一個近些年不錯的實證案例，他們將會館建成一個可以當地居民進行社會互動、教育文化娛樂、公共福利服務的開放性的社區的公共場所，成為一個有社區歸屬感的社區。要使社區成為一個真正守望相助的共同體，要結合居民的共識和生活方式，形成一套有特色的社區服務內容。例如，教育醫療、社區安全、商業產業發展、環境生態保護等。

3、社區治理中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提供的一體化

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過去由企業承擔的社會功能逐步向社會轉移，社區的社會服務功能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社區除了保持原有的基層社會服務功能外，還承擔著對弱勢群體的救助、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特殊群體的照顧和服務等職能。社區是居民獲得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重要場所，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需要建立在多元互動的社區治理結構中。在上海羅山市民會館中，公共設施非常健全，對社區不同的居民設有具體的設施，最主要的是它們的利用率都很高，能夠保證居民真正享受到社區的一系列設施。所以基于這一點，只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提供的一體化，公眾參與的方式和內容更加多元，對于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管才能提升，社區治理才能有效開展進行。

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支撐，社會治理是一個不斷提升的歷史進程，而社區治理作為社會治理的一個最基礎的平臺與載體，是不斷推動社會治理改革前行的。而社區治理的中心是公眾是否能擁有社區歸屬感，能夠積極參與社區治理中，實現政治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作者單位：西北民族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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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C ·博克斯在《公民治理： 引領21 世紀的美國社區》一書中提出了公民治理模型，認為社區居民是自己社區的“提供者”，居民自己應該決定提供什么樣的公共服務和如何運營這些公共服務，公共服務職業者在社區公共管理生活中的角色應該是提供服務和支持，而不是成為公民的上級，他們應該和公民站在一起，這才能形成一個社區。

一、相關概念涵義

1. 社區與社區自治組織。“社區”一詞由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于1887年在《社區與社會》一書中首次提出，其含義是指人們生活的共同體和親密伙伴關系。自20 世紀80 年代末以來，逐漸受到諸多領域內的專家學者們的關注，對于“社區”一次的理解也呈現“百家爭鳴”式的發展。筆者比較認同滕尼斯對于社區的定義，“社區是聚居在共同地域內的人所組成的具有共同的認同感和價值取向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2.公民治理理論。公民治理理論的主要觀點和基本主張集中地體現在美國學者理查德·C·博克斯，博蓋森等人的系列文獻中。他們從不同角度強調，以公民與官僚合作為特征的公民性政府是現代行政的必要途徑，公民應積極參與到公共管理中，扮演主人翁的角色。 公民治理理論的價值觀是建立在對新公共管理理論某此缺陷的批判基礎之上，在一定意義上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一種超越。美國學者博克斯在《公民治理：引領21世紀的美國社區》一書中明確提出“公民治理”行政模式，對公民治理理論框架進行了較為完善的建構 。

二、公民治理角度的自治組織功能分析——以上海新途社區為例

我國城市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時帶來了人民民主自治精神上較以往有很大的提升，而城市社區治理中存在的主體差異性和職責不清等問題迫切需求理論的指導，而治理理論便在這種需求下在我國城市社區治理中的興起。其領域涉及社區流動人群、老年人、失能人群 、孕婦、婦女兒童社會服務、就業服務、社會救助、心理健康服務等。通過發展社區內居民成為機構會員，定期為社區居民提供就業技能培訓、健康檢查、心理輔導等培訓課程。經過六年的發展，已經成為當地具有影響力的民間基層自治組織。它所體現的顯著功能主要有以下幾點：1. 更有利于形成一致的集體行動，凸現治理績效。在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提到西方社會學家西梅爾的觀點，“比起大集團來， 小集團的行動更果斷， 而且能有效地運用他們身邊的資源，向心組織的小集團一般總能發掘并使用其能量， 而在大集團中， 能量經常是潛在的?！?城市社區自治組織較于政府部門是范圍更小的集團，且更易促使社區居民采取一致的集體行動，從而帶來更好的治理效果。 經過筆者在新途社區健康促進社旗下的品牌之一新市民生活館的調查發現，社區小范圍的組織機構比當地居委會等政府派出機構更能夠組織社區居民采取果斷有效的行動。例如，為促進當地小范圍內的經濟發展，新市民生活館為當地外來人口的“生意人”舉辦小型的“商業交流會”，探討各自的“生意經”及個人經歷，很好的促進了當地人的人脈交際；定期為社區居民開辦就業職能培訓，如烹飪技術教學、淘寶店鋪經營等技術，來促進社區居民的就業，這些是當地政府所無暇顧及的。2.更有效的實現社區共享資源的自主治理。公共管理中的典型案例“公地悲劇”以及奧爾森提出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形象說明了社會生活中，人們往往只關心自己的利益，而忽視公共事務的治理。個人理可能導致集體行為的非理性結果。在此理論下認為社區公共資源的使用者只關注自身得到的利益，而管理者則為了實施有效的管理限制使用者獲得自身利益的權利，故二者難以就社區共有資源的治理采取一致有效的集體行動。政府與市場一直以來被視為解決公共事務治理問題的兩種途徑，相應的市場調節和政府干預也就成了解決公共事務各種問題的兩種方式。然而，無論哪種途徑，都無法完全解決資源共享者的自主治理難題。 從這一角度出發，社區作為一個自主治理的單元，由社區自治組織協調社區內居民共同治理來解決公共資源治理的難題不失為一個有效的措施。3.有利于社區居民形成共同意識。目前，社區居民普遍缺乏社區意識，對社區公共事務淡漠。這是由城市發展進程中社區的產生和構成方式決定的。我國大多數的城市社區為了方便基層部門的管理，多半由“劃片”產生，只是這種方式下產生的社區中居民共同意識淡薄，缺少歸屬感。 而社區自治組織多半是由居民依照共同喜好自上而下自發組織產生的，為居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公共活動領域，有助于強化居民的社區意識 。同樣，筆者在對上海新途社區設立在上海浦東新區三林鎮歸涇村的新市民生活館的調研過程中發現，以新市民生活館為活動的組織場地，為社區居民組織舉辦各種免費的就業技能培訓、政策宣傳，心理輔導講座和社區內流動兒童英語輔導班等各類團體組織活動，并在每月舉辦一次社區主題型活動，使社區人心凝聚，社區居民的共同意識得到了強化。

三、 當前社區自治組織發展面臨的困境及對策建議

1. 社區自治組織發展面臨的困境。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轉型，各種社區自治組織涌現，雖然在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提供上，政府開始向社區自治組織開放，但起到的作用仍然是“拾遺補缺”，社區自治組織的發展主要受一下幾個因素的制約：（1）地位合法性問題。 國家對社區自治組織實施控制管理，允許有限的結社自由 。但筆者認為，這種自由的空間仍然是有限的，國家的態度決定著社區自治組織發展的前途，此外還要受到法律和行政機制的約束。（2）活動經費籌資困難。筆者在對設立在浦東新區的新市民生活館調研中發現，維持館內運營的資金主要來自于企業的贊助、政府的招標項目，而且資金有限，通常需要組織的籌資部門對外聯系籌集資金。經費缺乏是社區自治組織發展中相當普遍和嚴峻問題，大多數的社區自治組織由于資金來源渠道有限，創收能力弱，隨時面臨關閉的危險。

2.對策建議。社區自治組織的健康發展對我國城市社會的發展和政府職能的轉變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首先，從政府角度來說，社會組織對社區事務的參與治理可以減少政府管理公共事務的負擔，還權于社會，讓政府集中精力在真正的“大事”上面；其次，從社會組織角度來說，參與到社區治理中與政府形成平等合作共同治理的局面，有利于促進社會組織自身能力建設的發展，同時還有利于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 。對此，筆者認為，促進社區自治組織的健康發展，首先，政府管理部門應加強相應的社區自治組織政策支持，把區別對待、分類指導的方針落實到實處，使社區自治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軌道；其次，在社區自治組織注冊登記上予以較低的“門檻”，并在后期發展中通過對社區自治組織購買服務的方式提供資金扶持；最后，監督管理上充分發揮外部監管的作用，將其納入規范有序的管理軌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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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學主體從“二元”向“三元”轉變，高度尊重管理實踐者的主體性。傳統教學模式的教學主體是教師與學生，這對“二元”主體處于一個教與學的關系之中，教師通過課室課堂把學科的專業理論知識和技術技能傳授給學生，學生對所學的知識進行消化、吸收與創新。在傳統教學模式中，外界正在發生著的公共管理實踐只能通過案例的形式，由教師引入課堂與學生分享、討論，這容易帶來公共管理實踐的“客體化”，造成案例教學中的信息失真，給理論聯系實踐蒙上一層模糊的面紗?，F場教學模式的發展則逐步克服了傳統教學模式的上述弊端，在現場教學模式中，整個教學活動強調尊重管理實踐者的主體性，通過直接把課堂轉移到實踐現場，教師、實踐者與學生能夠在合理分工的前提下進行有效的三方互動，進而提升整體的教學效果。具體言之，實踐者的功能在于向教師與學生清楚地講解公共管理實踐現實運行過程，教師需要就公共管理實踐中的現實問題進行理論解讀，帶領學生學會用專業理論分析現實問題，或者從實踐中抽象出新的理論，此外，學生還能就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斷裂性問題與教師、實踐者進行面對面探討，從而使教學過程與內容形象化、生動化、具體化，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教師的實踐認知以及強化實踐者的理論認識水平。

其次，教學場景從課室轉到現場。傳統教學模式的大部分教學活動都是在課室中完成的，由于課室所建構的教學場景顯得較為程式化、單一性，較難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探究精神，因而，學校的教學活動往往還需要通過學風建設和嚴格的教學管理來驅動學生認真、努力地學習專業文化知識?，F場教學則是將課堂從課室搬到公共管理實踐現場，在實踐現場進行直接、面對面的教學，使教學場景具有新鮮感和體驗性，容易引起學生的關注，從而使他們更快、更好地學習公共管理理論知識、掌握公共管理技術技能。

再次，教學方式從灌輸向對話轉變。傳統教學模式由于僅僅存在教師與學生兩個教學主體，因而在教與學的互動關系之中，時常呈現出教師向學生灌輸知識的教學形態。滿堂灌式教學往往抑制著學生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使學生被動地接受公共管理專業知識技能。在這種教育觀之下培養出來的學生進入實際的公共管理實踐活動時很難做到理論聯系實際，更難以舉一反三的創新公共管理。為了克服滿堂灌式教學的缺陷，現場教學模式創造了一個由教師、學生與實踐者共同構成的網絡，該網絡給理論闡釋與實踐總結搭建了一個平等對話的平臺。學生能夠借助該網絡自由地探討問題，親身體驗和評價現場的公共管理實踐，并結合教師的理論闡釋，深化專業理論認知，從而集中完成理論與實踐同步提高的教學過程。最后，現場教學是一個具有連續性的教學系統。在開展現場教學的過程中，相當多的教學工作者將現場教學誤認為是參觀教學，將之作為傳統的課室課堂教學的補充形式。事實上，現場教學在性質上完全不同于傳統教學模式，也不是參觀考察活動，其本身是一個邏輯嚴密且具有連續性的教學系統，不僅包含前期教學準備、中期現場教學與后期教學評估等諸多環節，而且涉及到有序安排教學計劃、合理選擇教學現場、高效組織現場教學對話等教學活動。故而，只有用系統論的思維來組織現場教學，才能最大程度地調動各方積極性，提高教學效率，保證教學效果。

二、城市社區管理課程現場教學的執行過程

為了探索公共管理類課程現場教學模式，筆者在日常的教學活動中有意識地選擇了《城市社區管理》與《地方政府學》兩門本科課程進行現場教學，帶領學生走到公共管理實踐現場進行教學，由此總結歸納出公共管理類課程現場教學的執行過程。數次的現場教學實踐表明，開展公共管理類課程現場教學要卓有成效，亟需在課程、教學計劃、教學現場、教學組織與教學評估等方面做足功夫。以城市社區管理課程為例，該課程現場教學能夠高效地組織實施，主要有下面幾個原因：一是選擇合適的現場教學課程，在公共管理類課程群之中，部分理論性比較強的課程并不適合開展現場教學，只有那些與公共管理實踐聯系密切的課程才是進行現場教學的正確選擇，比如城市社區管理課程；二是盡量選擇本科高年級的課程進行現場教學，城市社區管理課程在教學計劃中設置在大四第一學期，對于開展現場教學十分有利，其原因在于高年級的本科生初步構建起了專業的知識結構，在現場教學過程中已經具備了用理論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三是認真組織教學互動，充分調動教師、學生與公共管理實踐者三方的積極性，讓他們平等對話，共同推進知識生產與知識傳播。上述事實為我們歸納總結公共管理類課程現場教學的執行過程奠定了經驗基礎。

由此，我們可以從城市社區管理與地方政府學的現場教學經驗中提煉出該過程的四大步驟。第一步，精心選定現場教學內容，制訂現場教學計劃?，F場教學不僅要選定合適的課程，而且需要確定開展現場教學的具體章節內容。城市社區管理的教學內容是介紹轉型期中國城市社區服務與管理的基本概念、理論與實踐模式，力圖通過研究性學習的方式讓學生從點、線、面三個層次深入了解中國的城市社區服務與管理，形成自身認識和參與中國社區建設的獨特能力。其中“點”主要是介紹具體的城市社區管理創新與改革模式，通過跟蹤各地的改革創新，讓學生了解全國城市社區發展前沿狀況；“線”是對城市社區管理內容的呈現，包含社區服務、社區文化、社區教育、社區人口、社區治安、社區自治選舉以及社區黨建等內容；而“面”則是對“點”與“線”的知識支撐，主要向學生講授城市社區管理的概念系統、歷史變遷與理論流派。就這些教學內容而言，現場教學的合適選擇應該是某個具體的“點”或“線”。為此，筆者在完成“面”的教學任務之后，選擇了東莞寮步鎮下轄的一個社區開展現場教學。此社區是城市社區治安網格化、智能化管理的示范社區，具有“點”“線”結合的典型特征。

在選定城市社區治安管理作為現場教學的內容之后，教師與學生共同學習了相關的理論知識，并與教學現場的社區負責人取得聯系，在充分溝通的基礎上制定了詳細的現場教學計劃，為順利開展現場教學做好準備。第二步，合理選擇教學現場，與現場教學計劃對接。選擇哪個社區作為教學現場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如介入性、便利性與典型性等，其中社區的典型性是選擇教學現場最重要的因素。一個具有典型性的社區可能是某個獨特的社區類型，如轉制社區、保障房社區等，也可能是社區建設與改革的示范區、創新區。依據此種標準，筆者所開展的數次城市社區管理課程現場教學，現場分別有社區治安網格化管理示范區、城中村村改居社區、郵政員工小區改制社區以及保障房社區等。這些典型性的教學現場與現場教學計劃的順利對接，能夠從根本上保障現場教學的質量。第三步，有序組織現場教學，充分調動各方積極性。有序組織教學活動是保障現場教學成功的關鍵環節。在開展現場教學時，教師應首先介紹現場教學涉及的知識內容以及該教學現場在公共管理實踐中的典型性，向學生提出用所學的社區治理理論去分析實踐、解決實際問題的要求。接下來，實踐者講述公共管理的實際運行情況，并提出在管理中面臨的實際問題。

最后，教師、學生與實踐者開展現場討論，就各種理論問題與現實問題進行自由、平等的對話，在此基礎上教師還需對整個現場教學情況進行總結。按照上述順序開展城市社區管理課程現場教學，有利于理論與實踐的有效銜接，既調動公共管理實踐者的積極性，幫助他們探索解決社區網絡化與智能化管理碰到的現實難題，又能很好地引導學生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增進社區治安管理方面的知識積累。第四步，反饋現場教學效果，總結現場教學經驗。在現場教學結束之后，教師應向全體學生發放調查問卷，了解學生對于現場教學的滿意度評價，搜集他們對于現場教學過程的看法。此外，教師還應與公共管理實踐者進行課后交流，詢問他們對于本次現場教學的意見。通過上述兩個方面的現場教學效果反饋，教師要有意識地發現現場教學在策劃、組織與實施過程中碰到的問題，總結提煉現場教學經驗，為公共管理教學綜合改革奠定基礎。

三、公共管理類課程現場教學的教學評價

在公共管理專業綜合教學改革過程中，現場教學是我們在傳統教學模式之外創新的一種教學方式，適合于那些應用性較強的公共管理類課程。而公共管理類課程現場教學模式能夠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遵循知識生產的內在邏輯，特別是契合了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的新趨勢。

1．知識生產模式及其轉型

自大學誕生以來，在很長的時期內大學都是知識的主要生產者，代表社會精英階層的文化，承擔著為國家培養精英人才、繁榮主流社會文化的重任。到20世紀中后期，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浪潮的來臨，在市場力量的推動下大學與國家、社會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學服務社會與大學服務公眾的觀念日益流行，知識生產的主體逐步多元化，知識用戶大規模參與知識生產過程，大學已不能完全壟斷知識生產，大學的學術象牙塔逐步瓦解。在此背景下，知識生產開始走出書齋、走出課室，走進企業、走進政府機關、走進社會，多元主體之間構成的聯系網絡，成為了知識生產和創新的重要源頭。事實上，大學在知識生產領域中的角色轉換正反映出知識生產模式的現代轉型。傳統意義上的大學是按學科來組織的，知識生產和傳授限于特定的學科，教師講授知識，學生學習知識，知識的生產、接受與傳遞只限于師生之間，這種模式被稱為“模式1”知識生產。與這種傳統的知識生產模式相比，高等教育大眾化與知識經濟發展催生了新的知識生產模式，吉本斯等人在《新的知識生產：當代社會科學和研究的動力》中稱其為“模式2”知識生產。此種知識生產的新模式尤其強調知識的產生是在具有差異性的應用語境中獲得的，并且帶有典型的超學科發展性質。基于此，知識生產從模式1向模式2的轉換則為高校的課程教學改革提供了根本動力，而公共管理類課程現場教學改革就是適應知識生產模式轉型而做出的一個積極探索。

2．知識生產導向的公共管理類課程現場教學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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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6）11-0057-02

多中心治理理論是由美國學者埃莉諾?奧斯特諾姆提出的，這一理論主張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提供公共服務，治理的目標是實現“多贏”，即網絡結構中每個參與者都能夠獲取各自的利益所得[1]33。

一、多中心治理理論在我國的應用領域

（一）運用多中心治理理論解決教育問題

多中心治理理論最初引入我國是用于解決教育問題，曲正偉指出多中心治理體制在我國義務教育治理中具有適用的合法性，提出了保持各中心之間均衡和突出政府責任主要性的多中心治理體制[2]9。付小倩等從建設主體、建設路線、制度創新三個方面出發提出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的多中心思路，為促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優化、深化提供了有益借鑒[3]106。

（二）運用多中心治理理論解決我國環境問題

劉芳雄最早運用多中心治理理論解決環境問題中，對于溫州企業忽視環境保護責任的現狀，提出了以“多中心治理”理論為指引，運用市場機制，通過政府、行業協會、企業的合作解決溫州環境問題[4]139。對于我國城市地區的霧霾問題，劉菲提出構建多中心治理模式，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健全社會的參與機制，實現由傳統到“綠色”的環境治理模式轉變[5]1-2。

（三）運用多中心治理理論解決我國農村事務治理問題

對于農村公共物品在供給總量、供給結構上存在的問題，李瑩瑩提出以多中心治理理論為指導，改革農村公共物品單一的供給主體，構建政府、市場、第三部門組織三位一體的多元化供給主體[6]1。張海濤以多中心治理為視角，探尋鄉村治理的新模式，提出了發揮第三部門、農村民間組織和行業協會在政府治理中的補充作用，形成多個中心相互協作治理局面，形成村級治理的“善治”局面[7]1。

（四）運用多中心治理理論解決我國城市社區治理問題

對于我國社區居委會一支獨大格局的負面影響，劉偉紅提出了發展其他社區組織，提升社區組織發展的職業化、專業化程度，形成多中心的公益物品供給格局，以打破社區居委會的絕對優勢狀態[8]88。對于我國城市社區存在的問題，史敏應用“多中心”治理，提出落實治理主體多元化，培育社區自主治理組織、提高社區居民參與熱情，理順政府與社會組織、社區組織的關系，通過不同平臺促使居民參與社區治理中[9]1。

二、多中心治理理論在我國應用存在的問題

（一）偏離純粹意義上的“多中心”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多中心治理理論中治理主體多元化是指公共部門、企業、非營利機構、個人均可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并以平等的地位處理公共事務以及協調各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而在我國學者建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大多是指以政府為主導，在此基礎上發揮企業、福利機構、公民個人等治理主體的作用，這種“多中心”趨勢，偏離純粹意義上的“多中心”，表現為在政府這個軸心的周邊圍繞著幾個不完全依附、部分自治的治理主體，這種模式主要是在政府指導下，各層級主體發揮相應的治理作用，層次化清晰，不同主體之間相互聯系較少，這種現象是根據多中心治理框架來尋找我國與之相對應的元素，通過協調政府職能與各級主體達到治理平衡，偏離了純粹意義上的“多中心”。

（二）與我國國情結合得不夠緊密

多中心治理理論主要是在美國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提出的一種治理模式，以美國聯邦制國家結構的實際情況為出發點設計的，盡管我國公民社會發展水平大幅提升，民主、法治觀念日益深入，但在經濟發展的市場化程度、權利運用的民主化程度、社會組織運行的自主化程度、政府權力分配的合理化程度方面，都與理論最初要求存在差異。作為一種非本土化理論，我們在應用該理論時，不能完全照搬而要與我國國情結合，雖然我國學者做出了相應的努力，但這種結合還不夠緊密，大多學者停留在理論層面的介紹，未能建立起實踐性的理論框架體系，理論的本土化推進任務仍然十分艱巨。

三、提升多中心治理理論應用水平的對策建議

（一）注重理論應用角度的自發性

奧斯特羅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論強調自主組織、自主治理，多中心主體之所以能夠以平等的地位和權利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主要取決于他們的行動團體是多元主體的自主組織，在自組織的過程中不同主體會以平等的地位協調彼此之間的利益關系和處事原則，這一過程確保了多元主體地位的平等性。

學者項麟通過在北京“浙江村”為期6年的深入考察和了解，對浙江村自有的一套治理模式進行了研究，從最樸素的事實中發掘我國社會存在的自主治理。浙江村的社區生活以由親友圈和生意圈構成的系為基礎，每個人都有一個“系”的關系網，兩個圈子重疊的部分是核心系，人們靠親友圈來組織平常的生活，多人與個人多向投資格局促使不同的親友圈、系之間交叉重疊，增強了一些人糾紛調解和經濟能力以及在各自朋友圈的聲望，這些人影響范圍深遠，波及到它原來的系之外，這種機制促進了“大人物”的產生，這些主體構成了浙江村社區生活的主要組成部分。在浙江村的生意交往中人們通過掌握對方的底細減少風險，親友圈在其中發揮著積極的中介作用，例如：在A的系中他與B是親友關系，B與C又是親友關系，那么A在與C開展生意合作時可以發揮B的連接與監督作用。廣泛的親友圈不僅可以對對方進行監督，還可以對其失信行為進行懲罰和糾正，人們在親友圈與生意圈的互動中鎖住客戶，一個系的人共享這組具有鎖住能力的親友圈。浙江村內不同的關系之間構成了關系叢，使人們有很強的互相幫忙意識，認為互相幫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如：A幫了B的忙，C又來幫A的忙，因此幫助別人實質上是在給自己的“關系叢”投資，“助人者人助之”，這個“人”在村內所包含的主體是相當廣泛的，同時浙江村內的生活透明度極高，如果不幫會遭人閑話，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人們互相幫助的積極性。村內的大人物主要提供大院、市場等公共場所和調解內部糾紛，是社區組織的核心，大人物和小人物各做各的生意，內部關系的編織構成大人物的權威基礎，對于不能解決的糾紛都要找大人物進行調節，同時大人物也樂于為人提供服務和幫助而不計回報，這樣反過來也能提高他在關系叢中的威信。浙江村的這種自主治理模式不僅加強了和外部經濟體的“聯結”，促進了自身社區的持續發展與擴張，也積極改變著外部社會的經濟格局。這樣源于社會內部自發性的自主治理是與多中心治理理論相符合的，從這種自發性的角度出發引用多中心治理理論，發揮治理理論的指導作用以解決我國社會組織自主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完善我國社會環境內部的自主治理模式是需要廣大學者加強研究的地方。

（二）提升治理理論與我國國情的結合程度

多中心治理理論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上，主張多種制度規劃相結合，強調治理主體多元化，對社會管理中遇到的集體行動困境做出良好的響應，這與我國公共事務管理本身層次多，復雜性強的現狀相吻合，為解決由政府單一管理造成的集體行動困境提供了思路，對我國公共事務治理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但不同國家國情不同，即使是同一地區不同組織之間的具體情況還會有所差別，所以在引用針對美國國情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論時必須對其進行本土化的改造，使構建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符合我國實際。

學者陳剩勇、馬斌在《溫州民間商會：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溫州服裝商會的典型研究》一文中對多中心治理實現的制度機制進行了研究，作者指出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教授主要以公用的草地和山地等“公共池塘資源”為研究案例所得出的自主治理理論，在分析溫州民間商會的自主治理時，顯然還應在特定的制度環境之下做一定的修正和本土化的建構[10]33。溫州民間商會是相關業內人士為在行業混亂無序，政府無力解決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以其良好的自主治理績效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作者根據奧斯特羅姆自主合約治理的八項原則：分享資源單位的個人或家庭之邊界界定清晰；使用、供給與當地具體情況相適應；集體選擇安排；有效監督；越“規”的分級制裁；低成本如論壇式的沖突協調機制；對組織權的認可；分權制組織[1]17。分析了溫州民間商會的生發機制―制度基礎和內在邏輯、溫州服裝商會―制度變遷與自主治理機制的演進、溫州民間商會的制度困境及其發展出路，最后總結與探討了自主治理與政府作用。這樣一種從我國具體國情出發應用多中心治理理論，分析及解決我國社會自主治理的生發機制及存在問題的方法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和較強的理論指導意義，需要廣大學者進行廣泛研究。

參考文獻：

[1][美]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余遜達，陳旭東，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

[2]曲正偉.多中心治理與我國義務教育中的政府責任[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3（23）.

[3]付小倩，袁頂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多中心建設[J].現代教育管理，2014（7）.

[4]劉芳雄.多中心治理與溫州環保變革之道[J].企業經濟，2005（4）.

[5]劉菲.多中心治理視角下H省霧霾治理問題研究[D].沈陽：遼寧大學，2014.

[6]李瑩瑩.多中心理論視角下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主體研究以阜新市為例[D].沈陽：遼寧大學，2011.

[7]張海濤.多中心治理：勞務輸出地區鄉村治理新模式――以四川省南充市為例[D].重慶：重慶大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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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們表示，如果能夠嚴格按照規劃建設、持續關注能源、碳排放等環境問題，妥善解決交通、城市發展和GDP關系，解決城市社區治理與公眾權利等問題，成都市有望建成獨具特色的生態田園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