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政治學的意義，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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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教學法在初中政治教學中應用的意義

1.能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案例教學法與傳統的教學方式截然不同。在傳統的教學方式下，教師只是將教材上的知識點與案例按部就班地給學生講出來，再稍微延伸一下就完成了一節課的教學。但案例教學法的運用，加大了教學的難度，教師不僅要掌握教材內容，而且還要學習如何將知識點融入到案例中。因此，將案例教學法運用于政治教學中，一定程度上能夠提高政治教師的教學水平。2.有利于活化知識。政治學科知識理論性比較強，教師若只是滿堂灌，學生一味地死記硬背，則難以形象揭示并深入理解這些知識。對于學生而言，政治學科知識顯得非常晦澀難懂，而運用案例教學法則可以活化知識，能夠讓學生更好地接受、理解。3.能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在傳統的政治課堂教學中，往往是教師一個人唱獨角戲，一味地給學生灌輸知識，雖然說學生規規矩矩地坐在教室里，但是他們的注意力卻早已不放在教師的講授上了，這樣也就無法激起學生對政治學科的學習熱情。而應用案例教學法，能給予教師與學生更多互動交流的機會，讓教師與學生可以共同探討案例。在互動的過程中，學生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會集中，學習熱情也空前高漲。

二、案例教學法在初中政治教學中應用的策略

1.以教材內容為基礎，選擇合適的案例。在新課改背景下，政治學科的教學仍然需要以教材內容為基礎。為了提高課堂教學的質量與效率，教師應結合教材內容選取合適的案例與學生一起分析、討論，激發學生對政治學科的探究欲望，為提高課堂教學質量奠定良好的基礎。如在“相親相愛一家人”的教學中，教師可以列舉從小到大父母非常寵愛孩子，但隨著孩子的逐漸成長，父母對孩子的要求也越來越嚴格，甚至限制孩子外出活動及進行人際交往的案例，并告訴學生：面對這些情況，作為子女，應學會克制自己的情緒，耐心地、心平氣和地與父母進行交流。父母對子女嚴格要求的背后也是一種愛。應用與教材內容貼切的案例，能夠讓學生感受到政治學科知識無處不在。2.合理應用典型案例，加深學生的印象。政治教學活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與世界觀。在教學中，教師應用典型的案例，能有效增強學生的認識，加深學生對所學知識的印象，還可以通過榜樣的作用去影響和感染學生。教師在應用典型案例的過程中，應在尊重客觀事實的基礎上對案例進行解析，切不可以自己的思想左右學生的思維，應注重讓學生形成個人的見解。如在學習“身邊的誘惑”一課時，教師可以給學生講解一些有關網絡的典型案例。首先，講一講網絡產生、發展的背景。然后，告訴學生：構建網絡的初衷其實是為了促進人與人之間更好的交流，但是隨著網絡的普及，也產生了很多負面的影響，衍生了很多腐朽的文化思想。如近年來“王者榮耀”“吃雞”等游戲的盛行，不少青少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由此可見，網絡是一把雙刃劍，在為我們生活、學習提供便利的同時，也不可否認地會帶來負面影響。為此，我們應該正確看待網絡游戲，自覺抵制不良誘惑。3.選擇貼近生活的案例，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對于政治教師來說，要想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還要應用與生活有關的案例，以此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在課堂上，教師可以給學生講解一些生活中的案例，并以此引出教材內容，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如在教學“如何跨越代溝”的內容時，筆者在給學生講完教材上的內容后直接引入了生活中的案例：我的鄰居與自己的女兒一直相處得很好，原本這位鄰居以為自己與女兒并不存在代溝。但是女兒在進入初中后，就寄宿在學校，母女倆的溝通越來越少，女兒也很少主動與母親說自己在學校的事情。為了能了解女兒的心思，這位鄰居偷看了女兒的日記。女兒知道這件事情后哭鬧了很久，母女倆陷入了“冷戰”中。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母親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主動跟女兒承認錯誤，最終母女倆和好如初。通過這一案例的引用，讓學生明白了溝通的重要性，為了深入地了解與之相關的內容，他們則更加主動地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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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視野下的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研究貢獻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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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對于學生的學習具有直接的引導性作用，無論是對于哪一個學科的學習，學習興趣對于學習效率都有重要意義。在高中政治教學中也是一樣，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對于集中學生注意力和提高學習效率都具有重要作用。面對當代高中學生政治學習興趣不濃厚的現狀，筆者選擇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方法作為研究對象是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的。

1.增強課堂導入的多樣化

高中政治教學內容較為豐富，涉及政治、經濟、哲學與社會等多個方面。高中政治的學習內容對于學生未來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高中政治學習的理論程度較深，學生學習起來會有一定難度。加上高中政治學習的內容較為抽象，學生的社會生活經驗不足，很難正確理解學習內容的意義，不能有效融入高中政治學習中。學生在高中政治學習中很容易產生厭學情緒，學習興趣不濃厚。老師要利用深入淺出的教學方法，調動學生思維，提高學生的政治學習興趣。課堂的導入環節對于學生學習興趣的提高具有重要意義，老師利用多樣化的高中政治教學導入，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課堂導入方法多種多樣，在教學實際中，老師可以加強應用。

比如，老師可以利用適當的音樂轉移學生的注意力，使學生從課下狀態過渡到課上狀態，調動學生的學習情緒，使學生的情緒得到調整。老師可以利用講故事的方法導入教學內容。比如在講解《樹立正確的消費觀》時，老師可以為學生講一些當前社會中存在的不良消費觀念，使學生在聽故事的過程中反思消費行為。這樣的課堂導入，會使學生認識到高中政治學習的意義，使學生更加積極地參與到高中政治學習活動中。

2.增強高中政治教學的生活化

高中政治教學的目標是讓學生利用高中政治知識，將高中政治教學與學生可以接觸到的生活實際相結合，對于提高高中生的政治學習積極性具有重要作用。新課程標準要求當代高中政治老師對高中政治教學進行生活化處理，打破高中政治課本的限制，拉近高中政治教學與學生的生活距離。老師可以利用高中政治教學內容，為學生創設生活情境，使學生理解高中政治知識。恰當的教學情境應當來自于生活，生活化的教學情境可以提高高中生的學習興趣。老師可以引導學生從課堂中走出來，走進生活，將對政治知識的學習與生活的理解整合在一起。

比如在講解《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時，老師可以與小區的居委會工作室進行合作，讓學生到真實的場景中感受公民的政治參與，開展實踐學習。讓機關工作人員為學生講解公民政治參與內容與方法。老師更可以利用生活化主題，組織學生投票。比如老師可以組織學生對小區內人大代表進行選擇，這只是一個模擬活動。學生在課堂上運用高中政治知識解決實際問題，可以加深對高中政治知識的理解，提高學習興趣。

3.引導學生進行合作學習

高中政治知識較豐富，學生的獨立學習并不能完全達到高中政治教學的目標。教師利用合作學習方法引導學生結成學習小組，共同解決政治問題，有利于提高教學效率。老師要善于改進傳統的教學方法，讓學生成為課堂教學的主體，培養學生的合作學習理念與精神，讓學生在合作中得到思維的擴展。

比如在講解《影響價格的因素》時，鑒于此章節內容較為枯燥，老師可以讓學生就影響價格的因素進行合作學習，以小組為單位對價格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在合作學習中，學生要對這一問題進行自主思考，并將自己的思考成果與他人進行交流。在合作學習的交流中，學生的不同學習思想相碰撞，迸發出思維的火花，有利于學生主動參與到高中政治學習中，提高學習興趣。

4.結語

學生是學習活動中的主體，學生的學習興趣對于高中政治教學效率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以上對高中政治教學中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方法進行分析，希望以此引起高中政治老師對于學生學習興趣的關注。利用多種方法提高高中學生的學習興趣，促進高中學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升，服務于學生的個性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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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為主體，是說將學生作為課堂的主人，培養起學生的課堂主人翁意識。以當堂課程內容為中心點，在提問、回答、討論與總結等環節上，必須是學生占主導，分配給他們的時間最多，進行開放式教學，讓學生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而教師擔任的角色則是一個組織者、引導者、監控者，以多樣的教學方法，精心設計好課堂步驟，調控課堂氣氛，將學生的言論控制在課堂主題的范圍之內，及時做好總結工作。這種學生自主性的課堂就像一場話劇表演，學生是話劇意義與內容的表達者，而教師則是導演，他雖然不在幕前出現，卻是整場話劇要表演好的靈魂人物，要高瞻遠矚，指導好學生的理解與表演。

1.注重課堂氣氛

開放式教學需要良好的課堂氣氛，在教師隱身成為導演之后，他要讓課堂的感染力傳達每一個學生的身上，讓學生主動地迅速進入自己的角色，融成和諧的師生、生生關系。比如說課前氣氛的調節：新課改強調培養學生運用所學分析解決國內外重大時事熱點問題的能力，教師可以設立一個五分鐘課前演說，讓學生以自己感興趣的某熱點事件或問題為大綱，以所學政治知識，像里根那樣的政治演說家一樣發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可以讓學生設想自己為政府發言人，召開新聞會，讓其他學生以記者的身份發問。這樣的課前預演，完全由學生自己作主，不僅可以活躍課堂氣氛、集中學生精神，還可以提高學生的認知水平與分析問題的能力。

2.多樣化的教學方法來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①小組合作學習：一個學習任務如果交給整個班級，總會有學生置身事外，如果實行小組合作學習策略，就可以改善這種狀況，并且提高學生的主體參與和競爭意識。教師在提出一個問題后，適當留給學生思考的空間與時間，由各小組進行討論后進行反饋，同時也可以由其他小組的人進行質疑與補充，最后進行總結；小組合作學習最重要的就是提升學生的合作探究能力、團隊學習能力和獲取資料能力，比如要進行模擬式學習和調查實踐時，小組合作能力的重要性就突顯出來了。

②模擬式學習：在社會生活越來越豐富的同時，可以被發現利用的形式也越來越多。在政治教學中，可以被用來作為課堂的形式來改變傳統課堂的主要有：新聞會、話劇、實話實說、模擬法庭、辯論賽等等。可以利用這些形式，將某一課的主要內容融匯進去，在學生進行相關準備后，模擬這些形式來表達課程內容。比如說時事政治，就可以用模擬新聞會，這在前文中有所闡述；公共道德與職業道德，可以讓學生擇取自己在生活看到的某些具體事例，如排隊、垃圾處理、工作態度、敬業精神等，排演成小型話劇；經濟發展和資源保護，就可以組織一場辯論會，讓學生自由闡釋經濟發展和資源保護的內容與聯系，整個班級可以分成兩組，就“經濟發展和資源保護哪一個更重要”為辯題，就本方的立場搜集好材料和證據，讓每個學生都能參與進去。這種辯論會不僅可以使學生主動學習知識、鍛煉了學生的辯證思維和口頭表達能力，還可以使學生切身體會到自己的課堂主人翁地位與樂趣。

③情景創設：四十分鐘的課堂就是一個大場景，教師要善于在這個大場景中，巧于設立一些情景，影響學生的心理環境，提升課堂的感染力，最大程度地吸引學生的精神和注意，在身臨其境的情況下吸收知識。情景創設可以利用的資源是比較多的，例如：音樂；古詩；事例；活動；場景；故事；演示；榜樣；問題。比如說課程導入，俗話說萬事開頭難，一個好的開頭也就成功了一半，一個好的導入可以第一時間引起學生的注意，讓枯燥抽象的課堂變得生動具體。在自立自強的教學中，可以選擇以激勵人心的歌曲作為課堂前奏，如《我相信》、《水手》等，高昂的音樂氣氛能引起學生的震動與共鳴。在如何面對挫折的教學中，可以使用“天生我才必有用”“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等詩句進行鼓勵。又譬如活動情景的創設，在合理消費的教學中，可以設立一個買賣情景，確定一件物品，將學生分組，由學生扮演銷售員和顧客，銷售員注意強調物品的質量、價格、功用和外觀等，說服顧客購買。在最后的總結中，銷售員和顧客的扮演者分別說明各自的理由，比較哪個小組的消費行為更加合理。情景的創設可以引起學生的想象與聯想，回憶與假設，思考和行動，感染學生的情感情緒，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達到情景交融、教學統一的良好境界。

④社會實踐：教學的最終目的是以教成學，讓學生將課堂所得知識運用于生活中，因此可以讓學生走出課堂，在社會的大環境中完成學習，以實踐來提高綜合能力。比如說在“消費者權益”教學中，首先讓學生去發現消費者的定義及其權益的具體內容，了解3?15消費者權益日的重大事件及解決辦法。在教師的指導下，以小組為單位，各組制作一份調查問卷，各組的問卷最好是相輔相成，比如說“消費者對自身權益認識的調查”、“消費者的維權意識現狀調查”、“消費者權益保護現狀調查”等，對不同的人群進行社會調研；也可以去工商部門借鑒相關材料；或者進行網絡問答，在論壇、社區進行調查，提高其普適性和準確性。在問卷回收后，讓學生自主進行相關總結，各組推選一位同學進行課堂發言報告，闡釋本組的選題原因、意義和最終結論，其他各組可以對其發言進行質疑、提問和評論。這種親自實踐的學習可以讓學生印象深刻，真正地理解消費者權益的相關知識，在今后的生活中合理運用，維護自身的權益。

在課堂教學中，教師的課堂設計以學生為主體時，要保證和突出學生的主人翁角色，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幫助學生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讓學生以極大的熱情和興趣自動自發地學習。運用多種教學方法，以學生的實際水平為基礎，提升學生的綜合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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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階段的學生思想日趨成熟，對身邊的人或事開始有了自己的見解，學?；蚣议L需要對這一階段的學生進行正確的思想引導。由于高中生課業任務較重，在校接受教育的時間較長，故高中思想政治教師針對其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十分必要。高中思想政治教師要努力探尋合適的教學方法以改善教學效果，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使之形成法治意識，實現更好地成長。

一、培養學生法治意識的重要性

1.個人層面。

高中階段是學生心智逐漸走向成熟的重要過渡階段，這一時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夠幫助學生形成健全的人格、正確的三觀，對他們的人生產生積極影響。更重要的是，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引導學生形成良好的法治意識，一方面能夠幫助學生在未來更好地適應社會，從而有更好的發展前途；另一方面能夠引導學生明辨是非，走上正確的人生道路，實現自己的價值。

2.社會層面。

通過科學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促使學生形成良好的法治意識，除能夠幫助學生自身獲得更好的發展外，在社會層面也具有重要意義。青少年是國家未來的接班人，正所謂“少年強，則中國強”，所以在高中階段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引導學生樹立法治意識，培養學生遵守法律的自覺性，能夠降低他們在未來違法犯罪的可能性。這有助于減少違法犯罪的發生、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對促進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國家的持續進步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二、高中思想政治教學在培養學生法治意識方面存在的問題

1.教師和學生對思想政治教育不夠重視。在高中教學活動中，教師和學生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視程度普遍不足，這是培養學生法治意識的主要障礙。首先，高中學生對思想政治學科學習缺乏重視。高中生學習任務較重，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來完成學習任務、達成學習目標，而思想政治教學理論性強，學起來較枯燥，難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因而許多學生對思想政治學科的學習態度十分消極。其次，高中教師沒有意識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高中思想政治教師對于學生的培養更多側重于其學習成績的提升，在教學中只關注高考考查的內容，常常以如何得分為目的讓學生機械性地記憶思想政治教材中的重點知識，忽視了對學生法治意識的培養，從而導致學生法治意識淡薄。

2.教材中法治知識較少，教師教學能力不足。一方面，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中涉及的法治知識較少，對法治知識的解讀也較為淺薄，且在實際的教學中這些知識往往被當作理論內容，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學生法治意識的養成。另一方面，由于法治意識相關內容在高考中涉及較少，學校對于負責思想政治教育教師的教學能力要求不高，很多教師沒有經過專業的法律知識培訓，在教學中只能照本宣科地講解教材中的法律知識點，而對于學生需要了解的教材之外的法律知識，任課教師無法有效進行補充講解。另外，部分教師對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程度有限，無法對學生提出的問題進行全面的講解，這大大降低了學生學習法律知識的積極性，甚至會使學生對法治知識的理解產生偏差。

三、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學中培養學生法治意識的有效措施

1.加強師生對法治教學的重視。

教師和學生對于法治教學的重視程度直接決定了法治教學的效果，因此，為讓學生更好地學習法治知識，學校需要切實提高教師和學生對法治意識重要性的認識。首先，加大思想政治教學中法律知識講解的比重，給學生提供充分學習法治知識的機會，為學生法治意識的形成提供良好的教學條件。其次，對教師開展充分的法律知識培訓，加深教師對法治意識的理解，使其有能力勝任高中思想政治教學工作，從而增強高中思想政治教學的教學效果。除此之外，學校還可以通過邀請法律專家開辦講座、舉辦法律知識競賽等方式激發學生對于法律知識的學習積極性，拓寬學生了解法律知識的渠道，提高學生對法律知識學習的參與度，讓法治教學發揮實質作用。

2.充分發掘教材中的法治內容，加強教材與法治教學的聯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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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學界，政治哲學的復興是以羅爾斯在20世紀70年代初發表的《正義論》為標志的，而在我國學界，政治哲學研究進入活躍狀態已是21世紀的事情，晚于歐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國，政治哲學仍然屬于新興的研究領域，這自然會帶來對政治哲學的學科性質的討論。在這個討論中，厘清政治哲學與倫理學的關系尤為重要。因為這個關系不僅涉及政治哲學的學科定位問題，同時也涉到我們對政治生活與道德生活的內在相關性的理解，更涉及我們對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質的理解。在筆者看來，政治哲學與倫理學的關系，簡單地說，就是政治與道德的關系。從最一般意義上說，“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說是倫理學的最高范疇；“正義”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說是政治哲學的最高范疇。但無論是道德生活，還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維系社會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無論是“善”還是“正義”都代表著一種體現健全人格和健康社會的正面價值，因此對“善”的追求和對“正義”的追求，無論是在倫理學中還是在政治哲學中，都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表現出道德與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試圖通過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學與倫理學的關系的歷史發展過程來闡釋筆者對這個問題的粗淺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學：道德與政治的直接同一

無論是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還是在古希臘哲學中，有關政治問題的哲學思考都屬于倫理學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在古代哲人看來，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權威性來自于道德倫理的基本要求。為政者必須是善者，這一點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會生活的共同體中，掌握公共權力的政治統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們的道德品行的優劣直接決定了政治的興衰。如果統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顧公共利益和大眾利益，而將公共權力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導致政權的腐敗、社會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體的瓦解。

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儒家學說，從其主要內容上看，就是一種包含政治學說在內的倫理道德學說。在這種學說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時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學創始人孔子就直截了當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其意就是說，為政者必須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惡。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義均是“道義”本身的基本內涵。離開了“道義”，不僅無從判斷政治行為和政治活動的是是非非，而且會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亂，并最終導致天下大亂。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與政治的關系。他強調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現為每個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會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孫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義原則廣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臘政治哲學中，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論是最為卓越的。盡管他們二人對諸多政治問題的理解存在著很大差異，但他們都把“善”或“至善”作為政治活動、國家生活的最高目標，也是衡量政治行為和人的政治品質的最終標準，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也是從“善”的理念中獲得最終的依據。如柏拉圖所說：“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識問題，關于正義等等的知識只有從它演繹出來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卑乩瓐D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國》中就是把正義作為他的國家學說的核心理念，這使他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對正義概念進行理論探討的政治哲學家。在他看來，一個城邦(國家)主要由三個階層的人構成，即統治者(護國者)、輔助者(保衛者或武士)和農耕商人，每種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適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擾，這是構成城邦的原則。所謂“正義”就在于符合這個原則，即“正義就是有自己的東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時，正義就是智慧與善。城邦的“正義”主要體現為“智慧”、“勇敢”和“節制”這三種美德。其中，“智慧”是屬于城邦統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屬于城邦保衛者的美德，而“節制”則是屬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義的城邦就應當是“善”的，“這個國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節制的和正義的”。

柏拉圖還確信，城邦的正義與個人的正義具有一種同構性。國家有三個部分，每個人的靈魂也有三種品質，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當人的這三種品質彼此友好和諧，理智起領導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贊成由它領導而不反叛，這樣的人就是有節制的人。這種人能夠“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內秩序井然，對自己友善”。他們能夠帶來城邦的和諧。

亞里士多德同樣把“至善”理解為人們組成城邦所要達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學》一書中，開篇就說：“所有城邦都是共同體，所有共同體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因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著他們所認為的善)，很顯然，由于所有的共同體旨在追求某種菩，因而，所有共同體中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這種共同體就是所謂的城邦或政治共同體?！痹趤喞锸慷嗟驴磥?，所謂“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義”。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為政的準繩。他說：“人一旦趨于完善就是最優良的動物，而一旦脫離了法律和公正就會墮落成最惡劣的動物。不公正被武裝起來就會造成更大的危險，人一出生便裝備有武器，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們為了達到最邪惡的目的有可能使用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無德性，那么他就會成為最邪惡殘暴的動物，就會充滿欲和貪婪。公正是為政的準繩，因為事實公正可以確定是非曲直，而這就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秩序的基礎。”

在古代哲學中，政治哲學之所以從屬于倫理學，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維系社會生活秩序而言，習俗、習慣和道德作為生成和維系秩序的文化機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遠得多。習俗、習慣和道德是在人們的共同生活的漫長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為規則以及解釋這些行為規則的觀念。這些行為規則和觀念經過長期的演化過程已經固化到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們心理結構下意識層面中，成為社會秩序的深層機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階級、國家產生以后才形成的社會規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產生也就標志著文明社會的開始。但是法律和政治制度與社會習俗、道德有著密切的聯系。由于習俗和道德構成了社會秩序的深層機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須與這些習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實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過立法程序和政治過程而將那些對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總體秩序至關重要的習俗和道德規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習俗和道德。離開了習俗和道德，政治問題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來，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權威性也來自于道德倫理的基本要求。在社會生活的共同體中，掌握公共權力的政治統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們的道德品行的優劣直接決定了政治的興衰。如果統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顧公共利益和大眾利益，而將公共權力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導致政權的腐敗、社會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圖之所以在《理想國》中呼吁讓哲學家出任國家統治者，就是因為他認為真正的哲學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夠將“善”作為自己的執政標準，他們不看重淺近的物質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權力，因而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會良好風尚的建樹。

其三，政治哲學對政治問題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帶有一定的價值取向，而這種價值取向歸根到底來自于道德原則。也就是說，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據并不在于政治活動自身，而在人們最基本的道義原則中。因此，只有倫理學才能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學的終極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說，倫理學構成了政治哲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具有絕對意義的“善”，是所有道德行為和政治行為歸宗。

二、近代政治哲學：道德與政治的疏離

在歐洲傳統政治學說中，確信“善”與“正義”、道德與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終占據主流地位。特別是在中世紀，由于宗教神學和羅馬教會的強權統治，使道德與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態，即作為“至善”的神是王權或國家權力的全部根據。然而，到了中世紀末期，教權的腐敗、王權的專制、教權與王權之間的矛盾以及宮廷內部圍繞權力展開的爭斗等等，使人們越來越難以看到，也越來越難以相信政治統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漸對“政治植根于道德”這一傳統觀念產生懷疑。

最先對這一傳統政治觀念提出挑戰的是文藝復興時期著名政治理論家馬基雅維里。他在《君主論》一書中干脆把政治統治與道德本性剝離開來，提出一種“用目的說明手段正當”為原則的政治無道德論。馬基雅維里是中世紀晚期意大利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從政治理想上說，他崇尚共和政體，認為共和政體有助于促進社會福利，發展個人才能，培養公民美德。但面對當時意大利人性墮落、國家分裂和社會動亂的狀態，他認為實現國家統一社會安寧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強有力的君主專制制度。在他看來，人是自私的，追求權力、名譽、財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與人之間經常發生激烈斗爭，為防止人類無休止的爭斗，國家應運而生，頒布刑律，約束邪惡，建立秩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君主應當不圖虛名，注重實際，只要能夠達到目的，無需考慮手段的道德性質。殘酷與仁慈、吝嗇與慷慨，都要從實際出發，即所謂“明智之君寧蒙吝嗇之譏而不求慷慨之譽”。所以他在《君主論》中說，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棄義，不講仁慈，悖乎人道，違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須的話，他就要懂得怎樣走上為非作惡之途”?！爱斁髡J為“如果沒有那些惡性，就難以挽救自己的國家的話，那么也就不必因為對這些惡行的責備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來是惡行，可是如果照著辦了卻能給他帶來安全與福祉?！边@就是說，政治統治的正義是用其最終目的和效果來說明的，一切與此無關的道德都應該被拋棄。基于這種觀點，馬基雅維里明確地把政治學當作一門實踐學科，將政治和倫理區分開，把同家看作純粹的權力組織。可以說，他是近代第一個使政治學獨立于倫理學的思想家，因而有資產階級政治學奠基人之稱。

當然，在近代政治哲學中，馬基雅維里的這種比較極端的政治學觀點并不多見。多數政治哲學家并不否認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蘊含的道義原則。這特別體現在近代法學和政治學有關自然法的討論中。所謂自然法不過是一些最基本的道義原則，如“各有其所有，各償其所負”(格勞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應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當然，自然法的內容應當是什么，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但不管怎樣，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義原則，法律和政治行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為維系社會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沒有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這些基本要求，社會生活就建立不起來，即便建立起來也維持不下去。

但問題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為共同的生活準則而不致于被個人的任意性所破壞?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貫徹的道德根基?對于這樣的問題，近代思想家則比較普遍地表現出對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認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義的實現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從人性本惡的基本立場出發，干脆否認了人憑其本性執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來，盡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則，但人的趨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約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須依靠具有強制力的政治權力。他說：“正義的性質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約，而信約的有效性則要在足以強制人們守約的社會權力建立以后才會開始，所有權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薄卑凑栈舨妓沟倪@一觀點，政治的正義與其說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說是為了防范人性的惡。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國哲學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惡的說法，而是認為人天生就是要過社會生活，這就決定了最初的“自然狀態”應當是一種社會生活的狀態，一個自由、平等的狀態。在自然狀態中，人們根據自己的愿望行動，并受理智的約束，在理性的范圍內，其行動服從自然的道德律，這就是“自然法”。洛克還認為，在自然狀態中，每個人都有根據自然法來懲罰違反自然法的人的權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賠償的權利，這就是所謂的自然權利。由此看來，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種道德律，又肯定了個人執行自然法的正當權利，但他同樣認為，政治的正義不可能直接從這種自然法和自然權利中產生。因為，盡管在自然狀態中，人們的行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約束的，但人們的行為卻常常是非理性的，這就造成了自然狀態的種種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狀態中，缺少一種確定的、規定了的、眾所周知的法律作為判別是非的標準和裁決糾紛的共同尺度，從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關系而心存偏見，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運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狀態中，缺少一個有權依照既定的法律來裁判一切爭執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個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執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這就使他們的裁決因情感和報復之心而超越正當的范圍。第三，在自然狀態中，往往缺少權力來支持正確的判決，使它得到應有的執行。這就是說，在自然狀態下，人們無法解決在理解和執行自然法方面所產生的分歧，這就易于導致戰爭狀態。要避免可能發生的戰爭狀態，就必須走出自然狀態，組成公民社會和公民政府，把每個人執行自然法的自然權利交給這樣的政府，通過頒布和執行確定的、眾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來維護自然法和自然賦予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他說：“雖然他在自然狀態中享有那種權利，但這種享有是很不穩定的，有不斷受別人侵犯的威脅。既然人們都像他一樣有王者的氣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嚴格遵守公道和正義，他在這種狀態中對財產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穩妥。這就使他愿意放棄一種盡管自由卻是充滿著恐懼和經常危險的狀況；因而他并非毫無理由地設法和甘愿同已經或有意聯合起來的其他人們一起加入社會，以互相保護他們的生命、特權和地產，即我根據一般的名稱稱之為財產的東西?！被舨妓购吐蹇说纳鲜鲇^點在近代歐洲政治哲學的諸多學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歐洲正處在由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向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社會的過渡過程中。而市場經濟是以作為市場主體的個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為內在驅動力的，這就必然要求個人的私有財產權利得到國家和法律的保護。不管這種私人財產權利被理解為來自于人的趨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還是被理解為來自于人的勞動(如洛克)，或者被理解為私有財產制度的產物(如盧梭)，私人財產權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權利的核心內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們看來，要保護私有財產權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們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須將私有財產權利以法律的形式確立起來，并使之得到有強制力的國家的保護。因而在近代大多數政治哲學家看來，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義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總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發生。這樣，政治思想家們在人們角逐私利的行為中難以相信道德意識本身可以產生積極的政治后果，同時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尋求實現正義的政治途徑。

道德與政治之間的這種疏離使政治思想家們越來越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國家政府之類的問題當作獨立的研究領域，探討政治過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質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特別是在19世紀后半葉，隨著各門社會科學的普遍興起，政治問題的研究也逐漸被納入科學研究的軌道。誕生了作為實證科學的政治學。

三、現代政治哲學：為政治正義確立道德依據

當政治學成為獨立的社會科學學科以后，政治哲學一度衰落，政治問題的探討逐漸被納入實證科學的軌道，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將道德問題從政治視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政治學界一度對政治哲學采取漠視的態度，認為政治哲學所關注的價值判斷，沒有嚴格的確定性，只能各執己見，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學，因而不值得重視。這種情況延續了幾乎一個世紀。應當說，把政治生活作為獨立的對象，從“事實”的意義上加以研究的確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從政治生活的總體上說，排除道德問題的或忽視“價值”維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現實的政治活動中，事實與價值是不可分離的。從客觀事實上說，人類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個高度復雜的有機體，它在任何一個歷史起點上的未來演化趨勢都具有多種可能性，而哪一種可能性能夠變成現實，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主體的價值選擇。在這種價值選擇中，人們對于正義與非正義、善與惡、平等與自由等道德原則的理解顯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決定了人們的歷史活動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驟。正是由于這一點，羅爾斯在試圖通過對政治正義的思考來解決政治過程所面臨的各種困難問題時，也指明了政治哲學對于倫理學的從屬性。他說：“政治哲學有它自己的明確特征和問題。作為公平的正義是針對現代民主社會的基本結構這個具體問題而言的一種政治正義觀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圍要比統合性的哲學和道德學說狹窄得多，諸如功利主義、至善主義、直覺主義以及其他的學說。它關注的是(以基本結構形式存在的)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不過是道德問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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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政治指的是國內國外的一些熱點問題和影響較大的新聞事件，是政治學習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在初中政治教育中不可避免的要融入時事政治的學習，這不僅是為了考查的需要，同時也能起到幫助學生理解知識、掌握知識的效果，提高他們學習政治的積極性可求知欲。

但是在實際教學中，很多教師沒有意識到時事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將它視作一種可以臨時抱佛腳的突擊性學習內容，簡單粗暴地處理，這就讓時事政治的教育意義全部喪失。從根本上說，這是對時事政治教育意義和教育方式的認識不夠造成的。

一、時事政治在初中政治教育中的意義

時事政治是與實際生活密切相關的教育素材，甚至有些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甚至是我們親身經歷的，這樣它的帶入性就很強，就能吸引學生的注意，激發他們的興趣，如果能夠正確運用，其意義顯而易見。

其實，時事政治教育也是在貫徹教育改革的思想理念，是堅持以學生為本，促進學生全面發展、提高學生創新能力的一種教育方式。是從學生生活實際出發的有效途徑之一。在教學中能夠全面徹底地認識到它的重要性，也是轉變舊有教學方式的一種途徑，能夠豐富課堂內容，抓住學生興趣點，激發他們主動學習的動力，實現教與學的雙贏。

時事政治教育還是體現教師主導地位的一種方式，學生是教育的主題，教師是教育的引導者，時事政治正好是這種理念的實踐素材。教師可以利用時事政治進行有針對性的引導，使學生將生活與知識相互聯系，從而提高他們應用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提高初中政治的解題能力，最終得到提高初中政治課堂教學效率的目的。

二、如何將時事政治教育融入課堂

1.明確融入的時事政治內容

并非任何時事政治都不加篩選地就可以融入教學，這樣做的最終效果是適得其反。我們在選擇時事政治教學內容時，要根據我們實際的教學內容和教學目標，篩選出恰當的合適的時政內容，這樣才能吸引學生，讓學生感覺到學習政治的樂趣所在，才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和我們的教學質量。

2.以老師為主導，讓學生做主體

這里“以老師為主導”指的是教師的引導工作，必須由我們教師將時政教育內容恰當地切入課堂，引導學生分析。鼓勵他們大膽評論?！白寣W生做主體”指的是學生才是教育的真正主體，時政教育中更是如此，要讓他們主動地參與到教育活動中來，成為課堂的主人，大膽的發表個人觀點。這樣的最大好處是提高了他們的分析判斷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

3.廣泛搜集時事政治教育的素材

明確了時事政治教育的內容和課堂上的主體，就要開始準備教育素材。搜集教育素材主要可以分成兩大部分，一是教師搜集的部分，二是學生自主搜集的部分。教師搜集不言而喻是教師本職工作的需要，且更能符合教育目的和任務，而學生搜集的意義不僅僅是對時事政治教育內容的豐富和補充，更能鍛煉他們的觀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在搜集的過程中，他們必須要充分調動自己的大腦，才能從浩繁的信息中找出符合要求的內容，挖掘信息背后的價值和意義，這就是一個鍛煉的過程。

時事政治教育能夠給學生提供一個全新的、和諧的、輕松的學習環境，能夠提高學生的政治敏銳性，提高學生的政治素養，實現健康全面的發展。

三、時事政治教育在初中政治教學中的常見問題

開篇我們就說過，時事政治教育在初中政治實際教學中不被多數老師重視，這是最大的問題，即便我們通過上面的闡述知道了時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也懂得如何將時事政治融入課堂，但是在實際教學中，仍然會存在很多問題，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以下我們簡單舉出幾個常見問題，希望能夠引起廣大初中政治老師的重視。

1.隨意性、表面化

時事政治教育沒有深入內心，只是作為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想起來了就拿出來，像是零食一樣，且并沒有對其進行詳細、深入的分析，只是為了教育而教育，一切都流于表面，不深刻，也就無法真正起到效果。

2.點綴性、程序化

我的身邊就有這樣的例子，他們在教學中只是將時事政治當做一種吸引學生注意的點綴，在課堂上只起到了補充作用，甚至只是作為課堂導入程序，并沒有切實做到時事政治教育所要求的工作。

以上，就是我對時事政治教育的一些新的體會，雖然并不具體也不深入，但是相信從中也能體會到時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我們教師作為教學的主導者，要全身心的投入教學的研究中去，幫助學生開發出最理想的學習環境，讓他們高效學習、快速健康的成長。讓我們在初中政治教育中，將時事政治教育當做一種重要的教學內容加以重視，從而實現教育改革賦予我們的責任。

【參考文獻】 

[1] 強. 關于中學思想政治課堂教學改革的幾點思考[J]. 科學大眾（科學教育），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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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教材因為其整體理論性、抽象思辨性以及意識形態傾向較強等特征，決定了學科教學中應該有針對學生閱讀教材的指導與訓練。可是當前高中政治課教學存在以下問題：灌輸性教育，為了應付考試達標采用理科化講解與精選例題訓練，重點知識讓學生劃一劃，然后死記硬背，其他內容很少閱讀。面對這種現狀，高中政治課教學亟待幫助學生掌握科學的教材閱讀方法，培養良好的政治理論學習的素養，學以致用，為他們終身學習打下良好的基礎。

一、學會理書，掌握教材基本內容

所謂理書，就是理清課本的內容、結構層次。要抓住學生對新書的好奇心理，充分利用現行教材可讀性強的特點，引導學生通讀全冊書。一冊書，從目錄讀起，分析章節結構，包括每一課分幾節、每節有幾框、全書內容可分幾個部分、重點內容大致有哪些等等。完成這些任務，可使學生明確本學期的任務，做到心中有數，并對教材內容有所了解。要學生精讀課題，可以說，絕大多數課題就是論點，其教材內容就是論述這個論點的。因此，政治教師在講授教材內容時應該像語文老師講解作文題目那樣有意識地分析標題本身的含義，使學生形成完整的印象，掌握其內在聯系，也有助于加深對知識的理解和識記。

二、咬文嚼字，讀準課本

1.準確地理解知識點。俗話說“一字值千金”，所以“讀書須仔細”。這些年高考的選擇題和辨析題，有些題目就是在某些易混詞上做文章，用來檢查學生是否對知識準確地掌握了。例如，我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是：在少數民族聚居地方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處理民族關系的基本“原則”是：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皼Q定”與“影響”、“根據”與“條件”、“主要”與“全部”、“原則”與“政策”等，都屬于易混詞。在教學中，我們應該時常注意課本上的這些易混詞，從而幫助學生區分易混詞、準確地把握知識點。

2.抓住知識重點。抓住重點就要抓住關鍵詞，教材中的關鍵詞是很多的，它們在課文中能起到畫龍點睛的重要作用。在教學中，我們可以采用重讀關鍵詞的方法，暗示學生要抓住這些知識的重點，或要求學生在課本上對關鍵詞畫上點、線、圈、勾等著重號，或用彩色筆把關鍵詞加以突出。

二、前后聯想，讀透課本

1.吃透知識點。現行政治課教材，在編寫體例上，基本分為四部分：正文、專家點評、探究材料、相關鏈接。正文是重點；專家點評是對正文中的觀點和概念的解釋評說；探究材料是利用生活中的實例引入正文或是較淺顯地解釋正文中的重要觀點；相關鏈接是為了拓展課本中的知識，豐富學生的知識。這幾部分相輔相成，閱讀時，我們既要區別它們不同的作用，又要把它們聯系起來進行思考。這樣，既能使學生熟悉教材，又能激活學生的思維，從而幫助學生把知識點吃透。

2.理清知識點之間的關系。在新課的講授時，應盡可能地從舊知識推出新知識。在舊課的復習時，應引導學生探尋知識點之間的內在關系。這不僅符合人對事物的認識規律，而且能使學生建立起知識網絡，便于學生對知識的記憶。

三、歸納整理，讀薄課本

就是把課本知識歸納成很少一部分內容，甚至歸納為幾句話或幾個關鍵詞或字，這樣有利于記憶，也有利于鍛煉學生的理解、歸納、綜合能力。這種歸納必須建立在系統掌握課本知識、領會其精神實質、深知其內在聯系的基礎上。

1.培養學生的概括能力。一個段落，往往就講解一個問題。指導學生概括段落大意，不僅能幫助學生理解知識，還能培養學生的概括能力。政治課文的每一段文字，都是由幾個不同但又相聯系的句子組成。一般地，第一句或最后一句往往概括了該段的段落大意或觀點。教師應該告訴學生，在閱讀政治課文時，首先應留心第一句或最后一句。但有時整段并沒有一個明顯的句子可以概括出該段的段意，這時就要求我們指導學生自己用精練的詞句把該段的大意概括出來。這樣，學生對這一整段的內容就大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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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3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11-0071-01

隨著新課改和素質教育工作的推進，新的教學模式層出不窮，人本化的教學理念得到認可，但無論什么樣的教學模式，有效的教學還是需要完整的課堂教學流程。近些年，在一些學校的高中政治教學過程中，有些老師惡意簡化教學過程，美其名曰這是新課改的要求，固有的教學環節一并撤出，嚴重影響了教學效果。下面，筆者就完整課堂具備的教學環節進行分析，并對如何優化教學流程進行探究。

一、回顧已學內容，強化知識的消化

一堂高中政治課的開始，不是新課的進行，一般都是對上次課堂甚至以往學習內容的回顧。我們知道高中政治內容的授課，前后知識都是相互聯系的，在開展課堂回顧的同時，可以讓學生重溫學習過的知識，產生對知識的進一步理解，并加深印象，構建知識體系，并且對學生新課學習也是一個心理銜接和準備的開始，這樣就會有益于新課的進行，如果新舊課程內容有所聯系的話，也有益于學生形成一定的知識結構，從而促進學生的學習。如在學習《神奇的貨幣》時，讓學生回憶商品的含義，即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然后了解商品的基本屬性是價值和使用價值。讓學生了解貨幣的含義，并指出貨幣的出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它的本質是一般等價物。這樣的內容回顧，可以加深學生對已學知識的了解，對今后的高中政治學習中關于貨幣的種類與形式的學習就會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只要掌握了這些基本的概念、定義及運用的方法，在進行高中政治以后相關的經濟知識學習的時候就會事半功倍了。

二、巧妙導入，激發學生求知欲

高中政治學習的內容相對廣泛，其教學對高中生，特別是文科生來說其意義更大。高中政治課要想實現優質高效的高中政治課堂，開展有效的課堂導入成為教學的必然要求。高中政治課堂的導入是課堂的開始，它可以起到引導的作用，可以吸引學生的興趣和注意力，可以提高課堂的教學效果。針對課堂的導入，方法多種多樣，可以復習舊知識，進行導入；也可以巧用圖片資源，實現體驗式課堂導入；利用多媒體技術，開展興趣課程導入；也可以采用問題設疑法導入；也可以進行生活實景導入。這就需要教師根據課堂內容靈活變動，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如何學習《信用工具和外匯》這一課時，可以這樣導入：通過上幾節課程的學習，同學們已經了解了有關商品和貨幣的知識，掌握了貨幣的本質和職能，并且知道了隨著社會的發展紙幣代替金屬貨幣在市場上流通，在科學和信息高速發展的今天，又出現了什么新興的流通工具嗎？這樣的導入，即讓學生在腦海里回憶了舊知識，又能激發他們的主觀能動性，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有利于提高學習效率。

三、精益求精，開展新課講授

新課講授是課堂教學的重要環節，是新知識的闡釋、理解和掌握的重要過程。高中政治學習的內容較多，難度系數也較高，要想實現有效教學也是不容易的，這就需要高中政治教師在新課講授中要精益求精，革新教育思想，不斷創新教學方法，要采取有效措施優化教學過程，這樣學生才能學習和掌握新知識。首先，政治教師要專研教材，熟悉教學內容；其次教師要革新教學觀念，創新教學方法教師在充分挖掘、理解教材的基礎上，根據教學內容的要求，采取直觀、生動、形象的教學方法，設置貼近學生生活實際的情景，讓課堂充滿情趣，從而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學生在學習新課之后能理論聯系實際，能夠合理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

四、學會總結，構建知識結構

一堂優質課要善始善終，在新課講授之后一般要進行知識系統的構建，對整堂課的教學內容進行完整系統的總結，在總結中還要把本堂課的知識點做到前后照應，聯系舊知識，啟迪新知識，引導學生構建系統的知識框架，還能幫助老師查漏補缺，強調教學重難點。如在學習價格對生產經營的影響時，可以總結為如下示意圖，這樣學生就會很容易理解和掌握了。

供過于求價格下跌獲利減少

生產擴大 生產縮小

獲利增加 價格上漲供不應求

五、精講簡練，抓好課堂練習

學習知識的目的就是應用，一堂完整的課程需要有效的課堂練習。高中政治課堂內容較多，課時較少，所以每一分每一秒都顯得十分寶貴，對于課堂練習的設置一定要做到精講精練。在課堂聯系中，題型要根據教學內容的需要而設置，可以是選擇題、辨析題、簡答題、開放性題目等等，內容上最好是本堂課中的重難點知識，時間上要有效控制，這樣課堂練習就會成為學習內容的延伸和學習效果的檢驗場。

六、積極反思，努力提高

在高中政治教學過程中，教學反思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但可以要老師及時發現自身存在的問題，教學過程中的優劣，還可以讓老師及時的總教學經驗和教訓，重新認識自己。教學反思用在學生身上，還能引導學生及時總結，查缺補漏，為下一步的學習提供借鑒。只有客觀及時的進行反思，師生才能提高。有了反思，教學質量才能步步高升。

總之，一堂完整的高中政治課堂，需要有明確的教學目標，需要有適宜的教學環節。當然教師可以根據學習內容和學情的需要，酌情的選擇和調整教學環節，但總的來說，各個環節都需要老師進行仔細的雕琢，努力呈現完美的高效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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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實踐的解釋學特征

長期以來，科學家、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對下述問題一直爭論不休：一個解釋行為對自然科學是否是至關重要的？解釋概念和解釋學循環是否僅僅適合于人文科學？在社會科學里，一個有影響力的傳統觀念（這至少可以追溯到狄爾泰和馬克斯·韋伯）主張，在嚴格的或強的意義上，解釋指人類行為。狄爾泰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自然需要說明，人則必須理解。新狄爾泰主義者泰勒(Charles Taylor)和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區分。如泰勒相信，對于科學，必須要在“我們的目的、愿望、活動的直接視野之外把握它們。”[1]因此，即使自然科學是解釋的，人文科學則是“雙重的”解釋：不僅提供解釋，而且是解釋的解釋。庫恩在對科學史的研究中，對泰勒的這種區分方式表示懷疑。他認為，自然現象也與文化相關。

勞斯同樣反對泰勒的區分。首先，他贊同泰勒如下說法：我們使用語言來描述、促進和從事各種社會實踐，因此把社會實在從這種語言中抽象、提取出來加以確定，這是做不到的。勞斯指出，泰勒的說法也同樣適合于作為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物理實在。離開了具體的歷史范疇和實踐，科學家就沒有也不能獲得關于事物的知識。勞斯堅持，科學家所面對的自然總是由各種對于研究活動有意義的可能性配制而成的自然。其次，勞斯指出這種區分界線依賴于兩類涇渭分明的范疇。在一類范疇中，人的行動是有意義的，而對于另一類范疇，人僅僅是物體（物理對象）。這意味著，兩種學科的劃分不僅僅是研究對象的劃分。正如瑪麗·赫西曾經指出的那樣：“在進化論、生態學或遺傳學的研究中，把與技術控制相關的模式同與人類的自我理解區分開來是不可能的事?！ㄒ驗椋┱侨缦吕碚摲懂牐襁M化、選擇、生存，受到人關于自身的觀點的影響。”[2]勞斯堅持，自然科學的解釋離不開人對自身的理解。

近年來，作為人文科學認識論的解釋學傳統由于受到越來越多的科學家、科學哲學家的非難，逐漸喪失其正統地位，走上了普遍解釋學的道路。在英美科學哲學那里，解釋學和實用主義彼此加強，甚至以一些重要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實用主義的各種看法通常被看做是努力把解釋學普遍化。在勞斯看來，普遍解釋學包括兩種形式：一是理論解釋學，一是實踐解釋學。對于分析哲學家來說，一個解釋的陳述更像是翻譯(translation)。所有的知識，包括實踐的知識，一定要在語言（包括理論預設）中表達出來。真理是一個元語言的斷言。理論解釋學摧毀了解釋學傳統對自然科學的人工語言(artificial language)和人類交往的日常語言(ordinary language)之間的區分，堅持日常生活的常識和科學知識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不同。

在實踐解釋學那里，解釋被確認為是一種開放的可能性，而不是理論或信仰的翻譯；解釋學關注一個人是怎樣生活的以及對其他人生活的理解，而不是把土語翻譯成其他語言。這種觀點可以追溯到后期維持根斯坦和海德格爾。在海德格爾看來，我們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包含了對世界和對我們自身的一種理解，這種解釋由我們每天日常的實踐闡明，因此那些試圖揭示我們實踐的意義和實踐自身的活動，都是解釋。在此意義上，海德格爾強調解釋學不是指解釋的方法論，而是指解釋自身。解釋的可能性不是來自基礎的信念，而是世界的存在方式。勞斯認為，“這種存在方式同維持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和哈金(Hacking)的‘推理風格’相類似?！盵3]其次，勞斯力圖澄清對海德格爾“理解”(understanding)觀念的某些誤解。這在英美哲學那里是非常普遍的。海德格爾的“理解”被認為是某種神秘的、難以捉摸的東西，它隱藏在實際存在的可能性背后，成為深奧而神秘、無法獲得的真理。勞斯為海德格爾辯護：“如果我們必須堅持表面的和深奧的真理這種隱喻，那么海德格爾所談論的東西是在表面的”。([3]，p.63)“理解”總是局部的、生存的知識，它總是處于我們不能選擇也不可能選擇的可能性領域之中。相反，根據理論解釋學，理解則是對世界的理論知識的了解，其中一些基礎的信念和價值必須被假設出來，以使其他人能夠理解和斷定正確或錯誤，但是把哪種信念和價值設定為基本假設則沒有確切的標準。最后，勞斯認為，理論解釋學的解釋關注“事實是什么”(what is the case)，在正確表達事物中反映出來；實踐解釋學則重視“有什么關系”(whatmatters)，在有意義的生活中反映出來。

總的說來，在普遍解釋學的兩種形式中，勞斯持實踐解釋學的觀點。他贊同海德格爾為現代科學哲學提供的實踐活動的可能性背景。但海德格爾在其早期著作《存在與時間》中，試圖取消科學，至少部分地從實踐解釋學中取消科學。這是勞斯堅決反對的。他認為，海德格爾依舊依賴理論為主的傳統觀點，給科學分派一種獨特的本體論角色。相反，勞斯致力于研究科學的局部的、生存的特性?？茖W研究就是對局部的、生存的科學知識的一種實踐的把握。在勞斯看來，科學知識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實驗室（診所、野地等）知道怎樣做事(knowingone's way about)。實驗室之外的知識的推廣只能是從一種局部知識過渡到另一種，而不是從普遍理論過渡到具體例證。即，要把我們在具體情況下所做的（或能做的）放在第一位，即使我們關于理論的知識，也要以這種實踐的、局部的把握方式來說明。

二、局部的、生存的知識

勞斯立足于歐洲大陸哲學意義上的批判，提出科學知識實踐的、解釋的特性，意在反對以理論為主的科學知識觀。這種觀點認為知識普遍有效，普遍知識是科學研究的目的，科學的應用是普遍知識在具體場合下實例證明。“理論的理解旨在達到一種置身事外的視點(disengaged perspective)”。[4]脫離我們的日常需要、利益、興趣、牽掛等。理論的理解是沒有視點的，它超越一切具體的社會場境，導致理論知識與修辭學之間的經典區別。理論知識的內容是抽象的、非具體的(disembodied)，無論為誰擁有都是一樣的，理論知識是通過具體的實踐和技術而發現和評價的，但是這種實踐和技術與理論相比也只是偶然的材料。對于科學的理論說明，有重要意義的不是發現和評價科學論斷的實際環境，而是它們的合理“重建”。

勞斯以科學實踐分析為根據，否定對科學知識統一的普遍說明的可能性，也不相信這樣的說明有任何意義，主張科學研究的局部化或境域化。他指出，“理解具有局部的、生存的(existential)特性?？茖W知識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實驗室（診所、野地等）知道怎樣做事。這種知識當然可以轉移到實驗室之外，轉移到其他各種情景中。但是，對這種轉移的理解不能采取以下方式：通過運用橋接原理(bridge principles)和給理論變量取具體的局部值，普遍有效的知識論斷在各種不同的具體場景中取得應用例證。這種轉移必須理解為改制(adaption)一種局部知識以創造出另一種局部知識。我們是從一種局部知識過渡到另一種局部知識，而不是從普遍理論過渡到具體例證。”([3]，p.72)

那么，什么是局部知識，或局部化的知識意謂什么呢？勞斯認為，至少有三個特征。首先和最主要的，知識只有在具體的場境(context)、特定的說話場合中產生和形成，而且，知識在其他具體場境中運用和推廣，也是局部的。人們不能指望通過這些各種各樣的再生產，知識還能始終保持不變。沒有普遍有效的知識，正如Fuller所說：“即使給出有關知識特性的一些基礎性的真理，也不可能建立任何世界性的統一觀點，甚至某一主張在時間、空間中的重復傳播，亦不擔保其能保持始終不變。”[5]

其次，知識的再生產和再解釋是受人類認知局限性制約的。認知心理學家和心靈哲學家提醒我們：人類認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各種適用的知識或我們感興趣的知識，是受人類認知范圍的限制的。沒有終極的知識或真理。最后，知識的生產和流通是通過社會團體組織起作用的。Fuller的“學科知識”(disciplinary knowledge)指出了學科是怎樣一方面產生有意義的問題，另一方面又排斥其他的問題；知識學科在科學家、研究者中間，以及知識的使用者和支持者之間建成了統一戰線，他們證明認識論的權威，保衛其認識論和政治上的成果。因此知識的局部性也有政治性的一面。Fu

【正文】er說得好：“即使承認在其他的社會接受的、重要的信念中包含有認識論的承諾，這種承諾也是制造權威斷言的一種權力，是掩蓋權力分布的一種形式。”([5]，p.10)從這個方面來說，Fuller較接近福柯。后者關注近代社會產生的一種特殊的規訓權力技術，它既是權力干預、訓練和監視肉體的技術，又是制造知識的手段。勞斯認為，基于上述考慮，傳統的科學認識論和科學哲學的范圍已大大地擴展了。任何知識都是局部知識，“知識不再自我限定為與脫離實際的主張相關，而是關注另外一些問題：對科學研究的經濟支持和應用、教育的各個方面、知識化的勞動市場、知識在不同領域的傳播和推廣以及知識、權威和權力的相互依賴?！盵6]所有這一切都同政治學分割不開。

勞斯論證科學知識局部的、生存的特性主要包括：（一）理論不是一個語句系統，不能認為它的應用可以用演繹的方式推演出來；理論就是實踐，研究就是行動，它們都處在具體的場境之中。（二）實驗室的實踐具有重要的獨特性，必須重新確定實驗室和實驗設備在我們的科學理解中的地位。（三）只有在一個科學活動的局部領域中，標準化的工具或科學成果才有意義，才能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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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識的動力學

正統的知識觀認為，知識無疑是能被某一知悉者擁有的東西，是能夠通過流通相互傳播和交換的東西；知識的內容獨立于特殊的具體場境：特定的思想、特定的歷史本文(txets)和話語。勞斯認為，以這種方式理解的科學知識，只是一種“理想”[7]，因此它拋棄了歷史，忽略了復雜的科學的實踐領域。勞斯把這種傳統觀念稱作“認識論的統治”(epistemicsovereinty)。福柯曾在他的關于權力分析中反對傳統的“政治上的統治”(political sovereignty)，認為現代權力的運演并不能在這樣一個傳統的觀念中得到恰當的理解。勞斯認為，這兩種統治形式，即理性的法庭和法制的法庭，在理論上非常相似：“法庭”具有絕對的、至高無上的、永久性的權力。在那里，沒有控告、上訴，也沒有懇請、商談。

勞斯提出對科學知識的動力學理解(the dynamics of scientific knowing)代替正統的科學知識觀。在他看來，知識是能動的(dynamics)、異質的(heterogenous)。知識并不是被占有或可以交換的東西，知識是由不同的（或異質的）彼此競爭的聯盟相互調節的過程。“知識并不單獨地或短暫地與一個陳述、一種技能或一種模式聯結一起，知識的認識論地位依賴于與其他許多實踐和能力(capabilities)的關系，特別是依賴于這些關系被修復、改變和擴展的方式?！涯硞€東西看做知識，就是把它看做進行各種活動的一個來源（不管是在將來的研究中，或是在各種各樣知識的‘應用’(application)中。在這個意義上，‘應用’一詞引人誤解。因為，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我們并不是首先獲得知識，然后才去運用它；知識必須被看做在運用中以各種方式解釋的某種東西。）”([7]，p.153)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知識是“流通的”(circulates)。知識并不是一種永恒占有、固定不變的東西。知識具有比單純信念更復雜的暫時性。知識、知識的接受與評價都處于這種流通之中。新知識的程度化，非正式或正式地，都依賴于后來工作的解釋和使用?？茖W工作不斷地重新組織以利于后來的研究。其中，范式或理論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茖W知識總是處于“競爭”(contested)之中。這與?？聢猿值臋嗔偸敲媾R“對抗”(resistance)是相似的。勞斯認為，一旦我們認識到知識僅僅通過其再生產和流通而存在，沖突或斗爭(conflict)的重要性就變得很明顯了：斗爭集中于并指向流通中的知識領域。知識在斗爭中產生和發展。斗爭需要新的更有力的技術、更精密的儀器和更精確的理論模型以剔除可能不正確的或不真實的假說；同時，這些更新的知識反過來又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或新的問題。因此，哪里某種知識得以產生和發展，哪里就有新的局部能力(capabilities)及其在新的背景中的擴張。相反，沒有挑戰、斗爭，就沒有知識的產生和發展。哪里舊的對抗或斗爭消失了，哪里的知識也就停止了增長。

關于知識的斗爭問題。勞斯指出，斗爭或沖突也不能歸之于傳統經驗主義范圍。知識受抵制也能夠由對動物粗暴、政治上的敏感、對軍隊力量的興趣、無線可賺等問題引起。這種因素在傳統認識論那里被區分為科學知識的外部因素，以有別于知識的內部因素。只有依據標準的方法論，遵循知識領域中理性的統治規則，才算得上是“內在的”(internal)。然而局部知識及其動力學特性削弱了知識的內外區分。所有那些關于研究材料、設備、程序、撥款、職員、技能的發展等因素都構成了投資和贊助某種知識主張的知識的真正發展。因此一個物理學家可能討論特殊的實驗室的研究策略，以反對他的對手：更便宜、較少冗贅、能充分利用職員的技能、更能吸引投資撥款、有更可靠的學科文獻基礎、更適宜的各種實驗、更少泄露輻射……這些不同的局部的關注和理由共同作用，確定了什么可以算做知識。因此，“知識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策略的干涉(strategic intervention)而不是一個孤立的領域。”([7]，p.156)Fuller在《社會認識論》一書中持類似的觀點。他把正統認識論的錯誤比做“教科書的謬見”(textbook fallacy)：把家庭、經濟、認知（或科學）等等脫離實際經驗地介紹給學生，好像它們是截然分開的領域，而事實上它們是重復的分類。如家庭的分析，不僅是作為政治生物學的手段，讀者可能發現家庭的分析也是一個經濟統一體。因此，正統知識觀的內外區分是不恰當的。

不僅如此，動力學的、非統治的(nonsovereign)認識論還強調知識的生產性(production)。這與?？碌臋嗔Ψ治鍪且恢碌摹Ｔ谥R的生產（再生產）和流通過程中，出現了健康的新形式（低膽固醇、高纖維素、適當的T-cell含量）、財富的新形式（最明顯的是獲取和控制信息的形式）和新的破壞力量（如軍事力量）。這種科學知識及其相關的控制和限定的不斷擴展并不僅僅是補充的、附屬的或外在的，而是知識流通和證明(validated)的內在方式。勞斯由此得出結論：“存在無數的真理，但沒有本質的真理；同樣，存在多種科學知識，但沒有本質的科學知識?！盵8]即普遍的、理性化的科學事業是不存在的。但勞斯同時指出，我們反對從一個中立的立場去評判真理和知識，并不意味著所有的真理主張都能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提出。知識主張(claims)是歷史的、社會的、在具體背景中確立的。而且這種認識論的背景總是不穩定的，處于不斷變化發展之中；知識劃界和知識結構也不斷受到挑戰和部分修正。因此，認識論的聯盟總是和權力與政治聯盟緊密相聯的。重視這種關聯并進而詳盡考察權力及其在科學實踐中的運作，目的并不是為了政治目的貶低知識或科學的重要性，而是為了不惜一切代價為知識和真理而戰，把認識論和科學哲學公正地置于其中。

勞斯對科學哲學的政治學考察是否是非理性的？本文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種考察并不是要取消科學、取消真理性，而是把科學理性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上。勞斯理性觀的積極意義表現在：

(1)科學理性所代表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普適一切的準則或方法；而是具體的、局部的和多種多樣的。

(2)理性并不是中立的，也沒有一個客觀的立場，而是與其他種種非理性的因素如權力互相關聯的；這種關聯性是理性本身固有的，不是外部強加的。

(3)理性并不是靜止的，存在于某個地方等待人們去認識或獲取的東西；它是動態的、流通的，充滿矛盾和斗爭。

因此，不同于正統的科學理性觀，勞斯主張局部的、具體的實踐理性。同理，真理也只能以局部的方式把握，沒有任何形式的普遍知識和普遍真理。

勞斯科學觀的積極意義還在于使我們認識到，科學不是一個理論的陳述系統，而是一個實踐的領域；不是普遍的理論說明，而是同局部場境緊密相關的策略干涉。實驗室的實踐和儀器設備及相關知識、特定的計劃和精確的技術以及工作環境、資金來源、權力斗爭等都構成一個知識。這里有一個相關的問題值得注意，我們承認知識的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是相關聯的，兩者共同構成知識的產生和發展，這并不表明知識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能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起作用。應該很明顯，兩者對知識的構成和發展所起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盡管外部因素有時顯得至關重要。勞斯的上述分析，其意義應當在于不是要堅持正統的知識內外的區分，而是表明一方面既要認識到影響知識的各種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關聯的，不能把它們截然區分開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把影響知識的各種因素平等地對待是矯枉過正的行為。各種因素之間的差別并沒有一個普遍的法則可以遵循（如內部因素決定知識之所以為知識；外部因素對知識只能起推動或阻礙的作用），而是一種局部的差別：有時某一因素可能構成知識的主要因素，而另一時則可能成為不相干的東西。勞斯的錯誤在于，他把知識的內外區分摧毀之后，賦予所有構成知識的因素以同等的地位，甚至認為知識及其聯盟之間的斗爭的勝負與知識的正確或錯誤幾乎沒有什么關系，把權力斗爭放在決定性的位置上，從而走向絕對化。

【參考文獻】

[1]　Charles Taylor，Rationality'，in Philosophical Papers，Vol.2，Cambridge，1985，p.136.

[2]　Marry Hesse，Revolu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in thePhilosohy of Scien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186.

[3]　Joseph Rouse，Knowledge and Power.p.62.

[4]　Charles Taylor，Rationality，in Hollis and Lukes 1982.p.89.

[5]　Steve Fuller，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Discontent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