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區域協調發展的現狀，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 F3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3）09-0307-03

中原經濟區是指以河南省為主體，延及周邊若干區域，具有鮮明特點、獨特優勢、經濟相連、使命相近，相對獨立的區域經濟綜合體[1]。研究的對象主要是中原經濟區主體河南省農業主產區（農區）。

1 農區的界定及范圍

本研究所指的農區，是指在以種植業、畜牧業等農業產業為主，農業增加值在地區生產總值中占較大比例、人口以農民為主的的區域，也即國家和河南省區域規劃中位于糧食生產和農產品供應的功能區的縣（市）。由于農區縣經濟社會發展也在動態發展變化中，為了全面系統考察農區縣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變化情況，本研究先根據河南省統計年鑒將2000年、2005年、2010年各縣（市）的農業GDP算出，求其3年的平均數，然后根據專家意見，將農業GDP比重占20%以上的縣市，以及20%以下比重中近年糧食總產量在50萬t以上的縣市定位為農區縣。考慮到河南省糧食核心區中市（地級）所轄區（包括商丘市的梁園區、漯河市的郾城區、駐馬店市的驛城區、信陽市的浉河區、平橋區、南陽市的臥龍區、宛城區）已定位為城市功能，不再作為農區對待。依據這些標準，河南省農區共計84個縣市（表1、圖1）[2]。

2 中原經濟區主體河南省農區“三化”協調發展的現狀評估

運用多指數綜合分析法對河南省“三化”協調發展的現狀進行評估。首先，建立綜合指標體系；其次，對指標值進行無量綱標準化處理；再次采用專家意見法確定指標權重；最后利用數學模型計算河南省農區“三化”協調發展結果[3]。

為深入了解河南省農區“三化”協調發展的現狀，體現“三化”協調發展的要求，從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以及生態環境、協調因素5個方面構建綜合指標體系。對評價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城鄉居民收入比、非農產值占GDP比例與非農勞動力就業比例差值為指標閾值/指標現狀值，其余指標標準化處理均為指標現狀值/指標閾值），使得所有指標值都轉換成可以統一評價的分值。指標權重采取專家意見法確定；評價指標閾值依據科學研究的判定標準確定（表2）。

城鎮產業集聚度等于城鎮企業人口占城鎮人口的比例；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水平=農產品加工業增加值/農業增加值；農田林網控制率意為農田林網控制區占農田總面積的比重；產城協調用城鎮產業集聚度表示；城鄉協調用城鄉居民收入比衡量；產業協調用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水平等指標衡量；非農產值占GDP比例與非農勞動力就業比例差值則是反映產業協調、產城協調、城鄉協調的綜合指標；第三產增加值占比例主要是表示城鄉協調的程度。利用多因子加權求和法計算出因素層分值，見表2。

由表2可知，農業現代化因素層分值為0.81，生態環境因素層分值為0.88，工業化因素層分值為0.80，城鎮化因素層分值為0.86，協調指標因素層分值為0.73。最后依據指數計算公式得出河南省農區“三化”協調發展綜合指數為0.81。

依據科學分析和專家調查結果，綜合指數≥0.95，“三化”處于協調狀態；0.85≤綜合指數

在15項評價不協調的指標中，土地經營規模指標分值0.52、農民組織化程度指標分值0.62、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水平指標分值0.53、非農產值占GDP比例與非農勞動力就業比例差值指標分值0.63，這4項指標分值處于重度不協調狀態；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數量為0.68、農民工市民化程度為0.69、城鎮產業集聚度為0.71，處于中度不協調狀態；農業勞動生產率等7項指標，處于輕度不協調狀態。從以上分析可知，土地經營規模狹小、農民組織化程度低、農產品加工業發展落后、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困難、結構轉換失衡等是河南省農區存在的主要問題。其成因在于：河南省農區農業產業化水平不高、城鄉二元結構以及產業發展、城鄉發展、產城發展不協調等。

3 農區“三化”協調發展實現路徑及典型案例剖析

3.1 實現路徑

依據河南省農區“三化”協調存在的主要問題及成因，農區“三化”協調發展的實現路徑：產業化工農對接農區工業化產城融合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三化”協調發展。

該路徑說明：現階段，傳統農區面臨主要的任務是工業化（主要是農業工業化），這是區域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必須以農業產業化為切入點，實現工農有效對接，加快農區工業化進程；而在“人多地少”且必須走“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發展道路的特定約束下，農區應以農業產業化為引擎啟動工業化進程，促進產城融合，在此基礎上發揮新型城鎮化的引領作用。而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伴隨著產業集中和城鎮擴張發生的人口集中，又為農村土地流轉和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創造了條件，加快了農業現代化進程，最終形成了新型城鎮化引領“三化”協調同步發展格局[4]。

傳統農區實現“三化”協調發展路徑分為3個階段：一是立足于農業資源和勞動力資源優勢，通過發展農業產業化，形成優勢主導產業鏈，啟動工業化進程。二是引導以食品工業為主的農產品加工業集中布局在城鎮及產業集聚區，提高城鎮化水平。三是以產業集聚促進人口集聚，引導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順勢而為調整農村居住形態，啟動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深化城鎮化進程。在這個起于農業產業化，經由加快工業化進程，最后落腳到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的發展鏈中，農業產業化是起點，工業化是核心，新型城鎮化是結果。

3.2 典型案例剖析

3.2.1 中鶴及所在地基本情況。中鶴集團全稱中鶴現代農業開發集團公司，是以農產品精深加工為主的龍頭企業。其位于全國糧食先進縣標兵和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鶴壁市浚縣北部王莊鎮。該鎮總面積110 km2，耕地面積6 533.33 hm2；轄51個行政村，7.4萬人。是全國糧食高產創建示范鎮、河南省糧食生產30強鄉鎮。目前，該集團下轄18家子公司，主要有中鶴糧油貿易公司、中鶴營養面業有限公司等。中鶴集團是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同時也是河南省規模較大的農產品加工、倉儲基地。

中鶴集團帶動農區“三化”協調發展主要做法：依據“三化”協調發展主要標志，產業關系協調、產城關系協調、城鄉關系協調和“三化”與資源環境關系協調的基本要求[5]，中鶴集團，在當地政府的引導下，按照公司制運作，全產業鏈發展，帶動鶴壁市浚縣王莊鎮實現或正在實現工業化、城鎮化（新型農村社區）與農業現代化同步協調發展。

在推進產業關系協調、產城深度融合、“三化”與資源環境協調方面，實行全產業鏈集群式發展。一是發展后向關聯產業（農產品精深加工業），推進農區工業化。現在，中鶴集團年加工小麥30萬t，擁有專用面粉、小麥淀粉、谷朊粉、營養調理面、速凍食品等生產線；年加工玉米45萬t，擁有玉米食用淀粉、麥芽糊精、玉米蛋白粉及糖果等生產線。二是發展農業全產業鏈經營。中鶴集團在發展農產品精深加工的同時，積極向農業開發、集約化種養、糧食收儲與糧油貿易、農產品連鎖超市、生態環保與能源等相關產業發展，初步形成了“產加銷、貿工農”一體化的全產業鏈集團公司。三是發展糧深加工產業集群，規劃建設糧深加工園區，輻射帶動周邊地區農產品生產及加工業的發展，園區將建成為中原地區乃至華北最大的糧食周轉港和精深加工基地，實現產城（園）深度融合。四是發展前向關聯產業，促進土地流轉，推動農業現代化。鶴壁市引導、支持中鶴集團通過土地流轉促進農業規模化經營，把產業鏈延伸到田間，把農業大田建成“第一車間”，在集團附近區域規劃建設8 666.67 hm2清潔安全糧源基地，既保證原材料的有效供應，又帶動農民的持續增收，同時又為農業的現代化經營提供了規模保障。目前完成流轉耕地1 013.33 hm2，流轉的2 300戶農民中有1 200多人進入中鶴集團就近成為企業工人。

在推進城鄉關系協調方面，主要是建設新型農村社區，推動農村城鎮化。一是科學規劃。按照“以產興城、以城促產、產城一體”的理念，在糧深加工園區南部靠近鎮區的地方，規劃建設了面積11 km2的中鶴新城，將企業擴張與社區建設捆綁發展，計劃建成可容納10萬人左右集中居住的大型社區，實現農民就地轉化。二是完善實施。新城涵蓋居住、綜合服務、產業發展、種植示范、畜牧養殖等13個功能區，建成后城內居民將擁有城市戶籍和與城市居民一樣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享受更加健全的就業、就學、就醫等社會保障。三是有序推進。新城分3期建設，一期2010年開工建設，2014年建成，可入住1.8萬人。二期已開工建設。社區服務中心、醫院、學校、水電等配套設施建設正在有序推進。

該種做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有效破解了耕地保護和糧食安全問題，加快了農業現代化進程；二是有效解決了農民問題，實現了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三是有效解決了農村問題，改變了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

3.2.2 潢川：農業產業化啟動農區工業化，推進城鎮化。潢川縣位于河南省南部，信陽市中部。全縣總人口85.8萬人，土地面積1 666 km2，耕地面積6.47萬hm2，人均耕地753.33 m2，是一個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傳統農業大縣。該縣立足縣情，探索出了一條以產業化帶動農區工業化、推進城鎮化的內生性“三化”協調發展之路[6]。其具體做法如下。

（1）以產業化為切入點，加快農業工業化進程。一是靠龍頭帶動，增強產業的延展性。像鴨產業，形成了集孵化、養殖、飼料、屠宰、熟食制品、羽絨加工、血紅素、蛋白粉提取于一體的產業鏈條。二是靠品牌帶動。打響華英鴨、光州黃鱉、潢川金桂、黃國水磨糯米粉、忠興餅干專用粉等系列名牌產品。三是靠集群帶動。把更多企業吸附到產業鏈條上，以產業集群推動產業大集聚。

（2）以產城融合為增長點，提升城鎮化水平。加快中心城區與開發區、產業集聚區“三區”融合發展。在城區西部依托華英集團高起點規劃10.6 km2的產業集聚區，引導華英集團、寶樹水產、甾體生物等龍頭企業向園區集中。在城區東部規劃建設了以物流業為主的開發區，吸引中儲糧、中石油、中石化等在潢川設立直屬庫，集聚物流企業80多家。一東一西緊靠縣城的產業集聚區，拓展了縣城空間。

（3）以新型城鎮化為新支點，引導現代農業發展。該縣充分利用城鎮化所帶來的土地流轉、人口集中、產業聚集效應，引領農業現代化。一是彰顯特色。根據龍頭企業發展需要，規劃建設一批集中連片、布局合理、獨具特色的專業鄉、專業村，形成了包括花木生產、生態甲魚、生豬供港等國內省內聞名的六大特色農業板塊，成為企業生產的“原料車間”。二是流轉土地。在縣鄉村建立健全了土地流轉服務網絡，加快土地向特色產業、優質高效農業流轉，初步實現了農業產業的專業化、規模化和標準化生產。三是拉長鏈條。以萬畝花卉精品園建設為核心，以100多家有資質的園林公司為支點，推動花木產業由單一種植向集展銷、餐飲、生態、休閑于一體轉變。

（4）探索實踐“四個置換”，發展農村新型金融。“錢從哪來，人往哪去，地從哪出”是該縣在推進新型社區建設中遇到的三大難題。該縣試點探索并實施農民用土地“換社保、換就業、換住房、換固定收益”的新模式。先后成立了福德小額貸款公司、珠江村鎮銀行以及24家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農村金融市場，很好地解決了農村新型社區建設中建設用地難、籌措資金難、拆遷安置難等一系列問題，加快了“農村變社區、農民變市民”的步伐。

潢川縣實現“三化”協調發展的做法，對全省的啟迪和思考：一是傳統農區推進“三化”協調發展，必須通過延伸產業鏈條的路徑發展農產品加工業，推進農業工業化進程；二是傳統農區推進“三化”協調發展，必須加快發展現代農業；三是傳統農區推進“三化”協調發展，必須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

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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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燕，孟俊杰，蔡世忠.河南省農區發展特點和“三化”協調發展路徑研究[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3（1）：46-49.

[3] 蔡世忠.中原經濟區建設中“三化”協調發展的實證研究[J].農業科技管理，2012（3）：13-16.

篇2

區域協調發展常用來表述如下涵義：東中西或各省區之間發展差距的縮小，或把差距控制在適度、合理的范圍內，即區際經濟結構協調；區域間分工協作的發展，建立和發展地區間合理的分工體系，促進國家整體利益的提高，區際產業結構協調；國家投資在地區間的合理分配，即區際生產力布局協調；消除區際貿易封鎖和市場分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即區際貿易關系協調；區際不平等競爭環境的消除，即區際利益關系協調。顯然，上述幾種涵義都是區域協調發展的應有之意，都是區域協調發展所要求的一個側面。而在決策層面，在國家五年計劃綱要中，對區域協調發展的界定也出現了差異：國家“十五”綱要中有關區域協調發展的表述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合理調整地區經濟布局，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國家“十一五”綱要中有關區域協調發展的表述為：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發展基礎和潛力，按照發揮比較優勢、加強薄弱環節、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的要求，逐步形成主體功能定位清晰，東中西良性互動，公共服務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趨向縮小的區域協調發展格局。

俠義和廣義視角下的我國區域協調發展

從表中可以看出：與區域的自身相比，東部地區省份表征區域協調發展指數從2001年的0.590緩慢地上升到2007年的0.616，之后有所下降，2009年變為0.609，這說明東部地區，區域協調發展總體趨勢是逐漸改進的過程。中部地區省份表征區域協調發展指數從2001年的0.403緩慢地上升到2004年的0.409，之后逐漸下降，2008年變為0.391，09年上升到0.401，這說明中部地區，區域協調發展指數處于一個起伏，但輕微下降的過程。西部地區省份表征區域協調發展的指數從2001年的0.375下降到2006年的0.357，然后有所反復，2009年變為0.358，這說明西部地區，區域協調發展指數處于一個起伏，但逐步下降的過程。

從區域之間看，東部和中部之間的區域協調發展指數之差從2001年的0.188上升到2007年的0.224，然后有所反復，兩者之間的差距2009年變為0.208，東部和西部之間的區域協調發展指數之差從2001年的0.215上升到2006年的0.257，之后有所反復，兩者之間的差距2009年變為0.251，平均來看，東中部地區省份的平均區域協調發展指數差距從2001年的0.188增加到2009年的0.203，東西部地區省份的平均區域協調發展指數差距從2001年的0.215增加到2009年的0.239。這說明，從廣義區域協調角度看，中部和西部與東部地區之間的區域不協調發展程度呈現日益增加的趨勢。

結合狹義的實際人均GDP增長率來度量區域協調發展，中國的區域發展差距有擴大的趨勢，以廣義的人民生活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來度量區域協調發展，我國中部和西部等內陸地區與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區域不協調程度日趨擴大，廣義上的不協調程度遠大于狹義上的不協調程度，這意味著東西部之間在實際收入水平和實際享用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更大。

主體功能區會促進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嗎？

主體功能區戰略是我國“十一五”規劃有關區域協調發展部分提出的新舉措，其主要思路是國家根據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四種類型的主體功能區，并進一步明確了四類主體功能區的功能定位、發展方向與發展重點，就是試圖從解決空間失衡問題出發解決區域協調發展問題。

通俗地講，主體功能區戰略就是一個區域適合做什么就做什么，是邏輯意義上的以地為本，同時也是對區域過去發展水平的一個事后承認或被動承認，它的核心邏輯是對外生條件和歷史事件的絕對遵從，因為根據國家主體功能區戰略的相關要求，一個地方劃入什么開發區域主要的判別標準是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從邏輯和理論上看，這樣的劃分標準沒有什么問題，根據一個地區的環境容量限量、發展基礎和發展增量來決定一個地區的發展，然而這三個條件是如何科學地劃分、如何科學地界定，則成為了爭論的焦點。

我們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例，資源環境承載力在科學上并不是一個成熟的概念，不同的學者對其有不同的理解，但是通常來說，資源環境承載力通常是用土地資源、（淡）水資源、環境容量、生態脆弱性和生態貢獻性等與一個地方的自然資源稟賦為判別標準，但是一個地方的自然資源開發與其生態系統之間存在著兩難選擇，礦物資源等自然資源的開發顯然會帶來產業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帶來承載力的提高，但同時，大量自然資源的開發又會使得一些環境脆弱地區的水資源、生態資源等遭受嚴重威脅，同時又降低其承載力。因而資源承載力本身就是一個不太準確的概念。

另外，從時間維度上看，資源環境承載力又是屬于動態范疇的問題，隨著生產技術、生產方式、制度環境、生態文明等要素的改進和完善，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力也不是靜止不變的，它也會發生變化的。另外，從資源環境承載力的隱含邏輯上看，通過主體功能區的定位，把環境資源承載力較低地區的人口向資源環境承載力較高地區轉移，但是我們知道，行政命令式的、強制的人口轉移的效果都是很不理想的。我國人口遷移也面臨著就業容量問題、城市管理體制、文化沖突等種種問題。

從資源環境承載能力面臨的一些問題和不足一樣，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也都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所謂的決定因素通常都會隨著科技和社會的進步而出現動態的調整過程。如何科學而令人信服地分析這種調整過程？如何確定這三種決定因素之間的權重關系？當前對這些問題都沒有一個清晰和成熟的分析、解釋和論證。

從整體上看，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與其開發順序和開發重點正好形成了相互促進的同向遞增關系。通常來說，我國大部分東部沿海地區都是屬于優化開發區域，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中的一些重要城市和經濟帶都屬于重點開發地區，而中西部邊遠地區大多屬于限制開發區或禁止開發區，而四種不同開發區在投資政策、產業政策、財稅政策、生態政策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即使在一個省內，那些省會城市以及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也同樣被劃入一個省的優化開發區，而其相對落后區被劃入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任何一個地區特別是落后地區也都有發展的權利和愿望，而中西部的邊遠地區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就相對落后，遠遠低于東部發達地區，恰恰又被劃入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根據國家主體功能區發展戰略的要求，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不能更多地發展產業經濟，而應更多地承擔環境和生態維持功能。目前我國各種補償機制很不完善的情況下，沒有一定的經濟和產業的支撐，這些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是無法承擔生態和環境功能的。當然，有人認為區域協調發展不應僅僅是追求人均GDP的絕對平衡而應該是享受基本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但是正如我們上面實證分析的那樣，從中國實證數據上看，包括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廣義區域不協調要超過只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的狹義的區域不協調。當然中央政府也清楚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面臨的實際情況，因而也出臺了包括生態補償、地方政府的考核標準等在內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但是這些配套政策目前主要集中在分析和論述階段，真正實施還面臨著巨大的困難。

以生態補償為例，國內學者幾乎在討論主體功能區戰略時都認為中國必須實行橫向和縱向在內的生態補償，以彌補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由于放棄產業發展而對優化開發區和重點開發區承擔的生態保持和維持的利益補償。但是具體來說，生態補償的標準及數量則存在著巨大的爭議，即使在學術界，也沒有一個比較成熟和令人信服的生態補償標準，一片森林、一片綠地、潔凈空氣的價值到底應該如何計算誰也說不清楚。不同學者根據不同的定價方法可以得出不同的結果，而這些結果有時候可能相差幾倍，甚至十幾倍。中國環保部前些年嘗試推行的綠色GDP核算的夭折，很好地說明了環境價值計算的巨大難度和地方政府的排他性態度。對于同屬于一個省份的不同地區來說，由于屬于同一個行政區，因而不同地區之間的生態補償相對容易一些。然而事實是，即使是一般認為較為容易同一個行政區內不同地區之間的生態補償，實施起來也是相當困難的。作為首都和發達地區的代表性城市的北京市，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對生態補償只有下面幾個字：“繼續完善生態補償機制”。而不同省份之間（例如北京和河北省之間），尤其跨越了好幾個省份的兩個省份之間的生態補償更加困難。作為發達地區政府來說應該對于作為生態涵養區的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政府和民眾給與生態上的補償，但是很難確定補償標準，也很難統一補償標準。即使是同一個專家，但他用不同的方法（成本法、收益法、綜合評判法）確定補償標準，所得出的結果也千差萬別。難以確定統一的補償標準直接影響甚至阻礙省份之間的生態補償。從更普遍的意義上說，區域補償不應該僅僅指生態補償，當存在外部性時都要實施補償。據統計，中國當前的糧食主產區越來越集中在北方，而那些傳統上具有優越的農業生產條件的南方各省份，由于率先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農田逐漸減少，農業逐漸被弱化。北方地區由于城市化和工業化起步晚，曾經承擔了較多的糧食生產。然而，目前這些糧食主產區也開始進入經濟加速發展階段，由于這些地區承擔國家糧食安全的責任，因此只能獲得有限的開發。從中國現狀來看，任何地區單純依靠農業生產來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否在糧食主產區與主銷區之間也應建立一個類似生態補償性質的補償機制問題，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中國政府必須慎重考慮的問題。

結論和簡單的政策含義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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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中央針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等戰略，并從政策和財政角度給予了充分支持。東部地區盡管發展迅速，卻一直沒有一個宏觀上的協調機構來統籌其發展，僅有各個城市協商組成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來聯系各個城市，從而使得東部地區尚沒有形成合作有序、凝聚力強的整體環境。西部地區盡管各個省（區、市）均組建有對應的西部開發工作領導機構，但這些機構一般掛靠在其發展改革委員會，這樣的格局往往使得該機構難以充分發揮統籌規劃該省（區、市）參與西部開發的職能，而且隨著西部大開發工作的推進，有些地方這類機構的職能反而在弱化。

在和諧社會背景下，既然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一項重要的內容，因而其未來的發展必然要求在體制上進行創新。這就要求在整個區域層面為區域協調發展建立專事政策協調機構，從組織上保障區域協調發展的落實，以制度化的形式確立區域協調的地位與作用，對整個區域的發展制定統一規劃方案，圍繞單一省（區、市）難以解決的重大問題，提出統籌發展的思路和布局策略，以保障區域協調發展的真正實現。同時，各具體地區也要組建獨立的區域經濟發展協調機構，統籌規劃一個地方參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各項工作，充分調動地區發展積極因素，融合區域有利資源，既有效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也通過整個區域內的合作，取得良好的外部經濟效應。

培植松散型經濟合作區將成為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取向

和諧社會的構建既要求區域協調發展中涌現一批緊密合作的區域群體，也要求在一個更寬廣的范圍內培植松散型合作經濟區。松散型結構、緊密型合作將成為區域協調發展的一個重要取向。

早在1985年，橫跨河北、河南、山西三個省13個城市成立的“中原經濟區”即是一個松散的經濟合作區。經過20多年的發展，各城市在多個領域的合作均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泛珠三角”經濟合作區的概念是松散型結構、緊密型合作的典型范例。通過“9+2”的合作機制，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海南、四川、貴州、云南九個省（區）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以珠江流域為紐帶，連接起從沿海到內陸的一批省區市，幾乎覆蓋了半個中國的地域范圍。該經濟合作圈從其輻射機制看，應是以“珠三角”為核心，向周邊地區逐級擴散的開放型經濟圈。從目前的運行來看，“泛珠三角”聯盟中內陸諸省區市與沿海省市之間的合作還相對較少，但隨著這種松散型合作向縱深發展，各地之間的合作也必然進一步加強，區域內經濟協調發展也將逐漸打開有利局面。

同時，“長三角地區”長期以來保持跨越兩省一市、包含16市的城市圈格局，這種格局的結果之一是使得經濟發展的馬太效應愈加明顯，即區域內部與臨近的區外地區之間的差距擴大。另一方面，隨著區域內產業升級的要求漸高，產業轉移的趨勢加快，也必然要求擴大“長三角”覆蓋范圍，形成“泛長三角”的局面，從而為目前的“長三角”區域經濟尋找到成本更低的發展空間。從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源、市場和交通條件等方面考慮，這個“泛長三角”的概念將會納入蘇北的徐州、連云港、淮安、鹽城和宿遷5市，浙江的金華、溫州、衢州等地，以及一些臨近的安徽部分城市。同樣，國內一些其他聯系較為緊密的經濟合作區域，也將逐步拓展合作范圍，增強城市群的輻射面，從而在一個更寬廣的區域內形成相對松散的合作經濟圈，促進更廣泛的區域協調發展。

促進有序競爭與合作須打造區域發展的協調平臺

區域內由于存在著行政區劃上的分割關系，從而各地區的利益存在不一致的方面，導致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存在一定的競爭。如由于中部各地區都把目光集中在某些類型的產業和產品上，從而造成省際產業結構的嚴重趨同，大量低水平的重復建設造成了生產能力過剩、資金和資源的浪費，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受到一定的阻礙。

隨著和諧社會各項政策安排的落實，區域之間協調發展將傾向于走有序競爭和有序合作的道路。因為一個地區即便擁有資源要素優勢，也需要在與其他區域合作的過程中實現要素的重組和創新，組團式發展才能打造本地區和整個區域持久的競爭優勢。這要求區域內各地區不僅從本地區的利益出發，也要從區域整體利益著眼，在確定地區經濟發展規劃時充分認識到自身的資源優勢，給自身準確定位，加強與周邊城區的產業分工，構筑互補關系，實現有序競爭和錯位發展。同時區域內各地區之間應互相協作，增強區域凝聚力，形成合力，做強做大區域經濟蛋糕。

實現有序競爭和合作，需要建立區域內官方協商溝通機制，如滬蘇浙經濟合作與發展座談會、西南六省區市經濟協調會等年度合作論壇，增強各地政府高層之間的協商對話，通過定期的溝通取得區域內合作共識，從而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供合作協調平臺。

破除地方壁壘將形成區域協調發展的統一市場

盡管目前國內一些區域經濟之間已經有了比較緊密的合作，但依然存在較為嚴重的市場分割，區域內統一的大市場尚未建立起來；導致無序競爭加劇，重復建設嚴重，資源難以在整個區域范圍內實現最優化配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成本的限制，導致外來商品難以在本地形成有效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則是人為的地方保護主義所致。

和諧社會的建設要求營造公平、開放、規范的市場環境，促進區域統一市場的建立。因此，要在區域內部形成優勢互補、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區域合作體系，首先要加強地區間在交通、物流等方面的合作，降低產品跨區域銷售的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打破行政壁壘，破除地方保護主義，消除市場壁壘，加快建立一個公平、開放、規范的大市場，營造良好的區域市場環境。

著眼于增強國際競爭力統籌區域發展是大勢所趨

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城市的競爭力不再僅僅是城市個體之間的比拼，更重要的是取決于城市所在區域的整體實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水平顯得至關重要。從目前我國區域經濟圈的發展現狀來看，相對于世界其它著名經濟圈,我國三大經濟區（“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無論是總量還是產業結構方面都相差甚遠。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只有把區域作為整體放在國際環境中參與競爭與合作，才能逐漸提高區域競爭力。而若不能與國際經濟銜接起來，則將在全球競爭中始終落于下風。因此，和諧社會各項政策安排的實施須放在國際環境中進行全局考量。在此背景下，就需要加強我國區域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把區域經濟發展融入到全球化體系之中，參與全球經濟分工，積極與國際產業轉移的步伐對接。對于我國沿海發達區域，全方位的開放格局已經初步形成，下一步應推動內陸區域的對外開放，如中西部地區可在加強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合作中，優化經濟環境，承接東部產業轉移，逐步擴大對外開放。加強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合作，將為我國各地區進一步發揮地緣優勢、帶動地區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機會。

區域發展中合理的產業分工將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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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三角城市群協調發展機制的現狀及問題

城市群是在具有發達的交通條件的特定區域內,由一個或幾個大型或特大型中心城市率領的若干個不同等級、不同規模的城市構成的城市群體。長江三角洲地區(以下簡稱長三角)作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早在1976年法國學者戈特曼的《世界上的城市群體系》一文中就將其列為世界六大城市群(紐約、北美五大湖、東京、巴黎、倫敦、長三角)之一。但這只是從地理、人口等方面的評價,事實上長三角城市群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仍遠落后于其他五大城市群。近年來我國逐漸認識到城市群建設的重要性,黨的“十七大”報告及“十一五”規劃綱要均明確指出:要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2008年,國務院更是專門通過了《關于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要把長江三角洲地區建設成為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國家政策層面已明確長三角城市群的建設發展規劃,但城市群的建設涉及到社會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必然需要國家、城市群、城市、產業等多層面的協調與合作,因此協調機制的建立是城市群建設發展的一個首要問題。目前我國尚未出臺具體的長三角城市群協調發展制度,僅在政策性文件中提及原則性的指導意見。實踐中,長三角城市群雖已形成一套多元化的協調機制,即副省(市)長級別、城市市長級別和各城市政府部門級別的多種協調會。但這種自發“倡導”或稱“聯誼”的磋商模式缺乏效率,無法達到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要求。

城市群的建設發展是一個長期復雜過程,需要協調多方利益關系。我國現今的行政區劃模式,城市首先是省(直轄市)的組成單位,然后才是城市群中的成員,一種是上下級的行政隸屬關系,一種是平等的合作關系,兩種身份利益產生沖突的情況下必然優先滿足前者。這就導致城市群內部各城市之間出現一堵看不見的墻,阻礙經濟自由交流。因此要實現各方利益的均衡發展,必須建立相對穩定和強有力的協調制度,只有法律的穩定性和強制性才能滿足這一要求,因此須盡快將長三角城市群協調發展政策通過立法上升為國家意志并強制執行。

二、國外城市群協調發展法制的經驗借鑒

綜觀世界各大城市群發展的經驗,城市群的協調發展離不開法律的建設和支持。各國城市群協調發展法制在立法結構上主要由縱向調控法律制度、橫向合作法律制度和特別區域促進法律制度三部分構成;立法內容上主要包括城市群開發建設、協調機構、產業政策、公共服務制度等方面。具體而言,以下幾個方面可供我國借鑒。

第一,世界級城市群所在國家大都制定了區域協調發展方面的基本法。這種基本法又分為兩種立法模式。其一為制定綜合的國土開發法,在其中規定城市群協調發展的一些基本原則和制度。如日本的《國土綜合開發法》、法國的《領土整治與開發指導法》、英國的《城鄉規劃法》等。其二為制定專門的區域協調發展法,如美國的《示范城市和大都市發展法》、德國的《改善區域經濟結構(共同任務)法》等。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國土綜合開發法》的基礎上,2003年又實施了一部《構造改革特別區域法》,也是專門的區域協調發展法,可見兩種立法模式在日本并存。在這些基本法中一般均對城市群協調發展的基本任務、組織、管理進行界定,作為編制城市群建設和發展規劃的依據,并在實施中制定相關的具體法律制度作為保障。

第二,一些世界級城市群所在的國家或地區還制定了某個特定區域協調發展的專門法律。這些特定區域有些是經濟發達的城市群,有些是經濟欠發達的貧困地區。如日本的《首都圈整治法》、英國的《新城法》、《內城法》、法國的《巴黎大區總體規劃》(議會通過的法律文件)等。這類法律往往是城市群協調發展最重要的制度保障,規定了城市群協調發展的各項制度,內容廣泛而具體,是城市群協調發展最直接的法律依據。

第三,很多國家都建立了專門的城市群協調管理機構。如法國的巴黎城市群建立了“地區整頓委員會”,英國的倫敦城市群則創建了“大倫敦管理局”,北美五大湖區城市群也成立了“五湖聯盟”等。這些機構都是依法設立的專門性獨立機構,就城市群內部的開發建設、產業競爭、環境保護、公共服務等重大問題協調各方利益,確保各方實現共贏,促進城市群整體經濟的發展。

三、長三角城市群協調發展法制的構建

長三角城市群的協調發展機制亟待法制化,可借鑒國外立法經驗構建長三角城市群乃至整個中國城市群協調發展普適性的法制體系。

首先,完善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基本法律,雖然我國已制定《國土管理法》和《城鄉規劃法》等國土開發建設方面的基本法,但在這些法律中沒有體現區域(城市群)協調發展的任務、組織、管理等基本制度,應盡快修改補充。在條件成熟時,制定專門的“區域(或城市群)協調發展法”,將更加有利于城市群的發展。

其次,盡快出臺《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綱要》,并在此基礎上由國務院制定“長三角城市群協調發展條例”,將長三角城市群協調發展的各方面具體制度通過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其中應當包含協調機構、議事規程、權利義務、成果分享、責任承擔等核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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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3-0085-04

當前，困擾京津冀區域合作的主要難題是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很明確，但中間過程如何展開是研究者所面臨的重點和難點問題。步入21世紀之后，京津冀區域合作研究逐漸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開展了廣泛的研究，如區域經濟運行與調控機制、區域政策、經濟布局與規劃、發展戰略、區域合作組織形式等方面，經歷了由均衡到不均衡，由建立相對完整的地區經濟體系到區域合理分工的轉變。［1］本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力求探索出一條行之有效且符合實際的路徑，對京津冀區域的合作和發展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一、研究方法概述

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為檢索源，運用文獻計量學方法對1989―2009年以來的篇名中含有“京津冀”的文獻進行了定量分析，以期發現京津冀區域合作研究的有關規律，為京津冀區域合作研究提供參考。文獻篇名作為文獻內容的重要體現，具有較高的代表性。本文以“篇名”為檢索項，以“京津冀”為檢索詞，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為檢索源，時間選擇1989―2009年，檢索時間為2011年9月，共檢索到文獻586篇（以“關鍵詞”為檢索項，以“京津冀”為檢索詞，共檢索到文獻806篇）。通過對檢索出的文獻逐一進行核實，去除了醫學、氣象學、地質學、新聞報道、訪談錄、通知、會議紀要、講話等文獻，保證查準率，共檢索出有效論文510篇，作為本文研究分析京津冀區域合作研究的基礎。采用文獻計量學分析方法進行研究，文獻計量學是采用數學、統計學方法，對各類文獻的諸計量特征進行統計分析，進而揭示和研究文獻情報規律、文獻情報科學管理以及學科發展趨勢的一門學科。

二、分類與計量方法

（一）文獻數量與時間分布

本文以“篇名”為檢索項，以“京津冀”為檢索詞，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為檢索源，時間選擇1989―2009年，從統計數據可以看出，1989―1993年，每年只有2篇，這一階段可以看做是京津冀區域研究的起步期。1994―1996年，3年的時間文獻達到了47篇，達到了京津冀區域研究的第一個高峰。1998―2001年，處于研究的谷底。2002年發表文章20篇，出現了第二次高峰，自2002年以后開始穩步增長，2002―2009年共有文獻442篇，占文獻總量的87%，由此可以判斷自2002年以后京津冀區域研究進入了活躍期。分析其原因，京津冀區域研究的變動與該區域經濟發展以及國家對該地區的政策導向有很大關系。［2］

（二）文獻的期刊分布

統計的510篇文獻，分別刊登在135種期刊上，經濟、管理類期刊73種，占期刊總數的54.07%；大學學報13種，占總數的9.62%。在這135種期刊中，發文13篇以上的期刊有8種，占期刊總數的5.93%。其中北大圖書館2004版中文核心期刊共有4種：望、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城市發展研究和河北學刊共發表文章47篇，占文獻總數的9.21%。將1989―2009年各類期刊按發表文章遞減的順序排序，結果可用布拉德福定律進行分析。布拉德福定律的描述為：如果將科技期刊按其刊載某專業論文數量多少，以遞減順序排列，則可分出一個核心區和相繼的幾個領域，每區刊載的論文量相等，此時核心期刊和相繼區域期刊數量成1：n：n2的關系，按照布拉德福所分析的數據來說，常數約是3，這一驗證結果符合布拉德福分散定律，其中第一區為京津冀區域研究的“核心”期刊，占文獻總數的32.35%。［3］

（三）文獻作者所屬機構類型統計分析

文獻作者所屬機構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該機關關注和開展京津冀區域合作研究的程度。在檢索到的510篇文章中，作者分屬128個機構。通過對居前12名的作者機構發表文獻的時間統計，可以看出，河北經貿大學、南開大學、河北省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天津市社會科學院、國家發改委、北京大學、河北工業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中國民用航空學院、天津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局是早期的京津冀區域合作研究機構，這些機構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并表現出不斷增長的態勢。第一作者所屬機構分為政府研究機構、科研院所、高校和其他類。根據統計情況，發表京津冀合作研究文獻的政府研究機構為43個，科研院所為12個，高校為38個，其他類為20個。其中最多的是高校共169篇，占文獻總數的33.13%；第二位是政府研究機構占文獻總數的22.94%，第三位科研院所93篇文章占文獻總數的18.23%。

從統計數據可以看出，高校和政府部門是京津冀區域合作研究的主力軍，而科研院所偏少，企業更少，說明科研院所和企業還沒有真正投入到區域合作的研究之內，這恰恰說明了為什么目前京津冀區域沒有真正的產業合作或者叫企業技術合作；沒有產業技術聯盟，而這個領域正是本文今后要研究的動力所在。［4］

（四）研究主題分布

京津冀區域合作研究的范圍很廣，在檢索到的510篇文章中，涉及京津冀經濟一體化的文獻最多49篇，占文獻總數的9.61%；涉及產業運行機制的27篇，占文獻總數的5.29%；涉及京津冀區域協調發展的26篇，占文獻總數的5.09%；涉及產業結構優化的12篇，占文獻總數的2.35%；涉及交通一體化的4篇，占文獻總數的0.78%；涉及政府作用的6篇，占文獻總數的1.18%；涉及和其他經濟圈比較的13篇，占文獻總數的2.55%；涉及區域創新的7篇，占文獻總數的1.37%。

三、研究主題分析

縱觀20年京津冀區域合作研究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出，關于京津冀合作的研究涉及的面很廣，重點研究領域涵蓋了京津冀經濟一體化、京津冀區域協調發展、京津冀產業運行機制、京津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京津冀合作中政府的作用、京津冀與長三角珠三角比較、京津冀交通一體化和京津冀區域創新系統研究。［5］

（一）經濟一體化

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構想與前景展望（唐茂華2005）中指出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增強區域競爭力的必然手段和最優選擇。歐盟就是成功的范例。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就是要充分發揮北京、天津兩大城市的“雙核心”作用，通過區域政府聯合引導，實現區域聯動，形成城市網絡，產業集群和要素自由流動平臺的發展格局。［6］在對京津冀一體化協調運作機制的實踐探討（李惠茹，李敏2005）中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本質在于能夠使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內得到合理配置和自由使用。從目前京津冀一體化的實踐過程來看，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盡快構建合理有效的協調機制，以推動京津冀一體化進入實質階段。

（二）區域合作機制

深化服務――促進京津冀核心經濟區的發展與合作（周紹熹 2005）中認為區域合作機制正在逐步形成，有關專家紛紛出謀劃策，先有“大北京”的思路，后有“首都經濟圈”的提法，但是多邊和區域內總體優勢互補，分工合作、協調發展的機制有待進一步加強。

（三）區域協調發展

京津冀北區域協調發展問題探討（羅靜 2006）中指出京津冀北區域因其特殊的區位條件和相對落后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是河北省乃至京津冀地區區域協調發展關鍵地區。其區域發展過程中存在非常難以解決的突出難點和問題，必須策劃新的發展思路，采取戰略性舉措，才有可能使這一區域的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7］在京津冀科技協作與發展的對策研究（戴宏偉，陳永國，趙中其2006）中指出“十一五”期間，為促進區域內市場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必須著力推進京津冀科技協作。三方應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從區域一體化的角度切實推進京津冀科技協作與發展。

（四）與其他經濟圈比較

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經濟圈之比較（徐長山，任立新2004）中指出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是人們普遍認同的國內最有活力的三個經濟圈，但京津冀經濟圈明顯滯后于后兩個經濟圈，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作者試圖從三個經濟圈的比較入手，探討京津冀與長三角、珠三角的比較優勢和劣勢，并在此基礎上采取相應的對策以更好地推進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的進程，追趕上另外兩個區域的發展。

（五）產業結構優化

京津冀經濟圈制造業協調發展研究（鄧麗姝2005）中指出京津冀經濟圈是我國最具發展潛力的區域之一， 區域協調發展特別是區域內產業協調發展才能實現其整體競爭力的提升。制造業是創造國民經濟財富的中堅力量；是技術創新的主體；是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起到承前啟后的紐帶。因此制造業的協調發展在區域產業系統的合作中發揮重要的、基礎性作用，產業結構優化成為區域產業協調發展的首要研究對象。京津冀三地將自身制造業的發展置于經濟圈整體環境中，就會取得共贏的效果。［8］在京津冀北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創新（葉衛平2006）中則認為區域內體制和機制的創新是京津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保障，它包括了幾個方面的創新：區域政績評價體制的創新，區域財稅體制的創新，區域利益分配機制的創新。

（六）區域創新系統

京津冀區域科技合作的現狀及對策研究（胡寶民，魏進平，李子彪2005）中分析了京津冀區域科技合作特殊性、合作基礎、緊迫性和現存問題，并在區域創新理論的構架上，提出了建立京津冀跨行政區域創新系統的構想和京津冀區域科技合作的對策建議。［9］

（七）政府功能作用

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思路與政府作用重點研究（張可云2004）中認為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是中國統籌區域發展的戰略問題之一，作者認為完善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機制，關鍵在于首先要完善區域管理制度；京津冀經濟圈企業主導型企業合作應該注意克服地方利益沖突，用合理的政策促進地區間企業合作。［10］

（八）交通一體化

推進京津冀都市圈交通一體化發展思路（肖昭升2005）中認為京津冀都市圈要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必須率先實現區域交通一體化，在建設京津間快速通道――推進京津冀城市圈一體化進程（孫增印，李惠杰，鄒南昌2005）中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與交通網絡關系極為密切，都市圈內的交通網絡應該能滿足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所需要的主要城市之間的需求，從這個角度出發，筆者認為應該做好京津冀都市圈交通網絡規劃。

四、總結與展望

根據1989―2009年20年間京津冀區域合作研究文獻的計量學分析，得出初步結論如下：1.從文獻數量上看，關于京津冀區域合作研究的文獻自1986年由《河北學刊》首發后，此后呈現出折線上升的態勢，自2002年以后到現在正處于研究的活躍期，反映出國內學者對京津冀區域合作的研究重視程度越來越高。2.從載文期刊上看，關于京津冀區域合作研究的文獻在重點核心期刊發表的相對較少，主要集中在經濟類、理論研究類和交叉學科類等期刊上，說明該類研究的理論水平和應用價值有待進一步提高。3.從文獻作者所屬機構來看，高校和政府部門是京津冀區域合作研究的主力軍，而科研院所偏少，企業更少，這是目前京津冀區域合作缺少動力和破解難題的關鍵所在。4.從京津冀區域合作研究的主題來看，重點涵蓋了經濟一體化、區域協調發展、區域合作機制、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政府的功能作用、與長三角珠三角比較等方面的研究。

迄今為止，關于京津冀區域合作的研究國內學者已經做了很多，但這些研究大多是從傳統發展模式的角度所進行的，所依照的框架也是傳統的區域競爭力分析框架。對京津冀區域合作問題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的層面，具有較高參考價值的定量研究成果還不是很充分，尤其是在企業協作等重要問題上，還缺乏一套真正適用于區域經濟問題研究的機制和模式。目前的研究成果對于京津冀區域合作創新問題的關注主要集中在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等方面的研究，缺乏對產業技術與創新方面的深入研究，從前沿性和戰略性的角度出發，京津冀區域創新理論研究的視野還有待拓寬，這將是今后研究的重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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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一直受到我國區域經濟學界及相關學科關注的一個研究熱點。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基本上形成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概念、評價、機制和對策等四大研究領域[1]。山東作為全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大省，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一直保持快速增長態勢。但伴隨而來的區域經濟差異也在不斷加劇，對山東經濟差異的研究成果有很多，但總的來看，現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從市域和縣域兩個層面上，選取衡量區域差異的評價指標，運用統計分析方法分析和評價山東區域差異的現狀和趨勢，并結合山東實際分析了區域經濟差異的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建議[26]。總的來說，山東經濟差異的對策研究最受重視，其次是對山東經濟差異的定量評價也較多，但都是從各個衡量指標分別去進行分析，沒有形成綜合的評價指標；除此之外，現有的研究成果大都是靜態研究，選用某一年度的指標數據分析區域經濟差異特征，很少從動態角度對山東經濟差異的演變規律進行研究，這也使得根據年度指標提出的對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時滯性。基于上述思考，本文擬采用覃成林等人提出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評價指標，從動態角度對山東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狀況進行評價、對比。

二、山東經濟協調發展評價指標及測度方法

如何定量的測度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是目前尚未解決的一個難題[7]。按照姜文仙和覃成林教授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內涵的剖析，本文采用覃成林等人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概念辨析、判斷標準與評價方法”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測度指標來分析山東17地市的城鄉協調發展程度[8]。本文選用人均GDP作為基本指標，計算區域經濟聯系、區域經濟增長、區域經濟差異三個測度指標值，然后運用平均賦權法將上述三個測度指標合并成一個反應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狀態的綜合指標，記為z。最后擬建立一個可作縱向比較的、穩定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評價指標，即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記為U。具體測度指標計算見表1。

三、山東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演化格局

本文選擇2002～2011年為分析時段，以山東17個地市單元為分析對象，選用人均GDP作為基本指標（數據來自2003～2012年《山東統計年鑒》），運用上述評價方法，對山東省城鄉經濟發展協調程度的整體變化及空間差異進行評價。如上所述，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實測值z是區域經濟聯系指標、區域經濟增長指標、區域經濟差異指標合成的。其中，只有區域經濟聯系指標是一個越大越好的指標，其余2個指標均是越小越好。因此，本文在對這3個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時，基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函數計算的需要，將反映區域經濟聯系的指標Moran’s I指數作為逆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

本文具體從兩個層面對山東省區域經濟發展協調演變進行分析，一是以地市為基本單元，通過測度經濟發展協調度從整體上分析山東省經濟協調發展程度的演化，二是以東、中、西三大區域[9]為地域單元，具體探尋山東省內部的經濟協調發展度的變化格局。

圖1顯示，以17個地市為區域單元，2002～2011年山東省經濟協調發展度是趨于上升的，這說明了整體上山東區域經濟是在朝著協調發展的方向演進，但演變過程是存在波動的。從圖中可以發現：一是，在2006年之前，山東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處在波動期，雖然波動幅度較大，但協調度呈上升趨勢；二是，2006～2011年，山東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總體上趨于協調，但值得注意的是，2009～2011年山東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呈現出略微下降的趨勢。

圖2顯示，東、中、西部地區各自內部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呈現出較為復雜的演進軌跡。東部地區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在2002～2004年呈V型變化，2004～2006年又轉為下降，2006～2007年又出現上升，2007～2008年又轉為下降，2008～2009年又出現上升，2009～2010年趨于平穩，2010～2011年又出現下降，可以看出，東部地區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存在不穩定性。中部地區除了2003年波動較大以外，2002～2008年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是持續上升的，2008～2011年則趨于平穩。西部地區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除了2003和2008年較前一年有稍微下降以外，2002～2009年呈上升趨勢，2009～2011年較為穩定。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山東省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除個別年份有所波動以外，2002～2011年總趨勢是上升的，但其內部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情況卻存在差異，東部地區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在2002～2011年變動頻繁，下降和上升交替出現；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整體來說呈上升趨勢。就近期變化來看，東部地區呈下降趨勢，而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呈現出較平穩的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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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4月20日

我國政府和理論界在通過宏觀調控來協調區域間發展不平衡方面，已經達成共識。從國民收入分配和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區域經濟宏觀調控的實質就是在區域經濟宏觀調控機制的作用下，實現國民收入在區域間的合理分配和使用，促進社會資源在區域間優化配置，提高資源的空間配置效率。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區域經濟宏觀調控經歷了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直接調控為主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間接調控為主的轉變；市場經濟條件下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宏觀調控機制已經初步建立。但是，當前的區域經濟宏觀調控機制與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要求還不相適應，宏觀調控效果并不明顯。如何完善已有的區域經濟宏觀調控機制，運用宏觀調控手段彌補市場機制在調節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中的缺陷，是國家和政府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宏觀調控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般來說，市場機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調節是初次調節，它著重解決的是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效率問題，而宏觀調控則是在市場對區域經濟初次調節的基礎上進行的再次調節，這種調節側重于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公平問題。在正常情況下，空間資源的配置可由市場自動調節，生產機制在區域資源的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但是，僅僅靠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來完成國家集中資源重點開發某個區域的任務是難以達到的，容易造成區域資源配置的失衡和區域發展差距的拉大，自然也就不能有效地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如果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去考慮各區域之間客觀存在的發展差距，片面地追求稀缺資源在空間上的平衡配置，則會降低資源的使用效率和經濟的總體發展速度；相反，如果片面追求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效率，而不考慮稀缺資源在空間上的平衡配置，則必進一步拉大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導致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不利于宏觀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因此，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政府需要采取各種措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與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通過市場和政府的雙重調節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從而達到平衡區域經濟發展和追求社會公平的目標，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總之，我國政府通過實施宏觀調控來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是十分必要的，必須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之間的互補關系，共同構筑區域資源的優化配置體系，既要確保市場對區域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又要積極發揮政府對區域經濟的調控作用，加強對欠發達區域的援助和扶持，糾正區域資源的失衡性配置，扭轉區域發展差距的擴大，從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二、區域經濟宏觀調控基本范式

（一）區域經濟宏觀調控的對象。區域經濟宏觀調控對象是全國之內的經濟區域。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后，區域已經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但區域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往往沒有嚴格的范疇和邊界。在我國現階段的區域經濟宏觀調控中，調控對象就是以行政管理為基礎的計劃區，最常見的層次就是省級經濟區域。這是因為：首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多年來形成的由國家行政機關實行集中控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改革演變而來的，市場經濟體制正在建立和完善之中。在現行市場經濟體制下，民營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決定了我國政府在經濟決策中起決定性作用。省級行政區域為單位與實際的經濟區域有較高程度的吻合；其次，我國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特別是財政體制改革，使省級政府有了很大的宏觀調控能力，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能起到較大的作用；再次，省級經濟區域都有一定數量的中心城市、一定的經濟腹地和較完善的經濟網絡，如交通、通訊、資金、信息等，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經濟區域。

（二）區域經濟宏觀調控的主體。與西方宏觀調控“一級主體、一級調控”不同的是，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一級主體，二級調控”的調控方式，即中央政府作為一級利益主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要是省級政府）在統一的利益下分別制定和實施宏觀調控政策。區域經濟的宏觀調控主體，除中央政府外，還包括地方政府和社會力量。在區域經濟宏觀調控的兩大主體間的關系上，中央政府應始終處于主導地位。中央政府在區域宏觀調控中的這種主導地位主要體現在：一是中央的財政資金是落后地區的重要資金來源；二是中央政府在區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仍居主導；三是在制定協調區域發展的法律法規方面，中央政府具有其他調控主體所不可比擬的至上性和權威性。當然，地方各級政府雖不占主導，但仍然是區域宏觀調控主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不違背和損害中央政府的區域宏觀調控權威前提下，合理分配和調整中央與地方的權責，賦予地方政府必要的區域調控權力，對增強區域宏觀調控的效果也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在現行的財稅體制和政績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利益目標不盡一致，為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曲阻現象時有發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目標的不一致性，使得必須重新考慮地方政府在宏觀調控中的定位，即地方政府有兩重身份：地方政府既是區域經濟宏觀調控的主體，同時在現有的體制下，地方政府作為區域利益的代表，實際上地方政府應成為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首要主體對象。

（三）區域經濟宏觀調控的目標。區域經濟宏觀調控的最終目標就是國民經濟的最終目標：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但就區域經濟的宏觀調控來說，它的直接目標是實現區域分工與協作以及區際經濟協調發展。一是實現區域分工與協作。建立合理的新型區域分工與協作體系是區域經濟、也是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區域比較優勢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區域經濟發展方向和產業結構選擇的主要依據。我國改革以來出現的產業結構趨同、區際分工淡化、區域封鎖等問題，都影響了各區域經濟的長遠發展，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只有各個區域立足其比較優勢，明確在全國地域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加快區域經濟發展的步伐，提高資源的宏觀配置效益，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才能促進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二是實現區際經濟協調發展。區際經濟協調發展是區域經濟宏觀調控的目標選擇問題。很多經濟學家提出了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模式，認為區域經濟差距拉大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威廉姆森認為：在國家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區域間經濟發展的差距會拉大，之后隨著經濟成長，區域間不平衡程度將穩定；當達到發展成熟階段，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將趨于縮小，這就是區域經濟中的“倒U型”理論。就目前的經濟現實來看，我國應該選擇旨在縮小區域經濟差距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

（四）區域經濟宏觀調控的手段。區域宏觀調控的手段包括直接和間接兩種，即間接的宏觀調節和直接的宏觀控制。所謂宏觀調節，是指宏觀調控主體通過經濟杠桿的作用影響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并進一步影響經濟主體的行為。宏觀控制是指宏觀調控主體直接作用于宏觀調控的對象，以達到宏觀調控的目標。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通過實施間接的區域財政政策、區域金融政策、區域產業政策以及區域發展規劃等工具，已逐漸成為我國區域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區域發展規劃是區域政策的基礎部分，主要任務是對各地區按照其當前社會經濟狀況和未來可能趨勢進行分類，分別制定不同的政策目標，并采取相應的政策手段加以實現，具有戰略性、綜合性和地域性特點。我國區域發展中所存在的市場分割、各自為政、盲目開發等一系列問題，給統籌區域發展帶來諸多障礙。因此，應借鑒發達國家地域空間規劃的成功經驗，根據區域發展戰略要求，系統、全面地分析研究區域自然、經濟、社會、技術條件，通過制定和完善區域發展規劃，科學地確立經濟發展的各階段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合理地界定經濟區域的功能與定位，統籌考慮生產力布局，使目前按行政區劃各自為政的無序發展轉變為按經濟區劃開展良性互動的有序推進。

三、構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宏觀調控機制

（一）完善區域調控手段。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必須構建國家區域規劃、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和產業政策相結合的調控手段體系。各級政府應積極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產業政策在區域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區域宏觀調控水平。宏觀調控要充分考慮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的性質，掌握好其在不同經濟區域應用的時機與力度。對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區域著重使用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在這些經濟區域的傳導會更加迅速，實施效果也不會產生很大的折扣。對市場化程度較低的中西部地區可以主要采用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相配合。產業政策對行業、企業的影響更為直接，需要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行政手段相配合。還要以因地制宜的區域發展規劃為實施宏觀調控打好基礎。針對聚集核心生產力的經濟區域制定國民經濟社會的中長期發展規劃，不僅為宏觀調控提供便利，更是為發揮主體功能區的集聚、帶動和輻射作用創造有利條件。

（二）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制。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制是統籌區域發展、充分發揮政府區域宏觀調控職能的體制基礎。通過建立和完善包括市場機制、合作機制、互助機制和扶持機制在內的區域協調互動機制，打破地區間的行政分割體制及行政區經濟的壁壘，加快全國統一市場建設，使生產要素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充分競爭，從而實現區域發展資源的優化配置。這種新型協調互動機制，既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又要有效地發揮政府的積極引導和調控作用。應堅持政府推動和市場導向，本著互惠互利、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的原則，推動跨區域的協調互動，逐步確立東中西部地區互動、優勢互補、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區域新格局。

（三）建立區域利益分享與補償機制。在區域合作中總有相對的優勢和劣勢，必然伴隨著區域利益從劣勢的一方轉移向優勢的一方問題。這就需要合作中優勢的一方給予劣勢的一方必要的利益補償，使合作的各方利益共享，否則，區域合作將難以持續。可見，從調整和協調區域利益關系著手，結合國家主體功能區建設總體布局要求，通過建立區域利益共享與補償機制，有效地引導和安排重點產業向重點區域集中，限制重要生態功能區的部分產業擴張，并確保有關各方能在主體功能區建設的區域合作中獲得相應的利益分享與補償，有助于打破傳統的區域分工體系，形成科學、合理的區域產業分工格局。

（四）設立全國性的區域管理機構。盡管目前我國相關部門已設立了“扶貧辦公室”、“西部開發辦公室”、“東北振興辦公室”以及“中部崛起辦公室”等協調區域發展的管理機構，但各自的職能也僅限于特定范圍，相關機構的區域管理和協調作用則難以得到體現。有鑒于我國區域管理與調控職能主要還分散在不同機構和主管部門的現狀，根據統籌區域發展的宏觀調控需要，設立全國性的區域管理機構已有必要。該機構應承擔起制定和實施國家相關區域規劃和區域政策、監控區域差距變化的態勢，以及協調區域發展中諸如地區、部門及上下級之間的各種關系等職能。

（五）制定和完善法律體系。制定和完善統籌區域協調發展的法律體系是我國區域發展實踐的大勢所趨。20世紀八十年代，我國曾出現過一次較大規模的區域合作互動的熱潮，但九十年代許多區域合作組織卻名存實亡或解散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區域合作活動和區域協調發展中缺乏完善、配套的法律依據、保障和規范。就目前我國統籌區域發展和區域協調互動的要求而言，其所需要的法律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在國家層面上的法律規范；二是地方性的法律支持。因此，為了保障落后地區發展的相關政策的有效落實，保持區域政策措施的權威性、穩定性和連續性，還須從國家和地方兩個層面加快制定和完善有利于統籌區域協調的相關法律。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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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6623（2017）02-0013-04

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地區GDP長期占全省總量的80%左右，這反映廣東經濟發展基本上僅由珠三角地區一個發動機推動（楊英，2013）。大力推動珠三角地區和粵東西北區域產業共建，改變粵東西北地區的落后面貌，使粵東西北地區和珠三角地區協調發展是廣東已定的戰略發展重點。廣東要通過產業共建把珠三角地區及海內外的先進生產力引向粵東西北地區，讓粵東西北地區站在一個新的更高的起點上，實現高水平的跨越式發展，需要找到和總結出一個新的行之有效的共建模式，積極在粵東西北地區利用其自身資源優勢培育新經濟增長極，以新經濟增長極與珠三角地區的相互協調、促進發展來推動廣東省經濟的區域協調發展。

一、區域產業共建與經濟增長極

（一）經濟增長極

區域產業共建的基本目的是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而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是離不開相關區域內各個經濟增長極的分工與合作的。經濟增長極是指本身聚集了大量的創新要素、具較大的經濟規模，并對周邊區域經濟發揮著輻射和帶動作用的地域經濟體。經濟增長極主要是通過“擴散效應”來帶動和促進周邊區域經濟發展的。除了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某些區域的產業及經濟不斷發展而自發形成之外，經濟增長極也有因國家通過規劃安排、政策傾斜、重點投資及建設而培育起來的。增長極理論是一種非均衡發展戰略理論，在一些欠發達地區，由于產業集聚、規模經濟、外部環境和發展水平等各方面均較為落后，投資資源不足（特別是當其與區域發展要求存在著差距較大的時候），通過科學規劃后將稀缺的投資資源相對集中地投入到某一發展條件較好的區域，有意識地培育新經濟增長極，由其快速發展起來后在較短的時間內可以有效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效果是頗為顯著的。廣東在推進區域經協調發展時，遇到的最主要的問題是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與欠發達的粵東西北地區差距大，通過在廣大粵東西北地區布局與建設經濟增長極，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極具現實意義。

（二）區域產業共建

區域產業共建是指跨區域的政府或位于不同區域的企業經協商約定，就某一（或某類）產業或產業鏈的發展，開展合理分工與密切協作的共同建設的計劃、安排及行動。目前國內的產業共建主要集中在政府共建一些產業園區，如在廣東就有“廣東順德清遠（英德）經濟合作區、廣佛肇（懷集）經濟合作區、深汕（尾）特別合作區和粵桂合作特別試驗區等。改革開放后，香港與廣東之間所形成的“前店后廠”模式（楊英，2002），也是產業共建的一種。珠三角地區及粵東西北地區以區域協調發展為目標，擬開展的區域產業共建，應該是指在省政府的統籌安排下，不同地區相互之間進行合理分工與密切協作，共同構筑廣東產業體系的經濟活動。

二、廣東區域產業共建

與新經濟增長極培育現狀

（一）廣東區域產業共建與新增長極培育現狀

近10年來，廣東通過實施“騰籠換鳥”及“雙轉移”兩大戰略，推動珠三角地區產業轉型升級和帶動粵東西北地區快速發展，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通過實施“雙轉移”戰略及相應的產業轉移政策，將低層次的勞動力密集型等產業，轉移至土地資源豐富且其他要素成本明顯偏低的粵東西北地區。這樣的戰略邏輯是擬借助行政手段及市場機制，強化配置資源，以促使珠三角地區產業的快速轉型升級及帶動粵東西北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

實施“騰籠換鳥”及“雙轉移”兩大戰略的幾年來，珠三角地區配以“創新驅動”戰略，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推進珠江西岸先進裝備制產業帶建設，引入高新技術裝備及提升制造業和著力推進現代服務業，有效地促進產業轉型升級。至2016年，珠三角地區的先進制造業、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分別達到54.9%和32.5%，現代服務業增加值占服務業增加值比重也高達64.2%。為配合“騰籠換鳥”及“雙轉移”兩大戰略的實施，廣東在粵東西北地區先后相應地建設了53個省級產業轉移園區和30個產業轉移集聚地，并讓其承接了大量由珠三角地區轉移出來的項目。2016年，這些作為新經濟增長極的產業轉移園區及集聚地實現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已超過2200億元，占整個粵東西北地區工業增加值的28%，完成工業固定資產投資超過1600億元，全口徑稅收超過400億元。產業轉移園區及集聚地已一定程度上扮演著粵東西北地區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由此可見，實施“騰籠換鳥”及“雙轉移”兩大戰略，對廣東的區域產業共建及新經濟增長極的培育，以及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其短期作用及成效是頗為明顯的。

（二）廣東區域產業共建與新增長極發展的局限性

1. 受傳統體制的約束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受珠三角地區各城市與GDP及財稅指標等高度關聯的“目標函數”的影響，珠三角地區不僅規模轉出產業的意欲并不強烈，而且轉出的產業多與其自身新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的關聯度較低，區域產業共建基礎差。二是為現行體制所限，珠三角地區各城市之間同類產業多“遍地開花”，分工與協作水平很低，產業結構雷同。受這一影響，與其“結對子”的各粵東西北地區城市承接的產業自然也高度雷同化，作為新經濟增長極的產業轉移園區及集聚地無法差異化定位，低層次的競爭嚴重。

2. 粵東西北地區新經濟增長極根基不強。發達城市往往不愿將高增值的產業轉出到承接產業的欠發達城市，導致由珠三角地區轉移出來的多屬珠三角地區已經或即將淘汰的產業，甚至一些本應關停的污染企業，產業層次及產業素質明顯偏低。

3. 珠三角地區產業升級尚未令人滿意。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及相應的產業體系建設不令人滿意，整體工業競爭力水平沒得到大的提升。如外貿近幾年一直沒多大的起色。2016年世界貨物貿易量增長1.7%，中國的進出口總額下降了0.9%，廣東的進出口總額也下降了0.8%。

三、廣東區域產業共建

與增長極培育新思路

（一）將粵東西北地區產業發展納入全省新產業體系

以區域協調發展為目標的產業共建及新增長極建設，必須建立在以充分發掘粵東西北地區資源潛力及發展潛能的全省產業布局定向的基礎上。《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對粵東西北地區的具體定位，僅限于發展電子信息產業、與全省配套的石化、鋼鐵，以及尚未有明確定向的海洋經濟等。這樣的產業區域布局顯然還是延續原來偏重于珠三角地區的基本格局，不利于全省的區域協調發展。為扭轉這一局面，廣東在構建新產業體系時，應有選擇地將通過適度扶持后可能得以發展的現代新產業，布局于粵東西北地區。

（二）多圈層推進區域產業共建及新增長極建設

根據區位條件的差異，粵東西北地區的新經濟增長極可分如下兩個層級的區域進行考察：

1. 緊珠三角區域。緊珠三角區域，指靠近珠三角地區的汕尾、河源、清遠和陽江4市。由于這個區域毗鄰珠三角地區，不單要素成本、土地空間等優勢突出，與國際市場聯系的物流成本也很低。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已有大量企業為節省成本從珠三角地區遷移至此。這一區域的新經濟增長極培育，主要可以從與珠三角地區產業配套與銜接的角度進行定位。

2. 遠珠三角區域。遠珠三角區域，指空間距離上遠離珠三角地區的其它處于粵東西北地區的城市。這個區域受“距離衰減律”的作用，在接受作為廣東經濟增長極珠三角地區的輻射上自然也較為弱化。為此，這一區域的經濟增長極應該作為相對獨立的“極”給予培育。將位于粵東、粵西和粵北的中心城市汕頭、湛江和韶關市，建設成能夠分別輻射、帶動粵東、粵西和粵北地區，以及與廣東相鄰省區的交接區域的新經濟增長極；省里根據這些新經濟增長極的經濟發展環境及全省現代新產業的布局要求，為其規劃及布局與全省產業體系建設成錯位、協作關系的若干現代新產業，使粵東西北地區的新經濟增長極能與珠三角地區共同構成分工明確、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復合驅動”基本格局。

此外，粵東和粵西地區毗鄰海洋，諸如港口資源、油氣資源、旅游資源和漁業資源等海洋資源可_發利用的潛力巨大，其新經濟增長極的建設可以將海洋油氣和海洋化工深加工、外海捕撈、海灣養殖業、海洋生態旅游和跨境旅游等海洋產業列為重點發展的產業之一。

（三）“量身定做”優化產業共建及新經濟增長極的投資環境

應根據不同新經濟增長極的產業定向，從軟硬兩個方面為它們“量身定做”各自所需求的投資環境，使這些依據新經濟增長極布局的現代新產業能得到有效的發展。

四、對策建議

（一）營造良好的體制環境

廣東區域產業共建及各經濟增長極之間的協調發展，需要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體制作保障。一是由省政府成立區域產業共建及新經濟增長極協調發展領導小組，負責制定珠三角地區與粵東西北地區之間產業協調發展的方向、目標及政策；由省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牽頭成立由各相關部門組成的工作小組，探索及構建適合各類特定現代新產業發展的經濟運行機制，具體制定珠三角地區與粵東西北地區之間產業協調發展的實施策略、計劃和針對性強的區域政策及產業政策，以及負責各經濟增長極之間的聯系與溝通工作。二是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區域產業共建和新經濟增長極培育“補短板”。三是每個共建產業鏈均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成立相應的行業協會（非“二政府”），最大化產業內部協作、激勵和自律功能。四是在新經濟增長極試行全面放開落戶限制，最大限度地消除人才流動的機制障礙。

（二）進行產業布局及新經濟增長極規劃

對廣東的產業布局及新經濟增長極布局進行系統的規劃，一是進一步系統研究并較清晰地確定廣東產業體系的基本定向，以及各主導產業之間的邏輯關系，為產業布局及新經濟增長極的選擇奠定基礎。二是根據廣東產業體系建設及啟動“復合驅動”發展模式的要求，在粵東西北地區的緊珠三角區域和遠珠三角區域分別選擇及規劃新經濟增長極，為現代新產業在粵東西北地區尋求空間載體。三是根據各現代新產業的發展要求及各新經濟增長極的發展條件及潛能，進行產業布局規劃，既為產業的發展尋求具體“落地”的空間載體，也為各新經濟增長極之間合理分工、相互促進奠定基礎，更為“量身定做”建設適合現代新產業發展的投資環境提供科學依據。

（三）優化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

通過區域產業共建和新經濟增長極的培育，推進珠三角地區與粵東西北地區的協調發展，必須有完善、便捷且較低成本的粵東西北地區的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體系。一是在交通體系建設方面，構建三橫四縱、內聯外通、開放融合的綜合運輸大通道時，應將各個新經濟增長極作為一定等級的綜合交通樞紐節點進行建設，暢通其與珠三角地區的交通聯系，重視其與相鄰省區周邊地區的綜合運輸主通道建設，保證集散、輻射功能的發揮。二是按與珠三角地區同等標準建設通訊網絡，使粵東西北地區的新經濟增長極能適應網絡經濟發展的新趨向，滿足現代新產業發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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