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中華文化包容性的內涵，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中華文化特色

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在漫長的封建時代中，形成了以血緣宗族、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同時，等級觀念深入各個階層，權力意識遠大于權利意識；價值觀方面，以儒家學說為基礎形成了“內儒外法、濟之以道”的國家統治思想和個人修養原則，強調內在中庸修身，外在尊重權威，并要求順應自然天道；集體生活時則注重禮法道德的約束。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強化了集體互助、和諧包容等優秀文化品質，為中華文化發展注入了新活力；中華文化以更自信開放的姿態走向世界，為中國企業參與世界競爭提供了文化支撐。

二、文化分析

本文采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分析，具體如下：

（一）權力距離

中國長期保持的中央集權制度使等級制深入社會各階層和民族文化內涵中，君臣父子尊卑間的不對等關系體現了中華文化中較大的權力距離，一定程度上泯滅了個體權利意識，這一方面有利于集中控制，另一方面卻不利于分工和效率。

（二）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取向

中國傳統社會中，家庭作為基本單位構建了復雜的社會關系網，促使人們注重人際交往和集體協作，這使得中華文明的集體主義傾向遠大于個人主義，這一方面體現了團隊合作的偏向性，利于內部團結，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搭便車和不重個人績效的風險和弊端。

（三）男性化與女性化取向

中華文化一方面表現出掌控權力、追求工作成就的男性化特征，另一方面也表現出注重培養人際關系、關注生活質量等女性化特征；中庸之道使中華民族文化表現出獨有的中性化取向，但在現代中國企業中更偏向于男性化。

（四）不確定性的規避

中華文明強調以“和”為貴，使人們在選擇異于其他人時會降低安全性感受；同時，中華文化蘊含的包容性提升了國人對環境的適應力，因而不確定性較低。這促進了穩定，卻也可能壓制創新。

（五）長短期取向變量

儒家思想長期占據中華文化的統治地位，影響著社會關系和管理決策，引導其重視長遠目標，因而中華文明注重長遠規劃，并以之為集體愿景長期奮斗。

三、中華文化影響下的企業發展

（一）中華文化視角下的人力資源管理

中華文化的社會關系網、集體主義取向及和諧包容的文明內涵深刻的影響了中國企業的組織文化，也影響了人力資源管理戰略及實施。具體而言：

首先，在集體主義取向引導下，人力資源管理的戰略實施不僅要以人為本，還要重視員工關系，強化團隊管理而非僅管理個人；在以個體差異確定個人績效的同時也需獎勵團隊協作以提升效率；在強調奉獻精神之外也需關注員工福利。

其次，中國企業通常注重團隊合作以避免分工帶來的職能分散，以奉獻精神激勵員工多做貢獻，但卻忽略了因不注重個人績效激勵而可能引發的員工積極性下降、團隊低效等問題，出于對不確定性的規避也可能導致個體創新意識流于從眾心態之下。因而，企業發展既應當發揮文化優勢，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分析每個成員的能力、潛力并將其配置到團隊中合適的位置；講信修睦，構建和諧的員工關系；同時，樹立個體差異化管理理念，以統一公平而又尊重差異的績效評價體系為標準，促進員工和團隊組織的同步發展。

最后，企業在塑造追求卓越的企業文化時，不僅需要完善績效管理制度，以公開透明的內部晉升和外部競爭為基礎提升效率，還需要重視員工福利及其精神追求的滿足，以保證公平和穩定。

（二）中華文化視角下企業管理的其他方面

第一，中華文化中較大的權力距離使中國企業大多采用直線型的權力結構，當往往陷入層級過長內耗嚴重的困境。因而企業發展需要適當分權以降低權力距離，采用扁平化結構，以任務目標分工于工作團隊，以職能完成情況為標準進行控制，構建一個縱向壓縮權力距離，橫向強化職能控制的組織體系，在保持模糊層級控制的基礎上，以分權分利提升績效。

第二，中華文化注重長期規劃，企業發展根植于環境和文化中，以其目標為導向進行戰略規劃和市場選擇，然而當前中國企業的發展瓶頸在于無法將長期規劃轉換為短期計劃以增加其可行性。因此，企業需要依照各職能部門的實際情況，權變的進行人事管理和任務目標管理。

第三，中華文化中對不確定性的規避一方面讓企業能夠穩健的執行發展規劃，降低風險，另一方也壓制的創新和可能的跨越式發展。同時，中華文化強大的包容性讓中國企業能適應多變的國際競爭環境，在當前改革開放，各民族文化大交流的潮流中，中國企業應憑借其較大的市場影響力改善全球供應鏈格局，憑借中華文化強大的包容性與適應性參與到全球競爭中，適應世界市場的競爭規則并宣傳中國的文化價值。

第四，中華文明中，法家強調規范制度而理學強調倫理，這也將成為建立維護新的市場秩序的精神支柱。未來中國企業發展一方面要完善內部的規章制度，另一方面在市場規則不完善的情況下需謹守市場道德，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健康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篇2

所謂“預設”，簡言之就是上課的設計，是教師在上課之前對教學目標、教學策略、教學評價等進行事先的設想及安排。“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教學作為一項復雜的活動，需要教師在課前作出周密的策劃，基于科學取向進行教學設計。預設體現著對文本的尊重，體現著教學的計劃性和嚴謹性。科學的預設要體現如下的要求――

（一）準確敘寫教學目標

現代教育心理學認為，教學目標是預期的學生學習的結果。我們在設置教學目標時應堅持“行為主體+動詞+名詞或詞組”的敘寫范式，通過不同行為動詞的使用，關注認知的過程和方法，同時界定運用學科知識應該達到什么樣的認知水平。根據課程標準，《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的內容表現標準為：辨析中華文化的區域特征，說明中華文化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展現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延續和發展的重要標識。很顯然，課程標準的這一表述較為籠統，必須將其細化、明確化和可操作。

基于此，《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的教學目標可描述為：目標1.學生能回憶中華文化豐富內容，理解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的作用、特點、地位；目標2. 學生能理解中華文化的區域性形成的原因和不同區域文化之間的關系；目標3. 學生能夠理解各民族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系及各民族文化對中華文化的貢獻；目標4. 學生能理解包容性的含義和意義；目標5. 學生能認同中華文化博大精深，領會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增強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這樣敘寫教學目標，使用了回憶、理解、認同、領會等行為動詞，在表述上落實到了具體的知識點，對學生在知識、技能掌握和能力、情感、態度發展的水平層次上進行了科學、準確的描述，教師和學生對“我們要到哪里去”有清晰的認知。

（二）恰當選擇教學策略

布魯納認為，有效的學習只有在具有結構性的情境下才能夠發生。策略是為目標服務的，我們需要針對不同類型的教學目標確定選用合適的教學策略，使教學內容的選擇和呈現方式與教學策略相匹配，更好地達成教學目標。基于《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的教學目標，筆者堅持以學生發展為本位的理念和重視課程資源的整合，尤其重視鄉土資源的挖掘的理念來組織教學，讓學生在生活中探究、體驗、感悟、成長。為此創設了環環相扣的問題鏈組織教學：

問題情境（一）“你認為誰最適合擔任中華文化的形象代言人？”（意圖是激發學生的興趣，并充分利用學生的知識儲備，獲得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有一個感性認識，對應目標1）；問題情景（二）“四大名著中的人物，你最喜歡哪一位？為什么？你能不能向外國朋友介紹一下中國文學藝術有什么特點和作用？”（需要學生運用其語文知識儲備并結合課本回答，意圖是讓學生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知道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學藝術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對應目標1）；問題情景（三）“中國的四大發明對世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中國歷史上領先于世界水平的科技成就還有哪些？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有什么特點？”（需要學生運用歷史學科知識并結合課本觀點來回答，有利于增強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對應目標1和5）；問題情景（四）“在科技的發明創新方面，今日之美國跟古時之中國比較，你有什么看法？（意圖是拓展教學時空，告訴學生我們有輝煌的過去，而近現代中國在科技發明方面乏善可陳，要奮起直追，今天的中國完全可以再創輝煌，我們要有這樣的民族自信心，對應目標5）；問題情景（五）“播放《2010年廣州亞運會開幕式》視頻并展示問題：這段視頻中展現了哪些嶺南文化元素？這說明了中華文化的什么特點？（開幕式堪稱經典，意圖是通過充分挖掘鄉土資源讓學生更好地理解“一方水土養育一方文化”，對應目標2）；問題情景（六）“請你談談公元前302年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改革的文化意義？（需要調用學生的歷史學科知識，意圖是讓學生了解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異彩紛呈，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形成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對應目標3）；情景設置（七）“為什么中華文化能博大精深？你能闡釋包容性的內涵和作用嗎？請舉一例。”（緊扣課本，進一步加深學生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對應目標4）。上述問題情境通過多媒體教學平臺呈現，并與教學目標一一對應、層層推進，既體現了預設的科學性和嚴謹性，又有必要的彈性和開放性，為學生的探究、交流、對話等活動提供了足夠的機會和空間，為動態生成預留了“空白”。

（三）正確開發評價方式

教學評價要堅持評價與教學目標的匹配這一重要原則，通過評價檢測，判斷學生是否達到了預期的目標。教學目標對教學評價應有導向作用，也就是說教學結果的測量必須是針對教學目標的測量，教學評價所要測量的方式應與教學目標的設置相一致。教學評價與教學目標相統一，才能保證教學的有效性。基于教學目標的能力要求，筆者在教學評價方面設計了選擇題、問答題各一題，考查教學重點：1.單項選擇題 [2014?天津卷.10]印度佛教自漢代傳入我國后，便與中國固有文化相互影響和融合。在隋唐，外來佛教適應中國的文化習俗，演變為以禪宗為代表的中國化佛教，形成中華文化儒、釋、道并存的格局；至宋后，傳統儒學吸收佛教的有益成果，衍生出新儒學即宋明理學，使以儒家為主導的中華文化發展到新的高度。這一史實表明：①中華文化具有極大的包容性 ②不同文化的融合導致文化差異性的消失 ③學習借鑒外來文化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 ④文化交流借鑒是推動文化發展的根本途徑。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2.[2014?廣東卷.37]閱讀下列材料，結合所學知識回答問題。材料三：粵港澳地相近、人相親、語相通，共同秉承中華文化。但是，由于歷史與現實的原因，三地文化也存在著較明顯的差異。當前，三地交往更加深入密切，加強文化合作意義重大。（3）結合材料三，運用文化生活中文化交流和中華文化的相關知識，談談在文化合作上應該持有的合理態度。

二、精彩的課堂源于動態的生成

所謂“生成”就是在教學過程中，根據課堂的具體情況，靈活地使用或改變自己設計的教學方案。生成是相對于“預設”而言的，生成體現著對學生的尊重，體現著教學的動態性和開放性。課堂教學是一個動態生成的過程，再好的課堂預設，也無法預知課堂的全部細節以及課堂所能夠達到的教學效果。

（一）動態的生成要求教師創新教法

學生是課堂上學習的主體，是極為寶貴的課程資源，他們帶著自己的知識、經驗、思考、靈感、興致參與課堂活動。因此，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對“預設”劇本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要關注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差異性以及創造性，保持教學的彈性和靈活性，注重學生的發展。為此，教師要采用互動教學方式，在互動中讓教師、學生的思想觀點不斷交匯碰撞，推動認識不斷提高、體驗不斷加深、情感不斷升華。課堂上的“互動”和“生成”相得益彰：互動是生成的基礎，課堂動了，學生活了，生成才有可能，一個以講為主的課堂，不會有精彩的生成；生成是互動的升華，生成了疑難困惑、奇思妙想、獨特見解，教師可點撥引導、組織討論和表揚鼓勵。這才是把精彩留給學生，這樣的課堂才是精彩的課堂！

（二）動態的生成需要教師智慧把握

篇3

中華文化積淀了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成果，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在思想品德教材中設有專門的內容，以加強學生的文化教育，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教師應當在課堂上充分展現優秀的中華文化強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通過文學作品、視頻等多種媒介讓學生置身于中華文化的濃厚氛圍中，感受文化的博大精深，認識到中華文化對世界的影響，激發起強烈的民族自豪感。

教材中重點介紹了中華民族精神，以民族精神為代表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國家的靈魂，是民族國家存在的標志。民族精神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在教學中，教師選取典型素材，自制PPT，帶領學生回顧精神、大慶精神、抗震救災精神……感受“中國的脊梁”的榜樣力量。典型的文化素材會幫助學生形成對中華文化最基本的價值認同，促進了民族文化的發展。

二、挖掘鄉土文化資源，強化學生民族文化認同感

鄉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多樣綻放，挖掘各種地域文化的深層內涵和豐富內容，實際就是對中華傳統文化豐富內涵和中華民族精神內在積淀的全面繼承和深刻弘揚。教師要善于挖掘和利用當地體現民族精神的各種資源，用典型說話，以理服人。

每座城市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底蘊和魅力特點。實踐證明，利用風土人情、當地文化精神等活的資源，讓學生從身邊的文化氛圍中感受和體驗民族精神的精髓和力量，會讓學生產生無比的親切感，同時增強了民族自豪感，強化了文化認同感。

三、設置開放性問題，增強學生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們面對的文化有本土的和外來的，有傳統的和現代的，有腐朽的和先進的……面對紛繁復雜的文化現象，教師要幫助學生形成對文化的正確認知，從而做出正確的文化選擇。在教學中，教師可以呈現一些當前文化生活中的典型現象，特別是有爭議的文化現象，鼓勵學生大膽分析、暢所欲言，在思辨中形成正確的認識。

如在“文化的創新與發展”教學中，教師精心設置情境，以“當前網絡語言在挑戰傳統的漢語體系該不該禁止”為背景材料，引發學生思考討論。通過討論學生認識到網絡文化有利有弊，一方面漢語有其廣博的包容性，網絡語言會為其注入新的活力，更加豐富漢語的語言詞匯，另一方面網絡語言中某些低俗、晦澀的詞語也影響著人們的審美情緒。作為學生要學會進行甄別，以吸收、接受有思想有創意的健康網絡語言。這種開放性的問題讓學生感受身邊的世界，讓學生在真實的文化生活中接受教育，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從而做出正確的行為選擇。

四、利用時政熱點，提高學生時代責任感

經濟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繼承和發揚本民族最具價值的文化資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思考。在課堂上，教師還要將教學內容與時政結合起來，讓學生充分認識到世界文化發展的趨勢及本民族文化發展的實際，明確自身所肩負的職責，為先進文化的傳播和創新做貢獻。

在“對待傳統文化”及“直面外來文化”問題的教學中，教師向學生展示了近年來我國成功舉辦的“中俄文化年”、法國“中華文化年”等重大對外文化傳播活動。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我們學習對方的平等思想，共享全球化的文化資源，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展示中國開放、進步、包容、富有活力的新形象。同時讓學生認識到“90后”的個人主義、因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導致的“出國熱”等現象，不同程度削弱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不利于中國文化的繼承。文化問題的討論會讓學生深切體會到在共享世界文化的同時，促進本民族文化發展，增強民族文化認同感也尤為重要，從而增強責任感。

文化是民族和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是民族和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寶貴精神財富。對本民族的文化認同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已經成為綜合國力競爭中最重要的“軟實力”。因此培養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認同感，不僅僅是文化教育的迫切要求，更是我國發展先進文化的要求。作為思想品德教師要充分利用課堂提升學生的民族文化認同感，師生同做先進文化的傳承者。

篇4

黃帝文化不僅是研討會的主要議題之一，也是探討精神家園建設的重要契機。研討會在黃帝文化方面主要討論了黃帝文化的特色、現代價值和精神內涵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劉志琴研究員認為黃帝文化具有強烈的生命和生活意識，“中華民族對黃帝的尊崇，實際上尊崇的是生養、培育中華民族的生命之基，所以中華文明初始的象征不是神廟、金字塔那種固定的建筑實體，而是有生命的，鮮活的人中之杰――黃帝。從傳說時代就以現實生活而不是神物靈異作為中華文化的象征，這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色”(《人文初祖的現代意義》)。山東經濟學院王繼訓教授指出黃帝文化具有很強的文化象征、情感紐帶和精神感召作用，對中華民族、中華文明導向力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團結各族人民、振奮民族精神、推動文明建設等方面具有積極的作用(《黃帝與中華文明的導向力》)。

西北大學劉寶才教授認為，“黃帝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中華民族的偉大凝聚精神和創新精神，是黃帝時代歷史特征的總結”，“現有的黃帝文化的各種資料的性質不完全相同，與黃帝時代的關系不完全相同，未必全都反映黃帝時代的歷史真實。作為觀念史的黃帝文化，它既與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聯系在一起，又與五千年來的中國文明史聯系在一起，在黃帝時代以來的五千年間得到不斷豐富發展”(《黃帝文化論綱》)。陜西師范大學趙世超教授通過對歷史典籍的考察辨析認為，“黃帝的傳說產生于北方，黃帝族的活動范圍沒有超出黃河流域”，在梳理黃帝形象歷史演變的基礎上，揭示了浙江縉云黃帝文化以道教文化為核心的本質，并強調拜祭人文初祖的活動不能走上背離人文主義精神的道路(《黃帝與黃帝文化的南遷》)。

二、關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研討會在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方面展開了深入研討，取得一系列成果。

關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內涵。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王俊義教授認為“中華民族精神家園，乃是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形成的民族精神，通過物質的與非物質的載體和標志予以集中反映，呈現于民族大家庭之中，既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凝聚與弘揚，又便于和世界各國家、各民族之間的思想文化交流”(《端正學風與民族精神家園建設》)。西北政法大學趙馥潔教授認為，“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民族共有的精神支柱、精神根基和精神寄托，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具有自己的精神家園乃是一個民族具有主體性的深層內涵和核心標志。民族精神家園是由宇宙意識、價值觀念、道德情懷和思維方式所構成的精神系統，其核心是價值觀念和價值理想”(《黃帝文化是構建民族精神家園的寶貴資源》)。陜西師范大學周偉洲教授認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并非只建設共有的‘精神’，而是包括了培育這種‘精神，的載體，‘家園’也就是實實在在的環境和氛圍”，從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社會(國家、家庭)環境和自然環境角度強調了精神文化所憑依的載體的重要價值；“‘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包括中華民族56個民族在內的‘共有’精神家園，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大家庭共有的精神財富。它不僅僅指從56個民族精神中抽象出來的都具有的精神財富，也應包括所有民族和地區多元文化中優良的精神財富”(《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陜西師范大學楊恩成教授認為，“不能把‘民族精神’框范在一個狹窄的范疇內，忽視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多民族性和多元性。這是我們談守護民族精神家園的出發點”，堅持和弘揚“以和為貴”的民族精神(《談民族精神家園的內涵及其現代意義》)。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陸棟先生認為，“精神家園是獲得身心自由、張揚生命意義的目標和歸宿；精神家園又是一種文化的存在，一種詩意的存在”，“精神家園其實是一個心靈轉化的過程，是一種開放和追求，一種安頓生命的體驗”(《文化?教育?師道――對民族精神家園建設要素的若干思考》)。清華大學程鋼副教授認為，“家園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利益共同體，它同時又是一個充滿溫情與相互理解的精神家園”(《經典閱讀與民族共同精神家園的建設》)。

關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特征。周偉洲教授認為主要包括民族性、多元一體性、包容性、創新性及時代性(《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西北大學方光華教授認為天人合一、順乎人性、和而不同構成了傳統核心價值觀念的理論框架，關于文化經典的重新詮釋是中國傳統核心價值理論革新的主要方式，中國傳統核心價值觀念的傳播形式主要是教化，目的是塑造人的道德(《中國傳統核心價值理論的主要特點及建設經驗》)。

關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實踐途徑。首先是強調教育的價值。西北大學張豈之教授認為民族精神家園建設的基礎是現代公民文化科學素質的全面提高，應該加強教育的普及和提升(《關于“弘揚中華文化、建設民族精神家園”的一點理解》)。教育部原副部長周遠清先生強調“在高等教育中，弘揚中華文化特別要加強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相和諧的建設，它是大學教育的歷史使命”，著重“培養學生的和諧文化思維、和諧文化觀念與和諧文化精神，用和諧文化豐富學生的精神世界，引導學生樹立和諧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弘揚中華文化是我國大學的歷史使命》)。徐州建筑職業技術學院張俊相教授主張弘揚“大學之道”，繼承和發揚中華傳統的人文道德精神，建設高等學校的精神家園(《弘揚“大學之道”，建設高校精神家園》)。西北大學李浩教授認為大學文化、大學精神、大學校園建設等概念在我國理論界早于民族精神家園概念提出，它們在神圣性、包容性、開放性、儀式性與創新性等方面為民族精神家園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大學精神探索對民族精神家園建設的啟示》)。陸棟認為教育要貫穿中國文化的精神，“將中國文化的理想與人才培養的實際相結合，培養出有民族文化自覺和現代文化素養的人”(《文化‘教育?師道――對民族精神家園建設要素的若干思考》)。程鋼副教授認為“傳統經典可以作為知識的核心與媒介，從而促進多元一體的成分之間達成文化的共識，最終推動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經典閱讀與民族共同精神家園的建設》)。浙江大學何俊教授、陸敏珍副教授認為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是理性化的，但經驗性依然在發揮作用，區 域性的自足平衡系統仍然存在，它們對解決精神家園建設的問題具有深刻的影響(《網絡狀中國傳統社會及其現代轉型》)。

其次，突出文化認同與現代性反思的意義。周偉洲教授著重指出加強宣傳教育提高民族自覺的文化保護意識、正確處理各民族發展弘揚優秀民族文化與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辯證關系等(《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北京師范大學瞿林東教授則認為要繼承和發揚歷史認同與文化認同相統一的優良傳統(《中國史學：中華民族一個共有的精神家園》)等。湖南大學肖永明教授認為建設中華民族精神家園應當立足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重視兼容會通、體現時代要求(《關于建設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幾點思考》)。中國藝術研究院任大援教授從文化自覺角度闡述了精神家園建設的具體思路，從古代儒家注重道德自覺的倫理本位出發，分析建設共有精神家園的有用資源，重點論述了儒家實現道德自覺的道德實踐方法，即學以明倫的倫理實踐、效法天地自然的情感實踐、養氣立志的君子人格實踐的現代價值(《精神家園建設與文化自覺》)。北京語言大學李慶本教授從傳播學角度分析了中國文化與傳播對象國之間的關系與解決途徑(《中華文化傳播對象國的文化政策研究報告》)。陜西省社會科學院佘樹聲研究員、西安佛教研究中心韓金科研究員通過對殷商、西周、東周出現的倫理認知和倫理觀的比較，認為當時氏族家族血緣紐帶關系倫理認知發展到了頂峰，并且促使非氏族家族血緣關系倫理認知和倫理體系產生，構成了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百家爭鳴自由學術環境的觀念基礎，形成了中國古代道德倫理與政治倫理的歷史框架(《春秋戰國時期民族精神的建構》)。

關于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意義。河北經貿大學武占江教授從人的有限性和無限性，重新反思理性與信仰、義與利、理與欲的關系，認為“重新構建精神家園是挽回人的尊嚴、維持人的幸福的必要手段”(《精神家園與人的尊嚴》)。暨南大學范立舟教授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研究能夠強化民族凝聚力，促進全球華人在價值規范和思想品性方面的共同觀念，培育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廣闊胸襟，為建構現代中國的新型文化體系提供思想保障(《天下歸心：中國傳統文化之認同性問題研究》)。學者們認為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帶來了民族文化的全球性傳播，加速了民族文化的交往與碰撞，使民族文化的認同問題變得更加尖銳和突出。沒有對民族精神的自覺，民族文化將可能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淹沒。

三、關于黃帝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關系

黃帝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之間的聯結點是研討會的一個重點和難點，研討會在若干問題認識上有所突破。

強調文明的傳承和革新。張豈之教授認為，黃帝文化是中華文明的起源，是構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寶貴資源，體現了時代性與民族性的有機統一，黃帝文化與繼承發揚民族精神的關系是“源”與“流”，“實質是‘繼往’與‘開來’。推陳出新、繼往開來是學術生命力的表現，如果沒有創新，就會使文化失去活力；從另一方面看，如果否定繼承，又可能迷失本原。‘繼往’同‘開來’相互聯系，‘推陳’與‘出新’是辯證的統一”(《關于“弘揚中華文化、建設民族精神家園”的一點理解》)。

突出信仰的意義和價值。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建筑西北設計院總建筑師張錦秋教授認為“黃帝陵是中華兒女共同景仰的圣地。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之中，黃帝陵已成為海內外華人公認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的標志之一。繼續做好，不斷完善黃帝陵的保護與建設工作對弘揚中華文化、激勵愛國熱情、增加民族凝聚力、建設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完善黃帝陵的保護與建設，建設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中央民族大學牟鐘鑒教授重估黃帝信仰的價值，認為黃帝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時期的共祖，是中華民族的締造者和中華早期文明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凝聚著整個民族的智慧和創造，“在中華民族由弱變強的今天，在中國人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的時候，深入認識黃帝信仰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確解讀黃帝文化的內涵和精神，并發揮黃帝文化在團結各族人民、振奮民族精神、推動文明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就成為一項需要全社會共同關心和參與的重要工作。”他認為“黃帝信仰是將祖源認同與文化認同合為一體，不單純是血統的探源，同時也是文化的尋根。黃帝信仰整合了民族的統緒，使中華民族之中各個民族有一個共同的心理歸屬，起到了鞏固中華共同體的作用”，“突顯了中華文化的精神，開啟了文化民族主義的先河”(《文化學的視野：黃帝信仰與中華民族》)。

彰顯黃帝文化的現代意義。趙馥潔教授認為，“經歷五千年之久的‘黃帝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由歷史記載、神話傳說、文物遺跡和祭祀活動構成的黃帝文化中積淀和凝結著豐厚淵深的精神價值內涵。自古以來，對黃帝的歷史探索和歷史紀念總是與弘揚這些優秀精神價值融合為一體的。黃帝文化中蘊涵的精神價值，是我們今天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寶貴資源”，包括贊美文明創造的人文價值、崇尚“惟仁是行”的道德價值、追求統一和諧的社會價值理想、奮力振興中華的民族精神價值(《黃帝文化是構建民族精神家園的寶貴資源》)。陜西歷史博物館楊東晨研究員從天下為公精神角度闡發和梳理了關于黃帝與中華民族精神的關系研究，認為“黃帝精神是原始社會發展到社會即將轉型、物質達到史前豐富階段的產物，也是上承‘三皇’下啟‘三代’之重要時代的精神結晶。其以土地為根發展經濟、以民生為本創造發明、以和合為綱建立古國的精神，可以綜合概括為‘天下為公’的偉大精神，亦可泛稱為‘黃帝精神”’(《弘揚黃帝為公精神，建設民族和諧家園――兼論黃帝與中華民族精神形成的內在關系》)。

揭示黃帝文化構建精神家園的歷史過程。寶雞文理學院高強教授認為，至遲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已普遍認為黃帝是人們的共同遠祖，這種祖先認同的趨勢為戰國時期的黃帝崇拜現象、秦漢時期的大一統局面、為華夏族的正式形成奠定了觀念基礎和心理基礎，“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黃帝起著構建共同心理的重要作用”(《黃帝與中華民族》)。臺灣明道大學李增教授認為黃老之道，“以《老子》之道為先，《黃帝四經》在后，老子之道著重在玄虛，《四經》之道在落實”，它們共同奠定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礎(《黃老之道比較與對中華民族精神之貢獻》)。南開大學張榮明教授認為秦漢是中國中古政治信仰的創立期，通過比較分析，揭示了政治信仰從實到虛以及與政治理性的密切聯系(《秦漢政治信仰建設及啟示》)。

四、關于中華文化

研討會對中華文化的豐富性、深刻性、現代性也作了充分揭示，特別勾勒了中華文化 在建設民族精神家園方面的積極意義。

關于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涵。張豈之教授認為“中華民族復興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復興，缺一不可。經濟上的貧困，人民生活如果沒有持續的提高，沒有普遍的富裕，就無力支撐民族的發展。而單純經濟上的提升，沒有政治和文化與之協調發展，也無力塑造一個偉大的民族”，主張將中華文化與民族的興旺發達聯系起來考察，突出中華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這是新時期弘揚中華文化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弘揚中華文化、建設民族精神家園，主軸是精神文明，包括中華文化的特有精神內涵和當代人對待民族精神家園的價值取向(《關于“弘揚中華文化、建設民族精神家園”的一點理解》)。北京大學樓宇烈教授認為儒家學說是一種“成人”之學，教育人成為一個真正有道德的人，以“修身”為中心的“成人”學說具有鮮明的實踐特性，也是儒學的生命力與現代性所在(《儒家學說的實踐性格》)；他在學術發言中深入分析了古代祭天禮所體現的豐富文化內涵，包括報本觀念、效法和遵循天道的意識、以天德要求自己的以德配天思想，對中國哲學史上的天道與人道關系問題做了新的闡發。西安交通大學鐘明善教授認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思想有兩個主要觀念，即陰陽對立統一觀念、易和變觀念，并且體現在書法藝術的創作理論與實踐中(《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思想與書法藝術》)。華中師范大學劉固盛教授認為“道家的生命關懷精神，是道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在現代社會尤具特殊意義”，主要體現為以平等、主體、至上的原則珍視、安頓、關懷生命，既重視現實的形體生命，又主張回歸自然，保持精神生命的自由，以獲得生命的圓滿與超越(《論道家的生命關懷精神》)。

關于中華文化的特點和價值。周偉洲教授認為，中華文化具有多元一體、變異性和穩定性的基本屬性，是“由眾多民族融合形成的漢族與其他古今眾多少數民族長期文化交融的結果”，構建和弘揚現代中華文化必須高度重視和堅持保護中華文化(包括構成其基礎的各個民族傳統多元文化)，合理地、可持續開發和利用中華文化中各民族多元文化的遺產，推動思想和理論的發展與創新(《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

關于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相互關系問題。趙馥潔教授認為“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途徑是弘揚中華文化，特別是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中所蘊涵的優秀精神價值”(《黃帝文化是構建民族精神家園的寶貴資源》)。周偉洲教授認為“中華文化應是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前提、根據和基礎；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中華文化，特別是其中優良的精神文化的升華和重新構建”，中華文化發展、創新的過程即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發展、創新的過程(《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陜西師范大學朱士光教授從歷史地理學角度論述中國傳統文化在建設生態文明中的重要價值，認為在黃帝時代就已有“天人和諧論”的萌芽，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發掘了中國古代文化典籍蘊藏的豐富的保護自然、謀求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結合歷史地理的變遷討論了環境生態破壞等問題，強調生態文明是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礎，確立儉樸節約的生態倫理觀與生活習俗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基本途徑。建設生態文明也是建設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保障和內容(《從天人和諧論到建設生態文明的偉大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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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自身特性：

1.1、傳播性

文化的傳播性是文化能夠在時間和空間中得以深遠長存的主要特性。尤其對于中國文化的輻射范圍更是遍及亞洲各個民族，其深遠影響力也是中國文化傳播的一大特點。

“中國傳統文化在明清之際，通過西方耶穌會士，通過東學西漸，還傳播到了歐洲一些國家。中國的四大發明先后傳到西方后，對于促進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傳統文化對法國的影響最大，法國成為當時歐洲“中國文化熱”的中心。從17世紀開始，中國的一些儒家經典如《論語》、《大學》等，就通過法國傳到了歐洲其他國家。法國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如笛卡兒、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霍爾巴赫，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推崇程度，讓我們現在都感到震驚。這種影響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法國的啟蒙運動，影響了德國的辯證法思想。

1.2、獨特性

“中華文化是具有獨特屬性的文化，中華文化的獨特性正是他的核心優勢，是其軟實力和競爭力所在，也是對外的標志符號和名片。中華傳統文化之所以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化體系，即是由于其獨特性。文化的特殊性集中體現在文化符號上。每一種文化都有著自己的代表性文化符號。在中華文化所有表征之中，儒家文化是集大成者，歷經先秦原儒、漢代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貫穿了中華文化歷史的整條脈絡；同時儒家文化的傳播之廣，上達天子，下至庶黎，波及全國，遠及海外。成為中華文化的代表符號，是中國文化對外的一張名片。中華民族的文化內容的獨特性是中華文化的本質屬性，是其之所以存在的基礎。中華文化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主體，其文化內涵在世界上獨一無二。

1.3兼容性

“中華文化傳承之中的兼容性特征要求我們開放、開發、兼容的胸懷來傳承文化。開放并取、兼容并蓄促進了中華文化對外來文化合理內容的吸收，使中華文化具有“源頭活水”，最終實現文化的與時俱進。文化的兼容就是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外來文化，如佛教文化傳入中國就經歷了和儒家道家文化長期交鋒的過程。為此還產生過“三武滅佛”的事件，但隨著兩者交鋒、交流最終達到了交融，宋代以來的理學也就融合了儒道佛三家思想，成為新儒家的代表。

二、非文化因素影響

除了文化本身具備的特性因素外，本族文化要想達到同化異族文化的目的，必須要以文化傳播為手段。在我國古代交通信息網絡沒有建立的落后條件下，政府的對外貿易和文化政策對于本族文化接收和同化外族文化是一種極其主要的外來作用力。

“1405年7月11日（明永樂三年）明成祖命鄭和率領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萬七千四百名士兵和船員組成的遠航船隊，訪問了許多個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加深了中國同東南亞、東非的聯系。每次都由蘇州劉家港出發，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遠航了有七次。鄭和下西洋時間之長、規模之大、范圍之廣都是空前的。它不僅在航海活動上達到了當時世界航海事業的頂峰，而且對發展中國與亞洲各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友好關系，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三、中國文化的特色同化現象

在中國文化自身的特性前提下，使其擁有了強大而深邃的同化能力。而其中的同化方式也是獨特而強悍的。形象的說，這種同化方式，憑借著中國文化精深而博大的優越性，呈現出一種吞噬性的文化同化形式。中國，對于外來異族文化，基本循行著將其本土化，再將其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范疇的套路。中國古代的宗教體系充分體現了這種特色強勢性文化現象。

“由于幾大教派雜處，互相融合，使中國的神仙體系是顯得相當復雜。小小的天庭容納了道家中部分仙真、佛家中部分菩薩以及儒家中部分人間的著名人物，像道家的真武大帝，東華帝君等，佛家的四大天王、地藏菩薩等。儒家推薦的許多人間著名人物也被納入天庭政府，如關羽、魏征、包拯等。可謂集中國幾大之大成。可以說，天庭職位的設立，是儒釋道三家在中國本土經由共同創改而充分融合妥協的產物。”

其中，除卻儒道兩家屬于本土自產自銷的宗學外，該綜合體系的形成更是以佛家的中國化為基礎前提。總而言之，這種混合文化體系與同化文化現象，無不彰顯著中國文化的強勢特性。

四、中國同化文化古今差異

4.1、古代的主動同化形式

在古代，作為四大文明地區的中國在文化起點上就高于東亞各國，于是中國文化在其自身同化發展的過程中，一直是由本族人群主導文化更新。作為先進國家的中國，自然擁有讓世界各國趨之若鶩的先進文明。這種強大的吸引力使中國文化在古代一直以主動同化的形式強勢發展。“西漢末年，佛教經絲綢之路傳入我國。由于佛教是一個外來的完整的宗教體系，其中不少內容，漢語字庫里難以找出恰當、吻合的書寫形式來表現。”為了適應這一情況，人們開始漸漸的將佛教本土同化，并融入自身傳統文化當中，經長期傳播發展，而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而后來，這種中國化的佛學被中國以強勢性的主動同化方式經由多種渠道傳播到東亞各國。

4.2、現代的被動同化形式

在現代，西方文化一起自身強大的生命力迅速崛起，這種可以高速促進經濟增長的文化被視為一種更加先進的文化。于是中國為了壯大經濟實力和調動生產力，開始去粗取精的接觸和采納外來的西方文化。但是在經濟得以騰飛的同時，中國文化也在漸漸由主動同化向被動同化轉變。摩登文化開始侵襲中國，而中國卻還一直對外宣揚著孔子學說。現代中國如果只能借祖先的文明壯大自身軟實力，無疑是一種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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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甲骨文到青銅器，從銘文到小篆，從草書到楷書，從現在起，我們離不開對中國象形文字的解讀和運用。漢字可以分為現代人物和古代人物。這個分水嶺的特點是漢代漢字的官方變化。此外“漢字”這個名字也是在漢朝確定的。從那時起，所有華夏的孩子和孫子孫女聽到這個詞都會情不自禁地涌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六書》中漢字的形成也源于象形文字。對許慎《說文解字》中許多人物的解讀不僅是人物的意義，而且為我們理解先秦社會文化提供了一條途徑。因此，漢字的表意文字特點使漢字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和可讀性。

，隨著時代的變遷，漢字逐漸發展為表意拼音文字，但漢字的注釋往往是暫時借用的，因為漢字缺少嚴格意義上的形態變化。漢字的大多數單詞或語素是單音節的。隨著現代漢語雙音節文字的發展，漢字的單音節意義和雙音節意義變化不大。第二，漢字是重字，不怕讀音的差異。在漢字系統的發展過程中，幾千年來漢字的物理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方言對同一個漢字有不同的解讀方式，但并不影響詞義的統一。即使在

對傳統文本的理解中，某些方言的發音也會比現代漢語更接近古代的發音。例如，“濯如芙蕖出綠波”一句中的綠色單詞讀作“魯”（曲聲）。不同的發音并不影響人們對詩歌的理解和感受。中國幅員遼闊，方言發音千差萬別，但它能寫出同樣的單詞。我們可以直接閱讀不同方言地區的文獻，了解甲骨文、二十四部歷史、唐宋詩和明清小說。漢字受西方拼音文字的影響。等人創造了拼音方案，根據國際拼音字母表和拉丁字母拼音拼寫漢字，并在將漢字轉換為音節字符方面毫不動搖。拼音有很好的輔助幫助作用人們最好拼寫漢字的聲音。

（2）方形漢字

繼

對秦朝的《書同文字》的政治規范，以及漢代對《隸變》的統一和簡化之后，漢字走向了蓬勃發展的道路。漢字的結構不是單一的左右式，而是從左到右、上到下、內到外的多種方式。甲骨文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但我們仍然可以直接解讀日本、山、雨、天和家庭的文字。經過碑文、巴文、隸書、楷書的演變，漢字的圖形特征已變為直線，但漢字廣場文字的特征逐漸增強，漢字筆畫更加嚴謹，側面部件更加固定和緊湊。在漢字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刻字和碑文，從產生到成熟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但在我們的生活中仍然十分普遍。不用說，2008年北京奧運會象征“舞動的北京”借用了中國印章和書法的表達形式，這不僅是一個運動員的形象，也是漢字“文本”的字體。這張圖片來自夏洛克·秦朝的小篆書。自現代漢字簡化方案實施以來，省略了多余的組件筆劃，極大地提高了漢字的普遍性和認受性，改善了漢字難以記憶和書寫的缺點，更多的底層人士學會了閱讀漢字，為中國的掃盲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漢字廣場漢字的平衡、對稱和完整性越來越多地體現在漢字的發展和定型中。

漢字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字體已經成為今天中華文化的典型代表——書法。同時，在漢民族和中國文化中也形成了對中文文字的崇拜。書法家王羲之被譽為書圣、顏真卿、柳公權、趙孟和畹鵲鵲氖樘逡恢北煌的電源？六藝中的“書”是漢字的書寫能力。由于廣場人物筆直、性格穩定的特點，中華民族追求正直、忠誠、和平穩定的生活與漢字廣場人物的特點密不可分。因此，漢字方格的獨特魅力不僅是漢字的特點，也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人的精神內核。

。無論在哪個時期，在社會動蕩和外來民族文化的沖擊下，中國人都以不屈不撓的毅力堅守自己的文化初衷，吸收和容納外來文化，體現文化的包容性。在元朝、蒙古和民族統治中國，滿族在清朝統治中國。當時，蒙古語和滿族語并沒有成為共同語言。統治者積極倡導學習中國文化，儒家思想一脈相承。從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百家爭鳴，到漢代董仲舒的獨尊儒術，到唐宋以后以四書五經為重要內容的科舉制度，以及現代漢學的興起。所有這些都反映了中國文化對學者的重要性以及儒家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歷代的風風雨雨孕育了博大精深、歷史悠久的中華文化，也創造了延續數千年的較為成熟的漢字發展形式。然而，由于音節的攻擊，現代中國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文字的大國和文化的影響，如中日本強行推行日語學習在，漢字吸收了其中的一些文字，形成了一個新的漢字，這使得漢字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漢字和中華民族是血肉相連的。中華文化的延續性為漢字的不斷成長提供了重要的發展基礎和成長環境。漢字為中華文化的延續和民族團結做出了巨大貢獻。現在漢字已經成為維系全球華人的主要紐帶。歷史上的帝王們一直沒有找到，但他們統治世界的政治思想為中華文化和漢字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統一包含兩個重要基礎：統一的意識形態和統一的領土。今天，“統一民族戰線”仍然是中國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秦朝嬴政統一了世界，建立了秦朝。卡爾與書同文同軌的政治制度對后世的政治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是秦朝以來統一的政治和思想體系導致了漢字的統一和規范化發展。在強大的官制驅動下，漢字不斷演變出適應時展的字體形式。從宮廷貴族的祭壇到平民百姓的生活，在漢字的幫助下，許多貧窮的儒家學者可以從政，展示自己的雄心壯志，報效國家。作為中華民族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和大一統深深地印在我們國家的生活中。統治世界的國王和普通民眾都是希望國家領土統一和穩定生活的政治理想。統一的政治統治也促進了漢語向前發展的趨勢回顧過去，開拓未來。夏商周的著作可以通過甲骨文來證實。當王子們爭奪霸權時，同一個詞在不同的附庸國之間被寫得不同。秦始皇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帝國后，書籍和文字的政治手段促進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為了簡化漢字，李斯創造了一種新的字體小篆，將漢字的發展推向了一個新的水平。隨著秦朝的，漢武帝建立的西漢王朝走上了歷史舞臺，將文本確立為“漢字”，儒家思想確立為統治思想。離書使漢字從古代漢字發展到現代漢字，奠定了漢字的書寫形式和審美意義。北魏政權建立后，圍脖楷體更接近成熟的漢字系統。唐朝氣度恢宏、政治開放、草書、行書、楷書等書法字體繁盛流傳至今。可以看出，漢字的每一次重大演變都是建立在統一的政治制度基礎上的。中國領土的封閉和穩定也是建立統一帝國的基本條件。這也反映了漢字隨著一個統一國家的發展而逐漸豐富，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區域和思想中獨立成長并趨于成熟。統一的政治思想是歷經五千年滄桑的漢字的生命力，也是漢字長期發展的動力源泉。

。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倫等其他古代文明早已滅絕。漢字和中國一樣，經歷了風雨的洗禮，變得更加生機勃勃。中華文明與漢語保持著連續的聯系，深深扎根于于華夏兒童的血液中。經過數千年的演變和發展，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漢字之一。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草書等字體在歷史文化長河中熠熠生輝。漢字經歷了這些字體的演變和朝代的更迭，仍然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這背后的原因是離不開漢字的核心，包括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漢字不僅是文字符號，而且代表著中華的歷史和文化。對銅刻文字和碑林石碑文字的解讀，都反映了中國人重視傳承的人格特征。我們的祖先早已消失在歷史長河中，但他們用這種方式將自己的生活場景再現給后代，將自己的精神文化留給后代。漢字在古代歷史上經歷了佛教文化的巨大影響。面對如此強大的思想和文字碰撞，中國人以開放包容的態度繼承漢字的發展，吸收外來文化文字的內容。“一剎那”和“蒂芙尼早餐”等詞是漢字從梵語文字吸收并轉換成漢字的詞。古代中國的權力意識繼續延續到，漢字也隨著古代中國的繁榮而延續。外來字對漢字的影響不大。漢字不僅存在于文人的書畫生活中，也存在于漢字。春節貼對聯，清明祭祖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傳統的節日祭祀儀式、詩歌和賦都體現了中國人的文字崇拜意識。他們已經融入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漢字的發展歷史悠久。從賈湖遺址到幾千年的滄桑，漢字依然以嶄新的姿態在世界漢字史上閃耀著燦爛的光芒。從最初的象形文字到今天的抽象符號字符。漢字的發展與中華文明形成了一條連續的直線。漢字之所以能延續幾千年，是因為漢字是一個穩定的表意文字。從外部原因來看，這是因為中國文化也一直延續到今天沒有過錯。中國文化與漢字是血肉相連、相輔相成的。《大一統》的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與地域的統一，為歷代漢字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漢字的出現的基礎上不斷成熟。中國在古代是世界大國。漢字可以繼續保持中國的實力直到今天。中國人民非常重視歷史傳承和傳統節日，將漢字融入每個中國人的生活。漢字史與中華文明史有著深刻的關系。分析這些原因，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了解漢字及其承載的文化內涵和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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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是經過了上下五千年的發展、沉淀并且傳承下來的珍貴財產，它一方面是值得我國公民自豪的文化，另一方面更是全人類珍貴的文化遺產。而文化與傳播從始至終都是相互作用的。因此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在不斷發展的過程當中，也可以看作是文化傳播的過程。

文化傳播可以被劃分為內部傳播和對外傳播兩個方面。內部傳播是指擁有本質相同的文化群里之間的互動；對外傳播則是指擁有本質不相同的文化群里之間的互動。對內傳播，可以讓本民族本群里的同質文化產生互動與融合，由于該文化所處的社會環境、群體組成較為一致，因此在傳播過程中亦較為容易被受傳者所接受，因而使得文化得以代代傳承與發展。對外傳播，由于群體組成差異性較大，每一群體受到的社會背景、思維方式、價值觀等都不同，因此在進行文化傳播時，容易遭受到文化的沖突以及傳播障礙，并不利于文化的對外傳播。

因此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內部傳播過程中，能夠實現民族的認同感與文化傳承，而對外傳播上，不僅僅只是文化輸出，更是運用科學的方法，對傳播內容進行重新篩選，選擇適合的文化對外傳播，針對不同的傳播對象，選擇不同的傳播策略與手段，運用科學的傳播渠道與媒介，以實現文化傳播的目的。而這一過程也是一個文化與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與融合、交流與碰撞的過程，更是一種完善自身文化發展的過程。

（二） 文化傳播有助于展示國家形象、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

盡管我國擁有著令我們引以為傲的優秀傳統文化，但是我國的傳統文化資源卻并未能充分被利用起來，并對外進行傳播。這也導致了我國在國際上的文化影響力與經濟影響力并不對等。于此同時，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也導致了世界上一些對我國文化不了解的國家，對我們產生抵觸思想。《中國變色龍-歐洲中國文明觀之分析》一書的作者，雷蒙?道森，曾在這本書里發表過這樣的觀點：“在西方人眼中，中國有時是富裕的、先進的、美好和誠實的；有時卻又是愚昧的、可憐的、雖弱和狡猾的。”其實，中國一直都是和諧的、友愛的、文明開放的。國際社會對中國錯誤的理解，直接導致了我國的世界形象的塑造，也對我國現代化建設和發展的進程造成了阻礙。

我國實施文化走出去的戰略，更主要的還是對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進行傳播，幫助外界對我國文化有一個更好地了解，并深刻意識到我國崇尚和平與和諧，并通過這一途徑，在國際社會營造我國良好的形象。

而任何一個國家要想提升軟實力，都可以通過對本身優秀文化的借助來達到這一目的，從而在國際上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并進一步得到國際社會上的認同與包容。而我國的文化作為人類社會當中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具備了獨特的文化元素以及豐富的內涵，更應該努力去把它傳播出去，發揚光大，讓更多的人了解它，從而加強我國文化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

因此，我們要進一步加快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提高我國傳統文化在國際社會中的競爭力，展現我國良好的國家形象。

（三） 文化傳播有助于實現先進文化普世價值、促進世界和諧發展

對外傳播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的目的就在于加快中國優秀文化普世價值的實現步伐，進而有助于整個世界的和平發展。但與此同時，中華文化在向世界輸出的過程中，隨之而來的將是多種文化與文明的碰撞，相互沖突與融合。從歷史經驗中我們不難看出，所謂的“文明的沖突”，實際上源于文明間的歧視，即自認為處于文化主導地位并擁有強大民族優越感的族群，為實現某種民族利益或國家利益而與其自身原有的文化發展路線相背離，進而產生對外欲望膨脹和霸權擴張行為。所以說其本質并不是“文明的沖突”。當處于某種文明里的人群執意將自己族群的文明冠以普世文明強加于其他文明之上時，其他民族或國家文化為了捍衛與抵御文化入侵，流血犧牲也就變成一件在過于正常的行為了。

因此霸權文化的傳播只基于霸主國家自身對其文化的認同，不能代表全世界對這種文化的認同。在日趨激烈的全球化進程中，每個國家和民族都在努力提升本民族文化的影響力，積極向外傳播本民族傳統文化，以此來提升整個世界對其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并增強本民族凝聚力和國家軟實力。這種背景下，只有真正優秀的、基于民族文化平等觀念傳播的文化才更容易實現其普世價值。而一個具備普世價值的文化應該是和諧、友愛、平等的。

因為中華文明積極倡導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發展，“和”字正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如中國文化里常說的“以和為貴”傳播的便是一種與人為善、寬以待人、相互包容的思想。不僅如此，中國傳統文化也提出了“和而不同”的理念，它肯定了文化包容性與統一性的同時，也更加尊重文化的多樣性與差異性。與此同時，中華文化中的包容、博愛、奉獻、變通等同樣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與思想內涵。這些正是中華文化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世界發展面臨諸多挑戰的今天，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不僅用它寬和包容的胸懷與的理念化解了諸多矛盾沖突，源源不斷地為世界的和諧發展提供了思想的動力。因此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所以中國優秀文化的傳播，是全世界共同繁榮與發展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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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大型、嚴肅、端莊的紀錄片已經成為一些有抱負的當代電視人的藝術追求。近年來,我們看到了《江南》《晉商》《徽州》《圓明園》《大國崛起》《中國記憶》《故宮》等一批優秀的紀錄片,包括剛剛制作完成的《閩商》,在紀實性的基礎上具有頗高的審美性和藝術性,不論是解說詞還是畫面感又或者是電腦特技運用,都給觀眾以較強的藝術感染力和心靈震憾力,這些特別的影像書寫成為我們探索和認識中華文明的新途徑。《閩商》等創作實踐說明,電視也是可以作為記憶而存在的,不僅是記憶的載體,而是記憶本身。

五集歷史文獻片《閩商》是對閩商文化具有文獻意義的一部作品。主創人員以現代國際眼光重新審視歷史,充分吸收全球學術界對以閩商為代表的中國商人對世界物產交流、文明融合上的研究成果,用豐富翔實的史據、實物和文字記錄,以及民間傳說等支撐起獨特的閩商文化的內涵和外延,系統地反映了福建商人的奮斗史,實現了對中國商業文化的一種新的歷史表達。該片通過歷史和現實中的一位位閩商形象、一段段閩商故事解讀閩商精神,解讀中華文明的海洋氣質,帶領觀眾了解不同于晉商、徽商、浙商的福建商人和他們對中華文明的獨特貢獻。例如,歐洲人的航海在十六世紀后陸續突破大西洋的局限、與亞洲在太平洋上相遇,并由此拉開了人類全球化活動的重要序幕。那時以福建為代表的中國東南沿海海洋族群以區域的文明順應歷史的潮流,開臺灣、下南洋、走西洋、去東洋,代表亞洲之中國繼續參與世界文化與經濟的大循環。同時福建海商持續、大規模的海洋活動造成了中華文化在海外的遷播,歐洲老殖民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的東印度公司在進入東方之后,遇到的并非當地的原住民,而是講著“福建話”的中國商人,因此,福建商人、福建話與福建的其它因素一道構成了西方人認識中國的第一扇窗口。那些中國人(福建人)在海外的傳奇雖然在中國的漢語典籍中沒有記載,卻在歐洲人的圖書館、海關資料中得以保留。從這個層面上看,《閩商》是對破除“歐洲文明中心論”,重新審視中華文明在世界歷史上的巨大貢獻的一部有價值的作品。

福建人經商有著非常久遠的歷史,且是惟一延續至今的商幫,究其原因就在于閩商所代表的中國海洋文明的開放性、包容性與開拓性。《閩商》讓我們進一步了解到,閩商是中國商人的杰出代表,他們創造并利用“福船”,征服了海洋,開辟新航線,在積累財富的同時建立了世界范圍的商業圈;他們闖蕩世界,業績卓著,但從來沒有領土訴求,更無文化侵略,是世界和平發展的使者;他們推動物流發展,促進文化交流,致富不忘回報祖國、回報家鄉、回饋桑梓,是中國海洋文明的重要踐行者。他們創造的閩商精神是中國商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今天中國改革開放、走向世界的本土資源,閩商所具有的海洋文明基因,是中國和平崛起不可或缺的軟實力之一。《閩商》以全新的視角、獨特的構思,流暢而生動地詮釋了閩商文化、閩文化、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它將歷史發現與當代生活相結合,將影像再現與真實記錄相結合,將社會表象與生活細節相結合,將主題呈現與現實關照相結合,加上精致的畫面、多種藝術手段的運用,都使這部紀錄片成為近期電視作品中的又一部代表作。

篇9

經濟全球化作為一種世界性社會歷史現象，必然帶來各國不同文化的傳播與交融。在這場多元文化交流中，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的內在活力和人文價值，面臨著挑戰和難得的發展機遇。在全面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弘揚中華文化自身的開放性、包容性和整合與重構強勢，吸納、融合外來優秀文化，并與之形成互補的傳播態勢，對趕超世界文明發展的步伐，促進中國社會和中華文化的持續、健康發展，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貢獻，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經濟一體化中多元文化交流與傳播的歷史契機

全球化現象是在世界經濟的發展中逐步形成的，也是科學與技術和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必然結果。由于經濟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關系極為密切，當經濟全球化趨勢日趨加快的時候，各種文化也呈現出全球化交流的趨勢，為各國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傳播、交融提供了廣闊的舞臺。這主要表現在：

1.　經濟一體化為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的全球性傳播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資本主義開拓世界市場時，對經濟生產和文化生產的聯系，作過精辟的論述，指出：“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①他們認為隨著世界市場的形成，不僅各地方、各民族在經濟上的封閉狀態被打破，而且在文化上，精神生產也由于各民族之間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賴的加強，而走向世界。文化作為經濟生活的直接反映，在全球化經濟格局形成之時，也促使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傳播和互補成為可能。由于中國已宣布在年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意味著中國選擇了加入全球化經濟運行軌道的發展戰略，中華優秀民族文化需要走向世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也離不開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融合與參與。隨著經濟交往的加強和擴大，文化交流也必然加強和擴大。國際自由貿易不僅帶來商品流通，也會在觀念、法制、文化及管理等方面創造更加廣泛的交流機會。

2.　高新傳播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為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傳播與交流構筑了良好的技術平臺

隨著新技術革命的不斷深化，衛星通訊技術、信息網絡技術、計算機技術和高速交通運輸工具的廣泛使用，以及報紙、期刊、廣播、影視等大眾傳媒的進一步普及，使世界各國之間的空間距離在縮短，經濟和文化之間的聯系在加強，尤其是以全球信息互聯網絡的形成為標志的信息技術革命，已使全球聯結成一個緊密相連、彼此依存、不可分離和相互聯動的信息系統，成為新世紀各國文化交流的技術平臺。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傳播中，中華優秀民族文化中的人性涵養和道德追求，為解決戰爭、種族沖突、環境惡化、能源和人口危機、貧富差異、腐敗等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文化觀念和評判標準，成為解決當今人類發展進程中所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的有效手段之一。

3.　相對穩定和寬松的國際政治環境，為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傳播與交流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改革開放20年，我國始終堅持推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保持正常的雙邊和多邊關系，妥善處理了同周邊國家、西方國家的領土爭端和意識形態分歧，加強了同發展中國家的廣泛合作，建立了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互惠互利的友好關系，不僅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也為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的全球傳播與交流爭取到了有利的外部空間。

4.　文化多元化和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對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傳播與交流，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文化的多元化源于文化的民族特征。各國不同的文化是由自己民族本體所創造的，體現著本民族的本質和特點。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形成不同民族之間交往與互補的落差和傳播空間，使得民族性越突出的文化，越容易走向世界。因此，離開了文化的民族性，也就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根基，也就沒有文化的多元化。同時，不同的文化傳統中也有著共同的文化追求，這又為文化全球化提供了動力源泉，不同民族渴求了解異域其他民族文化傳統，為滿足這種渴望和追求，使得世界上不同民族間的文化相互傳播與交流成為可能，也使各國不同民族文化中有“一部分成為全球共享的文化即非民族的文化”。②中華優秀民族文化完全可以作為全球共享文化，在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得以廣泛傳播。

二、中西文化傳播與互補的當代走向

中華民族文化作為當今全球多元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之一，其某些優秀的民族文化特質對新世紀人類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具有補偏救弊的作用，也贏得了中華文明融入現代價值體系，為全人類更為健全的現代化特征作出自己獨特貢獻的機會。同時，西方文化中的優秀成份及其民族特質，在中西文化傳播與交流中，為中華文化提供了精神營養。舉其大端，中西不同文化可以在以下方面形成傳播與互補，體現自己的價值取向。

1.　中華文化“天人合一”的整體性宇宙觀與西方“人類中心論”的個體宇宙觀的對比。

中國古代哲學強調天與人的和諧，認為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兩者是統一體。所謂“仁者與萬物同體”，“天人感應”，是儒家哲學所追求人性修養的最高境界，是儒家哲學所崇尚的一體性系統宇宙觀念的核心所在。這種哲學思想的深刻內涵是人與自然具有統一的法則，其變化規律是有其內在整體性和系統性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主張人與天地萬物同生共處，和諧相處。

這種哲學觀對當今由科學與技術加速推進的全球化進程，具有極現實的指導意義。以西方“人是自然的主宰”和“征服自然”為核心的天人對立宇宙觀，是西方工業文明以來，造成世界性生存環境危機的思想根源之一。在科學與技術可以改變一切的理念下，人類已經逼近地球的資源極限和人類的生存極限，使改造自然的科學與技術造成了對人類自身的威脅。表現在發展工業中，大規模開采，導致資源耗竭；破壞植被，導致全球沙漠化擴大；可燃性氣體作為能源消耗，造成環境污染，臭氧層破壞，使地球變暖；大規模營造人工島嶼、公路和水庫，改變局部生態平衡，導致氣候異常；人口呈爆炸性增長趨勢，使資源更為緊短，垃圾處理也成了全球化的問題；甚至最近美國科學家要靠人工力量改變地球的運行軌道，使地球變冷等。④上述人類的破壞性、自殺性開發地球資源的行為，究其哲學思想根源，可以說是非整體化宇宙觀所致。上述行為造成的后果將是災難性的，既使科學家可以改變地球運行軌道，但整個太陽系和銀河系也會受到影響，屆時，宇宙天體運行規律也將產生更大的報復性反饋。

因此，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提倡“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哲學觀，自然引起西方學者的推崇，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人類已掌握了可以毀滅自己的高技術文明手段，同時又處于極端對立的政治意識堡壘，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國文明的精髓——和諧。”⑤

2.　中華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文化內涵與西方“注重沖突和競爭”的精神形成互補。

“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是文化傳播與互補的基礎和前題。這種文化內涵和中華民族自身寬容大度與吸納異域文化的心態有著密切關系。中華民族長期依附于封建的小農經濟的田間勞作上，少有遷徙變更，文化心態上有著寬厚淳樸與和諧統一的人生觀。在人與人的關系上，注重親和與凝聚，的意識濃烈，因此，對外來文化，無論是不同的宗教信仰，還是百家學術爭鳴，甚至一些水火不相容的文化也能包納，并在經過短暫的碰撞與沖突后，使其平和地融入本土文化中。可以說華夏文明這樣的包容性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絕不像西方那樣，不同宗教之間始終存在著你死我活的矛盾與斗爭。”⑥這和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人生態度，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自身的彈性、開放的文化認同感和封建帝國國力強盛產生的包容大氣有直接關系。這與當今“和平與發展”的世界主題是完全一致的。在全球化文明與文化沖突中，不無借鑒意義。英籍女作家韓素音說：“中國文化的力量真是無比宏大。因為它總是能不斷吸收外來的東西，再把它們‘中國化’”。“中國文化具有博大的胸懷和超越時空的影響力”。⑦

在西方文化中，赫拉克利特把對立視為美的根源，狄德羅和黑格爾重視沖突，叔本華和尼采欣賞的是絕望和毀滅。“就審美風格而言，西方人更欣賞由劇烈的沖突、噴發的激情、殘酷的結局所構成的趨于崇高的悲劇美。”（時統宇，1985）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追求均衡、中庸和怨而不怒的審美情感，“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圣潔所鑄造的大團圓式結局和喜劇美，形成鮮明的對照。在新世紀全球文化交流中，兩種文化之間可以通過傳播形成互補。

3.　中華民族積極主動的開放意識和百折不撓、堅韌不拔的探索精神與西方文明中征服心理、超克爭勝的現代精神形成對比。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強烈開放意識的民族。早在二千多年前西漢時期，在古代交通極其不便和物質生活相當貧乏的條件下，我國古代的使臣、僧侶、商人和旅行者，以堅韌不拔的意志和頑強積極的探索精神，走沙漠、踏雪山、越重洋，不僅開辟和擴大了古代中國的地理交通，尤為重要的是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在獲取外部世界知識的同時，廣泛傳播了中華文明和文化，進行了最早的跨地域、跨文化的信息傳播。

從地理座標上分析，走訪東方各國的有唐代的鑒真和尚和北宋的徐兢。奉旨出使高麗（朝鮮半島）的徐兢率龐大的使團，東渡朝鮮記載下整個航程使用指南針導航的情況，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用指南針導航的完整記錄。走訪南亞諸國的有，三國時期孫權派朱應、康泰對扶南（柬埔寨）的官方回訪，他們分別寫下《扶南異物志》和《吳時外國傳》，成為世界文化寶庫中最早介紹柬埔寨有關情況的珍貴文獻。另有東晉僧人法顯在公元399年以65歲高齡，與同伴四人從長安出發，去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求戒律。歸來后，他寫成《佛國記》，這是歷史上第一部比較詳細記錄古代中亞、南亞、南海地理、風俗的著作，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被譯成多種文字廣為傳播。走訪西方各國的有，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經，公元629年從長安出發，冒著生命危險，途經甘肅、新疆、中亞和阿富汗等地，終于到達印度。歷經19年后回到長安，帶回經論657部。他寫成的《大唐西域記》，記載了138多個國家、城邦和地區的概況，是研究中亞、南亞和部分西亞地區歷史地理的重要文獻，是具有永久價值的新聞實錄，為中外文化交流與傳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此外，元代的周達觀和汪大淵，分別遠行到柬埔寨和非洲的桑給巴爾。還有明代著名的“鄭和七下西洋”等等。他們不僅是中外地理交通的開拓者

和思想文化的傳播者，他們的游記和著錄還彌補了外國歷史的記載不足。印度歷史學家阿理認為：“如果沒有法顯、玄奘、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歷史是完全不可能的。”⑧國際東南亞史學權威、英國學者霍爾說過：“要獲得東南亞原始歷史的任何知識，中國史料是不可缺少的。”⑨ 西方文化同樣具有強烈的探索精神和開放意識，然而，與中華文化不同的是，西方的探索精神中包涵強烈的征服欲，開放意識中帶有濃厚的功利性。在今天，這種西方文化面臨著人神對立、文明沖突和極端個人主義盛行的困擾，不少西方學者把目光投向中國，以期尋找擺脫窘境的路徑。這已經成為新世紀對人類發展富有挑戰性的重大課題。

4.　中華文化的“大國小家”社會價值觀和倫理觀與西方文化中以個人為本位的權力型倫理價值觀的對比。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重視集體主義精神的培養，在國家與小家、集體與個體的關系上，主張無私奉獻精神；在個人自身的修養上，重情、重義、重德、重義務、重理想和重集體，表現了強烈的犧牲精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⑩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生追求。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操和憂患意識，更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氣節的真實寫照。這些文化內涵，在新世紀知識經濟時代，包含了許多積極因素。

在西方文化中，以個人為本位，以注重自我權利為基本特征的權力型倫理價值觀，是當今西方發達國家所遭遇的最大問題——極端個人主義盛行的根源所在。中華文化注重集體和國家的奉獻精神，可以給西方現代倫理價值觀克服自身弊端以啟發和借鑒。

此外，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百折不撓的人生態度和創造精神；崇尚道德情操，和見利思義的高尚人格；“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博懷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濟世扶困、舍已為人精神與人道主義情懷；以及人貴物賤、重人輕神的人文價值觀念，對克服全球化過程中的社會問題，無疑具有特殊的“醫治”作用。無怪乎西方科學家和有識之士呼吁：“人類如果要在21世紀繼續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亂，就必須回首2500多年前孔子的道德智慧。”⑾湯因比甚至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和墨家的仁愛、兼愛思想學說，是醫治現代社會文明病的良藥。他指出，儒家的仁愛“是今天社會所必需”，“墨家主張的兼愛，過去只是指中國，而現在應作為世界性的理論去理解。”⑿

三、正視挑戰，強化傳播與互補意識，創造新世紀中華民族新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觀照中國傳統文化，要以辯征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為指導，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進行認真的梳理，分清精華與糟粕。尤其要以歷史的眼光、創新的理念和全球的視野，對不同文化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列寧曾經指出，每一民族文化中都有兩種民族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中既有重人文、輕宗教，鼓勵獨立人格，主張以德治國的優良傳統，也有不少消極落后和負面的惰性因素。特別是在中國邁向現代化的歷史轉折時期，中華民族文化中受自然經濟、農業文明影響產生的惰性與保守，和封建專制主義思想觀念中壓抑人性、抵制科學與民主的一面，都是影響和制約現代化進程的不利因素。我們只有發揚優秀傳統文化，摒棄腐朽傳統，在廣泛吸納世界各民族優秀文化的基礎上，才能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應注意處理以下幾種關系：

1.　全球化與民族化的關系

目前，對全球化中文化的發展有兩種流行觀點：一種是，經濟全球化將導致民族文化消失，代之以全球化的文化同質傾向；另一種是，將全球化視為全世界西化的過程，并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實質上，上述觀點是難以成立的。首先，經濟全球化必然帶來不同民族經濟利益的重組或再分配，文化沖突不可避免。目前，從歐共體各成員國與美國的嚴重利益沖突和文化碰撞中可見一斑。其次，實現現代化并不是僅有西方文化一條路徑。20世紀下半葉，東亞經濟繁榮并快速走上現代化的事實證明，東方文化優良傳統一旦與西方優秀文化相融合，并以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也是一條實現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可見，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其民族獨特個性與全人類共同的統一體。“在世界交往中得到充分發展的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歷史的（內在——引者注）規定。在這個嚴格限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⒀

確定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方位，應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就是，以中華民族文化中的優良傳統為特色，吸收一切有積極作用的外來文化，在世界文化體系和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對人類文明做出新的貢獻。

2.　文化沖突與文化融合的關系

如前所述，經濟全球化并不能消除國家之間和民族之間的沖突，經濟利益矛盾甚至還會加劇不同文化間的摩擦。在新世紀不可避免的文化沖突面前，是加劇它的沖突，還是，增強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理解，最終走向融合，這不僅是全人類面臨的重大主題，也是中國在實現現代化道路上，無法回避的問題。在“和平與發展”這個人類最大的問題層面上思考，經濟全球化將催化一種世界文化新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可以為這一新的多元格局提供有價值的精神資源。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應對中國傳統文化中不適應現代化發展的部分加以排除，充分吸收其他文化傳統中對當今社會有價值的內容，整合外來文化，更新自身文化，以適應21世紀世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的發展趨勢。

3.　當代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關系。

科學精神是人們在科學活動中形成的意識和態度。它包括尊重理性、尊重事實、追求真理、寬容開放、嚴謹認真、敢于懷疑、無私奉獻和批判創新等精神內涵。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科學精神可以分為近代科學精神、現代科學精神和當代科學精神等三種形態。每一種科學精神均建立在一定科學發現基礎之上。如近代科學精神是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時代精神的反映，其特點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離異性。現代科學精神是以原子物理學、生物工程和光電子信息技術為基礎形成的，其特點是在自然與人類、科學與人文的關系上承認它們是交融和聯系的，二者的地位是同等的。而當代科學精神是高揚人文精神以消彌科學精神，其特點是，一切科學活動和技術進步均應以人類生存狀態的改善與進步為核心。可見，高揚人文精神是當今科學精神的重要內涵。

人文精神是對人的尊嚴、價值、權利、責任和生存意義的終極關懷。它可以分為西方人文精神、中國傳統文化人文精神和人文精神三大類型。⒁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是人類認識和觀察世界不可或缺的兩種方法，只有同時具備這兩種精神，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才能更全面，實踐活動才能更自覺。⒂

在當代中國文化的語境中，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要趕上西方國家的先進水平，就要全面普及科學知識，大力發展科學與技術。但目前的情況是，改革開放以來，科學的技術價值和對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使人們走向了極端，認為科學與技術是萬能的，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要避免這種科學主義的消極影響和錯誤認識，防止中國現代化建設誤入科學主義歧途，必須高揚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這是因為，人文精神主張人類的解放和人的全面發展，是在西方人文精神基礎上，摒棄其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成分，提倡真理與道德的統一，價值與事實的統一，倫理與實際需要的統一，科學與人文的統一。它既包含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樸素的唯物主義成分，又在本質上區別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封建糟粕內容。在今天，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奔向現實化的征途上，如果不能正確地處理物質享樂與精神追求的關系，將使國人難以擺脫物欲的誘惑與支配，變成物質的附屬物和“經濟動物”，就會出現資本主義社會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只有在指導下繼承和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充分借鑒吸收西方人文精神中的精華部分，才能構建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的的人文精神，實現中華民族和優秀文化的偉大復興。

綜上所述：在經濟一體化、政治、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中，不同文化間從沖突、碰撞走向融匯互補，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新世紀人類文化的基本走向。以中華民族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文明，應弘揚自身的文化整合與重構強勢，摒棄民族虛無主義的“全盤西化”和夜郎自大、自我封閉的“盆地意識”，廣泛吸納世界各民族的優秀文明成果，實踐科學與人文的統一，技術與人性的統一，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統一，在全球化背景和現代化進程中，創造更加輝煌燦爛的中華民族新文化。

注釋：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倪力亞《以新的積極姿態擴大對外文化交流》，載《文化研究》2000年第8期第92頁，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出版。

③　《老子·二十五章》。

④　《今晚報》2001年8月4日《今晚周刊》專版。

⑤　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⑥　徐親知、史亞非《中華傳統文化的特性》，載《大慶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第50－51頁。

⑦　《光明日報》1993年12月7日第2版。

⑧　耿引曾《古代中國的越境旅行家》，參見《中華文化講座叢書》第一集，第182頁，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⑨　同⑧。

⑩　《禮記·大學》。

⑾　顧冠華《中國傳統文化論略》，載《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第3頁。

⑿　同⑾。

篇10

【Abstract】Along with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the mass culture’s development， people's value orientation and aesthetic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 is increasing in constant. As one of the main form of urban public cultural activitiesthe mass dance is advantageous to the prosperity of mass culture， promote the 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From a regional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exploring how to blend in minnan region culture elements in the da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effective ways to the danc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ance through the paper expounds cause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mass culture， while inheriting regional culture，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reating dance workers.

【key words】regional culture； mass dance； the plait. application

1、問題的提出

舞蹈作為一種表演性藝術，其創作具有一個非常廣闊的自由空間。群眾舞蹈是以群眾為主體的，在群眾中進行的、并以群眾自我娛樂為主要目的的舞蹈活動。群眾自己掌握和應用舞蹈的手段，通過舞蹈藝術的創造和傳播來表現群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群眾舞蹈和其他群眾文化一樣起源于勞動和人類特有的精神生活需求[1]。隨著社會的發展，群眾舞蹈在內容上日益豐富，形式上多姿多彩、多方面地反映表現人民群眾的生活、思想、情感及審美需求。因此，群眾性的舞蹈活動日新月異、蒸蒸日上，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我們在群眾舞蹈創作中，不僅應該忠實于生活，更應該大膽吸取地域文化元素，加上自己的創造性努力，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閩南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統一性、鄉土情誼、家族本位和崇儒重德等典型特征，在閩南文化中都有體現。閩南文化不僅包含了崇儒拜祖、家族經濟、鄉土情懷、習俗傳承、自強不息等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而且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本文從地域文化視角出發，探索在群眾舞蹈創編中如何融入閩南地域文化元素，提出了群眾舞蹈創編的有效途徑，以使群眾舞蹈更具地域特色，同時又能夠對推動全民健身、增強民族情感，對民族藝術和地域文化的另一種形式的傳承與保護發揮積極作用。

2、閩南文化概述

2.1 歷史淵源

閩南民系族群是古代中原漢人多批次大規模入閩，并與當地閩越遺民逐漸融合而成的。從中原帶來的黃土文化，與閩越人“善舟船”的海洋文化相結合，形成了閩南文化的基礎。閩南文化發源于福建泉州地區，逐步向漳州地區、潮汕地區和雷州半島、臺灣地區及海南地區擴展；并且隨著閩南人的足跡，沿著江河海岸延伸至廣西平南玉林地區、浙江平陽地區、東南亞港澳地區，以及內陸的江西上饒周邊地區、江蘇宜興以及本省的閩北、閩東和閩中個別地方。宋元時期，頻繁的對外交流，使閩南文化又融合了伊斯蘭文化、印度文化、歐洲文化和南洋文化。近代以來，閩南文化繼續接納西方異質文化，不斷獲得更新和發展。閩南文化如同一個雪球，順著歷史的軌道滾動，不斷壯大、發展與成熟。因此，閩南文化既是地域性的，又是世界性的。

2.2 精神內涵

閩南文化內容十分豐富，包括了民間藝術戲劇、傳統的建筑風格、民俗傳統、閩南方言、民間信仰、民間音樂、民間舞蹈、民間美術、傳統體育競技、地方精神和文學等。閩南文化有著諸如多元性、開拓性、務實性、包容性、奇異性等特點[2]，具有重鄉崇祖的生活哲學、愛拼敢贏的精神氣質、重義求利的價值觀念和山海交融的行為模式等精神內涵，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

2.3 傳承意義

在中華大文化里，閩南文化只是眾多的子文化之一，但對于從這里走向世界的眾多閩南華人來說，閩南文化是傳承了其文化之根的記憶，是長久被儲存在已經遠離了這塊土地的游子對家鄉的記憶。當前，在群眾藝術當中弘揚閩南文化，既是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需要，也是廣泛聯系海峽兩岸閩南人共同建設美好家園、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需要，因此在群眾藝術的創編當中融入閩南地域文化元素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