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學實證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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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設定與數據處理

1.模型設定。課程論文研究題目選定之后，就要考慮模型的設定和建立問題。一般來說，模型優良的判別標準有：第一，構建模型的基本準則與所得數據表現的現實相統一和一致。第二，模型構建應與經濟理論一致。第三，構建的模型需要外生變量構成回歸變量，且構建模型中含有明確因果關系。第四，參數應具有相對穩定性。第五，模型必須具有對數據的代表性和優良的擬合性。第六，模型應具有盡可能大的包容性。最后，模型的簡潔性。設定模型首先要確定模型中的變量，其選擇的依據要根據研究目的，以經濟理論為指導，抓住其主要影響因素和特征，同時根據研究需要，對所選變量進行取舍并加以檢驗，以確保避免對變量設定的誤差。當變量選擇好之后，就要對回歸模型的函數形式進行設定，使所設定的變量間函數形式能夠體現變量間的基本關系。

2.數據收集與處理。在計量經濟研究中使用的數據，包括：統計年鑒數據、對外公報、實地調查數據和人為構造數據。可用于估計參數的數據主要有時間序列數據、截面數據、面板數據和虛擬變量數據。如何取得用于實際計量的適合的樣本數據，是計量經濟研究成敗的關鍵。計量經濟研究中所用數據，要力求真實、可靠、完整，數據的質量直接關系到所估計參數的可靠性，對明顯失真的數據，應當予以剔除。收集數據工作結束后，需要對數據進行預先處理，可進行一些初步查驗與分析，這樣可得到調查數據的統計特征。

三、計量經濟分析

當設定的計量經濟模型確定之后，就可利用所獲得的數據來估計模型中的參數。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普通最小二乘法、WLS法、廣義差分法、工具變量等方法估計模型中的參數。接著，還需要進行模型檢驗，主要從其經濟意義、統計推斷、模型預測等方面進行。此外還有模型診斷性檢驗，主要包括變量檢驗、殘差檢驗和穩定性檢驗。模型檢驗不存在通行的模式，每個階段的檢驗需要大量地判斷和驗證，不同學者使用的檢驗方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我們要避免在沒有對模型進行更多深入分析之前就倉促地下結論，也需要對其進行一系列的診斷和檢驗。最后，利用我們選取的統計量數值對諸多模型的優劣程度做出判斷。經過檢驗和調整后的估計模型是符合要求的，接著就要對模型所提供的數量信息做具體的分析。根據研究目的，可能是經濟預測、結構分析、政策評價或驗證理論。對實證分析結果做出說明：如回歸系數正負符號、大小、經濟意義、檢驗結果解釋、不同估計方法的差異性等角度。

四、課程論文范例

1.題目：消費者對新疆特色農產品購買行為的實證研究。

2.前言：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一直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對農產品消費的研究也已成為目前社會科學關注的焦點之一。我國對于食品質量安全研究起步較晚，但近年來，國內學者開展了消費者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地理標志農產品和轉基因食品等認知、支付意愿和購買行為的研究，且成果頗豐。區域特色農產品極具濃厚的地域特性，它們在生產后被營銷到當地，會發生如何的意義？與當地消費者的互動如何？這成為了值得關注和研究的問題。本研究在對鄭州市240位消費者問卷調查基礎上，從微觀層面探討消費者對新疆特色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認知狀況、需求動機和購買行為及影響因素。

3.數據來源與樣本特征：我們以面談形式填寫調查問卷，調查人員為高校研究生。在正式調查之前，先于2011年3～4月、6～8月進行預調查，并于2012年1～3月進行了正式、全面調查。調查內容包括消費者基本情況、對新疆特色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認知和購買等內容，獲得240份有效問卷。根據所調查數據，對消費者基本情況統計。

4.描述性統計分析：本文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對其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消費者對新疆特色農產品的認知和購買、了解渠道、購買及目的、消費者對新疆庫爾勒香梨的鑒別、質量安全性和價格水平的評價。

5.計量經濟分析：模型采用以下函數形式表示。Y=F（X1，X2，X3…X11）+μ式中，X1，X2，X3…X11分別表示年齡、文化程度、職業、個人月均收入、對健康的關注、對原產地的關注、銷售推廣介紹、親朋好友的推薦、個人喜好、對質量安全水平的評價和對價格的評價，μ表

示隨機擾動項。本研究擬采用二元邏輯斯諦（BinaryLogistic）回歸模型實證分析消費者購買行為，回歸模型可表述為：logP（Y1）P（Y0）--=b0+b1x1+…+b11x11+μ式中，Y1為購買過新疆庫爾勒香梨，Y0沒有購買過新疆庫爾勒香梨；b0為常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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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層面上，新自由主義還提倡為貧困地區和發達地區的經濟融合掃清障礙，前提是貧困國家的政府嚴格遵守自由主義政策。雖然新自由主義是一套理性的復雜知識體系，包含各種各樣的觀點，但它的政治觀點是古樸而簡單的，這是因為政治在市場制定的條款之外就沒什么特殊意義了。接受這種邏輯就是要否認或弱化當代體育呈現出的實現社會改變和變革的諸多機會的重要性，而否認實現社會變革機會的觀點仍然存在，這反映出對當代資本主義身處十字路口這一狀況缺乏認識，全球政治的新標準和社會經濟合作普遍存在。換言之，緩解貧困的政策已經制定并執行，政治理念在日益增加的全球空間中或得到發展或逐漸消失，這個全球空間一方面體現為生態政治，另一方面體現為社會經濟。這兩個方面都是在體育中或通過體育實現社會改變的機會。很多情況下，自由被簡化為買賣的權利，并減少了和私有化的個人主義團結起來的機會。20國集團峰會也旨在成為新社會秩序建立的標志，一種更人性化的資本主義形式，以應對部分由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貧困危機。美國曾經的不受約束的全球化共識現已過時，現在需要的是用更均衡的方式來調節市場，而不是放任市場。在這一背景下，體育的潛力不能被視為存在于體育提倡的價值中或某種資本主義形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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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總體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可以說，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同理，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Jenkins,2008:10）。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網絡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是繼“信息社會”、“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2002: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12）。在互聯網時代，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Shin(2006)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1999)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2001)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總的來說，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1998;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說，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網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說，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p.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可以說，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計算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可以說，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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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樹立競爭的重要性選擇適當的標準和競爭對手

動機在個人心理趨避相對的兩種傾向：把某種成就活動、愿花時間和精力去追求，以達到成功或完美的境地的動機稱為成功動機；把害怕挑戰、避免或遲疑加入一種成就境地的動機成為害怕失敗的動機。兩者關系為：成就需要＝追求成功動機－害怕失敗動機。追求成功動機高的人會勇于克服苦難、有挑戰欲望。教師要在教學中根據因項目特點、個體差異、愛好特長不同，把握學生的成功動機心理，提高競爭意識。競爭是有目標的競爭，通過競爭要達到的目標是什么。應事先確定好,不能盲目從事，這個目標不能過低。也不能過高，過低了輕易就可達到。達到了也不會有滿足感、成就感過高了。達不到易受挫折，甚至傷害學生的銳氣和自信心，所以，需正確估量自己！正確估量對方，選擇適合自己的競爭對手和競爭標準，確立的競爭標準最好不要定死允許在一定范圍內變動，否則競爭壓力就可能過大，加重人的思想負擔，對競爭是不利的。要想競爭成功，需要有壓力，但壓力必須適度，不能過度過度了就會影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同樣，選擇競爭對手也應適當！應選擇和自己條件，實力差不多的稍好的同學。每個人都想爭第一，但是第一只有一個，這個時候，就需要學生擺正心態，不能總是以第一為目標。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樹立正確的競爭對手。此時，教師在德育課程講授的時候，可以運用一些生動形象的例子，告訴學生選擇合適的競爭對手的重要性。比如，在跑步的時候，你可以選擇你的競爭對手就是你前方的哪一位同學，你超越了，再選擇前方的同學，而不要盲目地將目標鎖定在你看不到的第一位同學。

三、正確運用教材培養學生的競爭進取精神

競爭進取精神是指人類為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所具有的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一種積極的心理狀態和精神力量。在講授德育課程的時候，教師可以結合平時的教學內容，諸如語文課程中的鮮活例子告訴學生積極進取是人類永恒的思想。教師可以從課本中選擇一些例子進行講授，如此一來可以將德育融入日常的教學活動中，同時還可以結合教材對學生進行切身的教育，一舉兩得。例如，選自《荀子》的《勸學》：“學不可以已“”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再如彭端淑的《為學》“：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也；不為，則易者亦難也。人之為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也；不學，則易者亦難也。”這些課文都說明了一個道理，那就是要有一定的學識，要有一定的競爭能力，就必須不斷地努力學習，堅持不懈地積極進取。

四、加強道德和誠信教育，培養合作精神

學校擔負著培養學生道德素養的責任，在市場競爭無序，假冒偽劣、欺騙等行為泛濫的時候，人們越來越感覺到誠信的重要和可貴。誠信教育將會為學術未來立身處世事業打下重要基礎。學校通過舉辦重大紀念活動、主題班會等強化誠信教育。現代社會不僅需要競爭意識，也離不開合作精神。合作是競爭的基礎，是當代社會進步的要求。人是社會的動物，社會性的合作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人性”，而相互消耗，以爭勝為目標的競爭則是人“獸性”的表現。從歷史的角度看，是合作讓人類告別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相反地，是對土地、人口和生存空間的競爭讓流血和屠殺的慘劇一次次上演；競爭、并且必須是良性的合理的基于社會福利的競爭，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應是促進效率的提高，加快社會進步的速度。因此教師不僅要培養學生的競爭意識，更需要培養學生良好的道德品質，努力提高學生的思想認識水平。協作精神在各種競爭活動中都應該得到大力提倡，只有正確處理好競爭意識和合作精神的關系，才可避免同學之間的勾心斗角，互相拆臺。才能樹立正確的榮譽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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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4

宏觀調控強調通過多種途徑展開社會經濟控制，維持社會再生產協調狀態。區域經濟反映了各區域經濟水平、狀態、規律。從整體上看，目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失衡，區域經濟差距懸殊，政府作為區域經濟建設的核心，有責任、有義務協調區域發展。鑒于此，筆者結合實踐研究，就政府宏觀調控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展開分析。

1 宏觀經濟管理與區域經濟發展分析

1.1 政府宏觀經濟管理必要性

社會主義市場環境下，政府采取宏觀經濟管理主要作用是對區域經濟發展起到指導、促進作用，優化分配，完善生產資源，促進區域資源優化配置，穩定國家經濟。而想要保證社會市場穩定還需通過市場自發調控與政府宏觀調控，兩者結合才能實現百花齊放，增加社會就業率、推動企業發展。同時，還有助于調動政府參與主動性，對促進經濟體系完善起到間接性作用，使社會經濟處于穩定發展水平。但從另一方面而言，宏觀調控也存在管理失效風險。宏觀經濟是以計劃指導為目標，對今后經濟發展趨勢的預見，政府根據經濟預測展開宏觀調控，但在實際落實過程中存在諸多限制性因素。主客觀影響如：決策依據信息來源真實性、準確性，決策人員專業水平，政府反應要落后市場發展變化，成為宏觀調控最大影響因素。所以，及時對政府行為科學引導保證發揮市場調控作用，推動區域經濟建設發展有助于穩定社會經濟發展。

1.2 宏觀調控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

區域經濟協調是宏觀調控的目標。政府想要進行宏觀調控協調區域經濟發展不僅是工作目標，也是區域經濟協調有效方法。首先，社會經濟總量穩定。經濟總量指的是某個階段國家經濟活動總成果的數量反映，宏觀經濟活動指標的集中體現就是總供給與總需求。宏觀調控短期目標即是維持社會供給與需求穩定，才能保證社會經濟穩定發展，這也是區域經濟協調重要途徑。其次，社會經濟發展。基于長遠角度分析，宏觀調控是社會經濟長期建設發展的戰略性指導，及時排除經濟隱患，促進國民經濟進步。區域經濟協調具體而言，就是城鄉、城市區域的統籌協調，要求兩者必須保持同步狀態。

1.3 宏觀調控是穩定區域經濟的根本需求

首先，宏觀調控的基礎前提就是計劃手段，要求政府對區域經濟進行短期、長期計劃，適應宏觀經濟管理計劃達到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其次，經濟計劃。以間接形式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影響，間接管理指的是不直接干預經濟活動，而是以市場為媒介通過經濟手段對經濟發展主要變量施加影響，通過市場傳導引導微觀經濟行為，確保達到宏觀經濟管理標準。區域經濟屬于國家宏觀經濟層面的內容，以宏觀調控形式進行區域經濟協調。最后，行政方案。行政方案指的是行政單位利用行政權力干預社會經濟的有效途徑。單位以宏觀經濟形式綜合人力、物力應對宏觀經濟問題，如利益問題，都要利用行政手段進行管理控制。

2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現狀

伴隨著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一些發展問題也隨之暴露，尤其是區域經濟失衡問題。現如今，我國經濟水平依次為東部、中部、西部，特別是長江、珠江、京津冀，根據所處地理環境看呈高密集狀態。但是，想要通過高經濟水平地區帶動周邊區域發展存在一定限制，進而出現區域經濟發展不均，影響社會總體經濟進步。現階段我國主要勞動力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地區，改革初期得益于上海工業與江浙區域農工相輔，長三角地區特別是江蘇、浙江的鄉鎮工業和家庭工業發展迅速。此后，汽車、石油化工、船舶產業迅速興起，使長三角一直保持全國領先地位。

3 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想要通過宏觀經濟控制保持區域經濟平衡，促進社會經濟進步，第一要素是政府以宏觀經濟管理為方法，發揮著橫幅作用。綜合分析各區域經濟發展特點與優勢、問題，從而創建具有特色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藍圖。相對于個體控制，宏觀經濟控制更能夠規避市場風險、進行市場控制，通過擴大投資、吸引優秀人才、健全市場經濟體制穩定區域經濟，有助于控制區域經濟發展，實現整個區域經濟水平提高。

3.1 促進投資，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最佳途徑就是擴大投資，鼓勵科技創新、扶持第三產業。首先，推動區域經濟朝市場化發展，開放市場、建立完善的法律體制和市場制度、良性競爭的市場環境，保證產品、生產資料等走進來、走出去，推動社會經濟進步。同時，要求政府打破行政性貿易壁壘，發展多元化、互補性的區域市場。其次，鼓勵科技創新，實現產業升級。政府綜合有利產業資源，健全指導機制與產業制度從而實現經濟增長。在原有產業資源下以財政刺激形式帶動企業走向科技創新，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生產水平。最后，扶持第三產業。第三產業包含各類服務和產品，有助于滿足大眾消費需求，促進消費的同時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因此，政府應在制度政策上給予幫助，為第三產業謀求更多福利優惠政策，并進行勞動力教育培訓，提高專業水平、生產效率。

3.2 堅持留下來、引進來戰略目標

關于長三角區域協調發展，政府應堅持留下來、引進來戰略目標。其中，留下來是將區域高學歷、年輕勞動力、具有創新、創造意識的人留下來；引進來則是吸引更多優秀人才資源。具體措施：首先，加強與金融、貿易、投資戰略的互動，尤其是對外投資和引進外貿的互動。“一帶一路”建設既是現代社會開放型經濟發展戰略選擇，也是推動留下來，引進來的雙向互動。其次，為外來人才提供更多福利政策，將優秀人才放在重點開發區，有助于達到人才流動的聚集效益。再次，政府應加大子女教育、公共衛生、就業支持，盡可能縮小與高經濟水平區域在衛生、教育、文化、醫療方面的距離。最后，發展農村教育、職業教育、技能培訓，提高勞動力綜合素質、專業水平，更好地適應區域產業發展的人才需求。

3.3 國家戰略與地方戰略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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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飯店資源配置性分類配置層次配置方式

飯店擁有各種經營管理資源，飯店正是利用這些資源來產生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或環境效益。可配置性是飯店資源所具有的基本特點，通過特定的配置和管理行為，飯店資源會發生形態的改變，并聚合成滿足顧客需要的飯店產品。因此，科學認識飯店資源的配置屬性，是正確進行飯店競爭力管理的基礎。

1飯店資源的配置性分類

對飯店資源進行配置，其目的在于通過對不同飯店資源在不同用途之間的使用來提高單體資源的增值能力，并通過資源之間的結合來積聚綜合利用優勢和過程優勢，從而提高飯店的效益水平。

飯店資源都蘊涵有程度不同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在一個較短的時期之內，技術水平如果沒有較大的改善，資源的自然性越高，其增值能力的固化度就越高，它通過人為組合和調配所能產生的增值效果也就越低，比如低值易耗品，由于其使用的廣泛性和獲取的隨意性，它的獲取成本和使用成本均可以進行理性的控制，在飯店產品的價值鏈結構中，它的價值擴散能力是較低的，飯店只能從低值易耗品中得到一般的資金投入回報。

社會性高的資源的增值能力通常不受技術水平的限制，而受管理水平或者說資源配置水平的限制。資源的社會性越高，它通過不同的配置組合產生的增值效果的差異性也就越大。比如顧客偏好信息，同樣的顧客偏好信息對不同的飯店有不同的增值效果，飯店對顧客偏好信息理解地越準確，所生產的產品與顧客偏好就越吻合，其增值效應和市場效應就越大，越能給飯店帶來超出一般資金回報率的利潤水平。從這個角度而言，可以將飯店資源分為三類，即弱配置性資源、中度配置性資源和強配置性資源。

如圖1所示，弱配置性資源通常是自然屬性較高的設施和物品資源，它們雖然也經過人為的加工，具有一定的社會屬性，但比起財力資源、人力資源等中度配置資源來說，其社會屬性顯然要低得多。設施和物品資源的質量是比較容易測定的，它們的增值能力也比較容易預測，對它們進行配置組合所能夠產生的綜合效益和過程效益是比較低的。

財力資源、人力資源、技術資源（這里通常是指新興技術）、市場信息等資源的增值潛能則難以預測，不同的配置組合能夠產生不同的綜合效益和過程效益，其配置性是較高的。相比而言，組織慣例、飯店文化等組織資源是軟性程度更高的資源，它們超越了飯店組織實體，并依賴于內在的社會心理和飯店規范而連接在一起，其社會性比弱配置性資源和中度配置性資源要高。相應地，對這些資源進行配置組合能夠帶來的增值效果更加難以確定，因此其可配置性要高于前兩者，我們稱其為強配置性資源。

2飯店資源的競爭力層次及其動態轉化

（一）飯店資源的競爭力層次

資源配置的目的是營造飯店的競爭優勢，為飯店的利潤獲取提供競爭基礎。飯店資源本身就是競爭的基礎因素之一。或者說，飯店內的各種資源本身就有競爭力的層級區別。從競爭力角度而言，飯店資源包括核心資源層、優勢資源層、基礎資源層和劣勢資源層等四個層級：

飯店核心資源層。飯店核心資源是與飯店核心競爭力緊密度較高的相關因素之一，它是指在飯店的資源體系中，具有較強的價值增值能力、較為稀缺而且不易被競爭對手所模仿的資源種類。核心資源層對應于強配置性資源，飯店通過對這種資源的開發和維護能夠獲得持續性的競爭優勢，保持飯店的競爭地位。飯店文化、組織資源等強配置性資源通常屬于飯店的核心資源。

飯店優勢資源層。優勢資源是指有一定的價值增值能力、具有稀缺性但容易被競爭對手模仿和復制的資源種類，它對應于中度配置性資源。飯店優勢資源能為飯店提供一定的競爭力，但這種競爭力容易被競爭對手趕超，因此不具備可持續性。像飯店的菜肴制作技術、客戶資源等中度配置性資源與飯店的優勢資源存在較大程度的關聯性。

飯店基礎資源層。基礎資源指具有一定的價值增值能力，但不具備稀缺性的飯店資源種類，它對應于弱配置性資源。這種資源能夠提供一定的價值，沒有它們飯店會處于競爭的劣勢，但是其它飯店也很容易取得同樣或類似的資源，因此它不能成為形成飯店競爭優勢的資源。飯店的水、電、設施設備等弱配置性資源種類都屬于基礎性資源。

飯店劣勢資源層。飯店劣勢資源是指沒有價值增值能力的資源種類，它沒有明確的配置層次指向。這種資源不能為飯店提供競爭優勢，它往往是飯店的負擔。像不適應崗位發展需要的員工就屬于飯店劣勢資源，摒棄這種資源可以降低飯店的經營管理成本，提高飯店的相對競爭力。

（二）飯店資源競爭力層次的動態轉化

如圖2所示，在飯店資源的分層系統中，飯店的核心資源是飯店所獨有的，市場上不具備同類資源，飯店正是憑借這種資源營造出自己有別于其它飯店的競爭優勢，由于這種資源不易被競爭對手所模仿，因此其競爭優勢是持續的。

飯店優勢資源也是構成飯店競爭優勢的資源種類之一，但由于它可以被其它飯店所模仿，因此這種資源所營造的競爭優勢有一個逐漸式微的過程，或者說，這種資源會逐步退化為飯店的基礎資源。

劣勢資源的存在是飯店中一個難以避免的配置問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信息不對稱，飯店難以完全了解市場中的資源情況，因此資源交易行為蘊涵著和劣勢資源發生契約關系的可能性。同時，飯店內部的資源在使用過程中有一個自我老化過程，設施設備、員工的技能、管理人員的管理思想都會在使用過程中出現背離資源基本要求的情況，如果這些得不到及時的修復，相應的資源就會轉化為劣勢資源。

飯店資源還會與外部市場資源進行動態交流，內部轉化和外部轉化往往交織在一起，互為推動。

3飯店資源的分類配置策略

在飯店的資源構成體系中，物品設施等弱配置性資源自然屬性高，它在空間上具備較強的可流動性，可替代性也高；技術資源、客戶資源等中度配置性資源依賴于人的識別和管理，它的擴散通常受整體環境的限制，因此其可流動性和替代性要低于弱配置性資源；而飯店文化等強配置性資源具備更強的內隱性和社會性，它更多的表現為隱性的規范和價值理念，它是飯店行為長期積淀和延續的結果，它的可流動性和替代性最弱。但這也使這種資源難以被模仿，由此它也具備更強的增值性。因此，弱配置性資源、中度配置性資源和強配置性資源分別對應于強替代性、一般替代性和弱替代性。對資源流動性和替代性的判斷有助于更好把握資源配置的時間決策點，采用反應速度不同的配置模式。

如表1所示，基礎性的弱配置性資源流動性強，飯店需要對資源的變化做出迅速的反應和調整，其配置手法是迅捷反映型的配置模式。

中度配置性資源流動性較強，但其發展脈絡較為緩和，具有相當程度的可預見性，因此一般采用常規、例行的配置流程。比如，人力資源需要飯店進行持續的更新、培訓和結構調整，它的配置行為有其常規性和延續性。強配置性資源可替代性低，它的改變需要較長的時間，其配置行為通常是中遠期的戰略性規劃調整。比如，良好的飯店文化、成熟的組織慣例等強配置性資源的形成是飯店員工在長期的工作中逐步形成的，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需要飯店有長期的戰略發展規劃。

飯店的資源隨著其配置性由弱到強的變化，它的增值性也逐步增強，增值性越強的資源與飯店核心優勢的關聯度越大，飯店由此所能維持的競爭優勢也越長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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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33.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2-1578（2016）06-0035-02

新課標要求高中政治的課堂教學不僅要把培養學生的知識、能力和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結合在一起，還要注重學生政治素養的提高。高中政治對學生德育的發展一直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學生的全面發展有良好的促進作用，高中政治的課程內容，不管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哲學，都與現實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所以在課堂上要體現時展的特色，對學習的理論知識能夠學以致用。高中政治課還要立足于學生的日常生活和發展需求，科學理論知識要與實踐經驗相結合，還要充分發揮政治課的教育作用，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傳播積極的正能量。

在新課標的要求下，高中政治教學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教師也開始嘗試不同的教學方法，但是還是有很多偏離了新課標的要求或是很多改變只是流于形式，并沒有深入理解新課標的要求。本文首先立足于新課標的要求，分析高中政治教學中還存在哪些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解決策略。

1.高中政治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1 只注重知識的傳授。新課標要求政治教育要達到知識、能力和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位一體的教學目標，但是在高考的壓力之下，很多的政治課程還是要求學生死記硬背，這就是只重視知識的傳授，忽略了對學生能力和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教育。當然這種教育現象與高考的大背景是分不開的，也與教師對新課標的理解不深有關。

1.2 學生對政治學科的學習興趣不高。政治這一科目本身是文科科目，可能大家認為文科科目的主要任務就是背誦，所以只要在臨考試之前突擊背誦一下就可以取得不錯的成績。有了這樣的觀念，學生在課堂上就不會認真聽課，課后也不會花時間去預習、復習，如果教師的課堂氛圍比較死板、沉悶，那么學生的學習興趣就會更低，教學效果可想而知。

1.3 與社會實踐的聯系不深。政治課其實與社會現實的聯系非常深，很多社會現象、社會熱點、國家政策、國際事件等等都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如果長時間以一種封閉的狀態學習，兩耳不聞窗外事，那就會限制學生的眼界。如果僅僅考慮高考的題目分數，也應該讓學生多多了解事實，因為現在的高考題很多立足于社會熱點。當然我們的高中政治教學不能僅僅考慮高考分數，還應該有大局觀念，為了學生未來的發展而努力，培養學生做一個熱心人，見聞廣博的人。

新課標的推行對高中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高中政治課堂也像著更好的方向發展，面對新課標背景下高中政治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其實要想從根本上改善高中政治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必須從觀念上改變對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最終目標是育人，不是為了所謂的分數，如果目標錯了，再怎么努力也很難培養出真正的人才。

2.針對高中政治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

2.1 轉變觀念，堅持"三位一體"。傳統的教學方法是以教師為主導，教師實行"滿堂灌""填鴨式"的教學策略，認為只要把課本知識傳授給學生，并讓學生根據考試大綱的要求把需要記憶的知識記牢就可以，但是教師忽略了學生能力和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培養。在高中政治教學中，教師要時時指導學生靈活運用知識的能力，在遇到比較難以理解的知識時，要用生動的例子、深入淺出地語言讓學生首先理解所要學習的概念；在學習與國家政策、社會環境、科技進步等相關的知識時，教師要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世界觀，從而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感。但是在進行德育教育的時候，不要講很多的大道理，學生對這些大道理并不容易接受，德育教育要與學生的生活緊密相連，教師首先要培養學生熱愛自己的生活，愛自己身邊的人，有積極的能量去面對生活中的小事，以小見大，循序漸進，才能更好地培養學生的人格。

篇8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篇9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

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篇10

中圖分類號：G42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33-0121-02

計量經濟學課程中的相關理論、研究方法和實證模型設置都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目的性。是否能夠利用它們來解決經濟實踐中存在的實際問題，是學習該課程的目的，也是該課程教學實踐中的基本要求。本研究將以計量經濟學案例―對城市消費者購買行為研究為例，從實證項目的計量經濟研究的一般范式：選題、文獻回顧與評述、數據的搜集和預處理、課程論文的寫作，以及該課程計量經濟模型構建分析和技術等內容展開研究，以期為學生計量經濟學論文的寫作提供借鑒與參考。

一、選題

開展實證項目分析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選題，即確定“怎么開始，亦或如何開始”的問題。選題是一個不斷探索、逐步深化認識的過程，一般而言，需要從兩個層面進行考慮：首先應該確定自己感興趣的研究領域；然后是在所感興趣的研究領域中選題感興趣的具體題目。顯然，這是兩個不同的層面，前者是對擬研究問題的一個總框架或總領域的確定，后者是要明晰一個具體的、真正的研究問題。當然，研究領域的確定要依據我們所學專業，亦或結合在諸多經管類課程學習過程中，自己所掌握到的知識來確定擬研究的科學領域。在對課程論文選題時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第一，重點選擇我們在經濟、社會等領域中給予廣泛關注的現實問題。這就要求我們選擇的問題一定是具體化的問題，而不是空洞泛泛、言之無物的問題。第二，明確研究范圍。研究的范圍可以是宏觀領域，也可以從微觀層面來探討。第三，題目的選擇不應太大。我們應綜合考慮實證項目研究的條件和現實可能，如：個人理論水平層次、數據可獲得性、完成項目或課題的人力資源、物質成本及時間條件等。作為本科生課程論文，題目不能選得過大而無重點，否則工作量太大，建議選擇具體的切實可行的“小題目”。第四，數據的可獲得性。數據來源是進行計量經濟學建模及研究的基礎，若不能獲得具體的觀測變量數據，將無法進行具體的計量研究。另外，選題過程中也應充分借鑒已有研究成果，如圖書、報刊、電子圖書館和網絡數據庫等。有效利用資料和文獻，可避免做已有學者已做過的學術研究。對收集到的文獻資料進行梳理、綜述和評價，指出現有研究成果中存在的不足，也可從中發現自己論文寫作可能的創新。文獻綜述和回顧是研究論文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很多人會將文獻綜述部分作為文章的引言，以保持整個課程論文結構上的連貫性。

二、模型設定與數據處理

1.模型設定。課程論文研究題目選定之后，就要考慮模型的設定和建立問題。一般來說，模型優良的判別標準有：第一，構建模型的基本準則與所得數據表現的現實相統一和一致。第二，模型構建應與經濟理論一致。第三，構建的模型需要外生變量構成回歸變量，且構建模型中含有明確因果關系。第四，參數應具有相對穩定性。第五，模型必須具有對數據的代表性和優良的擬合性。第六，模型應具有盡可能大的包容性。最后，模型的簡潔性。設定模型首先要確定模型中的變量，其選擇的依據要根據研究目的，以經濟理論為指導，抓住其主要影響因素和特征，同時根據研究需要，對所選變量進行取舍并加以檢驗，以確保避免對變量設定的誤差。當變量選擇好之后，就要對回歸模型的函數形式進行設定，使所設定的變量間函數形式能夠體現變量間的基本關系。

2.數據收集與處理。在計量經濟研究中使用的數據，包括：統計年鑒數據、對外公報、實地調查數據和人為構造數據。可用于估計參數的數據主要有時間序列數據、截面數據、面板數據和虛擬變量數據。如何取得用于實際計量的適合的樣本數據，是計量經濟研究成敗的關鍵。計量經濟研究中所用數據，要力求真實、可靠、完整，數據的質量直接關系到所估計參數的可靠性，對明顯失真的數據，應當予以剔除。收集數據工作結束后，需要對數據進行預先處理，可進行一些初步查驗與分析，這樣可得到調查數據的統計特征。

三、計量經濟分析

當設定的計量經濟模型確定之后，就可利用所獲得的數據來估計模型中的參數。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普通最小二乘法、WLS法、廣義差分法、工具變量等方法估計模型中的參數。接著，還需要進行模型檢驗，主要從其經濟意義、統計推斷、模型預測等方面進行。此外還有模型診斷性檢驗，主要包括變量檢驗、殘差檢驗和穩定性檢驗。模型檢驗不存在通行的模式，每個階段的檢驗需要大量地判斷和驗證，不同學者使用的檢驗方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我們要避免在沒有對模型進行更多深入分析之前就倉促地下結論，也需要對其進行一系列的診斷和檢驗。最后，利用我們選取的統計量數值對諸多模型的優劣程度做出判斷。經過檢驗和調整后的估計模型是符合要求的，接著就要對模型所提供的數量信息做具體的分析。根據研究目的，可能是經濟預測、結構分析、政策評價或驗證理論。對實證分析結果做出說明：如回歸系數正負符號、大小、經濟意義、檢驗結果解釋、不同估計方法的差異性等角度。

四、課程論文范例

1.題目：消費者對新疆特色農產品購買行為的實證研究。

2.前言：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一直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對農產品消費的研究也已成為目前社會科學關注的焦點之一。我國對于食品質量安全研究起步較晚，但近年來，國內學者開展了消費者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地理標志農產品和轉基因食品等認知、支付意愿和購買行為的研究，且成果頗豐。區域特色農產品極具濃厚的地域特性，它們在生產后被營銷到當地，會發生如何的意義？與當地消費者的互動如何？這成為了值得關注和研究的問題。本研究在對鄭州市240位消費者問卷調查基礎上，從微觀層面探討消費者對新疆特色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認知狀況、需求動機和購買行為及影響因素。

3.數據來源與樣本特征：我們以面談形式填寫調查問卷，調查人員為高校研究生。在正式調查之前，先于2011年3～4月、6～8月進行預調查，并于2012年1～3月進行了正式、全面調查。調查內容包括消費者基本情況、對新疆特色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認知和購買等內容，獲得240份有效問卷。根據所調查數據，對消費者基本情況統計。

4.描述性統計分析：本文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對其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消費者對新疆特色農產品的認知和購買、了解渠道、購買及目的、消費者對新疆庫爾勒香梨的鑒別、質量安全性和價格水平的評價。

5.計量經濟分析：模型采用以下函數形式表示。

Y=F（X1，X2，X3…X11）+μ

式中，X1，X2，X3…X11分別表示年齡、文化程度、職業、個人月均收入、對健康的關注、對原產地的關注、銷售推廣介紹、親朋好友的推薦、個人喜好、對質量安全水平的評價和對價格的評價，μ表示隨機擾動項。本研究擬采用二元邏輯斯諦（Binary Logistic）回歸模型實證分析消費者購買行為，回歸模型可表述為：

log■=b0+b1x1+…+b11x11+μ

式中，Y1為購買過新疆庫爾勒香梨，Y0沒有購買過新疆庫爾勒香梨；b0為常數項，bi是Xi的回歸系數，μ為隨機擾動項。

6.結果分析：利用SPSS13.0統計軟件，對消費者購買行為進行回歸分析，由于本研究構建模型主要目的不在于預測，而是定量分析與檢驗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故在回歸處理過程中，采用向后逐步剔除法（回歸結果略）。

主要研究結論：影響消費者購買主要顯著性變量有年齡、文化程度、職業狀況、對原產地關注、銷售推介、個人喜好和價格水平評價等7個因素，另外可知它們的顯著性水平不盡相同。結合實際調研結果（描述統計部分），進一步可知：新疆特色農產品有著較高的認知度，相比較而言，新疆庫爾勒香梨和阿克蘇“冰糖心”蘋果的市場認知度有待提高；消費者對新疆特色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有著較高的評價，同時也認為價格較高；消費者對新疆特色農產品需求動機存在多樣性。

本文通過實際經濟活動―消費者購買行為研究作為教學案例，運用SPSS計算機軟件具體操作和應用，而不是從概念到概念，抽象地講解理論和方法。其目的在于使學生能夠掌握并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和一般范式對實際實證項目進行分析與研究，能夠讓學生完成較高質量、有數據及數學模型支撐的“課程論文”或“畢業論文”，并達到教學效果的改善，及學生計量經濟理論分析和實際應用能力提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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