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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10月9日專電　外經貿部部長助理馬秀紅說，隨著跨國購并正在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我國也在探討如何利用跨國公司購并的方式，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造。

馬秀紅今天在出席聯合國貿發會議《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新聞會時說，自1995年至今，跨國收購和兼并的比重逐年提高，已經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1999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為8440億美元，跨國購并為7200多億美元，占整個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85％以上。去年單項交易值超過10億美元的國際購并就有109起。馬秀紅指出，跨國購并與經濟全球化不可分隔、相輔相成。經濟全球化促進了跨國購并的發展，跨國購并則是驅動經濟全球化加快的一個重要動力。隨著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速度加快，我們不能回避跨國購并對我國吸收外資和經濟調整帶來的影響。

馬秀紅透露，外經貿部近年來一直在跟蹤跨國公司的投資走向，把跨國購并作為一個重要課題在研究。由于目前跨國購并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多半是傳統投資方式。在發展中國家引進跨國購并要慎重，要根據自己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走向，研究和制定一個比較合理的跨國購并政策和相關法規。

據了解，由于我國相關的法律法規還不健全，市場機制還不成熟，資本市場也未全面開放，因此，外國對華投資70％采用合資合作方式，部分采用獨資方式，通過跨國購并方式進入的外資還很少。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加快，跨國購并這一國際流行的投資方式也將逐步進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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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壟斷優勢理論。壟斷優勢理論由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在1960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首次提出。 后在70年代由C·P·金德貝格進行的補充和發展。其主要思想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市場具有不完全性：產品市場不完全；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規模經濟引起的市場不完全；由于政府的有關稅收、關稅、利率和匯率等政策原因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二是壟斷優勢：市場壟斷優勢；生產壟斷優勢；規模經濟優勢；國家的市場進入或退出障礙，導致企業通過跨國投資利用其壟斷優勢；信息與網絡優勢。

壟斷優勢理論為后來的理論奠定了基礎，但是無法解釋不具有技術等壟斷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為什么也日益增多地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二）內部化理論。內部化理論由英國學者巴克利、卡森及加拿大學者拉格曼于1976年共同提出。其主要觀點是：企業內部建立市場，協調企業內部資源的配置，從而降低交易成本，跨國公司是內部化經營跨越國界的產物。內部化理論是西方學者跨國公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轉折，主要從企業的角度進行研究。但是忽略了國際客觀的經濟環境。

（三）競爭優勢理論。競爭優勢理論，是由哈佛大學商學研究院邁克爾波特提出，波特的國際競爭優勢模型（又稱鉆石模型）包括四種本國的決定因素和兩種外部力量。四種本國的決定因素包括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及支持產業，公司的戰略、組織以及競爭。

（四）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由英國瑞丁大學教授鄧寧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跨國投資企業要具備以下三種優勢：所有權優勢即技術優勢、企業規模、組織管理能力、金融與貨幣優勢；內部化優勢即將企業的資源內部化，以保證企業所擁有的優勢；區位優勢即東道國在投資方面所具有的優勢。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從比較全面與綜合的角度研究企業跨國投資，是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但它仍是一種靜態的、微觀的理論。

（五）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是近年來由西方學者提出來的。其核心思想是任何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是由直接誘發要素與間接誘發要素產生的。直接誘發要素是指投資國和東道國擁有的各類生產要素，間接誘發要素是指生產要素之外的政策和環境要素。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避免了單純研究發達國家的實踐而得出結論的弊端，但是此理論仍然是局限于靜態上的研究，缺少從動態上對跨國投資的發展進行分析。

二、我國企業跨國投資現狀

（一）跨國投資快速增長。自2002年以來，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持續快速增長期，并呈現出不斷加速趨勢，近十年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38.5%，年同比增長率平均達到43.1%。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2008年，該類投資比2007年增長了一倍多，達到559.1億美元，2012年更是猛增到772.2億美元。

目前，我國對外投資仍有較大增長空間。一國對外投資存量與GDP之比，能夠反映該國對外投資相對其經濟的發展水平。2011年，我國對外投資存量與GDP之比，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不到發展中經濟體平均水平的1/2，在金磚四國中也是最低的。

（二）跨國投資目標市場日益廣闊。我國對外投資的目的地由上世紀80年代集中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擴展到周邊國家及發展中國家，2008年成為一個分水嶺，對亞洲的投資流量占比呈現出明顯的“倒V”型，而對拉美地區的投資則呈現出截然相反的變化趨勢。2008年后，對歐洲的投資增加也比較明顯。

（三）跨國投資行業、領域不斷拓寬。我國企業在各個行業均有投資。從具體產業看，以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為主，2011年末這三類產業企業數量分別占30.8%、25.3%和12.5%，合計占境外企業總數的68.6%。我國對外投資已由初期的進出口貿易、航運和餐飲等少數領域，拓展到加工制造、資源利用、工程承包、服務業等國家鼓勵的領域。隨著全球化浪潮的發展，各國服務貿易領域的市場開放度越來越大，金融、保險、電信、流通等行業的跨國購并成為推動跨國投資的最重要力量。

（四）跨國投資主體日趨多元化。我國對外投資主體從初期以國有外貿商業公司和工貿公司為主，轉變為目前已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為主體。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等多種投資主體相互配合，發揮各自優勢，豐富國家投資渠道，探索特色海外投資類型。

（五）跨國投資形式日益豐富。我國對外投資從建點、開辦窗口等簡單方式，發展到投資辦廠、資源開發，并開始采用收購兼并、股權置換、境外上市和建立戰略合作聯盟等國際通行的跨國投資方式。尤其是近年來跨國并購投資明顯增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并購金額較2007年增長了379.4%，隨后除2009年略低于200億美元外，其他三年均超過250億美元，顯著高于2007年之前的水平。據聯合國貿發組織統計，中國跨境并購數量也呈現出快速增長，占全球并購交易案數的份額2008年為1.0%，2011年提高到2.5%。

三、我國企業跨國投資中存在的問題

（一）跨國公司的管理體制不完善。我國跨國企業對外投資還屬于起步階段，管理模式還在摸索。管理體制還不穩定，不完善。大部分企業尚未形成科學合理的母子公司管理體制，對境外企業或管得過嚴、干預過多，或放任自流、管理失控。高素質、具有跨國管理經驗的國際化人才更是匱乏。

（二）東道國企業社會責任要求對中國跨國公司形成挑戰。東道國對跨國公司的要求日益苛刻，要求企業打破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把對人的關注作為重要尺度，強調對消費者、對環境、對社會的貢獻。當今的跨國公司需要承擔更多的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我國過去長期粗放增長模式下形成的“三高一低”不良形象已成為開展跨國運營的隱形障礙。部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意識不夠強，對當地政治、社會、環境關注不夠 ，也亟須改變。

（三）跨國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強。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跨國企業資金規模小，投資領域、行業比較落后，投資模式比較單一，研究與開發能力較弱，投資結構較差。

四、我國企業跨國投資策略

（一）政府應加大力度，健全和完善跨國投資的制度。政府的大力支持是跨國投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政府應高度重視跨國公司的發展，為其進行商業活動提供一個完善的法律環境。同時與國際市場接軌，調節各類投資主體跨國投資行為、促進跨國投資活動的健康發展。政府應健全跨國投資制度，保護投資主體的利益。督促跨國公司建立內部經營體制，提高抵抗風險的能力。

（二）培養國際化跨國投資專業人才。在中國進行跨國投資的進程中，人才的培養需要花大量的時間才能完成。并且人才的穩定性也是應該注意的問題。通過內部培訓，外部鍛煉，建立多樣化的人才隊伍。設立國際化人才培訓專項基金，匯聚整合政府、高校、培訓機構和企業傳播力量，合理分工、有機配合，加強國際化人才培育。

（三）實施發揮比較優勢、降低成本的全球化經營戰略。實施本地化經營戰略，全球一體化經營是跨國公司的一個主要特點，但全球化應該是各國各地區充分發揮其比較優勢、降低成本的全球化。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發達國家在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進行直接投資時，更加重視實施本地化經營戰略。要尋找合適的當地人、律師，熟悉當地法律法規、商務習俗，注重在經營管理實踐中培養本地管理人員。要進行本地研發，充分利用本地資源，節約運作成本，研發出有針對性的產品，保持技術優勢。要與本地政府建立雙贏合作關系，與本地企業建立長期誠信的友好合作關系。讓產品滿足當地人的需求，經營方式符合當地的法規習俗，經營目標符合東道國的發展戰略。通過本地化策略，很好地利用東道國的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并強化自身整體優勢，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拓展經營領域，更好發展中國的跨國公司。

參考文獻：

[1] 藍慶新、張雅凌.印度對外直接投資的經驗及對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啟示[J].東南亞縱橫，2009，（03）.

[2] 楊正、梁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問題及對策[J].職業時空，2007，（17）.

[3] 高嵩友.經濟全球化與跨國并購[J]經濟問題探索，2003，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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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外國投資的概念

貿發委在報告中將低碳外國投資界定為“跨國公司通過股權（直接外資）和非股權參與方式，向東道國轉讓技術、做法或產品，從而大大降低這些國家的自身活動和相關活動及其產品和服務的使用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低碳外國投資還包括為獲得或使用低碳技術、工藝和產品而進行的外國直接投資”。

（二）低碳外國投資的類型和特點

低碳外國投資從形式上講包括采用低碳工序和提供低碳產品與服務兩種類型。采用低碳工序是從產品制造的角度而言，它要求跨國公司的投資以減少關溫室氣體排放量為前提，通過采用低碳工序，實現跨國公司及其全球價值鏈上相關公司業務的升級。提供低碳產品和服務則是從產品使用視角展開，其中低碳產品包括電動汽車、“節能”電子產品和一體化的公交運輸系統等；低碳服務包括提供技術解決方案，重新設計當地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過程等。

傳統海外投資理論認為，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動機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而低碳外國投資關注的焦點，則是跨國公司進行外國投資應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為投資動機。這是新時期跨國公司重塑全球戰略定位應關注的核心問題。

（三）低碳外國投資的意義

新世紀低碳經濟的興起向跨國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戰，這不僅因為跨國公司在廣泛的國際業務中排放了大量的溫室氣體，還因為它們最有能力創造和傳播技術，且最有條件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供需要的資金。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是全球的共同需要，跨國公司面臨的已經不是就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是否應采取行動的爭論，而應是采取多少行動以及采取何種行動的問題。跨國公司在重構全球戰略定位時應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為宗旨，采用低碳工序在全球價值鏈進行產品制造，并向消費者提供低碳產品和服務以實現公司業務升級，最終實現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低碳外國投資的影響因素分析

當前，基于緩解全球氣候變化的新型投資政策正日益對跨國投資活動產生直接影響。雖然跨國公司可以通過改進業務流程供應更清潔的產品和服務，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跨國公司的低碳投資有助于其生產能力及出口競爭力的擴張和升級，幫助其過渡到低碳經濟。但是，此種投資也面臨著經濟和社會雙重風險，對跨國公司進行低碳投資活動形成了一定的影響。

（一）低碳外國投資的驅動因素

驅動因素是指跨國公司對外國低碳項目進行投資時所考慮到的諸如母國政策、公共輿論和股東實力等具有推動低碳外國投資作用的因素。其中許多驅動因素影響到所有領域的外國直接投資，但有些因素只與氣候變化有關。例如：利用可再生能源實現農村電氣化的對外投資促進措施；促進建立相關技術能力并進行國際推廣的政策；促使政府更多地披露氣候變化風險的政策等。

（二）低碳外國投資的地域因素

地域決定因素是在跨國公司進行低碳外國投資過程中起拉動作用的因素，其主要從地理空間層面影響跨國公司具體投資地域的選擇。除了外國投資的一般決定因素（例如市場規模和發展、原材料的獲取、不同的競爭優勢或熟練勞動力的使用）外，有些因素只與氣候變化有關，例如：有針對性的政策框架和商業便利；建立或界定市場（電力、運輸、建筑和工業部門）以刺激對新的低碳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特定國家的低碳技術等。

三、我國應對低碳跨國投資的策略

（一）基于驅動因素視角的吸引外資策略

母國政策是影響跨國公司開展低碳外國投資的最有力驅動因素，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我國政府若從中國實際出發，為跨國公司低碳外國投資提供一定的政策保證無疑將產生劃時代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和轉向低碳經濟時最大的難點，是資金短缺與技術開發推廣，而吸引外資是解決這一難題的最佳選擇。低碳海外投資不但有助于改進生產工序，并促進新技術、新行業的出現，也可能導致國內公司被擠出市場、產生技術依賴、基本貨物和服務成本提高以及有關的社會后果。

中國政府在制定是否應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低碳外國投資戰略時，應從經濟增長和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權衡低碳外國投資的利弊，力求實現低碳外國投資效益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一方面，可以制訂有利的政策支持，諸如制訂有利的東道國政策框架、將“可再生能源及相關產品和技術、節省燃料或使用替代燃料的運輸方式以及新建筑材料”納入傳統政策框架范圍、推行“綠色發展銀行”以及提供低碳投資擔保和信貸風險擔保等；另一方面，通過建立具體制度以確保低碳外國投資的順利實施。主要措施有扶持推廣清潔技術、統一公司溫室氣體排放披露做法、建立若干國際低碳技術援助中心等。2006年中國與歐盟建立了以技術合作和企業參與為重點的積極務實的氣候變化伙伴關系，這些合作包括的內容主要有交換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政策和法規、信息與經驗、合作研究與技術開發和示范、技術轉讓、私營部門的參與、人員交流與培訓以及公眾參與活動等，這種做法在目前的條件下尤其值得效仿。

（二）基于地域因素的對外投資策略

據估計，2009年低碳外國直接投資僅在替代/可再生發電、回收利用以及環境技術產品（如風輪機、太陽能電池板和生物燃料）制造三個行業投資流量就達900億美元，這些行業將成為低碳外國投資初始階段的核心業務。

根據鄧寧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我國在對外國直接投資吸引力增強的同時，已經具備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和能力。下表是近三年我國海外投資〔包括外商在華直接投資（IFDI）與對外直接投資（OFDI）〕行業分布統計表。

從上表可以發現，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在交通運輸和電力煤氣水供應方面有不斷增強的趨勢，而在制造和建筑業投資變化不大。相反我國企業對采礦業（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從2007年的40.6億美元增長到2009年的133.4億美元，增幅達228.57%，年均增長速度為76.19%。對于交通運輸業，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呈現穩步上升趨勢，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下降趨勢明顯，從2007年的40.7億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20.7億美元，降幅達48.14%。究其原因，這主要歸功集系統集成、多技術類型和成本三大優勢為一體的高鐵行業的大力發展。

低碳外國投資給我國企業開展海外投資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從區域決定因素來看，今后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進行海外投資過程中，要將低碳外國投資投向緩解潛力高的“排放部門”，對電力、工業（包括制造業以及石油和天然氣）、運輸、建筑、廢物管理、森林和農業等排放溫室氣體部門的預計排放量、緩解潛力以及成本進行評估，提前布局低碳外國投資行業，將是我國跨國公司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最有效方式。

本文對低碳外國投資的涵義進行了探討，結合低碳外國投資的影響因素，從驅動因素和地域決定因素提出了我國跨國企業進行全球戰略定位的重構思路。認為低碳外國投資必將成為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在制訂發展戰略時的核心內容和必然選擇，原因不僅體現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為大勢所趨，而且還因為跨國公司作為擁有雄厚知識和尖端技術，業務遍及全球的企業，在全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有能力，也有義務扮演主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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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①王軍，國際貿易視角下的低碳經濟，世界經濟，2010（11）

②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10世界投資報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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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跨國公司最典型的特征和一種最重要的國際資本流動方式，海外投資已經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經過20多年的改革，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正在形成，尤其是外貿體制改革的加快，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體制基礎；中國經濟的穩定快速發展為海外投資奠定了經濟基礎；中國加入WTO，為跨國投資和跨國經營提供了契機。如何清醒地分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利用機遇，迎接挑戰，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做出科學的戰略抉擇，在國際上尋求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成了我國企業首先應該解決的問題。

1.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

（1）我國企業跨國投資起步晚，但發展較快。我國企業跨國投資是從1979年開始的，僅有20余年的歷史，而西方發達國家企業的跨國投資已有100余年的歷史了。但我國企業的跨國投資發展很快。20多年來，我國海外企業數量和對外直接投資額的年平均增長率都達到約50%，大大超過了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以及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最初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速度。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2年底，我國累計投資設立各類境外企業6960家，遍及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協議投資總額超過138億美元，中方投資約93億多美元（實際數量和金額遠不止于此）；已有39家中國企業進入世界最大225家國際承包商之列，11家進入國際工程咨詢設計200強。

（2）我國企業跨國經營主體日趨多元化，但以大型國有企業為主。從投資主體看，專業外貿公司的海外投資進入萎縮、調整期，而工貿公司，民營、私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踴躍，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新生力量，中國對外投資主體初步呈現多元化，但大型國有企業仍是中國海外投資的主力軍。在2002年中國最大的12家跨國公司中，中遠以90億美元的海外資產雄居榜首。海爾和中興是其中兩家非國有企業，但其海外資產規模均較小。

（3）對外直接投資貿易型企業居多，多元化的趨勢在加強。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于完善經營體系、降低經營成本、提高全球化經營效率和增強國際競爭力的目的，一些跨國公司將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由傳統的制造業轉向金融服務業。目前中國海外投資涉及的領域也從過去的以貿易和餐飲為主逐步拓寬到礦產、森林、漁業、能源等資源開發，家用電器、紡織服裝、機電產品等境外加工貿易，農業及農產品開發、餐飲、旅游、商業零售、咨詢服務等行業在內的全方位的經營活動。總體上看，在投資企業中，從事商品流通的外貿企業多，占49.7%.但從近年來的發展趨勢看，境外加工貿易（占22.2%）和資源開發（占18.1%）增長比較快。

（4）對外投資區域相對集中，我國的港澳地區以及美歐依然是重點。1990年底，我國801個非貿易性境外企業分布在世界93個國家和地區，而實際集中在美國、日本、德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5個發達國家的企業就達240個，占30%；在前蘇聯、新加坡、泰國和我國港澳地區又集中了另外300家，其中我國港澳地區就集中了140家非貿易性企業。至1991年，我國近千家境外貿易企業，有180家集中在我國港澳地區；另外的700家則主要集中在美國、日本、德國、泰國和阿聯酋等少數幾個國家。迄今為止，中國海外投資最多的是我國港澳地區，占46.8%；其次是北美，占13.7%；第三是亞洲，占11%；第四是非洲，占9.2%；第五是拉美，占7.5%；第六是大洋洲，占6.2%；最少的是歐洲，只占6%.

（5）投資方式以新建為主、營運方式以合資經營為主。為了應對日益縮短的產品生命周期、日新月異的技術變革和高昂的研發成本，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開始借助戰略聯盟方式來廣泛開展經營合作，通過建立合資企業、并購、許可證經營、分包、特許權轉讓及合作生產等方式進入國際市場。特別應注意的是跨國并購是影響國際直接投資規模的主導因素，2000年全球直接投資流量中，并購占據84.6%，兼并和收購達到1.1萬億美元。

中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主要采取新建的進入方式，比例高達48%，其次是戰略聯盟方式，占39%，收購兼并排在最后，僅為13%.而在所有權比例和控制權決策上，一般選擇合資企業的方式。據有關統計，我國包括貿易性企業在內的境外企業中，中方獨資經營占34.4%；同國外合資經營的企業占65.6%，如果僅考慮非貿易性企業，這一比重接近80%.

（6）投資項目以中小型為主，平均規模在不斷擴大。中國的境外投資除資源開發型項目規模較大外，絕大多數都屬中小項目，截至2001年9月，資源開發項目的平均中方投資額為1046萬美元，貿易項目的平均規模為112萬美元，加工貿易項目的平均規模為109萬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貿易平均規模稍大，為265萬美元。

貿易項目過多是導致總體規模較小的主要原因。但近年來開始出現了一些大中型生產項目，如珠海華電公司在柬埔寨的柴油機發電項目投資4800萬美元。大項目的增加導致項目平均規模不斷擴大，從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的不足100萬美元提高到1999年的268.5萬美元。

2.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選擇

（1）跨國投資主體的選擇。為了有力地提升競爭力，防范經營風險，我國發展跨國公司的主體應該是大型工貿企業集團。對于大型工業企業開展跨國經營，應采取以工業為主、工貿結合的美國型跨國公司發展模式。選擇實力雄厚的工貿企業集團為基礎，按照工貿結合、技貿結合、銀貿結合、進出口結合的要求，聯合科技、金融等經濟組織，從事跨國投資和商務活動。目前，家電、紡織、石油化工、汽車、民航、有色冶金、鋼鐵、外經貿、商業、電信、金融等行業已初步完成或已開始組建企業集團。一方面鼓勵這些集團大力發展跨國經營活動，并給予貸款和保函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一些民營企業已經具備了開展跨國經營和海外投資的條件，如四通集團、萬向集團、新希望、華為、科龍、東方集團等，都已不同程度走向國際市場。積極引導和規范這些民營企業的海外投資和經營活動，鼓勵各地根據地方特色，組織企業綜合、深度開發某個市場，連片開發，并在貸款貼息、信息服務、海外投資保險等方面給予幫助和扶持。

（2）目標市場的戰略選擇。我國企業跨國投資不應過分依賴一些國家和地區，應樹立多元化發展的觀念，根據自己的經營目標、技術水平和實力來考慮目標市場或投資區位戰略，在此基礎上則可對投資市場有所偏重。總體上來看，中國的企業實力、科技水平和產品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差距。我們擁有比較優勢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與我國相鄰的東南亞各國以及有利于繞過貿易保護主義限制壁壘的發展中國家。由于這些國家經濟水平與我國相近，投資成本低，市場潛力大，投資政策優惠，有利于發揮我國企業的相對優勢。同時，借助在發展中國家投資作“跳板”，也是我國企業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的捷徑。另外是美、日、歐等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社會政治較為穩定，大都實行鼓勵外來投資的政策，提供投資者各種低息貸款，這為我國企業進軍這些市場提供了大好時機。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開始了又一輪結構調整，勞動密集型產業繼續向資金技術密集型方向轉換，這便為我國企業發揮優勢、參與國際競爭、進行對外投資提供了機遇和可能。在這些國家投資一方面可以通過投資獲取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并為國內企業提供國際最新科技成果的信息，以帶動國內技術的發展。另一方面，可以避開區域集團的貿易限制，有利于企業保持和進一步擴大市場。

（3）跨國投資產業選擇。對跨國經營的戰略選擇應當充分考慮到本國行業的相對優勢及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落后，在國際分工中處于不利位置，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依靠國家政策的正確引導。而企業要科學地選擇跨國經營的行業或項目，要注意考慮到不同產業所處的發展階段，考慮到目前我國企業進行跨國經營的可能性和跨國公司發展的新特點。現階段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產業選擇的重點應包括成熟產業的外移、升級產業的追蹤、資源利用型產業的開發等。具體講，資源開發行業投資仍然是我國近期海外投資的主要戰略目標。發展境外資源類投資項目，開發國內緊缺的石油、天然氣、森林、木材加工、造紙、采礦、海洋漁業等，可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對于中間性技術產業，許多行業國內已經出現過剩，而這些產品擴大出口又受到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的限制。因此，這類技術應盡早轉移到經濟發展水平比我國更低一檔的發展中國家，或繞過壁壘直接進入發達國家。標準技術產業，可以轉移到一些資源豐富、勞動力低廉、交通便利的鄰國和發展中國家，并向第三國出口。對于科技開發行業，可以通過對東道國技術密集型企業的投資和參與管理，從中學習和吸取對方的先進經驗，將技術帶回國內應用；或在國外發達國家組建高科技新產品開發公司，將開發的新產品交給國內企業生產，然后再將產品銷往國外。另外我國具有傳統特色的技術，包括古典園林、中國國畫、中醫中藥、手工藝品、傳統食品等可以轉移到文化背景相近的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地區，還可以通過海外華人網絡向全球市場拓展。

（4）跨國經營投資方式的戰略選擇。中國企業由于缺乏對國際市場的全面了解以及資金和先進的管理手段，對于目前國際上最為盛行的跨國并購不宜廣泛使用。通過直接投資方式進入，能較大程度地控制其風險，并能在較大程度上掌握項目策劃各個方面的主動性。而通過合資經營有利于企業的跨國投資，有利于企業吸收和利用當地合作伙伴的優勢和長處，彌補我國企業跨國投資的不足，另外還可以有效地防范企業經營風險，提高經營效益。

當然對于國際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戰略在選擇方式上并不是單一的，也可能會同時采用幾種方式進入。這取決于企業對客觀情況和自身條件的判斷。企業要在相互沖突的因素以及可供選擇的模式中做出決策決非易事，而是一個復雜和困難的過程。必須對每個目標國家的市場環境以及企業的候選產品或投資項目做出審慎的調研、評估和篩選；并對可行的進入模式進行利潤收益、風險和非利潤目標等方面的對比分析，最后選擇那種利潤最大的可行的進入模式，并且要注意經營模式的動態調整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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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投資行為之所以能夠發生，根源在于能夠獲得比較利益。比較利益理論最早是在國際貿易領域加以運用的。

現代國際貿易理論是對李嘉圖比較成本理論的充實和完善，并且比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更直接地探究如何獲取對外貿易利益。林德的需求相似理論從需求的角度論述了貿易利益，林德認為，國際間制成品貿易的發生，往往是先在國內市場形成生產規模和競爭能力，然后再拓展國外市場。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越接近，需求偏好越相似，相互需求就越大，貿易量也就越大。工業制成品在相似發展水平的國家進行交換，帶來貿易利益。波斯納的技術差距論從技術創新的角度論述了貿易利益，波斯納認為，一國通過技術創新研究開發出新產品后，可以憑借這種技術差距所形成的比較優勢向其他國家出口這種新產品。隨著其不斷改進技術，開發新產品，又會不斷形成新的技術差距。因而，即使在要素稟賦和需求偏好相似的國家之間，技術領先也會形成比較優勢，通過交換，帶來貿易利益。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從產品自身特性的角度論述了貿易利益，弗農把新產品的生命周期概括為產品創新、產品成熟、產品標準化等3個時期，認為在產品的不同時期，由于要素密集性不同、產品所屬類型不同、技術先進程度不同、產品價格不同，使得不同國家在產品處于不同時期所具有的比較優勢不同，因而必須采取與產品的不同時期相適應的對外貿易方式和對外貿易策略，以獲取貿易利益。克魯格曼的規模報酬遞增理論從現代工業規模報酬遞增的角度論述了貿易利益，克魯格曼認為，從供給看，規模報酬遞增使生產規模大的企業具有優勢，新的企業難以在價格上與之競爭，生產差異產品成為企業獲得對市場價格的控制權的主要途徑；從需求看，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者對差異產品種類的需求不斷增加。供給因素和需求因素共同導致了壟斷競爭的局面。而在一國范圍內，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是矛盾的，因為追求規模報酬需要大批量生產同質產品，追求差異產品需要小批量生產異質產品。解決這一矛盾的最好辦法就是開展對外貿易，使分布在不同國家的批量生產的產品在各國之間的交換中得以實現，獲得貿易利益。

二、跨國投資的類型及其利益

二戰后，跨國公司有了迅速發展，跨國投資成為資本流動的主要形式。跨國公司的跨國投資是資源的國際性配置，目的是獲得比較利益。不同類型的跨國投資行為，在獲取比較利益上有所不同。

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投資，投資國獲得超額利潤，東道國獲得比較利益。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投資，投資國一般把資本集中投在自己具有優勢的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上，這使得投資國能夠以高于東道國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進行生產，產品成本也低于東道國產品的平均成本。投資國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勞動強度可以折算成高于東道國、甚至世界市場平均水平的勞動強度，從而可以獲取超額利潤。另一方面，即使投資國和東道國都是發達國家，也存在著或是資本短缺，或是技術相對落后的差異。投資國的資本進入東道國后，不僅彌補了東道國的資金缺口，同時先進技術的進入，還減少了東道國技術引進的成本。這種由于外部資金和先進技術的進入形成經濟加速發展而帶來的利益，就是一種比較利益。可見，投資國資本進入是不可能用壟斷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理論加以解釋的，而是受比較優勢和比較利益驅使的一種跨國投資行為。

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投資，前者獲得超額利潤，后者獲得比較利益。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比較落后，資源卻相對豐富。但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優勢往往因資金和技術的限制不能開發而只具有潛在的優勢。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即使不采用最先進的技術，一般也會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技術水平。發達國家可以利用這些比較先進的技術獲取發展中國家的超額利潤，或者利用發展中國家豐富而廉價的資源降低生產成本，獲取超額利潤。

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投資，雙方都獲得比較利益。這是由發展中國家資金、技術和管理水平一般都低于發達國家的現狀所決定的。雖然從總體上看發展中國家技術比較落后，但在某些領域或方面也有比較優勢的技術；雖然從總量上看發展中國家資源比較豐富，但有些資源也比較稀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一方面有利用比較優勢獲取利潤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有獲取稀缺性資源、達到資源互補的目的。發達國家的平均技術水平雖然比較先進，但也有其落后之處，經濟發展的某些方面也會受到資源的約束，這就產生了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投資。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投資，雙方都獲取比較利益。但在跨國投資總格局中，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投資，無論從總量上看，還是從比重上看，都是比較低的。

發展中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投資國獲取超額利潤，東道國獲取比較利益。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相互之間經濟技術水平差異不大，各自都擁有比較優勢。當某一發展中國家把自己優勢的技術和資本投向另一發展中國家時，其生產率會高于東道國的平均生產率水平，因而獲取超額利潤。由于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其技術適用性比較強，因而易于為東道國所擴散、吸收和轉化，從中獲取比較利益。

上述投資行為分析表明，跨國投資是在商品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產生的、受國際價值規律調節的、以國際生產和國際市場為舞臺的、以獲取比較利益為目的的生產和流通行為。

三、發展跨國投資，推進我國經濟增長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加深，跨國投資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世界各國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紛紛制定有力的政策措施吸引跨國投資，以促進本國本地區經濟的持續發展。當前，隨著世界經濟增長步伐加快，跨國投資正在步入新的增長期。以服務業外包和高科技、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及研發環節轉移為主要特征的新一輪全球產業結構調整正在興起。新的產業轉移為世界各國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跨國投資在我國經濟增長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吸引國外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并正在成為重要的對外投資國。

吸引國外投資，能夠引進資金、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人才，培育新興產業，擴大優勢產業規模，添補國內薄弱環節，創造新的需求等。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吸引國外投資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單一方式到多元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截止2004年

篇6

引言

隨著國外投資者在華投資的不斷推進，選擇正確的進入模式易于幫助企業在后續的發展中進一步采取策略，利于整合管理。然而，影響跨國公司選擇進入模式的原因很多，東道國層面、公司層面、戰略層面的原因等。而選擇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必然會從其母國文化、公司管理制度、產品特色等原因與我國的低廉勞動力市場優勢結合起來，結合我國特色的政治環境、法律環境、貿易環境等來選擇投資進入的模式。

一、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分類

1、綠地建設。綠地建設即為新建投資，指的是在東道國市場通過直接投資建立新的生產單位或經營單位，如貿易公司或制造中心，從而形成新的生能力。例如GE、IBM、杜邦等都已在中國設立分公司，從研發中心到終端銷售，并且存有其完整的管理系統，各自利用我國的低廉的勞動力以及豐富的進行研發生產與銷售，完成一個系統運轉流程。

2、跨國并購。即跨國公司通過股權投資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取得東道國企業的全部或部分資產（或股份），從而對東道國企業的經營管理實施一定的或完全控制的行為。比較典型的里例子有德國大眾在中國成立了上海大眾和一汽大眾兩家公司；法國蘇伊士集團與中國合作伙伴共同建立了中法稅務合資公司。

3、合資。合資企業一般指中外合資，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是由中國投資者和外國投資者共同出資、共同經營、共負盈虧、共擔風險的企業。外國合營者可以是企業、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中國合營者目前只限于企業、其他經濟組織。因此，外商選擇在華投資時，當其對目標國市場不甚了解并且意圖獲得一些信息時，合資企業是降低風險的較好選擇。到目前為止，在華選擇以合資形式進行的企業已不甚枚舉。

Anderson 和Gatignon（1986）認為跨國公司的進入模式按照控制程度大致可分為低、中、高三種控制程度。其中高控制程度的進入模式可包括了全面收購和新建的獨資模式；高控制模式指獨資、控股企業，中等控制模式涵蓋均等股權、合作經營企業、特許等模式，而少數股合資等模式屬于低控制模式。

由于中國市場條件的特殊性，其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與龐大的消費者群體，及較為有實力的大中小型企業的市場支撐，使得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從曾經易于控制掌握的綠地投資慢慢轉化為更能應對市場變化的合資型進入模式。這是由于中國市場的優化與市場環境的多樣性所造成的。

二、跨國公司進入模式選擇因素

1、東道國層面

首先，Franko（1989）的描述性統計表明，較之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比如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采取50%或少數股合資的模式有增加的趨勢。而在80年代后，Padmarobhan與Cho（1996）發現50%或少數股合資模式呈明顯下降的趨勢。Luo，Y和Neale，OC.（1998）認為在中國市場上，80年代的跨國公司進入時“機會初探者”，90年代是“戰略投資者”，而21世紀則是“當地市場的主導者”，這一系列的變更也影響著跨國公司對東道國進入模式的選擇，當然也與中國市場環境的變化的是密不可分的。在“初探者”階段，跨國公司更傾向于去了解東道國市場的特征，如消費者偏好，勞動力成本，資源條件等，而東道國的市場特征往往可以歸類為區位因素。

其二，東道國的市場規模也是影響跨國公司選擇進入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市場規模越大，公司更可能以合資甚至均股或者少數股合資進入。

再者，目標市場所在國的文化與母國公司文化方的差異性對模式的選擇也有一定的影響。兩國的文化距離越大，差異性越大，則母國進入東道國市場所需要的成本也就越高，進入后產生的不確定性也就越大，因此，為了規避風險，降低成本，跨國公司更有可能選擇合資與合作。

最后，東道國的政治環境、法律條件、貿易政策也會對跨國公司選擇進入模式產生一定的影響。比如，東道國的關稅較高時，跨國公司可能傾向于直接投資而不是出口。若東道國對跨國公司收購國內企業的條件較高或者法律較為嚴苛時，跨國公司在其自身條件允許的情況更傾向于選擇綠地投資。

Svejnar和Smith（1984）指出東道國政策風險低，對外直接投資的意愿高，對直接投資的限制條件少等條件下，高控制程度的跨國進入模式成為跨國公司的首選。

Delios和Beamish（1999）及Brouther（2002）以“交易成本擴張模型”證明投資國與東道國的文化差異越大，投資國獲取信息越難，因此會傾向于合資合營的模式進入。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其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與豐富的市場資源不斷吸引著跨國公司的進入，而由于其地域廣闊性特征，每個目標市場的特性都會有所不同，消費者、勞動力成本具體分層也不同，因此在選擇在華投資時還是要依據不同區位選擇來決定。

2、行業層面

跨國公司在選擇在華投資時，公司所在行業的特性也會影響其選擇進入模式的選擇。投資國進入東道國后實質上是對東道國投資環境的適應程度。隨著中國投資環境的不斷改善，資源要素水平不斷提高，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在著重分析東道國市場因素的同時也不可忽略行業與產品本身的特性。

行業的市場集中度高，高控制的公司傾向于獨資模式，包括綠地建設與收購更易創造利潤，而以合資的形式進入則容易引起價格戰。而在市場集中度很低時，行業的較易控制，因此跨國公司在選擇進入模式時，市場集中度與進入模式選擇的控制程度呈U型曲線。

Anderson和Gatiguon（1986）以“控制程度”決定進入模式的唯一重要因素，將之分成“高控制”“中控制”及“低控制”。在試探性及戰略性投資階段，跨國公司傾向于合資進入模式，而在進入市場擴張階段以后，跨國公司更愿意采用控制權更高、收益更大的獨資模式。而某些行業的市場規模決定了跨國公司對其控制的程度，其市場集中度也與跨國公司能夠對其的控制程度有一定的關聯。

3、母國公司層面

不同國家在選擇對華投資的過程中他們選擇模式也是不同的。這不僅僅與公司有關，并且與投資國的文化、資產專用性等各個因素相關。

比如，同樣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最近幾年來在選擇對華投資時從合資模式轉向以獨資模式為主；而法、德兩國則仍然以合資模式為主。這與投資國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美國公司傾向于高控制權的投資方式，而法律更傾向與保守的，低風險性并且控制權較低的進入模式，法國和德國的文化較為保守，屬于風險規避型的投資國，而且其深知對于投資的環境需要有一個磨合的過程，因此不敢輕易采用“沖鋒陷陣”式的獨資形式，而是采用了合資形式。同坐合作、合資建立分支機構，將高新產業的技術與低廉的勞動力結合起來，達到其開發與拓展中國市場的目標。

而完全從投資國的公司的角度來分析的話，可以從公司規模、公司技術及其經驗及其資本資產情況出發。就公司規模而言，公司規模較小時，跨國公司傾向于采用合資的形式進入中國市場；公司規模較大時，偏向于采用獨資模式進入東道國市場。當公司在跨國投資中具有一定跨國投資經驗時，傾向于高控制的投資方式，如綠地建設或者直接收購；當東道國對于跨國投資有一定的經驗并且具備了一定的吸收能力時，高控股的投資模式是會成為大多數投資國公司的選擇。而就資本基金方面而言，投資國的資本越充裕，選擇高控制進入模式的可能性則越大，反之則越小。關于這個內容，Shan（1991）以及Makino和Neupert（2000）、Eric，W，K，T（2005）通過設立模型已經驗證了投資國資本密集度與投資過進入模式控制程度之間的相關性。

4、風險相關性層面

Beamish和Makino（1991）通過建立風險相關調整模型測試跨國投資后滿意度，結果表明，綠地投資的滿意度遠遠高于合資帶來的滿意度。風險偏好型的投資者往往會選擇高控股的綠地投資方式，而風險規避的投資方往往會選擇合資的方式。

四、總結

由于中國投資市場的特殊性，跨國公司在選擇在華投資進入模式時不僅需要考慮行業特征、產品情況以及其投資國本身的物力財力，并且需要擬定一份契合中國低廉勞動力市場、多樣性消費者市場、地區差異性大等特點的進入戰略。這就涉及到對中國文化、政策、法律環境、消費者心理的多重考量。從投資國層面考慮，投資國文化與東道國文化的差異性、產品在行業內的滲透力、資產專用性等都為考慮因素。從行業層面來分析，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影響非常重要。從東道國層面來分析，文化契合度、政策條件、法律環境、對投資國產品的吸收程度都影響著跨國公司對于投資模式的選擇。

選擇一個正確的進入模式對于跨國公司后期制定戰略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跨國公司的分析者不僅可以從收益（績效滿意度）來考慮，還可以從宏觀的發展角度來擬定藍圖。

參考文獻

[1] Lance Eliot Brouthers， Keith D. Brouthers.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Entry Mode Choi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EC-MNC Performance [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0（11）：183-195

[2] Sumon Kumar Bhaumik， Stephen Gelb. Determinants of Entry Mode Choice of MNCs in Emerging Markets [J] .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05（4）：5-24

[3] 孔晨；李元旭. 在華跨國公司投資模式的演變——基于PEST分析框架的實證研究，2008.3.

[4] 皮建才. 市場制度環境、地方政府行為與外資進入模式 [J].經濟學家，2009.10

[5鄒曉輝；陳亞珊. 跨國公司在華進入模式的國別差異與變遷 [J].商業時代，2010.27

篇7

服務領域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與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20世紀70年代初，服務業只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4，這之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級產品，以及以資源為基礎的制造業領域。80年代以后，服務業的跨國直接投資不斷升溫，跨國投資逐漸成為服務業國際競爭的一種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所占份額日益增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1970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第二產業占首要地位，其份額達45.2％，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只占31.4％；1985年，在服務產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42.8％，超過第二產業的38.7％；到1990年，服務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了一、二產業的總和，達50.1％。發達國家服務產業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1970年僅為23.7％，1990年達到了48.4％。相比較來說，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第二產業。服務產業領域的投資，從1970年到1990年只從23.5％增加到29.5％。說明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局限，服務產業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過程明顯慢于發達國家。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服務領域的國際直接投資在全球直接投資總額中一直呈占據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跨國并購的大發展，成為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紀如年代以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競爭加劇，也促進著全球服務市場的整合和服務業跨國公司之間的并購和重組，跨國并購浪潮一浪高過一浪。《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已由1998年的6000億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億美元，一年增長三成，跨國并購額由1998年的4800億美元上升到7200億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以收購方計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情況。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收購方）單位：百萬美元

附圖

資料來源：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英文版），第251頁

表中數據顯示，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在全球跨國并購中的份額在不斷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為30.57％，1990年上升為45.44％，1999年高達55.76％。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的主要部門是信息、金融等極具增長潛力的產業，而且正向跨行業并購演變。在1999年，金融業的并購占全球并購的份額為23.22％，占服務業內部的比重達到41.65％，運輸、倉儲及通訊部門在1999年的并購業績也不俗，并購額占到全球總額的16.49％，占服務業內部的29.58％。

二、服務業跨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原因

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總量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發生的。毫無疑問，制造業企業跨國投資的發展，需要更多地依賴貿易、金融、通訊、運輸等生產的支持，對服務業跨國投資產生拉動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服務產業發展中技術與制度變革合力的推動。

第一，發達國家國內服務管制制度變革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濟出現嚴重的“滯漲”，西方經濟理論界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重新崛起，強調政府放松管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重新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思想。同時，微觀理論層面，有關政府管制理論以及自然壟斷產業理論研究的新進展，促進了西方國家在金融、電信、郵政、交通運輸等服務領域大規模的管制變革。放松產業進入管制，打破壟斷，促進競爭，是管制變革的中心內容。進入管制的放松，開始是對國內企業，然后是對國外企業，由此使服務業出現了放松管制與大規模企業兼并相互影響的兩股潮流，促進了發達國家之間服務業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以電信業為例，1991年底，英國國內電訊開始有限競爭，1996年6月英國解除國際長途壟斷，12月第一個對外徹底開放電訊市場。短短幾年內，英國開出150多個電訊經營許可證，1996年底開出44個外國公司許可證。1996年所有歐盟成員國加瑞士和挪威決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開放電訊市場。現在許多國家，不但在長話和增值業務等部門已經引入競爭，在本地網層次上，數網競爭也被允許。

第二，服務貿易自由化國際性制度安排的推進。服務業所包含的產業門類非常廣泛，其中許多涉及國家、國家經濟安全、社會就業等問題，因此在“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之前，服務業一直沒有納入全球貿易自由化體系之內。服務貿易自由化問題，在1986年成為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的新議題，其最終成果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達成與生效。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規定，服務貿易的內容包含4個方面，即過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其中商業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場準入與跨國直接投資。《服務貿易總協定》擴大了全球貿易體制的涵蓋領域，初步形成了制訂規則、組織談判、解決爭端三位一體的全球服務貿易協調與管理體系，對降低或消除各成員方對外國資本的進入壁壘，推進服務業國際投資，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術的發展，導致服務企業組織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規模經濟邊界的拓展，同時也促進了服務企業跨國投資方式的變革。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突破性進展，為許多服務活動的跨國交易創造了可能性。服務企業的信息化管理，從根本上改變了收集、處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對決策和響應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從而導致組織形式的巨大變革，原來的金字塔型的結構，向扁平化的“動態網絡”結構發展。一方面，計算機系統取代中層監督控制部門的大量職能，加強了決策層和執行層的直接溝通，使中層管理的作用大為降低，從而減少了管理層次和信息失真，削減了機構規模，提高了管理效率，這是企業規模向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條件。

服務企業的國際化網絡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傳統的在國外建立分支機構、股權合作等方式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股權合作方式更為流行，如特許經營、管理合同等方式。這些方式可以讓公司的“特殊資產”聲譽、品牌形象、積累的經驗等，實現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數連鎖旅館或連鎖餐飲業都采取了以公司網絡方式運行的特許連鎖制。這種關系更靈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圍充分發揮他們的特殊才能，同時集中全力實現“人格化”產品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并做到更好地監督與品牌形象緊密相關的服務質量。從技術手段看，信息技術的發展，給大企業和銀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圍內監督其資產發展狀況和加強在全球運作的可能。電子信息網絡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過一體化管理節省交易費用和減少與這些費用有關的辦公費用。

第四，服務產業的特性決定了跨國直接投資對服務業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性。隨著發達國家服務產業進入壁壘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務性公司為了贏得更多的市場份額，致力于建立國際化生產網絡，越來越多的服務企業成為全球性企業。這一方面是由于服務營銷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務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很多情況下，需要與顧客有著密切關系和直接接觸，因而對外投資在爭奪和占領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當多服務部門具有網絡型產業的特征，如電信、交通運輸以及金融等，規模報酬遞增明顯，即生產規模越大，單位產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資本全球化》一書中所指出：“一個公司必須削減或最大程度減少尚處于分割狀態的、本質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場上進行交換和面對面直接管理帶來的交易成本，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對某一國際網絡的控制。有了這種控制，公司就可以進一步把地方化優勢同公司本身的優勢結合起來。”（注：弗郎索瓦·沙奈：《資本全球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頁。）

三、服務業跨國投資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服務產業跨國投資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產生著多重效應。

1.對全球服務產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主要從3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促進全球服務產業的資源優化配置與重組，從而擴大各國服務產業發展的市場空間，各國服務企業可以在規模經營和國際化經營的基礎上，增加服務產品的生產和供給。二是加劇各國服務業競爭，競爭直接帶來產業效率的提高，促進服務企業的生產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費者福利的增進。同時也促進著服務方式創新、服務質量的提高。航空運輸和某些電信服務的價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務市場競爭加劇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術、新產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擴散。

以電信業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時間，全世界國際長途通訊時間從333億分鐘增加到680億分鐘，翻了一番多。（注：資料來源：國際電信聯盟（ITU），轉引自劉吉等《信息化與知識經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金融服務競爭產生的發展與效率提高效應也很明顯。經合組織銀行經營情況統計表明，大部分國家銀行的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重下降了，營業費用與總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國互助儲蓄銀行，在1979-1984年間，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為69％，1990-1992年間，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為28％；日本大型商業銀行，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普遍從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國商業銀行這一項目的比例，也從1979-1984年的45％下降為1990-1992年的37％。這是競爭促進成本下降的效應。（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頁。）同時證券市場的交易費用也趨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倫敦股票交易市場平均傭金率變化

附圖

資料來源：倫敦股票交易所。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頁

2.加劇了全球服務業的市場整合與企業重組，在相當多的領域，大型服務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越來越強，呈現出寡頭結盟壟斷的局面。從行業分析看，金融與信息業的市場與企業整合尤為激烈。通過跨國投資與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壟斷企業不斷在競爭中產生，金融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出現此消彼長的格局。1990年，按資產額排列的全球第一、第二名的銀行是日本第一勸業銀行和富士銀行；1999年，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已經為美國的花旗銀行和美洲銀行所取代。（注：[美]《機構投資》雜志，網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銀行并購事件數不勝數。1998年4月6日，美國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銀行公司合并為花旗集團，合并后的花旗集團資產總額近7000億美元，超過了當時占據第一位的東京三菱銀行。在業務范圍上，花旗集團涉足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投資業等金融業的所有領域，能夠提供高質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務。規模的巨型化已成為銀行業經營的一種趨勢。

電信、傳媒業的并購，近年來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國在線收購時代-華納，成為美國歷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兩家公司合并之后，成為一家集電視、電影、雜志和因特網為一體的超級媒體公司，它將時代華納旗下的世界級大眾傳播、娛樂、新聞及先進的寬帶傳輸系統與美國在線的互聯網產業及基礎設施（包括商標、網上社區、電子商務）緊密結合在一起，在行業內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

服務領域跨國投資與并購的發展，使服務跨國公司得到快速發展。在美國《財富》雜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強”評比中，服務業公司在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上都有了較大的增長，其所占比重超過了工業、農業跨國公司份額的總和。1999年所占比重達到61.2％（見表3）。

表3服務業公司在“全球500強”中的比重（％）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財富》“全球500”強資料整理

3.服務產業國際投資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從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歷史來看，服務產業的國際化或全球化的發展晚于農業與工業的全球化發展進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與服務業國際投資增長，意味國際資本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3個產業領域向國際市場全面滲透。服務業的跨國投資發展，不僅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而且成了促進全球化的重要條件。

通過服務業的國際投資，在全球范圍形成一個更大的服務交易網絡，這有助于跨國公司內部分工和專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以提高他們的競爭力。例如，全球化中國際競爭的加劇，使制造業需要更為廉價而又可靠的連結全球的通訊和運輸網絡以維持出口業績；同時，由于更短的產品生命周期和“及時”生產的采用，國外廠商購買產品對時間的要求日益緊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與運輸系統才能滿足這種要求。

服務業的國際化經營，促進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更大范圍、更多層面上的擴張，帶給更多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以電信、運輸和金融服務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技術的進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國際服務鏈的相對成本，跨國生產所需的最小規模變得越來越小，使得不同生產規模的廠商都可以利用國際服務鏈進行高效分散的生產，更多的企業參與跨國化的生產經營活動。全球跨國公司數量的快速增長，就是一個明證。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1997年，世界跨國公司總數為53000家，1999年則達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進一步調整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務業國際化經營促進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首先是強化了它們的垂直分工，即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制造業和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業與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分工；同時，正在強化它們之間一種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與生產服務的分工。這使發展中國家在整個國際分工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將導致世界財富向服務業競爭力強的發達國家進一步積聚。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生產服務與加工工序的分工中，發展中國家充當的是發達國家的生產加工基地，影響產品價值鏈的諸多重要的生產服務環節，如產品設計、新產品、新工藝開發和海外市場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購供應、資金的籌集調度和財務控制等高附加價值的業務，都由發達國家掌握。這種分工，雖然能夠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就業、產出增加等效應，但在總體利益分配上，發展中國家只能分配到極少的一部分產品加工所得。而且作為發達國家制成品的生產加工基地，發展中國家還要付出環境惡化的代價。

在國內服務市場開放中，發展中國家雖然可以通過引進外資、外國先進技術促進服務業發展，但由于國內服務企業與跨國公司競爭力相差懸殊，本國服務企業的成長空間會受到嚴重擠壓。同時，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數據處理等服務部門涉及國家、機密和安全，國家經濟安全也會受到威脅。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充分表明了金融開放與金融風險的關聯性。特別是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使全球置身于一個全球性的統一網絡中，也在不斷加大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所面臨的外來風險。需要正視的是，由市場開放所引發的外來風險的襲擊，是目前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管理與調控能力所難控制的。

四、若干啟示

篇8

上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在我國開始進行大規模投資，除了少數公司因為我國限制外資進入某些行業而不能在我國投資外，幾乎都在我國進行了投資。隨著我國零售市場的對外全面開放后，外商投資的幅度將越來越大。其中尤以世界500強為典型代表，本文著重分析世界500強在華投資的產業結構。

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產業結構的現狀分析

截至2003年低，投資我國的世界500強企業中，無論是從項目數量看，還是從投資規模和外方實際投資額看，日本跨國公司均占有較大的比重。從項目數量看，500強中的日本公司，在我國投資的企業有838家，占世界500強在我國投資企業總數的71%；500強中的美國公司在我國投資的企業有220家，占世界500強在我國投資企業總數的18%；歐盟公司在我國投資的企業有109家，占世界500強在我國投資企業總數的9%；其他國家在我國投資的企業很少，只有29家，占世界500強在我國投資企業總數的2%。從投資規模看，日本公司在我國投資的規模為169.30億美元，占世界500強在我國投資規模的56%；美國公司在我國投資的規模為65.22億美元，占世界500強在我國投資規模的21%；歐盟公司在我國投資的規模為61.83億美元，占世界500強在我國投資規模的20%；其他國家在我國的投資規模較小，只有9.36億美元，占世界500強在我國投資規模的3%。

各行業跨國公司都看好中國市場，其投資的產業分布表現為：以第二產業為主，一、三產業發展迅速。

世界500強在華投資的產業分布

截至2003年底，500強投資總額在我國的產業分布情況主要是：第二產業占83.67%，第三產業占15.84%。與大多在華投資的外資相同，工業是跨國公司投資的主要行業。農業，交通等基礎行業，由于資金投入大，投資利益率低，資金回收慢等原因，所以所占比重不大。

從投資企業數看，在第二產業中，制造業比重為73.78%，占有絕對優勢。在第三產業中，500強企業的投資則主要分布在社會服務業上，比例為10.79%。可以預期隨著我國加入wto后金融、保險、商業，信息服務等行業進一步開放，投資也將不斷增加。

世界500強在華投資的行業分布

從行業的角度來說，截至2003年底，大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行業分布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領域，項目數達900個，占到所有投資項目總數的75%左右，其次是社會服務業，投資數為128個，占總體的10%左右，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批發和零售貿易業也分別有58和49的投資項目數，而其他的諸如農林牧漁業，房地產業，采掘業等則呈個位數分布。

500強投資行業集中在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第三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之所以成為投資重點，是因為他們經營范圍廣，比傳統產業風險小，投資回收期短，有利于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隨著新技術革命的深入，高新技術領域中的跨國公司競爭將更加激烈，跨國公司只有具備超前意識，輸出較先進的技術成果，才能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從統計數據中可以發現，跨國公司對我國的投資大多數集中在那些集中度和規模效應較高的行業里，按照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根據技術水平劃分行業的標準，截止2004年底，在統計的1204家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企業中，屬于低技術行業的有217家，屬于中等技術行業的有684家，高技術行業的有303家。

跨國公司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正面影響

隨著我國利用外資規模的擴大和水平的提高，大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數額大幅增加。跨國公司投資規模大，技術層次高，管理水平先進，具有資金技術和人才方面的絕對優勢。為了開發我國潛在的巨大市場，他們一般愿意把資金投向我國急需發展的基礎工業和新興工業項目，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變外商直接投資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產業分布格局，對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產業技術進步具有積極的促進效應。

促進我國產業技術進步

跨國公司投資促進我國產業技術進步具體體現為以下幾方面：

跨國公司在華企業使用的技術不僅普遍高于我國同類行業的水平，而且有相當比例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填補我國空白的技術。跨國公司投資較多集中于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從而直接促進我國產業技術進步。通過跨國公司投資促進我國企業技術水平的提高，有以下幾個特點：

降低產業技術研發的風險 通過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引進先進技術，將大大降低技術進步的風險。以前我國企業通過技術貿易方式引進的技術，往往由于資金供應不配套，忽視市場的開發，缺乏成熟的商業策略，成本居高不下等多方面的原因，使許多技術引進項目都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而由跨國公司投資引進的技術，隨著技術的轉移與其相關的資金供應，市場開拓和相應的商業計劃、管理知識，都會隨之整體進入，引進的技術將能夠更好地發揮其作用。

企業技術水平提升速度明顯提高 跨國公司在剛剛進入我國市場時，出于對我國市場的需求和國內配套技術及技術人才的情況缺乏了解，所提供的技術和產品往往是試探性的。這些技術和產品可能僅僅是相對于我國的先進水平，并不是跨國公司所擁有的最先進技術或比較先進的技術。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了解特別是取得較好的經營業績后，多數企業都再次或者多次引進更先進的技術，甚至是最先進的技術。以摩托羅拉公司為例，剛進入我國市場時，產品和技術水平都不是最先進的，經過不斷增加投資和滾動式引進技術，到2002年底，摩托羅拉在中國的實際投資額已達34億美元，在中國的銷售額2000年高達40億美元，占全公司全球總收入的10.6%。現在摩托羅拉經驗將部分本行業世界高精尖技術引入我國，在我國生產的手機的技術水平，已經等于或高于在美國的產品。

研發投資多且有增加趨勢 跨國公司到我國投資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同時，也開始在華設立r&d機構。跨國公司作為先進技術創新和擴散的主體，我國廣泛開展與其合作是獲取技術、提高技術水平的重要渠道。自1994年加拿大北方電訊公司在北京投資成立北京郵電大學——北方電訊電信發展研究中心以來，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r&d機構的發展趨勢日益迅猛。統計數據顯示，到2002年底，跨國公司在華至少設立了96家規模較大的r&d機構。這96家跨國公司的r&d機構主要設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其中北京有49家、上海27家、廣東(廣州、深圳)7家、江蘇(南京、蘇州)6家；西部的城市包括西安3家、成都1家。這96家跨國公司在華r&d機構從事it行業(計算機、通訊、電訊)的為70家，占總數的72.9%；其次為精細化工8家(占8.3%)、生物醫藥8家(占8.3%)、汽車7家(占7.3%)。跨國公司在華r&d機構的研究領域主要以it業為主，而it業是21世紀的支柱產業。這會極大地促進中國的技術進步。

上述分析表明，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使用的技術不僅普遍高于我國同類企業的水平，而且有相當比例的跨國公司使用母公司的先進技術，填補了我國的技術空白，進而促進了我國的產業技術進步。

重視人力資源開發

由于跨國公司所具有的競爭優勢無法脫離其人力資源而完全物化在設備和技術上，因此跨國公司海外投資項目要有效地運轉，必定要和當地人力資源的開發結合在一起。它們來華投資，為了使其技術、設備能夠有效運轉和經營方針能有效貫徹，就必須在我國培養掌握其經營理念、經營管理知識和技術能力的人才。

在母公司或海外培訓基地進行培訓。通過這種培訓，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經營理念，技術要求，管理特點，營銷方式等被它們的高級技術及管理人才所了解和掌握，開闊了其眼界。

在企業內部對員工進行多層次、針對性較強的培訓。跨國公司在人才培養上的信念是，公司的競爭優勢需要全體員工的行為才能體現出來，無法脫離其高素質的人力資源而體現在設備和技術上。因此所有的管理理念，專有知識和訣竅都向子公司傳遞，這些跨國公司對員工培訓的內容豐富而實用，培訓工作的效率很高，不僅提高了本企業員工的素質，還為國內企業培訓員工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現成的方式及教材。提升我國產業結構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外商在我國重點投資的行業主要是服裝、鞋類、電子元器件、塑料制品、皮革制品等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沒有明顯的帶動作用。90年代初期以后，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項目，大多數進入我國產業結構中急需提升和大力發展的產業。從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的行業來看，其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均要高于一般外商直接投資。有數據顯示，500強在紡織及服裝，食品及飲料行業中的投資項目數雖然較多，所占比重分別為9%和8%，但投資規模所占比重分別僅僅只有2%和4%。相反，他們投資在電子及通信設備，交通運輸設備，非金屬礦物領域的項目雖然分別只占10%，9%和2%，但其投資規模卻分別占到20%，14%和4%。總之，由于技術先進的大型跨國公司紛紛來我國投資，對我國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升級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帶動作用。大型跨國公司在我國投資過程中，不僅能促進一些技術，資金密集行業的發展，而且推動著這些行業內部產品結構的升級。

優化我國產業的組織結構

跨國公司投資優化我國產業的組織結構主要體現在跨國公司投資提高和加強了產業價值鏈的延伸和聯系。跨國公司投資將會帶動其海外配套商來華投資，從而提升整個行業的水平。大型跨國公司多數是生產全球化程度很高的公司，在全球各地有多家技術水平相當，產品質量符合要求的協作企業，當跨國公司前來我國投資時，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當地化程度，就會帶動國外的協作企業到我國進行投資。一些大型外商投資企業在這方面已經發揮了顯著作用。

跨國公司對華投資帶來的負面影響

產生行業壟斷現象

據統計，外商投資企業產品占全行業30%的有133個，占50%的則有57個。跨國公司全面系統地進入中國市場，極大地擠壓了中國原有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市場生存空間。與以上現象伴生而來的是中國的“以市場換技術”的方針遇到了困難。在跨國公司控股的企業中，中方難以接觸其核心技術，使外資企業的技術外溢效應有所下降。以上的現象均是與跨國公司大量來華投資有關。因此加強自身，增強實力，這是改變外商投資負面影響的可行切入點。

外方控制核心技術以至產品增值率低

世界跨國公司企業幾乎壟斷了全世界大約80%以上的高新技術，是當代主要科技成果的主要擁有者。吸引世界跨國公司企業前來投資，有利于貫徹用市場換技術的引資戰略，提高我國工業的技術和裝備水平。但是，用市場換技術客觀上難度很大，一是世界跨國公司企業技術轉移的內部化傾向嚴重。這些企業往往壟斷技術，不會把最先進的技術輸出，而是把低技術工序向外轉移。二是生產的高度自動化從裝備上保證了其核心技術不擴散，以致出現產品高科技，勞動簡單化的現象。三是消化吸引新技術及其裝備的人才相對缺乏。不過在市場競爭規律的制約下，世界跨國公司企業在中國投資的項目所采用的技術仍是比較先進的。

產業結構新的不合理變化生成新的結構性矛盾

至今，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的重點仍是制造業領域，不利于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我國早已形成的產業結構調整思路“第一產業為基礎，第二產業為支柱，重點發展第三產業”，我國重點發展的產業應是第三產業，但跨國公司出于諸多考慮而常常選擇投資制造業，而非別的行業，這有可能造成我國的產業結構畸形，產業發展不平衡，我國的產業結構戰略更無從實施。此外，由于絕大多數跨國公司不向中國轉讓先進技術，所以所謂“世界工廠”只是“世界加工廠”。外資的進入并未直接地帶動我國自主研發能力。

利用跨國公司投資優化我國產業結構的具體措施

20多年利用外商投資的實踐經驗，特別是近些年來外國跨國公司在我國投資的實踐經驗也表明：跨國公司投資的積極作用是不容忽視的，跨國公司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因此，吸引跨國公司前來投資，是我國加快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必然選擇。

我國應充分利用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正面效應，防止其負面效應，全面提升我國的產業結構，從而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為此，本文特提出以下幾點對策：

促使我國成為跨國公司重要生產基地

這就需要從制度和投資環境入手，進一步優化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環境，努力保持中國作為跨國公司全球生產基地這一地位。在產業選擇上，除繼續鼓勵跨國公司在通信技術，生物制藥，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的投資外，還應根據國家有關部門頒布的鼓勵外商投資的產業目錄，使跨國公司盡可能在諸如石油，天然氣開發，汽車制造業，運輸業，零售業以及會計，審計等領域開展投資，以確保我國經濟在行業上能夠平衡發展。除此之外，我們還應大力培養高新技術領域中的優秀人才，努力吸引海外高科技人才回國，為跨國公司提供優質的人力資源，吸引跨國公司在華研發活動的開展。

積極引導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產業結構和投資方向轉變

首先要鼓勵跨國公司在華的并購重組。當今跨國并購已成為國際投資中的一種潮流，順應這一潮流，我們也應當適當引導跨國公司在我國的并購活動。特別要鼓勵跨國公司對我國國有企業的并購，使國有資產從一些低效率的部門中退出，提高國有資產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配置效率。但也必須注重防止新的壟斷的形成，保持市場的有效競爭結構。

篇9

各行業跨國公司都看好中國市場，其投資的產業分布表現為：以第二產業為主，一、三產業發展迅速。

世界500強在華投資的產業分布

截至2003年底，500強投資總額在我國的產業分布情況主要是：第二產業占83.67%，第三產業占15.84%。與大多在華投資的外資相同，工業是跨國公司投資的主要行業。農業，交通等基礎行業，由于資金投入大，投資利益率低，資金回收慢等原因，所以所占比重不大。

從投資企業數看，在第二產業中，制造業比重為73.78%，占有絕對優勢。在第三產業中，500強企業的投資則主要分布在社會服務業上，比例為10.79%。可以預期隨著我國加入WTO后金融、保險、商業，信息服務等行業進一步開放，投資也將不斷增加。

世界500強在華投資的行業分布

從行業的角度來說，截至2003年底，大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行業分布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領域，項目數達900個，占到所有投資項目總數的75%左右，其次是社會服務業，投資數為128個，占總體的10%左右，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批發和零售貿易業也分別有58和49的投資項目數，而其他的諸如農林牧漁業，房地產業，采掘業等則呈個位數分布。

500強投資行業集中在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第三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之所以成為投資重點，是因為他們經營范圍廣，比傳統產業風險小，投資回收期短，有利于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隨著新技術革命的深入，高新技術領域中的跨國公司競爭將更加激烈，跨國公司只有具備超前意識，輸出較先進的技術成果，才能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從統計數據中可以發現，跨國公司對我國的投資大多數集中在那些集中度和規模效應較高的行業里，按照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根據技術水平劃分行業的標準，截止2004年底，在統計的1204家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企業中，屬于低技術行業的有217家，屬于中等技術行業的有684家，高技術行業的有303家。

跨國公司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正面影響

隨著我國利用外資規模的擴大和水平的提高，大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數額大幅增加。跨國公司投資規模大，技術層次高，管理水平先進，具有資金技術和人才方面的絕對優勢。為了開發我國潛在的巨大市場，他們一般愿意把資金投向我國急需發展的基礎工業和新興工業項目，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變外商直接投資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產業分布格局，對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產業技術進步具有積極的促進效應。

促進我國產業技術進步

跨國公司投資促進我國產業技術進步具體體現為以下幾方面：

跨國公司在華企業使用的技術不僅普遍高于我國同類行業的水平，而且有相當比例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填補我國空白的技術。跨國公司投資較多集中于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從而直接促進我國產業技術進步。通過跨國公司投資促進我國企業技術水平的提高，有以下幾個特點：

降低產業技術研發的風險通過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引進先進技術，將大大降低技術進步的風險。以前我國企業通過技術貿易方式引進的技術，往往由于資金供應不配套，忽視市場的開發，缺乏成熟的商業策略，成本居高不下等多方面的原因，使許多技術引進項目都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而由跨國公司投資引進的技術，隨著技術的轉移與其相關的資金供應，市場開拓和相應的商業計劃、管理知識，都會隨之整體進入，引進的技術將能夠更好地發揮其作用。

企業技術水平提升速度明顯提高跨國公司在剛剛進入我國市場時，出于對我國市場的需求和國內配套技術及技術人才的情況缺乏了解，所提供的技術和產品往往是試探性的。這些技術和產品可能僅僅是相對于我國的先進水平，并不是跨國公司所擁有的最先進技術或比較先進的技術。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了解特別是取得較好的經營業績后，多數企業都再次或者多次引進更先進的技術，甚至是最先進的技術。以摩托羅拉公司為例，剛進入我國市場時，產品和技術水平都不是最先進的，經過不斷增加投資和滾動式引進技術，到2002年底，摩托羅拉在中國的實際投資額已達34億美元，在中國的銷售額2000年高達40億美元，占全公司全球總收入的10.6%。現在摩托羅拉經驗將部分本行業世界高精尖技術引入我國，在我國生產的手機的技術水平，已經等于或高于在美國的產品。

研發投資多且有增加趨勢跨國公司到我國投資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同時，也開始在華設立R&D機構。跨國公司作為先進技術創新和擴散的主體，我國廣泛開展與其合作是獲取技術、提高技術水平的重要渠道。自1994年加拿大北方電訊公司在北京投資成立北京郵電大學——北方電訊電信發展研究中心以來，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R&D機構的發展趨勢日益迅猛。統計數據顯示，到2002年底，跨國公司在華至少設立了96家規模較大的R&D機構。這96家跨國公司的R&D機構主要設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其中北京有49家、上海27家、廣東(廣州、深圳)7家、江蘇(南京、蘇州)6家；西部的城市包括西安3家、成都1家。這96家跨國公司在華R&D機構從事IT行業(計算機、通訊、電訊)的為70家，占總數的72.9%；其次為精細化工8家(占8.3%)、生物醫藥8家(占8.3%)、汽車7家(占7.3%)。跨國公司在華R&D機構的研究領域主要以IT業為主，而IT業是21世紀的支柱產業。這會極大地促進中國的技術進步。

上述分析表明，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使用的技術不僅普遍高于我國同類企業的水平，而且有相當比例的跨國公司使用母公司的先進技術，填補了我國的技術空白，進而促進了我國的產業技術進步。

重視人力資源開發

由于跨國公司所具有的競爭優勢無法脫離其人力資源而完全物化在設備和技術上，因此跨國公司海外投資項目要有效地運轉，必定要和當地人力資源的開發結合在一起。它們來華投資，為了使其技術、設備能夠有效運轉和經營方針能有效貫徹，就必須在我國培養掌握其經營理念、經營管理知識和技術能力的人才。

在母公司或海外培訓基地進行培訓。通過這種培訓，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經營理念，技術要求，管理特點，營銷方式等被它們的高級技術及管理人才所了解和掌握，開闊了其眼界。

在企業內部對員工進行多層次、針對性較強的培訓。跨國公司在人才培養上的信念是，公司的競爭優勢需要全體員工的行為才能體現出來，無法脫離其高素質的人力資源而體現在設備和技術上。因此所有的管理理念，專有知識和訣竅都向子公司傳遞，這些跨國公司對員工培訓的內容豐富而實用，培訓工作的效率很高，不僅提高了本企業員工的素質，還為國內企業培訓員工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現成的方式及教材。提升我國產業結構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外商在我國重點投資的行業主要是服裝、鞋類、電子元器件、塑料制品、皮革制品等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沒有明顯的帶動作用。90年代初期以后，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項目，大多數進入我國產業結構中急需提升和大力發展的產業。從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的行業來看，其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均要高于一般外商直接投資。有數據顯示，500強在紡織及服裝，食品及飲料行業中的投資項目數雖然較多，所占比重分別為9%和8%，但投資規模所占比重分別僅僅只有2%和4%。相反，他們投資在電子及通信設備，交通運輸設備，非金屬礦物領域的項目雖然分別只占10%，9%和2%，但其投資規模卻分別占到20%，14%和4%。總之，由于技術先進的大型跨國公司紛紛來我國投資，對我國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升級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帶動作用。大型跨國公司在我國投資過程中，不僅能促進一些技術，資金密集行業的發展，而且推動著這些行業內部產品結構的升級。

優化我國產業的組織結構

跨國公司投資優化我國產業的組織結構主要體現在跨國公司投資提高和加強了產業價值鏈的延伸和聯系。跨國公司投資將會帶動其海外配套商來華投資，從而提升整個行業的水平。大型跨國公司多數是生產全球化程度很高的公司，在全球各地有多家技術水平相當，產品質量符合要求的協作企業，當跨國公司前來我國投資時，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當地化程度，就會帶動國外的協作企業到我國進行投資。一些大型外商投資企業在這方面已經發揮了顯著作用。

跨國公司對華投資帶來的負面影響

產生行業壟斷現象

據統計，外商投資企業產品占全行業30%的有133個，占50%的則有57個。跨國公司全面系統地進入中國市場，極大地擠壓了中國原有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市場生存空間。與以上現象伴生而來的是中國的“以市場換技術”的方針遇到了困難。在跨國公司控股的企業中，中方難以接觸其核心技術，使外資企業的技術外溢效應有所下降。以上的現象均是與跨國公司大量來華投資有關。因此加強自身，增強實力，這是改變外商投資負面影響的可行切入點。

外方控制核心技術以至產品增值率低

世界跨國公司企業幾乎壟斷了全世界大約80%以上的高新技術，是當代主要科技成果的主要擁有者。吸引世界跨國公司企業前來投資，有利于貫徹用市場換技術的引資戰略，提高我國工業的技術和裝備水平。但是，用市場換技術客觀上難度很大，一是世界跨國公司企業技術轉移的內部化傾向嚴重。這些企業往往壟斷技術，不會把最先進的技術輸出，而是把低技術工序向外轉移。二是生產的高度自動化從裝備上保證了其核心技術不擴散，以致出現產品高科技，勞動簡單化的現象。三是消化吸引新技術及其裝備的人才相對缺乏。不過在市場競爭規律的制約下，世界跨國公司企業在中國投資的項目所采用的技術仍是比較先進的。

產業結構新的不合理變化生成新的結構性矛盾

至今，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的重點仍是制造業領域，不利于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我國早已形成的產業結構調整思路“第一產業為基礎，第二產業為支柱，重點發展第三產業”，我國重點發展的產業應是第三產業，但跨國公司出于諸多考慮而常常選擇投資制造業，而非別的行業，這有可能造成我國的產業結構畸形，產業發展不平衡，我國的產業結構戰略更無從實施。此外，由于絕大多數跨國公司不向中國轉讓先進技術，所以所謂“世界工廠”只是“世界加工廠”。外資的進入并未直接地帶動我國自主研發能力。

利用跨國公司投資優化我國產業結構的具體措施

20多年利用外商投資的實踐經驗，特別是近些年來外國跨國公司在我國投資的實踐經驗也表明：跨國公司投資的積極作用是不容忽視的，跨國公司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因此，吸引跨國公司前來投資，是我國加快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必然選擇。

我國應充分利用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正面效應，防止其負面效應，全面提升我國的產業結構，從而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為此，本文特提出以下幾點對策：

促使我國成為跨國公司重要生產基地

這就需要從制度和投資環境入手，進一步優化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環境，努力保持中國作為跨國公司全球生產基地這一地位。在產業選擇上，除繼續鼓勵跨國公司在通信技術，生物制藥，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的投資外，還應根據國家有關部門頒布的鼓勵外商投資的產業目錄，使跨國公司盡可能在諸如石油，天然氣開發，汽車制造業，運輸業，零售業以及會計，審計等領域開展投資，以確保我國經濟在行業上能夠平衡發展。除此之外，我們還應大力培養高新技術領域中的優秀人才，努力吸引海外高科技人才回國，為跨國公司提供優質的人力資源，吸引跨國公司在華研發活動的開展。

積極引導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產業結構和投資方向轉變

首先要鼓勵跨國公司在華的并購重組。當今跨國并購已成為國際投資中的一種潮流，順應這一潮流，我們也應當適當引導跨國公司在我國的并購活動。特別要鼓勵跨國公司對我國國有企業的并購，使國有資產從一些低效率的部門中退出，提高國有資產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配置效率。但也必須注重防止新的壟斷的形成，保持市場的有效競爭結構。

其次要擴大我國服務業對外資開放的領域。服務業是我國加入WTO后著重培養并需要開放的行業。我國在投資上準入的領域是電信、金融、商品流通等發達國家占較大市場和競爭優勢而中國政策管制與保護比較嚴的部門。從實際來看，我國在這些行業不具優勢，但這些行業的開放潛力還是很大的。當然，上述領域特別是金融業的敏感性，對其開放既要積極還有慎重，在加強監管的基礎上積極謹慎地擴大上述行業的對外開放。

發展國內配套企業促進國內企業的技術升級

篇10

截至2005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存量達到572億美元，境外中資企業超過1萬家；對外承包工程累計簽訂合同額1859.1億美元，完成營業額1357.9億美元；對外勞務合作累計簽訂合同額403.6億美元，完成營業額356.1億美元，派出各類勞務人員346.6萬人次；對外設計咨詢累計簽訂合同額23.4億美元，完成營業額14億美元。

1、對外直接投資“十五”時期快速增長

自從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以來，國內企

表1 2001-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部分)情況一監表注：2001年以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聯合國貿發會議各年度《世界投資報告》，2002-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統計數據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200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業不失時機地開展對外投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非金融部分)由2002年的2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22.6億美元，年均增長65.6％；每年新設境外企業數由2001年的312家增加到2005年的1067家，年平均增長36．0％(見表1)。

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122.6億美元，同比增長123％。其中：新增股本投資38億美元，占31％；當期利潤再投資32億美元，占26％；其他投資52.6億美元，占43％。

從統計數據上看，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呈現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當年對外直接投資額首次超過100億美元。二是通過境外企業收購、兼并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65億美元，占當年流量的53％。三是境內投資主體對境外企業貸款形成的其他投資在直接投資中占43％。四是以投資控股為主的商務服務業投資占當年投資流量的四成。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商務服務業49.4億美元，占當年流量的40.3％；制造業22.8億美元，占18.6％，主要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紡織業、木材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業等；批發和零售業22.6億美元，占18.4％，主要是從事進出口貿易類企業的投資；采礦業16.8億美元，占13.7％，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的投資；交通運輸、倉儲業5.8億美元，占4.7％，主要是水上運輸業的投資；其他行業5.2億美元，占4.3％。五是在開曼群島、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傳統避稅地投資占當年流量的81％。六是對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超過亞洲地區躍居第一。2005年，中國對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為64.7億美元，占流量總額的52.6％。首次超過亞洲地區位居榜首，主要流向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巴哈馬。亞洲43.7億美元，占35.6％。其中，香港地區34.2億美元，仍為投資熱點；以下依次為：韓國、馬來西亞、也門、蒙古、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越南、老撾等國家。歐洲5.1億美元，占4.2％。主要流向俄羅斯、德國、哈薩克斯坦、英國、吉爾吉斯坦等國家。非洲4億美元，占3.3％。主要流向蘇丹、尼日利亞、南非、幾內亞、加蓬、埃及等國家。北美洲3.2億美元，占2.6％。主要流向美國、百慕大群島、加拿大。大洋洲2億美元，占1.7％。主要流向澳大利亞。七是中央管理的企業及沿海地區投資拉動作用顯著，地方的對外投資流量較上年增長1倍多。2005年，地方對外投資額20.6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11.5％。其中，上海、浙江、廣東、黑龍江、山東五省市投資最為活躍，當年對外直接投資額均超過1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增長224％、119％、49％、195％、195％，以下依次是北京、江蘇、河南、河北等省市。

200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呈現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存量規模繼續放大，投資分布的國家(地區)更為廣泛。200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572億美元，較上年末增加124億美元，共分布在全球163個國家和地區，比上年末增加14個國家和地區。二是從存量的構成情況看，利潤再投資所占比重最大。在200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構成中，股本投資197.3億美元，占34.5％；利潤再投資270.4億美元，占47.3％；其他投資104.3億美元，占18.2％。三是行業分布情況看，商務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占到投資存量的一半。200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主要分布在以下行業：(1)商務服務業(主要為控資控股)165.5億美元，占28.9％；(2)批發和零售業114.2億美元，占20％，即進出口貿易類的投資；(3)采礦業86.5億美元，占15.1％，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礦采選業的投資；(4)交通運輸、倉儲業70.8億美元，占12.4％，主要是水上運輸業的投資；(5)制造業57.7億美元，占10.1％，主要分布在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紡織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電器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等；(6)房地產業15億美元，占2.6％；(7)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13.2億美元，占2.3％，主要是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的投資；(8)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13.2億美元，占2.3％，主要是為其他服務業的投資；(9)建筑12億美元，占2.1％；(10)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9.1億美元，占1.6％；(11)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業6億美元，占1％，主要是專業技術服務業的投資；(12)農、林、牧、漁業5.1億美元，占0.9％；(13)其他行業3.7億美元，占0.7％。四是中國在亞洲、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存量占到九成。亞洲地區406.3億美元，占71％，主要分布在香港、韓國、澳門、新加坡、越南、泰國等國家和地區；拉丁美洲地區114.8億美元，占20％，主要分布在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歐洲15.98億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德國、西班牙、英國等國家；非洲15.9億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蘇丹、阿爾及利亞、贊比亞、南非等國家；北美洲12.6億美元，占

2.2％，主要分布在美國、百慕大群島、加拿大；大洋州6.5億美元，占1.1％，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亞、新西蘭。五是中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81.8％，地方的投資規模及所占比重均有所增加。從存量規模上看，2005年末地方的投資存量為93.8億美元，較上年增加28.8億美元；廣東省雄居榜首，以后依次是上海市、北京市、山東省、浙江省、江蘇省、黑龍江省、河北省、福建省、河南省。從所占比重看，2005年末地方的投資存量占16.4％，較上年末提高2個百分點。

根據6426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統計資料匯總顯示：從境外企業的國別(地區)分布來看，香港、美國、俄羅斯、日本、越南、德國、澳大利亞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國境外企業的45.6％；其中在香港的境外企業占16.5％，美國占10.3％、俄羅斯占5.8％、日本占3.8％、越南占3.5％、德國占3.1％、澳大利亞占2.6％。

從境外企業的行業分布情況看，制造業占境外企業總數的34.7％，批發和零售業占17.5％，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17.5％，建筑業占7.6％。

從境外企業的所屬省市情況看，浙江、廣東、山東、江蘇、福建、上海、黑龍江六省一市的境外企業數量占總數的50％，其中浙江省擁有境外企業1238家，占境外企業總數的19％。

從境外企業的設立方式情況看，子公司及分支機構占境外企業總數的96％，聯營公司僅占4％。

2、對外承包工程、勞務合作和設計咨詢顯著發展

――對外承包工程“十五”時期翻一番

對外承包工程一直是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最重要領域。2005年，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達到217.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4.6％；新簽合同額29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4.2％。

2001-2005年五年間，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累計超過730億美元，年均增長25％，比“九五”時期增長1倍；新簽合同額累計992億美元，年均增長22.7％(見表2)。到“十五”末對外承包工程企業數達1800多家。

表2 2001-2005年中國境外工程承包情況一覽表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商務部網站歷年商務統計資料整理。

――對外勞務合作“十五”時期增長近五成

中國對外勞務合作在“十五”前二年有所起伏，從2003年開始，呈現快速增長勢頭。2005年中國對外勞務合作完成營業額48億美元，同比增長27.5％；新簽合同額42.5億美元，同比增長21.3％；派出各類勞務人員27.4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6萬人；12月末在外各類勞務人員56.5萬人，較上年同期增加3萬人。

2001-2005年五年問，中國對外勞務合作完成營業額累計達到181億美元，年均增長10.9％，比“九五”時期增長49％；新簽合同額累計達到169億美元，年均增長6.3％。2005年末在外各類勞務人員達56.5萬人，比“九五”期末增加12.5萬人(見表3)。到“十五”末對外勞務合作企業數達600多家。

――對外設計咨詢有所增長

2005年，中國對外設計咨詢完成營業額2.27億美元，同比增長54％；新簽合同額3.57億美元，同比增長1.7％。2001-2005年五年間，中國對外設計咨詢合作完成營業額累計達到6.1億美元，年均增長37.8％；新簽合同額累計達到10.6億美元，年均增長41.9％。

從數字分析看，中國對外設計咨詢近兩年完成營業額有所增長，但總體規模非常小，是企業“走出去”的薄弱環節，也是今后需要拓展的領域。

表3 2001-2005年中國對外勞務合作情況一覽表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商務部網站歷年商務統計資料整理。

表4 2001-2005年中國對外設計咨詢情況一覽表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商務部網站歷年商務統計資料整理。

二、跨國投資和經營的問題

1、跨國投資和經營的模式比較單一

雖然中國企業“走出去”開展跨國投資和經營的形式日趨多樣，但目前仍然是以對外承包工程的模式為主(見表5)。在2005年當年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營業額(投資額)當中，對外承包工程收入比重最大，占55.7％；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部分)部分占31.4％；而對外勞務合作、對外設計咨詢分別僅占12.3％和0.6％。同樣，截至2005年末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累計營業額(投資額)當中，對外承包工程收入比重依然最大，占59.0％；對外直接投資(非金

表5 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總體情況一覽表

數據來源：根據中國商務部網站2005年商務統計資料整理。融部分)部分占24.9％；而對外勞務合作、對外設計咨詢分別僅占15.5％和0.6％。

2、跨國投資和經營的規模仍然偏小

雖然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發展速度較快，但規模仍然偏小，中國企業“走出去”還處于起步階段。在過去的5年里，作為跨國投資和經營主要的形式之一，中國新設境外企業數量和對外直接投資額的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36.0％和65.6％，但與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體情況相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所占的比重很小。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4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7302.6億美元，存量97322億美元，以此為基礎測算，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相當于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存量的1.68％和0.59％。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看(見圖1和圖2)，2005年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位居第一，超過了新加坡(106.7億美元)、俄羅斯(96億美元)和巴西(94.7億美元)，但只相當于發達國家中美國(2293億美元)的百分之五，不足英國(654億美元)的20％。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看(見圖3和圖4)，2005年末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排位第三，相當于第一名新加坡

(1009億美元)的一半，只有發達國家中美國(20182億美元)的百分之三，英國(13781億美元)的百分之四和德國(8336億美元)的百分之七。從平均投資規模看，中國境外投資多以中小型企業為主，除少數資源開發型項目和跨國并購項目，相當一部分項目的實際投資額只有幾十萬美元。根據2003年底的數據計算，目前中國境外投資企業累計平均項目投資額為153萬美元。

圖1 2005年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

(流量)比較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商務部統計數據，其他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聯合國貿發會議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圖2-4同。

圖2 2005年中國與主要發展中國家對外

(流量)比較 單位：億美元

圖3 2005年末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對外

直接投資(存量)比較單位：億美元

圖4 2005年末中國與主要發展中國家對外

直接投資(存量)比較單位：億美元

3、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產業結構仍停留在較低層次

雖然跨國投資和經營的行業不斷拓展，但低層次的格局仍未改變。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所涉及的行業領域極為廣泛，幾乎囊括了三次產業的各個領域，并且企業在境外投資中越來越多地呈現出不同行業交叉投資的多樣化發展趨勢。但從總體上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不盡合理，表現在：對外直接投資過分偏重初級產品產業，主要以資源開發和初級加工制造業為主，缺乏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層次服務業的投資；從事商品流通的貿易企業偏多，而生產性企業和金融服務性企業偏少。例如，在2004年55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采礦業投資為18億美元，高達32.73％。雖然技術密集型項目的投資近年有所增加，但比例還很低，跨國投資的低技術格局仍未改變。

4、跨國投資和經營業績難如人意

近年來，“走出去”開展跨國投資和經營成為中國相當一部分企業的戰略選擇。2003年以來，中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些政策，放松了對資本項目的外匯管制，中國企業開始涉足海外資本市場。據統計，2005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交易額高達65億美元，超過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50％。然而一些研究表明，60％-70％的并購案例是失敗的，其中，收購企業中約有3/4股價下降了20％以上，僅有36％的企業能維持收入增長。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曾列為2004年度中國最大海外投資案例之一的TCL和阿爾卡特案，該投資使TCL損失巨大。

更有研究指出，中國海外投資企業僅有三成盈利，三成虧損，四成維持。最明顯的例子便是中航油事件，由于監管不到位，2004年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投機期貨虧損5.5億美元，造成了海外企業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

三、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策略

1、加快推動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相關制度創新

一方面，產權制度的缺陷嚴重影響了中國企業“走出去”開展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目的、途徑和效率。對于國有企業，產權界定不清晰，普遍存在著所有者缺位現象。這就使國有企業的經營者雖然享有了國有資產的控制權，但并沒有享有與其控制權相應的收益權，以致國有企業的經營者缺乏足夠的激勵去正確行使權利和履行相應的責任。國有企業經營者為獲取控制權收益而進行一系列短期行為，致使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目的不是以市場為導向，而是受內部管理層或者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影響，從而使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出現明顯的決策失誤現象。另外，產權安排也決定著管理制度。由于國有企業產權制度對經營者缺乏有效的激勵、監督和約束機制，無法使經營者合理地行使其權利，從而造成國有企業母公司本身管理制度上的缺陷。而境外子公司(機構)的治理機制實際上又是國內母公司治理機制的延伸，這就造成了一些中國境外公司(機構)內部管理混亂、內部人控制等嚴重問題，進而直接導致了這些國有企業海外投資經營失利。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中航油事件和中國銀行紐約分行事件。

對于民營企業，產權安排不合理使相當一批中國民營企業“走不出”、“長不大”。從產權安排最基本的層面上看，民營企業的產權關系是明晰的。但要想使企業有效運作，還必須解決產權結構與層次問題，即企業內部的產權安排問題。由于產權安排不合理，中國民營企業始終難以擺脫個人和家族對企業的控制。這就從根本上限制了企業多渠道吸收人才，不利于技術專業化與管理專業化的形成，弱化了家族以外成員對企業的凝聚力。正是由于這種產權結構安排的不合理，中國現階段民營企業規模普遍較小，專業人才匾乏，開拓國際市場能力不強。盡管眾多民營企業產權相對清晰、機制靈活、市場取向顯著，但苦于這種自身缺陷，面對誘人的市場機會、有力的政策導向，只能對“走出去”決策持觀望或采取小規模試探性動作。

另一方面，政府宏觀制度安排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導致現階段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模式比較單一、產業發展停留在低層次的格局。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政府宏觀經濟制度安排一直是為公有制經濟保駕護航。經過20多年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可相應的宏觀經濟制度的改革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例如，中國目前尚無《對外投資法》，不利于企業依法開展跨國投資經營和政府依法行使管理權；已有的一些法規和政策也往往由于不完備、不配套而難以落實；中國尚缺乏境外投資保險制度，對投資者在境外可能遇到的風險不能提供充分的保護；中國駐外使館所獲得的商業信息一般都反映到中央有關主管部委，按行政隸屬關系再向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傳遞，基本上是一條單向、封閉的線路。因而，在這種缺乏足夠合理的宏觀制度安排情景下，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大多選擇了具有勞動力密集型優勢的、風險相對較小的模式――對外承包工程和中國經濟發展急需且技術層次相對較低的資源

型行業。

因此，進一步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有效解決前進中的問題，關鍵在于制度創新。

就企業而言，應力圖建立起能有效降低交易費用、激勵企業“走出去”開展跨國投資和經營的新的制度安排。

就政府而言，作為市場的組織者和監管者，應力圖完善各種宏觀制度安排，避免政府角色的越位、缺位與錯位，加快建立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管理體制和制度，建立政府與企業新的協調配合關系。具體講，一是要調整完善相關政策，包括外匯政策、審批政策等；二是盡快通過《對外投資法》、《境外投資保險法》等法律法規，為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創造一個公平、寬松的環境；三是通過政府有效的制度安排，以提高應對境外突發事件的疏導、預防、預警能力；四是要重點扶持幫助企業“走出去”的中介機構，如咨詢公司、會計師和律師事務所等，以形成一套集約式的中介服務；五是大力推動政府間區域經濟合作和投資保護協定的簽訂，為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構筑良好平臺，保護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合法利益。

2、積極調整和優化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

一是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動態發展原則選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重點行業。

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國際經驗表明，不管是美、日等發達國家還是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地區，其產業選擇大都經歷了從資源開發型產業――制造業一一第三產業為主的發展過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分布狀況表明，資源開發型產業一直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中國是一個人均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發展資源開發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助于緩解資源缺乏這一經濟發展的瓶頸，發揮對國內相關產業的前向輻射效應。但是，資源開發型產業畢竟屬于低附加值的行業。國際經驗表明，雖然資源開發型產業是對外直接投資初期的重點投資行業，但隨著一國(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其所占比重呈明顯的下降趨勢。中國現階段面臨著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的任務，而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能更有效地實現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因此，中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從以資源開發型產業為主轉向以制造業為主，加大制造業對外投資的力度。

二是注重發揮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相對優勢。

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相對優勢主要體現在成熟的標準化技術和適應較小市場需求或適應當地投入要素的技術。由于本國(地區)市場容量較小，資金技術實力較發達國家不足，他們往往要對從發達國家引進的技術進行改造使之符合自身需要：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海外子公司充分利用這些已經發展成熟的小規模勞動密集型技術進行生產。由于這些技術更符合那些國內市場有限、勞動力眾多的發展中東道國的實際，因而在這些國家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對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而言，應選擇能夠發揮產業相對優勢的行業。迄今為止，中國已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工業制成品在中國出口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雖然中國的工業制造業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相比尚有較大差距，但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在紡織、食品、冶煉、化工、醫藥、電子等產業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較優勢。此外，中國還擁有大量成熟的適用技術，如家用電器、電子、輕型交通設備的制造技術、小規模生產技術以及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技術，這些技術和相應的產品已趨于標準化，并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梯度較小，易于為他們所接受。因此目前我們的對外直接投資重點應放在生產能力過剩、擁有成熟的適用技術或小規模生產技術的制造業上。

三是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方向應與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的發展趨勢相一致。

當前，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地區，他們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重點大都落在了第三產業上。而中國目前的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起步階段，國內產業結構的層次還比較低，因此不可能盲目地要求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但是，這些產業代表了中國未來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重點的發展方向，在推動國內產業結構升級方面大有可為。特別是高新技術行業，其海外投資能夠及時追蹤，獲取國外最新技術成果，分享國際技術資源，帶動國內產業的發展。因此，對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而言，投資的重心應落在技術密集型產業，特別是那些高新技術含量大、產品附加值高的行業，這符合對外直接投資的輻射效應和產業結構高度同質化要求。

綜上所述，由于中國目前還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而且面臨著借助對外投資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因此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是現階段發展的重點。而以高技術產業為主的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因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將決定中國未來在國際投資領域的競爭力。所以在發展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的同時，應逐漸加重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以保證中國產業發展的未來競爭力。

3、著力提高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核心競爭力

從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動機分析，國際跨國投資和經營大致可分為這樣幾種類型：一是自然資源導向型，即為尋求某種自然資源而進行的跨國投資和經營；二是市場導向型，包括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三是生產要素導向型，主要是指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跨國投資和經營。從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實踐來看，影響企業開展跨國投資和經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企業尋求更低的生產要素成本；二是專有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吸引；三是優勢的產業結構吸引；四是企業擴張的需要。企業只有選好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產業和跨國投資和經營的東道國或地區，確定并不斷提高自己的競爭優勢，才能實現企業穩步可持續的發展。成熟的運營方式和產業鏈對從事該產業的企業來說，可以提高運營效率、降低成本。

為了切實提高跨國投資和經營的核心競爭力，企業應該把增強跨國投資和經營競爭優勢的重點放在提高勞動者素質和自主創新上來。

一是競爭優勢高低層次的選擇。競爭優勢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為低層次的競爭優勢，一類為高層次的競爭優勢。低層次的競爭優勢，包括低廉的生產資料成本、運輸成本等易被模仿的比較優勢。高層次的競爭優勢，是指高級專業人才、內部技術能力等。高層次的競爭優勢能夠借助長期累積并從持續對設備、專業技術、高風險研究、營銷等方面的投資和經營發展而來，在適時的機會中形成跨國公司扎實的競爭優勢。中國企業“走出去”進行跨國投資和經營，應該盡可能選擇高層次的競爭優勢，不斷加強自身的研發能力，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產品質量以及有關服務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