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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F533/5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458（2014）01-0016-07

20世紀80年代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民營化改革的大潮，各個國家先后通過改革力圖實現國有企業的民營化，而其中企業股份制改革是國有企業民營化的主要途徑[1]。以中曾根康弘為首的日本政府成立了第二次臨時行政調查會， 研究日本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1984年至l986年， 日本國會先后通過了煙草專賣改革法、電信電話改革法、國鐵改革法，推動實施此三公社的民營化[2]。日本國有鐵路在經營嚴重虧損的狀況下，于1987年4月1日被正式分割改組，標志著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進程的開始。作為世界的鐵路王國，日本國有鐵路的區域分割的民營化改革方式得到了普遍認可，被稱為“世紀性的政策實驗”，而改革后日本鐵路運輸的經營方式也被稱為“奇跡的經營革命方式”[3]。通過對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國有企業民營化的相關問題，也能夠為正處于改革中的中國鐵路運輸行業提供一些借鑒經驗。

一、文獻綜述

日本學對國有鐵路民營化的研究甚多，例如角本良平（1975年）的《高速化時代的終結》[4]，國鐵國民會議（1986年）所著《國鐵的兩大罪狀》[5]，論證了日本進行國有鐵路民營化的必要性。1987年以后的研究則更側重于探討民營化的效果，如大谷健（1997年）的《國鐵民營化改革成功了嗎―JR10年的經驗》[6]，松奇明（1998年）的《國鐵改革》[7]，山田德彥（2002年）的《鐵路改革經濟學》[8]，對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的成效持肯定的觀點。

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進程，國內也逐漸重視對民營化的研究，其中一些研究也借鑒了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的經驗，例如王金存（1995年）的《世界國有企業》[9]，顧寶炎（1997年）的《國外國有企業的管理和改革》[10]，陳建安（1996年）《日本公企業的民營化及其問題》[11]。陳虹（1994年）介紹了日本國有鐵路的民營化進程[12]，而后分析了在民營化過程中鐵路公司的定價、債務、經營自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和問題[13]。王華文（1992年）認為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的關鍵在于轉變了政府部門的職能和重建了企業的經營機制[14]，劉翠英（1998年）認為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的關鍵是增強了企業管理機制并且建立了合理的分配機制[15]。侯然（2009年）認為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的績效表現在服務質量、安全水平、技術開發、勞動生產率、運輸量、以及就業等方面[16]。

以上為代表的中國學者對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的績效大多數持肯定的觀點，除了看到在民營化過程中存在的就業、債務、經營權等相關難題以外，普遍認為民營化給鐵路運輸產業帶來有益的效果，雖然缺乏一些對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的經營績效和經濟影響的深入分析討論，但是仍然發現日本的民營化經驗對中國鐵路運輸改革的借鑒意義。對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績效的研究，大多數是從鐵路運輸行業的角度出發，去探討民營化對整個產業經濟績效的影響，而對公司經營績效的研究與探討較少。同時，這些對民營化績效的研究大多是通過比較民營化開始的1987年前后的證據去論證民營化的成效，而缺乏對長達十幾年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績效變化的考察。

二、研究方法

“民營化”的英文表述是“Privatization”，日本學界普遍認為，國有企業民營化是指通過廢除國有企業設置法，解除公有企業的法律規制，將國有企業的資本進行轉讓和出售，進而形成新的民營企業[17]。一些西方學者認為民營化不僅是國有資產轉化為私有資產的過程，而是包括企業經營管理方式變革在內的一系列漸進的變革過程[18，19]。民營化雖然涉及到比較廣泛的企業變革問題，但是其核心仍然是企業所有制形式的改變，即國有所有制形式轉變為民間所有制形式的進程，即日本國有鐵路從全部國家所有經過混合所有直至全部由民間所有的過程。

20世紀60年代，隨著日本公路運輸和航空運輸的快速發展，日本鐵路運輸在交通服務中的作用逐步減弱，在運輸行業中的競爭地位不斷下降。日本國有鐵路（日本國鐵）自1964年出現第一次營運虧損，截止1985年已經累計虧損達到37萬億日元，給日本政府帶來巨大的財政負擔[20]。1987年4月1日，日本政府和國會通過了《國有鐵道改革法》，日本國鐵被分解為6家客運公司、1家貨運公司和其它5家關聯機構。按照地域范圍劃分的6家客運鐵路公司包括位于日本本州島上的東日本旅客鐵道會社（JR東日本）、西日本旅客鐵道會社（JR西日本）和東海旅客鐵道會社（JR東海），以及JR北海道、JR四國、JR九州，這6家公司原則上只能在各自的地域范圍內開展旅客運輸業務。

日本本州島占據日本國土面積的60%，本州島上的居住人口數量超過日本全國總人口數量的80%，本州島上容納了日本的主要城市和經濟中心，因此位于本州島上的JR東日本、JR西日本和JR東海是日本全國鐵路旅客運輸的主要提供者。這三家公司是日本國鐵民營化的主要載體，它們負責承擔了日本國鐵的原有債務（除了由國鐵清算集團負擔的部分以外），3家公司1987年的營業收入總和占JR集團營業收入的85%以上。文章選擇JR東日本、JR西日本、JR東海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對這3家鐵路運輸公司的民營化績效分析，了解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的經營績效。從JR東日本1993年上市向公眾出售國有股權開始，直至2005年JR東海完成股權的全部民間所有，是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的主要階段，文章重點探討在此民營化進程中3家企業的經營績效變化。同時，因為經營績效存在的滯后效應，所以實際的考察階段選擇為1993年至2007年的15年間。

參照日本交通省對鐵路旅客運輸企業績效的評價標準，文章選擇從盈利、資產營運、債務、融資和可持續發展方面對企業經營績效進行評估，其中盈利指標為銷售收入、利潤額、銷售利潤率（銷售利潤率=凈利潤/銷售額×100%）、以及凈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凈利潤/平均凈資產×100%），資產營運指標為總資產周轉率（總資產周轉率=營業收入/平均資產總額×100%），償債指標為資產負債率（資產負債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100%），融資指標為長期債務平均利息率（長期債務平均利息率=長期負債的利息總額/長期債務總額×100%），可持續發展指標為資本累積率（資本累計率=本年所有者權益增長額/年初所有者權益×100%）。數據資料主要來源于JR東日本旅客鐵道會社網站、JR西日本旅客鐵道會社網站和JR東海旅客鐵道會社網站。

三、分析討論

1987年4月1日，日本國鐵分割民營化，東日本旅客鐵道會社成立，標志著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的開始。1993年5月，JR東日本在東京、大阪、和名古屋證券交易所上市，首次向公眾發售公司62.5%的股份；1999年8月，JR東日本通過第2次公開發售，國有股份比例下降至12.5%；2002年6月，JR東日本的股份100%由公眾持有，實現了全部民營化。1987年4月1日，西日本旅客鐵道會社成立；1996年10月，JR西日本上市首次向公眾發售公司68.3%的股份，2004年3月將剩余的國有63.4萬股出售給獨立行政法人鐵道建設和運輸設施整備支援機構，JR西日本實現了全部民營化。1987年4月1日，JR東海旅客鐵道會社成立；1997年10月，JR東海旅客鐵道上市首次向公眾發售公司60.4%的股份；2005年7月，將剩余的國有股權出售給獨立行政法人鐵道建設和運輸設施整備支援機構，JR東海實現了全部民營化。3家鐵路公司從首次上市出售國有股份，直至全部股份由公眾所有，自1993年開始直至2007年，完成了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的主要歷程，我們將重點討論在此期間企業經營績效的變化。

總體來看，1993年通過民營化實施公開出售股權開始直至2007年，JR東日本、JR西日本和JR東海的銷售額呈現穩步上升趨勢，特別是在總體經濟環境轉好的2000年以后數年，銷售額快速增長，顯示出在民營化進程中明顯的經營績效提高見表1。1993年至2007年，公司經營凈利潤也呈現出類似的增長趨勢，JR東日本和JR東海利潤總額快速增長，在15年間利潤總額翻了數倍。JR西日本受到外部地域限制及自身業務多元化發展滯后等影響，利潤增長相對緩慢，其中1999年因為清算前國鐵集團的遺留債務，利潤大幅下滑出現了民營化期間唯一一次經營虧損（表2）。

銷售利潤率是企業利潤總額與凈銷售收入的比率，計算公式為：銷售利潤率=凈利潤/銷售總額×100%。銷售利潤率越高，說明銷售獲利水平越高，反之則越低。銷售利潤率體現企業經營能力的強弱，反映銷售與獲利之間的關系，也是衡量旅客運輸企業盈利能力的重要績效指標。表3數據顯示，1993年公司民營化通過上市出售股權至2007年，JR東日本的銷售利潤率由2.4%上升至6.6%，JR西日本由3.0%上升至4.5%，JR東海由2.2%上升至10.2%，均呈現不同程度的穩步增長趨勢，說明3家公司在民營化進程中的盈利水平逐步提高。

凈資產收益率是利潤額與平均股東權益的比值，計算公式為：凈資產收益率=凈利潤/平均凈資產×100%。凈資產收益率數值越高，說明投資帶來的收益越高，反之則越低。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將國有股權逐漸出售給公眾，對于企業所有者的民間機構和法人，凈資產收益率是其關注的重要經營指標。表4數據顯示，1993到2007年，除了個別年份以外，JR東日本、JR西日本、和JR東海的凈資產收益率都穩定在8%以上，JR東日本和JR東海的凈資產收益率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數據表明在民營化的1993年至2007年間，三家公司獨立經營以后處于良好的盈利水平，特別是與民營化分割前幾乎年年虧損的JR集團相比較。

總資產周轉率是企業在一定時期內營業收入同平均資產總額的比值，計算公式為：總資產周轉率=營業收入/平均資產總額×100%。總資產周轉率是評價企業的資產經營質量和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標，總資產周轉率數值越大，說明企業銷售能力越強，資產周轉越快，資產經營質量和效率更高。鐵路旅客運輸是一項大規模投資行業，因此總資產周轉率對于衡量企業的經營績效尤為重要。表5數據顯示，JR東日本的總資產周轉率由1993至2001年期間的30%提高到2002至2007年期間的40%，JR西日本的總資產周轉率穩定在50%（除了1995年以外），JR東海的總資產周轉率由20%提高到30%。在民營化進程中，JR西日本的資產經營能力相對穩定，JR東日本和JR東海的資產經營能力穩定上升。隨著國有部分所有權的下降，企業的自主經營權逐步增加，受到政府的限制也逐漸減少，3家公司都在鐵路運輸的基本業務基礎上積極開展多元化的經營業務，例如，零售、電子商務、物業、不動產經營等業務，因此通過提高銷售收入提高了資產營運效率，促進了經營績效的改善。

資產負債率是企業負債總額占企業資產總額的百分比，計算公式為：資產負債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100%。資產負債率反映了在企業的全部資產中由債權人提供的資產所占比重的大小， 反映了債務償還能力。通常來講，債權人希望企業資產負債率越低越好，對于企業所有者而言，較高的負債率可能帶來包括財務杠桿效應、稅前利息扣除等好處，但是過高的資產負債率也會存在較大的償債風險和自有資本不足的狀況。表6數據顯示，JR東日本的資產負債率由1993年的92%逐步下降至2007年的78%，JR西日本也由1993年的89%降低至2007年的73%，JR東海在幾年間內也將其資產負債率下降至84%。說明在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進程中，企業普遍在逐步降低其過高的資產負債率，逐步增加自有資本比例，逐步提高了債務償還能力。

長期債務平均利息率是企業長期負債的利息支出總額占長期債務總額的比例，計算公式為：長期債務平均利息率=長期負債的利息總額/長期債務總額×100%。長期債務平均利息率越低，債務融資成本越低，利息率越高，債務融資成本越高，長期債務平均利息率反映了企業的融資能力。表7數據顯示，JR東日本的長期債務平均利息率由1993年的6.13%下降到2007年的3.45%，JR西日本由1997年的5.04%下降到2007年的3.65%，JR東海由6.39%下降到2007年的4.08%。總體來看，JR東日本、JR西日本、JR東海的長期債務平均利息率在民營化進程期間呈現出下降的趨勢，表明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的下降，企業融資能力的增強。

資本累積率是企業本年所有者權益增長額同年初所有者權益的比率，計算公式為：資本累計率=本年所有者權益增長額/年初所有者權益×100%。資本積累率表示企業的資本積累能力，是評價一家企業發展潛力的重要指標，通過分析3家公司的資本累積率狀況，可以了解民營化給日本鐵路企業長期經營和發展的影響。表8數據顯示，在1993年至2007年期間，JR東日本的凈資產數額即所有者權益逐步增加，由1993年民營化初期的6.8%上升至2007年完成民營化的11.5%。JR西日本的資本累積率的波動較大，一方面其經營績效逐年波動較大，另一方面大多數年份其資本累積率保持在7%～9%的水平，15年的平均資本累積率是6.8%。JR東海排除因為2007年的特殊情況以外，資本累積率也呈現逐步提高趨勢。說明在民營化進程中，企業逐步實現了自有資本積累，企業資本保全性增強，應付風險能力增強，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得到改善。

四、結論

自1993年JR東日本向公眾轉讓國有股權開始直至JR東日本、JR西日本、JR東海完成股權全部民營化的十五年間，三家企業的銷售額以及利潤都呈現出增長的趨勢，也和日本國鐵民營化前持續虧損的經營狀況形成了顯著的對比。三家企業的銷售利潤率呈現出增長趨勢，說明企業不僅提高了銷售水平同時也提高了盈利水平。特別是凈資產收益率的持續增長，顯示出企業投資回報在不斷提高；總資產周轉率的增長趨勢，顯示出企業資產經營質量和效率的提高。在民營化期間，民間法人機構以及個人投資者通過購買國有股權，實現了投資回報和增長，也顯示出民營化帶來的積極的經濟績效。

在15年的民營化進程中，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平均由90%逐步下降至80%，顯示出償債能力的明顯提高。長期債務平均利息率也呈現出下降的長期趨勢，顯示出企業債務融資成本不斷下降，企業融資能力明顯提高。資本累積率也呈現逐步提高趨勢，顯示出民營化進程中企業逐步提高自有資本比例，企業的資本保全性得到了增強。從這幾項指標可以看出，在十幾年的民營化進程中，企業抵抗風險能力逐步提高，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也逐步改善。總之，在日本國有鐵路民營化改革進程中，從盈利、資產營運、債務、融資、以及可持續發展等方面考察，日本鐵路運輸企業的經營績效呈現出持續提高的長期趨勢。

通過民營化的改革進程，改變了企業的所有制結構，日本鐵路運輸企業的所有者由國家所有轉變為民間投資者，公司治理結構實現了轉變，因此企業經營能夠按照更加公司化的方式去進行，企業經營績效成為企業最為重要的經營目標，企業的所有者通過資本市場有效的監督和促進企業經營效率的改善與提高。通過民營化也去除了對原有日本國鐵的經營束縛，主要運輸企業包括JR東日本、JR西日本、和JR東海都在鐵路運輸基本業務的基礎上開展多元化經營，例如公路運輸、零售、電子商務、旅游、不動產管理等業務，通過多元化經營極大的提高了銷售水平和利潤水平，提高了企業經營績效的改善。通過多元化經營，鐵路運輸企業也積極參與到相關業務領域的市場競爭中，通過競爭不斷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和營運能力，不斷提高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日本國有鐵路通過民營化實現了良好的經濟效益，作為全球鐵路運輸及自然壟斷行業民營化的典型案例之一，有兩點值得我們進一步分析。一是漸進的民營化過程，即國有股權向公眾的逐步出售，企業由國有轉為混合所有再實現全部的民間所有的過程；一是按照地域范圍將鐵路運輸劃分為數家營運企業。這兩點對正在改革中的中國鐵路運輸行業也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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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在國民經濟中，煤炭行業一直扮演著基礎產業的角色，長期保持著一定的增長勢頭。作為煤炭企業的代表，煤炭上市公司經營績效自然備受社會各界的關注，絕大多數該類公司是以既有的集團總公司為基礎，采用設立股份公司的途徑進入股市，擁有比較理想的發展前景。我國政府向來十分關注煤炭行業發展，并對其產業結構加以引導和支持，尤其是《煤炭工業十二五規劃》制定和實施之后，可預見煤炭上市公司將會隨著所屬的煤炭行業共同迎來經營績效進一步提升的重要時期[1]。

2煤炭上市公司經營績效評價出現的問題分析

21沒有動態性

目前，煤炭上市公司在構建評價體系時，往往選取自身某個年度并將當作一個橫截面，對包括經營成果在內的諸多指標予以分析，然后在此基礎上通過一個相對統一的標準實現對企業的評價。值得一提的是，被評價企業通常處于差異化的發展階段，所以，截面靜態評價這一做法難以獲得良好的可比性[2]。目前，煤炭上市公司在進行績效評價時，傾向于對自身的歷史經營數據予以靜態分析，表現的是企業過去某個時期的經營狀況，無法以動態形式表現企業經營狀況，很難滿足該類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在自我更新方面表現出嚴重不足。

22經常使用多指標綜合指數法

先結合已有的評價目標與相關要求，構建對應的評價指標體系和標準；以所有指標為對象予以相關處理，一個是同趨勢化處理，另一個是無量綱化處理；通過專家法得到各評價指標所對應的權重；將指標數值、標準值放到一起進行比較，在此基礎上計算出單項指標值，通過它實現對企業經營績效的評價。該方法在指標選取以及權重確定方面表現出較大的主觀性，特別表現在權重確定方面，容易受到多種主觀因素的不良影響，給評價準確性埋下了較大隱患。

3有關煤炭上市公司經營績效評價體系設計分析

31設計原則

（1）系統性原則。該評價體系屬于一套具有典型綜合性特點的績效評價體系，因而在選取評價指標的過程中，應協調好財務指標、非財務指標之間的關系。另外，還應協調好定量指標、定性指標之間的關系[3]。

（2）社會效益原則。以企業價值（社會價值+經濟價值）最大化為根本價值取向，針對煤炭上市公司經營績效進行評價時，應基于企業利益視角，全面且深入地分析企業對當地社會、債權人和內部員工等做出的貢獻。基于社會效益的關注，是評價一家煤炭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的核心方面。

（3）綜合性原則。由于煤炭企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對其經營績效進行評價時，一方面要兼顧資源效率優化配置問題，另一方面還應考慮相關的安全風險因素。政府規定經營者是企業安全的首要承擔方，而安全生產又是煤炭企業的一貫主題，即安全工作是該類企業的核心工作。總之，應在資源配置、安全生產之間找到一個結合點和平衡點。

（4）重要性原則。所謂重要性原則指的是，全面性、關鍵性之間的有機結合。對于煤炭上市公司，其在構建績效評價體系的過程中不可過分追求面面俱到，因而這種做法會讓評價體系體現出側重點，難以找出核心問題加以討論。所以，在確定指標的過程中，應遵循重要性原則，確定影響煤炭上市企業經營績效的核心要素。

（5）時效性原則。煤炭上市公司經營績效具有明顯的動態性特征，所以，相關指標的選取應盡量體現時效性。指標體系應涉及三大方面的指標，即短期指標、中期指標以及長期指標，將便于定期衡量當成確定指標的一個關鍵的參考條件。

32設計思路

基于前文提及的五大原則，煤炭上市公司是將人、物兩種要素有機結合起來自主地開展相關經濟活動、以營利為核心目的的一類經濟組織。以煤炭上市公司為對象，對其經營績效進行評價的設計思路可基于兩大層面進行分析，一個是輸入，另一個是輸出。在輸入方面，借助對人力、物力以及財力等相關方面的具體投入的分析，實現對效率的科學評價；在輸出方面，基于企業不同利益相關方視角，收集若干家煤炭上市公司的經營信息，系統分析和比對它們的產出效果。在這一過程中，煤炭安全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是媒體上市公司正常運營的基礎，為其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環境支持[4]。

33經營績效評價指標體系

對煤炭上市公司經營績效進行分析時，可基于兩大層面進行相關分析，一個是過程控制，另一個是結果分析。所以，可構建下述指標體系[5]。

（1）過程控制。基于人力評價視角，選取“職工人數”這一指標：人力資源狀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是反映公司經營績效的一個核心因素。在公司運營中，員工屬于最活躍的一種要素。該指標集中體現了公司在“人”這一領域的投入。基于物力評價視角，選取“固定資產原值”這一指標：反映了公司在固定資產領域的投資，集中體現了公司在“物”這一領域的投入。基于財力評價視角，選取“主營業務成本”這一指標：指公司銷售商品（服務）的營業成本、收入之間的配比。該指標集中體現了公司在“財”這一領域的投入。

（2）結果分析。基于經營者視角，選取“營業總收入”這一指標：指公司在開展以銷售商品（服務）為代表的一系列日常業務時所取得的經濟利益的總體流入。基于股東視角，選取“每股收益”這一指標：也就是每股盈利，具體而言，普通股股東手中每占有1股所能夠獲取的公司凈利潤或者需要面對的公司凈虧損。基于社會責任視角，選取“利稅總額”這一指標：指公司產品銷售稅金和附加、應交增值稅以及利潤總額之和。該指標集中體現了公司在某段時期內取得的全部利潤額以及對肩負的社會責任的量化。基于債權人視角，選取“資產負債率”這一指標：指年末盤點時公司負債總額、資產總額之比。該指標集中反映了公司負債水平，即在總資產構成之中，哪些資產是通過負債方式進行籌措的。不僅如此，還反映了公司利用債權人資金的綜合能力。

篇3

不同行業的上市公司由于所面對的市場結構、所具有的增長能力、與宏觀經濟周期的關聯度，以及所處的行業生命周期階段等均不同，因而其經營績效也有顯著差異。本文擬通過設立反映上市公司經營業績的指標體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上市公司經營業績進行綜合評價，并在此基礎上試圖從行業角度研究我國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考察其是否存在顯著的行業間差異。

一、相關文獻回顧

Foulke（1968）在其經典教材《Practical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中，首次系統總結了經營績效的行業基準問題，并給出了許多行業各種財務比率的均值，指出公司比率處于某個范圍內是理想的，否則是異常的。Gupta（1969）對美國17.3萬個制造業公司的研究發現不同行業公司的財務指標具有顯著差異。King（1966）和Livingston（1977）都發現股價行為具有顯著的行業特征。此外，Bowen等（1982）研究了財務杠桿的行業效應，發現不同行業的財務杠桿具有顯著差異，并證明了差異并不是由個別行業的異常值導致的，而是普遍性的，并且行業間的差異在時間上具有穩定性。

國內也有少量成果初步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行業效應，如舒艷等（2000）在控制行業因素的基礎上，對財務比率與企業規模的關系進行了統計研究；吳澤智（2001）將1999年中期A股上市公司分為21個行業，對各行業上市公司1999年中期的經營業績進行了綜合測評，并分析了各行業上市公司1999年上半年的行業經營景氣度；郭鵬飛等（2003）對我國A股上市公司2001年的7個財務比率進行了分行業的統計分析，并檢驗了財務比率的行業因素效果。但這些研究均為描述統計與定性分析，未進行假設檢驗和相關分析等進一步研究，本文擬從行業角度研究中國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考察其是否存在顯著行業間差異。

二、上市公司綜合績效的主成分評價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上市公司經營績效進行綜合評價，這些互不相關的綜合指標能夠反映原始指標的絕大部分信息。然后再根據綜合指標反映信息的重要程度客觀的賦以一定的權重，建立一個評價函數，由此計算上市公司經營績效評價值。全部數據處理和圖表處理均通過SAS軟件和Excel軟件進行。

1.指標的選取

借鑒國內外已有的評價體系，論文選定2003年～2005年間的我國1226個上市公司的銷售利潤率、資產現金流量回報率、凈資產利潤率、資產周轉率、銷售成本率、資產費用率、資產成長率、存貨周轉率和應收賬款周轉率9個指標作為分析的起點。各項原始指標的計算過程參見表1。

2.樣本數據來源

本文主要研究上市公司自2003年～2005年行業經營績效行業分析，需要的樣本數據為上市公司9項財務指標，主要來自于由深圳市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開發制作的“中國股票市場研究數據庫”和“港澳咨詢靈通數據庫”2003年～2005年全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以及證券之星等網站資料。以手工方式錄入，并加以仔細反復核對以確保數據的準確性。

為了保證數據的有效性，盡量消除異常樣本對研究結論的影響，根據以下原則對樣本數據進行了預處理：

（1)本文中剔出了個別財務指標數據無法取得的上市公司；

（2)本文中剔出了金融類上市公司；

（3)由于有些上市公司發生嚴重虧損如被冠以ST，PT，公司的凈資產已經成為負值，對于我們計算凈資產收益率具有較大影響，因此這些公司也被剔除。

3.行業分類情況

本文根據中國證監會確定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中所制定的行業分類標準，對樣本數量較大的制造業細分到二位數行業代碼,對其他行業,本文只對其分類到一位數行業代碼，最終把我國滬深兩市2003年～2005年間1226家上市公司劃分為19個行業。

4.綜合評價

根據上述財務指標數據，應用SAS統計分析軟件，對滬深兩市2003年～2005年上市公司9項財務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出其綜合經營業績評價函數，由此計算出所選1226家樣本上市公司的綜合公司績效F值。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指標標準化使業績分布基本上是呈正態分布的，有的F值可能出現負值的結果，但這并不影響可比性，因為綜合評分的正負并無實際意義。

三、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的行業差異分析

通過上面的主成分分析法得出的經營績效是一個綜合性指標，它反映了上市公司經營的許多方面。因此，我們可以用其進行行業差異分析。

1.上市公司經營績效行業差異的描述

從表2可以看出，在這19個行業中，2005年不同行業的經營績效差別很大。平均經營績效在-0.2062～1.0032間波動，最高與最低經營績效相差1.2。其中公共事業的平均經營績效最高，為1.0032，而農業的經營績效最低，為-0.2062。采掘業、交通運輸倉儲業、傳播與文化產業、社會服務業、石油化工行業、食品飲料業和造紙印刷業的經營績效都比較高，其都大于0。而農業、信息技術產業、機械設備、綜合、醫藥和紡織卻表現出較低的經營績效。

我們比較不同行業的標準差可以發現：金屬非金屬行業的標準差很大，達到了21.73。這說明金屬非金屬行業內不同的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差異非常大，這反映了該行業的風險較高，這主要是由于：隨著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宏觀經濟穩步增長、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國內對金屬非金屬的市場需求不斷膨脹，面對如此機遇，一些企業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加快企業改制、重組、改善企業的資本結構和調整產品結構，使公司經營績效不斷提高，而另外一些企業則不能跟上市場的變化、生產技術落后，表現出較差的績效。從而造成了該行業經營績效相差很大。房地產行業、造紙印刷業的標準差也很大，高于1。而其他行業的標準差相對來說都不大。

從行業的變化趨勢來看，2003年～2005年間，采掘業、公共事業、交通運輸倉儲業、食品飲料業和石油化工行業的經營績效一直表現很好，其經營績效指數一直為正，高于上市公司的平均值。并且其標準差也不高，經營績效表現很穩定。這主要由于：采掘業、公共事業和石油化工行業表現出一定的資源優勢和壟斷特征，使其在總體上仍保持了相當強的綜合競爭力，由于資源、能源在我國及世界上依舊相對比較緊張，所以基本上這些行業上市公司的業績都非常的優良和穩定，而且預計此種狀態依舊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會延續下去。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市場經濟進一步完善、繁榮，產品極大豐富，進出口貿易增加，市場對交通運輸倉儲業、食品飲料業的需求也越來越高，經濟發展對其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從而使這兩行業的經營績效表現很好。無論從與全球經濟接軌角度，還是從市場對交通運輸倉儲服務的需求角度來看，我國交通運輸倉儲業存在巨大的發展潛力。可見，交通運輸倉儲行業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一個新亮點。與之相反的是，電子行業、紡織服裝、機械設備、醫藥和綜合這四個行業的經營績效一直都低于全國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

2.行業間經營績效的單因素方差分析

從以上簡單統計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行業對上市公司經營績效是很大影響的，但不同的行業間經營績效的差異是否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我們還需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19個行業2005年經營績效的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見表3。

表3中結果表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對于上市公司經營績效可以拒絕行業間無顯著差異的原假設。也就是說，不同行業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是顯著不同的。

四、結論

行業的經營績效明顯地受到國家宏觀經濟運行大環境的影響，政策和市場需求的導向指引著企業的發展和行業的趨勢。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國上市公司中，不同的行業所表現出的經營績效無論是經營績效本身，還是其變化趨勢，都存在著顯著的行業差異。采掘業、交通運輸倉儲業、食品飲料、石油化工和公共事業表現出很好的績效；與此同時，紡織服裝行業、醫療、綜合行業和機械設備行業的綜合經營績效卻一直處于較低水平。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不同行業的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是明顯不同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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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enjamin F King. Market and industry factors in stock price behavior[J].Journal of Business,1966:（1）

[3]Miles Livingston. Industry movements of common stocks[J].Journal of Finance,1977:（3）

篇4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2.28 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2-66-02

一、提出假設

在國家持股的公司里，過高的持股比重，內在地激發了國有股東權力行使的積極性，并為其過多的干預提供了理由和方便，使得公司很難將所有者和公司利益最大化作為目標來追求。同時，國有股權代表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擁有公司的實際控制權，但他們并不擁有索取其控制權使用收益的合法權益，從而也不承擔其控制權使用的責任，這樣國有股權代表手中控制權就成為一種“廉價投票權”，企業內部人只要花一定成本就可以收買這種廉價的控制權，致使“內部人控制”問題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國有股權的比重越大，政企就越難分開，公司治理效率也越低。此外，國有股權過度集中及其不可流通性不利于國企轉換經營機制，從而使股份公司與原國有企業在治理結構上沒有本質區別。

因此，首先提出假設：國有股占總股本比重越低對公司綜合經營績效越有利。

二、實證分析

本文所需的樣本來自2008年遼寧省工業國有股份公司的經濟指標表。經過對帶有顯著異常數據（數據超過相應所選樣本數據均值標準差）的公司的剔除，最終保留450家，按照國有股占總股本的比例將公司劃分為小于30%的公司（以A表示，共計330家）、30%―50%的公司（以B表示，共計67家）及大于50%的公司(以C表示，共計53家)三類。對于公司經營績效，本文主要考慮了盈利能力、償債能力、資產管理能力、發展能力和社會貢獻等五大方面。相應選取的主要指標見表1。

將三類公司的各項經營績效指標進行兩兩對比分析，根據獨立樣本T檢驗，整理出主要結果見表2、表3。

Sig.(2-tailed)＜0.05為存在顯著性差異

表2、表3顯示，國有股占總股本比例低于30%的公司與30%－50%的公司之間，前者的盈利能力高于后者，且存在顯著性差異。在償債能力、資產管理能力、發展能力和社會貢獻的評估中，二者皆不存在顯著性差異，但國有股占總股本比例低于30%的公司的資產管理能力和社會貢獻稍高于30%－50%的公司，而償債能力和發展能力則稍顯低下。國有股占總股本比例為30%－50%的公司與高于50%的公司之間，前者的資產管理能力與社會貢獻比后者高，且皆存在顯著性差異；而對另外三方面的評估中，二者不存在顯著性差異，但償債能力和發展能力前者低于后者，在盈利能力方面，前者稍高一些。國有股占總股本比例高于50%的公司與低于30%的公司之間，前者的盈利能力、資產管理能力和社會貢獻皆低于后者，且在盈利能力方面存在顯著性差異；而在償債能力方面，前者則高于后者，且存在顯著性差異。同時看到，兩類公司的發展能力基本相近。

三、結論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遼寧省工業類國有股份公司的績效評估中，國有股占總股本比例不同，公司績效也大不相同，且表現在公司績效的不同方面。對于盈利能力來說，隨著國有股本占總股本比例的減少而顯著增強；而在償債能力方面則相反，隨著國有股占總股本的比例減少而顯著變弱。在資產管理能力和社會貢獻方面，國有股占總股本比例為30%－50%的公司最優。可以看到，除償債能力外，整體上國有股占總股本比例高于50%的公司績效顯著不及另外兩類公司。此結論與本文假設并不完全一致。

據此分析，國有股占比越低的公司，在經營管理方面更靈活充分，因此有著更大的盈利空間，但是資金保障方面不夠穩定，因此償債能力很弱。而國有股占總股本比例在30%-50%的公司經營績效各方面相對來說更均衡。因此，目前遼寧省工業類國有股份公司應該考慮的問題是如何將國有股占比高的公司的經營管理擺脫比較死板的局面，使之達到最佳的盈利狀態，同時如何使國有股占比低的公司獲得更穩定的留存收益，以保證債務的清償。

參考文獻：

篇5

中圖分類號：F830.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5）05-0064-06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越來越多的外資銀行選擇來華經營，特別是2001年我國加入WTO后，外資銀行加快了入駐我國的步伐。2006年12月11日我國全面放開人民幣業務，完全取消對外資銀行在地區、業務和客戶方面的限制，更多的外資銀行轉制為外資法人銀行，與中資銀行享受同等的國民待遇，至此，外資銀行在華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據銀監會2013年年報，截至2013年底，共有51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行在華設立42家外資法人機構、92家外國銀行分行和187家代表處。36家外資法人銀行、57家外國銀行分行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外資銀行在我國的27個省（市、區）的69個城市設立了機構，初步形成具有一定覆蓋面積和市場深度的總行、分行、支行服務網絡，營業網點達947家①。

隨著金融改革在我國的持續推進，更加透明、開放和政府較少干預的金融改革措施將相繼在我國實施，其中一項重要舉措便是利率市場化。2013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全面放開對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的管制，金融機構可以自主確定貸款利率。2014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存款利率市場化很可能在最近一兩年內實現。2014年11月22日，央行降息，并將存款利率上浮區間擴大至1.2倍。進入2015年后，央行又于2月28日進行了年內首次降息，將存款利率上浮至1.3倍，進一步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改革。存款利率市場化后，商業銀行的競爭態勢勢必會發生變化。由于我國商業銀行的收益主要依賴于利息收入，利率市場化使得利差收窄，進而使得商業銀行的收益下降。反觀外資銀行，由于很多外資銀行在國外利率完全放開的地方設有分支機構，積累了很多經驗，知道如何在利率開放的條件下設計新的產品，以及如何為這些新產品進行定價和風險管理，從而提高了經營績效。很顯然，在利率市場化條件下，外資銀行先進的經營經驗使得他們成為我國商業銀行不可忽視的競爭力量。因此，在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對我國的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的經營績效進行比較分析，找出中資銀行相對于外資銀行的優勢與不足，并提出相應建議，對于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的競爭力與經營績效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國內外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學者在對利率市場化背景下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經營狀況的比較研究較少，并且結論不一。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課題組（2004）將北京地區中外資銀行作為樣本，運用層次分析法，對銀行經營狀況、外部環境、創新能力等指標進行比較分析，結果表明，外資銀行相對于中資銀行在盈利能力、安全性、非利息收入占比和創新性方面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黃亮雄等（2010）采用DEA交叉評價模型對在華經營的中外資銀行進行了效率評價對比，得出的結論是國內銀行的效率要高于外資銀行。張碧瓊（2014）采用GPCA法，對我國12家中資銀行和3家外資銀行2009―2012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得出結論表明，本土商業銀行的總體經營業績要高于外資銀行，但外資銀行的業績增長速度明顯快于中資銀行，且在安全性、成長性和穩定性等指標上也要明顯優于中資銀行。

大多數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集中在外資銀行的進入對東道國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這一方面。克萊森斯、德米爾古克和赫伊津哈（Claessens、Demirguc-Kunt和Harry Huizinga）對1988―1995年間80個國家的7900家銀行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發展中國家的外資銀行比本國銀行具有更高的利息邊際和利潤，并且外資銀行的進入對東道國銀行體系效率的提高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蘭辛克和赫爾墨斯（Robert Lensink和Niels Herms）收集了1990―1995年間48個國家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在經濟落后的國家，外資銀行的進入使其國內銀行的經營成本上升，利差收入也上升，但利潤的總體變化在統計上不顯著。郭妍、張立光（2005）采用我國具有代表性的13家國內銀行1993―2002年的面板數據，在國內首次對外資銀行的進入對我國銀行盈利狀況、經營水平、抗風險能力的影響進行了定量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隨著外資銀行進入程度的加深，雖然國內銀行的利差有所上升，但利潤率、非貸款收益率、費用率均有所下降，此外，國內銀行的盈利狀況等受自身資本充足率和費用率的影響較大。葉欣（2006）運用我國銀行業1995―2004年的橫截面數據對外資銀行進入程度、中資銀行效率水平的變化關系進行經驗分析，研究發現，外資銀行進入程度與中資銀行利息邊際和利潤水平顯著正相關。毛澤盛（2006）通過選取1989―2005年的相關數據，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實證研究了外資銀行進入對我國銀行業績效的影響，結果發現，外資銀行進入與國內銀行的稅前利潤和管理費用負相關，而與凈利息收益和非貸款收益正相關，且外資銀行進入對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沖擊更大。張金清和吳有紅（2010）運用2001―2008年14家主要商業銀行的面板數據，利用SFA法測度商業銀行的效率，對外資銀行進入對我國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外資銀行進入對本土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存在“閾值”效應，即在外資銀行進入水平達到閾值之前，外資銀行的進入將促使本土銀行效率的改善；在進入水平超過閾值后，外資銀行可能對本土銀行的效率產生消極作用。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目前，我國的證券市場雖然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但是證券市場的完善仍然需要一段較長時間，因此，我國的銀行體系在整個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功能中仍然起著主導作用，銀行融資仍占據主導地位。我國不斷推進金融深化改革，特別是利率市場化改革，使得商業銀行既面臨著外部經營環境不斷變化所帶來的風險與挑戰，又承受著自身體制的不斷變革。而2006年底全面放開人民幣業務，外資銀行全面進入后，我國商業銀行能否取長補短，迅速提高經營效率，不僅關系到商業銀行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也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銀行、證券、保險的分業經營，在這種體制下，我國的商業銀行把存貸款利差作為其利潤的主要來源。相關調查研究顯示，我國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差收入一般占其營業收入的70%以上，尤其是中小型商業銀行，這一比重更大。相比之下，在華經營的外資銀行雖然盈利模式多元化，但由于大部分外資銀行進入我國市場的時間較短，對我國整個金融環境和監管結構缺乏了解，加之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使得他們的利息收入比（凈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也處于較高的水平，表1反映了部分在華經營的外資銀行（18家）和中資上市銀行（16家）2007―2013年的利息收入比狀況。

表1中的數據顯示，無論是中資上市銀行還是在華經營的外資銀行，利息收入占比均超過了60%，處于較高的水平，說明存貸款利息差的收入仍然是我國銀行業盈利的主要來源，對銀行業的經營績效產生重要影響。根據國際歷史經驗，利率市場化往往導致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加劇，市場活躍度提高，利率水平上升，銀行業的利差收窄。而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將導致存款成本在短期內上升，貸款收入在短期內下降，但是銀行的資產結構調整相對緩慢，因此，短期內利息差收窄的可能性較大。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存貸款利差的收窄將對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產生重要的影響，但是對中資上市銀行和在華經營的外資法人銀行的影響不同。

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推進，近幾年來，各家中資銀行都在積極探索經營模式的轉型，將業務重點由傳統銀行業務向中間業務過渡，積極發展中間業務，努力實現盈利模式的多樣化，但是中間業務收入占比仍然較小。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由于銀行的利差收窄，存貸款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整個市場將對銀行業的業務創新能力、利率定價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外資銀行由于有著豐富的利率市場化經驗，在以上幾個方面相對于中資銀行更具有競爭優勢，且外資銀行的中間業務發展良好。隨著利率市場化的發展，中間業務發展較好的商業銀行，其經營績效受到的影響較小，而中間業務發展較差的商業銀行，其經營績效受到的影響也就較大。因此，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設：

假設2：在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以非利息收入為代表的中間業務收入將成為商業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其中，中間業務的發展對外資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大于對中資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

我國在2006年年底全面放開了人民幣業務，取消了對外資銀行的諸多限制，外資銀行紛紛轉制為外資法人銀行，可與中資銀行享有同等的國民待遇。同時，我國于2007年1月4日起正式運行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簡稱Shibor ），這標志著我國的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建設工作的全面啟動。Shibor的建設有利于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是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重要舉措，因此，2007年可以說是我國進入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標志性年份。本文選取的樣本包括中資銀行樣本和外資銀行樣本兩部分，數據的時間跨度為2007―2013年。為了滿足平衡面板數據的要求，保證數據的完整性，經篩選，最后保留了16家中資上市銀行樣本和10家外資法人銀行樣本。原始的銀行財務數據來源于《全球銀行和金融機構分析庫》（BankScope數據庫）和國泰安數據庫，根據本文研究的需要，由原始數據經過計算確定相關的變量。

（二）變量設計

1. 被解釋變量。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評價方法傳統上是以銀行的財務指標為基礎的，通過商業銀行財務報表的數據計算相關財務指標，從而評價銀行的經營績效。本文選取常用的財務指標――資產收益率（ROA）作為被解釋變量，衡量銀行的經營績效。資產收益率指的是一段時間內，凈利潤與總資產之間的比率，本文采用商業銀行的年資產收益率。

2. 解釋變量。（1）非利息收入占比。即非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本文用NIR表示。非利息收入占比是衡量銀行中間業務發展的重要指標，該指標越大，表示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發展越好，對傳統的存貸業務依賴性越小。（2）凈利差。即銀行的凈利息收入與銀行的平均總資產之比，本文用NIRA表示。凈利息收入是商業銀行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在利率市場化環境中能夠反映銀行效率的重要信息。

3. 控制變量。為了更準確地衡量非利息收入占比和凈利差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借鑒已有的研究，本文進一步選用資本充足率（CR）、存貸比（LCD）、成本收入比（CTIR）以及銀行總資產（ASSET）作為控制變量。

資本充足率。資本充足率是商業銀行的資本對其風險資產的比率，是保證商業銀行安全運營和正常發展所必需的重要比率，也是巴塞爾協議對銀行安全性監管的重要要求。但是，銀行的安全性原則與盈利性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矛盾，因此，資本充足率的提高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銀行經營績效的提高。

存貸比。即商業銀行貸款總額與存款總額的比率。該比率越高，表示商業銀行對其資產的運用越充分，同時流動性風險也越高。我國明確規定，商業銀行的存貸比不得超過75%。

成本收入比。該比率反映了銀行的每一單位收入需要支出多少成本，是衡量銀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可反映銀行的經營效率。一般來說，該比率越小，表明銀行的經營效率越高。

銀行總資產。即銀行規模的大小。一般來說，當銀行存在規模效應時，銀行的規模越大，經營績效越好。本文采用總資產的自然對數LN（ASSET）來衡量銀行規模對銀行績效的影響。

（三）模型設計

于本文選取的數據為面板數據，因此對以上模型的估計可以使用面板數據的無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通過Likelihood Ratio Test和Hausman Test，檢驗結果的P值均接近于0，即在1%的水平上拒絕原假設，因此，本文應用面板數據的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分別對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進行實證分析。

五、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經營績效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本文的實證分析需要分樣本進行回歸，即分別對中資上市銀行樣本和外資法人銀行樣本進行回歸，因此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也分類進行（結果略）。

在華經營的外資法人銀行與中資上市銀行在資產收益率、非利息收入占比以及凈利差等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差異。衡量銀行經營績效的指標資產收益率ROA在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上的平均值分別為1.02和0.68，可以看出外資法人銀行的資產收益率遠低于中資上市銀行，其平均值不到1。從標準差來看，外資法人銀行ROA的標準差為0.41，高于中資上市銀行ROA的標準差0.23，這意味著外資法人銀行資產收益率的內部差異性要高于中資上市銀行。測度中間業務發展情況的指標非利息收入占比（NIR）在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的平均值分別為14.56和24.35，這意味著平均看來，外資法人銀行的非利息收入比是中資上市銀行的近兩倍，說明外資法人銀行在盈利模式多元化方面的表現要優于中資上市銀行。但從標準差來看，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分別為6.62和15.11，說明外資法人銀行在非利息收入上的內部差異性要遠高于中資上市銀行。商業銀行主要收入來源通過指標凈利差（NIRA）來反映，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的這一指標的均值分別為2.34和1.78，即中資上市銀行在利差收入上的優勢明顯大于外資法人銀行，且就標準差來看，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分別為0.29和0.77，也反映了中資上市銀行利差收入的差異性明顯低于外資法人銀行。

對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樣本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不大，因此可以較好地避免模型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通過運用統計軟件Eviews，采用面板數據的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分別對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的模型進行回歸，經整理，各個模型的回歸結果見表2。

由表2內中資上市銀行的模型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我國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衡量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指標非利息收入占比對我國的中資上市銀行的經營績效確實有影響。回歸得到的非利息收入占比（NIR）的系數為0.010，并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在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中，非利息收入占比越高，中資上市銀行的資產收益率就越高，且非利息收入占比每提高1個百分點，中資上市銀行的資產收益率平均提高0.010個百分點。凈利差（NIRA）的系數為0.297，并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意味著凈利差對銀行的資產收益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商業銀行的凈利差越高，資產收益率越高。系數0.297表示凈利差每提高1個百分點，資產收益率平均提高0.297個百分點。同時，比較變量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數和凈利差的系數，可以看出凈利差的系數要遠大于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數，這表明對中資上市銀行來說，凈利差仍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凈利差對銀行經營績效的貢獻要遠大于非利息收入占比對經營績效的貢獻。

從針對外資法人銀行的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非利息收入占比（NIR）的系數為0.017，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說明中間業務的開展對外資法人銀行的資產收益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非利息收入占比每提高1個百分點，銀行的資產收益率平均提高0.017個百分點。凈利差（NIRA）的系數為0.275，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示凈利差每提高1個百分點，外資法人銀行的資產收益率平均提高0.275個百分點。對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數和凈利差的系數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凈利差也是外資法人銀行收入的主要來源，對資產收益率的貢獻有0.275，而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數遠小于凈利差的系數，對資產收益率的貢獻也相對小很多。

比較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的模型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凈利差（NIRA）對中資和外資銀行的經營績效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存貸利差的收窄會對銀行的經營績效帶來不利影響。同時，比較二者凈利差的系數，可以發現中資上市銀行的凈利差系數略高于外資法人銀行，表明凈利差對二者的影響稍有不同，對中資上市銀行的影響效果高于對外資法人銀行的影響效果。這可能是因為與外資銀行相比較，中資銀行更多地依靠傳統的存貸款業務來增加其收入，凈利差對其影響要更大一些。這一實證結果使得本文的假設1得到驗證。非利息收入占比對中資、外資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也不同，二者系數略有差異，外資銀行的系數稍高于中資銀行，這意味著中間業務的開展對外資法人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高于對中資上市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這主要是由于外資銀行的母公司對利率市場化有較為成熟的經驗，外資銀行的盈利模式更加多元化。這個結論證實了本文的假設2。

比較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控制變量對經營績效的影響，可以看出：銀行總資產對中資、外資銀行資產收益率的系數均為正，但外資銀行的系數不顯著，表明外資銀行的資產規模對經營績效的影響不確定；存貸比對經營績效的影響，在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中的影響效果均不顯著；中資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對經營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外資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的影響卻不顯著，這主要是由于外資銀行較高的資本充足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發展；成本收入比的系數只在外資銀行的模型中顯著，且對經營績效有負向影響，但在中資銀行中不顯著，表明在中資上市銀行中成本收入比對經營績效的影響不確定。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檢驗模型的穩健性，本了如下的穩健性檢驗：在前文的分析中，以資產收益率ROA為被解釋變量衡量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在穩健性檢驗中，用權益收益率ROE代替資產收益率來測度銀行的經營績效，以相同的方法對模型進行回歸。總體上看，基于ROE的回歸結果與基于ROA的回歸結果基本一致。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應用面板數據的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對2007―2013年間在華經營的16家中資上市銀行和10家外資法人銀行的經營績效進行了實證研究。根據各銀行樣本的回歸模型，進行橫向、縱向比較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一）主要結論

1. 總體上看，在我國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中，中資上市銀行的經營績效高于外資法人銀行。其中，中資上市銀行的經營績效受非利息收入占比、凈利差、總資產規模和資本充足率等因素的影響顯著，而外資法人銀行的經營績效受非利息收入占比、凈利差和成本收入比等因素的影響顯著。

2. 非利息收入占比以及凈利差對中資、外資銀行的經營績效均有顯著影響，但凈利差對銀行經營績效的貢獻要明顯大于非利息收入占比。說明雖然非利息收入占比對銀行績效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現階段在華經營的中資、外資銀行仍然依靠存貸款凈利差來提高其經營績效。

3. 外資法人銀行模型中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數高于中資上市銀行，說明中間業務對外資銀行績效的影響大于對中資銀行的影響。在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中間業務是新的利潤增長點。從中間業務的角度來看，在利率市場化進程中，外資銀行能更好地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和利率市場化帶來的利差收窄的沖擊。

（二）政策建議

對中資銀行來說，逐步減少對存貸款凈利息收入的依賴，清楚地認識到中間業務對銀行經營績效及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意義。要積極學習外資銀行應對利率市場化的經驗和創新中間業務的方法，在有效擴展傳統中間業務（如結算類業務、銀行卡類業務、類業務等）的同時，積極挖掘開發新型的中間業務，拓展中間業務的品種，減少對傳統中間業務的依賴。

對外資銀行來說，利率市場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雖然外資銀行在中間業務的開展狀況以及盈利模式的多元化方面優于中資銀行，但是優勢并不明顯。這是由于外資銀行在華開設的機構數量較少，在開展業務的廣度和深度上均不敵中資銀行，且外資銀行的本土化發展進程較慢，這使得其傳統的優勢與我國金融市場融合程度較低，從而不能在最大程度上發揮其中間業務的優勢。因此，外資銀行應抓住利率市場化的機遇及我國其他金融開放政策，快速適應我國市場，積極融入本土化市場中，從員工的招聘到產品的研發以及業務的拓展方面均實現本土化，并結合其自身的優勢，盡快實現與中資銀行的競爭合作關系，提高自身的經營績效。

注：

①數據來源：中國銀監會2013年年報。

參考文獻：

[1]Classens S.，Demirguc-kunt A. and Huizinga H. 2001.How Does Foreign Entry Affect Domestic Banking Markets？ [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5.

[2]Robert Lensink，Niel Hermes.2004. The short-term effects of foreign bank entry on domestic bank behaviour： Does economic development matter？[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 ，28.

[3]黃亮雄，秦軍，曾園園，鄭雪晴.國內銀行與外資銀行的效率比較――基于DEA交叉評價的分析[J].知識經濟，2010，（13）.

[4]張碧瓊，劉俊，李論.中國境內中外資銀行經營業績比較：基于GPCA法的分析[J].金融監管研究，2014，（5）.

[5]郭妍，張立光.外資銀行進入對我國銀行業影響效應的實證研究[J].經濟科學，2005，（2）.

[6]葉欣.外資銀行進入對中國銀行業效率影響的實證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06，（2）.

[7]毛澤盛.外資銀行進入對我國銀行業影響的實證研究[J].南京師范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4）.

[8]張金清，吳有紅.外資銀行進入水平影響商業銀行效率的“閾值”效應分析――來自中國商業銀行的經驗證據[J].金融研究，2010，（6）.

篇6

根據《中央企業經濟責任審計管理暫行辦法》（國資委令第7號），國資委于2006年《中央企業綜合績效評價實施細則》，并要求當年實施。該《實施細則》以國際或國內行業均值為基準，靜態與動態相結合，從企業盈利能力、資產管理能力、風險控制能力與發展能力四個方面，使用22個指標，定量地運用功能系數法和賦予指標不同權重評價企業財務績效；從企業內部治理、內部控制制度的建設、人力資源與社會責任四個方面，通過八個定性指標，采用德菲爾方法評價企業負責人管理績效；在財務基礎審計與績效評價的基礎上進行企業負責人經濟責任評價，通過對“事”的評價來達到對“人”的評價，認定企業負責人責任類型與工作成就，促進企業負責人勤勉盡責。

二、經營性出版行業的特殊性

至2010年底，新聞出版業中的經營性出版單位完成了全行業的改企轉制任務。轉制后的經營性出版單位成為市場競爭主體，市場適應能力顯著增強，跨介質、跨行業、跨地區、跨國界和跨所有制的并購重組取得實質性進展。[2]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正在形成。根據滬深兩市數據統計，自皖新傳媒登陸滬市到2012年3月15日，不到兩年時間已有25家出版單位上市或借殼上市，涵蓋傳統紙介質出版行業與戰略新型非紙介質出版行業，覆蓋了印刷復制與發行。經營性出版行業既具有其他行業的產業屬性（如逐利性），也具有文化屬性。經營性出版業的特殊性導致了該行業績效評價的特殊性。經營性出版業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經營性出版單位作為市場經濟參與主體的同時，也是傳承優秀文化、創新文化、提高全民文化素質與國家“軟實力”的主體。

“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經營性出版單位，在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實現《指導意見》與《行業規劃》目標時，也應當傳播社會主義先進的積極向上文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強化精品力作的生產，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積極參與新聞出版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保障人民群眾基本文化需求，提高民族文化素質。不應為追求數量、利潤，而忽視質量建設與自身“文化屬性”，避免出現“養生門”事件。[3]

（二）經營性出版單位主業界定。

根據滬深兩市對上市公司行業劃分（CSRC），經營性出版單位屬于文化傳媒行業。但是，文化傳媒行業的經營主業存在巨大的差異。經營性出版單位既有可能是“編印發”一體化的集團公司，也有可能是集中于印刷復制或發行的專業化公司；既可能是以傳統紙介質為主業，也可能是以戰略新型非紙介質為主業；既可以是影視、動漫為主業，也可以是以圖書、期刊等文化產品印刷發行為主業。在“文化傳媒”這一主業界定下，經營性出版單位的經營形式與內容巨大差異，使得綜合績效評價的可比性與行業標準難以取得，這樣會導致績效評價缺乏橫向比較的基礎。

（三）電子化、數字化、網絡化等新型技術對經營性出版單位的發展至關重要。

經營性出版業是知識、技術與資本密集型產業。信息技術在印刷復制與發行中的廣泛應用與快速發展，使得傳統紙介質新聞出版業面臨嚴峻挑戰，部分傳統出版的市場規模不斷萎縮。根據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數據統計，自2007年后，我國數字出版產值以每年50%左右的速度增長。特別是在2008年底，我國的數字出版產值已達530億元，首次超過傳統出版業。截至2011年底，我國已批準建立的國家動漫出版產業發展基地已超過10個，產業基地的孵化作用成效顯著。以“國家知識資源數據庫”、“國家數字復合出版系統”、“國家動漫振興工程”等國家重大工程帶動戰略正在加緊實施。[4]因此，隨著網絡和數字技術的推廣應用，出版業正以實力、規模、質量、效益決勝市場，形成我國經濟又一個新的增長點。如果經營性出版業不加大技術方面的投資，跟上新的技術要求和轉變增長方式，就只能被市場所淘汰。

（四）經營的條塊分割與區域化。

我國經營性出版業脫胎于計劃經濟中的新聞出版業。自2003年后，新聞出版業進行改企轉制后，各省市在各自行政區域內組建了經營性出版集團。這些出版集團以區域、系統為界，獨尊國有。從滬深兩市文化傳媒行業八家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與收入地域分布來看，這些出版集團股權高度集中在省級國資委上，沒有大型集團之間的交叉持股；在本省市的銷售收入占到總收入的60%以上。上述現象表明：我國現階段經營性出版業行政條塊分割、地方貿易保護仍舊存在。

三、經營性出版業的特殊性對綜合績效評價的影響

正是因為經營性出版業的特殊性，導致了《中央企業綜合績效評價實施細則》并不能完全適應于經營性出版業。由此，如果按照該細則設計的評價方案對經營性出版單位進行評價與認定，就可能形成“評價的可比性、評價的公正性與評價目的”三個問題。

（一）指標權重與功能系數沒有反映經營性出版業的文化屬性與社會責任。

企業綜合績效評價除了關注企業的盈利水平和經營環境、準確評判企業的經營成果外，還須關注貫徹執行企業所屬行業的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情況以及社會效益。經營性出版業在積極參與產業競爭時，還須履行社會責任，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并重，兩種效益不能偏廢。然而《實施細則》中對“社會責任”僅在“管理績效”類別中加以考量，屬于考核四級科目。這種設計對其他產業具有合理性，但是對文化產業就顯得不盡合理，難以反映出版業的文化使命。我國現實出版業是一種粗放型的發展，增量主要來源于出版品種的增加，而不是來源于再版，“無效出版”較為嚴重。進行績效評價是應該通過指標導引來促進企業與行業履行社會義務，實現兩種效益并重，因此，在經營性出版業綜合績效評價時，加大社會責任的權重以反映其文化屬性與社會責任。

（二）單一行業標準評價難以適應經營性出版業主業的多樣性與差異性。

經營性出版業經營范圍與方式差異性巨大，從而使得《實施細則》的“單一主業”、“多業經營”的評價方式難以適應經營性出版業。根據《實施細則》第十九條、第二十條與第二十一條的規定，以及結合滬深兩市行業分類（CSRC），經營性出版業不論其經營范圍與方式如何差異化，都屬于“文化傳媒”行業。然而，通過查閱滬深兩市文化傳媒上市公司2010年年報，這些同屬于“文化傳媒”行業的經營性出版公司，在資產規模、股本總額、股權分配方面存在實質性差異。例如：皖新傳媒主要從事圖書、報刊等傳統出版發行，而中視傳媒主要從事廣播電視，在進行兩者綜合績效評價時，此時就不具備橫向可比性。

四、改進經營性出版業綜合績效評價的建議

（一）加快信息化建設，實現經營性出版業全行業的信息共享。

《實施細則》中的功能系數調整法，是基于充分的行業信息使用國際或國內行業標準對相關指標進行調整，從而來認定企業負責人的責任。如果行業信息不存在或不充分，那么《實施細則》的實施就可能“巧婦難為無米之炊”。[5]由于經營性出版業改制時間短，經營范圍與方式存在巨大差異性，同時，行政分割與區域化經營，使得經營性出版業信息化建設相對落后。因此，新聞出版總署應該加快行業信息化建設，在行業內實現信息共享。

（二）調整相關指標與指標權重以適應經營性出版業綜合績效評價。

不同的行業具有不同的社會使命。經營性出版業除具有其他產業的共性外，也具有文化產業獨有的特性。經營性出版業綜合績效評價的指標設計與相應的指標權重應反映出版業的特征。

1．社會責任應作為第二級考核子目而不是作為第四級考核子目，擴大其占比。

經營性出版業的社會責任顯著地高于其他產業，“傳承優秀文化、布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高全民素質”和“質量導向”是行業的經營使命。因此，在進行經營性出版業綜合績效評價時，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并重，不能重經濟效益而輕社會效益。所以，在指標設計時，社會責任應作為第二級考核子目并擴大其占比。

2．新興技術與創新性技術投入考核。

綜合績效評價應反映與引領時代特征而不是對現實的事后反映。信息化、數值化、網絡化對經營性出版業影響深遠。新型戰略非紙介質出版發行發展迅猛、總產值超出傳統紙介質。因此，在進行經營性出版業績效考核時，應對新興技術與創新性技術投入予以鼓勵。

3．跨區域行業內整合考核。

評價不是目的而是實現目的的手段。根據《指導意見》與行業“十二五”規劃，在未來三至五年內，我國要實現“六七家資產超過百億、銷售超過百億的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大型新聞出版企業，新聞出版業規模、結構、質量、效益和競爭力的優化和提升，從而更有力和有效地推動實現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目標。因此，在對經營性出版業進行績效評價時，要加大評價指標在行業發展中的導引作用，鼓勵出版企業做大做強。

注 釋：

[1]劉更新：《經濟責任審計運行機制的框架構建與特征分析》[J].《財會》2012年第1期

[2]《新聞出版業“十二五”規劃基本思路要舉》[J].《中國編輯》2010年第6期

[3]吳培華：《后改制時代出版業科學發展觀的再思考》[J].《出版發行研究》2011年第1期

篇7

第一，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本文根據滬、深兩市2013年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資料，選取了內蒙古截至2013年全部的23家上市公司（其中剔除了特別處理ST1家），其中，這23家上市公司涵蓋了工業、醫療、煤炭、電力、采礦、零售等行業。

第二，研究方法。設有p個原有變量x1，x2，x3…xP，且每個變量（經標準化處理后）的均值為0，標準差均為1。[1]每個原有變量可以用k（k

X=AF+

其中為公共因子，A成為因子載荷矩陣，aij（i=1，2，…k，j，=1，2…k）稱為因子載荷，是第i個原有變量在第j個因子上的負荷， 稱為特殊因子，表示原有變量不能被因子解釋的部分，其均值為0。

第三，指標選取。對上市公司經營績效進行評價主要是針對其生產和經營能力進行分析。因此，在指標的選取上，不考慮系統風險及行業政策等因素對經營績效的影響，只是把財務指標作為經營績效的考核依據。同時，根據《企業績效評價實施細則》，[2]本文選取了2013年內蒙古上市公司年報中公布的14項財務指標：分別為總資產報酬率（X1）、凈資產收益率（X2）、銷售毛利率（X3）、資產負債率（X4）、流動比率（X5）、速動比率（X6）、總資產周轉率（X7）、存貨周轉率（X8）、應收賬款周轉率（X9）、總資產增長率（X10）、凈資產增長率（X11）、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X12）、每股凈資產（X13）、每股未分配利潤（X14）。

二、實證研究

因子分析過程：

（1）原始指標值標準化處理。一般而言，指標X1到X3，X7到X14的性質都屬于正指標，數值越大越好，而指標X4至X6是適度指標。為了使各指標具有可比性，消除不同變量間由于量綱和數值大小不同所造成的差異，首先需要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本文選用Z-Score變換法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公式為：

（i=1，2…24，j=1，2…13）

其中Zij代表無量綱化后的變量值；Xij為未標準化處理的原始變量值；Mj與Sj分別為x的均值與標準差。無量綱化變換不改變原始變量間的相關系數，所以分析效果具有一致性。

（2）指標數據的適用性檢驗。由于因子分析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對原有變量進行濃縮，進而最終實現減少變量個數的目的。因此，它要求原有變量之間應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所以應首先檢驗指標間相關性是否達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本文采用巴特利特球體檢驗和KMO檢驗進行研究（見表1）。

表1 巴特利特和KMO的檢驗結果

KMO and Bartlett's Test

取樣足夠度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

Bartlett的球形度檢驗近似卡方

df

Sig. .510

225.103

91

.000

表1結果顯示，巴特利特球度檢驗統計量的觀測值為225.103，相應的概率P-值接近0小于顯著性水平 =0.05，則認為相關系數矩陣與單位陣有顯著差異。同時KMO值為0.51>0.5，可知原有變量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3）確定公因子數目，求解初始公因子及因子載荷矩陣。根據原有變量的相關系數矩陣，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選取大于1的特征值。從方差總解釋表（限于篇幅沒有列示）可以看出由于指定提取5個因子，5個因子共同解釋了原有變量總方差的82.645%。總體上，原有變量的信息丟失較少，因子分析效果較理想。

（4）因子命名與解釋。為了更清楚地理解因子的實際含義并命名，可通過因子旋轉的方式使一個變量只在盡可能少的因子上有比較高的載荷。本文采用了方差極大法（Varimax）對因子進行旋轉（如表2）所示。

表2 經方差最大正交旋轉后因子載荷矩陣表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Component

1 2 3 4 5

Zscore（X1）

Zscore（X2）

Zscore（X3）

Zscore（X4）

Zscore（X5）

Zscore（X6）

Zscore（X7）

Zscore（X8）

Zscore（X9）

Zscore（X10）

Zscore（X11）

Zscore（X12）

Zscore（X13）

Zscore（X14） 0.945

0.924

0.770

-0.049

-0.049

-0.111

0.108

-0.152

0.004

0.790

0.560

-0.193

-0.182

0.151 0.044

-0.078

0.218

-0.893

0.911

0.951

0.213

0.043

-0.210

-0.338

-0.273

0.323

-0.146

-0.015 -0.049

0.089

0.113

0.002

-0.124

-0.099

0.126

0.005

0.066

-0.231

0.268

-0.391

0.917

0.866 -0.016

0.136

-0.285

-0.081

0.097

0.132

0.923

0.009

0.076

0.173

0.527

0.640

0.102

-0.062 -0.091

-0.144

0.030

-0.028

-0.158

-0.087

0.081

0.860

0.815

-0.030

0.075

-0.002

-0.039

0.111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a Rotation converged in 5 ietartions.

從表2可以看出所提取公因子的命名解釋。同時，將變量值載荷矩陣中載荷較高的分為一類，可以分為五類：1）公共因子在X1，X2，X3，X10，X11指標上具有較大的載荷，而這五項指標可以清晰的反映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的收益和盈利情況，故將其命名為盈利因子。2）X4，X5，X6在第二個公共因子上具有較大載荷，達0.89以上，公司的償債能力通常由這三項指標反映，其中X5，X6主要反映上市公司的短期償債能力。因此，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償債因子。3）第三公共因子 在X13，X14指標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均達0.87以上，這兩項指標通常反映上市公司的股本擴張能力。因此，對股本擴張能力具有很好的解釋性。因此，本研究中將其命名為股本擴張因子。4）第四公共因子在X7，X12指標上具有較大的載荷，達0.64以上，X7反映企業全部資產的經營質量和利用效率進而反映銷售能力，而X12則反映企業的產品生命周期，二者都能很好的解釋上市公司的成長能力。因此，將其命名為成長性因子。5）第五公因子在X8，X9指標上具有較大載荷，均達0.86以上，這兩項指標均可以反映企業經營活動中的資金運轉情況，能夠很好的解釋上市公司的資產管理能力，故將此命名為資產管理因子。

（5）計算因子得分及綜合績效得分。因子得分是因子分析的最終體現，它是用原有變量來描述因子，根據因子得分系數矩陣與原始變量標準化值求解因子得分，而綜合得分則以每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作為權術進行加權計算。得分越高，說明該公司的經營業績越好，反之亦然。計算公式為：

篇8

公司資本結構、股權結構與公司業績關系的研究是公司績效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國內外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以解釋它們之間的關系，但目前為止尚無明確定論，有的學者認為它們之間是簡單的線性關系，有的學者提出了它們之間非線性的假設但所用的方法和得出的結論有些牽強。

本文從一定假設出發，通過建立相關計量經濟模型并用圖形來展示我國中小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股權結構與其經營績效的關系。緊接著，從分析結果出發嘗試性提出一些建議，以期為我國中小企業提高經營績效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與借鑒。

1 樣本的確定與指標選取

1.1 樣本選取 截止到2014年4月底，在深市上市的中小企業達719家，作為研究樣本，為確保研究結論說服力應盡量消除異常樣本對研究結論的影響，于是對原始樣本做以下處理：首先，為更好地分析各公司近期經營狀況，選取2007年以前在深市上市并且在2004到2013年持續經營的公司；其次，本文研究的股權結構是A股結構，因此只保留發行A股的公司；再次，在樣本中剔除ST和*ST公司；最后，為保證研究結論的說服力，剔除凈資產收益率過高和過低的15家公司，此外，剔除當年因信息披露方面的原因受到證監會的處罰和譴責的18家公司，最后共得到研究樣本139家。

基于此，本文將收集的139家公司數據作為分析來源，對我國中小上市公司經營績效進行實證分析。本文數據由和訊網公布的信息、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數據和大智慧行情分析系統獲得。

1.2 變量選擇與定義 本文選取反映公司績效的凈資產收益率（ROE）作為被解釋變量。選擇ROE作為衡量公司績效的指標，是考慮到其能科學地衡量公司的獲利能力。

在分析資本結構與公司經營業績的關系時，選取資產負債率為解釋變量，因該指標反映公司的財務能力；選取公司規模做為控制變量，因規模不同公司盈利能力不同，本文將公司規模取為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在分析股權結構與公司經營業績的關系時，采用第一大股東控股能力（Z）為解釋變量，Z指數為第一大股東持股與第二大股東至第十大股東持股比重之和的比例，選取Z指數作為解釋變量是考慮當第一大股東增持比例時，來自其他股東的約束會變小，第一大股東有可能去實施隱藏轉移財富行為。但當第一大股東持有比例越來越大時，他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趨于一致，因此就不會進行隱藏或轉移財富的行為。本文將將前10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這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在文中做為控制變量用赫爾芬達爾指數（HERF）表示。

2 理論闡述與假設

2.1 資本結構與公司績效關系的闡述與假設 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各種資本的構成及其比例關系，本文用資產負債率來衡量。資產負債率作為衡量公司財務能力的重要指標，它表示企業總資產中有多少是通過負債籌集的，該指標是國際公認的衡量企業負債償還能力和經營風險的重要判斷標推，對企業投資人和企業債權人來說都十分重要。

實踐中，過高的負債率表明企業財務風險太大，過低的負債率表明企業對財務杠桿利用不夠，因此難以用資產負債率的高低來判斷公司經營業績的優劣。同時由于負債對企業的稅盾作用以及對管理者治理公司的約束作用，其在一定的范圍內負債對公司績效的有正面影響，但是隨著負債比例提高，企業財務風險加大，負債為企業帶來的正效應不斷減小，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一個假設：資產結構與公司經營績效是一種倒U型的關系。

2.2 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關系的闡述與假設 股權結構一般表現為股東所持股份的比重。通常用股權集中度指標衡量，通過前五大或前十大股東所持股份比重表示。該層意義下的股權結構又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股權高度集中，第一大股東對公司擁有絕對的控制權；二是股權高度分散，任何股東對公司都沒有絕對的控制權；三是公司擁有較大股東，雖未達到絕對控股，但處于相對控股地位。

當公司不存在控股股東時，股權結構可以在公司內部形成良好的制衡以約束各利益方行為，因而上市公司的績效表現良好，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度，超越這個度也即第一大股東增持比例時來自其他股東的約束會變小，第一大股東有可能實施隱藏轉移財富行為，公司績效表現下降；但同時也應注意當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逐漸增大時他的利益和公司利益趨于一致，因此不會進行隱藏或轉移財富的行為，公司績效表現漸趨良好。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二個假設：股權結構與公司的績效呈現U型關系。

根據上述理論闡述與假設，依據公司經營績效的研究架構，本文從資本結構和股權結構出發，對我國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進行實證分析。

3 模型的建立與回歸分析

3.1 資本結構與經營績效的關系分析 為分析資本結構與經營績效關系，先不考慮股權結構指標對公司業績的影響，僅用解釋變量LEFT和控制變量lnSIZE對運營績效指標ROE進行回歸，所用模型如下：

其中ROEi是被解釋變量，LEFT為解釋變量，lnSIZE為控制變量，c為截距項，εi為變量殘差項。資本結構變量對ROE的回歸分析見表1。

從表1可看出，可決系數R2為0.94，說明方程擬合較好。同時可看出，資產負債率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是倒U型的，即一定的負債范圍內公司經營績效表現良好。此外可看出我國上市公司正在處于“規模經濟”時期，資產規模的擴大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是正面的。事實上，如果單考慮資產負債率與公司經營績效的關系，利用Eviews軟件可得這二者的倒U型關系，如圖1所示。

3.2 股權結構與經營績效的關系分析 為分析股權結構對公司績效指標的影響情況，這里不考慮資本結構指標對公司業績的影響，用解釋變量第一大股東控股能力（Z）和前10大股東持股比例平方和（HERF）對績效指標ROE進行回歸，所用模型如下：

模型中ROEi依舊是被解釋變量，Z為解釋變量，HERF為控制變量；c為截距項，εi為變量殘差項。股本結構變量對ROE的回歸分析見表2。

由表2可看出，可決系數R2為0.94，說明擬合效果好。同時可以看出控制變量HERF指數對ROE的影較小，并且t檢驗顯著性水平不高。Z指數與凈資產收益率是二次函數的關系，即在一定范圍內股權越集中，公司經營績效越好，也即第一大股東控股能力與公司績效呈現倒U型關系，這一結論與朱鍵武（2005）的研究結論相背，也與多數對股權結構影響公司績效的研究結論相背。本文認為第一大股東增加持股比例時，來自其他股東的約束就會變小，第一大股東有可能去實施隱藏轉移財富行為，公司績效表現欠佳，但當最大的股東持有的比例變大時，他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趨于一致，因此不會去進行隱藏或轉移財富的行為，公司績效表現良好。實際上，若僅考慮第一大股東控股能力與公司績效的關系，用EViews軟件進行這二者關系的非線性估計時，可得二者的U型關系，如圖2所示。

4 結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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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81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6）20-0117-05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服務業成為了衡量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并成為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增加就業機會、擴大內需和促進消費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因服務業起步較晚，與世界平均水平還相差甚遠，導致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無法充分發揮，主要是由于營業稅與增值稅并行等因素致使服務業稅收負擔過重，嚴重阻礙了其發展[1]。2011年11月16日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了《關于在上海開展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并逐漸從上海推廣至全國，試點范圍除了包括六類現代服務業、交通運輸業之外，還包括了廣播影視服務業，2013年8月在全國全面推行[2]。通過該項政策的全面實施，服務業的產業結構得到了顯著提升，企業負擔明顯減輕，服務業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3]。在營改增實施的三年時間里，其給企業經營績效帶來的具體影響，國內關于這方面的研究較多，但多趨于規范研究。鑒于此，本文通過實證分析探討營改增對服務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并基于此對營改增存在的問題做出相關解釋。

一、研究方法

首先，進行描述性統計，采用均值來分析營改增實施改革前后服務企業經營績效，并初步了解在進行改革前后服務企業績效變化，以及這種變化所表現出的行業特征、年度變化與規模特征。

其次，運用多元回歸模型對引起樣本企業績效變化的原因進行分析，對其內在影響因素進行探討，全面了解企業績效變化與營改增的關系，并分析兩者的關聯程度。

二、樣本選取

（一）行業選擇

因部分行業過于細化，無法準確判定企業屬性，以及部分行業很難獲得相關研究數據，故最終選取現代服務業。

（二）研究樣本

因營改增的時間是2012年1月1日開始試點，故將該時間點作為臨界點，在數據收集期間，選取經營地點在上海的深滬兩市A股上市公司作為樣本，為保證實施稅改前后兩年數據具有較高可比性，故選取樣本企業2012年后數據作為研究組，另選取稅改前數據作為對照。

剔除標準：（1）在2011年后上市企業，因該類企業上市時間相對較短，其數據無法充分證實本研究；（2）2013年退市的企業，無法對該類企業的績效合理性做出判定；（3）數據缺失的企業；（4）非A股上市企業；（5）在研究期內的所有ST公司。

根據上述標準，共選取樣本企業42家。

（三）數據來源

所有數據均來自國泰君安數據庫與RESSET金融研究數據庫，部分數據來自新浪財經數據庫。數據均采用EViews 6.0與Excel進行統一分析處理。

（四）假設

因營改增致使計稅與稅率依據同時發生改變，故稅負必然會發生相應改變，稅負的變化會對企業現金流造成影響，致使企業績效水平受到影響。為此，本出假設：營改增會對服務企業經營績效產生影響。

現代服務業企業在營改增后其稅負發生明顯下降，企業留存的資金隨之增長，企業可將這部分資金用于擴大生產規模或投資，豐富獲利途徑，其銷售利潤和收入也有相應增加，從而實現企業績效水平的提升。為此，本文再次提出假設：營改增可有條件地提升企業經營績效水平。

（五）變量的確定與模型構建

在對因變量進行選擇時，因需要就營改增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進行探討，而用于衡量企業績效的指標相對較多，包括每股收益、托賓Q值與凈資產收益率等，本研究以每股收益（EPS）作為公司衡量指標，因其不僅能夠反映企業盈利能力，同時也能夠反映普通股的獲利水平，更是證券投資機構和股東最為關心的指標[4]。

在選擇自變量時，本研究基于他人研究成果[5-6]，將經營成本、增值稅稅率、利息支出等作為變量。增值稅稅率固然會對企業經營績效帶來影響，但同時政策的變化等因素也會致使其受到影響，故所選取的自變量主要目的是為了研究營改增給企業經營績效造成的影響程度。此外，為了提高實證分析的科學性和準確性，本研究在他人研究成果基礎上，另選取了更具有代表性的資產負債率、總資產與每股凈資產作為模型控制變量。

1.增值稅的稅率（VATR）

本研究以增值稅稅率作為其中一個變量，因其能夠充分比較，并能夠較為準確地反映該項稅改稅率變化給企業經營績效帶來的影響。

2.每股收益（EPS）

EPS主要是指年末普通股份份數與當年凈收益值的比值，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衡量的一項重要指標，它能夠較為清楚地展現出普通股的獲利水平。

3.經營成本（Ln OC）

在營改增實施期間，允許購入固定資產，且允許對產生的進項稅予以抵扣，該項政策的落實必然會使企業的經營成本受到影響。為此，本研究選取該指標作為一個變量，并取其對數，采用符號Ln OC作為該指標的表示。

4.每股經營活動現金流（CF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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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16723198（2015）13011601

1引言

銀行業是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經營的好壞對金融界有著直接性的影響。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外資銀行進入和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加速，我國商業銀行已經處于現代全面開放的金融市場環境中，面臨著嚴峻的內、外部壓力，要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的競爭力，力求其在金融國際一體化的背景下占有一席之地，必須首先完成對商業銀行經營活動的有效評價。準確評價自身的經營績效水平，清楚自己的定位，完善我國銀行業績效考評體系，預防金融風險，是促進其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2我國商業銀行發展現狀

近十年來我國銀行業持續保持了良好的發展態勢，截至2013年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達到151.35萬億元，與上年末相比增加了17.73萬億元，同比增長13.27%，增速同比下降4.63個百分點；負債總額達141.18萬億元，與上年末相比增加16.23萬億元，同比增長12.99%，增速同比下降4.8個百分點。

由于“十二五”規劃期間，經濟結構調整預期加大，部分產能過剩行業的不良貸款可能增多，大型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在存貸款方面，同比增長較多，體現了更具活力的發展態勢，因此信用風險防控壓力預期將有所增大。根據2013年1月1日執行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截至2013年末，我國商業銀行核心一級資本7.58萬億元，核心一級資本凈額占核心資本凈額的81.62%，體現了較高水平的資本質量。這對于我國商業銀行運營和風險管理提供了較為堅實的保障。

3模型構建

3.1樣本選取

本文選取15家商業銀行為研究對象，其中包括5家國有商業銀行，7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和3家城市商業銀行，這15家不同規模的商業銀行基本代表了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情況和發展趨勢。

目前，一般企業的經營成果大多采用凈利潤這個指標來反映，但是不能滿足我國銀行業經營績效的分析需要，不能全面反映各行的綜合實力以及銀行間的競爭力。綜合商業銀行經濟行為的整體評價，全面考慮我國商業銀行未來的發展前景，本文從盈利性、流動性、安全性和成長性四個方面來綜合考查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

本文樣本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各上市銀行年報數據、中國金融年鑒、各商業銀行的年報以及查詢上證交易所和深證交易所各公司年報數據得來。本文采用SPSS軟件做因子分析。

3.2模型構建

因子分析通過多變量之間內部依賴關系簡化數據的分析方法。通過確定公因子，降低變量維數，得出概括分析指標，簡化復雜問題的解釋和分析。雖然該方法對樣本量要求較高是不可避免的局限，但仍不失為綜合指標評價中值得采用的一種方法。

由SPSS軟件的輸出結果顯示，樣本數據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并且因子分析的結果比較理想（見表1和表2）。相關系數矩陣的特征值以及方差貢獻率的結果顯示應選取4個公共因子（方差累積貢獻率為87763%）。

表1KMO and Bartletts Test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0.648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Approx. Chi-Square105.851

df55

Sig.0.000

表2Communalities

指標提取指標提取指標提取

總資產收益率0.851存貸比率0.934存款增長率0.922

凈資產收益率0.88資本充足率0.876貸款增長率0.946

成本收入比0.889不良貸款率0.94資本累積率0.811

采用最大方差法旋轉公因子分別得到盈利能力因子、償債能力因子、資產狀況因子和流動能力因子，其特征

值分別為3.262、2.511、2.386和1.495，方差貢獻率為

作者簡介：

史思（1987-），女，浙江溫州人，碩士研究生，溫州市鹿城區經濟和信息化局企業科科長。

29.657%、22.827%、21.688%和13.591%。因此，可以將原有的11個指標降為這4個銀子所代表的綜合指標。以上述四個主因子對應的方差貢獻率比重為權重，求和得到我國商業銀行財務績效評價的綜合評分模型為：

Y=（0.29657*Y1+022827*Y2+021688*Y3+013591*Y4）/087763

由上述公式，計算得出樣本得分和排名。即我國 15家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得分及排名如表3。

表3我國15家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得分及排名

銀行名稱綜合銀行名稱綜合銀行名稱綜合

得分排名得分排名得分排名

寧波銀行29.081興業銀行27.136中國銀行24.4811

南京銀行28.452浦發銀行26.67華夏銀行23.9612

中信銀行28.193交通銀行26.038建設銀行23.4213

民生銀行27.474光大銀行25.899工商銀行22.5614

招商銀行27.355北京銀行25.0810農業銀行21.7715

其中寧波銀行、南京銀行地處長江三角洲地帶，該區域擁有豐富的金融資源，使其具有較高的經營績效，綜合得分最高，排名在前；中信銀行、民生銀行、招商銀行早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在市場競爭中具有一定的優勢，得分較高排名較前。相比較而言，農業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三家國有銀行的綜合得分最低，排名在后。雖然這三家商業銀行在規模和市場占有率上占有一定的優勢，但是因為經營模式比較固定，業務比較單調，缺乏創新能力而造成的經營效率欠佳。

由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我國城市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優于國有商業銀行，可見中小銀行對我國不斷變化的金融市場的適應能力更好。

4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建議

4.1提升金融創新能力

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環境、宏觀政策和市場機制發生了深刻變化。依靠利差和規模擴張獲得盈利高速增長的傳統模式已經不再具有競爭力。融資渠道多元化，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沖擊了傳統的商業銀行的職能。因此，我國商業銀行必須深化改革，改進業務模式和管理機制，改善金融服務，建立差異化優勢。

4.2落實穩健的貨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