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國際稅收的本質，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各市、州、縣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辦廳局、各直屬機構：

    現將《國務院關于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稅收返還改為與本地區增值稅和消費稅增長率掛鉤的通知》（國發〔1994〕47號）轉發給你們，并結合我省實際，補充通知如下，請一并貫徹執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吉政發〔1994〕5號）規定“1994年以后，稅收返還額在1993年基數上逐年遞增，中央的稅收返還遞增率按全國增值稅和消費稅平均增長率的1：0.3系數確定，即上述兩稅平均每增長1％，中央稅收返還增長0.3％；省的稅收返還遞增率按全省六項共享稅平均增長率1：0.3系數確定，即上述六項共享稅平均每增長1％，省的稅收返還增長0.3％”。為調動地方增加財政收入的積極性，促進中央、省和市（州）、縣（市）收入的合理增長，按國務院通知要求，省政府決定，將中央和省對市（州）、縣（市）稅收返還額的遞增率改為按本市（州）、縣（市）增值稅、消費稅和省與市（州）、縣（市）共享稅增長率的1：0.3系數確定。

篇2

（一）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1]

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又稱為國際稅法主體，是參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在國際稅收法律關系中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當事人。有學者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分為征稅主體、納稅主體和特殊主體，分別指國家、居民和國際組織。[2] 我們認為，國際組織或者屬于納稅主體或者屬于征稅主體，將其單列為一類主體似乎不妥。

國際稅法的主體，從其在國際稅收法律關系中所處的地位來看，可以分為國際征稅主體、國際納稅主體和國際稅收分配主體；從主體的表現形式來看，有國家、國際組織、法人和自然人。目前，國內幾乎所有研究國際稅法的學者都將國際稅法的主體分為國家和跨國納稅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兩種。我們認為，這種分法有失偏頗。基于獲得跨國收入的跨國納稅人不足以涵蓋在“國家涉外稅收征納關系”中的所有納稅主體，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盡管是其主要部分；當然，在主要涉及所得稅的國際協調問題等方面，使用“跨國納稅人”的稱謂仍然是可以的。

國家在國際稅收法律關系中同時作為征稅主體和稅收分配主體，這與國家在國內稅收法律關系中僅作為征稅主體的身份的單一性是不同的，此其一。其二，國家在國際稅法和國內稅法中分別作為不同主體身份的依據也是不同的。在國內稅法中，國家作為唯一的實質意義上的征稅主體是國家主權的對內最高權的具體體現之一；而在國際稅法中，特別是國家作為國際稅收分配主體時，則是國家主權的對外獨立權的具體表現。其三，對單個國家而言，國家在國內稅法中征稅主體的地位是唯一的，在數量上是一元的；而在國際稅法中，國家在數量上是多元的，必須存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否則就無法構成國際稅收法律關系。

自然人和法人在國際稅法和國內稅法中都是納稅主體，而且在國際私法和國際經濟法其他分支中也可以作為主體。一般來說，則不能作為國際公法的主體，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國際法學界也出現了主張個人和法人是國際法主體的觀點。[3] 此外，一些國際經濟組織，也是國際稅法中的納稅主體。有的學者就認為，國際稅法是調整國家間、國際組織、法人和自然人之間關于國際稅收關系的國際、國內稅法規范的總和。

（二）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內容

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內容，是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主體所享有的權利和所承擔的義務。關于國際稅收法律關系內容的特點，有學者認為，它已經不象國內稅收法律關系那樣，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從總體上講是不對等的和非互惠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權利義務是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之上的，國家與涉外納稅人之間的權利義務也已經不完全取決于一個征稅主體的單方意志了。[4] 我們認為這一觀點比較科學。

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法律關系中，二者權利義務是對等的。一般來講，國家所享有的權利包括征稅權、稅收調整權、稅務管理權以及根據國際稅收協定所規定的其他權利，國家所承擔的義務包括限額征稅義務、稅收減免義務、稅務合作義務以及根據國際稅收協議所規定的其他義務。

在國家與涉外納稅人之間的法律關系中，二者的權利義務在總體上是不對等的。一般來講，國家所享有的權利主要包括征稅權、稅收調整權、稅務管理權和稅收處罰權等，國家所承擔的義務主要包括限額征稅義務、稅收減免義務、稅收服務義務等，涉外納稅人所承擔的義務主要包括納稅的義務、接受稅收調整的義務、接受稅務管理的義務以及接受稅收處罰的義務等，涉外納稅人所享有的權利主要包括依法納稅和限額納稅權、稅收減免權、享受稅收服務權、保守秘密權、稅收救濟權等。

（三）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客體[5]

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國際稅法主體權利義務所共同指向的對象。有學者認為，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客體就是國際稅收的征稅對象，是納稅人的跨國所得或跨國財產價值。[6] 也有學者認為，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客體主要指跨國納稅人的跨國所得。[7] 我們認為，把國際稅法等同于國際稅收的征稅對象是不全面的，把國際稅收的征稅對象局限在跨國所得或跨國財產之上也是不全面的。

國際稅法的客體包含著具有遞進關系的兩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層面，是國際稅法的征稅對象。在這一問題上，我們贊成廣義的國際稅法客體說，認為，國際稅法所涉及的稅種法除了所得稅、財產稅等直接稅以外，還包括關稅、增值稅等商品稅。理由如下：（1）從國際稅法的早期發展歷史來看，商品課稅的國際經濟矛盾及其協調（如關稅同盟）比所得課稅的國際性協調活動要早，是國際稅法產生、形成和發展的整個歷史進程的起始環節。如果將關稅法等商品稅法排除在國際稅法的范圍之外，則無異于割裂了國際稅法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因此，應當歷史地、整體地看問題。把對在國際商品貿易中于商品流轉環節課征的國際協調活動看作是國際稅收活動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將關稅法等商品稅法一并納入國際稅法的范圍。（2）持狹義的國際稅法客體說的學者的理由之一就是國際稅收分配關系主要發生在所得稅上。事實的確如此。但是，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只是國際稅法的調整對象的一部分，廣義國際稅法中國際稅法的調整對象還包括國家的涉外稅收征納關系；如果僅以國際稅收分配關系所涉及的稅種來限定國際稅法所涉及的稅種，豈不是以偏概全？豈不是正好符合了狹義的國際稅法說的觀點？而實際上，上述學者又都是持廣義國際稅法說，并且也承認廣義的國際稅法客體說的合理性，同時對關稅等商品稅加以論述。[8] （3）誠然，對商品國際貿易課稅，雖然不可能在同一時間對同一納稅人的同一課稅對象重復征稅，但仍然可能發生不同國家的政府對不同納稅人的同一課稅對象（如進出口商品金額等）的重復征稅。例如，甲國實行產地征稅原則，乙國實行消費地（目的地）征稅原則，現甲國向乙國出口一批產品，則兩國都會依據各自的稅收管轄權對這筆交易額課稅，這批產品的所有人也就同時承擔了雙重納稅義務。而各國實行不同的商品課稅政策，如低進口關稅或免關稅政策，也會引起國際間避稅或逃稅活動的發生。況且隨著國際經濟交往的深入開展，對國際商品在流轉環節的課稅和跨國所得課稅將會更加密切地交織在一起，其相互轉化的趨勢也會愈加明顯。各國對進出口商品流轉額的課稅對國際經濟活動的影響以及為此采取的一系列國際協調活動，說明這些稅收本身作為各國涉外稅收的同時，進一步涉及到國家與國家間稅收利益的分配，反映了國際稅收的本質。[9]

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第二層面的客體是在國家間進行分配的國際稅收收入或稱國際稅收利益。看起來，這似乎僅僅是國際稅收分配關系的客體，將其作為國際稅法的客體似乎又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其實不然，因為這一國際稅收收入正是通過各國行使稅收管轄權進行涉外稅收征管而獲得的，與各國的涉外稅收征納關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也正因為在國家間進行分配的國際稅收利益直接來源于各國對其涉外稅種的征稅對象的課征，我們才認為后者作為國際稅法第一層面的客體與前者作為第二層面的客體間存在著遞進關系，從而共同構成了國際稅法的雙重客體。需要說明的是，并不存在一個超國家的征稅主體，對各國涉外稅種的征稅對象加以課征而獲得國際稅收收入，再將其分配給有關各國；實際上，這部分稅收利益在征收之時就已經通過國際稅收協定隨著對某一征稅對象的征稅權的劃歸而歸屬于各個主權國家了。因此，從理論上看，國際稅收利益是各國的涉外稅收收入匯總而形成的整體利益；但從實踐上看，國際稅收利益并未實際匯總，而是分散于各個主權國家的控制之中。正是由于國際稅收利益這種理論上的整體性和實踐中的分散性，以及其對各國征稅主權乃至相應征稅對象的強烈依附，使我們在分析國際稅法的客體時容易將其忽視。然而，與其說各國締結國際稅收協定的目的在于劃分對某一跨國征稅對象的征稅主權，不如說其實質目的在于劃分從征稅對象上可獲得的實際的稅收利益。故國際稅收利益是潛在的，但卻是能夠從深層次上反映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客體層面。

二、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運行

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運行，是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的整個過程。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要素是從靜態的角度揭示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構成，而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運行則是從動態的角度揭示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構成。

（一）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運行狀態

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是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在相關當事人之間的建立，或者說是國際稅收權利義務在相關當事人之間的確立。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需要國際稅法的存在以及國際稅法所規定的稅收要素成立或者啟動相關程序的法定要件成立。

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變更，是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和內容所發生的變化。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變更一般需要滿足國際稅法所規定的法定要件的成立，如涉外納稅人滿足稅收減免的條件，則相應發生國際稅收法律關系內容的變更。

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消滅，是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所確定的權利義務在相關當事人間的消失或終結。一般來講，當相關主體的權利得到實現，義務得到履行，國際稅收法律關系完成其歷史使命的時候就會發生消滅的結果。如涉外納稅人依法繳納稅款，國家與涉外納稅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就消滅了；相關國家的稅務主管機關依法完成稅務合作事項，相關權利義務也就消滅了。

（二）國際稅收法律事實

國際稅收法律事實（legal fact of international tax），是指能導致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效果的客觀事實。國際稅收法律事實包括國際稅收法律行為和國際稅收法律事件。前者是體現主體意志或以主體意志為轉移的事實，而后者則是不體現主體意志或者不以主體意志為轉移的事實。國際稅收法律事實主要包括國際稅法的制定、涉外納稅人的行為或狀態以及國家的行為。國際稅法的制定可以導致抽象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建立，而涉外納稅人以及國家的行為可以導致具體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

小 結

國際稅法是調整在國家與國際社會協調直接稅與商品稅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國家涉外稅收征納關系和國家間稅收分配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國際稅法具有公法兼私法性質、國際法兼國內法性質、程序法兼實體法性質。國際稅法的宗旨為：維護國家稅收主權和涉外納稅人基本權。國際稅法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消除和避免國際雙重征稅、防止國際逃稅和國際避稅以及實現國際稅務合作。國際稅法的地位是指國際稅法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以及國際稅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重要性如何。國際稅法由調整國際稅收分配關系的狹義國際稅法和調整涉外稅收征納關系的涉外稅法所組成。國際稅法的淵源包括兩大類：國際法淵源和國內法淵源。國際稅收法律關系是國際稅法在調整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和涉外稅收征納關系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又稱為國際稅法主體，是參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在國際稅收法律關系中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當事人。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內容，是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主體所享有的權利和所承擔的義務。國際稅法的客體包含著具有遞進關系的兩個層面的內容。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運行，是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的整個過程。國際稅收法律事實，是指能導致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效果的客觀事實。

「注釋

[1]參見劉劍文、李剛：《國際稅法特征之探析》，載《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第16頁。

[2]參見陳大鋼：《國際稅法原理》，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0頁。

[3]參見王鐵崖主編：《國際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98-100頁。

[4]參見廖益新主編：《國際稅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頁。

[5]參見劉劍文、李剛：《國際稅法特征之探析》，載《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第15-16頁。

[6]參見廖益新主編：《國際稅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頁。

篇3

（一）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1]

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又稱為國際稅法主體，是參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在國際稅收法律關系中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當事人。有學者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分為征稅主體、納稅主體和特殊主體，分別指國家、居民和國際組織。[2]我們認為，國際組織或者屬于納稅主體或者屬于征稅主體，將其單列為一類主體似乎不妥。

國際稅法的主體，從其在國際稅收法律關系中所處的地位來看，可以分為國際征稅主體、國際納稅主體和國際稅收分配主體；從主體的表現形式來看，有國家、國際組織、法人和自然人。目前，國內幾乎所有研究國際稅法的學者都將國際稅法的主體分為國家和跨國納稅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兩種。我們認為，這種分法有失偏頗。基于獲得跨國收入的跨國納稅人不足以涵蓋在“國家涉外稅收征納關系”中的所有納稅主體，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盡管是其主要部分；當然，在主要涉及所得稅的國際協調問題等方面，使用“跨國納稅人”的稱謂仍然是可以的。

國家在國際稅收法律關系中同時作為征稅主體和稅收分配主體，這與國家在國內稅收法律關系中僅作為征稅主體的身份的單一性是不同的，此其一。其二，國家在國際稅法和國內稅法中分別作為不同主體身份的依據也是不同的。在國內稅法中，國家作為唯一的實質意義上的征稅主體是國家的對內最高權的具體體現之一；而在國際稅法中，特別是國家作為國際稅收分配主體時，則是國家的對外獨立權的具體表現。其三，對單個國家而言，國家在國內稅法中征稅主體的地位是唯一的，在數量上是一元的；而在國際稅法中，國家在數量上是多元的，必須存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否則就無法構成國際稅收法律關系。

自然人和法人在國際稅法和國內稅法中都是納稅主體，而且在國際私法和國際經濟法其他分支中也可以作為主體。一般來說，則不能作為國際公法的主體，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國際法學界也出現了主張個人和法人是國際法主體的觀點。[3]此外，一些國際經濟組織，也是國際稅法中的納稅主體。有的學者就認為，國際稅法是調整國家間、國際組織、法人和自然人之間關于國際稅收關系的國際、國內稅法規范的總和。

（二）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內容

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內容，是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主體所享有的權利和所承擔的義務。關于國際稅收法律關系內容的特點，有學者認為，它已經不象國內稅收法律關系那樣，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從總體上講是不對等的和非互惠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權利義務是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之上的，國家與涉外納稅人之間的權利義務也已經不完全取決于一個征稅主體的單方意志了。[4]我們認為這一觀點比較科學。

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法律關系中，二者權利義務是對等的。一般來講，國家所享有的權利包括征稅權、稅收調整權、稅務管理權以及根據國際稅收協定所規定的其他權利，國家所承擔的義務包括限額征稅義務、稅收減免義務、稅務合作義務以及根據國際稅收協議所規定的其他義務。

在國家與涉外納稅人之間的法律關系中，二者的權利義務在總體上是不對等的。一般來講，國家所享有的權利主要包括征稅權、稅收調整權、稅務管理權和稅收處罰權等，國家所承擔的義務主要包括限額征稅義務、稅收減免義務、稅收服務義務等，涉外納稅人所承擔的義務主要包括納稅的義務、接受稅收調整的義務、接受稅務管理的義務以及接受稅收處罰的義務等，涉外納稅人所享有的權利主要包括依法納稅和限額納稅權、稅收減免權、享受稅收服務權、保守秘密權、稅收救濟權等。

（三）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客體[5]

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國際稅法主體權利義務所共同指向的對象。有學者認為，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客體就是國際稅收的征稅對象，是納稅人的跨國所得或跨國財產價值。[6]也有學者認為，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客體主要指跨國納稅人的跨國所得。[7]我們認為，把國際稅法等同于國際稅收的征稅對象是不全面的，把國際稅收的征稅對象局限在跨國所得或跨國財產之上也是不全面的。

國際稅法的客體包含著具有遞進關系的兩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層面，是國際稅法的征稅對象。在這一問題上，我們贊成廣義的國際稅法客體說，認為，國際稅法所涉及的稅種法除了所得稅、財產稅等直接稅以外，還包括關稅、增值稅等商品稅。理由如下：（1）從國際稅法的早期發展歷史來看，商品課稅的國際經濟矛盾及其協調（如關稅同盟）比所得課稅的國際性協調活動要早，是國際稅法產生、形成和發展的整個歷史進程的起始環節。如果將關稅法等商品稅法排除在國際稅法的范圍之外，則無異于割裂了國際稅法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因此，應當歷史地、整體地看問題。把對在國際商品貿易中于商品流轉環節課征的國際協調活動看作是國際稅收活動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將關稅法等商品稅法一并納入國際稅法的范圍。（2）持狹義的國際稅法客體說的學者的理由之一就是國際稅收分配關系主要發生在所得稅上。事實的確如此。但是，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只是國際稅法的調整對象的一部分，廣義國際稅法中國際稅法的調整對象還包括國家的涉外稅收征納關系；如果僅以國際稅收分配關系所涉及的稅種來限定國際稅法所涉及的稅種，豈不是以偏概全？豈不是正好符合了狹義的國際稅法說的觀點？而實際上，上述學者又都是持廣義國際稅法說，并且也承認廣義的國際稅法客體說的合理性，同時對關稅等商品稅加以論述。[8]（3）誠然，對商品國際貿易課稅，雖然不可能在同一時間對同一納稅人的同一課稅對象重復征稅，但仍然可能發生不同國家的政府對不同納稅人的同一課稅對象（如進出口商品金額等）的重復征稅。例如，甲國實行產地征稅原則，乙國實行消費地（目的地）征稅原則，現甲國向乙國出口一批產品，則兩國都會依據各自的稅收管轄權對這筆交易額課稅，這批產品的所有人也就同時承擔了雙重納稅義務。而各國實行不同的商品課稅政策，如低進口關稅或免關稅政策，也會引起國際間避稅或逃稅活動的發生。況且隨著國際經濟交往的深入開展，對國際商品在流轉環節的課稅和跨國所得課稅將會更加密切地交織在一起，其相互轉化的趨勢也會愈加明顯。各國對進出口商品流轉額的課稅對國際經濟活動的影響以及為此采取的一系列國際協調活動，說明這些稅收本身作為各國涉外稅收的同時，進一步涉及到國家與國家間稅收利益的分配，反映了國際稅收的本質。[9]

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第二層面的客體是在國家間進行分配的國際稅收收入或稱國際稅收利益。看起來，這似乎僅僅是國際

稅收分配關系的客體，將其作為國際稅法的客體似乎又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其實不然，因為這一國際稅收收入正是通過各國行使稅收管轄權進行涉外稅收征管而獲得的，與各國的涉外稅收征納關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也正因為在國家間進行分配的國際稅收利益直接來源于各國對其涉外稅種的征稅對象的課征，我們才認為后者作為國際稅法第一層面的客體與前者作為第二層面的客體間存在著遞進關系，從而共同構成了國際稅法的雙重客體。需要說明的是，并不存在一個超國家的征稅主體，對各國涉外稅種的征稅對象加以課征而獲得國際稅收收入，再將其分配給有關各國；實際上，這部分稅收利益在征收之時就已經通過國際稅收協定隨著對某一征稅對象的征稅權的劃歸而歸屬于各個國家了。因此，從理論上看，國際稅收利益是各國的涉外稅收收入匯總而形成的整體利益；但從實踐上看，國際稅收利益并未實際匯總，而是分散于各個國家的控制之中。正是由于國際稅收利益這種理論上的整體性和實踐中的分散性，以及其對各國征稅乃至相應征稅對象的強烈依附，使我們在分析國際稅法的客體時容易將其忽視。然而，與其說各國締結國際稅收協定的目的在于劃分對某一跨國征稅對象的征稅，不如說其實質目的在于劃分從征稅對象上可獲得的實際的稅收利益。故國際稅收利益是潛在的，但卻是能夠從深層次上反映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客體層面。

二、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運行

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運行，是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的整個過程。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要素是從靜態的角度揭示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構成，而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運行則是從動態的角度揭示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構成。

（一）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運行狀態

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是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在相關當事人之間的建立，或者說是國際稅收權利義務在相關當事人之間的確立。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需要國際稅法的存在以及國際稅法所規定的稅收要素成立或者啟動相關程序的法定要件成立。

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變更，是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和內容所發生的變化。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變更一般需要滿足國際稅法所規定的法定要件的成立，如涉外納稅人滿足稅收減免的條件，則相應發生國際稅收法律關系內容的變更。

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消滅，是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所確定的權利義務在相關當事人間的消失或終結。一般來講，當相關主體的權利得到實現，義務得到履行，國際稅收法律關系完成其歷史使命的時候就會發生消滅的結果。如涉外納稅人依法繳納稅款，國家與涉外納稅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就消滅了；相關國家的稅務主管機關依法完成稅務合作事項，相關權利義務也就消滅了。

（二）國際稅收法律事實

國際稅收法律事實（LegalFactofInternationalTax），是指能導致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效果的客觀事實。國際稅收法律事實包括國際稅收法律行為和國際稅收法律事件。前者是體現主體意志或以主體意志為轉移的事實，而后者則是不體現主體意志或者不以主體意志為轉移的事實。國際稅收法律事實主要包括國際稅法的制定、涉外納稅人的行為或狀態以及國家的行為。國際稅法的制定可以導致抽象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建立，而涉外納稅人以及國家的行為可以導致具體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

小結

國際稅法是調整在國家與國際社會協調直接稅與商品稅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國家涉外稅收征納關系和國家間稅收分配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國際稅法具有公法兼私法性質、國際法兼國內法性質、程序法兼實體法性質。國際稅法的宗旨為：維護國家稅收和涉外納稅人基本權。國際稅法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消除和避免國際雙重征稅、防止國際逃稅和國際避稅以及實現國際稅務合作。國際稅法的地位是指國際稅法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以及國際稅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重要性如何。國際稅法由調整國際稅收分配關系的狹義國際稅法和調整涉外稅收征納關系的涉外稅法所組成。國際稅法的淵源包括兩大類：國際法淵源和國內法淵源。國際稅收法律關系是國際稅法在調整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和涉外稅收征納關系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又稱為國際稅法主體，是參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在國際稅收法律關系中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當事人。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內容，是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主體所享有的權利和所承擔的義務。國際稅法的客體包含著具有遞進關系的兩個層面的內容。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運行，是指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的整個過程。國際稅收法律事實，是指能導致國際稅收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效果的客觀事實。

「注釋

[1]參見劉劍文、李剛：《國際稅法特征之探析》，載《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第16頁。

[2]參見陳大鋼：《國際稅法原理》，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0頁。

[3]參見王鐵崖主編：《國際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98-100頁。

[4]參見廖益新主編：《國際稅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頁。

[5]參見劉劍文、李剛：《國際稅法特征之探析》，載《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第15-16頁。

[6]參見廖益新主編：《國際稅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頁。

篇4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減稅為鮮明特征之一的稅制改革在世界各國普遍推行,這除了與稅收理論的自身發展相關之外,還與經濟全球化的宏觀背景密不可分。經濟全球化使國際經濟資源的自由流動成為可能并日趨便捷,各國要發展經濟必須擁有優勢經濟資源,而對國際經濟資源的爭奪帶來了多方位的競爭,國際稅收競爭即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運用稅收優惠手段參與國際稅收競爭是各國普遍采用的方式之一。

    一、國際稅收競爭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產物

    經濟全球化是指商品和服務交易、資本流動、技術信息傳播、消費和生產活動等,在全球范圍內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的經濟態勢。[1]經濟全球化是一種有著多方面和多層次內涵的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是一個過程,是一種狀態。究其本質,經濟全球化就是資源配置的國際化,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和結果,同時對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所以說,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之一。

    1 稅收國際化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稅收國際化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趨同效應之一,是世界經濟國際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以稅制趨同、相互協調為主要特征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稅制改革運動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這次稅制改革運動在財政史上是空前的,其形式上的相似性和范圍上的廣泛性更是歷次稅制改革所不能及的。范圍上的廣泛性表現在這次稅制改革的全球性,幾乎涉及了所有國家;形式上的相似性對于發達國家來說更為突出,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1)稅制改革的普遍特點是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2)伴隨稅率的降低,削減所得稅的納稅檔次。(3)拓寬所得稅稅基。(4)稅種組合的變化。削減個人所得稅部分是通過其他稅種的增收來彌補的,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從所得課稅轉向支出課稅。(5)降低公司所得稅稅率的同時拓寬了稅基。有時公司稅也有向歸屬制轉變,或者是從部分歸屬制轉向完全歸屬制的趨勢。(6)強化稅務管理。

    2 經濟全球化發展加速了稅收國際化進程

    首先,經濟全球化使國與國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稅收理論的研究與發展超越了國別的界限。其次,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劇了各國對經濟資源的爭奪,國際稅源競爭不可避免,各國爭相推出稅收優惠政策,在稅收政策上逐步趨同。第三,經濟的跨國交流客觀上要求公平稅負、減少稅收歧視,各國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采取合作的態度、協調彼此之間的稅收制度是明智的選擇。最后,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要素全球流動的頻率更加快捷,跨國納稅人的國際逃稅與避稅行為變得更加隱蔽, 因此只有各國政府進行充分合作、加強稅收征管方面的協調,才有可能保證各國稅源的完整。所以說,稅收國際化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產物,反過來,經濟全球化發展加速了稅收國際化的進程。

    3 國際稅收競爭是稅收國際化的必然產物

    當經濟發展到全球化階段時,公平競爭的市場由國內擴展到國際,原來單純執行宏觀調控職能的政府部門開始成為在國際市場上提供公共產品的競爭主體,國際稅收競爭開始加劇。在競爭初期,由于市場不夠成熟,主要是價格競爭,于是各國政府爭相為外國投資者提供稅收優惠以期達到吸引外資、發展經濟的目的。這直接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世界性的減稅浪潮,所以說,國際稅收競爭是稅收國際化的必然產物。

    4 稅收優惠是目前各國參與國際稅收競爭的常見方式之一

    從縱向上看,我們可以把參與國際稅收競爭的主要方式分為兩個階段,即以稅收優惠(包括與稅收優惠具有相同作用的減稅行為)為主要手段的初級階段和以創造良好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環境及巨大的市場為主要手段的高級階段。各國參與國際稅收競爭的主要手段應與其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目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致力于以稅收優惠的方式或與稅收優惠具有相同作用的減稅政策來參與國際稅收競爭,比較而言,發達國家的單純而普遍的稅收優惠政策就要少得多,但這并未影響國際經濟資源向該國流動。可以說,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稅收優惠政策在吸引國際流動經濟資源上的作用越來越弱,這時候就應該適當調整一國參與國際稅收競爭的手段,以實現本國利益的最大化。但對絕大多數國家而言,稅收優惠政策仍是他們目前參與國際稅收競爭的主要手段之一,其地位和作用是無可替代的。

    二、利用稅收優惠手段參與國際稅收競爭的利弊得失

    稅收優惠手段一方面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國際流動經濟資源進入本國,以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稅收優惠手段如果使用的過多、過濫就會侵蝕本國稅基、阻礙該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所以說,稅收優惠是一柄“雙刃劍”,在使用時應盡可能地揚長避短,以期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1 利用稅收優惠手段參與國際稅收競爭的主要優勢

    在東道國利用稅收優惠手段參與國際稅收競爭的情況下,對于國際流動經濟資源的所有者而言,一方面降低了他們的成本,提高了他們的收益—成本比;另一方面,相對低廉的成本有利于他們在該國的市場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獲得巨額利潤。正是在微觀經濟主體這種趨利動機的作用下,稅收優惠對國際流動經濟資源的所有者具有吸引力。且在一定范圍內,稅收優惠的程度越大,對國際流動經濟資源的所有者的吸引力越大。

    利用稅收優惠手段參與國際稅收競爭可以給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注入活力、帶來良性循環。國際流動經濟資源是東道國所稀缺的資源,雖然利用稅收優惠手段來吸引這部分資源流入本國在表面上看來會影響本國的稅收收入、抑制民族工業的發展,但只要措施得當,將是利大于弊。只要措施得當,在利用稅收優惠手段引進外資后,隨之而來的還包括外資企業先進的技術、科學的管理經驗,這將降低本國企業的學習成本。同時,外資企業的進入大多有一個本地化的過程,會給東道國帶來部分直接和大量間接的就業崗位,有利于緩解東道國的就業壓力。另外,大多數國家都面臨著自身經濟發展的瓶頸限制問題,國際流動經濟資源的引進有利于東道國突破瓶頸的限制,經濟發展躍上新的臺階,從而使經濟發展步入良性循環。經濟進入良性循環后,稅基隨之擴大,雖然優惠稅率較低,但擴大了的稅基彌補了優惠稅率給財政收入帶來的損失。如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從1993年起利用外資連續9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2002年中國利用外資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引資大國。稅收優惠對吸引外資進入中國并使中國經濟保持持續高增長功不可沒。所以說,利用稅收優惠手段參與國際稅收競爭既有利于東道國的發展,又有利于國際流動經濟資源所有者的獲利。

    2 利用稅收優惠手段參與國際稅收競爭的主要弊端

    (1)利用稅收優惠手段參與國際稅收競爭可能帶來稅收收入流失,影響財政狀況。雖然在經濟政策、稅收制度合理的情況下,適度的減稅和稅收優惠可以有效促進經濟發展,從而擴大稅源,彌補稅收收入的不足,但由于“時滯”效應的存在,稅收收入在短期內必然會受到較大影響,只不過強度不同而已。在政府支出既定甚或呈“剛性”增長的前提下,無償財政收入的減少就意味著有償財政收入的增加,也就是國債發行量的迅速擴張,可能引發債務危機,從而在更大程度上抑制甚或損害國民經濟的發展。另外,各國在對外資實行稅收優惠的同時往往要調整其他方面的稅收以保證財政收入,這樣做會導致經濟的扭曲,也不利于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據中國財政部的一份調查資料測算,1998—2000年,外資企業所得稅的綜合稅率水平分別為22.06%、21.85%和22.37%,實際稅負水平分別為10.35%、11.59%和13.09%.[2]兩者相差10個百分點左右,大大低于內資企業的所得稅率,在一定程度上對財政收入產生了影響。

    因此在利用稅收優惠手段吸引國際流動經濟資源的同時不能忽視稅收的收入功能,必須考慮稅收收入對一國財政的影響。

    (2)利用稅收優惠手段參與國際稅收競爭可能帶來生產和消費的扭曲,不利于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利用稅收優惠手段參與國際稅收競爭,降低了外國投資者的稅率、形成稅負不公的局面,降低了外國投資者的生產及經營成本、人為擴大了外國投資者的獲利空間,不利于本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從生產者的角度來看,在其它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外國投資者的利潤高于東道國投資者,扭曲了生產;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差別稅率為外國投資者提供的競爭優勢將直接或間接地體現在價格上,從而影響消費者的選擇,進而扭曲了消費行為。無論是生產方面的扭曲還是消費方面的扭曲,歸結起來,產生的必然后果都是不利于東道國民族工業發展。

    (3)利用稅收優惠手段參與國際稅收競爭可能引發本國的資本外逃。本國投資者相對于他國而言是外國投資者,在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稅收優惠方式參與國際稅收競爭的前提下,本國投資者在外國可以享受稅收優惠即獲得更有利的稅收條件。那么,微觀經濟主體在自身趨利動機的作用下,就極有可能去他國投資,出現資本外逃現象。美國國內收入局近期公布了一份統計數據摘要,涉及美國7500家最大受控外國公司在2000年的經營行為。[3]該數據進一步證實了最新的研究結果,那就是美國跨國公司已經將其利潤迅速轉移到稅收極為優惠的避稅港。

    三、國際稅收競爭與稅收優惠帶給我們的政策啟示

篇5

國際稅收是指對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發生的跨境交易行為進行征稅的一系列稅收規則。國際稅收的籌劃需要擁有豐富的國際稅收原理知識，從而找到一條不僅減少納稅而又不損害商業活動和資金流的途徑。

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的相關問題

（一）稅收籌劃的內涵

西方國家對稅收籌劃的研究起源于1935年的“稅務局長訴溫斯特大公”一案。在該案例中，湯姆林爵士做出了有關稅收籌劃的聲明“任何一個人都有權安排自己的事業，依據法律這樣做可以少繳稅。為了保證從這些安排中得到利益，不能強迫他多繳稅”。這種觀點得到了英國及法律界的廣泛認同。此后，荷蘭國際財政文獻局（IBFD）編撰了《國際稅收辭匯》一書，書中對稅收籌劃下了更加精準的定義：“稅收籌劃是指通過納稅人經營活動或個人事務活動的安排，實現繳納最低的稅收”。

（二）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的特征

跨國公司指的是集團的公司內部結構體系，包括總持股公司和分布在與母公司非同一稅收管轄區內的其他國家中的子公司、分公司、代表處等。跨國公司的國際稅收籌劃除了具備一般稅收籌劃（國內稅收籌劃）的特點以外，還有以下兩個不同于國內稅收籌劃的特性：

跨國公司的國際稅收籌劃活動具有國際性。所謂國際性指的是跨國經營稅收籌劃是在國際范圍內開展的，涉及各國稅收法規以及國際稅收協定；跨國公司的國際稅收活動具有復雜性。復雜性是指相對于一般的稅收籌劃活動，國際稅收籌劃面臨的是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稅收環境，規劃的是跨國投資經營等活動，其復雜程度及不可預見性要遠超過一般稅收籌劃活動。

（三）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的原則

1.合法性原則：跨國公司的國際稅收籌劃活動必須嚴格遵循各國法律以及國際稅收協定，不能觸犯、違反相關國家的法律法規以及國際稅收條文。

2.經濟性原則：跨國公司稅收籌劃活動既要能夠減輕單獨子公司及海外分支機構的稅收負擔，又不因取得稅收利益而影響全球經營戰略的實施，犧牲其整體利益。

3.計劃性原則：該原則要求跨國公司總部對其國際稅收籌劃活動做出細致統一的安排，并適時進行檢查和調整，以免與有關國家變更后的稅法和國際稅收協定相抵觸或不符合經濟原則。

公司組織形式選擇在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中的應用

公司組織形式的選擇是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的基本方法之一，通過合理的公司組織形式選擇，可以有效的降低跨國企業的國際稅負。

（一）跨國分公司或子公司

跨國公司進行海外投資拓展市場時，首先遇到的問題便是公司組織形式的選擇。一般的，跨國公司的海外分支機構主要有跨國分公司與跨國子公司兩大類。

根據《國際稅收辭典》中對子公司的注釋，子公司指的是那些被另一家公司（母公司）有效控制的下屬公司或是母公司直接和間接控制的一系列公司中的一家公司。分公司不同于子公司，不具備獨立法人實體資格，只是作為公司的分支機構而存在。

一般來說，和設立分公司相比較，設立子公司有如下優點：在東道國只負有限的債務責任；子公司向母公司報告企業成果只限于生產經營活動方面，而分公司則要向總公司報告全面情況；子公司是獨立法人，其所得稅計征獨立進行。子公司可享受東道國給其居民公司包括免稅期在內的稅收優惠待遇；東道國適用稅率低于居住國時，子公司的累計利潤可得到遞延納稅的好處；子公司利潤匯回母公司要比分公司靈活的多；許多國家對子公司向母公司支付的股息規定減征或免征預提稅。

然而，分公司的設立也有它的優點：分公司一般便于經營，對財務會計制度的要求也比較簡單；分公司承擔的成本費用可能要比子公司節省；分公司不是獨立法人，只就流轉稅在所在地繳納，利潤所得由總公司合并；分公司交付給總公司的利潤通常不必繳納預提稅；分公司與總公司之間的資本轉移，因不涉及所有權變動而不必負擔稅收。

由此可見，與分公司相比，子公司的稅收體系相對獨立，它通過避免母公司管轄區對其所征收的稅收，有效解決了棘手的雙重征稅問題。然而，事物總是具有兩面性，由于子公司資產的相對獨立，國外子公司的虧損不能沖抵母公司的利潤，母公司也不承擔自己子公司的義務。從這個基本差別出發，投資公司形式取決于所能帶來的稅收利益。

例如，某跨國公司集團的利潤為1000000英鎊，其中，母公司的國內利潤為900000英鎊，所得稅率為33%；國外投資公司利潤為100000英鎊。假如采用設立分公司的形式，利潤所得將匯總到總公司繳納稅款，故該跨國公司需交所得稅1000000×33%＝330000英鎊。

假如國外投資為子公司形式，再將子公司在所在國的稅負分為兩種情況進行比較：一種是子公司東道國所得稅率比母國低，為10%，應繳稅收為10000英鎊；另一種情況是子公司東道國所得稅率比母國高，為40%，應繳稅收為40000英鎊。

從表1可以看出，在第二種情況下，整個集團多繳納了700英鎊的所得稅，稅收負擔增加了0.7%，超過了在國外設立分公司的應繳稅額。由此可見，如果投資目標國的稅率低于母公司所在國，為了得到更多的稅收利益，可以采用子公司的形式。而如果投資目標國的稅率高于母公司所在國，分公司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二）設立金融公司的稅收利益

跨國公司在經營過程中經常要從國外的金融機構或公司籌措資金，但如果向一個與跨國公司居住國無任何相關稅收協議的國家或地區借款，跨國公司居住國對跨國公司支付給境外貸款者的利息就要征收很高的預提稅。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境外貸款者不愿意承擔這筆額外稅收，于是，他們通過提高貸款利率以及其它費率的方式把稅收負擔轉嫁給跨國公司。為了避免高額的貸款利率，跨國公司就必須在第三國設立金融公司，通過公司對境外貸款者進行融資，從而達到稅后利潤最大化。

（三）設立投資公司的稅收利益

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公司主要從事有價證券的投資。如果母公司所在國對財產轉讓的增益征收資本利得稅，財產租賃收益要繳納不動產所得稅，為了得到稅收利益，母公司可以選擇在一些免征上述稅收的國家或地區建立財產投資公司，以此來辦理這方面的業務。從國際稅收籌劃角度看，投資公司最好把匯集的資金以資產形式進行配置。如果投資公司位于無稅管轄區，那么可以將其資金用于投資免稅債券，或使其成為避稅地銀行的存款。在這兩種情況下，公司將可以有效避免向利息征收預提稅。如果購買外國公司的股份投資于資產基金，那么風險和稅收負擔都會增加，對客戶不利。

母公司在無稅管轄區建立投資公司吸收基金，后將其投入國際金融市場中投資回報率高的資產、不動產等。為了避免預提稅，要選擇對資產所得不征預提稅，或者按國際稅收協定可少繳預提稅的國家或地區。投資公司的利潤來自于其投資所得與對小股東支出之間的差額，這筆利潤沒有所得稅，可用于跨國集團的投資項目。此外，以可靠的銀行和金融公司作為金融中介人，也可提高投資的可靠性。

轉移定價法在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中的應用

（一）轉移定價法釋義

轉移定價指的是在分權經營體制下，關聯企業對于分權部門之間的產品或服務內部交易所制定的價格，是為了解決企業內部資源配置和分權部門業績評價問題而產生的，是企業內部重要的資源分配機制和激勵機制。

轉移定價法目前已被廣泛應用在跨國公司的稅收籌劃當中，而它的大量應用，對企業以及國家都帶來了重要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運用轉移定價可以將集團利潤轉移至某些特定子公司，提高其效益，為處于創業階段的子公司提供經濟支持，或對該子公司管理層進行激勵；運用轉移定價可以減少對外公布的利潤，減少企業稅負；運用轉移定價在企業集團各子公司之間進行利潤分配以及整體資源的統一調配，實現資源最優配置；運用轉移定價改變基本成本來擺脫政府的價格管制，避免反傾銷、反壟斷指控；運用轉移定價將稅前利潤從高稅率國家轉移至低稅率國家，可以減少跨國集團的稅收負擔，保證集團的利潤最大化；通過制定和改變跨國集團的轉移定價規則，會改變相關國家的外貿額。

（二）轉移定價發生的領域

國際關聯企業之間的轉移定價（也稱轉讓定價）發生在有形財產的銷售、無形財產的轉讓、服務提供等領域。

有形財產指的是一切物質性的有用的東西，通常也稱為貨物。從商業角度，主要包含三大類即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包括及其設備和生產線）。無形資產是不具有物質實體卻能使擁有者在生產經營中長期受益的非流動性資產。包括知識產權、行為權力和公共關系三大類。服務的提供也是關聯企業間進行轉讓定價的重要領域。國際關聯企業間的服務提供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可稱為日常服務的提供，如提供會計、法律服務。其二是與無形資產轉讓相關的技術協助。其三本質上也是屬于技術協助但與無形資產無關，如提供生產和質量控制方面的技術協助。在后兩種情況下，如果企業不按照市場公開公平的作價標準，來收取或支付報酬，就產生轉讓定價的事實。其四是管理性的服務，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司總部派遣雇員到外國分支機構管理新的設備和訓練當地員工，在該雇員報酬支付標準和在何地入賬上，公司會做出有利于其整體利益的安排。

（三）跨國企業如何利用轉移定價法進行國際稅收籌劃

跨國企業通過轉移定價，可以使設在不同國家的關聯企業收入和費用發生增減，其結果必然影響有關國家的相應稅收收入。以轉移定價進行的國際收入與費用的分配，涉及四方面的分配關系的變化：

跨國集團內部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分配關系的變化；跨國關聯企業之間交易的一方企業與其所在國稅務當局之間征納分配關系的變化；跨國關聯企業之間交易的另一方企業與其所在國稅務當局之間征納分配關系的變化；跨國關聯企業交易雙方所在國稅務當局之間財權分配關系的變化。

具體來說，筆者將利用轉讓定價影響跨國企業成本、利潤的常見方式總結為以下八個方面。通過商品交易，如在關聯企業間供應原材料和零部件，銷售商品上采用“高進低出”或“低進高出”。增加或減少子公司利潤；通過關聯公司之間相互提供技術、管理、設計、維修、廣告咨詢等勞務費用，影響子公司的成本利潤；通過抬高向子公司出售的固定資產價格擴大折舊基數，影響子公司的產品成本；利用子公司系統銷售機構人為提高或降低傭金回扣，影響公司銷售收入；利用公司的運輸系統，通過向子公司收取較高或較低的運輸裝卸和保險費用，影響子公司銷售成本；在關鍵公司之間人為制造呆帳、損失賠償等來增加子公司的費用支出；通過提供貸款利息高低影響產品成本費用；關聯公司之間通過租賃機器設備轉移利潤。

為了說明轉移定價在國際稅收籌劃中是如何降低企業稅負的，本文舉例說明。假定母公司所在國甲國所得稅稅率為40%，子公司所在國乙國稅率為30%，子公司要把一批產品賣給甲國的母公司，這批產品的總成本為5000元，子公司原定價為7000元，現增加到8000元，母公司最后以9000元的價格出售。現比較子公司提高轉移定價后跨國公司的總稅負變化：

該跨國公司原稅負：(7000-5000)×30%+(9000-7000)×40=1400

提高轉移定價后的稅負：(8000-5000)×30%+(9000-8000)×40%=1300

上例公司通過提高價格的方法把母公司的利潤轉移到稅率相對較低的子公司，從而降低了企業的整體稅收負擔。

跨國公司進行國際稅收籌劃的建議

審查國內法征稅條款和稅收遵從規則，了解交易所涉及國家的稅收法規以及稅收慣例；通過費用扣除，減少稅前利潤，減少企業所擔稅負；利用給予外國資本和技術等的特殊手段減免。有的國家對外國的資本技術給予特殊的稅收減免；對外國利潤延期納稅。延期納稅就時間成本來說提供了一種節稅機會。通過設立中介公司，改變會計期間，使用不同的法律實體來推遲納稅；通過利用離岸金融中心或避稅天堂將未分配的利潤留在國外，避免本國納稅；通過來源分攤辦法將稅前利潤在各個不同的受益國之間進行分割。跨國企業的稅基必須根據世界各國營業活動恰當的結果給予分割；最大可能的使用外國稅收抵免。許多國家通過抵免法實行雙重稅收優惠。它們可能只對預提稅實行直接抵免，也可能就股息對潛在的收入實行間接抵免；仔細審查跨國交易中的匯兌損益。跨國交易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外匯兌換損益及其稅收后果；利用恰當法律機構來實現營業和稅收的目標。海外經營可以通過不同的法律形式的實體進行。對于稅收籌劃，每種實體都有長處也有不足。公司是獨立的法人實體，只有當公司利潤分配給股東時才對股東征稅；遵守不同國家的國內稅法和反避稅措施。

參考文獻：

1.劉劍文.國際稅收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篇6

一、引言

今年10月26日，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正式開展深化增值稅制度改革的試點工作，并將增值稅擴圍改革列入“十二五”期間的改革計劃。對于此事，人們更多地將眼光投向了新的企業稅負觀念以及新的中央與地方財政格局上。其實，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這一項改革對于規范我國地區間的稅收競爭也將起到積極作用。

稅收競爭不僅存在于一國國內，也存在于國與國之間，這是按照競爭的范圍來劃分。按照競爭的內容上分還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稅收競爭僅指為吸引直接投資的稅收競爭，而廣義則包括針對國際流動性資源，諸如資本、技術、人才以及商品而展開的廣泛的、多種形式的稅收競爭。按稅收競爭的后果劃分，還分為正常的稅收競爭和有害的稅收競爭，正常的稅收競爭可以讓政府在吸引投資的同時使稅收收入和公共支出保持良性循環，而有害的稅收競爭則相反，是一種惡性競爭。本文旨在探討如何規范稅收競爭，也就是減少有害的稅收競爭。

二、文獻綜述

（一）國際稅收競爭

國際稅收競爭源于西方發達國家。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經濟全球化推動下，各國或各地區政府紛紛通過降低稅率、增加稅收優惠等政策減少跨國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吸引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以促進本國或本地區經濟的增長。這不可避免地會對相關國家的經濟效率、稅收收入、公共品提供及稅制公平產生影響，從而形成了政府和納稅人之間、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博弈行為。

90年代，理論界對于涉及國際稅收競爭的研究有這樣一些觀點。威爾遜等人認為，稅收競爭將導致資本所得課稅的低稅率，導致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拉什、薩德克等人認為，如果因為國際間稅收信息交流障礙，不能有效地對流動資本實行居民管轄權原則，政府的最優選擇是應免除對流動資本的課稅，這樣就可以有效地滿足公共物品提供的需要。

進入21世紀以后，萊斯穆森認為，國際稅收競爭的化解在于國際稅收合作。國際稅收合作應是兩國間稅制的全方面的合作，包括稅收信息的交流、稅收管轄權和稅率的選擇以及是否采取資本流動限制等。合作的前提是：每一個參與國際稅收合作國家的合作均衡產出必須比非合作狀態下的均衡產出更好。賈尼巴在將政府補貼與稅收競爭交叉進行研究發現，在稅收競爭博弈的最后階段，每個國家都希望自己的廠商在對方國家生產，以享用對方給予的稅收優惠好處，其結果是大家都放棄補貼而不去干預貿易。

以上是無差別國家間的稅收競爭，而關于大國與小國稅收競爭有這樣一種觀點。萊斯穆森認為，如果兩國僅僅在經濟規模上存在不同，一個是大國，一個是小國。小國將會利用稅率的差異作為稅收競爭的工具，最終導致小國國內的過度投資和大國國內的投資不足。此時大國將會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限制，從而會對小國產生不利影響。這樣一種觀點也印證了美國在國際稅收競爭中的強勢地位。

（二）國內稅收競爭

相對于國際稅收競爭來說，國內的稅收競爭要“和諧”許多。這里主要討論我國地區間的稅收競爭。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為促進經濟發展而將財政權和稅收權、投融資權和企業管轄權等經濟管理權限下放，這給地方政府壓低本地稅率，降低外資（FDI）的進入成本提供了條件。但是，由于我國政治體制的特點所至，政府官員的任期、政績考量等因素，使得他們在招商引資的策略上有只看數量不看質量、只顧短期效益不顧長期效益等不利于當地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動機。毫無疑問，在這樣動機下的稅收競爭是有害的。

有研究表明，地區間稅收競爭是近年來外國直接投資（FDI）在我國技術溢出呈下降趨勢的一個重要原因。隨著我國各地區技術水平的日漸提高，地區間稅收競爭對外資（FDI）在我國技術溢出所起的阻礙作用將日益明顯。針對企業的實際稅負的競爭是地方政府稅收競爭的最重要的形式，這完全符合可觀察到的地方政府實際的稅收行為。如果某個地區相對企業實際稅負較低，要素就會流向這個稅負低地，從而促進該地區的經濟增長。這大概就是各地區熱衷于各種企業稅收優惠的真實原因。

三、規范稅收競爭的政策建議

當前存在的國際稅收競爭是一個事實，特別是近20年來，由于全球經濟融合度不斷提高，國際稅收競爭日趨激烈。競爭的結果是各國都為此付出了利益的犧牲，加劇了稅收管轄權的摩擦。現實表明，稅收競爭不符合全球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因為它扭曲了資本的流動，減少了稅基。為了應對國際稅收的無序競爭，尋求國際稅收政策合作的形式與途徑，是解決有害的稅收競爭問題最重要的方法。可以預料，如同貿易爭端引發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那樣，稅收競爭也終將引發國際稅收合作組織的建立，到那時，稅收優惠政策將被嚴格地限定在規范的共同條款中。我們提倡包容性增長，就是要讓投資和貿易自由化，反對不正當的競爭。

對于我國而言，在應對國際稅收競爭、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及尊重國際慣例的過程中，應注重吸取OECD國家和歐盟國家關于國際稅收競爭和協調的教訓，一方面，全面評估我國現有的稅收制度尤其是稅收優惠政策，強化稅收的產業導向，使稅收優惠政策和國家的產業政策結合起來。另一方面，在堅持國家稅收的前提下，開展廣泛的國際稅收合作與協調，不斷加強與相關國家及國際組織的稅收情報交換，增加稅收政策的透明度。同時，進一步完善與國際稅收密切關聯的法律、法規，如企業所得稅中反避稅法條款的細化，轉讓定價制度、抵制資本弱化制度和受控外國公司制度都需要在實踐中不斷評估和完善，建立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稅收制度。

對于我國地區間稅收競爭，正如開篇所講到增值稅的擴圍改革，將地方稅收權簡化、規范化，一方面明示納稅人可享受的優惠政策，以此吸引投資和商戶，優化了地方的競爭環境；另一方面增值稅可以通過中央與地方的合理分割，也能保住地方對這部分稅權和收益的掌控。雖然不可能消除地區之間的稅收競爭，但肯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將競爭規范化、合理化。由此可見，政府加強宏觀調控，優化稅制，是減少地方政府通過盲目壓低資本進入地區的實際稅率，以提高地方GDP等經濟發展指標可能性的重要途徑。地區間稅收競爭的強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射出一個地區對于投資的依賴程度，而我們國家經濟增長正面臨從投資型向消費型過渡的關鍵階段，所以，要從本質上規范地區間的稅收競爭，需要十二五稅改同加快轉變發展方式這一“十二五”主線密切結合，“稅內”、“稅外”都要做足功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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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稅收是指對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發生的跨境交易行為進行征稅的一系列稅收規則。國際稅收的籌劃需要擁有豐富的國際稅收原理知識，從而找到一條不僅減少納稅而又不損害商業活動和資金流的途徑。

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的相關問題

（一）稅收籌劃的內涵

西方國家對稅收籌劃的研究起源于1935年的“稅務局長訴溫斯特大公”一案。在該案例中，湯姆林爵士做出了有關稅收籌劃的聲明“任何一個人都有權安排自己的事業，依據法律這樣做可以少繳稅。為了保證從這些安排中得到利益，不能強迫他多繳稅”。這種觀點得到了英國及法律界的廣泛認同。此后，荷蘭國際財政文獻局（IBFD）編撰了《國際稅收辭匯》一書，書中對稅收籌劃下了更加精準的定義：“稅收籌劃是指通過納稅人經營活動或個人事務活動的安排，實現繳納最低的稅收”。

（二）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的特征

跨國公司指的是集團的公司內部結構體系，包括總持股公司和分布在與母公司非同一稅收管轄區內的其他國家中的子公司、分公司、代表處等。跨國公司的國際稅收籌劃除了具備一般稅收籌劃（國內稅收籌劃）的特點以外，還有以下兩個不同于國內稅收籌劃的特性：

跨國公司的國際稅收籌劃活動具有國際性。所謂國際性指的是跨國經營稅收籌劃是在國際范圍內開展的，涉及各國稅收法規以及國際稅收協定；跨國公司的國際稅收活動具有復雜性。復雜性是指相對于一般的稅收籌劃活動，國際稅收籌劃面臨的是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稅收環境，規劃的是跨國投資經營等活動，其復雜程度及不可預見性要遠超過一般稅收籌劃活動。

（三）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的原則

1.合法性原則：跨國公司的國際稅收籌劃活動必須嚴格遵循各國法律以及國際稅收協定，不能觸犯、違反相關國家的法律法規以及國際稅收條文。

2.經濟性原則：跨國公司稅收籌劃活動既要能夠減輕單獨子公司及海外分支機構的稅收負擔，又不因取得稅收利益而影響全球經營戰略的實施，犧牲其整體利益。

3.計劃性原則：該原則要求跨國公司總部對其國際稅收籌劃活動做出細致統一的安排，并適時進行檢查和調整，以免與有關國家變更后的稅法和國際稅收協定相抵觸或不符合經濟原則。

公司組織形式選擇在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中的應用

公司組織形式的選擇是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的基本方法之一，通過合理的公司組織形式選擇，可以有效的降低跨國企業的國際稅負。

（一）跨國分公司或子公司

跨國公司進行海外投資拓展市場時，首先遇到的問題便是公司組織形式的選擇。一般的，跨國公司的海外分支機構主要有跨國分公司與跨國子公司兩大類。

根據《國際稅收辭典》中對子公司的注釋，子公司指的是那些被另一家公司（母公司）有效控制的下屬公司或是母公司直接和間接控制的一系列公司中的一家公司。分公司不同于子公司，不具備獨立法人實體資格，只是作為公司的分支機構而存在。

一般來說，和設立分公司相比較，設立子公司有如下優點：在東道國只負有限的債務責任；子公司向母公司報告企業成果只限于生產經營活動方面，而分公司則要向總公司報告全面情況；子公司是獨立法人，其所得稅計征獨立進行。子公司可享受東道國給其居民公司包括免稅期在內的稅收優惠待遇；東道國適用稅率低于居住國時，子公司的累計利潤可得到遞延納稅的好處；子公司利潤匯回母公司要比分公司靈活的多；許多國家對子公司向母公司支付的股息規定減征或免征預提稅。

然而，分公司的設立也有它的優點：分公司一般便于經營，對財務會計制度的要求也比較簡單；分公司承擔的成本費用可能要比子公司節省；分公司不是獨立法人，只就流轉稅在所在地繳納，利潤所得由總公司合并；分公司交付給總公司的利潤通常不必繳納預提稅；分公司與總公司之間的資本轉移，因不涉及所有權變動而不必負擔稅收。

由此可見，與分公司相比，子公司的稅收體系相對獨立，它通過避免母公司管轄區對其所征收的稅收，有效解決了棘手的雙重征稅問題。然而，事物總是具有兩面性，由于子公司資產的相對獨立，國外子公司的虧損不能沖抵母公司的利潤，母公司也不承擔自己子公司的義務。從這個基本差別出發，投資公司形式取決于所能帶來的稅收利益。

例如，某跨國公司集團的利潤為1000000英鎊，其中，母公司的國內利潤為900000英鎊，所得稅率為33%；國外投資公司利潤為100000英鎊。假如采用設立分公司的形式，利潤所得將匯總到總公司繳納稅款，故該跨國公司需交所得稅1000000×33%＝330000英鎊。

假如國外投資為子公司形式，再將子公司在所在國的稅負分為兩種情況進行比較：一種是子公司東道國所得稅率比母國低，為10%，應繳稅收為10000英鎊；另一種情況是子公司東道國所得稅率比母國高，為40%，應繳稅收為40000英鎊。

從表1可以看出，在第二種情況下，整個集團多繳納了700英鎊的所得稅，稅收負擔增加了0.7%，超過了在國外設立分公司的應繳稅額。由此可見，如果投資目標國的稅率低于母公司所在國，為了得到更多的稅收利益，可以采用子公司的形式。而如果投資目標國的稅率高于母公司所在國，分公司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二）設立金融公司的稅收利益

跨國公司在經營過程中經常要從國外的金融機構或公司籌措資金，但如果向一個與跨國公司居住國無任何相關稅收協議的國家或地區借款，跨國公司居住國對跨國公司支付給境外貸款者的利息就要征收很高的預提稅。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境外貸款者不愿意承擔這筆額外稅收，于是，他們通過提高貸款利率以及其它費率的方式把稅收負擔轉嫁給跨國公司。為了避免高額的貸款利率，跨國公司就必須在第三國設立金融公司，通過公司對境外貸款者進行融資，從而達到稅后利潤最大化。

（三）設立投資公司的稅收利益

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公司主要從事有價證券的投資。如果母公司所在國對財產轉讓的增益征收資本利得稅，財產租賃收益要繳納不動產所得稅，為了得到稅收利益，母公司可以選擇在一些免征上述稅收的國家或地區建立財產投資公司，以此來辦理這方面的業務。從國際稅收籌劃角度看，投資公司最好把匯集的資金以資產形式進行配置。如果投資公司位于無稅管轄區，那么可以將其資金用于投資免稅債券，或使其成為避稅地銀行的存款。在這兩種情況下，公司將可以有效避免向利息征收預提稅。如果購買外國公司的股份投資于資產基金，那么風險和稅收負擔都會增加，對客戶不利。母公司在無稅管轄區建立投資公司吸收基金，后將其投入國際金融市場中投資回報率高的資產、不動產等。為了避免預提稅，要選擇對資產所得不征預提稅，或者按國際稅收協定可少繳預提稅的國家或地區。投資公司的利潤來自于其投資所得與對小股東支出之間的差額，這筆利潤沒有所得稅，可用于跨國集團的投資項目。此外，以可靠的銀行和金融公司作為金融中介人，也可提高投資的可靠性。

轉移定價法在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中的應用

（一）轉移定價法釋義

轉移定價指的是在分權經營體制下，關聯企業對于分權部門之間的產品或服務內部交易所制定的價格，是為了解決企業內部資源配置和分權部門業績評價問題而產生的，是企業內部重要的資源分配機制和激勵機制。

轉移定價法目前已被廣泛應用在跨國公司的稅收籌劃當中，而它的大量應用，對企業以及國家都帶來了重要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運用轉移定價可以將集團利潤轉移至某些特定子公司，提高其效益，為處于創業階段的子公司提供經濟支持，或對該子公司管理層進行激勵；運用轉移定價可以減少對外公布的利潤，減少企業稅負；運用轉移定價在企業集團各子公司之間進行利潤分配以及整體資源的統一調配，實現資源最優配置；運用轉移定價改變基本成本來擺脫政府的價格管制，避免反傾銷、反壟斷指控；運用轉移定價將稅前利潤從高稅率國家轉移至低稅率國家，可以減少跨國集團的稅收負擔，保證集團的利潤最大化；通過制定和改變跨國集團的轉移定價規則，會改變相關國家的外貿額。

（二）轉移定價發生的領域

國際關聯企業之間的轉移定價（也稱轉讓定價）發生在有形財產的銷售、無形財產的轉讓、服務提供等領域。

有形財產指的是一切物質性的有用的東西，通常也稱為貨物。從商業角度，主要包含三大類即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包括及其設備和生產線）。無形資產是不具有物質實體卻能使擁有者在生產經營中長期受益的非流動性資產。包括知識產權、行為權力和公共關系三大類。服務的提供也是關聯企業間進行轉讓定價的重要領域。國際關聯企業間的服務提供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可稱為日常服務的提供，如提供會計、法律服務。其二是與無形資產轉讓相關的技術協助。其三本質上也是屬于技術協助但與無形資產無關，如提供生產和質量控制方面的技術協助。在后兩種情況下，如果企業不按照市場公開公平的作價標準，來收取或支付報酬，就產生轉讓定價的事實。其四是管理性的服務，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司總部派遣雇員到外國分支機構管理新的設備和訓練當地員工，在該雇員報酬支付標準和在何地入賬上，公司會做出有利于其整體利益的安排。

（三）跨國企業如何利用轉移定價法進行國際稅收籌劃

跨國企業通過轉移定價，可以使設在不同國家的關聯企業收入和費用發生增減，其結果必然影響有關國家的相應稅收收入。以轉移定價進行的國際收入與費用的分配，涉及四方面的分配關系的變化：

跨國集團內部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分配關系的變化；跨國關聯企業之間交易的一方企業與其所在國稅務當局之間征納分配關系的變化；跨國關聯企業之間交易的另一方企業與其所在國稅務當局之間征納分配關系的變化；跨國關聯企業交易雙方所在國稅務當局之間財權分配關系的變化。

具體來說，筆者將利用轉讓定價影響跨國企業成本、利潤的常見方式總結為以下八個方面。通過商品交易，如在關聯企業間供應原材料和零部件，銷售商品上采用“高進低出”或“低進高出”。增加或減少子公司利潤；通過關聯公司之間相互提供技術、管理、設計、維修、廣告咨詢等勞務費用，影響子公司的成本利潤；通過抬高向子公司出售的固定資產價格擴大折舊基數，影響子公司的產品成本；利用子公司系統銷售機構人為提高或降低傭金回扣，影響公司銷售收入；利用公司的運輸系統，通過向子公司收取較高或較低的運輸裝卸和保險費用，影響子公司銷售成本；在關鍵公司之間人為制造呆帳、損失賠償等來增加子公司的費用支出；通過提供貸款利息高低影響產品成本費用；關聯公司之間通過租賃機器設備轉移利潤。

為了說明轉移定價在國際稅收籌劃中是如何降低企業稅負的，本文舉例說明。假定母公司所在國甲國所得稅稅率為40%，子公司所在國乙國稅率為30%，子公司要把一批產品賣給甲國的母公司，這批產品的總成本為5000元，子公司原定價為7000元，現增加到8000元，母公司最后以9000元的價格出售。現比較子公司提高轉移定價后跨國公司的總稅負變化：

該跨國公司原稅負：(7000-5000)×30%+(9000-7000)×40=1400

提高轉移定價后的稅負：(8000-5000)×30%+(9000-8000)×40%=1300

上例公司通過提高價格的方法把母公司的利潤轉移到稅率相對較低的子公司，從而降低了企業的整體稅收負擔。

跨國公司進行國際稅收籌劃的建議

審查國內法征稅條款和稅收遵從規則，了解交易所涉及國家的稅收法規以及稅收慣例；通過費用扣除，減少稅前利潤，減少企業所擔稅負；利用給予外國資本和技術等的特殊手段減免。有的國家對外國的資本技術給予特殊的稅收減免；對外國利潤延期納稅。延期納稅就時間成本來說提供了一種節稅機會。通過設立中介公司，改變會計期間，使用不同的法律實體來推遲納稅；通過利用離岸金融中心或避稅天堂將未分配的利潤留在國外，避免本國納稅；通過來源分攤辦法將稅前利潤在各個不同的受益國之間進行分割。跨國企業的稅基必須根據世界各國營業活動恰當的結果給予分割；最大可能的使用外國稅收抵免。許多國家通過抵免法實行雙重稅收優惠。它們可能只對預提稅實行直接抵免，也可能就股息對潛在的收入實行間接抵免；仔細審查跨國交易中的匯兌損益。跨國交易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外匯兌換損益及其稅收后果；利用恰當法律機構來實現營業和稅收的目標。海外經營可以通過不同的法律形式的實體進行。對于稅收籌劃，每種實體都有長處也有不足。公司是獨立的法人實體，只有當公司利潤分配給股東時才對股東征稅；遵守不同國家的國內稅法和反避稅措施。

參考文獻：

1.劉劍文.國際稅收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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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12.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3）07-0129-01

引言

近年來，隨著世界經濟區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不斷加深，而且在海外投資領域也有了很大發展，從而我國對跨國公司的發展問題越來越關注。

一、國際避稅的概述

國際避稅是指跨國納稅人在稅法許可的范圍內，用合法的手段，通過個人、法人或沒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團體或資產，以跨越稅境的流動和非流動來達到避稅或減輕稅收負擔的目的的現象和行為。它不同于國際偷稅漏稅，國際避稅最大的特征是合法性，偷稅漏稅是指跨國納稅人利用國際稅收在管理合作中的困難和漏洞，采取各種隱蔽的非法手段，來逃避有關國家稅法或稅收規定所要承擔的納稅義務，是違法行為。

二、我國跨國公司國際避稅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面對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跨國納稅人在利益機制的驅使下，精心研究國家稅收法規制度，來謀求更多的利益。在這種大背景下，我國也不甘落后，在符合國際稅法的前提下，利用國際避稅港或避稅地、轉移定價及其他方法等進行跨國避稅。

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為了追求最大利潤，我國跨國公司在國際避稅中難免會出現一些問題，具體如下：

（一）濫用稅收籌劃進行國際避稅

稅收籌劃行為與避稅行為有著本質區別，企業稅收籌劃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最大的稅收利益的一種經營和籌劃的行為，是企業在總體經營策略上的組成部分。雖然稅收的籌劃是合法的，與國家法律并無抵觸，但是納稅人是通過鉆稅法的漏洞實現避稅的，違背了國家立法意圖。

（二）最大限度利用國際避稅地進行避稅

一些跨國公司為了獲利，最大限度利用國際避稅地避稅，他們甚至忽視了公司可持續發展的長遠計劃，在避稅地大量設立子公司或分公司，同時在國際間資本進行流動或轉移。雖然跨國公司達到了避稅的效果，但可能會導致跨國公司資本過于分散，國際分工過于復雜，從而不利于跨國公司的長遠發展。

（三）利用發展中國家一些稅收上的優惠政策惡意進行逆向的避稅

逆向避稅， 指跨國企業規避投資所在國比較輕的稅負，利用發展中國家的稅收優惠措施，同時在它們的居住國內利用利潤所得繳納比較重的稅負。跨國企業的決策層最主要目的是在生產經營中得到最大利潤，為了這樣的目的身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跨國公司也不惜利用種種手段，通過稅收政策獲取利益。

三、解決我國跨國公司國際避稅問題的對策

在國際避稅中也會遇到很多麻煩和問題，面對這些我國跨國公司在不同時期應該有不同的對策：

（一）避稅前

設立分公司或子公司時，要充分了解各公司地區的稅收具體情況，要請一些專業會計人員，對你的避稅計劃進行指導。在不同的時期，各國的法律條例會隨著該國經濟的發展不斷的改變，這樣就會使你以前做的稅收計劃失去意義，所以跨國企業應該依據當今經濟發展的趨勢，對該地區的稅收政策做充分了解，并且尋找專業人員指導，從新的課稅制度中尋找方法。

（二）避稅過程中

要周密做好稅務的計劃，并且要進行合理的實施。要想合法合理避稅，這就要求企業做好詳細的稅務計劃，進行周密細致的安排，從而進行長期規劃，更合理進行國際避稅。在國際避稅中，每一筆避稅業務都要是合法的，都要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合法的避稅，要有良好的稅務報表供有關部門查詢。

總之，在我國跨國公司運用不同地區的稅法、稅規進行國際間的避稅行為時，要做到依據各地區的不同條件，依據自身的狀況，進行合理避稅，不可以直接利用其他國家的避稅方法，要依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實行符合自己公司的避稅方法。還要嚴格要求自己，要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正當的避稅。

面對國際經濟大環境下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國際避稅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并將會長期存在。在這種狀況下，我國跨國公司只有充分利用國際經濟大環境，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合理地進行國際避稅來實現跨國經營利益的最大化。同時，我國還應該不斷改善和完善稅制，適當縮減稅收優惠政策，增強防范國際避稅意識，維護好本國利益，避免外國企業來我國避稅。

【參考文獻】

[1]劉寶宏.世界經濟與政治.東北財經大學，1995年第5期.

[2]葛憔熹.國際稅收學教程.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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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 ）是指運用電子通訊設備和技術在當事人雙方或多方間進行的各種商品、技術和服務交易活動。廣義上說，電子商務也包括交易當事方通過電話、電傳和傳真的通訊方式進行的商貿交易，但狹義或嚴格意義上的電子商務，是指在機技術廣泛基礎上通過電子數據交換（EDI）和互聯網（internet ）進行的商業交易活動。90年代中期以來，電子信息技術的飛速和國際互聯網的普及，為提供了一個前景廣闊的全球性的電子虛擬市場，而通過互聯網進行的商業交易所具有的直接、快捷和低廉的特點，大大提高了商業活動的效益，使電子商務成為互聯網應用的最大熱點。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在90年代，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商業中心并非位于某一特定地域，而是存在于逐漸為人所知的電子空間（Cyberspace）之中。”［1］以直接面對消費者的直銷模式而聞名的美國戴爾（Dell ）公司1998年5月的在錢銷售額高達500萬美元，該公司期望2000年在線銷售收入能占總收入的一半，亞馬遜公司網上書店的營業收入從 1996 年的1580萬美元猛增到1998年的4億美元。［2］有人預測，到2002年全球通過互聯網進行的商業機構之間的營業額將從1997年的780 億美元增加到8427億美元。［3］

建立在化的網絡技術基礎之上的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在為人類帶來便捷、效率和財富的同時，也對各國長期以來行之有效的調整傳統的商業交易關系的法律制度提出了嚴重的挑戰。目前各國政府有關部門和國際組織正在擬定有關電子商務法律問題的應對之策。本文擬從中國的角度出發，考察分析跨國電子商業交易活動可能對中國現行的國際稅收法律制度造成的沖擊和。并結合電子商務在中國目前的發展現狀和未來趨勢，就我國政府在跨國電子商務的國際稅收分配問題上應采取的原則立場和相應對策，提出作者的分析意見和建議，以供有關部門并就教于國際法學界同仁。

一、跨國電子商務對傳統的國際稅收法律制度的挑戰

按照大多數學者的理解，調整在各種國際經濟交易中產生的跨國所得的稅收利益分配關系的國際稅收法律制度，系由各國單方面制定的國內所得稅法和彼此間簽訂的雙邊或多邊的國際稅收協定兩個部分組成。［4］在中國，具體地說， 它主要是由中國政府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外資企業所得稅法》）和《中國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以下簡稱《個人所得稅法》）及其實施細則和條例，以及中國政府目前已同57個國家政府簽訂的有關避免國際重復征稅的雙邊稅收協定制度所構成。

與世界各國的所得稅制一樣，在對非居民的外國企業和個人來源于中國境內的跨國所得的征稅問題上，中國現行的國際稅收法律制度實行的來源地稅收管轄權， 也是建立在納稅人在境內具有某種物理存在 （physical presence）和對有關所得的定性分類的基礎之上的。 所謂納稅人在境內的物理存在，是指納稅人本身或其人在中國境內從事活動或在境內設有機構、場所等客觀實際情況存在，這類客觀情況存在往往構成中國政府對非居民納稅人來源于境內的營業利潤或勞務報酬等跨國所得行使地域稅收管轄權的依據。例如，根據《外資企業所得稅法》第2條和第4條規定，外國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應就其通過該機構、場所取得的營業利潤和其他所得，對中國政府履行納稅義務。這里所稱的機構、場所，是指外國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管理機構、營業機構、辦事機構和工廠、開采資源的場所、承包建筑、安裝、裝配、勘探等工程作業的場所和提供勞務的場所以及營業人。［5 ］《個人所得稅法》對非居民個人來源于中國境內的有關勞務報酬、投資所得或財產收益的課稅，也是以非居民個人在中國境內提供勞務或在境內擁有資本財產等客觀事實存在為前提。［6 ］而在中國對外簽訂的57個雙邊稅收協定中，具有與上述國內所得稅法上的機構、場所相類似作用的概念則有“常設機構”和“固定基地”等，它們是此類協定規定的締約國一方對締約國另一方居民來源于境內的營業所得和獨立勞務所得行使來源地課稅權的限制條件。［7］

有關所得的定性分類，則是中國現行所得稅法上決定對納稅人適用的何種課稅方式和稅率征稅的重要概念，也關系到稅收協定中何種所得課稅權沖突協調規則應予適用的重要問題。中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實行的是分類所得稅制，個人的應稅所得共分為11項，不同種類項目的所得適用的費用扣除標準、稅率和征稅方式亦有所不同。而中國對外簽訂的避免的雙重征稅協定，也是針對不同各類性質的跨國所得，分別規定了不同的協調締約國雙方征稅權沖突的規則，如對跨國營業所得適用“常設機構原則”，對勞務報酬則分別有所謂“固定基地原則”和“183 天規則”，而對跨國股息、利息和特許權使用等投資所得，則采用稅收分享原則。

然而，上述這些適應于傳統的商業交易活動課稅的法律概念和原則在跨國電子商務這種新興的交易方式迅速發展的今天，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和問題。跨國電子商務是處在不同國家境內的當事人之間通過電子數據交換或國際互聯網進行的商業交易，與傳統的商業交易方式相比，它具有直接性或稱為非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的特點， 尤其是在線交易（on—line transactions）的情形下， 位于不同國家境內的買賣雙方直接在計算機上通過互聯網進行購價談判、訂貨、交貨和付款等交易行為，數據化商品的存在和便捷低廉的通訊成本，使得傳統的通過在東道國境內設立營業機構、場所或委托營業人來開展業務活動的方式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和跨國在線交易額的不斷提高，在對非居民的跨國營業所得或勞務報酬的課稅問題上，繼續堅持以非居民在境內設有固定的機構、場所或營業人之類的物理存在標志，作為行使來源地征稅權的前提條件或依據的國家，顯然其所能參與分配的國際稅收利益的份額比例將會日趨減少降低。象中國這樣一類的實際更多地處于電子商務凈進口國地位的國家，更應認真考慮這個問題。

其次，跨國電子商務的另一特點是模糊了銷售利潤、勞務報酬和特許權使用費等各種所得的區別界限。由于現代信息通訊技術發展，象書籍、報刊、音像制品等各種有形商品和計算機軟件、專有技術等無形商品，以及各種咨詢服務，都可以通過數據化處理而直接經過互聯網傳送，傳統的按照交易標的性質和交易活動形式來劃分區別交易所得性質的稅法規則，對網上交易的數字化產品和服務難以適用。例如，目前計算機軟件公司通過互聯網與客戶之間大量進行的計算機軟件交易，客戶為此而支付的軟件價款對軟件公司而言究竟是貨物銷售利潤還是特許權使用費性質所得？這兩者之間界限并不清楚。而B 國的某出版商以計算機在線服務方式向在A國的某客戶提供電子書刊或產品， 客戶可以通過計算機隨時瀏覽或下載其所需要或喜歡的文章資料或樂曲。出版商因此而獲得的所得。即可以算作銷貨收入，也可理解為是勞務報酬。還可能被認定為特許權使用費收益。由于通過電子商業交易產生的所得的定性分類的困難，在中國個人所得稅現行的分類所得稅制下應適用何種稅率和課稅方式進行課稅就成為問題，有關所得的支付人是否應依照稅法的規定在支付時履行源泉扣繳所得稅的法律義務，也變得難以確定。而在稅收協定的執行方面，對有關所得的定性識別差異還會引起跨國納稅人與締約國稅務機關或締約國雙方稅務主管當局之間在適用協定條款上的分歧爭議。

與電子商務交易所得的定性識別困難密切關聯的另一個問題，是傳統的所得來源地識別標準的適用困難。所得來源地的識別是關系到征稅國能否對非居民的跨國所得主張行使來源地稅收管轄權的重要問題，各國所得稅法上對不同種類性質的所得，都確定了不同的所得來源地判定規則。這些在所得稅法的長期實踐中形成的所得來源地判定規則多是以納稅人的經濟活動的某種客觀的地域標志作為有關所得來源地的識別標志，如表示營業利潤來源地的地域標志有營業機構所在地、交貨地、合同簽訂地等、表示勞務報酬來源標志的則有勞務履行地或勞務報酬的支付地等。由于前述跨國電子商業交易產生的所得的定性識別困難，究應適用何種所得來源地識別規則亦成為問題。另外，即使有關所得的定性歸類不成問題， 由于電子商務交易活動是在虛擬的電子空間（virtualcyberspace）中進行的，要適用傳統的某種客觀外在的地域標志來確定有關所得的來源地，在某些情況下也同樣存在問題。例如，隨著電子傳感器和視頻會議技術的應用，今天一個在A 國居住的醫生可以通過互聯網對身在B國的患者進行診斷和服務， 而這種服務的履行地何在則難以確定。

二、跨國電子商務課稅的政策選擇

跨國電子商務交易對各國傳統的所得稅制度和各國相互間通過稅收協定確定的國際稅收協調制度提出的挑戰和問題，已經引起了國際稅法學界和各國政府以及有關國際組織的廣泛重視，稅法學者和有關政府部門正在積極探討研究解決問題的對策方案。1996年11月美國財政部稅收政策辦公室了題為 《全球電子商務對稅收政策的影響》 的報告，1997年8 月，澳大利亞政府稅務辦公室也發表了其電子商務課題組關于電子商務對稅收征管影響的研究報告《稅收和國際互聯網》，此后，日本、加拿大、荷蘭、新西蘭等國的財政部門也先后公布了它們各自就電子商務的稅收問題的研究報告。經合組織分別于1997年11月在芬蘭的土庫和1998年10月在加拿大渥太華召開了協調各成員國有關電子商務經濟政策的部長級會議， 并在渥太華會議上通過了經合組織稅務委員會 （CFA）提交的《電子商務的稅收框架條件》報告。國際稅法界、 有關國家政府部門和國際組織的研究報告，在分析電子商務活動對傳統的國際稅收法律制度產生的問題和影響的同時，也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提出了初步的政策建議。盡管這些建議策略還遠非最終的政策決定，但其中反映的政策傾向和舉措思路卻值得我們重視和認真研究。

在解決跨國電子商務課稅問題的對策討論過程中，鑒于現行的國際稅法制度中的許多傳統的概念、規則和原則難以適應電子商業交易的特點，國際稅法學界的一些人主張實行激進的或革命性的改革方案，即建議在所得稅、增值稅之外，針對電子商務開征新的稅種，通過這類新的特別稅的征收來解決電子商務活動的國內和國際稅收分配問題。例如，加拿大稅法學者阿瑟科德爾（Arthur J.Cordell）和荷蘭學者路休特（Lue.Suete ）等人建議以在互聯網上傳輸的和由網絡用戶接收到的計算機數據信息單位“比特”（bit，即binary digit的縮寫）的數量為課稅依據征收一種比特稅，是這類主張激進的改革方案的典型代表。（注：除比特稅外，稅法學界還有一些人主張對電子商務另行課征交易稅（transaction tax）、電訊稅（telecoms tax ）和個人計算機稅（PCtax）等新稅種。參見洛克希內肯斯：《為21 世紀國際電子商務的來源地國征稅尋找管轄權依據》，載《國際稅收》（版）第 26 卷，1998年第6—7期，第193頁。 ）這種比特稅完全突破了所得稅和增值稅的理念框架，它以互聯網上唯一可以準確計量的數據信息流量為課稅對象，固然能夠適應電子商務的技術特點，但它的缺陷首先在于使網絡通訊這一新的媒介承受額外的稅負，造成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之間的稅收差別待遇，從而可能阻礙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的發展和效益的充分發揮。其次，無論比特和字節（byte）傳遞的信息的價值如何，但它以本身作為一種電子數據流量并不象收入或消費額那樣代表或反映納稅人的所得、財富或經濟負擔能力，并不構成國民收入再分配的良好基礎。換言之，互聯網用戶接收到的數據流量的多少，并不能代表其收益價值或財富數額的大小，以此作為課稅對象標準，不能體現量能課稅、合理負擔的原則。

由于針對電子商務的特點另行開征新的稅種存在著上述這樣一些問題，美國、加拿大和荷蘭等國對類似比特稅這樣的激進的政策方案持明確的否定態度。美國總統辦公室的公報聲明：“對互聯網商務美國認為不應課征新的稅收。”［8］美國財政部稅收政策辦公室認為， “稅收中性原則排除了對電子交易開征新稅或補充性稅收，而要求稅收制度對相似的所得同等地加以處理，不管所得是通過電子手段或現有的商業渠道取得的。”［9］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也否定了對電子商務開征比特稅這樣的方案。但象澳大利業這樣的一些尚屬于電子商務凈進口國地位的發達國家，目前尚未明確表示不考慮這類設置新稅或補充性稅收方案的可能性。作為協調發達國家經濟政策的機構的經合組織也沒有明確否定開征新稅的方案，在1998年10月渥太華會議上通過的經合組織稅務委員會報告《電子商務的稅收框架條件》只是認為，各國稅務當局制定與電子商務有關的新的行政或立法措施、或對現行措施的改變，不應對電子商務施加歧視性稅收待遇。［10］而且，經合組織稅務委員會一直還在積極研究有關互聯網是否能為各國政府開辟可以利用的新稅基問題。［11］我們認為，目前電子商務技術還處在不斷發展成熟的階段，在人們還未能妥善研究解決傳統的稅收法律概念規則用于電子商務課稅困難的辦法之前，斷然將這類對電子商務開征新稅或附加稅的建議方案打入冷宮，也有失簡單草率。

與上述激進的政策方案相反，美國政府在解決電子商務國際稅收問題上則明顯表現了保守性的政策傾向，主張在繼續保留傳統的稅收管轄權規則和概念的基礎上，通過對現行的有關稅收規則和概念的重新解釋或技術調整，以適應于對電子商務課稅的需要。美國在闡述它的這種政策主張的理由時認為，現行的這些傳統的稅收管轄權規則和法律概念已經為各國的有關稅法和稅收協定所廣泛接受和取得共識，而且經過數十年來的國際稅收實踐證明它們是行之有效的，人們不應輕易地放棄國際稅收中的這一寶貴遺產。現行的有關原則、規則和概念雖然面臨著電子商務的挑戰，但它們仍有足夠的比表面看來更多的彈性可以解決適用的問題。［12］美國的這種政策主張，也得到了其它一些發達國家的贊同。加拿大財政部長的電子商務顧問委員會提出的《電子商務和加拿大的稅收征管》咨詢報告也認為，鑒于這些（傳統的）概念已經長期存在和眾所周知，并且在實踐中證明了它們的作用，在人們選擇其它的或新的概念之前，應該優先考慮這些傳統概念對電子商務的可適用性。［13］

美國之所以極力主張上述保守性的政策方案，并非完全出于它所宣稱的珍惜長期以來各國在國際稅收實踐中形成一致的法律文化遺產的動機，而是背后有其更為深刻的經濟利益原因。憑借雄厚先進的電訊技術優勢，美國在國際電子商務方面目前在國際上實際處于最大的凈出口國地位，其國內各種規模的電腦軟件公司每年通過網絡交易獲取豐厚的海外利潤。由于本文前述現行的國際稅收管轄權概念規則適用于跨國電子商業交易所得課稅的困難，在這個問題上堅持這些傳統的法律概念和規則應盡可能地保留繼續適用于對電子商務活動的課稅，顯然將會在更大程度上和范圍內限制那些電子商務凈進口國對非居民的跨國電子商務交易利潤的征稅權，并使作為居住國的電子商務凈出口國在國際稅收權益分配上獲得更大的利益份額。從美國財政部稅收政策辦公室發表的報告《全球電子商務對稅收政策的影響》中如下一段文字表述，也清楚地反映出美國主張這種保守性的政策方案背后所隱藏的盡量擴大居住國對跨國電子商務所得的征稅權的利益動機：

“新通訊技術及電子商務的發展可能要求給予居民稅收管轄權原則以更高的重視。在網絡空間中，即使可能的話，也難以適用傳統的來源概念將某一所得項目與特定的地理位置聯系起來。所以，來源地征稅可能失去其理論基礎并因電子商務的出現而變得陳舊過時。……在傳統的所得來源概念已難以有效適用的情況下，納稅人的居民身份最可能成為確認創造所得的經濟活動的發生地國及該國對該所得有權優先征稅的。……因此，美國的稅收政策已經認識到，由于傳統的來源規則失去其重要性，居民稅收管轄可跟進并取代它們的地位。這一趨勢將因電子商務的發展而加速增長，因為在電子商務中居民稅收管轄原則也扮演著重要角色。”［14］

目前美國政府正努力利用各種不同的國際場合宣揚擴大它所主張的保守性的政策方案的影響，同時也在組織力量抓緊研究傳統的國際稅收管轄概念規則適用于電子商務課稅所需要解決的重新解釋和技術調整問題。美國的政策主張能否得到國際社會的接受，尤其是廣大的電子商務凈進口國的認可，關鍵的問題在于這種對傳統的概念規則的所作的重新解釋和技術調整的結果，能否實現在跨國電子商務所得上的國際稅收權益分配的公平合理。然而，就美國財政部和經合組織稅務委員會在這方面所作的初步努力的情況來看，如對服務所得、特許權使用費和計算機軟件交易所得的定性分類的建議性規定，以及經合組織范本第5 條關于常設機構概念注釋的修改建議的內容，距離上述目標仍有較大的差距，如何有效防范納稅人人為操縱轉移電子商務交易的許多技術難題尚未得到克服。

三、我國在跨國電子商務國際稅收分配問題上的對策建議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信息產業的起步時間較晚，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還比較緩慢和滯后。目前，國內已建成的網絡由于技術質量和安全問題，距離電子商務交易的要求還有較大差距。確切地說來，國內企業界對Internet的應用，現階段主要還處在信息階段，即利用網絡商情信息和進行廣告宣傳，真正通過網絡完成交易洽談、訂貨、交貨和款項支付整個商業交易流程的數量還較小。嚴格意義上的電子商務在我國目前尚處在萌芽階段。

但是，電子商務在我國目前的發展現狀并不意味著跨國電子商務引起的國際稅收法律問題對我們來說還是一個遙遠的問題。首先，應該清楚地看到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發展，尤其是網絡通訊的安全技術和網上支付技術的完善成熟和互聯網的覆蓋面迅速擴大，在經濟全球化數據化的發展趨勢影響推動之下，互聯網電子商務在中國今后幾年內必然也和發達國家一樣獲得飛速的發展，國際電子商業交易額在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將會迅速提高。如果我們不是盡早地重視和研究解決電子商務的國際稅收分配問題的策略措施，政府將面臨著貿易額增長而稅基萎縮、財政收入流失的危險。其次。更為緊要的是國際社會正在醞釀討論跨國電子商務課稅的國際規則。以美國為首的少數信息產業發達國家正利用它們在經合組織和WTO中的地位和影響， 積極推動和先聲奪人以求形成一套有利于維護和擴大其權益的國際稅收分配規則。在這種情勢下，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更應加緊對解決電子商務的各種稅收問題的策略研究，并在此基礎上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制定新的信息國際稅收規則的活動，才能促進國際社會形成公平合理的電子商務稅收制度，而不致于落后和被動接受不合理的既定國際規則。

在研究和制定關于跨國電子商務所得的稅收政策方面，筆者認為，首先應該從我國的國情實際出發，考慮到電子商務目前在國內的發展現狀和未來趨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以及在這方面達成國際共識和協調一致的必要性等因素，妥善地處理好維護國家在跨國電子商務活動中的稅收權益、實現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和扶植鼓勵國內信息產業發展的政策關系。應該看到，由于國內信息產業和技術基礎相對落后和薄弱，我國目前和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仍將實際處于電子商務凈進口國的地位。因此，在跨國電子商務所得的國際稅收分配問題上。繼續堅持強調電子商務凈進口國的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應該成為我們政策的基本的出發點，這也符合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同時，建立發展公平競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要求我們在電子商務的稅收政策上應注意貫徹體現稅收中性原則。從企業經營角度講，電子商務與傳統的商業交易活動的差別，主要在于采用的交易手段和方式不同。尤其是所謂間接的電子商務（亦稱離線交易off—line ）方式，與傳統的交易方式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因此，對電子商務交易的課稅，既不應采取歧視性的稅收政策措施，也不宜寬泛地給予減免稅這樣的直接稅收優惠刺激，兩者都會人為地扭曲正常的經濟活動。雖然電子商務在我國的起步較晚，對這種利用現代高技術，能充分發揮社會資源共享和節約成本的交易方式，政府應當予以積極鼓勵扶植。但筆者認為采用直接稅收優惠的方法并非有效的良策。要認識到現階段國內電子商務尚不發達的癥結原因，主要在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薄弱；政府對網絡通訊的規劃管理和制度建設跟不上，尤其是對網上交易中出現的各種侵犯知識產權現象不能及時準確地予以制裁；網上交易的安全保密和支付技術還有待發展完善等。政府的鼓勵扶植應落實在增加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投入，加強對電子商務發展的宏觀規劃、協調組織，抓緊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支付認證技術標準和安全管理制度，采取措施促進企業的計算機應用水平和網絡意識的提高，這樣才能真正收到實效。

基于上述國情實際和政策層面的考慮，在解決現行的國內所得稅法和雙邊稅收協定中有關傳統的法律概念和規則適用于跨國電子商務所得課稅問題的具體策略上，筆者以為我們應該突破傳統的以非居民在境內具有某種固定的或有形的物理存在，作為行使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前提的觀念，尋求更能在網絡數字信息經濟時代條件下反映經濟交易聯系和營業實質的來源地課稅連結因素，而不宜試圖在傳統的那些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內搜索電子商業交易存在的標記。只有循著這樣一條思路，才能找到公平合理地協調解決居住國和來源地國在跨國電子商務所得上的稅收權益分配問題的方案。因為跨國電子商務是在虛擬的電子空間市場進行的，局限于在傳統的固定或有形的物理存在概念標準內尋找來源國對跨國電子商務所得的課稅連結因素，其結果只能是使來源國對跨國電子商務所得的征稅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無法達到國際稅收權益分配的公平均衡。這一點從最近經合組織稅務委員會第1 工作小組提出的關于范本第5條注釋的修訂草案的內容可以清楚看出。（注：根據這一修訂草案，在跨國電子商業交易方式下，非居民只有在來源國擁有專用的服務器，并通過在該服務器上維持的網址從事實質性的營業活動，才可能構成常設機構存在。非居民利用網絡服務供應商提供的服務器設置網址進行在線銷售，并不構成在來源國設有常設機構。見經合組織稅務委員會：《電子商務環境下常設機構概念的適用：經合組織稅收協定范本第5條注釋的修訂說明》，1999年10月，見oecd.org.））

應該看到，現行國際稅法制度中采用的常設機構，固定基地這類物理概念，是適應傳統的商業交易交式下確定來源國對非居民的跨國所得行使課稅權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發展起來的，它們在國際稅法上存在的意義和作用在于標示非居民的經濟活動與來源國存在著持續的而非偶然的、實質性的而非輔的經濟聯系。在跨國電子商業交易方式下，由于這類固定的、有形的物理標志已失去存在的價值，非居民與來源國的經常性和實質性的經濟聯系應該從其在來源國境內開設的網址所具有的功能作用，以及非居民通過這種網址實際從事的活動性質、交易的數量規模以及時間等因素綜合來判斷。如果非居民在來源國設置的網址具備履行完整的網上交易功能，而且經常利用這樣的網址進行了實質性的交易而非僅只是輔和準備性的活動（這方面的情況可以通過支付體系進行稽查、追蹤和監控），則可認定非居民與來源國構成經常的實質性的經濟聯系，來源國有權對其電了商務交易所得征稅。

因此，為適應今后跨國電子商務交易不斷增長的國際經濟形勢下維護中國對非居民來源于境內所得的征稅權益需要，現行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中有關外國企業在境內設有機構、場所的概念用語，應作出相應的修改，采用如在境內實際從事工商經營活動這類較為抽象的用語，并在實施細則中具體明確其內涵包括非居民通過互聯網網址在境內銷售商品和提供勞務情形。同時在參考借鑒有關國家的立法實踐，明確電子商業交易方式下銷售利潤、勞務報酬和特許權使用費的定性分類標準界限。在加強對電子商務稅收征管法律問題研究的基礎上，我國政府應積極參與有關國際組織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擬訂電子商務國際稅收規則的工作，在有關稅收協定中常設機構、固定基地的概念內涵解釋，跨國電子商業交易所得的征稅權分配問題上，堅持反映處于電子商務凈進口國地位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意愿，努力爭取形成有利于維護發展中國家稅收權益的電子商務國際稅收新規則。【】

［1］賽格勒.空間：國際稅收概念的最后界限［J］.國際稅收月刊：版，1996，（8）：1.

［2］北京君思電子商務中心.電子商務知識［EB／OL］.juns.com.cn.

［3］王健.電子商務知識講座［J］.國際貿易，1999，（1 ）：62.

［4］部高等教育司.國際法：第八章［M］.出版社，1999.361—362.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第3條第2款，第4條［S］.

［6］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5條［S］.

［7］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政府關于所得避免雙重征稅與防止偷漏稅的協定：第5條，第7條，第14條［S］.

［8］［11］洛克希內肯斯.增值稅和所得稅的屬地概念適用于國際電子商務的挑戰［J］.國際稅收（英文版）：第26卷，1998，（2 ）：69.

篇10

關鍵詞：電子商務 稅收 對策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和互聯網的迅猛發展，電子商務逐漸成為一種大眾的、新興的、引導性的交易方式，是我國乃至全世界貿易的發展趨勢。據統計，我國網上交易數額每年都在大幅度增加。但由于電子商務交易具有隱蔽性、無形性和電子化的特點，電子商務與稅收的制定和實施存在著明顯的矛盾。一方面，電子商務是我國一個重要的潛在稅源，將為增加財政收入帶來巨大能量；另一方面，現行稅收法律、政策和征管水平落后，造成了稅款的大量流失。因此，我們應深入思考并分析電子商務可能為我國稅收法律和管理水平帶來的各種問題，尋找有效的解決對策以促使電子商務在我國的健康、快速發展。

二、我國電子商務稅收存在的問題

1.我國有關電子商務稅收法律不健全

電子商務這種新型消費方式迅猛發展，已遠遠超前于現行法律，導致我國有關電子商務稅收法律的滯后和不健全。相比于其他發達國家，電子商務在我國的起步雖然相對較晚，但并非是新興事物。我國之所以遲遲未出臺有關電子商務的稅收法律，主要原因是存在以下兩方面的爭議懸而未決：

（1）對電子商務是否征稅問題存在較大爭議

關于電子商務是否應當征稅，我國相關領域的專家和學者大致存在著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應當對電子商務產生的營業額征稅，因為電子商務只是實體商品或服務通過網絡這個媒介進行的交易，本質上與在實體經營場所進行的交易并無差異，屬于法律規定的應稅范圍并且符合稅收公平原則。而另一種觀點認為，電子商務作為我國新型的支柱產業，對國家的經濟增長貢獻巨大，國家應予以鼓勵和支持，因此不應當對電子商務這種交易方式征稅。

（2）關于是否應當開征新的稅種眾說紛紜

有些人主張應對電子商務交易開征新的稅種，針對其特殊性可以效仿外國的比特稅，按照網上交易信息流量的多少征稅，以精準的計算稅款征收的額度。其他人則認為不應當開征新的稅種，可以僅對電子商務征收現有的增值稅、營業稅等稅種即可。因為電子商務稅收在我國尚處于初級階段，征管手段還未能保證該新稅種的征收，由此所增加的征收管理行政成本不足以彌補稅收收益，從而影響整個稅收體系的效率和質量。

2.我國電子商務稅收管理水平落后

現階段，我國電子商務的稅收管理水平落后于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更落后于發達國家，難以保證電子商務稅收的順利實施。主要問題集中在以下兩方面：

（1）稅收管轄權難以確定

我國實行地域和居民的雙重管轄權，由于中國尚屬于發展中國家，其資金和技術相對落后，為引進先進技術和避免稅款流失，則強調以地域管轄權為主。但電子商務這種特殊的交易不同于傳統的交易形式，互聯網使得商品或服務的交易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將交易發生地、交易人所在地模糊化，令稅務機關無法追蹤虛擬的電子交易，更無法明確在何地、向何人征收稅款。由此，電子商務地域管轄權的范圍難以明確，使得電子商務稅收的實施遇到了瓶頸。

（2）稅收征管和稽查難度加大

電子商務的特殊交易方式大大增加了稅收征管和稽查的難度。一方面，電子商務的無紙化交易形式極大地沖擊了現有稅收管理體制。為保證高效的稅收征管和稽查，稅務機關必須掌握納稅人應納稅款的證據，因此要求納稅人根據交易事實登記入賬，以備稅務機關審查。而電子商務的無紙化交易完全顛覆了稅務機關追蹤憑證、賬簿的傳統審查模式，也使稅務稽查失去了書面憑證的征管依據。另一方面，電子商務交易記錄缺乏客觀性和真實性。絕大多數的電子交易都在網上進行，電子記錄的修改和刪除十分容易操作，而且計算機加密技術為應稅企業的偷逃稅提供了客觀條件，使得稅務機關無法取得交易的真實信息，征管和稽查難度加大。

3.我國電子商務的國際稅收難題加劇

隨著電子商務在世界范圍內的興起和不斷發展，在給各個國家帶來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國際稅收難題，主要體現在如下兩方面：

（1）國際避稅問題更加普遍

電子商務為企業和消費者創造了跨地區直接自由交易的平臺，也為代扣代繳機構的稅款征繳帶來了更大的難度。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跨國公司為了降低納稅成本，不斷加強自身的網絡系統建設、應用網絡信息交互技術，使其內部組織機構實現高度一體化和經營活動的高度統一。在這種條件下，跨國公司更容易操縱轉移價格和轉移利潤，更容易利用國際避稅地進行偷稅、避稅，將高稅國的利潤輕而易舉地轉移到低稅國。而我國由于地域限制并不能掌握納稅人的真實交易信息，使跨國公司征稅問題更加困難和復雜。

（2）國際稅收標準難以統一

國際稅收標準難以統一主要表現在國際稅收管轄權難以實現國際共識。如今世界上多數國家都實行居民和地域的雙重管轄權，由此產生的重復征稅通常通過雙邊稅收協定予以解決[3]。但電子商務具有交易場所隱蔽性、交易形式虛擬化等特點，還沒有任何標準為各國稅收管轄權提供實踐參考。對此，各個國家紛紛選擇對自己有利的管轄權政策，以爭取到更多的稅源。發達國家由于其資本和技術通常處于輸出狀態，更加強調居民管轄權；而發展中國家由于需要引進大量資金和先進的技術，則更傾向于地域管轄權。隨著電子商務的逐漸發展和完善，其稅款額度也越來越大，國際稅收標準難以統一不但會引起對電子商務的重復課稅，還可能引發各國爭議乃至國際稅收糾紛。

三、解決我國電子商務稅收問題的對策

1.完善和健全我國有關電子商務的稅收法律

要建立和完善我國有關電子商務的稅收法律制度，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排除相關爭議、統一觀點，為電子商務稅收法律的順利實施鋪平道路。國家應當從以下角度出發，吸取各不同觀點的精華，并充分兼顧不同主張提出的擔憂和顧慮，從而解決和統一不同的觀點。

（1）明確對電子商務征稅，制定戰略性規劃

國家應當首先對電子商務征稅保持肯定的態度，不能放棄對這一稅源的征稅權力。雖然電子商務在我國的起步較晚，但發展迅猛、交易量和交易額呈逐年遞增態勢，將是我國稅源的巨大支撐力量。如果國家不對電子商務征稅，將會造成國家的稅款流失，對國家和電子商務行業的發展都將不利，國家也很難維持對于電子商務行業的資金支持和投入。另外，國家應當制定針對電子商務戰略性的近期和遠期規劃。為了考慮扶持和鼓勵這一新興產業，國家可以在短期內對電子商務免稅或給予稅收優惠，實行過度性稅收政策并加緊相關法律和征管的完善。但在不久的將來，當電子商務征收條件成熟時最終要實現對其稅款的征收。

（2）明確不開征新稅種，努力完善現行稅法

針對“根據電子信息流量多少計量開征新稅”這一觀點，國家應予以否定。這種征稅方式其實并不合理，也不適合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一方面，我國的征收和監管手段尚處于對實體行業的征管水平，并不能為新稅種的實施提供技術上的支持和保證；另一方面，電子信息的流量并不代表企業的盈利水平，以這種方式征稅可能會導致稅收公平性減弱。但國家需要對與之相關的現行稅法進行修改和完善，在現行的所得稅、營業稅、增值稅和關稅中添加電子商務的相關條款，建立和明確電子商務納稅主體、征稅對象、納稅期限、納稅申報等一系列規定，以完善和健全有關電子商務的稅收法律。

2.加強我國電子商務的稅收管理機制

電子商務的稅收管理機制包括稅收征收手段和稅務稽查措施。要提高我國電子商務的稅收管理機制，首先要確定電子商務稅收管轄權，其次要提高稅收管理水平。

（1）確定電子商務稅收管轄權

對于我國電子商務地域管轄權范圍難以確定這一問題，應當合理確定相關的稅收管轄權。為了明確我國電子商務的稅收征管權限，可以將電子商務納入增值稅的征收范疇，凡是通過電子商務進行的商品或服務交易都征收增值稅，以保證電子商務征收范圍，明確稅收管理權限。對于稅收機關不能確定交易發生地、交易人所在地這一問題，國家可以將電子商務納稅地規定為消費者的居住地。這樣的稅收規定既可以使稅務機關明確應征稅的地點，又可以使國家不同區域的稅收來源實現平衡和穩定。

（2）加強和提高稅收監管水平

為保證電子商務稅收的有效開展，必須加強稅務機關的電子信息化建設，以提高其征管水平。首先，應當建立獨立的電子商務稅收登記制度。電子商務納稅人必須到當地稅務機關進行電子商務登記，如實填寫其網址、密鑰以及電子郵箱，不經批準不得隨意刪改。其次，應當實行財務備案制度。要求電子商務納稅人將所采用的會計政策和方法以及財務軟件到稅務部門進行登記備案，使稅務機關能夠全面掌握應稅企業的財務信息。再次，針對電子商務無紙化交易形式應當對其使用專門的電子商務專用發票，并且要求納稅人使用居民身份證到銀行開立專門賬戶并登記，以防止電子商務稅款的流失。最后，稅務機關應當建立與其他部門的信息共享。稅務部門應加強與銀行、工商、公安、海關等部門的合作和協調，形成龐大而全面的信息網，以充分實現納稅人信息共享，阻斷納稅人偷逃稅機會。

3.加強電子商務國際稅收的統一

加強各國之間電子商務的國際稅收統一不但可以使我國電子商務的理論和實踐更加完善，還能解決因地域限制造成的征稅困難。因此，我國應當積極參與國際信息交流合作，積極促進電子商務國際稅收標準的統一。

（1）加強國際信息交流與合作

對于我國難以掌握跨國公司電子商務交易信息這一問題，可以通過加強國際信息的交流與合作方式予以解決。電子商務的開放性和無地域性使得我國難以掌握應稅企業真實、全面的交易信息；同樣，其他國家也是如此。因此，我國可以和其他國家達成互惠互利合約，加強應納稅企業有關信息的交流和傳遞、互換稅收情報、互助征稅，減少甚至消除跨國公司利用電子商務的隱匿性和跨國的地域差異進行偷稅和避稅，以降低我國稅務機關對跨國公司征繳稅款的難度。此外，我國還應當積極參與國際電子商務稅收方面的交流會議，吸取各國有效的立法規則和征收管理措施，以實現電子商務稅收手段與國際趨同。

（2）統一電子商務國際稅收標準

由于各國對于電子商務的稅收管轄權難以統一會導致一系列國內和國際問題，因此應當制定有關電子商務的國際稅收標準，以實現全世界電子商務國際稅收的統一。首先，相關國際組織應當硬性規定電子商務稅收管轄權的使用方法，以避免各國重復征稅和稅收糾紛。可以規定采用單一的居民或地域管轄權，已達成國際統一標準。此外，應當制定有關各國稅收利益平衡的規定。若采用居民管轄權，對發展中國家的稅收利益不利；若采用地域管轄權則對發達國家不利。因此應當出臺國際稅收平衡政策，以使各國都能服從相關規定，不至于因為國際硬性規定而影響國家征稅數額。

針對我國現階段電子商務稅收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國家應該在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分析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以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等稅收制度改革為契機，尋找適合我國電子商務稅收的方法和策略。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