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傳統文化與現代管理，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我們需要把握好繼承和發揚的辯證關系，區別精華和糟粕，依靠科學精神、態度和方法，結合時代特征，立足現實，把傳統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實際結合起來，促進企業管理的健康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塑造了我們的民族精神，它對每一個中國人的發展產生了持續而強烈的影響。自古以來便有了“仁、義、禮”只說，仁：講求尊重、敬重，有愛人和安人知道。義：講求經權變通之道；禮：規矩之學，講求行為規范之道。

“仁”是以人為本，其核心為“愛人”正所謂“仁者愛人”“愛人能仁”，其本義是友愛、互助、同情之意。以人為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中國傳統美德中極為重要的內容，構成了人類社會中最本源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仁學注重人與人際關系，抬高人的地位，強調人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講，仁學就是人學，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學說。

作為現代企業，要想在社會上享有較高的聲譽和知名度，應樹立為民、為國，服務社會的企業理想，把仁愛之德施之于人民大眾，真誠、友好地對待別的企業或客戶，加強雙方的溝通、理解和聯系。企業在貫徹以人為本的過程中，要突出人的理想信念，關注人的理想信念，只有關注并指導企業員工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將企業目標與個人理想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充分激發出員工的創造力和聰明才智，才能更好地實現企業目標，促進企業的蓬勃發展。

未來企業的發展趨勢，必將形成“以人為本”的企業理念，必將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推崇和認可。因為一滴水在大海中才能永遠奔流不息！只有融入“大海”的企業家才能成就百年偉業。

“義”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規范之一，指人的思想和行為要符合一定的標準。“義利觀”是其思想的精髓，最根本的主張是“先義后利、以義統利”。

凡是功勛卓著、業績輝煌的企業家，都非常注重“義”在企業行為中的作用和效果，把“義”視為企業精神支柱的主要方面，既談賺錢又講友誼，既注重經濟效益，又重社會效益，舍小利而求企業大利，以期達到個體與團體的雙贏。

現代企業水桶原理。由多塊木板構成的水桶，其價值在于其盛水量的多少，但決定水桶盛水量多少的關鍵因素不是其最長的板塊，而是其最短的板塊。這就是說任何一個企業，人人必須團結一致，共同提升企業的短板，而不是只注重自己的利，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那樣企業的整體利益將無從保障，個人利益將無所存在，所以只有以義為利，共同努力才能實現個人與企業雙贏。

現代企業經營者可以把“義以生利”的思想轉化成一種經營理念，在管理企業的活動中，就是精神價值創造物質價值、精神價值制約物質價值的過程。做到行為上的“取之有義”，實際效果中的“先義后利”。

在現代企業管理中要堅持“義”與“利”相統一的原則，以平等、互利、講信用為基準，就定能實現企業的興旺發達。眾多華商在致力于發展自己的事業時，都注重對待“義”與“利”的關系，力求使之達到圓滿的統一。

“禮”通理，不單指禮儀，還指規范規則。

篇2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從夏代算起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實際的歷史可能更長。從三皇五帝到春秋戰國以至秦漢,中國傳統文化已經完成了其核心思想的構架。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傳統文化曾經無比燦爛輝煌,締造了繁榮、偉大的中國古代文明。要探索中國現代化管理的道路,應當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汲取我們祖先的智慧和思想。

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理解

1.從文化的淵源來看,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關注人本的倫理文化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脈。早在商周時期就出現了儒士階層。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各種學說主張爭相輝映,盛極一時。到了先秦時期,儒家學說從各種學說中逐漸脫穎而出,博采眾長,不斷完善,成為顯學,形成了龐大的儒家學派。從漢代開始,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獨尊”,成為“官學”。宋明以來,以儒學為核心,儒、道、佛三教合流,使儒學得到了長足發展。在歷史的長河中,儒家思想不斷完善發展,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并廣為傳播。

儒家文化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倫理文化。德國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所指的“軸心時代”(即公元前600年到公元之交的幾百年),中國文化經歷了一個很重要的變革,從殷商時代的尊神事鬼的巫覡精神向周代的尊禮敬德的宗法意識轉換,繼而向春秋戰國時期的內在自覺的倫理意識轉換,中國文化逐漸開創了一個內斂的過程,專注于人的道德良知的發掘。從孔子“恭、寬、信、敏、惠”,到孟子的“四端之心”(“側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無不是專注于人的道德修養,專注于人自身的管理。通過人的管理實現對事對物的管理,由內向外去馳求,通過修齊治平,通過內圣外王,通過成己成物,從內在發掘這個世界。所以中國傳統文化從一開始就關注人,強調人為幫本,強調人的修為,強調入世,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倫理文化。

2.從文化的哲學層面來看,中國傳統文化以“天人合一”的天道哲學為基礎

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強調人與自然的統一,人的行為與自然協調,道德理性與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顯示了中國古代思想家對于主客體之間,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之間關系的辨證思考。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董仲舒的“天人之際,合而為一。”都表明人與自然的一致與相通。

“天人合一”思想還強調人在天地間的作用,即“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儒家認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人上參天地,下化萬物,把天地萬物按照一定的規則運行起來與天地一同合理地運轉。

既然天人合一是一體的,人就必須關注自我,強調自身的修為,使人道合乎天道,順應天道。儒家認為“仁”也是天道,是中正之道。“仁”首先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強調克己安人,強調人的和諧共處。“天人合一”的天道哲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哲學根基。

3.從文化的內容和層次來看,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和而不同”,有著極其豐富和深刻內涵的生命有機體

中國傳統文化從創立初期到諸子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從秦漢以后的“獨尊儒術”到唐代的佛教東進,從草原文化到中原農耕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主脈,儒家、道家、佛教、法家共生共榮的一個內容豐富的生命有機體,并且充滿著滲透、融合和變革,但始終是“和而不同”,保持著各自的個性和色彩。比如,儒家文化在吸收和認同道家“天人合一”的天道大哲學的基礎上,主張人自身的積極修為;佛教文化既滿足了人們對宗教的需求,適應佛教的因果輪回,也體現了儒家的現實修為,提出不僅要“修現世”還要“修來世”的主張。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既有“天人合一”的高遠境界,“以和為貴”的價值觀念,“仁者愛人”的博懷,“克己致禮”的謙恭自牧,也有“天行健”的陽剛之美,“厚德載物”的陰柔之德,更有“日新其德”、“生生不息”的變易思維......無不閃耀著往圣前賢的睿智之光,成為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財富。

4.從文化與管理的關系來看,中國傳統文化孕育了中國古代的管理哲學,創造了偉大的中國古代文明

管理作為一種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不可能脫離社會文化而存在。中國以人為本的傳統倫理文化,其本身就是一種對人的自我管理的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以人自身為切入點和落腳點,通過人自身的積極修為,實現經世致用,達到管理別人,管理事和物,以至影響和管理天下的宏偉目標。這種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體現了中國古代圣賢們對本與末的哲學思考和智慧結晶,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

中國管理哲學,漢朝陸賈說得十分清楚,就是《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大學”的最終目的為治國平天下,所以大學之道實際就是管理之道。中國傳統文化開創并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最科學的管理哲學和思想,進行了人類歷史時間最長,規模和范圍少有的偉大管理實踐。從華夏始祖的教民農桑到秦王朝統一中華,從漢代的“文景之治”到唐朝的“貞觀之治”,從元朝的中華版圖到大清的“康乾盛世”,從萬里長城到四大發明,從絲綢之路到鄭和七下西洋,從中原文化到華夏文明。中國傳統文化以其獨特的魅力孕育的管理哲學和思想成功地管理并延續了五千年的歷史和文明,締造了一個個歷史的輝煌。中國傳統文化是巨大的管理思想寶庫,必將對中國的現代化管理和管理現代化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二、對西方現代管理的認識和理解

1.西方現代管理的哲學思想基礎來源于西方的文化傳統

西方文化產生于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脈。西方文化傳統是一種神的宗教文化,其基點是人對神的敬畏和遵從。神是萬能的,神是唯美的,人是被動的,人是罪惡的,對人的管理就如同對物的管理,就必須按神的意志制訂規則和律法,實現對人的管理

發端于西方資本主義和商品經濟的西方現代管理,其起點是對物的管理。雖然,從文藝復興開始西方也開始注重對人的關注,管理學科中的行為科學也強調人性因素,但管理的根本目的仍是物的生產,對人的管理也是把人當成物來管理,具有明顯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因此從本源上看,西方現代管理中的人本管理是以否定人能實現自我管理為出發點的,這與中國傳統文化提出的以人的自我管理為起點,以社會管理為過程,最終實現“平天下”的人本管理是不一樣的。

2.西方現代管理的發展歷程體現著融合創新的西方文化發展模式

西方文化發展模式是一種超越的融合更新模式。希臘的浪漫主義和羅馬文化的物質主義以及基督教的唯美主義是西方文化的三種傳統,是西方文化的基本內核。中世紀末,中國儒家文化以人為本的哲學觀使西方兩只眼睛盯著上帝逐漸改變為一只眼睛看著上帝,一只眼睛看著人,人本主義逐漸滲透到西方的文化之中。到了近代,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啟蒙運動的融合更新和變革導致了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資產階級政權開始取代封建社會貴族的政權,導致了工業革命和產業革命。思想、政治和產業的三場變革以后,到18世紀下半葉,一個嶄新的新興工業文明開始崛起于西方。

美國著名管理思想史專家丹尼爾A?雷恩在《管理思想的演變》一書中根據西方管理學發展的時間順序把管理思想的演變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管理思想時代、科學管理時代、社會人時代和當代時代。西方管理從對物的管理,到泰勒把人當機器的科學管理,到開始關注并研究人的人際關系學派,才開啟了社會人時代,再到“管理理論叢林”的當代時代,更加重視人性。西方管理已逐漸將尊重人,理解人,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上升為現代管理思想的主流。

從西方管理思想發展的歷程,我們看到了西方管理從物到人的演變。從西方管理的不斷發展更新,我們依稀看到了中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前景。

三、和而不同――中西方管理的融合創新之路

1.中國周邊國家的管理實踐證明中國管理思想的生命力

20世紀70年代,世界管理理論的正統地位由美國轉移到了具有中國傳統文化背景的日本。在日本管理界存在著一種普遍現象,就是高層管理者幾乎人手一本中國的《論語》、《周易》和《孫子兵法》等書,把中國的倫理人管理模式與美國的經濟人管理模式結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企業的輝煌。日本和許多東亞、東南亞國家的文化都與中國文化有很深的淵源,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騰飛就是西方市場經濟在機制方面的優越性,同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之精華的有機結合的產物。

2.西方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管理本土化其實質是對中國現代管理思想和文化的吸收融合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吸引了大批西方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帶來了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論。進入中國之初,由于中西方文化和管理的差異,幾乎都出現了“水土不服”。隨著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思想的認識與理解,西方公司著手開始了大規模的“本土化”管理的革新與實踐,結果證明是極其成功的。許多世界跨國公司500強大部分都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基地,這不僅是中國巨大的市場和經濟魅力的吸引,更是中西方管理文化融合成功的實踐。

3.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既影響世界的經濟政治格局也必將影響世界的管理哲學和管理文化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取得了舉世注目的偉大成就,這是立足中國傳統文化之本,大力學習和借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先進文化和管理思想的成果,是中國傳統管理文化現代化的偉大實踐。現代管理在幫助人類實現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應當幫助人類共享美好的精神文明和社會文明,西方管理不可能獨自承擔,必須凝聚全人類的智慧。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悠久燦爛的中華傳統文化必將對這一世界潮流和趨勢產生積極影響。

4.中西方管理發展的基本模式是“和而不同”的融合發展

現代社會經濟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快,地球村日漸形成,中西方文化已完全突破了時空和地域的限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融合。但由于中西方的人文特性不同,中西方文化必將保持自身基本的合理內核和元素,并相互學習,相互借鑒,生動地體現著中國“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本管理思想以及幾千年的管理實踐是中國管理現代化的切入點,是應該繼承和發揚的寶貴財富和核心內容。中國管理現代化應正本清源,認真學習和領會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思想、理念和價值,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中的系統、變化、適中的思維習慣,大力弘揚愛國愛民,責任奉獻,修己安人,信義忠誠,和諧中正等核心價值和精神,擯棄人情過重,人治過濫等弊端,認真學習和借鑒西方文化和管理中的法理文化和制度文化,探索中國現代化管理的未來。

西方現代管理不可能完全代替東方管理,中國現代化管理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管理。中國現代管理必然是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中,充分發掘中國傳統的管理智慧和思想,并借鑒西方現代管理的科學思想和先進理念,開創中國現代化管理的美好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中國現代化管理與西方現代管理“和而不同”,共同譜寫人類社會現代化管理的新篇章。

參考文獻:

[1]趙 林:趙林談文明沖突與文化演進[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

篇3

工程項目管理理論，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從原西德和日本傳入我國，經過數十年發展，我國繼實行施工企業的項目管理之后，又推行了工程監理制度，并逐步開展了注冊監理工程師、注冊建筑師、注冊結構工程師、注冊建造師等執業資格考試，實施了建設行業注冊準入制度，大大提升了建設行業工程管理的總體水平。工程項目管理對于不同的參建主體有不同的目標和任務，對于施工單位而言，工程項目管理總的來說就是“三管三控一協調”。具體來說，三管就是合同管理、職業健康安全與環境管理、信息管理；三控就是工程進度控制、工程質量控制、工程成本控制；一協調就是指全面地組織協調、溝通各方關系，協調的范圍可以分為內部協調和外部協調。

1 以人為本，做好三項管理

春秋中期，管仲最早提出了“以人為本”的主張，強調了人才問題的重要性。管仲《管子•霸言》中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項目經理由于缺少對組織中人的行政處分權，要想調動這些人的積極性和發揮他們的創造力，必須貫徹人本管理的思想。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人本管理思想，也有等級服從之約。人本管理就是要發揚民主，在參建各方主體之間只有分工不同，沒等級之別。

合同管理貫穿于合同的簽訂、履行、變更或終止等活動的全過程。工程項目的參建主體是由合同維系在一起的，項目組織是通過合同建立起來的組織，項目組織的運作是建立在授權的基礎上的，高效管理也是要求充分授權的，項目組織是由不同部門、單位、組織的人組織起來的，人們之間的合作是建立在對項目目標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合同既體現了人的意愿，又服務于人的需要，人處于合同的最核心位置。所以，項目合同管理要想成功，必須貫徹人本管理的理念。

職業健康安全與環境管理，是圍繞著建設目標而動態控制展開的，而安全則是固定資產建設過程中最重要的目標控制的基礎。中國傳統人本思想主張天地之間人為貴，在人與自然、與作為自然現象的天的關系上，體現為強調人與天地同尊，而人處于天地中心的地位，強調人為萬物之靈。人本管理是指以人的全面的自在的發展為核心，控制好環境風險，做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切實保障施工人員的生命健康與人身安全，創造相應的環境、條件和工作任務，以個人自我管理為基礎，以工程項目的共同目標為引導的一整套管理模式。

工程項目管理是一項復雜的現代化的管理活動，更要依靠大量的信息以及對大量信息的管理，并應用電子計算機進行輔助。以人為本意味著項目組織內部各參加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在項目組織內部，項目參加各方的地位不是由其行政級別、規模、社會地位來決定的，而是由其在項目中所承擔的任務決定的，項目參加各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由于項目的運作過程是平等透明的，在項目組織內部由于信息流通是雙向的甚至是多向的，對于參加各方來說，很少存在信息的不對稱，這就大大降低了由于擁有特殊信息而形成的權威，使得參加各方在平等的位置上進行對話和溝通，項目參加各方地位的平等也能促進各方之間的溝通與合作，確保項目組織良好的運轉。

2 易變不息，抓好三大控制

工程項目管理的三大控制包括：工程進度控制、工程質量控制、工程投資（成本）控制，這三大控制的共同特點是通過計劃制定，過程控制，對諸因素進行檢測、核驗，對差異提出調整、糾正措施的監督管理過程。這就是我們一直要求在工程項目管理中推廣應用的動態控制方法，具體來說就是在施工過程中運用定量的施工進度控制、施工成本控制、施工質量控制的報告系統地指導施工管理工作，這對于項目建設目標的實現，促進工程項目管理的科學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古老的《易經》早就指出的“道無常居，易變不息”，說的就是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人，乃至宇宙萬物，沒有一樣東西是不變的，在時空當中，沒有一事、沒有一物、沒有一情況、沒有一思想是不變的，不可能不變，一定要變的。譬如我們坐在這里，第一秒鐘坐下來的時候，已經在變了，立即第二秒鐘的情況又不同了.。時間不同，環境不同，情感亦不同，精神亦不同，萬事萬物，隨時隨地，都在變中，非變不可，沒有不變的事物。易變不息，從工程管理的角度來看，事物在不斷發生變化，控制目標也就隨時會出現偏差，我們的調控工作當然也要隨之跟進，我們要在尊重客觀規律的前提下順勢而為，針對不同的實際情況采取相應的措施，持續改進，以使項目實施達到預期目標。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是與工程項目管理所強調的動態控制原理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3 和而不同，搞好各方協調

溝通協調也是項目經理日常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項目參建各方既有共同的目標，又有不同的具體利益追求。儒家贊同“和為貴，和而不同”，孟子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見他對人和的重視。人和作為企業倫理規范，積極倡導建立和諧的企業內外部運行環境，在工程項目管理上也一樣，在項目內培養群體意識上發揮重要作用，造就項目內部的和諧團隊精神。在項目外部關注和氣生財，良性競爭公平競爭的環境，培養與政府，與項目所在社區公眾建立和諧關系，在生態環境方面關注環保，關注項目與自然的和諧平衡，儒家文化講究人和的管理思想在這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以我公司承建的廣州市東和花園B區為例，該項目建筑面積達9.6萬平方米，屬于大型項目，參建主體以及政府監督管理機構投入了大量的管理及工程技術人員，如何協調好各方關系，對于這個項目施工順利進行顯得非常重要。為此，我們一開始就是以建立和為貴的人際關系來開展工作，在工程實踐中爭取到了各方力量的有力支持，保障了工程的順利實施。

4 結語

篇4

一、傳統財會信息管理中的問題

傳統財務管理的癥結就是在管理中缺乏信息溝通，各個部門的財務信息在逐級上報和管理中往往會出現一定的遺漏和錯誤，引起此類問題的主導因素如下：

1.企業的內部機構混亂。在企業的財務管理中都會設置內控機構，但是財務管理中的制度與內控機制、結構往往存在一定的矛盾，此時財務管理制度不夠健全，就容易導致審計工作不能發揮正常的功能，使得監控、考核等不能落實，最終導致了財會信息的失真。

2.人員管理措施薄弱。人員管理是信息化管理重要基礎，在人力資源管理上如果沒有科學的制度進行人性化管理，很難調動人員的積極性，最終會導致人員缺乏凝聚力，導致團隊內部的信息溝通不充分，也會影響信息化管理的建設與完善。

3.資金管理漏洞多。資金管理是企業正常發展與運營的基礎，在傳統財會信息管理中企業的資金管理往往缺乏整體性，因為管理模式的落后，導致各個部門間的資金調度往往不能在第一時間形成一個完整的數據信息，使得管理者也不能在第一時間對資金的流動情況加以掌握，從而影響了財務管理對資金的有效支配與調度。同時企業資金管理中利潤化的趨勢明顯，而對于不良資產的管理則偏弱，導致資金問題隨著企業發展而激化，最終影響整個財務管理的實施效果。

二、傳統財務信息管理產生問題的根源

1.管理層面多：財務管理往往是逐級管理，不同層次的財務信息是存在差異的，各種不同的業務會產生信息差異，直接經營者希望增加經營業績提高效益，往往會利用隱蔽的方式來編造虛假的信息以便獲得相關利益。所以在企業中財務的多級管理模式是容易導致財務管理信息失真的重要因素。

2.信息滯后性：會計信息系統在傳統管理模式中不能實時化的完成數據采集與匯總，因此信息形成往往有一定的滯后性，因為信息需要整理與統計，這就導致信息不能及時的得到統計，從而使得財務管理層所獲得信息往往存在滯后性，這直接影響了管理效率提高。

3.財務管理的過程性：財務管理是一個過程化管理模式，不是在某一個點就能完成所有的財務工作，雖然可以匯總一個階段內的財務信息，但是所有的財務報告是在財務人員確認、計量、分類、匯總后才形成的，所以財務信息是在財務人員處理后形成的綜合性信息，因此在其中會參雜人為的經驗與判斷，也就容易導致信息中存在問題。

4.信息整合的動機不同：在管理中因為信息利用的方式與目的不同，企業管理中對于會計信息的需求和利用也存在不同，所以信息采集和處理的動機不同，更不用說企業對外的信息披露了。因此在管理中針對財務信息的利用存在動機差異，多數企業都有揚長避短的心理，往往會披露或者匯總對企業自身有利的信息，從而造成了財務信息管理中的失真。

三、財會信息管理的現代化管理策略

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和社會經濟發展，迫切要求企業改變傳統的財務管理模式，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的引入要求企業必須改變財務管理的模式，使之進入到信息化模式，需要企業的財務管理將會計準則、網絡技術、數據庫技術等有機的結合起來，改變傳統的管理模式，創新內容與方法。綜合財務現代化管理的策略總結如下：

1.強化內部溝通。信息管理的核心在于共享，也就是要建立無障礙的溝通，主要是消除內部溝通的阻礙進而消除財務管理中的孤立信息，因為不同管理層次中的信息溝通往往存在差異，所以孤立的信息大量存在是影響財務信息化管理的重要因素。良好的溝通和協調是現代會計管理的重要基礎。在會計信息現代化管理中必須建立各個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渠道，各個部門對財務情況都應有所了解，這樣才能促進信息化的構建和完善。在現代化信息管理實施中首先應促進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之間的有機溝通，進而將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整合到一個系統中，保證各個部門獲得的財務數據保持一致，并在宏觀管理中實現針對性的資源調控，實現管理的效率提高。

2.強化內控機制。財會信息的透明度提高是整個信息管理效果提升的重要基礎，因此在管理中應重視對內部控制的提升。現代化的企業財務管理應要求企業加強內控的機制，從而讓各種財務信息可以在信息化共享中得以透明化，保證財務信息及時、透明、完整、準確，同時在內控的過程中提高財務管理的信息化程度。另外，在內部監控的實施中，也可進一步的提高公司各個部門的財務透明化，以此提高整個企業內部的財務管理的統籌效果，使得現代化信息管理在企業內部深入開展，也可從宏觀角度提高集約化的管理力度。

3.強化軟硬件基礎。技術引入是信息化建立與強化的基礎，企業管理中的財務信息化也必須建立在先進技術的基礎上，要實現現代化的財務信息管理必須對軟件和硬件水平進行全面提高，針對自身的特征選擇合適的軟件進行財務管理的系統升級，建立適應自身管理模式的信息化系統。另外，重視對硬件系統的建設，網絡硬件、控制中心等硬件設備的構建會直接提高管理系統的管理效率。這樣不僅可以提高財務管理的效果，也從某些方面降低財務管理的成本，保證了信息的質量、價值、效率等。

四、結束語

現代財務管理與傳統管理相比必須具備更加透明的信息溝通環境，也必須克服傳統管理中所存在的問題，在明確存在問題的同時，對問題的關鍵進行改善，轉變思想、強化內控、升級系統，以此實現財務信息管理的現代化建設，從而獲得更好的財務管理效果。

參考文獻：

篇5

一、經濟發展的實質是一個在企業家的主導下不斷創新的過程。

影響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因素是什么？ 傳統主流經濟學主要強調的是各種外在生產要素的投入： 一是資本積累； 二是自然資源的稟賦； 三是技術進步水平； 四是勞動力的投入。因此， 西方經濟學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型表達式為：G = AF （ K ， L ， R）式中： G 表示經濟增長率， A 表示經濟中的技術進步水平， K 代表資本對經濟的貢獻， L 代表勞動力的投入量， R 代表投入的自然資源， F 表示函數關系。

由此可見， 傳統經濟學家主要是通過各種物質生產要素和技術的變化去說明經濟增長問題的。自從亞當·斯密以來，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是沿著這條路徑研究經濟問題的， 正如保羅·薩謬爾森所總結的：“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必定安裝在四個相同的輪子上，無論窮國還是富國。”

新古典經濟學家在建立以上經濟模型時， 一般把確定的制度、完全且對稱的信息和零交易費用作為暗含的假設條件， 而將人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信仰感情全部抽象掉。即使在最先進的經濟中， 這種過于苛刻的假設條件也是難以成立的， 由此導致了新古典經濟學在解釋經濟發展時， 特別是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或停滯的原因時就顯得力不從心。美國經濟學家諾斯對此評價道： “新古典經濟學在分析經濟發展或經濟史時， 只有當它針對某一個時期或運用比較統計學， 才能很好地說明某種經濟的實績， 一旦用來說明某種經濟在整個時期的實績時， 它就不大濟事了”。因此， 當社會發展需要經濟學做出更為深入的解釋時， 將原來抽象掉的假設條件還原回去， 不僅會增加經濟學的解釋力， 而且也是經濟研究向“現實世界”的回歸。

正是在對傳統主流經濟學反思的基礎上， 20 世紀初期， 約瑟夫·熊彼特提出了以“創新”為核心內容的經濟發展理論。他認為： 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是“創新”， 而“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從源頭上看， “創新”是一個“內在的因素”， 經濟發展就是“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關于經濟生活的一種變動”。針對傳統經濟學“生產要素決定經濟發展”理論， 熊彼特特別反駁說：“發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現有的資源， 利用這些資源去做新的事情， 而不問這些資源的增加與否”。“不同的使用方法， 而不是儲蓄和可用勞動數量的增加？？改變了經濟世界的面貌”。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是把歷史的發展和理論的分析結合起來， 揭示了經濟發展的真諦是資源使用方式的進步———創新。那么， 創新的主體是什么？ 對此， 熊彼特亦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什么是企業家？ 其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按照熊彼特的觀點， 企業家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靈魂”， 是“創新”和“經濟發展”的主要組織者和推動者， 企業家是把實現新的生產方法組合作為自己職能的人。

企業家之所以能推動經濟的發展， 關鍵在于企業家具備一種不同于常人的品質， 即“創新精神”， 亦叫做“企業家精神”。所謂企業家精神， 主要包括： （1） 企業家的“首創精神”和甘冒風險的大無畏精神； （2）企業家的“成功欲”； （3） 企業家甘冒風險， 以苦為樂的精神； （4） 企業家的精明理智和敏捷； （5） 企業家的事業心。由此可見， 企業家本身的素質決定了他自始至終是實施創新的人， 他們所具有的創新精神、冒險精神恰好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競爭需要。正是在他們的支配作用下， 不僅有創新能力的企業能夠發展壯大， 而且通過其影響產生了一批追隨者和模仿者，從而帶動區域經濟從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中擺脫出來，從傳統的自然經濟走向現代的工業經濟。

由此可見， 企業家精神是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動力， 是創新的精髓， 具有創新意識的企業家是一個地區經濟能否起飛的關鍵。但是， 企業家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如發達國家的企業家人數多于發展中國家， 我國東部的企業家平均數量也大大超過西部。那么， 為什么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企業家數量具有不均衡性？ 企業家階層及其創新精神是怎樣形成的？ 按照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觀點： 每個時代的“精神”都與其特定社會的文化傳統存在著某種內在的淵源關系。因此， 企業家精神的形成需要從傳統文化中去尋求答案。

二、傳統文化影響現代經濟發展的路徑：“觀念人力資本”的塑成。

現代工業經濟與傳統農業社會相比較， 兩者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具有本質上的差別： 傳統的小農經濟要求的是那種“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農民， 生產主體只要作到循規蹈矩， 模仿前人就行， 從而形成的是保守、不思進取的傳統農業文明。而現代市場經濟社會是一個優勝劣汰的競爭社會， 要求勞動者尤其是管理者必須是具有創新意識的現代人， 因為一個沒有創新意識的人， 要想在市場競爭的社會立足簡直是不可能的。一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人， 應該滿足以下一些特征： 具有主體意識； 思維活躍， 具有創新精神； 不因循守舊， 不滿足現狀； 具有進取精神和糾正意識； 眼界開闊， 樂于接受新事物， 不斷補充新知識； 崇尚科學， 實事求是， 不迷信書本， 不懾服權威； 講求效率， 重視技能， 具有敬業精神。由此可見， 現代工業社會需要的是具有創新意識和冒險精神的勞動者和管理者。

為了滿足現代工業社會對高素質勞動者的需要，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創造性地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他主張通過大力發展教育事業， 提高勞動者的知識與技術水平， 以滿足現代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 現實情況是， 很多國家通過發展教育事業， 培養了大量的大學生， 甚至出現了“知識失業”和“教育深化”的現象， 但其工業化仍然沒有實現。典型的例子如印度和孟加拉國， 其大學生在畢業后的一年內，有一半處于失業狀態； 我國落后的中西部地區目前也出現了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反觀我國東南部沿海一帶， 人力資本的數量并不占據優勢， 其經濟卻高速發展。如浙江， 2001 年每十萬人擁有大專以上學歷的人數在國內排序第17 位， 但其人均GDP 僅次于北京和上海， 位居各省之首。這說明， 人力資本不僅僅是個數量的問題， 而且還有個質量和結構的問題。

根據人力資本的形成途徑和功能不同， 筆者擬把人力資本區分為“知識人力資本”和“觀念人力資本”兩種形式。知識人力資本是指通過教育培訓而形成的具有某種專業知識的人力資本。發展教育事業是培養“知識人力資本”的主要手段， 一個國家的各級教育對培養勞動者的技能， 提高勞動生產率是有重要意義的。“觀念人力資本”是指由傳統文化熏陶和潛移默化而形成的價值觀念方面的人力資本， 它是通過地域傳統文化的長期濡染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觀念人力資本”主要由一個人的觀念、信仰、習慣和思維方式等多種要素所構成。“知識人力資本”和“觀念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但二者的作用途徑是不一樣的。如果說， “知識人力資本”

主要是為經濟增長提供正確的手段、方法和途徑， 從生產力上解決“怎么做”的問題， 那么， “觀念人力資本”則主要是從思想和行為上選擇“做什么”、以及從經濟組織上解決“如何做”的問題。從二者在人力資本體系中所處的地位看， “觀念人力資本”甚至超越“知識人力資本”而居于基礎性地位， 因為只有先解決“做什么”的問題， 然后才談得上解決“怎么做”的問題。很顯然， 本文的企業家是屬于“觀念人力資本”范疇的。“觀念人力資本”源自于傳統文化的熏陶。那么，什么是文化？ 哈耶克認為， 文化乃是一種由習得的行為規則構成的傳統， 這種規則可能起始于人類所擁有的不同的環境情勢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 hi138/Com]

文化的經濟學界定是： 文化是指人們所習得的與遵從的特定價值觀體系， 它構成了人們的主觀模型， 人們無論是進行生產、交換、還是分配、消費活動， 總是需要一個特定的價值觀體系來幫助判斷決策。文化的內容包括最基本的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宗教、思維方式、人際交往方式、風俗習慣等。傳統文化是通過對人們一生都會產生影響的文化觀念和習俗， 來稟賦不同區域人群以不同特性， 進而通過這些經濟主體的不同行為來影響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的。

傳統文化精神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是通過對經濟主體行為的導向、規約、激勵來發揮作用的。文化精神的導向作用表現在： 文化精神為經濟行為主體提供明確的價值參照系， 告訴人們應該做什么， 把人們導向有價值的經濟和社會活動， 因此， 不同傳統文化背景下的人群會出現不同的社會經濟活動取向； 文化的規約作用表現在： 特定的文化精神構成經濟行為主體的潛在的行為規范， 告訴人們不應該做什么， 使不同文化精神背景下的人群的經濟社會活動維持不同的秩序風格； 文化精神的激勵作用表現在： 文化精神往往構成社會行為主體從事經濟社會活動的內在動力， 為他們提供克服困難、解決疑難、忍受勞苦的心理暗示與信念支撐。因此， 傳統文化對人的經濟行為的影響， 是通過經濟主體內在的價值理性認同過程和外在行為習慣重復過程實現的， 是自覺自愿的無形的過程。

一般來說， 先進的、適應現代社會的文化能推動經濟的發展； 而落后的、與時代經濟不相符的文化則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在今天， 一種文化是否適應工業化社會， 關鍵是看其是否具備創新意識和冒險精神，因為優秀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創新精神和觀念對現代經濟的主體即企業家的形成具有長久的基礎性的影響。經濟學家劉易斯在分析經濟增長的因素時清楚地意識到： “經濟增長依賴于人們對工作、財富、節儉、生育子女、創造性、陌生人和冒險等等的態度， 所有這些態度都是從人的頭腦深處產生的”。他將影響經濟增長的態度分為兩類： 一是人們對財富的態度， 他認為人們對財富的意愿是大不相同的， 這取決于積累的物質資本和文化資本習慣和禁忌； 二是人們對取得財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態度， 即工作態度， 他認為人們的不同態度往往與宗教信仰的不同有關。在這里，人們對財富的不同態度是受不同的傳統文化影響的。

典型的如猶太教對財富的渴望和追求簡直到了人生唯一目標的地步， 因此猶太人自古以來就善于經商， 猶太富商遍布世界各地； 而反觀伊斯蘭教， 其教義則認為賺人家錢是可恥的， 甚至到了今天， 大多數巴基斯坦人還認為到銀行存錢收取利息都是不對的。我國的溫州人深受浙東“功利主義”文化的影響而樂于經商， 有“東方猶太人”之稱， 而西藏人賺了錢卻樂于佛事活動， 很難有資本積累。一個人從一出生就受到傳統文化的潛移默化， 因此， 出身在一個什么樣的文化區域， 對其一生價值觀念的形成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世界各國的現代化實踐經驗表明， 技術進步、經濟發展或工業化， 都離不開人的思想觀念的更新或人的現代化。從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 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的工業化道路， 都充分證明了文化的革命以及觀念的現代化是技術進步、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英格爾曾經尖銳地指出： “當今任何一個國家， 如果它的國民不經歷這樣一個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現代性的轉變， 僅僅依賴外國的援助、先進技術和民主制度的引進， 都不能成功地使其從一個落后國家跨入自身擁有持續發展能力的現代化國家的行列”。從歷史上看，西方世界正是通過“文藝復興”運動， 大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才有了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的緩慢變遷， 才有了“產業革命”所帶來的經濟的突破性大發展。

由此可見， 在現代社會， 傳統文化影響經濟發展的路徑是： 傳統文化通過其長期積習而成的觀念， 對生活在本區域內的人們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從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稟賦的人群。而這些具有不同文化稟賦的人群， 其生成“觀念人力資本”即企業家的概率是大不相同的， 這也就決定了各經濟區域制度創新的能力是不一樣的， 進而最終決定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同特點和水平。[]

三、建立在傳統文化變遷基礎上的經濟發展的模型構思。

本經濟模型以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作為立論的基礎， 認為現代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 沒有創新就根本談不上發展。如果一個經濟體能夠實現經濟資源有效的新組合， 能夠建立起新的生產函數， 那么， 它就會實現經濟發展和工業化。

建立在傳統文化和“創新”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型公式可以表述如下：公式： G = C（i） f（T ，I）其中： G = 經濟發展水平， C = 文化類型， i = 創新精神（系數） ， T = 技術創新， I = 制度創新這種建立在傳統文化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 經濟發展是一個在傳統文化熏陶而形成的企業家階層的主導下， 通過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途徑而實現的基要生產函數的上升性變革過程。這里包含著層層推進的幾層意思。

首先， 現代經濟增長的動力應該到經濟體內部去尋找， 而在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傳統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創新精神。

傳統文化的塑造定形往往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其中主要包括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因素、自然條件、地理環境和政治因素等。例如， 一個靠近海洋的地區， 人們由于經常下海， 要和海浪、臺風做生死搏斗， 因而往往容易形成冒險精神和開放意識。而深居內陸山區的人們， 對外交往困難， 再加上小農經濟自給自足， 不需要走出家鄉， 因而缺乏對外交流， 長此以往， 必將形成保守觀念和封閉性格。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導致區域傳統文化形成不同的類型， 有的是具有豐富的創新意識的， 有的是比較保守的， 缺乏創新精神的。由此可見， 創新精神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個地區千百年來沉淀下來的傳統文化因素決定的。

傳統文化所凝集的內在精神對一個人的價值觀念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一個人的創新精神的形成主要是由其從小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環境決定的。傳統文化與現代經濟發展的內在淵源關系表現在： 優秀傳統文化是通過企業家這個創新主體來影響現代經濟發展的。其演進路徑是， 區域傳統文化所包含的創新意識及其價值觀念在合適的條件下， 將轉化為現代工業社會所需要的創新精神， 從而在本文化區域自發地形成大批具有現代意識的企業家群體： 由于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是地區經濟發展的主體， 這也就決定了企業家數量多的地區經濟將發展的更快， 而數量少的地區經濟將發展的更慢， 從而產生區域經濟發展上的“馬太效應”。在這個經濟發展模型中， 一個地區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創新精神的大小是可用系數量化的，具體來說， 公式里“I”的數據， 可以通過一個經濟區域所擁有的企業家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及其創新頻率計算出來。

其次， 企業家是通過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雙重途徑來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

創新表現為人們在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全部領域中進行的創造性活動。從內容上看， 企業家的創新活動既包括微觀層面的技術創新， 也包括宏觀層面的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其中， 技術創新是生產力的重要變革， 其作用在于開發利用新的資源、市場， 提高原有的經濟組合的效益， 甚至可以帶來新的經濟組合； 制度創新是生產關系的重要變革， 它既可能把閑置的經濟資源組合起來， 也可以從根本制度上實現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從歷史上看， 經濟發展迅速的時代也就是創新活動密集的時代， 如英國的產業革命時期就是一個新制度和新技術層出不窮的時代；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經濟發展得比較好的浙江省也是一個制度創新的多發區， 正是通過專業市場、民營經濟、股份合作制以及民間金融等多種形式的生產組織和制度創新， 浙江的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由此可見， 人類的經濟發展史就是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相互交織、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歷史。

那么， 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的源泉是什么？ 亦是植根于傳統社會基礎上的文化精神。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 價值信念、倫理道德習慣以及意識形態等統稱為文化的東西， 往往是影響經濟體制變遷和制度創新路徑的重要因素， 制度的文化蘊含規定著制度變遷的方向。諾思在北京大學演講時曾說， 我們的社會演化到今天， 我們的文化傳統， 我們的信仰體系， 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約因素。傳統文化從風俗習慣到觀念系統， 從心理到意識， 形成了對人際關系、價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獨特看法： 傳統文化所確認的行為規則、社會關系、思想觀念在人們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已成為他們習以為常的東西， 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作為傳統文化表現的習俗和慣例， 在制度創新中有兩種可能的作用方向， 一是成為制度創新借用的資源， 即將民間運行的習俗慣例升華為普遍有效的制度； 二是成為制度創新的障礙， 即它們屬于惟有改變方能建立新制度的那種類型。由此可見， 制度無非是文化進化的結果， 是各個小群體、個人的規則被更多的人接受而上升為社會規則。

傳統文化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也表現在兩個方面，即落后的文化觀念會阻礙技術創新與進步， 這可以從中國的四大發明為什么沒有形成科技革命浪潮的教訓中得到答案： 而先進的、符合時代潮流的文化則能推動技術創新與進步， 這也可從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所造成的思想大解放對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作用得到充分地體現。

再次， 經濟發展表現為一系列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上升性變革過程。

站在落后的“農業國”即發展中國家的角度， 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 在這里， 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是可以劃等號的。什么是工業化？ 按照發展經濟學大師張培剛的定義， 工業化就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 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 的過程”。這里所說的“基要生產函數的變化”

篇6

影響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因素是什么？ 傳統主流經濟學主要強調的是各種外在生產要素的投入： 一是資本積累； 二是自然資源的稟賦； 三是技術進步水平； 四是勞動力的投入。因此， 西方經濟學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型表達式為：g = af （ k , l , r）式中： g 表示經濟增長率， a 表示經濟中的技術進步水平， k 代表資本對經濟的貢獻， l 代表勞動力的投入量， r 代表投入的自然資源， f 表示函數關系。

由此可見， 傳統經濟學家主要是通過各種物質生產要素和技術的變化去說明經濟增長問題的。自從亞當·斯密以來，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是沿著這條路徑研究經濟問題的， 正如保羅·薩謬爾森所總結的：“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必定安裝在四個相同的輪子上，無論窮國還是富國。”

新古典經濟學家在建立以上經濟模型時， 一般把確定的制度、完全且對稱的信息和零交易費用作為暗含的假設條件， 而將人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信仰感情全部抽象掉。即使在最先進的經濟中， 這種過于苛刻的假設條件也是難以成立的， 由此導致了新古典經濟學在解釋經濟發展時， 特別是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或停滯的原因時就顯得力不從心。美國經濟學家諾斯對此評價道： “新古典經濟學在分析經濟發展或經濟史時， 只有當它針對某一個時期或運用比較統計學， 才能很好地說明某種經濟的實績， 一旦用來說明某種經濟在整個時期的實績時， 它就不大濟事了”。因此， 當社會發展需要經濟學做出更為深入的解釋時， 將原來抽象掉的假設條件還原回去， 不僅會增加經濟學的解釋力， 而且也是經濟研究向“現實世界”的回歸。

正是在對傳統主流經濟學反思的基礎上， 20 世紀初期， 約瑟夫·熊彼特提出了以“創新”為核心內容的經濟發展理論。他認為： 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是“創新”， 而“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從源頭上看， “創新”是一個“內在的因素”， 經濟發展就是“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關于經濟生活的一種變動”。針對傳統經濟學“生產要素決定經濟發展”理論， 熊彼特特別反駁說：“發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現有的資源， 利用這些資源去做新的事情， 而不問這些資源的增加與否”。“不同的使用方法， 而不是儲蓄和可用勞動數量的增加？？改變了經濟世界的面貌”。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是把歷史的發展和理論的分析結合起來， 揭示了經濟發展的真諦是資源使用方式的進步———創新。那么， 創新的主體是什么？ 對此， 熊彼特亦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什么是企業家？ 其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按照熊彼特的觀點， 企業家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靈魂”， 是“創新”和“經濟發展”的主要組織者和推動者， 企業家是把實現新的生產方法組合作為自己職能的人。

企業家之所以能推動經濟的發展， 關鍵在于企業家具備一種不同于常人的品質， 即“創新精神”， 亦叫做“企業家精神”。所謂企業家精神， 主要包括： （1） 企業家的“首創精神”和甘冒風險的大無畏精神； （2）企業家的“成功欲”； （3） 企業家甘冒風險， 以苦為樂的精神； （4） 企業家的精明理智和敏捷； （5） 企業家的事業心。由此可見， 企業家本身的素質決定了他自始至終是實施創新的人， 他們所具有的創新精神、冒險精神恰好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競爭需要。正是在他們的支配作用下， 不僅有創新能力的企業能夠發展壯大， 而且通過其影響產生了一批追隨者和模仿者，從而帶動區域經濟從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中擺脫出來，從傳統的自然經濟走向現代的工業經濟。

由此可見， 企業家精神是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動力， 是創新的精髓， 具有創新意識的企業家是一個地區經濟能否起飛的關鍵。但是， 企業家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如發達國家的企業家人數多于發展

二、傳統文化影響現代經濟發展的路徑：“觀念人力資本”的塑成。

現代工業經濟與傳統農業社會相比較， 兩者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具有本質上的差別： 傳統的小農經濟要求的是那種“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農民， 生產主體只要作到循規蹈矩， 模仿前人就行， 從而形成的是保守、不思進取的傳統農業文明。而現代市場經濟社會是一個優勝劣汰的競爭社會， 要求勞動者尤其是管理者必須是具有創新意識的現代人， 因為一個沒有創新意識的人， 要想在市場競爭的社會立足簡直是不可能的。一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人， 應該滿足以下一些特征： 具有主體意識； 思維活躍， 具有創新精神； 不因循守舊， 不滿足現狀； 具有進取精神和糾正意識； 眼界開闊， 樂于接受新事物， 不斷補充新知識； 崇尚科學， 實事求是， 不迷信書本， 不懾服權威； 講求效率， 重視技能， 具有敬業精神。由此可見， 現代工業社會需要的是具有創新意識和冒險精神的勞動者和管理者。

為了滿足現代工業社會對高素質勞動者的需要，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創造性地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他主張通過大力發展教育事業， 提高勞動者的知識與技術水平， 以滿足現代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 現實情況是， 很多國家通過發展教育事業， 培養了大量的大學生， 甚至出現了“知識失業”和“教育深化”的現象， 但其工業化仍然沒有實現。典型的例子如印度和孟加拉國， 其大學生在畢業后的一年內，有一半處于失業狀態； 我國落后的中西部地區目前也出現了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反觀我國東南部沿海一帶， 人力資本的數量并不占據優勢， 其經濟卻高速發展。如浙江， 2001 年每十萬人擁有大專以上學歷的人數在國內排序第17 位， 但其人均gdp 僅次于北京和上海， 位居各省之首。這說明， 人力資本不僅僅是個數量的問題， 而且還有個質量和結構的問題。

根據人力資本的形成途徑和功能不同， 筆者擬把人力資本區分為“知識人力資本”和“觀念人力資本”兩種形式。知識人力資本是指通過教育培訓而形成的具有某種專業知識的人力資本。發展教育事業是培養“知識人力資本”的主要手段， 一個國家的各級教育對培養勞動者的技能， 提高勞動生產率是有重要意義的。“觀念人力資本”是指由傳統文化熏陶和潛移默化而形成的價值觀念方面的人力資本， 它是通過地域傳統文化的長期濡染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觀念人力資本”主要由一個人的觀念、信仰、習慣和思維方式等多種要素所構成。“知識人力資本”和“觀念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但二者的作用途徑是不一樣的。如果說， “知識人力資本”

主要是為經濟增長提供正確的手段、方法和途徑， 從生產力上解決“怎么做”的問題， 那么， “觀念人力資本”則主要是從思想和行為上選擇“做什么”、以及從經濟組織上解決“如何做”的問題。從二者在人力資本體系中所處的地位看， “觀念人力資本”甚至超越“知識人力資本”而居于基礎性地位， 因為只有先解決“做什么”的問題， 然后才談得上解決“怎么做”的問題。很顯然， 本文的企業家是屬于“觀念人力資本”范疇的。“觀念人力資本”源自于傳統文化的熏陶。那么，什么是文化？ 哈耶克認為， 文化乃是一種由習得的行為規則構成的傳統， 這種規則可能起始于人類所擁有的不同的環境情勢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

文化的經濟學界定是： 文化是指人們所習得的與遵從的特定價值觀體系， 它構成了人們的主觀模型， 人們無論是進行生產、交換、還是分配、消費活動， 總是需要一個特定的價值觀體系來幫助判斷決策。文化的內容包括最基本的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宗教、思維方式、人際交往方式、風俗習慣等。傳統文化是通過對人們一生都會產生影響的文化觀念和習俗， 來稟賦不同區域人群以不同特性， 進而通過這些經濟主體的不同行為來影響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的。

傳統文化精神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是通過對經濟主體行為的導向、規約、激勵來發揮作用的。文化精神的導向作用表現在： 文化精神為經濟行為主體提供明確的價值參照系， 告訴人們應該做什么， 把人們導向有價值的經濟和社會活動， 因此， 不同傳統文化背景下的人群會出現不同的社會經濟活動取向； 文化的規約作用表現在： 特定的文化精神構成經濟行為主體的潛在的行為規范， 告訴人們不應該做什么， 使不同文化精神背景下的人群的經濟社會活動維持不同的秩序風格； 文化精神的激勵作用表現在： 文化精神往往構成社會行為主體從事經濟社會活動的內在動力， 為他們提供克服困難、解決疑難、忍受勞苦的心理暗示與信念支撐。因此， 傳統文化對人的經濟行為的影響， 是通過經濟主體內在的價值理性認同過程和外在行為習慣重復過程實現的， 是自覺自愿的無形的過程。

一般來說， 先進的、適應現代社會的文化能推動經濟的發展； 而落后的、與時代經濟不相符的文化則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在今天， 一種文化是否適應工業化社會， 關鍵是看其是否具備創新意識和冒險精神，因為優秀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創新精神和觀念對現代經濟的主體即企業家的形成具有長久的基礎性的影響。經濟學家劉易斯在分析經濟增長的因素時清楚地意識到： “經濟增長依賴于人們對工作、財富、節儉、生育子女、創造性、陌生人和冒險等等的態度， 所有這些態度都是從人的頭腦深處產生的”。他將影響經濟增長的態度分為兩類： 一是人們對財富的態度， 他認為人們對財富的意愿是大不相同的， 這取決于積累的物質資本和文化資本習慣和禁忌； 二是人們對取得財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態度， 即工作態度， 他認為人們的不同態度往往與宗教信仰的不同有關。在這里，人們對財富的不同態度是受不同的傳統文化影響的。

典型的如猶太教對財富的渴望和追求簡直到了人生唯一目標的地步， 因此猶太人自古以來就善于經商， 猶太富商遍布世界各地； 而反觀伊斯蘭教， 其教義則認為賺人家錢是可恥的， 甚至到了今天， 大多數巴基斯坦人還認為到銀行存錢收取利息都是不對的。我國的溫州人深受浙東“功利主義”文化的影響而樂于經商， 有“東方猶太人”之稱， 而西藏人賺了錢卻樂于佛事活動， 很難有資本積累。一個人從一出生就受到傳統文化的潛移默化， 因此， 出身在一個什么樣的文化區域， 對其一生價值觀念的形成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世界各國的現代化實踐經驗表明， 技術進步、經濟發展或工業化， 都離不開人的思想觀念的更新或人的現代化。從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 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的工業化道路， 都充分證明了文化的革命以及觀念的現代化是技術進步、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英格爾曾經尖銳地指出： “當今任何一個國家， 如果它的國民不經歷這樣一個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現代性的轉變， 僅僅依賴外國的援助、先進技術和民主制度的引進， 都不能成功地使其從一個落后國家跨入自身擁有持續發展能力的現代化國家的行列”。從歷史上看，西方世界正是通過“文藝復興”運動， 大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才有了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的緩慢變遷， 才有了“產業革命”所帶來的經濟的突破性大發展。

由此可見， 在現代社會， 傳統文化影響經濟發展的路徑是： 傳統文化通過其長期積習而成的觀念， 對生活在本區域內的人們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從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稟賦的人群。而這些具有不同文化稟賦的人群， 其生成“觀念人力資本”即企業家的概率是大不相同的， 這也就決定了各經濟區域制度創新的能力是不一樣的， 進而最終決定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同特點和水平。

三、建立在傳統文化變遷基礎上的經濟發展的模型構思。

本經濟模型以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作為立論的基礎， 認為現代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 沒有創新就根本談不上發展。如果一個經濟體能夠實現經濟資源有效的新組合， 能夠建立起新的生產函數， 那么， 它就會實現經濟發展和工業化。

建立在傳統文化和“創新”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型公式可以表述如下：公式： g = c（i） f（t ,i）其中： g = 經濟發展水平， c = 文化類型， i = 創新精神（系數） , t = 技術創新， i = 制度創新這種建立在傳統文化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 經濟發展是一個在傳統文化熏陶而形成的企業家階層的主導下， 通過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途徑而實現的基要生產函數的上升性變革過程。這里包含著層層推進的幾層意思。

首先， 現代經濟增長的動力應該到經濟體內部去尋找， 而在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傳統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創新精神。

傳統文化的塑造定形往往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其中主要包括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因素、自然條件、地理環境和政治因素等。例如， 一個靠近海洋的地區， 人們由于經常下海， 要和海浪、臺風做生死搏斗， 因而往往容易形成冒險精神和開放意識。而深居內陸山區的人們， 對外交往困難， 再加上小農經濟自給自足， 不需要走出家鄉， 因而缺乏對外交流， 長此以往， 必將形成保守觀念和封閉性格。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導致區域傳統文化形成不同的類型， 有的是具有豐富的創新意識的， 有的是比較保守的， 缺乏創新精神的。由此可見， 創新精神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個地區千百年來沉淀下來的傳統文化因素決定的。

傳統文化所凝集的內在精神對一個人的價值觀念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一個人的創新精神的形成主要是由其從小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環境決定的。傳統文化與現代經濟發展的內在淵源關系表現在： 優秀傳統文化是通過企業家這個創新主體來影響現代經濟發展的。其演進路徑是， 區域傳統文化所包含的創新意識及其價值觀念在合適的條件下， 將轉化為現代工業社會所需要的創新精神， 從而在本文化區域自發地形成大批具有現代意識的企業家群體： 由于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是地區經濟發展的主體， 這也就決定了企業家數量多的地區經濟將發展的更快， 而數量少的地區經濟將發展的更慢， 從而產生區域經濟發展上的“馬太效應”。在這個經濟發展模型中， 一個地區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創新精神的大小是可用系數量化的，具體來說， 公式里“i”的數據， 可以通過一個經濟區域所擁有的企業家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及其創新頻率計算出來。

其次， 企業家是通過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雙重途徑來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

創新表現為人們在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全部領域中進行的創造性活動。從內容上看， 企業家的創新活動既包括微觀層面的技術創新， 也包括宏觀層面的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其中， 技術創新是生產力的重要變革， 其作用在于開發利用新的資源、市場， 提高原有的經濟組合的效益， 甚至可以帶來新的經濟組合； 制度創新是生產關系的重要變革， 它既可能把閑置的經濟資源組合起來， 也可以從根本制度上實現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從歷史上看， 經濟發展迅速的時代也就是創新活動密集的時代， 如英國的產業革命時期就是一個新制度和新技術層出不窮的時代；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經濟發展得比較好的浙江省也是一個制度創新的多發區， 正是通過專業市場、民營經濟、股份合作制以及民間金融等多種形式的生產組織和制度創新， 浙江的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由此可見， 人類的經濟發展史就是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相互交織、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歷史。

那么， 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的源泉是什么？ 亦是植根于傳統社會基礎上的文化精神。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 價值信念、倫理道德習慣以及意識形態等統稱為文化的東西， 往往是影響經濟體制變遷和制度創新路徑的重要因素， 制度的文化蘊含規定著制度變遷的方向。諾思在北京大學演講時曾說， 我們的社會演化到今天， 我們的文化傳統， 我們的信仰體系， 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約因素。傳統文化從風俗習慣到觀念系統， 從心理到意識， 形成了對人際關系、價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獨特看法： 傳統文化所確認的行為規則、社會關系、思想觀念在人們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已成為他們習以為常的東西， 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作為傳統文化表現的習俗和慣例， 在制度創新中有兩種可能的作用方向， 一是成為制度創新借用的資源， 即將民間運行的習俗慣例升華為普遍有效的制度； 二是成為制度創新的障礙， 即它們屬于惟有改變方能建立新制度的那種類型。由此可見， 制度無非是文化進化的結果， 是各個小群體、個人的規則被更多的人接受而上升為社會規則。

傳統文化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也表現在兩個方面，即落后的文化觀念會阻礙技術創新與進步， 這可以從中國的四大發明為什么沒有形成科技革命浪潮的教訓中得到答案： 而先進的、符合時代潮流的文化則能推動技術創新與進步， 這也可從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所造成的思想大解放對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作用得到充分地體現。

再次， 經濟發展表現為一系列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上升性變革過程。

站在落后的“農業國”即發展中國家的角度， 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 在這里， 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是可以劃等號的。什么是工業化？ 按照發展經濟學大師張培剛的定義， 工業化就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 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 的過程”。這里所說的“基要生產函數的變化”

就是熊彼德所說的“創新”。由此可見， 張培剛把工業化定義為“基要的生產函數的變化”， 實際上是承襲了其老師熊彼特創新理論的精神實質， 認為工業化就是生產要素的新組合， 而把工業化定義為由低級到高級不斷創新變化的過程。

將工業化理解為一系列基要生產函數的上升性變革過程， 實際上意味著經濟發展是在技術創新的基礎上， 產業結構、生產組織和經濟制度不斷變革的過程。由于技術進步或技術創新， 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隨之發生根本性的變革， 即在企業內部由手工勞動轉變為機械化和自動化生產， 從而導致了微觀層次上的生產組織的變革； 隨著新興產業的出現， 原來的主導產業逐漸退出， 變成夕陽產業， 由新興產業取而代之， 這就從中觀層次上形成了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最后， 伴隨著生產組織和產業結構變革而來的， 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變動， 我們可以稱之為經濟結構創新或制度創新。從總體上看， 基要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變化是由技術創新引起的。因此， 從一個比較長的時期看， 工業化就是一系列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由低級到高級的連續變化過程。一方面這種變化過程是由低級到高級的， 是不斷前進的， 是動態的， 它既不是往返循環的， 更不是倒退的， 而是上升性的變化過程； 另一方面， 這種變化是生產技術和制度方面的突破性變革， 并不斷由低層次向高層次轉化。這種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將一個落后的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國， 轉變為以機器生產為主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工業國。

     綜上所述， 建立在區域文化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型公式所得出的最終結論是： 經濟發展或工業化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 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 企業家是通過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途徑來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 經濟發展最終表現為一系列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上升性變革過程。在這個模型中， 表面上看， 是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和創新活動對經濟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但我們絕對不能忽視的前提條件是： 企業家的創新精神的生成是植根于傳統文化基礎之上的。傳統文化雖然不能直接推動現代經濟的發展， 但它卻通過對企業家階層形成的影響間接地推動了工業化的進程。

從本質上說， 傳統文化所凝集的創新精神和開放觀念是企業家精神形成的源泉， 雖然企業家階層的形成還受其他因素如國家政策及其經濟環境的影響， 但其作用均不能和傳統文化的作用相提并論。改革開放后我國東南沿海一帶迅速生成了成千上萬的企業家， 而西部企業家卻非常稀缺已經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因此， 以傳統文化為源泉的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而資本、勞動力、自然資源和技術等傳統意義上的生產要素， 都不過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外在因素或不可或缺的手段， 它們只能在完善的經濟制度中才能發揮出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這就是筆者對傳統經濟學的“悖論”， 亦或是對經濟發展理論的創新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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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傳統文化對旅游管理具有重要的影響，其在旅游管理方面與旅游項目、旅游產品的開發方面都有體現。我國旅游資源十分豐富，其中包括了人文資源與自然資源，都蘊含著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各處景點均與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相關聯，具有十分濃厚的文化氣息與較高的開發價值。因此，我國旅游業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所以更應得到人們的重視，加強傳統文化的利用，使我國旅游行業更加精彩，實現我國旅游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

一、我國傳統文化對旅游管理主要產生的影響

（一）傳統文化促成了旅游的人本管理理念

中華文明的精華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人們智慧的產物，我國先進哲學理念都十分注重“人”的主體地位。只有使人的主觀能動性得到充分發揮，才能使事物往好的方向發展。就現代旅游而言，“人”的主體地位越來越得到體現，并且逐漸引申出人本管理的理念。我國傳統文化促進了旅游人本管理理念的形成，兩者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

（二）傳統文化促成了旅游的陽光服務理念

我國古代推出的“和”，代表了古代的最高價值。“以和為貴”起源于儒家思想，孔子也曾多次闡述“和”的理念。就旅游管理而言，以和為貴思想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在旅游文化建設方面得到充分體現。旅游企業文化對“人和”給予充分的重視，提倡陽光服務理念，且正是“以和為貴”的思想促進了該理念的形成。旅游服務管理逐漸體現游客的自由，充分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影響。

（三）傳統文化促成了旅游的以德服人管理理念

“德治”一直為我國傳統文化所強調，無論是為人處世還是國家治理，品德高尚的人總是能受到人們的擁護與尊敬。傳統文化精髓被旅游管理所借鑒，使以德服人理念的魅力得到充分展現，憑借言傳身教，身先士卒等管理方式，對員工給予充分的尊重，維護員工的利益，使旅游服務水平及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高。

二、實現傳統文化與旅游管理相融合的發展措施

（一）發掘旅游資源的文化內涵

深層次挖掘旅游資源中的文化內涵是目前將傳統文化融入旅游管理實現發展的重要措施。挖掘傳統文化的內涵，在旅游管理中融入更為豐富的民族元素，進行更具民族特色旅游產品的開發，使人們對旅游價值的追求以及旅游發展的需要得到滿足。旅游景點如果缺乏傳統文化內涵，則不具有生機與活力，對旅游業的長遠發展會產生阻礙。唯有進行深層次的旅游資源文化內涵的挖掘，有效結合旅游管理與傳統文化，才能實現獨特旅游景點的構建，為旅游業的發展增添動力。

（二）完善文化旅游的基礎性工作

要想有效落實文化旅游理念，必須做好文化旅游的基礎性工作，這也是將我國傳統文化融入旅游管理中的重要舉措。要想體現旅游文化發展中傳統文化的作用，必須給予傳統文化宣傳教育足夠的重視，使人們的傳統文化意識顯著提高，進而全面展示我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內涵與作用。既實現我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又使旅游管理的水平得到全方位提高。

（三）豐富傳統文化旅游的形式

傳統文化旅游形式的豐富對現代旅游的發展十分必要，進行民族性與現代化相結合旅游方式的開展，使人們的精神需求得到滿足。在旅游管理方面，需要憑借親身體驗、情感感知等方式，促進旅游管理與傳統文化相融合的健康發展。并且，應加強開發各種各樣的旅游產品，包括心靈及精神文化產品的開發，使游客不僅可以在旅游中得到身心的愉悅，而且也能陶冶情操，實現心靈的升華。

三、結語

總而言之，旅游行業在近些年里發展迅猛，在旅游管理中，傳統文化的影響也越來越顯著，傳統文化在旅游管理中的作用必須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因此，就目前而言，旅游企業不僅要深層次挖掘旅游資源的傳統文化內涵，落實文化旅游基礎工作以及豐富傳統文化旅游的形式，而且應該對我國傳統文化融合旅游管理促進旅游業發展的策略進行積極地探索，全面提高我國旅游管理水平，才能促進我國旅游行業的更好、更快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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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少數民族文化塊頭小，抵抗市場經濟沖擊的能力弱，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流失嚴重，不能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要弘揚和保護各民族傳統文化，去粗取精、推陳出新，努力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創造性轉化與創造性發展都有“變革”“進步”的意思，但兩者的內涵、路徑不同，前者指傳統文化的現代性文化價值轉化，后者是采用各種新技術、新方法使傳統文化具備再生產的能力。準確把握兩者的內涵、關系及實現路徑，對指導少數民族文化“雙創”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一、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內涵

（一）創造與創新概念辨析

“創造”與“創新”，是近年來使用最頻繁的詞匯。《辭海》中，“創造”解釋為“做出前所未有的事情”，強調原創性和首創性。“創新”是“拋棄舊的，創造新的”，強調“把舊事物變成新事物”。在《朗文英語聯想活用詞典》中，“創造”（“create”或者“creation”），指靠想象力產生的全新東西。“創新”（“innovate”或者“innovation”），指一項新發明被首次使用，尚未被大眾適應。經濟學家熊彼得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認為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企業家的職能即是實現創新。他把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創新內涵。由此可知，“創造”表達“從無到有”的意思，體現了基本思維層面的原創性，而“創新”表達“從有到好”的意思，體現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上的變革。創造是創新的起點和基礎，是跨越和質變；創新是對原有事物“從有到好”的改進，或者“從有到用”的延伸。創新不斷發展，上升到一定程度時，也會引發質變，從而產生新的創造。

（二）少數民族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內涵

對于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而言，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既有區別也有聯系。文化創造性轉化，指在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矛盾發展過程中，以想前人未想的思維、做前人所未做的事情，推動傳統文化向現代性轉變。而文化創新性發展，指利用現有的知識和技術，增強傳統文化的表現力、傳播力、影響力，使其獲得一種由低到高的傳承發展能力。前者側重于挖掘傳統文化價值和人文內涵，產生新概念、新知識、新思想，把傳統文化轉換為現代文化和大眾話語，并以人們喜聞樂見、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而后者強調通過融匯現代科技、文化創意、文化產業提高文化生產能力和服務能力，使傳統文化煥發新的光彩。從民族學人類學視角看，文化創造性轉換是一種文化理念、思維、觀念的超越，它主要來自本民族內部的文化自覺行為，而文化創新性發展則是通過各類要素來優化組合，達到經濟效益與文化效益的統一，它需要依靠群體力量和多部門協作完成。所以，兩者相互補充，才能實現文化價值傳承與文化再生產。

二、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路徑

（一）實現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

少數民族文化大多源于采集漁獵社會、游牧社會或農耕社會，許多文化要素在今天已經難以適應現代社會，致使一些文化面臨瀕危失傳的危險。“激活”成為2016年文化遺產領域的新關鍵詞。“激活”就是從文化結構內部入手，有效刺激文化要素帶動有機體持續發揮作用，讓古老文明恢復活力。[1]“激活”與創造性轉化異曲同工，要通過歷史性詮釋、批判性繼承、綜合性創造和實踐性超越環節來完成。1.文化的歷史性詮釋、批判性繼承。文化變遷發生在民族內部，所以歷史性詮釋和批判性繼承大多依靠本民族權威人士和精英階層來完成。例如，傳統意義上的唐卡是不能用來交換獲取錢財的，其目的在于宗教“教化”。1998年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隆務河谷吾屯寺院開始以出售唐卡方式維持寺院生存。僧人對唐卡市場交換的“解釋”：宗喀巴大師在拉薩修三大寺的時候也向拉薩的施主化過緣，只要把錢用到寺里，就是積了功德。僧人的“以身示范”以及對唐卡文化意義的“解釋”使吾屯唐卡畫師跨越阻礙市場形成的文化規則，成為現代性的市場生產者。[2]同樣，在苗寨發展旅游產業也遇到了文化阻力，按照苗族風俗認為農忙季節吹蘆笙跳木鼓等娛樂活動會褻瀆神靈，對農業不吉利。村主任和鬼師解釋“祖先定的規矩，不允許農忙時吹蘆笙，是為了村寨安心耕作。搞旅游業的吹蘆笙，本身就是工作，祖先不僅不會生氣，反而會高興”，[3]經過村寨權威的歷史詮釋，苗族傳統文化成為苗寨特色資源。2.文化的綜合性創造和實踐性超越。文化的綜合性創造，指將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結合起來，吸取雙方之長而形成的新事物。如，貴州雷山縣上朗苗寨旅游“工分制”是繼承了村寨自建寨以來、社區合作、團結互助觀念及公平觀念，并融合了現代管理制度的一種新發明。村民共同參與旅游接待項目，將勞動折算成相應的“工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極大地激發了旅游參與的積極性。西江苗寨傳統鄉規民約與現代法律并用，創造出一種村寨綜合管理辦法。對于村民中不嚴重的打架斗毆事件，由鼓藏頭、寨老當面處理，采取四個“一百二十”處罰辦法，判罰白酒120斤、米120斤、肉120斤、菜120斤。[4]這些創造性轉化都來自于實踐，借助于傳統又超越傳統，并賦予新時代的內涵。

（二）實現傳統文化創新性發展

少數民族文化的創新性發展是一個實踐的、市場的、產業的演變過程，從以文化復制為主轉變為文化傳播為主，推動優秀傳統文化通俗化、大眾化、時代化。1.文化與旅游結合。少數民族文化與現代旅游產業的結合，契合了現代社會人們文化消費心理預期，培育一批喜愛少數民族文化產品、藝術品的消費群體，拓展傳統文化的消費需求和空間。如南廣、貴廣、南昆高鐵開通后，貴州山區苗寨、侗寨依托民族文化和山地旅游資源，以鄉村客棧、民俗民居為載體，初步形成旅游支持產業（如交通、金融、食品等）和旅游相關產業（如酒店、餐飲、商貿購物、文化表演等）的產業集群。2.文化與科技結合。少數民族文化與數字技術、互聯網+、云計算、物聯網結合，形成“文化創意”、“文化科技”、“文化網絡”等為代表的新興文化業態。如，2016年藏戲呈現出一股強勁的復蘇跡象，原因是傳統藏戲與科技創新結合：一是藏戲劇目結束了“無劇本”的歷史；二是藏戲實現舞臺化。三是藏戲完成數字化。“藏戲迷”門不出戶，就可在電腦或移動用戶端上觀看到藏戲經典名家名段表演。[5]一些民族手工技藝，包括蠟染、刺繡、織花、銀器制作和竹器編織等，也從家庭作坊轉變為企業化生產。3.文化與品牌結合。地域性民族文化跨界和產業融合正在成為一種新的文化產業現象，通過建立完善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打造文化精品。如，呼倫貝爾市推出“中國冰雪那達慕”，有蒙古族、達斡爾族民族舞蹈表演，有通古斯鄂溫克族、鄂倫春族的民俗體驗活動，還有俄羅斯的圣誕節、芬蘭的馴鹿文化等表演項目。呼和諾爾旅游景區還有滑冰、雪地摩托車、雪地爬犁、冰車等體驗項目以及設施完備的滑雪場。[6]不同文化、不同產業的跨界結合，并與體育、休閑、會展、商貿等相關產業之間多向交互融合，催生了優化資源配置的新模式，增強了文化消費的“品牌效益”。4.文化與公共服務結合。政府以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方式，將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轉化為公共文化產品，以滿足各族群眾的文化需要。如，新疆石河子市社區組織維吾爾族民間藝人在街頭傳授舞蹈技藝，將民族舞變身為廣場舞。藏族的鍋莊，蒙古族的安代舞，苗族、侗族、水族的蘆笙舞，土家族的擺手舞，黎族的竹竿舞等，都因其韻律明快節奏強、動作簡單幅度小，成為深受各族群眾歡迎的廣場舞。總之，當今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更關注于發揮本民族文化自覺行為來打破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實現傳統文化與現實生活的相融相通，并借助于現代科技、流通模式、公共服務，使實現傳統文化的一元形態向多元形態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文化價值傳承與文化再生產能力。

三、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方向

我國“十二五”規劃中將文化產業列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并作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一項內容。2020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達到5%，[7]目前民族地區只有云南省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6%，加快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仍是民族地區的一項緊迫任務。

（一）少數民族文化創造性轉化，關鍵在“魂”和“品”

“魂”是文化價值，也是文化的內核。圍繞文化的“魂”進行創造性轉化，才能使傳統文化成為人們了解歷史、弘揚當代精神的有效載體。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保留了許多優秀價值觀，如，貴州苗族岜沙人保持“生也一棵樹，死也一棵樹”的信仰。每一個岜沙人在出生后，父母就會為他種下一棵樹，寓意它生命的開始。當這個人死后，寨子中的人會把這棵樹做成棺材，裹著他的遺體埋葬在泥土里，再在上面種一棵小樹，象征著生命的延續。所以每棵樹都是一個靈魂，不能隨意砍樹。這種“本真性”的崇尚自然觀念可以彌補現代教育的不足，使人們從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歷史積淀、人文內涵和文化價值凝練中獲取新的價值和力量。“品”就是品位，本著高標準、高品位的原則，精雕細琢，形成特色。在網絡媒體日益發達的今天，消費者足不出戶就能從互聯網上觀賞到精彩的、高水平民族藝術表演，那么，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如何才能獲得本民族青少年和外來消費者的青睞呢？關鍵在于“品”上。提升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吸引力：一是挖掘文化價值的多種功能。傳統文化的消亡，主要原因是其文化使用功能衰退及應用空間縮小，這就急需賦予文化多種功能，拓展其發展空間。如，“撒葉兒嗬”是土家族一種吊祭逝者的祭祀儀式，在經過加工和改編，成為一種民族音樂和舞蹈，其功能從原來僅用作祭祀向表演、健身的多功能轉變，吸引了大量當地年輕人學習。同樣，藏族唐卡繪畫內容從宗教題材拓展到自然風景和風土人情，藏香從宗教祭祀拓展到藥效作用。二是與解決時代問題結合。少數民族文化建設與保護，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用文化符號給村鎮“穿衣戴帽”，或文化演出等，更重要的是借助于少數民族獨特文化資源優勢，創造出多元的城鎮化發展模式，進而避免農村人口涌入城市產生的村落空心化、土地閑置、文化凋敝等問題。只有文化上升到人類普遍關心的共同性問題時，它所蘊含的非凡價值和感染力，才會吸引世界范圍文化消費者的注意力。

（二）少數民族文化創新性發展，重在“效”和“度”

文化產業要注重“效”。“效”就是效益，文化產業必須以追求經濟效益為目標。當代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說，文化自覺是不同的民族要求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得到自己的空間，這不是一種對世界經濟體系和商品體系的排斥，而是對這些商品關系本土化的渴望。[8]現代社會的文化生產方式和先進的傳播技術，大大提高了少數民族文化的附加值，使原本不可復制、不可再生的傳統文化充溢更強大的生命力。但文化產業化是經濟效益和文化效益的統一，否則過度市場化、無序競爭帶來同質化競爭、假冒偽劣產品都會影響到文化產業的健康發展。如，民族地區鄉村旅游“野蠻生長”，以彩噴的方式批量生產偽唐卡，都降低了對消費者的吸引力。文化產業要注重“度”。“度”就是調控，堅持開發與保護相結合，合理利用文化資源，重點解決少數民族文化產業化過程中存在“多而不精”、“大而不強”、“活力不夠”“缺乏吸引力”等問題。對此，民族文化“標準”正在迅速出臺，繼內蒙古首開“蒙古族部落服飾地方標準”以來，苗族刺繡與銀飾、寧夏穆斯林服飾、蒙古族馬鞍具、蒙古族樂器等，一一被制定出地方標準，通過制定文化地方標準、文化商標、文化專利等政策法律措施，以保障文化原則不受到侵害。總之，增強少數民族文化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重在把項目做特，文化做深，產品做精，品牌做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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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1)后現代哲學思潮的影響。國際酒店業發展到今天，除了傳統的標準化酒店外，主題酒店、精品酒店、休閑度假酒店、民居客棧、經濟型酒店、產權酒店、游輪等新興業態不斷出現。酒店業越來越注重營造獨特的文化氛圍、塑造特色和個性，擯棄傳統的“標準化”。如果說，“標準化”酒店是以工業化為代表的現代化產物，那么，這些新興酒店業態的產生與發展，則有著深刻的人文背景，是現代主義邁向后現代主義的產物。后現代哲學“作為二十世紀末最重要的一股哲學思潮”［3］5，對酒店產業發展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相對于現代主義主張劃一思維和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3］2，后現代主義強調多元、多樣、差異。后現代主義對傳統的一元論和二元對立的解構，對西方倡導的普世價值的批判，對其他弱小民族文化的關注，對多元文化的期待，對個性的關注，對回歸人的快樂天性的推崇與倡導，直接導致酒店業對工業時代“標準化”的擯棄，酒店業態逐漸走向多元化，向迎合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方向發展。“個性化充分體現了后現代主義所主張的人文主體、自由彈性的思維，深深地打上了多元化、多樣化、開放、變革、創新、‘混搭’、崇尚個性、容忍差異的后現代主義的烙印。”［4］簡而言之，現代主義把所有人看成具有相同需求的消費者，而后現代主義則更關注消費者獨特的個性需求。就酒店行業來說，不同民族都可以依托其民族文化創造出獨特的酒店管理模式。因此，作為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文化完全可以孕育、創造出一整套現代酒店管理模式，而且也只有依托博大精深的中華民族文化才能彰顯我國本土酒店的特色、創造個性化的消費需求。可見，后現代哲學思潮對國際酒店產業從文化背景一元化向多元化，從單一的“標準化”向業態多元化發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為中國本土酒店企業擯棄盲目模仿西方酒店成熟的管理體系，轉向主要通過依托中國文化打造“中國服務”提供了哲學依據。

(2)體驗經濟理論及相關理論的影響。在后工業化時代，服務經濟向體驗經濟轉變使企業產品生產與經營方式發生了巨大變革。正如美國著名學者杰里米•里夫金所說，經過了數百年將有形資源轉變成財產形式的工業產品之后，如今創造財富的主要手段是將文化資源轉變成需要付錢的個人經歷和娛樂了。根據體驗經濟理論，在體驗經濟中，企業不再僅僅提供商品或服務，它提供最終體驗，給顧客留下難以忘懷的愉悅經歷;消費者消費的也不再是實實在在的商品，而是一種感覺，一種情緒上、精神上的體驗，具有非生產性。現代人們到酒店與其說是去住宿、吃飯，還不如說是去尋求一種精神上的享受，這種享受的根源就來自于文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客人來到酒店消費是購買文化、消費文化、享受文化。［5］顧客希望通過入住酒店體驗特色文化，因此，體驗經濟時代的酒店要做的就是創造獨特的文化體驗，通過酒店的建筑、環境、氛圍、服務、管理等方面來“講文化故事”，給顧客留下一段難以忘懷的經歷。正如美國《飯店》雜志主編杰夫•威斯廷先生所指出的:現在的人們不只是需要一個房間，他們希望能夠有一些新奇的享受和經歷。這些新奇的享受和經歷也就是體驗。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文化化，文化經濟化，經濟文化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讓“本土化”、“民族化”的東西更加突顯。根據全球化理論和文化軸心理論，對于酒店產業來說，就是要通過酒店載體講述優秀的民族文化故事，營造特色文化氛圍，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要將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產業化。由此可見，國際酒店業在體驗經濟理論等相關思想理論的指導下，逐漸擯棄了工業時代的“標準化”，向依托民族文化的個性化方向發展，并且注重通過個性化的酒店產品創造特別的文化體驗。

二、本土酒店競爭優勢培育的必由之路

依托中華文化，揚長避短，取長補短，打造“中國服務”針對國際酒店業向依托民族文化特色的個性化方向發展的趨勢，中國本土酒店企業應該順應這一趨勢，探索如何運用民族文化創造特色文化體驗，培育酒店競爭優勢，塑造本土酒店品牌。具體來說，就是要以酒店為載體，以文化為靈魂，以顧客體驗為核心，通過酒店來講述“中國文化故事”，將酒店打造成中國傳統文化和優秀地域文化的“消費空間”。將顧客的住宿過程演繹成購買、消費并享受中國文化的過程，實現從文化消費到文化體驗再到文化享受的升華;從文化認同到文化共鳴再到文化自豪的飛躍。通過酒店品牌載體及其體驗過程，讓顧客尋求社會歸屬感和認同感，體現出自己的文化品味，滿足顧客的個性化消費需求。實際上，我們并不缺乏講述“中國文化故事”的各種題材，也不缺乏資金，我們缺乏的是將“中國文化故事”融入到酒店的規劃創意、經營管理、服務中去的方式方法。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薪火相傳，鑄就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留下了寶貴而豐厚的文化遺產，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將這種財富轉化為酒店軟實力競爭中的優勢。

(1)盲目學習照搬西方酒店管理經驗不能培育本土酒店競爭優勢。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酒店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的。當時，國際酒店管理公司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服務理念，迎合了當時酒店以入境客源為主的外國人的消費需求。在改革開放初期，全盤學習照搬西方酒店業成熟的管理經驗是可以理解的。這一階段的學習照搬符合當時的國情，對迅速提升我國現代酒店管理水平功不可沒。但是，隨著中國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國內客源早已取代國外客源成為我國酒店客源的主體，本土酒店應該思考如何滿足國內消費者的需求，如果繼續采取國際“標準化”的管理模式顯然不能適應變化了的市場需求。并且，如果僅僅是學習照搬，將永遠無法趕超西方。當然，也有人說本土酒店發展得不好是因為學習得不夠深入、徹底。這種觀點的潛臺詞是:既然西方酒店管理水平是最高的，管理模式是最成熟的，那么主動“與他們一樣就是對的”。殊不知，西方酒店管理模式根植于西方社會文化，是西方文化孕育出的酒店管理體系。我們的文化土壤不同，因而西方酒店成功的管理模式被我們移植過來后，“水土不服”就是必然的了。從理論上看，盲目學習照搬(追求“與他們一樣”)不符合國際酒店業在后現代哲學思潮、體驗經濟理論等相關思想理論影響下向個性化方向發展的趨勢。事實也表明，正是長期學習照搬才使我國本土酒店陷入目前的被動局面，面臨嚴峻的生存發展形勢。也就是說，僅僅靠學習照搬是不能培育競爭優勢的。

(2)以西方酒店管理模式為基準，適當融入中國文化也不是培育本土酒店競爭優勢的最佳策略。近年來，一些大型本土酒店企業喊出“國際水準，中國文化”的口號。這一口號是以西方跨國酒店企業管理水平為標桿，通過融入中國文化特色，向西方跨國酒店管理水平看齊。更深層次隱含著一種以國際(西方)酒店管理模式為基準，適當融入中國文化特色的本土酒店戰略發展思路。其主體部分是學習、模仿西方，融入中國文化是次要部分。因此，該口號雖然較盲目學習照搬有進步，但缺乏大膽創新、通過打造一整套酒店業的“中國服務”實現后來居上的雄心壯志。為什么面對西方現成的一整套酒店管理體系，還要另起爐灶，打造一整套“中國服務”呢?首先，這是在后現代哲學思潮、體驗經濟理論等相關思想理論影響下，向依托民族文化特色的個性化方向發展的必然。其次，這也是中國國情決定的。中國是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擁有龐大的旅游酒店高等教育規模①，人力資源豐富;擁有世界上最具潛力的酒店市場［6］;最重要的是擁有歷史悠久的中華文化，依托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能打造出一整套酒店業的“中國服務”。再次，是由于中國酒店市場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改革開放初期的以入境客源為主變為以國內客源為主，變化了的市場因素必然對酒店企業的服務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即要以迎合國內消費者的需求為主而不是以滿足國外消費者的需求為主。因此，以西方模式為基準，適當融入中國文化不是培育本土酒店競爭優勢的最佳策略。

(3)基于中國傳統文化和優秀地域文化的本土酒店競爭優勢培育思路。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中國文化特色，國際一流水平”口號。意思是依托中國文化特色，打造世界一流的酒店企業。更深層次隱含著基于中國文化的本土酒店競爭優勢培育的戰略思路。具體說來，就是依托中華民族文化，探索如何把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如儒家文化、禮儀文化、建筑文化、飲食文化等)、優秀的地域文化(如嶺南文化中的粵劇、粵菜、騎樓、繪畫、音樂、武術、慧能禪文化等)中的某些元素與酒店的經營管理相結合;如何運用中國傳統文化和優秀地域文化進行酒店規劃創意、建筑裝修設計;如何運用中華優秀文化創新酒店管理模式、服務模式;如何將中國優秀文化與西方酒店現代先進管理文化完美結合，揚長避短(即揚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之長，避現代管理經驗不足之短)，取長補短(即取西方現代管理文化之長，補中國酒店現代管理經驗不足之短)，以我為主，以“拿來主義”的姿態吸收西方先進管理經驗中能夠為我所用的部分作為補充。在更深、更本質的文化層面，探索如何創新本土酒店經營模式，打造“中國服務”［7］，培育競爭優勢的思路。而且，這一思路完全符合后現代哲學思潮、體驗經濟理論等相關思想理論對國際酒店業發展趨勢的分析。

三、本土酒店競爭優勢培育的實踐探討

根據上述本土酒店競爭優勢培育的思路，對本土酒店競爭優勢培育的方法與途徑作如下探討:

(一)將中國傳統文化和優秀地域文化與酒店規劃創意、建筑裝修設計相結合

如果說酒店設計關系到酒店經營的成敗，那么，酒店主題規劃創意是關系到酒店設計成敗的關鍵因素，這里以主題酒店的主題創意為例探討中國民族文化與酒店規劃創意、建筑裝修設計的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顯示，酒店主題選擇主要受市場因素、文化因素、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的影響［8］;酒店的主題應該是地方文脈的體現，是對區域文化的概括和提煉［9］;還應體現傳統氣質與現代精神的融合［10］，弘揚和倡導積極健康的文化［11］。由于主題酒店是通過文化主題進行市場細分，開發新市場，迎合、滿足有某種具體的文化品味、價值取向、身份認同的人群的需要，因此，主題酒店在反映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過程中應對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有所取舍，而不是對地域文化表面的、全面的“濃縮”反映，以便主題文化精神能夠更精確、更具體地應對細分市場的需要，進而彰顯酒店特色，形成市場壁壘，取得競爭優勢。筆者認為，酒店主題文化概念(創意)成功與否，關鍵在于它不僅能反映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給人以特別的文化體驗，而且能體現人們的欲望和焦慮、對身份的訴求，還能緩解社會矛盾沖突，反映社會主流價值觀。例如，如果某酒店以三國文化為主題就過大，應該有所取舍，如果以三國文化中的某一方面，如以三國關公文化為主題概念就比較合適，關公文化所體現的社會主流價值觀是中華民族的忠義、誠實守信的文化精神，對應現階段我國的社會文化沖突是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商業欺詐、誠信危機。關公文化主題概念反映的是人們對欺詐、不講誠信的焦慮，對忠義精神的追求，觸及了社會敏感神經，很容易引起人們的思想共鳴。這樣，該酒店主題文化創意就抓住了中華民族文化(三國文化)中具體的“忠義”文化精神，人們入住關公文化主題酒店就彰顯了其對忠義文化價值觀的追求、認同。關公文化主題創意引導了消費需求，提升了人們的精神境界，倡導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同樣，如果以愛情文化為主題，在杭州可以創建白蛇傳文化主題酒店，在湖北孝感可以根據牛郎織女的傳說創建天仙配文化主題酒店，分別代表對兩情相悅的愛情的追求、對世俗觀念的反抗等不同的愛情文化內涵，應對當下物質功利傾向等社會現象。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社會文化沖突(焦點)不同，我們悠久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在現階段的時代意義也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主題酒店是個歷史事物。我們創建文化主題酒店不是簡單地濃縮文化，更不是折射文化，而是賦予傳統文化以時代意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創建文化主題酒店是在傳承的基礎上創造新文化，以應對當下消費者的欲望和焦慮，緩解現階段的社會矛盾沖突，倡導主流價值觀。在酒店文化主題創意確定以后，再根據主題創意進行酒店的建筑設計、室內裝修設計等相關文化氛圍的營造、文化故事的講述、管理服務的開展。

(二)依托中國文化創新酒店管理模式，打造“中國服務”

打造“中國服務”是服務業轉變發展方式的應有之義，也是酒店業應承擔的長期戰略任務。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可以將其中的某些思想融入到本土酒店的經營管理中來，創造有中國特色的酒店管理文化。

1．運用中國傳統文化創新酒店管理模式西方酒店管理模式根植于西方傳統哲學思想。西方傳統哲學的一個突出表現是重視微觀、個體，強調個人主義。在這種思維方式影響下，西方現代酒店管理模式的突出特點是在酒店的微觀運營管理上(如成本收益)做得非常精細、精確，非常重視細節。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重視天人合一的整體觀。中國幾千年來濃厚的集體主義思想實際上是天人合一的整體論思想在人類社會中的反映。這種注重整體觀念的思維方式至今仍深深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是我們的主流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將這種思想融入到本土酒店管理理念中去，強調奉獻精神、團隊協作精神;讓員工以酒店企業的整體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與酒店榮辱與共，極大地增強員工的的主人翁責任感、使命感。顯然，根植于以集體主義為主流價值觀的酒店管理模式更適合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也更容易被中國員工所接受。根植于以個人主義為主流價值觀的西方現代酒店管理模式與中國人的思維、行為方式相悖，這也許是30多年來我們全盤引進西方酒店管理模式卻始終不能成功的深層原因。中國傳統哲學文化思想深邃，如同基因一樣，從根本上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行為方式，是我們的寶貴財富，我們完全可以依托它創造出一套更適合中國人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酒店管理模式。甚至連西方人都有這種想法:洛桑酒店管理學院院長魯朗先生2003年在訪華時說:“中國有自己的悠久文化，把中國哲學文化融進國際酒店經營中去，是西方人的一個夢想……”［12］

2．運用中國傳統文化和優秀地域文化創新酒店服務模式打造酒店業的“中國服務”，還要探索中國文化與酒店服務有機融合的方法與途徑。從對國際酒店品牌服務文化的學習、崇拜到創建本土酒店的服務文化，是提升酒店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方面。要在酒店服務中體現出鮮明的中國文化特色，向各國賓朋宣傳和推廣中國文化。［13］中華民族自古號稱禮儀之邦，我們的禮儀文化源遠流長，其精髓就是尊重、敬重他人。這與現代酒店服務要讓客人獲得尊貴之感相契合，而且具有中國民族文化特色的、濃郁地域風情的禮儀文化更能讓顧客感受到一種特別的、至尊的體驗。同時，中國禮儀文化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富有人情味的情調式服務，特別是中國境內各民族、各地域都有各具特色的民族風俗、生活習慣、特色服飾、民族節慶等，這些都可以融入到酒店服務中去，開發體驗性的服務項目。既可以創造、引導消費需求，滿足顧客求新求奇的消費心理，又可以傳播優秀民族文化。遺憾的是，目前我國的大多數酒店都盲目模仿國際酒店標準化的服務模式，丟掉了自己的文化特色。［13］

3．中國傳統文化在酒店市場營銷中的應用電子商務是西方現代酒店企業的營銷優勢之一。西方現代酒店集團普遍建立了覆蓋全球的網絡預訂系統，這一點，我們的本土酒店企業還無法在短時間內趕上。但是，這并不是說我們在酒店市場營銷環節無所作為，我們在營銷的過程中同樣可以揚民族文化之長、避網絡預訂系統落后之短。只要本土酒店產品能真正將我們的優秀民族文化融入其中，增強飯店產品和營銷的文化內涵，打造出不同的文化賣點，走差異化競爭的道路，相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本土酒店網絡預訂系統相對落后的缺陷。當然，還要不斷探索中華優秀文化在酒店市場營銷中應用的方法與途徑。依托中國優秀文化創新本土酒店經營管理模式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需要專家學者與業界人士一同進行長期不斷的實踐、總結。以上僅僅是筆者的初步思考，以中華文化思想之博大精深來看，必然還有很多方面有待我們去發掘、運用、創新，完全可以打造出一整套酒店業的“中國服務”。

(三)中國傳統文化和優秀地域文化與西方酒店現代管理文化的完美結合

我們高舉民族文化的大旗，反對盲從西方的一切，并不是說一味盲目排外，而是要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西方現代酒店近百年發展歷程所積累的管理經驗、管理理念，甚至現代酒店建筑文化(技術)等，都是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毫無疑問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借鑒，如國際酒店通過財務、投資、人力資源、綠色酒店、電子商務、企業文化、顧客忠誠、品牌塑造、國際化發展等途徑培育核心競爭力的成功經驗，我們應該大膽吸收、借鑒。努力探索如何將中國本土文化與西方現代先進管理文化完美結合，做到取長補短，揚長避短，博采眾長，兼收并蓄，自成一家，最終實現后來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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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管理學由人類生產實踐而來，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得以傳播和應用，并形成了系統的西方現代管理科學。這一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發生大規模的碰撞是在之后，使中國的傳統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悲慘命運。二戰之后，在亞洲經濟蓬勃發展和對外開放基礎之上，中外管理者皆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在管理中的價值，將諸多民主思想與西方管理理論相提并論，并加以實際應用。這其中，尤其受到西方管理者歡迎的要數《孫子兵法》中精妙絕倫的戰略思想，迄今，這其中的基本原則和思想方法已在現代管理實踐中得到了廣泛的重視和應用。

2.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管理思想與西方管理思想發展概述

在中國，管理思想區別于西方獨立的管理體系而蘊藏在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早期的管理思想首先體現在周人所著的《易經》之中，它提倡“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并對中國幾千年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產生深刻影響[1]。其次，是一系列杰出的古代兵書，如《孫子兵法》、《三十六計》等，皆成為許多現代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尋找智慧的源泉。再次，我國歷代經典文學作品中的管理及戰略思想也被現代企業管理者競相學習和應用，如 《史記》、《三國演義》等。總之，中國自古就有許多學派與教派的精髓體現著管理思想。

在西方，管理思想的發展大致經過了四個階段。第一是出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古典管理理論階段。這一階段以Fredrick W. Taylor提出的科學管理理論為代表，以降低勞動成本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為目的。第二階段是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的行為科學理論階段。這一階段的管理旨在強調滿足人的社會需要，肯定人的社會性和復雜性。第三是形成于二戰之后的技術管理階段。此時先進的數學方法和計算機技術提高了管理的精確度和科學化水平，但也使管理相對的機械化和程序化。第四階段是隨著信息科學和全球化發展而萌芽的人本管理階段，此階段中提出了重視人、尊重人、依靠人的理念，滿足人的全面發展等需求[2]。簡言之，西方管理思想的發展大致與工業化的進程保持一致。在當前以資本主義力量為主的全球化之中，西方管理思想為人們普遍接受的管理思想。

然而，正如愛因斯坦所言：“西方科技如果缺少了東方智慧，就會變成瞎子；東方智慧如果缺少了西方科技，就會變成瘸子”[3]。這說明中西方的管理思想盡管在存在差異的前提下是可以相互借鑒并促進共同發展的。G. Hofstede在其著名的文化維度理論中提到：西方國家大多具有低權力距離、高個人主義、男性傾向明顯、低風險回避的文化傳統；而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具有高權力距離、低個人主義、女性傾向略微明顯，和高風險回避的國家[4]，由此推斷與之相對應的管理思想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如中國傳統管理思想較側重于“仁”、“道”、“德”這樣的精神層面管理；而西方管理思想中更側重“法”、“術”、“量”這樣的行為規定層面管理。那么到底這二者之間是如何相互借鑒并促進發展呢？

3. 《孫子兵法》中的現代管理價值

《孫子兵法》中寫道：“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5]。這其中可以看出其作者孫武對待戰爭的態度，即“戰”是為了和平，是為了不戰；“謀”，是為了獲取優勢以主動結束戰爭；“略”，是以修仁政、建法度、富國強兵來實現；“利”，是以保全敵我并犧牲最小代價為前提[5]。

上述觀點歸結到一點就是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的關系。這一既要保全自己的利益，同時又要以“義”為前提為他人著想，最終實現敵我雙方的共同利益的戰略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表現形式即為企業價值觀。對于企業和管理者而言，如果只注重自身利益，不注重他人和社會的利益，勢必為企業員工人心渙散、業績下滑甚至破產倒閉埋下隱患。相反，只有同時兼顧整體和部分利益、長期與短期利益、自身和他人利益的管理方式才能為企業持久發展帶來強勁動力。

在現實的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如何才能實現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的統一呢？企業管理者可從《孫子兵法》所體現的利益關系中獲取參考：首先，要平衡企業利益與社會責任。這一價值取向強調了企業和社會相互的利益關系，企業利益從社會中來，最終又要到社會中去，不斷地為社會盡責才能獲取最大效益。其次，要平衡自身利益與競爭對手的利益。這一理念要求企業從競爭合作的角度看待商業對手，即競爭是為了更好地發展，失去了對手也就失去了成長的機會。因此，從某種角度上來說企業在利己的同時也要善他。再次，要平衡自身與客戶之間的利益。“客戶至上”的理念和價值觀永遠是企業追求長遠利益的基石，沒有客戶支持的企業最終會被市場淘汰，走上滅亡的道路。

總之，對于一個現代企業而言，要做的“戰”為了不戰，“謀”為了把握優勢，“略”為了長遠發展，“利”為了保全雙方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這些利益間的關系總是緊密相連且不可回避的，只有眼光長遠，置戰略利益于眼前利益之上的企業管理方式才符合《孫子兵法》中利益關系的精髓，才能使企業在市場中長存。

4. 結束語

《孫子兵法》中的思想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無處不包涵著管理哲學的理論和謀略思想，無處不閃爍著企業管理的智慧光芒，本文側重從管理的角度對《孫子兵法》做創新性的研究，對其中與現代管理相關的啟示進行歸納和提煉，明確《孫子兵法》對現代企業管理有著重要的實用價值和指導意義，并為企業道出將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相結合的現代企業管理方式。（作者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

參考文獻：

[1][3] 劉剛. 2010. 中國傳統文化與企業管理—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視角[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