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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 F2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8）03-0069-07

我國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國，僅次于美國。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能源消耗越來越多地依賴進口。1997年能源凈進口不到2000萬t標煤，到2006年，該數字已達1.7億t標煤以上。專家預計，到2020年，我國國內石油消費量將達到4.5億～5億t，按國內原油產量保持在2億t左右計算，屆時我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達到60%左右［1］。許多西方國家認為，我國為了保持經濟繁榮而試圖盡可能多地控制世界天然氣和石油資源，并為之擔憂。美國總統布什則將高油價部分歸因于我國經濟增速高達10%而引起的能源需求大增［2］。為了全面認識中國的能源消耗及流動，我們有必要對國際貿易中包含的能源展開闡述。作為融入經 濟全球化的重要標志，中國外貿總額從2000年的4700億美元一路攀升，到2006年末，已達17600億 美元，在出口額和進口額高速增長的同時，出口增速高于進口，導致1994年以來貿易順差持續增長。近年來，更由2000年的241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75億美元，據國家信息中心預計 ，2007年貿易順差將達到2750億美元。伴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制造”走向國際市場， 中國在獲得了一定經濟回報的同時，也直接或間接地輸出了大量的能源。如何定量估算這些能源？這些能源對中國及世界有什么意義？ 本文將在這方面展開研究。

1 隱含能

任何一種產品的生產，都直接或間接地使用了若干能源。為了得到某種產品，而消耗在整個生產鏈中的能源，稱之為“隱含能”，也有些文獻稱之為“虛擬能”［3］、“隱性能源”［4］。事實上，這些概念均起源于“embodied energy”。Embodied energy 是能源分析中的一個基本概念。1974年，國際高級研究機構聯合會（IFIAS）能源分析工作組的一次會議指出，為了衡量某種產品或服務生產過程中直接和間接消耗的某種資源的總量，可以使用“embodied”這一概念；原則上，“embodied”后可加任何資源的名稱，如土地、水、勞動力等［5］。之后，為了衡量各種生態產品生產過程中直接和間接消耗的太陽能的量，以便衡量生態產品的價值，Odum等人提出了“emergy”（國內譯為“能值”）的概念［6］。Emergy分析和embodied energy分析基本相似，但略有不同［5］。20世紀90年代，Tony Ally 將embodied概念用到了水資源研究當中，提出了“虛擬水”（virtual water）的概念，其意義為某種產品或服務生產過程中直接和間接消耗的水資源的量［3，7～8］。同樣在20世紀90年代，加拿大生態經濟學家Wiliam和其博士生Wackernagel提出了一種度量可持續發展程度的方法，它是一組基于土地面積的量化指標，他們將其命名為“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其含義為人類生活直接和間接占用的各種生態產品（如化石能源地，可耕地，牧草地，森林，建成地，海洋）的面積［9～10］。本質上講，從“能值”概念到“虛擬水”、“生態足跡”，都是embodied概念的發展。“embodied”概念包含了兩層意思：首先，它指的是整個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總的資源；其次，這種資源消耗是“看不見的”，發生在上游環節。因此，我們認為，將“embodied”譯為“隱含”，更能體現embodied概念的內涵，也更為準確。

Embodied核算和投入產出經濟學極其相似，因此，投入產出經濟學中的許多概念被應用到embodied分析中。20世紀90年代以來，利用投入產出表，結合“embodied”概念，學者們展開了多方面的研究。從研究區來看，涉及到的國家和地區主要有：歐盟［11～12］、日本［13～14］、巴西［15～17］、挪威［18］、意大利［19］、芬蘭［20］、西班牙［21］、澳大利亞［22］、奧地利［23］、中國臺灣地區［24］、中國大陸［25～26，3～4］等。從研究的對象來看，主要集中在貿易中的隱含能［3～4，15，17，19，23，25］、隱含碳［12～13，15～17，19～21，26］、隱含污染物［18］，也有一些文獻研究國內最終消費中的隱含能［11～12］、隱含碳［20，22］，或隱含碳對國內碳排放的影響［14］。

中國貿易中隱含能和隱含碳的研究集中在2006年以來的文獻中，這些研究各有特點 。周志田等通過對典型商品加權的辦法，計算了不同類別進出口貨物的能耗系數，在此基礎上計算了2002和2003年我國進出口貿易中的虛擬能，率先指出虛擬能凈出口量快速增長是導致我國近年來能源消費增長速度高于GDP增長速度的直接原因［3］。不過該研究所采用的計算方法較為簡單，推導能耗系數時需要豐富的經驗，容易受主觀因素的影響。Li Hong等利用1997年投入產出表，計算了20類主要進出口貨物的能耗系數，在此基礎上計算了1996-2004年我國進出口貿易中的隱含能。但該研究沒有對進出口貨物的能耗系數加以區分，而是采用國內較高的能耗系數來估計進口產品的能耗，以至于得出了2004年我國隱含能進口高于出口的結論。［25］Shui and Harriss利用Economic Input Output-Life Cycle Assessment軟件中提供的美國對華出口貨物的碳排放系數，以此為基準估計了中國對美出口貨物的碳排放系數，進而計算了1997-2003年中美貿易中的碳排放，指出，我國碳排放總量的7%～14%間接出口到美國并最終被美國人所消費［26］。該研究的主要問題在于計算方法簡單，缺乏較為嚴格的理論推導。劉峰認識到了以上文獻中的一些問題，在他的研究中，采用2002年中國122部門投入產出表來計算出口貨物的能耗系數，同時采用2000年日本104部門投入產出表來計算進口貨物的能耗系數。該研究計算的2001-2005年中國“隱性能源”出口量，占到了當年能源消費總量的24%～33%，同年的“隱性能源”凈出口，占到了當年能源消費總量的20%～27%［4］。但該研究沒有考慮到加工貿易對隱含能進出口的影響，計算結果有所偏大。

2 方法和數據

2.1 計算方法

理論上講，進出口貿易中的隱含能可以表示為：

E=∑n[]i=1[DD)]Mi×θi(1)

其中，E為進口或出口貿易中的隱含能總量，Mi為第i種進出口商品的價值量，該數據為海關統計量，θi為第i種進出口商品單位價值中包含的隱含能，即能耗系數。隱含能計算的重點在于能耗系數的確定。

目前，國內外學者主要應用“投入產出法”來計算能耗系數［27］，也有的學者通過對典型商品加權的辦法來計算［3］。與前一種方法相比，第二種方法主觀任意性較大，不夠全面，在追溯整個生產鏈中的能源消耗時缺乏嚴密的邏輯推導，但優點在于當數據間對應存在問題時，具有較好的靈活性。本文主要應用第一種方法，同時結合使用了第二種方法。

投入產出法涉及的概念較多，與本文相關的主要有直接消耗系數和完全消耗系數。直接消耗系數反映了部門之間的直接經濟技術聯系。第j部門生產單位產品直接消耗第i部門的產品數量，稱為j部門對i部門的直接消耗系數，記為aij，則

所有aij構成直接消耗系數矩陣[WTBZ]A，A可由投入產出表直接計算得出。[WTBX]完全消耗系數通常記為bij,它是指第j部門每提供一個單位最終產品時，對第i部門產品和服務的直接和全部間接消耗之和。所有的完全消耗系數bij構成完全消耗系數矩陣[WTBZ]B。A和B之間有如下關系［27］：

[WTBX]B=(E-A)-1-E(3)

根據上式，可求出各部門對一次能源部門的完全消耗系數。該系數的意義為該部門每生產單位價值的產品所需要的一次能源各部門的價值量。根據一次能源部門的產值―實物轉換系數，可求得該部門最終產品的能耗系數，即θi。其中，產值―實物轉換系數由能源消費總 量和能源消費總價值相除得出。

2.2 相關技術處理

盡管理論上較為完備，但在應用上述方法計算我國對外貿易中的隱含能的實際操作中，仍然存在一些技術上的問題，針對出現的各種問題，本文作了如下處理：

（1）1992年以來，我國海關采用HS編碼體系（The Harmonization Code System） 來對進出口商品進行編碼、分類和統計。HS碼共有22大類98章，每章包括幾十甚至上百種商品類型。受現有技術條件和資料水平的限制，不可能以具體商品為單位來計算隱含能進出口。因此，本文選擇HS碼二級分類作為本研究的基本商品分類，共98類。

（2）我國現有的最新且最為詳細的投入產出表為《2002年中國投入產出表》［28］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2006），該表包括122個部門。該表中的部門分類與海關進出口統計中的HS碼分類不一致，在對應上存在一定困難。本文以HS碼二級分類為基本分類，根據投入產出表中得出的122部門產品的能耗系數，依照典型商品對應的原則，確定了98類商品的能耗系數。

（3）理論上講，從不同國家進口的商品，其能耗系數應根據不同的投入產出表來計算。但 是，我國的貿易國有近百個，一一根據投入產出表來確定其各類商品的能耗系數難度較大。同時，在獲取我國和各貿易國之間的進出口數據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困難。出于簡化的目的，本文選擇日本作為進口國家的代表來計算進口貨物的能耗系數。選擇日本有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在各主要貿易國中，日本在節能方面的技術水平最為先進，日本的能耗系數低于歐美等發達國家，依據日本計算得出的隱含能進口量可視為我國隱含能進口量的下限（亦即我國凈出口隱含能的上限），這對于正確認識我國貿易中的隱含能具有重要意義；其次，日本是我國重要的貿易伙伴，是我國最大的進口國家。從日本進口的商品，主要為機械、電子類商品，在我國進口商品中較為典型。

（4）依據《2002年中國投入產出表》計算得出的能耗系數僅代表2002年水平。如果應用技 術方法將投入產出表調整到2002年之外各年，所需要的數據量和工作量都將十分龐大，短時間內無法完成。為了簡化計算，本文對基準年之外其他年份的能耗系數，作了技術水平、價格指數和匯率三個方面的修正（表1）。

（5）對于涉及到二次能源的部門，如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煉焦業、石油和核燃料加工業、 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等，利用投入產出法計算得出的能耗系數，實質上包含兩個部分，即：這些部門產品本身所具有的能源和生產這些產品過程中所消耗的能源。其中，第二部分為該部門產品的隱含能。

（6）以國內消耗系數計算出口，國外消耗系數計算進口的方法，適用于一般貿易，在加工 貿易方面會有較大偏差。以中國和日本為例，日本生產的產品進入中國，中國加工后再銷往他國。為了簡單起見，設中國加工過程中沒有實現增加值，也沒有消耗能源。以該方法計算的結果，出口產品的隱含能高于進口產品。但事實上，二者應該相等。由于缺乏加工貿易進出口貨物的詳細資料，本文對加工貿易作了如下處理：采用中國消耗系數計算加工貿易中的隱含能凈出口，以日本消耗系數計算加工貿易中隱含能的進口量，以凈出口和進口的和來計算隱含能總出口。加工貿易進出口數據來源于各年《中國統計年鑒》。

3 結 果

3.1 中國國際貿易中的隱含能凈出口估算上限

如前所述，理論上講，從不同國家進口的商品，其能耗系數應根據不同的投入產出 表來確定。但是受資料的限制，我們目前還不能對所有貿易國展開分析。在中國的諸多貿易國中，日本的能源利用效率最高。選擇日本產品的能耗系數作為所有進口產品的能耗系數，計算結果可視為我國貿易中的隱含能進口下限。同時，以中國的投入產出表和出口數據為基礎，計算了我國貿易中的隱含能出口量(見圖1)。圖1中，隱含能進口線為我國的隱含能進口下限，實際情況可能高于該線。隱含能出口線則接近實際，但受加工貿易的影響，實際情況可能比此線略高。灰影部分表示隱含能凈出口量，其值可視為我國的隱含能凈出口上限。

從圖1可以看出，1997-2006年，我國進出口產品中的隱含能都在逐年增加，但出口產品中的隱含能總量大于進口產品中的隱含能總量。通過隱含能的形式，中國出口了大量的能源，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1997-2002年隱含能凈出口量占當年能源消費總量的12%左右，2002年之后迅速增加，到2006年，該數字已達26%。1997-2006年累計隱含能凈出口達28億t標煤，超過2006年全國能源消費總量。

在國際貿易中，除了隱含能的進出口，還包括能源產品本身的進出口，這也是進出口貿易中非常重要的能流。圖2表示了1997-2006年我國能源產品的進出口。

與隱含能進出口相反，我國在能源產品方面表現為凈進口國。1997-2003年，我國每年的能源產品凈進口量在7000萬t標煤以下，占當年能源消費總量的比不超過4%；2003年之后迅 速增加，2004年能源產品凈進口接近15 000萬t標煤，較2003年翻了一番多，到2006年該數字更達17000萬t標煤之多。如此多的能源產品凈進口，是導致國際社會對中國能源使用擔憂的主要原因。

中國真的是能源凈進口消費國嗎？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將隱含能凈出口和真實能源凈進口作了疊加處理，結果見圖3。從圖3可以看出，1997-2006年，中國是一個能源凈出口國，每年能源凈出口量在10 000～50 000萬t標煤之間。1997-2002年中國所有能源凈出口量占當年能源消費總量的10%左右，之后該數字迅速增長，2006年達18.8%。當然，這是基于隱含能凈出口上限得出的結果，是一個較為樂觀的估計。那么，在保守估計下，中國的 能源使用是否值得國際社會擔憂呢？為此，我們估計了中國國際貿易中的隱含能凈出口下限。

3.2 中國貿易中的隱含能凈出口估算下限

中國的主要貿易國包括美國、日本、歐盟等，這些國家的能源效率都高于中國。用中國的技術水平計算出的隱含能進口量，可視為我國的隱含能進口上限（即假設進口產品都在中國生產）。同時，該計算結果也反映了進出口貿易對我國能源使用的影響。這是因為：對于一件無差異商品來說，通過從發達國家進口，可以節約相當于我國同產品能耗水平的能源。因此，用中國技術水平估算進口產品中的隱含能，除了可以估算蘊含能進口上限，對分析進出口貿易對我國能源使用的影響也具有重要意義。

圖4表示了中國貿易中的隱含能凈出口估算下限。圖4中，隱含能進口線為我國的隱含能進口上限，實際情況低于該線。隱含能出口線則接近實際，但受加工貿易的影響，實際情況可能比此線略低。灰影部分表示隱含能凈出口量，其值可視為我國的隱含能凈出口下限。

從圖4可以看出，即使保守估計，我國仍為隱含能凈出口國。1997-2004年，隱含能凈出口占當年能源消費的比例在2%左右，2004年之后迅速增加，2006年該數字達8%左右。保守估計和樂觀估計表現出了相同的增長趨勢。但保守估計和樂觀估計之間差別較大，這從側面反映了我國能耗水平達到日本時的節能潛力。

為了回答保守估計下中國是否為能源凈輸出國這一問題，我們將隱含能凈出口下限和能源產品凈進口作了疊加，結果見圖5。1999-2005年，中國存在微弱的能源凈進口，數量在100～10 000萬t標煤之間；1997，1998和2006年，中國是一個能源凈出口國，數量在1 500～3 500萬t標煤之間。1997-2004年，總的能源凈出口基本呈下降趨勢，但2004-2006年增長明顯。與各年的能源消費總量相比，總的能源凈出口（凈進口）量較小，只占到0.6%～4.5%，中國的能源進出口基本平衡。也就是說，中國進口的能源，基本上以隱含能的形式輸出到了國外。

4 結論和討論

(1)考慮到進出口貿易中的隱含能，中國是一個能源凈輸出國。在樂觀估計下，1997-2006年，中國是一個能源凈出口國，每年能源凈出口量在10 000～50 000萬t標煤之間；在保守估計下，中國的能源凈出口基本平衡。中國對世界能源使用不是威脅，而是貢獻。保守估計和樂觀估計均顯示，2004-2006年，隱含能凈出口量在快速增加，這和我國2003年之后能源產品進口量的快速增加是一致的。這說明，我國近年來能源產品凈進口的快速增加，至少有一部分，是由近年來貿易方面的凈出口增加所驅動的。

(2)受資料的限制，本文僅估算了隱含能凈出口的上限和下限，但這對于全面認識我國的能源使用具有重要意義。要做到隱含能的準確計算，除了需要雙邊貿易的詳細

數據之外，還需要各貿易國當年的投入產出表。一般來說，大部分國家的投入產出表每5年更新一次，要了解其他年份的投入產出情況，需要采用一定的技術手段，需要投入大量的工作。在目前的文獻中，普遍作了和本文類似的假定。盡管離準確計算還有一定差距，但通過上限和下限，揭示了我國隱含能凈出口的一些基本情況。

(3)以價格為基礎的投入產出法，扭曲了各國技術方面的真實差異，這是投入產出法的一個重要缺陷。以進口一臺高精度機床為例，日本生產它時消耗的能源為E，售價為P，中國缺乏相關技術，無法生產。假設中國生產一臺普通機床消耗的能源為1.5 E，售價為0.5 P，則以中國消耗系數計算的該高精度機床的隱含能為3 E。這種假設實際上以能源增加為代價掩蓋了高額的增加值。以價格為基準的投入產出法，不能反映各國能源效率方面的真實差異。如果對每一類產品均采用購買力加權（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PPP）方法加以改進，該缺陷可能會有所改善。

(4)從消費的角度講，外國人消費了中國的出口產品；從生產的角度講，外資推動了中國產品的出口。所有受益者都應該為中國能源消費量的增加承擔責任。我國出口商品中的隱含能數量十分巨大。1997年出口商品中的隱含能總量，占當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的15%左右，2006年，這一數字已高達34%。這說明，我國如此多的能源，通過出口商品和隱含能的形式，實際上被國外所消費。出口的增加是導致我國近年來能源消費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生產的角度看，外資在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表2列出了1997-2006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占中國總進出口量的比例。除1997年外資企業表現為凈進口外，其余年份均為凈出口。1997-2006年，外資企業的凈出口額不斷增加，2005，2006 年占當年進出口總量的50%以上。外資從中國的凈出口中獲取了大量利潤。因此，享受了中國出口產品的外國消費者以及在我國獲取了大量利潤的外資企業都是中國能源使用快速增加的直接受益者，他們在中國留下了很大的能源和生態“腳印”（Energy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s），因此他們也應該為中國能源使用的快速增加以及由此而帶來的環境污染承擔責任，對中國一味地指責和擔憂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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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Embodied Energy in Import and Export in China

QI Ye1 LI Huimin2 XU Ming3

(1.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School of Enviro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篇2

【關鍵詞】

中國電視劇；韓劇；出口；借鑒

上世紀有西方人曾說：“中國沒有什么可怕的，因為今天的中國只能出口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中國沒有那種可用來推進自己的權力從而削弱其他國家的具有國際傳播影響的學說。”這句話在當時聽來是多么刺耳但又無法反駁，而現在，中國不僅可以出口電視機，而且可以出口體現著我們思想觀念的電視劇，電視劇出口已經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但是，對于我們這個電視劇生產和播出大國來說，中國電視劇在國際市場上所占份額還相當微小，傳播力、影響力還相當有限。下面我們來看一組中韓電視劇貿易的數據，由表1我們可以看出，從2008年到2013年，中國與韓國的電視劇進出口貿易長期逆差，其實在全球電視劇出口總額上我國也是這樣。2011年韓劇的出口額為1.58億美元，我國僅為2321萬美元，而在2001年韓劇出口額僅為800萬美元，由此我們不禁要思考，同樣作為亞洲國家，而且韓國是人口小國，為何韓劇的出口遠遠超越中國電視劇呢？韓劇出口額為何增長如此迅速？其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優點值得我們借鑒？

一、韓劇出口貿易成功的原因

（一）“文化立國”國策的支持。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隨著韓國國內文化消費的巨大現實需求,韓國政府就意識到了文化產業的巨大經濟潛力與傳播教育功能。1998年韓國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國”國策，1999年至2001年韓國政府先后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相關法律。除了制定相關的法規政策外，韓國政府還認識到管理體制在文化產業當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建立了文化產業管理機構。韓國政府在90年代初期就設立了“文化產業局”，后來政府為進行統一管理，成立了“文化觀光部”。韓國還出臺一些有利于電視劇產業發展的管理規則，如為保障制作環節資金投入，限定演員片酬上限；為保證韓劇的制作質量，鼓勵制作長篇的電視劇長期播出，不給粗制濫造作品問世的機會等等。目前,以電影、電視劇為代表的韓國文化產業已是國家經濟的支柱型產業,為韓國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可以說,韓劇成功的運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韓國發展文化產業的積極政策,歸功于政府及時立法并采取相應的扶持措施。

（二）制作品質精良。韓劇在全世界流行的原因就在于它深入挖掘了人類共同的個性體驗，傳播了普世價值觀，找到了不同文化的契合點，所以能引起世界人民的共鳴。韓劇多以愛情、友情、親情、倫理和信義等為主題，弘揚正義與真善美。其題材多是平淡無奇的家庭生活，擅長挖掘儒家文化精髓，不著痕跡地將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融為一體，注重在細膩的心理活動的刻畫中傳達出質樸純真的人間情懷，展現出較為濃厚的儒家思想道德痕跡。韓劇制作質量比較精良，目前名列亞洲電視傳媒之首，無論是劇本的選題、制作到拍攝中的鏡頭、畫面的剪輯與銜接、音效，還是演員的妝容、服裝和道具等，韓劇都表現出其細節決定品質的精神。

（三）制作與播出機制適宜。韓國電視劇實行邊制作邊播出的模式。在制作方面，編劇寫好電視劇策劃案并通過后，開始寫分集提綱和前幾集劇本，然后就開拍。播放過程中高度關注收視率，因為電視劇的長短是由收視率決定的，這樣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浪費。同時，電視臺會不斷調查觀眾的反饋信息，編劇會根據觀眾的反應來調整劇情的發展方向和人物的命運沉浮以保證較好的收視率。在播出方面，韓國電視劇的制作與播放基本上由韓國廣播公司（KBS）、文化廣播公司（MBC）、漢城廣播公司（SBS）三家電視臺來操作，首播電視劇不存在發行和選擇電視臺播放的問題，制作和播放形成穩定關系，所以韓劇不會像中國電視劇那樣每年有大量劇集賣不出去，從而確保了投資方的利益，形成良性循環互動。這種邊制作邊播出的生產方式限制了同時投入制作的電視劇數量，因而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提高電視劇的質量。

（四）品牌營銷策略得當。韓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其品牌營銷策略得當,使其得以迅速打開國內、國際市場。首先,制作單位進行了周密的市場調研,定位明確，鎖定女性觀眾，并將中國儒家文化的理念廣泛滲透在其電視劇中,以虜獲廣大女性觀眾的芳心。其次,韓劇的編劇在編寫過程中會針對出口營銷的需要增加相關的元素。例如視中國市場為主要目標，便在劇中加入不少的中國元素，例如出現臺灣、香港、上海等中國地名，臺詞上出現中文，配樂中選用中文歌曲等等。最后，制作公司以低價迅速開拓市場,在各國尋找強勢媒體作為商,并輔之以適當的促銷策略,從而擴大韓劇的品牌影響力。

二、韓劇出口貿易的成功對中國的借鑒作用

（一）電視劇本身質量的提升。首先，要提高電視劇的質量，必須有好的劇本，那么必須突出編劇的作用，注重編劇人才的培養。中國歷年熱播劇的制作品質毋庸置疑，但更多的電視劇則多是粗制濫造，細節問題頗多，例如忽略配角、劇情漏洞多、臺詞不符合時展等等，更有許多雷人穿越劇、神話劇等。其次，應該加強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入挖掘。中國已經出口的電視劇大都是古裝劇、武俠劇，現在都市生活劇相對較少，很多西方人對中國的印象還停留在獵奇的層面，我們還沒有培養出固定的消費群體，這是致命的缺點。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華民族五千年輝煌燦爛的文化不乏普世價值觀，比如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修身齊家治國等觀念應該在電視劇中多多展現，中國博大精深的京劇、中醫、國畫等都是舉世無雙的東方瑰寶，我們應該學會深入挖掘，在全球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的大背景下，對傳統文化進行適當的國際化處理。最后，在電視劇的制作播出機制方面我們可以借鑒韓國的邊寫邊拍邊播的模式，結合收視率與觀眾的反饋情況拍攝電視劇，雖然會給編劇和演員帶來不小的壓力，但對于提高電視劇的質量確實大有裨益。

（二）優化管理體制。電視產業作為一個媒介產品，是國家進行輿論控制的重要工具，它的生產同時受到國家政策和經濟產權的雙重影響，以前電視產業產權一直掌握在國家手中，電視劇的制作、播出與進出口都要受到嚴格的審查與控制，電視產業的市場化程度低，導致資金流通不暢，產業鏈不能很好地連接起來。“十二”五《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指出，要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激發全社會的文化創造活力。要緊緊抓住轉企改制、重塑市場主體這個中心環節，加快推進出版發行單位轉企改制和兼并重組，加快電影制片、發行、放映單位和文藝院團轉企改制，抓好黨報黨刊發行體制和廣播電視節目制播分離改革。大力推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建立統一高效的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機構。到目前，我國電視行業已逐步實現產權結構多元化，但開放程度依然不夠，我國電視產業要想獲得長足發展、實現根本性轉變，就必須轉變現有制度。

（三）創新營銷策略，加強國際合作。目前我國的電視劇市場上出品、包裝、發行各個環節各自為戰,沒有形成有機的鏈條，市場推廣效果不佳。這可能與目前國內電視劇市場運作方式有關,電視劇實行多重銷售，而這種多重銷售的利益鏈條,分散和制約了電視劇市場發展,其中的商機，比如衍生產品及下游產品的開發，也沒有得到很好的挖掘和放大。我們應當繼續增強國家營銷的力度，這一點我們應該借鑒韓國的經驗，最大化地利用國家資源和國家平臺，推銷本國的電視劇產品。另外，加強國際合作也是一條可行的道路，邀請國外知名演員參與演出，不僅可以獲得目標國觀眾的好感與關注，同時可以增強我國優秀演員的國際化聲譽；與國外公司聯合制作，不僅可以學習其成熟的制作模式，也可以借用其已經打開的銷售渠道與穩定的市場，對對方來說也是同樣的。

三、結束語

韓劇出口貿易的成功是我們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但它也并不是完美無瑕的，比如其冗長緩慢的節奏本身就是一個缺點。而我國電視劇的“走出去”雖然現在成效還不明顯，也不能說沒有精華之處，比如我國電視劇的題材廣闊、類型豐富，這點就是韓劇不可比擬的。為了擴大我國電視劇的出口，電視劇產業改革勢在必行。中國要以平等、開放的姿態積極在國際舞臺上進行文化交流，要掀起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的熱情,培養起固定的消費群體，為國產電視劇出口海外打下廣泛的文化基礎。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電視劇出口海外不僅是電視劇界的事情,而且是與整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提高相輔相成的。中國電視劇走向海外是一項長期的事業,作為中國電視文化的重中之重,電視劇將擔負起傳播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使命,為提高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做出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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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盧焱.中韓電視劇制作機制差異分析[J].聲屏世界，2008,(1):60-61.

篇3

縱觀歷史進程，國際旅游和國際貿易具有較強的時間同步性，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亦是如此。而數據間的趨同性是否代表著兩者有著一定的聯系，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國外的相關研究較少，2001年Jordan Shan和Wilson以中國等為樣本，得出旅游與貿易的關系是互動的。Khalid以伊斯蘭國家的旅游與貿易為對象，細分了貿易方式，得出旅游與貿易間存在長期的平衡。國內旅游與貿易間關系的研究鳳毛麟角，而多是將旅游作為國際服務貿易的組成加以研究，如高靜等對于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的評估等。這些研究并未跳出國際服務貿易的范疇，從更寬泛的視角分析國際旅游與貿易的關系。從中韓兩國出入境旅游發展看，我國逐漸成為韓國主要的入境客源國，在進出口貿易關系上，中韓貿易國規模大，經濟互補性強。

本文選取2005-2014年的統計數據，從兩個層面分析中韓旅游與貿易的互動關系：（1）根據推拉模式，建立中韓出入境旅游客流量與中韓進出口貿易的推拉方程。（2）從中韓層面出發，分析占入境旅游比和貿易依存度之間的相關性，為從時間軸上分析旅游和貿易的互動關系提供參考。

1模型假設和數據來源

1.1旅游和貿易互動的模型假設

馬可波羅假設。早期的國際貿易始于商務旅游。早在300多年之前，馬可波羅懷著買賣商品的目的，從意大利來到中國，作為早期的商務旅行者確實引發了兩國間的貿易。通常來講，商務者出境其他國家始發動機是買賣貨物，從而引起進出口貿易，一經成功還會產生反饋效應，從而導致進一步的商務旅游與國際貿易。

興趣和關注假設。商務旅游者的成功會因人員與經濟的國家性和社會性而引發廣泛的效仿和嘗試。先鋒商務旅行者作為所在國商品與文化的載物，會引起入境國居民的興趣與關注，從而引發更大的旅游流與貿易流，這是其商務旅游的外部效應。

發現與擴大商機假設。國際旅游對國際貿易的貢獻作用不止于商務旅行者，非商務旅行者的海外探親，求學或者休閑都有助于國際貿易的繁榮。因此，國際旅游誘發國際貿易，國際貿易提高了旅游地的興趣與關注，從而引發更大的國際旅游流。

本文以“商務旅游引起國際貿易”“國際貿易提高了居民的關注與興趣”“關注和興趣促進非商務旅游”“非商務旅游促進雙邊貿易”的循環模式詮釋旅游與貿易的關系。立足從更廣闊的視角探析國際旅游和國際貿易間的關系，為科學了解中韓雙向旅游和進出口貿易提供依據。

1.2數據來源和變量定義

本文搜集的統計數據主要包含中韓出入境旅游人次和中韓進出口貿易額兩個序列：（1）中韓出入境旅游數據，包括韓國入境中國國旅游人次，中國接待人次，中國出境韓國旅游人次，韓國接待人次。（2）中韓進出口貿易額，包括中韓進口貿易額，中韓出口貿易額，中韓進出口貿易總額，韓國進出口貿易總額，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國家旅游局，全球經濟數據以及韓國觀光旅游局網站。

由于中韓在政策，人口，土地面積，發展階段，經濟模式，國際旅游等方面的不同。本文著眼于出入境客流量和進出口貿易間的推拉模式，還定義了兩組變量（表1），為從更廣闊的視角分析旅游和貿易依存度提供參考。

需要指出的是，國際旅游與貿易均易受到國際宏觀環境的影響。受2007年到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國際旅游與貿易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為了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探析旅游與貿易的關系，本文采用趨勢線理論對經濟危機時期的統計數據進行模擬。

2出入境客流量和進出口貿易相關性的分析

2.1韓國入境中國客流量和中韓進出口貿易的相關性

自2005年來，韓國入境中國客流量和進出口貿易增長緩慢。2005-2014年，韓國入境客流量從3.55百萬次增加為4.18百萬次，向中國出口貿易由768.2億美元增加為1453.4億美元，由中國進口貿易從351.08億美元增加為900.7億美元，而受2007年-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中韓出入境旅游與貿易額都出現了嚴重的下滑。為了定量地探析韓國入境中國客流量對中韓雙邊貿易的影響，本文選用2005-2014年的相關統計數據繪制如下兩條增長曲線（圖1、圖2）。

2.1.1韓國入境中國的客流量和中韓出口貿易的相關性

商務出游者的最初目的是銷售產品，這對于開拓市場，提高市場占有率和利潤額都是有益的。從圖1可見，10年間韓國入境中國客流量和中韓出口貿易的發展進程可分為三個時期：2005年-2007年韓國入境流和出口貿易增長顯著，入境客流量由3.55百萬次增加為4.78百萬次，增速為134.7%，出口貿易從768.2億美元增加為1037.5億美元，增速為135.06%。2007-2009年，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入境客流量與出口貿易同步快速下滑，入境旅游減少到3.2百萬人次，下降速率為66.93%，出口貿易減少到1025.5億美元，下降速率為98.84%。2009-2014年，全球經濟回暖，入境客流量和出口貿易同步上升，入境客流量從3.2百萬人次增加為4.18百萬人次，出口貿易從1025.5億美元增加為1453.3億美元，增速為141.72%。利用統計數據，采用趨勢線模擬韓國入境中國客流量對出口貿易的推拉方程：0TKC=-6.8972IQKC2+183.9IQKC+537.27R2=0.8319 （1） 式中，0TKC為韓國出口中國貿易額（億美元），IQKC為韓國入境中國客流量（百萬人次）。

2.1.2 韓國入境中國客流量和中韓進口貿易的相關性

商務客國際旅游很大程度上是依據公司和國家需要而選擇性的購進商品。10年來韓國入境中國客流量和中韓進口貿易有著較強的時間同步性，處在微妙的平衡中（圖2）。從2005年到2007年，韓國入境中國客流量與中韓進口貿易增長顯著，入境客流量從3.55百萬次上升為4.78百萬次，增速為134.7%，進口貿易從351.08億美元增加為560.99億美元，增速為135.06%。2007到2009年，受全球經濟危機影響，入境客流量與進口貿易同步快速下滑，入境旅游減少為3.2百萬人次，下降速率為66.93%，進口貿易減少到536.7億美元，降速為98.84%。2009年到2014年，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尾音中，各國經濟復蘇，韓國入境中國客流量與進口中國貿易在經過09年到11年的較快增長后，趨于平穩增長。截止2014年入境客流量與進口貿易分別達到4.18百萬人次和900.7億美元。利用統計數據，采用趨勢線模擬韓國入境中國客流量對進口貿易的推拉方程：ITKC=-3.0923IQKC2+95.901IQKC+275.53R2=0.88 （2）

式中，ITKC為韓國進口中國貿易額（億美元），IQKC為韓國入境中國客流量（百萬人次）。

韓國入境中國的客流量相對于其對出口貿易的拉力而言，其對進口貿易的作用更強。在中韓出入境旅游中，中國由旅游順差變為旅游逆差，韓國反之；在中韓進出口貿易中，中國處于貿易逆差，韓國反之。這種由入境旅游的順差而引起的進出口貿易的逆差，在貿易和旅游的關系之中是值得廣泛驗證和重視的。

2.1.3韓國入境中國客流量和中韓進出口貿易的相關性

馬可波羅假設：商務客出境旅游，其目的是買賣商品，進而引發進出口貿易。本文通過將2005年-2014年的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加總，得到中韓進出口貿易總額，再將其與韓國入境客流量進行分析，得到入境流量對進出口貿易的推拉方程：ITKC=-9.99IQKC2+279.8IQKC+812.8 R2=0.8765 （3）

式中，ITKC為韓國進出口中國貿易額（億美元），IQKC為韓國入境中國客流量（百萬人次）。

2.2中國出境韓國客流量和中韓進出口貿易間的相關性

鑒于經濟發展水平與政策的約束，中國出境游起步較晚。1990年中國最先開放的赴新馬泰旅游，開啟了中國出境觀光旅游的先河。此后，隨著對外開放的逐步擴大，中國居民出境旅游獲得了快速的發展，現已與全球上百個國家簽訂旅游協定，成為出境旅游增長最快的國家。從2005-2014年，中國出境韓國的客流量從31百萬次增加為109百萬次，向韓國出口貿易由351億美元，增速為189.18%。本文選用2005-2014年的有關統計數據繪制如下兩條增長曲線（圖3，圖4）。

2.2.1中國出境韓國客流量和出口貿易的相關性

由圖3可見，中國出境客流量和出口韓國的貿易額有較強的時間趨同性。從2005年到2007年底，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擴大以及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出境韓國客流量與出國貿易增幅很大，分別為147.76%與210.59%；2007年底到2009年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中國對韓國出口貿易顯現了較大幅度的下滑，跌落為537億美元。2009年到2014年出境客流量與出口貿易同步穩定發展，呈現雙旺發展格局。利用相關統計數據，采用趨勢線模擬出境客流量對出口貿易的推拉方程：0TCK=254.18ln（0QKC）+300.01 R2=0.8565 （4）

式中，0TCK為中國出口韓國貿易額（億美元），0QCK為中國出境韓國客流量（百萬人次）。

2.2.2中國出境韓國客流量和進口貿易的相關性

由圖4可見，出境韓國客流量和進口韓國的貿易額自2005-2013年同步增長，而2014年的進口韓國貿易額有所下降。自2005-2007年低，中國出境客流量與進口貿易同步快速增長，增速分別為103.95%與145.97%。2007年底到2009年，中國的出口貿易額下降到1025.5億美元，增長幅度驟降72.59%。2009年到2014年，中國出境旅游人次由47.7百萬上升為109百萬，增速為228.72%，進口貿易額從1025.5億美元上升為1453.3億美元，增速為141.72%。除2014年中國進口韓國貿易額有所下降外，中國出境韓國客流量和進口貿易均快速增長。而從2014年進口貿易額的下降可以預測到在今后的幾年，中國出境人數與進出口貿易額會出現下降的趨勢。利用統計數據，采用趨勢線模擬出境客流量對進口貿易的推拉方程：ITCK=435.86ln（0QCK）+624.84 R2=0.7736 （5）

式中，ITCK為中國進口韓國貿易額（億美元），0QCK為中國出境韓國客流量（百萬人次）。

中國出境韓國客流量相對于進口貿易而言，其對進出口貿易的拉動作用強于進口貿易。

2.2.3中國出境韓國客流量和中韓進出口貿易的相關性

將2005年-2014年的中國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加總，得出中韓進出口貿易總額，再將其與中國出境客流量進行相關性分析，得到出境客流量對進出口貿易的推拉方程：ITCK=690.03ln（0QCK）+924.85 R2=0.829 （6）

式中，ITCK為中國進出口韓國貿易額（億美元），0QCK為中國出境韓國客流量（百萬人次）。

3兩個斷面旅游互動和貿易依存度的關系

3.1韓國斷面

圖5是2005-2014年中國出境游客占韓國入境旅游比以及韓國對中國貿易依存度。從圖中可見，2005-2014年中國出境游客占韓國入境旅游比從14%上升為43%，中韓旅游在韓國的旅游業中地位越來越重要；同時，韓國對華貿易依存度除2014年有所下降外，一直處于緩慢增加中。大致分為2個階段：第一階段2005-2013年中國占韓國入境旅游比從14%增加到35%，而韓國對華貿易依存度從05年的21%上升到13年的26%，而14年又回落到21%。第二階段為2013-2014年，對華貿易依存度下降了6個百分點，而中國游客占韓國入境旅游比緩慢增加，僅為8個百分比。預計未來幾年，中國占韓國入境旅游比的迅猛勢頭會有所減慢。為了從韓國斷面定量地分析中國出境旅游客流量占韓國入境旅游比和對中國貿易依存度的聯動關系，本文采用的直線方程進行回歸分析，其關聯帶動方程：TRIK-C=0.3195RITK-C+20.742 R2=0.4236 （7）

其中，TRIK-C為韓國對華貿易依存度，RITK-C中國游客占韓國入境旅游比。依據邊際彈性，當中國游客占韓國入境旅游比上升1個百分點，韓國對華貿易依存度就會上升0.3195個百分點。

3.2中國斷面

圖6是2005-2014年韓國占中國入境旅游比和中國對韓貿易依存度。由圖可見，10年來韓國占華入境旅游比在波動中逐漸下降，中國對韓國貿易依存度伴隨市場化的不斷深入與經濟的不斷發展，而逐漸下降。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韓國占中國入境旅游比從2007年的18%下降為2009年的15%。中國對韓國貿易依存度和韓國游客占華入境旅游比兩組指標的縱向波動顯現較強的時間趨同性及相關性。為了從中國斷面定量地分析韓國占中國入境旅游比和中國對韓貿易依存度的聯動關系，本文采用的直線方程對其進行回歸分析，其關聯帶動方程：TRIC-K=-0.2066RITC-K+8.0942 R2=0.8709 （8）式中，TRIC-K為中國對韓貿易依存度，RITC-K為韓國游客占中國入境旅游比。依據邊際彈性，當中國占韓國入境旅游比每上升1個百分點，韓國對華貿易依存度會減少0.2066個百分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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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ohn Seabrook， Susan Homer著.程盡能，盧滌非等譯.商務旅游[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4.3-27.

篇4

引言

近年來，一些觀點認為：中國出口增長的動力來自于大規模的要素投入，剔除進口中間品技術成分后的中國出口產品并無太多的技術含量。從中國出口商品的結構變化和已有的實證研究上看，這一觀點并沒有獲得一致的結論。Rodrik（2006）Rodrik D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China & World Economy， 2006發現：中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高于拉美等其他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并認為正是由于這一出口特點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

篇5

[3]

篇6

我國對外貿易的生態逆差問題概述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及日益加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國的能源需求及溫室氣體排放規模也呈快速增加趨勢。2011年，中國一次能源消費規模已經超過美國，從而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近年許多西方國家認為，中國正在消耗過多的世界能源資源來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越來越多的國際碳減排壓力、“中國能源”、“中國氣候”等議論接踵而至。但是，我國大量能源消耗實質上是由于承接了國際產業轉移，為發達國家大量生產和加工產品。關于我國能源消耗的測算大都是基于生產側進行的，但作為“世界加工廠”的中國，卻都是在為其他國家生產產品，即必須基于消費側進行研究才更加符合我國能源消耗與貿易關系的現實狀況。我國對外貿易雖然保持著長年順差，但從能源消耗及對環境的污染角度來講，卻是生態逆差的，本文從我國出口貿易內涵能源的測算角度切入，借助數據證明我國因貿易所消耗的潛在能源規模，對我國能源消耗的國際轉移進行評估。

目前，國內外針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內涵能源及內涵碳問題已經有一些相關研究成果。Christopher L.Weber等（2008）對1987～2005年中國出口產品的內涵CO2排放量進行了測算，認為中國產品出口導致的碳排放及其引起的氣候變化效應對全球環境產生了影響；Fredrich KAHRL等（2008）通過構建中國能源使用和能源價格傳遞的結構模型，認為產品生產的上游環節是內涵能源的主要來源。國內的陳迎（2008）、齊曄（2008）、顧阿倫（2010）等都通過投入傳出分析得出了中國對外貿易內涵能源凈出口的結論，并給出了不同的規模評估；尹顯萍等（2010）還從國家、部門和重點行業三個層次出發定量研究了中日商品貿易中的內涵能源問題；Shui和Harriss（2006）則針對中美貿易中的內涵能源進行了測度，提出如果美國將其進口自中國的產品換為自己生產，則國內碳排放將增長3%～6%，中國生產用于出口到美國的產品所排放的溫室氣體約占到排放總量的7%～14%。綜合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目前關于貿易內涵能源的測度問題沒有統一標準，很多研究存在諸多不足，如沒有考慮加工貿易的影響，這會嚴重高估計算結果。鑒于此，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也將做進一步的改進和修正。

研究方法選擇和數據處理

（一）研究方法選擇

雖然目前學術界不同的研究成果存在較多差異，但投入產出分析已經被證明是計算貿易內涵能源問題最為有效的方法，計算結果的不同主要來自學者在處理具體能源消耗系數及簡化過程等方面。本文同樣基于投入產出分析法進行研究，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直接消耗系數。直接消耗系數公式為Aij=Xij /Xj（i，j=1，2，..，n），其中Aij指的是j部門單位產出所直接消耗的i部門產出量，即i部門對j部門每生產一單位產品所做出的貢獻。所有的Aij構成直接消耗系數矩陣A。

完全消耗系數。完全消耗系數公式為B=（I-A）-1-I，其中矩陣B可由直接消耗系數矩陣A計算得到，I為單位矩陣。完全消耗系數矩陣B由完全消耗系數Bij構成，指的是j部門單位產出對i部門產出的直接和間接消耗之和。

部門單位產出的完全能耗強度。部門單位產出的完全消耗強度公式為EB=EA（I-A）-1，這是基于直接能耗強度與完全消耗系數相乘計算出來的，指的是該部門每生產一單位產品所直接消耗和間接消耗能源量的和。可以看出，完全能耗強度是計算產品內涵能源的關鍵因子，不同學者所計算結果之所以不同，一般都是因為選取了不同的完全能耗強度進行計算。如公式所示，EA指的是部門單位產出的直接能耗強度，是該部門一定時期內耗能總量Ei與總產值Xi的直接比值：EA=Ei /Xi。

出口貿易內涵能源的測算。一般來講，一國出口貿易的內涵能源規模是將各部門的完全能耗強度與對應進口或出口額相乘即可得到。但是，這樣做的一個巨大缺陷在于沒有考慮加工貿易的影響，這對素有“世界加工廠”之稱的中國來講，將使計算結果嚴重高估。因為針對來料加工的產品，其作為進口產品進入到國內之后，并沒有被消費，而是加工之后又重新作為出口產品流到國外。因此該部分產品在作為加工原料進入到國內時，其生產所消耗的能源不能計入出口貿易的內涵能源量。

限于各部門的加工貿易數據難以獲得，本文引入進口系數M，對出口貿易中進口加工貿易產品的比重進行估算。利用系數M對原直接消耗系數矩陣A進行修正，從而得到消除加工貿易影響的對外貿易內涵能源估值。具體修正方法如公式（1）：

（1）

其中EXE'為剔除進口加工產品影響的出口貿易內涵能源。需要說明的是，對系數M，均假定一部門對其他所有部門的投入中進口加工產品的比例是不變的。這樣的簡化處理可使系數M為對角矩陣。

（二）數據搜集和處理

投入產出表數據。本文研究共用到3張投入產出表，分別為中國2002年、2005年和2007年投入產出表。需要說明的是，很多研究都是基于一張投入產出表進行的研究，這在反映較長時間跨度的部門間生產關系時難以保證較高的準確性。本文數據時間范圍為12年（2000～2011年），基于時間就近原則對3張投入產出表進行充分合理地利用，即2000～2003年數據采用2002年表，2004～2006年數據采用2005年表，2007～2011年數據采用2007年表。在具體數據分類方面，由于投入產出表的部門分類與《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和聯合國貨物貿易數據庫均有所不同，為兼顧數據可得性、確保各分類數據之間最大程度的銜接、保留主要能源消耗部門等，最終將42部門的投入產出表合并為22部門，能源消耗數據及貿易數據均按照22部門的分類進行統一整合。

部門能源消耗數據。由前文可知，各部門能源消耗數據是計算直接能耗強度EA的關鍵，進而才能得到貿易內涵能源測算所需的完全能耗強度EB。本文中關于我國各部門2000～2010年的能耗數據來自《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1年數據則是在《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所公布指標的基礎上，對2010年數據進行修正后得出的。此外，所有數據都經過了PPI價格指數和單位GDP能耗指數的修正，消除了物價波動等因素的影響。

部門貿易數據。部門貿易數據來自聯合國貨物貿易數據庫（UN Comtrade Database），分類標準采用SITC Rev.3（國際貿易標準分類第三版），并在此標準分類基礎上將原63章的產品分類合并為與投入產出表對應的22部門。需要說明的是，經過計算，合并后的22部門貿易數據，除第22類“其他行業”外，其余21個部門的貿易數據總和可達到總數的95%以上，說明22部門分類能夠有效反應我國對外貿易內涵能源的現實情況。

我國出口貿易內涵能源的測算結果

根據公式（1）可得，在考慮加工貿易的影響因素下，我國出口貿易內涵能源的測算結果見表1。由表1可得，剔除加工貿易影響后，我國出口貿易內涵能源增速有明顯提升，2000年為2.47億噸標準煤，2011年為13.58億噸標準煤，增長了近5倍，年均增速達到25%左右。再將該數據與我國各年的能源消費總量進行對比可發現，在各國指責我國能源消費持續過快增長的背后，是我國出口貿易內涵能源規模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長。2000年，我國全年能源消費總量中有大約17%的規模貢獻給了出口產品的生產消耗，而這一數據在2011年已經達到了近40%的高水平，即現在我國全年能源消耗總量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為國外生產產品。

結論與政策含義

前文測算結果表明，我國出口貿易內涵能源規模增長極其迅速，2000年為2.47億噸標準煤，2011年為13.58億噸標準煤，增長了近5倍，年均增速達到25%左右。與全國各年的能源消費總量進行對比，我國出口貿易內涵能源總量占當年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由2000年的17%，上升到2011年的39%。這些測算結果均顯示，國內的能源消耗通過貿易而向外發生的轉移量呈上漲趨勢，對外貿易規模持續增加的背后，是以對外貿易生態逆差為代價的。作為當今能源貿易及環境領域的熱點問題，中國對外貿易的內涵能源問題已經引起了國內外眾多學者的廣泛關注，相關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義。

一方面，關于一國能源消耗的規模評價及責任歸屬問題，必須基于消費側而非生產側進行研究探討。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正在越來越多的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在國外發達國家逐步向第三產業側重發展的同時，我們卻剛剛步入工業時代，能源消耗及環境污染正急劇加速且尚未達到頂峰，同時還要面臨發達國家以碳減排責任為借口提出的種種苛刻要求。基于消費側研究貿易內涵能源問題，從本質上指出了中國表面上是消耗了大量世界能源資源，但也支撐了其他國家大量消費品生產與供給的事實。在當今的世界生產分工格局下，中國的能源消耗本質上有很大一部分通過對外貿易向外發生了轉移，也付出了巨大的環境污染代價。因此，發達國家在消費我們為其所生產的各種消費品的同時，還借口過度能源消耗和同等碳減排責任等一味地指責中國，嚴重有失公允，國際上所謂“中國能源”、“中國氣候”等是對客觀事實的嚴重扭曲。

另一方面，鑒于我國對外貿易內涵能源的規模依然在迅速增加，這也意味著要想減少對國內能源資源的過度消耗及環境污染，除長期逐步實施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戰略外，中短期內必須以犧牲出口貿易規模的增長為代價，即必須在能源環境利益與經濟貿易利益之間做出取舍。改革開放以來，伴隨我國對外貿易規模的騰飛，相繼而來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也讓我們付出了沉重代價。由貿易帶來的內涵能源問題已經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近年頻出的“兩高一資”產品限制出口的貿易政策，表明國家政策層面已經認識到，為保護國內資源和環境，必須犧牲短期內的經濟貿易利益，未來通過逐步的貿易轉型來實現經濟和貿易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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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顧阿倫，何建坤，周玲玲，姚蘭，劉濱.中國進出口貿易中的內涵能源及轉移排放分析[J].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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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文化的傳播需要翻譯成多種文字，因此，文化傳統翻譯成為目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特別是茶文化翻譯，我國茶文化產生于東晉時期，直到唐朝發展達到全盛，茶葉貿易也隨著茶文化發展而不斷拓展。但目前關于茶業術語翻譯還存在很多的問題，茶葉名稱翻譯錯誤、一茶多譯、只取音譯等情況時有發生，對我國茶葉傳播和對外貿易發展帶來嚴重影響。因此需要針對這些情況，采取適當的措施加以補救。

1出口貿易翻譯目的

貿易全球化為我國各個行業發展帶來機遇，特別是我國茶葉貿易的發展。全球茶葉產業的快速發展對我國茶葉出口貿易產生巨大沖擊，茶葉銷售逐年下降，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茶業術語翻譯問題。茶業術語翻譯對我國茶葉出口貿易發展至關重要，如今的茶業術語翻譯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各種類型翻譯充滿著茶葉出口市場，使國外消費者看不懂茶葉產品，不能很容易分辨出所購買的茶葉種類，因此也就對茶葉消費產生懷疑，漸漸對茶葉購買失去積極性，這樣就損失掉大部分茶葉出口購買群體。茶葉產業要想真正打造世界品牌，真正走向世界，需要全球化茶葉貿易才能完成，而茶葉出口貿易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茶業術語翻譯問題。我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尤其是茶葉，在我國的各個地區都有分布，形成地方獨具特色的茶葉產品和茶葉文化。西湖龍井、洞庭碧螺春、黃山毛峰、都勻毛尖、六安瓜片、君山銀針、信陽毛尖、武夷巖茶、安溪鐵觀音、祁門紅茶被稱為中國十大名茶，他們以其獨特的口感和良好口碑受到各族人民的歡迎。這些茶葉命名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他們根據不同茶葉的顏色、香味、形狀和產地進行相關茶葉命名，有的茶葉名稱還有著傳統的歷史淵源。所以茶業術語翻譯需要考慮很多方面問題，不僅要根據其漢語名字進行直譯，還要考慮它的產地、形態、顏色、味道和歷史典故等方面因素。最好做到既能使國外消費者清楚自己所買的茶葉種類，又能了解有關中國傳統文化信息。出口貿易管理局提出：“出口貿易翻譯需要做到，使外國消費者能夠理解的情況下，保持中國傳統文化的古典韻味。這樣不僅有利于出口貿易的發展，更有利于中國傳統茶葉文化傳播。”

2茶業術語翻譯問題

茶業術語的翻譯需要分為幾個方面考慮，因為茶業術語從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特征，我們要根據這些特征進行茶葉名稱的翻譯才有意義。只有表面意義的茶葉名稱采用直譯方式即可，而具有表面和其他意義的多重意義茶葉名稱翻譯困難，特別是涉及具體意象和歷史典故的茶葉名稱最難翻譯，具體分為以下幾種：

2.1音形相同意不同

福建工夫茶作為中國的傳統泡茶工藝，以使用活泉水和中火煮制而聞名，其中又有對中國傳統泡茶方式的繼承，受到大多數消費者的歡迎。出口貿易中，工夫茶一般按照漢語拼音翻譯為“KongfuTea”，這種翻譯方式已經被大多數國外消費者認同。但我國有另外的“工夫茶”，雖然和聞名海內外的“功夫茶”讀音完全相同，卻屬于兩種不同的茶葉產品。“功夫茶”是一種需要多道工序泡制工藝，首先需要選擇上等茶的嫩葉，一層一層將小的茶壺塞實，之后用煮沸的活水沖入，直到活水漫出茶壺，此時迅速蓋緊茶蓋，使水分充分吸收茶葉的精華。最后取一小杯慢慢倒入，輕柔品其茶水，只需一杯，便可使身心舒暢。而“工夫茶”指的是上等的紅茶，和“功夫茶”那種繁復的泡茶方式有很大的差別，“工夫茶”的英文名稱為congou，這是根據外國詞典的翻譯得來的。“工夫茶”的意思為“akindofblackteafromChina”，中國紅茶中的一種。因此對這兩者需要進行仔細的區分，特別是“工夫茶”，congou這樣的翻譯對于外國的消費者或許難以理解。除此以外，還有很多花和茶名稱混淆問題。如今市面上售賣很多用來沖泡的干花朵，也稱為茶，比如：茶、玫瑰花茶和桂花茶等等。這些茶具有清香典雅的氣味和顏色，還有解渴化痰的功效，和茶水的功效很相似，因此被稱為茶。但他們不含任何的茶葉成分，僅僅是花泡的水。還有些茶因為其獨特的藥用價值，而被廣泛使用，也被稱為茶，比如桂花茶、玫瑰茶等，這些茶具有明目清肺的功效。這些茶在翻譯的時候，不僅要翻譯出花，還要翻譯出茶，籠統的花茶可以譯為Scentedtea，茉莉茶為Jasminescentedtea，玫瑰茶為rosetea。他們的意思為花的茶，即以花朵為原材料，用以沖泡的方式進行飲用的飲料，因此被稱為茶，這樣的解釋使國外消費者更容易理解。

2.2茶與實物重名

很多茶葉名稱是以現實中存在的事物命名，而這些茶葉的原材料卻和它的名字本身沒有太大關聯，因此會引起歧義。比如福建的水仙茶，很多國外翻譯學者將水仙茶用茉莉花茶的翻譯方法，采用直譯的方式翻譯出來，翻譯為narcissustea。這種翻譯方式曲解水仙茶的意義，水仙茶不是用水仙花泡的茶，也和水仙花沒有任何的關聯，而是和水仙茶的發現地有關。水仙茶是在福建的閩北發現的，這種茶在當時為野生茶苗，經過幾代的培育以后，逐漸形成品質優良的烏龍茶品種。因為閩北的“桃”字和水字的發音很像，那么水仙茶自然而然的被稱為水仙茶。國外學者對水仙茶的翻譯是錯誤的，正確的譯法應該仿照普洱茶的翻譯，采用拼音加英語的方式，譯作Shuixiantea更為合適。

2.3茶名不含茶

還有一類茶，比如上面所說的：君山銀針、信陽毛尖、黃山毛峰、都勻毛尖、六安瓜片等等，這些茶的名字中都沒有茶字，他們大多是根據茶葉的形狀來命名。因此國外學者在翻譯時候，除要翻譯出他們的外形以外，還要在后面加上茶，也就是英文的tea。這樣消費者在購買茶葉的時候，不僅知道茶葉的外形，而且知道所購買茶葉的種類和茶的特征，有利于我國的茶文化宣傳。與此有同樣特點的是西湖的龍井，西湖龍井的名字后面也沒有茶字，而且西湖龍井的由來也不是因為“龍和井”。龍井是西湖邊上一個山村的名字，這個村子主要的農作物就是茶葉，因此這個村子所產的茶也叫龍井茶。而如今的國外學者把龍井茶翻譯為“DragonWell”，一方面嚴重曲解龍井茶原來的意思，另一方面也使國外的消費者對這種茶葉產生誤解。因此本文建議，龍井茶的名字具有古樸雅致的特點，翻譯時候不妨采用直譯的方法，譯作“longjingtea”，更能表達龍井茶的味道和特點，也使消費者學會中文龍井茶。

3茶業術語翻譯對策

3.1靈活使用翻譯方式

茶葉命名需要考慮產地、形態、顏色、味道和歷史典故等多方面因素，因此茶葉名稱的翻譯也需要綜合多種特征進行翻譯，目前最常使用方法有三種：直譯法、音譯法和意譯法。但這些方式遠遠的不能解決茶葉命名的難題，因為有些茶葉名稱不僅包含一方面的特征，有些甚至有超過兩方面特征的考慮，因此要想翻譯出中文博大的文化內涵顯然是困難的。目前能夠較好的翻譯出茶文化內涵的方式為注釋法。注釋法即先進行直譯、音譯或者意譯，然后在商品的下面或者后面添加注釋的方式，來闡明這種茶葉的名稱和特性。最好是這三種方式的恰當運用，互為補充，才能真正翻譯出茶業術語的精髓。

3.2茶文化背景學習

茶術語翻譯不準確，關鍵在于國外許多學者對中國茶文化的了解較少，不能體會漢語背后的深層含義。國外關聯理論大師Gutt講到，若想較好進行思想的傳授，那就不僅要考慮字面上的含義，也要考慮字面背后的深層含義，甚至是地域語言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口譯或筆譯都需要做到這一點，中國人在翻譯上講究信達雅，“信”則不能違背原文本意，“達”應該挖掘原文深層含義，“雅”指文章要古樸端莊，高雅脫俗。因此學者在翻譯茶文化相關術語的時候，應該努力學習中國傳統的茶文化；對每一個地區的每一種茶，進行歷史淵源、生物習性和外形顏色味道等多方面的調查，掌握充分的資料，然后才能進行翻譯。很多茶的名稱和它本身的含義沒有太大關聯，因此翻譯的時候切忌囫圇吞棗，完全按照字面意思翻譯，使消費者產生誤解。

3.3注重消費者理解

出口貿易茶業術語翻譯還要考慮英語母語地區的語言習慣，因為我們的主要消費群體為以英語為母語地區的消費者，因此傳達語言要以英文常用詞語和語法為主。對于漢語言中存在那些抽象的意象和元素，我們需要努力尋找英文中與其相對的參照物，再結合以英語為母語地區消費者的語言習慣，翻譯出簡潔明了的藝術效果。對于那些實在用幾個詞語無法翻譯出全部意義的茶業術語，我們可以在商品的后面加上小的注釋，方便消費者進行了解和選擇。這樣的做法，一方面為減小消費者理解難度，另一方面也為茶文化宣傳，最重要的是品牌效益形成，我們要建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茶葉品牌。

4結語

東西方文化差異，使得茶業術語的翻譯困難重重，特別是出口貿易亂象頻出，眾口難調。茶業術語翻譯主要是為出口貿易的平穩進行，最終是為增加茶葉產業在全球的知名度，建立知名茶葉品牌，以及保持茶葉產業經濟的長久平穩增長。所以茶業術語的翻譯應該綜合幾個方面的因素，包括我國傳統茶文化的考慮，國外消費者的接受程度和品牌效益發揮等等，只有做好這幾個方面，茶葉出口貿易才能有大的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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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2-0268-03

2009年中國出口貿易額達到1.2萬億美元，成為全球貿易最大出口國。但同時，中國也成為各國實施貿易保護的重點目標。據統計，連續十五年來中國是遭受反傾銷案件最多的國家，對中國出口貿易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為了量化反傾銷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效應，本文在貿易引力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反傾銷與貿易出口之間的定量關系模型，實證分析了反傾銷對中國出口貿易的長短期沖擊效應。

一、貿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

1962年，Tinbergen將物理學中的萬有引力模型第一次運用到國際貿易研究領域，并建立了貿易引力模型。丁伯根貿易引力模型基本思想：

Xij=K■ （1）

其中：Xij 是i國向j國的總出口額；Yi與Yj是i國與j國的GNP；Dij是指兩國之間的距離；K，e是常數，a、b為參數。該模型含義：兩國之間的貿易額與兩國的經濟總量成正比，與兩國之間的距離成反比。

貿易引力模型在實際運用中通常將方程（1）轉化為對數線性形式（2）：

LogTij=a+a1LogYi+a2LogYj+a3LogDij+a4Xij+uij （2）

二、本文模型構建及其數據說明

本文在貿易引力模型的基礎上建立模型研究中國出口貿易和反傾銷之間的定量關系。過去學者主要把兩國之間的距離作為衡量貿易的成本，由于科技的創新、電子商務的普及，兩國之間的距離代表貿易成本已經不太合適了，為了使傳統貿易引力模型更具現代意義，考慮到貿易保護無疑增加了兩國之間的虛擬距離，對兩國擴大貿易形成了障礙，所以本文用反傾銷數據對兩國之間的貿易距離進行替代，從而衡量反傾銷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在模型（1）的基礎上，本文構建的具體貿易引力模型如（3）：

Ln（EXCt）=a0+a1Ln（GDPCt）+a2Ln（GDPWt）+a3Ln（ADCt）+■t （3）

其中：a0是常數；a1、a2、a3是參數；EXCt代表中國t年對世界的出口額；GDPCt代表中國t年國內生產總值；GDPWt代表全世界t年國內生產總值；ADCt代表t年中國遭受最終反傾銷次數。■t代表方程回歸殘差。

為了統一各變量數據，本文選取1995―2009年的各變量數據進行多元回歸。其中，EXCt、GDPCt 、GDPWt、數據來自于中國經濟統計年鑒；采用ADCt數據的主要原因是1995年以來中國連續十五年成為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具體數據（見下頁表1）：

三、模型的相關檢驗

為了避免對不穩定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而出現偽回歸，在回歸之前先對模型中的EXCt、GDPCt、GDPWt、ADCt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平穩性時所采用的方法為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檢驗，具體檢驗結果（見下頁表2、表3）：

檢驗結果表明，中國對外貿易出口Ln（EXCt）、中國國內生產總值Ln（GDPCt）、世界國內生產總值Ln（GDPWt）、中國遭受最終反傾銷數額Ln（ADCt）的原始序列均為非平穩序列，不能直接進行回歸分析。所以，對上述非平穩序列的原始值變量再進行一階差分，如果不存在單位根說明時間序列為平穩序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中國對外貿易出口Ln（EXCt）、中國國內生產總值Ln（GDPCt）、世界國內生產總值Ln（GDPWt）、中國遭受最終反傾銷數額Ln（ADCt）在進行一階差分后變成平穩序列，是1階單整序列。

四、反傾銷對中國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

由于原始數據的不平穩，本文只能通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才能避免出現偽回歸。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的方法主要包括Engle-Grange兩步法以及直接估計法。本文主要采取直接估計法進行模型建立。

用打開誤差修正項括號的方法直接估計誤差修正模型，適當的估計式為（4）：

ΔLn（EXCt）=14.904+0.295ΔLn（GDPCt）+0.294ΔLn（GDPWt）-

0.408ΔLn（ADCt）+0.852Ln（EXCt-1）-0.921Ln（GDPCt-1）-1.096Ln（GDPWt-1）-

0.308Ln（ADCt-1） （4）

R2=0.875 R2=0.729 D.W.=2.314 F=6.007

為了同時獲得長短期彈性，本文在模型結果的式子上進行改動，獲得長短期彈性。可寫成誤差修正模型的形式如（5）、（6）、（7）：

ΔLn（EXCt）=0.294ΔLn（GDPCt）+0.852[Ln（EXCt-1）+17.493-1.081Ln（GDPCt-1）+0.345ΔLn（GDPWt）-0.479ΔLn（ADCt）-1.286Ln（GDPWt-1）-0.405Ln（ADCt-1）] （5）

ΔLn（EXCt）=0.294ΔLn（GDPWt）+0.852[Ln（EXCt-1）+17.493-1.286Ln（GDPWt-1）+0.346ΔLn（GDPCt）-0.479ΔLn（ADCt）-1.081Ln（GDPCt-1）-0.362Ln（ADCt-1）] （6）

ΔLn（EXCt）=-0.408ΔLn（ADCt）+0.852[Ln（EXCt-1）+17.493-

0.362Ln（ADCt-1）+0.346ΔLn（GDPCt）-1.081Ln（GDPCt-1）+0.345ΔLn（GDPWt）-1.287Ln（GDPWt-1）] （7）

從輸出結果看，模型運行基本正常，與預期基本吻合。

第一，從模型結果（1）式可以看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C對中國貿易出口額EXC有正向推動作用，符合貿易引力模型基本假設。但從顯著性方面看，短期Ln（GDPC）的t檢驗都是小于1，說明變量短期不顯著，而滯后一階Ln（GDPC）的t檢驗都大于2，說明變量長期顯著。這種現象符合經濟規律，正好說明了中國GDPC對中國貿易出口的推動作用具有長期性以及滯后性，尤其長期作用顯著。其中，Ln（EXC）關于Ln（GDPC）的短期彈性為0.295，長期彈性為1.081，從長期看，中國GDPC每增加1%，中國EXC就增加1.081%，而短期不顯著。

第二，從模型結果（2）式中可以看出，世界國內生產總值GDPW對中國貿易出口額EXC有正向推動作用，其作用形式類似于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C對中國貿易出口額EXC有正向推動作用，Ln（GDPW）也是短期不顯著，長期顯著，也具有長期性和滯后性。結果顯示，Ln（EXC）關于Ln（GDPW）的短期彈性為0.294，長期彈性為1.286。從長期看，世界國內生產總值GDPW每增長1%，中國EXC就增長1.286%，而短期不顯著。世界國內生產總值GDPW相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C而言，GDPW對中國外貿出口額的影響程度大于GDPC對中國外貿出口額的影響程度，比較符合現實狀態，說明中國外貿依存度依然很高，內需不足。

第三，從模型結果（3）式中可以看出，反傾銷變量對中國貿易出口額EXC有負向作用，表明反傾銷對中國出口貿易有抑制作用，與現實吻合。從模型結果中可明顯看出，短期反傾銷數ADC相當顯著，長期也顯著，但弱于短期。這說明中國企業在遭遇反傾銷制裁后，產品受到抵制不能出口，短期迅速失去市場，減少出口額，而由于中國應對反傾銷，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都相對的滯后，很多企業不注重信息的搜集，有些產品已經受到反傾銷的制裁了，可是有些企業還在生產，最終無法出口，同時，由于中國產品遭受最終反傾銷措施，在很長時間內，其他國家會采取類似的手段對中國同種產品進行反傾銷，產生“效仿效應”。結果顯示，Ln（EXC）關于Ln（ADC）的短期彈性為0.408，長期彈性為0.362。可見，短期彈性強于長期彈性。在短期內，中國遭受反傾銷案件ADC每增長1%，中國貿易出口額EXC就減少0.408%；長期內，中國遭受反傾銷案件ADC每增長1%，中國貿易出口額EXC就減少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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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本文接受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11YJC790073）；南京審計學院人才引進項目（NSRC10009）資助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2月28日

一、引言及文獻回顧

最新發展的異質性貿易理論指出，一國的出口增長是由其出口貿易的深度邊際和廣度邊際增長共同實現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和深度邊際實質上是對出口增長進行結構性分解，這種結構性分解方法對理解一國出口增長的質量、平穩性和可持續性具有重要意義。貿易自由化對國際貿易的二元邊際的影響是當前國際經濟領域中的一個重要研究議題。由于貿易自由化往往與一國的貿易政策密切相關，深入探討貿易自由化對出口廣度邊際和深度邊際的影響，對于一國貿易政策的制定、評估和修正具有重要意義。

區域貿易協定中雙邊關稅的削減、制度協調安排等機制可以有效降低雙邊貿易中的貿易成本以及相關的不確定性。這些機制被普遍認為是促進國際貿易廣度邊際增長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不同的區域貿易協定在涵蓋范圍以及自由化程度上存在差異，所以區域貿易協定是否促進了成員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增長以及程度大小上的經驗研究結論并不一致。Redding（2010）指出，單邊、多邊和優惠貿易協定等不同的貿易自由化方式對一國的福利效應具有顯著的區別，原因在于不同的貿易自由化方式會對異質性企業產生不同的影響。Dutt，Mihov and Zandt（2011）利用經典的引力模型實證分析了以多邊貿易自由化與區域貿易自由化對出口貿易的廣度邊際和深度邊際的影響。其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WTO提高了成員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而區域貿易協定則在降低成員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同時提高了其出口貿易的深度邊際，甚至區域貿易協定對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負面影響的程度超過了其對出口貿易深度邊際的積極影響。而Foster，Poschl and Stehrer（2010）以經典引力模型為基礎并運用配對技術方法的實證研究結果則顯示，區域貿易協定對成員雙邊貿易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時成員間雙邊貿易增長主要是通過廣度邊際實現的。Berthou and Fontagne（2008）以法國企業層面的數據實證研究了歐元區的成立對法國出口廣度邊際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錢學鋒等（2010）在Chaney（2008）建立的“扭曲”的引力模型基礎上，實證分析了中國出口貿易二元邊際及其影響因素。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是中國簽訂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研究CAFTA對中國出口貿易的效應對今后我國新FTA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目前，針對CAFTA對中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影響的研究較少，已有的研究無論是采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還是采用引力模型方法，大多認為CAFTA促進了我國出口貿易的增長，但都沒有對中國向CAFTA伙伴國出口的總量增長進行結構性的分解。這就使得它們不能有效解釋自由貿易協定對中國出口增長影響的微觀結構及其福利含義。本文在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框架下，借鑒Chaney（2008）構造的“扭曲”的引力模型，對我國2000～2009年HS-6位數產品出口貿易面板數據進行檢驗，實證分析CAFTA的建設對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影響。

二、經驗研究

（一）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測度。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數據的可得性，不同學者對出口廣度邊際的定義具有一定的差別。Pacheco and Pierola（2008）綜合地理因素與產品的視角，認為出口廣度邊際主要是指建立起一種新的貿易關系。具體包括三種情況：一是新產品老市場；二是老產品新市場；三是新產品新市場。Bernard et al.（2009）則根據企業層面的貿易數據，將出口廣度邊際定義為由于企業進入或退出而引致的貿易變化。鑒于本文所使用的數據為2000～2009年HS-6位數的細分產品貿易數據，故采用產品種類的角度來定義出口廣度邊際。同時，考慮到我們研究的是雙邊層次上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因此將“新產品新市場”界定為出口廣度邊際。具體而言，若2000年沒有產品j從中國出口到o國，但在2009年有產品j從中國出口到o國（N■■），那么出口廣度邊際N定義為：N=■N■■。

（二）計量模型。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3）指出，經典的引力模型假定同質性企業和消費者具有種類偏好，從而使所有產品都能夠進行國際貿易。因而，在經典引力模型中并不存在貿易的廣度邊際。尤其是現有引力模型所估計的國家樣本往往只考慮了雙邊具有正的貿易流量，忽略了零貿易，從而使其估計結果存在偏差。Chaney（2008）構建了一個多邊非對稱的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并推導出一個“扭曲”的引力模型：

X■■（?準）＝

?滋h×■×■■×f■■■，0，otherwiseif ?準≥■■（1）

其中，X■■代表i國的h部門向j國的出口量；Y、Yi、Yj分別代表世界、i國和j國的經濟規模；w■代表工人生產率；?子■■、f■■分別代表可變貿易成本和固定貿易成本；?茲■■為多邊阻力項；?滋、?酌、?滓為外生的參數，分別代表消費者對產品h的消費份額、企業異質性參數和產品間的替代彈性。當部門h內的企業生產率水平大于門檻生產率（■■）時，國家i的部門h向國家j的出口量為正，否則出口量為0。

錢學鋒等（2010）把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用企業數量代替，根據式（1）推導出如下出口廣度邊際（Nij）：

Nij＝■■×■f■■×■■ （2）

由式（2）可以看出，企業異質性參數?酌越大（企業間生產率差異質性程度越低），則貿易成本、工人的生產率及多邊貿易阻力的效應越強，即行業內企業生產率異質性程度越低，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影響因素的效應越明顯。

我們在式（2）的基礎上加入代表國家間是否達成區域貿易協定的虛擬變量（RTAij）構造如式（3）所示的計量方程：

Nij＝?琢0＋?琢1lnyi+?琢2lnyj＋?琢3lnwi＋?琢4ln?子ij＋?琢5fij＋?琢6ln?茲j＋?琢7RTAij+?著 （3）

式（3）中?著為殘差項；其他變量與式（1）含義相同。

（三）變量與數據

1、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將2000年出口量為0而2009年出口到某個國家的量為正的某種產品作為參照，依次考察2000～2009年各年該產品是否由中國出口到該國，如果出口量為正，則該出口值作為出口的廣度邊際，如果沒有出口，則該值為0。該值以水平值的形式進入回歸方程。

2、經濟規模。本文使用東盟5國GDP總量（GDPj）和中國的GDP總量（GDPc）來衡量其經濟規模，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以對數形式進入回歸方程。預期經濟規模對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為正。

3、出口目的國生產率水平（ln PROj）。由于我們難以獲得各國的工人工資率的具體數據，因此我們采用勞動生產率水平來替代工人工資率。以各國每工人的產出代表其勞動生產率水平，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以對數形式進入方程，根據式（2）其符號預期為負。

4、可變貿易成本（ln DISTij）與固定貿易成本（ln freej）。參照通常的做法，將雙邊地理距離代表可變貿易成本。我們以中國與東盟5國首都之間的直線距離作為可變貿易成本，數據來源于Winglobe2.1軟件。以對數形式進入方程，預期符號為負。固定貿易成本，參照錢學鋒等（2010）的做法，使用The Heritage Foundation出版的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中提供的各國總體得分來衡量東盟5國的固定貿易成本，該得分越高，則該國的固定貿易成本越低。以對數形式進入方程，預期符號為正。

5、多邊阻力（ln mrj）。參考Kancs（2007）將多邊阻力重新定義為?茲■■■■■（Y■/Y）?準■。假定兩國間存在對稱的貿易成本（?準■＝?準■），并且一國的內部貿易成本為0（?準■=1）。參考Head and Mayer（2004）推導出的貿易自由度計算公式：

?準od=■ （4）

式（4）中E■、E■分別為從o國向d國的總出口和從d國向o國的總出口；E■、E■分別表示o國和d國的國內銷售，等于國內總產出減去其總出口。依據以上多邊阻力的定義和貿易自由度計算公式（4），我們可以計算得到東盟5國的國際貿易多邊阻力值。以對數形式進入方程，預期符號為正。

6、區域貿易協定（RTAij）。當中國與東盟5個國家間有區域貿易協定時，該變量值為1，否則為0。如前所述，區域貿易協定這一虛擬變量反映了以一國貿易自由化程度得分所代表的固定貿易成本和以地理距離所代表的可變貿易成本之外的如區域貿易協定中的制度協調、關稅削減等制度安排所帶來貿易成本降低的效應。因此，我們預期該變量的系數為正。

（四）估計方法與回歸結果。為研究行業內企業間生產率異質性程度對貿易成本下降所引致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增長的影響，我們采用OECD（2003）根據行業技術水平差異的分類方法，將制造業行業分為高技術行業、中高技術行業、中低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等四個行業，同時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1998～2007）所提供的企業層面的數據，以企業人均工業增加值代表其勞動生產率水平，分別計算了以上四個大類行業內企業間生產率異質性程度（以行業內企業間人均工業增加值標準差在2000～2007年平均值的對數表示）。為避免使用引力模型進行貿易流量估計時損失零點貿易數據，通常的做法是采用雙邊貿易流量以ln（1+Tij）形式進入方程，但正如Santos-Silva and Tenreyro（2006）所指出的，這種處理方式在存在異方差的情形下將產生不一致估計的缺陷，因此他們建議采用PPML估計方法以避免不一致估計的問題。我們參照他們的建議，采用PPML方法對回歸方程進行估計，表1報告了回歸結果。（表1）

（五）穩健性檢驗。為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我們重新定義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為：2000年中國沒有向國家o出口產品j，而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三年內連續有產品j向該國出口。然后，再依次考察2001～2009年各年該產品是否由中國出口到該國，如果出口量為正，則該出口值作為出口的廣度邊際，如果沒有出口，則該值為0。該值以水平值的形式進入回歸方程。按照重新定義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我們仍使用PPML方法對式（3）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表2）

通過重新定義出口貿易廣度邊際，使用相同的方法進行回歸后，我們發現所有變量的符號和顯著性沒有改變，表明表1中的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

（六）回歸結果分析

第一，與經典的引力模型相同，出口目的地的經濟規模和出口國的經濟規模對出口廣度邊際有正的影響。其中，高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出口廣度邊際受出口目的地經濟規模的影響為正，但其統計上不具有顯著性。而中等技術水平行業（包括中高技術水平和中低技術水平）的出口廣度邊際受出口目的地經濟規模影響為正，且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出口國的經濟規模對不同技術水平行業的出口廣度邊際具有積極的影響。這一結果與Frankel，Stein and Wei（1995，1996）所指出的“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會引致貿易品種數較大的擴張”的發現相一致。這意味著，我國在選擇貿易伙伴國時，與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簽訂自由協定，對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增長更加有利。

第二，固定貿易成本（以出口目的地經濟自由程度的得分代表）對不同技術水平的行業具有負面影響，即出口目的地的經濟自由程度越高，則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越大。這可以從以出口目的地的經濟自由程度得分表示的固定貿易成本的回歸系數為正反映出來。從這一點來看，通過具有約束性的貿易協定安排，降低我國出口企業在出口目的地所面臨的固定成本具有積極的意義。

第三，可變貿易成本（以地理距離代表）對不同技術水平行業的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與固定貿易成本相似，其對不同技術水平行業均具有負面影響。但是，從統計顯著性上看，可變貿易成本對中低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的影響較為顯著，而對高技術行業及中高技術行業的影響不具有顯著性。這反映了高技術行業和中高技術行業由于具有較高的附加值，從而可以部分吸收這部分成本有關。從這一結果看，隨著我國制造業技術水平的不斷升級，選擇自由貿易協定伙伴時，可以突破地理臨近的限制，在更廣的范圍內來尋找理想的FTA伙伴國。

第四，多邊阻力項對我國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為正，即出口目的地國家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阻力越大越可能促進與我國之間的貿易。同樣，中等技術水平行業的影響在統計上是顯著的，而高技術水平行業和低技術水平行業的影響則不具有顯著性。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制造業發展階段的現實，同時也提醒我們在建設自由貿易區時實現“深度一體化”以促進我國高技術行業出口的必要性。

第五，高技術水平行業和中高技術水平行業的出口目的地的生產率水平的回歸系數為正，而中低技術水平行業和低技術水平行業的該項回歸系數為負。這主要反映了出口目的地的勞動生產率水平越高則其對高技術水平和中高技術水平產品的需求較多，而對低檔產品需求較少的現實。我們認為與已有的研究結果所顯示的“出口目的地生產率水平與出口廣度邊際負相關”存在差異的原因在于，我們的樣本中除新加坡外，其他四個東盟國家均為發展中國家，其勞動生產率水平與我國相差不大，其對我國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需求方面，而與已有研究中發達國家與我國勞動生產率差異明顯，而主要體現在供給方面存在差異。

第六，雙邊間是否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對我國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均為正，且在統計上是顯著的。這反映了CAFTA在降低我國與其他成員國間雙邊貿易的固定成本、可變成本以及不確定性方面具有顯著的作用，進而對促進我國向其他成員國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增長產生顯著的積極影響。

第七，我們通過比較不同技術水平行業的企業間生產率異質性程度以及影響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各影響因素的回歸系數及其顯著性可以看出，企業間生產率異質性程度越大的行業，貿易成本降低對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增長的影響程度越弱。這與Chaney（2008）的理論模型的預測一致。

三、結論

本文基于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框架，利用一個“扭曲”的引力模型和PPML估計方法對CAFTA的實證研究發現，不同技術水平的行業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影響因素既有共同特征又存在差異。

1、出口國和目的地的經濟規模對出口貿易的廣度邊際有正的影響，這一正向影響在不同技術水平行業間是一致的。出口國的經濟規模對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積極影響則是顯著的，因此，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間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對出口廣度邊際具有積極的影響。

2、固定貿易成本對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具有負面作用。固定貿易成本對高技術行業和中高技術行業的負面影響不顯著，而對中低技術水平行業和低技術行業具有較為顯著的負面影響。固定貿易成本可以被高技術行業和中高技術行業的出口廠商部分吸收消化，而中低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則由于其附加值較低，而對固定貿易成本反應敏感，其負面影響較為顯著。

3、可變貿易成本對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具有負面影響。與固定貿易成本相似，中低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的出口廣度邊際受可變貿易成本的影響較為顯著。

4、多邊阻力對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在不同技術水平行業間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出口目的地與其他貿易伙伴間的貿易阻力增大可以較為顯著地促進我國中等技術水平行業產品出口廣度邊際的增長，而高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則沒有從這一變化中獲得額外的恩惠。

5、出口目的地生產率水平對不同技術水平行業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影響表現出不同機制。出口目的地的生產率越高越有利于高技術行業和中高技術行業的出口廣度邊際增長，而中低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則相反。

6、CAFTA無差別地提高了我國向東盟5國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且在統計上具有顯著性。就此而言，自由貿易協定的內容覆蓋范圍越廣、合作程度越深，則越有利于降低貿易成本，越便利于商品、要素的跨國流動，從而越有利于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增長。

最后，企業間生產率異質性程度越高，則貿易成本降低對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影響越弱，這與已有的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模型的結論相一致。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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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Kancs，d’A.，2007，Trade growth in a heterogeneous firm model：Evidence from South Eastern Europe[J].World Economy，30.

[10]Pacheco，A.A.，Pierola，M.D.，2008，Patterns of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tensive and Export Margins[C].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4473.

篇10

關鍵詞：經濟控制論出口貿易經濟系統穩定

改革開放20多年來，出口貿易已經成為拉動我國gdp增長的“發動機”，2005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超過了14000億美元，同比增長20%以上，貿易贏余達到1040億美元。2005年1-10月，出口額同比增長平均達到31.48%，貿易出口額如圖1所示。然而，我國經濟高增長的背后是其對出口貿易不對稱的依賴關系，出口貿易規模不斷擴大的背后是頻頻發生的貿易糾紛。

由于不斷遭受各國貿易制裁，促使我國政府采取部分的對沖政策，如提高利率，降低對房產的貸款等等，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通過信貸緊縮，可以實現順差的均衡，但這是以失業率的增加為代價的。資本的不可自由流動性限制了市場作用，另一方面，行政的管制與壟斷促進更多的企業選擇出口，因此，分析出口貿易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具有現實而長遠意義的。

我國出口貿易模型

目前由于我國國內資本流動性較差，本文采用固定匯率，同時由于建模需要，假設貨幣凈流量只與外匯儲備增減相關。根據現實情況，做出以下假設：固定匯率；出口乃外生變量；貨幣信貸增減值為常數。

yt=ht①，yt代表t時期的國家收入，ht代表t時期的貨幣流量。

xt=x0+x*yt-1②，xt代表t期的出口，x代表邊際出口傾向,yt-1代表t-1期的收入,其中x0、x為常數。

mt=m0+m*yt-1③，mt代表t期的進口，m代表邊際進口傾向，yt-1代表t-1期的收入，其中m0、m為常數。

δht=δrt+δdt④，這個等式說明t期的貨幣凈流量（增減值）等于t期的外匯儲備增減值與t期的貨幣信貸增減值之和。

δrt=xt-mt⑤，這個等式說明t期的外匯儲備來自于t期的凈出口。

yt=ht=ht-1+δht=ht-1+δrt+δdt⑥，此式由以上五個式子經過變換得來。在經濟均上升的情況下，收入等于貨幣流量，而t期的貨幣流量，又等于t-1期的貨幣存量加上t期的貨幣流量增加值。把⑤式再變形可得：yt=yt-1+δht=yt-1+δrt+δdt，把②、③代入⑤，再把⑤代入⑥可得⑦式。

yt=(1+x-m)*yt-1+x0-m0+δdt⑦，此式為模型的狀態方程。把⑦式代入②式，消去yt-1，得此為模型的輸入方程。根據模型，做出系統的結構圖見圖2。

從圖2可以看到，期初貨幣的凈流量以常數形式輸入到系統中，即期初的收入等于期初外匯儲備與期初貨幣信貸增減值之和。以后每期國家收入不斷增加是以前期收入中部分反饋為前提的。

在此模型中，每期國家收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通過其他途徑正反饋為下期收入，另一部分為當期出口貢獻值，這部分會引起國內外匯儲備額的變化，從而影響政府信貸政策，以及國家就業問題等等，所以該系統穩定與否對國民經濟穩定持續發展起重要作用。

模型穩定性分析

根據上節分析，可知系統為：

系統的特征方程為：│λ-1-x+m│=0，對系統穩定性得出以下結論：

當0<1+x-m<1時，系統是漸進穩定的，平衡態為，式中的

為乘數。經濟含義的分析：將0<1+x-m<1改寫為m-1當1+x-m=1時，系統狀態方程變為

yt=yt-1+x0-m0+δdt，此時系統沒有平衡態，整個系統是發散的。

當1+x-m>1時，系統是不穩定的。也就是說當邊際出口傾向>邊際進口傾向時，整個系統處于不穩定狀態。

貿易出口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及對策

由穩定性分析可得，只有當邊際出口傾向<邊際進口傾向時，整個系統才能趨于穩定。目前我國實際是處于邊際出口傾向>邊際進口傾向的不穩定狀態，2005年的高額貿易順差把國家帶入了貿易摩擦的高發期，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國實行國別貿易、出口產品產業結構低端化，例如我國對美國、歐盟出口的產品占總貿易額比重過大，且出口到這些發達國家的都是紡織品、服裝等處于夕陽產業的產品，而從美國、歐盟進口的都是電子、機電等高科技產品，雖然在世界零售市場上隨處可見“中國制造”的終端產品，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認為中國是出口大國，但這些產品在國外都處于夕陽產業，不會給發達國家經濟結構造成威脅，而美國和歐盟之所以以保護傳統產業名義對我國發起各色貿易調查，最終目的是逼迫我國進一步開放市場。針對這些現象，筆者認為政府必須采取得力措施：

完善貿易救助機制

目前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加快建設與貿易摩擦相關的產業損害預警機制，完善應對貿易摩擦的快速反應機制，改進與反傾銷、反補貼及貿易壁壘相關的法規體系，建立以企業和工業行業協會為應對貿易摩擦主體的新機制。對于紡織品、打火機等出口量大、價格低廉的產品，應借鑒國外成熟的貿易救助經驗，結合我國實際國情，采取符合國際慣例的有效措施，并隨時做好對外交涉和應訴的準備工作。目前，我國已建立了汽車、鋼鐵、化肥三個行業的產業損害預警機制，在此基礎之上，應加快建立電子信息產品、農產品等重點產品的產業損害預警機制，提高預警能力。

優化出口產品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