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貿易條件理論，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認為獲取資源的優化配置效應是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首要理性。關于自由貿易區對資源配置的影響可以用圖1加以簡單說明。

圖1是一個自由貿易區的局部均衡分析，假設世界有三個國家：本國（H），本國潛在的盟國（F）及代表世界其余國家的第三國。左圖代表本國，Dh與Sh分別代表本國某種商品的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在封閉經濟條件下，本國的價格是Th。假設國際市場價格為Pw，由于國際市場價格遠遠低于本國封閉經濟條件下的價格，因此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根據比較優勢，本國屬于該種產品的進口國。現在假設本國為保護本國生產者的利益，維持本國對該種產品的生產，征收禁止性的從量關稅PwTh，征收關稅后本國的價格為Th。右圖代表本國潛在的盟國，Df和Sf分別代表盟國對該種商品的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盟國的價格是Tf。由于與本國一樣，國際市場價格低于盟國封閉經濟條件下的價格，因此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盟國也是屬于該種產品的進口國。現在同樣假設盟國為保護其生產者的利益，維持對該種產品的生產，也征收禁止性的從量關稅PwTf，征收關稅后盟國的價格為Th。

現在假設本國打算與F國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形式，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謀取資源優化配置的利益。假設兩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后各自對非成員國維持的關稅仍為原來的禁止性關稅，只是內部取消了相互的關稅。由于本國的關稅水平高于盟國的關稅水平，所以本國與盟國形成自由貿易區初期，本國的價格肯定高于盟國的價格，這樣就會形成盟國的產品向本國流動的動力，產品的區內流動會導致本國的價格下降，但價格的下降具有界限，最低價格為Tf，原因是本國的進口來源是盟國，而盟國的最低價格為Tf。要知道本國最后的價格為多少，關鍵在于確定本國市場的供給。由于本國的價格間于Th與Tf之間，而且只要本國的價格高于Tf，盟國的產品就會全部供給本國市場，所以本國與盟國形成自由貿易區后，本國市場的供給實際上就是兩國市場的供給之和。圖中的Sh+f就是兩國供給曲線的橫向加總，也是本國市場的實際供給曲線。本國市場最后的價格取決于Sh+f與Dh的交點的位置，如果交點處所對應的價格高于或等于Tf，則該價格即為最后的價格，相反，如果交點處所對應的價格低于Th，則最后的價格即為Tf。在此為方便分析，假設Sh+f與Dh的交點處所對應的價格恰好是Tf。由于本國與盟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后價格由Th降為Tf，消費者剩余的增加為梯形ThABTf的面積，生產者剩余的減少了梯形ThACTf的面積，由于政府原來沒有關稅收入，所以社會凈福利增加了三角形ABC的面積，新增加福利皆來源于自由貿易區的貿易創造。其中ABD為消費效應，即由消費者以較低的價格增加了一部分消費數量所引起，ADC為生產效應，即由較低成本的進口替代了一部分較高成本的國內生產所引起。對于盟國來講，其市場價格始終為Tf，其出口并不會導致其國內價格上升，因為一旦價格高于Tf，其國內的消費者就會轉而消費第三國的進口產品。在例中，盟國的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相比建立自由貿易區以前均沒有發生變化，但盟國的社會福利也會得到改善，原因是盟國消費者的消費全部來源于進口，消費數量為Q1，由于政府得到了為面積為TfEFPw的關稅收入，此即盟國加入自由貿易區的凈社會福利增加額。

以上的分析表明，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是自由貿易區兩個重要效應，前者有助于改善福利，后者則會導致福利的惡化，自由貿易區能否改善成員國的福利，關鍵取決于自由貿易區的貿易創造能力，貿易創造型能力越強就越有可能改善成員國的社會福利。但現在的問題是，本國如果不是采用跟盟國結成自由貿易區的形式，而是采用方面削減關稅的形式，同樣能達到甚至會超過自由貿易區的收益。在圖1中，如果本國將關稅由Th削減至Tf，本國的凈收益為增加額同樣為三角形ABC的面積。這實際上就提出了一個國家在走向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為什么通常采用構建自由貿易區而不是單方面削減關稅的經濟理性問題。

貿易條件與發展中國家構建自由貿易區的經濟理性

僅僅從資源配置的角度顯然無法解釋以上所提出的自由貿易區的經濟理性問題，根據經濟研究通常的思路，解釋這一問題的途徑就是從改變模型的基本假設條件入手。在第一部分的模型中隱含著一個重要假設：本國與盟國都是小國，這意味著兩國構建自由貿易區前后對貿易條件沒有任何影響。

自由貿易區的貿易條件效應可以用圖2加以分析，假設整個世界有三個國家組成：本國、本國潛在的盟國和由世界其余國家組成的第三國。本國和潛在盟國是進口X產品，出口Y產品，Oh和Of分別為本國和潛在盟國的提供曲線，為方便分析，假設初始情況下兩國的貿易提供給曲線正好重合。第三國出口X產品，進口Y產品，Ow為第三國的貿易提供曲線。X和Y的相對價格就由本國、盟國及第三國的貿易提供曲線共同決定，假設初始情況下，世界市場用Y產品表示的X產品的相對價格為P0（即本國的貿易條件），此時本國的社會福利水平可以用貿易無差異曲線U0代表，盟國的情況跟本國一樣。現假設本國為保護本國的生產者，對X產品的進口征收某一數量的關稅，征稅的結果是本國的提供曲線Oh向內移動，現假設移動至Oh'，貿易條件相應變為P1，對本國來說意味著貿易條件的改善。在P1貿易條件下，本國的社會福利水平由貿易無差異曲線U1所代表，顯然與自由貿易相比，本國的社會福利水平得以提高（F國的福利水平圖中也得以改善）。這種提高顯然純粹來源于貿易條件的改善。現假設本國潛在的盟國跟本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也相應將關稅提高至本國的水平，這樣盟國的貿易提供曲線移動至Of'，與本國的貿易提供曲線Oh'正好重合。此時貿易條件演變為P2，兩國新的福利水平由貿易無差異曲線U2代表，相比本國單方面提高關稅來說，兩國的福利水平得以進一步提高。這意味著獲取貿易條件的改善通常會成為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經濟理性。如果此時本國單方面削減關稅，貿易條件將會惡化，福利水平也會相應降低。

普雷維什和辛格早在1950年首先提出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貿易條件持續惡化，后來又有經濟學家對此進行基于不同樣本和時間序列的計量分析，發現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貿易條件惡化的現象。辛格等在20世紀90年代重新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進行回歸分析，指出即使是發展中國家的制成品貿易條件也呈惡化趨勢（Singer,1999）。關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狀況，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考察。

首先，從在發展中國家出口中占據重要比例的初級產品的角度考察。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相對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而言，呈現出長期惡化的趨勢。這一點得到有關學者和機構的證實。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29%。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4年的一份報告中也指出，1968-1987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52%。1957-1982年間，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相對于發達國家制造業出口產品的貿易條件下降了32%，這一惡化體現在四類主要的初級商品上：糧食下降了21%、飲料下降了28%、農業原料下降了45%、金屬下降了28%。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相對發達國家的初級產品來說，其貿易條件同樣也在惡化。漢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間，發達國家的初級產品單位價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價格則年均下降了1.82%。聯合國在2000年1月的統計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價格指數分別下降了25%和58%。隨著大批發展中國家加入初級加工品生產領域，從1980至1999年間，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價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價格下降35%，非食用類農產品價格下降了30%，礦物價格下降了45%。

其次，從在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中占據同樣重要比重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角度考察。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越來越多的國家卷入世界貿易體系，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也由初級農礦產品與工業制成品的貿易轉向勞動密集型產品對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交換。但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并沒改善，而是繼續呈惡化趨勢。漢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為該論點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他們通過對29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1965-1985年期間出口制成品貿易條件的變化情況進行的統計分析表明，這29個國家出口制成品的價格指數年均下降0.65%。

最后，從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長期趨勢考察。世界銀行在《1997年世界發展指標》中指出，1980至1995年間，低收入國家的商品貿易條件（NBTT）和收入貿易條件（ITT）都呈下降趨勢：如果以1987年為100，那么這兩項指標分別從121和105下降為91和89。這意味著，即使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信息時代，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的趨勢還會延續。這種延續將體現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制成品與發達國家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與發達國家的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知識產品與發達國家的成熟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綜合上述，我們可知，貿易條件持續惡化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個基本現狀，發展中國家采用區域經濟一體化而不是單方面削減貿易壁壘的形式走向自由化的經濟理性，主要是基于貿易條件方面的考慮。

參考資料：

篇2

中圖分類號：F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5-0-02

從整體上來看，近年來中國的貿易條件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國貿易條件變動情況研究、影響我國貿易條件的綜合影響因素分析以及對中國與貿易伙伴國的貿易條件比較研究。本文經過梳理將這些研究主題劃分為以下四類：1.貿易條件變動趨勢及其原因分析；2.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分析；3.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貧困化增長研究；4.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途徑。現綜述如下：

一、貿易條件變動趨勢及其原因分析

國內關于貿易條件的研究比較集中在我國長期的貿易條件發展趨勢方面。從相關文獻中可以看到，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的總體趨勢是不斷惡化的（王如忠1999；趙玉敏2002；朱錦娟2008；黃滿盈2008等），收入貿易條件不斷改善（陳飛翔2005）；單要素貿易條件長期以來以較快的速度增長；關于雙要素貿易條件，多數學者計算了我國與美國、日本、韓國、德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得出90年代以后，我國與美國、日本的雙要素貿易條件日益改善，我國與韓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不容樂觀（胡靖2008 汪素芹2008 張燁2004 王曉婷2008）。很多學者從貿易條件構成、產業機構、FDI、技術進步等不同的角度對貿易條件進行研究后，得出了不同的原因。

1.我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原因分析

幾乎所有的文獻中我們都能找到我國總體的價格貿易條件呈惡化趨勢這一結論。具體到我國的分類制成品貿易條件的分析，我國的初級產品價格貿易條件有所改善，但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長期以來趨持續下降（張海波2006；黃滿盈2002；朱錦娟2008；李漢君2009等），而制成品目前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商品，因而我國總體貿易條件呈下降趨勢。中國屬于人口大國，勞動力供給可以視為無窮大，出口企業主要依靠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獲得自身的競爭優勢，產品附加值低，價格彈性低。目前我國在全球化的生產體系中，我國的生產位于下游，外貿方式也多以簡單的加工貿易為主，所創造的產品附加值低，產品技術含量不高，造成我國的出口產品價格難以快速上漲；而我國進口以高技術的機電產品為主，國外掌握了核心技術，產品附加值高，導致工業制成品的進口價格只上不下，從而導致我國工業制成品的價格貿易條件持續惡化。

都曉巖等（2004）從制度層面分析了我國NBTT惡化的原因，認為舊有的貿易制度和貿易體制是制約我國NBTT改善的根本因素。孫慧（2006）以貿易戰略為立足點，理論上分析了我國80年代以后貿易發展戰略的選擇和轉移情況，認為基于比較優勢下的完全自由貿易戰略是導致我國NBTT惡化的基本原因。

外資企業出口也是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主要原因，初級產品進口是隨工業制品的出口而影響貿易條件的，而外資企業出口對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效應大于其對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效應（韓青，2006）。一方面，外商投資企業在促進我國出口增長的同時，也帶動了進口的迅速增長，導致我國進口品的價格相對提高；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在我國通過利用企業內貿易，采取高價進口中間產品、原材料、機器設備， 而低價出口制成品的策略，以達到轉移價格、減少稅負、轉移資金與利潤，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進口品的價格卻降低了出口品的價格，導致價格貿易條件惡化 。

2.我國收入貿易條件改善的原因

近二十年來收入貿易條件長期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出口貿易數量的激增，尤其在我國加入WTO以后，ITT指數更是加速上升（陳飛翔，2005）。出口數量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是我國大規模的加工貿易產業，其次是我國的出口鼓勵政策（崔津渡2006；朱錦娟2008）。世界經濟的全面增長和各類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積極性的提高也是出口數量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程敏，2006）。可見，出口數量激增和出口鼓勵政策在改善收入貿易條件的同時，也對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產生了深深遠影響。

3.我國要素貿易條件變動原因

早期的文獻研究里，由于數據的不可獲得性，一些學者僅僅研究了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劉志永（2009）在此基礎上，主觀估算了我國的要素貿易條件后，確定我國的貿易條件整體情況。顯然這些分析方法在從整體上來看是片面和不完善的。一方面，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并不能說明我國的貿易利益受損。例如，如果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是由于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所致，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促進我國出口產品供給的同時，雖然惡化了價格貿易條件，但只要其單位出口產品價值的下降幅度低于出口產品數量的增加幅度，我國的出口收入水平仍是會改善的；另一方面，在融入世界一體化過程中，全球的國際貿易量不斷增長，與伙伴貿易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從長期來看都是處于上升趨勢。從貿易雙方利益分配的角度來看，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我國貿易利益受損的事實。因為它并不能說明我國出口產品的實際競爭能力。只有進一步考慮到雙要素貿易條件，我們才能更深入且全面地研究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的變動。

我國單要素貿易條件的長期增長毫無疑問是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在對勞動生產率的計算上，產生了不同的標準來衡量勞動生產率，具體包括：全要素勞動生產率、工業制成品勞動生產率，制造業勞動效益系數（張燁2004）以及要素產出率（王曉婷2009）。無論運用哪種標準來衡量勞動生產率，其勞動生產率的快速攀升都彌補了價格貿易條件指數的惡化。

從雙要素貿易條件看，中國與日本、美國和德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基本上是趨于改善的，但是與韓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的波動則比較大（胡靖2008），甚至處于惡化趨勢（汪素芹2006）。黃勇峰、任若恩（2002）對中美兩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差距進行了實際測度，建立起1985年雙國比較的標準，以表明中國與美國國際競爭力的實際差距和我國價格競爭優勢形成的本質原因。結果顯示，雖然在中美兩國間存在巨大的全要素生產率差距，但由于勞動小時工資率相對于勞動生產率卻大大低于美國的水平，這使我國的產品獲得價格的優勢，相比之下，資本生產率與資本服務價格水平與美國卻大致相當。這其實從側面說明了我們不能對我國與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日趨上升的現狀盲目樂觀。

總體來說，我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勞動力供給豐裕所導致的出口數量的急劇擴張和出口價格的持續偏低引起的；其次，我國的進口產品大多數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并且這些進口產品富有價格彈性。再次，我國的出口加工行業的技術附加值低導致制成品出口價格持續走低；而外商直接投資不僅提高了進口中間產品成本的上升而且壓低了出口產品的價格，并且抬高了進口中間產品、原材料的價格，人為惡化了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最后，我國近十多年來鼓勵出口的政策，導致外貿依存度持續上升，在這一過程中匯不可避免地會忽視出口產品的結構優化，導致出口價格一直上漲持續低迷。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主要在于勞動供給的豐富導致的出口數量的激增。單要素貿易條件在于我國的勞動生產率的持續上升。

二、我國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

在梳理所參考的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中，筆者把影響貿易條件的主要因素歸納為經濟增長、匯率、關稅、勞動生產率、外商直接投資、貿易結構、技術進步和貿易戰略等因素。

事實上，早在1999年，王如忠教授就較早地對我國的貿易條件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 。他從理論上分析了最優關稅、關稅同盟、貨幣貶值、經濟增長、貿易自由化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作用，并且指出：大國征收最優可以改善貿易條件；關稅同盟內部產生的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對各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會產生不同的影響；而一國貨幣貶值只有跟本國的進、出口供給彈性結合起來，才能確定本國貨幣貶值是否會引起本國貨幣同比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不同型態的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效應也不同的。

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方面，謝建國（1999）認為匯率的波動不僅通過進出口商品的供求彈性改善或惡化一國的貿易條件， 而且還通過貶值后的數量效應、結構效應和成本效應對貿易條件產生滯后影響。姚旦杰（2008）、楊娉（2009）認為，匯率變動能夠改善初級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卻使工業制成品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匯率變動對各行業進出口價格的傳遞是不完全的，出口價格的匯率傳遞效應低于進口價格的匯率傳遞效應，但總體上人民幣匯率變動不是導致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主要原因。張學忠（2007）認為長期內，人民幣實際匯率與貿易條件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在短期內，實際匯率對貿易條件有顯著影響，而貿易條件對實際匯率的修正作用并不顯著。

與匯率不同的是，所有學者都肯定了技術進步在貿易條件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武海峰等，2004；陶旺生，2008）；除此之外，貿易結構也是不少學者關注的焦點，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承認我國的產業結構不合理阻礙了我國貿易條件的健康發展（王允貴2004；曾錚、胡小環2005；李漢君、孫旭2009等）。張建華和劉慶玉（2004）將貿易條件變化的大部分原因歸結為產業結構的變化。

黃滿盈（2005）對1980-2004年中國貿易條件的諸多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勞動生產率對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為負，出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關稅及FDI對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為正。并且通過對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分解的結果，指出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確實呈長期惡化趨勢，價格貿易條件的波動性呈遞減的趨勢，這種波動性主要是由“國別價格效應”引起的。

三、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貧困化增長

盡管貿易條件一直作為衡量一國貿易利益的指示器，價格貿易條件長期處于惡化趨勢，我國的貿易利益是否因此受損？我國是否進入了貧困化增長階段？長期以來，這些疑問也一直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爭論的焦點。

張先鋒、劉厚俊（2006）理論上分析了經濟增長、技術進步與我國貿易條件之間的關系，短期內，經濟增長會導致貿易條件惡化；長期來看，我國貿易條件會不斷改善；總體來看，貿易條件可能會呈“U形”變化。單純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不能充分說明我國福利水平的降低。我國目前需要糾正因國內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扭曲導致的貿易條件惡化；林桂軍、張玉芹（2007）通過Sawada （2006）的居民實際人均消費支出作為經濟福利的指標， 運用顯示偏好弱公理來研究經濟福利的變動方向，并通過計算我國年度貿易條件、GDP年損失率、實際人均GDP增長率得出我國的貧困化增長系數，發現盡管價格貿易條件不斷惡化，但我國并沒有出現貧困化增長；謝飛（2003）從理論和實證方面進行了綜合分析，利用Cypher&Dietz（1998）模型分析了由技術進步帶來的動態貿易利益，據此認為當存在技術進步效應時，貿易條件惡化并不一定會產生“貧困化增長”；劉志永（2009）測算我國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和單要素貿易條件的變動情況，估算了我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發現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和單要素貿易條件不斷改善，而價格貿易條件和雙要素貿易條件呈不斷惡化趨勢，據此認為我國雖然目前沒有出現絕對的貧困化增長，但我國有“相對貧困化”增長的可能。

四、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途徑

無論我國是否進入貧困化增長階段，價格貿易條件不斷惡化是個不爭的事實。諸多學者也根據自己所研究的不同的影響因素對癥下藥，探討了改善中國貿易條件的途徑。首先，運用外貿政策、產業政策、外資政策和匯率政策的一攬子政策措施，以改善中國貿易條件（李蕊，2007；于刃剛等，2008）；其次，提高技術水平，加快技術進步，增加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附加值，加強產業鏈的聯系，加快產業結構升級，（趙玉敏等，2002；張宏建，2008；陶旺生，2008；武海峰，2004；張先鋒，2006等），引導外資合理流入我國新型產品的開發中，利用外資帶動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朱廷2007；姚旦杰，2008等）。再次，積極擴大海外市場， 避免出口市場的過度集中。大力發展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如東歐、南美洲、非洲等） 及周邊國家（ 如俄羅斯、韓國、東盟等） 的貿易往來， 使我國的出口市場多元化， 從而減緩主要貿易伙伴國經濟狀況變化帶來的沖擊（孔慶峰等，2007）。

五、存在的問題

首先，國外學術界從普雷維什-辛格命題開始，貿易條件方面的理論研究就一直成為熱點，到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成熟的地步。但這些理論基礎并不是完美無缺的。例如，目前國內外學者僅限于對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進行孤立的研究，未能理清各種貿易條件變動之間存在著的種種內在的聯動機制以及由此反映出來的貿易利益的變動情況。

其次，實證方面大多數學者采用了單一的時間序列的處理方法，這樣就會造成樣本數據比較少，影響分析結果的準確性，尤其存在眾多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里，這一弊端顯得尤為明顯。由于我國對外開放的時間比較短，樣本數據的選取比較有限，這也就成為我國在實證方面的缺陷不可避免。

最后，我們認為對貿易利益的研究，貿易條件僅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對外貿易更多地通過促進本國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以及提高進出口企業生產率方面獲得貿易利益。因此若研究貿易利益方面的問題，應更多關注后者。

注釋：

①朱廷.外國直接投資對東道國貿易條件的影響研究.國際經濟合作. 2007.01.

②王如忠.貧困化增長：貿易條件變動中的疑問[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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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曾利飛.南北貿易模式與中國貿易條件決定模型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9（05）.

[8]劉志永.對外貿易中“貧困化增長”問題及對策分析―基于貿易條件變動趨勢的角度[J].國際經濟合作，2009（02）.

篇3

中圖分類號：F75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5－0157－03

隨著經濟全球化、貿易投資一體化的新的全球化大背景的出現，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成為世界分工格局中的一員，國際貿易成為世界性的行為。然而參與國際貿易的各國所獲得的貿易利益卻具有不對稱性，先發國家如美國、英國等憑借雄厚的資本與先進的技術享用著貿易帶來的無限好處，而廣大的后發國家由于資本、技術及國內發展水平的限制在世界分工格局中常常處于被動地位，作為衡量一國貿易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標之一――貿易條件都有長期惡化的趨勢。中國――后發國家的典型代表，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快速發展,經濟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拉動經濟增長的對外貿易也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對外貿易總額由1978年的僅206.4億美元飛躍至2006年的17 604億美元。可以說，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多地依賴于開放條件下自貿易的利益。然而，現實生活中貿易規模的擴大伴隨的卻是貿易條件呈現不斷惡化的趨勢，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應的卻是貿易條件難以回升的局面，這不禁讓人懷疑貿易條件衡量貿易利益的準確性。本文就中國貿易條件和貿易利益的實際情況，對后發國家如何在新形勢下維護自己的利益作一簡單說明。

一、新的開放格局下貿易利益內涵的確定

根據西方經濟學的經典定義，貿易利益通常是指一國通過國際貿易而獲得的可供消費的商品數量要比一國實行自給自足辦法時多。這種定義更多強調的是開放前后商品數量上的對比，傳統的自由貿易理論則是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它認為每個國家只要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就會帶來整個世界產量的增加、消費水平的提高以及要素使用的節約。這種貿易比較利益是貿易的靜態利益，也叫狹義的貿易利益，它的獲取途徑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從交換中獲得的利益,表現在通過貿易獲得本國不能生產或生產成本太高的產品；二是從專業化生產中獲得的利益,即通過專業化生產提高生產效率；三是通過出口剩余產品獲得利益。可見，狹義的貿易利益是每個國家在開放條件下參與國際貿易所追求的基本利益。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國際貿易的內涵和外延都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貿易的靜態利益難以繼續說明一國的貿易所得。這就要求對于貿易利益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量的方面。而發展經濟學中的貿易利益更傾向于貿易的發展利益，即一國通過貿易帶動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利益。這種定義不僅包括貿易的靜態利益，更重要的是涵蓋了貿易的動態利益，即通過國際貿易可以促進競爭，加快技術進步，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增加勞動就業，引進先進的觀念、制度等。應該說, 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即廣義的貿易利益是國際貿易的主要利益所在。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加強的今天，動態利益的地位還將不斷提升,在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下它將成為各國特別是后發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主要著眼點。

因此，貿易利益不是單純的指貿易的靜態利益還是貿易的動態利益，它是一個既包括量，又涵蓋質；既涉及直接利益，又側重間接利益的綜合性的概念。

二、中國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的矛盾性分析

一直以來，國際經濟學界對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的關系就存在廣泛的討論。在對二者關系的討論中逐漸形成了兩大陣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者、西方激進的經濟學者支持的“貿易條件惡化論”和新古典自由主義者對“貿易條件惡化論”的否定。我國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對二者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但主要的觀點還是集中在貿易條件惡化會減少本國貿易利益的方面。本文認為，貿易條件并不能準確衡量一國的貿易利益，后發國家貿易條件惡化導致的貿易利益的變化需要更加動態的去考慮。

（一）貿易條件衡量貿易利益的局限性

1.多樣的貿易條件難以全面有效反映貿易利益的內涵

貿易條件不僅包括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還包括要素貿易條件，但每種貿易條件的概念都存在不足之處。價格貿易條件衡量的是一國交換能力的強弱，屬于效率范疇，它的改善不一定伴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所以很難反映出由于貿易規模擴大帶來的動態利益的產生；收入貿易條件在價格貿易條件的基礎上，考察了出口商品數量的變化對一國貿易利益的影響，彌補了價格貿易條件的不足。但隨著世界經濟的迅猛發展，收入貿易條件并不能很好的說明一國相對利益的變化，它忽視了單位商品的獲利情況，有可能出現收入貿易條件改善、國民福利卻持續惡化的情況；單要素貿易條件把價格變化與勞動生產率聯系起來，考察了勞動生產率對貿易利益的影響，認為只要一國勞動生產率上升或下降幅度超過價格下降或上升的幅度，則該國貿易利益增加；雙要素貿易條件綜合考慮了價格、本國出口部門與外國出口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因素，更能全面的反映了貿易利益變化的原因，但美中不足的是要素貿易條件很難量化。

2.分工模式變化引致的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的不協調

以往對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關系的爭論是以產業內分工和產品內分工為時代背景前提的。現如今經濟全球化使得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性增強，國際分工得到進一步深化，要素分工成為國際分工新的主導模式。貿易條件研究的基礎是一國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它是相對某一國的產品而言的，是屬地的概念；而貿易條件理論最終是要反映的是利益歸屬問題，是相對一國居民而言的，是屬人的概念。在古典情況下二者是統一的，但在國家間存在要素流動的情況下，用屬地概念反映屬人概念就會出現不協調，有可能一國貿易條件惡化，國民福利卻改善。而且在新的分工模式下，貿易利益不全歸貿易國所有，其中一部分將被跨國公司所控制，傳統的以國家為單位通過進出口來計算東道國的貿易利益已不準確。

（二）中國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變化的實證分析

1.對貿易條件的考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得以快速發展，但貿易條件總體卻呈現不斷下降趨勢，據統計1993―2000年，中國整體貿易條件下降13%。分類統計情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明顯看出，中國在考察期內出現了價格貿易條件日趨惡化，而收入貿易條件卻大幅上升的狀況。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出口數量的大幅增加。但從整體上而言，中國的貿易條件是趨于惡化的。

2.對貿易利益變化的考察

在開放條件下，一國參與國際貿易最直接的利益就是獲取貿易的靜態利益。根據金德爾伯格于1956年提出的價格貿易條件變動對貿易利益影響的公式，并將收入貿易條件作為衡量靜態貿易利益變動的指標，中國靜態貿易利益的變動如下表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中國靜態貿易利益的獲取效率是不斷下降的。雖然中國的靜態貿易利益獲取效率變低，但對于后發國家而言，貿易動態利益的經濟效應遠遠大于靜態利益的經濟效應。隨著貿易投資一體化的深入，中國利用的外資數量逐步增加，動態貿易利益獲取的渠道更加寬闊。主要的動態利益是：

中國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FDI進入中國不僅給中國帶來了本國稀缺的管理知識、資本等要素，而且還促進了國內市場的競爭，通過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的關聯效應、滲透效應以及示范效應，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1990年以來中國的出口貿易結構中初級產品比重逐年下降,工業制成品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工業制成品已占出口總額的94.54%，在出口結構中占據絕對優勢。中國的產業結構已逐漸從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過渡到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的階段。

對國內就業人員的吸納效應。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就業問題一直是有待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貿易、投資的蓬勃發展使得中國一部分就業人員被順利吸納。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7》的統計，2006年外商投資單位就業人員大約為747萬人，占注冊登記就業人員總數的6.69%。

跨國公司戰略性資源的外溢效應。跨國公司最主要的戰略性資源優勢來源于壟斷性的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中國國內的技術進步一部分就是由跨國公司的技術擴散來實現的。

因此，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背景下，傳統的貿易條件衡量貿易利益的作用被弱化，相對于改善貿易條件而言，后發國家更應注重動態貿易利益的獲取。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上面的分析表明，貿易條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國的貿易利益得失，但在實際應用和反映國際貿易長期的動態利益時存在較大的缺陷。對于廣大的后發國家而言，大多數都會面臨著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趨勢。這是因為：后發國家大都工業基礎薄弱，出口產品以價格低廉、附加值低的農產品和初級產品為主；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處于被動地位；起點低引致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先發國家快等。但貿易條件的惡化并不完全意味著后發國家貿易利益的損失。由國際貿易帶來的對國內經濟的拉動，如技術進步、結構升級、制度優化等，貿易條件指數無法一一準確衡量。因此，后發國家貿易利益的獲得與維持須從多個方面客觀考慮，處理好短期損失和長期利益的關系。中國作為轉型中的大國，必須對貿易條件惡化引起的貿易利益的得失做出正確的判斷，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制定出不同但最終有利于國家發展壯大的政策。就現階段而言，我國堅持并不斷努力的方向是：

（一）比較優勢仍是基礎，不斷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

我國貿易條件之所以不斷惡化，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由于我國勞動力幾乎處于無限供給的狀態，廉價勞動力成為我國的比較優勢。在現行的多種分工模式并存的分工格局下，究竟是堅持還是摒棄比較優勢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爭論。本文認為，在要素分工為主導的新的分工格局下，比較優勢仍然是我國獲取貿易利益的基礎，這是由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實際及投入要素組合的最佳比例共同決定的。我們不僅要考慮本身的實際情況，充分利用我國的現實比較優勢――勞動力優勢，獲取貿易利益，又要注重進行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以維護和擴大貿易利益。具體來說，要從以初級產品和附加值低的工業品為主的產業結構轉變為以高附加值工業品生產為主的產業結構, 加快發展服務業，尤其是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服務行業；初級產品和低端工業制成品的生產也不能忽視，應加快其與先進技術與要素的有效結合，實現比較優勢的高級轉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的貿易條件也會起到改善的積極作用。

（二）適時培育稀缺要素，并提高原有要素的使用質量

當今的國際分工格局是以生產要素為基礎的國際分工，生產要素的國際差異成為國際分工的基礎與核心。雖然經濟全球化的基礎特征是要素的全球流動，但不同要素的流動性強弱是不同的。我國勞動力大部分屬于一般加工型的勞動力。流動性極低，這就決定了在全球貿易的利益分配中，我國處于不利地位。從參與國際分工的長遠目標和我國的根本利益出發，我們不僅要考慮對國外要素的合理利用,而且重點要考慮對稀缺要素的培育，這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必然選擇。

在稀缺要素培育中,最重要的是要確立制度競爭的基本理念。要創造一個有效的體制環境,以形成稀缺要素的成長環境。除此之外，提高原有要素的使用質量也是改善貿易條件、維護和擴大貿易利益的重要手段。我國的勞動力要素的素質從整體上來看還明顯較低，為此政府應加大教育經費的投入, 普及義務教育、發展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儲備各種人才資源，尤其是高技術人才與先進管理人才的培養，從而改變我國在國際上的要素弱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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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探討國際經濟秩序的目的是通過一個合理、公正的國際貿易秩序，使世界各國都能在平等的基礎上對話、交流，縮小各國的經濟差距，實現共同繁榮。但在當前的國際經濟秩序背景下，這一目標并沒有真正實現。國際貿易是影響國際經濟秩序發展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們有必要從國際貿易的視角來審視當今國際經濟秩序及其未來的發展。貿易條件是國際貿易的基本問題之一，也是影響各國貿易利益及世界貿易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從貿易條件視角看國際經濟秩序有利于更深刻地認識和分析現今的國際經濟秩序。

“貿易條件的概念可理解為一攬子商品和另一攬子商品之間的價值交換比率。”多年來，貿易條件的概念已發生很大變化，其最常用和最基本的含義包括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價格貿易條件是貿易條件的最基本概念，是指出口平均價格指數與進口平均價格指數的比值；收入貿易條件等于價格貿易條件乘以出口數量指數；要素貿易條件可分為單要素貿易條件和雙要素貿易條件，單要素貿易條件等于價格貿易條件乘以本國出口部門的生產率指數，雙要素貿易條件等于價格貿易條件乘以本國出口部門生產率指數和本國進口產品在貿易對象國的生產率指數的比值。貿易條件的基本經濟含義在于衡量一國在出口基礎上的進口能力。價格貿易條件衡量的是平均每單位出口商品所能取得的進口能力，收入貿易條件衡量的是總出口意義上的進口能力，而要素貿易條件衡量的是一國的長期進口能力。貿易條件作為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指數，影響一國的短期和長期利益，進而影響一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國際經濟秩序的最重要特征則在于不同類型的國家在國際經濟秩序的位置如何變動。因此，貿易條件通過貿易利益和經濟增長影響著一國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位置。

二、貿易條件對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

(一)貿易條件深刻地反映了不同國家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對抗性

貿易條件不僅反映了一國的進口能力，更反映了不同國家在貿易利益分割上的份額問題。無論是從傳統的比較優勢原理出發，還是從現代國際貿易理論出發，在國際貿易中，貿易各國總是能獲得貿易利益，但從貿易中所獲得的利益份額卻不一定相等。在兩國開展貿易的條件下，一國的出口正好等于另一國的進口，一國出口價格指數的提高意味著另一國進口價格指數的提高，在該國進口價格和另一國出口價格不變的條件下，該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改善意味著另一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一個國家價格貿易條件的改善使其在貿易利益分割中所占的份額不斷增大，另一國所占的份額必然減少。要素貿易條件同樣能反映出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對抗性。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間的貿易利益分配也驗證了以上規律。以價格貿易條件為例，多數經濟學家的研究結論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價格貿易條件從長期看是不斷惡化的，發達國家的價格貿易條件是不斷改善的。《國際貿易統計年鑒》公布的數據表明，發展中國家相對于發達國家，其價格貿易條件處于總體惡化的趨勢。《世界統計年鑒》最新的數據也進一步證明了這種趨勢的延續(見表1)。這說明，兩大集團在貿易條件和貿易利益上的對抗性非常突出。

實際上，不僅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這種對抗性，任意的兩個貿易國之間都存在這種貿易利益的對抗性。因為在總體貿易利益既定的條件下，無論多少國家參與國際貿易，一國的貿易利益份額增加，必然意味著其他國家貿易利益份額的減少。當總體貿易利益變動時，這種份額分割問題仍在。徐建斌和尹翔碩的理論模型也證明了發展中國家出口導向貿易戰略存在著“合成謬誤”效應，即當個別發展中國家利用傳統比較優勢發揮專業分工優勢時，可獲得較多的貿易利益，但當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其中時，各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貿易利益就越來越少，進而使其出口導向貿易戰略的作用受到限制。 轉貼于

(二)貿易條件影響一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

當世界貿易的規模有限時，貿易條件對一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明顯。因為此時的貿易條件變動所引起的貿易利益變動反映到GDP中只是很小的份額：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的進展，各國的貿易額都在迅速增加，對國際貿易的依賴也越來越重，貿易條件變動引起的貿易利益變動在GDP中的比重也隨之增加，貿易條件開始成為影響各國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也必然影響著一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位置。

由表2和表3可清楚地看到，由于貿易條件變動而引發的貿易利益變動占GDP的比例已相當高，特別是巴基斯坦、菲律賓和泰國三國，2005年由于貿易條件惡化(相比于2000年)，損失的貿易利益分別達到38.5％、55.7％和60.7％。由于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長期惡化，發展中國家貿易利益損失越來越大，這一方面影響著發展中國家短期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還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從國際總貿易利益中獲取的份額越來越少，從而影響著其長期的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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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4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7)04―0065―04

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中美貿易發展迅速，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逐年增加的趨勢非常明顯。2006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442.6億美元，占當年美國全部貿易逆差的19％；2007年1～4月中國出口總額3495.2億美元，對美國出口約占我國總出口的20％，加上香港轉口部分，向美國出口占中國出口比例會更大，而美國的對華出口只占美國總出口的很少一部分，這幾組數據凸顯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從絕對數量上看，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逐年增長，但是中國從中獲得的利潤卻沒有那么多。傳統貿易理論已經不能很好地解釋產品內分工發展帶來的貿易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從產品內分工的角度去分析中美貿易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產品內貿易條件(TIPT)的提出

(一)垂直專業化和產品內貿易條件

Feenstra(1998)，Kei-Mu Yi(2003)，Grossman與Helpman等學者把國際貿易在過去20多年的飛速增長歸因于“垂直專業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Feenstra形象的用芭比娃娃的生產與銷售過程為例，對垂直專業化作了說明；Grossman與Helpman(2005)根據WTO的1998年度報告，給出另一個“垂直專業化”的例子：“在一輛美國轎車的價值中，約30％是由韓國的裝配線生產，日本的部件與先進技術占價值的17.5％，德國的設計占價值的7.5％，臺灣與新加坡的零件占價值的4％，英國的廣告與市場營銷服務占價值的2.5％，而愛爾蘭與巴巴多斯的數據處理則提供了價值的1.5％。這就是說，美國國內所創造的產值只占37％。”這種垂直專業化的生產方式與一體化的市場營銷之所以可以解釋世界貿易在過去30年內的飛速發展，并解釋國際貿易對于全世界平均關稅下調的非彈性，其深刻原因在于作為最終產品組成部分的原材料、中間產品、半成品與零部件反復經歷各國海關。

產品內貿易條件(Terms of Intra-product Trade)是我國學者新近提出的基于產品內分工角度的貿易條件計算方法。國際經濟學界對貿易條件的研究經歷了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要素貿易條件等幾個階段，對應于國際貿易發展的進程，不同的計算方法有不同的經濟學解釋，也反映了國際貿易參與者所關心的主要問題的變化。自從印度經濟學家巴格瓦蒂提出“貧困化增長”以后，貿易條件一直就是世界各國所關注的焦點。20世紀70年代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顯著的變化，原來集中于某一國家或地區的產品生產分散到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產品分工從產業間、產業內深入到產品內部，在此基礎上的中間投入品貿易就稱為產品內貿易，它是繼產業間貿易、產業內貿易以后，國際貿易領域新的貿易方式，產品內貿易的出現使廣大發展中國家更恰當的參與產品垂直分工，更好的實現產品價值鏈的攀升。產品內貿易條件從產品內分工的角度關注國際貿易利益的分配，為貿易條件理論的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

(二)產品內貿易條件的推導

影響產品內貿易條件(TIPT)的主要因素有垂直分工程度和價格貿易條件兩個方面，發展中國家產品內貿易的獲利能力主要由生產加工產品的數量(進口用于出口的數量)以及加工產品的增值率來體現，增值率與市場價格的波動可以用價格貿易條件來體現，生產加工產品的數量指標可以用Hummels所測算的垂直專業化比重來表示，由此發展中國家產品內貿易條件的表達式為Tvs=T×VSS。其中，T為價格貿易條件，VSS(vertical specializationshare)為垂直專業化比重，它也是產品內貿易條件計算的關鍵。

本文采用Hummels計算垂直分工程度(VSS)的公式。假設經濟中有n個部門，用MIi表示i部門進口的中間產品，Yi表示i部門的總產出，Xi表示i部門的總出口。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圖表、注解、公式等內容請以PDF格式閱讀原文

二、我國制造業產品內貿易條件(TIPT)的計算

計算垂直專業化比重需要的數據主要是投入產出表和商品進出口數據。我國只在逢0、2、5、7年份編制全國投入產出表，而逢0、5年份的投入產出表實際上就是2、7年份的延長表。對其他年份的投入產出表，根據平新喬(2005)的計算方法采用代替法解決。投入產出表中的中間投入是包括了國內外的總投入，本文需要的是國外的投入，因此要計算出中國投入商品中來自國外的比例。其次，無論是中國對世界還是對美國的出口，制造業出口都占一大部分，所以本文選用投入產出表的八個制造業部門：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紡織、縫紉及皮革制造業，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產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最后，進出口數據采用各國報送聯合國的商品進出口數據，由于聯合國的進出口數據是采用SITC分類標準，并沒有現成的關于這八個部門的明確分類，本文根據聯合國數據自己整理得出，主要采用了SITC編號為0，00，12。33，32，55，61，65，66，69，71，72，73，74，78，79的進出口數據。本文選取1995～2005年11年的數據作為樣本。

選取制造業八部門的數據進行計算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本文主要考慮制造業內部的垂直專業化程度，選取了典型的八個制造業部門，可以用計算得來的數據說明制造業內部垂直專業化程度具有效性。此外，本文采用中間投入品的數據并沒有考慮資本的因素。

貿易條件是衡量一國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價格貿易條件雖然沒有要素貿易條件全面，但它更直觀的反映了一國貿易利益的變動情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圖1給出了1995～2005年11年的價格和收入貿易條件，用以和下文計算的TIPT進行對比。

從圖1我們可以看出11年來我國價格貿易條件整體呈下降趨勢，在1999年略有提高，然后惡化并趨于穩定，2004和2005年又有輕微改善；收入貿易條件總體來看具有上升趨勢，呈臺階式發展，1999～2001、2002--2005分別是兩個層次。其主要原因

是我國經濟發展對進口品的需求增加，導致進口原材料價格上漲快，而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價位低、附加值低；收入貿易條件改善是因為出口數量擴張彌補了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導致的進口能力損失。這樣我們就不能從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截然相反的趨勢中去判斷中國在中美貿易中的獲利情況。可見，傳統的貿易條件對于貿易利益的說明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圖2是根據產品內貿易條件公式所計算的結果。我們所選取的八個部門的TIPT中，除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外，其它部門與收入貿易條件總體趨勢基本是一致的。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產品內貿易條件數值最高，遠遠超過了其他部門。從實際來看，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的產品具有更方便零散化生產的特性，也就便于零部件的全球分工和采購，產品內貿易條件最低的部門是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其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垂直專業化程度處于比較低的范圍，計算的數據和現實是基本吻合的。而中美貿易摩擦最嚴重的紡織業產品內貿易條件處于中游，并且多年來呈平穩趨勢，只在2002年后呈上升趨勢。計算11年間各部門的平均產品內貿易條件從高到低依次是：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紡織、縫紉及皮革制造業；金屬產品制造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

從八個部門的發展趨勢來看，在1995年八個部門很明顯的分為三個層次：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位于第一層也就是最底層；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金屬產品制造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四個部門位于第二層；其余三個部門位于第三層。第一、第二層的TIPT發展比較穩定，第三層中的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上升趨勢最為明顯，并逐漸脫離第三層。隨著我國參與世界分工的程度的加深和貿易量的擴大，從1997到2003年間，第二和第三層TIPT數值和趨勢逐漸接近，到2002年以后，除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以外的其它部門TIPT逐漸提高并分散發展，不再像1995年一樣層次分明。這和我國制造業八個部門全面、深入的融合到世界分工中有必然的聯系。

三、結論

根據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和價格貿易條件分別從橫向和縱向影響TIPT，決定了各部門TIPT的分布，價格貿易條件則影響了數值的高低，兩者共同對總趨勢產生影響。

分行業來分析，在中國對美國出口貿易中，TIPT最高的行業是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以2005年為例，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的產品內貿易條件為16.06％，其次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9.78％)。中美貿易摩擦頻繁的紡織業的TIPT比較低，大約在7.67％，主要是因為該部門成本主要來自國內，較少采用國外中間產品，這也是中美紡織業摩擦較高的癥結所在。其他TIPT比較低的部門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并不是很高，這是因為紡織業對美國出口量巨大，同時也是最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從美國來說，因為其制造業和高科技產業都比較發達，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相對弱小，政府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工人工資問題的焦點轉移到中美貿易，部分美國學者認為是因為中國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擠占了美國國內同類產品市場，使工人失業、工資降低。和垂直專業化程度一樣，TIPT越低說明中國在出口中的凈得益較大，就容易引起美國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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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1-0162-03

貿易條件指數是國際經濟關系中衡量相對貿易利益變動趨勢的一個重要指標。近年來,部分學者認為,貿易條件指標只適用于供給約束型經濟,而不適用于需求約束型經濟,而當前的世界經濟總體上是屬于需求約束型的[1]。但我們認為,價格貿易條件作為靜態指標,或許存在缺陷而不能衡量貿易利益的分配;但價格貿易條件指數作為時間序列性的動態指標,則不失為最簡單客觀的衡量比較利益變動趨勢的測量方法。為了敘述方便,如沒特別說明,本文中的貿易條件均指價格貿易條件。

一、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變動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取得了顯著的成就,2007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與貿易額的顯著增長和貿易地位的快速上升相比,中國對外經濟關系中的貿易條件則呈現出相反的態勢,長期以來中國的出口價格水平下降,進口價格水平上升,這是典型的貿易條件惡化表現。根據中國海關統計,19世紀80年代,中國出口商品平均售價下降9.7%而同期世界平均出口售價卻上升16.6%[2]。商務部國際貿易研究院研究員趙玉敏、郭培興和王婷(2002)通過編制和計算各項貿易條件指數得出:1993―2000年間中國整體價格貿易條件下降13%,其中制成品價格貿易條件下降14%,初級產品價格貿易條件下降2%,所以制成品的價格貿易條件下降是導致中國整體價格貿易條件下降的主要原因[3]。張海波、劉洪鐘(2008)通過對1981―2007年中國貿易條件的測算發現:中國總體貿易條件、初級產品貿易條件和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都呈下降趨勢,每年下降速度分別為4.6%、2.6%和5.1%[4]。世界銀行統計資料則顯示,從1981―2007年,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指數呈波動性下降,總體下降了34.2%,最近幾年持續下降。另外,李志弘(2002)、黃滿盈(2006)對近十多年的中國貿易條件變化趨勢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分別對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的各類價格貿易條件進行了分析,也得出中國貿易條件處于不斷惡化趨勢的結論[5～6]。

二、中國價格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理論分析

從貿易條件的定義看,直接影響貿易條件的因素當然就是進出口商品價格,所以任何影響進出口商品價格的因素也就是影響貿易條件的因素。現實中影響進出口商品價格的因素很多,所以貿易條件的變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是影響中國貿易條件變動的主要因素呢?我們認為,以下因素是影響中國價格貿易條件變動的主要因素:國內生產總值、出口商品結構、匯率和關稅稅率。下面分別予以說明。

國內生產總值(GDP)表示一國在一定時期內運用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全部最終產品的市場價值。對于貿易小國來說,其經濟增長會改變進出口商品結構,但是它們仍只是國際市場價格的被動接受者,所以其經濟增長不會對其貿易條件產生影響。但對于貿易大國來說,它們是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者和制定者,其經濟的增長會推動產品供求結構的變化,進而影響貿易結構和規模,進出口商品價格也因此變化,從而貿易條件發生改變。當一國經濟增長時,會產生兩方面的效應:消費效應和生產效應。前者表示隨著經濟的增長,國內對進口品的需求特別是高檔品的需求會增加;后者表示隨著經濟的增長,生產能力擴張國內進口品的供應數量也會增加。對貿易條件的影響要看這兩方面效應的大小。經濟增長的源泉有兩個,一是要素稟賦的增加,包括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增加;二是技術進步。一般來說,前者會使貿易條件下降,而后者會促進生產能力的提高從而有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

出口商品結構(RMP)表示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與初級產品出口總額的比值。多年來,中國都在努力提高出口產品科技含量,優化和提升出口商品結構,也取得了顯著成果,從1985―2007年,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已發生巨大的變化,工業制成品的出口比例從1985年的49%上升到2007年的95%;初級產品的出口比例則從1985年的51%下降到2007年的5%。然而中國工業制成品的技術含量仍然比較低,產品附加值低,又缺乏核心品牌,所以出口商品還是處于價值鏈的低端。由于中國對外貿易規模已經相當龐大,其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會影響國際市場的供求平衡從而影響到中國的貿易條件。匯率(R)是一國貨幣與外國貨幣交換的比價,而貿易條件則是用本國貨幣或外國貨幣表示的進出口商品價格的比價,所以匯率必然與貿易條件存在緊密聯系。國內學者對匯率與貿易條件關系的研究也很多,從表面上來看,本幣升值會抬高出口價格降低進口價格,從而改善貿易條件,但事實并非如此。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程度、方向及作用機理是比較復雜的。謝朝陽(2008)通過研究發現本幣升值能夠改善貿易條件其實是一種錯覺,能否改善貿易條件取決于許多因素,短期要看貿易條件計價結算時選擇哪種貨幣,只有當出口時用本幣而進口用外幣時才改善貿易條件,長期則取決于進出口供求彈性大小[7]。關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最常被使用的是馬歇爾―勒納條件的彈性分析方法。即,一國貨幣貶值能否改善一國貿易收支狀況,取決于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和進口商品的需求彈性,如果兩者之和的絕對值大于1,則一國貨幣貶值會改善其貿易收支從而改善其貿易條件。羅賓遜夫人曾論證過進出口商品供求彈性之間的數學關系,其結論是:當SmSx>DxDm時,本幣貶值導致本國貿易條件的惡化;當SmSx=DxDm時,本幣貶值不會影響本國的貿易條件;當SmSx

關稅(T)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護國內市場和本國幼稚產業,關稅也可以通過調節進出口商品價格從而改變一國的貿易條件。在別國不存在關稅報復的前提下,如果是貿易大國征收出口關稅,則會提高出口商品的價格從而有利于其貿易條件改善。同樣如果貿易大國征收進口關稅的話,會提高進口商品的價格,從而減少其進口量,因為貿易大國能夠影響國際市場價格所以其進口量的減少會降低商品的國際市場價格從而有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一般來講,在別國不存在關稅報復的情況下,只要征收關稅的是貿易大國,不管其征收的是進口關稅還是出口關稅都會有利于該國的貿易條件改善。

三、中國價格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擬構造的經濟計量模型如下:

LnNBTTt =Ct+αLnGDPt+βLnRMPt+γLnRt+δLnTt+εt

其中,NBTT是被解釋量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GDP、RMP、R、T分別表示解釋變量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出口商品結構、匯率和實際關稅率,α、β、γ、δ為待估參數,分別表示GDP、RMP、R、T對貿易條件的影響程度,模型中對各變量取對數是為了更容易得到平穩的數據且不改變時間序列的性質和相互關系。

中國對外經濟關系中的貿易條件指數NBTT的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以2000年為基期,該年的貿易條件指數為100。國民收入因素的GDP指數,數據來源于2008年的《中國統計年鑒》,為了與貿易條件指數相匹配,本文將GDP指數也重新換算成以2000年為基期。出口商品結構RMP其數據取自《中國統計年鑒》各相關年份和本文的計算,計算方法是出口商品中工業制成品的出口值與初級產品的出口值(億美元)之比。匯率R采用人民幣對美元的年平均匯價(中間價),單位為人民幣元,其數據直接取自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實際關稅率T,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本文的計算,計算方法是進口關稅實際征收總額與進口總額之比。

1.變量的單位根檢驗。在進行計量分析時,首先對時間序列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我們對經過處理的中國對外貿易條件指數、國民收入指數、出口商品結構、匯率、實際關稅稅率的對數形式進行單位根形式的平穩性檢驗。

2.協整檢驗。首先,主要根據赤池信息準則(AIC)或施瓦茨準則(SC)確定滯后階數k,根據取得AIC的值或SC的值最小的k值的原則確定滯后階數為2,ADF檢驗已顯示,變量的一階差分均是平穩的,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

依據上文分析關于各因素對中國對外經濟關系中的貿易條件的影響,通過計量軟件Eviews5.0對經濟模型進行AR(1)形式回歸,并剔除t檢驗值不顯著的變量,最終回歸結果如下:

LnNBTTt=0.455509LnGDPt- 0.558364LnRMPt+ 0.528482Ln

(2.557543)(-3.270488) (7.481551)

Rt+ 0.169945LnTt+ 0.504087LnNBTTt-1

(2.410579) (4.459245)

R2=0.757284 R2=0.700175 DW=2.104994

回歸結果中,R2的結果表明各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解釋程度達75.7%,擬合較好;DW檢驗值為2.10,基本排除了模型的自相關問題。查t分布,可以看出上式中LnGDPt、LnRMPt、 LnRt、LnTt的系數在0.05的顯著水平下,都通過t檢驗,都是顯著的。為了避免偽回歸,對回歸方程的殘差項εt進行ADF檢驗以確定其是否平穩,結果為殘差項的ADF檢驗值(-4.57)小于1%顯著水平的臨界值(-4.46),即回歸方程的殘差項εt在1%的顯著水平下是平穩的,則該方程不是偽回歸。因此,LnNBTTt與LnGDPt、LnRMPt、LnRt、LnTt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

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協整檢驗只是證明了各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這種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要進行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下面分別對國內生產總值、出口商品結構、匯率、關稅與價格貿易條件做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由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滯后的階數非常敏感,此處采用AIC和SC來確定最佳的滯后階數,經過篩選確定最優滯后階數為2。檢驗結果(見下表)。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從上表的檢驗結果的概率值可以看出,在滯后2期時,在5%顯著水平下均拒絕原假設,也即 LnGDP、LnRMP、LnR、LnT是LnNBTT的格蘭杰原因。

四、模型結論和政策建議

1.模型結論。從回歸方程的結果可以看出,國內生產總值、實際關稅率、匯率對中國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都是正的,只有出口商品結構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負的。

(1)國內生產總值與貿易條件。國內生產總值與中國貿易條件存在正相關關系,主要是因為這些年來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技術進步明顯。前面理論分析部分已經闡明:由于科學技術進步帶來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能力的提高進而產出的增加有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孫旭蕾(2007)通過對中國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研究也表明經濟增長與中國貿易條件成正相關關系[8]。(2)出口商品結構與貿易條件。出口商品結構與中國貿易條件成負相關關系。這是因為全球初級產品價格日漸上漲,而制成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不斷降低。而與此同時,中國出口品中制成品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現已占據主導地位,所以中國出口商品結構與中國貿易條件呈負相關關系。時琳(2007)通過對中國貿易條件的相關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結論[9]。(3)匯率與貿易條件。匯率對中國貿易條件的影響為正。表明中國貨幣的貶值有利于中國貿易條件的改善。依據羅賓遜夫人的結論,其原因可能是中國與外國進出口商品供給彈性之積小于中國與外國的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之積。李平、辛佳(2008)研究也表明,中國貨幣貶值將有利于中國貿易條件的改善[10]。(4)實際關稅率與貿易條件。實際關稅率的系數為正,表示實際關稅率對中國貿易條件有正的影響。這與前面的理論分析相符合,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的貿易大國,不管其征收進口關稅還是出口關稅都有利于其貿易條件的改善。

2.政策建議。雖然貿易條件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著一國貿易利益的總體下降,但是理想的狀態還是應該追求貿易條件趨于改善。如何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呢?本文提出以下改善中國貿易條件的對策。

第一,解決突出問題,保持經濟合理穩定的增長。盡管這些年來中國經濟保持著高速增長的態勢,但經濟增長的同時伴隨著很多不合理的現象。我們應大力發展科技,提高產品質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向,實現從偏向勞動密集型部門的增長向偏向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部門增長的轉變;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大力開發新能源,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第二,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品質量。這些年雖然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但是由于中國制成品中很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其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所以中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處于低價位。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須提高中國傳統優勢出口商品的質量、技術水平,實現增長方式從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效益型的轉變,實現主要出口粗加工、淺加工、低附加值產品向出口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產品的轉變,提高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是實現中國傳統優勢出口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第三,改革匯率體制。我們不能片面看待升值問題及其對經濟的影響,處理匯率問題關鍵要在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同時,不喪失經濟競爭力和保持經濟的均衡發展。長期來看,匯率變動的內在趨勢不應該被人為扭曲,人民幣必須改變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即中國為保障自身的經濟安全及利益,特別是為了提高外貿效益,必須在長期內改革目前的匯率政策,應讓市場力量發揮主導作用,將行政力量作為一定的輔助手段向更加完善的匯率制度改革。第四,合理運用關稅。我們應在WTO的框架下結合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關稅水平改善中國關稅水平和調整關稅結構。首先,在調整關稅總水平的基礎上,處理好進口關稅的梯形結構和降低關稅總水平之間的關系。其次,盡可能減少關稅造成的扭曲,可以對進口需求彈性高的產品征收較低的關稅,對進口需求彈性較低的產品征收較高的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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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Effects of Foreign-owned Investment in China on Chinese Trade Terms

Guo Lei

Abstract The changes of the terms of trade indicates the change of the gains from trade. the paper bY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es，tries to explain the effects of foreign-owned investment in china on Chinese trade terms，and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analYses the waY how the foreign-owned investment influences Chinese trade terms，and puts forward some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trade terms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Trade terms；Foreign investment companies；Transfer price；FDI

引言

貿易條件與一國的貿易利益有著密切的聯系，它通常從一國出口商品價格和進口商品價格相對比較的角度出發，被定義為一國出口與進口的交換比價，即隨著出口商品價格相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變化，出口每單位商品所能換回的進口商品的數量。它是衡量一國獲取貿易利益空間大小的重要指標。貿易條件改善表明一國可用同樣數量的出口商品換回更多的商品進口。顯然，貿易條件越改善本國獲得的貿易利益就越多。[1]

一、中國貿易條件的現狀及發展問題

(一)中國貿易條件現狀

自20世紀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這成為帶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力量。特別是我國出口商品結構轉換升級，工業制成品已經占到出口的絕對比重。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中國在2004年度外貿進出口總值突破一萬億美元大關，這意味著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和德國的世界第三大貿易國。

但是貿易額的突飛猛進并不代表貿易條件也相應得到改善。商務部的一份研究報告根據中國海關公布的進出口價格指數，編制了中國貿易條件指數，報告認為，從1993年至2000年，以1995年為基期的中國整體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3%，造成的負面收入效應在2000到2005年相當于當年GDP的1%到1.2%。統計數據還顯示從1998到2003年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下降了14%，初級產品貿易條件下降了2%。由于制成品占出口比重的不斷增大，2003年該比重約達到出口總值的92%，因此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下降必將導致我國整體貿易條件隨之惡化。雖然1999年后初級產品貿易條件逐漸開始好轉，但由于初級產品在我國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小，而且貿易條件改善的程度有限，因此未能帶來整體貿易條件的好轉。由此可見，我國的貿易條件在對外貿易快速發展的同時，并沒有得到改善。[2]

(二)外商在華投資與我國貿易條件的關系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化，越來越多的外國投資者及跨國公司看好中國的發展前景及廣闊的市場，紛紛開始或者繼續擴大他們在中國的投資。改革開放20 多年來，我國累計吸引外資已高達6000 多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給中國帶來了大量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及管理經驗，對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大量跨國企業的進入也為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3]

隨著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的日益融合，外商在華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產生了重大影響，FDI 的大量流入一方面能夠推動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迅速發展，另一方面還改變著我國的資本存量，影響著我國的資源稟賦狀況，根據比較優勢理論，資源稟賦的變化將影響一國的貿易模式，進而進一步影響貿易條件。雖然我國的比較優勢仍然體現在豐裕的勞動力要素上，但隨著資本存量的增加，資本密集型行業較過去也有著較大程度的發展，貿易條件理論上來說相對于以前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來說應該有所改善，但是我國貿易條件卻出現了長期惡化的趨勢。因此，我們有必要分析外資企業與我國貿易條件變動的關系。尤其是當前外資企業的進口、出口總額均占據了我國進口、出口總額的50%以上，因此我們檢驗外資企業對我國貿易條件的影響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4]

二、實證分析

(一)樣本及變量的設置

本文截取1994-2005年共12年的時間序列進行實證分析，樣本容量為12，包括兩個變量，其中Y為被解釋變量，代表價格貿易條件指數的自然對數；X為解釋變量，代表外資企業進出口總額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百分比的自然對數；μ代表誤差項。具體數據見表1，表2。

(二)模型的確定及參數估計

本文采用如下模型進行擬合，可以利用Excel或SPS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

Yt＝α0＋α1Xt＋μt

以自然對數的形式作為變量的原因在于，本文重點在于研究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是否具有相關關系，以及當解釋變量發生變化時，被解釋變量會相應的發生如何的變化。另外，利用軟件進行曲線擬合時，對數形式的函數形式也是眾多的曲線擬合得比較好的一個函數形式。采用對數形式還有一個很大的功用就是直接可以以彈性的形式反應兩者的關系。

我們利用最小二乘法進行線性回歸(其中置信度取95%，α=0.05)后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分析結果：

Y＝8.087－0.981X(R2＝0.813)

(0.577) (0.149)標準誤差

(14.001)(-6.586) t stat

其中Significance F值為0.00006＜0.001，表明在顯著性水平α為0.05下，該回歸方程是極高度顯著的，線性擬合圖見圖1，我們可以看到擬合的狀況非常好。

(三)對回歸方程的分析

通過此回歸方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的貿易條件隨著外資企業進出口總額占我國進出口總額比重的增大而不斷惡化。由于我們選取的原始變量的自然對數形式作為為模型的變量，得到模型的系數，也就相應地是因變量對自變量求偏導數的結果。在經濟學意義上就應該是我們經常提到的彈性，即因變量對自變量的反應程度，也就是當自變量(這里是外資企業進出口總額占總我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發生百分之一的變動時，因變量(這里指貿易條件指數)會發生0.981倍的反向變動。因此通過此模型我們可以對貿易條件與外資企業進出口貿易額之間的關系進行定量分析，并能夠根據此模型對今后我國貿易條件走勢進行預測。[5]

三、綜合分析

(一)外商在華投資對貿易條件的主要影響方式

1.跨國公司的轉移定價

所謂轉移定價是指跨國公司內部進行商品、勞務或技術交易時所采用的內部價格，它不受國際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只服從于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目標和跨國公司全球利益最大化目標。外資企業的轉移定價主要通過企業內貿易來實現，主要表現在跨國企業的母公司與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間的跨國貿易行為。現實中，跨國企業進行企業內貿易主要是為了利用轉移價格獲得高額利潤。在我國跨國公司往往通過高價進口機器設備和原材料而低價出口制成品的策略，通過轉移價格從而達到調節利潤、逃避稅收、享受優惠等多重目的。由于目前我國針對跨國企業轉移價格方面的法律、法令尚不健全，轉移定價現象在跨國公司較為普遍存在，這不僅對我國國際收支有著不良影響，這種做法還直接導致了我國貿易條件的惡化。[6]

2.FDI流向部門

流入我國的FDI從產業投向上來看，多集中在具有一定出口優勢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技術密集型行業投資較小僅占20%左右。雖然外資企業在機電產品的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流入機電行業的外資也越來越多，但是大多數為加工裝配型企業，這就導致了我國出口的大部分機電產品仍然是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在高新技術產品(主要是計算機、通訊設備和電子類產品) 出口額中加工貿易產品比例甚至超過了80%。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我國FDI主要流向勞動密集型的出口部門，這導致出口的擴張，形成出口的超額供給;另一方面，我國對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需求卻隨著出口的增長以更大的比例增長，形成超額需求。這也是導致我國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重要原因。[7]

(二)針對外商在華投資造成貿易條件惡化的應對措施

1.針對跨國公司轉移價格

目前我國還沒有設置專門的機構來處理轉讓定價問題，應首先加強這方面的建設，加大對跨國公司及其關聯企業的監管力度。其次，要完善我國轉移定價的法律法規，由于我國現行的跨國公司價格轉移實施的立法準則散見于《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和《稅收征收管理法》中，沒有形成系統、完整、詳細的法律文件，因此完善現有轉移定價稅制，增強可操作性，刻不容緩。此外，還要加強與國外相關機構的稅收協作，建立境外審計制度，加強海關對外資企業進出口貨物的監督，我國迄今尚未與有關國家在反國際價格轉移上達成協議，致使我國的稅務機關對關聯企業的境外業務審計一籌莫展，無的放矢，從而限制了我國對外商轉移定價的稅收管理。[8]

2.針對FDI流向部門

大部分外商投資企業在華投資的目的是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因此大多采用加工貿易方式。FDI大量流入勞動密集型出口部門，雖然有利于增加我國的貿易量，但會使貿易條件惡化。我國貿易條件總體趨于惡化，其中外資的不合理的流向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要改善我國的貿易條件，應在進一步擴大開放的基礎上，正確引導外資投向。在當前與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按照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鼓勵外商投資于第一產業；大力吸引外資企業外資發展電子信息工程、生物技術、新材料等高科技產業。此外應有步驟的放寬外資在金融、保險、電信等領域的經營范圍，逐步減少外資流向勞動力密集型出口部門的比重，這樣不僅有利于改善我國的貿易條件，而且有利于提升我國的產業結構，使我國在當今國際分工中獲得更大的利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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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引言

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勢下，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和諧發展與其采用的匯率水平是否恰當有著重要關系。匯率失調影響國內經濟發展同時可能導致國際摩擦。就我國而言，許多學者和專家都曾探討：究竟怎樣的匯率適合中國？但不管怎樣應遵循基本的原則就是創匯和用匯均衡是用于貿易雙方的最佳匯率，也就是說不能偏離了均衡匯率。愛德華茲等人證明，均衡匯率方法比較適合于對發展中國家匯率的評估和評價。

由于現階段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過程之中，因此可以借鑒均衡匯率的影響，并利用它們之間存在的系統聯系來估計和評價人民幣匯率。均衡匯率理論的核心是分析基本經濟因素變化對均衡匯率的影響，并利用他們之間存在著的系統聯系來估計均衡匯率。關鍵是如何選擇能夠反映中國經濟增長特點且對人民幣匯率有顯著影響的基本經濟因素，這也是本文的重要視覺所在，事實上，斯坦為代表的自然均衡匯率理論把反映中國國民經濟綜合增長力這一指標在模型中加以體現比較適合轉型中的中國。因此，本文試圖綜合以上特別是實際匯率理論和自然均衡匯率理論成果，淺究決定人民幣均衡匯率模型和基本經濟因素。

1.　基本經濟因素變動與均衡匯率

愛德華茲、威廉姆森和斯坦等人曾深入地分析了基本經濟因素變化對均衡匯率的影響，得出了重要結論，我們在借鑒的同時，結合中國實際從理論上分析貿易條件、外資流入、關稅、出口補貼、技術進步等基本因素變化對均衡匯率的影響。

1.1貿易條件與均衡匯率。一般來說，貿易條件改善會產生收入和替代兩種效應。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貿易條件改善首先會增加實際收入，從而不僅會增加對進口品的需求，也會增加對非貿易品的需求，非貿易品相對價格因此會上升，這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這是貿易條件改善所產生的收入效應。同時，貿易條件改善的直接后果是進口品的相對價格下降，這時原先的國內需求將有部分轉移到貿易品上，這會減少對非貿易品的需求，從而導致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下降，這時又要求均衡匯率貶值。這是貿易條件改善所產生的替代效應。一般情況下，由于貿易條件改善所產生的收入效應大于替代效應，所以貿易條件改善的結果是導致均衡匯率升值。相反，如貿易條件惡化，即導致均衡匯率貶值。當然，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受特定的經濟條件制約，在貿易條件改善的情況下也可能會產生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的現象。這時，貿易條件改善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相反，貿易條件惡化則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

1.2關稅與均衡匯率。關稅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影響進口品的價格來達到調節進口量的目的。假設其它條件不變，那么降低關稅就意味著降低了進口商品的價格，這時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就會相應地增加，如果馬歇爾---納勒條件成立，將會打破原來的經常項目平衡，這時就會產生均衡匯率貶值的壓力。另一方面，關稅降低還會產生進口品對非貿易品的替代，消費者會因為進口品價格下降而增加對它的消費，導致非貿易品均衡價格下跌，這也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

1.3外資流入與均衡匯率。一般來說，外資流入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因為流入外資的一部分，會通過結售匯或銀行間外匯調劑市場，而直接或間接地增加外匯市場的外匯供給。在外匯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在短期內就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從長期看，如果外資是以借債的形式流入的，由于不存在還本付息的問題，所以這些流入的外資，如果全部進入消費部門而不創造任何生產力，最終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如果是進入投資部門，則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如果外資是以產業投資的形式流入的，特別是投資于外向型部門，則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

1.4出口補貼與均衡匯率。出口補貼實際上是一種負關稅，歲調節出口有較大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減少出口補貼會使出口商的出口利潤減少而抑制了出口。出口減少會使結售匯需求不變，則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這是減少出口補貼所產生的供給短缺效應。另一方面，出口補貼減少同時會改善政府的財政狀況，政府的這部分購買力若最終被用于非貿易品支出，則會增加非貿易品需求，從而促使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上升，這又會產生均衡匯率升值的壓力。在現實中通常是由于政府支出結構比較多樣同時其作用有滯后性，即前者的效應大于后者，所以減少出口補貼一般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相反會導致升值。

1.5技術進步與均衡匯率。正常情況下，技術進步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原因在于，技術進步的最直接結果是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顯著增強一國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改善對外貿易條件，這時就要求均衡匯率升值，以維持外部部門可持續平衡。我們知道，均衡匯率指在國際收支不受流動性約束的前提下，能夠維持穩定的經濟增長的匯率。它描述了經濟增長與均衡匯率的關系，技術進步能直接導致經濟增長。另一方面，由于貿易品部門具有開放性和面臨國際競爭力的特點，所以一般情況下貿易品部門的技術進步，相對來說總是比非貿易品部門快。這樣就會促使貿易品對非貿易品的相對加爾　不斷地下降，從而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實際上，以上兩個方面是共同作用、相互轉化的，所以技術進步對均衡匯率的升值作用是比較明顯的。

篇9

引言

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勢下，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和諧發展與其采用的匯率水平是否恰當有著重要關系。匯率失調影響國內經濟發展同時可能導致國際摩擦。就我國而言，許多學者和專家都曾探討：究竟怎樣的匯率適合中國？但不管怎樣應遵循基本的原則就是創匯和用匯均衡是用于貿易雙方的最佳匯率，也就是說不能偏離了均衡匯率。愛德華茲等人證明，均衡匯率方法比較適合于對發展中國家匯率的評估和評價。

由于現階段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過程之中，因此可以借鑒均衡匯率的影響，并利用它們之間存在的系統聯系來估計和評價人民幣匯率。均衡匯率理論的核心是分析基本經濟因素變化對均衡匯率的影響，并利用他們之間存在著的系統聯系來估計均衡匯率。關鍵是如何選擇能夠反映中國經濟增長特點且對人民幣匯率有顯著影響的基本經濟因素，這也是本文的重要視覺所在，事實上，斯坦為代表的自然均衡匯率理論把反映中國國民經濟綜合增長力這一指標在模型中加以體現比較適合轉型中的中國。因此，本文試圖綜合以上特別是實際匯率理論和自然均衡匯率理論成果，淺究決定人民幣均衡匯率模型和基本經濟因素。

1. 基本經濟因素變動與均衡匯率

愛德華茲、威廉姆森和斯坦等人曾深入地分析了基本經濟因素變化對均衡匯率的影響，得出了重要結論，我們在借鑒的同時，結合中國實際從理論上分析貿易條件、外資流入、關稅、出口補貼、技術進步等基本因素變化對均衡匯率的影響。

1.1貿易條件與均衡匯率。一般來說，貿易條件改善會產生收入和替代兩種效應。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貿易條件改善首先會增加實際收入，從而不僅會增加對進口品的需求，也會增加對非貿易品的需求，非貿易品相對價格因此會上升，這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這是貿易條件改善所產生的收入效應。同時，貿易條件改善的直接后果是進口品的相對價格下降，這時原先的國內需求將有部分轉移到貿易品上，這會減少對非貿易品的需求，從而導致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下降，這時又要求均衡匯率貶值。這是貿易條件改善所產生的替代效應。一般情況下，由于貿易條件改善所產生的收入效應大于替代效應，所以貿易條件改善的結果是導致均衡匯率升值。相反，如貿易條件惡化，即導致均衡匯率貶值。當然，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受特定的經濟條件制約，在貿易條件改善的情況下也可能會產生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的現象。這時，貿易條件改善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相反，貿易條件惡化則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

1.2關稅與均衡匯率。關稅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影響進口品的價格來達到調節進口量的目的。假設其它條件不變，那么降低關稅就意味著降低了進口商品的價格，這時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就會相應地增加，如果馬歇爾---納勒條件成立，將會打破原來的經常項目平衡，這時就會產生均衡匯率貶值的壓力。另一方面，關稅降低還會產生進口品對非貿易品的替代，消費者會因為進口品價格下降而增加對它的消費，導致非貿易品均衡價格下跌，這也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

1.3外資流入與均衡匯率。一般來說，外資流入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因為流入外資的一部分，會通過結售匯或銀行間外匯調劑市場，而直接或間接地增加外匯市場的外匯供給。在外匯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在短期內就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從長期看，如果外資是以借債的形式流入的，由于不存在還本付息的問題，所以這些流入的外資，如果全部進入消費部門而不創造任何生產力，最終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如果是進入投資部門，則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如果外資是以產業投資的形式流入的，特別是投資于外向型部門，則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

1.4出口補貼與均衡匯率。出口補貼實際上是一種負關稅，歲調節出口有較大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減少出口補貼會使出口商的出口利潤減少而抑制了出口。出口減少會使結售匯需求不變，則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這是減少出口補貼所產生的供給短缺效應。另一方面，出口補貼減少同時會改善政府的財政狀況，政府的這部分購買力若最終被用于非貿易品支出，則會增加非貿易品需求，從而促使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上升，這又會產生均衡匯率升值的壓力。在現實中通常是由于政府支出結構比較多樣同時其作用有滯后性，即前者的效應大于后者，所以減少出口補貼一般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相反會導致升值。

篇10

貿易條件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之比，是反映其在國際市場中競爭實力或競爭地位的指標，經濟學含義是每單位出口商品能夠換回的進口商品數量。貿易條件也是衡量一個地區一定時期內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的貿易條件也將發生一系列變化，分析其關鍵影響因素，進而提出應對策略顯得尤為必要。

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我國是貿易大國，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顯著的。雖然我國目前還不完全是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者和制定者，但也絕對不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會對貿易條件產生影響。我國進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都比較高，主要側重于關鍵設備、短缺能源以及原材料等。隨著我國國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尤其是在當前擴大內需的政策推動下，對進口商品的總需求將會不斷減少，未來的貿易條件會得到改善。

產業結構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從根本上說，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是建立在本國產業結構的基礎之上的，產業結構的狀況決定了進出口商品結構層次的高低。在一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產業結構具有隨著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逐漸升級的趨勢，這必然會使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發生同樣的變化趨勢。我國已經完成了出口商品結構從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制成品為主的轉變，但貿易條件卻沒有得到改善，這與我國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質量不高、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較低價位水平是分不開的。這說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是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重要因素。

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匯率是一國貨幣同外國貨幣交換的比價，而貿易條件是用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的比價，因此本外幣比價之間的變動必然直接導致以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比價的變動。理論認為，本幣升值有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但從我國數據來看，人民幣升值以來貿易條件仍然延續了惡化態勢。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貶值和國際商品價格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效應，美元貶值推高了國際價格基準，加之供需緊張和期貨市場投機等因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導致我國進口價格大幅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價格的降低效應。

從總體上說，剔除生產成本上升后的出口價格仍顯著上升，說明人民幣升值確實提高了我國出口價格并有助于改善貿易條件。而且，人民幣升值以來，剔除國際價格上漲因素后的進口價格漲幅則有所下降，同時優化了我國出口結構，高附加值和定價能力較強的行業出口占比明顯增加，從而也改善貿易條件。人民幣匯率的適度升值將改善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從長遠觀點來看，我國為保障自身的經濟安全及利益，特別是為提高外貿效益，必須在長期內逐步改革目前的匯率政策，應該讓市場力量發揮主導作用，將行政力量作為一定的輔助手段。

非關稅壁壘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由于關稅壁壘受到國際貿易組織的約束和限制，在目前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已經較少采用，而非關稅壁壘由于其多樣性和隱蔽性，在當前的國際貿易中卻屢屢得手。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在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影響下愈演愈烈，對我國的出口產品造成了巨大影響，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在環保和科技方面的優勢，制定更高的環保、技術、商品和勞工標準，從而形成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知識產權等新貿易壁壘，削弱發展中國家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獲得的競爭優勢。

FDI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FDI）多采用加工貿易的方式，目前，我國的加工貿易還處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主要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從而使得出口商品的價格難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內部采購行為使得加工貿易原料的進口價格居高不下。從總體上來看，由于FDI對我國的熟練勞動及技術人才的需求旺盛，而對非技術人才數量增加的作用偏小，因而它加大了我國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工與非技工的工資差異，城鄉就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使得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若要從根本上改善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應該適當引導FDI進入我國的第一產業，使之發揮提高農業生產率的作用，并且要引入到資本、技術密集型部門，促進我國的出口貿易結構升級，使我國逐步完成從低檔次、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向高檔次、高附加值的產品轉變，最終提高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