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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020年城市基層黨建總的思路是持續聚焦精致城市建設，以高質量黨建為統領，全面推進體制機制創新，著力打造高效能管理、高水平治理、高素質人才和高品質服務“四位一體”的高質量黨建引領城市基層治理的“環翠經驗”。

一是聚焦實體化，構建高效能的基層管理體制。在全市率先建立實體化的鎮街綜合執法平臺和區級響應平臺，進一步整合綜合執法、市場監管、生態環境等執法機構和資源，全面暢通部門與街道聯動渠道，形成“街呼區應、上下聯動”的治理新格局，凸顯街道管理體制改革成效。

二是聚焦專業化，打造高水平的社區治理模式。深化與北大、山大的全方位交流合作，加大專業社工機構和社會組織培育扶持力度，建立全市首個區級黨群社工服務中心和城市基層黨建高校聯盟，打造一批在全市甚至全省叫得響的公益品牌項目，以專業化帶動社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三是聚焦職業化，培育高素質的社工人才隊伍。抓住“人”這一核心要素，以開展社區工作者“優才計劃”為抓手，建立選聘、培育、晉升和保障為一體的職業化管理模式，開展“和諧使者”評選，全面提升社區工作者能力水平。

四是聚焦品牌化，建立高品質的區域服務網絡。聚焦“兩新”黨建的提檔升級，高標準推進“兩新”全域覆蓋、重點企業三年培育、園區商圈深化提升“三項攻堅行動”，探索實施新興領域“社區化”管理模式，推動園區商圈黨建與社區黨建互融共進，為企業員工和社區居民提供一流的品牌服務，確保我區新興領域黨建工作持續走在全市前列。

篇2

中圖分類號：C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09-0018-02

伴隨市場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大量人口集聚在城市，人口的流動性大，城市社會群體高度分化，城市社會結構正發生深刻變化，“碎片化”成為基層社會的新形態。單位制的解體，導致應對計劃體制下社會結構的傳統管理模式也趨于瓦解。在社會關系復雜化、利益結構多元化，社會矛盾尖銳化的碎片化社會中，各大城市掀起了“網格化”管理的浪潮，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但由于在設計理念以及內在機制方面的缺陷，網格化治理方略在自主性社區的應用過程中暴露出諸多問題。本文將回溯網格化管理的內涵及特點，并在深入分析其運行效果的基礎上，力圖提出創新城市管理模式的新思路，從而實現協同治理格局的建構。

一、網格化管理之勃興與特征

在單位制逐漸解體、社區成為社會基本單元的背景下，社會事務向社區累積，但其尚未達到獨立承擔管理職能的程度，造成了政府治理壓力的空前加大。政府必須尋求新型管理模式，以應對日趨復雜的城市管理難題。一種新的治理思路“技術治理”，即國家通過引入新技術，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更好地提升自己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中的效能。并且國家在實現自身管理目標時，其管理技術、治理手段正在變得越來越“技術化”[1]。網格化管理正是作為一種新的城市治理技術應運而生的。

學界對于網格化管理的內涵的理解大致相同，認為網格化管理就是在保持原有街道――社區管理體制不變的基礎上，按一定標準將城市社區劃分為若干個單元網格（一般一個網格內常住人口為4000-5000人），并搭建與統一的城市管理數字化平臺相連接的社區信息化平臺，通過加強對單元網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起一種監督與處置相分離的新型基層管理體制[2]。

自2004年北京市東城區開始推行網格化管理模式以來，這種新型管理體制逐漸在全國各大城市普及，形成了諸如寧夏石嘴山大武口區“4+6”模式、山西長治”三位一體”等典型模式。在實踐探索中，網格化管理模式呈現出明顯特色和優勢。

1.統一進行網格規劃與實施

城市網格化管理首先需要得到行政部門的高度重視、預先規劃和有序實施。在實踐過程中，大多數城市提出了統一規劃、統一建設、市區聯動的工作思路，將網格化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網格化管理的運行需要以全市統一的戰略規劃和管理信息數據庫為支撐，然后按照同一標準劃分單元網格，統一進行城市部件普查等，從而形成全市統一標準、統一監管的有組織的管理模式，并制定實施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法規和工作指導手冊，從而保證網格化管理模式的穩定運行。

2.明確劃定各層級管理職責

網格化管理是將城區行政性地劃分為一個個“網格”，從而在“區―街道一社區”三級管理結構之下，增加了“網格”這一新的層級，變為四級責任體系，并且實行市、區兩級分工、監管分離的體制。其目的在于打破以往行政體系條塊分割、各自為政、推諉扯皮、權責不清的種種弊端，理順市、區、街道各級之間的關系，將資源進行重新整合，使各管理主體的權責界限更加清晰明確。

3.管理效率的高效化

網格化管理借助網絡平臺的信息傳遞作用，加之權責的清晰化所帶來的人為因素干擾的減少，有利于職能部門及時發現問題、迅速處理問題，突破了傳統管理模式反映問題的環節過多的弊端，減少了中間環節和管理層級，整個問題處理流程的時間明顯縮短，結案率大幅提高，從而提升了管理和服務的效率。

二、城市網格化管理實踐之局限

網格化管理在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的話語背景下得到了各級政府的大力提倡，并且廣泛應用于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領域。值得肯定的是，網格化管理借助全新的管理架構和治理技術，在打造“數字城市”、整合社會資源、提高行政效率、化解社會矛盾等方面體現出明顯優勢。但應該注意到，這種管理模式在碎片化的基層社會中往往出現“管理失靈”的問題，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持久性不強，運行成本過高

網格化管理是在社會矛盾日益凸顯的社會轉型期而創設，依托于信息技術和科層管理結構，將行政性管理延伸至基層社區，進而應對和社會糾紛，帶有一定的應急性。盡管網格化管理在基層社會與政府公共服務部門之間開通了較為便利的信息反饋和處理渠道，減少了各職能部門之間的推諉扯皮的現象，對于政府行政績效水平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但是，網格化管理的建立及其運行也潛藏著行政成本膨脹的風險。如在一些網格內設置多名網格員，增設各級網格管理指導中心辦公室，這就使人力、設備和資金投入勢必增加。此外，網格化管理在某些城市只是作為一種非常態的應急措施而被運用到相關活動和事件中。雖然使社會治理水平在短時間內有所提升，但其性質仍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缺乏政策法規的有力保障和相關機構的高度重視，從而其效能的持久性受到廣泛質疑。

2.抑制社區自治力量的成長

網格化管理通過“行政力”下沉的方式對基層社會進行科層式管理，體現出社區建設的行政化傾向，這是中國傳統的城市管理“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管理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影響了社區自治功能的發揮[3]。政權力量對以網格形式存在的社區進行全覆蓋式管控，不僅使公共服務輻射到基層社會，而且將各利益群體直接納入進行政性管理，體現出“總體性支配”所不具備的精準性和強制性的管控特征，嚴重削弱社區的自治能力。因此，網格化管理的推進和加強將引致行政力量的強化、社區自我管理的弱化，進而對社區自治的進程產生不利影響。

3.全能網格的風險問題

社會治理的目標是協同治理格局的形成。面對社會治理壓力的增大和社區在承接社會事務管理方面能力不足的困境，以及打破條塊分割式管理和加強部門聯動的重要目標，網格化管理已成為政府創新管理體制的主導方向。然而，在網格化管理模式的實踐探索中，“網格化的功能與實施范圍都被大大地泛化了。就網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經被泛化到可以解決任何問題的地步，似乎與黨的系統和政府系統相關的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網格化來解決，網格化的范圍被大大泛化”[4]。“全能網格論”造成“管理依賴癥”，即確信一切問題和糾紛都可以通過網格加以解決、一切資源和服務都能夠通過網格來提供。這勢必造成社區自我管理能力的削弱，抑制社會組織和自主性社區等社會治理主體的成長，影響社會協同治理目標的實現。

三、行政力與自治力之契合：網格化管理之創新思路

網格化管理模式已難以適應基層社區日趨分散化和碎片化、利益群體日益多元化和復雜化的現代社會對于多元治理的迫切需求，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設計上的缺陷―“行政下沉”式的四級管理體系利用科層式的組織隸屬關系對社會個體進行組織管理，導致行政力與基層社區的自治力的對接處出現“管理缺口”。因此，建構協同治理格局，關鍵是要實現政權力量與自治力量的高度契合。可以從以下兩項策略著手進行：

1.推動一元化管理向多元化治理轉變，實現協同治理局面

網格化管理在本質上仍是基于政府對社會資源和權力進行全面壟斷的一種管控型治理模式，這與當前“社會協同治理”強調政府、民間組織和社區等多元主體良性互動、深入合作來管理社會事務的話語體系存在著根本性對立和沖突。良好的經濟社會秩序的建構，需要政府管理與群眾自治的緊密銜接，民間組織則充當橋梁作用，通過三者的協同配合來提高社會治理水平。首先，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應是政府今后工作的重點。必須通過創新治理理念和簡政放權來明確自身定位，正確履行管理職能，提高服務能力和水平，加快向“服務型”政府轉型；其次，自主性社區建設需要政策法規和資金的強力支持，鼓勵社區利益和志趣團體有序發展，積極培育社區自治力量，提升居民在社區事務管理上的參與意識和能力，將碎片化的個體重新整合，增強基層社會的凝聚力；此外，大力培育公益性、服務性社會組織，合理承接政府的部分服務職能，向社區內部穩步發展，發揮民間組織在公共服務、調控矛盾、化解糾紛、扶貧幫困等方面的服務功能。

2.以社區服務聯動多元治理主體

社區服務著眼于社區需求，主要面向社區成員提供各種服務，是社區自治的主要內容；另外，社區服務也是公共服務在社區層面的延伸和補充，既包含聯結政府公共服務的諸多服務事項，也涵蓋了許多社會組織的服務內容。因此，社區服務可以作為彌合政府管理與社區自治“斷裂”的整合因子。政府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鼓勵專業組織的發展，并予以政策支持和法規引導，進而以民間組織為中介，向社區居民提供系統性、福利性、多元性的服務資源來滿足其從物質到精神的各種需求，使社區重新成為以認同感和歸屬感為核心要素的自治共同體，最終實現基層社會矛盾的化解與和諧社區的建設。

綜上所述，社會管理的創新方向應是從以政府為中心的一元化管理，邁向與民間組織和群眾的參與管理相結合的多元化治理。實現協同治理的關鍵在于以社區服務來銜接行政力量與社區自治力量，消解政府管控與社區自主發展的緊張和沖突。以服務為導向，淡化科層管理的行政化色彩，促進多元治理主體的深度合作，必然能夠賦予網格化管理以全新意義，使之在碎片化社會形態下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參考文獻：

[1]渠敬東，等.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9（6）.

篇3

1.持續學習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將學習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首要政治任務深入推進，深入學習貫徹對工作、對民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持續鞏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成果。

2.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按照市、區統一部署，貫穿全年，融入日常，抓在經常，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做到“六個學出”：學出忠誠核心、學出信念信仰、學出辯證思維、學出為民情懷、學出憂患意識、學出昂揚斗志。

二、持續做好社會救助

3.鞏固民政兜底保障成果。按照省、市改革完善社會救助實施方案規定內容做好相關救助工作。保持兜底救助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繼續實施低保漸退、收入扣減等政策。對基本生活陷入困難、其他社會救助制度暫時無法覆蓋的困難群眾，及時給予臨時救助。加強對特困對象、低保對象、低收入家庭的動態監測，主動查找發現群眾致貧風險，符合條件的及時納入救助范圍。

4.不斷提升社會救助能力水平。應用“天府救助通”智慧救助平臺，推進辦理無紙化、檔案電子化。推動“天府救助通”政務服務一體化平臺、“一卡通”平臺，實現救助申請到資金發放閉環管理。

三、推進養老服務體系建設

5.不斷完善基本養老服務體系。協調好市老年養護院（社會福利院）項目建設。加強日照中心建設管理和運營。大力推進社區養老服務綜合體建設，八角井街道做好養老服務綜合體建設前期工作。開展“養老服務示范社區”評選，營造養老、孝老、敬老社會氛圍。開展特困老年人能力綜合評估。八角井街道完成5戶困難老人適老化改造。

6.做好“六保六穩”紀巡聯動巡察涉及內容整改。對市紀委巡察提出的日間照料中心建設、運營存在的問題加快整改力度，確保按時完成整改。

四、加強未成年人關愛保護體系建設

7.加強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全面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組織開展未成年人關愛保護宣傳月活動和兒童關愛保護“政策宣講進基層”活動。街道設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站，確保村(社區)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專人專崗。做好兒童督導員業務培訓。

8.完善兒童關愛服務體系。做好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精準認定精準保障，按時發放孤兒、事實無人撫養兒童基本生活補貼。實施“孤兒醫療康復明天計劃”項目，開展2021年度兒童關愛保護服務項目。

五、全面提升殘疾人福利保障能力水平

9.不斷提高殘疾人福利水平。落實殘疾人兩項補貼政策。落實重性精神病患者監護人以獎代補政策，落實貧因重度殘疾人照護服務。

六、推進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

10.加強基層政權建設。依法完成第十一屆村（居）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選優配強村（社區）“兩委”班子，開展好村（居）兩委成員培訓工作。

11.深化基層群眾自治。全面建立村（社區）公共衛生委員會。指導村（社區）及時修訂完善自治章程。完善村級建制調整改革后村（居）務公開制度。健全完善城鄉社區工作事項準入備案、加強村級民事代辦、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紅黑榜”等制度。推廣羅江定向議事代表會議制度。

12.推進城鄉社區治理。實踐“黨建引領+綜合服務+綜治保障+科技賦能”城鄉社區治理新框架。深化清廉村居建設，以強化基層監督促進城鄉治理。6月底前，完成修訂居民公約（村規民約）。做好城鄉社區治理試點示范項目，爭創基層治理示范街道、示范社區。推進社區綜合體建設。智慧社區建設全覆蓋。

13.統籌協調兩項改革“后半篇”文章工作。細化制定符合經開區實際的“1+N”專項工作方案，按照方案要求謀深做實“后半篇”文章。

14.推進社會工作發展。開展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證書登記和社會工作者繼續教育，組織做好2021年社會工作職業水平考試工作。推動街道社會工作服務站建設。2021年，旌東街道建設一個社會工作服務站。

15.持續組織開展志愿服務。深入學習和宣傳《志愿服務記錄與證明出具辦法（試行）》，指導志愿服務團體和組織真實、準確、完整記錄志愿服務信息，無償、如實出具志愿服務記錄證明。推進城鄉社區志愿服務站點建設全覆蓋。

七、加強社會組織管理孵化

16.扶持社會組織發展。加強社區社會組織孵化培育，落實《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專項行動方案（2021—2023）》。配合有關部門持續開展社會組織涉企收費規范工作，推動優化營商環境。支持社會組織積極參與基層治理和社會服務，促進發揮“四個作用”發揮。

17.加強社會組織監管。加強社會組織非營利監管，有序開展社會組織年檢年報、等級評估工作。持續開展打擊非法社會組織，防范化解社會組織領域重大風險。

八、不斷提升社會事務管理水平。

18.做好地名公共服務與行政區域界線管理。對接旌陽區做好行政區劃界線勘定后地圖資料成果工作，協助做好縣、鄉級行政區域界線聯檢工作，推動開展平安邊界建設活動。做好市局安排的門牌管理服務工作，

19.做好殯葬工作。做好惠民殯葬補貼的審核發放工作，開展殯葬領域移風易俗，積極倡導綠色殯葬新風尚。

九、不斷夯實民政基礎提高民政服務能力

20.做好經開區“十四五規劃”汲及民政項目。嚴格按照要求，與市上銜接，充分吸納各方面意見建議，將民政相關項目納入經開區“十四五”規劃。

21.做好民政數據統計。做好民政信息數據匯總，不斷提高民政統計工作準確性和時效性。做好民政統計數據單機版與網絡版的銜接，確保數據統計質量。

22.不斷提升民政政務服務能力。以智慧社區、智慧養老平臺建設為契機，推進街道便民服務平臺建設。深化民政領域“放管服”改革，推進證明事項告知承諾制，依法依規做好行權清單管理。主動參與大數據建設，推廣應用“一網通辦”“跨省通辦”“川渝通辦”。

十、守住民政領域安全底線

篇4

關鍵詞：

基層社會管理 創新 烏海市

中圖分類號： C916 文獻標識碼： A

當前，社會管理的重點在基層，難點也在基層。因為大量社會需求來源于基層，大量社會問題產生在基層，大量社會矛盾根源在基層，只有搞好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社會管理的大廈才具有扎實的根基。因而，一定意義上講，基層社會管理水平的高低既影響著社會管理宏觀政策的有效貫徹和落實，也直接反映出社會管理的整體績效。因此，必須明晰當前重點，并努力尋求有效路徑，促進基層社會管理水平提升。

一、基層社會管理現狀——以烏海市為例

烏海市轄3個縣級行政區，總面積1754平方公里，人口50萬，2004年實行城鄉一體化改革，城市化率達94%，是一座新興的工業城市。與全國其他地級市相比，烏海市面積不大、人口不多、城市化水平較高。當前，烏海市正處于轉型升級、科學發展的關鍵時期，又處于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凸顯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給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創新社會管理模式、提升社會管理能力刻不容緩。具體工作中，基層社會管理存在的一些問題：

1、社區運轉機制不能夠適應新形勢。社區工作聯系責任機制和工作協調機構仍不健全，社區所轄改制企業移交工作不夠規范，如少數破產、改制企業移交本單位職工組織、戶籍、計劃生育、綜合治理等關系時底子不清，情況不明，少數單位在將各項社會事務向社區移交時，不能提供必要的管理條件等等，給社區工作帶來較多難度。與此同時新的社會事務大量產生，而社會管理體制落后，使一些社會糾紛和社會矛盾不能及時解決。

2、一些領導對基層社會管理認識不到位，尚未引起足夠重視。有的認為社會管理事雜面廣，成績體現難；有的認為社會管理在政績考核中權重較低，干好干壞影響不大；有的認為社會管理耗時耗神，害怕被瑣事纏身；有的認為只要經濟發展了，社會管理工作就能迎刃而解，基層社會管理是基層干部的事，與己關系不大。

3、服務體系不夠健全，部分地方出現管理真空。目前，社區服務水平及質量仍無法滿足居民群眾多層次、多樣化的需求。如社區居民普遍關心的公共安全問題、居住環境優化問題、文體活動組織問題等較多問題還沒有完全得到有效地解決。同時，現在的社區居委會難以發揮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實際上每日從事大量本來由政府職能部門或社會中介組織承擔的事務性工作。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管理粗放，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不健全，絕大部分問題在基層得不到有效解決，造成大量上訪和。

4、基層自治與居民參與不足。社區參與是社區自治的基礎，只有社區居民充分參與社區事務的決策、協商和處置，社區自治才有萌芽和發育成長的土壤。目前我市社區參與總體處于初級水平，社區居民在社區事務和管理服務上參與不足，積極性不高，沒有體現居民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基層民主形式。

二、創新社會管理的思路

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最根本的一點，在于“打好基層、夯實基礎”。為此，必須針對烏海存在的突出問題，選準突破口，從體制、機制上大膽創新，不斷增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水平。筆者認為，要從5個方面著力：

1、轉變機制。由弱街道強社區過渡到撤街道建社區。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在單位制的社會管理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管理的復雜化，多元化，街道辦事處逐漸成為了區政府與社區的傳話筒，其具體管理職能弱化，且占據著人、財物等大部分基層社會管理資源。而最貼近居民的社區管理得不到應有重視和支持。因此，“撤街建區”不失為我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可選路徑。

下放人、權、責，由二級政府、四級管理向三級政府、三級服務轉變。政府職能部門面向社區實現工作重心下移。一方面，加快構建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社會事務公共資源配置體制。另一方面，推動公共資源社會投入重心向下，重點扶持社區。并利用科技信息管理對社區服務做到網格化、精細化。

2、轉變觀念，加強認識。一調整“指揮棒”的內容。進一步把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納入政績考核內容，扭轉各級干部的政績觀，切實提高對社會管理特別是基層社會管理的重視程度。努力轉變各級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的工作重點，把及時了解掌握和化解基層社會管理中的問題作為核心工作來抓，把基層社會管理能力和效能作為領導考評的重要內容。加強群眾工作能力培訓和鍛煉，切實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社會管理能力。二強化“治未病”的思想，變應急管理為日常管理。轉變依靠強制力和威懾力保持社會穩定的傳統觀念，增強從“治未病”的思維和角度維持社會穩定的意識，改進與完善對容易引發社會糾紛的重點領域、重點部門的管理辦法、體制機制，切實增強將社會矛盾主動化解在基層和萌芽狀態的能力。

3、加強社區功能，提高社區管理服務水平。

隨著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和職能轉變的加快，以及住房、醫療、養老、就業等各項改革的深入，社區承擔起越來越多的服務功能，服務居民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任務越來越繁重，因此，必須加快強化社區的各項服務功能，在社會救助、居住環境、文化娛樂、醫療衛生、勞動就業、社區治安、權益保障等方面全方位發揮作用。在工作實踐中借鑒香港、新加坡等地社區自治經驗，探索設立政務、衛生、文化服務中心，剝離原有村（社區）承擔的政府行政管理職能，逐步建立“兩級統籌發展、三級管理服務”的現代城市管理體制。要按照“強政府、大社會”的原則，將社區工作人員從繁雜的行政事務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主導居民服務。

4、調動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管理，共建和諧社區。樹立“多中心”思想，積極支持和培育基層社會管理力量。堅持城市社區自治和農村村民自治，同時大力培育、發展各種社會組織、中介組織，引導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基層社會管理。更多吸納企事業單位，參與社區管理，引導社會組織服務社會。加大宣傳力度，加強社區服務意識，更好地發揮黨員干部、社會骨干、志愿者參與社區建設積極性。

5、加大基層居民參與力度。居民參與是基層社會自治的重要基礎，是我國基礎社會管理創新的基本模式和發展方向，因此，要正確認識當前我國居民參與基層社會管理不足的現狀和原因，在政策制定、制度設計、行為觀念、社會文化、社區建設等方面采取積極措施，不斷擴大基層社會管理的居民參與度，實現參與數量和參與質量雙提升。

三、正確處理好幾個關系

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除了從體制、機制上大膽創新，不斷增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水平。還需要我們在工作實踐中，正確處理好幾個關系：

1、動態協調與源頭治理的關系

社會管理的重要工作是協調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因此，需要建立訴求表達機制、矛盾糾紛的滾動排查和預警機制、矛盾的調處機制、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使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不斷得到化解。另一方面，源頭治理是治本之舉。特別是要著力解決好民生、民主、民心問題。

2、虛擬社會與現實社會的關系

篇5

3.創新基層管理模式，提升網格服務效能。

4.創新社會管理，推進網格服務。

5.創新社會治理社會化新思路，打造社區工作網格化新模式。

6.大力推進網格化服務管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7.管理全覆蓋、資源共分享、管理無盲區、服務零距離。

8.管理網格化，服務心貼心。

9.管理無盲點、服務無縫隙、聯系無遺漏。

10.繼續解放思想，堅持網格為民，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

11.堅持科學發展，加快網格建設。

12.堅持以人為本，貫徹科學發展，落實網格化管理，開展組團式服務。

13.堅持以人為本，貫徹科學發展，推進網格為民。

14.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實現社區工作網格化。

15.健全網格管理，推進網格服務。

16.講科學、謀發展，抓網格、促和諧。

17.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網格管理、服務為民。

18.社區管理推行網格化、信息化，居民服務實現全天候、零距離。

19.社區管理網格化，受惠群眾你我他。

20.社區劃網格，管理進網格，服務在網格。

21.網格化社會治理新模式，大事小事一“網”打盡。

22.深入推行網格化管理，全力打造和諧新農村。

23.深入推行網格化管理，全力打造文明和諧校園。

24.實行網格管理，完善服務體系。

25.提升網格化服務管理水平，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

26.推動科學發展，加快網格建設。

27.推進網格化管理，實行人性化服務。

篇6

2015年《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指出，全國6100萬留守兒童中，近1000萬（15.1%）常年與父母分離，導致70%存在心理疾病，其中34%有自殺傾向。由于家庭教育缺失、隔代監護不力、教師管理乏力和社區治理有限，留守兒童存在意外傷害、吸毒、犯罪和自殺等社會風險。目前，治理留守兒童問題的觀念理念、技術手段、治理能力等相對薄弱。英國學者佩里?希克斯提出：若要發揮出整體性治理的力量，應進行多元治理主體治理功能的整合和公私部門的整合。要治理留守兒童問題，應創建多元主體培訓體系，提升綜合治理能力，形成“共治”效應。

一、留守兒童治理主體功能發揮障礙

1.留守兒童家長監護監管缺位

據權威調查顯示：如果父母在3個月內都沒有與孩子見面，孩子的“煩亂情緒”會迅速升溫。兒童與父母長期隔離，缺少父母的言傳身教，缺少父母的情感陪伴，缺少父母的貼身監護，兒童易出現行為失范、心理失衡、安全意識差等問題。

2.祖輩隔代監護相關常識缺乏

相關資料顯示，留守兒童中隔代監護占53%。本課題組在重慶市石柱縣某小學調研發現，隔代監護1457人（50～70 歲），其中1089人（75%）受教育程度只有小學及以下文化水平，他們僅僅只能滿足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的最低層次――饑餓需求。我國每年有近5萬兒童死于意外傷害，其中多數為留守兒童。在緩解留守兒童問題上的一些做法中，往往關注留守兒童本身，而缺乏對祖輩隔代教育的培訓。

3.學校教師專項管理培訓缺乏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指出：若家庭功能缺失，學校教師和社會應進行有機地整合和補償，使留守兒童的負面影響最小化。青少年問題研究專家娜妮?J?西格爾指出：由于青少年大部分時間（60%）在學校度過，青少年犯罪和學校存在某種關聯是符合邏輯的。

但是，我國絕大多數學校缺乏針對留守兒童的心理疏導課程，缺乏輔導留守兒童的且具有專業素養的師資力量，缺乏輔導留守兒童的教育培訓體系。

4.基層社區治理能力缺乏

非洲有一句關于描述社區對兒童發展影響的格言：“撫養一個孩子需要整個村莊。”孟子指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現代社會的兒童照顧與支持應強調社區這一主體的重要作用。留守兒童活動的三大區域為家庭、學校和社區，社區是兒童最初接觸社會的區域。留守兒童是一個龐大的特殊群體，而基層社區缺乏對留守兒童的關注關愛，尤其是農村社區，受經費和傳統落后思想意識的限制，社區及其相關人員對留守兒童的治理能力受限，無法有效發揮作用。

5.留守兒童心理輔導相對缺乏

留守兒童缺乏父母的陪伴，普遍心理素質較差，情緒敏感，極易產生心理及行為方面的偏差。而留守兒童這一特殊群體，缺乏具有專業素養的心理專家或經過專門心理訓練的專業隊伍對他們進行專門的心理培訓、輔導，尤其是有針對性的、一對一的心理疏導。一旦風險突破兒童承受能力，留守兒童極易產生意外傷害、犯罪、吸毒和自殺等社會問題。

二、留守兒童問題多元主體培訓體系的創建

留守兒童問題多元培訓體系的創建，是緩解留守兒童問題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其一方面涉及三個層面的培訓――政府主辦培訓、政府購買培訓和社會志愿培訓；另一方面涉及相關主體――家長、祖輩、學校、社區和社會，從而創建一種多元主體共同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機制。

1.加強留守兒童家長培訓

一是在留守兒童集中地區，基層相關職能部門聘請教育心理專家，或通過政府購買培訓方式，定期地開展親子教育、兒童教育方法等講座，提升家長的教育監管能力，增強家長監護責任意識。二是依托留守兒童家長務工相對集中的企業，邀請兒童教育專家、心理學專家，每半年開展一次針對留守兒童家長的家庭教育責任和情感關愛技巧等培訓。三是依托相關社會志愿者，開展針對系列早期教育培訓、公益性培訓班與家庭教育巡講隊等。

2.促進長輩隔代監護培訓

首先，整合基層政府資源，政府購買“隔代教育”培訓服務。對隔代監護人開展專業性、多樣化和系統化的教育培訓，使他們掌握關愛兒童的正確方式方法，了解不同階段兒童心理特點等。其次，采用政府購買方式，聘請知名教育專家撰寫、出版發行通俗易懂且圖文并茂的“隔代教育”手冊。最后，采取政府購買或社會捐贈形式，在社區學校開設“祖輩學堂”“親子學堂”等專項培訓服務。項目師資來源于各類學校和社會各界力量的捐贈。

3.健全學校教師專項培訓

一是在留守兒童相對集中的農村地區，由各級教委及民政部門主導，針對中小學教師，在寒暑假期間進行師資培訓。二是建議由公益組織牽頭，聘請知名教育專家與專業心理學家，開展學習交流講座，交流留守兒童治理問題與教育輔導技能、心理發展特征與特殊群體教育策略等，提高治理留守兒童問題的能力。

4.改進基層社區教育培訓方法

首先，擴大基層社區參與留守兒童問題治理的志愿者隊伍。社區志愿者一般文化水平較高，可依據志愿者具體情況進行基本的培訓，使其勝任基本職責。其次，建議由基層教委牽頭，聯合婦聯、共青團、工會、民政部門等組織，協同調配物力資源，對基層社區工作人員進行專題培訓，增強他們關愛留守兒童的意識及監管留守兒童的能力，形成留守兒童照料長效機制。整合社區人力、物力、財力和場所資源，為留守兒童撐起一個“家”。

5.開展留守兒童心理輔導工作

首先，建立地區留守兒童信息網。建立區域性“留守兒童心理數據庫”，把握留守兒童整體心理趨勢，測試心理數據預警，優化疏導資源配置，有序開展心理疏導干預。鼓勵各高校志愿者組織及社會志愿者介入學校留守兒童心理監測輔導培訓。其次，由政府購買，聘請教育專家、兒童心理專家，對留守兒童進行專項教育培訓，調適留守兒童心理情緒，引導留守兒童合理宣泄不良情緒。最后，鼓勵心理管理培訓機構面向偏遠農村留守兒童舉辦公益心理講座、心理咨詢和生命教育等培訓。

參考文獻：

[1]葉 璇.整體性治理國內外研究綜述[J].當代經濟，2012，（6）： 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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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轉型期基層社會治理面臨的挑戰

（一）社會結構轉型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主要表現在人口結構、家庭結構、就業結構、城鄉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等方面。

（二）利益多元化的挑戰。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在計劃體制下，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高度均衡、以平均主義為特征的利益格局。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確立了個體利益的合法性，極大地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個體利益凸顯以后，中國社會的利益關系從高度均等逐步演變成一個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訴求分化越來越大。面臨群眾利益訴求多元化，利益協調過程中遇到的情況將日益復雜，協調難度將日益加大。

（三）民生建設帶來的挑戰。目前，我國已經進入到發展型社會，在這個發展的新階段，人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開始全面快速增長。這些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加大了公共產品的投入，人民群眾享受到的公共服務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目前人們所需要的公共產品還存在著大量短缺，公共服務的有限導致了很多問題特別是民生問題的凸顯。

二、淄博市社會治理創新的做法和主要成效

（一）全面實施“三大工程”，夯實社會治理根基。一是全面實施以網格化走訪、網格化服務、網格化代辦為主體的網格化治理工程。全市統一設立“鎮辦―村居（社區）―基礎網格”三級網格，將機關干部、“兩委”成員、政法干警等下沉到基礎網格，一網多格、一格多員、一員多責。截止目前，各級網格員已走訪群眾110萬余戶，提供服務60萬余次，代辦各類事項55萬余件。二是全面實施以視頻監控全覆蓋為主體的信息化建設工程。整合全市各級各部門和社會視頻資源，集中建設集信息采集、視頻監控、調度指揮等功能于一體的全天候視頻監控系統。三是全面實施以市、區縣、鎮辦、村居（社區）四級社會管理服務中心為主體的社區化服務工程。市、區縣和鎮辦建立社會管理服務中心，村居因地制宜建立社區服務中心或服務站（點），整合政法、綜治、、維穩、民政、社保、計生等職能部門進駐各級社會治理服務中心，將與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7大類90余項服務治理事項全部下放，為群眾提供窗口化、一站式、綜合。截止目前，各級社會治理服務中心已接待群眾115萬余人次，辦理業務112萬余件。

（二）落地貫通“四大體系”，提升社會治理能力。一是構建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體系。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作為科學發展、項目實施的前置條件，建立了市、區縣、鎮辦和重點村居、企業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對重大決策、重要政策、重點工程項目和重要改革事項，進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全面評估，實現了“被動求維穩”到“主動創和諧”跨越。二是構建社會矛盾排查調解控制體系。全市建設立了由法院、公安、司法等10多個部門組成的社會矛盾化解專項小組，建立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協調會議制度。三是構建公共安全防范體系。堅持網上網下相結合，全面推行“六小警務”、“一村一警”做法，全面落實責任民警、日常化巡查制度，完善信息預判預警、安全隱患排查整治、常態化治理、依法嚴打和社會治安防控“五項機制”，形成了全覆蓋、全時段、網格化、數字化“兩全兩化”的公共安全防范體系。四是構建社會穩定督查考核獎懲體系。加強量化考核和動態管理，全市建立了“任務分解、責任到人、督導檢查、調度通報、觀摩評比、打分排名、考核獎懲”責任體系，實現了責任落實、督導、倒查、追究“一條龍”。

（三）完善提升“兩大保障”，激發社會治理活力。一是強化法制宣傳實踐。在全市集中開展“學三法倡四德促五進”法制宣傳教育實踐活動，通過干部培訓、媒體專欄、知識手冊、手機短信、宣講團等形式進行宣傳教育，把法制宣傳教育延伸到基礎網格、到戶到人，讓法律走進群眾的日常生活二是強化過硬隊伍建設。以品牌政法隊伍建設為突破口，從改進作風、提升能力、增強素質入手，在全市機關開展“服務發展、服務群眾、服務基層，爭創優秀服務機關”主題實踐活動，著眼于打造“認真、專業、務實、廉潔”品牌政法隊伍。

三、推動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對策建議

目前，通過“三四二”工作格局的設置，淄博市對現有社會服務和治理體系進行了資源的優化整合，有效地解決了傳統社會管理和服務所存在的資源配置重復浪費和效率低下的問題，社會治理創新工作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但同時還面臨著社會治理的組織和人才基礎薄弱、政府和社會的邊界需要進一步明晰、為民服務效能需要進一步提高的問題。推動社會治理創新需要以理念創新為動力，以方式方法轉變為核心，以基層基礎建設為支撐，提高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

（一）推動社會組織融入基層治理創新。目前我家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需要激發社會組織活力，促進社會組織發展壯大起來。一是改革體制機制，也就是打破“雙重”管理體制，降低社會組織準入門檻。對于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不需要業務主管單位了，直接到民政部門備案登記。二是限期脫鉤。就是轉變官辦社會組織的身份，讓社會組織真正回歸民間，目前推進的是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三是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給有資質的社會組織來完成。四是加大培育力度。現階段，我國的基層社會組織還處在初級階段，因而，政府應繼續堅持培育和發展的理念，為基層社會組織的成長提供必要的扶持。

（二）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目前我們國家正處在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深入推進的過程中，既是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又是社會矛盾凸顯期。從大量的社會實踐看，當前矛盾糾紛呈現出主體多元化、涉及領域廣泛化、訴求反映方式激烈化以及觸發低、突發性強的特點。第一，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就大的制度設計和政策框架而言，應當立足于社會公正的理念，切實維護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這樣才能理順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從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會矛盾。第二，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只有大幅度地改善民生，才能夠從源頭上減小社會矛盾產生的幾率，減弱社會矛盾的“烈度”，從而有效地穩住社會的基本面。

（三）提升社會服務效能。完善基層社會治理，工作的著力點應該放在社區，增強城鄉社區服務功能。一要堅持群眾觀點，始終尊重群眾意愿。這是提升為民服務水平的首要前提。實施民生工程需要在廣泛征求民意、全面摸清需求的情況下實施，這樣，民生實事才能真正辦到群眾心坎上，群眾才會滿意。二要用心用腦用力，沉到一線抓小抓細抓實。這是提升為民服務水平的關鍵所在。基層工作千頭萬緒，都直接關系群眾切身利益。干部只有沉到一線，從細處入手、從小處抓起，把關系群眾切實利益的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實處。三要健全完善長效機制，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為民服務的熱情。這是提升為民服務水平的不竭動力。為民服務是一項經常性工作，不能因干部調整、人員變化而使聯系斷了線、服務打了折，必須健全和落實長效機制，一以貫之地抓執行，使為民服務成為每一名黨員干部分內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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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基固本“出實招”。一是基層司法所規范化建設取得新突破。基層業務用房、裝備得到加強，辦公設備不斷完備，經費保障、基層司法所長副科級待遇基本得到落實，工作效率得到明顯提升。全市137個基層司法所完成業務用房建設，其中獨建88個，占64.2%。二是矛盾化解工作取得新發展。構筑矛盾糾紛“大調解”格局，接邊地區聯防聯調機制和工作交流機制不斷豐富，“以獎代補、以案定補”機制得到全面貫徹落實。20__年以來，共調解各類民間糾紛151021件，調解成功率97.6%。三是人民調解網絡建設取得新突破。四是扎實推進“法律六進”長效機制建設，有效拓寬了普法領域，提高了群眾依法維權意識，提升了“依法治市”水平。

(二)關口前移“見實效”。一是法律援助渠道不斷拓展，工作力度不斷加大。完成了縣區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局、鄉鎮法律援助工作站設置和規范化建設任務。20__年以來，共辦理法律援助案件5597件，提供法律咨詢20300人次。二是以“管理規范、業務規范、服務規范”為目標，加強律師公證工作的基礎管理和自我管理。三是繼續加大了安置幫教工作指導力度。截止20__年底，全市共接收刑釋解教人員11849人，實施幫教11330人，占95.62%，安置9480人，占80%。四是強化法律服務隊伍自身建設，凈化法律服務市場秩序，規范執業行為，法律服務公信力不斷提高。

(三)發揮職能“見真章”。充分發揮司法行政職能，積極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全市143個鄉鎮(辦事處)綜治維穩中心大部分設在基層司法所，基層司法所配合有關職能部門理清法律關系，制定合法有效的調處方案，矛盾糾紛分類、化解、調處中樞作用突出。

(四)自身建設“求創新”。一是繼續深化普法依法治理，推進社會管理法治化，創新工作方式，盤活普法載體，認真總結經驗、鞏固成果，及時啟動“六五”普法“四五”依法治理規劃，深入開展法治縣區、和諧社區、和諧校園、和諧家庭“一法治三和諧”創建活動，把開展“法治縣區”、“規范化司法所”、“規范化人民調解組織”三項創建活動作為今后一個時期的工作重點。二是繼續深化社區矯正和安置幫教工作，不斷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在理順司法所管理體制，實現收歸上劃基礎上，積極推廣外地經驗，大膽探索和創新特殊人群的管理體制、機制和方法。

(五)打造隊伍“樹新風”。按照“政治上堅定、理論上扎實、紀律上嚴明、業務上精通”隊伍建設標準：一是抓靈魂，促進面貌向“奮發型”轉變。二是抓作為，促進作風向“實干型”轉變。三是抓創新，促進管理向“規范型”轉變。四是抓團結，促進氛圍向“和諧型”轉變。近年來，法律援助管理局等14個集體先后被司法部、省委表彰為“先進集體”、18名干部被評為“先進個人”。

二、困難和問題

(一)發展不平衡。縣區司法局承擔著對鄉鎮司法所管理、檢查、指導和幫助職能，但在調研中發現，縣區司法局職能發揮存在較大差距。基層頭重腳輕、重硬件輕軟件、重管理輕服務和一人所現象尤為突出。法制宣傳、矛盾化解、社區矯正、法律援助、法律服務職能作用發揮不充分。部分縣區司法局領導班子思想不解放，工作思路不清晰，工作重點不突出，畏難情緒和等、靠、要思想嚴重，與相關職能部門溝通協調不暢，創新能力不足，工作打不開局面。

(二)人員總量嚴重不足。全市司法行政系統共有中央政法專項編制539人(含市勞教強戒所)、地方行政編制167人、地方事業編制174人，共880人，占全市總人口的0.009%，實有823人。144個基層司法所實有工作人員268名，其中一人所57個，占39.58%，二人所44個，占30.56%，三人以上的37個，占25.69%。威信縣10個鄉鎮僅有扎西鎮司法所有3名工作人員，其余9個司法所均為一人所。

(三)保障不到位。11縣區司法行政機關的公用經費、辦案業務費、裝備費均未達到省財政廳、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公安廳、省司法廳《關于印發〈云南省州(市)級和縣級政法機關經費保障標準〉的 通知》(云財行〔20__〕464號)規定的每人每年25000元標準，高的21300元、低的18600元，且包括了社區矯正、人民調解、普法依法治理等工作經費，一定程度上造成司法行政機關工作經費的緊張，給司法行政工作的開展帶來了一定困難。

(四)司法行政隊伍整體素質有待提高。特別是基層司法所工作人員法律專業化水平不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亟待提高。全市144個司法所268名工作人員中，非法律專業研究生1人、占0.37%，法律專業大學35人、占13.06%，其它專業20人、占7.46%，法律專業專科68人、占25.37%，其它專業68人、占25.37%，中專及以下76人、占28.36%。50周歲以上65人、占24.25%。鎮雄縣司法局僅50周歲以上的工作人員就達12人、占18.46%。

(五)社區矯正工作面臨不少困難。一是社區矯正工作社會認知度不高。當前，部分干部群眾不了解社區矯正工作，部分社區服刑人員對社區矯正的思想認識存在偏差，認為法院宣判、監獄釋放就沒事了，不愿參加社區矯正。二是社區矯正隊伍力量薄弱。我市司法所一般只有1-4名司法所工作人員，且司法所工作人員學識單一。三是社區矯正決定機關與司法行政部門之間尚未建立規范的執行交付制度，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有待加強。四是經費保障嚴重不足，影響了基層社區矯正工作的正常開展。

三、對策思考

司法行政機關是我國國家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各級政府對司法工作進行行政管理的專門機關，在我國司法體系和法制建設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來，全市司法行政機關圍繞化解矛盾糾紛、服務保障民生，充分發揮“前端性、窗口性、服務性”的法律宣傳、法律服務、法律保障職能，在法制宣傳、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維護社會穩定、推進民主法制建設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前，我市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期、攻堅期、黃金期和社會矛盾的凸顯期，改革發展穩定的任務艱巨繁重。作為政府工作一部分的基層司法行政工作應順應時代的要求，夯實基層基礎、加快觀念轉變、推動創新發展。

一是由傳統型向創新型轉變。思路決定出路、作風決定作為，理念創新乃工作創新之源。正確把握和認識當前司法行政工作在新形勢下發展變化的規律，是與時俱進、推進司法行政事業科學發展的需要。各級司法行政機關要貼緊自身發展的需要，尋求司法行政工作新的發展點;貼緊黨委、政府中心工作，尋求司法行政工作的著眼點;貼近群眾法律需求，尋求司法行政工作的落腳點。要從傳統矛盾糾紛化解轉變為矛盾糾紛發生的預防，突出“預防性”，真正體現“前端性”、“服務性”，向社會管理創新轉變，主動適應新時期司法行政工作。

二是由配合型向主導型轉變。《人民調解法》、《律師法》、《公證法》、《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等法律法規是司法行政工作的法律支撐，司法行政機關要積極而為、主動而為，正確認識縣區司法局是司法行政機關發揮職能作用的主陣地;是司法行政基層基礎建設和司法行政工作新思路、新方法、新機制實踐的主渠道;是司法行政工作新發展的主戰場，切實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和理念，按照法律賦予的職責和要求，嚴格依法辦事，大膽實踐、主動實踐。

三是由被動型向主動型轉變。首先，要進一步增強“責任意識”，樹立司法行政事業科學發展“舍我其誰”的觀念。第一力戒消極懶散，樹立埋頭苦干，無私奉獻的司法行政精神，努力在本職崗位上實現人生價值。第二力戒滿足現狀，樹立迎難而上、時不我待、座不住、等不得的緊迫感和勇于擔當重任的氣魄、開拓進取的精神，知難而進，迎難而上，努力創造無愧于時代的業績。第三力戒漂浮作風，樹立一抓到底的求實精神。力戒急于求成、精神萎靡不振，堅持深入到工作落實的終端跟蹤問效，以求實扎實的工作作風狠抓工作的落實。

四是由試點型向常態型轉變。社區矯正工作是國家賦予司法行政機關的一項嶄新的工作職能，是社會管理創新極其重要的工作內容。它大大加強了司法行政工作的職能作用。司法行政機關必須緊緊抓住這個機遇，認真全面總結試點經驗，建立相應的機構，搭建工作平臺，構建相關制度，積極爭取人員編制、辦案經費，切實履行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教育、管理職能，確保社區矯正工作教育有方法，管理有制度，從而實現矯正工作的常態化。

五是由基礎型向規范型轉變。要從過去重基層基礎建設向重管理、重規范轉變，不斷完善工作機制，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形成一套科學、規范、可操作性和針對性強的司法行政工作管理體制，以制度的規范化來促進隊伍的建設和管理。開展經常性督查，實行層級問責制，切實提高法律法規的執行力，提高工作質量。

六是由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要加強司法行政宣傳工作，切實根除封閉思想，變只干不說為既干又說，不斷提高司法行政工作的知曉率。一方面要做好內部宣傳工作，不斷提升典型經驗和做法的推廣力度，推動精品司法建設。另一方面，要做好對外宣傳工作，擴大司法行政工作的宣傳，不斷擴大司法行政工作的影響率和群眾知曉率。再一方面，要加強調研工作，針對工作存在的困難和問題，深入開展調研，通過調研把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研究透，搞明白，找到問題的根結，提出解決的辦法，推進工作深入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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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模式分析

行政主導模式。行政主導模式強調政府在社會管理與服務方面的主導作用，從多方面利用新的管理和技術手段來實現社會管理與服務創新，這種創新主要有政府內部機制創新和管理信息技術創新兩種途徑。

第一，政府內部機制創新。內部機制創新是指改變政府內部的職能與結構，通過理順部門關系、優化組織結構、創新機制體制、強化業績導向來創新基層管理和服務模式。

推動政府內部職能的轉變。通過調整政府內部職能與結構，規范治理行為，提高管理和服務的供給效能。北京市清源街道辦事處的參與式社區治理是政府內部機制創新的典型模式，其主要特點有三：一是轉變街道辦事處職能。街道辦事處在服務項目執行過程中逐步轉變為為社區服務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和監督指導，實現了由原來的直接提供服務向為社會組織服務和提供服務資源的轉變。二是推動社區服務中心從管理轉向服務。社區服務中心從行政工作下派轉變為與社區共同協作開展社區服務項目，承擔服務項目管理的設計、咨詢、監督以及項目資金使用的審計等職責，發揮溝通街道政府與社區居委會的橋梁作用，實現從管理到服務的角色轉變。三是服務項目從政府制定到以社區需求為導向設置。服務項目根據社區特點并在需求調查基礎上設置，由社區居民、社區居委會、社區服務中心、街道部門以及社會組織共同參與評選，確定社區項目。

健全內部競爭機制和績效考核。通過給政府部門以壓力，改善其服務意識，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歐盟國家推出的適用于公共組織的通用評估框架（Common Assessment Framework，縮寫為CAF）吸納了全面質量管理、平衡計分卡和卓越績效模式等企業績效管理工具中的合理要素，并融入了公共管理的管理經驗，成為公共組織績效管理的先進工具。深圳市龍崗區2008年試點整體等效導入CAF，尤其是引入以公民為中心的導向，即以顧客群體確認的重要領域和組織能夠改進的特定服務領域為基礎，在職能轉變、運行機制、工作流程、改進管理方式和建立政府與社會平等合作關系等方面，實現事務性管理向愿景管理、從局部管理向系統管理、從人治管理向法治管理、從定性管理向定量管理的轉變。

第二，管理信息技術創新。目前管理信息技術創新主要是網格化管理和數字化管理相結合。2004年北京市東城區充分利用計算機、網絡、地理信息系統和無線通信等多種數字技術，將社區細劃為網格，形成精細化的管理單元。為每個網格整合配置網格管理員、網格助理員、網格警員、網格督導員、網格黨支部書記、網格司法工作者和網格消防員“七種力量”，并在基礎數據平臺基礎上，運用移動智能終端，結合移動互聯網技術，實現各類數據的實時采集和基礎數據的動態更新，準確掌握網格內的基礎數據、民情民意。

數字化管理實質是政務信息化系統的一部分，將電子流程管理與服務通過現代網絡技術進行集成，對政府需要及擁有的信息資源、關鍵數據進行深層次挖掘、分析、利用和管理，以提升政府行政服務能力。

協同治理模式。協同治理模式是通過更新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形成基層組織和社會組織相結合的社會管理與服務新格局，以此實現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化，促進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能力的提升。根據基層組織內部創新的不同層次，協同治理大致可以分為管理組織協同化和運行機制協同化。

第一，管理組織協同化。管理組織協同化側重于從組織架構方面創新基層管理與服務的組織結構，構建多元化的參與主體，實現組織目標的重新定位和不同組織之間資源的重新配置。浙江省慈溪市基層組織和社會組織協同治理就是管理組織協同化的典型。2006年4月，慈溪市率先在坎墩五塘新村創設了“村級和諧促進會”，以人際和諧為目的，以村（社區）為單位，由市鎮兩級黨委政府引導推動，當地群眾與外來建設者共同發起，把外來人口服務管理納入基層自治范疇，解決村（居）兩委會在外來人口管理上的缺位。隨后，這一社會組織的功能由融合為主向參與基層社會協同治理拓展，形成了以村（社區）黨支部為核心、村（居）民委員會為主體、村（社區）經濟合作社為支撐、和諧促進會為依托、社會各界群眾廣泛參與的基層管理與服務模式。

第二，運行機制協同化。運行機制協同化是為原來獨立的社會管理服務的政府組織（包括“條”上的職能部門和“塊”的綜合管理機構）和社會組織建立共同解決公共問題的網絡，形成資源共享、彼此依賴、合作互惠的組織結構和政府、市場、社會三者協作的機制。義烏市總工會社會化維權模式就是運行機制協同化的典型。義烏市總工會通過與新聞媒體、律師事務所、勞動部門、司法部門、兄弟市縣工會、高等院校等先后實現社會性聯合。一是發揮工會組織作為重要的政治資源、組織資源和制度資源的作用，建構工會工作體系。二是把政府管理的過程性與社會團體的互動性結合起來，形成“互聯、互動、互補”的社會管理運行機制。

社區治理模式。從行政權力和基層民主變化的取向來看，社區治理出現了形式各異的模式。

第一，議行分設模式。議行分設是按照“社區自治、議行分設”的原則，將居委會在計劃經濟時代所形成的行政、服務和自治職能歸位于自治組織，形成“議”與“行”的并立同行。其代表是深圳鹽田區社區管理體制改革。

社區服務站的經費來源主要是政府撥付的社會公益服務資金、購買社區服務的專項資金以及服務站開展低償社區服務項目的自收經費。社區居委會則履行社區自治功能，由居民依法民主選舉產生，其功能是充當政府組織、社會中介組織與居民之間的橋梁，將居民的權利要求轉達給政府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并代表居民對政府組織、社會中介組織的行為進行監督，其經費來源于政府撥付的辦公經費、資產的收益資金及向社區募集的資金。

第二，合作模式。合作模式是行政調控機制與社區自治機制相結合、行政功能與自治功能互補、行政資源與社會資源相整合、政府力量與社會力量互動的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模式。

寧波市海曙區構建新型居家養老服務體系是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2004年3月，該區政府出臺政策，試行為高齡、獨居的困難老人購買居家養老服務。區政府以改革職能履行方式為出發點，將擴大社會參與作為重要內容，尋求與社會組織和社區之間的合作，吸引社會資源參與養老工作。政府主要扮演服務規劃者和購買者角色，形成了“政府扶持、非營利組織運作、社會參與”的合作機制。“政府扶持”指區政府將購買服務的開支列入年度財政預算，向星光敬老協會購買居家養老服務。“非營利組織運作”指星光敬老協會負責項目運作。“社會參與”指整合和利用社會資源，一方面實施“義工銀行”的激勵機制。另一方面整合社會企業資源，將居家養老和社會企業提供的信息服務平系起來。

完善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的建議

各種模式的實踐經驗表明，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強化社會協同治理、增強社區治理能力等是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取得良好效果的保證。為了加強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還需要在以下幾方面進一步下工夫。

推動社會管理與服務制度化發展。一方面，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的關鍵是社會政策的發展和完善。社會政策的本質是通過政府的再分配以縮小社會成員初次分配差距，提高全體成員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水平。必須在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方面進行統籌規劃，通過頂層設計勾勒出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的框架，與國家社會政策融為一體。

另一方面，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必須厘清政府、社會與市場的職能，將應當由市場、社會完成的治理功能交還給市場與社會之后，政府要加強公共服務部門建設，完善公共服務監管。其要件在于以組織方式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以制度化的途徑完善政府的服務監管、資源支持等職能。

增強社會組織管理服務能力。著力構建政府主導、資源激勵、合作互補的新型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機制，解決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居民參與不足、多樣化社會需求難以滿足的問題。一是形成制度化、有序化的公眾參與渠道。政府應釋放社會空間，要尋求“信息相關”、“業務相關”和“需要相關”等協同的粘合因素，推動政府與社會組織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合作治理。二是推進公共服務組織體系建設。三是強化社會工作體系建設，使社會工作者能融他們所具有的社會“管理職能”和作為社會工作者的“職業行為”為一體。

明確社區服務管理目標。一方面要明確社區是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的落腳點，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要圍繞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展開。另一方面要解決好基層服務管理與社區居民需求之間的矛盾，關鍵是以“服務”來強化基層的社會網絡，加強鄰里互助、增強地區歸屬感，培養互濟互助因素，培育基于互惠主義的服務機制。

篇10

一、根據城鄉統籌發展，站在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的高度，有序變革新型農村社區治理。 

城鄉發展一體化是統籌城鄉發展的根本目標。但城鄉發展一體化并并不是城鄉發展一樣化，而是通過加大農村公共服務建設力度和農村治理變革，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建造新型城鄉關系。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過程中，各級政府要切實提高投入力度，特別是在水、電、燃氣等基本生活設施公路、綠化、社區衛生、安全保衛等公共實施建設方面，要按照不低于城市社區公共服務平均水平的要求為農村社區配置資源，以保障其生活的基本運轉；結合新型農村社區現有的社會發展條件，考慮農村社區居民公共需求的多元化特點，有針對性地提供商貿、教育、醫療、養老、文化、健身、娛樂等服務，提升村民的生活質量；從實際出發，按照新型農村社區治理的特殊性要求，逐步健全組織管理體制，完善工作機制，探索適合新型農村社區特征活設施以及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 

二、根據新型農村社區各自本身的特點，重置農村社區治理體系。 

社區管理體制是社區管理主體在社區資源配置、社區事務管理、社區關系調適等領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關系、運作方式。新型農村社區治理中存在三個主體：村居民群眾、社會組織和鄉政府。 

順應城鎮化發展趨勢，根據新型農村社區的特點，探索構建社區服務中心、社區建設協調委員會和社區社會組織等組織框架，形成以社區服務中心承接政府公共服務、社區建設協調委員會主導社區民主協商和社區自治、社會組織參與自治和社會協管為內涵的社區組織管理體制，完善農村社區治理體系，促進社區居民的社會融合。 

三、理順政府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關系，實現政府社會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良好而有效的銜接。 

鄉村關系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問題之一。新型農村社區治理要堅持以社區自治為基本原則，首先要調節好好村民自制體系與行政管理體系之間的關系，依法完善關系定位，理清鄉村關系。其次，新型農村社區是介于農村和城市社區之間的特殊形態，其自治到底是依據哪項法律尚未明確。但在群眾自治與政府管理的關系問題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這就是鄉鎮政府與社區之間是“指導與協助、服務與監督”的關系，這意味著政府對社區負有指導和服務的義務，社區則代表居民群眾對政府部門的工作予以協助并進行監督。據此，實踐中要對鄉鎮政府與社區之間的所有相關工作進行明確的清理，劃清在這些基層管理和服務工作中，鄉鎮政府及其部門與社區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嚴格分清政府與社區的各自 

職責。 

在理清政府與社區關系的基礎上，要以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為紐帶，建立起政府社會管理和社區自我管理有效銜接、政府依法行政和社區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動的新型農村社區治理體制。這就要求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建設服務型鄉鎮政府，促進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加快公共管理社區化步伐。鄉鎮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發展農村社會事業，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做好農村社會管理，而農村社區建設的首要內容也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有效的社區治理。鄉鎮政府和社區自治組織的工作在這里有農村社區治了交集，為理順鄉村關系，構建政府與社區的銜接和互動提供了可能。 

四、注重社會組織的培育，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善于引進市場和社會力量參與社區治理。 

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增強社會自治功能，這是新型農村社區治理極其主要的一個環節。社會組織能夠凝聚社會力量，引導居民參與聯結，實現利益表達有序化，能夠在反映民眾訴求、維護弱勢群體權益、滿足公共服務多元化需求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基層政府要努力培育并發展公益類、慈善類和服務類為重點的社會組織，使其與政府管理形成合力，共同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創新。 

農村社區治理離不開政府和社區自治組織，但市場和人民的力量也不應該忽視，在發達地區的社會管理實踐中，市場和人民的力量不僅參與社區的管理和服務中，而且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社會力量隱藏在廣大群眾之中，積極依托和運用社會的力量包括市場力量進行社會治理，是實現社會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徑。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勵和動員社區居民變被動管理為主動參與，引導和激勵社會力量和市場力量參與社區治理，構建民眾表達和聯結的載體，形成廣泛持久的社會合力，推動社會治理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