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國際政治趨勢，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關鍵詞：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非傳統安全；國際政治影響

中圖分類號：D81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2）11-0020-11

世界衛生組織將維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定義為：旨在盡可能減少危害不同人群、團體、區域以及跨國性的群體健康的緊急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可能性而采取的預見性和反應性行動。我們正生活在一個以高度流動性、經濟相互依賴和通過電子手段相互連接為特征的全球化世界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人類社會、微生物界、自然環境和人類行為不斷變化，這一切都使未來中長期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形勢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未來世界公共衛生安全趨勢

2000年1月，聯合國安理會就艾滋病對非洲和平與安全的影響舉行辯論。這是安理會歷史上首次將公共衛生問題作為一個安全的威脅來進行討論。從此，公共衛生問題開始與國際安全相關聯，被列入全球安全議程。

疾病等公共衛生安全問題嚴重影響人類的發展。2008年，世界前十位死亡原因為：缺血性心臟病（死亡人數725萬，占總死亡人數的12.8%），中風和其它腦血管疾病（615萬，10.8%），下呼吸道感染（346萬，6.1%），慢性阻塞性肺病（328萬，5.8%），腹瀉病（246萬，4.3%），艾滋病毒/艾滋病（178萬，3.1%），氣管癌、支氣管癌、肺癌（139萬，2.4%），結核病（134萬，2.4%），糖尿病（126萬，2.2%），道路交通事故（121萬，2.1%）。到2030年，全球年死亡人數可能上升為7300萬，人口老齡化將增加世界癌癥、心血管病等非傳染性疾病在死亡因素中的比例，其致死亡人數將約占總死亡人數的70%[注：“AIDS to Be One of Top 3 Causes of Death by 2030，”11/28/2006，http：//msnbc.msn.com/id/15922956/ns/health-aids/t/aids-be-one-top-causes-death，轉引自《未來20年上億人夭折于艾滋病》，http：//wtai.cn/info/3695-1.htm。]。

（一）未來人類健康及疾病控制壓力增大

1.全球化使傳染性疾病大爆發威脅上升

與20世紀50年代相比，現在的疾病傳播發生了巨大變化。當時，疾病情況相對穩定。人們的關注集中于霍亂、鼠疫、回歸熱、天花、斑疹傷寒和黃熱病等六種檢疫疾病，新的疾病很少。如今，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時代，疾病擴散變得更加容易。2011年，世界民航客運量達到28億人次，2014年有望增加到33億人次[注：《2014年國際航空旅客運輸量將新增8億人次》，2011-2-22，http：//5166.tv/Public/News_Show.asp？ArticleID=2263。]。全球人員流動大大增加傳染因子及其傳病媒介在國際上傳播的速度和機會。因此，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一旦爆發疾病或流行性傳染病，僅僅幾小時后就會使其他國家和地區大難臨頭。不但傳染病的傳播速度史無前例，新病種出現的速度也超過了過去的任何一個時期。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新的傳染病即以每年新增一種或多種的空前速度出現。現今約有40種疾病在一代人以前是不為人所知的。在過去5年里，世界衛生組織已經發現了超過1100種包括霍亂、小兒麻痹癥、禽流感等在內的傳染病病毒。

自1981年發現首例艾滋病病例以來，艾滋病迅速傳遍全球。根據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公布的《2009年艾滋病流行報告》和《2010年艾滋病防治前景展望》，艾滋病流行至今，全球大約已有6000萬人感染艾滋病病毒，2500萬人死于艾滋病相關疾病。2010年全球艾滋病防治大約需要250億美元。艾滋病已經成為全世界面臨的主要威脅。世界衛生組織因此強調，全球處在史上疾病傳播速度最快、范圍最廣的時期。

篇2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也是全球熱切關注的一個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城市成為利益主體，城市競爭與城市經營成為必然趨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從城市之間的城市競爭（主要表現為“行政區經濟大戰”），到“城市區域競合”、“城市區域一體化”，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經營的三個階段。

參考已建立的國際間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及我國目前存在的各種區域精進聯合體，我國內部區域經濟一體化可定義為：在一個國家范圍內，地域上較接近或地理特征較相似的省區之間、省內各地區之間、城市之間，為謀求發展而在社會再生產的某些領域，實行不同程度的經濟聯合與共同經濟調節，形成一個不受區域限制的產品、要素、勞動力及資本自由流動的統一區域的動態過程，它的目的是優化資源配置，實行區域內各地區合理分工，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促進聯合體共同繁榮。區域經濟一體化實際上是一個建立在區域分工與協作基礎上，通過生產要素的區域流動，推動區域經濟整體協調發展的過程，通過深度參與經濟分工和合作，發揮“1+1>2”的聚合效應，從而贏得競爭優勢。

城市經濟圈是現代經濟中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由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首創。城市圈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團式發展戰略在不同層級上的空間表現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邊城市和地域共同組成的聯系緊密的層次不同的一體化區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國內學者是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推廣城市經濟圈理論的。雖然對城市經濟圈的概念頗有爭議，但大多數學者都將城市經濟圈定義為：以一個或多個經濟較發達并具有較強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為核心，包括與其有經濟內在聯系的若干周邊城鎮，經濟吸引和經濟輻射能力能夠達到并能促進相應地區經濟發展的最大地域范圍。城市經濟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級、開放型。

與城市圈有關的名稱還有很多，人們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構成的經濟區域稱為“城市經濟圈”或“城市經濟群”、“城市經濟帶”。不過這三個概念是有嚴格區別的，它們分別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間上的不同分布形態。一種是環狀的，一種是點狀的，一種是帶狀的。然而，從經濟關系比較，“城市經濟圈”最具有經濟學意義。經濟學意義上的“城市經濟圈”可以定義為，由一個具有較高首位度的城市經濟中心，和與中心密切關聯且通過中心輻射帶動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構成的環狀經濟區域。但目前國內也有學者認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帶的一個概念。從空間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塊狀分布，一般只有一個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帶則呈帶狀分布，一般有兩個或兩個以上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應作用的結果，而城市帶則主要是擴散效應作用的結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過于集中、交通擁擠、環境惡化等現象，使兩個或多個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軸線，通過擴散作用形成都市帶，從而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帶都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階段，城市帶是由城市圈發展而來。城市圈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內容是：以比較發達的城市為中心，通過極化效應造成的經濟吸引，并通過擴散效應造成的經濟輻射，形成統一的生產和流通渠道，帶動周圍次級城市和農村共同繁榮。該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充分考慮各地經濟的內在聯系和自然地理特點，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在已有的經濟布局基礎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為依托，進一步形成若干個跨省級行政區的經濟區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進步、集聚經濟效益促使產業與人口在空間上集聚與擴散運動的結果，交通運輸和信息化的高度發展是城市圈（群）發展的主要動力。

二、城市圈發展中行政區劃引發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區域協調發展中區域一體化、圈層化特征日趨明顯，跨省市經濟圈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主要的空間組織類型。但在當前我國行政區經濟運行中，跨省市經濟圈經濟運行并非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區經濟，仍然屬于各城市行政區劃范圍的行政區經濟。在我國經濟轉型時期，行政區經濟因其過渡性質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區經濟越來越嚴重地阻礙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阻礙了區域經濟的分工發展，阻礙了跨省都市圈的發展。所謂“行政區經濟”是指由于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的剛性約束而產生的一種特殊區域經濟現象，是我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區域經濟由縱向運行系統向橫向運行系統轉變時期，出現的具有過渡性質的一種區域經濟類型。行政區經濟最突出的特點是社會經濟活動滲透著強烈的地方政府行為，具有強烈的地方利益傾向；受行政區劃的剛性約束，生產要素跨區域（行政區域）流動受到人為的限制與阻隔，經濟運行秩序比較紊亂。

在我國國內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區劃而導致的區域經濟分割現象。由于特定的歷史和體制背景，行政區的經濟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強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機驅動下，政府對經濟的不合理干預行為十分嚴重，使區域經濟行為帶有強烈的政府行為色彩。這種政府行為就往往容易演變為地方本位主義和保護主義。中國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六大經濟區”的概念，80年代也曾劃分過經濟區。但由于我國的管理體制是以省為基本單位的，經濟區大多跨省，因此這個思路很難貫徹下去。之后，國家改從產業方面制定發展計劃，這條道路應該說是正確的。但目前我國的基本行政區劃單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協調機構缺失的情況下，區域經濟的發展實際上還面臨著和從前同樣的行政分割的問題。地區間的疆界仍然無法逾越，這就難以實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區間資源的有效配置，形成優勢互補、協調發展。中國地方政府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便是發展經濟，而發展速度則是衡量各級政府及官員政績的一個重要標準，于是各級地方政府便采用經濟、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預企業生產，干預資金、人才和勞動力的流動等等，隔斷區域間的經濟聯系以保護本地市場與本地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區域經濟的行政區分割現象表現得十分嚴重，表現出一種與區域協調發展相悖的運行態勢，行政區經濟進一步強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區經濟”發展態勢是我們必須阻止的，因為這非但不是在進步、發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從城市發展的本質上看，城市本來就具有擴張性，行政區經濟理應向經濟區經濟發展。新區位理論根據杜能的農業區位論、韋伯的工業區位論、泰勒的中心地理論以及廖什的市場區位論的研究成果，從交易成本的觀點對企業的生產組織進行分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美國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艾倫?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論（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區域研究，形成了新工業區位論，通過對企業生產組織方式及其空間分布的分析來解釋城市化的進程與特征。斯科特（1988）認為，企業為了獲得最大經濟效益，往往采取組織和空間上都分離的生產方式，即向外擴散的趨向。但組織與空間上都分離的生產方式必然帶來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質的條件下，企業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圍內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國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隨著外資的大量涌入，勞動密集型產業紛紛轉向這些區域和城市，而這些地區的工廠不斷地從市區遷往郊區，它們都是在尋求空間上的分離或組織上和空間上都分離的最佳生產方式，以求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由于運輸費用、聯系費用的增加，這種分離的組織方式在空間上不可能離得太遠，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圍內集聚。可見，正是在這種分散與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漸形成連綿城市向腹地擴張，即形成城市群。從中不難發現，跨界是城市發展的必然結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與行政區分割的障礙之間存在不小的沖突。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是一系列復雜的經濟、自然以及各種內在規律相互作用的經濟社會過程。城市群是一個集合體，是多層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擴散的結果。從城市群的形成與演化機制可以看出，無論城市規模大小，城市發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發展必然導致跨行政區現象的出現，與行政區劃產生的矛盾也越來越明顯，跨界的區域性需求項目也隨之增多。我國長期的條塊分割所形成的各自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慮和解決行政轄區范圍內的事務，很少考慮提供跨界需求服務。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難以形成統一的整體規劃和開發、發展政策，使地區間協調合作難度加大。例如，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屬三個省級行政區，一些區域通基礎設施和工程因缺乏統一協調而進展緩慢，成為影響城市群發展的主要障礙。

除區域發展理論上城市發展跨界的特點之外，城市圈經濟也是市場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企業成為區域經濟的利益主體，市場運行的主流將是經濟規律而非政治規律，城市行政區的直接經濟職能將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難對地方經濟進行直接控制和封鎖。隨著我國全面加入WTO以及許多跨國公司的入駐，大都市圈地區的市場肯定是一個跨越城市行政界線的統一區域市場，市場和企業的跨界擴張直接取決于城市經濟發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隨著信息化、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城市網絡化程度日趨明顯，相互依存度強化。因此，未來的區域經濟發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適合這開放、自由環境的決策。從實踐規律看，我國區域經濟合作的快速發展，特別是東南沿海經濟帶三大區域快速發展更加驗證這一點：謀求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合作共贏的熱潮越來越高漲，區際間的經濟合作已成為一大趨勢。在這合作大勢之中逐步顯現出一條規律：區域經濟的發展，必須實現從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轉變。

三、城市圈整合發展的新思路

針對中國跨省都市圈內部的“行政區經濟”格局，有些學者習慣于從行政區劃的大一統來考慮跨省都市圈經濟的整合問題，提出在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為中心的“統一的行政區劃”――“上海省”、“特別經濟區”、“上海經濟特別行政區”、“大上海行政區”等觀點。這種隨意變動現有省區邊界的區劃調整方案不可取。這是因為，當今體制轉軌時期，國家對行政區劃的兼并或調整，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能夠促進政府間橫向關系的剛性整合，減少區域內耗，但當前中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到位、市場法制體系不甚健全、區域社會力量比較薄弱的格局下，各級省市政府實際上依然占據著地方經濟利益主體的地位，行政區劃的經濟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區劃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見的墻”，阻隔著應有的區際經濟聯系。所以說，在跨省都市圈范圍內，大一統的行政區兼并，雖然是一種空間整合的剛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決一時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跳出“區劃調整―競爭膨脹―區劃再調整”的怪圈。

實現跨省都市圈經濟整合與全面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內涵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保持行政區劃合理適度調整或不頻繁變動的前提下，順應市民社會的轉型，切實轉變省市政府職能，弱化行政區劃的經濟功能，回歸其政權建設和社會公共管理功能；積極借鑒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經驗，通過區域政治、區域社會、區域文化、區域規劃、公共參與等綜合制度體系創新，充分發揮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員省市政府、私營企業、非政府組織、社區組織、個人等多元力量，構筑一個既保持各級政府的治理能力，又發揮各方力量的主動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實有效的跨界協調與治理體系，依此來解決區際矛盾和沖突，形成相互開放、互惠互利、優勢互補、聯動發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體，提高區域整體競爭力。具體的政策建議如下。

1、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促進管理制度創新

一方面，要變“計劃”為“規劃”。“復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頗具價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從統治向治理轉變的角度，為解決當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沖突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在區域發展上，政府近年來給予了許多關注與支持。隨著市場機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發改委職能也從以往的審批為主，轉變為目前的規劃先行。2009年以來，國家相繼批復了十余個區域振興規劃，超出之前4年的總和。實際上，從“十一五”規劃開始，我國已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改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有關專家認為，“計劃”改“規劃”雖一字之差，但內涵有很大變化，因為后者不僅更加重視國土空間的規劃和管治，也強調了中長期規劃的指導性和約束性。而應對金融危機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職能從審批到規劃的轉變。2009年以來，為應對金融危機沖擊，國家相繼出臺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一系列區域規劃，在帶動中國經濟復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發改委有關人士表示：“由于這些重點區域所具備的優勢條件，加快其開發步伐，不僅有利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還能夠通過一些重大項目的建設帶動更大區域的發展，減弱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該人士還指出，雖然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已經明顯好轉，但今后還會繼續“通過規劃和政策來引導區域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政府應以整體為重，注重區域分工。政府應著眼整體利益，打破傳統的以“零合”和“競爭”為基礎的區域競爭思想，建立以“共贏”和“協同”發展為核心的區域經營理念；把產業發展、城市體系和重大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區域環境整治結合起來，從區域的角度進行總體的規劃。一要打破現有的以行政區劃為主導模式下的區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區劃的界限對經濟區的功能進行整體規劃，統籌安排，從城市群和經濟區的發展著眼，從整體上考慮全區域的發展問題。同時，對經濟運行效果的度量和考慮也應當更多地突破行政區劃的界限，應當引入全區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過區域內部的統一協調，打破在資金、人才、技術、資產重組、人口和產品流動方面的各種障礙，確保形成區域內部的統一大市場，實現區域內部的市場開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動，促進區內以及與區外之間的交流合作，形成競爭、有序、統一、開放和面向世界的開放型經濟合作區。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門、地域界限，本著“互惠互利、優勢互補、結構優化、效益優先”的原則聯合起來，推動城市間、地區間的規劃聯動、產業聯動、市場聯動、交通聯動和政策法規聯動，通過整合區域資源，調整區域產業結構，壯大跨區域的龍頭產業，以較低的成本促進產業優勢的形成。另外，政府應當將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導產業定位在第三和第四產業上，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其強大的輻射和對外聯系作用，在國際社會中發揮其影響力。如作為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東海岸城市圈和英國大城市圈中心的紐約、東京、倫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產業最為發達的城市，它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國的上海、廣州、北京、天津、沈陽、大連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產業則不夠發達，不但不能與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還落后于自身其他產業的發展水平，目前國內只有香港才具備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條件。所以，中國上述大城市圈中心應該主要發展金融、貿易、信息等第三、第四產業。

2、強化跨省區域治理，建立專門機構與體系

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網絡化已經成為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作者認為，以市場化為導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和區域制度創新，樹立“區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區域治理體系”，才是真正推動“行政區經濟”向“都市圈經濟”轉變。

多個行政區之間自覺的區域一體化，需要國家層面上的協調、多個相關地方政府的參與，需要統一的區域一體化決策與協調、監督機構。根據市場為不同行政單元所分割的現實特征，我們應借鑒國外經驗，建立相應的跨區管理機構，并賦予其相應的行政調控權，專門負責跨行政區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重大戰略資源開發、跨區生產要素流動和生態恢復重建等工作，處理區域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區際沖突和相關問題，并通過這種協調管理機構尋求一種每個地區都能夠受益的利益協調新機制，實現地區間整體利益最大化。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英國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城市群。該城市群由倫敦大城市經濟圈、伯明翰城市經濟圈、利物浦城市經濟圈、曼徹斯特城市經濟圈、利茲城市經濟圈所組成，英國大約80%左右的經濟總量集中于此，倫敦既是英國的首都，又是這一巨大城市群當之無愧的經濟中心。1964年，英國創建了“大倫敦議會”，專門負責大倫敦城市群的管理與發展問題。1980年初期隨著大倫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議會的廢除，幾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準或贊助的區域規劃行為，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沒有協調性的管理。依據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實際是通過當時的環境部承擔了這一地區的戰略規劃職能。但是，撒切爾夫人當政期間，在公共政策領域提倡依靠市場規律來提高政策的協調性和戰略性，結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項目規劃無法實施，投資無法加以協調，環境無法得以保護。種種跡象表明，重新確立一種新型的城市群協調機制勢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來，大倫敦地區又先后引入了戰略規劃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維持整個城市群戰略規劃的一致和協調。事實證明，這樣一種機構與體制對區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3、設立非官方的合作組織

根據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論，大力培育和發展具有跨界服務功能的非政府組織（或第三部門）可以有效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中間領域，這不僅有助于大都市圈內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資源整合，又能創造出一種相互謙遜、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區域文化。當前中國普遍存在的諸多非政府組織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門。它們與當地城市政府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具有濃厚的部門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務功能的區域型非政府組織。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組織體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離”的原則，加快各種行政化非政府組織的脫鉤和改制，讓其回歸為真正的自治民間組織；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的統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確其功能和職責，全面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再次，統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發展規劃，逐步組建和完善覆蓋跨省都市圈范圍的大型跨界區域型非政府組織，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聯合商會、跨省都市圈主要行業協會、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服務中心等。以長江三角洲為例，江蘇、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領導之間已經建立了定期溝通和協商機制，共同處理產業協調、基礎設施、環保等重大問題；長江三角洲所有成員城市的市長聯席會議，已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協商活動；所有成員城市自愿組建了聯合協調組織――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進行重大事項的相互協調；許多非政府組織，如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華東師范大學）、長江三角洲發展中心（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合作論壇（浙江大學）等均已經成立，并且成為向地方政府提供決策建議、施加社會影響的重要組織。

4、為城市圈發展創造契機

除去以上三個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獨厚的資源或者說契機也可以為區域發展增添動力。在大都市圈內積極開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項目，能使區域中的各個城市變被動型合作為主動型合作。例如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設、長江河道統一整治、2010年世博會等大型工程，已經給江浙滬三省市帶來了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共同經濟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帶動了各省市相互之間的主動合作與支持，這是目前解決我國大都市圈行政區經濟問題的一劑良方。

從歷史上看，世博會的舉辦都能推動以舉辦城市為核心的經濟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舉辦大阪世博會而最終形成的，以大阪為核心的關西經濟帶造就了日本經濟長達十年的輝煌；英國倫敦世博會促成了以倫敦―利物浦為軸線，沿泰晤士河擴展的產業密集帶和經濟核心區的產生；芝加哥世博會緊密聯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匹茲堡的鋼鐵工業和托萊多的玻璃工業。“在籌辦世博會的未來七八年間，上海城市發展的功能定位、經濟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將對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體系產生的功能輻射影響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籌備過程中做出了種種努力，上海在優化城市形態、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時重點發展微電子、裝備制造、會展、金融、房地產等產業，對周邊城市產生了巨大的帶動作用，長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術、資金等諸多要素的優勢互補互動。型展會的輻射作用和商機溢出效應會成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強有力的“推進器”，世博會的成功舉辦一定會加速建設上海國際化大都市圈的進程，為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聯動發展提供了一臺大馬力的“引擎”。不僅僅是旅游，在展館工程建設、世博禮品生產等等世博衍生的領域，這種各城市“共榮”也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浙江嘉興多個企業中標世博會定點生產合同，并成為世博會農產品的供應基地之一；江蘇南通市的建筑企業一舉包攬了英國館、愛爾蘭館、中國航空館等場館的建設等。可以預見，世博會這塊“大蛋糕”將為長三角經濟科學整合創造更多增量。同時，它也必將成為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催化劑和推進器，為地區一體化協調發展提供動力。通過共辦、共享，世博帶給長三角區域的不僅是發展的“量”的提升，更有發展的“質”的突破。

四、結語

21世紀是城市圈的世紀。城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將決定21世紀世界經濟、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牽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大城市圈，是中國能否在21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激烈國際競爭中取勝、能否使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不僅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努力發揮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國內也需要十分重視、扶持區域經濟發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發展是必須以摒棄陳舊的行政區經濟、形成成熟的經濟區經濟為前提的。綜上所述，要真正實現城市圈的全面、優質的發展，就必須打破行政區經濟，促進區域分工協作，淡化行政區劃色彩，強化經濟區域功能，調整政府角色，引導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方向發展。只有有效地實施這些改變方案，才能為實現城市圈區域合作和一體化尋求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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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一）對外直接投資總體實現跨越發展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規模由2002年的27億美元增至2011年的746.5億美元，年均增長達到26.9%。2008年之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保持高速發展，此后呈現震蕩型恢復增長。20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增速明顯下滑至1.1%。增速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全球經濟復蘇步伐放緩，一些主要的發達經濟體，比如美國、歐盟經濟增長乏力，企業投資決策更加謹慎造成的。2010年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基本恢復增長，2012年增速明顯提升，上半年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下同）354.2億美元，同比增長48.2%。總體上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受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負面影響有所顯現，但并不嚴重。

當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已進入高速發展的階段，成為全球重要的海外投資者。在對外直接投資初期，項目主要集中在能源原材料和貿易促進領域。隨著宏觀經濟調整（如人民幣升值）以及企業能力的增強，更多國內企業正在轉變觀念，到海外尋找機會，更深入地參與市場、提供服務、尋找能給予他們競爭優勢的技術技能。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組織估計，按照以往典型新興經濟體崛起的發展模式來看，到2020年中國向海外輸出的直接投資總規模將達到一萬億至兩萬億美元。

（二）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顯著上升

1、我國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增速明顯，比重上升

到2011年末我國對發達國家（地區）的直接投資存量達到466.4億美元，占全部投資存量的11%，較2010年提高了2%，較2009年提高4%，呈現上升趨勢。

從國別看，近年來我國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增速普遍在兩位數以上。2011年中國對歐盟的投資75.61億美元，同比增長26.8%，2010年為59.63億美元，增長101%；對美國投資18.11億美元，同比增長38.5%，2010年為13.08億美元，增長44%；2011年我國對對澳大利亞直接投資達31.65億美元，同比增長86%。

2、制造業在我國對發達國家投資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國對發達國家的制造業投資近年來比重明顯上升。以美國為例，從投資存量看制造業已成為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金額最多的行業，2010年投資存量占比重達27%，超過四分之一。從2011年的情況看，我國對美國制造業投資流量達7.8億美元，同比增長1.4倍，比重由2010年的25.4%上升到43.1%。

中國在美國制造業投資的大型投資（超過20億美元）都是在國內已有相對競爭優勢的領域、發展歷史較長的工業產品。2012年我國進一步對發達國家制造業增加投資。

3、我國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直接投資以并購方式為主

根據亞洲協會美中關系中心提供的數據，2003—2010年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額為117億美元，其中并購投資為90億美元，綠地投資為27億美元，并購方式占直接投資總量的77%。并購投資中，我國企業一般采用控股收購。2003年以來我國在美國的的121項并購投資中，有100項控股在50%以上。

近年來我國在美國綠地投資的比例有所提高，多數綠地投資是獨資擁有，少數綠地投資是與美國國內伙伴合資共有。目前已完成了一些在復雜產業進行的綠地投資，包括通訊器材、可再生能源、生物科技、航天和制藥業等。總體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對傳統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以綠地投資為主，對高技術領域、研發及銷售網絡等投資以并購為主。

4、發達國家的態度逐步轉向歡迎，但依然有諸多障礙

國際金融危機后，美歐等發達國家對于就業以及經濟增長方面的關注，對外資的需求有所增加，使得其對外國直接投資持相對歡迎的態度。但障礙依然存在，這一點在美國最為突出。

我國部分直接投資項目因美方的“國家安全”理由而受阻體現了美國對我國直接投資的矛盾態度。由于金融危機，美國關于外國投資的爭論在2007—2009年之間有所緩和。但近年來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大幅增長也引發了不安情緒。在美國外資安全審查制度中，部分商業特殊利益集團可能為了避免來自中國公司的競爭，而挑動政客阻止其對美的投資。國會議員們雖然不直接介入外資委的審批程序，也沒有權力來啟動外資委的審議，但是他們有監督權，有權召開聽證和傳喚證人證據，能通過決議和修正案，在極端情況下有能力修改相關法律（如《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案》）。因此政府執行部門對國會要求外資委采取行動的呼吁不會無動于衷。

5、我國對發達國家投資的未來趨勢

隨著中國整體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將逐步更多地向發達國家轉移。在中國企業對于美國投資領域相關的法律規則進一步熟悉的基礎上，制造業的綠地投資將以成熟的、有較長發展歷史的普通工業產品為主，且主要投資于價值鏈下游的環節。由于基本不受安全審查制度的影響，綠地投資將以比較穩定的速度增長，且私人投資將逐步占主導位置。我國在美國的并購投資的重點仍在高技術領域，以及技術研發和銷售網絡等環節。在并購方式下，最大的負面影響來自于美國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總體上講，受國際金融危機后就業壓力嚴重的影響，未來我國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將出現較大空間。

（三）對發展中國家投資仍是主體

近年來，我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均保持全部對外直接投資的八成以上，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是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流方向。

1、我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增速明顯

2011年，我國直接流向發展中國家（地區）的投資流量為612.3億美元，占82%。到2011年末，我國對發展中國家（地區）的投資存量為3781.4億美元，占89%。我國對發展中國家投資以亞洲、非洲和拉美為主要目的地。近年來以上三個地區的投資都出現快速增長。

我國對主要發展中國家投資的存量均出現了幾何級的增長，10年來增長倍數多數達到了幾十倍乃至上百倍。從投資流量看，近年來增長顯著的國家主要有緬甸、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亞、伊朗、越南、南非、剛果（金）、古巴、尼日爾、巴西、秘魯、古巴、墨西哥等國家。另外部分國家的流量變化呈現跳躍性特點，在某一年突然大幅上升，如哈薩克斯坦、蘇丹、毛里求斯、津巴布韋、阿爾及利亞、尼日爾等。這主要受到當年某項能礦、基礎設施等大項目的顯著影響。

2、能源礦產資源與基礎設施仍是我國對發展中國家投資的最主要領域，同時制造業、農業等領域的投資正在逐步增長

從我國對東盟投資情況看，基礎設施、制造業以及采礦業為主要領域。2011年我國對東盟十國的投資流量是59.1億美元，同比增長34.1%，在東盟設立直接投資企業2400多家，雇傭當地雇員11.8萬人。

從我國對非洲直接投資情況看，根據商務部統計數據，截至2011年底中國對非直接投資已達到162.4億美元，比2008年增長了1.1倍。逾2000家中國企業在非投資興業。能礦、建筑、制造等行業的項目數量保持增長，金融、航空、農業、旅游等產業的投資合作方興未艾。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成為非洲國家希望優先投資的領域，許多國家都把新建或改善公路、鐵路、機場、碼頭、供水、供電等基礎設施作為振興經濟的優先領域。

從我國對拉美直接投資情況看，雙方在資源能源、基礎設施、高科技、農業等領域合作也取得了長足發展。對于拉美地區石油、礦產品、農產品以及制造業的投資成為最活躍的投資領域，為了能源供應而配套建設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也在迅速增加。

3、我國對發展中國家投資的未來趨勢

在未來中長期，我國對發展中國家投資仍將以能源礦產和基礎設施為主要領域，這兩類投資的項目金額大，從項目金額統計看占較大比重。基礎設施投資在一段時期內將有明顯增長，因發展中國家普遍歡迎我國在交通、通訊、城市建設等方面的投資，而基礎設施配合能源礦產投資也成為我國對發展中國家投資的一項特色。我國對發展中國家投資中的民營企業比重將逐步增加，投資領域主要是與當地市場需求相適應的、我國技術成熟的工業制成品包括紡織、輕工、機械、電子等。在此類制造業中我國有技術優勢，而發展中國家有技術需求與市場需求，可以形成良好的投資合作。此外，我國對發展中國家農業領域的投資，特別是其特色農產品的種植與加工業將有良好的增長前景。

（四）民營企業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快速崛起

近年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經營主體結構不斷優化，成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新亮點。我國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包括以下類型：一是有明顯比較優勢并成功轉化為競爭優勢行業的民營企業。二是對外依存度較高、國內需求旺盛的行業。三是具有一定技術研發和創新能力的民營企業。四是從事貿易、綜合物流和供應鏈管理、分銷和售后服務、資訊和咨詢等服務型民營企業，通過對外投資實現跨境服務的“商業存在”。

（五）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社會責任將進一步提升

社會責任已經成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必過的一關。由于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經驗不足，人才缺乏，語言不適應等眾多障礙，也使得履行社會責任成為企業跨國經營時快速融入當地環境的“捷徑”。

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中國企業仍有許多不足。首先，企業觀念問題。一些中資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沒有上升到企業長遠和可持續發展的高度；也有的企業認為在創業的初始階段沒有必要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耗費人力和物力。其次，一些企業對所在國的基本情況缺乏了解，影響了其履行社會責任。個別中國企業將國內的工作模式（如勞動時間、待遇與工作條件等）復制到所在國，造成了不良影響。第三，整體來說，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大中型國有企業做得比較出色，中小型民營企業還有差距，它們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缺乏完善的理念和計劃，具有很大的隨機性。第四，中資企業在對自身履行社會責任的正面宣傳上還比較落后，缺乏這方面的資料收集、整理、統計和宣傳計劃。

未來中長期，我國企業對外直接中履行社會責任的程度將成為影響投資成敗的戰略性問題，不論是企業還是政府層面都應當引起高度重視。目前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環境保護及勞動保護等意識正在日益增強，環境標準正在跟國際主流靠攏，中國投資者的行為將受到東道國的嚴厲約束和監管。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展望

（一）進一步引導和提升民營企業擴大對外直接投資

民營企業是最具活力的經濟實體。從德國等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的經驗看，具有優良歷史和產品技術優勢的私營企業始終是其對外直接投資的主導力量。

我國民營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仍需要相關政策更多地引導與支持。未來應對我國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制定更具操作性的規則和標準制度要求。重點鼓勵有條件的民營企業把產品價值鏈、供應鏈、資本鏈延伸擴展到境外，在海外建立加工組裝基地，同時構建企業的境外分銷、售后服務和全球維修體系，全球綜合物流和供應鏈管理體系，研發、設計及創新中心，境外能源和資源儲備和供應保障體系等。

加強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管理體系的建立，提供更具政策支持性的國家風險評估提示和相關信息。此外在教育和培訓安排、項目前期投入的資金支持等方面，輔以相對具體可操作的配套措施。

在金融支持方面，拓展民營企業“走出去”的融資來源和渠道；鼓勵政策性金融“走出去”，通過貨幣互換、人民幣優惠貸款、出口信貸、對外人民幣援助等方式為民營企業服務，試點以人民幣貸款擴大中國技術設備、日用消費品和勞務的出口。

（二）進一步引導企業更好地承擔在對外直接投資項目中的社會責任

要從戰略高度認識對外直接投資項目中的社會責任問題，將其作為企業積極融入東道國的有效渠道。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于2010年底編制了《中國對外承包工程行業社會責任指引》。未來有必要將“社會責任指引”拓展到對外直接投資領域，尤其是對民營企業，應當制定相關的指引與規范，促使企業樹立高度社會責任感，承擔社會責任。對于在東道國沒有盡到應盡的社會責任，甚至對當地的員工權益或環境保護造成不利影響的企業，應當制定明確的懲罰機制。

（三）積極推進海外產業園區發展，發揮其橋頭堡作用

目前我國海外產業園區建設已經取得初步成效，園區的形式、內涵和功能均在不斷探索與發展中。未來可適度擴大海外科技園的規模和地域分布。除在發達國家布點外，也可逐步推進在東歐、泰國、越南、巴西、南非、埃及等國布點。深入調查總結現有海外園區經驗，完善運作模式，提升服務水平。在提供物業服務基礎服務的基礎上，服務內容逐步向經營管理服務、技術支持服務、投融資服務等縱深領域拓展，多方位促進中小企業海外成長。

（四）加強與重點東道國的雙邊投資保護協議談判

篇4

對于民眾來說，社區矯正是一個全新的理念，是一個源于英美法系國家的舶來概念。社區矯正是20世紀西方國家普遍盛行的，并被聯合國預防與控制犯罪組織予以肯定與倡導的，以社區為基礎的矯正罪犯的制度與。主要做法就是傾注全社會力量，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即所謂不需要監禁(指罪行比較輕微、不致危害社會)或不再需要繼續監禁(在獄中表現較好、已夠保釋條件、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或裁定規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它所采用的是開放型的、更注重改造效果的改造方式。這一改造方式，較之傳統刑罰執行模式，具有較大的社會優越性，社會價值明顯。

（一）以人為本價值取向明顯

以人為本，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價值目標，也是刑法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以人為本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的基本要求就是把任何一個人都作為人來看待。罪犯也是人，也有其人格的尊嚴，也追求其自身的自由和幸福。對于犯罪人的關懷不再是一種恩惠，而是法制國家一項義務性的社會任務，是和諧社會的一項基本要求。

1、社區矯正體現了一種寬容精神。寬容是刑罰人道化的重要標志，房龍認為，無論是人類思想史，還是刑罰史，都是為寬容而斗爭的。[1]對實施了反社會行為的罪犯，國家和社會并不拋棄他們，而是給予他們重返社會的希望和機會，并且為罪犯的矯正營造寬容的社會氛圍，使矯正對象在寬容中感受人性關愛。而和諧的社會關系正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寬容上。

2、社區矯正體現了人性關愛的理念。罪犯盡管危害了社會，被判罪服刑，但他也有與正常人一樣的需求和情感，社區矯正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罪犯的需求和情感。一是社區矯正滿足了罪犯渴望自由的需求。自由是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權利之一，也是其他方面的權利存在的基礎。在市場社會，個人的獨立與自由是市場交換的基礎，個人自由具有空前的價值。這一點對罪犯也適用。社區矯正是在社區環境中對罪犯進行監管和矯治，罪犯并不脫離正常的社會生活，與監禁矯正相比，具有較大的自由度。二是社區矯正滿足了罪犯的情感寄托。罪犯如果被判刑入獄，就無法過正常的家庭生活，導致家庭生活殘缺，婚姻關系名存實亡。而社區矯正使罪犯保持健全的家庭生活和穩定的婚姻關系，從而使其情感需求得到了滿足，促使罪犯更加珍惜家庭的溫馨，承擔起自己對家庭應負的責任。這反過來有利于維護罪犯的婚姻和家庭穩定，減少家庭矛盾，并能在生活上兼顧到家庭，提高他們對家庭的親和力，促使犯罪人安心服刑，從而加速罪犯的自我改造。

3、社區矯正以罪犯的復歸社會為終極目標。我國學者指出，行刑人道主義的最高層次是使罪犯的人格得到改造并健康，實現其作為人的價值。[2 ]以人格矯正為前提、罪犯復歸社會為目標的社區矯正制度，集中體現著行刑的人道價值。一是社區矯正的實施可以讓罪犯繼續保持與家庭和社會的聯系，有利于塑造罪犯的“公民人格”。犯罪學的表明，犯罪人的家庭和社會資源，是幫助犯罪人改過自新的重要支持系統，是任何其它力量都不能取代的改造力量。二是社區矯正可以避免監禁矯正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避免“監獄化”人格的出現。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者Sykes指出監禁刑會給受刑人帶來五大痛苦：自由之剝奪、物質與接受服務之剝奪、異性關系之剝奪、自主性之喪失和安全感之剝奪。[3 ]這些痛苦對服刑犯的人格和自我價值感構成巨大的威脅，極易造成自律力萎縮、意志力喪失等“監獄化”人格現象。過度地使用懲罰手段，還可能會使犯罪人放棄改過遷善的機會。因此，罪犯的監獄化是同罪犯的再社會化相抵觸與背棄的過程，對罪犯人格的塑造和重返社會目標的實現起著阻滯作用。而在社區矯正的罪犯不會受到監獄環境的感染，健全的家庭生活，穩定的就業，正常的休閑活動，加上適度的社會監督，可以較好地矯正罪犯的反社會人格，從而使罪犯順利地融入社會，實現再社會化的目標。

（二）效益價值突出

一是有利于為國家節約大量的財政資源。開展社區矯正，既有利于監獄集中人力、財力和物力矯正那些只有在監禁條件下才能改造好的犯罪分子，又可以有針對性地對那些不需要監禁的罪犯在社區中實施社會化，還可以防止嚴重犯罪分子與其他罪犯之間的交叉感染，提高對所有罪犯的教育改造質量，有利于合理地配置行刑資源，減少行刑的成本。我國是一個發展家，財政資源并不寬裕，用錢地方甚多，不應忽視行刑的經濟性，即在行刑中以最小的投入來獲得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社會效益，使刑罰執行成本最小化，而效益最大化。監禁刑的行刑成本要比非監禁刑的行刑成本高得多。根據2000年的一項統計資料顯示:中國監獄共超押罪犯24萬人，而關押改造一個罪犯的年費用也已達到7266元，這差不多相當于一個大學生一年的開銷。[4]，監獄擁擠問題非常嚴重，給監獄的管理、犯人的教育等都帶來巨大的困難，致使有限的監獄經費入不敷出，包袱越背越重，遠遠不能滿足監獄建設和發展的正常需要，迫使監獄偏離自身的性質而過度地追求創收。這種現狀既造成國家財政資源的不合理使用，也降低了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質量。無疑，社區矯正將是有效緩解監獄壓力的重要途徑，是解決監獄人滿為患問題的最有效辦法。

二是有利于解決服刑人員的經濟困難。一般來說，監獄往往只注意安全和秩序，服刑人員在獄中學到的在社會上生存所需的勞動技能非常有限，而且在刑罰強制的條件下，服刑人員被迫接受教育的效果通常是十分消極的。他們長期在高墻內生活，與外部世界相隔離，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情知之甚少，獨立動手能力乃至謀生能力較差，這對其本人日后的生活和整個家庭都可能產生長期的負面。由于實行社區矯正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犯罪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使其盡可能多地接觸社會、了解社會，有利于他們早日融入社會。如果改造好了，則可以達到人性的復歸，學到有用的知識，培養勞動技能，打好生活基礎。通過社區矯正，可以使其在社會上從事正當的職業并獲得報酬，成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并且能為家庭提供經濟上的支持，解決家庭生活上的困難，增強家庭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

二、現階段社區矯正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社區矯正工作正處于試點摸索階段，從各地試點情況看，社區矯正在司法實踐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是，由于人們對社區矯正認識上的偏差、相關法律滯后等因素，嚴重制約著社區矯正工作的開展。

（一）民眾對社區矯正難于認同

在絕大多數人的思想意識中，“罪犯”就意味著“坐牢”(監禁)，認為只有把犯罪人關在監獄里才是最安全和最使人放心的，擔心把犯罪人放在社會上不保險，容易造成管理失控或者犯罪人會因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改造而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認為犯罪分子被判刑后卻仍然留在社會上就等于沒有受到刑罰處罰，或最起碼是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這種觀念，深入人心且深根蒂固，所以，在社區矯正的實施過程中，一些群眾表現出過度的憂慮、恐懼，盡量避免與服刑人員接觸，這給社區矯正工作帶來許多困難。

（二）適用的對象過少

我國長期以來都以執行監禁刑罰為主，非監禁刑罰為輔，對于非監禁刑罰的適用還處于非常薄弱的階段。目前適用社區矯正的情況包括三種刑罰和兩種刑罰執行措施。三種刑罰指管制、緩刑、剝奪權利，兩種刑罰執行措施指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然而在實踐中，對于管制刑的適用率不高，而法律在管制、緩刑、假釋和監外執行等的適用對象和條件上規定得又過于抽象和苛刻，導致實踐中難以執行，適用的比率非常低。據統計，2000年全國各級法院被判處刑罰的罪犯總數為646431人，其中被判處管制的為7822人，占1.21%，判處緩刑的占15.85%。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罪犯予以假釋的適用率僅為1.63%，在2001年監外執行的罪犯占在押犯總數的比率僅為1.83%。[5]實踐中，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非常少，這就使社區矯正制度流于形式，不能真正發揮其作用。在這種情況之下，充分發揮社會資源，促使罪犯早日回歸社會，降低重新犯罪率，以及探索行刑方式多樣化等一系列目標，都將難于達到。

（三）現行的法律規定滯后

在現行法律規定中，還存在許多不適應現實社會的發展，需要完善修改。如有關緩刑、假釋的法律規定過于嚴格。刑法第72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可見法律對緩刑適用規定上，沒有對緩刑的適用主體和行為條件予以明確規定。這就造成了司法機關在適用緩刑時，沒有確切的依據，從而在司法實踐中較少適用緩刑的刑罰。另外，緩刑適用對象的范圍為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減少了緩刑的適用量，反映了刑罰執行制度上傾向于監禁刑罰，盡量減少適用非監禁刑罰的刑罰思想。立法及司法機關對于假釋的適用也同樣采用慎重的態度。如對于因殺人、爆炸、搶劫、、綁架等暴力性犯罪，以及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將無法通過假釋這一法律途徑盡早回歸社會。此外，在適用假釋時，“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危害社會”作為實質性條件，其實為軟性條件，缺乏考察、評定和檢驗的標準，造成實踐中不易操作。從而在決定假釋時，出于保障社會安全與穩定，防止意外事件發生的考慮，假釋決定機關將會采取盡量不適用假釋的做法，這樣就不用承擔失察等責任。

（四）社區矯正工作僅流于監控，矯正、教育及執行刑罰的嚴肅性不足

現行矯正制度包括了電話報到、思想匯報、談話教育、培訓、公益勞動、請銷假制度等，在上基本涵蓋了社區矯正的工作，但在具體實施中卻受到各種制約。由于場地、經費、人力資源嚴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顧慮，

集中學習培訓工作基本上沒有展開，公益勞動的時間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社區矯正的主要工作形式表現為報到、談話及走訪，由此，矯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無法實現較高矯正水平的“教育”和“矯正”。

而且，社區矯正的本質是非監禁的刑罰執行活動，這是社區矯正工作的基礎。但在實踐中這種刑罰執行的性質常常被有意無意地淡化，存在著隨意性，偏離了法律的軌道。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現行法律法規的不健全，許多矯正規定尚以規定、細則、辦法的形式出現，沒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矯正部門在執行中存在束手束腳的現象。二是在矯正工作的對外宣傳中強調其人性化的一面較多，強調刑罰執行的嚴肅性的一面較少，使不了解社區矯正工作的受眾產生了片面的誤解。三是矯正工作開展前，緩刑、假釋罪犯在由公安機關監督執行時確實比較松散，在重新規范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不理解和阻礙。四是部分社區服刑人員本身具有抗拒改造的心理因素。多種原因造成了目前社區矯正工作權威性不足的問題，部分社區服刑人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造成了不良影響，也成為目前社區矯正工作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五）社區矯正組織不健全，社區矯正層面單一，尚未形成全面完善的矯正

根據我國現行刑事法律的規定，對于管制、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適用社區矯正的罪犯，在其刑罰執行時均由公安機關代為管理。但是，由于公安機關本身肩負著維持社會治安秩序和刑事案件偵查等重大任務，在警力已經不足的情況下，還要對社區矯正人員予以監管改造，就顯得力不從心。實踐中公安機關僅做到對文件和檔案材料上的把關和落實，對于社區矯正的教育轉化、心理矯正、監督管理等重要工作內容就處于落空狀態。而且，目前在試點過程中，社區矯正工作在吸納社會志愿者、組建專業心理矯治隊伍、社區力量幫教方面尚處于構思起步階段。這樣在工作中就極易因沒有統一的社區矯正機構和配套的社區矯正體制而出現互相推諉和責任不到位的情況。此外，社區矯正人員的素質普遍不高，專業矯正人員少，也直接影響了社區矯正制度作用的發揮。

三、完善社區矯正工作的對策

（一）擴大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

擴大社區矯正適用對象，涉及到把什么樣的罪犯放到社區中執行刑罰的問題。從有利于社會穩定，增添社會和諧因素的角度考慮，筆者認為，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及范圍至少應包括四類:一是未成年犯。對于犯罪的、必須處以刑罰的未成年人，應該優先考慮使用社區矯正刑，尤其是對于那些罪行較輕的未成年犯或未成年初犯、偶犯。二是輕罪犯。對于罪行較輕的、社會危害性不很大的罪犯，如防衛過當、避險過當等可以使用社區矯正刑。具體范圍可以考慮將原《刑法》所規定的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增加使用社區矯正刑的刑罰方式。三是過失犯。過失犯罪，由于不是故意實施的，其主觀惡性程度一般不會太大，將他們放在社會上服刑改造，一般不會再危害社會。使用社區矯正刑這一刑罰方式，更有利于他們的改過自新。四是老、弱、病、殘、孕犯。各國刑法一般都認為，刑事責任因其責任能力的減弱而有所減輕，應當或者可以從寬處罰;同時還認為，刑罰的目的在于預防犯罪，決非報復，而特殊預防重于一般預防，裁量刑罰首先應當考慮的是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然后再適當考慮一般預防的需要。作為犯罪者中的“弱勢群體”，他們的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較小，因而其承擔刑事責任的程度可有所降低。

（二）細化緩刑、假釋的適用條件

我國刑法規定的緩刑、假釋適用的實質性條件是:犯罪人有悔罪表現，不致再危害。該規定過于原則，彈性過大，未提供具體的評判標準，不利于緩刑、假釋的準確適用，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法官和監獄在緩刑和假釋適用上傾向于保守立場，從而了緩刑、假釋的適用率。為此，應對“悔罪表現”進一步細化，以便利司法操作。例如，投案自首，歸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罪行，主動檢舉、揭發他人的犯罪事實，采取積極措施避免或減少犯罪造成的損失，積極退贓，積極對受害人進行民事賠償等，都可視為悔罪的具體表現。或者將假釋的實質性條件修改為：在服刑期間認罪悔罪、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改造，積極參加和勞動、一貫表現良好的，或者年老體弱、喪失作案能力的等等，從而為緩刑和假釋的適用提供一個可操作性的實質要件。另外，從促進犯罪人改過自新和建立犯罪人再社會化橋梁這一目標出發，我國刑事立法應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對執行一定刑期改造的罪犯可以考慮適用法定假釋，即對于在監獄執行了大部分時間的刑罰以后，由規定予以附重要任務的釋放。

為了保證緩刑、假釋的適用效果，還有必要建立我國的罪犯判決前的人格調查制度，即對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貫表現、家庭背景等進行專門調查，以對其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進行系統的評估，從而通過這種預測評估來確定是否能對犯罪人適用緩刑和假釋。緩刑、假釋等社區刑罰的適用效果，在很大程度受再犯預測水平的限制，而提高預測結果的準確性又有賴于建立的人格調查制度。當然，由于社區矯正是將罪犯放在開放的社區執行刑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給社會治安會帶來一定的風險。因此，在擴大社區矯正適用對象的同時，必須審慎進行，切不可盲目適用，以避免出現社區矯正的濫用。

（三）增加一些禁止性或義務性的規定

為了避免社區矯正流于形式，防止重現管制刑遭遇“滅頂”的風險，對社區矯正應該注重通過一些禁止性或義務性的規定去落實對服刑人員的改造。如英國法律中，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進行無償的從40小時到240小時不等的社區工作即“社區服務”，或者要求服刑人員在宵禁期間不得進入某一特定的場所，或要求其在晚間或周末留在家中不得外出等等[6]。我國的社區矯正也可以考慮增加對服刑人員管束的某些禁止性規定，如在一定條件下禁止其出入特定場所或與特定人員來往，以減少犯罪誘發因素。同時可增設一些義務性規范，如向受害人道歉、賠償受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損失、參加職業教育或職業培訓、積極承擔家庭撫養費用等等。這樣，不僅使刑罰的力度加大，同時還可以強化社會正義感，贏得公眾對社區矯正工作的認同和支持。

（四）建立立體的社區矯正

罪犯的矯正離不開社區，開展社區矯正工作必須以社區力量為依托。的當務之急是建立起廣泛吸納社區人力、物力資源的立體社區矯正網絡。社區矯正網絡從結構上可以分為三級，第一級是社區矯正工作的執行主體，具體包括政法委統一領導，司法局組織實施，法院、檢察院、公安局、民政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監獄管理局等相關部門協作配合，司法所具體執行的一整套矯正執行機關，這些機構是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主體。第二級是為矯正工作提供專業協助的機構和個人，包括為矯正對象提供職業培訓、心理咨詢和矯正等方面的專業協助。他們不是矯正機關的組成部分，但通過協議的方式與矯正機關形成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第三級是具有社會責任感自愿為社區矯正工作提供無償服務的社區志愿者。只有組建起這三級組織，才能形成一個強大而功能完善的社區矯正網絡。要在第一級組織高效運轉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二、三級組織的作用。要特別注意培育村級組織，充分發揮社區居委會、居民小組在監控服刑人員行動上的便利作用，為司法所將工作重心從監控轉向教育和矯正提供條件。

通過組建矯正網絡，實現地區資源共享，實現政府主導下的矯正機關與專業機構、人員的合作關系，由專業機構提供服務，矯正機關按勞付酬，實現共生和雙贏的局面。

（五）改進矯正方式，豐富教育手段

改進現階段矯正手段單一、效果不顯著的現狀，做到四個結合。一是個別教育與分類集體教育相結合，既堅持針對服刑人員的個性心理特征開展個別教育，又針對同一犯罪類型服刑人員的共同犯罪心理特征開展多種形式的集體教育，如進行相關法律知識學習、社會實踐等，以節約資源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二是專職教育與兼職教育相結合，矯正工作者作為執行主體，是專職矯正人員，對矯正全過程進行統籌規劃，制定矯正方案，確定階段矯正目標；兼職是指與矯正機關達成合作關系的專業機構、社區組織和社會志愿者階段性地參與矯正工作，在一些專業領域提供服務，在專業矯正隊伍沒有完全形成體系前，彌補其專業領域上的不足。三是思想道德教育與心理健康教育相結合，在堅持法規、文化、道德教育的同時，盡快建立起從接收到解矯前階段全面的心理輔導和診療機制，包括開展心理健康講座、定期進行心理測試、進行一對一的心理咨詢和矯正，開展各種形式的輔助等，盡快消除服刑人員的犯罪心理，矯正各種不健康的心理傾向，促使其在心理上回歸社會。四是課堂式教育與互動式教育相結合，在矯正工作者采取主動的談話教育、課堂教育之外，開展形式多樣的互動教育，使服刑人員參與進來，通過直觀的感受深化教育效果。如組織管制、緩刑犯參觀監獄、未成年人管教所，與監獄服刑人員座談，使其感受法律的威嚴，加強服刑意識、規范意識。開展社會公益活動，通過他人的肯定和認同增強服刑人員的社會責任感。

（六）暢通渠道，加強協作

加強溝通協作，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矯正機關對罪犯實施矯正的判決或裁定參與意見。以假釋為例，社區矯正組織通過調查罪犯服刑期間表現、走訪罪犯家庭和社區、與罪犯面談等方式，形成對該名罪犯是否適于社區矯正的意見，在監獄向法院提交假釋建議書的同時提交法院，法院在此基礎上最終作出假釋裁定。這樣，矯正組織在矯正前就對罪犯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隨著矯正工作的深入開展，矯正機關還可在對管制、緩刑類服刑人員判決前向法院提交意見。這樣的優點是：作為法院和監獄，只能根據罪犯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作出判決或裁定，而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對罪犯的成長背景、家庭環境、社區意見等進行調查走訪，而矯正機關可利用基層矯正網絡進行比較全面的調查了解，并得出其是否適合社區矯正的結論，為法院正確地判決和裁定提供重要的參考意見。保證適合的服刑人員進入社區，提高社區矯正質量。二是在矯正過程中各司法所與監獄建立協作關系。如針對目前各區縣普遍反映的剝權類服刑人員難以管理的，可在矯正責任人與罪犯原服刑監獄干警間建立直接聯系，矯正工作者可從監獄干警處直接獲取許多有針對性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經驗，對于重點服刑人員的管理可起到較大的幫助作用。此外，提高矯正工作者工作水平，培養一個成熟的社區等都是開展社區矯正必不可少的條件。

（七）加強社區矯正的正面宣傳，打消人民群眾的顧慮對于人民群眾的不理解和不支持

要注重對社區矯正工作的正面宣傳，從思想觀念上，消除人民群眾對這一刑罰執行方式的顧慮。在宣傳時，可以向群眾講清楚社區矯正的對象是經過司法部門按照嚴格的標準予以篩選和鑒別，已經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罪犯，并且是在社區矯正組織的嚴密監控下執行刑罰的。如果服刑人員在社區矯正過程中，有違反社區矯正制度的行為，如危害小區居民的生活秩序、脫逃等情況，那么就要執行監禁矯正的刑罰措施。當然，在宣傳時，應當實事求是，不宜夸大宣傳，要切合實際，以人民群眾能夠接受的方式做好思想工作。

結束語

開展社區矯正，是民主與法制建設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一種方式，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社區矯正的本質就在于對犯罪人進行治理、修復，為犯罪人架起再社會化的橋梁。犯罪人教育改造質量的好壞，他們走向社會之后是否真正認罪服法以及是否重新犯罪，關系到社會及公眾的安全，進而影響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因此，我們應該正確認識社區矯正在矯正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進矯正制度，不斷改革完善社區矯正制度，使社區矯正在產生強大的生命力。

注釋：

[1]劉保民，張慶斌，《監獄行刑人道化問題》，載《犯罪與改造研究》，2004，（2）：49-54。

[2]陳士涵，《人格改造論》（下卷）北京：學林出版社，2001。

[3]周國強，《國外社區矯正的基礎及其發展評估》，載于《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3）47-52。

篇5

（一）美國金融危機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開始向全球蔓延，其來勢之大之猛令人生畏，各國紛紛采取措施以應對可能帶來巨大損失。隨后，世界許多國家采取了貿易保護政策，世界經濟進入寒冬，全球貿易出現負增長。

（二）金融危機對國際貿易的沖擊

金融危機向全球蔓延后，西方各國紛紛采取貿易保護政策，貿易膜材頻發，阻礙了全球貿易的發展。同時貿易方式也有傳統的貿易方式向電子商務方向發展。各國央行紛紛不斷降息，以加大各銀行的流動性，可是企業并沒有性對容易的在銀行取得融資，貨幣傳導機制失效。由于從事國際貿易的企業主要是通過短期信貸融資，沒有了資金，國際貿易額銳減，導致金融危機開始傳導到實體經濟上來。

（三）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

中國經濟作為世界經濟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不能脫離外部世界而存在，在這次經濟危機中也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其中2009年是我國經濟最為困難的一年。2009年，我國出口增幅明顯下降，由于經濟危機西方各國人民都減少了消費，造成外需下降，我國出口隨之回落，中國內需又不足，經濟發展速度減慢。同時，由于各國紛紛讓自己國家的貨幣貶值，導致一些國家通貨膨脹，其中美國為甚。美元作為我國的主要外匯儲備貨幣，使我國外匯儲備嚴重縮水。

二、當前的國際貿易政策及其新取向

（一）國際貿易逐漸回暖

隨著各國救市措施的實施，各國紛紛恢復了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信心。世界經濟逐步恢復增長，國際貿易總額不斷上升。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到國際貿易體系中來，比如剛剛加入的俄羅斯，貿易壁壘正逐步降低，全球化加速。

（二）新興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增加

從國際貿易總量上來看，新興國家市場份額不斷增加，發達國家所占比重逐漸下降，國際貿易正趨于平衡。2011年世界貿易增長慢于預期，只要是因為呈現雙速增長的格局，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疲軟拖累了全球的生產及貿易活動。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贈速高于發達國家。全球貿易放緩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其中有一些是自然災害和政治動蕩，這些原因造成了地區經濟短期內的動蕩。其次，由于世界經濟的發展弱于預期，負面消息增多，造成經濟放緩，生產和貿易降低。

（三）科學技術、服務貿易、技術密集型產品成為重要的貿易對象

科學技術正成長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各種高科技產品不斷涌現，甚至成為一些國家的主導產業。各國紛紛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力度，不斷優化自身經濟結構，提升服務產業所占比重，加大對高新科技產品的引進力度，同時加大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支持力度。提升其在自身經濟中的地位，隨著各國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各種科技密集型產品正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主流產品

（四）電子商務正逐步成為未來國際貿易方式的主流

出于成本和效率考慮，在國際經濟危機時其優勢逐步顯現出來，并被人們不斷地用于國際貿易實踐中來，不僅降低了交易成本還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并且不受時間地域限制，擁有巨大的靈活性。由于電子商務有以上的巨大優勢，不久之后，其必將引起一場深刻的貿易革命。

（五）區域經濟貿易在國際貿易中凸顯出來

雖然世界經濟仍然沒有擺脫經濟危機的困擾，但世界各地區域經濟合作加快，彼此來往更加頻繁，個地區之間成立了各種各樣的經濟組織，彼此之間合作深度和合作廣度不斷加大，投資貿易自由化，促進了本地各國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地區貿易額的提高。

三、危機后的治理措施

（一）優化經濟結構，促進貿易結構的調整

目前世界經濟尚不穩定，要想降低我國企業的對外依賴性，必須從現在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向內需導向性的經濟結構發展，不斷擴大內需。各國目前都在不斷加大對本國經濟的優化力度。我國也應該加快調整經濟的力度，優化產品結構，實現貿易產品的多元化，提高貿易的穩定性，引導我國企業向價值鏈的高端轉移。

（二）構筑多邊自由貿易體系，加強區域合作

每逢經濟危機，貿易保護都會尾隨而至。貿易保護并不能解決經濟危機問題，反而使其雪上加霜。為了有效遏制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與泛濫，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必須加大對多變自由貿易體系的構筑。降低經濟危機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

（三）穩定外貿政策

加大國家的政策支持，繼續使用各種鼓勵走出去，引進來的外貿政策，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有力環境，解決中小企業實際生產經營中遇到的困難。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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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湖北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錄取信息查詢和各批次填報征集志愿時間表

  省招辦提醒：每個批次的平行志愿在正式投檔前都要經過反復模擬和與院校交互，正式投檔后考生的錄取狀態才會發生變化。因此，考生錄取信息查詢開始時間與錄取進程中各批次錄取開始時間相比會適當滯后，敬請考生耐心等候，按時間查詢。  錄取過程中，高校在平行志愿投檔后生源不足未完成的招生計劃、投檔后因少數考生不符合錄取條件退檔或投檔考生自己要求退檔而未完成的計劃、平行志愿投檔后新增的招生計劃面向全體考生重新公開征集志愿。省招辦在考生填報征集志愿的第一天下午3：00之前，通過湖北招生信息網公布征集志愿計劃信息，縣市招辦和多家媒體也會公布征集志愿計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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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過實證評價皖南地區基本藥物制度實施效果，為完善相關政策提供實證依據與對策建議。方法：采集皖南地區4個城市28家機構的相關數據，從可獲得性、可負擔性和合理用藥等方面選取關鍵指標進行分析。結果：皖南地區基層醫療機構基本藥物的配備和使用情況良好，大部分患者認為藥價有所下降，但仍存在不合理用藥現象。結論：建議通過吸引社會藥房參與基本藥物供應和銷售競爭，因地制宜制定省補充目錄，規范藥品合理使用等多種方式，促進基本藥物制度不斷完善。

關鍵詞 ：基本藥物；可獲得性；可負擔性；合理用藥

中圖分類號：R9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60X（2015）03-0171-03

基金項目：安徽省教育廳人文基金項目《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實施效果評價及實證研究——以皖南地區為例》（SK2012B510）

根據新醫改的要求，安徽省于2010年率先在轄區內32個縣（市、區）實施了基層醫藥衛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并選擇蕪湖、馬鞍山兩個城市作為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1]。2012年10月，在國家確定的21個縣級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并統籌推進管理體制、補償機制、人事分配、價格機制、醫保支付機制等綜合改革[2]。本文通過調查皖南地區公立醫院、基層醫療機構與零售藥店的基本藥物可獲得性、可負擔性及合理用藥的差異，分析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情況、政策實施中的薄弱環節及原因，就進一步完善基本藥物制度提出建議。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研究于2013年初采用定量調查與定性調查相結合的方式展開現場調查。定量調查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和醫療改革進展，選擇皖南地區的4個城市（蕪湖、馬鞍山、銅陵、黃山），并在每個城市抽取1家二級醫院、2家社區衛生服務機構、2家鄉衛生院、2家零售藥店進行調研，了解機構配備基本藥物的情況。同時在每家醫療機構隨機抽取50張處方，了解合理用藥情況。

定性資料主要通過對調查機構的負責人、醫生（藥師）、藥房工作人員、以及調研期間前來就診及購藥的居民進行訪談及意見匯總，調查對基本藥物制度的認知情況。樣本量見表1。

1.2 研究方法

通過收集相關政策文件，梳理安徽省實施基本藥物制度的主要做法和進展情況；運用spss19.0統計軟件對定量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并對訪談資料進行分類、歸納和總結。基本藥物制度實施效果主要從可獲得性、可負擔性和合理用藥三個方面分析[3]，具體分析維度和指標如表2所示。

2 結果

2.1 安徽省實施基本藥物制度的主要做法

2010年1月1日起，安徽省開始試水基本藥物制度。2010年9月，全省所有政府辦基層醫療機構全面實施基本藥物制度。本研究從目錄管理、招標采購配送、價格管理、使用管理、補償報銷、質量監管、監督管理等方面對安徽省實施基本藥物制度的做法進行了梳理[4，5]。（表3）

2.2 可獲得性

抽樣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平均配備621.40種藥品，其中基本藥物620.15種，國家基本藥物505.75種。鄉鎮衛生院平均配備551.75種藥品，其中基本藥物546.78種，國家基本藥物406.41種。二級醫院平均配備1345.25種藥品，其中基本藥物587.87種，國家基本藥物501.10種。零售藥品平均配備1834.11種藥品，其中基本藥物390.66種，國家基本藥物207.62種。零售藥店的基本藥物配備率與醫療機構差距明顯，表明藥店經營基本藥物積極性不高。（表4）

2.3 可負擔性

可負擔性主要通過訪談調查患者對藥品費用及藥品價格的直觀感受，詳見表5.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鄉衛生院大部分患者認為藥品費用比以前便宜，而二級醫院認為藥品費用變便宜的（便宜很多和便宜一點）只有38.33%，具有統計學差異。（表5）

2.4 合理用藥

從處方用藥數量分析，抽樣二級醫院單張處方平均用藥數為2.16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與鄉衛生院分別為2.92和3.68種，均不超過5種[6]。單張處方基本藥物品種數分別為1.41、2.52、3.49.從處方用藥結構分析，抗菌藥物使用率分別為43.10%、57.20%、67.43%，均超過WHO推薦的參考值范圍（20%~26.8%）[7]。激素使用率分別為26.27%、13.80%、11.20%，達到我國合理用藥標準0%~48.4%[8]。注射劑使用率分別為25.60%、38.30%、52.34%，城鄉具有統計學差異。

3 討論

3.1 基本藥物制度在基層醫療機構已全面覆蓋

調查顯示，無論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還是鄉衛生院，基本藥物的配備率和使用率均已達到了安徽省基本藥物政策統一指標的要求。同時由于實行零差率銷售，人民看病負擔進一步減輕。但嚴格的藥品品種以及使用限制可能會影響到基層醫療機構自身的反展，如一些以自配中藥處方為特色的基層醫療機構。此外，由于藥品使用的限制導致部分病人上轉，而上轉必將導致診療費用的提高，有違基本藥物制度設計的初衷。

3.2 零售藥店的作用被弱化

無論是政策制定者，還是制藥企業，均未將零售藥店作為基本藥物的主戰場。調查中發現，零售藥店的基本藥物配置比遠遠低于醫療機構，僅有的基本藥物也被放置在貨架底層、角落等隱蔽的位置，甚至還有藥店違規加價經營。究其根源，政策的傾斜性是其主要原因，對零差率經營的基層醫療機構政府給予財政補助，而同樣迫于競爭壓力采取零差率經營的藥店卻沒有任何補償，這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藥店人員經營基本藥物的積極性。然而，從基本藥物可獲得的便捷程度來說，零售藥店仍具備不可比擬的優勢。此外，在藥店情境下，消費者主動選擇基本藥物的主觀意識更強。如何刺激零售藥店的積極性，應是下一步政策需要解決的問題。

3.3 醫務人員用藥逐步規范，但注射劑和激素使用仍存在不合理使用情況

調查顯示，由于沒有了藥品利潤的刺激，“抗生素濫用”與“大處方”現象有所緩解，醫生基本能做到對癥下藥。但鄉衛生院的注射劑處方率仍居高不下，可能與醫務人員和村民的傳統用藥習慣有關，訪談中發現，部分村民會主動提出使用注射劑的要求，給處方合理性帶來影響。相比較而言，城市居民的注射劑處方率較低，這可能得益于注射劑類用藥知識的大力宣傳。二級醫院尤其是兒科的激素使用率較高，主要與給藥方式的改變有關。一方面由于城市空氣污染導致小兒哮喘發病率高，另一方面新型的霧化給藥方式在兒科逐步普及，這些都造成了兒科處方中激素使用率增高。

4 建議

4.1 吸引社會藥房參與基本藥物供應和銷售競爭

零差率銷售使得基本藥品供應不僅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經濟貢獻度為零，而且藥品采購、貯藏、流動、發放、收費等各個環節還需要消耗人、財、物力，成為機構經濟運行中的一個負擔[9]。建議繼續探索藥房托管模式，將基層醫療機構藥房交由具有較強經營管理能力，并能夠承擔相應風險的醫藥企業進行有償的經營和管理，將政府主導的藥房托管模式轉化為以市場主導、政府監管的模式上來，解決醫院補償不足的問題。

此外，受藥品利潤消失、財政投入不足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醫務人員的收入受到極大影響，也會導致醫生的尋租行為，從而變相提高藥價。應建立有激勵約束配套的醫療機構處方自由外配制度，大力發展醫保定點零售藥店，吸引社會零售藥店參與基本藥物的供應和銷售競爭， 通過市場競爭機制控制藥品服務的合理租值水平[10]。

4.2 因地制宜制定省補充目錄，適當給予自選藥物空間

2012年版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已擴容至520種，更好地滿足了居民用藥需求。但考慮到城鄉居民的用藥差異以及醫療機構間發展水平的客觀差異，建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鄉鎮衛生院與二級醫院應區別對待，制定補充目錄時應充分綜合考慮因地制宜，補充安徽省城鄉居民習慣用的劑型和規格[11]。針對各地基礎較好、服務能力強的鄉鎮衛生院，可以考慮給予一定數量的自選藥物空間，納入基本藥物范疇，以保證不至于因實行基本藥物制度而限制其業務能力的發展。

4.3 規范藥品合理使用

統一標準、建立基本藥物處方點評和監督制度。大力發展和完善醫療機構電子處方信息系統，設置診斷與用藥提示、重復用藥提示、用藥禁忌提示等，利用計算機開展處方點評及醫囑[12]。同時加強輿論引導和宣傳，普及合理用藥知識，逐步引導、改變城鄉居民的用藥觀念，營造合理用藥的良好社會氛圍。

參考文獻：

（1）安徽省人民政府。關于基層醫藥衛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實施意見[Z]。2009.

（2）安徽省人民政府。關于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的意見[Z]。2012.

（3）代濤，白冰，陳瑤。基本藥物制度實施效果評價研究綜述[J]。中國衛生政策研究，2013，6（4）：12-18.

（4）丁宏，張留，陳任。安徽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藥物“零差率”銷售試點的成效與建議[J]。中國農村衛生事業管理，2010，30（7）：532-534.

（5）安徽省醫療機構藥品招標采購領導小組辦公室。安徽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基本藥物集中招標采購實施方案（2010年版）[Z]。2010.

（6）衛生部。醫院處方點評管理規范（試行）[Z]。2010.

（7）王慧媛，田德薔，趙志剛。我院門診處方合理用藥指標干預調研[J]。中國藥房，2008（20）：1592-1594.

（8）羅莎，羅珊，馬愛霞。淺議合理用藥與國家基本藥物政策[J]。中國執業藥師，2010，7（12）：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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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指出，要“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再次提出“要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細化審批流程監管，嚴格把關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審批行為，推進行政審批公開運行”。新一屆中央政府把簡政放權，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作為開門第一件大事。

一、我國行政審批改革現狀

1.政府職能大幅縮減

2001年9月，國務院成立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小組，先后對行政審批事項進行了6批次的清理。2013年以來，新一屆中央政府繼續加大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減少審批事項，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可以看出，從2001年改革至今，行政審批項目大幅度縮減，從各變遷事件來看，“完全取消”占壓倒性優勢，“合并新增”占比很少，這體現政府職能大幅度縮減，放松政府管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社會和市場獲得了更大的自。

2.審批收費逐步取消

改革之前，我國各項審批收費的且額度比較高。經過改革，伴隨著審批項目的取消，對應的收費亦不復存在。財政部和發改委共同出臺了《關于公布取消103項行政審批等收費項目的通知》，決定撤銷103項收費項，湖南省又一次對涉及行政事業性收費的62個項目進行取消，這一舉措使政府少收費十多億，廣州市取消包括自學考試在內的22個行政事業性收費，此舉為本市企業和市民減輕負擔約1.7億；山西省對小微企業進行為期三年的免征登記類等行政事業性收費；新疆2016年全面取消行政事業性收費許可等。

3.服務中心廣泛建立

目前各地普遍建立了行政服務中心。推行“一站式辦公、不斷創新、項目陽光、高效”的發展模式。利用這種審批模式，不僅能夠使服務更加的透明，而且異常的便捷和迅速，縮短辦事流程，提高辦事效率，服務中心設立服務咨詢臺，為群眾提供咨詢，代填寫服務，最大限度實現審批事項實行一站式辦理，一條龍服務。進一步推行政府職能轉變，實現規范化管理，切實做到為民辦事的良好效果，著力構建便民高效的服務型政府。

二、我國行政審批改革存在問題及原因分析

1.行政審批改革仍未完成

雖然經過數次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但行政審批改革事項在絕對數量上保留下來的仍有不少，目前還有770項行政審批項目運行，還有一定的精簡余地。社會和市場可以自治的職能送還給社會主體和市場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重點。不過就目前所剩行政審批事項來說，仍存在一些社會和市場能夠自律管理的審批項。這些審批事項的存在都表示我國政府職能轉變仍存在著很大的空間，職能轉變的任務還應繼續。

2.行政審批職責體制不健全

行政審批改革過程中，盡管有數字上的重大變化，但在實質落實上仍需要進一步加強。在行政審批權力下放過程中，普遍存在有利益的事項抓住不放，無利益的事項盡量推到下級部門，相應責任也向下推諉，權責不對等造成下級部門往往由于不用承擔最后責任而審查不嚴、敷衍了事，而具有終審權的上級部門又由于不了解具體情況無法把關。由于審批事項下放權責體系不清晰，監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不高，甚至采取放而不管的態度，事后的責任追究機制不健全，出現監管難和假下放，實際上群眾辦事并沒有真正得到方便。

3.行政審批監督體系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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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態演化是近十多年來理論界關注的問題，它涉及到零售商業的經營方式與消費者購物方式的變革與發展，對于我國商業經濟的發展與企業市場營銷活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數學者對我國零售業態演化的現象作了一般性的描述，對演化的趨勢進行了一定的探討。本文在此基礎上，揭示了我國零售業態演化的雙驅因素原理與趨勢特征，較之于其他學者的發現，更能精準地揭示我國零售業態演化的動力機制、規律與趨勢。

多種業態漸次出現與發展

我國零售業是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而發展起來的。何佳訊、盧泰宏將我國零售業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1949-1978年為第一階段，國營百貨商店與供銷合作社為主要零售業態。1979-1992年，多種經濟成份并存，個體、私營零售商店得以發展，超市、連鎖店出現。1993-2001年，百貨商店由盛而衰，連鎖店高速發展，超市、大賣場進一步發展。2002年以后為第四階段，購物中心、連鎖店進一步擴張，便利店與網上商城得到發展。我國零售業的發展以1992年為界，此前發展緩慢，以后則蓬勃發展，出現了百貨商店、連鎖店、大型綜合超市、倉儲制會員店、便利店、購物中心和折扣店等多種多樣的零售業態。零售業的發展與零售業態的變革與演化成為許多學者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與本世紀初討論的熱門話題。

林勛亮（1998）總結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零售業態的發展情況，認為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百貨商店大型化；超級市場再度興起；專業店、便利店連鎖經營發展；倉儲式商店超前發展；購物中心嶄露頭角。張素麗（1998）仔細比較分析了百貨商店、折扣店、專業店、類型專業店、倉儲俱樂部、超級購物中心六種主要零售業態在市場中的表現，提示了零售業態依次發展的趨勢。何云、王芳（1999）考察了廣州市大型零售業競爭與發展情況，發現大型百貨商店獨占鰲頭的局面被打破，新的業態得以發展，形成多態并舉格局。大型國營商店效益下滑，而外資零售業增長較快。方虹（2001）討論了零售業態的生成機理與我國零售業態結構調整問題，認為零售業態生成演變有其內在規律性，每一業態的形成與發展，必須與人口、購買之間保持合理比例。各業態之間也要有合理的比例結構。近年來我國零售業打破業態單一化，形成了多種業態并存的格局，并呈現四種趨勢：突出規模經營效益主題；實行專業化經營；大型倉儲商店發展潛力大；無店鋪銷售方式特別是網上銷售將成為未來零售業的主導。

楊森林（2002）對“無店鋪銷售將成為零售業的主導”表示懷疑。他認為零售業態結構遵循著一條從單一到多樣、從簡單到復雜的演化道路，并基本上與社會多元化、多樣化、差異化和個體性發展進程同步。每一種新的業態出現后，原先的業態沒有被取代，而是與新的業態共同發展，形成了一種業態互補的關系。史錦梅（2003）基本上堅持了消費需求是零售業態發展的先導的主張，她從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出發，提出零售業態發展理論的“需求滿足論”的新假說，按照這一理論，零售業態發展的內驅力是消費者不斷變化的需求，每一個都有其生命周期，但在其衰落后不會完全消失，新的業態產生的起點比舊業態高，能向消費者提供更大的讓渡價值，表現為提高的消費層次與質量。我國零售業態依次由鄉村雜貨店、百貨店向超市、大賣場、購物中心以及未來提供更多顧客讓渡價值的業態發展。可見，眾多學者的看法基本一致，我國零售商業發展突破了單一業態格局，多種業態漸次出現，由低級向高級演化，形成了多種業態并舉的態勢。

我國零售業態演化的雙驅因素

一般來講，各個國家的商業零售業態的演化都有其固有的規律，因而有許多學者提出若干理論假說，以揭示這些規律。在眾多的理論假說中，主要有六種假說最為引人注目。美國學者McNair（1958）提出了“零售之輪”假說，認為“低成本、低毛利、低價格”的競爭優勢始終驅動新的商業零售業態取代舊的商業業態。丹麥學者Nielen（1966）則提出了“真空地帶”假說，他認為零售業主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必然將自己的經營范圍選擇在較少或無人經營的真空地帶，從而導致新的零售業態的出現。美國學者Davidson（1976）等人認為零售業態都將歷經改革，加速發展、成熟、衰落的生命周期，因而不同業態次第發展。此外，“進化論”引用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理論解釋業態發展中的競爭選擇機制；“辯證過程論”則借用哲學之辯證規律，認為零售業態遵循否定之否定規律，新的業態是對舊業態的揚棄。商品結構綜合化與專業循環假說認為商品的豐富發展導致了新的零售業態綜合化與專業化交替循環發展。

這些理論假說，無疑對歐美經濟發達、較早進入商品經濟的國家中零售業態的發展做出了合理的解釋，當然也可以幫助我們去認識我國零售業在改革開放多年的演進規律。但是，僅僅依據這些假說去認識我國零售業態的演進是不夠的。原因在于：我國經濟發展處于一個相對落后的水平，商業經濟發展與零售業態的變化相對歐美國家具有明顯的滯后性。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一些外商逐步進入我國零售業，對我國零售業態的演進起到了示范與帶動作用，促進我國零售業態的迅猛發展，在短短不到30年時間，就完全打破了單一的業態，形成了多種業態并存的格局。而不象西方國家那樣，通過了一百多年的歷程，才依次經歷了百貨商店、連鎖超市、購物中心與無店鋪銷售四個大的變革與發展。

本文建立了關于我國零售業態演化的雙驅因素的概念模型（見圖1），以解釋零售業態在我國能夠快速發展的社會原因與動力機制。同時，還可以通過該概念模型進一步探索我國零售業態演化的趨勢。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促進零售業態發展與演化的最根本的環境因素。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商業流通在“一、二、三、零”的格局中，由國營一、二級批發單位幾乎掌握了全部日用品的購銷調運，并實行統一渠道、統一價格、統一管理。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日用工業品流通體制開始進行重大改革，打破了原來的統購統銷制度，原來由國有批發商業依靠計劃指令集中的貨源，部分地由工業企業自銷，各地區和部門新辦的批發企業，大型零售企業兼營批發和個體（私營）經營批發分流。

流通體制的改革，催生了非公有制商業經濟的發展，出現了集體、個體經營的食雜店、便利店與專業店等。有研究表明，商業流通體制改革短短幾年，就取得明顯變化。到1992、1993年，國營商業零售額分別占社會商品零售額的41.3%與39.7%；集體零售業占27.9%和26.3％；個體（私營）零售業占20.7％與22.6％。零售業已基本形成了多條流通渠道，多種經濟成分和多種經營形式的格局。1992年，國有商業零售機構、人員分別占3.2%與17.9%；集體占12.2%與30.19%；個體（私營）占84.6%和51.8%。

外商進入我國零售商業是另一個重要的環境因素。1991年，第一家外資零售商日本八佰半進駐深圳；1992年，第一家外資便利店7－11投資上海；同年7月，國務院正式批準在北京、上海、天津等6個城市與深圳、珠海等5個經濟特區試辦中外合資或合作經營零售企業。家樂福是最早進入我國的商業零售巨頭，1993年進入，1994年在我國的銷售額達到60億元人民幣，到2004年2月，在我國內地開設42家分店；沃爾瑪1996年在深圳開了頭兩家店，然后東莞、昆明、大連開設了8家店，投資9.05億元人民幣，2003年在我國銷售額達到150億美元。由于外商投資零售企業擁有雄厚的資金實力，先進的管理經驗與技術手段，在與國內零售企業競爭中處于明顯的優勢地位，這必然在經營觀念、經營業務范圍、經營規模與經營方式等方面帶來極大沖擊，從而產生巨大的示范帶動效應，領引業態的演化。

經濟體制改革催生了多元化零售業態的產生與發展，而外商進入我國零售商業又提供了現成的學習模板。雙因素共同作用的直接結果就是改變了我國商業零售競爭結構。首先是商品超市對國營商店的滲透。超市在我國的原始形態是大中型百貨商場里設立的自選商場或自選柜臺，以及城市小商品批發市場里的自選攤位，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后期得到迅猛發展。1998年，以“超市”命名的年銷售額超過1億元的超市公司全國就有22家，擁有門店1530個。然后是連鎖經營的大發展。1992年，北京誕生了幸福連鎖店，它是全國國有零售商業領域的第一家連鎖企業；到1995年底，全國實行連鎖經營的企業達到400多家，有各種類型的門店6000個。再后是購物中心的攻城掠地。1994年，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第一次連鎖經營會上，購物中心作為一種新的業態被正式引入我國。上海港匯商城、北京國茂商城、廣州天河城廣場、中華廣場是國內購物中心的排頭兵。進入本世紀，隨著上海正大廣場、廈門“SM城市廣場”、大連和平廣場、寧波天一廣場等一批具有國際水準的摩爾相繼開業，帶動全國各地的摩爾熱。

雙因素共同作用的另一結果是為我國消費者購物提供了自由比較、自由選擇的多樣化購物場所。1990-1996年，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正處于市場轉型逐步從賣方市場進入買方市場，到1997年，完全進入買方市場。商品消費交易方式從“供給決定型”轉變到“消費決定型”。多種業態競爭態勢中，零售企業新業態只要能向顧客提供比對手更多的顧客讓渡價值，就能在競爭中取勝。消費者在層出不窮的新業態中，尤其是外商進入提供的新型業態或經營方式，迅速學會了改變其消費觀念與消費方式。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新的消費觀念與方式逐漸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與接受，新的業態逐漸取代舊業態成為零售商業主要的經營方式。

我國零售業態演化的趨勢特征

雙驅因素的概念模型揭示了我國零售業態的演化在兩個外在環境因素的驅動下，通過兩個中間變量因素的轉化，共同作用，形成了特定的演化軌跡。由此不難發現，在零售業態演化過程中，商業企業經濟實力、經營的商品品種與消費者購買需求的變化是零售業態的演化最基本的因素。即商業零售業態實際上是一種商品或服務達成交易的經營方式，而業態的演化說到底是零售經營方式從企業、商品與顧客三個基本角度出發進行改變的。在企業方面，日益擴大的零售商業投資導致其規模化演化；商品的極大豐富促進了零售商業的進一步專業分工；顧客消費需求與購買準則的改變決定了細分營銷成為零售企業的戰略選擇。規模化、專業化與細分化正是我國零售業態演化的趨勢特征。

（一）規模化

對于商業企業來說，決定交易達成的企業因素，不可能像制造企業那樣擁有某種獨特資源或科技方面的核心競爭力，而只能將其資源實力與形象等因素綜合地通過業態表現出來，進而提升對顧客的吸引力與信任感，這種業態演化的趨勢特征就是規模化。越來越多的投資引導零售企業規模擴張。規模化可以區分為集中規模化（即大型化）與分散規模化（即連鎖經營）兩種。

（二）大型化

大型化是指各種業態的單體面積在擴大。一方面由于現代商品經濟的商品種類和品種的極大豐富，需要較大的店鋪面積予以展示；另一方面消費者需求的個性化、多樣化，也需要較大面積來陳列商品，以建立足夠的挑選性和一次購足的能力。大型化的演進趨勢主要表現為傳統百貨店向大型綜合百貨店演化，購物中心與商業摩爾的出現與發展。以上海為例，到2005年底，上海開設大型綜合超市115家，營業面積合計達100萬平方米；已建成購物中心36家，實現營業總收入250億元。

（三）連鎖經營或分店擴張

連鎖經營或分店擴張是零售企業規模擴張的另一表現。零售企業通過連鎖經營活動將復雜的商業活動中的商店面積、業態、商品、服務、店名店貌等要素標準化；將采購、送貨、銷售、經營決策等職能分離，形成專業化；將經營活動中的商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集中化；將各個環節各個崗位的商業活動程序化、簡單化，最終體現出連鎖經營的規模經營經濟效益。我國零售企業的連鎖發展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但卻在幾年內得到極大發展，成為我國零售商業發展一種重要趨勢與方向。1990年，我國開始引進連鎖店，到1994年上半年，全國連鎖企業達到150多家，2500多個店鋪。

（四）專業化

差異化營銷是大規模營銷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戰略思路。這在零售業態的演化中主要體現為專業化趨勢特征。通過專業化，零售商業企業不僅可以集中某類商品采購到品種齊全的商品，而且可以向消費者提供價格低廉與可充分比較選擇購買的同類型商品，因而比綜合商場更好地滿足消費者明確的購買需要。

專業化的趨勢特征首先表現為專業市場的形成。專業市場是指以現貨批發交易為主，集中交易某類商品或若干具有較強互補性或替代性商品的場所。其次表現為專營店的發展，形成了以專門經營某一大類商品為主的專業店，以專門經營或被授權經營某一主要品牌商品為主的專賣店，和以專門銷售建材、裝飾、家居用品為主的家居建材商店。專業化的趨勢特征還表示在由傳統百貨店演變成的大型百貨商場、大賣場通常在業態上要與超市區別開來，往往以經營服裝、家居用品為主；而以蘇寧、國美等大型電器商場的出現與發展，進一步加快了大型賣場的專業化發展。

（五）細分化

消費者決定型的成交類型是買方市場的重要特征之一。這就決定了從消費者需求入手建立與發展新型業態是零售業態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細分化的趨勢特征不同于專業化那樣，基于商品的門類來設計與調整零售經營方式，而是以細分顧客購買來設計與發展零售業態，所謂細分化，是指按照購買者所需要的個別產品和/或營銷組合，將一個市場分為若干不同的購買者群體，并描述他們的輪廓（Kotler，1999）。細分化首先反映在城市中心商業與社區商業在業態上的差異，中心商業街，無論是大廈的品牌廳房，還是品牌專買店，突出的是品牌系列；而在社區商業的大賣場、超市、百貨店，多為大眾產品與服務，缺乏品牌色彩。即使是中心商業街，也表現出細分化的特點，例如在上海，南京東路講繁榮，淮海中路定位時尚，四川北路講熱鬧，南京西路講三高。

又如上海紅星眼鏡公司年銷售1.6億元，占上海眼鏡市場份額的20%，它在淮海路中路紅星眼鏡公司旗艦店經營的是卡地亞、范思哲、登喜路、古姿等30多種國際一線品牌。在南京東路、四川北路、徐家匯等中心城區新辟出的2020眼鏡館連鎖店經營的伊保羅、阿瑪尼、畢堡士、蒂安加等世界二線時尚眼鏡，鎖定陽光青年消費群。在市區郊縣及長三角的鬧市地段的校園密集的學區及新樓眾多的社區，開出以實用鏡更多些的專業眼鏡店，為學生及中老年提供獨到的服務。細分化的趨勢特征還表現為新型百貨商場、服裝商城也根據消費者的收入水平、年齡、性別等因素區分為高檔、中檔與大眾，以及兒童、青年、中老年等不同商場類型。

規模化、專業化與細分化作為零售業態演化的趨勢特征，在理論上也可以作為衡量零售業態演化的三個基本維度。一些業態如家樂福、人人樂等連鎖超市，蘇寧、國美等連鎖家用電器，表現出業態演化混合了規模化、專業化兩個因素；而如西武商場、太平洋百貨這一類，則表現出業態演化混合了三個因素。因此，本文與其他學者提出多種趨勢的觀點不同，認為只要抓住了該三個趨勢特征，就可以從理論上較好地認識我國零售業態演化的規律與基本趨勢。當然，本文的觀點也只是一種歸納與命題假設，有待進一步驗證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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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財政體制改革的基本回顧

綜觀我國近十年來的財政體制改革脈絡，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的改革進程：第一階段是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其目的是構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與企業、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和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第二階段是1998年開始推行的財政支出管理改革，其目的是轉變財政職能，優化支出結構，逐步建立公共財政體制框架。這兩個階段的改革都獲得了很大成功，取得了積極成效。

（一）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的成效分析。

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其主要任務有兩個：一是按照統一稅法、公平稅負和簡化稅制的原則，改革工商稅收制度；二是把地方財政包干制改革為能夠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分稅制，建立中央和地方兩個稅收體系。

在中央和地方實行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首先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相適應的稅收制度。改革之前，我國的稅收制度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稅種較多、稅率難定、重復征稅、隨意減免等問題十分突出，已不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首先是簡化稅種，從過去的三十多個簡化到18個稅種；其次是改產品稅為增值稅。產品稅是按一個個產品大類來征稅的，其缺陷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新產品層出不窮，確定產品的稅種和稅率十分困難，并且有產品就要征稅，無法解決重復征稅的問題。增值稅適用于所有的生產和經營環節，稅種單一，稅率簡單，且前一道產品所開的增值稅發票，到后一道產品出售時，可以憑發票扣除以前交的稅款，有效解決了重復征稅問題。工商稅制改革后，我國形成了以流轉稅、所得稅為主的復合稅制，基本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工商稅制確立后，我國按稅種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體系。基本內容是關稅、消費稅、中央企業所得稅歸中央；營業稅、地方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農業稅等歸地方；增值稅實行中央和地方分享，分享比例是中央得75％，地方得25％。整個分稅制改革，采取漸進的辦法，即以 1993年為基數，基數內的收入全額返還地方。同時，增值稅和消費稅實行增量三七分成，即全國增值稅和消費稅每增長1％，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增長0.3％。2001年又實施了所得稅收入中央和地方分享的改革。對2002年的所得稅增量，中央和地方各分享50％；對2003年的增量，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自此，我國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分稅制財政體制。

經過實踐的檢驗，我國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一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規范了國家與企業、個人的分配關系，建立了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機制。這一改革的成功實施，結束了我國長期實行的以減稅讓利和財政退讓為主要特征的財政支持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模式，逐步增強了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和政府配置資源的能力。1978年至1994年，我國財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從 31．2％一路下降到11．2％，財政不斷積弱，各級財政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明顯的或者隱形的赤字，財政困難已影響到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改革后，1994年至2001年我國財政收入增加了2．14倍，年均增長17．8％，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l％。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和財政實力的不斷增強，為我國1998年開始實施的積極政策提供了能力。二是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均快速增長的雙贏的財政體制，調動了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從1994年到2001年，中央財政收入從2906億元增加到8583億元，增加了1．95倍，地方財政收入從23 12億元增加到7803億元，增加了2．37倍。同時，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也從1994年以前的最高38％左右提高到近年來的50％左右，增強了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

近年來，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國對稅制和分稅制財政體制又進行了一些改革。一是農村稅費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三取消、兩調整、一改革，即取消鄉鎮統籌費等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政策；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先期試點的地方改革表明，這項改革規范了農村的分配關系，減輕了農民負擔，農民人均減負率一般在30％左右，農村“三亂”問題得到有效遏制，對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二是進一步調整稅制。如對存款利息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減半或暫停征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連續多次調整出口退稅率，使我國出口貨物的平均退稅率由原來的8％左右提高到15％左右，等等。稅收制度的調整和完善，進一步增強了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

（二）公共財政體制建設的進展分析。

1998年以后，財政改革的重點轉向財政支出體制，目標是逐步建立公共財政體制框架。在推進公共財政體制建設方面，主要進行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一是推行部門預算；二是實行國庫集中支付；三是推進政府采購改革；四是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

實行部門預算，增強了預算的完整性、統一性，部門的各種財政性資金（包括預算內外資金）全部在一本預算中編制，所有收支項目都在預算中反映出來。部門預算經過人大批準后，對該部門的收支項目安排就具有法律效力，從預算執行到資金使用的全過程都必須接受法律監督。從2000年開始，我國中央和省兩級逐步推行了部門預算，有些市、縣也開始編制部門預算。

實行國庫集中收付，是將所有的財政資金納入國庫單一賬戶，所有的財政支出由國庫直接支付，取消各部門和單位在銀行設立的收支賬戶。實行國庫集中收付后，財政部門加強了對各部門和單位的收支活動的全程監督。2002年，中央在38個部門實行了國庫集中支付的試點，許多地方也積極進行了改革探索。與此同時，編制政府采購預算和實行政府采購資金財政直接撥付制度，支持了部門預算和國庫管理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