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國有經濟和國民經濟的區別，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F13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24-0045-02

1引言

伴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顯著下滑,過去長期積累的一些經濟與社會矛盾也在日漸突出。如何解決這些矛盾與問題,成為了經濟學界最為主要的爭論焦點。而在一系列的解決措施與方案中,經濟結構轉型無疑成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最為重要的一根救命稻草。那么,我國目前最為主要的經濟結構特點是什么？它與西方經濟學所構建的經濟結構又有什么區別與聯系？加快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又在哪里？本文就這些問題做了一些深入的探討。

2我國經濟結構的主要特點與問題分析

21我國經濟結構的主要特點

我國憲法對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做出了明確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時對國有經濟的地位做出了明確說明：“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因此,正是基于政治制度上的這種規定與要求,使得我國的經濟結構呈現出與西方國家所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現為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在我國經濟結構中地位上的不平等。

22我國經濟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

由于在西方國家,國有企業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占有的比重較小,因此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在研究經濟結構時,并未對企業進行詳細的劃分。而在我國,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無論是在生產還是在經營上都表現出明顯的區別,而這種區別必然會引起我國與西方國家在市場經濟活動方面明顯的不同。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如圖所示：

包含金融市場的經濟結構框架

221從金融市場角度來看

在金融市場中,政府往往通過利率管制、資本市場準入限制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措施,使得民營經濟在正規金融市場上的融資舉步維艱,而國有經濟由于受到一系列政策法規的照顧,不僅可以在資本市場融資方面獲得比民營經濟更為優越的融資渠道以及更為優先的融資權利,而且可以從銀行部門輕易獲得低于市場管制利率的貸款。

此外由于國有企業規模較大并且受到政府的隱性擔保,因此,通過風險與收益的權衡,金融機構也往往更傾向于向國有企業貸款。

正是由于政策以及市場的原因,使得金融資源大量集中于國有經濟,而民營經濟只能求助于非正規金融市場,即“影子銀行”。因此,正是企業的分化,引起了金融市場的分化。

222從產品市場角度來看

首先,國有企業集中的行業領域往往是處于產業上游的資源性行業,并且處于絕對壟斷地位。因此國有企業一方面向消費者提供天然氣、石油等生活必需產品,另一方面也向民營經濟部門提供生產所需的各種生產資料,并且由于其壟斷地位,使得國有企業可以輕易從產品市場中獲得超額利潤,而這些超額利潤的最終承擔者卻是民營經濟以及消費者,這顯然不利于經濟的良性發展。

其次,在政府的絕大部分財政政策中,其政府購買的主要對象往往都是國有企業,而這無異于是對國有企業的一種隱性補貼,并且,財政政策投資對象的過于集中往往會引起產能過剩、尋租等一系列問題,因此并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實施。

最后,國有經濟往往效率較低。由于產權部門、激勵與約束機制以及壟斷等原因,使得國有經濟無論是在創新上還是在效率上都明顯弱于民營經濟。此外,國有經濟不僅會因為自身的效率損失影響經濟增長,而且會通過金融抑制、歧視和效率誤配等途徑損害民營經濟的成長［2］,并最終對整個國民經濟產生拖累效應。

223從要素市場的角度來看

民營經濟作為國民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吸納了中國將近80%的城鎮就業人口,承擔了絕大多數的科技創新,但在要素市場上,由于國有經濟壟斷優勢、政策優勢以及工資優勢的存在,使得其在要素市場上對勞動力的吸引力要遠遠大于民營經濟,從而使得素質較高的勞動力往往流向了國有經濟。而這些高素質勞動力,在國有企業往往得不到應有發揮,從而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

并且,由于國有經濟生產效率較低,隨著國有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對民營經濟的不斷蠶食,其結果必然是整體國民經濟生產效率的降低以及自然失業率的上升,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

3中國經濟結構改革的對策建議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對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不平等對待,是造成我國經濟結構問題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政府對國有經濟的大力發展與保障,使得市場經濟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扭曲,而造成這種不平等對待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對自身職能定位的模糊與錯位。因此,要改革現有的經濟結構,必須從政府職能轉變入手。

31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行為

市場經濟才是資源配置的根本方式,居民與企業才是市場參與的真正主體,政府的真正職能僅在于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健康發展,而無止境的干預行為,只會增加尋租的空間以及資源配置的扭曲程度,從而破壞正常的市場秩序。

32平等對待民營經濟,縮小國有經濟經營規模

對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不平等對待,是造成政府過度干預的根本原因。正是出于對國有經濟的保障與發展,使得政府一方面通過鼓勵政策,促進國有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又通過約束政策以及提高準入門檻等措施,限制民營經濟的行為,從而保證國有經濟的壟斷優勢。

然而許多實踐經驗已經表明,國有經濟的過度膨脹,只會導致整個國民經濟效益的降低,以及民營經濟發展的困難。因此,縮小國有經濟的經營規模與經營領域,同時放寬壟斷行業的準入門檻,有助于提高市場經濟的活力［3］。

33加大轉移支付力度,提高居民保障水平

居民收入主要由勞動報酬、投資收益以及轉移支付三部分構成。勞動報酬是由要素市場決定的,投資收益是由金融市場決定的,政府唯一可以直接控制的,便是轉移支付水平。通過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從而刺激消費增長,而消費的增長又可以通過產品市場增加企業的收入,而企業收入的增加又能通過在要素市場上增加對勞動的需求表現出來。最終,其結果是失業率的降低以及國民收入的增加。

34實行全面減稅,減輕企業負擔

過高的賦稅水平,使得企業利潤和抗風險能力大為降低,尤其是金融危機以后,許多企業在原有行業領域幾乎無利可圖,甚至發生虧損與破產。而在這種情況下,將原本應用于生產的資金投資于金融市場便成為了企業的主要選擇,而這種投資行為,一方面推升金融泡沫,另一方面也極大地損害了實體經濟的發展。此外,較高的稅收,也使得企業無力再進行任何產品研發與產業升級,從而在市場競爭中舉步維艱。

因此,通過大規模的減稅措施,可以促進資金從金融市場回流實體經濟,從而增加投資,實現經濟增長與就業增加。

35推動政府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如果將稅收看做是對政府提供服務的一種購買,那么政府便成為了市場經濟中企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與一般企業有所不同的是,政府提供的服務具有極強的壟斷性,同時民眾希望政府所追求的目標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社會效用最大化,即經濟的快速增長與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由于壟斷往往會產生低效率,因此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放棄效用最大化目標轉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針對這個問題,可以采用兩種途徑解決：一是通過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強社會輿論對政府行為的監督,從而約束政府以社會效用最大化為目標；二是通過對行政人員的思想水平建設,提高政府的執政能力。而我國政府目前在第二點方面做得較好,但在信息公開以及輿論監督方面還有待加強,這也是未來我國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著力點。

參考文獻:

［1］林毅夫，李志中國的國有企業與金融體制改革［J］.經濟學季刊,2005(3)：913-936

［2］劉瑞明金融壓抑、所有制歧視與增長拖累――國有企業效率損失再考察［J］.經濟學季刊,2011(2)：603-618

篇2

一、所有制結構變動與非國有經濟高速發展

我國經濟的發展與所有制結構的調整相伴隨，原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一個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輪廓已經顯現在我們面前。

（一）國民產出的所有制結構

從國民經濟總體角度分析，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1997年，我國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為74772億元，其中，非公有經濟實現18096億元，占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為24．2％，而公有經濟仍占主導地位，占75．8％。這是根據新標準計算的，即公有制經濟中包含了混合經濟中的公有成分。如果按照舊有口徑計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約在32．9％，公有經濟的比重大約為67．1％。很明顯，在國民產出中，公有經濟的比重還比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競爭性強、對非國有經濟的禁入較松的第三產業，公有經濟的比重下降較快（見表1）。

由于GDP的所有制結構在統計上有一定的難度，我們以工業生產的所有制結構為例，來分析近20年來我國經濟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見表2）。

1．國有工業份額不斷下降1978年國有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比重為77．6％，1990年為54．6％，1999年為28．5％。20世紀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紀）平均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個百分點，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體工業份額有所上升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個百分點。集體經濟的增長，主要依托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導致的公有經濟地位相對下降，同時也使公有經濟的內部結構和運行機制發生了變化，并且為進一步的產權改革鋪平了道路。

3．各種非公有制經濟快速增長包括個體私營經濟、外資和港澳臺經濟、以股份制為主的混合經濟從無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這一類型經濟占有的份額明顯上升，從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遞增2．5個百分點。

（二）資本投入的所有制結構

從資本金和資產角度分析我國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我們以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為例（見表3）。1999年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經濟實收資本占全國的比重為61．5％，集體經濟比重為8．5％，兩者之和為70％，占有全部工業資本金的2／3。而股份制經濟、外商投資經濟和港澳臺投資經濟的資本金比重分別為7．6％、15．4％和12．4％，這三類經濟的資本金占全部獨立核算工業的比重為35％。從資產結構來看，1999年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資產結構與資本金結構基本相同，公有制經濟中的國有和集體經濟的資產比重分別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經濟中的國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經濟的資產比重被放大了。這說明了兩點：（1）盡管我國經濟日趨多元化，但公有經濟仍然占有主導地位；（2）與產出相比較，公有經濟占用的資產達77．8％，但提供的產值（1999年國有工業21．4％，集體工業18．3％，合計39．7％）相對較少，說明公有經濟的要素生產率較非公有企業要低。

最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是私營企業，一方面是新建企業不斷增加，同時集體企業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轉制為私營企業和私有的有限責任公司。統計表明，至1999年底，我國登記的私營企業近150．1萬家，私營企業投資者322．4萬人，擁有注冊資本近萬億元人民幣，聘用員工2021．5萬人。

（三）從業人員員的所有制結構

由于我國目前的官方統計資料中尚無按所有制結構分類的國民生產總值和資產總值等統計數據，但有從業人員的所有制結構數據。考慮到我國的鄉村勞動者中既有鄉鎮企業從業人員，也有純農業生產人員，還有大量兼業者。這里我們將農戶經濟作單獨處理，既不列入集體經濟，也不列入個體私營經濟。從表4的數據，可大致看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就業結構變化的基本特征。

1．國有經濟從業人員低速增長，非國有經濟從業人員增長較快1978—1999年，國有經濟從業人員由1978年的7451萬人增加到1998年的8572萬人，增長15．0％，年均增長0．7％。而同期除農戶經濟外的非國有經濟從業人員由4875萬人增加到24504萬人，增長了403％，年均增長19．2％。

2．集體經濟從業人員增長較快，其中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高速增長全部集體經濟從業人員由1978年的4875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14416萬人，增長了近2倍，年均增長9．3％。其中，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則由2827萬人增長到12704萬人，增長了3．5倍，年均增長高達16．7％，由于大批集體企業改制，鄉鎮集體企業的從業人員從1998年開始下降。

3．私營個體經濟從無到有，并呈現較快的增長速度特別是90年代以來，由于政策環境的改善，為私營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環境，1990—1999年，城鄉個體私營經濟的從業人員由2285萬人，增加到8263萬人，增長了2．62倍，年均增長29．1％。

4．混合經濟的從業人員快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外商投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和股份制經濟的飛速發展，從業人員不斷增加，從業人員由1990年的154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1825萬人，增長了10．9倍，年均增長120．6％。

5．農戶經濟的從業人員緩慢增長90年代中期后呈絕對下降趨勢，1978—1985年，年均增長1．16％；1985—1990年，年均增長0．7％；1990—1995年，年均增長0．07％，1995—1999年，從業人員絕對數開始下降，4年間共減少263萬人。

從就業增加量來看，也反映了這一趨勢。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尤其是90年代以來，非公有經濟單位已經成為吸收勞動就業的主要部門。國家統計局的初步測算，2000年城鎮從業人員為21274萬人，比上年增加260萬人。其中，城鎮單位職工11613萬人，比上年減少518萬人。在城鎮單位職工中，在崗職工人數11259萬人，比上年減少515萬人。可見，在城鎮從業人員中，市場化就業人員有9661萬人，只占45％。若加上下崗職工，2000年城鎮計劃就業的職工人數比上年減少了1033萬人，國有部門已不是增加就業的主渠道。

從上述的產出結構、資產結構、就業結構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經濟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國有經濟的比重明顯上升，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也在多樣化，各種混合制經濟正不斷壯大。這一變革的經濟成果，一是中國經濟的生產效率、組織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產出的增長有了多元化主體的推動，競爭更為激烈。

二、產業結構變動與就業結構的失衡

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是一國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前提。1978年以來，我國的一、二、三產業的比例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仍有一些不盡合理之處。

（一）三次產業的產出結構變動

從三次產業所提供的GDP角度來看，產業結構正趨合理，但工業的比重過高。一、二、三產業的產出比從1978年的28．1：48．2：23．7，變化為1999年的17．7：49．3：33．0。第一產業的產出份額持續下降，21年間下降了10．4個百分點，平均每兩年下降0．5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的產出持續份額上升，21年間上升了9．3個百分點，而第二產業的份額基本沒有變化。但期間有一個現象需要注意，那就是從1981年—1991年，第二產業份額有過一段快速下降的時期，到1991年達到41．6％的最低份額，后來又重新回升。因此可以說，80年代的增長是三次產業平穩增長的結果，而在90年代的經濟增長是由二、三產業的發展來支撐的，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經濟的發展一直是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并由此造成兩大結果：（1）我國已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機電、化工、冶金、紡織、輕工、家電等主要制造行業，從產量、技術到質量都已趨于成熟，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已達到極限，以往依賴工業的增長來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格局會發生變化；（2）相對于其它產業，工業的發展是超前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工業企業的過度競爭和工業產品的供給過剩。從國民產出增長的貢獻份額來看，工業和建筑業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體，這說明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尚未結束，但已進入中后期。

（二）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變動

相對于產業結構的變動而言，就業結構的調整較慢，大量勞動力滯留在農業而引發的低收入和低消費，成為制約工業與服務業進一步發展的結構性因素。從1978年到1999年，三次產業從業人員比例從70．5：17．3：12．2變化到50．1：23．0：26．9，第一產業下降了20．4％，年均下降1％；第二產業上升了5．7％，年均上升0．25％；第三產業上升了14．7％，年均上升0．7％。由于農業人口基數大，盡管22年間有2億多農民轉移出來，農業從業人員在整個90年代減少了近3000萬，但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仍然是最低的。過去的21年，第三產業成為吸收就業的主要部門，從業人員增加了近1．5億。1999年，一、二、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分別為0．35、2．14、1．23，同年，一、二、三產業的人均創造的GDP分別為4190元、23535元和13975元，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分別只相當于工業和服務業的約1／6和1／3。如果在以后的10年中，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提高到平均水平（比較勞動生產率為1），就意味著現有農業從業人員中的2／3，即23576萬人需要從農業中轉移出來，而且這還是一個靜態的數字。但與此同時，也就意味著可以再增加38000億元的國民產出及相應的消費及投資需求。可見，我國經濟的結構調整既任重道遠，又極具潛力。

有了三次產業在GDP和從業人員方面的比例結構數據，就可以進行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分析。表5表明，20多年來，三次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差異在縮小，1978年，第二和第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分別為第一產業的7倍和5倍，到1999年已下降到6倍和3倍。這說明三次產業的勞動力配置正趨于合理。在90年代，農業產出的增長緩慢使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由80年代的上升轉為下降，而第三產業由于從業人員的不斷增加，其比較勞動生產率也在持續下降。

由于第三產業是90年代以來就業增加的主要部門，我們來分析其內部結構。表6表明，從1978年到1999年，增長較快的有交通通信、商貿餐飲、金融保險、社會服務等行業。由于各單位有正規在編職工和非正規職工的區別，大量的臨時工被納入其它行業，因此各行業就業人數的增長能代表其就業吸納能力。

（三）就業的城鄉結構變動快于人口的城鄉分布變動

篇3

一、所有制結構變動與非國有經濟高速發展

我國經濟的發展與所有制結構的調整相伴隨，原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一個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輪廓已經顯現在我們面前。

（一）國民產出的所有制結構

從國民經濟總體角度分析，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1997年，我國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為74772億元，其中，非公有經濟實現18096億元，占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為24．2％，而公有經濟仍占主導地位，占75．8％。這是根據新標準計算的，即公有制經濟中包含了混合經濟中的公有成分。如果按照舊有口徑計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約在32．9％，公有經濟的比重大約為67．1％。很明顯，在國民產出中，公有經濟的比重還比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競爭性強、對非國有經濟的禁入較松的第三產業，公有經濟的比重下降較快（見表1）。

由于GDP的所有制結構在統計上有一定的難度，我們以工業生產的所有制結構為例，來分析近20年來我國經濟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見表2）。

1．國有工業份額不斷下降1978年國有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比重為77．6％，1990年為54．6％，1999年為28．5％。20世紀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紀）平均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個百分點，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體工業份額有所上升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個百分點。集體經濟的增長，主要依托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導致的公有經濟地位相對下降，同時也使公有經濟的內部結構和運行機制發生了變化，并且為進一步的產權改革鋪平了道路。

3．各種非公有制經濟快速增長包括個體私營經濟、外資和港澳臺經濟、以股份制為主的混合經濟從無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這一類型經濟占有的份額明顯上升，從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遞增2．5個百分點。

（二）資本投入的所有制結構

從資本金和資產角度分析我國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我們以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為例（見表3）。1999年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經濟實收資本占全國的比重為61．5％，集體經濟比重為8．5％，兩者之和為70％，占有全部工業資本金的2／3。而股份制經濟、外商投資經濟和港澳臺投資經濟的資本金比重分別為7．6％、15．4％和12．4％，這三類經濟的資本金占全部獨立核算工業的比重為35％。從資產結構來看，1999年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資產結構與資本金結構基本相同，公有制經濟中的國有和集體經濟的資產比重分別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經濟中的國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經濟的資產比重被放大了。這說明了兩點：（1）盡管我國經濟日趨多元化，但公有經濟仍然占有主導地位；（2）與產出相比較，公有經濟占用的資產達77．8％，但提供的產值（1999年國有工業21．4％，集體工業18．3％，合計39．7％）相對較少，說明公有經濟的要素生產率較非公有企業要低。

最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是私營企業，一方面是新建企業不斷增加，同時集體企業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轉制為私營企業和私有的有限責任公司。統計表明，至1999年底，我國登記的私營企業近150．1萬家，私營企業投資者322．4萬人，擁有注冊資本近萬億元人民幣，聘用員工2021．5萬人。

（三）從業人員員的所有制結構

由于我國目前的官方統計資料中尚無按所有制結構分類的國民生產總值和資產總值等統計數據，但有從業人員的所有制結構數據。考慮到我國的鄉村勞動者中既有鄉鎮企業從業人員，也有純農業生產人員，還有大量兼業者。這里我們將農戶經濟作單獨處理，既不列入集體經濟，也不列入個體私營經濟。從表4的數據，可大致看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就業結構變化的基本特征。

1．國有經濟從業人員低速增長，非國有經濟從業人員增長較快1978—1999年，國有經濟從業人員由1978年的7451萬人增加到1998年的8572萬人，增長15．0％，年均增長0．7％。而同期除農戶經濟外的非國有經濟從業人員由4875萬人增加到24504萬人，增長了403％，年均增長19．2％。

2．集體經濟從業人員增長較快，其中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高速增長全部集體經濟從業人員由1978年的4875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14416萬人，增長了近2倍，年均增長9．3％。其中，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則由2827萬人增長到12704萬人，增長了3．5倍，年均增長高達16．7％，由于大批集體企業改制，鄉鎮集體企業的從業人員從1998年開始下降。

3．私營個體經濟從無到有，并呈現較快的增長速度特別是90年代以來，由于政策環境的改善，為私營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環境，1990—1999年，城鄉個體私營經濟的從業人員由2285萬人，增加到8263萬人，增長了2．62倍，年均增長29．1％。

4．混合經濟的從業人員快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外商投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和股份制經濟的飛速發展，從業人員不斷增加，從業人員由1990年的154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1825萬人，增長了10．9倍，年均增長120．6％。

5．農戶經濟的從業人員緩慢增長90年代中期后呈絕對下降趨勢，1978—1985年，年均增長1．16％；1985—1990年，年均增長0．7％；1990—1995年，年均增長0．07％，1995—1999年，從業人員絕對數開始下降，4年間共減少263萬人。

從就業增加量來看，也反映了這一趨勢。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尤其是90年代以來，非公有經濟單位已經成為吸收勞動就業的主要部門。國家統計局的初步測算，2000年城鎮從業人員為21274萬人，比上年增加260萬人。其中，城鎮單位職工11613萬人，比上年減少518萬人。在城鎮單位職工中，在崗職工人數11259萬人，比上年減少515萬人。可見，在城鎮從業人員中，市場化就業人員有9661萬人，只占45％。若加上下崗職工，2000年城鎮計劃就業的職工人數比上年減少了1033萬人，國有部門已不是增加就業的主渠道。

從上述的產出結構、資產結構、就業結構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經濟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國有經濟的比重明顯上升，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也在多樣化，各種混合制經濟正不斷壯大。這一變革的經濟成果，一是中國經濟的生產效率、組織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產出的增長有了多元化主體的推動，競爭更為激烈。

二、產業結構變動與就業結構的失衡

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是一國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前提。1978年以來，我國的一、二、三產業的比例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仍有一些不盡合理之處。

（一）三次產業的產出結構變動

從三次產業所提供的GDP角度來看，產業結構正趨合理，但工業的比重過高。一、二、三產業的產出比從1978年的28．1：48．2：23．7，變化為1999年的17．7：49．3：33．0。第一產業的產出份額持續下降，21年間下降了10．4個百分點，平均每兩年下降0．5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的產出持續份額上升，21年間上升了9．3個百分點，而第二產業的份額基本沒有變化。但期間有一個現象需要注意，那就是從1981年—1991年，第二產業份額有過一段快速下降的時期，到1991年達到41．6％的最低份額，后來又重新回升。因此可以說，80年代的增長是三次產業平穩增長的結果，而在90年代的經濟增長是由二、三產業的發展來支撐的，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經濟的發展一直是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并由此造成兩大結果：（1）我國已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機電、化工、冶金、紡織、輕工、家電等主要制造行業，從產量、技術到質量都已趨于成熟，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已達到極限，以往依賴工業的增長來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格局會發生變化；（2）相對于其它產業，工業的發展是超前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工業企業的過度競爭和工業產品的供給過剩。從國民產出增長的貢獻份額來看，工業和建筑業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體，這說明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尚未結束，但已進入中后期。

（二）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變動

相對于產業結構的變動而言，就業結構的調整較慢，大量勞動力滯留在農業而引發的低收入和低消費，成為制約工業與服務業進一步發展的結構性因素。從1978年到1999年，三次產業從業人員比例從70．5：17．3：12．2變化到50．1：23．0：26．9，第一產業下降了20．4％，年均下降1％；第二產業上升了5．7％，年均上升0．25％；第三產業上升了14．7％，年均上升0．7％。由于農業人口基數大，盡管22年間有2億多農民轉移出來，農業從業人員在整個90年代減少了近3000萬，但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仍然是最低的。過去的21年，第三產業成為吸收就業的主要部門，從業人員增加了近1．5億。1999年，一、二、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分別為0．35、2．14、1．23，同年，一、二、三產業的人均創造的GDP分別為4190元、23535元和13975元，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分別只相當于工業和服務業的約1／6和1／3。如果在以后的10年中，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提高到平均水平（比較勞動生產率為1），就意味著現有農業從業人員中的2／3，即23576萬人需要從農業中轉移出來，而且這還是一個靜態的數字。但與此同時，也就意味著可以再增加38000億元的國民產出及相應的消費及投資需求。可見，我國經濟的結構調整既任重道遠，又極具潛力。

有了三次產業在GDP和從業人員方面的比例結構數據，就可以進行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分析。表5表明，20多年來，三次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差異在縮小，1978年，第二和第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分別為第一產業的7倍和5倍，到1999年已下降到6倍和3倍。這說明三次產業的勞動力配置正趨于合理。在90年代，農業產出的增長緩慢使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由80年代的上升轉為下降，而第三產業由于從業人員的不斷增加，其比較勞動生產率也在持續下降。

由于第三產業是90年代以來就業增加的主要部門，我們來分析其內部結構。表6表明，從1978年到1999年，增長較快的有交通通信、商貿餐飲、金融保險、社會服務等行業。由于各單位有正規在編職工和非正規職工的區別，大量的臨時工被納入其它行業，因此各行業就業人數的增長能代表其就業吸納能力。

（三）就業的城鄉結構變動快于人口的城鄉分布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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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稅收國民待遇

國民待遇原則體現在稅收上，稱稅收國民待遇，它是指一國政府通過稅制給予外國商人和外資企業的稅收負擔不高于同等條件下本國公民和內資企業的負擔。稅收國民待遇可從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來理解：狹義的稅收國民待遇，是指一締約國的產品輸入到另一締約國時，不對輸入產品直接或間接地征收高于本國相同產品的國內稅或其他費用。也就是說，除了進口關稅外，其他一切費用與同本國產品同等對待。廣義的稅收國民待遇，是指一締約方國民在另一締約方的稅收負擔，在同等情況下，不比另一締約方國民的稅收負擔重，這里的“國民”泛指個人、法人、合資企業等。可見，稅收國民待遇的基本精神是：無論在賦稅、國內收費等方面，內資外資、國有非國有經濟一視同仁，公平稅負。市場經濟要求公平競爭，這就要求市場主體之間競爭機會都要平等。稅收國民待遇強調機會均等，一視同仁，即不分納稅人的“身份”，資金來源和所在地區一律平等對待，充分體現稅收的“經濟公平”原則和國際稅收協定中的“無差別待遇”，滿足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要求，符合國民待遇原則。因此，合理靈活地利用稅收國民待遇，為各類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外部稅收環境十分重要。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吸引外資給外資企業廣泛的稅收優惠待遇，與內資企業相比，外資企業在稅收上享受的是超國民待遇。這種超國民待遇在一定時期對吸引外資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長期對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也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據有關資料統計，外資企業所得稅負擔率在8%左右，內資企業負擔率在22%左右，后者負擔率是前者的近3倍。除了不利于外資企業、國有企業、私營企業等之間的不公平競爭之外，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還給逃稅避稅增加了可乘之機，造成了稅收流失。據報道，我國已批準成立40多萬家外資企業，相當部分外資企業利用關聯企業之間轉移利潤手法，每年逃避企業所得稅達300億元（見2003年4月報8日揚子晚報文）。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非公有經濟發展很快，形成了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非公有經濟在GDP，投資、消費等方面的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非公有經濟的蓬勃發展，也為稅收增長提供了豐富的稅源，成為國家稅收的“半壁江山”。但面對WTO非公有經濟也存在尷尬：一方面發展受阻存在非國民待遇，一方面稅負偏低超國民待遇。為此，必須認真貫徹“十六大”提出的“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經濟制經濟”的精神，“充分發揮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和活躍市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寬國內民間資本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重要一點就是給非公有經濟以平等的稅收國民待遇。

非公有制經濟貢獻越來越大

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例，1989年個體、私營經濟產值為656億元，2001年私營經濟產值達25640億元，增長了38倍。對GDP的貢獻率，1989年為0.57%，2001年為20.46%。90年代以來平均每年提高近2個百分點。“八五”時期（1990-1995）我國工業總產值平均增長22%，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分別增長48.6%和62.7%，“九五”時期盡管受一系列國內外環境影響，仍以10%以上速度增長。近10多年來，個私經濟產值平均增長率在50%以上，1994年曾高達170.1%，遠高于同期GDP的增長率。近20年為拉動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成為創造市場活力，拉動經濟增長的基本力量。20多年來，我國約50%以上的出貨值是民營企業創造的。與此同時，非公有經濟的就業貢獻也十分突出。2001年全國從業人員73025萬人（含農村勞動力），其中，城鎮就業人員為23940萬人，私營企業從業人員2253萬人，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4760萬人，兩者合計，占全國從業人員的9.6%，緩解了就業壓力，維護了社會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創造非農業崗位2.5億多個，其中私營、個體經濟就吸納了8000多萬人（國營企業人員6400萬人）。

稅收貢獻方面，個私企業稅收收入增長迅猛，2002年入庫稅收945.58億元，增長43.1%，是所有經濟類型稅收收入中增長幅度最高的。1998年至2002年年均增長54.9%，占全國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1.8%提高到了2002年的5.7%，提高了3.9個百分點。在大多數縣（市）的財政收入中，個體、私營企業稅收占當地財政收入的比重已超過1/3，在少數市縣超過80%。據第五次中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報告，私營企業近三年的銷售額、納稅額、交費額和稅后凈利潤4個指標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4.02%、24.65%、22.74%和19.50%，其中納稅額增長最快。

但是從稅收負擔情況來看，1994-2000年全國公有制經濟實現的GDP占總量的58.6%，提供的稅收占稅收總額的56.3%，非公有制經濟提供的稅收占稅收總額的43.7%。以此推算，公有制經濟的稅收負擔系數為1.36，非公有經濟的稅收負擔系數為0.74，前者是后者的1.84倍。近兩年非公有經濟稅收負擔水平有所上升，但總體上仍低于公有經濟的稅負水平。

非公有制經濟的“非國民待遇”表現

1．市場準入受歧視。長期以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非公有經濟在市場準入方面比如銀行、保險、證券、電信等行業，受到許多限制。據統計，目前準許國有企業進入的行業有80多個，準許外資企業進入的有60多個，準許私人民營資本進入的行業只有40多個。

2．融資渠道困難。銀行體系的信貸資源多是投向國企和政府工程項目，盡管有的國企和政府工程項目決策失誤，浪費嚴重，造成資金大量損失，或長期虧損，也可以根據政府部門的指令繼續從銀行獲得信貸，并享受種種特權。如由財政撥資金成立新的資產公司收購國企債務和銀行壞帳的債權轉股權的做法，正是國企特有的“解困”待遇。而長期以來非公有制經濟的資本來源卻很難從銀行得到貸款，只能依靠自由資金或借高利貸，或通過其他非法渠道得到。

3．權益保護未能“一碗水端平”。相對于政府部門大力保護國有資產，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神圣不可侵犯”似乎是天方夜譚。他們的財產與各項合法權益往往不能得到與國企、外資同等程度的保護。私有財產的損失在我國法律上稱之為經濟糾紛或民事訴訟，基本上屬于民事的范圍，這在實踐中卻往往是“說也說不清楚”。

4．外部經營環境不好。由于各級政府職能轉變滯后，部門腐敗現象不斷發生，加之沒有國企的靠山和外商的特殊身份，私營等非公有經濟往往要面對更多的刁難和干擾甚至敲詐，各種亂收費、亂攤派屢禁不止，使之遭受更多的非經營性損失。正如一家私企老板所說：“我們最苦惱的就是接待各級政府官員，一看到車子開到廠門口就緊張”。

提高非公有制經濟國民待遇的建議

1．充分認識發展非公有經濟的意義。長期的計劃體制造成了我們對私營等非國有經濟的不信任感幾乎是根深蒂固的。因而面對WTO，首先要更新思想觀念，清除對非公有經濟的思想障礙。私營經濟等非公經濟與國企、外資企業相比，目前仍屬“弱勢群體”，但其發展過程中已經顯示其不屈不撓的生命力。“十六大”提出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經濟制經濟是“十六大”給非公經濟企業帶來的“定心丸”，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沒有非公有經濟的發展，就沒有市場經濟的發展，只有公有制經濟是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的。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2．保證市場準入機會均等。要全面清理以所有制為依據的限制性政策，比如有的行業，公有制企業和股份制企業可以進入，非公有制經濟被禁止進入；有的行業準予外資而禁止民營企業進入。這些都不符合機會均等原則。一個行業是否準入，標準不是“公有”或“非公有”，而應是行業要求的技術、生態、衛生、福利條件和國家安全等。除了涉及國家安全等特殊行業，原則上應一律消除所有制歧視。加入WTO以后，金融、保險、證券、電信等許多領域將打破原有的壟斷局面，對外資實施更多的準入和開放，也應給非國有經濟創造機會，鼓勵公平競爭，促進共同發展。“十六大”提出除了一些有關國民經濟命脈的產業外，都歡迎民間資本參與，這將極大地有利于非公有經濟的發展。

3．改革現行稅制。（1）結合增值稅改革，通盤考慮解決私營企業等的不公平待遇問題。建議取消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認定標準，企業不分所有制，只要財務制度健全，會計核算資料齊備，有固定經營場所，都應享受一般納稅人的待遇。但考慮到改制對國家財政收支平衡的影響。可先對一些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資本有機構成高的能源、交通等基礎產業中稅負偏重的企業進行試點，取得經驗后逐步推廣到所有產業。（2）建立統一的企業所得稅制。不再區分內資、外資，國有、私營，也不論股份制、還是混合聯營，各類企業執行相同的所得稅制度。逐步實行各類企業所得稅在稅率、稅基、及其它政策待遇方面的“一視同仁”。在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基礎上，適當對非公有制經濟給予照顧。原規定年利潤在本3萬元以下的企業減按18%3萬至10萬元的減按27%征收企業所得稅，可改為設為15%和20%兩個低檔稅率，繼續體現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鼓勵和扶持。對一些中小型非公有企業年利潤額度的規定，適當提高標準，比如7萬元以下，7萬至15萬元。

4．進一步改善非國有經濟的投、融資環境。在投融資、稅收、土地和外貿等領域一視同仁，實行平等待遇。要加快國有商業銀行企業化改組和股份多元化步伐，清理限制民間投融資政策。允許民間資本擁有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要按照市場原則配置金融資源和拓寬民間的投資領域。組建非公有企業銀行、投資公司等。建立非公有經濟發展基金，疏通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對地方非贏利性的私營企業信用擔保、再擔保機構可實行免征營業稅的優惠待遇，由3年時間增長到5~10年，為地方性私營經濟等非公有經濟發展提供更寬松的稅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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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產出法是在有關經濟理論的指導下，綜合考察和分析國民經濟各部門和社會再生產各環節間數量依存關系的方法。用投入產出數學模型測算投資對經濟的帶動作用，不僅考慮了投資對經濟的直接帶動作用，而且還通過產業關聯考慮了投資對全社會各部門的間接帶動作用。

X=（I-A）-1Y（1）

投入產出模型中列昂惕夫逆矩陣（I-A）-1是一個很重要的系數矩陣，其元素（用bij表示）表示j部門增加一個單位最終產品通過完全消耗（直接消耗和間接消耗）對i部門產品的需求量，式（1）中的Y是各部門的最終產品列向量。由此式可計算一個部門提供單位最終產品通過完全消耗對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產品的需求量。本項目的研究思路，就是把各部門固定資產投資額所需的投資品看作是投資品生產部門應提供的最終產品，從而用式(1)測算投資對各部門的帶動作用。用式（1）計算的最大特點是考慮到了各部門在生產過程中的多次間接消耗，以科學的方式定量分析固定資產投資通過產業關聯對全社會經濟的帶動作用。用式（1）進行定量測算的首要問題是把一個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額轉化為對有關投資品生產部門的投資品需求額，這些生產部門又是與投入產出表的部門對應的，思路如圖1。按照現行投資統計制度，一個部門的投資總額可分為建筑工程、安裝工程、設備工器具購置和其他費用四個項目。我們對這四個項目分別處理。

1、對“建筑工程、安裝工程”費用的預處理。建筑工程、安裝工程是建筑業總產出的構成內容。建筑業在生產過程中，要以有關的建筑材料為中間投入，同時向職工支付勞動報酬。這個比例可以直接從有關研究總體的投入產出表得到。以河南為例，從河南省2002年投入產出表中可知，在建筑業的總產出中，中間投入占64.24%,“勞動者報酬”占19.44%,其余16.32%為固定資產折舊、生產稅凈額和營業盈余。因此，我們可以分別把各部門的投資額中“建筑工程、安裝工程”總費用中的64.24%按照建筑業的直接消耗系數(列向量)計算各部門投資額中對各種投資品的需求（列向量），把其作為投入產出數學模型式（1）中的Y，以測算投資中的“建筑工程和安裝工程”通過對建筑材料需求而對經濟的拉動。占“建筑工程、安裝工程”總費用中19.44%的勞動報酬不是通過對建筑材料的需求而拉動經濟增長的，而是通過對消費品的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所以，我們把占“建筑工程、安裝工程”總費用中19.44%的勞動報酬乘以當年的消費傾向計得建筑業勞動者的當年消費支出額。同時，根據投入產出表計算居民的消費結構，以此來推算建筑勞動者的消費支出額對各種消費品的需求（列向量），又為下面用投入產出數學模型測算各部門投資通過消費對經濟的拉動做好準備。另外，占“建筑工程、安裝工程”總費用16.32%的建筑業的固定資產折舊、生產稅凈額和營業盈余的費用，視為對當年經濟不存在直接拉動作用，故這里可不予計算。

2、對“設備工器具購置”費用的預處理。我們可以借助于設備購置矩陣表把各部門用于“設備工器具購置”的投資額轉化為與投入產出表的部門相對應的對有關產品的需求。設備購置矩陣表的主欄是各部門的設備工器具購置項目，我們根據“中國投入產出調查方案”的部門分類把這些“購置產品”――歸并到投入產出表相應的部門中去。設備購置矩陣表的賓欄為投資部門(企業或行業)。表中各流量Kij為第j部門投資額中對第i種設備的購置金額。所有部門對各種設備工器具購置金額組成的矩陣稱“設備購置矩陣”，用K表示，即K=（Kij）nxm。

設備購置系數表示第j部門單位設備工器具購置額中對第i種設備工器具的購置額（Qj為j部門用于設備工器具購置的金額)。所有設備購置系數構成的矩陣稱為設備購置系數矩陣（E），即E=（eij）nxm。設Qtj為第j部門t年度設備工器具購置總額，則t年第j部門對第i種設備的購置額為Ktij=eijQtj，所有Ktij構成的矩陣用Kt表示，則Kt=EQt（Qt為t年度各部門設備工器具購置總額構成的列向量）。把矩陣Kt中第i行元素看作是生產第i種設備的部門應增加的最終產品，就可以用投入產出行模型分析由于j部門需求有關設備工器具通過直接和間接消耗對各部門生產拉動的狀況了。

3、其他費用。包括舊建筑物購置費、土地購置費、土地占用使用費、包干結余等，由于這些項目對當年經濟的帶動作用不是直接的，并且這些項目在投入產出表中沒有顯示，所以這筆費用暫不予參加計算。

4、計算各部門投資總額中對投資品的需求總量。把上述“建筑工程、安裝工程”對各種建筑材料的需求、通過勞動報酬對消費品的需求和通過“設備工器具購置”對各種設備工器具的需求對應相加，就得到各部門投資總額中對投資品的需求總量（列向量）了。下面的投入產出分析就是以此資料為依據。

5、把計算的總產出轉化為增加值。把上述各部門投資對投資品的需求量看作是相應投資品生產部門應提供的最終產品(Y)，用投入產出行模型式(1)測算得到的是各投資品生產部門應增的總產品（X）。把式（1）代入投入產出列模型G=（I-??r）X即G=（I-??r）（1-A）-1Y（該模型中的??r為直接消耗系數矩陣的列合計做成的對角矩陣），便可測算各部門投資由于對投資品的需求而拉動各投資品生產部門創造的增加值（G）。對G中各元素進行合并或排序，就可得出投資對全社會經濟的影響作用及投資對哪個部門影響程度最大或哪個部門投資對全省經濟的影響作用最大等結論了。

二、實證分析結果

我們以2004年河南省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資料提供的固定資產投資額為依據進行了試算。

1、全社會投資對全省經濟的帶動作用分析。2004年河南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3099.38億元，其中建筑安裝工程2024.36億元，設備、工具、器具購置727.44億元，其他費用347.57億元。由此拉動全省增加生產總值（GDP）1826.5億元，相當于2004年河南省生產總值（8815.09億元）的20.72%；每億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可帶動全省增加生產總值0.5893億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每增長1%，可帶動全省增加生產總值18.3億元。其中，通過建筑工程和安裝工程對建筑產品的需求而帶動全省增加的生產總值為835.5億元，通過建筑工程和安裝工程額中支付的勞動者報酬對消費品的需求而帶動全省增加的生產總值為263.7億元，通過設備工具器具購置帶動全省增加的生產總值為727.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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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01-0015-06

我國當前經濟體制仍然處在不斷變化和改革的過程當中。整個經濟體制模式在發展中出現和形成了一些帶有階段性標志的特征。計劃與市場經過兼容、結合和過渡,形成了特定的經濟模態。分析計劃與市場的構成和結構,可以客觀認識當前我國經濟體制的特點,有利于確定未來經濟體制改革的走向和政策的制定。

一、計劃體制特點及其與市場體制的關系

當前對我國經濟體制在認識上的差別還是非常大的,這其中的原因是對計劃與市場觀念理解的差距。認為計劃經濟已經從當前經濟體制中消退的觀點的主要根據是指令性計劃的退出,這個觀點是不全面的,因為計劃經濟不等于一個單純的經濟計劃,計劃是一個體制概念。計劃體制包括四個構成方面:指令性計劃、經濟行政體制、公有制制度、地域管理[1]。因而,為了客觀分析我國經濟體制的特點,完全有必要對當前經濟體制類型的構成要素作出更為確切的分析,從而分清其體制要素的構成成份。

(一)作為指令的宏觀經濟計劃

從1980-1994年指令性生產計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40%下降到4.5%[2],可見計劃指令性生產已經接近消失。有人據此認為我國當前經濟體制中計劃經濟已經退出,目前實行的基本是市場經濟體制。實際上,認為計劃指令已經不存在的觀點忽略了一個重要觀念:計劃經濟體制對整個經濟的指導和管理包括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宏觀層次指的是整個國民經濟,微觀層次指的是經濟實體。從當前的情況來看,所謂指令性計劃已經不存在,實際上指的是對微觀企業實體的指令性控制已經不存在,而作為我國五級政府自上而下的國民經濟宏觀指導和管理仍然存在,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率仍然是政府經濟管理能力和任務的主要指標,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按照一定速度增長仍然是各級政府的經濟責任。各級政府仍然按照國民經濟總體發展要求提出本地區符合總體增長要求的計劃速度,有的甚至在本地區行政區域內實行經濟增長末位淘汰制,凡是當年不能實現增長目標的,要追究行政責任。因而,政府部門為了實現經濟發展計劃目標,對國有經濟和投資進行過度干預,要求地區或行業性生產總值的增長達到指標要求,催促生產總值的擴大累計是不可避免的。

(二)計劃體制行政架構

計劃經濟不止是政府對一定時期內經濟發展作出的計劃要求,它還擁有為貫徹這種要求所必備的經濟組織結構和運作方式。這種經濟組織模式特點與市場體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一切經濟單位必須附屬于政府的行政機構,或者說就是經濟機構的行政化隸屬關系,而不是像市場體制那樣經濟機構是無行政隸屬關系的獨立機構。雖然目前政府已經減少了相當一部分對口各個行業的行政管理部門,但經濟機構在名義上的隸屬關系仍然存在,基本的架構仍然是單位行政歸屬和行業歸口。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機構要完全按照市場機制運作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作為組織機構的自是虛擲的。同時,經濟體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實體經濟機構上面,事業單位體制改革還沒有作為正式的題目,因而目前的事業單位就是更典型的行政機構附屬物。由于計劃體制下事業單位性質的行業范圍歸屬得過大過寬,許多本來在市場體制下不屬于公益事業的行業也都劃分到了事業性質里面,造成許多行業至今實行事業單位的政府附屬體制,一直不能夠按照市場機制運作,致使整個行業發展緩慢。

(三)財產所有權制度仍然是公有制占據主導地位

所有制既是經濟體制的基礎構成,同時也反過來折射出經濟體制的構成模式。目前雖然實行多種經濟成份所有制同時并存,私有制允許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國有制經過了承包制特別是股份制改造之后,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公有制。但是,這些變化并不能說明我國所有制體制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更不能說明公有制已經不是主導性所有制形式。

1. 主要自然資源仍然屬于國有制。按照我國《憲法》和《物權法》規定[3,4],包括土地、礦藏、海洋、森林等主要自然資源,都歸國家所有。同時,一些重要的能源開發領域只允許國有資本進入,私人資本原則是禁止進入的。一些自然資源如土地等,即使允許私人資本介入開發,國家也要收取高額使用費。一切生產都離不開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如果自然資源都歸國家所有,那么這種所有制體制就仍然是公有制體制。這與計劃經濟體制要求的在社會主義階段生產資料必須實行公有制,雖然有一部分不相吻合,但是它把一切生產都必須依賴的自然資源實行了公有體制,所以,我個人認為整個社會經濟仍然是公有制占據主導地位。

2. 國有制經濟并沒有發生真正的產權變革。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對公有制的理論批評莫過于指出國有制產權主體缺位和所有者模糊不清,但這個批評并沒有導致國有制財產的變賣和有計劃的私有化過程,而是產生了一個改造國有制形式的所有權模式發明,就是將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分離,允許把公有制財產交給私人去經營,進行所謂“虛擬私有制”運作。在吸收私有制運行效率的同時,又不改變公有制性質,而是將這兩者相互結合形成國有制經濟的改革模式,稱之為“公有制實現形式”[5]。目前國有制改造中實行最多的股份制就屬于公有制實現形式之一。但是,從所有權轉移規律來說,股份是將集團性資本變成個人資本的方式,任何實體或著國家不能繼續擁有已經出售資本的股份。同時,西方國家普遍把股份制和發行股票當作出售國有制企業實體從而實現國有經濟私有化的方式和手段。這一切說明,股份制與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虛擬私有制”一樣,是脫不了私有化和私有制嫌疑的。但是我國一些人不承認已經出售給個人的股份屬于私人資本所有權,認為股份制公司仍然是國有企業而不是私有化企業。這種不符合產權轉移規律的含混股份所有權說明,把股份制當作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初衷,不僅是對股份制在概念上的誤解,而且說明不能放棄公有制才是所有制形式改革的最大前提。

(四)地域管理與國際市場

計劃體制的地域管理在國際經濟體制方面表現得更為突出。由于經濟行政體制的不同,計劃體制國家與國際市場經濟組織存在很大的溝通障礙。2001年我國以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身份加入世貿組織(WTO)[6]。這就很容易產生一個問題,這個時期我國已經進行了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并且已經有了足夠的廣度和深度,但在一些國際經濟組織中卻仍然被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仍不能成為市場經濟國家間國際經濟組織的準會員國。筆者認為,確認一國經濟體制類型是否屬于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標準,應當是國際公認的共同市場條約,單純國內自行理解的市場標準實際上帶有很大的片面性。

二、體制效率與體制機制和經濟規律

顯然,目前我國實行的仍然是計劃與市場各占一部分的混合經濟體制。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不僅構成要素不同,而且運作方式和運作效率也不相同。雖然至今實行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體制已經有30年,但對于兩種體制效率不同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有必要通過對運作機制及其產生效率的方式分析來弄清這一點。

(一)計劃體制與經濟效率

計劃體制的主要優越性之一是能夠指導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實現良好的經濟效益[7],但計劃體制的運行結果卻與理論上的設想和要求有相當大的差距。

1. 投資效率低。投資失敗率高、資金浪費嚴重是體制效率低的第一表現。計劃體制時期投資虧損損失是長期的和巨大的(見表1)。

表1的統計數據說明,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六個五年計劃長達30年的時間里,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建設失敗率是非常高的。在建設投資總規模中交付使用的固定資產約在60%～80%,不能形成固定資產的失敗浪費投資占總投資額的20%～40%。也就是說,有相當一部分建設工程根本就沒有按照計劃形成生產能力就宣告失敗而“胎死腹中”,還有的長期滯留在建設過程中長達10多年形成“爛尾”工程,與建設失敗幾乎沒有區別。顯然,計劃體制并不能保證任何經濟投資能夠全部成功,政府投資同私人投資一樣具有盲目性和失算率,事實上甚至失敗率還要高于自由投資的體制。建設投資虧損巨大和失敗率高必然會導致整個經濟發展的速度緩慢。

2. 經營效率低。經營業績不佳是效率低的又一表現。國有企業長期面臨經營虧損問題,說明了計劃體制的經營效率處于低下狀態。1961年國營工業企業虧損總額相當于全部工業利稅總額的1/3,到1976年國營工業虧損超過1/3的水平[8]。1978年實行放權讓利和市場化改革之后,在市場競爭中,國有企業的虧損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在一定時期內有所擴大,甚至相當嚴重(見表2)。

表2數據中虧損最嚴重的年份是1991年,虧損率為91.2%。如果虧損率為100%,也就是虧損總額=利潤總額,那么就是整個國有工業利潤與虧損相抵之后,利潤等于0。這種情況下,在上繳稅收之后,國有工業將是無利潤生產或經營。國有工業企業虧損問題說明,計劃體制或者國有化并不能避免經營虧損,經營虧損是在任何經濟體制下的經濟實體都有可能發生的結果。即使經濟部門或者生產經營機構在完全按照計劃指令生產和運作的情況下,也不能避免虧損的發生。因為,很多在經營過程中遇到的偶然事件或者意外情況,是在制定計劃的時候所不能提前預料的。當開始執行計劃的時候,企業實體的經營環境和條件,產品供求狀況等各種因素,很可能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從而造成企業實體不能按期完成計劃任務,形成經營損失。

3. 產值產出效率相對低下。在國有與私營經濟在同一個體制內共同競爭的情況下,國有企業效率相對低下的情況表現得更加突出和明顯(見表3)。

表3數據顯示1978-1995年17年間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77.63%下降到的33.99%。產值比重下降說明即使在放權讓利和一定程度的自主經營的體制下,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和靈活性、適應性也明顯不如私營或者混合制企業,國有企業的價值產出效率不能避免逐漸下降,甚至在整個國民經濟價值產出當中退居次要地位。

(二)國民經濟核算和經濟規律

計劃體制下企業出現長期虧損從而造成效率低的原因應當有兩個:

1. 國民經濟的核算方法問題。計劃指導下的高速度增長經常是指社會總產品或者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這其中并沒有將投資虧損和經營虧損在社會總產品中加以扣除。這就造成了國有企業虧損的難以核銷和長期掛賬,致使虧損長期存在,甚至越拖越大。這種不計虧損的國民經濟核算方法,在短時期內可能不影響產值的增長,但從長期來看對速度不產生影響是不可能的。

2. 對經濟規律的認識問題。計劃體制的經濟規律論認為,社會經濟體系由一系列的經濟規律構成,包括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按勞分配規律、價值規律、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勞動生產率增長規律等各個規律。在這些經濟規律系統中,最重要的經濟規律是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規律[9]。這樣,均衡發展就勢必放在經濟體制的第一位,而國民經濟全面及時的核算方式只能退居次要地位。這也是虧損不能在國民經濟核算中及時得以扣除的重要原因。

(三)經濟體制與經濟運作機制

顯然,虧損損失是造成整個國有經濟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非計劃體制的經濟制度下企業實體同樣發生虧損,經濟效率反而相對更高。這其中的原因不僅在于國民經濟的核算體制不同,更重要的在于不同經濟體制帶來的經濟運作方式不同。

1. 處置損失的機制。經濟目標不同,處置虧損損失的方式也就不同。私有制實體的投資和經營目標是為了獲取利潤。如果投資或經營的結果不是利潤而是虧損,那么建設或經營活動會及時停止,虧損不會繼續擴大。公有財產的資產所有者是政府,而政府的經濟發展目的是如何擴大生產規模和實現計劃目標,如果企業破產將減少產值,進而影響到整個計劃目標的實現。因而,規模擴大的繼續生產從表面上看總量和規模得到了擴大和增長,但投資和經營虧損隨之也跟著擴大。

2. 盈虧自負機制。對經濟規律的不同認識,也同樣會形成不同體制的虧損處理機制。市場體制的第一規律就是投資者自負盈虧規律,而計劃體制遵循的第一規律是計劃目標的實現,并不是資產盈虧責任。私有制體制承擔經營后果的是投資人個人,如果發生虧損受到損失的同樣是具體的個人,不存在無人償付債務或承擔損失的問題,實體完全可以按照自負盈虧的機制運作,不涉及政府的責任。而公有制企業實體的投資人和資產所有者是政府,企業實體只有產品生產責任,并無資產經營責任,企業不需要按照自負盈虧的機制去運作,是否發生虧損與企業利益無關,完全是政府的責任。因而,國有實體經常出現無人愿意償付債務或制止虧損的問題。[10]

3. 宏觀國民經濟的運作機制。計劃體制在設計之初就不是制止虧損而是補貼虧損。政府彌補虧損的制度只能使得實體虧損持續下去,甚至越積越大。政府用以彌補虧損的資金,只能是其它實體上繳的利潤。這樣,就造成了國有經濟在一定時期里和一定范圍內低利潤甚至無利潤狀態下持續簡單循環生產。而私有制下的虧損實體由于及時進行破產處理,不會存在資產虧損越積越大的問題,因而具有更高的價值生產效率。宏觀經濟的投入資金,只能出自微觀經濟的積累。如果國民經濟的產值增長,并沒有帶來可利用利潤的增加,那么整個國民經濟的再投入資金就沒有來源,整個經濟就只能停留在原有規模水平上進行重復生產。這就是計劃體制效率低下和國民經濟處于停滯狀態的機制原因。

三、實現經濟體制和國民經濟運行機制的轉變

不難看出,不同的經濟體制伴生不同的經濟運作機制,從而有不同的經濟效率。對效率而言,計劃體制的最終標準是產品和產值的總量增長,而對市場體制而言是有效利潤的產出。因而,要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高效發展,就必須把實現效益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目標,推動經濟體制進一步向市場化方向轉化。

(一)變單一制政府投資為多元化投資體制

1986年我國頒布《破產法》,標志著對國有企業資產進行清算和市場化改造的開始。從1994-2008年,部分嚴重虧損的國有企業通過實施政策性破產,關閉項目6 000戶,核銷壞賬5 000億元人民幣,破產下崗人員超過1 000萬人[11]。目前,國有企業仍然占有約1/2工業資產,占用工業貸款的2/3,但創造的產值卻只有全國工業總產值的約1/3[12]。可見,破產只是減少了不必要的損失和浪費,并不能解決國有制經濟運作機制效率低的問題。在此情況下,如果要通過增加政府投資來增加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有的比重,改變國有經濟已經不在國民經濟活躍因素當中占據主要地位的狀況,并不會取得好的效果。因而,單純依靠政府投資來帶動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思路,已經不適應當前的經濟構成狀況。所以,要采取多元化投資體制來實現經濟增長,尤其是要放開目前仍然不允許私人和外資進入的自然資源、交通、金融、文化等產業領域,保證投資的增長而產生的持續帶動效應。

(二)改革國民經濟核算方式,實現科學計劃和科學發展

國民生產總值是國民經濟核算的基本范疇,又是制定經濟計劃的目標和基礎。因而,科學合理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是產生客觀國民生產總值的模式依據。市場體制與計劃體制的國民經濟核算是不同的,產生的國民生產總值也不同。計劃體制的國民經濟核算以產值為目標,其中并不包含資產核算的因素。因而,無利潤甚至虧損企業的產值是可以計入國民生產總值的。而在市場體制下,虧損企業會及時自動破產關閉,其產值幾乎沒有可能計入國民生產總值。這樣,由于體制不同,計入國民生產總值的內涵也不同,兩種產值沒有可比性。推行市場體制后,國有工業產值占整個工產值的比重逐漸縮小,與大量虧損國有企業破產關閉,產值不再計入總產值,使得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當中占有的比重大幅度縮水有直接關系,這是不同體制因素產生的結果,也是對國有經濟狀況更加真實的核算和反映。因而,要把經濟計劃建立在適應當前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體制要求上,更多地采用市場體制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客觀反映國民經濟的真實情況。尤其是應當采取消費法國民經濟核算方式,與國際國民生產總值核算方式接軌,才能使得我國國民生產總值與國際經濟增長速度有更為客觀的可比性。在相同國民經濟核算方式產生的客觀國民生產總值下制定出來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增長速度,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指導才更具科學性和合理性,從而避免過快的或盲目的引導。[13]

(三)建立符合多種所有制產權規則的財產所有權制度

目前我國所有制體制和財產所有權制度已經非常落后于當前的財產占有關系的實際情況。由于長期在公有制下生活,人們對不同所有制之間財產體制的規律缺乏基本的觀念化認識。在公有制體制下,全部財產轉移和使用權關系變動都在行政體制內部進行,不存在財產易主的改變,當然更不存在所有者之間的產權矛盾。而在多種所有制體制下,財產轉移必須通過易主的方式來進行,同一個財產實體在不同財產所有者之間是排斥關系,同一筆財產不可以同時有兩個主人。這一點是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之間財產權利規律的基本不同點。這個規律從改革之初就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和重視,房產市場多次發生一套房賣給兩個主人的產權矛盾直到2008年還在發生[14],足以說明對市場體制財產規律缺乏觀念化認識的狀況至今沒有太大的改善。個人消費品私有化是我國近年來國民生活發生的重要變化之一。從1998年全面房改到2008年,全國可售公房的80%已經出售給城市居民,城鎮居民住房自有率達到70%[15]。變賣公有房產給個人的住宅私有化,是啟動我國房地產業市場化進程的必經步驟,應當成為國有資產股份化等啟動市場化進程的經驗和典范。現在亟需解決的問題是,是否應當在法律上明確已經出售給個人的公產,不再歸政府所有,以避免政府與私人之間發生產權矛盾,致使市場化成為虛假的形式。2007年我國頒布的建國以來第一部《物權法》,雖然對私人財產的合法地位給予了強化,但作為體制化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單純的局部經驗,還有相當長的路程要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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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國宏觀數據挖掘分析系統?建筑房產?公有住房面積[EB/OL].省略.

[15]同一套房子賣兩次,開發商被判賠償雙倍購房款[N].南寧晚報,2008-12-17.

Analysis on Conception of System, Structure Model and Operating Pattern

Wang Xiangcheng

篇7

1.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全國工商聯公布的國內第一份系統、全面的民營經濟發展分析報告認為，我國民營企業，已經從拾遺補缺成長為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正呈現出數量加速擴張和質量飛躍的良好發展景象。截至2002年底，民營經濟注冊資金達到2.8萬億元。企業年營業收入1.2億元以上的有1582家，其中最多的已達355億元；企業平均營業收入年均增長17%，遠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長率。民營企業的總資產、銷售、凈資產回報率及資產負債率等指標，都好于同期全社會的平均情況。隨著對民營經濟的指導思想從政策支持轉向制度保障，民營經濟的發展將更加勢不可擋。在這一形勢下，引入民間投資、大力發展民營企業無疑將為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增長要素。

2.促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

國有經濟比重過大，一直是制約東北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全國國有經濟的比重平均占40%，沿海發達省份一般低于30%，而東北三省仍高達80%左右。過高的國有經濟比重，使得東北地區缺乏經濟活力和競爭力。要解決這一老問題，最根本的途徑就是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在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中民營經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經濟功能：實現股份制改造，拓寬就業渠道，增加財政收入。

3.提高市場化水平

根據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提出的中國各地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2001年報告中的相關數據，作為受計劃經濟影響深重的地區，東北地區的市場化水平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具有較大的差距。而市場化程度的落后是導致東北老工業基地發展缺乏后勁，經濟增長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要在東北地區建立市場經濟體系，加快市場化進程，就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產權清晰，對市場反應靈敏，經營靈活，富于創新精神，敢于承擔風險，因此與市場經濟有著天然的聯系，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活力源。

民營企業在參與國有資產重組過程中，能夠促進產權多元化發展，有效矯正失調的資源配置，激發形成相互競爭的市場機制，同時通過兼并、收購、投資控股、承包、租賃、委托經營等改革措施，將靈活先進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國有經濟運行中，有利于培育有活力的市場主體。

4.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各地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國家的計劃投資，國家向哪個地區投資多，哪個地區的GDP就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主體多元化了，民營經濟發展的好壞成為決定區域整體經濟水平的不可忽視的因素。當今中國的經濟大省，也是民營經濟的大省。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上海等地民營經濟發達，經濟總量明顯高于其他地區。浙江省的經濟基礎遠不及計劃經濟年代的東北老工業基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GDP排全國的第12位。但由于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經濟活力不斷增強，GDP連續數年穩居全國第四位。浙江省的民間投資占了社會總投資的2/3，民營經濟的稅收總量超過了國有經濟，成為全省第一大稅源。東北經濟區要想成為繼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后的第四大經濟區，民營經濟的地位和作用至關重要。

二、發展民營經濟的政策建議

結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實際，制定各種具體的政策措施加以協調和配合，才能更有實效地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使之在振興東北過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1.提高融資效益，改善融資渠道

為了解決融資難這一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瓶頸，東北地區要加快融資體制改革。

首先，要對民營企業進入產業進行科學統籌，要把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發展規劃作為基礎來整合金融服務規劃。國家的科技和產業發展要有戰略性和超前性，政府、企業家和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的觀念、方向、質量、效益和風險要有溝通和共識。只有這樣，企業融資才有規劃，金融支持才有針對性，這無疑有助于提高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融資的信心。

其次，在健全監管體系的基礎上，通過改組和新建適當發展民營金融機構特別是地方性民營金融機構。大小銀行并存是一種國際趨勢。我們國家需要多種層次的金融服務，目前尤其缺少中小銀行。因此應積極發展民營金融機構，探索發展主要支持中小企業的創業投資公司，允許設立多種形式的創業、產業投資基金。

再次，探索建立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和獨立信用評價體系，推動企業和個人信用服務體系建設，從而解決民營企業融資信用擔保的問題。

2.放寬市場準入，拓展發展領域

在老工業基地，要想徹底改變以政府低效率的投資為主的投資體制，首先解決市場準入問題才能啟動民間投資。當前應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門壟斷和地區封鎖，放寬民間投資的準入領域，并制定相關政策積極引導民間投資的流向。一是除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外，其余行業和領域都應放開。二是按照國家深化壟斷行業改革的要求，積極推進老工業基地的基礎設施和市政公用事業改革。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投資參股能源、電信等基礎產業，對供水、供氣、供熱、污水處理、垃圾處理乃至城市交通等經營性市政公用設施的建設，應公開向社會招標選擇投資主體。三要借助東北雄厚的產業基礎和突出的制造業優勢，在石油化工、裝備制造、汽車零部件、信息產業等領域，著力培養一批經濟實力強、技術層次高、有地區特色的大型民營企業。四是大力鼓勵民間資本投資高新技術、環保產業，對這些產業的投資給予優惠政策。

3.實行國民待遇，減輕企業負擔

第一，民營企業用地要統一納入當地土地開發總體規劃和年度用地計劃。對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投資興辦的社會公益事業的用地，應依法實行劃撥供地。民營企業申請使用國有、集體土地，與國有、集體企業同等對待。

第二，對民營企業實行稅收國民待遇，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企業，不管何種經濟形式，都應實施同樣的稅收政策，使民營經濟與其他經濟形式在平等的條件下競爭和發展。對投資社會事業和公共基礎設施等項目的民營企業，可按投資額的大小退還全部或部分所得稅。

第三，考慮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的盈利水平不同，制定相應拉開差距的不同稅率和優惠政策。對民營的中小企業實行輕稅政策，促進其快速發展。民營中小企業屬于弱勢群體，處于發展不完善的起步階段，政府應采取輕稅政策，給中小企業較多的稅收優惠，促進民營中小企業快速發展。

第四，加快清費立稅步伐。應對現行的各種收費項目按行政級別、部門、性質和收入歸屬進行全面的清理，在全面綜合評估、科學測定的基礎上，區別合理與不合理的收費項目。不合理的收費堅決取消；合理的收費規范化，并向社會公開收費的項目、范圍、標準和程序。

篇8

關鍵詞 國有企業改革 經濟發展 性質

國有企業在改革之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先了解清楚國企的定位，如果忽視了這個，必然無法真正的解決要點問題。國有企業的定位主要是由企業自身性質以及特點決定的，在對國企進行改革過程中，應該對其改革進行準確的定位。

一、國有企業改革

（一）國有企業定位

國有企業又稱作國營企業或者是國營事業。通俗來說，就是指國家擁有、經營、且控制的生產經營企業。從國有企業發展史來看，它最早出現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這是因為在二次大戰之后全球經濟普遍受到重創。為了推動本國經濟恢復以及發展，世界上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都一度的利用國有化形式干涉與調節國民經濟，這樣一來國有企業隨之就產生了。隨著各國的經濟開始復蘇，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發揮著不同的作用。

在國際慣例中，國有企業指的僅僅是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或者聯邦政府投資或參與控制的企業。但是對于我國而言，國有企業并不如此的簡單，在我國國有企業其范圍更加的廣泛。它不僅包括國家中央政府控制的企業，還包括地方的一些政府投資參與控制的企業。需要充分了解的是國有企業它不僅僅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存在，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它依然能夠存在及發展。在國有企業中，政府處于主導地位，因此企業的行為完全由政府的意志和利益決定。在市場經濟下的國有企業為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并且政府能夠通過對國有企業的控制來管制國家關鍵行業。國有企業在生產經營組織形式上不同于私企，它具有營利法人及公益法人的雙重特點。并且其營利性質體現出國有資產的增值，其公益性則體現出設立國有企業就是為了調節國家經濟、國民經濟，讓國民經濟各個方面得到長足發展。

國有企業的性質決定了它屬于全體社會人員，它是全體集體所有的，而不是國有。國家行使職能對國有企業進行資產管理、支配及收益。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對于企業的調控只是代為公民行使其職能，職能所有者應該是全體公民。從以上的內容可以看出國有企業是財產、利益及資源的綜合體，它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其他企業的性質存在著一致性。但是由于它是國有企業，因此它自身又存在著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出。其一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前面有提及政府行使著公共職能，代表著全體公民行使職能，而同時它又是職能的所有者，對于國有企業的管控無時無刻體現著國家自己的主觀意識，這種雙重的身份讓國有企業的性質變得復雜起來。其二代行使者與職能所有者兩者之間的委托關系讓企業性質也不再向其他企業一樣單純。

（二）改革必要性

從以上內容不難看出國有企業擁有多重角色，而且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它不僅完全控制了壟斷行業、外部性行業和一些其它的特殊行業，而且在某些情況之下，還控制了一般的行業。它是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干預之后的附屬物，也是我國的經濟命脈，它能夠創造收益同時也是干預經濟。國有企業的這些特點讓其余其他企業相比優勢明顯，但是這些特點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國有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在計劃經濟下國有企業是絕對的領導者，然而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國有企業雖然也處于主體的地位，但是其與私有企業等其他性質企業相比競爭力不強，并且效率低下。這是因為國有經濟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在計劃經濟中，政府通過對國有企業的控制來調控著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向，因此國有經濟在當時的環境下發揮了它應有的作用。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國有經濟的弊端越來越明顯。這種自上而下的計劃形式難以滿足市場的需要，因此供需矛盾漸漸被激化，于此同時由于人們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滿足，生活水平質量低下。然而由于缺乏競爭，國有經濟雖然問題頻出，但是得不到改進。因此在當今市場經濟環境中，國有企業的現狀難以讓其生產力得到提高。并且從以上的現狀中可以看出它與市場不能很好的相互融合。這個缺陷直接制約著國有經濟的發展。因此要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環境下得以保存其主體地位，必須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二、初次改革

我國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對國有企業進行一系列改革，它們都是以發展經濟為主要目的。國有企業實行改革是為了讓國有企業能夠開始盈利而不造成經濟虧損。我們可以將我國國有企業三十年的改革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時間是在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三年。這一階段主要目的是改變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讓其開始放權和讓權。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市場經濟還未形成，國家中經濟結構單一，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這樣一來會嚴重阻礙其他形式經濟的產生發展，同時也不利于國家經濟的發展。因此對于國有企業進行放權實際上是為了讓其他的企業擁有更多的自利。在這個階段中國家采取擴大企業自、承包經營責任制、股份制試點以及經濟責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個階段開始于一九九三年初。這一階段改革內容主要是制度創新和抓大放小。改革方式是對企業進行產權轉讓、該組兼并、股份合作以及破產關閉等。這些措施主要針對的是我國國有小型企業。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實行的承包制讓企業一些弊端暴露在公眾面前，因此一些大中型國有企業迫切的需要改變其現有的經營方式。我國國企改革的第三個階段開始于二零零三年。國有企業改革在國家有意的調控下，逐步開始對其結構和布局進行完善。這是因為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之后，國資管理體制出現了轉變，新的國資管理體制開始建立起來，因此在這個前提之下國企改革的方向也隨之發生了轉變。國企改革的方向是增強對國有經濟的掌控力度，完善國有資本機制，并且推動國有資本向國民經濟命脈等關鍵行業延伸。要求通過這一系列的轉變從整體上使得國企布局發生改變。

從長遠性來看，我國國企的改革還任重道遠。這是一個長期且艱巨的過程。并且我國對國企的改革實際上缺乏一個長遠的規劃，而是走一步算一步而已。其根本的原因是在改革過程中忽視了國企的根本性質，沒有從其根本性質出發，以至于在不斷的探索之中走了很多彎路。

三、改革再定位

從以上改革的歷程中來看，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經過三十年的改革和調整，我國國有企業基本上已經完成了第一次的改革定位。這個轉變非常的明顯，以往國有企業只是政府調控經濟的附屬物，而現在通過改革國企已經可以實現自主經營，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之中能夠完全獨立的自我發展，能夠自己承擔經營中的虧損問題。經過這一次的轉變，我國的國有企業獲得了極大的自，在對企業的經營、投資、收入分配等決策制定上，我國國企成與世界其他國有企業相比，其自利非常大。國有企業中管理者的自主決策權與世界其他國企管理者的決策權相比，恐怕已經是最大了。在改革的初期一些國企管理人員要求得到企業自主經營權，要求國家對國企進行放權等，這些要求已經在現在完全的實現了。當第一次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果，實現了第一次定位目標之后，我國國企必須向第二次定位目標前進。

（一）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隨著國有企業實力的不斷增強，它有能力解決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目前階段我國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是促進我國經濟長遠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在社會發展中最需要做的工程是建設民生事業，民生事業的建設能夠讓全體的公民受惠，且還利于社會財富的增長。在產業發展問題中，如何發展新興產業，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成了關鍵問題。保障國家經濟安全，需要提高國家對危險的預知能力以及抵抗風險的能力。國有企業在這些方面上，應該負起責任，發揮其特殊的優勢完成目標任務。

（二）市場秩序改變

一些企業過去實行國企專營的制度，而現在這種制度不復存在，但是其仍然限制民營企業進入，因此對這類的產業應該進行改革，讓其轉變性質，變為競爭性的產業。而有些企業本身具有競爭性，但是由于其在市場上的份額大，所以造成了壟斷的局面，這樣與市場經濟中公平競爭原則不符。因此要采取一些開放性措施，讓國企能夠改變壟斷的局面，鼓勵一些私企民營企業能進入到市場中去，和國企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賽跑。這樣做不僅能夠維護市場的競爭秩序，還能夠促進其他產業的發展，改變產業組織結構。對于需要鼓勵重組的產業，應該采取積極的政策提高其產業集中度，而盡量放棄使用一些強制性的手段，在管理過程中以鼓勵為主。

（三）收入分配公平

在下一階段中，國有企業應該重視收入分配問題。在第一次改革中，國企實際上在維護收入分配公平上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也出現過副作用。因此在接下來的改革中，國有企業應該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調整收入分配的格局，讓其更加的合理，并且能夠體現出效率原則。國有企業不僅要促進內部收入分配改革，還應該向社會樹立收入分配的公平標桿。這項改革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它有利于市場經濟的建設，同時體現了公平性的原則。這是國有企業必須承擔的責任之一。

（四）管理體制改革

在以往的計劃經濟環境下，我國企業的經營權、產權、收益分配權等都被政府的各個部門嚴格控制。甚至可能出現某一權利由政府多個部門進行管理，企業自身被分解開來，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自利。這種情況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內部完全失去了應有的活力，直到改革初期國家開始漸漸認識到企業的這個問題重要性。但是在改革剛剛進行的時候，要想徹底的解決這個問題不大可能，因為這種體制形成已久，國家也沒有下定決心，再加上各個部門之間存在著利益牽制，因此在改革進行了一段時間之后，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當改革的熱潮發展了一段時間后，國家又開始對國企大刀闊斧，力圖讓其擺脫這一困境。國家在這一階段中進行了一場大的改革，企業各個主管部門被撤銷，然而這一次的改革沒有真正起到作用，因為政府各個部門仍然掌握著大權，企業對其的隸屬關系仍然存在，因此國企現狀沒有得到新的轉變。在十六大中，提出了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這一理念，它的提出使得國家快速的建立了國資委，讓企業開始不再被其他部門分解，讓其真正的享有權利、責任以及義務。從上面內容可以看出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主要對象不應該是企業，而應該從政府著手，促進國企管理體制變革。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世界各國經濟中，國企的特殊性及其特征讓它總是區別與一般的額企業，因此在社會中它需要承擔一般企業無法承擔的責任。因此在對國有企業的管理上，必須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企業制度，這需要我們不斷的進行探索。對于國有企業改革再定位并不是以前的改革制度，而是在此基礎上進行完善，力圖向更高的目標前行。

參考文獻：

[1]程承坪，伍新木.競爭、產權與管理：基于企業績效的分析--兼論國有企業改革.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5）.

篇9

應該說,國資委能在第一時間就一些央企,特別是主業不是房地產的央企“搶地”行為給出回應,這個姿態首先值得肯定,起碼說明國資委對于央企一擁而上投資房地產,在大方向上是不支持的。特別是,國資委要求,78家不以房地產為主業的央企要退出房地產領域,更進一步說明,78家央企的投資行為,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國家管理層面,都缺乏起碼的民意基礎。

我們也注意到,國資委的這個回應,除了明確表示78家央企的退出之外,似乎更是在為央企投資房地產受到的質疑進行辯護。作為128家中央企業的大股東,面對民眾的憤怒,面對央企明顯采取與中央調控房地產政策違背的“逆向選擇”,給予辯解和說明,也在情理之中。但很顯然,這種辯解本身并不能否認央企出于短期逐利的原因而大舉進入房地產業,很多數據和實例都更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2009年,全國60%以上的地王都是央企制造的,2009年央企究竟拿多少錢去買地?囤積了多少土地?國資委更應該向民眾說明這個數據。

在目前房地產市場混亂,畸形的房價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社會和經濟穩定發展最大腫瘤的背景下,央企卻違背中央對房地產市場調控的精神,肆無忌憚地制造地王,的確有違央企成立的基本宗旨。央企的基本定位不是一個普通的商業機構,128家央企作為一個特殊的商業機構,其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在戰略性、基礎性領域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而不是與民爭利,更不是和普通的公司一樣搞一些短期的投資行為,這是中央企業和普通企業的本質區別。

篇10

盡管黨和國家在政策層面上一再強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不是只講市場經濟，不講社會主義，同時強調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然而，長期以來，理論界的主流觀點與政策主張卻背道而馳。這不僅影響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對經濟改革造成不應有的負面效應。在改革開放已走過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種觀點，糾正錯誤的理解和導向，正本清源，在經濟學原理指導下，恢復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理解。

一、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的不同理論闡釋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特有的東西，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個社會的，因而計劃與市場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經濟體中的。這種理論觀點并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而只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改革開放以來，持這種觀點的經濟學者所提出的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實際上一方面把我國經濟改革的對象——舊的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等同于計劃經濟。另一方面把市場經濟同計劃經濟對立起來，認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從而將改革的正確方向即由產品經濟轉到市場經濟，錯誤地改為由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否定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錯誤地將計劃經濟列為否定的對象，實質上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在這種教條主義的影響下，或竭力反對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轉而主張搞私有化，認為市場經濟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要發展市場經濟必須消滅公有制，實行私有制。該觀點認為，公有制經濟不具有私有制經濟的排他、獨占等性質，其所有者是一個抽象主體，產權是不確的。公有制經濟的實際經營者只享有從經營中獲取利益的權利，而不負有為自身錯誤決策承擔相應責任的義務。因而，公有制經濟的實際經營者極易從個人角度出發作出各項決策，而不惜損害所在經濟體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經濟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經濟很難與之公平競爭，市場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競爭性條件無法滿足，自然也無法達到所謂的整個社會利益的實現。而只有私有制經濟才是市場經濟的天然溫床。私有制經濟的企業和個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獨享性，一切行為以實現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個人利益的過程中，實現了全社會的利益。這也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機制的主要內容。這種觀點的政策主張實質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現就是主張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場經濟的觀點

新自由市場經濟的觀點是新自由主義思想體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現代再現。自由主義理論的思想來源主要有三個：一是洛克和密爾的政治自由學說與財產所有權理論。二是啟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義學說。三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這是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基礎。新自由主義思想和傳統的自由主義思想一樣重視市場的作用，認為市場是最佳的可自我調節的社會結構。因為，一方面，經濟運行是有規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場情況下，個人能實現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場調節在不受外界干預的情況下能最有效率地滿足各方面需求，自動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政府只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預行為往往會使情況變得更糟。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認為，計劃經濟是市場經濟不可調和的對立物，因而建議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主張實行全面的私有化，認為私有財產制度是自由市場制度的基礎。其基本觀點和政策主張是：國民經濟基本上由市場自發調節，國家實行最低程度的干預，取消國家計劃機構，否定國家發展規劃；在所有制結構上，取消國家所有制，實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國資本參與私有化改制；在國有企業改革上，主張改掉公有制，實行私有產權制度，最大限度地縮小國有企業涉及的領域和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可見，在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自由市場經濟，就是實行全盤私有化的市場經濟。很明顯，這套改革主張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背道而馳的，應警惕這種觀點的不良影響。

(四)以“現代市場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是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不必考慮所有制問題。市場在國民經濟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國家通過財政和貨幣手段間接參與經濟資源配置和國民經濟運行。由于“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競爭機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內容就應包括：一是進行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獨立自主、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二是破除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健全現代市場體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法制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環境。四是摒棄舊的干預經濟發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間接的財政和貨幣手段來調節宏觀經濟的發展。為此，該觀點認為，在實踐上的首要任務是實行廣泛的私有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或實行股份制，使國家的作用從微觀經濟運行中逐漸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社會公平+市場效率”的觀點

這種觀點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說就是社會公平與市場效率的結合，即社會公平+市場效率。該觀點提出摒棄計劃經濟而實行市場經濟是因為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上，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更具效率。但市場經濟在運行中存在市場失靈，進而產生各種社會經濟問題，其一便是要素社會分配不公。追求社會公平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要求。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后，必須使社會公平與社會效率完善地結合起來，這就是我國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觀點的影響較大，在很長時間內成為社會上一種主流觀點。在這種觀點影響下，學術界出現了如各種“社會主義”的定義，主張將“公有制為主體”從社會主義定義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會主義”、“功能社會主義”、“社會公平等于社會主義”、“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現象。這種觀點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社會公平+市場效率”，顯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與表象。社會公平和市場效率是一種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場經濟國家追求的目標或判斷國家經濟運行水平的標準，但不能成為區別任何兩個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制度不同的判斷標準。另一方面，淡化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即生產資料公有制。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區別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必須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本質的特征。

縱觀以上五種觀點可發現，在經濟理論史上，長期存在將市場經濟與公有制對立起來的觀點，這已成為一種教條。整個現代西方經濟學都表明：自私經濟人是出發點，市場經濟必須以私有制為基礎。這種教條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現為社會主義國家排斥市場經濟，在改革后期表現為市場經濟必然意味私有化，這成為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學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

科學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在辨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關系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內涵進行再理解。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

在我國經濟改革過程中，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論一直存在。實際上一些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對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概念及其關系的認識本身就是不正確的。首先，市場經濟的概念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與商品經濟沒有本質區別，只有發展程度與階段的不同。厲以寧曾說：“從本質上講，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一樣的。”第二，社會分工決定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育程度。一方面，社會分工是商品交換產生與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曾指出，“這種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另一方面，社會分工決定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和水平。列寧根據這一原理分析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指出，“國內市場的建立(即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基本過程是社會分工”，“市場和社會勞動專業化的程度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第三，市場經濟是社會分工發展的必然產物，是與社會制度沒有必然聯系的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市場經濟是在社會分工發展的推動下，由商品經濟發展而來的。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封建社會，社會分工簡單、低下，不能形成市場經濟機制。歷史發展到近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密、復雜、全面，人類社會的生產形式才由自然經濟發展到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所以市場經濟是由社會分工的發展狀況所決定的一種生產形式，并不是某個社會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計劃經濟是一種和無政府狀態經濟相對應的生產形式，政府宏觀調控是計劃經濟的一種具體形式。所謂計劃是指國家作為一個社會主體代表的角色，監控市場經濟的運行，通過事先的計劃對宏觀市場和微觀主體進行適當干預，維護國民經濟的均衡、平穩發展。以市場為基礎的計劃經濟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場經濟先天的自發性、滯后性、盲目性缺陷，從而有效保證社會生產與社會需求的平衡，避免生產過剩造成社會資源浪費。最后，無論是單純的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在經濟資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優勢與不足。對單純的市場經濟來說，一方面，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市場主體通過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來實現整個社會的利益，在大部分情況下能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市場調節有其固有的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缺陷，無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給以及保證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會經濟發展的利益為人民共享，惠及全體人民。對作為生產形式范疇的計劃經濟來說，一方面，它可從全局和總體利益上布局生產力，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經濟運行的劇烈波動。另一方面，計劃調節容易受到主觀認識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滿足利益創造者對個體利益的追求，需要復雜的組織體系推動，并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因此，將兩者取優補短結合在一起，組成一個優勢更加明顯、不足相對弱化的新的生產形式，即計劃市場經濟體制，這是生產力與社會分工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國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一種計劃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內在地結合在一起，計劃以市場為基礎，市場以計劃為指導。在計劃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被納入到國家計劃的軌道，按照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要求有序運行，可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如果說市場排斥公有制經濟，也就等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不相容，亦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無法建立。事實上，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仍能發揮其高效率配置社會經濟資源的作用。從理論上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沒有公有制，也就沒有我國的社會主義。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這一對基本矛盾，在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社會平均利潤率下降和相對人口過剩兩大規律，必然導致生產過剩，爆發經濟危機。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調和的矛盾。隨其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會被社會主義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紀80年代末就明確提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建立強大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一個最大的缺陷”。從實踐上看，即使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也存在并與市場經濟機制相適應。郎成平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股權結構做的研究表明，歐洲國家持股現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歐洲5232家公司中，奧地利國家持股14.81％，芬蘭國家持股15.12％，意大利國家持股9.98％，挪威國家持股11.81％，瑞士國家持股7.59％。這充分說明國有經濟完全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不會成為市場經濟發揮其資源配置作用的阻礙因素。當然，必須承認我國舊的公有制經濟形式存在嚴重問題，必須改革。但同樣必須承認，我國舊的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的問題，在于其長期處于我國舊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管理模式下所遺留下來的管理層面的問題。如，嚴重的傾向，以長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導生產經營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經濟管理與運行機制，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企業生產經營運行機制，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改革一切不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管理運行方法和體制。而認為要發展市場經濟必須改掉公有制、實行私有化，則是脫離了中國客觀的歷史和現實，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照抄照搬。總之，市場經濟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

(三)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關系

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更高發展階段，是自由市場經濟適應生產力和社會分工新的發展，是加入政府干預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產組織形式。其顯著特征是：市場經濟發展到更高的階段，形成更加完善、復雜的現代市場體系；市場對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發揮基礎主導作用，國家通過間接的財政和貨幣手段對宏觀經濟運行進行干預。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要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現代市場經濟。因為現代市場經濟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含義中的一個層面，除此之外還有計劃市場經濟和公有制為主體兩個層面的內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計劃市場經濟，是計劃與市場的有機結合，是把市場納入到國家計劃的軌道，使之按照國民經濟結構有計劃地運行與發展，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基本平衡，自覺按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組織生產。在計劃市場機制中，計劃機制和市場機制是統一的、有機結合的、互相滲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蓋全部市場范圍，而非相互割裂。計劃市場經濟能克服自由市場經濟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場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實現，有利于社會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運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本身固然沒有什么“姓資”、“姓社”問題，但現實具體的市場經濟是不能離開歷史上某種特定的生產關系而運行的，它必然會與某種生產資料所有制結合，形成一種歷史的、現實的、具體的社會經濟制度。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形式或社會性質來說，它是姓“社”的。從另一個角度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一般性與特殊性這兩重性質。從一般性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發達的社會分工為根據，是一種計劃化了的現代市場經濟。從特殊性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的。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含義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是現代市場經濟。二是計劃市場經濟。三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它是這三層含義的綜合或統一。前二者屬于生產形式的范疇，后者是特殊生產關系即所有制的范疇。這三個層面結合，組成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三、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的實踐意義

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內涵，對我國經濟改革的實踐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只有把目標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實現目標的正確方法和途徑。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內涵出發，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途徑。

(一)大力發展現代市場經濟

第一，建立和完善現代市場經濟的載體，即現代市場體系。建立和完善我國的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知識產權市場、職業經理人市場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第二，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培育市場競爭主體。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與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學的企業管理制度；理順產權關系，實現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經營管理權的分離；形成產權約束機制，使企業真正成為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國家宏觀調控體系。建立健全我國宏觀調控決策、監督、評估體系；用科學的宏觀調控手段，選擇合適的中間目標，通過財政和貨幣手段間接調控市場，實現國民經濟的均衡運行，促進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要把國家的宏觀調控同科學發展觀聯系起來，積極引導我國企業走上科學發展、持續發展、綠色發展、有限制發展的軌道。

(二)積極探索實現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的運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