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正因為如此，2007年十七大報告提出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的增長格局，以消費為拉動經濟發展之首、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可以說，我國將構建消費大國作為重要發展目標，并將加快推進以此為目標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與改革。消費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和間接拉動作用將更加顯現。在后危機時代，如何尋求長期刺激消費需求的辦法，實現消費增長，以最終拉動經濟增長，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從1999年開始，陸續有學者提出加快推進城市化是拉動消費的重要有效途徑和主要動力。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把居民消費的擴大作為重點，并為解決刺激消費增長的長期動力指明了方向――以穩步推進城鎮化為依托。如何發揮新型城市化對消費增長的推動作用，消費增長對新型城市化發展的影響力和拉動力作用，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以真正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目前尚處于探索階段。應探尋適合中國消費國情的新型城市化路徑，建立與消費增長相適應的新型城市化的動力機制；注重消費對新型城市路徑與發展模式的影響；新型城市化的速度、規模的確定、以及水平的衡量，應與消費結構、消費數量和質量、消費水平等相匹配；新型城市化中的城市建設和規劃也應考慮消費因素；盡量發揮城市的消費功能，鼓勵發展消費型城市、構建消費型社會；利用新型城市化背景，引導居民消費行為的變化、促進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樹立城市可持續再生理念，以滿足不同消費群體的多層次消費需求。

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收入是制約居民消費的首要因素，應盡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轉變居民收入構成，以便“藏富于民’。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最主要來源就是職工工資，但近幾年來，其占GDP的比重卻趨于下降。因此，在宏觀收入分配領域，必須協調政府、企業、居民三者的分配關系，適當提高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為此，有人提出借鑒日本經驗，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有關專家也認為我國具備了國民收入5年內翻倍的條件。但以何速度、以何規模、在何范圍實現國民收入的增加，以便防止通貨膨脹的出現、防止中低收入居民并未真正得到國民收入增加的實惠，反而落入富人的腰包，是必須考慮的問題。居民收入一般由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構成。我國居民經營性收入、尤其是財產性收入占總收入比重較低，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如果只靠股市、尤其是房市來拉動財產性收入，容易產生泡沫經濟。因此，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同時，應拓寬就業渠道，盡量引導擇業觀念的改變，鼓勵失業人，員再就業；拓寬投資渠道，金融機構適當進行金融工具創新、為百姓提供多種可投資產品，如鼓勵多種債券的發行，允許居民境外直接投資，調整儲蓄率，遏制股市“消息市”和“政策市”的影響、促進股市健康發展；培養人們的投資理念、增加對投資品的認識以及投資方面的知識；積極發展地方特色農業、生態農業經濟；加強對農民的非農就業技能培訓，幫助農民到城鎮和二、三產業就業，以增加農民的現金收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創新，積極探索“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宅基地和住房市場化流轉”等方式，增加農民資產性收入；繼續降低農民稅費負擔，減少農業生產和經營成本，增加農民的財政收入，等等，努力使城鄉居民收入構成多元化。

發展公共消費，以確保居民有效消費需求的增加。公共消費是居民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經驗表明，政府在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公共住房、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方面支出的增加，既可部分轉化為居民在這方面的消費，間接增加居民收入，還會減少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心，進而增加其他消費。因此，政府應在注重提高公共消費的支出的同時，應堅持與落實公共消費的普惠性原則、保證人人享有公共消費品時的平等性，防止公共消費品因權力濫用而被任意使用或過度使用；要將為弱勢群體提供公共消費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各級政府應明確對不同公共消費品投入的財權與事權，保證責權利的明晰；還應鼓勵各種社會力量對公共消費的投入。

篇2

一、問題的提出

本文通過對河北1995-2008年的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數據的定量研究,試圖剖析在當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消費需求對于促進河北經濟可持續增長所起的作用,為進一步提出促進河北消費需求增長的現實的、可操作的對策和建議奠定基礎。

二、變量的選取

1.消費需求衡量指標的選取。消費需求作為一個宏觀經濟分析的范疇,是指一定時期內常住單位形成的對最終消費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總量。本課題研究消費需求的衡量指標是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最終消費。是常住單位為滿足物質、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購買的貨物和服務的支出。根據消費主體不同,最終消費分為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居民消費又可細分為城鎮居民消費和農村居民消費。

2.經濟增長衡量指標的選取。經濟增長是由產出能力的增加帶來的總產出的持續增加,如果考慮到人口和價格因素,經濟增長就是人均實際產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時考慮到目前世界各國都采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從研究問題的一致性出發,本課題所涉及的經濟增長是指總產出的增長,并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表示經濟增長率。

三、消費需求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分析

消費率又稱最終消費率,是最終消費需求在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作為一項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它不僅能反映一國(或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最終使用格局,還可以直觀地反映消費增長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經過分析我們發現:

1.最終消費率在低位徘徊,波動中呈下降趨勢。從圖1可以看出1995年以來,河北的消費率始終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費率為43.4%。由于消費需求的增長速度落后于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按照當年價格計算,1996-2008年地區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速為14.3%,最終消費的年均增速為13.2%,兩者增速相差1.1個百分點。其中,2008年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速為18.1%,而最終消費增速為14.3%,比地區生產總值增長慢3.8個百分點。由于消費需求增長慢于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導致消費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僅為41.8%,比1995年下降了5.5個百分點。

2.消費需求各組成部分比重變化不平衡,農村居民的消費率下降是消費率下降的原因。從圖2可以看出:政府消費率呈平穩的上升趨勢,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開始已超過農村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率在波動中呈下降趨勢,下降幅度比較大,從1996年的37.9%下降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降為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可見,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是造成最終消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費構成中,城鎮居民消費率基本表現出平穩的上升趨勢,2005年起已超過農村居民消費率成為消費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達到1995年以來的最高點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個百分點;而農村居民消費率則呈現出反方向變化趨勢,從1996年開始一直呈下降的趨勢,到2008年降為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9.1%,下降了14.4個百分點,可見,農村居民的消費率下降是居民消費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析

為進一步量化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我們計算了各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各需求的增加額/GDP增加額×100%)和各需求對GDP增長拉動的百分點(GDP增長的百分點×各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兩個指標,并繪制了折線圖(見圖3-6)。經過分析發現:

1.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是第一位的,消費需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二動力。1996年以來,在河北經濟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以及地區間貨物和服務凈流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40.3%、54%和5.7%,分別拉動經濟增長5.1、6.9和0.7個百分點。可見,投資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主動力,消費需求僅次于投資需求。圖4顯示:除1999-2002年這四年消費的貢獻率大于投資和2003年、2005年消費和投資共同拉動經濟增長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資需求在支撐著經濟的增長。圖5顯示:1995年以來,河北的國內生產總值呈現出高速持續的增長,而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較快的年份中,投資的拉動作用顯著,可見,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短時間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成為政府提高經濟增長率的首選因素。

2.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更為持久和相對穩定,是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圖4顯示:相對于投資需求,河北的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足,但是與資本形成拉動經濟增長(3-10.1)及貨物和服務的凈流出拉動經濟增長(-1.5-4.96)相比,消費需求增長對經濟的拉動(3.1-7.1)波動較小,是拉動經濟增長最為穩定的因素。由于消費需求具有剛性,決定了在地區生產總值的年新增額中,消費需求波動幅度遠遠小于投資等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影響慣性最大。在經濟增長擴張期,消費需求增加不如投資明顯;同樣,在經濟收縮期,消費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費需求成為河北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

3.消費需求中居民消費尤其是農村居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從消費需求的構成來看,1996-2008年,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為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25.69%。圖5顯示: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的總體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費,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保持平穩,平均水平為1.86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的平均水平為3.27個百分點。

從居民消費內部構成來看,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波動中呈下降的趨勢,相對差異較大,從1996年的19.8%,下降至2008年的2.38%,下降了17.4個百分點,平均貢獻率僅為5.06%;而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波動中呈上升的趨勢,從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貢獻率為20%。圖6顯示: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拉動的平均水平(0.64個百分點),不僅遠遠低于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的平均水平(2.62個百分點),也低于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水平。

五、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的灰關聯分析

灰色關聯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統理論基礎上的一種分析方法,對于小樣本,該方法要優于經典的數學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尋求系統中各要素的主要關系,并確定要素間的相互影響程度和對系統行為的貢獻程度。

本文選取河北省1995-2008年按當年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參考序列,最終消費、政府消費、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和城鎮居民消費構成序列作為比較序列。用均值法對原始數據序列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即同一數列的所有數據均處以該數列的平均值,得到一個新的數列,這個新的數列就是各個時刻的數值相對于該數列平均值的倍數的數列;然后,根據參考序列和各個比較序列計算差序列,從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min)=0.0011719,最大差值Δ(max)=0.820203;由灰色關聯系數的公式,令計算出各個因素在不同時期的灰色關聯系數;最后,根據關聯度公式:,計算各個變量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聯度,分析結果顯示:

河北最終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很高為0.942,且各年的關聯系數大部分都在90%以上,而且變動幅度比較小,說明消費需求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是河北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基礎。

在最終消費構成中,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0.846)比政府消費(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說明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費構成中,城鎮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0.761)遠遠高于農村居民消費(0.597),這也表明雖然在總人口中,農村居民所占比重遠遠高于城鎮居民,但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要大于農村居民消費。分階段來看,居民消費的關聯度從九五時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時期的0.787;城鎮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從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說明居民消費尤其是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上升的趨勢。

六、結論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說明消費需求是河北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基礎。1995-2008年間河北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最終消費和資本形成拉動,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高于消費;在最終消費構成中,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尤其是城鎮居民消費快速增長是促進河北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農村居民消費增速慢與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速,導致農村居民消費率下降,是河北消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當人均GNP超過1000美元之后,經濟增長動力開始出現轉折性變化,消費率開始步入上升階段,投資率則逐步降低(劉成林,2007)。從河北的現實情況來看,投資率仍維持在較高水平。理論分析表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以消費為基礎。因為投資需求具有“名為當期需求,實為下期供給”的雙重性。在社會在生產過程中,投資需求只不過是中間需求,只有消費需求才是最終需求,消費需求規模的擴大和消費結構的升級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從短期來看,投資需求的擴張雖能一時拉動經濟的增長,但從中長期來看,投資本身不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如果投資結構不能適應消費需求結構的變化,投資的增長超過了消費需求的增長,這種投資形成的供給實際上是無效供給,會加劇下一階段的供給過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費基礎上投資,通過消費與投資的良性循環和持續增長的態勢來共同拉動經濟增長,才能有效的擴大內需,使整個經濟運行進入良性循環軌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更大地釋放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約居民消費尤其是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因素,逐一加以解決,為經濟增長掃除障礙。

參考文獻:

篇3

一、問題的提出

本文通過對河北1995-2008年的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數據的定量研究，試圖剖析在當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消費需求對于促進河北經濟可持續增長所起的作用，為進一步提出促進河北消費需求增長的現實的、可操作的對策和建議奠定基礎。

二、變量的選取

1.消費需求衡量指標的選取。消費需求作為一個宏觀經濟分析的范疇，是指一定時期內常住單位形成的對最終消費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總量。本課題研究消費需求的衡量指標是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最終消費。是常住單位為滿足物質、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購買的貨物和服務的支出。根據消費主體不同，最終消費分為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居民消費又可細分為城鎮居民消費和農村居民消費。

2.經濟增長衡量指標的選取。經濟增長是由產出能力的增加帶來的總產出的持續增加，如果考慮到人口和價格因素，經濟增長就是人均實際產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時考慮到目前世界各國都采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從研究問題的一致性出發，本課題所涉及的經濟增長是指總產出的增長，并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表示經濟增長率。

三、消費需求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分析

消費率又稱最終消費率，是最終消費需求在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作為一項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它不僅能反映一國(或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最終使用格局，還可以直觀地反映消費增長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經過分析我們發現:

1.最終消費率在低位徘徊，波動中呈下降趨勢。從圖1可以看出1995年以來，河北的消費率始終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費率為 43.4%。由于消費需求的增長速度落后于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按照當年價格計算，1996-2008年地區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速為14.3%，最終消費的年均增速為13.2%，兩者增速相差1.1個百分點。其中，2008年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速為18.1%，而最終消費增速為14.3%，比地區生產總值增長慢3.8個百分點。由于消費需求增長慢于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導致消費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僅為 41.8%，比1995年下降了5.5個百分點。

2.消費需求各組成部分比重變化不平衡，農村居民的消費率下降是消費率下降的原因。從圖2可以看出:政府消費率呈平穩的上升趨勢，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開始已超過農村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率在波動中呈下降趨勢，下降幅度比較大，從1996年的37.9%下降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降為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可見，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是造成最終消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費構成中，城鎮居民消費率基本表現出平穩的上升趨勢，2005年起已超過農村居民消費率成為消費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達到1995年以來的最高點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個百分點;而農村居民消費率則呈現出反方向變化趨勢，從1996年開始一直呈下降的趨勢，到 2008年降為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 9.1%，下降了 14.4個百分點，可見，農村居民的消費率下降是居民消費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析

為進一步量化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我們計算了各需求對GDP 增長的貢獻率(各需求的增加額/GDP增加額×100%)和各需求對GDP 增長拉動的百分點(GDP增長的百分點×各需求對GDP 增長的貢獻率)兩個指標，并繪制了折線圖(見圖3-6)。經過分析發現:

1.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是第一位的，消費需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二動力。1996年以來，在河北經濟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以及地區間貨物和服務凈流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40.3%、54%和5.7%，分別拉動經濟增長5.1、6.9和0.7個百分點。可見，投資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主動力，消費需求僅次于投資需求。圖4顯示:除 1999-2002年這四年消費的貢獻率大于投資和2003年、2005年消費和投資共同拉動經濟增長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資需求在支撐著經濟的增長。圖5顯示:1995年以來，河北的國內生產總值呈現出高速持續的增長，而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較快的年份中，投資的拉動作用顯著，可見，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短時間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成為政府提高經濟增長率的首選因素。

2.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更為持久和相對穩定，是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圖4顯示:相對于投資需求，河北的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足，但是與資本形成拉動經濟增長(3-10.1)及貨物和服務的凈流出拉動經濟增長(-1.5-4.96)相比，消費需求增長對經濟的拉動(3.1-7.1)波動較小，是拉動經濟增長最為穩定的因素。由于消費需求具有剛性，決定了在地區生產總值的年新增額中，消費需求波動幅度遠遠小于投資等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影響慣性最大。在經濟增長擴張期，消費需求增加不如投資明顯;同樣，在經濟收縮期，消費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費需求成為河北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

3.消費需求中居民消費尤其是農村居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從消費需求的構成來看，1996-2008 年，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為 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25.69%。圖 5顯示: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的總體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費，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保持平穩，平均水平為 1.86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的平均水平為 3.27 個百分點。

從居民消費內部構成來看，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波動中呈下降的趨勢，相對差異較大，從1996年的19.8%，下降至 2008年的 2.38%，下降了 17.4個百分點，平均貢獻率僅為5.06%;而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波動中呈上升的趨勢，從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貢獻率為20%。 圖6顯示: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拉動的平均水平(0.64個百分點)，不僅遠遠低于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的平均水平(2.62個百分點)，也低于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水平。

五、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的灰關聯分析

灰色關聯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統理論基礎上的一種分析方法，對于小樣本，該方法要優于經典的數學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尋求系統中各要素的主要關系，并確定要素間的相互影響程度和對系統行為的貢獻程度。

本文選取河北省 1995-2008年按當年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參考序列，最終消費、政府消費、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和城鎮居民消費構成序列作為比較序列。用均值法對原始數據序列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即同一數列的所有數據均處以該數列的平均值，得到一個新的數列，這個新的數列就是各個時刻的數值相對于該數列平均值的倍數的數列; 然后，根據參考序列和各個比較序列計算差序列，從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 min)=0.0011719，最大差值 Δ (max) = 0.820203;由灰色關聯系數的公式，令 計算出各個因素在不同時期的灰色關聯系數;最后，根據關聯度公式:，計算各個變量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聯度，分析結果顯示:

河北最終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很高為0.942，且各年的關聯系數大部分都在 90%以上，而且變動幅度比較小，說明消費需求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是河北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基礎。

在最終消費構成中，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0.846)比政府消費(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說明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費構成中，城鎮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0.761)遠遠高于農村居民消費(0.597)，這也表明雖然在總人口中，農村居民所占比重遠遠高于城鎮居民，但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要大于農村居民消費。分階段來看，居民消費的關聯度從九五時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時期的0.787;城鎮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從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說明居民消費尤其是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上升的趨勢。

六、結論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說明消費需求是河北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基礎。1995-2008年間河北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最終消費和資本形成拉動，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高于消費;在最終消費構成中，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尤其是城鎮居民消費快速增長是促進河北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農村居民消費增速慢與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速，導致農村居民消費率下降，是河北消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當人均GNP超過1000美元之后，經濟增長動力開始出現轉折性變化，消費率開始步入上升階段，投資率則逐步降低(劉成林，2007)。從河北的現實情況來看，投資率仍維持在較高水平。理論分析表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以消費為基礎。因為投資需求具有“名為當期需求，實為下期供給”的雙重性。在社會在生產過程中，投資需求只不過是中間需求，只有消費需求才是最終需求，消費需求規模的擴大和消費結構的升級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從短期來看，投資需求的擴張雖能一時拉動經濟的增長，但從中長期來看，投資本身不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如果投資結構不能適應消費需求結構的變化，投資的增長超過了消費需求的增長，這種投資形成的供給實際上是無效供給，會加劇下一階段的供給過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費基礎上投資，通過消費與投資的良性循環和持續增長的態勢來共同拉動經濟增長，才能有效的擴大內需，使整個經濟運行進入良性循環軌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更大地釋放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約居民消費尤其是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因素，逐一加以解決，為經濟增長掃除障礙。

參考文獻

篇4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31-0118-03

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不僅要靠投資的支撐,更主要的應靠國內消費。多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需求來拉動,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嚴重不足。其主要癥結在于居民消費需求不足,而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的最大癥結在于農民消費水平低下。我國是一個擁有9億多農村人口的大國,農業的消費需求和購買能力是經濟興衰的決定性因素。如何積極開拓農村市場,擴大農村人口對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需求,努力使廣大農村的消費市場成為中國經濟的強勁動力源之一,是當前亟待研究解決的問題。

1 當前農村消費不足的表現

中國農村消費市場長期啟而不動、發展滯后,不僅表現在與自身市場規模極不匹配的消費總量上,還表現在與城市消費市場的巨大差距上。整體水平偏低、消費結構失衡、增長速度趨緩等現象嚴重遏制了消費市場發展的活力。

首先,我國農村居民總體消費水平偏低、增長速度趨緩。長期以來,中國農村消費市場的客觀現狀與市場規模很不匹配,其市場潛力沒有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農戶消費水平的增長率低落,消費市場增長速度緩慢,農村消費市場長期僵持于低迷狀態。從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的差距可以看到,農村居民消費一直以低水平運行。從1990年以來,中國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的絕對差距持續擴大,相對差距在波動中略有擴張。

其次,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結構失衡。目前,中國農戶的消費仍集中在食品、衣著、居住等基本生活消費品,恩格爾系數的下降幅度偏小。對于交通通信、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等較高層次的消費剛剛起步,這既不利于農村家庭生活水平的改善,也無法帶動當地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進而提高務工農民收入。我國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雖然呈逐年下降趨勢,從2001年的47.7%下降到2007年的43.1%。但是與城鎮居民36.7%的恩格爾系數相比,農村居民的整體消費水平仍然較低。

2 當前制約農村消費市場發展的主要因素

近幾年來,農村市場日益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而且把農村市場作為今后市場建設的重點。然而近幾年農村市場由于下列各種因素的影響發展嚴重滯后。

(1)農民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相比還很低且增幅緩慢。農民的消費行為已從攀附式的消費行為上升到有風險預期的理性消費行為,盡管國家將增加農民收入作為“三農”問題的重要工作來抓,但是由于主要通過減免稅收和增加補貼這兩項不可持續的方式進行,因此農民增收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收入依然制約著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因此,政策的制定,應以穩定增加農民的持久收入為出發點,增強農民提高收入的預期。

(2)社會保障制度缺失,農民的非消費支出增多。首先,基礎設施建設如修鄉村公路需要農民集資；其次,目前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和維持的費用大多數需要由農民來負擔。雖然國家一再強調對農民要“多予,少取”,但不少地方仍存在亂集資、亂收費、亂攤派的現象,有的甚至采用非法手段,向農民收取各種費用。

(3)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和農村金融機構缺失導致的消費環境不完善。這主要體現在路、電、通信設備等設施的不配套,影響了農村的消費市場。從目前來看,很大一部分農民已具備了購買耐用消費品的經濟支付能力,而且有強烈的消費需求,只是缺乏相應的消費硬件設施。

3 農民收入與消費關系的數量分析

在這里,根據持久收入假說理論建立農民收入――消費函數模型,擬合農村持久收入消費函數,希望據此可以推算農民收入的增加,尤其是持久收入的增加對擴大內需的拉動作用。

根據費里德曼的觀點,收入由兩個部分組成：持久收入和暫時收入。消費者對不同類型的收入變動會作出不同的反應。如果收入的變動是永久性的,那么人們就可能消費掉所增加的大部分收入。另外,如果收入的變動具有明顯的暫時性,那么增加的收入中相當大的部分就會被儲蓄起來。在各種影響消費傾向的因素中,持久性收入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費里德曼在對模型估計的過程中采用不同λ的值進行估計,選取R2最高的作為消費函數,此時相對應的λ值為0.333。故可采用收入的三階段移動平均值來近似表示持久收入,暫時收入為現期實際收入與持久收入之間的差值。下表給出了計算出的農村居民的持久收入、暫時收入和消費傾向。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①2000年之前農村居民的持久收入一直呈上升趨勢,2001年之后,持久收入比重持續下降。②2000年之后農村居民的暫時收入絕對值和比重都在上升。③從2001年之后,總體的平均消費傾向要小于邊際的消費傾向,根據兩者的內在關系,平均消費傾向呈下降趨勢。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目前農民的持久收入的比例呈不太穩定的增長態勢,而且存在下滑的可能性,這必然會影響農民現期的消費行為。

4 中國農村消費和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增長過分依賴于投資與出口,對消費需求的重視不足,這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經濟增長原動力的傾斜。因此,打破農村消費市場啟而不動的僵局是中國保障國民經濟可持續健康增長的前提和基礎。

(1)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低。農民消費水平增長慢于人均GDP增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事實上,在最近10年間(1996―2005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僅為4.8%,遠落后于同期人均GDP 8.2%的增長率。正是由于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增長緩慢,導致農村居民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處于很低水平。這種狀況與我國龐大的農村人口所應產生的消費經濟效應是不相適應的。

(2)農民消費水平低下極大制約我國經濟增長。一方面,農民消費水平低下會直接影響總消費需求的增長,進而影響商品的銷售,影響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農民消費層次低下,使產業結構優化轉型滯后。

(3)農村居民消費的市場規模和潛力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我國農村人口的消費需求潛力巨大。這個潛力的充分釋放,將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近30年來,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率從最高點1983年的32.3%下降到最低點2007年的9.1%,下降了23%。在居民消費總額中,農村居民消費所占比重從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下降了近37%。

5 促進農村居民消費,拉動內需的政策建議

(1)城鎮化建設和新農村建設同步雙軌運行,促進農村消費的增長。一方面,加快發展農村小城鎮建設,有利于促進我國城市化進程、有利于促進農村工業化的發展、有利于有效地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通過城市化擴大內需。這需要完善農業富余人員在城鎮務工經商政策及生活、子女入學等相關配套政策。另一方面,積極開展新農村建設,提高綜合生產能力,深入挖掘農業增收的各項潛力,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村消費的增長。

(2)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積極發展農村消費信貸。經過30年的持續發展,中國農村初步具備了以社會保障制度替代家庭保障制度的條件。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降低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從而抑制過高的儲蓄。繼續穩定農村,發揮其重要的經濟社會保障作用,解除農村居民即期消費和信貸消費的后顧之憂。

(3)優化農民消費結構,促進消費結構升級。調整產品結構,為農村消費市場開發和提供適銷對路的商品。生產企業要轉變觀念,深入農村市場調查、認真研究農民的消費心理、消費特點、消費習慣、消費結構,根據農村即期需求和潛在需求調整產品的品種結構,加快適宜農村市場需求的產品開發,促進農村消費結構升級。

(4)完善農村商品流通網絡,加強農村市場建設,不斷完善農業和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要突破傳統的集市貿易的方式,建立農村的流通網絡。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是促進農村消費的客觀要求,同時對于促進中國農業的產業化、社會化、市場化、信息化發展以及提高農業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也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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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求發展戰略新常態

過去謀求高速增長的發展戰略是高投入、高消耗。如果現在還采取這種發展戰略，速度也可能沖到原先的高速增長水平，但卻是不可持續的。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實際上是倒逼我們改變發展戰略，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空間。根據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內涵，實現中高速增長的發展戰略應突出兩個方面：一是經濟結構的再平衡戰略，二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中高速增長新常態所面對的宏觀效益主要涉及兩個問題：第一，資源配置誰決定最為有效：政府還是市場？市場最有效。第二，經濟增長誰推動質量最高：政府還是市場？市場最高。這兩方面都要求我們要解決好市場決定和政府宏觀調控的問題。

實現經濟發展動力新常態

我國在處于低收入發展階段時供給推動力非常強勁，投資拉動就是動員較為寬裕的供給要素推動經濟增長。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供給推動力明顯衰退，必須要有新的發展動力來替換。新的動力就是需求拉動，這是發展動力的新常態。

需求拉動的動力是多元的，包括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需求。近幾年由于世界市場不景氣，凈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負數。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借助開放來獲取國際推動力，尤其是國際資源。但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依靠外需難以拉動足夠規模的經濟增長，擴大內需成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

擴大內需包括擴大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長期以來都是投資需求的拉動力最強，消費需求受到抑制。在轉向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后，需要突出消費需求的拉動力。但是至今，消費拉動力的增強還沒有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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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6.29.035

1 近年來我國三大產業結構的變化

自進入21世紀后，我國分別以2004年、2008年與2013年12月31日為時點開展了3次大規模的經濟普查。根據普查結果，國家統計局在對原有GDP總量數據進行修正的同時，公布了三大產業的就業數據，為分析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必要的數據基礎。詳見表1。

從增加值結構和就業結構變化上來看（表2），工業化和城市化都在推進當中，且工業化的發展雖然領先于城市化，但就發展速度而言，城市化更快。如果將增加值結構中第一產業產值所占的比重作為我國工業化進程的標志，將就業結構中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作為城市化進程的標志，那么在2004―2013年這個期間內，我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一是工業化進程始終處于推進當中，但農業GDP比重的降幅正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減少，2004―2008年，第一產業增加值的比重下降了2.7%，這個數據遠遠高于2008―2013年1.3%的下降幅度；二是雖然工業化進程領先于城市化，但兩者之間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從表2可以看出，在增加值結構中第一產業的比重顯著低于其在就業結構中的比重；三是城市化與工業化之間的差距大幅縮小。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的差距在短短十年時間內下降了17.3%，而從各自變化來看，在2004―2013年期間，農業增加值的比重下降了4%，而就業的比重下降了21.3%。

2 對經濟和就業增長相互關系的分析

在2004―2013年，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極大地推動了我國非農產業的發展。從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角度來看，GDP每增長1%，就能提高0.12%的整體就業（包括農業就業）。從增長率而言，這個數值似乎不算太高，但如果與我國所有就業人口相比，數量就相當驚人。2013年我國全部就業人數為6.887億，通過計算，如果GDP保持在7%的增長速度，則每年新增就業數為578萬左右。詳見表3。

3 擴大就業、提高就業彈性的措施

3.1 深化對“就業增長優先”的認識

經濟增長優先論和就業增長優先論是最主要的兩種經濟發展戰略，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以經濟增長為中心，后者以擴大就業崗位、降低失業率為目標。很長時間以來，我國都是以經濟增長為首要目標，雖然這對拉動我國社會經濟水平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但也是造成如今“高增長，低就業”的主要原因。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就業問題，深化“就業增長優先”的認識尤為必要。同時，從國家資源結構方面來看，我國雖然在資本方面較為欠缺，但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因此在選擇經濟增長戰略時，我國應改變過多依靠資本投入的方式，采取“就業優先”的戰略，從而最大限度發揮我國勞動力資源方面的優勢。

3.2 刺激市場消費

經濟持續穩定地增長是實現就業增長的必要基礎。投資和消費是拉動內需的“兩駕馬車”，合理控制投資與消費之間的比例關系，充分發揮兩者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是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措施。投資固然能夠大幅增加經濟發展速度，但是結合國內外經驗來看，單純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不是長久之計。因此要真正實現經濟良性循環，必須走投資與消費共同發展的道路。刺激市場消費的核心在于保持持久性收入的穩定增長。有研究表明，與暫時性收入相比，持久性收入才是決定居民消費傾向的關鍵因素。保持城鎮居民持久性收入穩定增長的具體內容包括：一是調整收入結構，將住房、養老等實物收入統一納入貨幣化分配，提高貨幣工資收入；二是降低工資外收入的比重，并將相對規范、合理的工資外收入納入工資收入；三是規范居民收入渠道，將社會中的“灰色收入”公開化、透明化。

3.3 加快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升級

科技進步是連接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擴大社會再就業間的橋梁。雖然在短時間內，科技水平的提高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各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但從長遠來看，科技將帶動生產力實現跨越式發展，通過擴大經濟體規模增加社會的勞動力需求量。加速科技進步主要依靠培養自主創新能力，主要措施有：一是加速組織制度與體制創新。制度與體制創新能為培養自主創新能力提供必要的環境基礎。通過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融合，構建獨具特色的技術社區，形成適合個人或集體創新且高度分散的組織形式，促進自主創新要素的積累；二是充分發揮政府在自主創新中的引導作用。在培養自主創新能力中，政府的職能在于研究并實施自主創新戰略，確保在基礎學科及重大科技進步項目中的科研投入，引導創新資源向企業傾斜，將推動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環節，為企業自主創新提供相應的政策、制度。

4 結 論

就業問題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保持社會經濟穩定至關重要。實現充分就業既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同時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我國勞動力市場長期處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社會就業方面的問題，提高就業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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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當前的通脹壓力

產出缺口表明當前我國存在著需求拉升的通脹壓力

估算產出缺口可以評估通貨膨脹壓力。產出缺口指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之差。利用HP濾波方法得到的1978～2006年產出缺口曲線如圖1所示(參數選擇25)。1999年到2002年，我國實際產出小于潛在產出并不斷擴大；2003～2006年經濟增長速度連續四年保持在10％以上，逐漸擺脫了持續五年之久的通貨緊縮，產出缺口逐漸縮小并在2005年轉為正值，2006年擴大為3093億元。

經濟增長率缺口表明我國存在著需求拉升的通脹壓力

對實際GDP增長率進行HP濾波后得到的實際GDP增長率與潛在GDP增長率的缺口表明(見圖2)，1997～2002年我國實際GDP增長率低于潛在GDP增長率，增長率缺口為負；2003年我國實際GDP增長率高于潛在GDP增長率，2004年和2005年缺口逐漸縮小，2005年僅高0.02個百分點，2006年和2007年上半年，分別為0.62和0.71個百分點，實際經濟增長率高于潛在經濟增長率，表明當前我國通貨膨脹壓力來源于經濟增長速度偏快。

超額貨幣缺口表明我國當前存在著通脹壓力

實際產出高于潛在產出，從而總需求過度會引發通貨膨脹，但如果這種總需求過度是由某些實際因素引起的，則不會持續，只有當需求過度是由于貨幣過量發行引起時才會導致通貨膨脹。引起總需求過度的途徑有兩個，一是貨幣流通速度的加快，二是貨幣供給量的增長。貨幣供給增長率超過總產量增長率的程度(超額貨幣缺口)是度量通貨膨脹壓力的重要指標。

2001年以來，我國貨幣流通速度相當穩定。年M1流通速度一直穩定在5左右，年M2流通速度保持在2左右，略微有所下降，年M0流通速度2001年以來緩慢提高，從2000年的21.73提高2006年的25.2。以M和M2計算的貨幣流通速度季節性波動明顯，但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率相當穩定，除2005年前三季度稍高外，其余季度均保持在1左右。貨幣流通速度保持穩定說明，我國總需求增長主要來自于貨幣供給量的增長。

貨幣供給增長率超過經濟增長率引起總需求過度是引發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

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我國超額貨幣缺口(貨幣供給增長率減經濟增長率)，M1與GDP增長率之差都在8.7個百分點以上，M2與GDP增長率之差都在8.3個百分點以上，是2004年物價上漲較快的重要原因。2006年我國超額貨幣缺口，M2與GDP曾長率之差都在7.4個百分點以上，2007年M1與GDP增長率之差在8.7個百分點以上，是2007年物價上漲較快的重要原因。

綜合考察產出缺口和超額貨幣缺口，可以認為，2003～2005年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但經過2004年的宏觀調控后，2005年產出缺口和經濟增長率缺口均很小，經濟總體上供求平衡，物價回落至1.8％的較低水平；2006年經濟增長速度加快，產出缺口擴大為3093億元，占實際產出的1.47％。2007年經濟增長率進一步提高，產出缺口進一步擴大，而且超額貨幣缺口較大，雖然以M2計算的超額貨幣缺口有所減小，但以M1計算的超額貨幣缺口居高不下，居民通脹預期明顯加強。因此，當前我國存在著較大的通脹壓力。由于貿易順差和貨幣供給都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并且貨幣供給作用于經濟增長通常有一年以上的滯后期，只要經濟增長速度居高不下，我國就仍將面臨著較大的通脹壓力。因此不難得出結論，當前我國存在著典型的需求拉升的通貨膨脹，它是由實際經濟增長速度超過經濟資源決定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引起的，經濟增長速度偏快是當前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

不可忽視的“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如何影響經濟增長?

“人口紅利”，泛指人口轉變過程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人口轉變(見圖2)指從前工業化時期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后工業化時期“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變化過程中，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滯后于人口死亡率下降，導致若干年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提高，繼而引起勞動年齡人口和勞動力供給增加，成為經濟增長的額外源泉。根據估算，在1970～1995年期間，東亞經濟實現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長率，人口轉變的因素貢獻了1.5～2個百分點。在整個東亞的高速增長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為1/4～1/3，在東亞奇跡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更高達1/3～1/2。

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通過勞動力供給、儲蓄和投資增長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

從勞動供給角度看，在不同的人口轉變階段，勞動年齡人口增長與總人口增長速度存在著一定差異(見圖3)。在人口經濟負擔上升階段，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一般低于總人口增長速度。在人口經濟負擔處于下降階段，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一般高于總人口增長速度。因此，人口轉變帶來了總人口中勞動力數量的相對改變。勞動力供給數量增加將提高分工效應，總產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隨之增加。

人口結構變化可以改變國民收入中消費和儲蓄的分配比例，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人口轉變是一個長期過程，它既包含個人生命周期的變化，也反映代際更替關系。從個人生命周期來看，進入勞動年齡之后，個人儲蓄變化是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如果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大，那么這部分人口的個人儲蓄之和將有助于提高儲蓄率。同時，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比相對較低，他們所承擔的撫育和贍養等經濟負擔較輕，從而會減少家庭支出，提高家庭儲蓄的比例。儲蓄比重的提高，將為經濟增長提供充足的資金來源，從而有利于經濟增長。

儲蓄率是影響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經濟因素。二戰以后，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等東亞國家和地區戰后獲得了高速經濟增長。其中，高儲蓄率是解釋它們實現經濟起飛的重要因素之一。當經濟處于起飛階段時，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儲蓄率顯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發達國家。例如日本經濟起飛時儲蓄率達到35％以上，香港、韓國、

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在經濟起飛時儲蓄率在30％、甚至在40％以上。隨著經濟走向成熟，日本的儲蓄率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開始出現下降趨勢，這種趨勢是造成日本經濟增長減速的一個原因。

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高推動經濟增長必須具備兩個前提條件，一是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增加的勞動年齡人口及時轉化為實際勞動力供給。二是儲蓄率提高而增加的儲蓄及時轉化為投資。儲蓄增加、投資增長帶來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才能實現“人口紅利”。

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

人口基數大、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導致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充裕的資金供給、較低的資本成本，這樣便具有較高的投資回報率，從而刺激投資增長和經濟增長。我國勞動力成本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也大大低于多數發展中國家。而且由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高，消費率較低而儲蓄率較高，從而資金成本較低。同時由于就業壓力巨大，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均是充分就業目標的內生變量，低工資、低資金成本成為充分就業目標的政策變量。低勞動力成本和低資金成本使得投資回報率較高，從而刺激投資增長和經濟增長。

根據解放以來歷次人口調查數據分析，我國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人口)比重在1964年之后持續提高(見表1)，同時從主要人口大國人口年齡構成比較看，2003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僅低于俄羅斯和泰國，處于較高水平(見表2)。1964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較快，一直處于“人口紅利”期，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大(見表3)。

表2是1953～2005年各時期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變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從中可見，1964～2005年，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2％，其中1964～1982年為7.1％，1982～2005年 為3.6％，1982～1990年為10.1％。

1990年后，1990～1995年的“人口紅利率”為-0.3％，1995～2000年為8.5％，2000～2005年為4.6％，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提高是經濟增長的一個直接來源，“人口紅利”構成經濟增長的一部分。

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變化還會通過影響儲蓄率和消費率對經濟增長產生間接影響。隨著人口轉變，少兒撫養比大幅度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的經濟負擔不斷減輕。國民收入中用于消費支出的部分相對減少，用于儲蓄的部分相應增加。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加快，人口轉變對儲蓄的貢獻率將不斷減弱。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人口轉變和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逐步提高，我國儲蓄率逐漸上升，2005年達到48.1％。根據國民收入恒等式，消費率低而儲蓄率高的結果必然是投資率和凈出口率高。這就意味著，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大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小。2000年以來，我國消費率逐年走低，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都在減弱。

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在人口基數固定的情況下，會使勞動年齡人口和勞動力供給增加，直接促進經濟增長，而且由于勞動力供過于求，使低勞動力成本得以維持。目前我國的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僅相當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2％～4％(見表4)，香港、新加坡、韓國、臺灣的5％～13％，巴西、墨西哥的20％～30％。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帶來高儲蓄率、低消費率，導致資金豐裕，資本成本低。另外，由于就業壓力巨大，充分就業目標使低資本成本得以長期維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資金非常豐裕，存貸款差持續擴大，實際存款利率和實際貸款利率長期維持較低水平。

低勞動成本和低資本成本導致高投資回報率。世界銀行2006年第三季度的經濟季報指出，中國國有企業的股權收益率從1998年的2％上升至2005年12.7％，非國有企業的股權收益率從7.4％上升至16％，所有工業企業的平均股權收益率超過了15％，目前中國企業的利潤留存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0％。據白重恩、謝長臺、錢穎一的研究，1978～1993年中國平均資本回報率為25％，1993～1998年間趨于下降，1998年至今穩定在20％左右。高投資回報率刺激外商投資增長，1979～2005年我國累計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項目552942個，累計吸收外商實際直接投資6224.3億美元。

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對貿易順差及貨幣發行的影響

根據國民收入恒等式，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必然會出現貿易順差。盡管存款收益和貸款利率都很低，但我國銀行存貸差從1994年1月的-3779元增長到2007年8月的12.13億元，這意味著由高儲蓄率導致的貿易順差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低資本成本和鼓勵外商投資政策導致外商投資加工貿易項目激增。1979～2005年，我國累計吸收外商實際直接投資中約有70％是投向制造業，在我國造就龐大的加工工業和規模巨大的進出口加工貿易。以境外市場為主要目標，以加工或代工為主要手段，在我國進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外資企業加工貿易是導致高額順差產生的主要原因。計算表明，2000年以來我國的進出口順差平均有89％來自于加工貿易，而在加工貿易順差中平均又有74.8％來自于外資企業。由此可知，67％的進出口總順差是由外資企業的加工貿易順差形成，即使在2005年一般貿易順差相當大的情況下，外資企業加工貿易順差在總順差中的比重也達到了63.3％。

貿易順差持續擴大，是當前流動性過剩和貨幣發行過快的直接原因。為說明這一點，將因貿易順差帶來的外匯占款從各層次貨幣供應量中扣除，發現調整后的各層次貨幣供應量增速，及其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均大幅下降。與調整前相比，2001～2006年調整后的M2增速平均下降4.5個百分點，M2與GDP的比值平均下降0.3。這表明貿易順差擴大帶來的外匯占款增加是形成流動性過剩問題的直接原因。從2006年的情況來看，調整后的M2增速下降了8.5個百分點，M2與GDP的比值下降了0.47點。

我國本輪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是經濟增長速度偏快引發的總需求超過經濟資源決定的總供給。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導致的低勞動力成本和低資本成本，刺激了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加工貿易的迅速增長導致出口的增長，投資和出口的快速增長是經濟增長偏快的直接原因。貿易順差持續擴大，是當前流動性過剩和貨幣發行過快的直接原因。而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大，又是持續提高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導致的高儲蓄率、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的必然結果。因此，本輪通貨膨脹可以從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持續提高、人口紅利的積累得到解釋。

綜上所述，當前我國勞動力成本和資本成本優勢還相當明顯，投資回報率水平仍比較高，這就決定了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出口和貿易順差仍會快速增長，經濟增長速度會維持高位；在人民幣緩慢升值和國際資本項目順差持續增長的大背景下，貨幣發行速度和貨幣流通量仍會較快增長，這就決定了較為持久的通脹壓力，食品價格快速上漲是通脹壓力的一種表現。在居民消費傾向穩定和恩格爾系數不斷下降的時期，食品價格上漲并不是消費需求直接拉動的，而是由于經濟增長速度偏快產生了非食品生產對生產食品的經濟資源過度需求，生產食品的經濟資源供給不足、產量和供給下降引起的。歸根結底是由于經濟增長速度偏快超過了有限經濟資源決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引起的。我國當前的通貨膨脹是經濟資源有限供給與過度需求矛盾沖突的表現，在某種意義上是人口、資源、環境問題在食品價格上的集中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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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人力資源 區域 經濟增長

人力資源作為一種經濟性資源，是包含在人體的一種生產能力，是表現在勞動者身上、以勞動者量和質量表示的資源；是一種無形資源，盡管物力源與財力資源是衡量一個地區實力的重要尺度，他們都是有限資源，而人力資源卻是一種可以不開發并使其不斷增值的增量資源。人力資源的開發實質上是指采用各種切實有效手段，充分挖掘了勞動力的潛力，提高勞動力的質，改善勞動力的結構，加強勞動力的組織和管理，激發勞動力的積極性，以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處于最佳狀態，從而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活動過程。

一、人力資源開發與經濟增長

（一）人力資源結構與經濟增長

人力資源開發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沒有經濟的增長，人力資源開發就不會持久；缺乏人力資源的開發，經濟增長也難以維持。目前區域人力資源無論是基數大，且增長速度快的數量，還是較為低下的素質，都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產生著一定的負面效應，通過對人力資源進行一定的開發，形成具有資本價值的人力資本，則將對經濟發展產生直接的促進作用。

人力資源除了數量方面的特征外還應該包括質量方面的特征，即人力資本，它指的是凝結在人體中的知識與技能的存量總和。對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人力資本的研究，大量出現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索洛、丹尼森等從宏觀角度解釋經濟增長中人力資本作用的模型大量出現。也引導經濟增長理論從外生經濟增長階段過渡到了內生經濟增長階段，也開辟了“新經濟”時代。內生經濟增長階段充分說明人力資源質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然，這一理論對于區域經濟增長也同樣適用。較高質量的人力資源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其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較快接受新技術、較好的技術轉化能力，從而能夠有較高的產出。鑒于實踐中數據的局限，以專業技術人員代表人力資源質量。

（二）人力資源的開發與管理是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

要實現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就要充分認識提高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的戰略意義和作用，采取可行的措施，加大人力資本開發與管理力度，為我國經濟長遠發展注入源源不竭的動力。

1．人力資源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投入產出率的有效途徑。人力資源對勞動生產率的作用是通過提高勞動者的工作質量來實現的。雖然工作質量狀況取決于多種因素例如勞動態度、管理體制、職業道德等等，這些都是由人力資源所決定的人口素質關鍵性作用。

2．人力資源是促進科學技術進步的推動力。不論是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企業家、生產管理人員和熟練工人，都有賴于人力資源不斷發展來實現。

3．人力資源的開發是提高人的認識能力、更新觀念的先決條件。開發人力資源不但是為了經濟發展，而更重要的是重塑人的道德品格、精神本質，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智力支撐和精神動力。

二、人力資源開發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

人力資源的貢獻要大于物質資本，人力資源對經濟增長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同時在技術進步的貢獻中有很大一部分應歸于人力資源，丹尼森用經濟增長因素法分析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時，將技術進步中60%的原因歸于教育的發展，而教育是人力資源提升的基本因素，依此看來人力資源的貢獻是巨大的。因而加強區域人力資源投入，對促進經濟發展和提高教育投資資源利用效率有著積極作用。目前由于人力資源開發存在的問題，而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人口數量增長過快和勞動力相對過剩，嚴重限制了人口質量的改善和提高。目前我國人口總數已超過13億，人口的過快增長，對于人力資源的開發帶來了嚴重的負效應，形成了數量對質量的劣性替代。這既拖累了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的步伐，又制約著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給我國的人力資源開發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2．人力資源結構性矛盾突出。主要表現在勞動力的就業結構失衡，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過高，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偏低，而且，第三產業以傳統服務業為主，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就業比重偏低。

3．教育發展落后。作為人力資源的重要積累方式，教育的發展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勞動力知識存量的多少、國民素質的高低、人才資源的形成狀況，從而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速度。首先，教育供給的控制抑制了社會辦學的積極性，而政府財力的匱乏又制約了其對教育的投入，結果造成了我國人力資源總量的供給不足。其次，人力資源的計劃配置使教育供給很難與經濟發展對人力資源的需求相適應，由此造成了一種反常現象，即人力資源的嚴重短缺與人力資源的大量浪費兩種現象并存。

三、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和開發區域人力資源的對策建議

（一）加快經濟發展，為提高人力資源文化素質奠定經濟基礎

大力發展經濟，增加人均收入，為提高人力資源文化素質奠定經濟基礎。只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才能增強其供養子女受教育的能力，從而延長受教育的年限。其次，通過發展經濟，使得GDP總量增加，可以提高財政教育經費的數量投入。

（二）強化繼續教育，健全終身教育體系

圍繞提高學習能力、實踐能力、就業能力和創新能力，構建學習型社會。可以通過在職教育，讓從業人員文化素質得到提高，知識得到更新，技能得到提升，工作效率得到加快，為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城市化進程奠定良好的人力資源條件。

（三）加大基礎教育的投資力度

要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強化政府作為基礎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經費主要承擔者的職責。加大地方財政對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的投資力度，并通過健全的轉移支付制度和財政分擔機制扶持落后地區農村基礎教育和基本教育經費投入，協調和平衡地區間教育投資的非均衡關系。

（四）調整高等教育的專業設置

應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壓縮傳統的專業，適度擴大新興的專業，使教育改革適應市場經濟對專門人才的需求。調整高等教育的學科專業結構，主要應當向新興學科和國民經濟建設急需的方向傾斜。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因素是人力資源質量的提高。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加大人力資源開發力度，提高人力資源素質和人才儲備水平。

（五）建立激勵機制

人力資源使用的最終目的是人力資源全部價值的實現。而這種全部價值的實現，就需要建立激勵機制。合理的激勵機制應是一種反映“高素質――好工作――高工資”的良性循環，因此，應表現為如下幾方面：一是建立市場工資機制。行政機關不再干涉用人主體的工資分配方式，勞動力的價值按優質優價的原則，主要由市場供求關系確定，工資報酬按市場機制調節，政府建立并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盡可能消除不公平競爭，調控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二是建立人力資本投資收益保障機制，使勞動者在工資收入中除獲得勞動力價值補償的工資外，還能獲得人力資本的投資收益。三是實行優質優價的工資制度。積極推行工效掛鉤、技術承包和崗位工資制，加大獎勵力度，使專業技術人員的收入與崗位技能、工作業績和經濟效益緊密掛鉤。四是建立多元化的分配制度。根據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要求，應制定科學合理的以知識技能為基礎的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實施辦法，實現知識向資本轉化。

此外，人力資源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可以提高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產業的經濟增長率，為產業結構升級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基礎，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重要的人力資本競爭力。政府要系統構建人力資源開發的環境，既包括硬件環境建設，比如對勞動力的物質保障和激勵，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等；又包括軟環境建設，比如營造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的制度環境、文化氛圍。

四、結論

因此政府和企業應該切實改善高層次人才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條件，提高他們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并為他們營造一個施展才華的良好環境。要充分合理地利用當地人才，完善競爭獎優的人才使用機制，健全催人奮發的薪酬分配機制，建立持久有效的人才培養機制，同時改善他們的科研和生活條件，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從而使這些優秀的人才能夠安心地留在本地工作，為區域經濟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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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產業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隨著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費結構變化呈現出典型的非線性特征，受此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化和升級過程也具有非線性特征。在時間軸上，這一特征表現為各產業相對穩定的均衡增長與不穩定的非均衡增長相間隔的局面。在每一輪新的經濟景氣循環初期，大都會出現一批行業增長景氣快速提升，打破原有的增長“均衡”，形成增長景氣的“貧富分化”局面。在正常的經濟增長過程中，這種行業增長景氣分化局面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能夠預示新一輪高增長產業的形成和新一輪經濟景氣循環的到來。

從近年來我國20多個工業增長景氣的變化格局看，行業增長景氣水平的明顯分化局面正在形成。下圖為近年來我國工業行業增長景氣圖：

圖1重點工業行業增長景氣指數分布圖

從圖1可以看出，1998年到2001年上半年之前的近3年時間里，多數工業行業增長景氣指數局限于110到90的區間上下波動，沒有突出表現的行業，總體呈現出一種均衡、穩定的增長局面。從2001年年底開始，隨著工業全行業增長景氣平均水平的穩步回升，高增長行業和低增長行業之間的景氣差距開始不斷加大。推動形成行業增長景氣分化局面的第一波力量來自煤炭、汽車工業和鋼鐵工業，以及在房地產快速增長拉動下景氣水平快速提高的建筑用金屬制品業、建材行業，特別是水泥行業。隨后，機械工業（不含汽車）、電子計算機制造業、電力工業、化學工業、特別是合成材料制造業等行業的增長景氣快速提高。與此同時，食品工業、紡織服裝業、醫藥制造業、文化體育用品制造業等消費品類制造業景氣水平保持長達1年半的穩步提升態勢，到2002年下半年也達到了近年來增長景氣的最高水平。另外，在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帶動下，煤氣和自來水生產供應業等行業出現了持續的景氣回升。與以上行業景氣水平提升形成對比的是，石油及石油化工業受國際油價波動影響持續處于不景氣狀態，通訊設備制造業的增長受電信設備投資周期的影響增長景氣水平一路走低，類似的行業還有有色金屬工業、合成纖維工業和部分傳統的消費品行業，如鹽加工業、糕點等。其他多數行業增長景氣處于相對平穩或小幅波動的增長狀態。

目前，我國產業增長已形成與以往有所不同的新格局。下表顯示了2002年底18個主要工業行業增長景氣的平均水平和收入水平變化的詳細情況。

表1主要工業行業景氣變化與增長貢獻

從2002年各工業行業增長景氣的平均水平看，景氣狀況最好的行業有：汽車、煤炭、食品、機械。同2001年相比，這4個行業景氣水平提高10個點以上，均達到近年來各行業增長景氣的最高水平。銷售收入約占全部工業收入的27.6%，對工業收入增長的貢獻卻達到34.6%，是2002年拉動工業全行業增長最主要的力量。景氣狀況較好的行業有醫藥、建材、電力、紡織服裝業、鋼鐵、化學和電子工業。這類行業增長景氣比2001年有一定程度提升，收入約占全部工業收入的51%，對工業總收入的增長貢獻約54%，對工業生產增長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此，值得特別說明的是電子工業，該行業依舊保持了較高增長速度，經濟總量僅次于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居全部工業行業的第三位，對工業增長的貢獻水平僅次于機械工業居第二位。不過同該行業前幾年持續高增長狀態相比，增長速度已明顯回落，增長貢獻水平有所降低，行業總體景氣水平也逐步落后于后來居上的其他行業。增長景氣處于平均水平，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的行業主要是一些輕工行業，包括造紙、煙草、家電、飲料，另外還有煤氣自來水生產供應業。這類行業收入僅占全部工業總收入的11%，對工業增長的貢獻約10%，貢獻比重略小于收入比重。處于不景氣狀態的行業有兩個：有色金屬、石油和石油化工行業，同2001年相比，景氣水平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對工業增長的貢獻（2.3%）也遠遠小于其收入比重（約10%）(需要說明的是，通過研究一個行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及其變化趨勢，可以超前了解產業結構變化的方向和速度。一個行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又取決于該行業的增長速度和經濟規模兩方面因素。從中短期看，行業總體規模一般不會發生大的明顯的變化，而行業增長速度受各種因素影響，變化較大，從而能夠比較敏感地反映一個行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能力和產業結構變化方向。但從指標屬性來看，增長速度由于無法克服比較基準不同所導致的對行業“真實增長水平”的高估和低估，常常誤導分析結論，相比之下，增長景氣指數通過對行業中長期增長走勢和季節周期的分析，確立了一個系統、客觀和穩定的評價平臺，因而更加貼近行業“真實增長水平”。另外，增長景氣指數突出了短期變化中的系統特征，對產業結構變化趨勢的超前表征和預測能力也比其他指標更為科學和準確)。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2年以來，除了電子、機械等傳統的經濟增長帶動力量之外，增長景氣快速提升的行業如汽車、煤炭、鋼鐵、電力、建材等工業行業，以及重新煥發增長活力的傳統消費品制造業如食品加工業、醫藥、紡織服裝等行業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開始逐步加強，并有可能成為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支柱行業。行業增長格局的這些新的特點和變化，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和經濟增長活力的提高。

當然，從近兩年行業增長格局的變化判斷經濟增長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理由并不充分，還需要對促使行業增長景氣分化的動力因素進行深入分析，判斷其可持續性。只有確定高增長行業的增長動力具有可持續性和中長期特點，才能做出經濟增長進入新的階段的判斷。

二、行業增長驅動力量的持久性分析

下圖是過去5年所有工業行業增長景氣指數的標準差圖形，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行業增長狀況的總體差別程度。

圖2近年來各產業增長景氣指數離差圖

如圖所示，2002年的增長分化局面，其實早在2000年和2001年就出現過“躁動”。這種“躁動”至少從圖形表現看，是影響行業增長態勢的短期因素的作用結果，影響工業增長結構發生重要變化的中長期力量并沒有發揮作用。對實際情況考察也證實了這種推斷。如1999年上半年，煤炭工業總體增長景氣明顯回升，主要原因是煤炭企業為了達到減虧目標，進行了較大幅度的短期財務調整。這種短期措施沒有真正解決制約行業增長的根本問題，注定是短暫的。另如石油及石油化工行業在2000年到2001年上半年，受國際油價波動的影響，增長景氣一度攀升到歷史

最高水平，但由于增長驅動力量的短期特征明顯，并沒有形成持續、穩定的增長態勢；再如2002年初的煙草工業受國家煙草行業稅收政策改革和行業管理體制變革的影響，出現良好景氣，但其影響僅僅持續了3個月，隨后行業增長景氣重新回落到不景氣區間，等等。

進入2001年下半年，特別是2002年以后，行業增長景氣的標準差曲線明顯提升到一個新的“增長通道”，這是短期因素和隨機波動不能解釋的，是一種“系統變化”，一定程度上說明影響行業增長格局的驅動因素開始出現長期化特征。

如汽車工業，2001年初曾經出現一次比較明顯的景氣波峰。表面看，這次景氣波動是汽車市場“價格戰”等短期因素刺激的結果，實際上，汽車使用環境的改善和居民收入增長使“轎車進入家庭”步伐加快等具有中長期特點的因素才是問題的主要方面。2001年下半年，受中國“入世”后汽車降價預期的影響，行業景氣大幅回落，進入2002年以后，消費結構升級驅動下的需求增長重新戰勝短期預期的不利影響，成為決定行業增長動向的主要力量。可以說，新一輪汽車工業景氣回升的主要驅動力量是中長期的，作用的力度將比較穩定和持久。

煤炭行業2001年底以來的景氣局面，表面看是國家“關井限產”政策和國際油價走高，中國煤炭出口快速增長的結果，但從煤炭消費結構看，出口增長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真正拉動煤炭的還是煤炭內需的持續穩步增長，特別是冶金、建材、電力等行業的煤炭需求穩步快速增長。另外，多年以來，受煤炭市場惡性競爭影響，煤炭價格長期低于“均衡”市場價格，煤炭價格回復到目前的水平，是煤炭資源可持續利用和我國能源結構合理化的一個必然要求，這種趨勢是長期的、穩定的，是驅動煤炭行業出現持續高水平景氣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食品工業內部結構變化看，行業的總體增長是乳制品業、水產品加工業和其他食品制造業如方便食品和半加工食品的快速增長帶動的結果，而制糖工業、食鹽加工業和糕點等傳統的食品加工業的增長景氣一直處于穩步回落狀態。這種變化格局充分顯示了居民食品消費結構向高水平進步的趨勢，而居民食品消費結構的變化又起因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質量的提高。這方面的增長驅動力量也是中長期的，是穩定和可持續的。在紡織服裝業和飲料制造業等消費品制造業，類似的結構變化特征同樣存在。

電子工業增長驅動力量的中長期特點十分突出。目前，電子工業受全球信息產業增長放慢和國內電子通訊設備更新周期的不利影響，景氣水平沒有保持以往的良好狀態，但是驅動行業增長的中長期力量并沒有改變。一方面，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國民經濟的信息化以及信息技術對傳統工業的改造將形成巨大的需求拉動力量，近兩年電子工業之所以在不利的發展環境下還能保持較高的增長水平，在相當程度上歸功于這一因素。從中國今后較長時期內新型工業化發展戰略的客觀要求看，這一需求拉動力量將持續較長時間。另一方面，隨著居民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以家用電腦、數碼類日用電子產品為代表的消費類電子產品正處于快速增長狀態。從發展趨勢看，除了城市居民電子產品消費結構本身的提升外，農村消費類電子產品市場擴容的拉動力量正在逐步形成，也將為電子工業的發展提供穩定持久的拉動力量。

機械工業的快速增長也是可持續的，一是機械工業作為國民經濟的裝備工業有著巨大的需求增長空間；二是國際資本轉移的重點也在機械工業；三是中國制造業基地的戰略構想也將為機械工業的發展從中長期提供持續的發展動力。

三、行業增長的“群體特征”明顯

如果單個行業增長驅動力量的持久性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話，“中國產業增長景氣指數”的研究成果進一步顯示，新一輪產業增長基于投入產出關系的“聯動增長”特征和基于基本相同的需求拉動力量形成的“群體增長”特征十分突出，這些特征可以提供帶有普遍性意義的證據。據此我們可以發現幾個具有典型特征的高增長產業群。

第一，在汽車工業快速增長的拉動下形成的“汽車族”高增長產業群，大致包括：合成材料工業、輪胎制造業、鋼鐵工業（以薄鋼板和鋼帶等汽車用鋼為主）、機械工業中的機床工業（特別是數控機床）。無論是從現實的投入產出關系看，還是從行業增長的關聯程度看，這些行業都與汽車工業存在密切的“共生”關系，如下圖所示。另外，汽車使用數量的快速增長拉動了汽油、油等石油加工業的增長和相應的汽車服務業。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有關研究(參見“新形勢下中國汽車工業發展戰略與政策選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課題組，2001年)，這一產業群的規模，大約相當于汽車工業本身的2.5~3倍。假定該產業群基本保持過去兩年的平均增長水平，而且相關產業與汽車工業的投入產出比例保持不變，據此推算，“汽車族”產業群的規模將達到國民經濟總量的7~8.5%左右，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達到12%，在經濟增長速度達到7%的水平時，將實現1個百分點以上的貢獻能力。

第二，在房地產業快速增長的拉動下形成的“房地產族”高增長產業群包括：鋼鐵工業(據測算，2002年我國鋼鐵工業新增收入中，房地產業用鋼的新增部分占到65%以上)、建材工業，特別是磚瓦等輕質建筑材料制造業、建筑用金屬制品業等建筑投入品行業、裝飾裝修行業及物業管理和社區服務等相關服務業。這些行業都是以解決居民消費結構升級中“住”的問題為核心形成的具有比較直接的投入產出關系的產業群。如下圖所示。據統計，2002年我國房地產投資總額達到近7700億人民幣，另據估算，房屋裝修支出約為房屋總價的20%以上，再加上由此產生的對家具、家用電器、物業服務等方面的需求，該產業群的經濟規模應至少在萬億以上。目前，我國居民住房水平仍然處于較低水平，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城市化步伐加快，該產業群的發展空間還將不斷擴展，并將成為今后若干年拉動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重要的高增長產業群。

圖3汽車及相關工業增長景氣指數變化

圖4汽車及相關工業生產增長景氣指數變化

圖5“房地產族”高增長產業群增長景氣指數變化

第三是“機械制造族”高增長產業群。近兩年，我國機械工業的快速增長是多數機械制造門類大面積景氣回升共同推動的結果。特別是沉寂多年的普通機械制造業所包含的類子行業中，有7個子行業增長景氣同步快速回升。這些子行業包括鍋爐及原動機制造業、金屬加工機械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通用零部件制造業和其他普通機械制造業，其下游行業幾乎覆蓋了制造業的方方面面，所以是工業增長景氣整體回升促使企業投資景氣回升的綜合表現。同個別機械行業的增長景氣回升相比，其增長驅動力量要強得多，持久性也要好得多。

篇10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要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同拉動轉變。國家經濟由區域經濟組成，如何認識和促進區域經濟增長拉動力的轉變，直接關系到國家經濟增長拉動力的轉變，更關系到區域經濟發展。本文以寧夏為例， 探討如何正確認識主導區域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并提出轉變區域經濟增長拉動力的途徑。

一、區域經濟增長拉動力及其轉變

1.現有對區域經濟增長拉動力及其轉變研究的局限性。按照國民收入支出法核算，一個國家的GDP是由消費C、投資I、凈出口（X—M）三大力量拉動。一般來說消費和投資是一國最基本的增長來源，在不考慮凈出口的封閉經濟中，投資和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兩大力量，只有投資和消費保持適度的比例，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才是均衡和持久的。

如何判斷投資和消費的比例是否適中呢，學術界一般是把本國的投資率、消費率與錢納里模型所提供的投資率和消費率比較，或與當前世界上同等發達程度國家的投資率和消費率進行比較。錢納里等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投資率和消費率是不一樣的：在工業化的初期，投資率為15%，消費率為87%；在工業化中期，投資率為20%，消費率為81%；在工業化末期，投資率為23%，消費率為78%[1]。

2005年中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中期，投資率為42.6%，消費率為51.9%，消費率比多個發展中國家工業化中期消費率低30個百分點，投資率比多個發展中國家工業化中期投資率高近23個百分點。按照《2010年世界發展指標》提供的可比統計數據，2008年中國的消費率為51%，投資率為43%；世界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消費率為84%，投資率為27%；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消費率為70%，投資率為30%；高收入國家平均消費率為80%，投資率為21%[2]。因此，無論是與近年來全球的平均投資率和消費率比較，還是與歷史上同等工業化水平國家的平均投資率和消費率比較，我國近年來的投資率都明顯偏高，消費率都明顯偏低。

現有的對區域經濟增長需求拉動力及其轉變的研究，基本上是站在本區域看本區域，把一個國家的特定區域等同于一個獨立國家在進行研究。這種研究也通過計算本地區的消費率、投資率，并與錢納里模型所提供的投資率和消費率比較，或與當前世界上同等發達程度國家的投資率和消費率進行比較，判斷區域經濟的投資和消費的比例是否適中；也通過提高或降低本區域的消費率，以或投資率實現經濟增長需求拉動力的轉變。全國宏觀經濟模型的這一成熟分析方法，應用于區域經濟運行分析有很大的局限性，這種研究在理論上是站不住的，在實踐上是無益的。

首先，這種研究缺乏統計學基礎。支出法GDP=消費+投資+凈出口。從理論上講，對于一個國家而言，由于它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凈出口可以精確計量，因此可以用支出法核算GDP。對于一個省來說，凈出口應該是“國際貿易的凈出口”加上“省際貿易的凈出口”，而省際貿易統計不出來，一是存在技術上的難度，二是成本太大，目前地區最終消費和資本形成總額核算所依據的資料也不充分。因此，支出法核算的地區GDP并不精確，只是一個參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