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城鄉經濟差距，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近年來，城鄉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有逐步擴大的趨勢。城鄉之間的差距不僅表現在文化、科技、教育、衛生、體育、基礎設施上，更重要的表現在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消費水平等方面的差異。

首先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以1978年為基準年，2006年我國農民純收入的增長指數為24.47，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指數為30.59。自1992年后，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都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近幾年增長速度的差距越來越大。而全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呈擴大趨勢。199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160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2090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3070元，2006年收入差距擴大到7238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3255元，不到與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一半。如果國家對城鄉差距不引起高度重視，我國城鄉差距會繼續擴大。

其次是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的差距不斷擴大。目前城鄉消費水平差距的絕對值逐年上升很快，相對值總體上也在上漲。1 986年全國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絕對差為355.58元，相對差為2.12，農村居民平均消費水平是城鎮居民的47.2％。到2006年，全國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絕對差為5388元，相對差升為3.11，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只為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32.17％。因而造成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差距越來越大，使得城鄉居民生活質量存在較大的差別。

第三是城鄉社會事業發展差距逐漸拉大。由于農村教育基礎薄弱，教育硬件、教育投入、教師水平、文化素質等方面與城市相比依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在農村人口中低學歷人口的比例遠遠高于城市。目前小學文化在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比例分別是51.5％、16.3％，初中文化占兩者的比例分別為41.5％、32.4％。而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所占比例上，城市分別是農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倍、323倍。城鄉社會事業發展差距逐漸拉大，不僅表現在上述教育文化的差距，還表現在城鄉社會保障及醫療衛生事業及公共基礎設施等諸多方面。

城鄉二元結構的表現

近年來，許多學者已對城鄉二元結構形成作了很多研究，有的認為國家應該注意公共產品的供給、社會保障制度、稅費體制、金融制度、勞動力就業制度、土地征用等制度方面的因素。有的主張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城鄉經濟協調發展中的導向作用。一些學者從提高農業自身生產效率、優化產業結構、加快建設現代農業即內部因素闡述了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原因。

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等制度。我國戶籍制度在本質上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口管理的范疇，成為一種以戶口管理為核心的多制度構成的體系，其中包括就業體制、教育體制、住房機制、醫療及社會保障體制、價格補貼機制等等，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社會資源的分配，也影響著不同階層之間的自由流動，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差距。

國家財政過多向城市傾斜，投入農村的比例過低。1990年以來，我國一直存在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下降的問題。不僅中央財政如此，地方財政也是如此。2004年中央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1O.8％，地方財政支農支出占地方財政總支出的5.8％。在財政支農建設性資金中，直接用于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比重少，約占11％，用于大中型帶有社會福利性質的水利建設和社會生態環境保護性質的林業建設投入的比重大，約占70％以上。不平衡的投資政策使農村經濟發展緩慢，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越拉越大。

不合理的財政體制和稅收制度。2006年以前，農民稅費比較嚴重，農業稅曾經是中國農民長久以來的歷史負擔之一。2005年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是農村地區居民收入水平的3.2倍。考慮到一些額外補貼，如醫療保健等只針對城鎮居民等，真實差距可能還要大。2006年全國取消農業稅減輕農民稅費負擔1200多億元。

篇2

       目前，對于我國的經濟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已基本達成共識。李實等（2004，2007）利用泰爾指數將全國的個人收入差距分解為城鎮內部、農村內部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三部分，計算出三種差距對全國的差距貢獻率，結果顯示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對全國總體收入差距貢獻率從36%提高到43%，這說明了城鄉之間收入差距過大是全國收入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對于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影響的已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費結構上，認為城市居民消費趨于飽和，而農村消費結構升級較慢，農村消費占總消費比相對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國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資，因農村消費不足帶來的內需不足將影響到經濟的持續平穩增長。而關于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對我國的產業結構之間關系做出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的并不多。城鄉間的收入差距拉大將對產業結構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本文將視角集中于產業結構的市場需求與供給變動兩方面，以分析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對產業結構變動的效應。

        1城鄉收入差距通過市場需求對產業結構變動產生影響

        產業結構是指整個國民經濟中全部經濟資源在各產業的配置結構。本文中的產業結構不僅包括對第一、二、三產業的分類，還涉及到三大產業內部各行業和行業內部各層級及其之間的關系。正常的產業結構變動一般表現為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有兩方面的含義：

        ①指一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各個產業部門所表現變動趨勢：第一產業的份額顯著下降，第二產業的比重顯著上升，第三產業也略有上升，即三大產業比重次序的調整，其衡量指標一般是第二產業或第三產業的比重占gdp的比重；

        ②指發生在三大產業部門內部的產業由低級到高級、勞動生產率由低趨高、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以及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發展變化過程。影響產業結構變動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市場的需求條件和供給條件的變動、國際市場供給條件以及經濟政策引起的變動，收入分配結構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結構決定消費結構。當收入水平較低時，可支配收入較低，于是有限的收入將優先用于滿足最基本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后用于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比例將逐漸下降，更多的收入將投向于更高層次的消費。消費結構將由購買食品衣服為主轉向購買電視機、音響、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以及娛樂社交。在一個存在相對合理收入差距的社會里，會形成多層次的消費需求，低、中、高級消費品均有相應合理的需求結構。但若是收入差距過大，如murphy（1989）在分析收入分配與工農業發展的關系時所指出，富人有足夠的收入購買進口奢侈品和手工品，窮人則局限于解決溫飽問題，財富過于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而中產階級比重較小，會導致國內工業產品的需求不足。城市與農村的消費斷層將會導致相應的商品供給部門發展不均衡。

        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投資結構必然與需求結構相一致，而市場需求結構又取決于人們的收入分配結構。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城市居民擁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也擁有更為有利的生產條件。城市居民更大的消費能力必然引導投資和其他經濟資源流入那些以滿足城市居民消費需求為主的生產部門和相關服務部門。充裕的資源使得這些行業快速發展，而為農村消費者提品和提供服務的行業因投資不足，需求不足而不斷萎縮。

        具體說來，收入差距通過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投資在各個產業間的分布和比例不同，各產業的發展速度也就會不同，導致產業結構的變動；投資結構作為資產增量可使產業結構存量的變動，引起產業間規模比例的變化；不同的投資方向形成不同的生產資料需求，從而引起生產資料產業構成的變動。城市居民消費所占比重大，致使更多的投資服務于城市，家電行業，通訊電子類行業等等均傾向于城市居民，且這些行業發展建設都比較快，而合適于農村的消費品和服務則極少。收入消費結構直接影響影響消費資料產業部門的發展，也間接影響為消費資料產業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的發展，從而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動。城鄉收入差距過大間接導致產業結構的相對不合理發展，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就難以為繼。

        2城鄉收入差距通過市場供給對產業結構變動產生影響

        在市場經濟中，收入分配形式多元化，不同的生產要素要求同投入所創造的產出相對應的收入。已存在的收入差距會影響生產要素流動方向，從而影響各產業的要素供給數量與質量。要素供給的數量與質量不同又會對各個行業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

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其實也是一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一個過程。這種要素流動減少了原來農業領域的閑置勞動力，提高人均耕地面積以及勞動生產率，同時也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推動城市經濟的發展，調整了三大產業間勞動力占有比例關系。城市相對于農村的高工資是吸引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而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則給相對理性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更為強烈的流動信號。于是擁有一技之長、高學歷和較高文化素養的高質量勞動力聚集在城市，促使城市高精尖產業得以發展。城市的迅速發展吸引了大量的年輕力壯的普通勞動力，勞動力資源供給充裕，則對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于是資金流向該產業，該產業能夠迅速發展。但須注意的是因普通勞動力供給充足導致勞動力市場一直為買方市場，企業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獲得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勞動力資源的充裕供給使企業缺乏提高效率改進的動力，沒有足夠的動力改進機械裝備生產以替代勞動力生產。

        而對于農村的發展則是另一番情形，雖然農村勞動力涌向城市緩解了農村緊張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流動的都是年輕力壯的勞動力，于是出現農村發展所必須的勞動力也可能出現短缺，農村發展所需要的技術管理等人才也嚴重缺乏，這嚴重影響到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產品生產和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農村居民收入也無法持續提升，城市收入差距擴大，人力資源與普通勞動力資源往城市流動的速度隨之加快。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從勞動力的層面上看，是勞動力在三大產業中的比例趨于協調，但三大產業內部的生產率、產業附加值率和實際發展速度卻是不平衡的。

        資金供給狀況也將影響到產業結構。可供農村投資的資金一般取決于農村的儲蓄，而儲蓄受限于收入水平。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無法得到較大幅度的持續增長使得儲蓄偏低，又由于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差價使得農村自我積累能力低下。加上郵政儲蓄的只存不貸模式、國有銀行多存少貸惜貸致使原本不多的資金流向城市，農村發展所需資金相對稀缺，且獲取成本相對較高，于是農村經濟發展遇到資金障礙。與農村相比，城市資金供給充裕，資金的使用成本下降，有利于資金流向技術、資金密集型產業，推動產業的演化與發展。資金供給的差異使得城鄉各行業各產業發展不均衡。

        3 城鄉收入差距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影響

        前面已經討論過在市場經濟中城鄉收入差距將促使資源流向為城市居民提品或服務的部門。部分產業在充裕的人力、資金等資源供給和較大的需求刺激下，能夠得到較快的升級，采用新技術，實現產品的多樣化。但僅僅在一個城市經濟圈里，對某一產品的消費將會趨于飽和，而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消費結構難以轉移和升級，于是為城市居民提供的消費品與服務無法在農村大范圍擴散。

        根據產品的生命周期理論，在產品的成長期，城市居民是其主要的消費對象，一般的產品研發設計也是主要是針對城市消費居民。從成長期過渡到成熟期的過程中，企業擴大生產，可獲得規模報酬遞增的效應，前期投入費用下降，產品價格下降，消費群體逐漸由城市居民轉移到農村居民。在有效需求的推動下，企業可以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批量生產，降低生產成本，從而進一步擴大農村市場，實現規模經濟的良性發展。同時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也逐步上升。在收入差距比較合理的社會里，消費需求的結構也比較合理，產業的升級表現得較為平穩順暢。產品的擴散過程需要大量的有效需求拉動，而在像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比較大，城市居民升級換代下來的消費品，農村居民仍無力購買，需求鏈發生斷裂，產業的轉換升級就不順暢。

        產品順利進入農村市場，亦使得企業能及時回籠資金，從而有足夠的動力和資金開始下一輪的技術創新，產品的升級換代速度加快，相對于服務業也是如此。產品消費市場平穩轉移可促進新技術的普及和升級，但若為城市居民提供消費品和服務難以難于在農村較大范圍內得到消費，這些新技術的普及和升級便會受阻。

        多年來工業經濟的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的生產能力，一方面，大量消費品及生產資料是農村居民所需要的卻無能力購買，另一方面，城市市場卻已相對飽和，使得工業生產能力與市場消化能力相比，形成嚴重相對過剩。工業經濟產能的相對過剩使整體經濟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這不利于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成長。

        4結語

        有以上的分析可知，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對我國產業結構變動產生重要的影響，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都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影響資源的合理優化配置。因此，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非常有必要的。雖然目前為刺激內需而采取鼓勵家電下鄉等措施，這些只是治標不治本，根本還在于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

篇3

目前，對于我國的經濟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已基本達成共識。李實等（2004，2007）利用泰爾指數將全國的個人收入差距分解為城鎮內部、農村內部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三部分，計算出三種差距對全國的差距貢獻率，結果顯示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對全國總體收入差距貢獻率從36%提高到43%，這說明了城鄉之間收入差距過大是全國收入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對于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影響的已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費結構上，認為城市居民消費趨于飽和，而農村消費結構升級較慢，農村消費占總消費比相對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國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資，因農村消費不足帶來的內需不足將影響到經濟的持續平穩增長。而關于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對我國的產業結構之間關系做出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的并不多。城鄉間的收入差距拉大將對產業結構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本文將視角集中于產業結構的市場需求與供給變動兩方面，以分析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對產業結構變動的效應。

1城鄉收入差距通過市場需求對產業結構變動產生影響

產業結構是指整個國民經濟中全部經濟資源在各產業的配置結構。本文中的產業結構不僅包括對第一、二、三產業的分類，還涉及到三大產業內部各行業和行業內部各層級及其之間的關系。正常的產業結構變動一般表現為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有兩方面的含義：

①指一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各個產業部門所表現變動趨勢：第一產業的份額顯著下降，第二產業的比重顯著上升，第三產業也略有上升，即三大產業比重次序的調整，其衡量指標一般是第二產業或第三產業的比重占GDP的比重；

②指發生在三大產業部門內部的產業由低級到高級、勞動生產率由低趨高、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以及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發展變化過程。影響產業結構變動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市場的需求條件和供給條件的變動、國際市場供給條件以及經濟政策引起的變動，收入分配結構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結構決定消費結構。當收入水平較低時，可支配收入較低，于是有限的收入將優先用于滿足最基本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后用于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比例將逐漸下降，更多的收入將投向于更高層次的消費。消費結構將由購買食品衣服為主轉向購買電視機、音響、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以及娛樂社交。在一個存在相對合理收入差距的社會里，會形成多層次的消費需求，低、中、高級消費品均有相應合理的需求結構。但若是收入差距過大，如Murphy（1989）在分析收入分配與工農業發展的關系時所指出，富人有足夠的收入購買進口奢侈品和手工品，窮人則局限于解決溫飽問題，財富過于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而中產階級比重較小，會導致國內工業產品的需求不足。城市與農村的消費斷層將會導致相應的商品供給部門發展不均衡。

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投資結構必然與需求結構相一致，而市場需求結構又取決于人們的收入分配結構。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城市居民擁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也擁有更為有利的生產條件。城市居民更大的消費能力必然引導投資和其他經濟資源流入那些以滿足城市居民消費需求為主的生產部門和相關服務部門。充裕的資源使得這些行業快速發展，而為農村消費者提品和提供服務的行業因投資不足，需求不足而不斷萎縮。

具體說來，收入差距通過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投資在各個產業間的分布和比例不同，各產業的發展速度也就會不同，導致產業結構的變動；投資結構作為資產增量可使產業結構存量的變動，引起產業間規模比例的變化；不同的投資方向形成不同的生產資料需求，從而引起生產資料產業構成的變動。城市居民消費所占比重大，致使更多的投資服務于城市，家電行業，通訊電子類行業等等均傾向于城市居民，且這些行業發展建設都比較快，而合適于農村的消費品和服務則極少。收入消費結構直接影響影響消費資料產業部門的發展，也間接影響為消費資料產業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的發展，從而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動。城鄉收入差距過大間接導致產業結構的相對不合理發展，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就難以為繼。

2城鄉收入差距通過市場供給對產業結構變動產生影響

在市場經濟中，收入分配形式多元化，不同的生產要素要求同投入所創造的產出相對應的收入。已存在的收入差距會影響生產要素流動方向，從而影響各產業的要素供給數量與質量。要素供給的數量與質量不同又會對各個行業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

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其實也是一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一個過程。這種要素流動減少了原來農業領域的閑置勞動力，提高人均耕地面積以及勞動生產率，同時也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推動城市經濟的發展，調整了三大產業間勞動力占有比例關系。城市相對于農村的高工資是吸引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而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則給相對理性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更為強烈的流動信號。于是擁有一技之長、高學歷和較高文化素養的高質量勞動力聚集在城市，促使城市高精尖產業得以發展。城市的迅速發展吸引了大量的年輕力壯的普通勞動力，勞動力資源供給充裕，則對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于是資金流向該產業，該產業能夠迅速發展。但須注意的是因普通勞動力供給充足導致勞動力市場一直為買方市場，企業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獲得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勞動力資源的充裕供給使企業缺乏提高效率改進的動力，沒有足夠的動力改進機械裝備生產以替代勞動力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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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于農村的發展則是另一番情形，雖然農村勞動力涌向城市緩解了農村緊張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流動的都是年輕力壯的勞動力，于是出現農村發展所必須的勞動力也可能出現短缺，農村發展所需要的技術管理等人才也嚴重缺乏，這嚴重影響到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產品生產和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農村居民收入也無法持續提升，城市收入差距擴大，人力資源與普通勞動力資源往城市流動的速度隨之加快。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從勞動力的層面上看，是勞動力在三大產業中的比例趨于協調，但三大產業內部的生產率、產業附加值率和實際發展速度卻是不平衡的。

資金供給狀況也將影響到產業結構。可供農村投資的資金一般取決于農村的儲蓄，而儲蓄受限于收入水平。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無法得到較大幅度的持續增長使得儲蓄偏低，又由于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差價使得農村自我積累能力低下。加上郵政儲蓄的只存不貸模式、國有銀行多存少貸惜貸致使原本不多的資金流向城市，農村發展所需資金相對稀缺，且獲取成本相對較高，于是農村經濟發展遇到資金障礙。與農村相比，城市資金供給充裕，資金的使用成本下降，有利于資金流向技術、資金密集型產業，推動產業的演化與發展。資金供給的差異使得城鄉各行業各產業發展不均衡。

3 城鄉收入差距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影響

前面已經討論過在市場經濟中城鄉收入差距將促使資源流向為城市居民提品或服務的部門。部分產業在充裕的人力、資金等資源供給和較大的需求刺激下，能夠得到較快的升級，采用新技術，實現產品的多樣化。但僅僅在一個城市經濟圈里，對某一產品的消費將會趨于飽和，而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消費結構難以轉移和升級，于是為城市居民提供的消費品與服務無法在農村大范圍擴散。

根據產品的生命周期理論，在產品的成長期，城市居民是其主要的消費對象，一般的產品研發設計也是主要是針對城市消費居民。從成長期過渡到成熟期的過程中，企業擴大生產，可獲得規模報酬遞增的效應，前期投入費用下降，產品價格下降，消費群體逐漸由城市居民轉移到農村居民。在有效需求的推動下，企業可以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批量生產，降低生產成本，從而進一步擴大農村市場，實現規模經濟的良性發展。同時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也逐步上升。在收入差距比較合理的社會里，消費需求的結構也比較合理，產業的升級表現得較為平穩順暢。產品的擴散過程需要大量的有效需求拉動，而在像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比較大，城市居民升級換代下來的消費品，農村居民仍無力購買，需求鏈發生斷裂，產業的轉換升級就不順暢。

產品順利進入農村市場，亦使得企業能及時回籠資金，從而有足夠的動力和資金開始下一輪的技術創新，產品的升級換代速度加快，相對于服務業也是如此。產品消費市場平穩轉移可促進新技術的普及和升級，但若為城市居民提供消費品和服務難以難于在農村較大范圍內得到消費，這些新技術的普及和升級便會受阻。

多年來工業經濟的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的生產能力，一方面，大量消費品及生產資料是農村居民所需要的卻無能力購買，另一方面，城市市場卻已相對飽和，使得工業生產能力與市場消化能力相比，形成嚴重相對過剩。工業經濟產能的相對過剩使整體經濟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這不利于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成長。

4結語

有以上的分析可知，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對我國產業結構變動產生重要的影響，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都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影響資源的合理優化配置。因此，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非常有必要的。雖然目前為刺激內需而采取鼓勵家電下鄉等措施，這些只是治標不治本，根本還在于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

篇4

中圖分類號：F32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7）18-0017-02

居民收入差距在經濟學研究中是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必然現象。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內需不足問題一直是經濟建設中的重要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外需急劇下降，國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也難以為繼，以消費主導經濟發展、加大內需一直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策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存在，是造成內需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鄉鎮居民收入和消費的矛盾，是農業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對農業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在鄉鎮經濟建設中，經濟水平決定社會生活水平，過度的收入差距帶來了社會矛盾。消費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居民收入水平影響著消費水平的層次，社會矛盾的產生是社會分配的不平衡和不公平，收入差距懸殊的城鄉居民經濟現狀對社會穩定發展局面的影響是具有一定破壞性的，因此對農業經濟的發展也會有不利的影響出現。

一、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現狀分析

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經歷了先縮小后擴大、再縮小再擴大的過程，這種起起落落的變化過程，和國家經濟建設發展、政策改革等都有密切聯系。1978—1984年之間城鄉收入逐步縮小，其間經歷農村改革，為農村經濟的發展開辟了新的局面。1985—1995年城鄉收入逐漸擴大，經濟體制改革由農村轉移到城市。1996—1998年是短暫縮小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嚴重影響到我國經濟發展，城鎮居民收入受到較大影響，明顯下降在1998年達到谷底。1999年以來，21世紀的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2004年，國家出臺惠農政策，減免農業稅、糧種補貼等一系列政策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城鎮居民社會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社會保障、勞保福利、失業保險等對城鎮居民生活水平的保障性措施的推行也在拉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1]。

從2016年國家發改委和國家統計局的消息來看，2016年全國居民收入水平23821元，基尼系數比2015年略高，總體下降趨勢保持不變，居民收入差距保持預期逐步縮小的趨勢。全國居民收入穩定增長的形勢下，城鄉收入差距逐步得到可控性縮小，是近年來國家經濟建設中對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的有效政策調控作用。同時在政策支持下，不斷關注并重視收入差距問題的社會影響，在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重視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和不平衡性發展問題。

進入21世紀，國家對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政策性調控，惠農政策對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縮小差距值，但實現差距縮小面臨的困難，在國民經濟發展中龐大的農業人口和城市經濟發展的全球化趨勢問題上，城鄉收入差距形成且實現差距過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家政策影響因素。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的重心轉移，城市發展速度顯示出的區域優勢地位和農村經濟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經濟特區建設、沿海開放城市經濟帶到延伸至內陸城市經濟建設的一系列開放政策為城市經濟的高速發展打開了新的道路。反觀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情況，滯后的改革和發展條件對及時抓住發展機遇是極為不利的因素。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逐漸拉大到得到調控后有所縮小，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的穩步高速發展，因此在政策上的調控和緩解遠遠不及經濟建設的速度，平衡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需要解決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的問題。近些年一直關注的三農問題，對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改革，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實施，都是對農業經濟發展的改善和重視。但從根源來看，減免農業稅、糧種補貼等關系到農村居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對農民收入的提升不能改變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根本性問題，農產品價格過低，農民進行農業活動的投入和收入的比例，對改善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收入還有更大的距離。除此之外，農村教育在推行義務教育改革后雖然保證了城鄉受教育的公平和區域平衡性，但對農村教育投入來說，教育投入給家庭帶來的負擔仍是一筆大的負擔。國家政策在城市傾向上從改革開放發展初期已經形成的差距，對現階段差距不斷拉大的局面形成有著重要的基礎性的歷史作用。

第二，體制的因素影響。我國改革開放之前的傳統體制將城鄉分割成不同發展特征，農民和城市居民之間享受的社會福利和補貼形成了顯著對比，同時在市場競爭中也存在差異性。改革開放對城鄉體制改革的推進和深入逐漸縮小了體制上的差距，但在戶籍制度、財稅制度、教育體制等多方面長期發展中積累下來形成的影響仍在影響著城鄉經濟的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有非常不利的影響[2]。

第三，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城鄉人力資源的利用和投入在經濟發展中不斷顯現出問題，城市勞動力資源的素質水平決定了在社會地位和收入上的優勢，農村勞動力在農業經濟發展越來越不占優勢的情況下，逐漸形成新的勞動力輸出局面，農村勞動力開始涌進城市，為城市經濟建設提供廉價的勞動資源，這和城市居民勞動力形成鮮明對比。人力資源收入上的差距是城鄉收入差距的一個反映，伴隨著其他相關問題的影響，在城鄉收入差距問題上，人力資本投資的因素在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的趨勢下對這一現狀的加劇是極為不利的。

除了以上幾點因素之外，影響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還有很多，在社會、國家、居民個人方面都深受其中因素的影響，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是歷史問題，在長期發展中積累下來的問題經歷不同發展階段，對當下經濟發展各領域的影響需要進一步分析、解決。

二、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業經濟發展的影響

第一，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緩慢提升，在農業經濟發展中產生的不利影響，對農村各領域建設是極為不利的。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側面反映的是在農村經濟發展中居民收入和經濟來源的問題。消費以收入為基礎和標準，城鄉消費水平的差距受到收入水平的影響，差距擴大，農村居民在消費上的支出會受到影響。幾年來，在城鄉消費水平上，雖然沒有地域的限制，越來越多涌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也會在消費上不斷改變，但從整體消費情況來看，城鄉收入差距拉大，消費對農業經濟的作用也會降低，作為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收入水平沒有得到不斷提升的情況下，對消費水平的支持也會下降，內需不足的情況在農業經濟發展中也會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第二，對特色區域經濟建設的影響。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對城市經濟建設發展的關注和傾向更多，農業經濟建設中的項目建設沒有相應的資金支持，在特色產業經濟發展上也會處于計劃階段，得不到真正的實施。農村的經濟開發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在發展速度和經濟水平上缺乏政策和實質性的技術支持，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上也會存在落后的問題。農業經濟發展處于城市發展之外，在地理優勢和交通設施建設上沒有優勢，對農業經濟的多元開發也會受到技術和環境的影響。因此，城鄉收入差距在特色區域經濟建設上產生的不利影響對農業經濟領域的發展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3]。

第三，對農業結構調整的影響。農業經濟發展中產業結構單一，是傳統農業經濟發展一直存在的問題，農村經濟建設中缺乏的技術和人才資源，對農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有著重要意義。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是人才流向趨于發達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人才流失和技術落后的情況下，農業結構調整很難得到實現，這是在目前農業經濟建設中需要及時得到關注和解決的問題。

三、改善收入差距影響下農業經濟發展的對策

第一，加大政策扶持，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國家在政策支持上加大對農業經濟發展的支持，在城鄉差距問題的解決方法上，注意對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在收入問題上逐步縮小差距。農業經濟發展對居民收入的貢獻是整體的成果，近年來農業經濟的產業化改革一直是農村經濟建設中的重要問題，在國家政策扶持的條件下，對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得到真正意義上的高效率實施是有力的保證。

第二，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農業經濟向非農產業轉移是優化農業產業結構的重要內容，農業發展的單一結構在當下時展中需要適應新的經濟發展趨勢。在非農產業的建設上，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分配到產業建設之中，既可以適應社會發展中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可在農業經濟建設中形成獨特的產業優勢[4]。

除此之外，加大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健全，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等都對改善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影響下的農業經濟建設有重要的幫助。

四、結語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對農業經濟發展的影響是不利的，在縮小收入差距上，加大農村經濟建設的政策支持和投入，加快農業經濟體制改革和相關體制機制的改革是改善城鄉收入差距中農村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徑。農業經濟發展在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時代變化中面臨的挑戰需要不斷地探索來解決在城鄉收入差距上的不利問題和因素。

作者：張會盼

參考文獻： 

[1] 廖顯浪.制度轉型、經濟發展與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研究[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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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擇歷年數據（1989-2011年），針對經濟二元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作用的內在聯系進行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根據檢驗結果制定更有針對性的政策，以實現城鄉統籌發展。

實證分析

（一）變量數據說明

1.變量選取。在城鄉收入差距（GAP）指標的選擇上，有的學者用城鎮居民生活費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來測算，并做適當修正（李實、岳希明，2003），但目前大多數研究仍然直接采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Ut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IRt來測算城鄉差距。其公式是：

葉裕民對中國二元結構問題的研究成果中，采用了城鄉居民收入差異系數、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的差異度、二元對比系數和城鄉經濟二元結構強度四個指標作為相關研究指標，但是考慮到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吸收了大量的農村人口，農村從業人口比重逐年在下降，這樣二元對比系數 中，農村比較勞動生產率計算公式中的分母就越來越小，而城鎮比較勞動生產率計算公式中的分母越來越大，這將導致二元對比系數變小。但是實際上，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并沒有帶來農村居民收入和生活質量的同比提高，即農村居民并沒有完全、足夠、對等地分享到農村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相反，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對城市居民而言提高得比較緩慢（王千六，2009），因此，本文采用二元結構強度f來衡量城鄉經濟二元結構。

可采用農業與非農業間的相對國民收入差距來衡量該指標。美國著名數理統計專家庫茨涅茲從工業與農業角度統計，發現除中國外的世界發展中國家，工農業二元結構強度最大為4.09倍。

2.數據來源與處理。本文選取1989-2011年的數據作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原始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統計公報，并經過適當計算得到本文所用指標。本文的所有實證過程均在Eviews7.2上完成。

3.變化趨勢。1989-2011年二元經濟結構強度與城鄉收入差距如圖1所示，從中可以看出二元經濟結構強度與城鄉收入差距變化趨勢相似。

（二）實證分析

Engle and Granger（1987）指出，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非平穩時間序列（含有單位根的時間序列）的線性組合能構成平穩的時間序列，則稱這些非平穩時間序列是協整的，所得到的平穩的線性組合為協整方程，可以認為協整方程的存在說明這些變量（即非平穩的時間序列）之間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本文在實證分析中首先進行ADF單位檢驗，然后分析各變量之間的穩定均衡關系。得到協整檢驗結果后，如果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將建立誤差修正（Error Correction Model，ECM）模型。

1 .變量平穩性檢驗。由于絕大多數經濟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為了避免建模時的“偽回歸”現象，要求所研究的變量必須具有同階平穩性，因此首先對本文中的變量f和gap進行平穩性檢驗，由于圖檢驗方法帶有較強的主觀色彩，為了客觀起見，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1974）提出的ADF檢驗法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ADF檢驗模型有三種設定模式，選擇正確的設定模式尤為重要，三種模式分別為含有趨勢項和常數項、只含常數項、都不含，用公式可分別表示如下：

其中，p=1，2，3，或者由實驗來確定（孫敬水，2009）。

利用軟件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變量的平穩性。表1中表示一階差分；滯后期的選擇依據SC準則，通過對變量的折線圖進行觀察，原序列檢驗方法為包含截距項和時間趨勢項，一階差分檢驗方法為不包含截距項和時間趨勢項。檢驗形式（C，T，K）分別表示截距項、時間趨勢項與滯后階數，0表示不含截距項、時間趨勢項。表1結果顯示，原序列在5%的置信水平下皆為非平穩序列。因此繼續對原序列的一階差分進行平穩性檢驗，在1%的置信水平下，序列均為一階單整。

2.協整檢驗。如果序列{X1t，X2t，…，Xkt}都是d階單整，存在向量 a=（a1，a2，…，ak），使得 ：

Zt= αXT ～ I（d-b）

其中，b>0，X=（X1t，X2t，…，Xkt）T，則認為序列{X1t，X2t，…，Xkt}是（d，b）階協整，記為Xt～CI（d，b），α為協整向量（cointegrated vector）。如果兩個變量都是單整變量，只有當其單整階數相同時，才可能協整；如果其單整階數不相同，就不可能協整。

為了檢驗兩變量Yt、Xt是否為協整，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兩步檢驗法，也稱為E-G檢驗。

第一步，用OLS方法估計方程 ：

并計算非均衡誤差，得到：

上述稱為協整回歸（cointegrating）或靜態回歸（static regression）。

第二步，檢驗et的單整性。如果et為穩定序列，則變量gapt，ft為（1，1）階協整， et的單整性的檢驗方法仍然是DF檢驗或者ADF檢驗。由于協整回歸中已含有截距項，則檢驗模型中無需再用截距項。如使用模型：

進行檢驗時，拒絕零假設H0：δ=0，意味著誤差項et是平穩序列，從而說明gap與f間是協整的。

ADF檢驗結果見表2。由于檢驗統計量值-3.896小于0.01的顯著性水平的臨界值-2.679，因此可以認為估計殘差序列e為平穩序列，表明序列Δgap、Δf具有協整關系。長期協整方程為：

gap=1.93+0.1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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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整體而言一直保持在高速增長的狀態，并逐漸形成了受到世界關注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但在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也積累了許多結構性的問題，如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的矛盾、城鄉經濟增長差距的矛盾、社會消費結構的差距等等[1]。為解決這些矛盾，必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提高勞動力質量，這樣才能創造更加穩定的經濟增長模式，實現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

一、中國經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與勞動力質量之間的關系

大量的研究結果表明，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主要體現在城鄉收入差距上，特別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不斷加大。經濟增長的質量好壞需要從經濟增長的條件、經濟增長的過程和經濟增長的結果三方面著手，并以此為依據。從經濟增長的條件著手，即國民經濟整體素質的基本狀況；從過程來看，即經濟增長結構的基本情況；從結果來看，即經濟增長的效果和社會福利的變化情況。實現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是該國能夠長期有效的開發和利用國土范圍內的各種有利于創造國民財富的自然、人為條件和能力，其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系統內包含的各種因素的有機結合進而形成的一個整體功能特性。

質量高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以高質量的國民經濟素質作為基礎的，而在其中人力資本投資又是決定國民經濟素質的重要因素。國民經濟增長能力不足，城鄉收入差距加大，必然會導致農村甚至城鎮居民對人力資本投資的能力和力度降低，青壯年勞動力無法獲得享受高水平教育、獲得高技能的機會，使得農村勞動力整體處于一個低水平的狀態，無法獲得更高的收入，即分配不均，促使城鄉收入差距加大，從而導致國家勞動力質量水平降低。而城鄉收入差距的加大，使得消費者的購買能力嚴重失衡，某些消費品更加傾向于高收入階層，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受到抑制，進而抑制了社會的總消費需求，不利于經濟的平穩快速增長。而目前隨著中國社會老齡化的加劇，社會福利逐漸減少，青壯年工作壓力加大[2]。收入分配不合理矛盾的加劇也會影響國民分享經濟增長的果實，從而通過各種機制和渠道抑制經濟的增長。由此，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勞動力質量水平便成為改善經濟增長模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關鍵問題之一。

二、如何實現經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與勞動力質量之間的平衡

（一）提升勞動力質量水平

目前，中國正處于發展階段，此時正是教育經費相對于人均收入水平來說較高的階段，當城鄉收入擴大時，低收入家庭面臨的教育經費問題更加嚴峻，致使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喪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即降低各級教育的入學率，進而降低全社會的畢業生文化水平。要想解決該問題，除了縮減城鄉收入差距、完善社會分配制度之外，還需加大對國民教育事業的投入力度，在國家經費投入的條件下，吸納社會公益資金，用于國家的教育事業，針對特困地區可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依靠教育手段不斷提升勞動力的整體質量水平。而各高等教育學府應當沿襲當前使用的特招方式：向特困地區分配特定的招生名額，給予當地學生求學的機會；向特困地區分配特定名額，進行定向培養等。但在擴大教育范圍的同時還需注意教育工作的質量，不可盲目追尋數量而忽略質量。

（二）縮減城鄉收入差距

縮短城鄉收入差距需要從完善分配制度、完善社會福利制度（加大社會保障支出）、二次元經濟結構的優化等方面著手。當然，福利方面的改善不能僅僅著眼于整體層面的分布，還應重點關注經濟增長帶來的果實在社會中的分配情況。但若從整體來看，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都得到了提高，但經濟增長的水平卻降低，這樣的福利結構也是不合理的。而就目前中國的社會現狀而言，縮短收入差距還需注意治清廉的角度，嚴格按照法律要求對貪污受賄的行為進行處罰，還政治一個干凈、純潔的面貌。需要構建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培養真正的人民公仆，只有這樣才能切實將教育、福利等社會民生事務處理好[3]。

（三）明確經濟發展的目標

人是發展的主體，是經濟增長的實現者和成果享用者，其目的在于為人類提供更好的生存環境，提升自身生活水平，優化基本生活條件。在發展經濟同時，不能以某些人的利益為中心，而應兼顧各方面發展的均衡，不能為了某地的發展而舍棄某一方的利益。從發展的實質來看，追求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才能為人類提供更好的生存條件，更有利于實現人的價值。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對收入差距進行控制，適量的收入差距有助于激發人們的生產意識，提升勞動生產力，但過大的收入差距反而會抑制國民的生產積極性。

三、結論

由上述可知，當前的經濟發展情況下，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時負相關，即城鄉收入差距越大，越不利于我國的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成長收入的不斷增加不僅不利于全國人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果實，而且通過勞動力質量水平資質了經濟的增長，加劇社會矛盾。從長遠的發展目標來看，必須在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中重點關注收入的平等分配問題，正視利益沖突之間的轉化問題，不斷推動我國經濟平穩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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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沿海發達省市經濟高增長背后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現狀

（一）高平均數下杭州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真實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杭州經濟快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十五”期間GDP平均增長13.7％，增速連續15年保持兩位數；2005年人均GDP達5431美元，與2000年的2699美元相比翻了一倍；2006年為6505美元，在全國副省級以上行政區中排名第四，是浙江人均GDP的3.22倍。根據1999年世界銀行對不同收入國家劃分標準，參照世界銀行公布的2005年世界人均GDP排名，2006年杭州的發展水平已接近人均GDP 6740美元、排名第44位的捷克，達到發達國家中等以上水平。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杭州城鄉居民收入明顯增多。2006年與2000年相比，城居民可支配收入由9668元增加到19027元，增長了將近一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4894元增加到8515元，增長了0.74倍；城鄉居民收入分別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62倍和2.37倍。在收入增加的同時，居民儲蓄存款也在迅速增加。2005年末，人均儲蓄33184元，是全省人均儲蓄19506元的1.70倍，是全國人均儲蓄10850元的3.06倍。但在高人均GDP、人均收入和人均儲蓄背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卻越來越大。

1．城鄉之間收入差距逐漸拉大。從整體上看，杭州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00年的1.98:1擴大到2006年的2.23∶1，收入差額由2000年的4774元擴大到2006年的10512元。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戶的人均收入與農村中20％的低收入戶人均收入相比較，貧富差距就更加明顯。2004年，城鎮20%最高和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12.07倍，絕對差額達26054元。從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年末余額看，城鄉收入差距也十分明顯。2005年農民人均儲蓄存款10902元，僅相當于城鎮居民人均儲蓄存款60362元的18%；從2001年到2005年，農民儲蓄存款年末余額占城鄉居民存款總余額的比例依次為21.46%、19.76%、17.74%、18.18%和18.05%，5年中除2004年略有上升外，總體呈下降趨勢。

2.城鎮居民內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2005年，杭州市城鎮居民中20%最低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833元，20%最高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3059元，高收入戶是低收入戶的4.84倍，與2004年的4.32倍相比，擴大了12%。如從5縣市人均收入最高的富陽看，2006年上半年，20%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倍數由去年同期的5.02倍擴大到7.01倍，差距拉大的程度和速度就更加驚人。

3．農民間貧富懸殊越來越大。一是農民純收入基尼系數逐年提高。2004年，杭州農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36，不僅比2003年有所提高，而且接近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二是20%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也越來越大。據杭州市統計局抽樣調查顯示，2004年收入最高的20%家庭人均純收入13391元，收入最低的20%家庭人均純收入只有2158元，貧富“兩極”收入之比已由2000年的4.50:1擴大到2004年的6.21:1。三是市內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更大。從杭州所屬的7縣市區看，2005年蕭山農民人均純收入為9498元，淳安僅4358元，蕭山是淳安的2.18倍。從杭州所屬5縣市看，2005年富陽市農民人均純收入7585元，是淳安縣人均純收入的1.74倍；而就富陽市來看，不同家庭之間收入差距也在進一步加大。富陽市統計局對160戶農民家庭2006年上半年現金收入比較分析得出，只有29.4%的家庭收入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比去年下降了8.1%。

（二）沿海其它省市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的狀況分析

杭州城鄉收入不斷擴大的趨勢在我國發達省市和副省級城市同樣存在，而且除大連外，均比杭州嚴重。首先，從發達省市看，1978～2005年，江、浙、滬、京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分別由1.86:1、2.01:1、1.44:1和1.63:1提高到2.34:1、2.45:1、2.24:1和2.49:1，從1990～2005年，粵、閩、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分別由2.21:1、2.29:1和2.16:1擴大到3.15:1、2.29:1和2.73:1。其次，從沿海副省級城市看，2000～2005年，廣州、寧波、南京、青島和大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分別由2.29:1、1.37:1、2.02:1、2.20:1和1.83:1擴大到2.58:1、2.23:1、2.41:1、2.23:1和2.03:1。

二、縮小高數字背景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

（一）正視差距擴大趨勢，全力構建和諧社會

世界銀行有關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大多數國家城鄉收入比在1.5 :1 左右,超過2∶1是極為罕見的。包括杭州在內的經濟發達省市遠高于國際上其它國家的一般水平,且呈不斷增大的趨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已對經濟社會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在經濟上抑制了有效需求和經濟增長。根據對轉型時期中國基尼系數與消費傾向相關性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基尼系數較高時，社會平均消費傾向較低，二者呈負相關關系。消費傾向下降說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將導致經濟增長放慢。特別是一旦將財富這些變量考慮進來,資產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就更為明顯，在社會、政治和心理等方面誘發了大量矛盾。如由于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消費水平的巨大反差，導致某些低收入者的仇富心理和仇富行為；當高收入階層的市場效率行為與政府調控高收入的公平政策行為不一致時，某些高收入者對政府產生抵觸情緒；大批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對城市居民就業造成壓力，導致城鎮職工對農民工的不滿情緒，而農民工不能真正享有與城鎮職工同等待遇，又誘發農民工對城市人的對立心理；尤其是總體貧富差距在個體生活感受中所產生的“放大效應”，降低了生活處于社會中下水平卻又不是社會最底層的“相對貧困”群體對生活的滿意度，容易產生群體性的非理。對上述問題應予以高度關注，否則必將影響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

（二）樹立以人為本理念，統籌城鄉經濟發展

首先，應調整發展理念。調整發展戰略的關鍵應是發展理念的調整問題。過去，我們主要是以物為本，在實踐中表現為把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當作衡量發展的尺度，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發展速度的提升上，忽視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長期實施優先發展工業戰略和城鄉差別戰略。今后，應重視全體社會成員的全面發展，尤其應把促進農村全面發展，維護農民根本利益，大力建設現代農業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點。其次，應調整城鄉利益分配格局。建立工業反哺農業的支持機制，促進農村教育、衛生、交通、社會保障等社會公共事業的發展。其三，應優化農村經濟結構。一方面，應按照比較優勢、市場導向和可持續發展原則，依靠科技進步，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加快農產品市場體系建設，拓寬農產品流通渠道，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問題；另一方面，繼續走擴大工業和第三產業的路子，調整農村產業結構。通過發展戰略調整，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民市民化進程，從根本上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三）實行“底線公平基礎上的效率優先”分配原則，調整財政支出結構

建國以來，我國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時，對公平和效率的取舍大致為，改革開放以前基本是公平優先，改革開放后主要是效率優先。我們認為，目前實行“底線公平基礎上的效率優先”比較適合我國的實際。實施這一原則，一方面仍然把經濟發展放在突出位置；另一方面又強調了社會和政府在公共物品的分配上必須確保每個成員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權利。政府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增加教育投入，并重點向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基礎教育傾斜，從而逐步實現每個社會成員受教育權利和就業權利的平等，為實現城鄉居民分配起點公平性創造條件。

（四）加大再分配措施調節力度，實現結果公平

1．健全個稅調節體系，加大對高收入調節力度。稅收對個人收入的調控主要表現在對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遺產贈予稅、個人財產稅、存款利息稅、特別消費稅等為補充的個人收入稅收調節體系的運用上。在稅制完善方面，一是簡化稅率等級，提高個人所得稅調控力度。現代西方國家依據信息非對稱條件下的最優稅制理論，普遍簡化稅率等級。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可以考慮將個人所得稅稅率等級減化為四級左右，提高邊際稅率，進而提高個人所得稅對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調控力度。二是適當擴大消費稅征收范圍和稅基，將高爾夫球用具、高級皮革皮毛制品、游艇、摩托艇等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征稅范圍。三是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征收制度，提高稅收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四是為減低中低收入者稅負，有必要對利息稅的課征規定一個起征點。五是在提高征收基數的同時，可借鑒英國個人所得稅在扣除項目方面的做法，如增加撫養扣除、對殘疾人的扣除以及捐款扣除等。在稅收征管方面，重點建立個人收入檔案管理制度、代扣代繳明細賬制度、納稅人與扣繳義務人向稅務機關雙向申報制度、稅務部門與社會各部門配合的協稅制度，加快建設統一的個人所得稅管理信息系統，加強對個人收入全員全額管理，從源頭上對個人所得稅加以控制。2．逐步建立和完善轉移支付制度，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政府應對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利息稅和消費稅等，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補貼給低收入階層，尤其是最低收入階層。這樣，在減少貧困的同時，客觀上也使高低收入兩類人群都往中間收入層靠攏，達到擴大中間收入階層比重的總體目標。3．加快慈善事業發展，發揮第三次分配調節作用。在盡快制定《慈善事業促進法》的同時，抓好慈善事業的基地建設和制度化、規范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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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24；F127 文獻編碼：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6.06.008

近兩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趨緩，據國家統計局公布，2014年全年中國GDP增長7.4%，是24年以來最低增速，經濟發展的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在這種大環境下，消費問題被當作了焦點問題，刺激消費被當作推動經濟發展的有效措施。作為經濟總量多年來位居河北省第一位的唐山市，這幾年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快，消費需求不斷增長，且保持了較快的增速，城鄉居民的收入在不斷提高，生活水平持續提高。但是長期受二元結構的影響，城鄉二者之間存在的差距較大，城鎮發達程度要高于農村。受農民收入增加放緩的影響，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增大，這又造成了二者消費差距的增大，同時也對經濟發展造成了不良影響。因而，采取措施減小二者的消費差距，統籌二者的發展，是唐山完成兩個“率先”的目標、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結合的研究方法，對唐山市城鄉居民消費的現狀進行分析和比較，通過收集唐山市翔實的經濟數據，以定性論述為基礎，采取計量經濟學的手段，通過相關計量經濟模型做定量分析。接著，以對城鄉居民消費差距實證研究為基礎，發現影響因子，以探索縮減城鄉消費的差距，推動城鄉經濟發展的新思路。

1 文獻綜述

從國外研究來看，凱恩斯認為消費不足會抑制經濟增長，主張用擴大總需求來帶動經濟總量的增長。經濟學家H?錢納里等人所做的一項研究發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在不同水平下的消費變化呈動態分布。Gilboy（1956）指出了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Lee、Rabanaland Sandri（2010）則指出與金融危機相比，消費斷層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持續時間更長，經濟增長受居民消費的影響更為深刻。

從國內研究來看，經濟學家厲以寧（1984）通過收集改革開放前后我國經濟的相關數據，在比較投資需求、消費需求與總體經濟三者關系的基礎上，發現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改革開放后，越來越突出的結論。王青（1998）指出要確保經濟的穩定增長必須不斷地調控消費，使消費處于一個適當的水平。梁、陳維娜（2009）指出我國居民消費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有聯動關系。劉東皇（2010）則探討了通過改革居民消費增長制度的方式，來推動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2 唐山城鄉居民消費差異的比較

2.1 消費支出水平比較

如表1所示：

資料來源：1、根據唐山統計年鑒有關數據整理計算；2、以下各表除特殊表注外，下同。

從人均消費支出額來分析，2003～2013年唐山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量為10714元，平均增長量為1071.04元，年均增長率為10.19%；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增長量為7328元，平均增長量為732.80元，年增長率為16.23%。

從平均消費傾向來分析，唐山市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基本符合遞減趨勢，由2003年的0.81降到2013年的0.65。但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略有波動，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山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增速低于可支配收入增速。

從數據分析消費水平上看，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由2003年的3.12：1下降到2013年的1.83：1。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年均增長率都在10% 以上，且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速小于農村的，不過二者的消費水平差距由2003年的4434元擴大到2013年的7820元。因而，在這段時期內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普遍低于城鎮居民。

2.2 消費結構的差異化對比

消費結構決定于消費水平，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方面存在的差異也必然受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異的影響。城鄉居民消費不僅存在量上差異，而且質上也有差異。從消費支出結構的角度，通常歸納為食品煙酒、衣著、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務、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和其他用品和服務八個方面。在研究消費結構的指標中，恩格爾系數是國際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標。恩格爾系數是衡量人們貧富程度的主要標準之一。由表2可知：唐山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在總體上呈現出逐年遞減的趨勢，即由2003年的城鄉居民的0.359和0.412下降到2013年的0.261和0.295。我市城鎮居民從2003年到2013年生活水平一直處于富裕水平，農村居民生活由2003年的小康水平奔向了富裕階段。十一年來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變動幅度相差不多，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唐山城鄉居民消費需求漸從基本消費轉向享受消費和發展消費，人們生活水平提高顯著。但是由于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在起點階段就高于城鎮的，這表明農民的生活水平雖有改善，但與城鎮居民相比，差距還是較大。

上面業已討論過以恩格爾系數作為衡量消費結構差異重要指標的食品支出，下文將對其他方面的支出結構進行比較。通過表3和表4唐山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結構變化數據可知：衣著、生活用品及服務和居住比例總體呈現逐年升高之勢，這表明唐山市城鄉居民基本消費需求已較好地得到了滿足。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所占比例提高，表明人們對享受消費的需求漸漸上升。在總消費支出比例中的交通通信的增加表明人們對發展消費的追求與重視。以上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鄉居民由基本消費向享受消費和發展消費過度的趨勢。另一方面，農村居民在居住和交通通信方面消費所占比例普遍高于城鎮居民，在衣著、生活用品及服務和其他用品和服務支出比例差不大，在教育文化娛樂和醫療保健方面均低于城鎮居民支出比例，說明兩者不同的消費側重點，也就決定了對城鄉居民要實行不同的消費激勵策略。

隨著唐山的全面發展，農村居民在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費支出結構的優化程度方面與城鎮居民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而且還應指出在屬于較高層次的消費支出比例方面，二者的差距呈逐年增大之勢，也就是說，還需要進一步優化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

3 實證分析

為進一步明了唐山城鄉居民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文章將唐山城鎮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記為CXF）和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記為NXF）作為模型的解釋變量。經濟總量則以唐山地區人均生產總值（GDP）表示，并將其視為模型的被解釋變量，涉及的時間范圍為2003年到2013年。為使分析數據具有可比性，并去除價格因素的影響，文章以2003年為基期，價格指數為100%，通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數據進行平減，并對數據進行自然對數變換。變換后的變量分別用LGDP、LCXF和LNXF表示。

3.1 相關性分析

從2003年至2013年期間，LGDP、LCXF和LNXF都呈現不斷增長趨勢，這三者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三個變量之間的相關分析結果可以從表5中看出，LCXF和LGDP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978，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線性相關關系。LNXF與LGDP二者相關系數為0.986，同時，它們之間也有較強的線性相關關系。

3.2 ADF檢驗

在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前，首先檢驗LGDP、LCXF、LNXF序列的單位根，判斷序列的平穩性，表6依次給出了序列LGDP、LCXF、LNXF、?LGDP、?LCXF和?LNXF的ADF檢驗結果。表6顯示，序列LGDP、LCXF和LNXF的ADF檢驗值分別為-2.378990、-2.015411、4.568132均大于5%的ADF檢驗臨界值-3.259808、-4.246503和-1.988198，表明三者存在單位根，都是非平穩序列。對于一階差分的序列，序列?LGDP、?LCXF和?LNXF的ADF檢驗值為-5.050088、-1.79633、-2.801384，均小于5%的ADF檢驗臨界值-4.246503、-1.599088和-2.648446，表明不存在單位根，都是平穩序列。

利用Johansen檢驗法對非平穩序列LGDP、LCXF、LNXF三者協整關系的檢驗結果見表7。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 T的檢驗值分別為42.64593和17.00117，分別大于5%顯著水平的臨界值24.27596和12.32090且對應的P值小于0.05，說明LGDP、LCXF、LNXF三個序列存在協整關系。

3.3 誤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根據Granger理論，為提高模型的精確度，將協整回歸中的誤差項et看作均衡誤差，建立短期動態模型以彌補長期靜態模型的缺陷。建立的誤差修正模型，滯后期為2，表達形式為

?LGDP=0.122+0.929LGDP（-2）+0.565?LCXF（-1）-0.034?LCXF（-2）-0.293?LNXF（-1）+0.276?LNXF（-2）+0.099ECM（-1）

其中ECM=0.009+0.553LGDP（-1）-0.372LCXF（-1）-0.374LNXF（-1），該模型擬合優度R2為0.618，殘差標準誤差為0.0406，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

從修正誤差模型表達式中，三個序列 LGDP、 LCZXF和 LNCXF 之間也存在穩定關系。模型中， LCXF 的系數是 LNXF 的系數的 1.93倍，這說明城鎮居民消費增長對 GDP 增長的拉動作用更強。

4 結論與建議

根據前面的分析結果，唐山城鄉居民在居住、交通通信消費比例不斷提高。無論是居民的消費結構還是居民的消費水平，與唐山經濟增長都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影響唐山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主要因素是城鄉消費需求。通過修正誤差關系模型還可得知，唐山城鄉居民消費支出與經濟增長二者呈正相關關系，農村居民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小于城鎮居民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比為1.93倍，說明影響程度存在較大差異。

如何縮小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唐山經濟快速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4.1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國務院總理在談到“持續推進民生改善和社會建設”時，強調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收入是消費的前提和基礎，唐山應積極建立持續長效的收入分配制度，充分調動初次分配中的市場效率和再分配中的財稅調節作用，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尤其是加大對農村居民的收入補貼和政策支持力度，減少城鎮居民的灰色收入，逐步縮小城鄉間收入差距。

4.2 引導城鄉居民理性消費，培育消費新熱點

由分析結果可知，唐山市的城鄉居民消費對醫療保健和教育文化娛樂業方面的支出增加最少，對生活用品及服務的重視程度也不夠。因此，應通過大力加強城鄉居民的理性消費教育來完善消費結構。要刺激消費，擴大居民消費基礎，就需要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努力挖掘城鄉居民的潛在的高層次消費需求，針對不同層次居民消費情況采取不同的消費鼓勵政策。目前，唐山城鄉居民的消費需求逐漸從基本消費過渡到享受消費和發展消費，在逐漸滿足人們的吃、穿、住、用、行等基本物質需求的同時，提高科技、文化、教育、娛樂、旅游等文化和精神消費水平，改進消費環境，提升消費檔次和水平，增強居民消費能力，進而形成可持續增長的居民消費體制。

4.3 大力改善農村消費環境，鼓勵適度消費

逐步改善農村消費軟、硬件環境是刺激農村消費的根本，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調動農村消費需求的有效措施。一要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生態平衡，治理環境污染；二是政府在加大投資力度的同時，積極調動民間資本的參與，并以有關農村消費環境的基礎設施建設為民心工程，如農村的電網改造、電視廣播、郵政通訊、信息網絡、農村醫療衛生網點建設等，積極為提高農民生活消費的質量創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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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國工業化過程中長期存在是不爭的事實，只要存在工業和農業兩大產業部門，其收入就一定存在差距，歐美、東亞國家都是如此。我國現階段城鄉間的收入差距已經成了社會穩定的隱患，必須予以重視并加以解決。因此，通過政府的努力來平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應當成為我國政府的明智選擇。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這個重犬戰略決策是黨針對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阻礙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削弱了農業、傷害了農民這一深刻教訓提出來的，是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重大戰略決策。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為解決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提供了總政策，要實現發展好農村經濟，建設好農民家園，讓農民過上寬裕生活的目標。應該由諸多具體的政策來保障。

一、加大對農業、農村的財政轉移力度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的弱質性和它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客觀上要求國家財政加大對農業的投資力度，支持那些投資大、周期長、風險高、外在效益顯著的項目，以彌補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缺陷，增強農業的競爭力。國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證明，支持與保護農業，政府除了給農業生產者和農產品市場以良好寬松的環境政策外，重要的是給予農業財政資金的支持。縱觀世界各國持久的財政投入，使其農業的發展保持在適合的水平和規模上。是許多國家長期共同的目標。

我國的國情也決定了政府始終是農業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財政對農業的支出則是政府支農的重要手段。政府應采取有效措施。堅持對農業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逐步提高財政支農支出的比重。財政預算要優先保證農業支出，并適當安排一些中短期支農專款。中央政府要盡快完善國家宏觀調控手段和政策措施，規范和引導地方財政的支農行為。對于國家財政支農資金的投資重點應有所側重，針對我國的國情和農業生產實際狀況，農業財政的投資方向應是支持農田水利、交通、通信、農村電網、農業生態環境、國土整治等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農業技術的推廣。這些項目是風險大、投資經濟效益低，但卻對農業發展起著保護性、開發性或有示范效益的項目，是其他農業投資主體所難以承擔的。

此外，國家應改變其在農村公共物品提供上長期缺位的局面，義不容辭地承擔起投資主體的角色，建立中央、省、市、縣“四位一體”的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格局。加大對農村公共物品的投資，解決農村地區教育、醫療、社會保障、自來水、通訊、廣播電視等問題，盡可能提供城鄉一體化公共產品，改善農村居民的生活條件，使農村居民享受平等韻國民待遇。

二、統―城鄉稅制體系，強化稅收調節，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在以市場經濟為主配置社會資源的國家中，稅收杠桿的作用極其重要，諸如美國、西歐等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稅收杠桿作用發揮得好，會很好地調節收入差距，限制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在初次分配當中，國家應該遵循市場經濟原則，鼓勵人們合法追求高收入，但在稅收杠桿的使用過程中，則應縮小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之間差距。目前我國稅收體系還不完善，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還投有完全體現，因此要完善稅收制度，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充分發揮稅收杠桿在縮小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之間差距的作用。

近幾年全國各省相繼宣布取消農業稅。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農民從此不再納稅了，國家不再對農村征稅了。取消農業稅只是取消了針對農民的歧視性稅收制度，還農民無差別的國民待遇。無差別的國民待遇意味著農村居民要像城市居民一樣承擔公共物品的供給成本，作為國家的公民，農民仍承擔著納稅的義務。取消農業稅以后，農民仍然存在著一部分流轉稅、所得稅的負擔。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戰略部署，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了“創造條件，逐步統一城鄉稅制”的新思路。因此。建立統一的稅制是我國發展戰略的要求，是統一的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在取消農業稅的基礎上，堅決取締各種不合理的收費，取消鄉鎮政府直接向農民收費的權力，規范政府收入體系。建立以土地使用稅、增值稅和所得稅為主的農村稅收體系，并將其納入城鄉統一的稅制體系之內，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除了按照“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的原則取消一切針對農業的歧視性稅制外，還應遵循國際慣例，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對農業實行優惠的增值稅政策、優惠的所得稅政策的經驗，對農業生產者和經營者采取稅收優惠或減負政策。

三、發展農村教育，保證教育公平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農民增收不僅需要國家和社會的幫助，更要依靠農民自身素質的提高。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差距擴大問題就必須要實現農民內在知識、能力、素質的提高，而這一切都要取決于教育。

首先。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人，實現真正的免費義務教育。要重新調整并明確各級政府的基礎教育責任，根據各地的財政和經濟狀況制定合理的分擔比列，減輕縣、鄉級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資責任，大幅度地增加中央和省級政府的義務教育負擔比例，使中央財政和省級政府成為轉移支付的主體。目前各地已經初步建立了“明確各級責任、中央地方分擔、經費省級統籌、管理以縣為主”的新機制。在明確各級政府在義務教育中的投資責任后，要改善財政教育支出結構。調整基礎教育、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投資比例，加大對基礎教育的投資力度，適當壓縮高等教育所占比例，改變重高等教育輕基礎教育、重非義務教育輕義務教育的不合理狀況。

其次，職業教育及成人教育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構建和諧社會來講至關重要。在夯實農村基礎教育的基礎上，針對農村的實際情況可以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大力發展農村中高等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并舉辦各種短期專業培訓，形成高中教育、中等高等職業教育和短期專業培訓有機結合的完整的農村教育體系。農村的職業教育、成人教育不應該僅僅是培養傳統的勞動者和傳播農業勞作技能，而是要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還要培養全面發展、適應現代化農業和市場經濟的人才，不僅能在農業生產領域就業，而且能夠在非農業生產領域就業。

四、改革戶籍制度，消除城鄉壁壘，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合理轉移，增加農民收入

國外一些現代化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理論與實踐都說明了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從農村走向城市是工業化的需要和必然結果。因此，突破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的藩籬，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已成為必然。

要在體制上解決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問題，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我們的政策應該是能夠消除現存的勞動力市場，形成一個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能夠使農民有更多的進城機會，有更多的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機會。而且是一個平等的就業和公平的收入待遇機會。中國有著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特別是在農村，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要將他們轉移到城市，在城市中提供就業機會，消化農村的剩余勞動力。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戶籍應該重新確定自己的角色，應該轉變成記錄公民的基本信息。表明農民合法身份的載體，國家掌控國民基本信息和人口狀況的工具，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最基本的數據。戶籍制度的管理功能必須是價值中立的。必須以確定事實為最基本的原則，真正做到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為公共事務服務。因此。戶籍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標是保證和維護公民的平等以及居住和遷徙的自由。要積極調整戶口遷移政策，逐漸放寬遷移限制，以保證公民因工作地域的變動等原因可以及時遷移戶口。隨著市場經濟日益完善，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是必然的，農民進入城市，市民從一個城市轉到另一個城市是市場機制的結果，行政權力不應該限制，而應該為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提供必要的服務和保障。

五，充分發揮社會保障的再分配功能，保障農民的“國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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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9-0077-02

引言

近年來，河北省委、省政府實施城鎮化戰略，深入推進城鎮面貌“三年大變樣”，全省城鎮化進程不斷邁上新臺階，為統籌城鄉發展，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河北農民的收入也有了顯著的提高，生活總體上有了明顯的改善。然而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卻是與日俱增，如何采用較為準確的指標度量我省的城鄉收入差距？經濟的增長是否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在城鎮化進程的同時如何縮小城鄉差距？這些問題都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因此，本文在梳理現有文獻的基礎上，結合河北省的實際發展情況，對其城鎮化、經濟增長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一、文獻綜述

近年來，有很多學者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進行過研究。美國的經濟學家威廉姆遜指出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家區域的增長差異呈現“倒 U”型的變化趨勢，也就是在國家經濟發展初期，區域差異隨著經濟的增長而逐漸擴大，然后區域差異會保持穩定狀態。但是當經濟增長進入到成熟階段之后，區域差異會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不斷下降。喬海曙和陳力（2009）則從金融集聚理論的角度，結合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特征，分析了金融發展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內在機理，論證了金融發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的“倒 U”型的非線性關系。另一些學者則從經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和城鎮化之間關系的角度進行研究。姚壽福（2012）通過實證研究得出城鎮化與農民各種收入之間都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提出深化城鄉統籌發展力度，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和強化廉租房建設。曹裕、陳曉紅和馬躍如（2010）基于面板數據研究得出城市化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顯著，城鄉收入差距不利于經濟增長，但這兩種效應均具有顯著的區域差異，在加快城市化進程中做好戶籍制度改革，在收入分配問題上因地制宜。

綜上所述，針對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研究的比較少而且大多是停留在定性分析上，這些結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城鄉收入差距現象，但是仍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將采用規范的時間序列方法對河北城鎮化、經濟增長與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進行探討。研究經濟增長和城鎮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為解決我省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提供理論依據。

二、實證分析

為了從整體上反映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情況，我們給出河北省1978―2012年間各年度的城鄉收入差距計算結果（如圖1所示）。可以看出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具有明顯的階段波動性。

圖1 河北省1978―2012年間城鄉收入差距（泰爾指數）

（一）單位根檢驗

采用ADF 檢驗對各變量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經過檢驗，可以發現 LNCZH、LNTL和LNPGDP都是1階單整平穩序列（見表 1）。

（二）變量的協整關系分析與ECM模型

可采用 Engle 和 Granger 于1987 年提出的兩步檢驗法（EG 檢驗）進行。經過對模型 LNTLt= a + bLNCZHt+ ut的估計，得到如下估計模型（ 括號內為 t 統計量，下同）：

LNTLt=1.7LNCZHt+0.87LNTLt-1 （1）

（7.22） （9.31）

R2=0.84 DW=1.11

該殘差序列為平穩序列。表明城鎮化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存在（1，1）階協整關系，即河北省城鎮化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因此，可以對LNTL建立如下誤差修正模型，表示為：

DLNTLt=0.053DLNCZHt+0.596DLNTLt-1-0.162Ut-1

（0.102） （1.919） （0.292）

R2=0.21 DW=1.95

根據同樣的原理，可以建立經濟增長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長期均衡模型（2），表示為：

LNTLt=-6.99+0.57LNPGDPt+0.80LNTLt-1 （2）

（-4.35） （2.67） （7.93）

R2=0.87 DW=1.07

DLNTLt=2.34E-06+0.08DLNPGDPt+1.74DLNTLt-1-1.47Ut-1

（3.29E-05） （-0.113） （4.556） （-3.619）

R2=0.45 DW=2.26

（三）結果討論

模型（1）表明，河北省城鎮化對城鄉收入差距在長期具有顯著影響，即河北城鎮化水平提高 1%，城鄉收入差距增加1.7%，而且當期的城鄉收入差距對前期的收入差距有很大的依賴關系，這表明城鄉收入差距具有很強的慣性。模型（2）表明經濟增長在長期內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正的效應，即河北經濟增長水平提高 1%，城鄉收入差距增加0.57%。從各模型的協整關系可看出，誤差修正項都不顯著，而且系數值較小，表明長期均衡對短期波動的影響不大。河北省的城鄉收入差距與城鎮化呈同方向變化，說明城鎮化建設的進程并沒有縮減城鄉收入差距反而是拉大了差距，這一現象表明河北省的城鎮化發展的并不協調。

三、對策建議

河北省正處在經濟轉型時期，是有必要保持適當的收入分配差距的，適當的差距不僅有利于河北省工業化進程和城鎮化進程的發展速度，而且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居民消費。可是要把握好度，如果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太大的話，又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因素，對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產生不利因素。以下提出縮小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的建議。

（一）政府應改變城鄉二元結構

從文章的分析來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無法消除而且還會有繼續擴大的趨勢。我們的目標是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所以必須要消除二元制經濟結構，統籌城鄉一體發展。

（二）切實關注農民的利益

扶持農業專業合作社，近年來，河北省邯鄲縣通過扶持農業專業合作社，建立并完善“農民專業合作社+基地+農戶”的新型產業化經營模式，合作社成員戶均年純收入約1.8萬元，同時輻射帶動3萬余農戶增收。讓經營農業的能賺錢才是硬道理。

（三）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投入

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改進糧食補貼方式、并建立政府指導下形成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機制。加大財政的投資力度，大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的水利工程、電力設施、道路交通。放寬農民貸款政策，對于有發展前景的項目給予更多的優惠和幫助。

（四）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

養老、醫療、住房和教育費用的急劇增長是造成收入差距擴大和消費不足的重要原因，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制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因此要做好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政策的落實，積極做好扶貧開發，認真落實扶貧脫困政策，確保河北省低收入人口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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