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父母育兒心得，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文章編號】1004-7484（2014）06-3733-02

癲癇是小兒神經系統的常見病和慢性病，治療時間長，復發率及病殘率均較高。其父母的心理狀況以及對癲癇知識掌握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他們對患兒的態度以及疾病預后，我們對68例癲癇患兒父母采用焦慮自評量表（SAS）及抑郁自評量表（SDS）（1）進行心理狀況調查，并根據其結果實施心理干預，獲得良好效果，現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2009年8月～2012年5月在我院內科住院治療且符合癲癇診斷標準（2）的68例患兒的父母（均選擇1名家長，父親或母親）。其中男7例，女61例；年齡24～41歲，平均27.9±11.4；文化程度：初中9人、高中38人、大專以及以上21人；職業：農民15人、工人11人、干部17人、技術人員16人、其他9人。

1.2 方法

1.2.1 量表評定：于患兒入院2天內由責任護士采用SAS、SDS以及自行設計調查問卷（包括患兒的生活情況、治療經過、服藥情況、家長對疾病知識的掌握程度和需求情況等）各1份對家長進行評定后，在患兒住院期間對家長進行心理干預，于出院前日再測評1次。標準分≥50分為臨界分，得分越高表示受評者焦慮及抑郁情緒越重，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1.2.2 心理干預：對住院的癲癇患兒父母采用集體授課和個別心理干預相結合，時間為患兒整個住院期間。心理干預由責任護士及主管護師負責實施。內容包括：①集體健康教育：講解有關癲癇疾病知識、藥物治療、交流和解決問題的技巧、應對策略、社會康復等方面的知識，強化處理應激的能力，減少憤怒和自責，保持恰當的期望值。每周1次，每一次60min。②根據各個量表評定所存在的心理問題采用勸解、啟發、疏導等方式進行個別心理干預，以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和同情，每周1次。③通過心理心理咨詢、黑板報、宣傳欄、發放健康知識小冊子等形式宣傳癲癇基本常識，以加強有關疾病知識應對技能教育。④幫助患兒父母掌握處理癲癇發作的技能，提高其心理安全感，同時給予心理支持、情感介入及指導家長如何應對應激，調整自己的情緒等。

2 結果

2.1 癲癇患兒父母的心理狀況：癲癇患兒父母焦慮量表（SAS）得分為（52.34±9.21）分，≥50分檢出有焦慮情緒35例（51.47%）。癲癇患兒父母抑郁量表（SDS）得分為（51.76±10.08）分，≥50分檢出有41例（60.29%），見表1。

2.2 心理干預效果：針對患兒父母所存在諸多心理問題，我們采用了積極有效的干預措施，以提高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讓其盡可能多地了解癲癇的性質、發作表現、治療手段、預后以及治療過程中所出現的藥物不良反應。幫助他們掌握處理癲癇發作的技能，提高心理安全感，減少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的發生。另外，通過對患兒積極有效的治療和綜合護理措施，及時控制病情，也最大限度降低了患兒父母的社會心理應激反應程度，增強了自信心，并能很好地配合患兒住院治療，提高服藥依從性，促進病情康復。心理干預效果見表2。

3 原因分析

從調查結果顯示，癲癇患兒父母普遍在諸多心理問題，從適應到焦慮、抑郁，人際關系緊張等，尤其是初發病情嚴重的患兒及父母文化程度高的心理障礙更為突出，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①子女患病對父母來說是較大的應激事件，而社會上對癲癇病人的偏見和歧視由來已久，多數人避之唯恐不及，使患兒的父母有“羞恥感”，承受著較大的心理壓力，父母對患兒患病的不接受影響了自己的情緒和行為，不良情緒進一步導致家庭氣氛緊張。②患兒的反復發作使父母對子女的前途擔心，導致內疚、絕望、失敗感；③癲癇相關知識的缺乏是導致父母產生焦慮抑郁情緒的主要原因之一。癲癇常識匱乏，使父母對患兒疾病的發作感到恐懼、孤獨、茫然，不知所措，失眠、緊張、害怕等；④父母擔心子女不能治愈，遺傳后代，以及擔心子女住院治療受罪，病情加重，變呆、變傻等。

4 結論

癲癇患兒的父母的確存在諸多心理問題，根據患兒父母存在的不同心理問題予以針對性的心理干預，有利于緩解癲癇患兒父母的焦慮、抑郁情緒，增強了患兒父母對癲癇疾病的認識，使他們能夠更好地照料患兒，促進患兒康復。家庭是兒童接觸社會的第一場所，構成了影響兒童行為的外環境中最基礎、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影響兒童心理及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少學者強調指出，家庭環境和父母的情緒，尤其是母親的情緒對患兒心理的影響非常明顯，父母情緒對患兒的影響甚至要大于疾病本身的影響。因此，癲癇患兒父母有關癲癇疾病知識的增加，可以改變他們對患兒的態度，使之不再歧視、排斥患兒，更加耐心，細致地照顧患兒，堅持用藥，定期復查，從而提高癲癇患兒的生活質量，降低病殘率。

參考文獻

篇2

兒童心理民虐待與忽視不僅僅是家庭教養問題、社會問題，更是一個醫學、公共衛生或精神衛生問題[1，2]，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普遍存在[3]。Kim K，Ko B(1990)發現，兒童虐待與忽視的發生與父母的養育方式有著密切的關系。而國內對兒童心理虐待與忽視的父母養育方式研究少見報道[3]。本文對心理虐待與忽視陽性組與陰性組兒童的父母養育方式進行對照研究，探討兒童心理虐待與父母養育方式的關系，以探尋適當的父母養育方式，降低兒童心里虐待與忽視的發生。

1　對象與方法

1.1對象隨機抽取長沙瀏陽市某小學四至六年級、某中學初一至初三，寧鄉縣某中學高一至高三，每年級一個班，共9個班的462名學生作為調查對象。發放并收回問卷462份，剔除填寫不全的18份后，獲取有效問卷444份。444各有效被試中，男231名，平均年齡14.5±2.77歲；女213名，平均年齡14.3±2.51歲。以心理虐待與忽視的定義[5]及相關劃界分的制定[6]為依據，量表總均分大于或等于1分的132例為陽性組，對照組312例。

1.2工具

1.2.1兒童心理虐待與忽視調查表(Child Psychologicalabuse and neglect Scale，CPANS)：該量表是湘雅附三醫院鄧云龍、唐秋萍等于2005年編制的兒童自評量表，由31個條目組成心理虐待分量表(含責罵、恐嚇、干涉3維度)與忽視分量表(含情感忽視、教育忽視、身體／監督忽視3維度)。采用0～4分5級計分，受試者根據項目所描述的狀況在其家庭出現的嚴重程度做出選擇。經研究表明該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5]。

1.2.2父母養育方式評價量表(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EMBU)[6]：EMBU是1980年瑞典Umea大學精神醫學系C．Perris等人編制，本研究采用的是岳冬梅修訂的中文版，它包括的11個因子分別是：FF1(父親情感溫暖、理解)，FF2(父親懲罰、嚴厲)，FF3(父親過分干涉)。FF4(父親偏愛被試)，FF5(父親拒絕、否認)，FF6(父親過度保護)；MF1(母親情感溫暖)，MF2(母親過分干涉)，MF3(母親拒絕、否認)，MF4(母親懲罰、嚴厲)，MF5(母親偏愛被試)。該量表有很好的信度與效度。

1.3方法集體施測，當場收回。所有數據在SPSS forwindows 11.0上建立數據庫并進行統計分析，根據資料類型采用描述性統計、Spearman相關分析、獨立樣本的非參數卡方檢驗等方法對資料進行處理。

2　結果

2.1一般資料心理虐待與忽視陽性組132例(29.7％)：其中男生76例(57.6％)，平均年齡14.9歲；女生56例(42.4％)，平均年齡14.6歲；獨生子女61例(46.2％)；單親家庭9例(7.8％)，其中幼年喪父、喪母各2例，各占1.5％。故EMBU問卷中父親、母親方各為130例，占98.5％；心理虐待與忽視對照組312例(70.3％)，其中男生155例(49.7％)，平均年齡14.3歲，女生157例(50.3％)，平均年齡14.2歲；獨生子女153例(49％)；單親家庭8例(2.6％)。陽性組與對照組表居住條件、母親受教育程度、父母職業，兒童性別、是否獨生無顯著性差異(P＞0.05)。兩組的父親受教育程度(x2=12.548，P=0.028)存在顯著差異，家庭類型(x2=11.758，P=0.008)存在極顯著差異。

2.2心理虐待與忽視同父母養育方式的關系 由表1可見，心理虐待與忽視總分同父母養育方式的FF1、MF1呈極顯著表負相關(rR分別為-0.403，-0.418)，心理虐待與忽視總分同父母養育方式的FF2、FF3、FF5、FF6、MF2、MF3、MF4呈極顯著的正相關(0.136≤rR≤0.588)。

2.3兩組父母養育方式比較對心理虐待與忽視的陽性組與對照組的父母養育方式各因子差異進行非參數檢驗，結果由表2可見，陽性組的FF1、MF1分值均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顯著性；陽性組的FF2、FF2、FF5、FF6、MF2、MF3、MF4分值高于對照組，差異具有顯著性；而FF4、MF5的分值差異無顯著性。

3　討論

家庭是兒童早期社會化的主要場所，而父母作為兒童的主要撫養者，是影響兒童心理發展的重要的家庭因素之一[8]。國外研究顯示，心理虐待常發生在父母對兒童的長期不良對待中，往往成為不良養育方式的一部分[9]。兒童期是孩子心理發展的關鍵期，不良的養育方式或虐待行為，會對孩子的心理健康產生不利影響，例如，在兒童社會化的過程中，如果父母經常對其采取負性的情感表達，個體就會缺乏對情感溫暖的體驗，逐漸產生自卑感、無助感、不安全感等。

本研究發現，陽性組父母懲罰、嚴厲，過分干涉、保護，拒絕、否認的得分均高于對照組，陽性組父母情感溫暖、理解的得分均低于對照組，存在顯著差異(P＜0.05)；且除父母偏愛被試以外的養育方式各因子均與兒童心理虐待與忽視相關顯著。與楊世昌的研究結果較一致。這提示父母養育方式同兒童心理虐待與忽視存在一定的交集，也就是說，同兒童心理虐待與忽視顯著相關的父母養育方式，可能是兒童心理虐待與忽視的另一種表達。例如，Hart等(1996)認為，家長的某些養育方式會導致對嬰幼兒的被動忽視或主動情緒虐待[10]。Korfmacher，J(1998)認為在家庭日常活動中不給予感情上的溫暖可導致情感虐待[10]。Glaser(1995)區分出了情緒虐待背后存在的5種定性維度養育方式：對兒童持久的消極、錯誤的歸因，對兒童不準確的發展預期，情緒的無效性，利用兒童來滿足父母的情緒需要，不正常的社會化[11]。

篇3

1.關于兒童偏食和厭食習慣的分析

兒童對食物的態度實際上映射了父母對食物的態度，大量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確認，習慣性的偏食和厭食往往是由于父母對兒童進食情況的過分關注。家長敏感于孩子每日進食量的微小變化，并對孩子的進食過程諸多干涉和諸多要求，采取各種各樣的威逼或利誘的方法以達到讓孩子進食的目的。這實際上進一步強化了孩子的不好好吃飯的行為，孩子會從家長的態度中得出經驗，把吃飯作為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要糾正兒童偏食和厭食習慣，除了注意食品營養和品種多樣化以外，經常變換食品的烹調方法，少讓孩子吃零食也是必須的。

2.關于兒童咬指甲和吮手指習慣的分析

某些兒童身上會集中地出現經常性和持久性的吮手指和咬指甲的癖好，這是一種典型的焦慮不安和精神緊張的表征，這種行為通常反映了兒童內心缺乏安全感。咬手指在嬰兒時期是一種常見的現象，本應該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消退，然而這種動作若保留到幼兒期，則明顯是一種病態了。兒童的生活中缺乏情感交流會進一步激化兒童的焦慮和不安，這種情景下兒童很可能把吮手指和咬指甲當作是一種情緒釋放和減輕壓力的方式。

較好的方法是在孩子出現上述行為時，設法吸引和轉移其注意力，從而根治這一行為。良好的生活習慣，充足的戶外活動，輕松有趣的游戲，特別是全家參與的親子活動，都可以幫助孩子克服吮手指、咬指甲的強迫行為。

3.對兒童攻擊分析

兒童攻擊常常通過模仿成人、同伴，或通過傳播媒介習得，這是一種顯性的成因。

如果父母雙方都處于極大程度的情緒緊張狀態，就很容易漠視兒童的存在，忽略兒童的需要，從而使孩子產生被忽略感和不受重視的感覺。會因此產生悲觀、猜疑、憂郁、孤僻等不良心理狀態，并因此引發攻擊。

4.關于兒童說謊行為的分析

通常，兒童說謊有幾種類型：①年幼的孩子有時分不清想象與現實的關系，容易把自己的想象中的事實與真正的事實混淆在一起，把想象當作現實。②由于認知誤差造成的說謊現象，如由于幼兒道德認知的淺薄性，有的孩子會以為說謊是一種取悅于人的好方法，不知道這是一種壞行為。③為了達到一定目的，有意識地說謊。這是最為有害的一種說謊行為，通常是為了獲得某種獎勵，或推諉責任，逃避懲罰。

第一種說謊通常被認為是危害不大的，究其原因是兒童發展水平所限。

后兩種說謊行為就很容易從父母身上找到根源了。在生活中，父母是兒童行為的第一教師，對于正確與錯誤、好與壞等觀念，兒童多半是通過日常生活習得的，家長對這一現象至少要負兩方面的責任：①對形成孩子錯誤思想觀念應負有一定的責任。正如上文所言，父母任何形式的不誠實的行為，都會以最快的速度在孩子身上表現出來。②家長在生活中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對說謊行為的獎勵或贊賞，都是對孩子說謊行為的最有效的強化。這種強化當然不是家長的本來目的，但客觀上為他們進一步的說謊行為打下了伏筆。

不適當的父母行為包括：①父母對孩子的情感抵制。表現為強調孩子的缺點和過失，經常性的否定反應和嚴厲的處罰，過分嚴格的要求和訓練，遺棄和逐出，與其它孩子相比等等；②父母對孩子的控制。表現為嚴格和固執地堅持他們的某一標準；③父母對孩子的順從。表現為常常在孩子的壓力下，對兒童的不現實的要求和需求投降；④對孩子的過度的保護。包括過分注意和溺愛，沒有為孩子提供機會自己承擔責任或作出決定；⑤父母投射行為。表現為父母把自己生活中的缺憾或未竟的雄心投射到孩子身上，或希望以孩子的成就延續或獲取家庭的榮譽。

大量的調查和研究表明，最佳父母的表現應當包括幾個方面：①父母雙方彼此相愛，感情良好；②父母雙方均熱愛孩子；③充分了解孩子的興趣、能力和志趣；④設法幫助孩子，盡可能地讓孩子了解他們的父母。最佳的父母應該經常和孩子一起活動，使家庭中各成員具有相同的興趣，積極地鼓勵孩子努力向上，鼓勵孩子的自信心。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和孩子一起分享生活經驗，經常與孩子一起交換看法，并討論家庭中出現的問題。

篇4

[關鍵詞] 唇腭裂； 父母； 調查； 早期心理干預

[中圖分類號] R 395 [文獻標志碼] A [doi] 10.7518/hxkq.2013.04.011

Effects of an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left lip/palate Wang Yangyang1， Xin Yanhua1， Ma Jian2， Xin Xiuhong3， Shi Bing4， Huang Yongqing2. （1. Postgraduate Administration Office， College of Stomatology，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4， China； 2. Dep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Ge-neral Hospital of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4， China； 3. Dept. of Medical Psychology， College of Clinical Medicine，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4， China； 4.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ral Diseases， Dept. of Cleft and Palate Surgery，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tomat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basis for effects of an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left lip/palate， and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n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o them. Methods One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CL-90） was applied in 102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left lip/palate， compared to 126

parents of healthy individuals on the day of admission. They were given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during hospita-lization and 3 months after discharge. The questionnaire（SCL-90） was again applied to them on the day of discharge and 3 months after discharge. Results Using the questionnaire（SCL-90）， the answer scores of somatization， obsessive-

compulsiv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et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on the

day of admission and on the day of discharge（P>0.05）， but 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n the day of admission

and 3 months after discharge（P

with cleft lip/palate is poor. It’s important and greatly significant that we conduct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o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left lip/palate and to the children’s psychosomatic health.

[Key words] cleft lip/palate； parent； investigation；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先天性唇腭裂是口腔頜面部最常見的先天畸形之一，在世界范圍內的發病率約為1‰～2‰，在我國先天性唇腭裂的發病率約為1.82‰[1]。在過去10年來，唇腭裂患兒的出生和照料對于整個家庭的影響已經成為了研究焦點。盡管一些家庭能夠很好的適應這一狀況，但是對于大多數家庭而言，這顯然超過了他們的接受能力，而且從長遠來說，這種狀況對于父母、夫妻、孩子乃至整個家庭而言可能會引起各種負面的結果[2]。故許多干預途徑被提出來以幫助這些家庭。但這些措施很少關注唇腭裂患兒父母以及

其他家庭成員的特殊需求。本研究著重討論唇腭裂患兒家長的心理評估及其心理治療前后心理健康狀況的改變，探討唇腭裂患兒及其家長的心理治療模式，以提高唇腭裂臨床心理治療水平。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1.1.1 病例組 對2011年1—11月就診于寧夏醫科大學總醫院口腔科的唇腭裂患兒的父親或母親進行問卷調查，患兒年齡為3個月～4歲，平均年齡為1.6歲。共對110位患兒的父親或母親發出問卷，收回有效問卷102份。被調查父母年齡在20～39歲，平均年齡為27.9歲。將病例組分為3個亞組，分別為唇裂組（n=33）、腭裂組（n=40）、唇腭裂組（n=29）。納入標準：1）患兒未伴有其他系統器官的先天性畸形或者疾病；2）患兒家庭無其他遺傳病家族史；3）受調

查者必須是患兒的生物學父母，并且與患兒一起生活。

1.1.2 對照組 在與病例組匹配地區選取正常兒童的父母131人進行問卷調查，收回有效卷126份，兒童平均年齡為1.9歲，父母平均年齡為28.2歲。納入標準：1）與病例組盡量為同期、相同地區出生的兒童，且性別、年齡比例一致；2）兒童無全身系統器官的先天性畸形或疾病；3）兒童家庭中無家族遺傳

病史；4）受調查者必須是兒童的生物學父母，并與兒童一起生活。2組父母情況見表1。

1.2 研究方法

采用癥狀自評量表（SCL-90）對病例組與對照組進行問卷調查，分別記錄2組的評分。SCL-90[3]含有90條包括軀體化、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敵對性、恐怖、偏執和精神病性9方面的問題。每個問題對受試者的影響程度分為沒有、較輕、中等、較重、嚴重5級，分別記為1、2、3、4、5分。它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4]。

根據心理評估結果，對有心身問題的唇腭裂患兒家長在入院期間及出院后3個月，通過個體治療與團體治療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治療，治療方式包括人文關懷、支持性心理治療、認知治療、行為治療等。對照組不做任何處理。唇腭裂患兒家長心理治療結束1周后及3個月后，再對其進行SCL-90自評量表測評分析，分別記錄2組的評分。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1.5統計軟件對所有資料進行處理，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病例組與對照組間分析采用t檢驗，病例組各亞組間分析采用方差分析。全部檢驗均為雙側檢驗，P

2 結果

病例組和對照組SCL-90評分比較結果見表2。3個亞組與對照組比較，9個維度上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心理干預后的統計結果

見表3。病例組在入院時、心理干預后的出院當天及3個月后與對照組作對比，9個維度上差異均存在統計學意義（P

對比，9個維度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3個月后與入院時作對比，僅在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4個維度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3.1 唇腭裂患兒及父母的心理健康狀況

唇腭裂是口腔頜面部最常見的先天性畸形之一，由于它的高發病性、影響面廣及復雜的治療，不但影響了患兒及其父母的心身健康，也影響了他們及整個家庭的幸福生活。孩子診斷為唇腭裂給家庭帶來巨大的變化，尤其初診階段父母的情緒反應和心理危機是最強烈的，處于一種負性心理狀態[5-6]。這和筆者的研究結果一致，通過SCL-90結果分析發現，唇腭裂患兒家長同正常兒童父母相比，心身健康狀況較差，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Maris等[7]

研究發現單純腭裂患兒家長心理狀態最差，認為在早期家長的心理狀態受容貌的影響不大，但與喂養困難有關。也有學者[8]研究認為家長的心理狀態與患兒疾病的類型及嚴重程度無明顯關系，而與社會和家庭的支持與否有關。這和筆者前期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筆者采用家庭功能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FAD）及社會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調查發現，家庭與社會支持系統在唇腭裂患兒父母心身疾病的發生、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預防和阻斷功能，家庭與社會支持系統可促進疾病的康復。此外國內外研究[9-10]表明，父母作為唇腭裂患兒的主要照護者及心理和經濟支持者，他們的情緒體驗及心理健康程度都能直接影響患兒的行為和態度。

3.2 早期心理干預對唇腭裂患兒父母的意義

從社會角度講，唇腭裂患兒父母經常遭到社會的隔離和邊緣化，而且他們所獲得的社會支持也很少。因此許多干預途徑被提出來以幫助這些家庭。雖然這些干預措施到目前為止得到了發展，但是它們仍有一定的局限性，還需要更多的改進。其中一個局限性就是應用的時間框架問題。許多研究者[11-13]

告知，干預應在患兒出生的早期有效地進行。因為早期的心理干預為家庭提供了幫助，此時他們的需求意義尤其重大。此外，早期的干預也可以將孩子的能力預知給父母，這種預知對于父母來說是一個關鍵，他們的經歷對于他們的適應力和整個家庭而言將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本研究對唇腭裂患兒家長在患兒入院期間及出院后3個月內進行定期的心理干預，結果發現，心理干預后唇腭裂患兒家長的精神狀況明顯好轉，尤其是患兒出院3個月后同入院時對比，部分維度的因子分值與入院時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敏感、抑郁及焦慮方面患兒父母經過干預后狀況明顯好轉；但出院時的結果同入院時對比，其統計學差異不明顯（P>0.05），這并不矛盾，因為患兒住院

周期一般為7～10 d，這么短的時間內期望通過心理治療改善唇腭裂患兒家長的心理狀況根本不可能，而治療3個月后同對照組對比發現，其統計學差異仍然很明顯（P

家長通過一般性心理關懷及干預治療即能達到良好的干預效果，父母較未干預前表現出了較好的適應力，他們在獲取別人幫助的時候更加自信，不懼經歷痛苦，抑郁及焦慮癥狀也明顯減輕。但是與正常兒童的父母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究其原因，可能是：1）懂得有關唇腭裂心理方面的醫務工作者數量較少，無法實現“一對一”長期心理干預；2）缺乏唇腭裂的有關心理干預經驗，仍處于摸索階段，其心理干預的療效受到一定的影響；3）患者出院后，因為時間、經濟等狀況的影響，唇腭裂家長配合心理治療的積極性不如住院期間高，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治療的效果。由此可見唇腭裂患兒家長的心理治療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建立一個長效的、系統的心理干預計劃和組織，這樣才能使唇腭裂患者及父母共同成長，共同受益。

3.3 干預方式

唇腭裂患兒家長的心身健康狀況及生活質量引起了國內外許多唇腭裂診治中心的重視，紛紛開展了對唇腭裂患兒家長的關懷及干預。所謂心理干預是指在心理學原理和有關理論指導下有計劃、按步驟地對特定對象的心理活動、個性特征或行為問題施加影響，使之發生指向預期目標變化的過程[12]。除提供社會支持、一般性的人文關懷外，個體心理治療、小組集體治療和家庭系統治療等手段也逐漸應用到唇腭裂領域。

治療中采用的人文關懷支持療法更為恰當。因為臨床醫護人員本身是唇腭裂患兒家長十分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患兒父母對疾病的不確定感及對子女前途的失控感是造成精神壓力的主要原因，家長對唇腭裂的治療及護理的資訊有著極大需求。醫務人員可以向患兒父母提供唇腭裂的相關信息支持，如在診斷初期，提供有關疾病診斷、預后、治療方法等知識；住院期間更需要獲得如入院教育、相關檢查、營養、康復等知識的支持，讓父母及時了解患兒的病情和治療方面的動態信息，指導家長掌握照護患兒的知識和技能，提高患兒父母的認知水平，強化父母的角色意識，增強他們對生活的安全感和控制力。醫務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與患兒父母接觸時，可使用支持、勸導、啟發、鼓勵、解釋、積極暗示、提供保證等方式幫助家長保持健康心態，鼓勵患兒父母正確面對現實，應用積極應對的行為方式，引導他們表達、發泄消極情緒。

個體心理治療是由專業心理醫師對唇腭裂患兒父母進行觀察、傾聽以及交談，讓他們情緒釋放或疏泄，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幫助他們正性面對唇腭裂，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每次1人，干預1 h，每1～2周實施1次。

小組集體治療采用普及性團體治療技術對唇腭裂患兒父母進行干預，利用團體的情感支持、相互學習和正性體驗，解決共性的繼發心理問題。干預期間共安排2次活動，每1～2周開展1次，每次活動1～1.5 h，每次3～4人。由專業心理醫師帶領活動，每次活動以融洽氣氛、減輕身心疲勞的游戲和放松訓練開始。第一次活動以發言為主，收集信息，促進患兒父母的參與意識，并及時肯定和鼓勵其正性發言，建立團體的信任和凝聚力。第二次安排個人經驗介紹，相互獲取在唇腭裂診治期間的認識和支持力量。

參與上述任何一項心理干預3次以上的父母才予納入干預組分析。出院后3個月內，通過讓患兒家長定期復查及電話聯系的方式，對其進行心理干預，干預方法同上所述。

綜上所述，了解唇腭裂患兒父母的心理變化并給予人文關懷和心理干預，不僅能有效緩解家長的緊張、壓抑情緒，更有助于唇腭裂患兒的心身康復。因此，對唇腭裂患兒父母進行的早期心理干預不但豐富了唇腭裂綜合序列治療的內涵，還提高了唇腭裂綜合序列治療的療效，同時改善了患兒及家長的生存質量。但本研究原設計為同期前瞻性對照觀察研究，即將唇腭裂患兒父母分為干預組與未干預兩組，但在實際進行時，患兒父母均踴躍參加心理干預活動，根據倫理宗旨未能在同期設置未干預對照組。故本研究是不同斷面的抽查和部分回顧性分析，會增大系統誤差。此外，本研究的研究人群主要來自于寧夏本地，并不能代表大多數人群；且研究樣本數不大，對于統計結果可能有一定的誤差，還需要加大樣本量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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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 alone and cleft palate with accompanying defects[J]. Eur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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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氣質是由生物學決定的非常穩定而持久的心理特征，是個性發展的基礎。兒童氣質影響兒童的心理活動和行為，也影響兒童和父母之間的親子關系。活動性是兒童氣質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表現較為明顯的氣質特點之一。活動性也稱活動水平，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個體運動的快慢以及通過運動產生的不同能量消耗，它體現為活動速度和活動強度兩方面。

早在1938年，Richard和Newberry對胎兒和產后6個月嬰兒的活動性表現進行了研究。隨著上個世紀50年代心理學界對兒童氣質的關注，氣質活動性的研究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進入21世紀，隨著人類物質生活的日益豐富以及健康問題的產生，很多心理學者和健康學者開始從活動性入手探討兒童的身心問題。

上世紀70年代，隨著生態學理論、家庭系統理論等興起，父母教養研究領域中出現了雙向互動觀，這種觀點強調父母的教育觀念、文化背景、社會支持狀況等對兒童的影響，促使教養方式研究擺脫了微觀系統的局限。活動性作為氣質的一個維度，其形成與生物遺傳和后天環境都有關系。父母是子女的重要啟蒙者和社會引導者，父母的教養方式、態度和行為對兒童活動性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關鍵作用。父母對兒童活動性的關注、父母以何種教養態度和方式養育子女，都將影響兒童活動性的發展。因此，在生命初期，氣質特征或許更多受先天因素的制約。但是隨著兒童與環境交往的日益增多，環境對氣質特征的作用將日益增大。

一、活動性在氣質結構中的研究

活動性已經成為許多學者研究兒童氣質的著眼點。選擇活動性進行研究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活動性是當前被普遍接受的氣質維度之一，它能經由量表穩定測量，并且與其他氣質維度(如心境、趨避性和適應性)沒有概念上的重疊。其次，氣質最顯著的兩個特征，即穩定性和遺傳性，也是活動性的兩個特點。將活動性看作是氣質的一個維度，這一點已經被國外許多研究證明。托馬斯和切斯(1977)將活動性列為兒童氣質的九個維度之一，并認為兒童5歲以前在活動性上的表現最為穩定。Buss和Plomin(1986)用活動性來描述兒童氣質的維度。Gray對3～7歲兒童的氣質進行研究，認為活動性是兒童的氣質特質之一。Carey(1992)的研究認為，兒童氣質主要由生物學因素決定，與遺傳有關，并且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這與活動性的特點一致。我國在國外氣質研究的基礎上也開始對兒童的氣質活動性進行探討。黃春香(1991)、張勁松(1998，2000)、姚凱南(1992)等人的研究都認為活動性與氣質一樣都受遺傳因素影響。劉文、楊麗珠(2005)通過教師評定研究3～9歲兒童的氣質，證明活動性是兒童的氣質維度之一。陶公民(2005)對學前兒童氣質特點及類型分布的研究證明了活動性作為氣質維度的穩定性。因此，活動性是最能被認可的一個氣質維度，對活動性的研究有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兒童的氣質。

二、氣質活動性的理論假設

近幾十年來，許多研究者(BUSS & Plomin，Rusalov，Anokhin，Thomas & Chess，Strelau)致力于探索活動性在氣質中的作用。

1．Strelau的活動調節觀點

Strelau(1974)提出的氣質調節理論認為，存在兩種與行為能量水平的個體差異有關的氣質基本維度――反應性和活動性。反應性表明人們對刺激的反應強度不同，而且這種差異相對穩定。活動性被定義為涉及個體活動強度和頻率的氣質特質，它可以調節刺激影響，使個體達到或保持最佳激活水平。氣質活動性在調節刺激影響時起關鍵性作用。為了強調這種調節機制的重要性，Strelau的理論被稱為“氣質調節理論”。活動性通過個體不斷激發自己，直至達到最佳激活水平。Strelau認為，活動性是有機體的一個特點，它提供或保持最佳激活水平，具有基本調節功能。反應性和活動性存在一定差異，因此可以把它們看成是相互獨立的維度。

2．Buss 和Plomin的運動行為觀點

Buss和Plomin(1975)提出了氣質行為遺傳理論，當時正是Eysenck的內外傾理論和行為遺傳研究在心理學界盛行的時期，同時他們也參考了Thomas和Chess的兒童氣質研究。Buss和Plomin把氣質劃分為三種基本維度：情緒性、活動性和交際性。Buss和Plomin認為活動性在氣質的三個維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活動性的每種反應都與能量消耗有關，如精力和速度的變化。他們認為，“活動水平是全部身體能量的釋放……活動性等同于運動。”氣質的活動性涉及個體活動時的兩種成分：精力和速度。活動性高的人很容易激發自身的能量，即他們消耗大量精力的同時活動的速度也特別快。“活動的精力和速度是最好判斷能量消耗的兩個成分。”在Buss和Plomin(1984)看來，個體由于高興和煩惱所產生的差異可能與氣質的活動性和情緒性有關。

3．Rusalov的動力――能量觀點

Rusalov(1982)認為，氣質是人類個體最重要的基礎結構，它由活動性和情緒性兩種特質組成。活動性是動力――能量程度的表達。它通過個體身體和社會環境的相互作用表現出來。活動性的基本指標是節奏、速度、強度和可塑性。Rusalov和他的同事(1979)研究心理機能與活動性(如節奏、速度和耐受力)的關系，得出三條結論：(1)每種行為都是由機能系統產生的，活動的動力維持了整個有機體的發展。通過有機體的不斷調節和適應，動力結構會發生改變，并引起動力――能量間的相互聯系。(2)活動系統是分等級的，這意味著低水平系統是高水平系統的基礎(從生物化學到行為水平)。所有的系統都是獨立的，并且擁有同樣的機能結構。(3)機能系統是在行為的活動下建構而成的，包括以下幾個互動的成分：①機體對行為與能量消耗的判斷構成行為結果，這是由優勢行為和心理機能活動決定的；②活動方式的確定是從眾多可能出現的行為中選出一種可能達到結果的行為；③行為結果的反饋，一方面指導行為，另一方面評估行為。Rusalov認為，氣質作為一種“機體系統”，其組成成分包括行為機能系統和生物特質系統，多種行為活動引起一系列的機體變化，從而形成獨立的行為特質。

4．我國在氣質活動性方面的研究

由于大多數兒童氣質測量研究都是小規模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年齡適用范圍，因此，研究者之間的相對獨立導致氣質研究還沒有形成一個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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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模式。我國尚處于翻譯與修訂國外氣質理論的階段，因此對我國兒童氣質類型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近些年來，兒童氣質研究逐漸成熟，心理學統計方法逐步發展，這為我國的兒童氣質研究奠定了基礎。我國心理學工作者根據多年的氣質研究結果，通過縱向觀察法，同時進行跨文化實驗室研究，綜合各派研究的結果，提出了我國兒童氣質的基本維度，包括情緒性、活動性、反應性、社會抑制和專注性。其中活動性是指兒童的活動強度和活動速度。活動性維度包括兩個特質：強度和速度。活動性是兒童氣質的最初表現，在兒童個體差異中，活動性水平的差異最明顯。五個維度之間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氣質整體。只有五個維度協調發展，才能形成兒童的良好個性氣質。

三、兒童氣質活動性與父母教養因素相互作用的實證研究

1．父母教養手段與兒童氣質活動性

一些學者認為人類的活動水平是由基因遺傳特性決定的，認為父母和兒童的活動性是一致的，即兒童的活動性與父母遺傳有關。但是父母和兒童的活動水平總體上不是完全相關的。例如，Lee(1973)研究了溫和型父母和嚴厲控制型父母對兒童氣質活動性的影響，研究發現溫和型父母對男孩表現出的縱容和保護明顯低于控制型父母。李丹等人(2005)對不同教養方式對兒童氣質和移情特點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結論，父母實行民主與溫情教養的兒童能作出直接移情行為反應和直接加間接的行為反應，其活動水平也要高于其他幾種教養方式下長大的兒童。由此可見，溫和、民主的父母對男孩的保護和縱容是積極的，傾向于對男孩的活動給予更多的支持。與此相反，敵意、嚴厲型父母更傾向于負面強化兒童的活動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親子之間的沖突。Welk等人(2003)對小學3～6年級兒童的活動性及父母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父母教養手段對兒童活動性存在著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并通過許多具體的行為表現出來。父母對活動性的直接推動和明確鼓勵是兒童活動性發展最有力的影響因素。另外，該研究還表明活動性強的兒童的父母更傾向于鼓勵和參與兒童的活動。

2．父母教養方式與兒童氣質活動性的性別差異

在活動性上男孩比女孩更能獲得父母的支持，這可能是由于性別差異造成的。有研究發現，在活動性上男孩比女孩得到更多的支持。sallis和Tavvtor(2001)對223名4～11歲兒童進行研究，考察父母教養方式與兒童氣質活動性的性別差異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父母對女孩活動的直接支持比男孩少，但同樣的支持對女孩活動性的影響大于男孩。研究還發現女孩的活動性和適應性比男孩低，到青春期時男孩和女孩的活動性都有下降趨勢，而且這種趨勢女孩比男孩更明顯。張建端等人對1150名學前兒童氣質特點的分析也得出了相同結果。這些研究表明，兒童在運動方式及體能消耗上的差別主要是由兒童的社會化發展，即社會對男女兒童的教育方式和期望的不同造成的。

雖然兒童活動性有較強的穩定性，但也會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Gandour(1989)對52名15個月大的學步兒的活動性及其家庭環境的刺激強度進行研究，發現低活動性的學步兒如果生活在刺激強度低的環境中，其探索能力就更低，如果生活在高刺激強度的環境中，其探索能力則變強；高活動性的學步兒如果生活在低刺激強度的環境中，會表現出更強的探索能力，在高刺激環境中則表現出較弱的探索能力。這一結果表明兒童活動性受到環境的影響，然而并沒有進一步分析原因。

3．父母不良教養方式與兒童氣質活動性

Colder和Lochman(1997)考察了兒童攻擊和父母教養方式之間的交互作用。結果表明，不良的教養方式，如不良監管和嚴厲管教，會增加高活動性兒童的攻擊行為。Bradley(1991)也發現兒童的活動水平可能影響父母對懲罰方式的選擇，當活動量很大的兒童和安靜的或中等活動水平的兒童表現出同樣的不良行為時，高活動水平的兒童可能會引發父母更嚴厲的懲罰。不良監管也會對高活動性兒童的適當學習造成困難。為了避免懲罰，兒童就要回避一些自己愿意的行為。因此，不良的監管和嚴厲的管教被認為與兒童的高活動性存在正相關。在不良教育下，壓力會使兒童的活動更具有攻擊性。父母參與性較低致使低活動性兒童得不到必要的情感支持，從而抑制和避免了兒童潛在的積極活動，導致兒童抑郁癥的發生。另外，嚴厲的管教也與抑郁癥的發生有關，特別是對高活動性兒童而言，因為高的活動水平通常會引發父母嚴厲的管教，導致兒童出現消極的自我概念和抑制性的行為。

劉琳等人(2005)選取62名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兒童，并與正常兒童進行對比，結果發現，DHD兒童的活動性明顯高于正常兒童。ADHD患兒的家庭親密度、情感表達、成功性及知識性評分均明顯低于對照組，而家庭矛盾性評分則明顯高于對照組(P

4．父母教養意識與兒童氣質活動性

社會認知活動(如父母的鼓勵、父母的支持和父母的參與)也能影響兒童的活動性。Hatter和C’auses(1990)研究發現，父母的干預雖然能對低活動性兒童的活動表現起到促進作用，但是也會阻礙高活動性兒童對活動的探求欲望。具體來說，父母的鼓勵被認為是能有效引導兒童行為結果的主要方式，其中父母的鼓勵與參與對女孩活動性的影響高于對男孩的影響。父母的支持也被看作是引導兒童的興趣和身體活動性的重要標準。高活動性父母比低活動性父母更可能參與兒童的活動，并且可以在活動中為兒童提供更多的支持。黃春香等人(2001)對76名2．5歲兒童氣質特征與家庭背景環境的關系進行研究，發現父母若能積極參與兒童的活動，為兒童提供多樣化的刺激，其子女的活動水平就相對較高。這證實了Harter等人(1990)的研究結果。

父親和母親傾向于用不同的方式鼓勵兒童的活動。母親通常提供理念支持，即她們經常參與兒童的活動，或者支持兒童的活動。父親通常通過自己的行為鼓勵兒童活動，例如帶子女外出活動。雖然父母傾向于用不同的方式鼓勵兒童活動，但這兩種方式對兒童的活動性都有影響。Kirsten(2003)對180名9歲兒童研究發現，雖然父親和母親在兒童活動性上的鼓勵水平相似，但方式不同，不同的支持方式反映了父母的性別差異對活動性的影響，母親通常以哺育和組織的角色出現，父親更多地采用肢體或游戲的教養方式。楊麗珠、楊春卿(1998)對幼兒的活動性及母親的教養方式進行研究，發現母親教養方式的放任性因幼兒活動性的不同表現出顯著差異，幼兒的活動性水平越高，母親越易對幼兒表現出放任。

5．父母教養能力與兒童氣質活動性

父母的學歷程度與兒童活動性存在密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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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宋芳等人(2005)研究了190名3～7歲兒童的父母教育程度與兒童行為之間的關系，借以探討父母教育程度是否對兒童活動性產生影響。結果表明，父母越無責任感，母親學歷越低，兒童越易出現行為問題；母親學歷越高，兒童氣質越平和；父母學歷越高，兒童學習問題越少。原因可能在于母親與子女接觸的時間比父親長。高學歷父母大多好學上進，更注意家庭教育，愿意以身作則，或許也有些遺傳的影響。此外，父母的體質也是影響兒童活動性的因素之一。父母身體狀況差，則兒童的活動水平較高，這可能與父母沒有足夠的精力和耐心教育孩子有關。家庭的經濟水平對兒童的活動性也有影響。社會經濟水平低家庭的兒童，其活動性要低于社會經濟水平高家庭的兒童。這主要是因為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參與活動受到的障礙更多，比如因為家庭收入低而付不起活動費用。低收入家庭的兒童雖然想參與各種活動。但是無法參與，導致他們的日常能量消耗低。與之相反，經濟地位高的家庭，兒童情緒愉快，適應性好，活動性高。

四、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與未來研究展望

綜觀現在的研究，雖有一部分研究涉及家庭對兒童活動性的影響，但在研究上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從文中闡述的研究來看，有的根據氣質類型的劃分進行研究，有的研究臨床病例，還有的專門研究問題行為。關于父母教養方式的選擇與兒童活動性之間是否存在相互影響的研究非常少，沒有涉及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過程，也沒有探討在相互作用過程中各種因素之間的影響機制。另外，現有的研究沒有考慮到兒童對父母教養方式的理解。父母的教養方式是影響兒童社會化的外部動因，兒童在心理上如何認識它、理解它，這種認識和理解又如何影響兒童的發展，這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目前許多對教養方式與氣質活動性的研究雖然注意到要在真實環境中研究父母的教養方式，但在實踐時過于簡單化、形式化，較少深入到家庭，深入到親子交往的實際中去觀察、實驗，缺少行為變量的研究，也缺少縱向追蹤研究，多為相關性研究結果。僅靠研究者的短暫訪談和問卷調查還無法真正把握父母教養方式與兒童氣質活動性關系的實質。

篇6

從發展心理學的分期上看，嬰兒期是指從出生到三周歲的階段；幼兒期是指3歲至6、7歲的兒童時期，相當于幼兒園的教育階段。俗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由此可見幼兒時期的教育關鍵意義。

嬰兒時期，由于孩子年齡小，父母陪伴得較多。進入幼兒園之后，家長會有放松心理，覺得孩子在幼兒園有老師的教育，不需要操心，因此把孩子的教育轉接給學校，忽視了父母陪伴教育的重要性。事實上，父母的陪伴教育對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長極其重要，8歲以前的孩子尤其需要父母的陪伴。如果8歲前，孩子無法得到父母的陪伴，環境的改變就會讓孩子非常緊張，導致其無法適應入學后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孩子會出現缺乏安全感、獨立性不強、自信心不足、溝通能力弱、考慮問題自私化等缺點。下面就陪伴教育的內涵及其對孩子心理健康成長的重要意義作闡述。

一、陪伴教育的內涵

陪伴從表面意義上說就是“隨同做伴”，但是從親子關系的層面上，其內涵更豐富。對待孩子，不僅要有物質上的關懷，還要有精神層面的交流和尊重，在此基礎上，對孩子進行思想和行為上的引導，矯正由于年齡特征、性格偏差或外部因素影響造成的行為偏差，這才是陪伴的重要內涵。從此意義上了解，陪伴本身就是一種教育，而且比任何其他外界的教育培訓都更有價值。因為陪伴教育，不僅讓孩子物質上的欠缺得到及時補充，更讓孩子在心靈成長上有了安全、自信、愉悅和榜樣。

在現實生活中，由于生活壓力、工作的緊張度、婚姻狀況的不穩定等因素的存在，家長尤其是年輕家長往往會忽視對孩子的陪伴教育，這種現象越來越嚴重。根據陪伴的程度，陪伴教育的缺失存在以下兩種較為普遍的現象：

（一）留守兒童

留守兒童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被迫留在家鄉，留在爺爺奶奶的身邊，對于這些孩子而言，父母已蛻變為一年兩年才露個臉、見個面的符號和概念。很多留守兒童由于缺乏來自父母的親情呵護與家庭教育和監督，過早承受成人社會的各種壓力，在思想道德、心理健康等方面出現嚴重問題。

（二）“候鳥”兒童

很多年輕家長雖然深愛孩子，但是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壓力，他們以為創造穩定的家庭環境和富裕的物質生活就是給孩子最好的照顧，因此把孩子托付給雙方的老人照顧，自己只是周末才和孩子交流。由于補償心理的作用，即使孩子出現錯誤或不正常的行為，也不能很好地矯正，時間久了，孩子就形成了各種不適的言行。心理沒有得到健康發展，和父母沒有進行很好的陪伴教育有很大關系。這是城市工作人員存在的一個陪伴教育缺失的重要現象。

缺少父母陪伴教育的孩子，在成長中因為缺少父母的關注和呵護，情感豐富而脆弱，依賴性和獨立性、沖動性和理智型、自覺性和任性并存，極易產生認識、價值上的偏離，以及個性、心理發展的異常。因此，我們要重視幼兒時期父母陪伴教育對心理健康發展的重要影響，重視幼兒時期父母陪伴教育對心理健康發展的重要意義。

二、幼兒時期父母陪伴教育對心理健康發展的重要意義

（一）父母的陪伴教育有利于幼兒認知的發展

皮亞杰認為，幼兒在進行判斷時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他們缺乏觀點采擇能力，不能從他人的立場出發考慮對方的觀點，而是以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取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這被稱為自我中心現象（《心理咨詢師》，P231）。自我意識的發展是幼兒認知發展的一個巨大進步，他會通過自己的視角觀察世界，把自身和別人分離思考。一些孩子不愿意和別人分享玩具，爭奪零食，甚至“欺懷”，其實在幼兒年齡階段，這是一種正常的心理反應。如果在父母的陪伴下，能夠進行很好的交流和溝通，那么就可以對幼兒的自我為中心的主觀意識進行引導，從而使幼兒形成與他人進行分享、換位思考、處處為人著想的良好品質。反之，則會形成“自私”性格，并且長大成型，就很難再改變。

（二）父母的陪伴教育有利于發揮幼兒游戲的引導性

游戲是幼兒期的主導活動，對其心理發展的內容和性質具有決定意義。幾乎所有孩子在玩游戲時，他們的大腦都處于高度興奮的狀態，在這種興奮狀態下，孩子形成某種能力就比較輕松、比較快，不僅沒有精神壓力，反而有助于培養孩子的學習興趣。

游戲是進行幼兒教育的最佳途徑，幼兒的各種學習多是通過游戲活動進行的，父母可以通過與孩子游戲的方式，增加對孩子的了解，加強引導。現代社會，出現了一個“手機依賴”的現象，很多家長為了讓孩子安靜，不打擾自己，就在手機上下載了很多小游戲或動畫片，讓孩子自己觀看。長而久之，孩子不僅對手機產生了依賴，而且嚴重者會產生“自閉”傾向，不利于孩子的身心發展。因此，告誡家長，不要用電子產品阻斷與孩子交流的橋梁。

（三）父母的陪伴教育有利于良好親子關系的建立

親子關系是人一生中最早建立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種人際關系，是孩子與其他人形成良好人際關系的前提和基礎。父母總以為親子擁有天生的血緣關系，“親”是必然的。其實，親子關系需要從寶寶出生那一刻開始經營。

在孩子成長過程中，任何人都無法取代父母的重要角色，尤其幼兒期是各種關系讓其理清并開始學習的階段，父母的陪伴不僅讓其有安全感，更能學會處理好與父母的關系。如果父母都忙于工作或生計，照顧孩子這一系列工作不是父母做，而是隔代教養或由保姆做，長此以往，就容易對孩子造成情感缺失、精神忽略，不利于其人格的形成與完善。因為很多父母沒有真正把孩子當成獨立的個體，沒有意識到孩子跟成人不同的生活需求，只是想當然地將自己認為好的事物強加給孩子。這只是主觀意義上的判斷，缺乏跟孩子的互動和溝通，給親子感情交流帶來了很大的阻礙，長此以往，孩子就會難以跟父母進行交流和溝通，難以建立良好的親子關系，一旦親子關系遭到破壞，家長對于孩子的教育工作就會事倍功半，因為“親其師，信其道”。

（四）父母的陪伴教育有利于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

篇7

中圖分類號：F253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Wood storage cente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ogistics system, the location of wood storage center decides specific distribution lines, thereby affects the circulation of every wood storage center and transportation costs. The Baumol-Wolfe model not only considers the transport cost, but also the variable cost and fixed cost. Through Baumol-Wolfe model is used in resolving the localization of wood storage center in terms of transportation cost and its economy scale, which can provide a convenient effective algorithm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wood storage center. Through the solution by its algorithm and according to case study.

Key words: wood storage center; location selection; Baumol-Wolfe model; application

在木材倉儲中心的選址規劃過程中，如何確保總的木材倉儲成本和運輸成本最優化，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由于木材生產的地域性、季節性與需求的分散性、廣泛性之間的矛盾，使得木材物流相當復雜，隨著木材物流運輸倉儲等問題的不斷出現，不少林產企業已經充分認識到木材物流的重要性，迫切希望通過木材倉儲選址的優化提高木材物流管理水平以及降低木材的運輸成本，以開發木材行業的第三利潤源，目前我國對于木材物流研究仍不很深入，相關研究報道較少，而鮑摩-瓦爾夫模型及算法的應用發展為之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實現途徑，在這種背景下，研究木材倉儲中心選址優化并加以應用是十分及時和必要的。

對于擬定的木材倉儲中心選址，要能確保一定區域內木材運輸、倉儲過程中的最佳方案，以達到總運輸費用和倉儲費用最小化的目的。

1問題描述及模型建立

有m個伐區楞場，經過木材倉儲中心發售給n個地區的需材點。其中楞場伐區的生產能力已知，每個需材點的需求量已知。模擬建立若干個木材倉儲中心，候選地點有S個，問題是如何從S個候選地點中選擇若干個地點作為木材倉儲中心，使木材物流費用達到最小。上述問題可以簡單表述為：在伐區楞場、需材點一定的情況下，在若干個備選地址中，找出木材物流節點的數量和位置，使得通過木材物流節點所運送的木材的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在下列約束條件下最低：（1）不能超過每個伐區楞場的供貨能力；（2）所有需材點的需求必須得到滿足；（3）每個木材倉儲中心的總進貨量等于總出貨量。

設目標函數為：fz=

C

X

+

D

Y

+W

Z+V

Z

約束條件：X=A（滿足林區供貨能力需求）Y=B（滿足顧客需求）X=Y（滿足總進貨量等于總出庫量要求）X>0, Y>0

式中：i為楞場伐區i=1,2,…,m；j為木材倉儲中心j=1,2,…,s；k為需材點k=1,2,…,n；A為楞場伐區i的供應量i=1,2,…,m；B為需材點k的需求量k=1,2,…,n；C為從楞場伐區i到木材倉儲中心j的單位運輸成本；D為從木材倉儲中心j到需材點k的單位運輸成本；Z為木材倉儲中心j的產品通過量；V為木材倉儲中心j的固定費用；r

Z為Z=0時取0，否則取1；W為木材倉儲中心j每單位通過量的變動成本（在考慮變動成本時，引進指數p，滿足條件0

2模型求解

由于木材物流總成本函數是非線性的，因此，上述問題是一個非線性規劃問題，可以先求出初始解，然后迭代計算，主次逼近最優解。步驟如下：

第一步，求初始解，首先對伐區楞場與需材點之間的所有組合i,k，求每單位運輸成本最小值。即求出從伐區楞場i到需材點k的運輸成本最低的路線，其運輸成本為：C=min

C

+D

注意式中左邊下標i,k對應于某一個j值，引入變量U，表示從伐區楞場i經過某一個木材倉儲中心j到需材點k的流通量。解如下線性規劃（運輸）問題：

minfμ=CU

s.t.U=Ai=1,2,…,mU=Bk=1,2,…,n

所有U>0

求出Z的初次解Z。

第二步，求二次解，設經過木材倉儲中心j的所有i,k組成的集合為Gj，那么：Z=U

以運輸成本和變動費的合計最小為目標，求得最優路線，即令：C=

C

+D

+W

PZ

上式是由配送總成本函數微分所得的每單位的總成本。解如下線性規劃問題：

minfμ=CU

s.t.U=Ai=1,2,…,mU=Bk=1,2,…,n

所有U>0

利用所求的解U，求出對應的Z。

第三步，求最優解，按第二步方法反復計算，將n-1次解的木材倉儲中心通過量Z與n次解的木材倉儲中心通過量Z進行比較，如果相等則終止計算，所得的解就是最優解。

3算法分析

本例中有兩個伐區楞場A,A，故i=2；兩個伐區楞場向8個地區供應木材，在每個地區各有一個需材點，故k=8。現有5個木材倉儲中心候選地D,D,D,D和D，選擇哪幾個木材倉儲中心使得總的運輸成本最小，故j=5。在此，要考慮規模經濟量，即運輸費用與木材通過量呈非線性關系。已知條件如伐區楞場到木材倉儲中心候選地的單位運輸成本

C見表1，木材倉儲中心候選地的變動費

W

Z見表2，木材倉儲中心候選地的變動成本

D見表3。

3.1初始解。對于伐區楞場到需材點的所有組合，找出使運輸成本和配送成本之和為最小的木材倉儲中心，見表4。解運輸問題得到初始解，見表5。

3.2第二次解。利用初始解，可以求出各木材倉儲中心候選地的通過量Z，進而求出C。由于取p=0.5，所以木材倉儲中心單位量費用（變動費）按公式2計算。各數據結果見表6和表7。

再對伐區楞場到需材點的所有組合，選擇運輸成本、配送成本與變動成本之和的最小值，對應的流動路線為最省路線，然后求解運輸問題，得到第二次解，見表8。

3.3第三次解。利用第二次解，求出各木材倉儲中心候選地的通過量Z，進而求出C。由于D和D沒有通過量，為了以后討論中除掉這兩個木材倉儲中心候選地，設D和D的變動費為無窮大，見表9。以此為基礎，對伐區楞場到需材點的所有組合，求出總成本最小值，然后求解運輸問題，得到第三次解，見表10和表11。

由于第三次解的通過量與第二次解的通過量相同，所以第三次解便是最終解。由最終解可以看出，在五個候選地中，選取D,D,D三處設置木材倉儲中心為宜。

4結論

木材倉儲中心的選址布局對木材物流系統的合理化和經濟效益有重要影響。許多數量化、模型化的方法被加以應用并在實際中得到改進。計算較容易，可用物流總成本評價，目標是以最優解木材倉儲中心的通過量，決定設施規模，可根據木材倉儲中心的變動費，考慮規模的經濟性。本文在將鮑摩-瓦爾夫模型用于解決運輸費用和木材倉儲中心經濟規模費用倉儲中心選址問題時，表面看來只考慮了經濟效益，但是在經濟效益中運輸成本是由眾多因素決定的，木材倉儲中心規模的影響在模型中也得到了體現，所以此方法比較綜合和客觀地反映了木材倉儲中心的合理位置。實例分析表明，該方法能方便直觀地解決選址問題，是求解此類問題的有效方法。

參考文獻：

篇8

幼兒教育心得總結一

昨天晚上收到兒子班主任Mia老師的邀請，讓我寫一下育兒心得，當時真是受寵若驚，因為在兒子班的家長當中，我并不是秀的，我的兒子在班上也不是最乖的。但老師的邀請讓我倍感榮幸，正好可以借此機會對自己的育兒歷程做個回顧與總結，同時也樂意把自己育兒的心得與大家分享，于是就欣然接受了任務。

時光荏苒，不知不覺中侯奕已經在英杰思幼兒園這個大家庭度過了兩個學期。想起剛入學時那個害羞怕生、甚至連話都說不清楚的小屁孩，如今成長為一個待人接物、落落大方的小大人，在外能主動大方地跟長輩問好，在家是媽媽的好幫手，愛看書、會自己講故事......,每每想到這些點滴的變化，我除了甚感欣慰，更想感謝英杰思的老師們對侯奕的循循善誘的教導和無微不至的關懷。

談到育兒，初為人母的我一直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實在不敢說有什么心得。但在孩子成長方面，我深知養成良好習慣的重要性，現在就跟大家淺談一下我的一些做法。

1.從語言開始文明習慣的培養

高爾基說：語言是一切事物和思想的衣裳。有禮貌的寶寶人見人愛，父母們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養成有人緣、守規矩、有修養的小紳士、小淑女。但孩子禮儀的養成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當然這個過程漫長、辛苦，且極需耐心。

都說言傳身教，但我覺得身教重于言傳。因此我覺得父母要在生活中要耐心地做個好榜樣。記得在侯奕未出生時，我就和侯奕的爸爸約定：不管任何情況，都不許在孩子面前吵架。但有一次，為一點家庭瑣事我忍不住當著侯奕的面跟他爸爸吵了幾句，破壞了這一約定。后來卻驚訝的發現，侯奕有時候說話竟然學了我吵架時的語氣。于是我趕緊找機會特地在侯奕的面前跟他爸爸道歉，承認了錯誤，不應該那樣說話。然后再蹲下來跟侯奕分析媽媽錯在哪里，并明確告訴他不能學媽媽那樣說話，那樣是不對的，是不禮貌的。再后來，侯奕每次聽到或在電視上看到別人吵架，他都會跟我說：媽媽，吵架是不對的，那樣說話是不禮貌的。

這件事情讓我深切的感悟到父母的言談舉止對孩子的影響有多大，我很慶幸我及時發現并懂得了這個道理。都說父母是孩子的鏡子，我們要讓孩子懂禮貌，我們自己得先做到有禮貌，平時與人說話要常說“請”和“謝謝”、并有意識地引導孩子主動跟人打招呼。其實侯奕原來是個比較靦腆的男孩子，以前見人打招呼都是很小聲的。后來，在我們的影響下，侯奕慢慢形成主動大方與人打招呼、問好的好習慣。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在孩子表現得好的時候要及時給以肯定和表揚，在孩子做得不完善的時候，不要急著批評或苛責，要循循善誘，更多的給予孩子指導和幫助。我相信通過父母言行對孩子潛移默化的影響，讓孩子在文明禮貌環境中耳濡目染，是一定能養成講文明懂禮貌的好習慣。

2.從日常生活開始勞動習慣的培養

對于幼兒來說，在生活中自己的事情能自己做就是的勞動習慣。因此，我在做家務的時候，會刻意地放手讓侯奕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盡可能多地創造機會讓他參與到家務勞動中，培訓他的參與意識，激發他動手做事的熱情。比如邀請他一起搞衛生、洗碗筷、拿快遞等，還特地給他買了小圍裙、小掃把、小手套等，有了專屬的勞動工具，他表現出極高的熱情。

當然，在他干活的過程中，可能做得很慢，做得不好，有時甚至會“闖禍”，這時候我會沉住氣，不急不躁地在一旁跟他一起做同一件事，給他一個正確的示范，耐心細致反地復給他講解該怎樣做，等他完成了還不忘及時對他的做的事情給予肯定，對于做得不好的地方也會心平氣和的指出與糾正，千萬不要因為孩子做得不好就不讓孩子參與了，而要非常肯定地告訴他，媽媽期待他下次更好的表現。只有堅持，慢慢就能看到轉變的驚喜。現在，侯奕常掛著嘴里的一句話讓我十分欣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爸爸媽媽的事情搶著做，別人的事情幫著做。

3.從興趣開始閱讀習慣的培養

家長們都知道閱讀是一種讓孩子終生受益的財富，所以不息資本，經常給孩子買各種各樣的漫畫書籍，但卻不懂得、甚至是忽略了對孩子閱讀習慣的培養，結果是書買了一大堆，孩子卻不感興趣。

其實，我覺得在培養閱讀興趣上，很重要的一點是家長的有效陪伴，在陪伴的過程中善于發現孩子的興趣點。大家都懂得興趣是的老師，卻不懂得如何去發現。我舉個例子，在侯奕一歲多的時候，我們小區門前正有挖掘機在修路，我發現侯奕特別喜歡拉著爺爺到小區門口看挖掘機，在還不會叫“媽媽”的時候已經會說“挖挖”了，于是我就給他買了《車車認知大畫書》、《兒童工程車故事書》。在門口的挖掘機等工程車工作時，我經常拿上相應的車車故事書、搬上小凳子跟他坐在樓道里進行實景講解，眼前現實的挖掘機使書本的畫面變得立體生動，他閱讀的興趣一下子就被激發了;在侯奕迷上動畫片《汪汪隊立大功》、《超級飛俠》時，于是我買了《汪汪隊立大功兒童安全救援故事書》、《超級飛俠3D互動圖畫故事書》，成功地把他的注意力從電視、Ipad上轉移到書本上，結果就是這兩套漫畫故事書幾乎每本都被他翻爛了。在翻閱這兩套書的同時，侯奕還學會了不少安全救援常識，了解了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地理知識和生活常識，豐富鮮活的知識讓侯奕喜歡上閱讀。

本學期，我很感謝英杰思的“親子閱讀”計劃。以前陪侯奕閱讀都是斷斷續續、不定時的。自從加入英杰思每周三個繪本故事的親子閱讀，我每天晚上睡前必講三個故事，有時候我實在是累了想偷懶不講，侯奕都會主動提醒我，如果我不講他甚至會“不依不饒”。現在，就算工作再忙、照顧孩子再累，我也會保證每晚睡前最少20分鐘的親子閱讀。我和侯奕還立下約定：睡前閱讀時間，不玩玩具、不看電視、不玩手機，安靜而單純地享受這神圣的20分鐘。有時候，講完了從幼兒園帶回來的三個繪本故事，侯奕還抱著家里的其他故事書來纏著我給他講，可以說，侯奕的閱讀習慣已經逐步形成。

讓興趣引導著孩子的求知欲。只有孩子喜歡書里的東西，他才會愿意去讀書;只有感興趣了，他才會更愛閱讀。久而久之，閱讀就會成為孩子生活的一種必不可少的習慣，形成良性循環。

以上就是我的幾點育兒心得，總的來說，就是孩子良好習慣的培養，需要家長有以身作則，更需要父母積極參與的陪伴，只有這樣，才能幫助孩子養成終身受益的行為習慣。

幼兒教育心得總結二

父母是孩子的老師，父母應該注意平時生活中的細節問題，做好榜樣，帶好頭。和孩子一起讀書學習，營造讀書學習的氛圍，偶爾也以向孩子“請教”的方式培養孩子多讀書學習、做一個有知識的人的自豪感。別在孩子面前評判老師和他人，多和其他孩子的家長學習交流孩子的教育方式和經驗，做一個有愛心、包容心的家長。

當今社會的家庭，獨生子女的教育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我們天下父母們的共同心愿。我們作為父母，要把孩子培養成一個獨立的人，能夠有足夠的能力和信心離開我們，成為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獨立個體。但要怎樣教育孩子，尤其是怎樣做好幼兒教育便成為我們每位父母的難題。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個生存環境，而父母則是孩子的影響，是多么的巨大與深遠。以下便是我平時在教育孩子的一些心得體會。

第一，尊重孩子的提問，注重智力的培養。我們一直沒有刻意的去教她學習什么，只是在孩子提問的時候認真回答她提出的問題;在她喜歡看的書上面教她認一些字，給她一些她喜歡的書與碟子，讓她自己學會放，怎樣講故事，平時在我講一次故事，然后讓她自己再講一次給我聽，使她對學習有著深厚的興趣。

第二，尊重并引導孩子的思想，的培養。重視孩子的道德培養，不管在什么場合，要求做到不打人，不罵人，不說臟話。我們做父母的是孩子的第一個啟蒙老師，在家里，在與孩子在一起的時候，要做到不說臟話，不做過激行為。在孩子發現父母做錯了的時候，我們做父母的要主動承認錯誤，并引導她在犯了錯誤時也要勇于承認。

第三，注重孩子的獨立性培養。在孩子的成長過程，離不開教育，教育離不開尊重，尊重不等于縱容。在平時，要把孩子當成一個獨立的人來看待，就必須多聽聽孩子的想法，和孩子多商量問題，要學會換位思考，如果是我們父母自己遇到同樣的問題應該怎樣做，是會像孩子那樣做嗎?我們不能用自己的觀念、模式、自己的思維方式去認定孩子該做什么，不準做什么，更不能利用家長的去壓制孩子的想法。讓孩子有自己的想法與獨立性，尊重孩子的獨立性，給孩子自己的空間，讓孩子自己學會涮牙、洗臉、穿衣等，讓孩子自己學會獨立思考，讓孩子有自己的能力與知識。

上述這些只是我平時教育孩子的一些心得，現在是獨生子女的時代，在幼兒教育上，我們也經歷了一個從無知到漸知的過程，在教育子女這方面，家庭環境的區別，造就不一樣的教育方法，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夠健康成長，出類拔萃，值得驕傲，但我相信，只要做父母的能夠注意方法，因材施教，孩子們一定要取得成功，走向輝煌。

幼兒教育心得總結三

我是大四班孫__小朋友的家長，非常感謝老師給予我一次這么好的機會，和大家共同交流探討孩子的成長教育這個話題。首先，仔細反省自己的內心感受后寫了幾點自己感觸比較深的地方，跟大家分享。

第一，身教的作用大于言傳。

孩子大班了，明顯感覺她更注意家長的日常言行舉止了，要求她少看電視時，她會直接說你們大人怎么總在看手機呢。學舞蹈回來，要求她在家要多多練習動作時，她說她已經比我鍛煉的多多了，媽媽都沒運動!所以現在我們比較注意要求她之前，自己首先要做到，比如閱讀習慣，日常起居習慣，禮貌問題現在大多是我們做給她看，請她一起參與，相比之前只是硬性要求，現在的效果好了很多。而且對做父母的自己也是個好的促進，陪伴孩子的同時也糾正了一些自己的壞習慣。

第二，避免只講大道理。

孩子的成長中，每個階段總有新的問題出現。大班以后我就發現孩子突然變得比以前敏感，非常在意周圍人對她的看法和評價，同時自尊心好勝心變強。這就造成她既想積極表現自己爭取表揚，又對不完美的結果充滿恐懼，碰到她因為沒做好發脾氣哭的時候試過談心，試過鼓勵，試過獎勵，試過比她發更大的脾氣，效果都不好。后來當她做不好的時候，我就參與進去，鼓勵她再做一次，告訴她，做不好沒關系，媽媽做的也不是很好，只要不放棄，我們就進步了，以后一定會越做越好!

最后，相信我們的孩子。

篇9

    問題2：“別說他了，他很好了。你小時候比他差遠了！”——當面袒護、戰線不統一

    優勢互補化解育兒分歧

    兩代人產生育兒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各自在生活習慣、教育觀念、經驗閱歷以及角色方面存在差異，又不能充分看到對方的長處，總認為自己的是更好的。解決這個難題，重要的是看到各自的優勢和短板，做到優勢互補。

    老一輩的優勢很明顯，他們大都帶大過幾個孩子，從頭到尾經歷了整個喂養、教育過程，比較了解孩子的心理，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雖然可能陳舊，可能有不科學、不可取之處，但大部分是經過實踐證明可行的。有人說，做父母如同游泳，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學會游泳，老一輩即便是完全沒有文化的人，只要腦子不笨，在長期的育兒過程中也一定積累了很多寶貴的心得，這是年輕父母短時間內無法擁有的。因此，年輕父母要學會尊重老人，發現他們身上的優勢，那種認為老人的所有說法做法都過時落伍不科學，而把育兒書當圣經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當然老人身上也可能存在一些短板，那就是經驗反被經驗害。正因為經歷過育兒或多次育兒，非常相信自己的經驗，所以老人大都不會像年輕父母那樣如饑似渴地去收集育兒資訊，閱讀育兒書刊。更由于總體存在的文化基礎差、理解力低、精力有限等原因，他們對新的育兒理念缺乏了解、不易接受，在觀念和方法上不夠科學、先進。

    年輕父母的優勢是大多文化素質高，理解力強，善于學習，更懂得和更習慣透過專業的育兒書刊、網絡來了解國內乃至世界上最先進的育兒理念，也比老人更清楚未來社會對孩子的要求，因此采取的做法往往比較科學。加上格外重視獨生子女的培養，往往比老人更嚴格，更理性。

篇10

小麗懷孕時就買來一堆育兒書籍,訂了幾份育兒雜志學習,抽空還常常去各個育兒網站和其他媽媽交流心得。作為知識女性的她,信奉育兒要講究科學,而且只聽專家的話。

寶寶人工喂養后,小麗嚴格按照喂奶間隔時間給寶寶泡奶粉。只要時間未到,即便寶寶哭著要吃的,小麗也堅決不給。這下,奶奶可看不下去了,說哪有孩子餓了不給吃的。爭來爭去,寶寶吃奶的問題上升到婆媳矛盾,小麗老公嘆氣:“兩個人說得好像都有道理,到底該聽誰的?”。

“照書養還是照豬養”的說法,不過是個極端的比喻,卻形象地表達了困擾許多新手父母的問題――書,代表著科學知識與精細;豬,意味著經驗與散漫。應該按照科學規律來養育孩子,還是聽任祖輩用他們的經驗來解決問題?科學知識與經驗,往往還是大家庭矛盾的導火線。

事實上,科學知識的一大來源就是大量的經驗積累,那些歷經時間考驗的經驗,也常常是科學的。科學知識和經驗,都是你育兒過程中的參考,真正的育兒過程,是體驗。

育兒書中提到的孩子,是個群體概念。而我們家中的那個寶貝,才是大家需要特別對待的――這世上沒有兩片相同的葉子,所以孩子也是獨特的。他的生長發育,會遵循他的個體生長發育規律來進行,細心觀察且耐心試探的父母會較快發現自己寶寶的需求,然后找到適合寶寶的辦法來滿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