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現階段脫貧標準，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扶貧開發屬于建設中國特色主義道路的重要內容，我國政府為此投入大量資金與人力，幫助農村脫貧，縮小貧困地區和發達地區的貧富差距，以凸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了達到脫貧目的，農村財政扶貧資金的運作和管理至關重要，其運作效率直接關系到扶貧資金利用價值的發揮出。但就現階段而言，農村財政扶貧資金運作管理工作中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降低了扶貧資金的利用率，阻礙扶貧政策的落實。對此，本文探究農村財政扶貧資金運作及管理途徑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1農村財政扶貧資金運作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1）資金管理理念的偏差。現階段，在進行農村財政扶貧資金運作管理中，管理人員缺少與時俱進的管理思想，由于貧困地區農民獲取收入能力較低，并始終采用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制約有效農村資源的挖掘和利用，制約著農村經濟發展。同時，在管理理念落后的情況下，農村財政扶貧資金整體管理方向發生偏差，進而無法達到預期的脫貧效果。（2）績效考評體系不完善。在中央財政撥付給地方扶貧資金時，由于績效考評體系的不完善，仍然選擇單一化扶貧資金績效考評模式，降低農村財政扶貧資金的綜合使用效率。在實際管理中，中央財政主要根據當地農村人均收入、人口數量和相關政策等因素考慮進行扶貧資金的撥付，沒有綜合考慮致富因素對該貧困地區經濟發展速度的影響，弱化扶貧資金功能和扶貧作用，甚至會造成資金浪費的情況。同時在脫貧計劃中，一些地區以破壞環境為代價利用扶貧資金發展經濟，為農村獲取短期利益，但從長遠角度上看，更是加大了農村經濟發展負擔。（3）資金使用不合理。現階段，在進行農村財政扶貧資金運作管理中，其使用方式存在較大的缺失和漏洞，一些地區沒有結合當地農村收入情況和農民利益開展資金管理工作，并和監督部門、資金流經部門進行利益掛鉤，以相關政府部門利益為核心進行資金管理，進而降低農村財政扶貧資金使用效率，嚴重阻礙我國脫貧政策的落實。

2優化農村財政扶貧資金運作管理的有效途徑

（1）建立明確識別貧困目標機制。在進行農村財政扶貧資金運作管理的過程中，為了提高資金利用率，要從管理理念入手，結合地區實際情況開展扶貧資金管理工作，明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并合理利用扶貧資金加以解決，提高農村財政扶貧資金運作管理方向的明確性，進而達到脫貧目的。除了管理理念的更新之外，相關工作人員要建立明確識別貧困目標機制，打破終身制，界定扶貧界限和扶貧指標，采取國家標準與地區標準結合的方式，客觀性劃定貧困線，并適應該地區實際經濟發展情況，使得農村貧困人群可以真正獲取政府財政扶持，提高資金利用率。（2）完善資金管理績效考評體系。為了提高農村財政資金利用率，相關工作人員要完善資金管理績效考評體系，跟蹤監測農村財政扶貧資金使用效果，構建陽光財政。1、公示扶貧項目與資金使用，遵循公開、公正的管理原則，借助報紙報刊或是互聯網的宣傳形式，公示上級批復的扶貧項目、資金分配和分配標準等信息，針對通信不發達地區，可采用集中公示方式，提高扶貧資金監管力度。2、實行專戶管理制度與集中報賬制度，加大績效考評力度，改變傳統單一化考評方式，豐富考評主體，添加自評項目，防止扶貧資金侵占或是挪為他用等情況。

3、實行扶貧資金驗收制度，在了解扶貧建

設工程的基礎上，掌握農村參與情況和資金投入方向，及時更新扶貧信息，并對扶貧資金利用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及時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提高扶貧資金的利用價值。4、加強農村財政扶貧資金審計監督，安排專門人員對財政扶貧資金使用情況進行跟蹤審計，一旦發現扶貧資金不合理利用，就要及時制止，以免造成不良影響。（3）應用動態化資金管理模式。在明確農村財政扶貧標準后，相關工作人員要引入動態化管理模式，在事前、事中、事后等環節對農村財政扶貧資金進行全過程控制管理，提高扶貧資金利用率，進而實現農村財政扶貧資金運作管理水平的提升。其具體措施可表現為以下幾點：第一，強化該地區信息檔案管理，逐村逐戶進行建檔立卡，明確貧困人口底數，逐一構建包村、鄉鎮、縣地方等三級脫貧項目，明確貧困人口數量，做好資金申報、立項、審批、驗收、撥付、使用、結算以及審計等環節，安排專人負責，事后將這些信息檔案進行入賬保存，以便后期查詢。第二，合理判定脫貧成效，在公平、公正的基礎上，實行獎優罰劣措施，激發管理人員積極性，提高管理效果。第三，合理利用互聯網構建動態化貧困人口監測網絡，定期檢查脫貧對象與入貧對象實際收入情況，提高農村財政扶貧資金運作管理的綜合質量水平。綜上所述，本文通過對農村財政扶貧資金運作及管理途徑的研究，得出：現階段，農村財政扶貧資金運作管理工作中存在資金管理理念、績效考評、資金使用方式等方面的問題，急需解決。為了提高農村財政扶貧資金利用率，要建立明確識別貧困目標機制，完善資金管理績效考評體系，應用動態化資金管理模式，完善資金管理體系，進而達到最佳管理效果。

參考文獻：

[1]徐彩華.河北省農村財政扶貧資金運作管理研究[D].保定：河北農業大學,2014.

篇2

脫貧攻堅能檢驗領導干部是否是政治的明白人。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邁入全面小康社會，既是戰略性問題，也是政治性問題。黨的十對人民、對歷史作出莊嚴承諾，十八屆五中全會作出了清晰具體的目標界定，強調“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不讓一個地區、一個民族掉隊”的全面小康，是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優越性的重要標志。貴州是全國脫貧攻堅任務最重的省份，貴州的小康關乎到全國。有志氣、有信心、有行動，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是貴州的干部政治頭腦清醒、政治立場堅定、能夠擔當大任、肩負重托的具體體現。

篇3

中圖分類號：F124.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2-0104-05

我國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了扶持貧困地區的經濟開發，以成立權威性的中央扶貧機構――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為標志，以向貧困地區輸入資金與資源為特征的扶貧開發戰略迅速在全國貧困地區推行開來。經過20年的扶貧開發，我國扶貧開發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著一些不足。綜合分析、研究中國貧困地區的發展道路及其由此而形成的貧困地區的反貧困路徑，對于全面總結中國反貧困戰略實踐的歷史經驗和進一步推動貧困地區的資源開發、經濟社會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隴南市位于甘肅省東南部，地處秦巴山區貧困帶，是甘肅省最貧困的地區，也是中國最為貧困的地區之一。20年來，隴南市在扶貧開發上取得了許多中國貧困地區反貧困的共同成就，同時也存在許多突出的矛盾和問題，考察隴南市扶貧開發20年間的資金來源，建設投向以及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對于剖析中國扶貧政策的績效具有典型性。

1、貧困特征及歸因分析

隴南市共轄一區八縣，195個鄉鎮，3237個村，總人口272.49萬人，其中農業人口占到86%，境內有漢、回、滿、藏、壯等多個民族居住。截至2005年，全市有7個縣、181個鄉、2217個村被列為扶貧開發工作的重點，其中，鄉、村數量分別占到全省扶貧重點鄉、村總數的24.37%、30.41%，是全省扶貧開發工作任務最重的地區；貧困人口89.7萬人，占全省貧困人口總量的17.8%，貧困人口數量居全省最多；其中，絕對貧困人口30.04萬人，占全省絕對貧困人口的20.22%，數量比重居全省最大；農民人均純收入1353元，居全省最后。

全市整體貧困類型屬于受資源約束、基礎設施約束、區位約束、科教文化約束等綜合型制約因素導致的綜合性貧困。考察隴南市貧困狀況，其主要特征有：

1.1 貧困普遍

目前，隴南市貧困發生率為32.92%，全市九縣（區）中，有七個縣（區）被列為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有扶貧重點鄉181個、重點村2217個，分別占全市鄉鎮總數的92.8%，行政村總數的68.5%。類似于發達地區的貧困是插花性貧困，隴南市的富裕基本上屬于插花性富裕。

1.2 貧困程度深

2005年，全市絕對貧困人口有30.04萬人，占貧困人口的33.5%；農村飲水困難人數達80.49萬人，占農村貧困人口的89.7%，貧困人口幾乎均有不同程度的飲水困難；不通公路的村740個，占行政村總數的30.42%；農民人均灌溉面積為0.33畝，僅占農民人均耕地面積的17.9%。貧困程度深還進一步表現在扶貧重點鄉的各項指標中，如表1，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1024元，比全市平均水平低329元，比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低956元；農民人均糧食產量259公斤，比全市人均量低66公斤；農民人均灌溉面積0.25畝，比全市人均占有量少0.08畝，人民生存條件更為艱苦，自然環境更為惡劣。據資料統計，隴南市有近60萬人居住在泥石流及滑坡等地質災害區，有30萬人居住在林緣生態脆弱區，飲水條件差、教育、衛生等公共設施配備空缺，生存環境惡劣，貧困程度深。

1.3 貧困人口的分布與地域自然條件具有明顯相關性

隴南市氣候呈北亞熱帶、暖溫帶、中溫帶三大類型。北亞熱帶區耕地面積約200萬畝，屬一年兩熟或兩年三熟農業區，區域內生產條件好，土地產出高，群眾生活相對穩定。暖溫帶區包括全市的中部、東部、及南部的廣大地區，海拔在1100―2000米之間，耕地面積約為150萬畝，為三年四熟農業區，區域內生產設施配套相對滯后，交通條件較差，生態環境脆弱，是自然災害多發區和部分貧困人口生存區。中溫帶區包括全市的北部和西部地區，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年最低氣溫在-20℃以下，耕地面積約100萬畝左右，為一年一熟，三年兩熟農業區，區域內生產條件差，教育、衛生、交通、供電等公共設施配備不能為群眾提供最基本的服務，多為喪失基本生存條件區域及冰雹多發區，是全市貧困人口集中區。

1.4 區域內經濟生產單一

具體表現在經濟結構穩定，經濟關系封閉，生活來源單一，是一種以種植業為主，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方式。如表2，近幾年，全市種植業一直占農業結構的六成以上，糧食作物的種植占到八成以上，人們的經濟活動也主要以農業為主。在大多數貧困地區，由于交通不便，山高坡陡，牲畜是唯一的生產工具，落后的生產手段，幾十年不變的生產方式，被動地依賴自然界的施舍，自然經濟基礎根深蒂固，致使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長時間處于徘徊狀態。

1.5 脫貧人口不穩定

2005年，隴南市的返貧率為25%，返貧率高，脫貧人口不穩定，使全市扶貧開發工作呈現出豐年見大效、常年見微效、災年失效返貧的波動式局面。究其原因，除受自然、經濟等客觀條件影響外，貧困線的低標準，是造成脫貧人口不穩定的主要原因。2005年，隴南市平均農村貧困標準線是865元，除經濟發展狀況較好的3個縣的貧困線標準在900元以上，其余6個縣的貧困標準線均在675元以下，這與國家統計局測算的農村944元的低收入標準和農村683元的貧困標準相比較低，更低于國際1天1美元的貧困標準⑤。由于扶貧開發層次低，且低標準地解決了溫飽，致使貧困人口抵御風險能力差，還未形成自我“造血”的能力，加上缺乏社會保障機制，一旦遇到天災人禍、經濟波動等，剛解決溫飽的農戶就會重歸貧困，同時也使扶貧成本加大。

基于貧困現狀，一般來說，影響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因素主要可分為導致型和障礙性因素兩大類。

導致型因素，即導致貧困的主要原因，是貧困成因的主要因素，多具客觀性。隴南市先天的自然地理條件，山地多、平川少，人均耕地面積小，而現有耕地中僅19%發展為水澆地，其余均為山地，中低產田占耕地比重大，導致人類生存空間狹窄；還有一部分地區是旱、澇、洪等自然災害頻繁區，生存條件脆弱，人們缺乏基本的生活條件，甚至出現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的現象。這些地方的貧困主要是由于自然的不可抗力導致，致使社會經濟發展滯后，貧困發生率較高。

障礙型因素，即阻礙經濟增長，制約社會發展速度，致使貧困地區長期發展遲緩的主要因素，多是歷史原因或資源、能力的束縛。就隴南市的情況，主要有：（1）人口素質低。全市農村勞動力中，小學、初中及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數分別占總人口的36.82%、22.45%、7.02%，平均受教育5.1年，不及小學水平。（2）交通等基礎設施薄弱，造成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高。公路運輸是全市的主要交通運輸形式，且公路交通落后，其中等外公路占總里程的78.7%，不通等級公路的鄉鎮達76個，832個村不通公路，占行政村總數的25.7%。（3）財政困難，缺乏建設資金。全市2005年財政收入6.64億元，當年消化赤字3466萬元，累計赤字36.525億元，入不敷出，財政自給率僅為11%。因受資金制約，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的進程遲緩，自我發展能力薄弱。

2.扶貧開發的實踐分析

2.1扶貧開發的階段性特征

隴南市是1986年開始實施大規模扶貧開發，20年間，扶貧財政資金共投入83697.35萬元，扶貧信貸資金76187.25萬元，分別占扶貧資金總額的52.35%，47.65%，不同類型的扶貧資金體現了國家對各類資金投入的使用要求，國家財政扶貧資金在全市的扶貧開發中占有主要地位，因此決定了隴南市扶貧開發的實踐方向，即主要通過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農業產業、擴大勞務輸出、推動科技進步等，幫助農民脫貧。通過扶貧資金的注入，二十年來，全市扶貧開發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貧困人口的數量越來越少。可以看出（圖1、表3），扶貧資金的投入對貧困人口的減少有顯著影響。按照扶貧資金的投入變化，隴南市的扶貧開發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1986年～1995年）扶貧開發的平穩發展時期。這一階段扶貧資金總投入2.9億元，占全階段扶貧資金總量的18%。扶貧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投入量穩步增長，其中，扶貧財政資金增長了1887.8萬元，年均遞增14.6%；扶貧信貸資金增長了1718.8萬元，年均遞增12%，扶貧財政資金增幅高于信貸資金。10年間，基本解決溫飽人口59.04萬人，平均每年解決溫飽人口6萬人，脫貧投資人均488.06元。總體上，這一階段隴南市扶貧開發主要以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主，逐步積累經驗，向開發式扶貧階段過渡的時期。

第二個階段（1996年～2000年）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時期。這一時期，是國家“八七攻堅”實施階段，全國加大了對貧困地區的投資力度。五年間，全市扶貧資金總投入量達7.5億元，占全階段扶貧資金總量的47.07%，幾乎為總投入量的一半。扶貧信貸資金與扶貧財政資金投入額度劇增，其中，扶貧財政資金增長了6150.4萬元，年均遞增27.5%，增速是第一階段的1.9倍；扶貧信貸資金5年間增長了9820萬元，年均遞增36%，增速是第一階段的3倍。總體上，扶貧信貸資金增幅額度高于財政資金，這一措施有效地促進了貧困農戶種、養、加農業的發展。這期間，隨著扶貧資金的大幅增加，反貧困工作處于高峰，五年間，基本解決溫飽人口77.85萬人，脫貧投資人均966.67元。

第三個階段（2001年～2005年）扶貧開發攻堅階段。這一時期，扶貧政策將扶貧的對象從縣級區域調整至貧困村和貧困戶，主要采取了整村推進扶貧模式，扶貧資金總投入5.6億元，占全階段扶貧資金總量的34.9%，投入趨勢有所變化。其中，扶貧財政資金投入穩定持續增長，5年間共增長了33981.1萬元，年均遞增10.0%；扶貧信貸資金投入逐年減少，到2005年只投入了427萬元，還不足1986年的投資水平，扶貧財政資金投入量高于信貸資金。這一時期，基本解決溫飽人口39.18萬人，脫貧投資人均1224.55元。脫貧投資系數較前兩個階段明顯偏高，說明扶貧資金效益減弱，扶貧開發工作難度加大，反貧困開始進入攻堅階段。

2.2 扶貧開發的取向分析

扶貧資金的投向，決定了扶貧開發的取向問題。20年來，隴南市的扶貧工作既是不斷地解決貧困地區的溫飽問題，也是扶持貧困地區發展經濟的過程。在各類扶貧資金使用中，堅持改善基礎設施和自然條件，堅持向貧困帶、貧困片傾斜，堅持扶貧到村到戶，堅持項目管理，突出效益，對各項扶貧資金統一規劃、統籌安排、集中使用，扶貧資金重點投向了以下幾方面:一是基礎設施建設，二是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三是發展種養加工業，四是加強科技培訓和推廣，五是實施移民開發。扶貧開發的取向具體表現出以下特點：

2.2.1 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農田水利是貧困地區脫貧的基礎工作。從1986年到2005年，隴南市扶貧開發一直注重對梯田、小型水利、集雨節灌、人畜飲水工程、農電線路等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總投入量達到了5億多元。進入新世紀，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投入占到了各類扶貧資金總投入量的39.5%，其中，小型水利建設占基礎設施建設的49.2%。

2.2.2 調整以種植業為主的單一型經濟結構，向養殖、加工等高附加值產業發展。近些年來，打破單一經濟結構，發展農村主導特色產業和區域性特色產業，是隴南市增加農民收入的側重點。2001年到2005年，全市養殖業、加工業平均每年投資935.0萬元、1241.2萬元，高于2000年以前的平均水平。

2.2.3 以地膜覆蓋、間作套種、立體栽培、綜合管理等為主的各類農業實用技術得到普遍推廣和應用。科技扶貧，是全國推廣的開發式扶貧模式之一，它以技能開發與扶貧開發相結合的原則，達到科技增效的目的，為貧困地區提高自我發展能力，增加農民收入發揮了作用。從2001年到2005年，科技扶貧平均每年投資523.6萬元，高于1986年至2000年的平均每年投入（208.1萬元），投入量在各階段投資總額比重也上升了0.7個百分點。這說明，新時期貧困地區對科技扶貧的認識較以往有了更大的提高。

2.2.4 更加注重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從表4可以看出，2001年到2005年，扶貧項目較前一階段增加許多，如學校、衛生、廣電事業、防災工程、農村危房改造和一池三改等農村社會事業。雖然投入所占份額不大，但可以說明，隴南市現階段扶貧開發工作更加關注貧困人口的人文建設。

2.2.5 勞務移民是隴南市現階段扶貧開發工作的重點方向，勞務輸出空間很大。隴南市人多地少，部分地域生存環境惡劣，因此抓勞務移民，減輕貧困鄉村的生存壓力，一直是全市扶貧工作的致力方向。2001年到2005年，全市移民安置投入了2321萬元，投資比重比2000年以前上升了1.7個百分點。勞務輸出工作略顯不足，雖然，近些年地方政府加大了勞務培訓力度，但2001年至2005年勞務培訓投入334萬元，只占到扶貧財政資金的0.6%，培訓農村勞動力2.23萬人，僅占全市農村勞動力人數的1.4%，勞務輸出空間很大。

總體上，從隴南市扶貧開發20年的歷程可以看出，貧困地區的扶貧開發工作措施更加具體化――以提高農民收入為主；更加注重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更加注重科技文化對于提高農民自身發展能力形成的作用。體現出我國扶貧政策向以市場經濟為指導的軌道轉換：轉為以充分利用當地資源進行深層次開發為特征的扶貧戰略；轉向重視扶持貧困地區的經濟開發；由過去的扶持農民發展投入少、見效快的農副業，轉向扶持貧困地區發展支柱產業；由單純地向貧困地區輸入資金和物資轉向幫助貧困地區進行資源的深層次開發和利用。

2.3 效益分析

2.3.1 總體效益

隴南市扶貧開發20年，經濟社會發生了顯著變化。198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193元，2000年增加到956元，增長了395%；2005年增加到1353元，比1985年增長了601%。貧困發生率由1986年的72.8%下降到2005年的32.92%，下降了39.9個百分點。貧困人口由1985年的154.7萬人減少到2005年的89.7萬人，減少了65萬人。人均GDP由1985年的272.24元增加到2005年2730元，增長了90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1985年的25312萬元增加到2005年的191913萬元，增長了658%。可以看出，隴南市貧困人口的脫貧取得了顯著效果，農村義務教育、文化衛生事業發展很快，農民科技文化素質有了很大提高，全市整體經濟實力有了明顯增強。這當中滲透著國家政策、農村政策、人力資本的作用,而扶貧開發工作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2.3.2 扶貧效益的定量分析

定量評價扶貧開發的實踐效果是一個較復雜的問題，限于數據和資料的掌握情況，本文主要以扶貧資金的投入產出率、脫貧投資系數、貧困深度、貧困強度指標分析為主，對扶貧開發的效果進行定量考察。

投入產出率。1986～2005年，隴南市扶貧資金累計投入16億多元，按1985年貧困人口154.7萬人計算，20年累計人均扶貧資金投入1034元。從產出看，20年來，隴南市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85年的193元增加到2005年的1353元，增加了1160元，略高于扶貧資金的投入數量，平均投入產出比為1∶1.1，考慮到其他因素的貢獻，扶貧資金的投入與產出基本持平，扶貧效果對扶貧資金的投入數量依賴性很大。

脫貧投資系數。從解決溫飽的情況看，1986～2005年，隴南市共解決了65萬人的溫飽問題，占1985年貧困人口的42%，脫貧投資系數為2461元，超過了國內脫貧投資系數標準值(國內專家測算,要穩定地解決一個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需投入資金1500～2000元/人)，低于國際標準值(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測算的脫貧系數為5000元/人)。這一結果測算的資金投入并不是全部扶貧資金投入，如果加上世行扶貧貸款、社會幫扶等全部扶貧資金投入測算，脫貧投資系數則更高，可見扶貧開發效果不是很理想，資金效益率低。

貧困深度指數與貧困強度指數。貧困深度指數表示貧困人口的貧困收入或消費水平偏離貧困線的程度，有助于理解貧困人口總體的貧困程度，一般情況下，指數越高，貧困程度越深。貧困強度指數側更突出揭示貧困人口內部的收入差距，一般來說，指數越高，貧困強度越大。考察貧困深度指數，可以幫助人們注重降低貧困人口的貧困程度而不是單純注重減少貧困人口的數量；而考察貧困強度指數，更有助于人們關注收入最低人群的福利⑥。

資料來源：隴南市扶貧開發辦《1986～2005年隴南市扶貧統計資料匯編》2006年8月。其中，2000至2004年的絕對貧困人口與低收入人口，按農民人均純收入625元和865元的標準核定；2005年按675元和942元的標準界定。

數據來源：隴南市農村社會經濟調查隊《隴南市農村住戶調查統計資料》數據計算整理得出。

近些年，隴南市農民人均純收入雖有較快增長，但貧困人口內部差距拉大，表現出低收入人口大幅減少，絕對貧困人口減少速度緩慢甚至出現倒退現象。如表5所示，從2000年到2005年低收入人口減少了30.85萬人，而絕對貧困人口僅減少了8.33萬人，實現總體穩定解決溫飽的差距拉大。本文根據隴南市農村住戶調查資料中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各組數值，選取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4個年份，計算貧困深度指數與貧困強度指數，如表6。

結果顯示，1986年扶貧以來，貧困人口大量減少，貧困發生率從1990年的52.98%下降到32.92%，下降了20個百分點。但貧困深度指數與貧困強度指數卻有所惡化，1995年到2005年，貧困深度指數從11.85%增加到15.97%，增加了4.12個百分點；貧困強度指數從3.81%增加到7.75%，增加了近一倍。由于大量收入水平相對較高的人口脫貧，剩余貧困人口的平均貧困程度加深。因此，這部分貧困人口是現階段扶貧攻堅的重點和難點。

3、結論與政策思考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隴南市扶貧開發經歷了前期基礎設施建設積累、貧困人口大幅減少時期、最后進入扶貧攻堅階段的發展軌跡，這是國家扶貧開發歷程的一個縮影。縱向比，從1986年～2005年，貧困地區的社會經濟發生了顯著變化，貧困人口大幅減少。如隴南市人均GDP增長了10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翻了7倍，貧困發生率下降了近40個百分點，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7倍。但橫向比，近些年，貧困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拉大，絕對貧困人口貧困程度加深。如農民人均純收入，全國為3255元，甘肅省為1980元，隴南市為1353元，而隴南市扶貧工作重點鄉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僅1024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3，同時也比全省的平均水平低956元。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加速，生活在不同地區人們的收入差別在經濟發展中“階梯式”地持續擴大了，貧困地區實際上存在著“貧困化”的惡性循環過程［7］。

因此，無論從關注最貧困人口、關注社會公正出發，還是從減少潛在的社會矛盾、建立和諧社會出發，對于這種現象，有必要重新審視現有的扶貧力度和措施。

3.1 新階段扶貧投入的邊際效應下降，脫貧成本增加，貧困地區面臨巨大的資金缺口問題

2005年，國家對隴南市投入的扶貧資金約1億多元，如果按當年解決8萬人的溫飽問題（以2001～2005年平均每年的脫貧人數）來算，解決每個貧困人口的溫飽需投入扶貧資金的1369元。而截至2005年，隴南市尚有89.7萬的貧困人口，要使得這些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國家共需投入扶貧資金約達13億元。按照《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的奮斗目標，到2010年的5年時間內，每年就需要投入資金2.6億元，這也就是說，扶貧資金的投入要在2005年的基礎上翻一倍多，如果考慮到貧困人口的脫貧難度越來越大的事實，所需要的資金也許會更多。因此，盡管貧困人口的數量和比重已經大大下降，剩余貧困人口的脫貧卻需要比以前更多的資金投入

3.2 今后的扶貧政策設計應將貧困深度指數與貧困強度指數作為考察扶貧工作的重要指標，重視貧困群體內部分配的差距問題

目前，貧困地區的貧困狀況依然嚴峻，尤其是最低收入人口的數量減少不多，收入增長不快，其脫貧越來越多的依賴具體的扶貧政策以及相應的公共投資。如果只單純追求盡快減少貧困人口總量，可能導致剩余貧困群體的平均收入降低，更遠離貧困線，而且貧困群體內部的收入分配狀況將進一步惡化，這與扶貧目標相矛盾。

3.3 需要重新測定貧困地區的貧困標準線

國家對貧困地區的貧困標準線制定較低，致使扶貧開發層次偏低，返貧率高。2005年，隴南市農村貧困標準線平均為865元，而其中的禮縣、宕昌縣、西和縣、康縣4個國列貧困縣的農村貧困標準線僅為625元，是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的一半。以較低的貧困線作為目標，往往使貧困人口的脫貧建立在一種低水平且極不穩定的解決溫飽的基礎上，脫貧人口還未真正建立起自我發展的能力，抵御風險能力較弱，遇到風險極易返貧。

3.4 提高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促進自我發展能力的培養，應該是貧困地區扶貧開發的著眼點

目前，為解決農村生存壓力，大多數貧困地區都以勞務輸出作為扶貧開發的重要措施。如隴南市，去年勞務輸出40萬人（次），但大量的輸出人口中，僅有4.49萬人（次）參加培訓，只占勞動力輸出總人數的11%，培訓投資較小。除培訓外，全市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也較低，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5.6年，未達到小學文化程度，在此情況之下，必將決定勞動力轉移的低層次就業。因此，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和職業培訓，提高貧困人口素質，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也應是扶貧工作的重要方面。

參考文獻：

［1］隴南市統計局.2006年隴南市情資料［G］.2006，（6）.

［2］隴南市農村社會經濟調查隊.隴南市農村住戶調查統計資料（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G］.

［3］隴南市人民政府.隴南市“十一五”以工代賑建設規劃［G］.

［4］隴南市扶貧辦.1986年――2005年隴南市扶貧統計資料匯編［G］.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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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840 [文獻標識碼] B

20多年來，海南省作為我國最大的經濟特區保持著穩定、快速、健康的發展勢頭，已從建國初期的國防前哨站發展成為今天的國際旅游度假勝地。截至2012年底，海南省GDP實現2855.3億元，人均GDP達到5147美元。特別在2009年，海南省抓住機遇，全力推動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站到了一個新的發展起點上。然而，仍有一批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無法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各種益處，目前海南省貧困人口數為75萬余人。這表明，減少貧困人口、縮小貧富差距仍然是海南省未來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為此，本文從海南省貧困人口脫貧中存在問題入手，提出對策建議。

一、海南省貧困人口脫貧中存在問題

截止2012年底，海南省共有20個行政區劃。從貧困人口數量來看，截止2011年底，海南省為響應國家號召，把更多低收入人口納入扶貧范圍，因此將扶貧標準從1393元增加到2650元，提高了90.2%，貧困人口從2010年的40.5萬人增加到2011年的75.3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8.29%。盡管多年來海南省在脫貧工作進程上取得了顯著成效，但與《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以下簡稱《綱要》）總體目標還有很大差距，脫貧工作依然存在一些現實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貧困人口所在地區自主發展能力低

過去長期實行的救濟式扶貧讓海南貧困地區“習慣”等待國家援助資金，靠上級財政撥款，要扶貧資金，而不是自力更生求發展，自主發展能力低。2011年，海南省五個國家貧困重點縣（市）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105251萬元，而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達699741萬元，支出是收入的6.65倍，財政赤字達594490萬元，財政自給率平均只有15.04%，同比海口市2011年財政自給率61.28%，相差46.24個百分點。在財政自給率指標上，財政自給率超過20%的縣（市）只有五指山市，為22.18%；臨高縣和保亭縣兩者財政自給率基本持平，分別為17.25%和17.92%；白沙縣的財政自給率最低，僅為9.02%；排在倒數第二是瓊中縣，為10.00%。貧困地區要從根本上擺脫貧困，關鍵在于自主發展水平能力的不斷提高。海南省貧困地區財政自給率的低下，將拖累該地區公共產品供給、科教文衛、社會福利事業的向前發展，從而無法真正擺脫貧困。

（二）絕對貧困人口生存水平低下

在貧困程度的測算上，恩格爾系數是一個區域內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標，可以直觀反映該區域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是研究貧困問題不可缺少的重要數據。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恩格爾系數在59%以上為貧困，50-59%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低于30%為最富裕。以2010和2011年為例，2010年海南省最低收入戶、困難戶和低收入戶三者的食物支出和總支出之比為60.83%，2011該數據為58.03%。縱向比較，2011年海南省貧困戶恩格爾系數為58.03%，相較于2010年60.83%，下降了2.8個百分點，反映了海南省這兩年盡管仍存在絕對貧困人口，但在脫貧工作上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橫向比較，2010年和2011年海南省貧困戶恩格爾系數分別為60.83%和58.03%，均高于同年全國41.1%和40.4%的水平，分別多出19.73個百分點和17.63個百分點，說明海南省貧困戶的生活水平落后于全國平均生活標準，處于絕對貧困狀態，基本生活缺少保障，生存受到一定威脅，絕對貧困人口生存狀況不容樂觀。

（三）貧困人口所在地區公共服務供給投入偏低

作為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海南省在經濟、旅游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是公共服務供給的腳步明顯跟不上社會經濟的發展。一段時期以來，海南省各級政府片面追求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在公共服務供給方面投入的經費明顯偏低，不符合科學發展觀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要求。2011年海南省地方財政用于醫療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為4.78%，社會保障與就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為8.70%，此兩項指標合計占財政支出比重為13.48%，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6000美元階段國家31.4%的平均水平，低了17.92%。社會保障與就業、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投入不足會使扶貧重點縣（市）貧困人口生活水平難以提高，生活質量難以保障。

二、海南省貧困人口因地制宜脫貧的對策

隨著2009年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及《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的，海南省委省政府應抓住歷史機遇，根據海南省貧困人口脫貧中存在問題，結合海南省發展實際，選擇新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脫貧對策建議。

（一）以資源優勢促轉變

針對當前海南省絕對貧困人口生存水平低下的問題，海南省應整合貧困地區現有的資源優勢，以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通過發展促使絕對貧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根本轉變。總的來看，海南省貧困地區具備以下幾個資源優勢：一是土地和氣候資源。海南省貧困縣集中在中部五指山脈區域，實有耕地面積17.07萬公頃，且海南省地處熱帶，農田終年可以種植，部分農作物可實現一年2至3次收獲，是我國發展熱帶高效農業的最佳地方。二是礦產資源。海南省目前探明礦種共有88種，礦石產地320處，大部分都分布在貧困地區。此外，位于省級貧困重點縣（市）東方市、以天然氣產業為主的化工城已初具規模，其資源可成為推動海南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三是交通便捷。海南省環島高速公路1999年全線通行，貫穿白沙、昌江、東方、樂東等6個國家、省重點縣。另外，粵海鐵路的開通以及海口、三亞兩座國際機場建設的不斷完善，都表明海南具備了較為完整的海、陸、空交通網絡。只要充分認識、利用和發揮好這些自身資源優勢，必將帶動海南省貧困地區經濟發展，從而提高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二）集中扶貧資金著力綜合開發

在資金使用上，建議把各類扶貧資金集中起來，按照資金使用的不同途徑，提高比例投入到貧困地區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生產發展、科技推廣和衛生、文化等事業上。其次，要成立專門的領導機構，負責統一協調各類扶貧資金的投放和使用，保證重點扶貧項目的實施。同時，建議上級有關部門在下撥專項資金的使用上，改革海南省原有的項目審批制度，變上報審批為上報備案，適當地給貧困地區更多的自，從制度層面增加貧困群體獲取生存和發展的機會，擴大他們的選擇面，使其能夠長期穩定地生活下去，直至脫貧致富。最后，海南省政府還應從反貧困的有效治理出發，將脫貧工作重點放在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和政府轉型問題，努力實現公共服務的長效供給和安全保障。

（三）與時俱進創新扶貧開發模式

隨著2009年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旅游業被確定為海南省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旅游扶貧在全省得到了重點發展。將國際旅游島建設工程與脫貧工作有機結合，以旅游開發為載體，可以創造出以全行業旅游扶貧動員為特色的海南省旅游扶貧模式。其中，2012年經國務院批準在海南省新設立的地級市行政機構三沙市，可作為旅游扶貧的重點項目，以海南省政府為主導，合理編制三沙市海洋相關規劃，加強海洋環境保護，結合三沙市自然資源特點，從生態的角度，以高端島嶼開發為理念，走可持續發展的路線，發揮海南省政府創新職能角色，對三沙市旅游業的發展給予適度的政策扶持，在財政補貼、銀行信貸、項目安排等方面給予適度的優惠，以旅游扶貧來拓展貧困人口的發展空間。

（四）重視科技教育事業

脫貧工作還應重視海南省貧困地區科技教育事業，加強人力資源建設。推進素質教育，大力發展各種形式的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進一步鞏固九年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壯年文盲工作的成果，逐年減少新文盲的數量，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和人口素質。要建立健全科技推廣服務體系，轉變機制，穩定和壯大農業科技隊伍，開展科普教育和科技下鄉服務活動，傳授農技知識，推廣實用技術，形成多方面、多層次的科技培訓體系，指導廣大農民獲取農技知識，真正掌握科學務農技術，成為能工巧匠和生產經營的領頭人。政府要正確引導剩余勞動力轉移，從事產品的儲運、加工、銷售及其他服務性行業，采取積極措施，鼓勵各類人才參與貧困地區的開發建設。

綜上所述，海南省現階段貧困是由多個問題合力形成的貧困惡性循環。要想解決當前問題，必須對脫貧工作的艱巨性、長期性有充分的認識，以此為前提，透過多種視野，選擇符合《綱要》要求的對策建議來解決上述問題。通過政策和具體項目的實施，向反貧困目標邁進，逐步縮小貧困地區與非貧困地區、貧困群體與非貧困群體之間的差距，最終從量變積累成質變，貧困現象得以消除，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參 考 文 獻]

[1]蔣定之.2012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工作報告[J].海南人大，2012（3）：14-24

[2]廖宇航.海南省城鎮貧困現象初探[J].農村金融，2012（2）：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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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9-0066-03

農村社會保障作為中國整體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建設思路與發展模式與城鎮居民社會保障制度比較起來，既有共同之處，也有明顯的自身特色。因此，中國在逐步發展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過程中，既要借鑒國內城市社會保障制度與國外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成功經驗，也要結合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制定出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與發展的整體思路與具體措施，充分發揮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減壓閥”與“穩定器”作用，為中國新農村建設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

一、發展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則

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是一個龐大而又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需要考慮的因素極多，因此，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必須首先明確指導思想，從宏觀層面有一個整體的把握，理清脈絡，確定思路。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要遵循十六屆五中全會和十六大政府工作報告的精神，在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認真解決進城務工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有條件的地方要積極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試點工作，發展農村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等農村社會保障事業[1]。

具體說來，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與發展需要遵循以下原則與思路。

（一）必須堅持“低標準、廣覆蓋、深層次、可持續”的原則

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還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雖然歷經幾十年的資本積累之后，中國的綜合經濟實力大為增強，但是由于農村人口數量巨大，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歷史遺留漏洞及欠債問題很多，所以相對來說農村社會保障建設資金缺口依舊比較大，短時間內投入的一次性專項資金也就不可能太多。因此，中國現階段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不可能追求過高的保障標準，而只能確保保障范圍的擴大，盡最大努力做到“應保盡保”，也就是常說的“低標準、廣覆蓋”。另外，在建設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過程中要注意保障體系和內容設計的科學合理，做到層次分明，結構合理，既符合中國農村當前的實際情況，使農村社會保障建設資金的使用效率最大化，又能滿足未來農村更高保障項目的發展需要，同時具備經濟性與可持續發展性，達到“深層次、可持續”的發展目標。

（二）在農村社會保障的內容安排上要循序漸進，依次提高

正是由于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需要遵循“低標準、廣覆蓋、深層次、可持續”的發展方針，因此，在農村社會保障項目和內容的選擇上面必須先后有序，不可能齊頭并進。針對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應當先將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為現階段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重點。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因為計劃生育國策的長期實行，農村核心家庭規模的日益縮小，傳統的以子女為依靠的農村家庭養老模式正在逐步瓦解，另外由于農村產權制度與經濟體制的改革，農村集體經濟很多時候也是名存實亡，集體經濟對農民養老的幫扶作用也是日漸微弱，新時期農民的養老問題只有通過市場化的途徑來解決。其次，很多農民由于長期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以及營養不良等諸多因素，造成農民在到達一定年齡階段，尤其是年老之后往往疾病纏身，不僅喪失勞動能力，而且會給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甚至會使已經脫貧的農村家庭再次返貧，因此，醫療保險對農民的重要性也就顯得尤為重要。最后，對比城市低收入者來說，農村的低收入群體由于客觀環境與自身因素的限制，通常缺乏增收創收的途徑，人數也相對較多，并且往往處于絕對貧困的狀態，所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維持農村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以及維護農村社會的穩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綜合考慮以上幾個方面可以看出，中國現階段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必須以農村養老保險、農村醫療保險、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大內容為核心，因為這三大部分是現階段中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里面最欠缺的，也是農民最迫切需求的，集中資金和精力重點主攻這三大領域就是“好鋼用到刀刃上”，會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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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業；問題；分析

一、農業成本攀升，國內糧價高出國際市場

因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等持續攀升等原因，當前國內糧價高出國際市場30%-50%，競爭力缺乏，農業生產效益低而不穩，小規模、高成本的農業生產模式難以持續。2004-2015年，我國三種糧食（稻谷、小麥和玉米）畝均成本大幅攀升，從395元增至1090元，增長175.6%；其中畝均物質與服務費用增長112.4%，畝均人工成本增長216.6%，畝均土地成本增長302.7%。在糧食成本大幅攀升的情況下，政府以托底收購（2004年開始）和臨時儲備政策（2008年開始）保障種糧積極性。加之國際糧價從2012年開始大幅下跌、石油價格在2014年下半年開始暴跌（影響國際航運成本）、人民幣兌美元2005年以來總體升值，當前中國國內糧價高于國際市場30%-50%。

二、部分農產品供需矛盾突出

因消費結構升級、價格機制問題等原因，部分農產品供需結構矛盾突出，大豆供小于求、進口激增，玉米供大于求、庫存高企。《全國種植業結構調整規劃（2016-2020）》指出，經濟的發展使城鄉居民的支付能力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者對農產品的需求由吃得飽轉向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進入消費主導農業發展轉型的新階段。加之農產品價格機制市場化改革滯后，玉米出現階段性供大于求，大豆供求缺口逐年擴大。

在大豆方面，1992-2015年，大豆產量從1030萬噸增至2004年的1740萬噸頂點后降至1185萬噸，而國內需求量從1114萬噸增至9926萬噸，供給遠小于需求。在玉米方面，2012-2015年產量大增，從17483萬噸增至23021萬噸，但因經濟下行、進口玉米便宜和玉米替代品不斷增長，國內消費量從16765萬噸降至14487萬噸，供給明顯大于需求。

三、糧食生產量、進口量和庫存量“三量齊增”，糧食財政負擔沉重

在此情況下，最近十幾年我國糧食生產量、進口量和庫存量“三量齊增”，廣義糧食安全存在結構患，糧食財政負擔沉重。2003-2015年，由于糧食播種面積的擴大和單產水平的提高，我國糧食產量從43070萬噸增至62144萬噸，增長44.3%，糧食產量“十二連增”，2016年回調至61624萬噸。與此同時，糧食進口量從2283萬噸增至12477萬噸，增長446.5%，其中約2/3為大豆；糧食出口量從2230萬噸降至164萬噸；凈進口量從53萬噸增至12314萬噸，而在2003年之前糧食凈進口量從未超過2000萬噸。2011年以來，大豆自給率降至20%以下，2015-2016年更是不到12%。

在外糧入市、國糧入庫的情況下，糧食財政負擔沉重。《全國農村經濟發展“十三五”規劃》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放緩，持續大幅增加財政“三農”投入空間有限。

一方面，種糧需要補貼；另一方面，儲糧還需要成本。2012-2016年，玉米、小麥和稻谷庫存量合計從10890萬噸增至45654萬噸。其中，玉米庫存量從4255萬噸增至27503萬噸，年末庫存/消費量從25%增至159%，即當前可滿足約19個月的消費。小麥庫存從2804萬噸增至5651萬噸，年末庫存/消費量從25%增至51%，當前可滿足約6個月消費；稻谷庫存從3862萬噸增至12500萬噸，年末庫存/消費量從22%增至76%，當前可滿足約9個月消費。

四、農業發展方式粗放，農業面源污染和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增多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糧食生產目前仍處于靠化肥、農藥和大水漫灌來提高產量的粗放生產階段，單位耕地化肥農藥使用量偏高、而利用率低，農業面源污染問題嚴重，農業拼資源拼投入的傳統老路難以為繼。《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2016-2020年）》指出，在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的背景下，農業發展方式粗放的問題日益凸顯。工業“三廢”和城市生活垃圾等污染向農業農村擴散，耕地數量減少質量下降、地下水超采、投入品過量使用、農業面源污染問題加重，農產品質量安全風險增多，推動綠色發展和資源永續利用十分迫切。《全國種植業結構調整規劃（2016-2020）》指出，耕地質量退化、華北地下水超采、南方地表水富營養化等問題突出，對農業生產的“硬約束”加劇，靠拼資源消耗、拼物質要素投入的粗放發展方式難以為繼。

我國優質綠色農產品供給不能滿足需求。在過去十年，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時有發生，比如2008年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2011年瘦肉精事件、2013年湖南“鎘大米”事件等。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多表現在農藥、獸藥殘留超標，微生物、重金屬超標，違反添加劑使用標準，檢出禁用投入品；主要源于農產品源頭污染（農藥和獸藥超標）、農產品生長的環境污染（土壤和水體污染）、農產品流通過程中的污染（保鮮劑、包裝物質污染）、r產品加工過程中的污染（重金屬、微生物及添加劑污染）。根據農業部2016年農產品質量安全例行監測信息，抽檢樣品45081個，總體抽檢合格率為97.5%，較本世紀初上升30多個點。不過，國內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多低于發達國家，這意味著如果按照發達國家標準檢測，結果可能會出現明顯差異，這也是國內優質綠色農產品不能滿足需求、一些居民轉而依賴進口，以及國內部分具有價格優勢的農產品出口較難的重要原因。

五、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如期實現全面小康任務艱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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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貧困線 貧困人口 測定 對策

2011年11月29日召開的中央農村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中央決定將國家扶貧標準上調至2300元，比2010年提高了1026元，增幅高達80%。新的扶貧標準順應民意，與國際接軌，有利于覆蓋更多的貧困人口，讓更多的人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次調整符合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扶貧開發工作的實際，體現了我國政府勇于承擔社會責任，以民生為重的務實發展理念，是執政理念的巨大進步，充分反映出政府為解決好農村民生問題、努力縮小城鄉與區域發展差距的堅強決心。在肯定成績的同時，還應看到我國現階段扶貧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必須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扶貧制度，以使廣大貧困人口得到更好的保障。

貧困標準的現狀分析

（一）貧困線概述

貧困線又叫貧困標準，是指國家為救濟社會成員因自然、社會、經濟、生理和心里等方面原因，收入減少或中斷難以維持基本生活而制定的社會救濟標準。其計算步驟是：根據維持人體正常生活所需的最低熱量攝入量2100大卡來制定食品消費項目和數量，計算出這些食品組合的消費支出，最后加上一定比例的非食物消費支出，即得出貧困線。貧困線有相對貧困線和絕對貧困線兩種。發達國家設定的貧困線我們稱之為相對貧困線，除了滿足貧困人口基本的生存需要外，還可讓他們分享社會發展的成果，提高生活質量并解決發展權利的問題。而發展中國家設定的貧困線多為絕對貧困線，或者稱為活命線，生活在貧困線上的人是真正的絕對貧窮，緊緊滿足維持生計的基本需要。

（二）我國的農村貧困標準

1985年，我國政府將人均年收入200元確定為農村貧困線，把它作為識別農村貧困人口規模和農村貧困發生率的標準，建立了全國統一的農村貧困線制度。此后，政府每年會根據當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的變化來調整貧困線。從制度建立以來，我國的扶貧標準就一直在提高。2009年，貧困線標準提高至1196元，2010年又將這一標準提高到1274元，從1985到2010年，農村貧困線提高了6.4倍。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央決定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這一標準比2009年的1196元提高了92%，比2010年的1274元提高了80%，對應的貧困人口規模增至1.28億。這次調整是我國在2008年將農村貧困線和低收入線合并之后，第二次大幅度提高農村貧困線。

新的國家扶貧標準相當于每天1美元，等同于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確定的國際貧困標準。按此標準，貧困人口數量由2010年的2688萬擴大至1.28億，劇增1億，占農村總人口的13.4%，占全國總人口的近十分之一。

我國現階段貧困線制度存在的問題

從我國政府實行扶貧開發政策以來，取得的成績舉世矚目，但也要看到，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扶貧開發工作仍是一項長期和艱巨的歷史任務，關于新的扶貧標準還存在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

（一）新標準仍低于國際標準

我國的貧困標準一直偏低，造成不少人“被脫貧”。2010年，農村貧困線調整為1274元，貧困人口為2688萬。生活在這條線上的貧困人口，每天的消費支出相當于六個饅頭，或三根香蕉，或兩個半蒜頭。新的貧困標準提高到了2300元，接近于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確定的日均消費1美元的貧困標準，但聯合國制定的貧困標準屬于“絕對貧困”。 2008年，世界銀行將國際貧困標準從每天生活費1美元提升至1.25美元，我國制定的新標準仍低于國際標準。貧困標準的測算同樣采用國際通行的算法，但最后卻得出迥異的結果，關鍵在于計算中非食物的消費比例占到多大。美國的計算方法中，非食物消費比例占到三分之二，高于我國的三分之一，這樣就造成兩國貧困線的差距。

2011年，美國貧困人口的定義是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2314美元（見表1），按照這個標準，超過13%的美國人需要政府的幫扶。根據美國學者所做的研究，在美國的貧困家庭中，購買房子的家庭占到46%，平均每家有三個臥室、一個半浴室和一個車庫；擁有一輛汽車的家庭高達73%，其中近三分之一有兩輛或以上；貧困家庭孩子所獲取的營養物質和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一樣，沒有營養不良，都超出標準，甚至普遍超重。可以看到，兩國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況不具可比性。

（二）貧困人口的購買力降低

1985年，我國政府將人均純收入200元定為貧困線，到2011年提升至2300元，24年來增長11.5倍；1985年到2011年，我國GDP由7780億元增至471564億元，24年來增長60.6倍；1985年到2011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397元增至6977元，24年來增長17.6倍；1985年，貧困標準為農村人均純收入的52%，2011年則降至33%（見圖1）。可以看到，24年來我國農村貧困線的增幅均低于其他主要經濟數據的增幅，貧困人口的實際購買力下降，不如從前。有專家曾以北京米價做過一項統計，1985年北京大米0.254元每斤，貧困線200元能買787斤大米；2009年北京大米按照2元每斤計算，貧困線1196元只能買下598斤大米。這項統計說明，雖然貧困線一直在提高，但貧困人口的實際購買力和生活水平卻出現了下降。

（三）貧困縣政策缺乏精度

我國目前的扶貧策略主要是以縣和村為單位進行的區域瞄準，目的是為了集中力量保證供給，防止扶貧資金的分散使用。這項政策在幫扶落后地區發展方面發揮過巨大作用。時至今日，不少貧困縣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甚至成為經濟強縣，貧困在當下也不再以整縣的形式呈現，貧困縣所覆蓋的貧困人口比例逐年下降，超過一半的貧困人口已不再集中于貧困縣，單純以縣為單位的反貧困戰略已不符合我國國情。2011年的“全國百強縣”名單中，3個貧困縣榜上有名，在西部百強縣、中部百強縣和東北三十強縣名單中，有十幾個貧困縣也身在其中。由于“貧困縣”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和政治利益，各地都把爭取帶上并且保住貧困線帽子作為一項政績，“爭當貧困縣”、“脫貧不摘帽”、“貧縣不貧”等問題突出。

貧困線制度調整的對策與建議

只有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制定農村貧困標準，使其更具科學性，才能準確地分辨貧困人口，測定出貧困規模和貧困程度，從而為制定有效的扶貧戰略，有針對性的做好扶貧工作提供政策依據。

（一） 健全貧困線調整機制

貧困線的確定是實施扶貧工作的前提，因此貧困線標準要根據現實情況及時調整。我國政府歷來十分重視貧困線的測算方法，但未就其調整機制作出明確規定，只是簡單的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相掛鉤。這種調整方式的缺點在于，CPI是類消費品的綜合價格指數，而食品消費卻是我國貧困線測算中的主要依據，但是食品類價格上漲速度遠超CPI，因此會造成貧困人口購買力的下降。

中國人民大學楊立雄教授建議，貧困線標準的調整應與食物價格指數建立聯動機制，以保證貧困線的絕對購買力不下降；貧困線標準還應與收入水平建立聯動機制，以保證貧困人口能分享社會發展成果。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汪三貴教授認為，應該調整貧困線計算中的消費結構，加大非食物消費支出的比例，并且應該五年進行一次大調整。

我國目前的貧困線是由全國統一制定的一個標準，但由于我國東、西部生活成本差距大，各地政府還應在全國標準下，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制定出適合自己的貧困線。

（二） 調整扶貧策略以提高扶貧精度

貧困線的提高可以讓扶貧資金覆蓋更多的貧困人口，但要更精準的瞄準窮人，還需要對我國現階段主要以縣、村為單位的扶貧策略進行調整：第一，建立貧困縣動態評定機制，有能力脫貧致富就退出名單，使政策和資金落實到最需要的地方，以提升減貧效果；第二，關注個體，建立以戶為單位的扶貧策略，加大農戶扶貧力度，提高精準性和資金使用效率；第三，減少扶貧參與機構，縮減中間環節，降低成本，提高扶貧效率。

（三） 完善扶貧資金監管機制

貧困線標準的提高不僅增加了貧困人口數量，政府扶貧資金的投入也要增加。2011年，中央專項扶貧資金達到270億元，同比增長21.25%，增量和增幅均達到歷史最高。2012年，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增幅將超過20%，中央還將進一步健全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穩定增長機制。

隨著中央扶貧資金持續的高投入和高增長，各級扶貧開發部門應高度重視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加強對扶貧資金使用全過程的監督管理：第一，努力創新監管工作機制，探索新方法，發揮廣大群眾的監督作用，建立問題投訴機制，引導群眾參與監管，加大透明力度，確保公開、公平、公正；第二，明確監管責任，實行嚴格審批的監管制度，加大違規懲罰力度，對發現的問題依法依紀嚴肅處理；第三，建立扶貧資金的績效考評機制，考評結果作為下年度扶貧資金分配的重要參考依據，不斷提高扶貧資金使用效益。

（四）從根本上減少貧困群體數量

長期以來，由于分配領域的種種不公問題，導致我國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這也成為貧困人口數量龐大的主要原因。因此，除了逐步完善貧困線制度外，還必須從根本上解決貧困人口的現實困境。第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縮小收入差距，防止貧富兩極分化：著力提高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資水平，對收入過高行業從總量和水平兩個方面加以限制，調節過高收入，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第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保障覆蓋面，提高保障標準，通過社會保障達到調節收入再分配，切實解決養老、教育、醫療、就業、低保等保障問題，讓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成果，促進社會公平。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全球發展問題專家杰弗里?薩克斯在他的著作《貧窮的終結》中寫道：貧窮的終結不僅僅意味著結束極端苦難的狀態，更意味著經濟進步的開始以及伴隨著這種經濟發展帶給人們的信心和渴望。我國的扶貧事業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正在向更高目標邁進，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能讓更多的人走上發展的階梯，分享改革開放帶來的利益與希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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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力，歐涉遠，李霞.對農村貧困線及貧困發生率的反思―基于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的數據[J].宏觀經濟研究，2012（8）

篇8

鄖陽區青山鎮園嶺山村是科學技術局聯系的精準扶貧村，有4 個村民小組，338 戶1156 人，勞動力778人，外出務工620人，60歲以上留守老人98人，無留守兒童，單生男性22人，版圖面積11.3平方公里，山場10563.5畝，耕地2051.8畝，其中：水田480畝，旱地1571.8畝。該村是青山鎮的重點貧困村，處于二高山地，典型的高海拔山區貧困村，自然環境惡劣，山高路遠、缺水少雨，土地薄弱，傳統農業經濟作物不適宜該區域種植，群眾增收渠道匱乏，村民依靠傳統種植業、畜牧業脫貧致富難度較大，當地青壯年村民普遍進城務工，村內勞動力短缺。

調查組看到，園嶺山村的變化交脫貧攻堅之前有巨大的飛躍，特別是2017年變化最大，市科技局加大資金投入力度，整合項目經費，共協調扶貧產業項目資金105萬元。著力加強道路、飲水、醫療等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對村民服務保障能力。通過生態建設、產業發展，促進村容村貌和民生環境改善，讓群眾享受到國家的政策紅利。一是做好勞動力轉移，組織開展技能培訓，幫助貧困戶掌握一技之長，實現對口輸出就業，獲得更高層次的工作、更高水平收入。二是科學籌劃產業發展項目，論證確立香菇、蔬菜、水果、養殖等主導產業，明確發展方向。三是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整合項目經費，支持一批民生項目建設。四是通過積極向上爭取經費，橫向協調相關部門，動員系統內的力量，多方籌集整合項目經費，幫助推進青山鎮園嶺山村脫貧攻堅和產業發展。支持園嶺山村發展香菇產業、林果種植和林下養雞產業，五是協助村兩委組織實施好其他扶貧項目，通過每畝交20元押金、補貼800斤尿素和有機肥，簽訂保護價收購合同，已經推廣種植100畝三葉菜項目。六是建成150平米標準村衛生室，配套8萬元醫療衛生設施投入使用,保證健康扶貧落實到人，解決群眾看病難的問題。七是在村級環境建設方面，科技局通過節省辦公經費等辦法在科技局系統內籌集20萬元，在異地搬遷集中居住地和村級4km主干道上統一安裝40柱電桿和節能路燈，該工程于9月13日竣工驗收。八是 2017年籌集65萬元修建完成農村飲水工程，覆蓋全村70%人口，完成易地搬遷安置點五個和兩個新水源工程（配套主水管6000M）。計劃和逐步實施涉及公路路燈、基地建設、電網改造，電信寬帶、飲水工程等11個項目，計劃467萬元，實際到位324萬元。群眾們正真享受到國家的溫暖，發自內心的感謝黨，感謝政府。

二、目前精準扶貧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園嶺山村精準脫貧、扶貧工作開展扎實有效，但通過調研發現，現階段扶貧攻堅組織推進工程中，仍存在一些問題導致貧困戶脫貧困難。

1．醫療保障水平偏低。走訪中發現缺技術、缺資金是貧困的主要原因，85.1%的建檔立卡貧困戶是“缺技術、缺資金致貧”；8.25%的建檔立卡貧困戶是“無勞動力”；6.3%的建檔立卡貧困戶 “因病、因殘致貧”。受訪貧困戶家庭因家庭成員患有大病，花費較大，雖然合作醫療報銷了部分，但對于貧困戶來講仍需支付一大筆錢，收不抵支。調查顯示，“醫療救助”是受訪者最迫切需要政府幫扶的措施，呼聲最高、占比為71.1%；其次是“低保保障”，占比50.7%。

2．扶貧資金投入較少。脫貧扶貧主要問題還是缺乏資金。盡管村有集體經濟，但村集體經濟收入主要依靠土地租賃承包，收入并不高，用于扶貧資金的投入也不高。

3．社會統籌合力不足。目前扶貧資金的主要來源是財政支持，社會資本投入較少。企業參與扶貧主動性不高、參與度較低，社會組織和個人參與扶貧基本還停留在慰問和善施層次，資金整合利用難度較大，進展緩慢，合力作用還沒有真正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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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真地按照縣脫貧攻堅指揮部的要求開展工作

我校駐龍泉鄉謝營村工作隊，嚴格地按照縣脫貧攻堅指揮部規定“六天五夜”工作制度，堅持在村里吃住，力求做到在崗在位，沒有出現無故脫崗情況。與此同時，按照要求認真及時地組織幫扶人每周五固定入戶開展幫扶工作，效果良好。

二、規范完善村檔和戶檔

為了進一步規范完善村檔和戶檔，我校駐謝營工作隊在駐村工作隊長李國有的帶領下，對村檔和戶檔進行了統一的檢查和疏理。工作隊員對村檔和戶檔進行了逐項、逐戶、逐頁地進行了檢查，認真地比對、核實，仔細地更正每一項或大或小的疏漏，力求做到查漏補缺，確保檔案資料的規范正確。經過近一周時間的核查、補充，檔案資料得到進一步完善。然后，工作隊把村檔按照上級要求的“村檔722”要求分類，戶檔按照“戶檔125”的標準規范完善。使村檔和戶檔規范美觀、條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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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階段高校大學生資助工作存在的問題

一是，現階段高校大學生資助工作缺乏有效監管，影響了其有效性的充分發揮。

在高校大學生資助工作實踐中，經費的下撥、發放工作是最為關鍵的環節，從國家及地方政府的要求來說，資助經費必須做到專款專用，不得隨意地更改經費用途、拆分資助金額，但是在現實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很多高校、班級都會出現將資助金額進行拆分、擴大資助比例的現象，這就導致了那些真正困難的大學生群體無法獲得有效的資助，讓一些并不符合資助要求的學生得到了便宜，這顯然是有悖于國家大學生資助相關政策的精神和要求的。

二是，現階段高校大學生資助政策實施中弄虛作假的現象時有發生，導致了資助政策與實際情況的錯位。

當前對高校大學生資助，一般都是通過一紙由大學生當地民政部門開具的家庭經濟情況證明來認定是否屬于資助的范疇，而對大學生真實的家庭經濟情況缺乏相應的實地考察以及其他手段的認定，因此導致了很多大學生會通過各種關系開具與真實情況不符的證明，甚至偽造假的證明以獲得資助，這就直接影響了對那些真正需要資助的大學生的資助，同時使得那些通過弄虛作假獲得資助的學生產生不良的做法和心理，如投機取巧、不勞而獲、揮霍等等，對大學生的成長產生負面的影響。

三是，現階段高校大學生的資助政策主要集中在經濟方面，缺乏對大學生綜合發展的重視。

雖然經濟幫困是解決那些貧困大學生的主要措施，也是最為實際的問題，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現階段高校管理者應該對貧困大學生因為生活環境的變化、社會交際的變化而產生的精神、心理層面的變化，因為貧困大學生很容易產生自卑、迷茫的心理，如果不加以有效的疏導和幫助，對其的成長和發展是及其不利的。

三、高校大學生資助工作的具體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