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古代文學評論，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相比之下，網絡文學批評雖然偶爾也能出現如此佳作，但是在總體上卻很難達到這樣的高水準。這主要是因為兩者批評主體的文化程度差異所致，古代文學批評主體是精英階層，而網絡文化批評的主體則主要是從一般群眾中誕生，兩者的文化層次決定了批評水準的不同。再者，專業文學批評家所謂的精英意識與網絡文學所宣揚的自由精神是矛盾的。這樣一來，專業文學批評家是很難融入到網絡文學批評里面來的，網絡文學批評沒有了專業文學批評家的參與，自然就不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文學批評家。再者，網絡文學批評其本身就具有反權威、反理論的特點，它重在對網絡文學做一種感性的批評，伴隨而來的便是缺乏一定的理性分析，從而難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文學批評家。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需要專業的文學批評家有意識地進入網絡文學批評領域。正如葛紅兵所言:“一個有眼光的批評家應當有發展的視野，應當能透過事物發展的點滴跡象窺見它未來的可能性。網絡文學目前正是需要這樣的批評家。”

二、意象化的詩性語言

與西方所宣揚的認知、思辨的批評方式有所不同的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更加注重一種體驗式的感悟，這種感悟與需要妙悟的詩歌有著許多的相通之處。西方的文學批評更多的是需要條分縷析的邏輯性語言，而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則通常需要意象化的詩性語言直指作品最本質。因為古代文學批評的主要對象是詩歌，即便明清時期小說也加入到了其中，但是詩歌自始至終的主導地位沒有改變，受這一主體對象的限制，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語言主要為詩性的語言。如司空圖有名的《二十四詩品》，其本身就是耐人咀嚼的詩篇，如其第一品:“大用外排，真體內充。……持之非強，來之無窮。”這種感悟式的語言一般不會直截了當地將批評者內心的感受說出來，它需要讀者再去進一步地感悟，通常對于批評者的批評讀者也可以得出幾種結果出來。這種批評方式是受到禪宗思維的影響，以佛祖拈花一笑為例，摩訶迦葉會心一笑，但是迦葉究竟明白了什么，這是語言說不破的。禪是作為一種個人體驗存在的，若以名言相傳，即使存在下去也是沒有意義的。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采用了意象化的語言去表現自我的感受，這也就形成了文學批評如詩歌般“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特性，這其中的奧妙也不是言語所能演繹得出來的，必須“自家實證實悟”。正是由于用意象化的詩性語言入文，使得古代文學批評本身也是一種作品，顯得玲瓏剔透。如朱權《太和正音譜•古今群英樂府格勢》云:“商政叔之詞，如朝霞散綵。范子安之詞，如竹里鳴泉。徐甜齊之詞，如桂林秋月。楊澹齊之詞，如碧海珊瑚。李致遠之詞，如玉匣昆吾。鄭庭玉之詞，如佩玉鳴金。劉庭信之詞，如摩雲老鶻。吳西逸之詞，如空谷流泉。

秦竹村之詞，如孤云野鶴。馬九皋之詞，如松陰鳴鶴。”這種意象化的語言在注重條分縷析的傳統文化中很少見到，但是在網絡文學批評中是可以尋到的。如:“讀金庸的小說，很難放下，常常不自覺地發笑，讀完后，一片輕松，便似雨后天空，更有十分的清澈。看古龍的小說，也很難放下，但卻常常從小說中跳出來，自覺承不起主人公的寂寞和無奈。讀完仍回味那烏云雷電的壓迫。金庸的小說便如一首江南的采蓮曲。古龍的小說似一幅塞北的孤旅圖。”———十三少帥《讀金庸看古龍》雖然網絡文學批評中的這種語言還不成熟，水平遠不及古代文學批評，但是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網絡文學批評確實在有意無意地借鑒古代文學批評，并且結合當下文學現象，保留了自己的特征，就像金庸小說中的“北冥神功”吸取別人的長處又沒有丟失掉自己的優勢。在對待文學作品的態度上，兩者卻是一致的。它們都將文學作品視為一個整體，一個自由的整體，所以錢鐘書先生才說:“這個特點就是，把文章通盤的人化或生命化。”［12］我們把文章看成我們自己同類的活人。兩者進行的都是感悟式批評，這種批評作為一種個人體驗，很難用語言說清楚或者說即使說出來別人也未必懂得，因此不如直接用一種來營造一種整體風貌，這種風貌不能用邏輯性、思辨性的語言來表達，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意象化語言的出現，而網絡文學對傳統文學的繼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依附于網絡文學而產生的網絡文學批評就一定會對古代文學批評有所繼承，相對于前面提及的兩個繼承，這種語言的繼承相對來說是比較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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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氣韻生動”與“骨法用筆”思想的形成

    在我國傳統社會早期,繪畫與文字往往呈現出一種混沌的融合狀態。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以具象表現為主的繪畫不可避免地成了文字的替代品,發揮著事件記錄與信息傳達的功能。象形文字這種延伸自繪畫的文字形式,以似畫非畫、似字非字的方式經歷了三千多年的演變,才成為筆畫簡單的漢字。而長期以來,傳統的繪畫創作仍然沒有脫離具象的創作技法或者表現方式,比如從我國原始社會時期的一些壁畫作品中可以看出其這一特征。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以文字為主的文學創作和繪畫開始逐漸發展成為兩種相互獨立而又關系緊密的藝術門類。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一方面,隨著社會的急劇動蕩,尤其是連年的戰爭使無數的文人雅士開始不斷地思考人生價值,在文學、繪畫中尋求身心與思想上的解脫,其中當時的歸隱思想、佛教盛行與玄學的極大發展便是當時文人階層思想觀念最鮮明的寫照;另一方面,隨著域外文化的大規模流入以及與本土文化進行的碰撞與融合,從而將文學作品和繪畫創作兩種藝術形式推向了巔峰時期。其中,當時謝赫創作了我國藝術史上最早的以繪畫為主的文學評論作品“六法”,對當時傳統繪畫創作風格特征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作品在吸取當時文學創作思想觀念、風格特征、核心價值的基礎上,提出繪畫創作也應當堅持“氣韻生動”與“骨法用筆”的風格樣式和創作理念。這與當時其他諸多文論對繪畫藝術的創作追求是相通的,并且鮮明地透露出我國傳統文藝的一個重要特征,即輕再現而重表現。在此種思想的影響下,當時諸多知名畫家的作品都體現出“氣韻生動”與“骨法用筆”的風格特征。

    (二)“烘云托月,避實就虛”風格的形成

    眾所周知,我國傳統社會的人們具有含蓄、間接的性格特征,因此,反映到傳統文學創作中,也就是歷來重視抽象化、意象化甚至是間接的文學創作與描寫方式,也即是通過“言此而意彼”的方法來拓展文學作品的想象空間,一方面提升整個作品的藝術內涵,另一方面也能極大地彰顯作家的文學水平。我國傳統文學創作的這一思維方式與風格特征不僅出現在諸多文論作品中,而且部分文論作品也由此提出了繪畫創作的“烘云托月,避實就虛”的風格追求和表現方式,從而對當時的繪畫創作也帶來了直接的影響。比如清代著名文藝理論家金圣嘆在《西廂記》評論中明確地提出:“‘烘云托月,避實就虛’是我國歷代文學創作潛意識中追求的共同表現方式,同時也是所有文學作品共同的風格特征,反映了歷代文人雅士的思維方式與審美追求,因此,在繪畫創作過程中也應當充分貫徹之一思想,即欲畫月也,月不可畫,因而畫云;畫云者,意不在云也,意固在月也。”此外,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與劉熙載也曾對文學創作“烘云托月,避實就虛”的風格特征經過分析和論述,并引申至繪畫創作過程中去,由此對后世的繪畫表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與指導意義。事實上,也正是這種“烘云托月,避實就虛”的創作方式與風格特征,使我國傳統的中國畫一直堅守并張揚著自身獨特的藝術個性:以筆墨為主,略施淡彩,落墨草草,便能顯示出一種天趣和灑脫的視覺效果和藝術品位。正如沈雄先生在《古今詞話?詞品》中所說的:“情以景幽,單情則露;景以情妍,獨景則滯。”比如著名畫家徐悲鴻先生在畫馬的過程中,融西洋畫的造型與我國傳統繪畫的寫意為一體,綜合應用染、烘、積、潑等諸多墨法,使整個畫面中的物象產生細膩的色質變化,由此產生特殊的情感韻味和情景氛圍。

    (三)“移物言志”創作思想的產生

    《尚書?舜典》中記載:“詩言志,歌永言。”另外,南朝著名詩人謝靈運在《山居賦》中曾這樣寫道:“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簡而言之,文學作品是要用來表達作者的志向和決心的。然而,正如上文所說,我國古代社會中的諸多文學家習慣于含蓄、間接的創作方式,尤其傾向于采用“移物言志”的方式進行詩歌等文學作品的創作。當主體的思想情感難以進行準確而直接的描述時,“意”的表達就需要借助于自然萬物,即“移情于物”,通過物性來觀照或者是反映人的思想情感和藝術追求等,由此進行準確而流暢的思想表達。這種“移情于物”的思想是我國傳統詩歌創作的重要特征之一。

    (四)以詩充畫,詩畫結合創作方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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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籌備組在會議基本主題范圍內，提出若干方向性選題建議，供考慮與會學者參考。

一、晚近中國古代史資料新發現的學術意義；

二、電子文獻、資訊擴展對中國古史研究的意義；

三、域外文獻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發展的意義；

四、對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實證方法及實證主義歷史學的新認識；

五、對中國古代史研究諸視野的評價（如西方中心主義、全球史觀、區域性研究、中國中心史觀）；

六、對域外中國古代史研究成就、特色、局限的評價；

七、對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古代史研究各種模式性論說的評價；

八、對后現代主義對中國古代史研究影響的分析；

九、歷史人類學、社會學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啟示及相關評價；

十、歷史研究的“宏大敘事”與“碎片化”――中道何在；

十一、中國古代史研究國際化對研究者素質的新要求。

擬參會論文者請在2016年11月30日前向會務組提交參會回執，表明作者真實姓名、工作單位、職務與職稱、聯系方式、論文題目及提要。會議組委會將在2016年12月31日前發出正式邀請函。正式受邀與會者請在2017年5月15日前向會務組提交論文全文。論文需用MS-Word打字，頁下注，1.5倍行距。

會議為期2天、與會者旅行費用自理、會議期間食宿費用由會議承辦方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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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歷來是高等院校文科專業的主干課程之一，也是傳媒類專業的基礎課程。加強《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改革和教學效果，可以提升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操和民族情感，進一步推進高等新聞傳播教育綜合改革，提高新聞傳播人才培養質量，加快培養造就一大批政治堅定、業務精湛、作風優良、黨和人民放心的新聞傳播后備人才，為推進我國新聞事業健康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一、傳媒類專業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現狀

隨著數字技術的普及和融媒體的發展，傳媒類專業大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當前面向傳媒類專業的古代文學課程并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還未能擔負起培養具有較強文化底蘊和人文精神新聞傳播人才的重任。當前面向傳媒類專業的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主要存在以幾個方面的問題和矛盾：第一，教學內容多與課時量不足的矛盾。進入21世紀后，隨著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推進，大量通識類課程的教學時數大幅增加，而古代文學等傳統課程的教學時數被大幅縮減。與此同時，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卻沒有太多的刪減，卻對學生的人文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就形成了教學內容多與課時量不足的矛盾。第二，學生學習模式的變化與教學方法陳舊之間的矛盾。傳媒類專業學生在學習古代文學課程時，會經常拷問學習的意義。如若古代文學任課老師忽視學生的變化，無法充分利用互聯網、多媒體技術來創新教學方法，調整教學模式，進而難以激發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興趣。第三，培養人文素質、創新能力與學生專業文獻閱讀不足的矛盾。古代文學經典文獻閱讀不足，傳媒類專業學生將會失去獲得文學閱讀、文學思考的能力，而在新聞傳播工作中缺乏文化底蘊和厚積薄發的潛質。第四，課堂學習和課外實踐銜接不足的矛盾。語文能力的培養是一個系統的工程，文學教育僅僅止步于課堂，缺乏課外實踐環節，致使傳媒類專業學生缺乏了對學生古典文學閱讀、理解和認知的能力，從而也無益于新聞采寫、制作等方面的能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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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課程建設是當下高校教學體系建設與教學改革的重大戰略契機。2017年8月國務院《關于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了“雙一流”建設的決策，即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和一流學科建設。2019年4月為進一步推動“雙一流”建設，教育部正式啟動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雙萬計劃”和一流課程建設“雙萬計劃”，即建設1萬門國家級和1萬門省級一流線上線下精品課程。一流課程建設是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重要契機，其中，教學內容改革是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根本與核心，是教學觀念、教學手段、教學模式等改革的基石。以下從立德樹人、溝通古今、融匯中西、體用結合等四個方面來探討古代文學教學內容改革的路徑創新。

一.強化課程思政，將立德樹人與教授專業知識相結合

在傳統的古代文學教學中，教師多側重文學知識的講授，而忽視學生人文素質和健全人格的培養。究其原因，主要與古代文學課程內容特別多、教學課時比較少有關。古代文學包括先秦兩漢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隋唐五代文學、遼宋金元文學、明清文學，部分高校還會將近代文學納入其中，可見，古代文學包含了自上古至近代兩千多年的歷史，涵蓋了文學、歷史、哲學、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內容。就文學本身而言，囊括了眾多的文學作家、文學作品、文學流派、文學現象、文化思潮等。顯而易見，古代文學的課程內容具有歷時悠長、涉獵廣泛、內容繁多、文義多元等特點。因此，教師為趕教學進度，往往以知識講授為主，而減少文學作品的鑒賞與評析，從而忽視了古代文學作品蘊含的文化精神，以及對學生人格精神的熏陶與培育。不難發現，中國古代文學包含了豐富的精神內涵，僅就《論語》而論，即蘊含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愛精神，“入則孝，出則弟”的孝道規范，“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堅毅果敢，以及“學而優則仕”的兼濟情懷等文化精神，另有君子品格、學習方法等不必贅述。更遑論先秦諸子、楚騷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瀚如煙海的文學經典。這些文化精神與當代大學生人文素質和人格精神的培養目標高度一致，是立德樹人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古代文學教學內容改革的第一把鑰匙。因此，在一流課程建設的戰略契機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優化教學內容，強化課程思政。具體來說，既要飽滿地完成專業知識的講授，又要深刻挖掘古代文學中蘊含的文化精神，時刻以樹立學生美好品德、健全學生人格精神為教育目標，并體現在教學實踐之中，最終達到培養學生人文素質的終極教學目的。

二.注重古為今用，將古代經典與現代社會生活相結合

中國古代文學距今時日久遠，與當今的語言表達方式、文化社會環境存在較大差異，譬如就語言的讀法來說，古代漢語有平聲、上聲、去聲、入聲等四聲，而如今普通話中已無入聲字，而且現代漢語中的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與古代漢語中的平聲、上聲、去聲并不完全相同，這就造成了古今語言文字理解上的障礙。再如，古代文學中的建安風骨、正始之音、玄言詩、盛唐氣象、古文運動等文學風格或文學現象，都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文化思潮等密不可分，解讀古代文學需要知人論世，文化語境的不同又加深了對古代文學理解的難度。又如，律詩和詞的創作有嚴格的規范要求，講究平仄格律和對仗押韻，這在今天已經很少被創作。另外，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普及，更加劇了古代文學與現代社會生活的脫離。因而，當代大學生普遍認為古代文學是故紙堆里的“死”學問，不具有時效性和實用價值，從而缺乏學習興趣和動力，古代文學經典也成為束之高閣、無人問津的案頭作品。鑒于此，在古代文學教學內容的改革中，亟需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具體來說，應增強現代教學意識，第一，吸收學科前沿研究成果，及時補充教學內容、更新教案與課件，將最新的研究成果傳授給學生，用新方法、新材料來解讀古代文學作品，培養學生常學常新的學習態度和用現代意識、現代材料解讀古代文學作品的學習方法。第二，強化實踐教學，挖掘古代文學與當下社會生活的契合點，用現代方式解讀和演繹古代文學，使古代文學“活起來”，以最終達到古為今用、溝通古今的教學目的。第三，在講授古代文學經典時，除了傳統的閱讀欣賞、評論鑒賞之外，還可以強化視聽體驗、經典再創作體驗。比如，觀看文學經典改編的影視劇，進行比較研究。再如，化用詩詞進行現代廣告語的編寫，對古代戲劇作品進行改編、續寫等劇本創作，拍攝抖音等微視頻演繹古代文學經典等。總之，在古代文學的教學中，力求古代文學與現代社會生活的結合，賦予古代文學新的視野與功能，使學生置身古代文學的情境之中，感受古代文學的時代魅力與現代價值。

三.推進中西融匯，將傳統文學與西方先進理論相結合

中國古代文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有著鮮明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烙印，因此，在傳統的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實踐中，一貫采用本民族的傳統思維和理論，古代文學的教學內容亦以彰顯民族特色為主。這是培養學生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的必要手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古代文學的國際地位和影響，不利于學生國際視野的養成。實際上，中國古代經典文學作品無論當時還是今日在國際上都有著比較廣泛的傳播和影響。《三國演義》早在明代隆慶三年（1569）已傳播到朝鮮，英國牛津大學收藏了一本崇禎八年（1569）的明代刊本《三國志傳》，目前朝鮮、日本、越南、英國、法國、俄國等多國都有《三國演義》的譯本，同時也有許多研究論文和專著，《三國演義》的國際影響與地位可見一斑。再如元雜劇《趙氏孤兒》曾被國外多位著名作家改編并且搬上舞臺，法國伏爾泰就據此編寫了《中國孤兒》，并于1755年出版。《三國演義》《趙氏孤兒》受到國外讀者的歡迎并不是個例，中國古代文學中的許多經典作品，乃至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在國外都有著廣泛的受眾，這是中華民族文化內涵豐富、形式多樣的必然結果。另外，由于歷史的遺留問題，中國許多原始文獻曾大量流失到國外，比如敦煌學發源于國內，其第一手文獻材料卻在國外。因此，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與教學實踐中，不能忽視其在國外的現狀。另外，西方學術研究中的先進理論也是打開中國文學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與實踐的鑰匙。比如，西方的傳播學理論、美學理論、語言學理論、心理學教育學理論等，與國內教學研究與改革有許多共通之處，我們可以擇其善者應用到本學科的建設與改革之中，以拓展研究視野。因此，在古代文學的研究和教學實踐中不能故步自封、畫地為牢，而應該具備國際眼光，主動探索古代文學在國外的研究現狀和最新成果，以及國外相關學科的先進研究理論，并存其精華、化為已用，將最新的、客觀的文學知識、文學理論傳授給學生，以開拓學生視野、培育學生中西結合的先進理念。

四.提倡體用并重，將文學本位與地域文化特色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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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課程教學內容相關的，便是教學方法了。古代文學課程內容十分豐富，但目前許多學校為節省開支或過多開設選修課，壓縮了古代文學課程的學時，這樣，教師們按教材逐章講授都講不完，更不要說再根據不同線索進行串講來組織復習了。所以傳統的教學方法因課時減少的緣故，顯得無法適應。但是，多數教師仍不放棄傳統的按部就班的講授方式，往往是講到哪兒就算到哪兒，沒講完的就讓學生自習。這種態度相當消極，學生多數都表示不滿。為適應學校縮減課時的變革，承擔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教師，應當配合當前市場要求，將古代文學的教學往實用化方向引導，主動改變教學方法，使得校方、學生與市場都能滿意。在更少的學時內教完課程，最方便可行的莫過于直接采用串講的方法。然而，學生對基本內容都不夠了解，采用這種辦法授課，沒有基礎的學生一定會如墜五里云中，暈頭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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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學在課程設置上主要由文學史和作品選兩大部分組成,其中文學作品是核心。通過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研讀,學生可以逐漸熟悉中國文字的特點、古代漢語的基本規律、古代文學創作理論,理解古代作家的創作用心、創作手法和古代文學作品不同的體裁分類及其不同的文體特點。然而很多教師在教學中仍然偏愛文學史教學,他們樂于從宏觀的角度出發,占用大量面授課時,向學生講授文學史基本知識,梳理文學發展脈絡;而對于作品教學,則多是把文學作品當作印證文學史的輔助材料,泛泛帶過,錯失了培養學生中國古代文學自主學習能力的機會。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多居于主導地位,其講授內容往往被視為“金科玉律”,難容質疑;學生居于被支配地位,其實際學習能力和不同興趣訴求常常遭受漠視。課程教學很多情況下只是出于授課教師的一廂情愿,難以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二)考核上重知識輕能力,重終結性考試輕學習過程考察

與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授受教學情況相對應,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考核也相對較為僵化刻板。其一是考核構成上存在“一考定終身”的傾向,即以期末終結性考試的成績作為課程成績認定的絕對標準,忽略學習過程的監控和考核。考核結果并不能準確地反映出學生的真實學習狀況和學習需求。其二是考試內容編設較為教條。教師的命題多依據平日的教學講義或教材,命題內容多限于文學史上的主要文學現象、文學思潮、文學大家及其代表作品,如建安風骨、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精神等,這樣的問題限定性、指向性強,難以讓學生開展獨立評議,提出創造性的識見。其三是考核缺乏科學的評價模式。平時作業的批閱、考試試題的評閱,一般都是由教師獨立完成的,即便有學生參與其中,也多是根據教師提供的標準答案來評判,從而忽視了文學評論的多元性特征和學習的個體化特點。考核完成后,則多是通報成績了事,很少有針對性的考核分析和評價反饋。

二、地方文獻對推進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考核改革的積極作用

地方文獻指的是記錄某一地域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地理、科技、教育、風俗等內容的地域性文獻資料,具有地域性、原始性、多樣性、長久性、稀缺性等特點。地方文獻因其“包羅萬象”的內涵,在服務地方經濟建設、文化事業建設、學術研究、教育發展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在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考核中適當引入地方文獻,既可以推動學生開展自主學習,激發學習興趣,又可以增加考核的學術含量,提高課程的關注度,擴大課程的影響力,對中國古代文學傳統教學模式起到一定的糾偏作用。

(一)樹立作品教學觀念和研讀原典意識

地方文獻匯集了某一地域長期科技文化發展的成果,內容龐雜,其中很多屬于未經整理的原始文獻。研讀這樣的地方文獻,可以引導學生綜合運用所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知識,調動豐富的知識儲備———尤其是古代漢語基礎知識和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閱讀知識來解決實際問題。為了讓學生能夠研讀地方文獻,教師在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中就必然要將教學重心從文學史轉到作品上,通過作品教學切實提高學生的古文閱讀水平。地方文獻多是第一手的資料,將其引入考核中可以幫助學生樹立研讀原典的意識和不從俗眾、唯己是信的科學探索精神,培養研究性學習習慣。對于教師而言,地方文獻的原始性特點也可以督促他們積極關注學術研究的最新動態,不斷拓寬學術視野,提高科研水平,實現教學相長。

(二)深化課程考核改革,克服學習功利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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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靈運作為山水詩的鼻祖，是南朝詩壇關注的焦點，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與唐詩的研究盛況相比，魏晉南北朝詩歌研究并未得到研究者應有重視――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由于研究者尚未充分認識到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到目前為止已有的關于山水詩歌創作的個體研究中，研究者的目光又主要集中于陶淵明和王維身上，對于詩歌中漢魏晉到宋齊梁陳的轉變中具有關鍵性橋梁作用的謝靈運，迄今為止已有的研究與其在詩歌史上實際所處的地位明顯不成正比，特別是其生態學對于現今社會的積極借鑒意義研究甚少。

華茲華斯是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作品展現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密切聯系。兩百多年來國外各派文學評論家從不同的角度對他的作品作出了不同的評價，從斯蒂芬、阿諾德、布拉德利到現代派的批評家們，運用社會學、歷史學、哲學、心理學等不同的手段對華茲華斯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對華茲華斯的自然觀、宗教思想等方面也進行了探討，因此他的作品似乎已經沒有多余的評論空間了。然而縱觀中外詩歌比較研究方面，從和諧生態學角度對謝靈運和華茲華斯進行比較研究的成果幾乎沒有。

當人類邁入21世紀，人類工業化文明的高速發展以及人類對經濟利益無所顧忌的追求，導致日益嚴重的全球生態環境問題，引起群眾生態環境意識和環境保護運動的不斷高漲，我們正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生態革命。特別是近年來中國經歷了霧霾的痛楚后，文學評論界也開始轉向了生態視角，運用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文學詩歌，試圖從意識領域里找到緩解或者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平衡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中外詩歌中存在著眾多十分相似的情況，這是詩人在各自國家和民族的現實生活中觀察、體驗和加工塑造的結果。兩位詩人分別是中英自然詩歌的杰出代表。他們生活的時代和所處的文化背景大不相同，但在“自然”這一客觀主題上，還是有很多共通之處。通過收集華茲華斯的自然詩歌及謝靈運的山水詩，探訪紹興與謝靈運詩歌相關的景點，如東山、始寧別墅等，尋找華茲華斯與謝靈運詩歌共同的基礎―自然，本人發現這些景點的自然美及對精神的慰藉和平靜作用，大自然是人類精神力量的源泉，人們從大自然中得到快樂，得到啟示，得到心靈的自由。同時兩位詩人通過詩歌向世人倡導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相處。

華茲華斯和謝靈運的生活經歷相似，早期的坎坷對他們創作產生影響，他們一生中都遭遇了重大的社會變革，這些變革對他們的思想與創作產生沖擊，并最終確立了他們作為自然詩人的風格，促進了他們向自然詩人的轉變。他們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思想背景，基督教與道教分別形成了華茲華斯和謝靈運詩歌的生態思想基礎。道教繼承與發展了中國傳統思想，在“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論、物有物性”的法則之外，賦予了大自然更加豐富的內涵，教導每個人要用心感受周圍的事物，熱愛生活，享受生活。道教的中心思想就是“自我、平常、和諧和循環”也就是萬物循環、太極長轉的道理，從而使人類在大自然中獲得廣泛和深刻的啟迪。基督教認為自然與人類皆是上帝的創造物，二者的關系是平等的。自然萬物是上帝的創造，同樣閃耀著上帝神性的光芒，能夠與人類心靈相通。生態思想的基本理念，即整體，和諧，多樣化和相互依存的原則。華茲華斯在他的短詩和散文作品中展示了人要尊重自然，合理開發自然，人要善待動物，合理利用并積極保護動物，脫離自然一味追求經濟利益會造成城市中人與人之間的疏遠的觀點與謝靈運道家“人法自然”的基本生存原則不謀而合，都旨在弘揚關懷自然，崇尚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的思想，對人類追求精神生態的平衡和諧注入了新力量，繼而實現環境與人和諧統一。

因此在“自然”這個交匯點上，華茲華斯和謝靈運有深刻共鳴。

[參考文獻]

[1]Bate，Jonathan.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M].London：Routledge.1991.

[2]Beer，John.WordsworthandtheHumanHeart.[M]London：TheMacMillianPressLtd.1978.

[3]頓德華.論謝靈運山水詩的生態審美意蘊[J].柳州師專學報.2011（26）.

[4]馮靜芳.生態美學視野下謝靈運的解讀與評析[D].華東師范大學.2007.

[5]江舒樺.《丁登寺》與自然的再現[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19）

[6]江建軍.華茲華斯――一顆困擾心靈[D].浙江大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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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學審美上的水流域特征

審美是一種體驗，審美體驗是形象的直覺，外在的客觀之物能通過審美心理機制直接影響并促成審美主體的觀念。因此，特定流域所具備的獨特氣候、地理以及物象必然對身處其境的文人們產生特定的文學審美反應。流域之水是一種審美原型意象，加上特定的地理區域色彩后，才復合出其他意象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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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地理志》中記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這說明，區域文化的形成主要由自然水土環境而致。四大流域文化區域中，遼河流域主要流經遼寧省、東部地區和吉林省南部地區。以“紅山文化”為代表，主要包括“東北部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地理特征為山高水寒，這使人皮膚收縮，汗毛孔閉合，穿著厚重，與自然的距離加大，對外界持一種疏隔、抗拒甚至是征服的審美態度，故文學上主要選取涼風、寒蟬、白露、飛蓬、歸鳥、孤獸、廖廓之谷等適宜寄托清冷之氣和哀愁、憂患之思的物象，側重冷色調。如完顏亮《驛所》：“孤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又如其《過汝陰作》：“門掩黃昏染綠苔，那回蹤跡半塵埃。空亭目暮烏爭噪，幽徑草深入未來。數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繞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闌干次第開。”愛新覺羅·玄燁《松花江放船歌》：“松花江，江水清，夜來雨過春濤生”等。

古代文學評論中常把黃河流域所代表的狹義北方文學與長江流域所代表的狹義南方文學進行比較研究，本文也按此論析。我國秦嶺以南的地面水流向長江水系，秦嶺以北的地面水流向黃河水系。黃河流域是我國第二大河，發源于青藏高原青海省巴顏喀拉山北麓的約古宗列盆地，流經青、川、甘、寧、內蒙古、陜、晉、豫、魯等9個省(區)，東入渤海。黃河流域地理特征為黃土流沙，河寬水湍，是中華文明的先發流域，特別是從漢至唐引領中華文明發展。以“仰韶文化”為代表，主要涵括了燕趙文學圈、秦隴文學圈、三晉文學圈和齊魯文學圈。黃河流域的地理特征導致其民心境開闊，粗獷壯直，憂患意識濃，文學審美上多取狂風大川、巒山闊原、白云駿馬等適宜抒發奔放狂野心意的物象，傾向于以貞剛之氣敘事辯理，黃色調明顯。長江發源于唐古拉山脈主峰格拉丹東雪山西南側，干流經青、藏、川、滇、鄂、湘、贛、皖、蘇、滬等十個省市。流域內大部分屬于亞熱帶地區，氣候溫暖濕潤，雨量充沛。長江流域文學以“河姆渡文化”為代表，主要涵括了巴蜀文學圈、荊楚文學圈和吳越文學圈，唐以后成為我國古代文化的引領者。由于長江流域草木茂盛，地窄山險水豐，正如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描述的：“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孰饒食，無饑饉之患。”所以其多取小橋、曲水、清泉、柳枝、花月等體現柔、細、雅審美傾向的物象，綠色調突出。古代文學研究中，常拿代表北方文學的《詩經》和代表南方文學的《楚辭》進行比較，具有顯著的代表性。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里所說：“《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魏徵在《隋書·文學傳序》中曾指出，北方文學“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而南方文學“宮商發越，貴于清綺”。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說道：“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黃河流域文學代表類型有喻事析理的先秦散文；氣勢磅礴的漢賦；蒼涼慷慨、風骨勁拔的建安文學；率真爽直、豪放剛健的北朝民歌；激越深沉、雄渾悲壯的盛唐邊塞詩；叱咤風云、“挾幽并之氣”的金詞等。如“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曹操《觀滄海》)；“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北朝民歌《敕勒川》)；“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李白《將進酒》)；“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王之渙《涼州詞》)；“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維《使至塞上》)；“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里潼關路”(張養浩《潼關懷古》)等。長江流域文學代表類型有“信巫鬼，重祀”、“香草美人”的屈楚文學；情辭婉轉、輕靡綺艷的南朝詩歌；潤澤華采、清新秀美的唐代山水田園詩；婉約柔媚、徘側纏綿的宋詞等。作品如“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南朝樂府《西洲曲》)；“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徐斡《室思》)；“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李煜《浪淘沙·簾外雨潺潺》)；“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劉禹錫《竹枝詞》)；“日出江花紅似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白居易《憶江南》)等。

珠江流域由西江、北江、東江及珠江三角洲諸河四個水系組成，分布于我國的云、貴、桂、粵、湘、贛六個省(自治區)。珠江流域成扇形格局，北依五嶺，南臨大海，中亙兩廣丘陵，大山、盆地穿插其間，兼有封閉性與開放性的雙重特點。其代表文學派系主要有滇云文學、黔貴文學、八桂文學、嶺南文學和瓊州文學，元明清時期才后來居上，成為我國古代文學中獨具特色的一支。文學中多取瘴、嶺、貪泉、毒草、蟒蛇、蠱、麻石街、竹板、芭蕉等表達險惡蒙昧和原鄉審美傾向的物象。具體文學類型有幽怨難適的唐宋流放派；原生開放的明清嶺南文學等。如“鬼瘧朝朝避，春寒夜夜添”(李商隱《異俗》)；“瘴海寄雙魚，中宵達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地說炎蒸轉貼于 極，人稱老病馀”(盧綸《夜中得循州趙司馬侍郎書因寄回使》)；“孤舟泛盈盈，江流日縱橫。夜雜蛟螭寢，晨披瘴癘行。潭蒸水沫起，山熱火云生。猿蹈時能嘯，鳶飛莫敢鳴。海窮南徼盡，鄉遠北魂驚。泣向文身國，悲看鑿齒氓。地偏多育蠱，風惡好相鯨。”(宋之問《入瀧州江》)等。

二、文學風格上的流域特征

日本學者竹內敏雄把地理環境差異作為影響文學風格的三大原因之一，而我國歷代的文學評論者也注重從地理環境角度來研究文學風格，如曹丕、劉勰、司空圖、皎然、姚鼐、劉師培等。

從流域視角來看，遼河、黃河、長江和珠江四大流域的文學風格各有特征。遼河流域文學風格以“勁健”、“清奇”為主，帶有鮮明的民族性。文學史上，遼金元時代是遼河流域的興盛期，所以考察這一時期遼河流域文學風格具有典型代表性。

篇10

宏觀地說，任何一門課程教學，對其內容與方法的選擇，都離不開教學的目的。而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從較低的要求看，自然是讓學生了解古代文學發生與發展的基本脈絡，對經典性的古代文學作品有一定的感性認識。從較高的要求看，當然也要讓學生了解古代文學的實用功能，“培養學生的氣質、情趣、談吐與文筆”。這樣，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內容既要以文學作品閱讀消化為主，也要盡可能多地吸納古今學者研究的成果，只靠講授一套教材是不足的。

首先，古代文學課程是一種傳統的課程，相關教材種類繁多。但任何一套教材的內容，都與編者的學術視野有關，不同的編者對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的看法也有不同。所以，選擇一種教材作為教學的主要依據，還必須參考其他教材。另外，任何教材的編寫，在時間上通常都比較靠前，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不可能收入教材之中。所以，在組織教學過程中，教師還應當主動搜集最新的研究成果，將其灌注到教學之中。

實際上，要真正將古代文學課程教得有自己的特色，在內容上還少不了教師自己的研究心得。對教材上或其他成果的內容的講授，離不開教師的辨析，尤其是教材上有表達錯誤的地方，教師還必須進行內容糾偏，并提供相關論據材料。

比如當下多數高校選作教材的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三卷述及元雜劇《東堂老》時有這樣的文字：

中國傳統觀念，向來重農抑商，……反映在文學創作中，便是總把商人作為譏諷和鞭撻的對象。……而秦簡夫的《東堂老》第一次正面塑造了李實這樣一個見財不昧、有情義、重言諾、誠懇可信的商人形象。

從這段文字內容看，編者實際上認為在《東堂老》之前的中國文學中，是沒有商人正面形象的。這種說法顯然經不起推敲，不要說遠在漢代司馬遷《史記》中，就有“富好行其德”的商人范蠡形象，就在元代之前的南宋．洪邁小說集《夷堅志》中就有不少品格高尚的商人形象，如《荊山邸客》中的韓洙、《畫眉山土地》中的楊文昌等。

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盡管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被多數高校選為教材，像以上所舉的紕繆之處也在所難免。針對所選教材內容的不足，教師必須借鑒其他多種教材，搜羅相關知識的論文論著成果，包括自己的研究心得，一并提供給學生。

其次，古代文學課程教學，雖然以古代文學史教學為主．，但不能局限于此，還應當與古代文學作品選、古代漢語的部分內容整合起來。沒有大量作品作支撐的文學史教學，往往容易陷入空洞的理論教學，使學生不明所以，容易感覺枯燥而失去主動學習的興趣。有時還必須結合古代漢語知識具體分析文學作品的構成，否則難以使學生學以致用，往往鬧出笑話。

實際上，只有作品決定了作家本身的價值，而非后世某人或某群人的評判；也只有作品所具有的感人力量，才能夠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古代文學史完全可以看成是古代文學作品形態流變史，抓住古代文學作品，才能統合古代漢語、文學評論等知識。所以，在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中，為學生提供高質量的文學作品選，是極為重要的。

筆者曾經加入過網絡詩歌群，看到一些自稱是中文系畢業的群友，寫作出的“律詩”竟然不講平仄，不講押韻，也不講對仗，不過是七言八句而已；同樣，寫作出的“詞”也只是按某一詞牌的句數和字數填寫，根本不考慮平仄、押韻與對仗等要求。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可笑現象，與中文系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失誤是有極大關系的。

在當下的中文系課程教學中，關于律詩與詞的格律知識，屬于古代漢語課程的教學內容，但顯然詩詞是文學，硬是將律詩與詞的格律知識，從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內容中剔出，容易導致學生顧此失彼，將本應綜合一體的知識斷為兩截。這樣的安排，也就難怪中文系培養出的學生在寫作古詩詞時鬧出笑話了。

鑒于當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在內容上的偏頗，筆者認為，將中國古代文學史、古代文學作品選與古代漢語部分內容重新整合，教師授課時也時常加入自己的研究心得，打破教條式的教學模式，激發學生大膽主動地學習乃至研究古代文學，對于提高中文系學生的古代文學修養，應是必需而切實有效的作法。

與課程教學內容相關的，便是教學方法了。古代文學課程內容十分豐富，但目前許多學校為節省開支或過多開設選修課，壓縮了古代文學課程的學時，這樣，教師們按教材逐章講授都講不完，更不要說再根據不同線索進行串講來組織復習了。所以傳統的教學方法因課時減少的緣故，顯得無法適應。但是，多數教師仍不放棄傳統的按部就班的講授方式，往往是講到哪兒就算到哪兒，沒講完的就讓學生自習。這種態度相當消極，學生多數都表示不滿。為適應學校縮減課時的變革，承擔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教師，應當配合當前市場要求，將古代文學的教學往實用化方向引導，主動改變教學方法，使得校方、學生與市場都能滿意。

在更少的學時內教完課程，最方便可行的莫過于直接采用串講的方法。然而，學生對基本內容都不夠了解，采用這種辦法授課，沒有基礎的學生一定會如墜五里云中，暈頭轉向。或許有人說，讓學生提前預習，用串講法就沒有問題，可現實是學校開設了更多的課程，學生課下是沒有足夠的時間用來預習每門功課的。所以，用串講法的同時，還必須對代表性作品作深入剖析，即與精講作品法結合起來。

比如說，以文體為線索來串講，當講到宋詞時，可選柳永、歐陽修、晏幾道、蘇軾、秦觀、黃庭堅、周幫彥、李清照、辛棄疾、姜夔、、張炎等“本色”的代表作品進行比照式串講，從而厘清宋代“本色”詞發展的脈絡；還可選晏殊、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蘇軾、晁補之、賀鑄、王安中、朱敦儒、張孝祥、陸游、辛棄疾、劉克莊、蔣捷、陳子龍等“詩文化”的代表作品進行比照式串講，從而厘清宋代“非本色”詞發展的脈絡。

教師在分析具體作品之前，對篇幅較短便于誦讀的詩詞，可以讓學生當堂集體誦讀一遍，以凝聚學生的注意力；對篇幅較長的小說、戲曲，則可提前指定有代表性的篇目讓學生課后閱讀，待上課時讓一名學生簡述故事情節，這同樣能凝聚學生的注意力，并對教師分析具體的作品產生興趣。在教師分析若干類型的作品之后，也可嘗試讓學生當堂分析作品，以提高學生的認識水平與感悟或分析的能力。

當然，若要使學生通過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獲得更大的收獲，還可以鼓勵學生與古代文學作品內容“對話”，讓學生在一個學期內交上幾篇模擬古人作品的作業，以增強他們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不過，在初學階段要求每位同學都去模擬古人寫作，或許有一定的難度，這種情況下可以作為加平時分的條件，鼓勵有興趣的同學提交古體習作。

另外，在抒情性較強的文體教學過程中，可嘗試讓學生進行作品朗誦；在故事性較強的文體教學過程中，可以嘗試讓學生課下將故事進行改編，或者以小組方式分角色表演。噠樣，既可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也可多方面地陶冶學生的思想情操，同時增強他們的語言文字表達能力。

總之，通過以古典文學作品為中心的教學活動，讓學生動口動手，在有實感的前提下認識古代文學發生與發展的歷史過程，才能真正使古代文學課程教學適應市場化的要求，這樣培養出來的中文系學生才不至于只會空談文學發展的規律，拿古代作家的輝煌成就來吹牛，而是以自己實際提高了的思想情操與語言文字表達水平，來為市場服務。而上文提到的中文系畢業的學生寫作律詩與詞不顧平仄、押韻、對仗之類的笑話，也可聲銷跡滅。

總之，對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方法的改革．離不開教學內容的整合。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搞活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不僅涉及到學校領導與教師的教學理念與職業精神，也涉及到教師各人的專長，還涉及到學校領導對教學力量的分配與組合。比如說，如果古代文學專業的教師們分別在某一文體研究方面有所專長，則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不一定要按時代分段來進行，中文系領導可以重新安排每位教師專門從事一種文體教學，而學校教務部門也應給予認可，不可以將實際效果更好的教學模式視為異端而加以干涉或懲罰。

參考文獻

[1]謝謙，論高校古典文學教學的誤區[J].四川大學生學報．2001(2):38．

[2]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73．

[3]司馬遷．史記[M].上海：上海書店，1988:2038-2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