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學，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設模)計量經濟模型是以變量來表述我們的研究對象及其影響因素的觀察結果，以方程式或方程組表述這些研究對象及其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而其最基礎的內容主要反映在單方程模型中，它一般是由如下四個基本要素構成的：

1.變量反映我們研究對象及其影響因素的觀察數據，構成了模型的變量要素，它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即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其中:解釋變量(ExplanatoryVariable)代表著系統中影響研究核心的各種因素，一般情況下只觀察一個因素影響的回歸分析叫做一元回歸分析，而對兩個及以上的因素分析叫做多元回歸分析。在分析中要觀察解釋變量的不同控制下，相應的被解釋變量的反映，所以說解釋變量是確定性的變量。但在經濟現象觀察中，我們很難對各解釋變量進行控制，這也是我們在現實中遇到的一大難題。被解釋變量(ExplainedVariable)是我們研究的核心內容。我們的研究依賴于對其觀察所得到的現實數據，但是其被動的地位是確定的，即它是系統中的被影響結果。且因受隨機性的各種干擾而表現出隨機性的特點，因此我們尋求的總體回歸方程將是一種平均意義上的期望方程。

2.回歸方程及其形式反映研究對象各變量關系的方程是模型的主體部分，它就是由統計回歸分析的方法得到的回歸方程。在現實的人類社會中，事物的普遍聯系性，常常隱含著未知的因果關系。任何一個系統，在影響系統的各因素作用下，都能保持一種穩定的狀態，而對這一穩定狀態的形成機制的尋找過程，已成為現代回歸分析的核心內容。因此，在回歸分析中，人們常將系統的穩定關系，以方程式的形式來表示。且以研究對象為被解釋變量，以各影響因素為解釋變量，建立起解釋變量決定被解釋變量的回歸方程。以方程中的參數來反映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并進一步尋求對系統的控制和影響的方法。在計量經濟學中，線性關系的回歸方程是最常見的，因為它是基礎，且簡單容易理解，所以是我們首先要學習的內容。然而現實中經濟現象的復雜性，卻常表現為非線性的特點，要準確描繪這些復雜形式，需要我們研究和開發更多視角的分析方法，如解釋變量的一元與多元，被解釋變量的線性與非線性、確定與隨機、二元選擇與多元選擇等。這些變量之間的組合方式，就構成了方程的形式，需要我們不斷的調算或檢驗才能確定。

3.經濟參數經濟參數是在各類模型中變量之間的關系系數，它反映著我們要探求的經濟規律，是我們必須求解才能得到的內容，如模型中各回歸系數等。該要素實質上是計量經濟分析的最終成果，但它關系到我們經濟分析的恰當有效性。

4.模型的誤差項計量經濟模型所探究的是如何使用回歸方程，來反映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內在聯系。然而隨機因素的干擾，會使系統產生一定的偏離，這種偏離被我們稱之為模型的誤差。誤差的大小及穩定程度，表明隨機性干擾對系統的影響程度及持續的作用程度。由上述四大要素構成的，能真實反映總體經濟關系的理想模型，被我們稱之為總體經濟模型，它往往是未知的，是需要我們去探究和尋找的模型。而在探索過程中，我們要通過經濟理論或經驗來設定總體模型的可能形式，再用樣本數據來實證我們設定的模型是否正確。可見模型的設定是我們建立模型的基礎和靈魂，是計量經濟分析的關鍵環節。

（二）模型參數的估計

(算模)由方程式或方程組構成的各類經濟模型，本身只能表明現象之間是否有聯系，而方程中各類參數才是真正說明現象之間具體關系的內容。所以說各參數是反映經濟規律的主體，更是我們建模所追求的目標。而利用樣本觀察到的各類數據有著很多隨機因素的作用，使得本來并不明確的數量關系都變得更加模糊了，因此我們需要一系列的統計方法，將這種隱含的關系查找到，并能夠做到盡可能的準確，這就是模型參數的估計問題，而解決的方法有很多，如最小二乘法、極大似然估計法、距估計法等。

（三）模型的檢驗

(驗模)我們設計和估算的模型是否科學合理，以及如何改進模型使其達到更加科學合理，需要我們做大量的檢驗和監測工作。所以對模型進行各類檢驗的學習，將占據計量經濟課程的絕大多數時間，并成為了我們學習的主體內容。具體的檢驗內容包含如下四部分：

1.統計顯著性檢驗當我們根據樣本數據對模型的參數進行估算時，該樣本的特征是否能夠代表總體特征的檢驗就是統計顯著性檢驗。由于模型參數的估算是根據樣本數據進行的，那么某個參數是否顯著，以及參數整體上或模型整體上是否顯著等都需要進行統計檢驗，而這類檢驗實質上就是對樣本的代表性進行的檢驗。

2.經濟意義檢驗當我們估算出模型的各參數時，其數值的大小、符號的方向相互之間的關系等內容，是否符合經濟理論或經驗的要求，以及根據理論或經驗的認知能否得到樣本資料的支持等方面的檢驗，就是經濟意義的檢驗。

3.模型要素的計量檢驗經濟模型是由方程式或方程組的形式存在的，我們對各方程中的基本要素，及方程之間的各要素關系等內容，是否符合我們建立的標準和規范的檢驗就是要素的計量檢驗。這是計量經濟學的主體內容，我們要探尋很多方法來完成。

4.模型的實踐性檢驗根據樣本觀察所建立的經濟模型，如果能夠通過上述三類的檢驗，基本上就是很優秀的模型了。然而為了模型在現實應用中能夠達到更優秀的理想要求，有必要在實踐的環節中做進一步的檢驗和改進。而進行這類實踐應用性的檢驗，主要是通過預測的準確性和模型的實用性等使用環節進行的，它是我們檢驗體系的最后一關，一定程度上也是最重要的一環。所以說真正的通過了檢驗的模型，是指通過了上述四個方面的檢驗，才是合格的可以使用的模型。

（四）模型的使用

1.經濟結構分析任何經濟模型都是對一個經濟系統的模擬，其各構成要素與系統整體的數量關系，都可以體現為數量結構和作用程度的關系。這是經濟結構分析最為理想的條件，是其他經濟分析方法所無法做到的。因此說計量經濟分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使經濟結構分析成為了可能。

2.經濟預測分析經濟預測與其他預測一樣，多是對未來或未知領域的推測和估算，是人類對未知領域探求的重要手段。而在眾多的預測方法中，計量經濟模型的預測是最為有效的，它不但可以做出以精確的數值成果的預測，還能夠做出其預測結果的把握程度分析。經濟預測有時對精度的要求不高，所以對精度較高的計量經濟模型來說，預測是其最為簡單的應用。

3.經濟政策的評價與決策參考在現實的經濟決策中，往往是存在著多種選擇。而各種選擇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則可以通過計量經濟模型進行模擬和計算。因此在經濟政策制定、評價和模擬測算中，計量經濟模型都是最為理想的主要工具之一。

4.經濟理論的檢驗與發展任何經濟理論或學說，都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假設，而這些假設是否成立，需要以實驗的方式或方法進行一系列的檢驗。計量經濟學的檢驗和測算過程就是針對各類假設進行的，其檢驗的結果可以證實或證偽這些理論或學說。所以說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就是經濟理論是否科學的檢驗方法。

二、計量經濟建模的核心技術計量經濟建模的核心技術

（一）經濟思想與理論經濟思想是人們對現實經濟活動規律的一種初步認識，而經濟理論是對經濟規律性概括的一種學說體系。由于我們對經濟生活觀察的視角不同，認識上的差距和錯誤是客觀存在的，因此經濟思想或理論的科學性需要得到實踐的驗證。只有經過檢驗得到證實的理論，才能稱做定律，才是真正的經濟理論。而這種實證過程就是計量經濟的建模過程，也是我們學習計量經濟學的根本目的。計量經濟建模的核心就是對我們或別人已有的或不成熟的經濟理論、思想、假設、假說等進行實證性質的檢驗過程。而這些不成熟的待驗理論或思想，不僅是經濟研究的對象，更是經濟建模工作的靈魂，是我們建模工作的第一要素，這也說明經濟理論必然是計量經濟學的基礎。

（二）對現實經濟活動的統計觀察對現實經濟規律進行實證分析的第二個重要因素，就是統計數據。它作為經濟現象本身的反映，是檢驗經濟理論的依據。由于多數統計數據都是取樣觀察的結果，數據都存在著代表性的問題，即是否能全面、系統反映需驗證的經濟理論的本質特征。由于統計觀察的局限性，現實統計數據的屬性與經濟理論是有關聯的，所以不同的數據只能驗證其特有的經濟理論。例如描述各空間分布狀況的截面數據，只能驗證現象之間靜態經濟規律；而時間序列數據往往可以用于驗證動態的規律性；那么面板數據才是較全面的統計數據，適合于動靜結合的理論驗證。因此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是區分數據類型進行的，即有截面計量分析、時序計量分析及面板數據的計量分析等內容。這三類數據的建模的思路也會有所不同，即截面數據(同一時間對總體中的各不同單位的觀察)只能建立靜態關系的模型；時間序列(某一機構單位的不同時間表現的數據)可以建立許多具有良好預測性能的簡單的基礎性模型，例如自回歸、移動平均、隨機游走等模型；而面板數據(截面空間個體i、時間t、指標信息k的數據結構)可以同時對其靜態和動態兩方面進行規律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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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產業是農業、工業以外的包括文教衛生、政府機關、軍隊警察在內的各行各業的總稱,內容十分龐雜。服務產品的生產和再生產,是服務業的經濟活動中人與人的相互關系的基石 ,服務經濟學就是以這些關系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服務產品是商品。同一般商品一樣,服務產品的二重性是由創造服務產品的服務勞動的二重性決定的,即服務勞動的具體形式創造使用價值,服務勞動作為人類腦力和體力的支出形成價值。服務產品的價值論是勞動價值論的一部分,是對勞動價值論的補充和發展,也是服務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服務產品是由服務企業或個體勞動者生產和經營的。大多數服務勞動者在企業或經濟組織中進行勞動,個體勞動者是少數。企業活動中的各種經濟關系是由服務業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性質決定的生產資料,或以貨幣為代表的生產資金,是服務業發展的前提。

    由于服務產品的生產和經營的具體表現形式是服務者對消費者直接的服務,他們的勞動積極性對生產和流通的發展比其他部門更有決定意義。因此,服務經濟學特別注意研究如何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

    服務產品作為商品必須進入市場才能實現自身的物質替換和價值補償。服務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活動,也是以市場為舞臺。因此,對服務產品市場的研究,也是對服務業內部和外部的縱橫交錯的經濟關系的研究。同時,由于服務產品的特殊性,決定了服務產品市場不同于實物產品市場。

    例如,服務產品市場的彈性很大,是由于自我服務與社會服務經常處在相互替代的變動之中。服務企業或單位若要擴展市場、開拓市場,必須使自己的服務產品適銷、優質、廉價。因此,對服務業進行計劃指導,也要以服務產品市場的特點為依據。

    服務經濟學不是孤立地考察服務業的經濟活動,而是在它同國民經濟各個部門的相互聯系中,考察它的生產和再生產的全過程,考察它發生、發展的客觀必然性。服務業為社會生產、流通和消費服務,它的產品是當作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進入生產、流通和消費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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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3.133

1 引言

“安倍經濟學”和“克強經濟學”已然成為當前全球出現的經濟熱詞，他們分別代表亞洲兩大經濟體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安倍經濟學”以其“三支箭”即大膽的金融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和促進民間投資的增長戰略力圖使日本走向全面的復興；而“克強經濟學”則突出表現為“微刺激”力爭使中國完成經濟轉型的軟著陸。

2 安倍經濟學與克強經濟學背景分析

“安倍經濟學”和“克強經濟學”都是外界針對日本和中國的新一屆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新的經濟政策而命名的。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擬以擴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來提高通貨膨脹率，重振日本經濟；而中國以國務院總理為代表的新一屆領導核心卻采取了相對謹慎的經濟政策，旨在解決中國過去改革30年積壓的社會經濟問題，實現中國經濟的全面轉型。

3 “安倍經濟學”和“克強經濟學”內容及實施效果

3.1 “安倍經濟學”之后的日本經濟

“安倍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包括激進的金融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激活民間投資為核心的經濟產業成長戰略，以期使日本走出20年的經濟停滯（1993年一2012年年均實際GDP增長0.8%），爭取2013年實際GDP增長2.5%，2013年一2020年年均實際GDP增長2.0%。實際上，安倍的前“兩只箭”的射出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對日本經濟產生積極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并沒有解決日本深層次社會經濟問題。

3.1.1 日本經濟運行情況

（1）“兩只箭”與經濟增長。

日本的貨幣供應量自2012年12月以來一直以平穩的趨勢增長但從2014年1月開始減速下降，日本經濟在2013年第一季度的實際GDP實現了環比年率41%，而隨后實際GDP環比又出現大幅度下滑直到2014年第一季度出現大的抬升。說明日本在推行安倍政策初期其積極的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起到了促進作用但并沒有產生持續的正效應。

同時，積極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實施使代表經濟景氣指數的制造業PMI在2013年2月開始上升至50%以上，并在2013年年末達到了56.75%，說明日本的整個制造業經濟在增長，日本經濟出現持續增長的過程。

（2）“兩只箭”與物價指數。

日本的核心CPI年率從2013年2月開始快速上升，到2014年2月后將達到2.7%以上，說明日本力爭在2年內實現2%通脹目標已經實現。

（3）“兩只箭”c消費需求。

隨著日本失業率的不斷下降，日本的家庭消費者信心指數在2013年2月至9月間呈現平穩上升，說明日本消費需求提高，帶動了消費經濟的增長。但在2013年10月之后，家庭消費者信心指數開始下降。

（4）“兩只箭”與出口。

由于“安倍經濟學”采取“質化和量化”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其直接影響是日元的快速貶值。日本在2012年12月后，日本出口由于日元的貶值出現大幅度增長但這一趨勢同樣在2013年12月后出現反轉。

3.1.2 日本經濟運行分析

（1）“兩只箭”短期效應明顯。

總體來看，安倍首先射出的“兩只箭”即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使日本經濟在2013年出現了暫時的欣欣向榮的局面但在2014年各項經濟指標都基本上出現反轉。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安倍經濟學”的推行并沒能使日本經濟出現長久的穩定增長。尤其注意的日元的貶值，雖然在短期內有利于日本企業出口，增加日本企業利益及出口競爭力但也會對日本的進口是相當不利的。同樣日元貶值也會造成日本股價上漲及日本國債價格下降造成股票市場的繁榮和國債市場的萎縮。從另一方面來說，日元的大幅貶值會對國際市場產生沖擊特別是警惕對中國經濟產生的不利影響如資金大量流入中國造成中國市場流動性上升。

（2）“第三支箭”升級版急需推進。

安倍已在2014年6月下旬射出了日本經濟復興戰略的“第三支箭”，內容包括事前期望值很高的企業法人稅率下調和年金基金機構改革，其目標是提高日本的潛在增長率。同時由于日本的勞動人口現在每年減少0.5%，因此經濟增長幾乎全部得來自生產率的提高。為了實現增長，可能還得采取別的措施，包括提高勞動參與率，尤其是女性和退休者的勞動參與率，以及引入更多移民。但一些學者認為這“第三支箭”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日本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安倍的“三支箭”能否重振日本經濟，這是一個長期的觀察問題，而且也需要日本政府審慎度勢地根據自身的發展問題作出新的經濟政策調整。

3.2 “克強經濟學”之后的中國經濟

3.2.1 中國經濟運行情況

在2014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國確定2014年經濟增長目標為7.5%左右，M2增速目標為13%左右，通脹目標為3.5%左右。從我國2012―2014年4月我國貨幣供應量的變化趨勢看出，在2013年開始后貨幣供應年率出現一段平穩降低的態勢，說明我國的貨幣供應量得到一定的控制。在2013年6月，央行并沒有像以往一樣大印鈔票拯救中國銀行間出現的一次“錢荒”，這也就驗證了中國政府將會減少對經濟干預，逐步放開市場讓市場各主體都能夠充分競爭。2014年第一季度，我國實現GDP增長率為7.4%，達到了政府預定的目標，說明了我國經濟發展不再單純以追求高速GDP為目標，通過放慢經濟增長速度完成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和經濟轉型是我國在經濟方面的主要目標。在物價指數方面，我國的CPI指數在2012年后出現下降，2014年5月CPI同比增長2.5%，基本符合通脹預期。從匯豐制造業PMI終值來看，我國的制造業增長從2013年以來并沒有呈現平穩狀態，說明我國的經濟受到外界的影響仍然很大。

3.2.2 中國經濟運行分析

我國正處在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階段，由于前期過急的經濟政策而使我國當前面臨著嚴重的經濟結構失衡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產能過剩。我國制造業產能過剩呈現行業面廣、絕對過剩程度高、持續時間長等特點，許多行業產能利用率不足75%。在這樣的結構調整陣痛期，企業經營困難、增長速度放慢都將成為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此外，我國也正面臨著房地產行業下行的風險、政府債務問題、環境污染和社會局部動亂問題，各種問題的復雜交錯都為新一屆政府面臨的重大挑戰。

2014年政府將經濟增長目標控制在7%―8%的速度上，較低的經濟增長速度能夠使各個當地政府有更多的思考空間進行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未來中國經濟將會進入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時期：政府讓位于市場讓市場在經濟發展中起決定作用。隨著國企改革的推行，我國民營企業將會有更多的機會進入市場經營范圍從而為我國經濟發展增加活力；利率市場化的循序鋪展將會使我國商業銀行在充分競爭的環境下發展，利率走向市場化將會讓各個不同性質企業以一個市場的公平的價格獲得融資；城鎮化的推進有利于帶動投資、消費的增長實現經濟增長。同時，我們應該清醒認識到改革是一個持續推進的過程，應積極出具全面的改革方案以應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利因素帶來的社會的動蕩。

4 結論和啟示

任何一項改革能取得的成果不是一蹴而就的，“安倍經濟學”最初效果明顯，但這種效果似乎正不斷減退，不追加改革的，日本可能會重新陷入增長放慢和通縮的局面，財政狀況可能進一步惡化，還有可能會過度依賴貨幣刺激政策，帶來更為嚴重的負面后果。而我國經濟的深化改革更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且我國目前實行的城鎮化、利率市場化和簡政放權的效應都沒有顯現出來。未來我國經濟的發展，也應需要根據隨時出現的變化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在改革中不斷提高，在發展中不斷深化改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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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著陸，意味的是經濟增速的急速下降或失速。它的發生，撇開政治與國際因素不談，純就經濟體系本身而言，幾乎多與早已存在的經濟泡沫的破滅有關。1991年的日本，1997年的東亞，2007年的美國，均是如此。現在的中國，是否也面對類似的危機？中國又該如何面對？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要先談談泡沫的形成、邏輯與效應，我稱之為《泡沫經濟學》。泡沫經濟學的核心要義很簡單，只有三條：

（一）凡“市場經濟”必有泡沫；

（二）凡“泡沫”必會破滅；

（三）凡任何一個泡沫，發展時間越久，發展規模越大，則一旦破滅，所需調整時間就越長，調整過程越痛苦。

這三條，后兩條類似數學中的“公理”，不證自明。需要解釋的是第一條，即凡市場經濟必有泡沫，為什么？因為凡市場經濟都具備一種（計劃經濟所無的）“信心”與“信用”的相互拉拔即相互刺激擴張的“機制”。首先，在經濟上行時，前景看好，信心增加，讓企業與個人都增強了投資與消費“意愿”，但此一意愿須獲得充分的融資才行，而此時銀行對經濟前景也是英雄所見略同，一樣樂觀，因而增加貸款，這即是“信用”的擴張。于是，投資與消費就化為實際行動，換言之，總需求就增加了，推動了GDP的增長，經濟進一步上行，信心進一步增強……這就進入到了一個自我循環、不斷擴張的機制。在這個過程中，泡沫因而產生，且持續擴大，一直到出現導致它破滅的變數為止。

在這個過程中，不免對于經濟形勢或走勢的判斷出現分歧，有人悲觀，認為是一個泡沫，即將爆破；有人樂觀，堅持經濟的繁榮是由“剛需”所推動，反對緊縮。于是，《泡沫經濟學》的核心要義還可以再多加一條：

（四）凡任一泡沫，都只有在它破滅了之后，才知道原來它是一個泡沫。

所以，當前中國經濟有無泡沫，自然是仁智互見，不足為異。但撇開有無泡沫的爭議不談，中國經濟在2008年9月實際金融海嘯之后，為了“保八”及穩經濟，采取了高強度的宏調政策，雖然“保八”成功，但因此產生的許多后遺癥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如產能過剩、基建重復、空屋閑置等。影響所及，地方財政亮起紅燈，金融體系風險升高，所有這些問題的嚴重性都還在與日俱增之中，而這，正是新執政當局面對的棘手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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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向及主要貢獻

一是對新制度經濟學體系的研究。主要出版了《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訂本）、《新制度經濟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0年第二版）及《新制度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2012年第二版）。這三本書都對新制度經濟學體系進行了探討，各有特色和側重點。專著《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地研究西方新制度經濟的專著，多次重印，在經濟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2011年4月29日北京世紀讀秀技術有限公司的“被引次數最多的圖書”顯示，1996年出版的《西方新制度經濟學》被引1251次，在經濟學類排在較前面。CSSCI評析盧現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在“五年內在經濟學領域被引100次以上的著作”中排名第9，五年內被引246次。在我國2000—2004年經濟學論文引用最多的前96種圖書中，盧現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排在第19位。

二是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去解釋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些問題，注重中國現實問題的剖析，關注國計民生。近年來以尋找一個好制度為主線，以現實問題為題材，先后在《光明日報》、《經濟參考報》、《廣州日報》、《長江日報》等發表了近百篇理論隨筆，受到了社會的廣泛好評，并于2010年出版了《尋找一種好制度——盧現祥制度分析隨筆集》（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年）。這本隨筆集出版后引起了較大的反響，搜狐讀書、鳳凰網讀書、當當網讀書、中國文化傳媒網等多家網站轉載或連載。

三是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并探討一些轉型中的中國現實問題。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去觀察中國經濟社會問題，這也是作為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吸引人的地方所在。經過篩選和修改，匯集成了這本《尋找一種好制度——盧現祥制度分析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次選擇了36篇論文，分為三大部分，即制度理論、市場經濟、國家理論與中國模式及中國經濟問題。此前還出版了《尋租經濟學導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和《有利于窮人的制度經濟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三、主要成就及獲獎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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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們對信息經濟的關注，研究的視野逐漸從微觀領域轉向宏觀領域。1962年，弗里茲·馬克盧普《美國的知識生產和分配》的出版，標志著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的產生。1977年，馬克·波拉特《信息經濟》（九卷本）提出信息經濟測度的波拉特范式，極大地豐富了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20世紀80年代后，在美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英國和新西蘭等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日趨成熟。

經濟學者將信息要素納入發展經濟學分析框架中，使宏觀信息經濟學獲得了與傳統理論截然不同的結論。羅伯特·索洛在20世紀50年代創立的生產函數理論，試圖說明經濟發展取決于投入的資本和勞力數量。但是，過去20年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并非如此，例如，發達國家增加投資快于增加人數，投資收益并沒有遞減。針對這種現象，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認為，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基本要素不僅僅是資本和勞力，而應該是四個基本要素，即資本、非技術勞力、人力資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識構成生產要素之一，它像資本那樣必須以放棄當前消費為代價才能獲得，知識（教育）滯后將嚴重影響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因此，國家必須像對待基礎設施投資那樣對知識及傳播知識的教育機構進行投資。由于知識投資長期效用的干預，經濟長期發展中可能出現良性循環趨勢，即投資促進知識生產與傳播，而知識生產與傳播獲得的效用又促進投資。這意味著投資的持續增長可以長期提高某個國家的增長率，這個結論正是傳統理論所否定的。目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最大差別已經不在于資本與設備，而在于知識與信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正在由資本依附轉向資本與信息的雙重依附。

信息經濟學中的不對稱信息理論(asymmetricinformation)是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Mirleees)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威廉·維克瑞(William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論。他們分別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對稱信息對交易所帶來的影響，并提出了相應對策。此后30多年來，不對稱信息理論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由此而產生的對策理論為經濟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為如此，這兩位經濟學家于1996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三位美國經濟學家又一次因為在“走進現實生活的信息經濟學”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貢獻，分享了這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2]他們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喬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學的麥克爾·斯澎斯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三位經濟學家在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假設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經濟學理論，解釋廠商、工人和消費者的行為，奠定了信息經濟學的基礎。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時也是新凱恩斯主義學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論界對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研究存在著兩種不同的主張。[3]一種主張是按照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從市場不確定性角度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另一種主張是按照信息產品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來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從研究的整體情況看，前一理論體系似乎更多地為人們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這一主張來構建信息經濟學的整體框架，也還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為信息經濟學“三分法”，即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傳統框架出發，將信息經濟學劃分為三個部分：微觀信息經濟學、宏觀信息經濟學和產業信息經濟學。微觀信息經濟學主要以個別市場主體為基本分析單位，考證信息對市場均衡、勞動市場供給、消費者行為以及市場機制等一系列微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分析信息資源配置和微觀信息市場的效率問題。宏觀信息經濟學則從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層面出發，論證信息對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影響，研究信息與財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間的關系，探討信息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產業經濟學著眼于對信息產業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術產業化、信息產業基礎與結構、信息產業國際化、信息資源與經濟增長等方面的內容。按照這一思路，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能夠較好地與傳統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體系相銜接，不僅能夠清晰地勾畫出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之間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論體系與內容，而且還能較好地構筑信息產業經濟學的體系。在這一思路下，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結合在一起構成理論信息經濟學，而信息產業經濟學則構成應用信息經濟學。

思路二為信息經濟學“二分法”，即按照市場不確定性原理，將信息經濟學分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個部分。與此相適應，將微觀信息經濟學作為理論信息經濟學，而把宏觀信息經濟學作為應用信息經濟學。根據這一思路構建的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將思路一中的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部分內容歸到一塊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將廠商行為的不確定性和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放到一起來分析。宏觀信息經濟學則由信息產業經濟學和信息社會的各種經濟理論組成，以信息技術的不確定性為基礎，分析信息技術的各種經濟影響和福利效果。這一思路的主張者認為，按照這一思路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可以將信息經濟學與傳統的微觀與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加以區分，并且能夠較好地體現信息產業在信息經濟學學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經濟學中的許多理論，[4]比如委托一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等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現代企業建立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首先，信息經濟學中的委托—理論，對我國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鑒意義。委托—理論是信息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國有企業改革要建立起產權明晰的現代企業制度，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為基礎的。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戰略部署，比如資產重組、企業破產與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場經濟“游戲”規則來約束和規范市場行為，這個規則就是市場經濟主體共同遵守和不斷創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經濟學中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對市場主體的經濟決策和加強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正確處理好企業與市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提供了理論支持。信息經濟學較為深刻地探討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市場經濟行為的兩個主要現象，即不利選擇和道德風險。無論是生產者、經營者還是消費者，都面臨著不同形式的不利選擇和道德風險。生產者面臨著消費者的大量的、復雜的道德風險行為，而消費者也同樣面臨著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利選擇和生產者轉移的道德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信息經濟學所揭示的信息不對稱理論，無論對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應的選擇與對策。

再次，信息經濟學中關于信息資源最優配置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的思想，將有助于我們在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進一步關注信息經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努力創造信息資源合理流動的外部環境，提高信息技術對提高產業競爭力的認識，協調信息網絡的發展，加大信息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強化信息產業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帶動功能，以信息產業的高速發展帶動國民經濟信息化進程。

最后，信息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對我們研究現實經濟社會問題開拓了新的視野。實事求是地講，信息經濟學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信息經濟學所使用的方法為經濟學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思想方法。比如信息經濟學不確定條件下的選擇理論和對策論，把現代決策理論的分析方法引入經濟決策分析之中，使得經濟分析不斷貼近現實經濟生活。實際上，在我國目前經濟理論界的經濟分析中，很多學者都引入了信息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相信隨著信息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其分析方法將在經濟學、管理學等其他領域的應用中產生重要影響。

【參考文獻】

[1]馬費成等：《信息經濟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篇7

顯然，《維基經濟學》沒有《世界是平的》那樣天馬行空，也不像《長尾理論》過于聚焦在微觀和局部，對于這場即將到來的商業革命，理性而實際。

《維基經濟學》的得名，緣于維基百科全書網站的巨大成功，它向世界證明：如果有一種方法充分利用組織里每一個人的智慧，它的能量將無比驚人！我們所熟知的企業如：IBM、Google、亞馬遜、寶潔、英特爾、Youtube、MySpace等，都已從維基經濟中獲得巨大成功。

作者深入論述了“對等先鋒”、“創意集市”、“產消合一”、“新亞歷山大學派”、“協作的平臺”、“全球工廠”、“維基工作站”等七種全新的向傳統商業挑戰的成功模式。該書還展示了這些變革力量如何作用在各大傳統行業、傳統企業、政府和社會機構等。善于運用大規模協作的企業，主要可以得到七大收益：1）從利用外部的人力資源中獲益、2）跟上消費者的步伐、3）促進對互補供給的需求、4）降低成本、5）改變競爭的焦點、6）消除合作中的摩擦以及發展社會資本，7）為企業創造全新的價值和競爭優勢。

個人觀感：

“Wiki”一詞來源于夏威夷語的“wee kee wee kee”，原意是“快點快點（Quick）”。“Wiki”代表著互聯網“平等、自由、共享”的開放理念，但在網絡世界最初是指一種超文本系統（Wiki發明者是一位Smalltalk程序員—Ward Cunningham）。這種超文本系統支持面向社群的協作式寫作，也包括一組支持這種寫作的輔助工具。

研讀之后，感覺我們需要逐步去認識“維基模式”給我們帶來的變化：新的模式、法則和思維。

當然作者也承認，大規模協作的新時代無疑是復雜和不確定的，協作和開放與其說是科學或商業，不如說是一門藝術。要想消化這本書，必須先走出思維上兩個誤區：

首先必須先認識到，“維基經濟學”這個新詞匯雖然來源于Wiki，但其內容卻完全不局限在狹義的維基，副標題“大規模協作如何改變一切”就顯得更清晰一些。所謂的大規模協作，就是Web 2.0時代互聯網上人民群眾自組織的協作活動，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包括Linux社區、博客世界、Myspace、Twiter、Facebook、微博、微信等社交網絡的協作，維基百科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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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是經權威機構制定或認可的、用以明確審計主體資格、指導審計人員工作和評價審計工作質量的專業規范。用經濟學理論研究審計準則的制定和變遷是審計準則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擬在總結有關審計準則制定和變遷的經濟學分析觀點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審計準則制定與變遷經濟學分析的典型觀點

（一）審計準則的制定：交易費用理論的解釋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對于制度的需求是因為在當前狀態下，行為主體無法獲得潛在利益。國內一些學者認為，審計準則能夠有效地降低審計業務中的交易費用，從而使利益相關者獲得由交易帶來的潛在收益。這主要表現在：

1.降低審計交易中的信息費用

在審計交易中，有關審計委托人不僅要了解關于審計主體的聲譽評價、業務能力的評價，還要了解他們遵守協議的意愿。獲取這些信息是要付出成本的，這些成本可稱為信息費用。[1]審計準則可以提供規范審計行為的基本標準，把不同方面的這些標準聯系起來有助于評價各個審計主體的聲譽，進而幫助委托人簡化決策程序，根據其潛在伙伴以往的行為方式去推斷自己未來最有可能的行為方式，從而產生對未來立場的合理預期。

2.降低審計交易中的權利界定費用

由于有限理性和契約的不完全性，在達成確定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后仍然面臨著權利的再度界定或進一步界定的問題。[2]審計準則能夠有效降低審計交易中的權利界定費用，雖然它并不能夠消除這一費用。首先，審計準則確立權利界定的基本原則。其次，審計準則直接確定審計主體權利的行使范圍。再次，審計準則為審計交易中的權利爭議提供了解決程序。在充斥著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具備有限理性特征的審計行為主體之間不可能簽訂一個能夠預測契約期內所有可能事件的完全契約。審計準則確定了解決爭議的程序，從而使各方在不終止合同的情況下尋求爭議的合理解決。

3.降低審計中的監督制裁費用

對于根據理性原則進行損益計算的審計主體而言，違反制度規則的凈收益必須超過由于這一行動而產生的凈成本。如果他們由于違反制度而受到制裁，那么他們就要把這種制裁帶來的損失納入到成本-收益分析中。

由于對聲譽的珍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審計主體即使是在“短視的自利”要求與審計準則的要求不相一致時，也會遵守審計準則，履行與之相關的審計協議，從而可大大降低用于監督制裁機會主義行為的費用。

（二）審計準則的變遷：制度變遷理論的解釋

國內許多學者贊同采用制度變遷理論解釋審計準則的變遷。[3]從制度創新的動力源泉與條件來說，新制度經濟學所提出的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力是經濟主體獲取最大的“潛在利潤”。制度變遷總的潛在收益大于變遷成本并不一定會導致制度創新，只有當制度變遷為權力集團帶來的潛在制度收益大于新制度的組織操作成本時，才是制度變遷產生的唯一途徑。[4]

制度變遷可分為兩種模式：一是誘致性變遷，二是強制性變遷。誘致性變遷是指審計準則的各需求主體從自身利益出發，對現存審計準則不滿意或者對新審計準則產生需求而發生的變遷；或者是指供給主體從其所代表的集團利益出發，當出現新的獲利機會時而發生的變遷。它具有漸進性、自發性、自主性的特征，完全可用成本收益比較模型和供求模型去解釋，創新者作為制度的供給者或生產者只不過是對制度需求的一種自然反應和回應。強制性變遷則是指現行審計準則的變更或替代不在于個人獲利機會的發生，而是通過政府命令或法律強制實行。它可以避免誘致性變遷過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車問題，同時也可以有效降低變遷成本。

（三）對上述觀點的評價

1.優勢分析

上述觀點的優勢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1）有助于從全新視角深化對審計準則的認識，提升審計準則研究的質量和深度

上述各種觀點從不同的經濟學視角闡述了審計準則的制定和變遷原因，使我們對審計準則的研究跳出了傳統的“就審計準則論審計準則”的局限性，突破了單一學科范圍的束縛，實現了跨學科、多角度觀察和分析的目的，找到新的切入點，為審計準則的制定和變遷提供新的理論依據，使對審計準則的研究上升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

（2）揭示了交易費用與制度選擇的內在聯系

交易費用理論指出，準則本身的設計、制定、實施與改革都是有成本的，進而指明對不同的制度、一種制度的不同設計，要不要建立相應的制度、要不要變革以及如何變革制度，都需要與交易費用的高低結合考慮。[5]此外，在準則的制定權力安排方面，交易費用理論也深刻指明某一種安排方式在任何領域費用都最低的情況是不存在的。理論的安排方式是尋找政府與市場結合與協調的支點，并且這種支點在不同經濟環境和經濟體制下應有所不同。

（3）揭示了交易費用與資源配置效率的內在聯系交易費用理論深刻認識到現實世界是一個正交易費用世界，明確指出審計準則存在的必要性，即規范現實實務，確保信息質量，維護產權利益，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4）借用了心理學的相關知識，使審計主體遵守審計準則的分析更加令人信服

交易費用理論在解釋審計主體會在違背原初始愿望——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條件下依然遵守審計準則中包含了對個體心理的分析，實現了審計學、經濟學和心理學的融會貫通，使分析更加具有人性化和說服力。

（5）指明了審計準則變遷的真正根源

制度變遷理論深刻揭示了審計準則的變遷是由其內部存在的各種矛盾引發的，明確了只有當通過準則創新可能獲取的潛在利潤大于為獲取這種利潤而支付的成本時，準則創新才會發生，才導致準則的變遷。這一理論挖掘出審計準則變遷的真正根源所在。

（6）合理解釋現實中“次優”制度被采納的原因

制度變遷理論分析了制度變遷和創新的難點或制約因素：（1）路徑依賴即現存制度安排的慣性特征；（2）創新的“時滯”，也就是說一方面現存制度安排限制了制度安排的演化范圍而且現存制度往往還有“殘值”；另一方面是說制度創新會導致復雜的利益調整，而且發明一個以前沒有的新制度需要時間和不斷摸索，同時人的有限理性、信息成本和意識形態等因素也會延緩制度創新；（3）創新者的認知局限；（4）創新制度的成本。由于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導致了“次優”方案被采納或者仍然維持原先的制度，而放棄了最優的制度變遷。

2.上述觀點存在的不足

（1）交易費用理論的解釋缺乏現實基礎

第一，交易費用觀中準則的制定能夠降低監督制裁費用的解釋，與我國實際不相符。我國目前審計信息質量偏低，審計報告的使用者無法根據其作出正確的決策判斷，導致投資、決策存在盲目性；同時，國家的處罰力度不足，沒有實現有效的監督和抑制作用，嚴重影響了我國的資本市場有效性，出現上市公司“圈錢”行為和“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和大量國有資產的流失。

第二，降低權力界定費用的解釋同樣存在與實際不符的問題。我國目前的民間審計存在嚴重的權責不清現象，審計人員為能夠承接業務而順從被審計單位指令的不良現狀比比皆是，這顯然是與權力界定清晰的分析是矛盾的。國家審計機關人手少，任務重，導致審計組組長負責制難以真正實施，不能對審計報告的真實性負責，嚴重影響了審計報告的質量。

（2）制度變遷理論無法明確解釋我國審計準則的變遷途徑

從制度變遷的途徑分析我國的準則修訂，我國的變動模式不能簡單的歸為任何一類。目前，我國的審計準則是由政府統一制定、頒布，形式上看來是強制性的制度變遷。但從其變遷的深層次考慮，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人們的意識形態和道德觀念發生了相應的改革，必然要求制定新的制度準則，以實現經濟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從而促進制度變遷的發生。此外，我國審計準則在制定過程中會聽取和征求有關審計人員的意見和建議，其制定準則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民主之上的。因此，我國的審計準則的制定變遷現狀無法通過制度變遷理論得到完美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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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央行中有人擔心2%的通脹目標實現不了，市場則擔心日元貶值的程度可能不足以引發出口的真正復蘇，而出口是日本曾經有過的唯一真正增長引擎。如果美元大幅升值，將導致進口成本上升，進而使得通脹率有可能突破2%這一目標。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利率將會大大升高，凸顯出“安倍經濟學”的核心矛盾：想要通脹走高和超低利率二者兼得是不可能的。

日本共同社評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未能給其政府的經濟增長戰略——即“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贏得巨大熱情，這可能會對經濟產生下行風險，一些日本分析家諷刺地將其稱為“安倍風險”。日本明治安田生命保險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小玉佑一說：“這一增長戰略缺乏具體的步驟。”他說，政府未具體闡述如何實現周五批準的這一戰略中確立的數值目標，其中包括在未來三年中，將商業投資總額提高10%，增至約70萬億日元，這是眼下最大的問題。

路透社稱，在6月9日的一次采訪中，安倍首相暗示，他將在秋季針對資本支出推出“激動人心的”稅收優惠政策。這將有助于企業增加投資與新招員工，考慮到明年4月日本消費稅率將由5%調高至8%，日本的消費型經濟若要保持增長，這些將是必需的。日本股市從11月中旬到5月底已經上漲了77%，近期日股遭遇拋售，看起來更像是上升過程中的停頓，而非表明投資者從根本上背棄了安倍經濟學。盡管如此，日本消費者要想將增值的財富消費一部分出去，股市不斷攀升是至關重要的。家庭若是不能打開錢包準備消費，則安倍經濟學政策難免遭遇嚴峻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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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單位：

主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出版周期：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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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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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6開

國際刊號：1002-8390

國內刊號：11-105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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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范圍：

創刊時間：1960

期刊收錄：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榮譽：

第三屆(2005)國家期刊提名獎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