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10 16: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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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統計技術在金融行業的應用
2.1 最小平方法
利用各年份的不良貸款數額與時間變量之間的線性變動趨勢,擬合一條反應不良貸款隨時間變量變動的趨勢直線方程曲線,以此作為預測模型,來反應不良貸款作為因變量隨時間自變量變動而發生相應變動的規律。只要外部宏觀經濟環境沒有出現根本性變化,銀行自身的經營條件等內部環境因素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不良貸款額一定遵循自身的規律而變動。銀行一旦發現某一期不良貸款額實際值和預測值偏離較大,就要及時找出問題根源,基于這個意義,這個預測模型為實現銀行的穩健經營的管理目標的實現提供了起控制和導向作用的手段和方法。該方法具體過程如下:假定時間變量為x,不良貸款額變量為y,二者之間的關系為:Y=a+bt
①∑y=na+b∑t
②∑ty=a∑t+b∑t2
解由①、②式組成的二元一次方程組,就可確定a/b兩個參數,預測各年不良貸款額的直線預測模型也就建立起來了。
2.2 加權平均法
從商業銀行角度講,客戶信用等級的劃分和評級常常是用來指導授信風險的管理過程的重點依據,應通過多個維度去綜合考慮客戶的信用風險評級。此時綜合分析授信客戶的財務狀況、市場經營環境,以往信貸誠信度等等對于評估貸款的安全性類別是很有必要的。在授信實踐中,銀行的經營業績對其授信資產依存度較大,可是授信資產的單位資源報酬率卻不高的授信客戶大有人在,以此相反的客戶也不在少數。在風險可以接受的條件下,商業銀行應努力開拓前一類客戶的市場,并盡力提高單位資源報酬率,以謀求獲利最大化。因此在分析客戶對銀行的貢獻度時,既要仔細考慮客戶從總體上給銀行帶來的絕對意義上的獲利總額,也要重視授信資產的單位報酬率。建立客戶授信等級的多維度評判方法可采用如下步驟:首先,第一,在綜合評價基礎上界定客戶信用等級及其對銀行的貢獻等級,并賦予相應的權重系數。第二,依據加權平均法進行定量總體評估,以確定其授信等級。第三,依據有關評判標準及定量綜合評估結果,對客戶授信等級作出判斷。
利用加權平均法把客戶授信劃分成不同的等級,不同的等級又可分為不同的具有優先先后順序的類別,這樣就會產生多個具有不同優先先后順序的級別。授信決策必須建立在客戶授信等級級別的劃分的基礎上,客戶的貸款的前后次序可依據客戶授信等級的優劣表現確定。下一步就可以對貸款的額度大小、發放的先后順序、利率的高低等影響銀行收益和風險的各方面因素予以恰當安排。這種管理技術其意義非常明顯:如目標清楚,資源組合管理的效率較高,即可以將有限的授信資源有針對性地進行優選配置,對銀行的總體風險和各種不同性質的風險進行總量管理。從而確保銀行在總體安全的基礎上實現盈利的最大化。授信業務員也可以根據先前對客戶授信等級的界定,去分析客戶財務風險的狀況、發展趨勢,同時通過財務風險向貸款風險轉化規律來判斷其對信貸風險的現實影響程度,也可以及時有效的確立防范客戶財務風險向授信風險轉移的對策與措施。
2.3 指標法
銀行經常采用的衡量授信資產質量的指標是經風險調整的收益率指標。銀行作為經營貨幣和信用業務,為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生產的順利進行提供資金融通等方面的金融服務的特殊企業,經營風險可以說是其最本質特征,風險因素的衡量對于考評銀行的授信資產質量是必不可少的。采用經風險調整的收益率,綜合考核銀行的盈利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經風險調整的收益率克服了傳統授信資產盈利目標未充分反映風險成本的缺點,將銀行的收益及風險二者聯系起來,體現了風險與業務發展二者辯證統一的關系:在業務的發展中必須關注風險,在規避風險的同時考慮到對業務的不利影響,始終追求二者的最佳動態平衡。使用經風險調整的收益率,從根本上改變銀行過去的一味追求利潤而無視潛在風險的經營方式,促使銀行在審慎經營的前提下發展業務、創造利潤。在經風險調整的收益率中,目前被廣泛接受和普遍使用的是風險調整的資本收益率。其計算公式如下:
RAROC=(收益一潛在損虧)/經濟資本(或非潛在虧損)
2010年全年系統集成服務市場達到288.69億元。2011年我國系統集成服務市場規模達到349.11億元,同比增長速度為20.9%。統計資料顯示,2012、2013年我國系統集成服務市場規模分別達到419.67、499.06億元。
從數據來看,銀行仍是金融業IT投入的主體,占到總體投資規模的72.2%,銀行業IT投入的穩定是金融信息化投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此外證券、保險機構由于擴容擴張、業務創新的需要,也對行業整體恢復IT增長起到了推動作用。2012年中國金融行業信息化投入為490.3億元,較2011年同比增長1.1%,IT投入經過2009年的緊縮后恢復增長。銀行業IT投入的穩步增長是金融信息化投入保持增長的主要動因。2013年中國金融行業信息化投入為514.5億元,同比增長4.9%。
但是經過20多年的行業洗滌,系統集成服務市場已經進入了相對的成熟期。隨著IT市場發展的逐漸成熟,信息化建設水平的逐步提高,針對各種軟硬件產品的集成服務收入在整個系統集成服務市場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圍繞著軟硬件產品進行的應用開發比重卻越來越大。究其原因有一點是因為原始廠家的產品技術、宏觀系統解決方案,是許多系統集成商均可提供的,基本無特殊性可言。
金融系統集成顧名思義,就是金融行業的系統集成業務,在社會經濟水平不斷進步,金融業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金融行業的業務類型不斷增加和變化,就要求在原有的業務系統上不斷擴展改造。新的集成方案應運而生,來為金融業解決此類問題。作為金融業務的一個代表,銀行一直希望通過新方案和新的應用能夠達到在銀行實現集中化管理的目的,并且有效地提高整個銀行業的業務效率。
由此可見,金融系統集成業務的發展正在經歷從簡單硬件集成到整體解決方案提供的發展階段。
二、現代金融系統集成服務主要內容
從前文的發展階段我們可以看出,現代的金融系統集成服務已經在產品集成的基礎上進入到整體解決方案提供的時代。而不同的系統集成供應商根據其業務特長為金融行業提供了針對內容各有不同的方案,但其整體趨勢都是從產品供貨向服務外包的轉變。
以當前在銀行業較熱的智慧銀行業務作為案例,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業務的推廣,集成了銀行原有業務的多個軟、硬件系統,將部分銀行業務從柜臺引到自助服務中,利用對原有自助服務機具的升級、創新,結合最新的科學技術進行了整合。以IBM公司為建設銀行提供的智慧銀行解決方案作為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建設銀行的智慧銀行網點,自助VTM機、全息投影、互動大屏等等產品均由不同廠家生產,符合傳統意義上的系統集成。但是以方案提供商角色出現的IBM將這一系列產品與銀行實際業務需求進行整合提供了綜合解決方案,為銀行實現科技創新應用,增加客戶滿意度做到了推動,因此獲得了銀行和客戶的共同認可,使得智慧銀行這一業務在2014年底發展迅速。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現代的金融系統集成業務已經是解決方案的集成。作為服務商,我們需要了解金融行業需求,整合軟、硬件資源,將其有機的結合,在銀行需要的業務環節上提供出能夠解決問題的整體方案。
三、淺談金融系統集成業務未來發展趨勢
在當前行業和科技水平發展的趨勢下,筆者認為金融系統集成業務未來發展主要有以下趨勢:
(一)以多方合作形成解決方案的集成為主
通過現代金融系統集成業務的發展,我們不難看出,做綜合服務的方案提供商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成為金融服務業的一個主要趨勢。在為金融行業提供系統硬件產品已經高度成熟的市場中,產品成本已經趨于透明化,利潤空間已經不利于服務企業發展,即使在產品上更新換代進行創新,也會在短時間后出現市場相類似產品快速普及的情況。因此,以解決方案為核心,針對客戶具體需求,為客戶解決實際問題或者為客戶帶來可觀收益的整體方案服務方式將更加受到客戶和市場的歡迎。
同時,在市場競爭中,整合同類企業資源進行方案的搭建將促進不同領域的金融服務企業進行合作,形成聯盟形式的團體,團體中的企業各自負責其專業擅長的部分,以合作為客戶解決問題,彌補了以往各自負責單一范圍,無法從實質上解決客戶需求的問題。
由此可見,由不同領域的服務提供商共同合作,向金融業提供系統集成解決方案將成為主體趨勢。
(二)科技信息化為主
隨著科技水平的高度發展,各種新技術應用到生活和工作中的時間越來越短,這就對未來的金融系統集成帶來一定影響。作為金融行業,多數服務需要面向社會,需要有大量的客戶資源。以目前建設銀行提出的“新一代”系統為例,這就是銀行自身從需求利用科技信息化進行業務集成的一個典型代表,該系統涵蓋了建行多項業務,實現了整體軟、硬件的管理與協調。而作為金融行業的服務商,如何利用新的技術應用為金融客戶降低成本也是系統服務商需要考慮的關鍵。針對銀行自身發起的系統集成,如何把握機會,及時將新的科學技術引入到服務中來,是未來發展的一個主要趨勢。
金融宏觀審慎監管的直接原因是金融系統性風險。歐洲中央銀行將其這樣定義:“因為金融系統的不穩定廣泛性威脅到其穩定,社會福利和經濟增長受到很大損失。”它和個體風險相反。
我們從時空方面分析金融系統性風險。某時金融內部風險問題即為空間風險,在時間上極有可能爆發,是動態存在的。金融機構風險積累眾多就會形成空間系統性風險。以時間的變化演變而成的時間性系統風險,是金融內部和經濟外部作用的結果。它與金融的順周期關系密切。在金融業信貸規模擴大引起的經濟過熱后,系統風險繼續增加;在金融縮小信貸規模時,經濟衰退明顯。
那么如何識別風險,以一些指標來辨別。簡單看,個體風險可能直接影響整個金融系統風險,影響巨大。所以,監管部門監管實施的主要關注點即是規模大的金融行業的系統風險問題。
具體簡介兩種識別辦法,即指標預警法和壓力測試法。指標預警法以金融穩健指標為主。主要用來初步檢定金融系統穩定性,已經為120多個國家地方金融穩定做了分析。壓力測試法即為演示金融行業負面狀況時評判其損失。此法可以有效補足系統漏洞,控制并減少系統風險。以最壞的打算,最具可行度的演示,來保證壓力測試的準確無誤。
對風險的識別從簡單靜態化已經變為關聯動態化分析。
二、金融順周期性
影響金融系統風險的一個因素即是順周期本身。經濟社會和金融行業的累積和正反饋作用共同促使經濟的不斷變動,所以,經濟就會表現為順周期性。
具體可分四點來看。首先,資本監管上,主要在于定義資本充足率問題。比如,經濟發達時可定為寬松的資本充足率,信貸供應減少,在經濟退縮時,收緊銀根,從而降低信貸供應、拋售等。其次,貸款實際損失計提法。在金融信貸風險不明顯時計提很低,在信用風險明顯時,拔備增加,資本束縛和盈利范圍阻礙了拔備資金供應。再次,公允價值會計。市場下滑時,市值減少,拋售出現,資產價格驟降。公允價值會計會在資產價格膨脹時促進增長。最后,金融管理者待遇問題。通常,金融管理者薪水很高,然而當金融出現虧損時,管理者卻沒有損失,管理者的待遇順周期導致其對短期回報的過分關注。
信貸與資本市場聯系加強了金融的順周期性,通過金融加速器、財富作用于經濟實體,經濟呈現波動大的局面。比如,企業的成本增加、凈值較少受到經濟的負面影響。企業的下步產值減少會受高額的外部融資成本影響。同時,居民消費的增加只有靠價格上升的作用才能產生。金融波動受到經濟變化的強烈影響。金融系統與經濟波動同步進行,泡沫經濟不斷產生。
三、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的理論與經驗
(一)相關監管理論
上世紀70年代末,銀行監管者觀察到了監管的漏洞,提出“宏觀審慎監管”。2008年金融危機前,學者從微觀和宏觀視角比較研究認為,監管應從銀行轉向非傳統領域,特別是金融衍生行業。2006年,國際清算銀行總裁Malcolm認為宏觀審慎監管有兩點必要。首先,宏觀經濟的所有風險而非某個金融機構風險導致金融危機產生經濟損失。其次,金融衍生品將金融風險快速移動,銀行外其他金融機構也可能是金融危機的誘因。
2000年,Crockett覺得目標與風險累積不同是微觀和宏觀審慎監管的區分點,微觀監管目標是某個金融機構的破產承擔風險,宏觀監管目標則是整個金融的經濟損失。微觀審視監管主要看重某金融機構特定風險,宏觀監管則關注整個金融系統的集體風險。
2008年金融危機后,學界轉向宏觀審慎監管為重點。2009年,Borio覺得宏觀監管應從時間和部門之間來進行,風險跟隨時間,使金融系統的順周期性減慢,實現逆周期監管。宏觀審慎監管的主要方向是逆周期監管。2010年,Caruana總結了宏觀監管的目標,即以順周期性和金融共性風險的顯現減少金融體系風險。
理論探討至今仍然有一些局限性存在:首先,對金融逆周期宏觀監管視角少有法律層面的探討,法律制度的制定實施影響逆周期宏觀監管,法律制度的應用亟需加強。其次,微觀與宏觀監管缺乏聯系。探討基本上以宏觀為主,忽視微觀基礎,致使宏觀監管與微觀監管不相容。最后,逆周期探討缺乏。逆周期要具體用在宏觀審慎監管上,要探討逆周期管理的方向、體制等,金融與經濟不平衡、周期的關聯點等等。
(二)實施金融宏觀審慎監管的經驗
下面從監管方式的時間和空間視角,來探討宏觀審慎監管的一些途徑。
1、時間視角
通常,系統風險加劇會在金融擴張、經濟繁榮時,爆發則在銀根收緊、經濟不景氣時。據此,時間視角審慎法就可以增加上行期的緩沖資本,控制價格過度上漲,經濟下滑時補充市場的波動,以豐補欠。我們可以將其認為是逆金融周期的建立。具體有公允價值會計制、拔備制、資本緩沖制。
公允價值會計制。改革公允價值會計制度,主要是采用逆周期管理,減少其本身的順周期性。正確認識金融流動困難的風險過剩,減少金融波動浮動大的公允價值作用,較少依靠會計數據。促進銀行信息的透明,展現公允價值。
拔備制。經濟上行期,銀行應該提高準備,防備信用損失。FSA認為,經濟擴張最大化時,要另行緩沖儲備,其大小范圍放在百分之二到三個點。西班牙銀行的先進制度即除了基本的準備金外,還要有逆周期準備金的適當部分來承當緩沖資金。
資本緩沖制。Brunnermeier等人認為,以宏觀經濟為指導,經濟上行時,增加信貸編邊際成本,經濟下滑時,提供基本信貸即可。Goodhart and Persaud覺得,資本杠桿和資產價值上漲關系密切,銀行的風險不能只看負債表。按照某一部門的風險訂立超額逆周期資本,增加邊際成本。
2、空間視角
系統風險在空間上即為跨機構風險,金融的集體性關系導致負外部性的風險過剩。所以,某個金融機構不必思考系統金融風險。具體有三點。
根據不同的標準,金融系統可劃分為不同的類型,目前慣用的劃分標準是根據金融中介(主要是銀行)和金融市場(主要是證券)在金融系統中各自所發揮作用重要程度的不同劃分為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德國、日本是銀行主導型的代表,而美國、英國則是市場主導型的典范。經濟轉軌國家進行金融系統設計的參照標準也主要就是這兩種類型,但對這兩種類型金融系統的孰優孰劣一直存有爭議。
金融系統的基本功能是引導儲蓄向投資轉化,具體表現為金融系統的籌資投資功能、資源配置功能和風險搭配功能。依據系統論中結構功能原理,不同的結構將會有不同的功能,那么金融系統類型不同,對應的功能也就不相同,這決定了市場主導型與銀行主導型金融系統各有其優劣勢。我們可以從金融功能的角度對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進行比較分析。
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的優劣勢有:市場能有效迅速地傳遞信息,但也因此減少了對個人收集信息的激勵。市場通過兼并以及激勵手段提高公司的控制效率。與銀行相比,市場在任一時點上都具有更好的跨域風險分擔機會,許多人可以在同一確定時點上交易風險,并且可以通過資產組合多樣化平滑風險,通過選擇一些金融工具來對沖風險。在流動性強的市場上,投資者能迅速地轉讓證券,但同時也導致他們缺乏對公司施加嚴格監督和控制的激勵。另外市場也往往帶來更多的短期行為,即投機。
銀行主導型金融系統的優劣勢有:銀行能通過有效收集和處理經濟信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銀行在動員資金和收集信息上更具有規模經濟;銀行能提供更好的跨時風險分擔;銀行可以通過與企業建立長期有效的合作關系減少企業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銀行主導型顯示出其眾多優勢,但是也有很多缺陷。例如:銀行保護長期與其保持緊密關系的企業妨礙了企業的競爭和創新;缺少監管和限制的銀行可能與企業串謀,結果可能帶來壞賬和風險。
二、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趨同的國際趨勢以及中間模式的思潮
在分析銀行與金融市場時,許多學者把兩者作為一種替代關系,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實際上,隨著信息技術在金融領域的廣泛運用以及金融資產同質性的逐步強化, 市場與銀行已經形成一種互補關系,這使人們認識到選擇市場與銀行均衡發展的必要性。市場與銀行均衡發展會使得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和銀行主導型金融系統最終朝著趨同的方向發展,最具有說服力的是美國和德國金融系統互相借鑒,也在朝著趨同的方向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的自由化與一體化對美國的分業經營提出了挑戰,要求混業經營、支持全能銀行的聲音高漲。支持者認為全能銀行具有諸多優勢,如:信息優勢、金融創新優勢、范圍經濟與規模經濟、協同效應、風險分散效應等。而對全能銀行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全能銀行的特殊風險和利益沖突上,批評者認為:全能銀行除了金融業務的一般風險外,還有多元化金融服務帶來的特殊風險,如:不穩定性、風險傳遞、資本重復計算、不透明結構、金融勢力集中等。另外,全能銀行是由股東、債權人、客戶、經理和職員以及政府監管部門等眾多利益主體相互聯結在一起的復雜利益系統,不同利益主體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因而產生利益沖突。全能銀行的支持者則認為:全能銀行的特殊風險和利益沖突問題可以通過構建風險管理體系與監管體系解決。雖然爭論仍在繼續,但實際上最近幾年美國的全能銀行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美國全能銀行的發展主要是通過組建金融控股集團來實現的,而1999年11月通過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則為銀行的混業經營徹底掃除了法律上的障礙。
同時,經濟的全球化與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對德國銀行主導型金融系統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資產證券化和金融市場-‘體化的深入發展使金融市場變得更為發達和活躍,從而對德國的全能銀行體制提山廠挑戰。其次,并購機制的有效運用也促使德國發展金融市場。20世紀90年代以來并購機制在歐洲得到了有效的運用,這為銀行主導型金融系統中的公司治理提供了除銀行監督以外的另外一種有效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德國政府采取了積極的措施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同時德國銀行也在努力提高市場導向型的融資。
從以上美國和德國金融系統的相應調整中,我們看到在經濟全球化與金融自由化背景下銀行主導型與市場主導型兩種金融系統有趨同的趨勢,屬于銀行主導型金融系統的國家開始重視金融市場的作用,提高市場主導型的融資;屬于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的國家逐漸在減少傳統的制度壁壘,組建符合本國實際情況的全能銀行。
金融系統的趨同趨勢帶來了金融系統中間模式的思潮。如果經濟體系中既有發達的銀行,又有發達的市場,也就是擁有全面發展的金融系統,那么社會資源將會得到更有效地配置,風險也將會得到更好地轉移和分攤,這種全面發展的金融系統就是已初露端倪的金融系統中間模式。我們可以把金融系統中間模式定義為:介于銀行主導型與市場主導型之間的金融系統模式或全面發展的金融系統。
三、金融系統視角下我國商業銀行金融控股集團化再造的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
一個功能完善的金融系統必然會促進經濟發展,因此構建一個符合我國國情的金融系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而我國商業銀行金融控股集團化再造對于構建我國金融系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
(一)商業銀行金融控股集團化是我國實現金融系統中間模式的重要途徑
我國金融系統屬于經濟轉型國家銀行主導型金融系統。目前在資源配置過程中,銀行仍然控制了大約80%的資金,在可預見的未來,銀行仍將是我國金融系統的主導,但是我國銀行體系的資源配置效率并不理想,這從資產管理公司劃撥的銀行不良資產規模就可見一斑;同時我國證券市場也很不完善,資源配置效率比較低,缺乏業績良好的上市公司就是明證。作為經濟轉型國家,我國的金融系統尚不發達,德國的銀行主導型和美國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模式都不符合我國實際,因此我們在設計我國金融系統的時候,要更多地結合我國國情,逐步探索一個最大限度發揮自身功能的金融系統。
通過對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趨同趨勢和我國實際情況的分析,筆者認為我國金融系統發展的理想模式應該是中間模
式。我國要實現金融系統中間模式就必須堅持銀行和金融市場均衡全面發展。商業銀行金融控股集團化不但有助于提高銀行經營效率,而且成為銀行介入金融市場的一條捷徑,是我國實現金融系統中間模式的重要途徑。
首先,我們需要繼續重視銀行體系的建設,千方百計地提高銀行效率。我國的金融市場還存在規模小、效率低等諸多問題,在這種大的格局下,商業銀行發揮重要作用是必需的,也就是說,我國要實現金融系統中間模式不能采取削弱銀行的做法,只能在完善銀行體系的同時加速發展金融市場。從我國商業銀行自身的情況來看,銀行聚集了大量資金,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另一方面我國商業銀行不同程度地存在資產質量差、資本充足率低、風險管理薄弱、核心競爭力不強等問題。根據世貿組織協議,到2006年底我國將全面開放銀行業,外資金融機構將享受國民待遇,外資銀行將與中資銀行在公平對等的基礎上展開競爭。因此,加快我國商業銀行改革,選擇一部分商業銀行組建成金融控股集團,提高綜合競爭力,是當前我國銀行業的迫切要求。
其次,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需要銀行體系的支持。金融市場的發展離不開金融中介的繁榮,我國金融市場和商業銀行的發展應該是共生共榮的關系。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經濟轉軌國家來說,以證券市場為核心的現代金融市場的發展,既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我國市場經濟發達程度的標志。我國金融市場的發育滯后,不但會影響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而且還會導致整個市場機制的扭曲和變形。我國的金融市場起步較晚,所暴露的問題也較多,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從短期內還是長期來看,金融市場發展都需要銀行體系的介入和支持。在歐洲,商業銀行是混業經營的,銀行對金融市場的介入,對于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國商業銀行組建金融控股集團將有助于銀行規范有序地涉足金融市場,帶來銀行和金融市場的雙贏。
(二)金融控股集團化有助于我國商業銀行在分業經營和混業經營兩難局面下實現綜合經營,提高銀行效率
金融控股集團最主要的特點是集團控股,法人分業。控股母公司通過股權紐帶對子公司進行聯合經營、統一管理,控股子公司具有獨立法人地位,并分別經營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信托等金融業務。各子公司業務之間設置防火墻等內控制度,遏止內部交易并有效隔離風險,降低非銀行金融業務對銀行安全的威脅。在金融控股集團的框架下,原來的分業監管仍然有效,因而不必對原來的分業經營和監管體制進行根本性變革,有利于實現金融經營制度和監管體制的平穩過渡。
相對于沒有產權聯系的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金融控股集團內部的分業合作效率更高,合作的穩定性和持久性也更強。我國金融機構的分業合作由于沒有產權聯系,在合作中協調難度較大,因而缺乏穩定性和持久性。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就是在不同類型金融機構之間建立產權聯系。我國目前實行的分業經營制度限制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控制、滲透,因而現階段不同類型金融機構之間建立產權聯系的主要途徑是組建金融控股集團。在純粹的金融控股公司中,銀行、證券、信托、保險等金融業務子公司相互之間并不參股礦但均茁控股公:司參股或控股,因而不同金融業務子公司就間接有了產權聯系,子公司在控股母公司的協調下可以通過一定的業務互動和資源共享實現協同效應,提高經濟效率。
(三)金融控股集團促進銀證合作的深化,使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得到有效鏈接
我國資本市場相對貨幣市場發展滯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這兩個市場是相對割裂的,資金無法在兩個市場中順暢地自由流動。我國貨幣市場發展早于資本市場,銀行體系通過銀行存貸款成為主要的資金融通者,因而我國的資本市場必須借助與傳統的貨幣市場連通,吸引更多的資金人市,才能發展壯大。
【關鍵詞】
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完善;建議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宏觀審慎監管受到各國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那么如何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結構,防范和化解金融系統性風險,實現金融體系的穩定運行,促進宏觀經濟平穩發展,已成為我國宏觀金融政策研究的重要課題。
1 宏觀審慎監管的涵義
宏觀審慎監管是將金融體系視為一個整體,從系統性角度對金融體系進行風險監測,從而實現金融系統的穩定發展。然而,國際上對宏觀審慎監管的定義卻沒有形成共識,一般通過與微觀審慎監管的對比來界定宏觀審慎監管。我們從以下四個角度來分析:
1.1目標不同。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均以防范風險為目標,但側重點不同。宏觀審慎監管將降低宏觀層面上系統性風險發生概率,限制風險在金融系統的積累,保證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為最終目標的。微觀審慎監管更多關注個體金融機構的安全運行。
1.2監管對象不同。宏觀審慎監管關注的是整個金融系統的運行是否存在風險以及風險在整個金融體系的分布,金融市場以及影子銀行等的運行,進而更加關注整個宏觀經濟體系。而微觀審慎監管關注的是個體金融機構是否存在風險。
1.3風險性質不同。宏觀審慎監管認為風險是內生的,金融機構的規模、條件與經營均相似,風險日趨同質化,這必然導致系統性風險發生的可能。微觀審慎監管則認為風險是外生的,只需要防范單個金融機構個體的風險,那么整個金融系統的運行就是穩健的,忽略了自身對于市場的影響。
1.4審慎監管方法不同。宏觀審慎監管強調自上而下的監管方法,而微觀審慎監管用的是從個體到整體、自下而上的監管方法。
2 宏觀審慎監管的必要性
可見,要想有效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就必須要加強宏觀審慎監管,主要體現在下面三個方面。
2.1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的需要
隨著我國金融業的創新與發展,其隱藏的金融系統性風險也悄然增強。而微觀審慎監管體系并沒有對這種系統性風險進行有效的關注和衡量,監管當局關注的是對單個金融機構的風險控制,缺乏對整體金融系統的全面分析。宏觀審慎監管則從整體金融系統出發,研究金融體系內部的相互關聯,治理金融機構共同風險,因此,采用宏觀審慎監管手段,可以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系統的穩定,更好地抵御外部經濟和金融沖擊。
2.2建立逆周期宏觀調控機制的需要
有學者分析爆發次貸危機的主要因素中包含金融系統中杠桿行為的順周期性和資本約束的順周期性。金融系統中信用評級、程序交易、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內部評級法等,均存在一定的順周期性,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日益增大。在微觀審慎監管體系下,表面上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中沒有體現出不良表現,資本充足率也符合要求,但是無法發現和解決的潛藏的危機。那么宏觀審慎監管有能力實現對順周期性的有效預警和監控,建立逆周期信貸調控機制,限制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積聚,維護金融系統的穩定。
2.3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需要
國際金融的一體化、金融市場需求的多元化以及鼓勵金融創新的導向使金融綜合經營成為當前金融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但在微觀審慎監管體系下,監管機構各自關心本行業的穩定與發展,政策的提出和措施的設計都缺乏整體系統的籌劃和協調,很難形成監管合力。宏觀審慎監管則從宏觀角度統籌分析金融系統內存在的問題,制定合理的監管,協調不同政策的具體執行,保證政策的實施效果。
3 宏觀審慎監管面臨的問題
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后,我國越來越關注金融監管,但由于我國金融體系的發展也不夠成熟,實施宏觀審慎監管仍然面臨一些問題。
3.1對系統性風險的重視不夠
由于歐美國家經歷過金融危機,因此其對系統性金融風險十分重視,金融體系和市場秩序已經相當成熟。而我國因為受影響不大,對系統性風險并沒有相當的警惕,因此對潛在金融風險監管不利,存在較大的隱患。
3.2金融監管體制不完善
目前我國的金融監管體系是一行三會(即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格局的分業監管體制,導致不同監管組織之間嚴重缺乏協調性,對整個金融業的監管缺少宏觀思維。法律對一行三會的權限和職責界定也很模糊,現實工作中內容有較多的交叉,造成監管工作效率低下,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3.3金融監管法制體系不健全
完備的金融法律體系應當包括以下四個方面:金融機構組織方面的規范,金融監管方面的規范,金融服務方面的規范,金融交易方面的規范。我國目前已經有《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規,但是金融監管在法律制度上還遠遠沒有完善。如沒有實施細則,許多條文難以在實際生活中運用;一些金融法規文件存在重復和沖突;法律落后于金融業的發展;法律機制的設計中缺少對金融危機相關的應急處理。這些缺陷導致監管部門不能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必然影響到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
3.4宏觀審慎監管本身的復雜性
宏觀審慎監管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它關注經濟整體宏觀層面上的系統性金融風險,而系統性金融風險本身就是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系以及金融體系與宏觀經濟互動的復雜機制,準確識別和衡量是一個巨大的工程。宏觀審慎監管工具的制定規則和工具設計都十分復雜,需要豐富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相結合。在宏觀經濟政策具體實行運作時,對實施部門和配合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調也要求較高。
4 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建議
《金融業發展和改革 “十二五”規劃》提出,我國金融業繼續推動金融改革、開放和發展,全面構建組織多元、服務高效、監管審慎、風險可控的金融體系。我國應逐步完善我國金融業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4.1建立宏觀審慎監管實體機構,加強各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
我國金融系統實行“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不利于整個金融業的健康穩定運行,必須建立一個職責明確、功能健全、運轉有序的宏觀審慎監管實體機構。從其他國家成功的經驗看,宏觀審慎監管實體機構需要中央銀行、金融監管部門、財政部等多個部門的配合,需要建立正式的機制,并明確各自的職責和要求。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包含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財政部和發改委在內的宏觀審慎監管實體機構,由中央人民銀行發揮主要作用,協調各個組織之間的關系,提高監管效率,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風險。
4.2完善審慎監管法律法規
完善的法律法規是金融業的健康發展的有力保障,前面我們探討了我國在銀行業審慎監管法律法規的建設方面的不完善之處,我們應該進一步制定基本法律的實施細則,減少法律漏洞;整合金融法律法規條文,解決規章條款之間的重疊與沖突現象;修訂金融法律法規以適應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快速發展的需要;制定完善的危機處理法案。
4.3建立和完善系統性金融風險預警機制
宏觀審慎監管的對象是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要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監測與預警機制,建立一個良好的指標監測體系,提前發現系統性風險點,跟蹤金融體系風險動態變化,科學地評估和分析風險水平,尤其要重點對待高風險和重點風險,培養快速識別和及時預警的能力。
4.4開發有效的宏觀審慎監管工具
為更好的實施宏觀審慎監管,我國應進一步開發有效的宏觀審慎監管工具,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1)資本監管標準。為保證金融系統的健康有序運行,應引入更有效的資本監管標準,以提升金融機構資本質量,同時考慮建立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附加資本監管要求。
(2)實施逆周期的調節。從很多國家應用情況來看,建立逆周期宏觀調控機制是對以金融機構融資為主的經濟實體是加強宏觀審慎管理的主要方式。密切關注金融機構的信貸總量和進度,及時掌握金融機構資本充足水平、資產質量、流動性、撥備覆蓋程度等相關數據,結合金融機構的年度審計報告、評級情況、內控水平等信息,全面準確評估金融機構穩健性狀況,逐步提高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以做到有效防范危機的發生和蔓延。
(3)監管流動性風險。在傳統流動比例、速動比例、存貸款比例等監管指標的基礎上,建立多角度的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和監測指標體系,提升流動性風險監管的有效性。
(4)設立杠桿率監管標準。如果金融出現過度繁榮,而又疏于一定監管,也會出現金融危機。因此需要對一些相關的可能產生過度發展的指標進行一些監管,從而有利于控制系統性風險。
4.5加強國際間合作
伴隨著金融全球化和一體化程度加深,各國金融業都通過金融市場的交流變得緊密且相互依存,金融系統性風險傳播的速度和規模都大大提高。宏觀審慎既然已經成為各國共識,那么加強國際間的合作與交流已成為必須。我國應積極配合國際金融組織啟動金融部門評估規劃,監管標準也應向國際普遍準則趨同,從而有效應對系統性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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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技術的應用,為人們的生活和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便捷。近年來,伴隨互聯網技術的逐步提高和深入,使金融行業迎來了嶄新的發展時期。近年來,伴隨經濟的快速發展,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互聯網的認識和了解從陌生漸漸轉變到的熟悉并且熟練掌握,如今,互聯網已經深入到人們生活的各個角落。對于生活在當下的人們而言,微信支付、支付寶支付已然成為他們經常使用的消費方式,這正是互聯網技術應用于金融業務的一部分,可以說,互聯網金融的誕生為人們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消費體驗,但是,互聯網金融為人們提供便捷的同時,也隱藏著巨大的交易風險,相關研究人員必須積極采取有效的風險防范措施,確保人們的財產安全,只有這樣人們才能更加安心的使用互聯網金融業務,從而推動互聯網金融行業的持續發展。
1 互聯網金融概述
互聯網金融顧名思義即是將互聯網技術應用于金融業務中,通過計算機終端利用網絡完成金融業務,而我們所說的金融業務大致包含四種:第一,互聯網支付,比如我們熟知和廣泛使用的支付寶支付、微信支付;第二,互聯網借貸,即人們在急需用錢時可以通過借貸軟件進行借款,并在規定時間償還,例如當前大力推廣的借貸寶APP;第三,互聯網投資,過去人們將錢存到銀行作為一種投資,定期可以收到利息,而現在,人們可以把錢憑借互聯網進行投資,還能獲得更高的效益,比如阿里巴巴旗下的余額寶;第四,互聯網融資,互聯網融資是為企業與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的借貸平臺,企業可以通過互聯網融資平臺,比如網融網,在網上提供企業的各項信息并提出借款申請,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在對企業提出的借款申請審核后,可以考慮是否為企業提供貸款業務。
總之,互聯網金融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更加便捷、透明、公開化的金融交易平臺,同樣,也正是由于互聯網金融業務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它必然存在一定的風險,威脅著用戶的財產安全和金融體系的構建,國家以及相關部門也在積極采取措施加強對互聯網金融風險的控制和防范,以便維護互聯網金融業務安全、穩定的運轉。
2 互聯網金融特殊風險分析
2.1 系統性技術風險
互聯網技術之所以能夠應用于金融業務中,這本身就是一項高難度的技術,而該項技術的成熟性、可靠性、完善性都將對互聯網金融系統的安全起到決定性作用,因此,互聯網技術本身對于金融業務而言就存在一定的風險。一旦互聯網金融技術存在某些漏洞,就會直接降低系統的安全系數,給用戶造成巨大的產損失,比如:當前,銀行卡莫名被盜刷的現象時有發生,究其原因主要是人們經常通過網絡支付,而在支付過程中加密技術不完善,給不法分子可乘之機,這些人一般是利用網絡技術盜取用戶個人信息,進而達到竊取用戶財產的目的。有些人是直接破譯用戶的登錄密碼,有些人是通過計算機給用戶植入病毒,比如我們在一些平臺上收到的有病毒的網址鏈接,一旦進入用戶信息就會遭到竊取,我們將這些人稱之為“黑客”。互聯網金融技術上的問題對于用戶使用構成了巨大的風險,尤其是對于一些企業而言,一旦數據信息丟失,就將會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并且可能形成惡性循環,直接導致金融系統的混亂。
2.2 業務風險
互聯網金融存在的業務風險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操作風險和市場風險。而說到操作風險我們又可以將其分為兩類:第一,用戶自身操作問題,互聯網金融業務的完成需要用戶具備基本的計算機知識,掌握業務操作程序,而如果用戶沒有按照規定完成操作內容,就很有可能造成財產的丟失和被盜;第二,計算機系統本身存在漏洞,例如互聯網金融業務缺乏完善的風險管理系統,給用戶帶來不必要的財產損失。互聯網金融業務風險中的市場風險主要是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性引起的。其一,互聯網本身具有虛擬性,這就給交易雙方帶來了很多不確定因素,也經常存在網絡信息與實際不符的現象;其二,由于當前信息的不對稱,最終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不正常情況可能會在互聯網金融市場出現。當前,在虛擬的網絡環境下,給許多不法分子帶來了“商機”,他們正是利用了網絡的這一弱點,向人們提供了與實際不符的信息,騙取了用戶的信任,給用戶造成極大困擾和傷害,嚴重擾亂了互聯網金融系統和諧穩定的秩序。
2.3 法律風險
互聯網金融屬于當下比較潮流和新興的產品,研究人員處于探索和逐步完善的階段,而用戶處于嘗試并廣泛使用的初級階段,因而,國家對于互聯網金融尚未確立明確和健全的法律法規,也就是說,在對互聯網金融方面的保護,我國法律處于欠缺的狀態。這就導致有些人鉆了法律的空子,借助互聯網金融在法律方面的短板,而進行違規操作,達到非法獲取他人錢財的目的,嚴重擾亂了互聯網金融系統的治安;此外,伴隨互聯網金融的迅速發展,我國傳統的針對金融方面的法律條文顯然與當前金融行業的發展模式不相適應,尤其是針對互聯網金融缺乏必要的規范和制約措施,沒有為互聯網金融行業的持續發展提供可靠法律保障,不利于互聯網金融事業的健康發展。
3 互聯網金融特殊風險的防范措施
3.1 構建互聯網的金融安全體系
當前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日趨成熟,互聯網金融得到了相對應的發展,換言之,只有不斷提高互聯網技術,構建可靠的互聯網金融安全體系,才能進一步確保金融業務開展過程的安全性,避免用戶資產丟失和被盜現象的發生,這樣一來最終確保互聯網金融系統的穩定運行。當下,我國金融行業內部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進度需要進一步加強,投入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對互聯網金融系統進行研究和開發,從而有效提高互聯網金融業務實施的安全系數,增強用戶信息的保密性,使互聯網金融系統穿上一層厚厚的防護衣,從而阻擋一切外來病毒的侵入;其次,互聯網金融行業的迅速發展并逐步形成了市場規模,一個市場要想穩定、持續的運轉,就必須擁有嚴格的準入制度,因而,互聯網金融市場也要逐步建立完善、科學的準入制度,從而保障互聯網金融系統內部氛圍的健康、和諧,同時,還要對互聯網及金融市場實行監督和審查機制,一旦發現不利于系統良好運轉的因素要及時準確的查處,從而避免系統遭到破壞。
3.2 健全互聯網的金融業務管理
首先,互聯網金融作為新興的金融產業,應該被納入金融管理機構進行統一管理。在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初期是由商業銀行擔任管理任務,這種管理模式屬于分業管理,實踐證明,在互聯網金融不斷發展的今天,分業管理模式已然不能保障互聯網金融的穩定發展,必須將混業管理模式與分業管理相互融合,進而形成一種綜合的管理模式,才能促進互聯網金融的發展。
其次,為了進一步規范和約束互聯網金融行業的各項行為,金融市場可以針對互聯網金融建立專門的監管機構,并且制定統一行業標準和科學的風險指標,使互聯網金融市場有據可依,有章可循,互聯網金融企業要定期對行業內部風險指標進行統計和評定,進而逐步降低行業風險,促進互聯網金融事業的健康發展。
最后,普及互聯網金融風險因素,強化用戶安全意識。當前很多互聯網金融導致財產損失的案件發生的原因就是用戶本身安全意識淡薄,輕易泄露了個人信息,因而,只有不斷對用戶加強教育,使更多人認識到互聯網金融騙局的形式,從而提高警惕,及早識破騙局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避免財產損失事件的發生。
3.3 加強互聯網的金融風險體系
當下,我們需要對之前我國傳統征信系統進一步完善并優化。互聯網金融系統若是想要得到穩定的運轉,那么前提條件就是需要把征信系統建立并完善好。當前,阻礙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和前進的因素之一就是缺乏完善的征信體系,也就導致了很多互聯網借貸交易出現壞賬現象頻發,給金融機構以及借貸平臺造成極大困擾,也產生嚴重的濟損失。因此,相關部門必須想方設法建立健全、完善的征信體系,使互聯網金融交易真正實現公開化、透明化,確保交易雙方信息的準確,不僅降低了金融機構的交易風險,也為用戶提供了安全、可靠的交易平臺;其次,構建互聯網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當前,我們生活在信息化的時代,網絡系統能夠為我們提供很多有價值的信息資源,因為,我們必須對數據和信息加以合理、科學的應用,通過對互聯網金融系統的風險數據進行統計和整理,從而找出內在規律,最終將風險數據劃分等級,形成互聯網金融系統特有的風險預警信號,這樣一來可以為企業提供更加直觀和有效的信息。
4 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互聯網金融體系的產生為人們帶來的便捷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互聯網金融本身存在的特殊風險也是不容忽視的。當前,互聯網金融的特殊風險主要有系統性技術風險、業務風險以及法律風險,要想有效防范這些風險的發生,就必須構建互聯網的金融安全體系、健全互聯網的金融業務管理,并且加強互聯網的金融風險體系,這樣一來最終可以確保互聯網金融安全、穩定的運行,促進互聯網金融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最終促進我國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下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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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升級線上服務
2009年,原深圳發展銀行(今年7月已更名平安銀行)線上供應鏈金融系統正式投產,成為國內首家提供在線供應鏈金融服務的商業銀行。
系統投產當年,用戶即突破1000家。根據平安銀行向《經理人》提供的數據,該系統正式投產3年來,目前已有70多家大型核心企業和2600多家上下游企業,正利用線上供應鏈金融服務,有效實施或參與供應鏈協同戰略。
然而,在過去一年,互聯科技帶來的新型微貸技術,讓供應鏈金融面臨巨大的競爭壓力,優化升級成為必然。
隨著中國平安入主深圳發展銀行,其線上供應鏈金融優化升級的核心是信息流。要獲取更大的信息流和數據庫,就不能滿足于只服務上下游企業,其觸角勢必要延伸至平行的公司、物流網絡等,才能連接所有的關聯方,整合信息流。
支撐平安銀行信息流采集的是,該行原創性的突破型產品—商品編碼標準體系。今年上半年,運行4年的商品編碼標準體系,實現了商品價格信息的在線查詢。此項服務提供了15個行業、數百種商品的動態價格數據,企業可自助按商品種類、區域、城市設置價格動態跟蹤表,并同步提供相關產業價格走勢對比分析功能,為企業的生產經營提供有效的增值信息服務。
在國內大部分商業銀行還未能提供全程無紙化的背景中,強烈的反差,讓平安銀行線上供應鏈金融系統的各種優化升級,顯得光彩奪目。
信息流與物流并馳
中信銀行副行長張強曾表示,銀行控制物流是一件耗時費力又難以全面覆蓋風險的工作,但是“物流和資金流的無縫對接越來越重要”。供應鏈金融服務中,物流對銀行而言,意味著什么?簡單來說,即銀行看住錢,物流企業看住貨。一旦企業出現經營等問題,物流企業可以快速反應,第一時間采取措施。
基于此,2011年7月22日,平安銀行與中鐵現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線上供應鏈金融系統與中鐵現代物流管理系統正式直聯對接上線。此次雙方系統直聯對接,將金融、物流功能無縫嵌入供應鏈交易過程中,實現了資金流、物流與商流的有效集成。這是國內首個實現與物流系統無縫對接的供應鏈金融系統。
兩大系統對接后,平安銀行能夠實時掌握抵質押物的流通、倉儲狀況,進而通過中鐵物流系統對質押物的動態實時管理,以達到有效監控風險的目的。同時,線上供應鏈系統上的融資、回款等資金流信息,也能實時反饋到中鐵物流系統中;中鐵現代物流系統據此了解企業的資金流情況,可為企業提供更好、更精準的物流監管服務,進而協助銀行提高業務風險防范能力。
供應鏈金融系統與物流系統的數據實時交互,讓供應鏈金融的核心—信息流,能夠全面呈現供應鏈金融的現金流、物流狀況,為風險管控提供信息數據支撐。來自平安銀行的數據顯示,2011年末,在復雜的經濟形勢下,其貿易融資保持了良好的資產質量水平,不良率為0.25%,較年初下降0.04個百分點。良好的風險管控成績,得益于供應鏈上各類數據的即時呈現。
挖掘新的收益增長點
國內大部分銀行都在著力拓展供應鏈金融領域的業務。招商銀行總行現金管理部總經理左創宏表示:“供應鏈管理已成為企業的生存支柱與利潤源泉,對于企業戰略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國內供應鏈金融可持續增長前景,卻令人擔憂。長期以來,各家銀行集中在大型優質企業領域開展同質化競爭,業務收益率日趨下降。而平安銀行看重中小企業這塊日益壯大的市場,認為其中有著更多的收益增長點。但是,如何去挖掘這些增長點?
一是開發供應鏈上的中小企業。圍繞核心企業,供應鏈上成片的中小企業,雖然受惠于核心企業資信擔保,享受到了融資服務。但是,又囿于傳統信貸技術決定的成本與收益不對稱的問題,銀行始終無法深度介入。
(1)我國資源型區域金融系統的初始結構,形成于我國計劃經濟時期,以區域資源利用最大化為系統邊界,以宏觀經濟的計劃性和經濟政策的強制性等外生推動力為能量流;以信貸資金對口支持和信貸額度劃撥為物質流,以各類主體之間達成各自預期利益目標而相互合作,相互學習,反復互動形成的主體認知改變與決策調整為信息流;系統內企業主體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優先進入資源產業,或為追求產能最大化而對企業進行過度投入而形成聚集,即:一是基于認知鎖定的產業結構單一;金融機構主體為完成資金的劃撥指標并追求收益形成聚集。二是基于功能鎖定的信貸結構失衡;政府類主體為追求政治利益和地方收益而形成聚集。三是基于路徑鎖定的區域經濟制度供給的路徑依賴;三者結合構成區域金融系統的內部模型,系統運行機制。
(2)區域金融系統顯現出自身發展鎖定的問題,并拖累區域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在經歷了過去幾十年收益遞增的過程后,經濟資源的逐漸耗竭,宏觀經濟形勢的改變以及國家宏觀經濟調控側重點的偏移,導致資源型區域金融系統運行所依存的周邊環境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并通過信息、能量和物質流影響著系統內主體的決策與行為。按照復雜適應系統的特征,各主體將主動進行適應性的決策與行為調整,這種調整將通過系統的自身組織特性形成多樣性涌現,從而突破舊的系統穩態形成新的子系統,新的層次,新的功能或者新的結構,從而實現系統的發展與進化。目前,區域金融系統開始顯現出自身發展鎖定的問題,并通過整體性參與上層經濟系統的運行而拖累區域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
(3)當前資源型區域金融系統出現投資類主體脫逃、區域經濟制度供給失靈等“流”量的欠缺與質的不足等問題。當前資源型區域金融系統內部主體的行為已經通過對所掌握的信息的分析和相互交流產生了較為顯著的行為改變。個人類主體,尤其是擁有大量資金的民間投資人以追求資本收益最大化為目的進行聚集,將大量區域內資本轉出本區域以尋求更高的收益率;金融機構類主體處于風險規避和收益最大化的目的進行聚集,將區域內存款和可用資金轉入其他經濟效益較好的地區和行業,而大部分被用于區域內的信貸資金,鑒于區域內產業結構的單一性和國有企業的支柱性地位,仍然集中于資源產業;而區域政府類主體則由于對區域內金融機構的控制力降低,區域財政收入來源單一和原有制度路徑依賴的慣性,不得不繼續進行傾向于資源型產業的制度供給。因此當前資源型區域金融系統普遍形成投資類主體脫逃、金融系統結構失衡、區域發展資金外流、企業主體單一,社會融資有效需求不足、區域經濟制度供給失靈等“流”的量的欠缺與質的不足。
二、區域金融系統主體微觀決策模式
1.當面臨區域經濟增長停滯,資本邊際效應下降的刺激條件時,不同類型的主體按照各自內部決策機制的引導開展業務
(1)在資源型區域金融系統中,系統內銀行機構類主體以自身風險收益目標為標準,同時其經營活動與資金運用須滿足上級金融機構的調遣指揮。
(2)大型國有企業在當前自然資源及企業所有制狀況,及其派生的各種運營管理體制的弊端下,資源開發最大化成為資源企業及其相關各方的共同核心策略之一。
(3)區域內其他產業,中小企業及私營企業則面臨區域內金融支持,行業依存環境和技術水平,勞動力水平,政策支持等多重困難,難以構建企業成長通路,實現企業自身發展目標。
2.資源型區域的信貸結構鎖定、金融結構鎖定,導致金融發展停滯以及區域金融風險聚集等問題
(1)區域內政府的制度供給既受制于區域產業結構單一的現狀,又無法有效聚集調動區域內資金存量,同時又必須兼顧區域政府的既得利益。
(2)區域金融系統作為子系統全面參與經濟系統的運行,并由于自身系統功能與效率問題拖累整體區域經濟系統的績效表現。銀行機構選擇將大部分區域內存款與其他可用資本轉入其他高收益地區;國有大型企業經濟效益不斷下滑因此更加依賴銀行貸款,同時加大資源開采力度;而中小企業和個人投資者則“逃出”資源型區域尋求更佳的增長與收益;而資源型區域政府在經濟增長和政治利益雙重壓力下選擇繼續進行資源型制度供給;在這個反復進行的反饋——匹配過程中,資源型區域金融系統主體依據自身目標進行決策,使得資源型區域的信貸結構鎖定,可用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等多方面因素不斷互相推進,彼此強化,進而形成資源型區域金融系統運行現狀,即:產業結構單一,民間資本外逃,制造業萎縮,金融資本流失以及制度供給路徑鎖定等困難。金融結構鎖定,金融發展停滯以及區域金融風險聚集等問題。
三、資源型區域金融系統轉型路徑
1.當前資源型區域金融系統運行的特點與難點,其根源在于系統內主體賴以決策并調整自身行為的依據出現了問題
(1)在以往對資源型區域經濟轉型問題的研究中,也有一些研究認為,合理推進資源型區域金融發展,構建適合資源型區域產業結構轉型的,更加有效率的金融結構是資源型區域經濟轉型發展的戰略重點。為此類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提供理論支撐的,以發展經濟學、金融發展理論以及經濟增長理論等傳統范式的經濟理論為主,而忽略了任何經濟發展與進步的實質都是人類活動的結果這一事實。
(2)扭轉主體當前的思維與決策模式,成為資源型區域金融系統轉型機制中最具決定性的環節。在復雜適應系統理論視角下,資源型區域金融系統功能、結構及其效率的改變,實質上是由系統主體行為發生的一系列后果所引致;而主體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活”的個體,其決策制定與行為改變的機制只遵循其內部模型。因此,如何扭轉主體當前的思維與決策模式,引導主體進行更多的既有利于自身利益,又有助于區域金融系統效率提升、功能改進的決策制定與行為調整,成為資源型區域金融系統轉型機制中最具決定性的環節。
2.制度成為由系統運行機制內生形成的系統運行動力要素
在資源型區域金融系統中,始終存在著子系統之一——金融制度子系統,而金融制度是該系統與外部其他主體和其他系統進行聯系時最主要的“流”。比較制度分析的創始人青木昌彥將制度定義為“關于博弈重復進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維系系統”,闡明了主體決策行為機制中最為關鍵的幾組范疇:制度作用的對象是主體;制度調節的過程是主體間的適應,即博弈過程;制度運行的目標是形成并維系主體間的共有信念,即博弈規則。由此,制度不再是經典經濟學理論中外生給定的約束性條件或基礎假設,而成為由系統運行機制內生形成的系統運行動力要素,這意味著制度與系統主體行為規則,進而與系統整體結構形成及變遷互為因果。
一、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但是在中國的金融領域卻蘊藏了巨大的風險隱患,不良資產經過大幅度剝離后依舊居高不下,盡管難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轉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而且已經開始了具體的實施,微觀層次上的金融治理結構改革正如火如荼的進行。從目前的實踐看,推動轉型的創新主體依舊是政府,但是同時必須看到在這背后所蘊含著巨大的市場因素,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營資本乃至民間金融的自發發展使得政府必須主動地推動這一制度轉型的進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轉型具有適應經濟發展內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國經濟已經緊緊地和世界經濟聯系在一起,所以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也脫離不了國際大環境的影響。那么東亞金融系統真的會向著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演化嗎?也就是當前兩種模式的金融系統真的會走向趨同嗎?而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必須適應這種趨勢嗎?而在這一過程中又應該注意些什么?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獻評論
如果從金融系統、資源配置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對于金融系統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即mckinnon,shaw學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系,開始強調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專著《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則提出金融系統對于一個社會能否有效的配置和運用資源具有決定性意義,金融系統的存在是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必要條件;goldsmith(1969)則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國數據來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出了有關衡量金融發展的主要指標和基本命題,最后的結論是在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帕特里克則提出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問題上存在兩種類型:需求追隨型和供給領先型,并分析了兩者之間的轉化;mckinnon(1973)、shaw(1973)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很強的正向關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針對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張,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加快了經濟增長,而金融抑制則對于經濟增長具有嚴重的消極后果。在麥金農—肖的研究框架下,許多論文對于麥金農和肖著作中沒有加以詳細發揮的命題進行了嚴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爾(basantk﹒kapur,1976)、唐納德﹒馬西森(mathieson,1980)、馬克斯韋爾﹒j﹒弗來(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應用于勞動力富裕的發展中國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穩定化過程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動態特征,考察了各種金融自由化工具對于經濟增長率的績效,開始把外貿自由化和外匯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來。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個良好的金融系統的確需要適當的金融自由化。。
在這個基礎上,第二代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增長理論應運而生,其理論架構上側重于內生經濟增長和內生金融機構的分析。本斯文加與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與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與卡普爾(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別從提供流動性、信息成本優勢、空間分離與有限溝通以及當事人的流動性偏好與約束的角度論證了金融中介的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布特與薩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與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則對于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做了深入地探討。格林伍德與約萬諾維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與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與澤爾烏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與津格爾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論與實證上具體研究金融系統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闡釋了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三種促進機制,實證上分別檢驗了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和銀行相結合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金融發展與行業成長的關系,以及金融發展與企業的財務融資結構的關系。由此開創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內生金融增長模型的不足之處在于所探討的只是穩定狀態下的金融系統發展,而對于金融條件發生變化時的金融系統動態變遷路徑沒有進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但是在中國的金融領域卻蘊藏了巨大的風險隱患,不良資產經過大幅度剝離后依舊居高不下,盡管難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轉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而且已經開始了具體的實施,微觀層次上的金融治理結構改革正如火如荼的進行。從目前的實踐看,推動轉型的創新主體依舊是政府,但是同時必須看到在這背后所蘊含著巨大的市場因素,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營資本乃至民間金融的自發發展使得政府必須主動地推動這一制度轉型的進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轉型具有適應經濟發展內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國經濟已經緊緊地和世界經濟聯系在一起,所以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也脫離不了國際大環境的影響。那么東亞金融系統真的會向著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演化嗎?也就是當前兩種模式的金融系統真的會走向趨同嗎?而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必須適應這種趨勢嗎?而在這一過程中又應該注意些什么?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從金融系統、資源配置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對于金融系統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即mckinnon,shaw學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系,開始強調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專著《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則提出金融系統對于一個社會能否有效的配置和運用資源具有決定性意義,金融系統的存在是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必要條件;goldsmith(1969)則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國數據來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出了有關衡量金融發展的主要指標和基本命題,最后的結論是在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帕特里克則提出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問題上存在兩種類型:需求追隨型和供給領先型,并分析了兩者之間的轉化;mckinnon(1973)、shaw(1973)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很強的正向關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針對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張,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加快了經濟增長,而金融抑制則對于經濟增長具有嚴重的消極后果。在麥金農—肖的研究框架下,許多論文對于麥金農和肖著作中沒有加以詳細發揮的命題進行了嚴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爾(basantk﹒kapur,1976)、唐納德﹒馬西森(mathieson,1980)、馬克斯韋爾﹒j﹒弗來(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應用于勞動力富裕的發展中國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穩定化過程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動態特征,考察了各種金融自由化工具對于經濟增長率的績效,開始把外貿自由化和外匯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來。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個良好的金融系統的確需要適當的金融自由化。
在這個基礎上,第二代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增長理論應運而生,其理論架構上側重于內生經濟增長和內生金融機構的分析。本斯文加與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與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與卡普爾(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別從提供流動性、信息成本優勢、空間分離與有限溝通以及當事人的流動性偏好與約束的角度論證了金融中介的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布特與薩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與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則對于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做了深入地探討。
格林伍德與約萬諾維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與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與澤爾烏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與津格爾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論與實證上具體研究金融系統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闡釋了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三種促進機制,實證上分別檢驗了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和銀行相結合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金融發展與行業成長的關系,以及金融發展與企業的財務融資結構的關系。由此開創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內生金融增長模型的不足之處在于所探討的只是穩定狀態下的金融系統發展,而對于金融條件發生變化時的金融系統動態變遷路徑沒有進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結合東亞發展模式與金融系統的實際,又產生了一個重要的金融發展理論分支——金融約束理論。赫爾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對于東亞金融系統頗具解釋力的金融約束理論。該理論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結構主義學派的觀點,泰勒、范溫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將導致利率上升、生產成本上升和經濟產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場在企業融資方面的重要性;丹尼爾和金宏寶(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從現金支付經濟中金融二元結構的視角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要重視非正式市場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強調了金融管制體制重構的重要性,并認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帶來了東亞的繁榮。不過其金融系統的整體設計不夠完整,存在諸多盲點:如關于取締強制存款的政策、外匯管制及匯率干預政策、外資及銀行的引進政策等。其認為政府可以通過金融約束給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再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規避潛在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促進經濟發展。該理論也因為其過于強調銀行在金融系統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強,而隨著東亞經濟的沉浮經歷了鼎盛到停滯的過程。“東亞奇跡”時,東亞金融系統被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而東亞金融危機后則幾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銀行(2000)認為期限錯配和幣種錯配所導致的金融部門脆弱性是東亞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而這主要歸因于資本市場的薄弱。并提出發展資本市場的幾個先決條件:包括發展基礎設施、交易系統和交易規則等。
金融系統與政治法律關系的探討是這個領域的新進展。根據llsv(1997,1998,2000),他們認為整個金融系統提供的服務如何,金融相關合約的界定是否有效取決于法律體系的狀況。指出習慣法起源的國家更注重對小股東的保護,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而民法起源的國家更注重對信貸者的保護,因而有利于以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系統的發展;bernardshull(1999)從美國法律起源的角度論證了美國金融系統的演變;vladimirpopov(1999)指出俄羅斯將所有權分給企業職工并發放憑證這種私有化的方式適于證券市場發展的性質,實質上指出俄羅斯金融系統的演變是俄羅斯政治改革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