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10 15: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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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陳孝彬等人對學校基本情況的分析模式,我們從中引用了幾個基本的項目,具體內容如下。
1.學校的服務類型、數量德勝魯班木工學校是休寧縣人民政府在“十五”期間的重大招商引資項目,是由蘇州德勝洋樓有限公司與休寧縣第一高級中學聯辦的中等職業學校。學校的培養目標是:培養適應德勝洋樓有限公司以及木工行業發展需要的、具備專業知識技能、品德優良的應用型人才。學校規模維持在兩個班級,平均每個班50人左右,只設一個專業。生源主要來自黃山市農村的初中畢業生,近幾年全國各地都有生源涌入。每年學生人數維持在100人左右,至今已有千余人進入了全國各地的木工行業。
2.學校的組織結構木工學校與休寧縣第一職高同在一個校園,實行“一校兩制”。即在同一個校園實行兩種辦學體制和教育管理機制。木工學校歸德勝管理,辦學經費和實習場所由德勝公司提供;教育理念、招生方式、課程設置、教材編寫與選擇、教學計劃、考試考核等都由德勝確定;課程由德勝選定教師實施,實訓教官由德勝選派。
3.學校的建筑、設備、設施學校有774平方米的木工實訓車間(60個工位,可供120個學生同時操作)、50個木工操作臺、100套手工木工工具、120平方米的實訓車間、3間標準教室、2間計算機教室,設置學生活動中心及中等規模的體育場。
4.學校的教職工校長汪麗慶是休寧縣第一職高的老教師,同時兼任木工學校的校長。德勝公司每月一次派遣加拿大英語教師,向學生傳授國際經濟形勢、科技信息。教師都是來自當地以及從外地聘請來的德高望重的木匠。另外,德勝公司每月都會有由培訓中心主任擔任總督學進行日常教學視察。
(二)德勝魯班木工學校的辦學優勢分析
優勢包括:一是學校教育業績的優勢。木工學校的辦學定位與休寧縣的林業大縣產業優勢緊密相聯,充分利用本地的優秀木工,發揚繼承徽派木工手藝,并加強同國際職業教育的交流。山區走出的優秀匠士能吃苦、職業技能扎實,深受木工市場的青睞,就業率基本保持在100%。學校治學嚴謹,不僅教會學生技能,而且教導如何做人。二是內部素質和活動過程的優勢。學生與教師之間形成“恩師”的師生情,維系學校與學生之間關系的不僅是日常的教學活動,還有各種各樣的實訓機會、考察機會、家長會制度、畢業典禮制度。學校始終秉承平民教育的辦學思想,立足學生家庭,幫助學生成才、成人。學校強化學生的技能優勢,保證每一名學生都能順利就業,建立了一支能發揚徽派建筑等本土文化魅力的人才隊伍。三是學校獨特的競爭力。木工學校選擇了扎根休寧徽州本土文化,又開展了目前繁榮的社會建筑、房地產行業所需的木工技能培訓。北京大學紀念館八仙桌、電視劇《大祠堂》全套木質家具,以及中美文化交流文化贈品都是木工學校學生的作品。學生依托長江平民教育基金會以及黃山市政府牽頭支持,利用了徽文化的力量及德勝洋樓有限公司的海外背景,積極走向海外市場。劣勢是學校辦學規模過小,地理位置偏狹,社會影響力不大。社會對“匠士”的各種偏見仍然存在,當地政府對學校的支持力度不穩定。教育經費籌集的渠道單一,主要由長江平民教育基金會支付,難以理清德勝公司、木工學校、長江平民教育基金會之間的關系。
(三)德勝魯班木工學校的治學內容分析
筆者通過對其教學安排、教學管理、考核獎懲等治學內容進行分析發現,德勝魯班木工學校不僅在學校基本情況項目上具有一定的優勢,在治學上也存在諸多值得其他鄉村職業學校學習的內容。
1.教學方法與實訓時間的安排為了使學生掌握扎實技能,學校采用陶行知先生倡導的“教學做合一”的教學方式,相繼開設了徽州傳統木工專業理論知識科目,向學生講解木匠基礎知識和用圖操作技巧,糾正學生實習中出現的誤區和不足,從練習劈、刨、鋸、劃線、鑿眼、拼板等基礎技能著手,繼而學習制做方凳、長條凳、子孫椅、床架等傳統家庭生活設施。同時,學校的教學科目設施明確規定文化課與實訓課的時間比例為3∶7。實訓時間70%,給予學生大量時間在一線平臺操作。理論與實踐的完美結合,使學生熟練掌握木工所必須的基本技能。
2.嚴厲的教官負責制、鮮活的學區責任制及“小先生制”所有教官在上崗前都必須保證,85%以上的畢業生能夠獨立制作八仙桌和太師椅,15%的畢業生的結業成績是優秀。如達不到此標準,教官必須主動引咎辭職。學生學習木匠工藝的各個工序均須在教官的觀察和指導下進行,保證學生獲得扎實的木工基本技能和嚴謹的學習態度。此外,學校根據學生的自我選擇及教官的建議,在木工學校實訓期間,將學生分成5個學區,一個教官負責一個學區,每個學區確定一兩名學生任該區的小組長,5個學區開展教學競賽活動。通過這種學生與學生之間、小組與小組之間的良性比賽,使學生在集體的學習活動中增進知識,提高人際交往的能力。為鍛煉學生的自理能力,學校引入陶行知先生倡導的“小先生制”,營造一個學生學藝的影響力場。師兄師弟之間相互學習,不僅促進了學生技藝的進步,還促進了師兄弟之間心理上的契合,激發共同學習手藝的樂趣。同時也是一種補償性機制,解決了教師人數欠缺和學生異常活躍的矛盾,對學生產生積極的自我影響。
3.嚴格的考核、獎懲制度這些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末位淘汰制規則。新生入學后須向教師和教官保證:自覺遵守學校設置的學生準則,同意學校實行末位淘汰制。如果學生在校期間不能嚴格要求自己,課業或生活不積極,學校將嚴格按照規則對該生實行處罰,除去其擔當的職位、獎學金,甚至開除學籍。其二,獎助學金條例。思想道德考核和技能考核各占50分,實行每天一考核、每月一評價、每學期一次總結性評價。對于學生的思想品德考核由小組組長每天統分,結果交給教官計入一周的統計。獎助學金規定不同學期的獎學金獲得率都不一樣;獎學金等級設置為第一級獎學金、第二級獎學金、第三級獎學金,三級比重按5∶3∶2設置。其三,課程考核學分制。從第一學期到第四學期期末的考試作品分別為徽州古典方凳、流線型合角方凳、檀木八仙桌、實木太師椅,最后的結業考試是由德勝洋樓公司派出的督學對學生制作的工藝品進行逐件評分,評選出的優秀作品在學校的展覽館展出。通過嚴格按分考核確定學生的學習是否達到了出師的標準,是否能夠制作滿足社會要求和木工制作流程的作品。其四,獨特的畢業考核。德勝木工學校畢業生的畢業考試是要求學生能夠獨立制作一張八仙桌和兩把太師椅。由德勝公司派出的督學擔任主考官,對學生的畢業作品分步驟進行嚴格、細致、公正的考核與打分。根據其在校表現及個人的興趣與意愿,學校將畢業作品優秀的畢業生推薦給各著名的建筑公司。
二、德勝魯班木工學校的辦學新思路
(一)“匠士”學位的首創
職業教育的教育體系針對的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技能型人才,較之普通教育沒有特別鮮明的學位傾向。它所培養的學生基本上都是直接與社會企事業單位簽訂就業協議書。在辦學中,該校創造性地探索出了職業教育學位教育的新形式———“匠士”,豐富了我國職業教育的學位制度。“匠士”同時可以給社會上異常火熱的高等教育注入新的活力,讓更多的人認識到,擁有一門出色的技能,同樣可以在社會上立足。
(二)校、企、政府、基金會的聯合
縣域職業教育的發展首先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特別是要發揮最了解地方教育需求、教育資源配置情況的基層地方政府的作用。同時,職業教育應以就業導向為中心,面向市場辦學,培養企業需要的合格人才,發揮私人辦學的力量優勢,積極吸納非盈利性的教育基金會的介入。德勝魯班木工學校正是在休寧縣政府、休寧縣第一職業高中、德勝洋樓公司、長江平民教育基金會四者的合力辦學的典型。
(三)外企注入資金辦學
縣域職業教育的確也存在著與企業聯合辦學的模式,但絕大多數都是與國內的企業合作辦學,鮮有與國外企業聯合辦學。中西部的職業教育就更缺少與國際上知名企業和教育集團合作辦學的機會。休寧德勝魯班木工學校依托具有美國背景的蘇州德勝洋樓公司,擴大了學校在國際上的知名度。
(四)國、校、企三級課程開發
學校除開設國家中職教育的必修課程外,德勝公司自編《木工理論與實踐》教材并實施教學,總裁聶圣哲先生編寫《現代木結構》《班門弄斧》等書作為學生學習的教材,并且配備了專職的計算機教師教授學生計算機知識。另外,學校組織教師、德勝公司高管,參照國家制定的中職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基本內容及企業自身的實際,編寫了《道德修業》等書,使學生具備必要的職業道德。
(五)嚴把生源關
在選拔生源方面,學校校長親自在休寧山區尋找,且招生條件嚴苛:必須是能吃苦的農民的孩子,必須誠實守信、不賭博、不抽煙。因為學校的學生大多數都是來自鄉下的貧困家庭,木工學校管理層重新認定職業教育的福利屬性,給予學生更多的優惠,在國家已有的對中職學生的優惠政策上,繼續補助貧困學生。
三、反思與展望
(一)反思
教育不僅要培養卓越的政治家、經濟學家、科學家,而且還需要培養社會所需要的千千萬萬的高素質的勞動者。《綱要》指出:“發展職業教育是推動經濟發展、促進就業、改善民生,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是緩解勞動力供求結構矛盾的關鍵環節,必須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當前形勢下,縣域職業教育的發展、城鄉基本服務均等化、區域經濟的有效發展都離不開技能型人才的培養,離不開鄉村職業學校獨特的辦學路子和社會上各種優秀的辦學力量。從該校的辦學歷史可以看出,政府作為辦學的主導者,真正發揮了資源配置、信息引導的協調作用,把優秀的外資企業、具有濃厚的徽州特色文化的木工手藝、現代化的教學方法結合起來,聯合辦學,共同打造具有地區特色的職業教育優勢勞務品牌。在當前社會,人們對城鄉二元化體制的詬病,對教育公平的疾呼都表明,在基礎教育均等化發展的大背景下,縣域職業教育發展關乎整個教育系統的健康發展,關乎整個社會的公平問題,關乎社會和諧。木工學校豐富了縣域職業教育辦學模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時也應該思考其不足之處。
1.學生缺乏繼續升學的機會職業教育并不是教育系統的終結,中等職業教育應該建立與高等職業院校或普通本科院校的銜接機制。目前,國家通過職業生綜合能力大賽選拔出優秀的職校生,并且給他們提供直接升入高一級學校的機會。這種做法使具有真實技能的職校生能夠接受更深的專業技能培訓和基礎知識學習。德勝魯班木工學校的培養模式忽略了那些想繼續接受優質教育的學生的求學需要,集中進行木工技能的培訓可能弱化了普通基礎知識的吸取,不利于畢業生綜合素質的形成。
2.急需改善的社會人才觀職業教育缺乏社會吸引力,表面上看是教育問題,實質上卻是社會人才觀的問題。傳統的人才觀依然影響著受教育者個人(家庭)對教育類型的選擇,導致目前的普通高中、高等院校招生規模急劇增加,脫離了社會人才需求的結構。盡管徽州木匠身懷絕技,但社會認可度僅存在極個別領域。所以,面對職業教育招生難的問題,我們該反思的是整個社會對人才需求的本質。
3.“雙師型”師資建設問題由于職業師范教育缺少關于木工類的教師,所以木工學校辦學過程中吸取的教師都是地道的木匠出身,而真正從職業技術師范院校畢業的師資缺乏,限制了學校辦學規模的繼續擴大與教學的規范化。針對這個問題,應該與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加強聯系,共同培養能夠擔當教學任務的優秀教師,可以適當將學生送入職業學院深造,形成“學生—技師—教師”的良性循環。
4.“匠士”職業學位的難言之隱在現實社會上,木工是個讓人不大看得起的工種。盡管“匠士”一方面產生了良好的職業教育導向,糾正了傳統工藝卑微、文憑至上、人才消費的偏見。但是,“匠士”僅僅是民間辦學的嘗試,未得到教育部門正式的認可,其學歷含金量并未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從本質上說,“匠士”并未實質性改變人們對職業教育的偏見,也并未轉變人們對木工工種是否具備優秀技能的傳統質疑。
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了“十一五”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主要包括七類發展目標,涉及到經濟增長、增長質量和效益、自主創新、社會發展、改革開放、人民生活和民主法制等方面,前三類是經濟發展的目標,后四類是非經濟類發展目標。職業教育發展成功與否,直接或間接關系到“十一五”規劃目標實現的質量與效能。為此,2005年11月,國務院召開“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并《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職業教育“十一五”期間的“四大工程”、“四項改革”和“四個計劃”發展戰略目標和重要任務。筆者認為,目前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目標主要問題不在于滿足“量的增長”,而在于如何“實現目標,確保目標的‘含金量’”,確保職業教育發展增長的可持續性和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一、發展目標的指標化與定量化之思考
“十五”大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其核心概念是提出了“以人為本”的思想,這是對西方科學精神和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融合的結果,是一種“智慧的發展觀”。“發展”起初并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個答案,一個用來回答“匱乏”問題的答案。匱乏是相對于需要而言的,而需要是有高低之分、新舊之別的。因此,《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以“增長為核心”的發展也是一個涉及我國經濟社會穩定和“建設和諧社會”合法性的“硬道理”與“戰略目標”。
《決定》和“職業教育工作會議”的精神,基于我國就業和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兩個大的變化,一是社會勞動力就業需要加強技能培訓;二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需要更多的高級技工,因此,需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職業教育發展對于把巨大的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使我國經濟建設切實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軌道上來,具有重大意義。《決定》提出的“十一五”職業教育發展戰略目標,具體包括“四大工程”、“四項改革”和“四個計劃”,其要旨在于:首先,進一步審視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即把“大力發展職業教育”視為:是推進我國工業化、現代化的迫切需要、是促進社會就業和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完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的必然要求、作為振興經濟、增強國力的戰略選擇;其次,構建有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體系,力求做到“四個必須”,培養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的高技能專門人才和提高勞動者素質;再次,加強職業教育基礎能力建設,提高職業院校辦學水平和質量;最后,面向市場、整合社會資源,多元化辦學,推進職業教育體制改革。現在的關鍵問題在于如何依據《決定》提出的發展戰略目標框架,合理科學地設定全面和具體的規劃目標體系,盡可能將這些目標指標化、定量化,即提出的絕大多數的目標是有明確的指標,可定量的、可測定的和可評估的。
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職業教育成功經驗證明:發展目標的指標化和定量化,有助于體現職業教育“績效責任制度”(accountabilitysystems)的建立。所謂“績效責任”,就是通過管理(management)取代行政(administration),籍由市場(markets)、契約(contraets)替代官僚體制(bureaucracy)。職業教育績效責任的內涵,也就是要回答:誰(who)?應該負責什么(what)?以及對誰負責(whom)等問題。正如經濟學專家胡鞍綱在《盡可能將發展目標指標化定量化》一文中指出的那樣,“發展目標的指標化和定量化,是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他認為,發展目標指標體系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市場經濟轉型和開放條件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區分三種不同的作用,即政府與市場的各自不同的作用和它們之間的互補作用。根據公共產品、私人產品和混合產品的不同類型產品和服務,來劃分三類不同的領域:由政府提供或干預的非競爭性公共服務領域;私人產品和服務競爭性市場領域;由政府適當干預、指導并利用市場機制的混合產品和服務領域。為此,他提出發展目標的指標體系包括:責任性、預測性和指導性等三類。
《決定》中提出的“四大工程”目標,即技能型人才培養工程、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程、農村實用性人才培訓工程和城市職工繼續教育與再就業工程,而其指標體系主要包括各級政府責任性(如政策保障、投入問題、基礎建設、教育資源整合和社會環境等)、加強對職業教育發展規劃、資源配置、條件保障、政策措施的統籌管理的力度,研究解決職業教育發展重大問題的效度和職業教育教師隊伍建設的優先政策與措施等。《決定》指出,發展職業教育的責任主要在地方。而地方政府的指標,主要體現在執行力和創新發展力兩大方面,具體包括就業準入制度的實施、地方職業教育基礎能力建設的規劃和人才培養規格、類型、層次的規劃以及就業服務體系的完善。
二、發展目標的主體地位之思考
現今世界職業教育可分為三大模式,即學校職業教育模式、企業職業教育或職業培訓模式和雙元制職業教育或職業培訓模式。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職業教育經驗和特征對我國職業教育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和實踐的借鑒意義;職業教育發展目標的主體地位是通過國家立法和政策優惠確定的,政府和企業、行業在發展職業教育中起主導作用,國家通過立法和優惠政策對政府和企業均有明確的要求和引導,規定職業教育方面的投入,要求企業必須提供相應的實習場所和條件,否則需要支出經費請行業內相關的企業代為提供培訓崗位,一方面保障職業教育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履行主體地位的法律義務,即為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承擔提高勞動者職業能力的職責。
綜觀世界職業教育的發展多元化趨勢,呈現出市場化模式、計劃性模式、市場與計劃混合模式、政府和企業、行業共同承擔模式以及普職滲透模式,但其間共同的特點在于:政府和企業、行業的“兩個主導作用”互相融合。事實上,職業教育的主體地位是發揮“兩個主導作用”的基礎,現在的問題是:我國企業、行業在職業教育發展中“主體地位的缺失”,至今的《決定》仍舊停留在“鼓勵”或“倡導”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發展事業的“一般性號召”要求上。為此,我國職業教育發展呼喚“企業、行業主體地位”,不僅是職業教育體制改革“不可回避的命題”,更是職業教育發展“本質內涵的具體體現”。上世紀90年代中,我國許多地方紛紛進行所謂的“職業教育辦學體制改革”,將企業、行業所辦的職業學校和培訓職能收歸教育行政部門、社會團體管理和實施,其帶來的“嚴重后果”和“沉重代價”便是:技能型人才數量和質量“匱乏”;學校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難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與勞動力市場“脫節”;畢業生缺乏“就業競爭力”;教師沒有實踐經驗,專業化發展遇到“瓶頸”;職業教育課程設置“愈趨普通教育化”,喪失職業教育特色。如果說,企業、行業從前所辦的職業學校留有“計劃經濟的烙印”,那么,現今職業教育呼喚“企業主體地位”,則更多是順應現代職業教育的發展趨勢。企業、行業主體地位不僅僅局限于企業辦學,而現在無論是功能或是作用范圍更為廣泛。企業在職業教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其意義和作用主要體現在:
1.企業、行業的需求和預測,有助于制定職業教育和培訓規劃,提升職業教育應對勞動市場變化的適應能力;
2.企業、行業在開發制定本行業特有工種職業資格標準,開展職業技能鑒定和頒發證書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話語權”;
3.企業、行業在參與國家對職業學校和培訓機構的教學評估和相關管理工作方面,賦有“雇主”和“勞動力市場裁判或鑒定師”的“雙重身份”;
4.企業、行業在培訓員工和實施繼續教育的過程中,一方面提升了本行業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另一方面又為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
5.在培養技能型人才、促進就業和再就業、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提升畢業生和受訓者的“就業競爭力”方面,企業、行業不僅提供頂崗實習、工學交替的機會、基本條件,而且為職業教育基礎能力建設提供了規劃思路;
6.企業、行業的主體地位,有助于遵循職業教育發展的基本規律,帶來的不僅僅是職業教育辦學體制的多元化和投資融資、資源調整的多元化,而且密切了教育與經濟、學校與企業、育人與用人、學業與就業的聯系,企業、行業的需求、市場的要求成為職業教育改革最強勁的“源動力”。.澳大利亞的成功經驗業已驗證,企業、行業在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中的“主體地位”,其貢獻就是確立了職業教育的品牌地位和為質量提供保障。具體做法包括:通過9個行業技能委員會開發“培訓包”(Trainingpackages),建立質量保障體系,開發職業教育與培訓項目。
三、發展目標的關系之思考
為了實現《決定》中所提出的發展目標,必須遵循教育規律和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特殊性,“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新的科學發展觀,本質和核心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根本目的就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那么,以人為本的職業教育科學發展觀,就暈以學生為本,以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為目的,全面協調職業學校內部不同群體的人與人、普通教育教師與專業教師、實訓教師工作以及勞動市場與人才培養長遠目標之間的關系,保證職業教育學校、高等職業學院的可持續發展。這種現代職業教育發展觀是對見物不見人、求量不求質、求規模不求內涵、求當前不求長遠的片面發展觀的否定。為此,須處理下列幾個關系:
1.就業準備教育與升學預備教育的關系,職業教育的本質內涵就是“使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我國職業教育有了長足的發展,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又有許多失敗的教訓。其中最值得反思和令人關注的課題便是:職業教育的發展理論或概念仍聚焦于社會需求層面、經濟發展需求層面,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從人的“個體需求”、“個別差異”、“多元價值”和“終身教育”等層面去建構職業教育發展概念。事實證明:現代的職業教育不僅已經擺脫了過去的從屬工具性質,而且正在日益成為整個社會發展的基礎,成為人類發展的重要手段。如果說,傳統的職業教育“使無業者有業”,那么,現代職業教育則是“有業者樂業”,就業不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手段”和“人生價值實現的重要途徑”。現代職業教育已經和正在實現幾個轉變:即職業教育從“終結性”轉向“階段性”和“終生性”;職業教育目標從單純滿足“就業需求”走向“就業和創業并舉”,從“找工作崗位”到:自主創業”;職業教育內涵從“職業預備教育”延伸拓展為“職業預備教育和升學預備教育”或“人生預備教育”;職業教育的“工具”發展成為一種“生存教育”和“一種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生命的連接”的手段和途徑。”這是因為馬克思早就論述過,勞動力是生產力諸要素中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勞動力要素本質上是“人格能量釋放的結果。”因此,現代學校職業教育除了為學生的就業作準備,更要為學生的終身發展奠定基礎,滿足多元需求。況且,我國職業教育面臨“勞動力過剩條件”的現狀,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部分中等職業教育學校以升學和就業并重,不妨是一種選擇。
2.數量與質量的關系。《決定》中提出:“十一五”期間職業教育發展量化目標:即中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達到800萬人,輸送2500多萬名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1100多萬名高等職業院校畢業生,每年培訓城鄉勞動者上億人次。規模的目標固然重要,但質量更為重要。因而關注職業教育與培訓質量,提升就業競爭力的研究,必須與研究科學定位和內涵發展建設同步進行,進行整體性研究。事實上,職業教育院校是否遵循職業教育發展規律、校企合作經營機制等原則,檢驗的標準不是其一時的發展速度、發展規模、辦學條件等優勢,而是在市場化發展進程中和普通教育政策“不對稱”條件下,繼續打造“可持續發展實力”與經受瞬息萬變市場的考驗。因此,提升職業院校核心競爭力則是當務之急。
廣義地講,首先需要對各級各類職業學校類型定位、培養目標定位和教育市場定位加以明確。并通過這種明確,與其他學校作一市場區隔。這應當成為職業院校打造核心競爭方的二個前提。廣義地講,職業院校類型定位和市場定位應包括學校經營方式定位;專業發展與方針定位、服務行業與企業定位以及生源市場定位、服務區域企業與行業的定位。學校經營方針定位,從最一般的意義講,指的是在“發展”和“追求”經營和可持續發展,經營方針之間作出選擇。專業發展與方向與此相應的品牌課程的定位指的是:學校需要明確是以學歷教育為主,還是包括學歷、非學歷的教育多種形式并存。在有了明確的勞動市場定位之后,就可能明確自身的經營策略。當然教育經營策略有別于產業、企業經營策略,但就其本質而言,又具有許多共性,涉及到場心競爭力的市場占有率、市場的影響力和品牌的輻射影響力。簡而言之,在教育市場方向體現在生源質量、專業的吸引力與知名的品牌產業的營銷力。殊不知,生源的質量和數量是職業院校生存的“第一桶金”。
真正的核心競爭力來自職業院校內部、內部核心機制,來源于這個內部核心機制是否能夠使職業院校與普通院校共同互動發展關系,而非其專業名稱和學校聲譽等外在表現。
我國職業院校發展歷史和水平與普通教育學校相比存有一定差距,其中最突出體現在:沒有真正形成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等值”地位、生源質量的“落差”、投資與政策未能享受“公民待遇”。基于上述,在當前我國職業教育市場差異性大、政策嚴重不對稱,專業設置“同構性”傾向嚴重條件下,職業院校采取或選擇提升核心競爭力對策主要有下列四條:
一是根據自身發展成功經驗和比較優勢條件。科學定位、錯位發展。具體包括學校類型定位(偏重人才生產、技術應用教學型)、培養目標定位傳業智能應用性人才)、生源定位(以本區域為主或是跨區域)、畢業生源流向定位(主要面向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新興產業、三資企業和生產企業等)。
二是注重品牌專業建設與市場需求互動發展。加大專業建設投入和品牌專業、品牌課程營銷策略,實現“兩個零距離”(教育教學和社會需求零距離、學生職業素養、職業能力和崗位需要零距離),全面推進學院課程、教學和評價整體、同步改革與專業協調發展的格局。
三是以骨干專業建設和品牌課程建設、促進教師專業化發展。在相對穩定教師隊伍的前提下,拓展教師來源多元渠道,引進骨干教師,改變教師隊伍專業結構、年齡結構和職稱結構不相適應的現狀。為教師創設專業發展的“個性和自我發展”空間。倡導教師參與校本研究,創新教學與培養模式,提升畢業生就業質量與就業競爭力。
(一)21世紀我國經濟、科技和社會的高速發展,必將對我國人力結構和教育結構體系產生重大影響,這種影響的表現之一,就是對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初中級人才培養的數量和質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我們國家目前并在相當長時期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面對21世紀的挑戰,我們面臨著加快實現工業化和迎接知識經濟的雙重任務。從經濟發展形態來說,目前全國實質上是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以及處在萌芽狀態的知識經濟等多種狀態并存的狀況。不同的行業、企業的技術裝備水平、產品的技術含量、生產組織方式、自動化機械化程度都很不相同,對人才的層次、規格、類型的要求也是多樣化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對不同層次不同類型人才的需求,是我們研究教育結構體系的重要依據。最近,我們組織了8個包括農業、電子、電力、冶金、建筑、鐵道、商業、金融等不同的行業領導部門的有關領導和專家,研究分析各個系統人才的整體結構,并且注意他們合理的配比關系。結果表明,科學家(包括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以及能進入世界高新技術前沿攻堅和不斷開拓新的領域的科技帶頭人以及高級管理人才,在行業和企業發展中起統帥、引導作用,這類人才在人才總量中雖然只占少數,但他們的全面素質和創新能力,直接關系到我國科技和經濟的發展水平,乃至國家的綜合國力水準,目前這方面的人才不足,已嚴重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研究我國教育結構體系和人才培養,必須高度重視這個問題。生產的發展和提高,還需要有相當數量的在產品研究開發和生產組織實施過程中的各種應用型人才。這些人才的培養,在當前仍然還是我國教育結構中的薄弱部分,它使我國大量先進技術只能停留于樣品、展品而無法轉化為產品。同時,任何時期也不能忽視勞動者也即大量操作人員的培養。人們可以從外國買到科研成果,但買不到生產的質量,這是靠生產者的技術、知識和正確的勞動態度創造來的。在這方面,本文擬多用一點篇幅。以農業生產為例,全國種植業生產的人力結構,目前仍以兩億農戶為主,以家庭經營為主要特征。當然隨著科技和經濟的發展,農戶家庭也發生很大變化,根據調查,按農戶的經營規模、生產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大體可以劃分為四種類型:(1)企業型農民。這些農戶從事的農業生產專業化、集約化、商品化程度較高,他們所受的文化與專業教育的程度也較高,大部分是中專和大專生。這是未來農業勞動者發展的方向,但是現在為數還很少,僅占10%左右。(2)技術經營型農民。這些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技術水平較高,產品有較大的專業性和商品性,接受新技術能力強,是農村采用新技術和進行專業生產聯合體的骨干。這類農民的素質,一般應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具有一定的農業科學技術知識和技術操作及經營能力。1998年這類農民的數量約占20.2%。(3)初級技術農民。他們具有當地農業生產的一般知識和掌握一般的生產技術,能在上述科技示范戶的帶動下,較快地采用新技術、新成果。這類農民應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并經過一定的農業推廣培訓和應用技術的學習與實踐。此類農民在相當一段時期仍是多數。(4)普通農民。是指較多地使用傳統生產經驗和知識技術的生產勞動者,目前一般是小學畢業或文盲。其數量將逐年減少,到2010年都應達到初級技術農民水平。1999年,我國農業勞動者中,具有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9.5%(其中小學文化程度及文盲半文盲占46.75%)。與經濟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如日本,農民中受過高中階段和高中后教育的已達80%以上。在提高我國農業勞動者素質方面,對發展中等職業教育存在著巨大的需求。
(二)從我國各行業現有人力結構學歷水平來看,初中及以下階段學歷層次從業人員還占較大比重,對發展高中階段和高中后職業教育存在著巨大的需求。
據199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在全國6.79億從業人口中,初中和小學文化程度的比例占73%左右,同時還存在10%左右的文盲率。這兩者所占比例高達83%。以鐵路運輸系統為例,到1997年底,受過大專、中專、技工等專業技術系統訓練的僅占26.5%;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員仍高達42.3%以上。因此,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通過多種途徑和形式,提高在職人員的素質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對發展各種職業教育和培訓,提出了巨大的需求。
從當今世界情況看,根據1998年世界經合組織(OECD)28個國家和亞太經合組織11個國家共39個國家的統計資料,初中后分流(即高中階段教育分為普通學校和職業學校兩種)的國家和地區有29個,包括奧地利、比利時、捷克、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意大利、荷蘭、挪威、葡萄牙、波蘭、俄羅斯、西班牙、瑞典、瑞士、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韓國等等;高中后分流的國家有4個,包括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小學后分流的國家有5個,包括愛爾蘭、墨西哥、菲律賓、智利、巴布亞新幾內亞(其中智利、巴布亞新幾內亞小學教育的學制為八年)。這些都說明,當前世界許多發達國家,對中等職業教育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需求。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如果忽視或者削弱中等職業教育將會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
二、大力發展各種層次各種形式的職業教育,是當前和相當長時期我國教育結構體系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緊迫任務。
(一)由于九年義務教育的基本普及以及我國正處于初中、高中和大學階段學齡人口的高峰,發展高中階段和高中后各種層次和形式的職業教育,顯得更為緊迫。
去年初中在校生已達到5811萬。根據1999年當年的統計資料,全國有1589萬初中畢業生,盡管當年普通高中招生增長10.23%,高中階段各類學校共招生779萬,其中各類中等職業學校招生383萬,將近1/2。特別是高等學校當年招生年增長率高達47%。在這種情況下,仍然還有810萬初中畢業生(占初中畢業生總數50%以上)和174.5萬高中畢業生,不能升入高中階段各類學校和高等學校,需要在就業前進行各種層次各種形式的職業教育和培訓。因此發展高中階段和高中后職業教育的任務將是十分艱巨和繁重的。
(二)在業人員和非在業人員的職業培訓任務將十分繁重。
前面已經談到全國6.98億從業人口文化程度總體上較低的狀況。另外,據1995年的統計資料,全國尚有近兩億16歲以上不在業的勞動力人口,約有1500萬人有尋找工作的要求。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要求,以及他們不同的志趣、愛好和特長,進行有針對性的各種層次各種形式的職業培訓,不僅有利于他們個人的生存、發展和提高,而且對促進各行各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對發展和改革職業教育的幾點建議
(一)發展和改革職業教育首先要轉變對人才的觀念。
教育的根本任務是培養人才,但究竟什么是人才?則有不同的人才觀。我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部門,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于1999年5月編制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將我國職業劃分為8個大類,66個中類,413個小類,1838個細類。這些不同類別的職業活動都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相互關聯、相互服務、不可缺少的社會活動,并都具有相當長時期的穩定性、規范性和群體性。這些不同的職業崗位對人才的知識和能力結構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同志最近強調指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這對我們當前正在進行的教育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是有深刻意義的。對所有的兒童、青少年和社會成員來說,只要對社會對人民有強烈的責任心,勤奮學習,努力工作,刻苦鉆研,無論在哪一行,都會成為對社會對人民有益的人,都會對社會做出自己最大的貢獻,成為人們尊敬的人才。有位教育家總結數十年教育工作的經驗說,“人人有才,人無全才,揚長避短,人人成才”。我認為是說的很有道理的。樹立新的人才觀,首先是我們教育部門的任務。當今世界,在教育觀上正在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化或者革命。教育的空間已由學校擴展到家庭、社區以及工作場所,教育的時限已由在學校學習,延續為每個人的一生。教育的價值不再僅是培育少數“精英”,而在于能否為各種不同潛能的人提供平等的、能最大限度地開發自己才能的機會和途徑,把成才之路鋪在每個人的腳下。教育觀念的轉變是教育改革的先導,發展職業教育也是如此。
(二)隨著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和學習的終身化,職業教育也面臨新的挑戰。
為了使職業教育能更好地適應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職業學校的辦學模式、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方法,應當進行改革。這里我想突出強調兩個問題。
(1)要緊密結合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和勞動力市場的實際,進一步深化教學改革,辦出特色。首先要對學生進行擇業觀的教育,使學生有面向生產、服務第一線,做有覺悟、有技術能力的勞動者和各類技術、管理、服務人員的志向和意識;要大力加強和企業以及實際工作部門的緊密聯系和結合;在教學工作中重視對學生的技術能力特別是新技術能力的培訓。
(2)根據當前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和產業結構、技術結構變化比較大的特點,要根據終身教育的思想,進行重大的改革,全面提高學生的素質,特別是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和不斷更新自己知識的能力,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為他們一生的工作接收繼續培訓和學習,打下牢固的基礎。
(三)加強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溝通、融合和銜接,努力構建和發展適應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社會成員對學習多樣化需求的終身教育體系。
從世界范圍看,許多國家從初中階段開始,就把職業指導作為學生的必修課。1991年6月美國勞工部發表了《2000年的美國,要求學校做什么樣的工作》的報告。該委員會對所有學校和學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無論直接參加工作的學生,還是計劃進一步接受教育的學生都應獲取五種基本能力(合理利用與支配各類資源的能力、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獲取并利用信息的能力、綜合與系統分析能力、運用各種技術的能力)和三部分基礎(基本技能、思維能力和個性品質)。對這八項都制訂了詳細明確的標準。這份報告反映了美國用人部門對包括普通高中學生學習的要求。不少國家的初別是普通高中都相當普遍地開設各種職業選修課,以滿足一部分學生進入社會的需要。同時,在許多國家的教育體系中,職業學校的畢業生有經過中間教育機構的文化補習,進入上一級學校學習的機會;普通高中的畢業生也有通過一定的教育機構的培訓進入社會就業的機會。逐步縮小中等教育階段普通學校與職業學校的差距是當今世界的發展趨勢。這對我國來說,可能是一個相當長期的發展過程,但是加強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溝通和銜接,對我們來說則是十分緊迫的。
(四)積極發展非正規(非學歷)職業教育。
我國當前初中和高中后教育結構存在某些混亂,同社會需求存在某些不相適應的問題之一是教育結構中過于學歷化的傾向,加之教育管理又常常以學歷教育規范各類教育,這就促使許多本應由非學歷教育承擔的教育培訓采取了學歷教育的形式,造成了教育結構的混亂和教育資源的浪費。大量事實表明:在社會從業人員中,需要在初中或高中畢業文化基礎上通過正規學歷教育就業的只是一部分,相當數量的則只需要通過非學歷教育培訓。我國江蘇陽光集團、三毛集團是我國最大的現代化的毛紡集團之一,企業的裝備都是從國外引進的最先進的自動化設備,年銷售額連續幾年都在一億元以上,從人員構成來說,三毛集團職工6000人,其中生產第一線工人有5000人,據這個企業的總經理說,由于設備自動化程度很高,對工人在操作上的要求比較簡單,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初中畢業生經過三個月培訓,就可以上崗。這個總經理詼諧地說,如果招大學畢業生做這個工作,不僅對這些學生是大才小用,而且這個企業也會因生產者沒有積極性而倒閉。同時,隨著經濟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終身教育思想的實施,社會對教育的需求更為廣泛和多樣,單一的學歷教育不可能滿足日益增加的社會教育需求。在普及基本教育的基礎上,著重發展各種非學歷非正規教育,是適應社會對教育多樣化和終身學習需求的必然趨勢,應該確立其在我國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教育部關于加快發展中等職業教育的意見》中指出:今后一個時期,要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加快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力爭2005年中等職業學校招生人數在2004年的基礎上增加100萬,達到650萬。經過幾年的努力,到2007年,中等職業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規模大體相當,實現中等職業教育快速健康持續發展。
為落實這一目標,陜西省職業教育近年的工作目標是:調整高中階段教育結構,努力擴大中等職業教育規模,確保中等職業教育有一個大的發展。2005年,中職招生要在2004年的基礎上增加4萬人,達到27萬人,2006、2007兩年的招生增長幅度都要達到20%以上。能否達到這個目標,陜西省職業教育學會委托《陜西省中等職業教育發展調查與研究》課題組于2005年對陜西省部分中學、中職學校進行了調研。調研采取的方法是:以點帶面,抽樣調查,點的選取盡量照顧全省不同經濟發展狀況地區,同一地區的不同生源(城鎮、農村),通過實地考察、問卷調查、座談訪問等形式,獲得第一手資料。
一、陜西省中職教育資源狀況分析
2004年,陜西省共有中等職業學校448所(含民辦87所),在校生40萬人,課題組對中職學校進行了抽樣調查,共抽取學校20所,分別為陜北地區6所,關中地區10所,陜南地區4所。
(1)調查的20所中職學校,平均占地241.2畝,其中農林學校占地較大,最大達1018畝,而最小的榆林工業學校占地只有27畝。根據學校占地及擁有的資源,政府給這20所學校核準的學生規模是平均每校1490人,現在這些學校在校生總數為32149人,已超出核定規模。但根據調查數據,各學校目前仍有潛力,擴招的余地仍然很大。
(2)2004年,被調查學校共有招生計劃14315名,最終報到學生12122名,報到率為85%。在調研的過程中得知:這一數據并非一次招生所完成,而是各學校在不斷補招的情況下才得到的,有的學校發出錄取通知書的數量是最終報到學生的四五倍,如果按照一次招生報到率來看,很少有學校能達到50%,說明招生仍然存在較大的困難。調查學校之中,最終報到率最低為43.6%,最高達、139%,各校報到率的巨大差異反映了學校辦學質量上的不平衡。
(3)學校目前的生師比為1:8.9,如果加上各學校的外聘教師,生師比還要小。各校普遍聘請了兼職教師,如靖邊職教中心2004年外聘教師34人,2005年外聘教師30人,占學校教職員工的15.7%。
二、2005年初中畢業生狀況分析
初中畢業生的去向可以直接反映出職中的生源狀況。課題組對全省不同地區的12所中學進行了調查了編制了調查問卷,并對初中學校的教師、校領導及部分學生進行了訪談。對以上12所中學發放了調查表420份,回收有效問卷351份,有效回收率84%。調查采用分層整群抽樣方法,隨機抽取省內普通中學初中應屆畢業生為調研對象,其中,男生175人,占49.9%,女生,176人,占50.1%,平均年齡15.25歲。結果如下:
1.初中畢業生去向分析
(1)從整體看,大部分學生選擇上高中(占86.6%),其中,男生選擇上高中和輟學的比例大于女生,女生選擇上中職的比例大于男生(見表1)。
(4)從父母文化程度來看,父母文化程度越高,選擇高中的比例越高,選擇輟學的比例越低。在中職的選擇上,初中文化程度父母親的比例高于其他類型。母親文化程度越低,選擇高中的比例趨低,選擇輟學的比例趨高;初、高中文化程度母親的學生選擇中職的比例高于其他類型(見表4)。
2.學生選擇的原因分析
影響學生選擇去向的因素排行為:①個人學習原因(66.60%),②個人興趣(26.40%),③就業原因(24.7%),④家庭經濟因素(21.6%),⑤其他原因(14.8%)。其中:選擇高中的原因:①個人學習原因(70%),②就業原因(28.6%),③個人興趣(25%),④家庭經濟(20%),⑤其他(16.4%)。
選擇中職的原因:①個人學習原因(61.7%),②就業原因(38.2%),③個人興趣(32.5%),④家庭經濟(23.5%),⑤其他(2.9%)。
選擇輟學的原因:①家庭經濟(53.8%),②個人興趣(46.1%),③個人學習(7.6%),④其他(7.4%)。通過以上數據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初中畢業生升學首選普通高中,占86.6%,選擇報考中等職業學校的僅占9.7%,還有3.7%的學生選擇輟學,這與中職教育資源分析相吻合。學生首選普通高中的原因是學習因素,選擇中等職業學校的原因也是學習因素,這說明職業學校面向就業的優勢尚未顯現。
(2)陜南地區輟學的比例遠大于其他地區。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近兩年我省推出的五大職教品牌之一“秦巴茶藝”遠不能吸引輟學學生接受職教,說明陜南地區的職業教育尚待提高。
(3)在中職的選擇上顯示多子女家庭比例較高,子女多必然導致經濟困難,從另一方面說明職業教育仍是學生以及家庭無奈的選擇而非主動的選擇,家長讓子女學習一技之長以便走上社會,似乎是客觀因素所迫。初中文化程度父母親選擇中職的比例高于其他類型,既反映家長期望值的差異,也反映家庭經濟狀況對擇校的影響。
(4)僅初中畢業生選擇的比例來看,完成擴招的目標很難,但從我省實際上普職招生的比例可達到6:4來看,學生及家長的選擇中隱含這樣一個信息,即先選擇普通高中,普通高中若上不了再考慮中職學校,這是能保證擴招任務的原因。
三、結論及建議
通過調查,可以看出陜西省中職教育資源潛力很大,如果滿負荷利用現有中職資源,在校生可增加48%。同時,生源充足,初中畢業生報考中職的比率雖然不大,但潛在的入學率仍然很大,即考不上高中后,為避免輟學最后還得進入職業學校就讀。有近40萬名初中畢業生需要接受職業教育,所以,27萬的招生任務不難完成。
通過調查也看出了陜西省職業教育要真正發展起來必須認真解決的三個問題。
產學研合作模式將成為職業教育的主導
校企合作進行職業教育可以很好的培養職業技術人才,但是在通過職業教育推動科技進步方面還有一些不足之處。通過職業教育一邊培養人才,一邊推動科技進步則需要產學研合作的職業教育模式。產學研合作的職業教育即解決了產學脫節的問題又可以推動職業教育和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產學研合作的教育將成為未來職業教育的主導模式,產學研合作教育應以綜合性職教園區和綜合性產業園為載體。在以上兩類綜合園區內既有企業和學校又有科研機構,在職教園區內以職業教育為主,企業和科研機構是職業教育的輔助部門,是職業教育學校做好教育的手段。在產業園區內以企業和生產為主,職業教育是附加功能企業是園區的主體。在職教園區和帶有教育功能的產業園內生產企業指導學校教學為學校提供實習實訓條件,學校為企業培養人才和提供理論指導,企業和學校合作進行科學研究,然后再把科研成果應用到教學和生產。
企業逐步成為職業教育的主體
當前職業教育的主體還是學校,而未來職業教育的主體應當是企業。從古至今企業都是職業教育的重要陣地。早在學校沒有出現之前職業教育完全由企業負擔,出現職業教育學校之后,企業實習仍然是學校教育的最后一個環節,中專以上到研究生,學生畢業之前通常都要到企業去實習。企業做為職業教育的主體地位一直沒有動搖過,目前的職業教育雖然是以學校教育為主體,但是學校的職業教育只是完成了理論教學和部分工作能力的培訓,學生要想真正成為合格的或優秀的員工還要經歷企業的培訓和鍛煉。大型企業都有自己一套完整的培訓體系,即使小企業也會對新員工進行培訓。企業的教育功能是學校所不能替代的。如果說社會是一所綜合大學,那么企業就是沒有掛牌的職業大學。
學校的職業教育將以實際工作能力的培養為教學重點
一是要改變過去職校特別是中等職校中“應試教育”的傾向。
中職畢業生由于就業困難,升學愿望更加強烈,導致了升學競爭的加劇,“應試教育”的產生,使得作為手段的考試成了不少學生追求的主要目的甚至是唯一的。因此他們的學習常常停留在知識的表層,而對蘊含在知識中的智能價值則不很重視,其素質的提高也就成了空中樓閣。這種情況不改變,創新意識、創造能力就成了無本之木。職校摒棄“應試教育”的傾向,可從根本上解放學生的思想,活躍學生的思維,有利于學生全面素質的提高,這正是激發學生創造力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
二是要優化學生的知識結構。
知識經濟需要具有綜合能力的通才,只有專業技能是不夠的。為此,要改變過去職校在人才培養方面存在的知識面過窄、過專、過偏的現象,進一步拓寬專業范圍,淡化專業界線。在課程設置中要削技強干,加強綜合性強、適應面廣、有較強的遷移價值的基本理論與基本方法的教育與訓練,以此來增強學生對科技發展新趨勢的反應能力與創造潛能。
三是要加強學生的心理素質教育。
面對競爭,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永遠是勝利者,相反,失敗卻是常有的,理性地面對失敗,經得起失敗的考驗,應當成為現代人必備的基本素質之一。為此,職校要改變過去對學生重智力培養,輕心理健康教育的現象,要在重視培養學生智力的同時,通過各種方式,提高學生的心理素質,著重培養他們開拓進取、自強自立、艱苦創業的精神,以及對挫折、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
二、知識經濟要求職業教育的課程不斷更新且呈綜合化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更新周期縮短,職校要改變過去課程設置上的單一、狹窄現象,加強課程綜合化。要根據人才市場的現實需要和科學技術發展的潛在要求,科學地確定各類教育的結構和各類課程的比例,力爭做到:
(1)既重視課程的應用性,又不否定課程的基礎性。在注重應用性的前提下,夯實學生的基礎知識、基本能力,使學生具有較大的自我學習和發展的潛能。
(2)既重視課程的專業性,又不否定其適應性。職業教育的目標是培養生產、管理一線的應用型人才,這就決定了課程及課程體系必須以職業或職業群需要作為重要依據加以框定,具有一定的專業性。但在注重專業性的同時,也要在課程設置中注重學生適應性從業能力的培養。這種能力更多地表現為奠定在較高科學文化知識基礎上的一種遷移能力。否則,專業太窄,無法使他們的知識、能力、品格得到全面發展,容易造成他們專業不對口而一時無法向其他領域轉換。
(3)文理學科相互滲透。目前,我國職教培養的人才知識面窄,文理學科各不相通,已不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需要。為此,在課程設置上應文理兼容。
(4)增加選修課。特別是中等職業學校,過去選修課較少,有些學校甚至沒有,這顯然不符合知識經濟發展所需的人的全面發展。因此,職校應增加選修課,且允許學生跨專業選修課程,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和他們對知識技術的自主選擇權利,擺脫他們的被動客體地位。這有利于學生全面地認識知識,使其素質全面提高。
三、知識經濟要求職業教育有高素質的師資隊伍
職業教育要求培養有較高綜合素質的人才,也就需要有一支高素質的師資隊伍。目前,職教師資水平參差不齊,教師知識結構不合理,實踐動手能力弱,這勢必影響教學、科研水平的提高。為此,職教要大力加強教師素質的培養與提高。
1.培養一大批一專多能的師資隊伍。
職業學校的教師在以本學科教學為主的前提下,根據學校教學需要及自身條件和興趣,選擇一至兩門與本學科相近或相關的課程進行系統學習。這有利于更好地協調課程間關系,也有利于教師從專才向通才發展。
2.優化教師的知識結構。
2法學職業教育革新與基層法律服務人才培養的需求
2.1法學教育職業化分析從法學的規范性屬性和實踐性角度來看,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緊密相關,法學教育是一種職業知識體系與職業能力教程,其原因主要在于法學的內涵表明這是一種職業知識所構成的體系,而不僅僅是社會科學的組成部分。[3]因此,法學這門學科的職業導向屬性決定了法學教育不可能只關注純粹的理論教學、學術研究。卡耐基基金會報告也曾指出,法學教育目標是要“培養新從業者像職業人員一樣思考、行為及執業(其職業行為要符合職業道德)”。[4]一般而言,法學教育模式需要與各國的辦學理念相符合,與各國大學法學院(法律系)學生的培養目標相適應,通過結合一定教學方法、教學手段培養適應社會的法律人才的法學教育形態。
2.2法學職業教育的革新方向對于我國目前法學職業教育進行革新以適應我國法治建設的需要,關鍵是要針對我國的國情培養一批面向基層的法律服務人才,在這一過程中也需要借鑒發達國家法學教育的特點,進行中國特色的教育,培養具備法律思維、訴訟糾紛解決能力等在內的實踐應用型人才,以適應司法機關尤其是基層法律服務機構的迫切需要,推動法治社會的全面進步。法學職業教育的發展需要注意三點理念,即:其一,法學職業教育應是以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養成為核心的素質教育;其二,法學職業教育應是以培育法制理念和法律理念為核心的職業教育;其三,法學職業教育應是以塑造具有公正良知和剛正廉潔品格的法律職業人才為核心的倫理教育。
2.3法學職業教育的革新內容當前在我國法治建設的過程中需要培養一批有法律素養的基層法律服務人才,能夠公平公正地適用法律,這樣才有助于增強法的獨立性,有利于法的信仰和法的權威的形成,那么當前就需要根據法治建設的客觀需要和法律職業化要求對現行的法學職業教育體制進行革新。
2.3.1結合市場需求明確法學職業教育目標在人才培養目標的確定上要緊密結合市場需求來進行設定,在當前法學職業教育的總目標是需要培養適應社會的各類法律服務人才,基于中國現狀,當務之急是需要培養面向基層提供法律服務的人才,其著眼點在于我國當前的問題主要是農村問題和城鎮現代化問題,基層社會和基層政府是我國穩定的根基所在,基層人民司法是我國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2.3.2合理設置法學職業教育內容法學職業教育的內容主要包括法學專業知識、職業素質和職業能力這幾個方面。法學專業知識教育側重于法學專業知識的普及和講授,兼顧其他相關專業的基礎知識;法律職業素質教育側重培養學生的職業素質,包括職業語言、職業思維、職業道德;法律職業能力教育側重于法律職業技能的訓練,應重視法律思維、法律推理、法律證據、法律文書寫作等的學習,同時注重實踐教學的大量應用和充分的見習、實習機會。法學職業教育內容應具有統一性、系統性。目前我國每年舉行的國家司法考試主要是針對法學的基本知識來命題的,對此,學生在學習階段就要系統學習法學專業的十四門核心課程的學習。[6]2.3.3加強職業化教師隊伍的建設一流的教師才能培養出一流的學生,教師的授課能力和知識的積累、豐富的實踐經驗是教學至關重要的因素。當前各大法學院(法律系)需要加大對教授的培養,鼓勵雙師型教師在課堂中進行律師實務教學,模擬案件的審判,舉辦法庭辯論等教學活動。
3完善體現中國特色的基層法律服務人才培養模式
3.1培養基層法律服務人才的職業能力基層法律服務人才在具體法律實踐中需要有職業能力,這種能力是在法學教育過程中著力培養的,主要包括:對法律問題的明確認定和論證;運用法學方法和法律思維進行研究的能力;不斷更新法律知識儲備的能力;熟悉法律程序的能力,等等。[7]基層法律服務人才工作的主要內容是運用法律為基層群眾提供法律服務,需要有應對各類法律問題的職業能力,妥善地解決各類法律糾紛。針對基層法律服務人才的特點,法學院校就應進行針對性的職業能力訓練,主要是在雙師型教師的引導下使得學生有法律思維和法律視角,對復雜的案情能夠梳理清楚脈絡;同時也需要培養學生閱讀裁判文書、法律專著的閱讀能力,掌握如何進行司法文書的寫作,這樣就可以使學生清楚地認識事實、裁決、推理的過程。
3.2培養基層法律服務人才實踐能力法學既是一門理論性很強的科學,同時也是工具性科學,眾多大學的法學院在培養目標上都設定為研究型的法學院,但是大部分培養出來的本科生、研究生往往欠缺法律理論研究的素養,同時又不具備解決實際法律問題的職業能力。法學學科從其性質來說主要不是以學術為導向的,而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當前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培養未來基層法律服務人才的實踐能力:
3.2.1理解和運用法律資料的能力對于法律資料的理解和運用是一個實踐能力培養過程,即是一個由淺入深、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培養過程。根據基層法律服務人才的培養目標,對這一能力的培養可以從五個階段進行,即:第一階段,法律基本技能培養階段;第二階段,法律法規理解能力的培養階段;第三階段,輔助辦案能力培養階段;第四階段,綜合運用法律、法規能力培養階段;第五階段,獨立辦案能力和辦案技巧的培養階段。這五個階段循序漸進,有針對性地對學生的能力進行培養,使學生畢業后就能勝任其所擔任的工作,縮短理論與實踐的磨合期。
3.2.2進行法律實務訓練各個法學院校在培養基層法律服務人才的職業能力方面需要進行針對性的法律實務訓練,如要進行訴訟業務能力培養,就需要播放真實的庭審錄像,組織法庭旁聽、開展模擬法庭等實訓課程;如要進行非訴訟業務能力的培養,則需要設計民商事合同的簽訂模擬、法律意見書的寫作、裁判文書的制作等實訓課程;如要進行學生綜合素質和綜合能力的培養,則需要進行社會調查、法律咨詢、創辦校內法律專刊等綜合實訓項目。這些實訓手段需要各大院校結合本校學科特色和人才培養方案來進行按需設置。
一是要改變過去職校非凡是中等職校中“應試教育”的傾向。
中職畢業生由于就業困難,升學愿望更加強烈,導致了升學競爭的加劇,“應試教育”的產生,使得作為手段的考試成了不少學生追求的主要目的甚至是唯一的。因此他們的學習經常停留在知識的表層,而對蘊含在知識中的智能價值則不很重視,其素質的提高也就成了空中樓閣。這種情況不改變,創新意識、創造能力就成了無本之木。職校摒棄“應試教育”的傾向,可從根本上解放學生的思想,活躍學生的思維,有利于學生全面素質的提高,這正是激發學生創造力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
二是要優化學生的知識結構。
知識經濟需要具有綜合能力的通才,只有專業技能是不夠的。為此,要改變過去職校在人才培養方面存在的知識面過窄、過專、過偏的現象,進一步拓寬專業范圍,淡化專業界線。在課程設置中要削技強干,加強綜合性強、適應面廣、有較強的遷移價值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教育和練習,以此來增強學生對科技發展新趨向的反應能力和創造潛能。
三是要加強學生的心理素質教育。
面對競爭,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永遠是勝利者,相反,失敗卻是常有的,理性地面對失敗,經得起失敗的考驗,應當成為現代人必備的基本素質之一。為此,職校要改變過去對學生重智力培養,輕心理健康教育的現象,要在重視培養學生智力的同時,通過各種方式,提高學生的心理素質,著重培養他們開拓進取、自強自立、艱苦創業的精神,以及對挫折、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
二、知識經濟要求職業教育的課程不斷更新且呈綜合化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更新周期縮短,職校要改變過去課程設置上的單一、狹窄現象,加強課程綜合化。要根據人才市場的現實需要和科學技術發展的潛在要求,科學地確定各類教育的結構和各類課程的比例,力爭做到摘要:
(1)既重視課程的應用性,又不否定課程的基礎性。在注重應用性的前提下,夯實學生的基礎知識、基本能力,使學生具有較大的自我學習和發展的潛能。
(2)既重視課程的專業性,又不否定其適應性。職業教育的目標是培養生產、管理一線的應用型人才,這就決定了課程及課程體系必須以職業或職業群需要作為重要依據加以框定,具有一定的專業性。但在注重專業性的同時,也要在課程設置中注重學生適應性從業能力的培養。這種能力更多地表現為奠定在較高科學文化知識基礎上的一種遷移能力。否則,專業太窄,無法使他們的知識、能力、品格得到全面發展,輕易造成他們專業不對口而一時無法向其他領域轉換。
(3)文理學科相互滲透。目前,我國職教培養的人才知識面窄,文理學科各不相通,已不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需要。為此,在課程設置上應文理兼容。
(4)增加選修課。非凡是中等職業學校,過去選修課較少,有些學校甚至沒有,這顯然不符合知識經濟發展所需的人的全面發展。因此,職校應增加選修課,且答應學生跨專業選修課程,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和他們對知識技術的自主選擇權利,擺脫他們的被動客體地位。這有利于學生全面地熟悉知識,使其素質全面提高。
三、知識經濟要求職業教育有高素質的師資隊伍
職業教育要求培養有較高綜合素質的人才,也就需要有一支高素質的師資隊伍。目前,職教師資水平參差不齊,教師知識結構不合理,實踐動手能力弱,這勢必影響教學、科研水平的提高。為此,職教要大力加強教師素質的培養和提高。
1.培養一大批一專多能的師資隊伍。
職業學校的教師在以本學科教學為主的前提下,根據學校教學需要及自身條件和喜好,選擇一至兩門和本學科相近或相關的課程進行系統學習。這有利于更好地協調課程間關系,也有利于教師從專才向通才發展。
2.優化教師的知識結構。
一、研究背景及意義
隨著“一帶一路”的戰略發展,陜西作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新起點,職業教育得有序發展能夠快速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人力資本支持。職業教育培養的是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擔任生產和服務的實用一線人才。因此,通過發展職業教育提供與陜西省當前階段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要求相適應的人力資源結構,是實施人才強省戰略的必然要求。高銀橋(2009)認為職業教育能夠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和農村的可持續發展,能夠提高欠發達地區的居民素質以及脫貧致富。[1]《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也明確地指出了“發展職業教育是推動經濟發展、促進就業、改善民生、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是緩解勞動力供求結構矛盾的關鍵環節,必須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現有的研究狀況表明,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是一對高度相關的共同體,二者有著互動關系,職業教育為區域經濟發展服務,區域經濟為職業教育發展提供物質支持。如《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思考》(張獻召,2006),《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歐陽育良、戴春桃,2006),《論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之辯證關系》(王佳媛、李慧民,2006),《職業教育是經濟發展的推進器》(陶晉如,2006),《就業收人和諧——職業教育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沈超,2006)等文都做了相關的論證。然而,當前的職業教育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不能滿足服務區域經濟發展,職業教育是教育體系中的薄弱環節。楊梅(2009)結合對中等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的分析認為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相對落后,經費投入嚴重不足,難以培養出適應市場需要的高素質、技能型勞動者。[3]解芳,姚波,杜琦(2009)通過調查了解陜西職業教育發展結構還不能適應經濟發展需要,速度、質量、規模不能協調發展,并且與社會需求存在脫節現象。[4]近年來,有關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的調查研究側重在了某一個省或者某個區域進行。如《以就業為導向的廣東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研究》(阮小葵,2009),《職業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研究——以山東省濱州市為例》(孫先富,2011),《重慶市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應研究》(潘自立,2012)。但是,對于我省的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只有零星的少許文章,特別是在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背景下,陜西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新起點、橋頭堡,只有使得職業教育的發展滿足技能人才的新需要,培養出符合市場要求的高素質一線技能人才,陜西省才能更好地把握機遇,發揮區域經濟中的優勢,打破瓶頸。
二、陜西省經濟發展現狀及目標
陜西省位于我國中西結合地區,具有承東啟西連接南北的區位優勢,是西部大開發率先啟動的地區。其歷史悠久、山川秀美,擁有較好的資源優勢、制造業基礎,科教實力和人才資源雄厚。2015年,全省實現生產總值18171.86億元,比上年增長8.0%。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1597.63億元,增長5.1%,占生產總值的比重為8.8%;第二產業增加值9360.30億元,增長7.3%,占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1.5%;第三產業增加值7213.93億元,增長9.6%,占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9.7%。[5]全省的三大產業結構已經實現了由“一、二、三”到“二、三、一”的快速轉變,目前陜西省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2015年,陜西省人均GDP達48023元。從1978年至2005年27年間,陜西省人均GDP從291元起步發展到突破一萬元大關,達到10674元,又經過10年的發展實現了37349元的提升。陜西地形南北狹長,由北至南分為三大自然區域,北部是黃土高原,中部是關中平原,南部是秦巴山區。關中、陜北和陜南的三大區域資源不同,發展基礎差異較大。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按照分類指導、重點突破的原則,陜西省三大區域錯位發展,協調發展的路子愈加明晰。陜西現已基本形成了“關中先進制造、陜北能源化工、陜南綠色產業”為主導的區域產業格局。絲綢之路經濟帶這一戰略構想提出后,我國沿線省區立即抓住這一難得機遇,力求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占據一席之地。作為古老絲綢之路的起點、西部大開發的橋頭堡,陜西省著力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新起點,并且通過“一高地六中心”,“一高地”,即絲綢之路經濟帶開發開放高地;“六中心”,即金融商貿物流中心、機械制造業中心、能源儲運交易中心、文化旅游中心、科技研發中心、高端人才培養中心[6],努力建設成為最具發展活力、最具創新能力、最具輻射帶動作用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新起點。
三、陜西省職業教育發展的基本思路
人才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和保障,職業教育是為社會培養一線的高素質應用技能型人才,它直接服務于區域經濟。從世界發達國家興辦職業教育和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歷程來看,以政府力量推動我國職業教育發展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也有要求“政府切實履行發展職業教育的職責。把職業教育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發展規劃,促使職業教育規模、專業設置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因此,政府作為職業教育的強大助推器,應圍繞職業教育服務區域經濟功能及時做好職業教育的辦學定位、專業規劃,以及職業教育的統籌管理。所以,陜西省必須進一步統一思想和認識,使各級政府和各級部門充分認識到經濟發展對職業教育的緊迫要求,看到職業教育發展對陜西經濟社會長遠發展的重要性,更加自覺地推動職業教育的改革和發展。首先,需要明確職業院校的辦學理念和定位,才能使其在人員培訓和專業設置的方面充分考慮到當地經濟的需求,及時調整專業設置,合理調整培訓目標,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使其人才培養方案可以更好地服務于當地經濟發展。其次,職業院校的專業設置必須滿足區域經濟的發展需求。地方政府應該立足陜西產業結構的基礎,根據陜西省的產業發展的總體布局,做到合理的調整專業結構,加快技能型緊缺人才的培養。再次,政府必須加強統籌,發揮好宏觀調控作用。加大職教資金的投入力度,確保陜西省的職業教育健康發展;完善地方職業教育法律法規,為職業教育發展掃除障礙;穩定職教發展規模,促進職教招生,提高職教學生人數;出面引導校企合作機制的建設和協調校企之間關系的維系。
參考文獻:
[1]高銀橋.欠發達地區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互促關系[J].成人教育,2009(12)39-40.
[2]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
[3]楊梅.中等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D].西南交通人學,2009.
二、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政府:角色錯位
經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出現的政府角色偏離自身職責任務、活動范圍和運行軌道等錯位現象,反映在職業教育中,則是在職業院校發展規劃、師資隊伍建設、學校管理方式等方面政府對職業教育的過多干預上。具體表現在,政府對本應由職業院校根據職業教育規律確立的發展規劃進行了不必要介入,政府在職業教育發展過程中不自覺地扮演著全能者角色,政府對職業教育管得過多過死,束縛了職業教育的發展活力。政府角色錯位既與政府在計劃經濟體制中扮演的全能者角色一脈相承,也與現行的體制機制有關,還與職業院校自身可持續發展實力不夠還必須依賴政府緊密聯系。從區域經濟發展上看,個別官員為個人政績著想,總是或多或少高估政府能力,大事小事一起抓,最終既阻礙了職業教育健康發展,政府自身也疲于奔命,效率低下;從行業企業上看,有行業背景的職業院校在自身發展中受制較多,行業部門也多從自身利益出發對職業院校管得過多過死,職業院校在適應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漸行漸遠。我們認為,政府與職業教育的關系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具有關聯性,在職業教育由外延規模擴張轉向內涵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同樣需要轉變管理觀念,更新體制機制,提高人員素質。
(二)職業院校:思路失衡
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的統一性決定了職業院校必須“請進來,走出去”,即通過與外界更加廣泛的交流,以開放、靈活、發展的眼光開門辦學。但在實際發展過程中,相當部分職業院校過于依賴政府或主管部門政策性的規劃,課程與專業建設按部就班,缺乏實效性,培養的畢業生與區域經濟對人才的實際需求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職業院校本身的官僚化、行政化則越來越嚴重。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職業院校因為有政府近乎“溺愛”的支持,弱化了職業院校自身的免疫能力,無論是學校宏觀發展思路,還是師資隊伍建設,逐漸形成固有套路,上至學校領導,下至一線教師均缺乏足夠創新,職業院校逐漸成為向本科輸送學生并成為本科院校的附庸,“職業”內涵有逐漸淡化的趨勢。
(三)企業:動力缺失
企業與職業教育的依存關系,不僅表現在人才供需上的依賴關系,還在師資隊伍建設和員工培訓以及師生實習實訓中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明確規定,企業、事業組織應當接納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的學生和教師實習。由此,無論從現實發展還是法律規范方面,企業都應該積極參與職業教育,在實現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發揮自己應有的積極作用。但在現實生活中,企業缺乏參與職業教育的熱情與動力則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人才需求與評價機制上,企業內部創新機制不足,流水車間里的單純體力活對人才的需求更多的是工作態度、反應靈敏上的要求,企業認為可以通過員工崗前培訓提升工作滿意度,對參與職業教育缺乏內在的支撐動力;二是職業教育人才培養上,無論是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設置,還是教學方式與培養目標,職業院校都趨向于大批量、統一化,培養的學生沒有個性特征和專業標識,在促進企業發展過程中未能體現其固有的職業教育價值。
(四)政校企合作:流于形式
政校企合作作為職業院校提升自我、擴大影響的重要辦學方式,逐漸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形式有余,內容不足。如前所述,政府因錯誤政績觀的影響,在過多的參與到職業教育過程中,不一定大事小事都能辦好,最終受制于自身能力與體制機制影響。企業在參與多方合作過程中,外部因素影響大于內部自身動力,甚至因為政府“強迫”不得不參與校企合作。職業院校則由于自身協調能力及影響能力有限,在開展政校企合作中往往雷聲大雨點小,宣傳多實用少。
三、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運行機理
(一)政府在市場機制下對職業教育的宏觀掌控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應該是市場而不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同理,職業院校資源配置也應在市場框架下通過自由平等的競爭實現優勝劣汰,由此,政府需要改變角色定位,從宏觀而不是微觀上對職業院校的發展起指導作用。在布局均衡上,政府基于信息與資源優勢對職業院校在一定區域中的數量及規模進行總體把握,最大限度發揮資源利用率;在資源均衡方面,政府在政策、資金等方面可以有方向性的向農村職業教育薄弱地區投放,從宏觀上掌控職業教育城鄉區域間的協調發展;在發展均衡方面,政府依據區域經濟發展態勢,做好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之間的平衡,同時,應該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制定職業教育退出機制,對那些缺乏辦學特色和競爭力的職業院校,要通過重組、改型甚至破產等方式使其退出職業教育。使職業教育保持良性競爭發展是政府宏觀調控的總體方向。
(二)職業教育非均衡發展態勢下的動態過程
職業教育均衡發展是一個理想狀態,遵循“非均衡———均衡———非均衡”的發展路線。首先是區域經濟發展給職業教育提出了具體要求,職業教育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選擇適應區域經濟發展特點的專業優先發展,同時,職業院校在地區分布上也因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有差異,加上因經驗不足而導致職業教育在發展水平、區域數量等方面出現差異,職業教育呈現“非均衡”態勢。隨著職業教育質量與規模的逐步發展,職業院校在人才培養水平和數量上有了較大提升,向社會提供的技能型人才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職業教育開始與區域經濟協調并行發展,呈現“均衡”態勢。但這種均衡態勢在復雜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必然會隨著社會就業人口、產業結構、人才需求標準的變化而變化,職業教育必須在專業結構調整、師資隊伍建設、招生就業指標等方面根據區域經濟發展情況作相應改變,職業教育又處于“非均衡”態勢。職業教育也就在這種“非均衡———均衡———非均衡”的動態發展過程中,通過不斷地適應與調整,逐步成長與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