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互聯網社會治理，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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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聯網+”戰略下社會的新變化

產業模式不斷創新升級：“互聯網+”戰略下，互聯網與傳統行業進行深度融合，創造了新的發展生態。目前，“互聯網+”正在全面應用到第三產業，形成了諸如互聯網金融、互聯網交通、互聯網醫療、互聯網教育等新業態，極大改變了一些行業的運行和發展模式，許多企業在與互聯網技術結合后發揮出了以往不具備的功能，從而使企業在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成功轉型，脫穎而出。首先，“互聯網+”能夠直接創造出新興產業，促進了實體經濟持續發展。其次，“互聯網+”帶動了傳統產業變革。無論是工業制造還是農業生產，只要傳統產業創新運用互聯網技術，都能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獲得主動權。總之，“互聯網+”促進了以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現代制造業、生產業等的融合創新，打造出了一些新的產業增長點。

二、“互聯網+”戰略下實現社會協同治理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由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給社會治理帶來新的挑戰，實現社會協同治理因此成為必然要求。同時，互聯網本身具有的諸多特征也為多元主體協同社會治理創造了條件。

一方面，從當前中國網民的社會階層結構來看，具備中等教育程度的群體規模最大，43.8%的網民表示喜歡在互聯網上發表評論，可見，網絡空間已成為中國網民平等發表言論的重要場所。[2]網絡平臺的平等性使來自社會底層草根群體的聲音，能夠突破傳統媒體時代的限制因素，更直接、更顯著地被社會傾聽并引發關注。這種來自網絡的聲音也正是普通民眾要求參與社會治理的表現。而網絡的發展顯然給予了他們滿足參與社會治理需求的平臺。

另一方面，網絡的開放共享性意味著任何人都能自由、自主地從網上獲取、分享信息，發表意見，進行個性化選擇。這內在地推動了社會治理開放性的發展趨勢。社會治理的開放性，使更大數量、更廣范圍、更多類型的社會個體有了加強聯系和互動的可能，大大促進了社會治理的協同。馬克?格蘭諾維特曾說：“互聯網使我們對世界的情況了解更多，我們有了更多的弱連接，我們意識到了更多的新信息和新觀點。動員大眾參加政治或其他活動更加容易。”如果將社會看作一個復雜開放的系統，那么形成多元主體整合性的社會協同治理，在互聯網時代將成為可能。

三、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社會協同治理的實現路徑

（一）運用信息化工具，建立“全面覆蓋、聯通共享、動態跟蹤”的社會協同治理信息系統

現代網絡信息技術還為社會治理協同機制的運行提供了技術支撐。各個社會治理協同主體之間利用網絡平臺，進行信息的獲取、分析、整合及利用。實現了治理信息的有效整合及全面覆蓋。互聯網搭建的信息協同技術平臺就是要建立社會治理大信息系統，這一系統在硬件上要依托現有的政府相關管理部門及相關通信企業，構筑信息協同大平臺。同時，網絡管理信息系統所具備的數據收集、分類篩選、計算和存儲等功能，實現了對社會治理信息的鎖定、跟蹤、分析、整合、存儲，大大提高了社會治理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二）利用網絡監督完善社會協同治理的監督機制

互聯網平臺在信息公開、信息透明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平衡多元參與主體之間的“權”與“利”，擴大公共監督，保障治理的公平與公正。當前，我國的社會治理過程中，除了存在主體單一、效率低下的問題外，還存在治理主體、治理結果不公等問題。究其根源，主要是因為我國的社會治理缺少有效的監督機制。首先，政府作為最重要的治理主體，常常對于社會問題反應遲緩、該管的事情不管，不該管的事情卻大加干預。其次，其他治理主體，諸如企業、公民、社團組織等，又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選擇性的參與社會治理，在參與治理過程中也不免存在各種非理性的行為。因此，如何有效監督各治理主體及其治理行為成為了發揮社會協同治理功能的一大難題。然而，今天越來越頻繁的網絡曝光，似乎為這一難題提供了解決思路。不可否認，網絡監督已經成為了一種新型、高效、應用廣泛的監督手段。盡管網絡信息魚龍混雜，但互聯網時代，各治理主體通過網絡形成的虛擬連接很大程度上將直接決定其治理態度與治理行為。因此，網絡平臺既是合作協商平臺，也是相互監督的平臺。利用網絡監督，有利于完善社會協同治理的監督機制。

四、實現互聯網技術與社會協同治理相結合的重要意義

2015年，“互聯網+”無疑是最熱的詞匯，互聯網技術深入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領域已然成為了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因此，在社會治理領域，實現互聯網技術與社會協同治理的結合，將進一步提高社會協同治理的效率、創新社會協同治理的手段、促進社會公正公平。另外，當今世界的科技革命方興未艾，中國要提高國際競爭力，引領世界發展潮流，必然要堅持創新驅動。而這里的“創新”顯然也包括在社會治理領域的制度、模式和手段的創新。因此，將互聯網技術應用到社會協同治理的過程中，有利于堅持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主人翁意識，也有利于推動互聯網技術的進一步革新和發展。

綜上所述，推行以互聯網技術為手段的社會協同治理，既是互聯網技術發展的延伸，也是社會治理模式轉型的需要。當然，從實踐的角度看，對“互聯網+”社會協同治理機制的推進過程應保持應有的理性。畢竟當前我國的改革正處于深水區和攻堅期，而網絡又是一把雙刃劍。因此，如何使“互聯網+”社會協同治理發揮正效應，也是當前我國社會治理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總之，“互聯網+”戰略下，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機制還需要結合互聯網時代我國社會的特征和現實情況，進一步的細化和具體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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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公共事件 網絡輿情 治理

一、國外治理模式及其啟示

1.美國的“技術和立法先行”治理

對于突發公共事件的網絡輿情治理，美國主要依托了互聯網管理和應急管理體系兩方面來實現。“9·11”事件以來,美國政府加強國土安全程度,其中重要一點就是網絡安全。由此可見美國對網絡監管的重視程度。美國作為互聯網技術最發達同時強調公民自由的地方之一，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來實現對網絡環境的治理，其治理模式可以歸結為“政府與社會協調監管”。

該模式的主要治理特點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加強互聯網的相關聯的立法。美國政府投入前所未有的力量建立了網戰司令部，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聯合美國中情局，使得政府可以合法的對美國公民的私生活進行監控。此外，美國歷史上推出了許多部法律，來實現對互聯網的管理。最早可以追溯到1934年《通信法》。

第二，運用技術方式實現互聯網管理。其中主要的技術手段有：內容分級管理、中小學管理以及網絡安全技術研究。美國的互聯網技術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這是得到世界公認的共識。

第三，實現政府管理與社會管理相互協調。美國的網絡輿情治理模式中政府與社會協調管理主要體現在美國成立的許多網絡行業組織，從政府和普通公民兩方面來實現治理。其中，一方面美國政府既需要利用自己的強勢資源，也需要結合網絡行業協會所搭建的管理平臺，監控網絡輿情，糾正網絡違法違規以及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另一方面，行業協會組織對于互聯網健康管理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如宣傳相關法律、推動行業規范等。

2.韓國的“實名制管理”治理

韓國對于互聯網上個人信息保護、網絡信息傳播、互聯網安全管理等方面十分重視。其特點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全力健全法制，韓國有著較為全面的互聯網管理法制體系。為了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以及實現互聯網的有效管理，2007年韓國頒布《促進使用信息通信網絡及信息保護關聯法》，“國內網站都均應要求用戶在提供詳細身份資料后才能申請聊天賬號、網站郵箱，網站在核實其身份詳細信息準確的基礎上才提供賬號和郵箱。”就是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實現互聯網的實名制管理。

第二，完善治理監督機制。2011年5月，韓國谷歌被韓國檢方調查，原因就是韓國谷歌公司在未經過用戶許可的情況下收集并使用了公民的個人信息。網站運營商上在用戶注冊時就要求用戶填寫真實資料，這樣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由于網絡匿名性帶來的網絡謠言、網絡犯罪等，大大提高了公民在互聯網上的自律性。

但是，韓國的互聯網“實名制管理”也存在漏洞和不足。2011年7月，韓國SK通訊的Nate和社交網站“賽我網”遭到黑客攻擊，大量用戶的信息泄露。此后，韓國公眾和專家都認為“互聯網實名制”是使網站遭到攻擊和公民信息泄露的根本原因，并要求停止繼續實行互聯網實名制。2011年8月，韓國正式宣布廢除網絡實名制。

3.新加坡的“軟硬兼施”治理

新加坡政府對于互聯網上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和網絡謠言，有著異常嚴厲的處置。并且形成了具有特色“軟硬兼施”為治理策略的治理模式。新加坡的媒體發展管理局稱，由于在互聯網上并不能保證網名言論的理性，網民的言論就有可能超越了或者危害了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必須要實行網絡管制。新加坡在全世界以發至精神聞名，同時也是互聯網普及在廣德國家之一，新加坡在互聯網管理方面有著卓有成效的經驗。新加坡的治理模式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實行軟硬兼施的策略。“軟策略”手段就是公民自律、社會輿論等；“硬策略”就是通過國家法律程序有效地規范公民的互聯網行為。

第二，新加坡互聯網管理的主要精神就是意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為首位。

第三，全面推動相關法制建設。新加坡制定的關于互聯網管理的主要法律有《廣播法》和《互聯網操作規則》，對于新加坡的互聯網管理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第四，新加坡的互聯網管理還依賴于構建起了完備的行業自律體系。2001年2月頒布的《行業內容操作守則》，形成了行業自律規范的基礎。明確規定了互聯網行業內成員的權利義務。從而實現公民互聯網行為的有效自我監管。

二、對我國公共事件的網絡輿情治理的啟示

1.推動互聯網相關立法

完善互聯網立法努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從立法和執法兩個角度行動。在立法角度，要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制定一部切合實際的互聯網基本法。期間，既要有對社會經濟的考慮，也不能忽視我國傳統行為習慣的影響。

2.推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

互聯網技術發展對于互聯網治理有著舉足輕重的首要作用。應從兩方面推動相關技術發展。一方面是推動互聯網治理的技術，如分級管理、中小學管理以及網絡安全技術等等，促進互聯網健康發展。另一方面，應該從網絡輿情治理的角度發展相關技術。

3.實現互聯網治理主體的多元化

應借鑒美國與新加坡等過互聯網治理的優秀經驗，推動互聯網治理主體多元化。改變政府壟斷治理的狀態。鼓勵建立互聯網相關社會組織，建立行業規范。宣傳推廣互聯網健康使用知識，加強公民互聯網行為的自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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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分析“互聯網+”與地方政府治理之間的關系，就是要回答和說明地方政府與信息化融合之間的關系。這里主要包含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地方政府自身的“互聯網+”，二是地方政府推動下的經濟、社會領域的“互聯網+”。

對于第一個層面而言，“互聯網+”是條件和環境，地方政府是被改造或變革的對象，其要說明的是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如何升級和改造地方政府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動地方政府治理的現代化。而對后一個層面而言，地方政府在前，是主體，突出強調的是地方政府在推動經濟社會領域的“互聯網+”信息化融合浪潮中的定位和作用。后一層面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化約為政府與市場、社會關系的問題，即在推動“互聯網+”與產業融合和社會發展中，政府應當如何定位自身角色，進而發揮好市場和社會的作用問題。

“互聯網+”下地方政府自身的治理變革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互聯網技術發展與政府自身治理過程碰撞、融合并不是一個新的現象。20世紀90年代早期，美國副總統戈爾提出信息高速公路發展計劃推動網絡技術設施的發展。幾乎同時，美國國會也通過《政府績效產出和結果法案》，提出用信息技術再造政府業務流程，提高政府績效。有所不同的是，當前以移動互聯、云計算和大數據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對地方政府治理的影響幅度更大、范圍更廣、程度更深，這突出表現在以下三點。

更新地方政府治理的價值理念。互聯網具有平等、開放、協作和分享等基本特點，“互聯網+”下的思維方式更是一整套強調“客戶至上”和“服務極致化”的理念體系。在這一思維方式推動下，“互動、開放、協同和共享”等基本價值日益受到重視，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政府都普遍提出了基于“開放、透明和協作”的服務型政府和責任型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方式，其基本目的就在于通過互聯網再造政府決策、管理和服務的模式，進而提供讓居民和企業滿意的公共服務質量、效率及供給模式的創新。重塑地方政府治理的運行過程。

一是促進政府決策過程的民主化、科學化和公平化。“互聯網+”通過在線化和數據化，產生大量實時、可供分析的數據。與大數據技術相結合，在地方政府治理中一方面可以通過對跨部門、跨領域數據進行分析，使政府決策更具超前性、準確性和科學性。另一方面，可以動態地收集民眾需求，問政于民，問需于民，提高社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參與度，使政府決策更加滿足社會關切。不僅如此，政府還可以充分匯聚和利用企業、社會等各方面的實時數據資源，對決策執行效果及時作出評估、調整，使政府決策更加公平、公正。

二是促進政策執行和業務流程的再造。長期以來，政府部門管理一直存在著管理者思維定式，互聯網和信息化建設也往往以管理者為出發點而忽視民眾的需求。技術應用不僅沒有有效推動制度變革，反而固化了政府部門的信息權力，給政府部門間的信息融合和協作帶來困難，其直接后果往往就是便民、利民的目標無法有效實現。因此，利用“互聯網+”創新地方政府治理，就要推動政府業務流程再造，優化審批流程，降低審批門檻；就要實現數據和信息的跨部門共享，減少辦理環節、壓縮辦理時限，讓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路。

三是促進政府執行監督的外部化。在“互聯網+”時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使信息公開的成本大幅降低，公眾參與和監督地方政府運作的積極性也大幅提高。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的發展加速了各類信息在公眾之間的傳播，來自外部的輿論監督力量會日益壯大。

北京市某政府網站政民互動平臺

變革地方政府治理的方式手段。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使政府治理方式和手段也獲得極大的拓展和更新。一方面，政府可以自覺利用“互聯網+”浪潮和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提升政府市場監管水平，實行“互聯網+監管”模式。加快部門間的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島，探索建設企業和個人的征信體制建設，建立信息披露和誠信檔案制度、失信聯合懲戒機制和黑名單制度等系列管理機制。以數據流動層面的變革帶動市場監管和環境保護領域的變革，改變傳統的“以批代管”“重審批輕監管”的管理方式，強化事中、事后監管，有效推動簡政放權。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互聯網+”所帶來的在線化、數據化優勢，綜合利用大數據等各種技術手段，加強“互聯網+”在服務民生、社會安全、災害預測、抗災減災、應急管理等領域的應用，實現公共服務的高效化和社會安全保證的精準化。

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和社會“互聯網+”的角色定位

“互聯網+”所帶動的經濟和社會的升級改造，使整個產業的生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馬云曾說：“人類正在從IT走向DT，只有讓別人成功，你才會成功！”不論其觀點是否正確，其至少說明“互聯網+”的產業生態環境已經與傳統產業生態有著很大的不同，對創新和市場力量的憧憬會更加強烈。這種不同，既表現在商業模式上，也表現在產業組織和方式上，市場的決定作用會更加凸顯，社會的力量會得到更大激發。與此相應政府的角色與定位要作出調整，特別是在戰略定位、制度安排和推動措施等方面必須與之相適應。

戰略定位方面，地方政府應當將“互聯網+”視為現代化政府治理客觀環境和現實的基礎。在地方治理實踐中，受制于認識、利益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不同政府和部門對“互聯網+”也存在著幾種可能不同的態度和治理定位。一是將“互聯網+”視為一種挑戰和威脅。持這種觀點的地方政府對“互聯網+”往往采取消極的態度和方式，其治理過程往往包含著既希望“互聯網+”帶動經濟發展，又害怕“互聯網+”帶來“麻煩”的復雜心態，對“互聯網+”的態度也表現出極強的選擇性和投機性，無法從根本上推動良好的互聯網生態的形成。另外一種態度就是將“互聯網+”定位成一種工具和手段，忽視“互聯網+”對政府自身的升級和改造作用。這種定位僅僅是將“互聯網+”作為產業發展的推動工具，政府自身的治理和服務理念并沒有發生真正的轉變和更新。

在具體做法上往往是用新技術來做一些“舊的事情”。“服務導向”“顧客至上”等“互聯網+”所突出強調的價值和方式并沒有真正體現在政府的治理過程中，也不利于產業發展的升級轉換。最后一種觀點是將“互聯網+”視為現代化政府治理客觀環境和現實的基礎。這種觀點充分認識到“互聯網+”下政府治理與傳統治理方式的差異，自覺分析和利用互聯網生態的作用機理，以積極的心態推動“互聯網+”在政府管理、產業發展、生活等各個領域的融合和擴散。在這種治理模式和定位下，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得到較為恰當的處理，治理主體更加多元，治理責任更加分散，治理機制更加協作化，多元主體間形成合作共贏的可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和生態，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不斷涌現，社會生活更加智能、和諧。

制度安排方面，要以寬容的心態面對和處理“互聯網+”浪潮下出現的新事物和新產品，營造相對寬松的制度環境。“互聯網+”作為一個對傳統模式升級改造的過程，其深化發展勢必涉及一些利益格局和管理模式的深度調整。一方面，它可能打破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產生“總體有利，局部陣痛”的再分配效應。另一方面，又因為其生產方式的創新性，也往往會產生新的管理問題，從而給地方政府的治理帶來許多新的“不適應”和挑戰。

但是應該看到，“互聯網+”所具有的扁平化、數據化、在線化等低成本運作特點，極大地激發了社會個體創造和創新的熱情，帶動了經濟和社會發展。因此，對于這種新的變化政府應該以寬容的態度積極引導其發展。如“滴滴打車”“專車服務”“互聯網金融”等新興業態，應在不違反現行法律的前提條件下，充分發揮和利用法律所賦予的自由裁量的權力，為“互聯網+”提供一個積極寬松的社會環境。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積極探索有利于“互聯網+”的試點和試驗，探索“互聯網+”產業運作規律，并適時推動制度和政策調整。

推動措施方面，要樹立數據觀和平臺觀，以數據開放為契機，營造良好產業生態和業態。“互聯網+”的時代，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將廣泛存在并滲透到社會生活和政府各項業務職能的各個領域，對數據的挖掘和運用不僅意味著政府決策和服務水平的提高，同時也意味著一種新的生產力的開發利用。“數據治國”的理念將成為一種新的治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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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2.118

[中圖分類號]D66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12-0-02

我國在黨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建設現代化的社區治理。這是社區治理的概念首次出現在我國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規劃中，表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水平進一步提升。在“互聯網+”的社會發展背景下，如何結合現代化的先進科學技術應用手段，實現社區治理水平的飛速提升，就成為社區工作人員重點研究的課題。

1 “互聯網”+背景的基本概念

在我國乃至世界范圍的研究領域中，各個行業和各個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對“互聯網+”社會發展背景的研究，并沒有總結出一套系統化、理論化的完整概念。在我國發展進程中，有關“互聯網+”背景的基本概念論述，主要可以根據研究觀點的不同，將其劃分為兩方面不同的內容。

其一是將“互聯網+”背景的研究重點放在社會經濟金融行業的研究領域，具體指依托互聯網信息技術實現互聯網與傳統產業的聯合。其二則主要強調互聯網信息技術應用于社會基礎治理工作中所能發揮的優勢和具有的發展潛力。通過應用互聯網信息技術，實現社會經濟、政治及各種社會關系之間的協調有序發展，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與發展提供技術保障。

2 社區治理實踐工作開展中存在的實際問題

由于“互聯網+”的社會發展模式在我國產生和持續的時間較短，因此，其在社區治理工作開展過程中，并沒有得到相關管理工作人員的高度重視。當今社會社區治理工作的開展仍存在大量需要管理人員及時解決和應對的矛盾問題。目前，在我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社區治理仍處于并將在以后較長的一段時間內處于由原始工作模式向現代化管理方式轉型的中間時期。

在政府宏觀調控職能的影響下，受傳統社區治理思想的約束和限制，“互聯網+”社會發展背景下社區治理工作的開展，不但沒能結合應用現代化的信息技術應用手段，反而限制了社會公眾及社會企業單位在社區治理實踐中的參與程度，嚴重縮小和降低了社區治理的管理力度。

3 “互聯網+”背景下，提升社區治理力度的思考

3.1 革新發展思想，擺正認知理念

在廣大社會成員的認知中，有關“互聯網+”概念的提出，仍舊屬于一個較為陌生的字眼。但自我國進入21世紀以來，以互聯網信息技術應用手段為依托的信息化生活方式，已經逐漸滲透到我國社會成員日常工作及學習、生活的各個環節。這一社會背景要求社區工作管理人員在開展社區治理工作的過程中，要真正認識到互聯網信息技術應用的重要性，結合信息化處理技術改變治理工作的開展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互聯網+”的社會發展背景確實能幫助社區治理人員在一定程度上優化自身的工作治理水平，但“互聯網+”的信息化處理技術并不是萬能的，工作人員在開展社區治理時，可以將互聯網技術作為輔管理工具，但不能完全依賴互聯網技術。當管理出現一定的問題和弊端時，仍需要相關管理人員在結合實際的基礎上，制定出有效的治理措施。

3.2 強化教育宣傳力度，提升社區治理的群眾參與度

管理人員還可以在日常工作中，通過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網絡信息傳播功能，不斷強化社區治理工作開展的宣傳力度，使社區更多群眾參與到治理實踐活動開展的過程中，為社區治理工作的開展贏得更多群眾基礎。社區治理工作開展效率的高低，有時能直接體現出一個社區發育成長狀態是否完善。

社區治理應引導更多社區成員參與其中，發揮人民群眾的力量，如在治理方案方面，集思廣益，從而推動社區治理工作的開展。工作人員要培養社區成員養成強烈的集體發展意識，在社區團體中形成家文化的認知發展理念。在保持個性發展認知觀念的基礎上，為社區治理工作開展的負責人提供相應的建議和意見，使管理人員能在了解和結合社區群眾實際需求的基礎上，制定更加完善的治理方案，實現社區治理工作的高效、有序進行。

4 結 語

社區治理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建設中的基礎性工作。社區治理工作開展的效率和質量，有時能決定整個城鎮區域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水平，與社會成員個人生活水平的高低也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在“互聯網+”的社會發展背景下，只有政府相關部門工作人員深刻了解社區治理與實踐工作開展的重要性，才能秉承正確的發展認知觀念，實現治理力度與質量的全面優化和提升。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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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政府在互聯網時代的新動態

（一）政府對“互聯網+政務”模式的重視

隨著現代網絡技術的發達，“互聯網+”理念應運而生，引起了國家的重點關注。2014年11月，總理出席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時指出互聯網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工具。互聯網作為一個富有活力的平臺，為政府和社會帶來巨大的發展空間，同時也創造了新的機遇。“互聯網+”具有有跨界融合、創新驅動、重塑結構等特征，互聯網可以融合金融、教育、醫療等方面，也可以融合政務，“互聯網+政務”為政府治理現代化打開了新的思維模式。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政府治理現代化也就逐步提上日程，“互聯網+政務”的發展前景必將十分廣闊。

（二）政府的“網絡政治”飛速發展

當前我國的網民總數已經超過了6.5億，接近我國人口總數的50%，這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又是重要的輿論力量。經中國軟件評測中心對2015中國政府網站年的評估結果顯示，監測期間，部委、省、市政府門戶網站的可用性情況良好，政府治理水平的不斷提高，網站的更新及時性水平進一步增強。

二、互聯網為政治治理變革帶來的機遇

（一）互聯網能夠促使政府成為“民意政府”

網絡時代的打破了傳統的地域與地緣政治的界限，也打破了執政者與普通民眾之間的交流的界限。網絡為人們提供了世界性的信息平臺，人們可以輕松地獲取到各種各樣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與資料。各種黨報、理論學刊通過與網絡相結合，重新煥發出新的活力，多樣化的政府政策表達形式使網民在輕松愉快的氛圍中就了解政府的意圖，從而使民眾的態度由從被動變主動，內容從枯燥變活潑，形成了與網民良性互動的局面。

（二）互聯網擴展了公眾對政府的監督與反饋

信息時代下，公眾可以通過網絡進行參政、議政，拓展了監督政府及公職人員的行為的途徑。近些年來，互聯網在對政府行為的監督方面起著重大作用，例如，重慶北培區委書記雷政富、山東農業廳副廳長單增德、黑龍江雙城市人大代表孫德江等紛紛被曝光后受到法律嚴懲。政府可以通過互聯網時刻關注社會公眾動向了解民意，政府根據網絡輿情的發展走勢及時對其工作進行調整，以適應網絡社會的發展，起到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的作用。

（三）互聯網的發展推動網民政治意識的提升

過去人們在傳統媒體上發表言論往往要經過層層篩選和過濾，嚴重阻礙了發言人思想和意識的表達。而互聯網寬松、自由的輿論環境，使得網民進行信息時，不再受到傳統把關層面的控制。如自2016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全面二胎”政策，引起了網民的巨大反響，國家政策時時被網友關注，引起社會公眾的反饋，有利于政策的宣傳和實施。

三、互聯網時代下政府治理的難題

（一）我國網絡立法不夠完善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難度

我國網絡安全與信息化立法缺少基本法，高位階的立法也非常少，一些重要領域規范缺乏，網絡與信息安全面臨巨大挑戰。相關法律缺位現象嚴重，由于信息技術的發展已經遠遠超出當立法時的狀況，致使許多傳統網絡犯罪變異和升級，卻無法得到有關網絡法律的有效規制，使各種網絡犯罪現象滋生。我國網絡法律、法規的層次復雜，構成了各個層級的互聯網管理體系，容易造成多頭執法的現象，網絡立法大多為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沒有網絡核心法律的支持導致法律的效力和執行力相對較弱。

（二）政府信息傳遞模式阻礙了政府治理的時效性

在政府治理過程中，傳統信息的傳遞形式仍然是金字塔模式，這個模式的特點是自下而下，層層傳遞，這樣造成的結果一是形成的機構比較冗余，二是信息傳遞速度很慢。而信息時代的信息傳遞突破了這種傳統模式的界限，新問題一經出現就可能通過網絡傳遍世界，這一方面給政府的信息傳遞帶來了方便，但也對政府應對社會突發事件做出了較高的要求。政府不僅要對信息有掌控能力，更要有分析能力，基層政府要提高對現場突發事件的處置能力，避免發酵成新的社會危機。因此，基于政府治理的時效性要求必須大力發展政府信息技術，提高網絡治理能力。

四、互聯網時代下政府治理的改革

（一）加強政府對網絡信息傳播監督和管制

互聯網上信息的傳播過程通常需要經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信息之前，傳播主體對內容的選擇與篩查，對于一些與傳播主體思想不相符合或者與社會規范禁止的信息往往在初始階段就被扼殺在搖籃里了。政府通過不斷豐富的“政策工具”擴展著網絡的監管空間。信息的公開化與透明化堵住了謠言與錯誤思想的發源地，也獲得了社會公眾的支持，使公眾更加認可為主流意識形態環境的凈化創造了更好的群眾基礎。

（二）加快網絡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完善

政府要加快制定網絡安全與網絡信息規范等基本法律，做到在網絡空間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尤其要加強網絡專門法的制定，使各種網絡犯罪，侵害政府名譽和公民權益的行為受到合理的制裁，同時開展網民自覺守法意識宣傳與教育。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全面發揮網絡安全與信息化法制在全面深化改革與信息化發展中的引領、推動、規范與保障作用。通過網絡立法也可以調節和約束人們的各種失范行為，制約社會價值觀的不良發展傾向，引導與防止各類危害國家與社會的行為發生。

（三）推進政府網絡基礎設施建設

推進政府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公務員網絡應用的技術和水平。政府要想取得管理方式上的進步，必須打破傳統政府金字塔模式的組織界限，建成一種開放的、矩陣式的、靈活的高效率政府。建立矩陣式政府的關鍵是資源整合，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協調統一，避免各自為政。

參考文獻：

篇6

1 引言

國內研究主要分析我國東西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信息差距及其社會影響。而新近的調查發現,我國互聯網的普及率差距超過信息差距的總水平,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體間存在顯著的互聯網信息差距,而且還呈現出加劇的傾向。需要從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需求與認知能力出發,結合我國的互聯網發展模式與特征,探討治理差距的對策職稱論文。

本文首先區分互聯網信息差距的不同層次。在此基礎上,具體闡述我國城市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狀況與成因,以促進就業與社會和諧發展為目標,明確治理差距的政策思路,基于我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具體情境,提出分階段的治理措施。

2 互聯網信息差距的三個層次

雖然已有文獻尚未明確劃分其過程的層次性,但可以從中發現,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涉及接入、使用、獲益能力差距三個層次。

2.1 第一層次接入差距

以歐盟的互聯網調查和美國商務部的系列調查為代表,許多研究根據創新傳播理論分析了互聯網接入的發展過程。研究發現一國的不同社會群體開始接入互聯網的時刻、飽和率水平都有顯著差異,可以用圖1所示的分層模型來表述:

群體A屬于信息富有者,是一國最先接入互聯網的群體,該群體中的個體接入比例最高;群體C是信息貧弱群體,開始接入互聯網的起始時刻最晚、群體中僅有較低比例接入互聯網之后就不再有新增的采用者。

2.2 第二層次使用能力差距

不同群體的互聯網使用能力存在較大的差異。使用能力包括基礎性技能、結構性技能兩個層面。基礎性技能即對網上文獻的閱讀理解能力,包括英文水平,主要是通過基礎教育取得的;結構性技能是使用互聯網收集信息、加工數據等方面的能力,包括使用超文本以及各類軟件等工具的能力,建立在基礎性技能之上,主要通過信息技術培訓與學習取得。參與網絡游戲、瀏覽網頁與設計圖文、開展網上交易之間的技能差別是顯著的。基礎性技能具有相對穩定性,而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著結構性技能持續變化。

2.3 第三層次獲益能力差距

互聯網使用能力在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的輔助下,形成獲益能力,即運用互聯網支持工作、改善個人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是在信息社會中生存的一種戰略性能力。綜合已有研究,本文認為互聯網使用能力、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和獲益能力之間的關系如圖2所示,獲益能力差距最難以縮減。由于掌握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差異,即便在使用能力等同的條件下,圖1中的群體C從互聯網使用中獲得的收益也低于群體A和B:

3 我國城市互聯網領域的信息差距現狀

3.1 我國互聯網發展模式與信息傳播特征

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的互聯網發展建立在政府推進和外來技術的基礎上,形成了政府一信息服務組織一用戶自上而下的信息服務體系。自2005年后,我國互聯網快速普及,正處在快速擴張初期,開始向農村滲透。2009年普及率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09年12月已有網民3.84億,成為人口最多的網民國家。區別于發達國家的一個關鍵性變化,是產生了多樣化的互聯網應用方式創新。除電腦之外,手機、游戲機、電視機等,都已具備網絡接人能力,手機和電腦共為互聯網信息服務的重要基礎設施,互聯網隨身化、便攜化趨勢日益明顯。持續更新的互聯網媒介,推動了我國信息傳播向分眾化、個人化方向發展。

3.2 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

我國城市信息貧弱群體主要包括城市戶籍的無業與失業人員、在業低收入人員等以及農民工兩類。

3.2.1 城市互聯網接入差距

根據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關于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的調查報告,2008～2010三年中,我國總體互聯網接入率在持續增加,網民城鄉結構對比基本沒有變化;而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接入率遠低于平均普及率,其中農民工的接入率明顯低于城市戶籍信息貧弱群體的接入水平,幾乎沒有提高,如表1所示:

3.2.2 城市互聯網使用差距在以上海、廣州和北京為代表的大城市及其周邊城市中,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體之間存在明顯的互聯網使用差距。以互聯網發展全國領先的北京市為例,包括流動人口、郊區農民在內的各群體的信息化水平可分為高端、中端、低端三個層次,所占人口比例分別是9%、37.6%、53.4%。各群體之間在收入水平、電腦擁有率、互聯網接入、上網時間長度、網絡應用方式等方面差距較大。高端群體網絡接人率近100%,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廣泛使用電腦和網絡,平均每周上網時間超過30小時,網絡應用水平高;中端群體電腦擁有率超過五成,網絡接入率近50%,平均每周上網時間13小時;低端群體電腦擁有率低,幾乎不能上網、沒有郵箱。占人口半數以上的低端群體包括城郊農民、下崗與無業人員、殘疾人、家庭婦女以及農民工,傳統媒體仍是他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雖然缺乏國家層面的量化數據,北京市的互聯網應用結構作為一個參考,部分反映了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數量以及該群體與其他群體間的互聯網使用差距。

3.2.3 城市互聯網獲益差距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網絡應用產生的價值很有限。在我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制度環境缺乏穩定性、組織機構快速變遷、個體流動性大幅提升,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服務需求主要涉及就業、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生活服務等方面,而利用互聯網提供上述服務,在我國仍處于初始階段。第24次CNNIC互聯網調查指出,農民工、下崗失業人員等群體因回避社會現實而上網的傾向,超出主動的互聯網應用,而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工作者、企業管理人員等則與之相反;農民工與辦公室職員在網上教育、網絡銀行、電子商務等應用的普及率上有巨大差距。第25次CNNIC互聯網調查發現,與我國整體網民相比,手機網民中農民工和城市無業、失業人員所占比例更高;而手機上網中使用率最高的應用是聊天,達到71.5%,信息貧弱群體從互聯網應用中獲得的利益十分有限。

4 我國城市互聯網差距成因與治理

4.1 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成因

在個體層面,低教育程度、職業狀況、收入水平以及對互聯網的有限認知是我國城市互聯網接人與使用差距的四個主要成因,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對產生互聯網獲益能力具有重要的影響。CNNIC歷次調查發現,個人不上網的兩個主要原因依次為:缺乏上網所需的技能、不具備上網條件。國家統計局的《2009年農民工監察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外出農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比重占64.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3.5%,以從事低收入的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為主。月平均收入為1417元,幾乎沒有在崗位上獲得信息技術培訓,制約著該群體對互聯網的使用。我國市場化定價的互聯網接入費用每戶平均77元/月,網吧上網費用平均44.8元/月(第22次CNNIC互聯網調查),網絡接入價格占收入水平較高。城市戶籍的信息貧弱群體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略高于農民工,但是也難以支付市場化的信息技術培訓和網絡接入費用。信息貧弱者獲取信息的途徑以先賦性社會關系為主,鏈合關系短缺,導致其社會支持系統薄弱,難以通過使用網絡獲得利益。論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形成與治理

在社會層面,農村互聯網信息基礎設施薄弱、城市公共信息設施的難以獲得性,是造成農民工、城郊農民這兩個細分群體低接入率的兩大外部主因。信息資源供給存在制度性缺失,是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獲益少的主要原因。信息貧弱群體對信息服務的類型和定價決策以及信息內容和傳播形式沒有實質性影響,公共信息服務體系對符合信息貧弱群體需求的信息資源整合不足,未能支持這一群體的就業、學習、生活事務。

4.2 治理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政策視角

城市信息化的本質是建立政府、企業和公眾之間的信息共享和良性互動,改善城市交通、教育、安全與公共衛生、社區服務等,促進城市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公眾的深度參與。我國城市信息貧弱群體數量龐大,與其他群體間存在較大的互聯網信息差距,城市信息化進程缺少堅實的社會基礎。在缺乏外部干預的情況下,現存差距將會加速擴大,互聯網差距會與既有的多種社會分化相互滲透,導致信息貧弱群體難以參與信息技術手段支持的社會活動,加劇這一群體在社會、經濟等多個方面的劣勢。

已有研究發現,僅采用技術性思路,例如改善互聯網基礎設施、降低互聯網接入費用、提供網絡技能培訓等技術性措施,不足以縮小群體間的互聯網信息差距。自2000年以后,相關政策設計開始轉向社會性視角,在采用技術性政策措施的同時,從信息貧弱群體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發展障礙出發,通過社會政策,向這一群體賦權,使之形成自我發展能力。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涉及教育、就業政策與信息化政策等多個領域,需要提高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使用能力和職業技能,增加其社會資本,完善公共服務,使這一群體獲得更多利益。一個有效的途徑是通過公私部門、非政府組織等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合作,共同治理互聯網信息差距。

5 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思路

需要根據《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建立一個社會矯正機制,縮小我國城市群體間的互聯網信息差距,改善信息貧弱群體的就業與生活狀況,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5.1 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戰略目標

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信息化發展的社會基礎還較為薄弱。本文認為,我國治理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目標應具有階段性,以提高接入率為基礎,設定近期和長期目標,見表2。

5.2 治理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對策

5.2.1 近期的治理措施

改善互聯網信息服務的可獲得性。應加強城市公共網絡端口建設,將學校、圖書館、社區學習中心等接入互聯網,使信息貧弱群體能夠接觸網絡。建議以民政部門的社區信息化建設、各地區的社區學習中心為依托,通過社區、居委會統一管理,借助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向各類信息貧弱者提供廉租或捐獻電腦、免費或低收費網絡服務;各地區應探索將城市公共網絡資源向農民工開放的模式,改善他們對網絡的獲得。應融合網絡與傳統媒體,整合從中央到地方的已有信息資源和服務,向信息貧弱群體提供多樣化的信息渠道。

提高互聯網使用技能與收益。目前面向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化培訓存在多方投入、多頭管理、缺乏整體規劃等問題,應鼓勵信息技術培訓機構、用工企業和非政府組織,以及開展就業支持計劃(例如國務院扶貧辦的雨露計劃)的政府部門進行合作,結合就業需求(無論是正式或者非正式就業)設計教學內容,使信息貧弱群體通過培訓提高信息使用能力,增強這一群體在就業市場上的靈活性。

5.2.2 長期的治理措施

強化信息化的社會基礎。應推進競爭政策和普遍服務政策,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降低互聯網接入費用;根據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把握互聯網產業的發展趨勢,為本土產業技術創新形成包容性空間,繼續推進信息無障礙標準,增強縮減信息差距的技術基礎;借鑒國外經驗,重視全民信息技術教育,避免信息差距的代際傳遞。

提高信息服務質量。采取措施促使各類信息服務主體承擔社會責任,要求電視、廣播、報紙、雜志、中文網絡等媒體對信息內容加強自律管理,創建符合信息貧弱群體需要與認知能力的信息內容。重點是加強電子政務建設,提高公共信息服務的用戶導向性,使城市信息貧弱群體能夠獲得關鍵性的公共信息服務。

形成長效信息培訓運行機制。信息技術培訓需要進行平臺建設,吸引地方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的長期投入,對培訓項目進行科學的評估和改進。在實踐中,一些跨國公司聯合公益性、非營利性組織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建立了面向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社區學習中心,項目設計和管理的規范性高,重視培訓師資和當地的骨干力量,產生了規模效應,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社區學習模式。

增強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社會參與能力。我國在較長時期內不會改變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中高級藍領短缺的就業市場狀況會延續。城市信息貧弱群體就業以藍領職業為主,而當前的教育體系和就業選擇、社會資源分配不利于藍領。國家應提高職業教育的成效,創建更為多元的文化環境,使藍領在社會參與、經濟與文化資源分配中獲得更為公平的機會,提高收入和職業滿意度。論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形成與治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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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互聯網+” 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 實效性 探索與實踐

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是面向高職院校學生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對于在幫助高職學生提升思想道德素質的、樹立正確是想信念、培養品格意志等方面的發揮重要作用。在當前國內外復雜的新形勢下，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效果不甚理想，如何提高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效性，是值得業界深入探討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互聯網+”將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互聯網+”作為我國行動計劃已上升為國家戰略，深刻地改變了經濟社會方式形成新的形態，給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也帶來了啟示。

一、“互聯網+”對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變革的必要性

“互聯網+”是創新2.0下的互聯網發展的新業態，是知識社會創新2.0推動下的互聯網形態演進及其催生的經濟社會發展新形態。“互聯網+”是互聯網思維的進一步實踐成果，推動經濟社會形態不斷地發生演變，為傳統業態改革、創新、發展提供了方法指導。“互聯網+”與“互聯網”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在“互聯網”中，互聯網更多的是僅僅當作信息傳播的工具和載體，是傳統產業與互聯網的物理疊加。“互聯網+”具有跨界融合、創新驅動、重塑結構、尊重人性、開放生態、連接一切六大鮮明特征，是通過運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信息技術，使傳統行業與外界物質、能量、信息廣泛鏈接和深度融合，從而引領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為新的業態。

國務院印發《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鼓勵學校利用數字教育資源及教育服務平臺，逐步探索網絡化教育新模式”。這標志著教育進入了“互聯網+”的新常態。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借助“互聯網+”實現變革有其現實必要性。

（一）“互聯網+”豐富了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資源

以網絡為平臺的互聯網是當代大學生最常用的信息互動交流方式，信息傳播呈指數級速度增長。這為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鮮活教學資源，豐富了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方便了高職院校學生可以自主查閱信息、資料，從而豐富學習內容，開闊眼界，提高學習主動性、積極性。

（二）“互聯網+”豐富了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方式方法

隨著信息技術應用的發展，必然帶來教育教學的互聯網化。“翻轉課堂”、“MOOC”、“微課”、“在線課堂”等新型網絡課堂顛覆了傳統授課的形式方法，思想政治理論課可以由“互聯網+”的模式，打破時空限制，學生可以由需求向和任務導向進行隨時隨地的自主學習；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也可以隨時隨地進行思想交流，教育者隨時隨地可以為受教育者“面對面”進行“傳道、授業、解惑”；教師還可以建設教學資源庫和學習檢測題庫，方便學生在互聯網上自我學習和自我測試，提高學生自我教育的能力。

二、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現狀及問題

（一）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需要進一步體現高職教育的特色

課程教學內容應該符合受教育者的認知水平和身心發展特點，密切聯系實際生活。但目前還沒有專門針對高職院校使用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材。現用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材，存在重理論輕實踐、多抽象少具體的明顯不足，理論政策宣傳性強，但內容脫離了高職學生的生活實際，針對性不強。在對200名高職學生的隨機調查問卷中顯示，80%的學生認為教學內容枯燥乏味，75%的學生表示對思想政治理論內容不感興趣，11%的學生甚至認為大學開設思想政治課程沒有任何意義。教學內容解決不了現實存在的實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課程教學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二）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形式需要進一步豐富

思想政治理論課是理論性很強，只有不斷豐富教育教學形式和手段，通過寓教于學、寓教于樂，增強課程的實踐性，才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傳統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堂比較單一，常常還實行100多人甚至 200 人的大班級授課制，教師難以管理課堂，也缺乏與學生有效互動。在調查中，學生表達了對網絡學習的訴求。71%的學生認為當代大學生需要加強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其中有29%的學生認為非常需要；關于網絡文化的看法中，認為有用的占到35%，40%的學生選擇有點作用，持肯定看法的占到75%。

（三）思想政治理論課師資隊伍需要進一步健全

教師是教學活動的組織者和實施者，教師素質的高低是教學效果好壞的關鍵。在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普遍存在數量不足短缺、資質不齊，教學部門對兼職老師、外聘教師難以管理等問題。調查表明，僅有50%的學生對自己的任課老師滿意，72%的學生認為任課老師專業知識豐富能滿足教學需要，40%的學生認為老師授課形式單調、方法單一，教學中缺乏啟發性、生動性和趣味性。有5%的學生認為教師責任心不強，對教學工作敷衍了事，甚至政治思想不堅定，出現言論不當的現象。

（四）學生思想素質和能力的需要進一步提高

相對于本科學生，高職學生在理論素養、認知水平、學習動力、學習習慣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差距。學生政治意識淡薄，認為思想政治理論課不重要。調查中顯示，25%的學生認為思想政治理論課與就業沒有直接關系，僅僅是為了取得學分而已；僅有15%的學生認為作為當代大學生最應具備的修養是政治修養；80%的學生表示了存在不同程度的聽課不認真；40%的學生有過遲到、早退、曠課等現象；85%的學生表示課堂上玩過手機游戲，課堂教學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借助“互聯網+”提升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效

（一）樹立“互聯網+”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新理念

作為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主體，教師要充分認識到“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和加強“互聯網+”與思想政治理論課融合、創新運用的歷史必然性和緊迫性。“互聯網+”正在引領教育現代化改革進程，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必然要適應“互聯網+”所帶來的新發展。“互聯網+”背景下，現代高職院校管理者，特別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要順應“互聯網+”新形態，用開放的心態去接納“互聯網+”，樹立“互聯網+”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新理念、改進工作方式方法，構建“互聯網+”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體系，真正打造“互聯網+”思想政治理論課新業態。

（二）提升教師隊伍“互聯網+”素質和工作能力

教師隊伍的建設是推進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實現“互聯網+”的關鍵，“互聯網+”的特殊性給思想政治理論課提出了新的實踐要求，涉及技術、理念、方法等方面。高職院校職業指導工作者一定要迅速轉變觀念，進入角色，積極投入到這場新的教育技術改革中，成為新的實踐的主體；思想政治理論課可以根據角色分工和定位，發揮優勢，協同配合，形成“互聯網+”素質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團隊。

（三）建設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資源庫

教學資源庫建設是順應“互聯網+”發展趨勢，推有畔⒓際踉謚耙到逃專業教學改革與教學實施領域綜合應用的重要手段。遵循“一體化設計、結構化課程、顆粒化資源”的邏輯，強化應用功能和共享機制設計。資源按照“能學、輔教”的定位，教學資源庫能使凡有學習意愿并具備基本學習條件的職業院校學生、教師和社會學習者，均能夠通過自主使用教學資源庫實現不同起點的系統化、個性化學習，并實現一定的學習目標；教師可以針對不同的教授對象和課程要求，利用教學資源庫靈活組織教學內容、輔助教學實施，實現教學目標；學生可以在課堂教學以外，通過使用教學資源庫鞏固所學和拓展學習。通過優質教學資源共建共享，推教學改革，擴展教與學的手段、范圍和形式；帶動教育理念、教學方法和學習方式變革，提高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教學質量。

參考文獻：[1]劉震，曹澤熙.“翻轉課堂”教學模式在思想政治理論課上實踐與思考 [J]. 現代教育技術，2013（8）.

篇8

“比如網絡約租車發展對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沖擊，互聯網金融創新帶來的新型欺詐，眾籌模式普及需要完善的信用體系，電子商務和寄遞物流業引發的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個人信息安全等，都提出了法律規制新課題。”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與民革中央在今年全國政協會議期間提交的《關于完善互聯網經濟法律規制的建議》指出。

為促進互聯網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實現從觀念到方法，從立法到執法的根本性轉變，提案建議完善互聯網經濟法律規制。

傳統監管思維跟不上技術進步

全國政協社法委和民革中央認為，互聯網經濟不斷催生新業態，然而，現行制度卻難以對不斷涌現的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進行規制。

“如互聯網專車經營模式，在現有制度中并無規定，有關管理部門仍傾向于將其定性為出租車，并按照傳統出租車管理模式進行管理，在社會上引發關注。”全國政協社法委和民革中央認為。

提案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完善互聯網經濟法律規制變得更加重要。然而，目前的傳統監管體制、傳統監管思維和傳統利益格局，已對互聯網經濟發展相關的立法造成了巨大阻力。

這種傳統監管的弊端，呈現出過度監管和消極監管并存的局面:

一方面，過度監管不利于互聯網經濟活動的開展。各類法律、法規、部門規章以及各種規范性文件，多有沖突、不和之處，導致對特定事項的規范常常處于不穩定、不確定狀態。

另一方面，消極監管推諉了公共管理責任。近年來，互聯網立法實踐中將一些原本屬于監管部門的職責，簡單規定為互聯網平臺企業的義務，加大了平臺責任。這種做法會對互聯網產業的創新和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尤其對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小型平臺企業沖擊更加明顯。

“以互聯網技術為依托的互聯網經濟日新月異，而互聯網經濟的法律規制卻滯后發展。客觀上看，是由于立法本身的滯后性，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主觀上，互聯網經濟的創新性必然會動‘別人的奶酪’，導致利益格局變化。”提案認為，當前急需沖破利益藩籬、改革傳統監管體制、重構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

需要“包容性”治理理念

要想肩負起重構社會關系、重新配置權力、重新分配利益的重任，必須完善互聯網經濟法律規制。而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完成理念上的轉變，以“包容性治理”理念應對我國互聯網經濟法律規制需要。

提案認為，面對我國互聯網經濟發展新局面，監管部門要轉變治理思路與理念，針對新型商業模式、經營方式不斷涌現的新情況、新形勢，建立適應被監管對象自身特點的監管制度和監管方式，應在監管中鼓勵創新，寬容試錯，進而促使監管對象自發地在競爭發展中注意風險預防和化解。

“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多更好地運用柔性、協商等治理方式不斷提高互聯網產品和服務質量，促進企業加強行業自治、自律和自覺。”提案指出。

頂層規劃與具體制度齊頭并進

篇9

2016年4月，為深化政務服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好的滿足社會公眾的需求，政府在繼《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后推出了《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開展信息惠民試點的實施方案》。該《方案》具體闡述了“互聯網+政務服務”模式的實施步驟與保障措施，大力推進了中國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政務服務不僅是政府治理現代化的關鍵，也是系統性的惠民計劃。將“互聯網+”引入政務服務系統能最大力度的促進簡政放權并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對實現政府治理現代化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大數據時代政府服務的趨勢

大數據時代，互聯網平臺的廣泛應用在經濟、文化等各領域都展現出強大的生產力與創造力，充分發揮了資源配置的優化功能。“互聯網+”的引入毋庸置疑驅動了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方案》的推出反映出大數據時代政府服務模式的發展新趨勢已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大數據作為政府治理與公共服務的重要資源，隨著它的廣泛應用，政府服務模式展現出以下幾大趨勢。

（一）集中化

與手寫記錄的分散化不同，互聯網平臺能夠將政務服務體系中相關證明信息數據化和集中化，并逐步構建龐大的政務服務信息庫。統籌的信息庫中將包含人口、地理、證件照等各種基礎信息，有利于完善政務信息目錄并優化服務質量。建立全國性的數據共享平臺能夠整合跨部門、跨地區的政務信息并實現信息資源的互享互通。

（二）標準化

一直以來地域差異是阻礙政府數據實現標準化的關鍵。互聯網的使用推動了政府數據公開透明化與標準化的進程，有利于促進行政審批服務系統實現規范化。“互聯網+政務服務”模式將構建公共服務信息共享平臺，實現審核標準化、服務標準化與管制標準化，進而為社會公眾提供優質高效的政府服務。

（三）精確化

隨著以大數據為基礎的政務服務平臺的構建，信息平臺將徹底落實數據整合與共享。政府部門將原來的被動服務模式轉變為主動服務，通過主動地搜集與分析用戶業務信息，解決人民群眾“找誰辦”、“去哪辦”以及“怎么辦”的難題，并滿足他們個性化與多樣化的需求。因此，大數據背景下互聯網的運用為政府服務工作提供了新的活力，政務服務將從粗放型供給升級為精確型供給，合理地進行資源配置。

二、“互聯網+”對政府治理的影響

（一）有利于實現政府整體性治理

在大數據背景下，中國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的“碎片化”問題被不斷放大，“信息孤島”現象日益嚴峻。各級政府、各大部門以及各業務流程間信息資源無法互享互通導致政府重復建設與嚴重浪費，拉大了各部門間距離。這種缺乏整體規劃的政府治理方式正被時代所淘汰，一種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整體性治理才是基層群眾的期盼。新治理理論的產生是為了解決治理“碎片化”問題，即通過對各大部門以及政府與群眾關系的整合，搭建一種新型的政府與社會的合作關系，依靠機構間的協調合作提高公共服務效率，構建一個全新的具備包容性的政府。“互聯網+政務服務”模式的推廣消除了政府部門、區域與階級的限制，為政府業務的順利進行提供了一個優化平臺。該模式的出現為提供全面、無邊界的整體性治理奠定基礎。“一網式”平臺的構建能有效集中孤立、分散的政務信息資源，真正實現政府公共服務的全天候受理與“一站式”辦理。高效優質的數據共享平臺將提高服務效率與水平并實現政府整體性治理。

（二）有利于推動政府開放性治理

實現政府治理現代化要求政府組織親民、互動與包容，即構建開放性政府。開放性治理的基本內容包括信息透明公開、滿足基層群眾需求以及吸納社會公眾意見等。“互聯網+政務服務”模式的落實有助于推動政府開放性治理。首先，“互聯網+政務服務”有利于實現政府信息透明公開。信息透明公開是開放性治理的重要前提，真正意義上的政府開放往往是建立在公開信息的基礎之上。假若群眾不能獲取政府政策以及執行結果的信息，就喪失了監督權與決定權，因此開放就無法得到徹底落實。其次，“互聯網+政務服務”有助于滿足基層群眾需求。開放不僅要求政府能夠主動分享相關信息，還要求政府關注群眾焦點，適應環境變化，解決社會問題，承擔政府職責。最后，“互聯網+政務服務”有利于吸納社會公眾意見。政府決策過程是多方利益博弈過程。政府無權在只考慮自己利益情況下獨自做出決策，霸占話語的制高點甚至實現公共資源壟斷。開放性治理要求作為中間人的政府協調各方利益，通過協商談判的方式達成政策共識。互聯網平臺是獲取公民建議的重要來源，也是群眾參與政策決定的主要手段。因此，“互聯網+政務服務”有助于推動政府開放性治理。

（三）有利于促進政府協同性治理

協同性治理指多元主體針對某一決策能達成共識，是實現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必然條件。協同性治理不僅能夠解決中心主義政府模式面臨的問題，還能改善制度規則，最大化治理效用。“互聯網+政務服務”為實現協同性治理提供了技術支撐。依靠互聯網技術能建立一個便捷靈活的交流互通平臺，確保多方主體間的信息溝通與數據共享，進而實現協同性治理。協同治理打破了“信息孤島”的限制，還能促進跨部門跨區域合作完成業務。傳統政府治理能高效處理固定步驟的簡單政務，然而隨著科技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業務已經突破部門內協同的約束，業務范圍與流程發生了很大改變，越來越多的政府工作需要各部門間合作完成。單一部門或機構不可能獨立提供政務服務，機構間的合作逐漸受到重視。

部門內業務轉變為跨部門合作，不變流程轉變為可變流程，靜態管理模式升級為動態協作模式。動態協作模式是指跨部門跨層級的多系統合作，意味著組織結構分散、業務流程多變。隨著靜態管理模式升級為動態協作模式，政府業務流程必須引入“互聯網+”才能將各行政部門信息互通起來，并進行合作。綜上所述，“互聯網+政務服務”不但能解決獨立的政務服務難題，而且能將公共服務流程的所有環節鏈接起來，便于上一部門的處理結果自動轉到下一個部門，推動不同職能部門的政務合作，提高政務服務效率。

三、對策與建議

《方案》的推出彰顯了國家政府大膽摒棄碎片化政務服務的勇氣，顯示了政府治理走向整體性的決心。為確保《方案》的全面貫徹落實，本文提出以下對策與建議：

（一）建立頂層制度設計總框架

在推行《方案》的初始階段，國家政府應該關注跨層級、跨部門和跨地域業務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在各試點城市正式落實《方案》前，政府必需構建頂層制度設計總框架，推出相應的數據共享政策，標準化信息共享環節，規范有關技術和公共服務標準，促進各部門機構的業務合作與協同，領導跨層級、跨部門和跨地域政務服務的緊密銜接。構建頂層制度設計總框架將成為“互聯網+政務服務”按預期實施步驟與實施時間全面貫徹落實的關鍵。

（二）加強試點城市間交流合作

《方案》內容涉及“兩年兩步走”計劃，在兩個步驟中，成功完成第一環節肯定是完美踏入第二環節的前提條件。但是，假如各個試點城市只顧自己，閉門搭建本區內部的一窗、一網系統，那么就無法達到協同性治理的目標，不同城市間的證件照電子庫、信息交流平臺以及政務服務體統將暴露無法兼容的問題，進而《方案》中提到的第二環節很難完成。為防止出現以上問題，政府必須加強試點城市間交流合作。試點城市間良好的交流與合作能有效避免面臨各自為政所導致的跨省整合難題以及陷入全國性推廣困境。

（三）搭建統一的政務服務信息系統

電子證照庫與數據共享平臺是建立統一的政務服務信息系統的基礎與前提。電子證照庫指將社會公眾辦理公共業務時所涉及的證件、證照、證明等電子化，建立相應的統一數據庫。建立數據共享平臺的目的是實現跨層級、跨部門和跨地域的數據共享，降低數據搜集、重復建設的成本。政務服務信息系統的主要功能是實現政務服務信息采集與的電子化，強化各級政府機構間，政府與社會間信息交流與數據共享。從功能來看，電子證照庫、數據共享平臺與政務服務信息系統存在重疊部分，并且后者的功能既涵蓋又多于前兩者的關系。因此三者間關系必須嚴謹處理。電子證照庫與數據共享平臺作為建立統一的政務服務信息系統的基礎與前提理應優先搭建，但當信息平臺已整合統一為政務服務信息系統之后，考慮到功能重合問題，電子證照庫與數據共享平臺應該取消。

綜上所述，“互聯網+”引入政務服務是大勢所趨。在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時，應構建頂層制度構建總框架、加強試點城市交流與合作并建立統一的政務服務信息系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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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社會科技發展迅速，信息技術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應用。在當前社會生活中，“互聯網+”得到了大家的廣泛認可，在各領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推動著社會的持續發展與進步。在教育領域中，“互聯網+”也得到了較好的利用，促使了脫離于時展的傳統教學模式被其他先進的教學模式所替代，符合了當前時展的基本要求，能夠有效且高效的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目前的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也受到了“互聯網+”的影響，使其傳統的教學模式開始發生轉變，更多的教學思想出現在了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之中，這使得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能夠更好的培養起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一、在“互聯網+”的背景下，教學內容由“單一”到“多元”

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是高中階段思想政治課的延伸，因此其中有一部分內容和高中思想政治課內容是相互重疊的，其實這只是一個表象問題。因為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對學生的學習要求更高，要求學生對這一部分知識進行更為深入的理解，所以這部分知識不光要學生進行學習，還要求學生要認真的進行學習，這樣才能在學習中有所收獲。但正因為知識內容的重疊，使得部分學生形成了思想政治理論課不是很重要的思想，使得學生對課程內容學習不用心，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學習積極性不高。再加上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內容較為單一，在教學時由于學科的特殊性教學需圍繞著教材進行，然后在學生對理論知識掌握透徹后才能將理論聯系實際，這使得學習的過程極為枯燥。同時，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相關知識是對社會現象的總結，因此和當前社會的發展是不同步的，具有一定的滯后性，這樣不能滿足學生對新鮮事物的好奇心理，給學生造成了一種思想政治理論課知識過于陳舊的錯覺。

這個時候教師需要采取積極的教學手段，在“互聯網+”的大背景下，積極的采取多元化的教學手段，將原本單一的知識進行形式豐富的呈現，同時教師還要了解學生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進行學習時的思想狀態，以及在學習中的實際需求。例如，教師可以在教學中使用“微課”來對單個或多個知識點進行教學，并把“微課視頻”通過互聯網及時通訊工具傳給學生，讓學生能夠隨時隨地看視頻，借此來鞏固所學的相關知識。同時教師還可以建立一個QQ群或微信群，在學生的課外時間和學生進行探討，可以是學習上的問題，也可以是生活上的問題。

二、在“互聯網+”的背景下，教師要進行教學改革以改變教學模式

在“互聯網+”的背景下，教師要完成自身角色的轉變，通過教學改革來改變教學模式，將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的實效性予以最大限度的發揮。教師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要放下所謂“教師”的架子，學會和學生進行平等的交流溝通，在關心學生學習情況的同時，也要對學生的生活予以適當的關心，嘗試著和學生做朋友，不簡單粗暴的向學生灌輸知識，而是對學生循循善誘，使其能夠積極主動的去進行學習。

例如，教師在講授到“道德與法制”這一部分知識的時候，就可以借助豐富的互聯網資源，獲取相應的網絡課程，并且要注意進行篩選，盡量選擇名校名師為主講的網絡課程。教師在引導學生進入網絡課程的學習前，先對課本中的知識進行一次梳理，讓學生明白即將進行的學習的重點、難點在哪兒，并提出相應的問題，將問題留給學生，讓學生在學習網絡課程時更具目的性，知道該注意哪些方面的講解，該去尋找什么問題的答案。師生一起進入到網絡過程的學習之中，在學習之后教師再組織學生進行討論，先討論網絡課程學習前所預留的問題，再討論學生對該次網絡課程的學習心得或其他，然后教師再對學生的討論情況進行簡單的總結，這樣一堂課下來，學生能夠高效的接受到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相關知識。

三、在“互聯網+”的背景下，教師要進行教學改革以轉變資源分享模式

在“互聯網+”的背景下，教師要進行較為全面的教學改革，引導學生從互聯網上獲取相應的教學資源，并根據這些資源來進行整合，從而對教學內容進行革命性創新。同時，教師的教學改革要充分突顯出“互聯網+”的優勢，將整合的相關教學資源進行優化，通過互聯網信息技術來搭建起資源共享的交流平臺，使學生學習的渠道得到進一步的拓展。

例如，教師利用校園網絡的優勢，搭建起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資源共享平臺，將資源共享平臺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教師與教師之間的教學資源共享，二是教師對學生之間的學習資源共享，三是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學習資源共享。在這樣一種模式下，教學資源的交換是極為便利的，教師與教師之間可以進行很好的資源交流，并就日常教學進行意見的交換，同一年級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還可以聯合起來進行“微課”的制作，將教學中的重點、難點從課本中提取出來，制作成一個個時長在5至10分鐘的微課視頻，上傳到資源共享平臺上，讓學生自由下載學習，而學生也可以將學習中的學習資源進行上傳共享，通過教師審核后就能將自己上傳的學習資源展示在其他人面前。當然，資源共享平臺的功能還不止于此，教師還可以聯系學校的資源共享平臺的技術人員，給平臺添加上用戶的交互功能，讓教師可以通過平臺同學生進行線上交互，學生也可以將自己對某一問題的見解發表到共享平臺之中，就此與教師和其他學生進行討論。這樣就使得線上和線下教學的界限被模糊化，學生的學習時間就從課堂上的幾十分鐘得到了有效的延伸，使得學生碎片化的時間得到了有效的利用。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給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煥發出了新的光彩。當然，事物是具有兩面性的，“互聯網+”在給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為其帶來了新的挑戰，正因如此，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改革迫在眉睫。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