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半導體資金流向，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分析

今日資金流入前五的行業板塊分別為保險及其他、計算機應用、半導體及元件、生物制品和計算機設備。保險板塊流入超過10億元，主要是中國平安大漲超過4%，對資金起到了一定的引領作用。

今日資金流出前五的行業板塊分別為房地產開發、建筑材料、鋼鐵、煤炭開采和有色冶煉加工。幾乎全部都是周期類的板塊，而且從技術上看，不少周期股都出現了破位的情況，資金拋售情緒十分強烈。

2. 港資動向

分析

今天滬股通和深股通均是呈現出凈流入的狀態，其中滬股通凈流入4.81億元，深股通凈流入5.41億元。港資今天基本處于觀望狀態中，滬股通和深股通的流入規模都在10億以下，沒有明顯的趨勢性動作。

3.  賺錢效應

分析

今天上漲家數1848家，下跌家數1249家，漲跌比為1.48。漲停板家數40家，其中次新股18家，獨角獸概念7家，工業互聯網4家，其他類別11家。

今天市場的熱點非常清晰，短線資金基本就是圍繞獨角獸、工業互聯網和次新股這三個方向展開攻擊，萬興科技打出8連板的高度，為整個“新經濟”的炒作保駕護航。昨日漲停板溢價2.46%，雖然不算高，但維持在了2%以上的正反饋水平，說明熱點股依然存在著不錯的賺錢效應和持續性。

篇2

真正影響股市波動的因素是“風險偏好”，而“資產荒”和“風險偏好”之間并沒有直接的聯系。因此，“資產荒”這樣一個邏輯對股市的“空頭”和“多頭”來說，都是一個很難駕馭的概念――“空頭”是永遠無法真正去證偽“資產荒”的，而“多頭”又經常在自以為是“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時候遭遇毫無征兆的下跌。

篇3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the initial number k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n using k-means algorithm, an improvement of the algorithm is proposed. To reduce the difficult of determining an optimal value of k, first, determine the range of the best number of cluster and individually classified method to obtain the divided of the initial clustering, then to estimate the initial clustering is divided according with the function. Applied the improvement algorithm into the quality analysis of polysilicon and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cause the dry hudrogen recovery fail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will help the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Keywordsdata mining; clustering; polysilicon; quality analysis; K-means

中圖分類號：P754.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 引言

隨著各個行業的不斷發展，能源危機是世界各國相繼面臨的嚴峻現實，尋求新能源、新技術是人們不斷探索的課題，由此，太陽能光伏產業成為人們日益關注的焦點。太陽能光伏發電將日益成為能源消費的首選，加上基于多晶硅材料基礎的半導體器件在各大行業的廣泛應用，極大地帶動了處于光伏產業鏈中最上游的多晶硅產業的發展[14]。

中國的多晶硅制造業在近幾年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也積累了很多技術經驗，但由于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形成，越來越多的國外技術、資金流向中國，中國企業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激烈競爭，競爭要求企業從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交貨及時、服務好等，而傳統的多晶硅數據分析依靠統計得出，由于這些數據的分散性和無序性，大大降低了統計分析的可實施性和可靠性[14]。因此，如何高效、準確的從數據中找出隱藏的、有用的知識，是企業決策層一直關心的問題。而另一種知識發現的方法-數據挖掘能從海量數據中自動尋找規律，發覺海量數據中潛在隱藏的知識，它幫助企業將數據挖掘中的模型應用在多晶硅的質量分析中，對引起多晶硅各類質量問題的因素進行預測，從而達到提高多晶硅質量的目的。由于多晶硅質量檢驗數據具有不確定性、動態性等特點，選取聚類挖掘中經典的K-means算法。

2相關技術簡介

2.1 K-means算法

K-均值法以簇的數目k及隨機種子數s為參數，將n個對象分成k個簇，以使簇內具有較高的相似度，而簇間的相似度較低。

2.2 K-means算法描述

(1) 任意選擇k個對象作為初始的簇中心；

(2) 根據簇中對象的平均值，將每個對象（重新）賦給最類似的簇；

(3) 更新簇的平均值，即計算每個簇中對象的平均值；

(4) repeat；

(5) until 不再發生變化。

2.3 K-means算法分析

K-means算法存在著缺點：

算法中的K值需要用戶提前給出

K-means算法要求用戶提前給定聚類的簇個數，也就是說聚類的效果依賴于用戶給定的參數。然而這個參數是非常難以確定的，特別是無法確定數據分布形態時，這給用戶確定k值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根據上述K-means算法存在的不足，提出一種改進的確定K值的算法。

3 改進的K-means算法

3.1確定聚類個數K值的算法改進思想

對于聚類個數的確定是依靠經驗來確定k值，尤其是在多晶硅質量檢驗中有可能是由于設備的不同問題而造成聚類個數無法依靠經驗值判斷，因此，k值的確定非常困難，但在很多時候可以確定一個最佳聚類個數范圍，然后可以從包含n個樣本的樣本集中計算兩兩之間的距離，將其平均值作為初始的凝聚點，依次選取離凝聚點最近樣本歸入初始聚類劃分，直到聚類劃分中包含了n/k個樣本值，然后將所有歸入初始聚類劃分的值從樣本集合中刪除，使這成為一個新的樣本集合，重復以上步驟得到一個新的聚類劃分，當樣本集中所有的樣本均可歸入一個聚類劃分時結束。上述方法的實質就是將與初始聚類中心距離d最小的n/k個值的樣本點歸入初始聚類。最后，根據數據函數[13]初步估算，從中選取一個比較優的k值，這樣就可以降低確定k值的難度。

我們用Wkm來表示類內的相似度與內間的相異度，用與Intra ( k) 來表示類內的相似度，kmax，kmin表示k的取值范圍。用Inter ( k)來表示類間的相似度，X表示有n個數據對象的集合，Vi表示簇的初始聚類中心。因此根據定義，可以得到：

Wkm(k) = Intra(k) +(1- Inter (k) / Inter(kmax))

在上式中，其中：

表示x中所有數據的相似度， 表示以vi為中心點的相似度；

表示第i個質心與其他簇質心之間的相似度。又根據

當Wkm（k）有最小值時，我就可以得到Kopt,且 。

3.2改進的確定聚類個數K值的算法流程圖

改進的K-means算法流程圖如圖1所示：

圖1 改進的確定K值算法流程圖

3.3改進的確定K值的算法流程描述

（1）確定k的取值范圍kmax，kmin

（2）從Kmin為k的初值, 通過初步劃分方法的均值來確定初始的聚類中心[14]

（3）計算W km ( k)的值

（4）判斷k值得是否大于kmax，如小于Kmin=kmin+1轉（2）

（5）取min(W km ( k))得到Kopt。

篇4

美國風險投資協會(NVCA)在最新進行的一年一度的Venture View調查中，用了“謹慎樂觀”這個微妙的詞來形容目前美國風險投資人對2010年投資環境的態度，可以看出投資人的自信心還未從經濟危機導致的衰退中完全恢復，連續兩個季度零上市的慘況依然歷歷在目。

絕大多數投資人都表示，風險投資行業在2010年會在投資規模和退出交易方面逐步提高和增長，但未來五年內，風險投資機構及募資規模都將持續收縮。“Vc圈的人現在有一個共識，那就是行業將在收縮中前進。”NVCA總裁Mark Heesen表示，“雖然這將意味著行業的投資機構肯定會越來越少，但這并不意味著更少的公司獲得投資。那些有過融資記錄的風險投資人還將繼續被委以重任。大多數風險投資人都同意‘更小規模的VC行業將會更好’這一觀點。”

更多資金扶植更多項目

大部分風險投資人預測2010年將有更多的風險資金投入更多的項目公司。62％的投資人認為，風險投資的總投資額將與2009年持平或增長，其中44％的投資人預測投資額將小幅增長達到210億至250億美元。有將近一半的投資人認為更多的公司將獲得融資，三分之一的投資人相信2010年將投資的項目公司的數量與2009年會保持一致，只有18％的投資人將減少項目公司的投資。

繼續看好清潔技術

清潔技術領域依然獲得了最多投資人的青睞和關注，54％的投資人堅信2010年該領域的投資將增加。互聯網(46％投資人預測投資將增長)、媒體和娛樂(33％)和軟件(32％)也排在受追捧行業的前列。

而對待生命科學領域的投資，投資人的觀點沒有達到統一。在醫療設備和生物技術兩個細分行業，預測投資增長、下降和持平的投資人數量基本都在三分之一左右，這表明了投資人對這個領域的投資具有很明顯的分歧意見。以醫療設備為例，38％的投資人認為投資水平會持平，而29％的投資人認為將增加，33％認為將減少。

半導體行業是大多數投資人不看好的行業，64％的投資人預測投資水平將降低，而無線領域的投資也不太樂觀。

更多資金流向亞洲

大部分的投資人相信，將有更多的風險資金投入到亞洲市場，其中70％的投資人認為中國排在投資增長的首位，印度排名第二。與此相對應的，53％的投資人認為投向以色列的資金將在2010年有所減少。

晚期項目投資增長

在投資項目階段的調查中，數據顯示投資階段后移的趨勢很明顯。“在所有的預測中，對種子期及早期項目熱情的缺乏值得我們關注。”Mark Heesen表示，“退出渠道的阻礙，以及美國政府正在提議的稅收政策，都將影響長期投資者向晚期項目的轉移，從而給風險投資行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如果國家還要鼓勵創建創新型的公司，那么就必須支持那些處于種子期及早期的公司。我們現在急需為那些早期投資者改善投資環境。”

改善的退出渠道

在退出市場的預測中。大多數投資人表示2010年有風險投資支持的IPO項目數量將適度提高，呈現“溫和”的態勢，預測的一整年的平均IPO數量為26.3宗，只有10％的投資人抱有多于50宗IPO的非常樂觀態度。

投資人對并購市場的樂觀顯而易見而且觀點統一，有91％相信并購交易的數量將增加。63％相信交易總額將提高。

矛盾的行業未來

接受問卷調查的投資人一如既往地堅信風險投資行業將收縮，87％的投資人表示2010年募集的基金規模將小于之前募集的基金，他們還認為美國的LP基礎將有所改變，在未來會有更多的外國LP投資美國的風險投資基金。

篇5

從2003年初開始的環球股市大牛市，已維持超過3年，主要原因是企業盈利跟隨股市上升，支持著股市走勢(圖1)。不過近日企業盈利增長明顯放緩，特別是美國的企業。首先，據美國商務部表示，第二季度公司稅前利潤較去年同期上升了20．5％，環比只增長了3．2％，大大低于第一季度的12.6％以及2005年第四季度的10％，美國企業盈利增長似乎已是強弩之末。其次，美國商務部稱，調整通貨膨脹因素后美國經濟第二季度增速為2．9％，大大低于第一季度的5．6％，而受房屋市場轉弱以及能源價格不穩定等多種因素影響，美聯儲預計美國經濟在可預見的未來增長步伐將比較平緩。此外，單位勞工成本繼首季升9％(2000年以來最快)后，第二季又錄得4.9％的增幅，高于市場預期；在生產增長放緩且其他通貨膨脹壓力仍不斷上升的時期，勞動力成本上升將對公司盈利直接構成威脅。雖然預期企業盈利增長減慢，可是目前環球股市的市盈率維持在14倍左右的合理水平，因此，調整的幅度不會很大。

我們對公用事業類股份比較看好，因它的盈利較少受經濟周期的影響。公用板塊與整體股市的相關性并不大，而與利率走勢相關性較大，在息口見頂和回落時表現最為出色。歷史數據表明，每當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回落期間，香港的三大公用股就有不俗表現(香港實行聯系匯率，港息跟隨美息)，相反加息期間則會反復調整。首先，利率回落期往往代表經濟放緩，利率見頂未必對整體股市有利，但是公用事業經營的是電力、天然氣等民生必需的業務，經濟好壞對其盈利影響不太大。由于盈利穩定，派發股息也容易預計，而當利率趨降時，股東要求的回報隨之降低，運用股息折現模型計算股票估值的話，公用股的估值自然會被調升。

此外，許多環境因素有利于公用事業發展：公用事業以往大多是國營企業，營運效率十分低，但國營企業私營化是大勢所趨，這有助提高營運效率、降低成本及加快發展業務；新興市場經濟增長迅速，公用事業的需求大增，比如中國的電網不斷擴大，每年的增幅相當于英國的規模；政府對公用事業企業的管制逐漸撤銷，這有助減低國家對行業的干預；京都議定書及碳排放證書(Carbon emissioncertificates)的落實會加快公用事業行業的汰弱留強，營運出色企業有機會顯著增加盈利；風車及復循環燃氣渦輪機等技術發展導致公用事業企業的成本下降及產量增加。

篇6

熱錢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高敏感性。熱錢對一國或世界經濟金融現狀和趨勢，對各個金融市場匯差、利差和各種價格差，對國家經濟政策等高度敏感，并能迅速地做出反映。

第二，高收益性與高風險性。追求高收益是熱錢在各個金融市場運動的最終目的。然而高收益往往伴隨著高風險，因而它們所取得的是高風險利潤。它們可能在這個市場賺錢而在另一個市場虧損，或在這個時期賺錢而在下一個時期虧損。

第三，高流動性與短期性。在敏感性的基礎上，它們會迅速進入有錢可賺的地方。而迅速逃離風險加大的地方。因而它們表現出極大的短期性，甚至超短期性，即在一天或一周之內迅速進入或迅速退出。

第四，投資的虛擬性與投機性。熱錢在各個有價證券市場和貨幣市場間流動，以便從證券和貨幣的每天、每小時、每分鐘的價格波動中取得利潤，也就是以錢生錢。因而它們既不創造就業，也不提供服務，具有極大的虛擬性和投機性。

二、我國社會熱錢的特殊性

相對于國外熱錢主要存在于金融領域，我國國內社會熱錢更傾向于進入房地產、原輔材料等領域，其造成的影響也不完全同于國際熱錢。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發展不協調

國外有發達的資本市場，即通常所說的虛擬經濟，使得隨著經濟發展逐漸積累起來的資本有了施展的舞臺，釋放其逐利的欲望，這大大緩解了實體經濟資本過剩的壓力，正是因為這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并沒有出現產能過剩。而與發達國家擁有完善的市場體系和發達的資本市場不同的是，我國的市場體制正在建立和完善，有些領域還處于壟斷，有待開放，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較深，實體經濟高速增長和繁榮，而資本市場等虛擬經濟發展緩慢、規模較小且偏冷。

(二)資本持有人投資偏好不同

與西方的購買系――既有專門的投資基金，又有理財專家為之接手操盤不同，我國由于沒有合理的投資渠道，既沒有投資基金，也沒有產權交易(購買企業的股權，使投資企業者可進可退)，而且上市公司的量很少，更多的是柜臺交易，資金持有者更喜歡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這就是為什么前幾年會有炒煤、炒房產、炒棉花、炒油田、炒商鋪、炒車、炒電等等，什么都炒，就是不炒股。

三、熱錢流動對經濟的影響

熱錢流動是一把雙刃劍，既會給經濟帶來正面的影響，也會給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

(一)熱錢流動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1　熱錢流動可以增進國內投資。資本流動與國內投資經濟理論顯示，資本將會從資本富余國家流向資本匱乏國家，因為在資本匱乏國家獲得新投資機會的可能性較大。這樣的資本再分配將促使投資轉向那些需要資本的國家。但這一理論確立的前提是，保證資本的如數收回和形成新的結構，但事實上卻并非始終如此，或者甚至并非普遍如此。新的投資會促使那些擁有熟練技術工人和具備較好基礎設施的國家形成更大的生產能力，這就是盧卡斯所強調的為什么資本沒有從富裕國家流向貧窮國家的原因。因此，一個肯定的結論是，新的資本將趨于流向那些過去曾經已經回收巨額資本且在投資者看來業已形成良好商業環境的國家。Deepak Mishra的分析進一步發現，流入非洲的資本增加1％，它所引發的投資額增加則超過1％，也就是說私人資本流動能夠增進投資。由于我國國內社會熱錢更傾向于進入房地產、原輔材料等領域的特性，我國社會熱錢的流動顯然也能夠促進投資。這得到了鄭長德等研究的證實。鄭長德等的研究發現：我國東部地區資本的流入帶來了更高的資本存量。

2　熱錢流動可以提高生產率。博倫茨泰恩(Eduardo Borentztein)、格里戈里奧(jose de Grigoria)和李(Jong WhaLee)的跨國回歸研究確認，在具備受過較好教育的勞動力的國家中，外國直接投資更能促進生產率。實際上，在馬來西亞及我國的臺灣和東南沿海諸省，外國直接投資就顯著地促進了生產率的提高。顯然，對于以進入金融市場為主的國際熱錢來說，難以有此效果。但對于傾向于進入房地產、原輔材料等領域的我國社會熱錢來說，必然能發揮此作用，雖然其短期性特性有可能會削弱這種效果。

3　熱錢流動可以發揮行業平衡杠桿作用。在產業發展初期，或發展過程中遇到資金瓶頸約束，游資可能會代替主流資金進入，維持行業平衡發展。美國的納斯達克就是以善于發現新的經濟增長點，巨大的風險投資資本，支持以生物制藥、新材料、半導體、集成電路、網絡科技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而聞名于世，，同時也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世界單日最大漲幅股票就出自納斯達克，納斯達克因此也成為高科技公司上市的首選之地。

(二)熱錢流動對經濟的負面作用

1　擾亂正常的市場運行秩序。熱錢因其逐利本性，根本不管它所攻擊的行業如何發展，根本不會考慮經濟過熱過冷以及造成的社會效應，除了斬獲高效回報外，把留下的一切亂攤子丟給當地政府與其他市場參與者。這樣，使得生產要素的供給、需求偏離正常軌道，造成價格畸高、結構落差拉大。

2　干擾宏觀調控。熱錢的無序流動造成宏觀調控無法把握，結構干預無效或干預過度。從2007年下半年以來，隨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加強，各大銀行收縮貸款，結果民間借貸異常活躍，利率狂飆，月息高達10％。

3　加劇經濟波動。熱錢的擾動經市場的放大還會造成行業發展甚至整體經濟波動加劇。2001～2003年間，溫州游資大量注入上海，滬上樓市隨之波瀾起伏，最火爆時，不少樓盤的三成到四成都被溫州游資“侵占”。

四、對社會熱錢流動的對策

當前我國對社會熱錢流動的對策應一手抓監控、一手抓引導，且重在引導，以抑制社會熱錢流動的負面作用：發揮其積極作用。

(一)完善監控機制，對資金的流向做到心中有數

對熱錢的監控可以從以幾個方面人手：(1)嚴格監控銀行資金的流動，建立銀行資金進入風險投資的控制體系，規范銀行資金運作流程，防止資金的不當運用；(2)大力打擊存在于地下的洗錢活動，規范非正規金融機構的運作機制；(3)規范保險、基金、證券領域的資金流動，防止其單獨逐利的不理；(4)建立完善的游資(包括國際游資與一國的社會游資)測算方法與體系，增強我國對社會游資的掌控能力。

(二)加強對社會熱錢的疏導，防范熱錢無序流動

1　完善民間融資體系和集資方式，提高社會熱錢的組織化程度。組織化程度不高，是制約社會熱錢效率的內在重要原因。對此，第一，要規范作為最基本民間融資方式的民間借貸的發展，把民間信用的資金引導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上。第二，要建立民營企業產權流轉體系，并在此基礎上發展成為本地地方性資本市場。第三，要放寬金融市場準入，允許組建民營金融機構。第四，要鼓勵社會熱錢組建項目公司、投資公司，開展項目融資。另外，對于以民資組成財團的新型融資組織形式，應允許嘗試、鼓勵發展、積極規范。

篇7

為什么在美國股市一上漲，人們就歡呼，就認為股市上漲會促進金融擴張、促進消費、促進投資，而中國人卻一上來就想到“虛擬經濟”、“現實經濟的紙質副本”、“本末倒置”、“泡沫”呢？這顯然不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這是我們幾十年、幾代人的計劃經濟學教育留給我們的“遺產”。

事實上，即便是計劃經濟學，也只是從較長的時期內，要求股市與宏觀經濟保持一致，而不是要求股市和宏觀經濟機械地對應關系。比如美國股市，在過去100年時間里，大部分時期還是反映宏觀經濟走勢的：1917年到1929年，經濟景氣，股市大牛市，鋼鐵汽車飛速發展;1946年到1965年，經濟繁榮，股市大牛市，化工電子半導體產業崛起;1990年以后，新經濟、大牛市，電子信息、互聯網技術股票狂漲 & &然而，股市和經濟的長期一致關系，不能被理解為機械化的對應關系，某幾年、某一年、某一個季度、某一個月都按著宏觀經濟指標走？那不是股市，是笑話。有個比喻很形象，股市和經濟的關系就像海邊遛狗的老人與狗的關系：狗跑前幾百米、落后幾百米都很正常。而“機械對應論”要求狗和老人并排甚至齊步走，老人邁左腿，狗也必須邁左腿，這種對經濟和股市關系的理解不但是幼稚的而且是荒唐的。

關于經濟和股市的關系，還有一種錯誤理論叫“本末論”。這種理論要求股市大部分時間只能被動反映經濟，股市對經濟的影響叫作“反作用”，也就是說要求狗必須跟在老人后面，不能跑到前面引領。天下哪里有那么笨的狗？哪里有那么死板的老人？

假定中國股市2015年從2000點漲到4000點，則企業持有的股權價值增加10萬億，這些企業到銀行抵押貸款的能力、自主投資能力會增加五、六萬億;假定股市從2000點漲到4000點，居民持有的市值也將增加10萬億左右，即便按照20%的消費率，也可以增加2萬億內需。顯然，在中國股市已經連續下跌了七、八年，中國股市總體處于嚴重低估的水平，此時股市的上漲是最廉價、最不需要任何政治資源、最立竿見影的刺激投資、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穩增長措施。當然，股市的上漲還有很多其他更深刻的作用，就如同新華社社論說的“搞活股市是振興實體經濟的需要、是深化改革的需要、是結構調整的需要、是推進創新型經濟發展的需要”。由此可見，“經濟不好，股市就不能好”是對股市和經濟關系最幼稚的認識。

對2015年的中國股市而言，決定其走向的不是經濟基本面，而是利率走向和貨幣流向;股市上漲不但不會傷害中國經濟，反而有可能提振居民消費刺激企業自主投資，從而迅速拉動內需并成為2015年中國經濟意外復蘇的主要原因！

悲觀是悲觀者的墓志銘，樂觀是樂觀者的通行證。今年上半年，我們看多A股的核心邏輯已經得到市場的驗證：隨著持有房地產的預期風險加大，預期收益減少甚至為負，沉淀在地產市場的十幾萬億資金將逐步流出這個市場;隨著高利率的影子銀行風險逐步增加，預期收益逐步回落，過去幾年沉淀在影子銀行的十幾萬億資金也在逐步撤出;而中國A股市場，在經過五年下跌、兩年橫盤震蕩，空方連續多次進攻2000點都無功而返之后，人們終于確立了對這個歷史性長期底部的信心，可預見的風險大大減少，而實實在在的收益卻在不斷增加！

以上三大資產市場的風險收益關系逆轉，終于在2014年第三季度轉化為資金供求關系的逆轉，進而引發資產價格的趨勢性變化：全國房價普遍回調、影子利率下行、股市脈沖式上漲―完全兌現了我們關于A股進入牛市戰略進攻階段的核心判斷。

從2014年7月到12月，短短的四個月時間，A股已經從2000點附近上漲到3000左右，考慮到三大資產市場風險收益的逆轉帶來的資金流向變化，未來將有十幾萬億的資金從房地產、影子銀行流向股市―這個趨勢至少可以持續三年以上，中國股市的牛市才剛剛開始，這時候不用急于預測漲到多少點，因為牛市不言頂;也不要太早設置預期收益率，十年前人們買房子的時候，有誰想過它會漲10倍么？

在確定了牛市的判斷之后，第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資產配置的節奏。

生活經驗告訴大部分投資者，在一個不太熟悉的操作領域，最好先試一試，等熟悉了再放開手腳、大規模投入。如果是開車，一開始學一定要慢慢開，然后技術純熟之后才逐步加快;如果是經商、經營企業，也應該先從小做起，練習練習，熟練了再做大。那么在股市呢？是不是應該也小額投入，再逐漸加碼呢？

問題的關鍵在于，牛市的盈利是取決于天時呢，還是取決于投資者的操作技巧？投資股票，投資者是想憑你的交易技術賺錢嗎？上一輪牛市很多人是這么干的：1000點的時候不信，2000點的時候信了，先拿個200萬試試，賺了200萬;4000點的時候，再進來200萬，又賺了200萬;6000點的時候再投入500萬，結果，到頂了，一個向下波動，就輸個慘痛！這在金融學里也叫作“大尾理論”，就是牛市前期不敢投入，后面越賺越興奮，等市場進入頂部區間才大規模購買，最后造成大幅虧損。上一輪牛市為什么很多家庭最后虧錢？大部分都是這么虧的。

那么，牛市來了，正確的做法是什么呢？假定這一輪還能夠漲到6000點，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這么投的：2000點，先投入本金100萬，融資100萬;漲到3000點，假定賺到100萬了，把融資的還上，用本金200萬繼續玩;到4000點了，假設又掙到100萬了，把本金100萬撤出，用盈利的200萬繼續玩;如果漲到5000點了，把盈利的部分也逐步撤出，剩下的錢讓別人去賺吧！這樣才是面對牛市正確的資產配置之道。

最后一個問題是，牛市的到來不能錯過，但是牛市來了就沒有風險么？

上一輪牛市的上升過程中，有多少次百股跌停的黑色交易日？單2007年1月12日到2月2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就有四個交易日單日跌幅超過100點;2007年5月、6月，更有多個交易日單日跌幅超過200點、300點。

篇8

聯合國貿發會議在2007年最新發表的《世界貿易與發展報告》指出：“目前一些發展中國家成規模地凈輸出資本，出現了資本總計從發展中國家凈流出的局面，而且沒有限制國內的資本形成”。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也指出：“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對外直接投資激增，整體流出達1 030億美元，……預計該地區外商直接投資流出將會繼續”。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近年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資本流出量增長迅猛，2005年資本總流出量達11 804億美元，是1995年的3.8倍。其中，亞太地區表現活躍，2005年和2006年對外直接投資均超過200億美元，在所有新興市場地區中排名首位。這種趨勢有違經濟理論，即資本應從資本充足的成熟市場流向資本缺乏的新興市場，因為后者的邊際生產力更高，但現在的形勢卻正好相反，出現資本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怪現象”。鑒于亞洲新興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地位及中國、馬來西亞和韓國的典型代表性，本文以這三國的情況為主要依據，對亞洲新興國家資本流出的特點、原因和影響進行探討。

一、亞洲新興國家資本流出的特點

(一)資本流出規模增大。總體說，一國生產要素：對外輸出的方式主要有三種，即勞務輸出、產品輸出和資本輸出。資本輸出是最高級形式，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往往由于缺乏資金，常常是大量的資本流入而流出很少。所以，資本輸出很長一段時間被認為是發達國家的專利。然而，2000年以來，亞洲新興國家的資本流出卻不斷增加。為精確計算其規模，本文采用世界銀行法對亞洲三國資本流出總量進行測算，并利用錯誤與遺漏賬戶進行調整。通過分析可見，近年來，中國的資本流出規模急速上升，增長幅度較大，由2000年初的589億美元增長到2006年的4 837億美元，增長超過7倍。無論在總量還是增速上，都遠遠大于馬來西亞和韓國。2006年，馬來西亞和韓國資本流出總量分別為384億和797億美元，比2000年分別增長2.3倍和1.5倍。本文進一步把各國資本流出總量與各國同一年GDP進行對比，從1990～1996年與2000～2006年兩時期資本流出的變化看，中國、馬來西亞和韓國都經歷了顯著的增長，資本流出的比例不斷上升。

(二)對外直接投資穩步上升，資源尋求型投資日益重要。2006年，亞洲外商直接投資流出額為1 03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60％，跨國并購總量達470億美元。近三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年均增長率為71.3％，到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額超過733億美元；馬來西亞和韓國的年增率也分別達66％和32％。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斷增加的投資當中，有一部分是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的投資，如中國正在建立第一個由尼日利亞、泰國等八個國家組成的海外經濟貿易區域。根據中國商務部計劃，未來幾年還有50個類似區域建立，以便中國向其它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進行投資。隨著石油價格的不斷攀升，以保障國內戰略資源安全為主要考慮的大型國有公司海外擴張，成為亞洲新時期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形式。在各國政府的推動下，這些國有企業積極擴展其海外利益，迅速成為全球競爭者。如，在石油開采業，包括中國的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以及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Petronas)在內的幾家企業聯合產量均已超過52 800萬桶，而10年前的數字僅為2 200萬桶。特別在過去兩年中，中石油和Petronas先后在10多個國家建立起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基地；韓國也宣布通過韓國進出口銀行對大型海外能源發展項目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這標志著以能源行業為代表的國有資本輸出已開始遠航。

(三)外匯儲備投資增長迅速，主要投資于美國國債。近年來，亞洲新興國家積聚了大量的外匯儲備，特別是中國，2007年初超過1.3萬億美元。2005年和2006年，中國外匯儲備年均增速約為31.7％，馬來西亞和韓國分別為7.6％和10.2％。其中，韓國已成為世界上第四個超過2 000億美元的國家。這樣龐大的外匯儲備規模及增長速度必然促使各國的外匯投資迅速增長。雖然外匯投資的準確數字仍然神秘，但可從中國斥資2 000億美元構建國家外匯投資公司，并投資30億美元購入美國黑石集團股份及韓國投資公司將110億美元用于投資海外股市等大手筆中略見一斑。亞洲三國外匯儲備的投資結構還十分相似，基本上都投資于海外高信用等級的政府債券、國際金融組織債券、政府機構債券和公司債券等金融資產，其中有相當大比例是購買美國國債。如，2005年中國購買的美國長期國庫券和美元現金共1 894億美元，政府機構債券778億美元，總計美國長期債券占當年中國對外投資的66.8％，馬來西亞的比例略低為49.6％，韓國則高達92％。

(四)資本流出與大量的資本流入并存，資本流入的質量有所提高。隨著亞洲地區資本流出的新趨勢，原先就已存在的大規模資本流入，近幾年也達到或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從流入量說，該地區的私人資本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不斷增加，僅2006年流入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直接投資就創2 000億美元的新高，其中跨國并購達540億美元，綠地投資項目數達3 515項。從增速看，南亞和東南亞的增速稍高于東亞，但后者直接投資的流入正趨向知識密集和高附加值領域，可以說是投資質量的提高。以中國為例，2006年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達690億美元，而且中西部省份比往年獲得更多；較發達的珠三角、長三角投資轉移到具有更高附加價值的計算機設備、電訊設備和半導體。另外，在韓國的新投資也趨向于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研發中心和配送中心。

事實說明，亞洲新興國家不但存在大量資本流出，而且也存在大幅度上升的資本流入，資本流動呈“大進大出”的特點，并且流入的地區和行業選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二、亞洲新興國家資本大量流出的原因

(一)宏觀經濟形勢的驅動。近兩年，世界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全球資本流動性增強，名義和真實利率較低，這些利好因素都推動了投資增長。尤其是亞洲新興國家的增長十分強勁，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源泉。如，中國保持著略高于10％的增長水平，馬來西亞增長率在6％左右，韓國增長率也在4％～5％之間。這些國家成功實行出口導向戰略，經濟結構日趨合理，產業結構不斷升級，高科技行業和服務業得到迅猛發展。因此，良好的國際條件和國內的經濟繁榮為各國資本輸出提供了前提條件。世界主要資本輸出國統計分析數據表明，隨著國民收入的持續上升，流出資本量將逐漸增加：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2 000美元左右時，流出的資本量會突然迅速上升；在2 600～5 600美元之間流出的資本量超過流人的資本量，出現凈流出狀況。截止2006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國民收入，韓國超過1.5萬美元，馬來西亞超過1萬美元。雖然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但整體人均國民收入已超過3 000美元，正處于大規模資本輸出的“前夜”。因此，國內生產總值的高速增長和人均國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使亞洲新興經濟體不但取得了量的增長，實現了質的突破，也使其具備了對外資本輸出的實力。

(二)為繞開貿易壁壘而尋求新的對外輸出模式。長期以來，亞洲國家工業制成品出口不斷增加，成為世界主要制成品出口地區，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2006年中國經常項目順差2 177億美元，馬來西亞達367億，韓國達292億。上百億以上的貿易順差額，在全球經濟失衡的大背景下，亞洲國家常常被斥責為全球經濟失衡的“罪魁禍首”。隨著貿易量不斷增加，亞洲新興國家經常遭遇到一些國家設置的關稅或非關稅壁壘的限制。在這種條件下，為繞開貿易壁壘，減輕貿易爭端及摩擦，進一步開拓國外市場，對外資本輸出就成了一種非常自然的選擇。

(三)外匯儲備的大幅增長。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亞洲三國大量積累外匯儲備，外匯儲備的數量有較大增長。進入2007年，三國外匯儲備的增幅都超過1999年水平的2倍(或接近2倍)。特別是中國，僅7年間就增長8倍以上(見表1)。

亞洲新興國家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數量巨大的儲備資金需要尋找出路，而不是靜靜地躺在央行的金庫里。因此，各國的資金正以金融資產形式迅速流出。總之，各國的外匯儲備越多，購買的外國債券越多，資金流出也越多。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已成為亞洲新興國家對外資本輸出的經濟基礎和動力。

(四)逐步放開資本帳戶與放寬金融管制。近年來，中國、馬來西亞、韓國等都在放松對海外機構投資的限制，逐步建立政府隸屬的投資公司，將國內資本疏導到國外。亞洲新興國家對資本流出自由化采取的措施見表2。

篇9

上海船運、物流業發展相對順利。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出口暴增，上海集裝箱運輸由2000年的561萬標箱上漲到2004年的1455萬標箱，居世界第三位。然而光靠運輸業的有機增長不足以拉動上海經濟雙位數的增長。大、小洋山港仍在建設中，遠水不解近渴。這種背景下，房地產便堂而皇之地走上了前臺。為了GDP，上海市政府也就對房地產價格的突飛猛進持容忍態度，即使個別時候需要制止炒風蔓延，也往往收效甚微。

政府主導模式

今天上海面臨的服務業、制造業脫節，與其過早實施“三二一”發展戰略有關，即優先發展第三產業，把第三產業的比重像許多國際都市那樣提高到70%以上。這個上世紀90年代初便提出來的戰略，思路應該說是正確的，但是執行時機可能過分超前。其實，上海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吃過一次虧。90年代對浦東的房地產開發和金融區發展就過分激進，導致辦公樓和住宅大量閑置，造成巨大資金積壓，甚至開始影響個別銀行的資金周轉。

這幾年上海注重服務業的時機比上世紀90年代的浦東開發要好。中國經濟開始起飛，出口產品競爭力大增，房地產熱乍起，海內外資金云集。但是，體制和市場容量限制了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的高速發展。中國的資本項目不開放，外國銀行基本不允許經營人民幣業務，股權分置像一柄利劍懸在股市頭上。至于運輸，增長只能跟著生產和出口走，建立新的運能需要時間。

服務業的出師不利，使上海市回到同步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的思路上。但是，上海制造業的尷尬是商務成本高、中小企業少。如前文所述，上海的營商成本明顯高過周邊城市，對一般制造業企業構成沉重成本負擔，一批批制造業企業不得不退出上海。具有強烈活力的中小企業不足，是困擾上海經濟的一個長期問題。以中小企業上市公司而言，目前上海只有一家，而江浙的合起來已占1/3強，又為佐證。

政府主導、政策扶持成為上海工業的一大特色。很大程度上，上海走著新加坡的路。其實，新加坡模式并不成功。首先，政府在產業選擇和產業定位上，并不比私人企業高明；其次，政府主導的項目往往是錢堆出來的，資本回報（return on equity）和資金效率（capital efficiency）都不高；再者，企業往往受政策保護，屬地頭蛇，一旦離開本土市場或政府開放競爭，企業競爭能力便呈弱化。這是新加坡實施政府主導模式40年后發現的遺憾。

上海政府設下了一個東有電子/半導體、南有化工、西有汽車、北有鋼鐵的布局，可謂精心謀劃，期待甚高。不過，仔細看去，除電子/半導體業，其他幾個產業均赫然在國家發改委“過度投資”或“可能過度投資”產業之列。當然，上海的鋼鐵、化工、汽車均處全國生產的高端，產品質量和利潤率均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在產能大量出現（可能出現）過剩的情況下，企業利潤和投資效率必受影響。

同時，上海面臨著電力、交通的瓶頸制約，人力成本、生活成本快速上升，壓迫非扶持產業、企業，近年來造成生產企業的大量流出。與此同時，為了配合推進“三二一”戰略，上海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主動將勞動密集型產業“推出去”。紡織、輕工產品本是上海制造的代名詞，但在“東錠西移”的政策下，上海的紡織產業大量向新疆轉移，輕工產業則流向了江浙、安徽等周邊省份。上海輕工業比重由1997年的43.4%下降到2003年30.3%，重工業比重由56.6%上升到69.7%。然而，上海原本寄予厚望的金融、服務業發展不盡人意，推出去的制造企業又令周邊的江浙城市獲得了成長壯大的機遇。

當年上海看不上眼的蘇州，2004年GDP已達3450億元，超過深圳；注冊外資額達147.02億美元，超過上海，居全國各城市之首；工業總產值9560億元，僅次于上海，而且大有后來居上之勢。在芯片產業上，蘇州也成為了上海的有力競爭者。在整體電子業上，蘇州比上海發展得更大、更快、更均衡。今天群虎環伺的被動局面，是上海當年所料想不到的。其實1992年前后的深圳，也有這樣的一幕。當時為了發展高科技產業，深圳開始鼓勵簡單的“三來一補”企業遷移出特區，結果不僅造成自身經濟增長乏力，周邊的東莞、惠州也因承接這些企業，經濟迅猛增長。幾年后，深圳不得不檢討并修正其拋棄“三來一補”的政策。

離現代服務業有多遠?

上海發展現代服務業，不能說沒有基礎。上海薈萃著全國各地的人才和一批一流的大學、研究所，近年更是海歸人士、港臺專才的主要落腳點。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多選上海作總部。他們不僅帶來資金、技術，也帶來了有豐富國際經驗的專業人士。長江三角洲在近10年的發展中，經濟增長速度平均為12.1%，出口增長平均為26.1%，GDP和人均收入水平均超過珠江三角洲，成為中國最大的經濟集群（表8）。這為上海的物流業提供了必要的腹地和良好的增長空間。上海的優勢和前景吸引了國內和海外的大量資金，其資本優勢在國內各省市中可謂無與倫比。同時，上海在基礎設施上發展十分迅速。從通訊到交通，從慣例到文化，上海不僅是全國的佼佼者，部分標準已接近或達到國際大都市水準。惟一例外是市內交通，建設速度跟不上城市的擴張和經濟的發展。

盡管上海擁有眾多優勢，但許多并未轉化為競爭力，更談不上形成集群優勢。例如，上海的浦東機場和磁懸浮鐵路都是世界級的基礎設施，但彼此之間的協同效應少之又少，遠未能發揮出“1＋1＞2”的優勢。上海高等院校、研究機構的人才優勢、研究專長遠沒有被充分利用。它們的商業化程度和對經濟所作的貢獻，不僅低于國際同行中的領先者，而且遜色于北京的中關村。沒有本土研究力量的鼎力支持，沒有基礎研究、商業研究、產品開發和市場推廣的一條龍作業，發展“先進制造業”談何容易。

時機是另一個障礙。上海成為全國金融中心，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如果中國國力進一步增強，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似乎也不是遙不可及的夢。但是，以目前的金融體制、銀行結構、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國內外不接軌、市場不規范，希冀金融業拉動全市經濟可能不切實際。上海對洋山港充滿期待，但是洋山港對物流和整體經濟帶來貢獻最早也要再等三、四年。

另外，上海的經濟模式不利于勇于創新、敢于冒險的企業家成長。在大型企業之后缺少廣東、浙江、江蘇所大量擁有的一個中型企業家人才層，對上海來說是一個缺憾。同時，與紐約、倫敦等國際大都市相比，上海在創意和多元化上還有明顯的差距，而這些是打造現代服務業不可缺少的。

上海給人的印象是服務業潛力巨大，不過不少領域條件尚未成熟。那么，上海的現代服務業戰略是否過分超前？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一項研究顯示，世界各主要城市的服務業，在人均GDP（以2003年購買力平價計算，美元計價，下同）處于2000-4000美元階段，有一次爆炸性增長；在人均GDP處于8000-9000美元階段，金融保險、運輸物流、法律中介等領域占服務業的比重開始明顯上升，房地產及關聯產業也再次出現重大擴張。上海追求的不是餐飲、交通等初級服務業,而是金融、物流等高附加值服務業。上海人均GDP在2004年為55090元（合6661美元）。如果這項研究可信，則上海上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三二一”戰略，也許超前了15年。即使近年提出的“現代服務業”可能也超前了3年。同時，上海第三產業的發展還須受人民幣政策、A股市況等中國特殊國情的制約。

未來發展的三種模式

發展戰略超前是政府主導式經濟開發的通病。上海市顯然希望借中國經濟起飛、與國際接軌的東風，使經濟轉型一步到位。高起點、大戰略無可厚非，關鍵是發展戰略有無與現實脫節，有無經濟基礎的支持，實施的時機是否成熟。少了制造業，對發展服務業并不有利。金融保險、運輸物流多需要實業支持。

大都市必有大腹地支持。強勁、有活力的腹地經濟是發展大都市經濟的重要條件之一，彼此有著共生共榮的依賴關系。上海在處理與鄰省的經濟關系上，有一種對競爭、勝出的執著，而謙讓、協調、追求共贏的理念似乎不足。

洋山港與寧波北侖港之間的暗中較勁，正是一個寫照。其實北侖港當年上馬的初衷是為上海服務，不過可惜北侖港坐落在浙江省，所產出的GDP屬于浙江，不屬于上海，洋山港的建設于是被提上議程。洋山港的建設成本，至少是北侖港的3倍。更麻煩的是，洋山港沒有北侖港那樣的環圍島嶼，直接暴露在臺風影響之下。受臺風季節影響，洋山港每年最多可運作280天，而且船期延誤率可能遠較北侖港高―這是定期集裝箱航班的一大忌諱。上海港去年的集裝箱吞吐量為1455萬標箱，寧波港去年的吞吐量為400萬標箱。到2010年，上海港吞吐量達2500萬標箱，寧波港達1000萬標箱，兩者之和達3500萬標箱（圖15）。無論長三角出口如何增長，大量運能過剩都不可避免。

由于營商成本的上升，上海經濟面臨著轉型。擺在上海面前的有三個模式。第一是倫敦模式―經濟徹底轉型，走向全球性金融、全球性旅游和全球性文化創意之路。這可能最接近上海自己提出的“現代服務業”藍圖，但以中國/上海目前的經濟實力、市場開放度、人才/企業結構和制度上的限制，實行起來有一定的難度。同時必須看到，倫敦在脫胎換骨完成轉型前，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歷過一個漫長痛苦的過程。第二種是東京模式―經濟立足于本國資源，成為本國銀行、企業的總部所在地。這條路的成功可能性較倫敦模式高，但也具有一定的挑戰性。日本企業基本集中在東京圈或大阪圈，而中國企業在地理上更分散、更多樣，企業變動更受各地方政府影響。第三種是香港模式―產業資金和投資資金出現置換，產業空洞化，經濟房地產化，增長動力來自房地產增值，依賴境外資金流入。這是上海最不愿意看到的出路，但是近兩年上海經濟恰恰在向這個方向前進。今天的上海還有自己的產業，有其內在的增長動力，可是在租金、工資帶動下，營商成本急劇上升。熱錢流入、產業流出，是上海制造業面臨的尷尬，是上海增長模式面臨的尷尬。

尷尬與希望

急升的營商成本和制造業的流失，為上海產業空洞化敲響了警鐘。其實，今天的許多問題在當年上海提出“三二一”發展戰略時已經留下了伏筆，并已經出現。只不過火爆的房地產掩蓋了上海經濟其他產業后繼乏力的現實。海內外熱錢百川歸大海般地熱炒房地產，拉高了上海經濟增長速度，制造著財富效應，但也快速推高著營商成本。

有趣的是，撤離上海的公司，無論是中資還是外資，都不愿接受我們的采訪。他們選擇不說，不代表他們不撤，也不代表其他公司不會跟隨。舉目望去，除了房地產外，好像沒有哪個大的產業能夠提供足夠的增長動力。

篇10

聯合國貿發會議在2007年最新發表的《世界貿易與發展報告》指出：“目前一些發展中國家成規模地凈輸出資本，出現了資本總計從發展中國家凈流出的局面，而且沒有限制國內的資本形成”。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也指出：“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對外直接投資激增，整體流出達1030億美元，……預計該地區外商直接投資流出將會繼續”。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近年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資本流出量增長迅猛，2005年資本總流出量達11804億美元，是1995年的3.8倍。其中，亞太地區表現活躍，2005年和2006年對外直接投資均超過200億美元，在所有新興市場地區中排名首位。這種趨勢有違經濟理論，即資本應從資本充足的成熟市場流向資本缺乏的新興市場，因為后者的邊際生產力更高，但現在的形勢卻正好相反，出現資本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怪現象”。鑒于亞洲新興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地位及中國、馬來西亞和韓國的典型代表性，本文以這三國的情況為主要依據，對亞洲新興國家資本流出的特點、原因和影響進行探討。

一、亞洲新興國家資本流出的特點

(一)資本流出規模增大。總體說，一國生產要素：對外輸出的方式主要有三種，即勞務輸出、產品輸出和資本輸出。資本輸出是最高級形式，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往往由于缺乏資金，常常是大量的資本流入而流出很少。所以，資本輸出很長一段時間被認為是發達國家的專利。然而，2000年以來，亞洲新興國家的資本流出卻不斷增加。為精確計算其規模，本文采用世界銀行法對亞洲三國資本流出總量進行測算，并利用錯誤與遺漏賬戶進行調整。通過分析可見，近年來，中國的資本流出規模急速上升，增長幅度較大，由2000年初的589億美元增長到2006年的4837億美元，增長超過7倍。無論在總量還是增速上，都遠遠大于馬來西亞和韓國。2006年，馬來西亞和韓國資本流出總量分別為384億和797億美元，比2000年分別增長2.3倍和1.5倍。本文進一步把各國資本流出總量與各國同一年GDP進行對比，從1990～1996年與2000～2006年兩時期資本流出的變化看，中國、馬來西亞和韓國都經歷了顯著的增長，資本流出的比例不斷上升。

(二)對外直接投資穩步上升，資源尋求型投資日益重要。2006年，亞洲外商直接投資流出額為103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60％，跨國并購總量達470億美元。近三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年均增長率為71.3％，到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額超過733億美元；馬來西亞和韓國的年增率也分別達66％和32％。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斷增加的投資當中，有一部分是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的投資，如中國正在建立第一個由尼日利亞、泰國等八個國家組成的海外經濟貿易區域。根據中國商務部計劃，未來幾年還有50個類似區域建立，以便中國向其它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進行投資。隨著石油價格的不斷攀升，以保障國內戰略資源安全為主要考慮的大型國有公司海外擴張，成為亞洲新時期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形式。在各國政府的推動下，這些國有企業積極擴展其海外利益，迅速成為全球競爭者。如，在石油開采業，包括中國的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以及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Petronas)在內的幾家企業聯合產量均已超過52800萬桶，而10年前的數字僅為2200萬桶。特別在過去兩年中，中石油和Petronas先后在10多個國家建立起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基地；韓國也宣布通過韓國進出口銀行對大型海外能源發展項目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這標志著以能源行業為代表的國有資本輸出已開始遠航。

(三)外匯儲備投資增長迅速，主要投資于美國國債。近年來，亞洲新興國家積聚了大量的外匯儲備，特別是中國，2007年初超過1.3萬億美元。2005年和2006年，中國外匯儲備年均增速約為31.7％，馬來西亞和韓國分別為7.6％和10.2％。其中，韓國已成為世界上第四個超過2000億美元的國家。這樣龐大的外匯儲備規模及增長速度必然促使各國的外匯投資迅速增長。雖然外匯投資的準確數字仍然神秘，但可從中國斥資2000億美元構建國家外匯投資公司，并投資30億美元購入美國黑石集團股份及韓國投資公司將110億美元用于投資海外股市等大手筆中略見一斑。亞洲三國外匯儲備的投資結構還十分相似，基本上都投資于海外高信用等級的政府債券、國際金融組織債券、政府機構債券和公司債券等金融資產，其中有相當大比例是購買美國國債。如，2005年中國購買的美國長期國庫券和美元現金共1894億美元，政府機構債券778億美元，總計美國長期債券占當年中國對外投資的66.8％，馬來西亞的比例略低為49.6％，韓國則高達92％。

(四)資本流出與大量的資本流入并存，資本流入的質量有所提高。隨著亞洲地區資本流出的新趨勢，原先就已存在的大規模資本流入，近幾年也達到或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從流入量說，該地區的私人資本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不斷增加，僅2006年流入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直接投資就創2000億美元的新高，其中跨國并購達540億美元，綠地投資項目數達3515項。從增速看，南亞和東南亞的增速稍高于東亞，但后者直接投資的流入正趨向知識密集和高附加值領域，可以說是投資質量的提高。以中國為例，2006年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達690億美元，而且中西部省份比往年獲得更多；較發達的珠三角、長三角投資轉移到具有更高附加價值的計算機設備、電訊設備和半導體。另外，在韓國的新投資也趨向于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研發中心和配送中心。

事實說明，亞洲新興國家不但存在大量資本流出，而且也存在大幅度上升的資本流入，資本流動呈“大進大出”的特點，并且流入的地區和行業選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二、亞洲新興國家資本大量流出的原因

(一)宏觀經濟形勢的驅動。近兩年，世界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全球資本流動性增強，名義和真實利率較低，這些利好因素都推動了投資增長。尤其是亞洲新興國家的增長十分強勁，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源泉。如，中國保持著略高于10％的增長水平，馬來西亞增長率在6％左右，韓國增長率也在4％～5％之間。這些國家成功實行出口導向戰略，經濟結構日趨合理，產業結構不斷升級，高科技行業和服務業得到迅猛發展。因此，良好的國際條件和國內的經濟繁榮為各國資本輸出提供了前提條件。世界主要資本輸出國統計分析數據表明，隨著國民收入的持續上升，流出資本量將逐漸增加：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2000美元左右時，流出的資本量會突然迅速上升；在2600～5600美元之間流出的資本量超過流人的資本量，出現凈流出狀況。截止2006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國民收入，韓國超過1.5萬美元，馬來西亞超過1萬美元。雖然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但整體人均國民收入已超過3000美元，正處于大規模資本輸出的“前夜”。因此，國內生產總值的高速增長和人均國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使亞洲新興經濟體不但取得了量的增長，實現了質的突破，也使其具備了對外資本輸出的實力。

(二)為繞開貿易壁壘而尋求新的對外輸出模式。長期以來，亞洲國家工業制成品出口不斷增加，成為世界主要制成品出口地區，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2006年中國經常項目順差2177億美元，馬來西亞達367億，韓國達292億。上百億以上的貿易順差額，在全球經濟失衡的大背景下，亞洲國家常常被斥責為全球經濟失衡的“罪魁禍首”。隨著貿易量不斷增加，亞洲新興國家經常遭遇到一些國家設置的關稅或非關稅壁壘的限制。在這種條件下，為繞開貿易壁壘，減輕貿易爭端及摩擦，進一步開拓國外市場，對外資本輸出就成了一種非常自然的選擇。

(三)外匯儲備的大幅增長。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亞洲三國大量積累外匯儲備，外匯儲備的數量有較大增長。進入2007年，三國外匯儲備的增幅都超過1999年水平的2倍(或接近2倍)。特別是中國，僅7年間就增長8倍以上(見表1)。

亞洲新興國家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數量巨大的儲備資金需要尋找出路，而不是靜靜地躺在央行的金庫里。因此，各國的資金正以金融資產形式迅速流出。總之，各國的外匯儲備越多，購買的外國債券越多，資金流出也越多。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已成為亞洲新興國家對外資本輸出的經濟基礎和動力。

(四)逐步放開資本帳戶與放寬金融管制。近年來，中國、馬來西亞、韓國等都在放松對海外機構投資的限制，逐步建立政府隸屬的投資公司，將國內資本疏導到國外。亞洲新興國家對資本流出自由化采取的措施見表2。

各國資本自由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鼓勵和促進了資本的流出。此外，資本輸出是發展中國家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渠道，也為亞洲國家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提供了一個極佳的手段。從全球和長遠的眼光看，資本流出是亞洲新興國家與國際大市場融為一體的必然選擇。

三、亞洲新興國家資本流出的影響

(一)對母國和東道國產生深遠影響。對投資母國而言，可分享國外資源和收益，積累海外管理經驗，為更多企業走出國門提供參考；能確保國內戰略資源的供應和實現戰略資源來源的多元化，保證國內經濟發展需要，減輕國際市場價格波動所帶來的影響。對投資東道國而言，跨國公司帶來資本、先進的技術和管理，這正是它們(特別是低收入國家)所需要的。有了跨國公司的參與，能幫助它們合理開發本國的資源，且不會帶來外債的增加。此外，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還為它們提供一個重要的知識技術轉移渠道，特別是對教育水平低和缺乏熟練工人的落后國家而言，承接來自先進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要比來自發達國家的容易得多，發揮這種知識正效應所花費的成本也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