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跨國公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汽車品牌

BMW(BavarianMotorWorks)寶馬、Mazda馬自達這些汽車品牌在譯名成中文時都用了一個“馬”字，在中國文化中馬是奮進的象征，象征前程似錦。因此，很多汽車品牌在翻譯成漢語時用“馬”完全是為了融合中國文化，這樣可以讓人產生好感，同時，古今中國都把財富稱為“寶”。這樣將“寶”、“馬”二字結合起來不但可體現中國交通工具的馬，而且可寓意該車主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是一個較好的譯名。LANDROVER(路虎)這個譯名很好。虎被稱為百獸之王，體現了該車的地位。古人認為，虎是“山獸之君”，是威猛勇武的象征，人們常借虎以助威和驅邪，保佑安寧。由此可見，翻譯成“虎”完全可以融入中國的古代文化之中。實際上將ROVER翻譯成“羅孚”才能體現這一品牌的真實含義。Rover是北歐的一個民族，由于羅孚民族是一個勇敢善戰的海盜民族，所以羅孚汽車商標采用了一艘海盜船，張開紅帆象征著公司乘風破浪、所向披靡的大無畏精神。但如果那樣翻譯就不能融于中國社會，因為很多中國人對羅孚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了解少。而將其翻譯為“路虎”對中國人而言就一目了然了，同時也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從以上轎車品牌的翻譯不難發現一個規律，即國際汽車品牌被翻譯成漢語都是采用音譯的同時在遣詞方面進行考量，是完全融于中國古今文化之中的，同時也結合了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體現中國的文化理念。

(二)飲料品牌

CocaCola這個品牌對于全世界人來說都不陌生。將CocaCola翻譯為“可口可樂”，體現了這種飲料的口感，這與中國幾千年的飲食文化完全吻合。中國數千年的飲食文化表現在色、香、味、形、滋、養。將Coca譯為可口首先就體現了中國飲食文化中的味。二體現了中國幾千年來的生活豐衣足食、幸福快樂的愿望。因此，可口可樂是一個完全融入中國文化的品牌譯名。無獨有偶，美國另一大飲料公司在進軍中國市場時將其品牌Pepsi翻譯為百事可樂。中國古漢語經常用“十”“百”“千”“萬”等整數表示約數。其中尤其以“百”最值得一提，因為這個字不僅可以表示約一百，如:;而且可以表示很多，如:百姓、百萬雄師;再者，還表示任意一個，如:百事大吉(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桃符獲罪》:“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百事大吉即一切順利、平安無事。因而將Pep-si翻譯為“百事可樂”也是從數千年中國文化中提煉出來的，是與中國文化密切相關的。從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的品牌翻譯中大家都可體會出這兩個國際品牌的根本出發點都是依賴中國深厚的文化積淀來影響人們的消費觀念，并由此為他們的經濟利益服務。

(三)化妝品和日用品品牌

AVON這個國際化妝品牌被譯為雅芳，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譯名。“雅”和“芳”這兩字經常被用作女孩的名字，而且這兩字都有深厚的文化歷史淵源。“雅”的含義有:正確;合乎規范。“芳”的含義有:對人的敬稱、美稱。LAUDER(雅詩蘭黛)、L’OR•AL(歐萊雅)、NIVEA(妮維雅)等。再看一下美國一個重要的日用品生產商———安利(Amway)。Amway被譯名為“安利”有很多優點。按照商務印書館《古漢語常用字字典》解釋，“安”有安穩、安定、安全的意思。而“利”的含義則為有利的、利益好處，合在一起的意思就一目了然了。“安利”這個譯語能夠向國人展示這種產品安全且有好處。NIKE這個國際品牌現在是家喻戶曉，NIKE原來是希臘神話中勝利女神的芳名，譯名中文為耐克，及表達了運動服裝應具有經久耐磨的特點，又包含了牽制克敵的寓意，這也與原來的勝利女神不謀而合，和符合中國的文化。成立于1887年的美國Johnson＆Johnson公司是經營醫療衛生保健品和護理產品，品牌名稱是公司創始人三兄弟的姓氏，但是在譯為漢語品牌名稱“強生“時，譯者考慮了品牌市場定位，增添了中國消費者群體積極認知的文化意義，易于產生美好聯想“強壯生命力”，和該公司的衛生保健和健康護理產品相聯系。法國的Brandy和英國Whisky，在世界范圍內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在中國市場上競爭力卻有很大差異，據統計前者的年銷售量達350萬瓶，而后者僅是前者的20分之一。主要問題在于中文譯名，Whisky的譯名威士忌很難誘發人們美好的聯想，反而容易使人望文生義為“威風的紳士都忌諱”，而Brandy的中文名稱“白蘭地”，給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間，在陽光明媚的春天，在白玉蘭盛開的地方暢飲名酒，這是一幅多么富于詩情的畫面啊!值得一提是，本文從品牌文化角度探討品牌名稱翻譯策略，并非意味否定從語言學出發研究品牌名稱翻譯的意義。但就品牌名稱翻譯而言，語言學派翻譯理論的成果最終還是要通過文化關卡的檢驗。

篇2

（1）優勢。

跨國公司擁有先進的現代科技和創新機制，這極大的有利于擴大他們在中國的發展空間。對于那些具有較強規模和資產的跨國公司，他們可以利用其品牌競爭力來沖擊中國市場。

（2）劣勢。

由于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異，導致中國復雜多樣的社會文化環境使跨國公司的本土化發展戰略面臨不利因素。

（3）機會。

中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當進入世貿組織之后，給跨國公司提供全世界最大的勞動力市場和最多的消費者，從而有利于他們獲取更高的利潤。

（4）威脅。

跨國公司正面臨著來自于中國的國內企業和外國的競爭對手的雙重威脅。由于很多國內企業已逐漸掌握了部分技術和管理經驗，使得使跨國公司不再占據競爭中的主導地位；而與國外競爭對手相比，大部分跨國公司都來自發達國家且依靠資本實力和品牌為依托，因此都擁有強大的競爭力。

2、中國復雜多樣的社會文化環境

著名人類學家愛德華•t•霍爾提出了“高語境文化”和低語境文化理論。高語境文化指包含在語言中的信息要低于低語境文化所傳承的信息，且大部分信息隱含在溝通過程中。因此，中國（高語境文化）和西方國家（低語境文化）在商務溝通中的價值取等方面都具有很大差異。

3、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政治監管和經濟風險壓力

跨國公司面臨著法律和貿易壁壘的限制。如根據反壟斷法，中國政府在2008年9月禁止可口可樂收購匯源果汁集團。在經濟風險方面，由于商標和版權的侵權問題日益嚴重使跨國公司不得不遭受利潤和公司形象的雙重損失。

二、根據中國環境和文化的戰略調整

1、文化敏感度確認及價值維度分析

跨國經理應意識到中西方之間巨大的文化差異，因此他們必須具有文化敏感度以及避免狹隘主義和種族中心主義。通過霍夫斯泰德的價值維度可以分析，首先，中國是一個高權力距離的國家，因此組織內的權利的等級制很明顯。但在西方國家，如美國和英國是低權距國家，因此上級和下屬之間地位是平等的。第二，中國是一個高度不確定性規避的國家，中國人民厭惡風險，因此終身雇傭制很常見。而西方國家的不確定性規避較低，人們愿意承擔更大的風險并從事流動率較高的工作。第三，中國作為高語境文化國家，更重視集體主義，因此，員工較重視成員間的相互交流。而在低語境文化的西方國家，員工之間的溝通非常少，員工更注重個人空間及個人主義的實現。第四，中國是一個高度的男權主義國家，這意味著女性的家庭觀念更重，而在西方很多女性從事高層次的工作并面臨更多的工作壓力。

2、建立基于中國文化的獨特的競爭機制和領導戰略

規避政治風險的本土化戰略：

（1）關系本土化。

在中國，“關系”是一個重要的社會資源，能幫助其贏得中國民眾和政府的信任。例如，大眾汽車公司是最早在中國開展本土化研發的汽車廠商，通過與中國政府的密切合作，將桑塔納打造成幾近100%的中國汽車。

（2）產品本土化。

產品本地化意味著跨國公司的主要產品都在中國生產或在本土采購原料，這有利于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最優合作伙伴關系和供應鏈體系。例如，家樂福，作為世界第二大零售商，原材料在當地的采購比例已經接近90%。

（3）人力資源本土化。

跨國公司發現當地的優秀員工和經理更易了解中國消費者的實際需求，如在2004年4月，摩托羅拉和諾基亞都將以往的外派高級經理調整為當地人，這在推動人力資源本地化策略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4）營銷本土化

隨著21世紀的到來，制造企業和經銷商之間的關系已經從純粹的利潤關系過渡到戰略共享的合作伙伴關系，如IBM和聯想之間的合作，聯想收購了IBM的個人電腦(PC)活動，同時IBM持有部分聯想的股票。通過這種方式，不僅IBM可以獲得更低的成本并通過聯想獲得在中國的銷售渠道，聯想也可以增加品牌認知度并拓寬發展空間。

（5）研發本土化。

跨國公司不僅給中國帶來先進的技術，而且也重視加強與中國的合作。例如，微軟、諾基亞、摩托羅拉和大眾在中國市場的成功都受益于技術研究的本土化。從1998年到現在，跨國公司在北京建立的研究機構已經達到了120家之多。

3、建立獨特的激勵政策和領導策略

如果跨國公司想在中國取得成功，他們必須調整其激勵制度和管理模式，因為激勵政策會影響人們的工作態度和行為。根據霍夫斯泰德的四個價值維度，中國是一個高權距的國家，因此經理和下屬之間應建立層級清晰的等級制；高不確定性規避使跨國公司應實行長期就業制來提升員工的安全感；集體主義說明人們更強調團隊合作的激勵機制；男權主義意味著應建立基于傳統分工的激勵機制。

篇3

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來看，環境污染直接受到經濟規模、經濟結構和技術的影響，污染排放與經濟規模和經濟結構重污染化同向變化，污染排放與環境技術反向變化。FDI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某種程度上的重污染化，因為外商在發展中國家投資一般以污染度較高的工業為主。發展中國家發展水平低，接受外商投資一般也就定位在包括大量重污染型產業的工業上，對于環境保護還沒有提到重要的位置。發達資本輸出國或地區利用FDI瘋狂從中國大量掠奪一些耗竭性資源(如開采礦石等)，或者集中投資于污染密集型產業，嚴重地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一些外商將在本國已經淘汰的高污染環境的技術和設備想方設法轉移到中國境內，造成了中國的環境日趨惡化。由于跨國公司的最終目的是獲得高額收益，因此，發展中國家在污染產品生產上的國際比較優勢也是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一個重要誘因。盡管中國政府也在不斷強化環境治理，十報告首次專門論述了“生態文明”的基本內涵和理念，首次提出了“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建設美麗中國。但是人們擔心的是外商投資企業的“污染轉移”問題并沒有解決，有的行業還很嚴重。如我國工業主要污染排放指標(工業廢水、工業廢氣以及工業二氧化硫)從1992年至今基本上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其中，工業廢氣持續增長，在1992—2010年間增長高達479%;工業二氧化硫排放在1992—2006年間快速提高，增幅達到69%，隨后出現緩慢下降，相對于1992年依然增長41%［5］。工業廢水在有效控制之后，排放基本保持不變，這凸顯了政策選擇對污染排放的有效性和重要性。沿海地區是中國加工貿易的重鎮，伴隨經濟的高速發展，其環境也日趨惡化。2002年國家環保總局的《典型區域土壤環境質量狀況探查研究》報告顯示，珠江三角洲地區近40%的農田菜地土壤重金屬污染超標，其中10%屬于“嚴重”超標。全國范圍內，遭受工業固體廢物危害與生活垃圾危害的耕地已經達到1000萬公頃，每年損失的糧食已經達到120億公斤。全國13億畝草原嚴重退化和沙化。全國七大水系均遭受污染，全國90%以上城市水域嚴重污染，有50%城市缺水。2014年4月17日，國土資源部和環保部聯合《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結果表明，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達16．1%，其中污染點位輕微為11．2%、輕度為2．3%、中度為1．5%、重度為1．1%。從土地利用類型看，耕地土壤點位超標率為19．4%、林地為10．0%、草地為10．4%。從污染類型看，無機型污染占比大，有機型相對次之，復合型污染占比較小。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標的主要原因是工礦業生產活動和農業生產等活動。近年來，跨國公司在華污染事件頻發，給中國經濟造成巨大損失。根據《2012跨國公司中國報告》:2006年6月33家在華知名跨國公司因環保違規違法而被國家環保總局曝光，主要有超標準排放廢水的上海松下電池公司、超標排放污染廢水的長春百事可樂公司、主體設施未驗收私自投產的上海雀巢公司，還有3M上海公司、德國諾爾起重機設備等公司。上述案例僅是在華跨國公司涉及環境污染問題的冰山一角。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以來，大部分高耗能和高污染產品基本由中國企業來生產，然后跨國公司進行內部貿易或者出口，而將污染留在中國，造成了我國部分地區的環境污染。

二、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造成環境污染的原因

第一，外商投資過度進入制造業是環境污染的一個主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FDI與引進制造業投資同步進行，外商對制造業的投資從1999年開始就不斷增加，在2004年和2005年時，制造業占比已經達到70%以上;之后，制造業利用外資占比處于下降狀態，到2012年降到43．7%(見表1)。從FDI在華的產業分布看，引進外資中大約有60%進入制造業，給外商帶來的88%的FDI工業增加值來源于污染密集型的產業，其中30%屬于高度污染密集型的產業［8］。從“三廢”排放量來看，制造業帶來的污染物排放量最大，其廢水排放量已經占到工業排放量的79%;廢氣排放量占到63．7%;廢棄固體物排放量占42．1%。從國際競爭態勢看，由于中國的制造業產品在國際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制造業生產擴張不可避免地造成污染的轉移。這也說明外商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并沒有整體上改善環境污染，或者技術外溢不足或者是技術吸收不足。當然，從表1中可以看出，制造業利用外資占全國利用外資總量的比重自2006年不斷下降，到2012年比重已經降到43．7%。這也反映出中國產業結構在不斷調整與升級，第三產業處于上升態勢，對環境污染程度的降低會產生積極的作用和效果。

第二，環境標準的國際差異性導致發達國家污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目前，國際上有《多邊環境協議》、《卡塔赫納生物議定書》和《蒙特利爾公約》等國際性的相關環境保護條約。然而，這些條約或者是單邊條約，或者是與WTO的有關規定相悖。在WTO的框架內，有關環境保護的協定尚不完善，更沒有如國際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那樣的協定對相關方面的明確限定與約束限定。制造業的輸出國基本都是發達的西方國家，而這些國家對環保標準的制定有嚴格甚至苛刻的限制，在具體的經濟活動中對于能耗高、污染嚴重等行業的懲罰相當嚴厲，開出的罰單動輒上億元。但中國對相關污染的外資企業開出的罰單僅為幾萬元或幾十萬元，外資企業通過污染生產獲得的收益遠大于遵守環境規制所付出的相關成本，根本起不到應有的懲罰作用。另外，發達國家主要依據本國的產業發展概況，以及國內的基本條件而制定制造業標準，他們不會過多考慮或者照顧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利益。同時，中國正處在工業化的中期推進階段，這就導致發達國家在其國內發展高污染制造業的成本不斷上升，迫使其只好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轉移制造業。當然，也有相當的外商投資企業利用中國與其母國的環境標準“壓力差”將污染轉嫁到中國。

第三，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觀，造成了地方政府間的惡性引資競爭，導致了環境污染的加重。1994年中國實行分稅制改革，地方政府必須獲得相當的財政收益，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和行政費用支出的需求。同時為了政治上的晉升極力追求經濟增長率。而要在“為增長而展開的競爭”中取得優勢，選擇“資本推動型”發展模式是一種最有效的方式，這就要求地方政府不斷地創造或者改善軟硬環境，以為招商引資創造條件。相對于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中國對資本的自由流動有嚴格的限制，地方政府為了加快經濟發展，就會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經濟權力，通過“放權讓利”的方式以盡最大可能獲得外資的審批權。這種基于對經濟資源最大化的不斷追求，刺激了地方政府追逐外資的利用規模和數量，造成了全國范圍內對外資引進的瘋狂追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傾斜式的經濟發展戰略形成了外資進入基本上從東南沿海地區向中部地區、西部地區逐步梯度推進的格局，然而FDI在華地域分布的失衡，又進一步加劇了中國內部區域經濟發展的失衡，東部地區面臨的資源環境壓力日益加劇。

從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地方政府基于提高經濟發展速度和取得顯著的“表面”政績之目的，往往不惜以犧牲環境保護為代價，突破環境底線，引進了一批技術水平低、污染高、能耗高的外資企業，結果使得本已脆弱的本地生態環境更趨惡化。特別是外資偏向于投資制造業的引資結構更是加大了中國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壓力。第四，大量“洋垃圾”進口到中國，造成國內環境污染。由于發達國家對環境污染的嚴格限制和巨大的懲罰成本，發達國家進行跨國垃圾轉移就成為他們處理污染的一種途徑和方式。其具體做法就是將產生于發達國家內部的大量工業與生活垃圾，特別是產生的有害廢棄物，通過各種方式轉向環境標準較低的發展中國家，這必然給進口垃圾的國家帶來巨大的環境問題。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也不斷遭受到洋垃圾進口的影響。洋垃圾進入中國的途徑主要有貿易、走私、捐贈等形式，對中國的環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其主要涉及工業垃圾與危險廢物垃圾等。來自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數據，2000年至2011年，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垃圾廢品交易額由最初的7．4億美元增加到115．4億美元，2011美國出口給中國的垃圾交易額占中國從美國進口貿易總額的11．1%，其總量僅次于從美國進口的農作物、電腦和電子產品及化學品和運輸設備等。更觸目驚心的是，全球每年產生5億噸各種電子垃圾，其中70%以各種方式流入中國。某種程度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已經發展成為全球電子垃圾的聚集地。

第五，高污染、高能耗和資源性產品出口產生的環境污染問題。高污染產品在中國主要是指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業、造紙及紙制品業、有色金屬冶煉壓延業、非金屬礦物制造業與化工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焦炭生產、消費和出口國，出口占全球貿易量的一半以上。然而中國的焦炭生產技術與工藝整體上落后于世界水平，技術落后的土焦占有較大比重，我們生產一噸焦炭就要平均排放大約一噸的廢水、廢氣和廢渣。隨著中國出口焦炭數量的增加，環境污染指數也在不斷上升。

三、提升環境質量的應對策略

第一，提升我國治污技術創新能力，加大先進治污技術引進力度。技術創新能力和水平是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對一個國家和地區環境污染的根本治理要依靠技術創新的突破。技術創新能力對環境的改善作用體現在:一是能夠有效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企業能用更少的資源消耗取得更大的產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環境壓力;二是治污技術的發展與突破可以大大降低治污成本，從而獲得有效的收益，有利于調動企業生產者的治污積極性;三是從環境監管視角看，檢測技術的進步能大大降低政府的監管成本。所以，從長遠和根本上看，環境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主要依賴于技術創新能力提高。發達國家具有成熟和先進的治污技術和產品，我們要促進我國環保產業的整體水平提升，就必須引進國際上已有的先進環保技術和設備。要用高新技術來改造環保產業，以提高環保產業的技術含量，解決我國污染治理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鍵技術，增強環保產業的市場競爭力，推動中國環保產業發展。要鼓勵引進國外先進的環保和清潔生產技術與科學的管理方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要完善政策引導，大力促進國內清潔生產與循環生產技術的不斷創新。

第二，調整引進外商投資的戰略定位，注重提升引進外資質量。在引進外資過程中必須遵循環保優先的原則，設立產業發展環保標準門檻，嚴把環境保護關，把能否節約資源和提高環境效應作為引資的標準，大力引進節能減排型企業。要健全和強化對外商投資企業利用外資的政策導向，加強對外商投資企業全程環保監管，要對具體的外資項目進行環保評估，并實行嚴格的生產審查制度和程序，嚴格限制水平低、能耗高、污染高的外資項目的進入。

第三，調整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領域，優化我國產業結構。針對外資過度進入制造業的現狀，我們必須改變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領域，應當限制其投入那些技術含量低的加工制造業，鼓勵其投向高技術含量領域和能夠帶動大量相關產業發展和就業增加的基礎產業。我國目前使用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將不同的行業劃分為鼓勵、許可、限制及禁止類，在未來的產業調整中要更多側重于環保因素，在限制和禁止類中添加調整部分污染嚴重的行業，從源頭上控制污染物的產生。在發達國家更加強化對高污染和高排放行業限制的背景下，基于環保理念，有選擇地引進外資并加大對高污染企業的監管和控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必然選擇，這將有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使中國經濟朝著“綠色發展”方向邁進。第四，加快完善吸引外資和環境保護相協調的法規和政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和環境保護方面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立法，這造成了利用外資過程中的監管漏洞。我國有關控制外國污染轉移的法律、法規主要有《固體廢棄物污染環境防治法》、《進出口商品檢驗法實施條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關于加強外商投資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的通知》等。涉及環境風險評估預警的法律法規主要包括:一部法律，即《環境影響評價法》;兩部國務院規范性文件，即《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和《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的通知》;5個部級文件，即《關于開展環境污染損害鑒定評估工作的若干意見》、《環境風險評估預警技術指南———氯堿企業環境風險等級劃分方法》等。由于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和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時的時代背景局限，上述法律法規面對現實環境存在各種漏洞，如技術性不強、檢驗標準不統一等問題，使得監管效率不高。

發達國家針對環境污染和保護方面的立法比較超前，法律法規比較完善。如美國在環境污染規制方面的法律法規主要包括大氣污染規制、水污染規制、噪聲污染的規制和固體廢棄物污染規制等。美國針對大氣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規有《能源供應與環境協調法》等;水污染規制法律法規有《聯邦水污染控制法》等;針對噪聲污染制定的法律法規有《噪聲控制法》等;固體廢棄物的規制方面有《固體廢物處置法》等。英國首都倫敦曾經被稱為“霧都”，這是英國長期工業化發展而沒有重視和有效解決環境污染造成的后果，基于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英國于1956年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清潔空氣法》，并逐漸實行了能源結構轉換，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倫敦的空氣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環境質量達到較為令人滿意的結果。倫敦環境保護的成功經驗在于有效的法律手段和科學的規劃與管理。我們要科學借鑒發達國家成熟完善的法律法規，充分結合中國的發展實際，制定統一規范有效的外商投資環境管理的相關法規。第五，加大環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推動環保產業快速發展。長期以來，我國對環保的投入占同期GDP比例始終不到2%。根據實踐和預測，如果要真正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一個國家和地區對環保的投入需要達到GDP的2%～3%。面對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國家已經或即將啟動大氣、水、土壤等領域的污染防治計劃。當然，這些計劃的實施需要大量的環保投入，其中僅大氣污染防治計劃的總投入預計5年就要達到1．7萬億元，年均3400億元，中央財政總投資2700億元。但實際上，2013和2014年中央財政累計投資只有150億元。

篇4

在一般意義上，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最基本動因是追求風險調整之后的利益最大化。進一步分析，則有四個方面的微觀動機：第一，生產要素導向。即以相對較低的經濟代價獲取自然資源、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第二，市場導向。即突破國界對市場交易范圍的限制，在國外拓展更大的市場空間。第三，效益導向。即通過公司內部垂直一體化或水平一體化的組織體系，促進合理化經營，獲得規模經濟效益。第四，規避風險導向。即將生產經營活動安排在不同國家，分散或規避可能發生的政治風險，獲取穩定收益。

英國經濟學家鄧寧以為，盡管收益最大化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始動力，但決定其具體投資行為的則是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企業的所有權優勢是指別國企業難以獲得的資產及其所有權，既包括對有形的原材料產地或生產技術的壟斷，也包括跨國公司自身有效率的組織系統，所有權優勢賦予跨國公司有益的交易成本或成本優勢，以此抵消其在海外經營的不利因素。內部化優勢是指跨國公司將其擁有的資產或技術加以內部使用而帶來的優勢，即跨國公司將擁有的資產或技術通過市場內部化轉移給國外子公司，可以比通過外部市場交易轉移獲得更多的利益。區位優勢是指跨國公司選擇國外安排生產經營活動，其所獲利潤必須高于國內生產再出口到國外市場所賺取的利潤。區位優勢不僅包括生產原料和生產要素價格、基礎設施狀況，而且包括市場規模和結構，以及文化、法律、政治等制度環境。

上述分析表明，跨國公司投資過程中的利益實現是其實施對外投資戰略的決定性因素，而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則對跨國公司的投資流向和規模產生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2.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戰略調整。進入90年代之后，由于國際經濟競爭日趨激烈，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戰略發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變化，表現在：

第一，投資目標的調整。跨國公司逐漸改變了以前單純利用國外廉價資源，搶占國際市場，轉移落后或污染型生產能力的投資方式，轉為以提高跨國公司國際競爭力為核心，更加重視對外投資的全球市場整體性和系統性。

第二，投資方式的調整。跨國公司的投資方式正由原來單一的股權安排方式逐步向投資方式多樣化轉變，目前跨國公司的主要投資方式包括股權式合資、非股權式合作、獨資、跨國收購與兼并以及國際戰略聯盟等，股權式合資長期以來是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主要方式，其優點是能減緩制度和政策障礙，有利于進入目標市場。但其前削弱母公司控制權的弊端十分明顯，因而投資成本和風險不斷增加。目前，跨國公司在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更多地是收購兼并的方式進行投資。而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更趨向于以技術授權、生產合同、設備租賃、合作銷售等非股權安排方式進行投資。

第三，投資來源的調整。隨著跨國公司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其原有的內部融資已不能滿足此要，在需基礎上產生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外部融資，即從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在國的金融市場以及國際資本市場獲取投資資金。外資融資的優點在于可以使跨國公司充分利用國內外資本市場擴大融資規模，分散融資渠道，降低籌資成本和減少風險。

第四，投資產業的調整。從70年代起，第三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就在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產業結構中呈上升趨勢。進入90年代之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產業重點已從傳統的資源開發業、初級產品加工業，向新興的高附加值產業、服務業以及基礎設施投資轉移，高科技產業、金融保險業以及基礎設施投資正在成為跨國公司新的投資熱點，導致這一產業重點轉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新技術革命不斷深入的背景下，高新技術領域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跨國公司只有加大這一領域的投資，才能搶占“制高點”，在未來激烈的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其次，金融、保險、商業等第三產業經營范圍廣、投資回收期短，跨國公司擁有比較優勢，有利于其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再次，基礎設施不是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日益受到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并且以大幅度放松國家控制的方式吸引外資進行建設和改造，從而使之成為具有穩定的潛在投資盈利機會的產業。正因如此，跨國公司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表現為迅速增長的勢頭。

總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戰略已經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我們必須以此為基礎制定和調整相應的政策，以期在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方面取得更大的進展。

二、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現狀與障礙

1.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的現狀和特征。跨國公司對中國大規模的進入和投資，不僅直接緩解了我國建設資金嚴重不足的現實矛盾，而且帶來了國外先進技術，促進了我國支柱產業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區域經濟的振興及繁榮。在一定意義上，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富有生氣的新的增長點。盡管我國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步伐逐漸加快，已經成為促進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從總體上看，跨國公司主要投資于沿海地區的趨勢仍未從根本上改變，直至目前，西部地區利用外資尤其是大型跨國公司投資的比重仍然較小，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拉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還十分有限。

1999年，我國西部地區引起外資項目累計1.7萬個，占全國總數的5.01%，合同外資金額255.9億美元所占比重為3.87%，實際使用外資99.1億美元，所占比重是3.22%。

除此之外，西都地區引進外資特別是跨國公司投資還表現出如下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特征：

(1)投資規模較小。由于受投資環境制約，跨國公司雖然進入西部的產業領域包括從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到資金，技術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的各個方面，但平均投資規模普遍較小，產業帶動能力比較有限。1999年西部地區單位利用外資項目的投資規模為139萬美元，比全國平均180萬美元低22.8個百分點。

表11999年我國西部利用外資情況（單位：億美元）

地主名稱項目數比重合同外資比重實際投資比重

（％）（％）（％）

全國總計34153810066137174110030763071100

四川省51111.507189491.172741640.89

重慶市27080.793690420.602004500.65

貴州省13680.401554980.25397370.13

云南省18530.542522700.41841660.27

200.101263-3-

陜西省29820.875352880.872757530.90

甘肅省13030.38935680.15393810.13

青海省2000.06246510.0419680.01

寧夏自治區5560.16397880.06111150.04

新疆自治區9440.28966070.16350560.11

資料來源：國家外經貿部統計資料

(2)產業結構趨同。現實表明，跨國公司在西部地區的投資主要集中于食品、飲料和商業零售業，即便對西部地區而言，這些產業本身業已處于相對飽和狀況，市場競爭十分激烈。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的大規模進入，將因投資結構趨同而對西部地區已有的產業構成巨大的競爭壓力和市場沖擊；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對西部地區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數量還十分有限。從長遠看，跨國公司在西部地區投資結構的失衡必然導致產業結構的失衡，從而給西部地區經濟的良性發展埋下隱患。

(3)技術梯度較低。跨國公司在西部地區的大多數投資項目均為勞動密集型企業，缺乏先進技術作為支撐。即使是這些較低層次的加工組裝企業，關鍵技術和關鍵零部件也大都留在投資者國內，中方企業很難形成完整的產業體系，更不能掌握先進的工藝技術。因此，跨國公司對西部地區的投資項目普遍技術梯度較低，由此導致利用外資與引進技術脫節成為帶普遍性的矛盾。

(4)區域內部分布不均。從外資在西部地區的總體分布及結構看，區域內非均衡分布的矛盾同樣突出。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四川、重慶、云南、陜西4個省市，1999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83.4億美元，占西部地區99.1億美元的84.2%。而、青海、寧夏三省區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僅為1.3億美元，所占比重為1.31%。

2.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的主要制約因素。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實現從區域梯度發展戰略向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大轉變，中央政府對西部地區投資力度的有效增大，各種優惠政策的顯著傾斜，將給廣大經濟增長滯緩的西部地區帶來巨大的歷史機遇，同時也將對推進跨國公司更大規模地投資西部產生十分重要的積極影響。

應當看到，我國西部地區自然資源富集，比較優勢突出，具有良好的開發前景。并且擁有龐大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和高質量的科技隊伍，生產要素成本相對較低。此外，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滯后，消費構成偏低，可開發的市場潛力極為可觀。因此，西部地區客觀上存在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一系列有利條件。但對吸引跨國公司投資而言，潛在的有利因素如果不能得到包括社會、經濟、法律等方面內容在內的良好的投資環境配合，其吸引效應不可避免地會被削弱乃至抵消。從西部地區的現實考察，跨國公司的進入和投資主要面臨如下障礙因素：

(1)體制障礙。從總體上看，中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時期，尚未建立起健全的市場經濟和法律規范，經濟活動中還存在大量的非市場行為。比較而言，西部地區的體制表現得更為突出：一是政府行政干預大量存在，項目審批環節繁瑣，不僅使成本增大，而且外資企業往往因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難而無所適從。二是機構林立、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管理范圍和權限混亂，以各種方式損害外資企業利益以謀取私利的現象十分普遍。三是國有企業比重大，其機制僵化、包袱沉重，難以成為利用外資的主體，不能與跨國公司開展多種形式的經濟和技術合作。

(2)政策障礙。綜合而論，西部地區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政策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在投資領域上，要求跨國公司的投資只能局限于一個項目或多個項目，抑制了跨國公司系統投資。同時由于電信、金融、外貿、交通等服務業還沒有開放，為跨國公司綜合服務的能力不高，限制了跨國公司的投資深化；在控股上，某些產業或者產品規定中方控股的政策抑制了跨國公司投資先進技術的積極性和可能性；在產品銷售上，要求跨國公司將一部分產品銷往國外的規定，使跨國公司必須讓出部分海外市場銷售其產品，擠占了跨國公司的市場，增加了邊際成本。在外匯上，要求跨國公司自行平衡外匯，盡管我國取消了經常項目下的外匯管制，但是資本項目下的外匯管制依然存在。在國產化上，要求跨國公司必須實行一定程度的國產化率。這些準入條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跨國公司的投資，此外，西部地區對跨國公司的政策歧視現象也不同程度存在，實行以國民待遇為核心的公平政策，是當今全球經濟發展中引進外資的通行規則，但西部地區這方面同樣存在一定差距，比較多的情況是對外資企業先用優惠政策引進，然后以不同手段進行利益擠壓，使之不能在公正和公平的環境下平等競爭。

(3)市場體系的障礙。與東部地區相比我國西部地區市場體系發育滯后的矛盾相對更為突出，一方面是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結構單一，功能不全，另一方面是市場監督機制弱化，無序競爭現象嚴重，這種狀況往往使對市場網絡有著很高依存度的跨國公司處于窘境之中，不論是原材料采購還是產品銷售都會面臨種種難以預料的困難。更應重視的是，西部地區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盛行，許多地方為保護自身利益而進行地區和部門封鎖，形成市場分割，進而對跨國公司投資產生限制性的消極影響。

(4)基礎設施系統的障礙。由于西部地區經濟基礎薄弱，投資能力有限，加之地形地貌復雜多樣，致使其交通運輸和郵電通訊等基礎設施系統長期落后，構成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瓶頸”。國際經驗證明，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選擇并非十分注重政策的優惠程度，而是立足于投資的長期性和系統性目標，對以基礎設施系統為主的投資環境有著相對更高的要求。因此，落后的基礎設施系統無疑是西部地區制約跨國公司投資進入的主要因素之一。

(5)人力資源的制約。盡管西部地區剩余勞動力資源眾多，成本低廉，可以為跨國公司投資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充足的生產要素基礎。但同時必須看到，西部地區勞動力資源普遍素質低下，不能滿足跨國公司對具有較高技術素質的熟練勞動力的需求。不僅如此，西部地區高級管理人才更為稀缺，供給與需求錯位的矛盾相當突出，這也從人力資源方面構成了影響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的制約因素。

三、跨國公司投資西部：政策選擇

綜上所述，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全面實施，為充分發揮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的潛在優勢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跨國公司更大規模投資于西部地區的外部條件已基本成熟。就現實而言，首要的任務是必須對西部地區鼓勵跨國公司投資的政策措施進行必要的調整和創新，卓有成效地克服經濟、社會、法律等方面的制度缺陷，創造更加有利的投資環境，促進西部地區引進跨國公司投資取得重大突破，更充分有效地發揮其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

概括而論，加快西部地區引進跨國公司投資步伐的政策選擇，應包括如下幾個重要方面：

1.通過深化體制改革完善投資軟環境。應當進一步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減少環節，提高效率，有效改善對跨國公司的管理和服務。要保持相關政策的公開透明，堅決杜絕對外資企業的亂收費、亂檢查和亂攤派現象，切實保障其合法權益。對一些已經表現出不適應性的調控措施，如國內融資限制、國產化要求、出口比例要求、外匯平衡要求、技術轉化要求等，應當依據WTO的有關規則及時進行修改。此外，還應進一步規范和簡化對外商投資的審批程序，對于國家鼓勵的投資項目應盡快改審批制為登記制或備案制。

2.積極穩妥地擴大西部地區市場的對外開放。應當結合中國加入WTO的總體要求和西部地區的現實狀況，進一步向跨國公司開放投資市場。對于已經試點或具備條件的領域，如商業、外貿、民航、電信、旅游資源開發、金融、保險等對外開放要積極推進；對教育、衛生、城建、咨詢服務、建筑等領域如何引入外資也要認真一一進行探索。在農業、環保、電力、石油、天然氣、公路、城市基礎設施等方面要積極鼓勵并引導外商投資。

3.制定新的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優惠政策。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沿海地區之所以能夠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資，主要是得益于國家長期推行的對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目前，應當結合國家對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取向，制定新的優惠政策吸引跨國公司前來投資。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比較優勢明顯，以資源換資金、換技術是吸引跨國公司投資的重要選擇。因此，應當在土地使用、資源開發、產業發展等方面為跨國公司提供更加優惠的政策，并且要高度重視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以明確的法律規范形式予以利益保護。應在西部地區已經設立和升級的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和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基礎上，有選擇地設立經濟特區，促使其首先發展起來，然后以點帶面，輻射周邊地區，進而帶動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

4.以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引進跨國公司投資。根據西部地區的現實情況，引進和利用跨國公司投資應當逐步由過去的全面吸納轉變為有選擇、有重點的吸收，必須通過引進外資促進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推動西部地區的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

——發揮資源優勢，培育特色產業。西部地區在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時，首先應鼓勵其投資于水能開發、礦藏資源深加工、石油天然氣開發等具有絕對和相對比較優勢的自然資源開發領域，培育有競爭力的資源加工體系。同時，要制定更加優惠的政策，鼓勵投資于農業項目和環境保護項目，促進西部地區形成特色農業和強化生態環境保護。此外，西部地區擁有獨特的旅游資源，也應將其作為鼓勵外資進入的重點產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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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全部擁有。通常是指母公司全部擁有或擁有子公司95％以上的股份，此時子公司即為跨國公司的獨資公司。對于跨國公司來講，獨資子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可以直接掌控，能夠完全實施跨國公司的整體戰略，避免合資等方式引起的矛盾與沖突，并獨享超額利潤。但由于現在世界各國民族主義情緒強盛，當地市場情況變幻莫測，因此獨資子公司承受的風險較大。

二是部分擁有。通常是指母公司擁有子公司股權在5％一95％之間。按照具體擁有股權的多少，還可分為多數股權形式，通常為股權的50％一95％；對等擁有，即母公司與合伙人各擁有子公司50％的股權；少數股權形式，通常為股權的5％一50％。在部分股權擁有下，跨國公司能充分利用當地合伙人的資源和優勢，而且更容易被當地政府和人們所接受。但是部分擁有時雙方容易產生矛盾和糾紛，也不利于跨國公司的統一控制和協調。

三是非股權安排(契約經營)。通常指母公司不擁有，或只擁有子公司5％以下的股權。非股權安排方式往往被視為股權安排的特例。在該方式下，跨國公司往往通過如特許授權、特許經營、合同制造等方式實現海外經營。該方式風險比較小，而且使得跨國公司在股權參與受限制或不被允許的情況下，仍能參與當地的生產經營活動。但對跨國公司來說，實施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最小。

二、跨國公司選擇不同股權安排的因素

(一)東道國方面的因素。

1．政治因素。主要指東道國政府的政局是否穩定，當地的民族主義情緒如何等。如果東道國政局不是很穩定，而且當地民族主義情緒比較高漲，那么，跨國公司往往不會考慮獨資的方式，而更傾向于合資或非股權安排方式。

2．經濟因素。包括東道國的信用度，對跨國公司投資的政策規定，當地合伙人情況等。東道國信用度包括東道國是否存在金融抑制，貨幣穩定情況怎樣。當地合伙人情況主要看其是否具有當地市場、營銷渠道、融資能力、與政府的關系等方面的優勢，看其與跨國公司的經營目標和理念是否一致等。

3．社會文化因素。主要指東道國的語言，人們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及對外來文化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等。一般來說，東道國與跨國公司母國的社會文化差異越顯著，跨國公司越不會選擇獨資的方式。

(二)跨國公司自身的因素

1．競爭優勢。當跨國公司具有工業產權與知識產權優勢時，一般會選擇在東道國建立獨資經營企業，既能保護其新技術和產權，也可以獲得新市場帶來的超額利潤。反之，若轉移到東道國的技術、產品已相對過時，往往不太會考慮獨資的方式。如果跨國公司擁有在東道國從事經營所必需的主要資源，就不太會選擇跟別人分享股權的方式；如果以利用當地的資源為主，那么大多會采用合資方式。

2．全球戰略目標。若跨國公司以增加對東道國經營環境適應能力和進人當地市場為戰略目標的話，往往會傾向于選擇合資經營或非股權安排方式，以充分利用東道國當地合伙人的優勢；有些跨國公司期望能在全球實施統一的調度和控制，避免不同市場之間的沖突，此時往往會傾向于全部股權或多數股權形式。

3．跨國管理的經驗。如果跨國公司在海外一直傾向于某種方式如獨資經營，在這方面具備了大量豐富管理經驗的管理人員，那么其在新的東道國的股權選擇上也會傾向于原來的方式。而在同一個東道國，也存在著管理經驗的漸進積累過程。隨著對東道國制度、政策、文化、市場等進一步了解，跨國公司會逐步減少對當地合伙人的依賴，并傾向于提高股權比例。

4．歷史傳承。不同歷史文化背景的跨國公司也會表現出對股權的不同偏好。比如美國的跨國公司一直以來比較偏好建立擁有全部股權的子公司，以利于其獲得控制關鍵的決策；而日本或歐洲的跨國公司則更注重人際關系及互助合作，往往會采取合資經營等方式。三、跨國公司海外經營的股權策略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于2004年以《商業周刊》全球1000強跨國企業為主，對其2O05—2O07年在華的投資趨勢進行了調研。筆者以這個調研的部分數據為主，對在華跨國公司的股權安排選擇進行實證分析(若無特別說明，數據均來源于此)，以下簡稱“調研結果”。

(一)跨國公司初人東道國的股權安排

一般在初入東道國時期，跨國公司如果更為關注的是爭取良好的經營環境，獲得有利的資源條件等，那么比較理性的選擇應該是合資或非股權合作模式。從成本角度考慮，由于是初次進入東道國，由經營環境的不確定帶來的外部風險成本明顯比較大，因而選擇合資或非股權合作有利于跨國公司分攤這部分成本。對于東道國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來說，由于政府對外方股權占比限制一般比較嚴格，而且市場發育相對不完善，因此，合資或非股權合作經營更有利于進入東道國。“調研結果”顯示，跨國公司在嘗試進入中國階段，通常采取“介人性投資”，即象征性地與中國企業共同出資，參股比例較低，且不占經營主導權。這充分顯示了跨國公司“限制了最初進入的風險，以后的擴張或者終止投資取決于合資企業的經營業績或者其他戰略動機”。

(二)進人東道國之后的股權調整

1．增加股權直至獨資的策略。出于統一、協調其經營戰略的有效性及獲取更大的投資收益考慮，對于原非股權安排項目，跨國公司傾向于將契約中約定的權利如版權、專利、商標權、技術訣竅等折合成股本投入，從而取得少數股權或多數股權，成為合資經營甚至是獨資經營模式。“調研結果”顯示，經過嘗試進入之后，在華投資中，跨國公司的獨資、控股、實質性投資比例將增加。在影響跨國公司繼續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時，政策的連續性和兌現度則成為首要因素。部分產品供應行業在特定地區的聚集對行業的規模擴張起到了積極作用，形成了吸引其他供應商、成品制造商進入該地區的良性循環。同時，“調研結果”還顯示，在生產投資方面，有57％的跨國公司投資傾向于獨資新建，高于37％的與企業合資的比例。

2．減少股權直至資本退出的策略。減少股權直至資本退出，是跨國公司保護既得利益以及最大限度避免繼續損失的重要保護策略。從跨國公司角度來看，可能出于以下原因：(1)經營效果未能達到最初的預定目標；(2)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發生了變化；(3)與當地合資方矛盾重重；(4)獨資企業引起當地民族主義情緒問題等。從東道國的角度來看，可能在政治、經濟或文化因素等方面出現重大變化。此時，跨國公司就會減少現有股權份額，或者是撤出全部投資，出售、清算在東道國的資產。

四、結論

綜上所述，股權安排是跨國公司實現其海外經營目標的一個核心策略。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東道國和跨國公司相關的各種因素均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因此，股權安排也處于動態的調整之中。分析跨國公司在華股權安排變動情況，可以發現：

第一，在眾多影響因素中，政策的連續性和兌現度是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區位選擇的最重要因素。對此，各級政府應予以高度重視，在具體操作中要確保政策制訂和實施的一致性。

第二，東道國其它因素影響相對不明顯，主要緣于以下原因：一是中國政局的穩定，而且隨著中國政府切實履行加入世貿的承諾，各種限制外資進入的政策法規逐漸取消，從而為跨國公司的進入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二是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政府和市場的邊界進一步合理、明晰，政府的行政干預逐漸減少，而傾向于通過宏觀調控來防止經濟過度波動，通過完善市場規則來促進企業之間的有序競爭。三是經過多年來的對外開放，跨國公司對中國的社會文化已經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

第三，正確看待部分行業在特定地區的集聚。產業集群的存在，一方面能吸引相關外資的進入，形成良性的循環，但也促進了原有跨國公司增加股權以至獨資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產業集群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跨國公司撤資的障礙與機會成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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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聶名華．境外投資股權參與方式的選擇[J]．國際貿易問題，1999(4)．

[3]商務部研究院管理咨詢部．2005—2007年跨國公司對華產業投資趨勢調研結果[J]．海峽科技與產業，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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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公司

環境污染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強，國際直接投資日益活躍，作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載體——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愈益深廣。跨國公司在經濟發展、產業升級、技術轉讓、管理體制改革以及就業方面起到積極作用的同時，對我國的環境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環境的影響

由于跨國公司在母國的生產受到政府和環保主義者的限制，環境成本正在朝著內在化方向發展。所謂環境成本內在化，是指將環境成本納入到生產成本之中，體現資源的稀缺性及污染付費原則。環境成本內在化在各國有權制定本國環境標準的情況下，使各國環境標準存在差異、環境成本內在化程度存在差異，企業在不同國度和地區生產同樣產品，所承擔的環境成本不同。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及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的環境標準成本要高，由此必然引發直接投資主體——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尋租”活動。即將資本從環境標準高、環境成本內在化程度高的國家和地區撤出，投向環境標準低、環境成本內在化程度低(實際上是一部分環境成本外部化)的國家和地區，以獲取源于環境成本差異的“租金”(超額利潤)。因此，在東道國經濟增長的背后，是環境惡化的代價。跨國公司大量開采能源，把發展中國家作為“污染避風港”，將污染嚴重、耗費量大的生產制造部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

還有一種觀點是“污染光環”論。持這種論點的經濟學家認為，受國內較嚴規則管制的外國企業所使用的新的清潔技術以及環境管理體系向東道國擴散。由于跨國公司在母國內要面臨更嚴格的環境標準以及政府、社會、消費者的環境要求，跨國公司相應的具備更先進的環保或污處理技術。跨國公司在向東道國投資的同時，不僅能改善資源的使用效率，還可以通過技術外溢、知識擴散，來解決東道國本土企業的污染問題。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考慮，跨國公司這種“污染光環”的做法，正是達到帕累托最優。跨國公司的投資活動給東道國帶來的正面影響，在于它促進了東道國經濟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國民對環境標準的要求提高。跨國公司在投資過程中，通過技術轉讓、資金投入促進了東道國環保工業和技術的發展，推動了國家之間深層次、廣泛的環保合作，這對實現東道國的可持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

二、跨國公司影響環境的效應

GrossmanandKrueger提出了經濟活動通過三種效應影響環境：規模效應、結構效應以及技術效應。類似的，跨國公司對環境污染的效應也分為三種：規模效應、結構效應以及技術效應。一方面，生產和消費的增長(規模效應)會導致更多的環境壓力，例如自然資源的使用和污染物向環境(空氣、水和土壤)的排放；另一方面，結構變化和技術效應提供了增加材料和能源生產的新的可能性。全球化對環境的結果依賴于這三類效應的綜合變化。

(一)規模效應

因經濟發展和經濟活動而對環境產生的影響就是“規模效應”。隨著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的增加，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在污染系數和生產結構一定的情況下，由于生產規模擴大使用大量資源，并帶來大量的廢棄物，經濟增長對環境的規模效應應當是負的。但是規模效應究竟有多大，要取決于研究定的環境要素。

事實上，一些實證研究表明，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環境污染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增加的。也就是說，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回加重環境污染。當經濟發展到某一程度的時候，環境污染將會逐漸減少，這就是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茲曲線，它說明了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一種“倒U型”的曲線關系。規模效應究竟對環境產生正面還是負面的效應，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經營戰略及其所產生的經濟格局。由于缺乏足夠的數據和有效的分析工具，很難對跨國公司的環境規模效應得出定論。

(二)技術效應

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直接或間接地給東道國帶來了先進技術。先進的技術使得生產效率提高，同樣的產出使用更少的投入并排放更少的污染，對環境的危害更小。除技術轉移外，外國投資者還會給東道國帶來積極的技術外溢，仿效跨國公司的技術、雇傭跨國公司的技術職員，以及提出一些必要的條件(比如更高的環境標準)等。而東道國廠商能否效仿跨國公司的技術通常取決于東道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嚴格程度。

(三)結構效應

結構效應指跨國公司通過投資影響東道國的經濟結構，進而對東道國的環境產生影響。結構效應與由于資源使用方式改變而帶來的各種經濟利益之間或者各經濟體內部的調整有著密切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跨國公司投資加速東道國經濟結構的變動，進而對東道國環境所產生的結構效應被認為是積極的。跨國公司的投資加快了東道國專業化分工，東道國更依賴于自己的稟賦優勢參與國際競爭，從而推動東道國經濟結構的轉變。經濟結構的轉變使東道國的產業結構由污染嚴重的第一、二產業為主導向污染較輕的第三產業為主導轉變。正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發生的狀況一樣，跨國公司的投資為東道國的環境帶來巨大的改善。從環境的角度看，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服務業的投資，產生的經濟結構變化是積極的，對東道國環境的影響是正面的。有研究表明，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結構從第一產業轉向資源處理，向輕工業、服務業轉變，帶動了環境質量的提高，而服務業也將從環境的改善中獲益。但是由于每一種服務業對環境影響各不相同(例如，金融業和航空運輸業)，所以必須要做更多的量化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結構調整對環境的作用。

三、跨國公司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努力

一般來說，美國或歐洲的跨國企業對環境保護的要求普遍高于發展中國家廠商的環境保護標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2000年6月修改了跨國公司的指導方針，明確指出跨國公司必須遵循高標準的環保規則。由于跨國公司的母公司可以經由國外直接投資的途徑直接監督投資于東道國的分公司，所以跨國公司的海外分公司及其相關企業會因所在國不同而面臨不同的環境保護標準。一旦跨國公司的某一海外分公司發生環境爭端，就會影響到整個跨國公司的商譽。所以跨國公司已經無法規避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

目前，國際上大多數的跨國公司都在公司內部制訂了保護環境的原則和方針，對東道國也作出了相應的環境保護和治理污染的承諾，并且不少跨國公司已經付諸實踐，比如美國的道化學公司、日本的NEC公司等國際知名的跨國公司已經明確提出在東道國要普遍采取母公司的環境標準。歐盟國家也開始要求所屬跨國公司不僅要在歐盟內部，而且在海外投資時都要采取母公司的環境標準。此外，在我國投資的其他跨國公司雖然沒有采取母國的環境標準，但其環境保護意識較高。這些跨國公司把先進的污染防治技術、環境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帶到我國，在我國的環境保護領域起到了示范帶頭作用，并通過技術轉移和技術外溢的手段更新了我國本土企業的環境技術，提高了他們的環保意識。

技術的創新和擴散，以及快速的技術改進，有力地促進了節能環保事業。高效的使用自然資源，能夠不斷降低能耗和污染強度。清潔技術越來越有效地解決各種環境問題；市場的力量能夠矯正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嚴重的價格扭曲，有效防止資源過度利用，大大降低資源退化的風險，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環境收益。全球化的趨勢下，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投資，大大強化了技術和市場的力量，這是一種更為革命性的力量。它使一國在開放的條件下更有效地利用全球的技術、資源、資金和管理，加速經濟轉軌，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從而有助于形成一種能源高效利用、低環境損害的經濟發展模式。其機理在于：由以原料為基礎的高污染的傳統制造業向以知識為基礎的無污染或低污染的服務產業轉移；促進清潔技術的廣泛傳播和使用；減少貧困和與貧困有關的環境負效應；為支持環境投資創造外部資源。通過這些方式，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使經濟增長同產生污染及消耗資源分離開來，進而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通過刺激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FDI，可以轉移環境敏感技術，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工具。除了鼓勵發展中國家中更多的FDI，跨國公司集團還希望聯合國制定高標準的全球環境規則。很明顯，這對于環境是有利的，但是也可以認為這僅僅是為了提高跨國公司的全球實力。它會淘汰當地產業和較弱的跨國公司，因為只有擁有大量財富的跨國公司才有達到環境法規要求的資本資源。

有時跨國公司的環境保護行為卻是被動的。當跨國公司認為自身的生產和投資對實現公司的利潤最大化目標很重要時，它們就會在環境保護方面表現得積極。這些跨國公司也許有關于環境、健康、安全的部門，但是這些部門可能僅僅是提出了“良好的實踐的聲明”，而不是達到實踐的具體目標和行動。在這樣的跨國公司內部，環境保護的管理戰略仍然處于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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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擔心并非多余。國家工商總局公平交易局反壟斷處調查發現，美國微軟占有中國電腦操作系統市場的95%，瑞典利樂公司占有中國軟包裝產品市場的95%，美國柯達占有中國感光材料行業至少50%的份額，法國米其林占有中國子午線輪胎市場的70%，芬蘭諾基亞、美國摩托羅拉等跨國公司占有中國手機市場的70%，美國思科占有中國網絡設備行業市場的60%。如果這種情況得不到改觀。實力雄厚的外資企業，特別是跨國集團極易壟斷行業市場，從而損害國內產業發展和消費者利益。

筆者主要分析跨國公司投資進入，對我國市場結構的影響以及在市場結構變遷過程中跨國公司的競爭行為變化。

一、我國市場結構的變遷

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推動了我國的市場結構的改變。在外資進人之前，中國市場是高度分散的競爭性市場。企業數量眾多，規模小，行業集中度低。而在跨國公司進人的初期，由于其具有競爭優勢，在其進人的行業一度壟斷市場，甚至獨占了市場。但隨著競爭對手的大量出現，市場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少數幾家跨國公司壟斷市場的局面被逐步打破，市場成為相對分散的競爭性市場。

1.從高度分散競爭性市場到寡頭市場

(1)市場集中度的變化。到目前為止，我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79一1991年為第一階段，其后為第二階段。在第一階段，跨國公司投資以新建投資方式為主。由于我國的經濟結構完整、部門比較齊全，因此跨國公司進人初期一般都會降低集中度。在第一階段進人的FDI主要投向了紡織、成衣、玩具、加工工業、消費類電子工業等行業。由于這些行業在我國實際上是競爭比較激烈的行業，在跨國公司進人之后，短期內降低了市場集中度，促進了競爭。如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家電企業依靠提供技術、轉讓生產線與中國剛剛起步的家電企業合作，最早進入中國家電市場。在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家電企業憑借產品的耐用、優質、精美等特性在中國市場形成良好口碑的機遇，紛紛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合資企業。這些企業的建立與為數眾多的中國家電企業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使市場集中度已經較低的家電行業進萬步降低了市場集中度再如，世界輪胎巨頭美國固特異公司和韓國錦湖集團進人我國輪胎市場時的生產規模平均只有500萬條左右，而當時國內輪胎行業已經有了5000多萬條的生產規模。他們的進人只會降低我國輪胎市場的集中度，促進竟爭。

但是，隨著跨國公司在中國站穩了腳跟，在資金、規模、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逐漸顯示出來。其產品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市場占有率也節節攀升，其中不少已經處于壟斷地位。大量中國本土企業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敗下陣來，或轉行或破產或被兼并，市場集中度又發生了變化。在跨國公司進人的一些行業，市場已經趨向獨占或寡頭市場。再以輪胎行業為例，2001年3月，國內輪胎行業的龍頭老大、世界排名第18的上海輪胎橡膠集團投靠法國米其林。從此輪胎這個長期被視為戰略物資的行業主導權將轉移到外方手中。有專家預計，在2008年以前，米其林、固特異、普利斯通三大輪胎行業跨國巨頭將占中國輪胎市場80%的份額。我國的半導體工業基本上被跨國公司控制。1998年上半年，8個“三資”企業的銷售額占了88%，其中日本的NEC就控制了中國50%以上的半導體市場。作為國家支柱產業之一的汽車行業，跨國公司的滲透已經無處不在，國內市場上有競爭力的企業幾乎都有跨國汽車巨頭的背景。大眾、通用、本田、雪佛萊等實際上已經控制了中國汽車業的命脈。2000年前，僅大眾就占據了中國轎車行業60%的份額。而通用汽車在進人的五年內，其市場份額就上升到了15%。在信息通信領域也存在類似情況，摩托羅拉、微軟、英特爾、諾基亞、西門子、阿爾卡特、朗訊等跨國巨頭通過擴大在中國的投資以及興建研發中心，既奪市場又搶人才，從而進一步鞏固了它們在中國市場上的主導地位。柯達、富士等跨國巨頭在感光材料行業的壟斷地位更是牢不可破。此外，零售、快餐、制藥、日化、石化等領域，歐美日跨國集團近年來紛紛加大在中國的擴張步伐，進一步蠶食中國同行的領地。

(2)進人壁壘的突破。進人壁壘是反映市場結構的主要特征之一。反映市場中現有廠商對潛在進人者的阻擋能力。由于跨國公司擁有的規模經濟和專用性資產構成了很強的競爭優勢，因此一些學者認為，進人壁壘對跨國公司的阻擋并不具有實質性作用。他們認為，跨國公司憑借競爭優勢，并通過競爭策略和競爭行為的安排，可以實現對東道國進人壁壘的突破。在我國市場上這種情況比較明顯。雖然我國在一些產業上已經形成了較強的生產能力，如紡織、家電等。但大多數產業生產能力還比較弱，而且單個企業的規模相對較小，技術水平比較落后，差別化優勢不突出，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上經濟性進入壁壘的突破沒有遇到太多的障礙。

跨國公司憑借規模優勢。占據了有利的市場地位。我國鋼材生產總產量世界第一，超過日本和美國，是韓國的三倍，法國的五倍。1998年，日本新日鐵、韓國浦項兩家鋼鐵公司的銷售收人分別是216億、97億美元，而我國的首鋼和寶鋼兩大鋼鐵公司的銷售總額之和僅為53億美元。我國發電設備的產量居世界第五位，是世界上少數能制造大型發電機組的國家之一。能夠生產60萬千瓦機組的哈爾濱動力集團是最大的國內動力集團，1995年產值30億元人民幣，而美國通用動力1994年的營業額為647億美元。有數據顯示，2002年，三資企業的平均產值規模是國內同行業企業平均水平的1.64倍，平均資產規模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38倍。其中，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飲料、金屬制品、普通機械、專用設備、運輸設備等行業，三資企業的產值和資產規模與全國同行業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大。規模上的明顯優勢決定了外商投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競爭時，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克服行業的規模壁壘，獲得有利的市場地位。

跨國公司通過大量的廣告投入和促銷活動，逐步克服中國市場上的差異化壁壘。在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前，我國工業制成品尤其是日用消費品雖然已經擁有了一些名牌產品。但大多數企業的商標保護和品牌競爭意識并不強，品牌運作手段陳舊，不少企業甚至在合資時將原有品牌和商標低價甚至無償出讓給外方。湖北的“活力28"洗衣粉)、北京的“熊貓”(洗衣粉)、上海的“美加凈”(牙膏)、廣州的“浪奇”(洗衣粉)等日化品牌原本有著很高的市場認知度，但與跨國公司合資后，在外方擁有控制權的情況下，外方按照跨國公司的發展需要部署在華品牌戰略，將產品定位在高檔，即使保留本土品牌，也將其價格提高，導致本土品牌原有的消費人群流失。這種“品牌謀殺”色彩的戰略令本土品牌迅速在市場上銷聲匿跡。相反，跨國公司則極其重視品牌效應，不僅在合資企業安排自己品牌產品的生產和宣傳，而且還積極嘗試品牌當地化。寶潔公司僅在洗發水方面就有海飛絲、飄柔、潘婷、沙宣等品牌。2004中央電視臺廣告招標會上，寶潔公司競標黃金段位，一出手就是176億元，成為日化行業中的央視廣告“標王”!

跨國公司投資企業的技術優勢明顯，我國國內行業的技術壁壘在其技術優勢面前沒有絲毫阻擋作用。有關調查顯示，跨國公司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明顯高出國內同類企業，與母公司相比，使用先進技術的跨國公司投資企業占被調查企業的比例達到了42%，使用比較先進技術的占45%。與國內企業相比，使用填補國內空白技術的跨國公司投資企業占被調查企業的比例達到了65%，使用先進技術的占35%。

在跨國公司憑借其自身競爭優勢，實現了對經濟性進人壁壘突破的同時，我國對外資市場準人等政策性壁壘也出現了逐步弱化的趨勢。加人WTO后，中國對外開放進人了新的階段，除了個別涉及國家安全的戰略產業之外，其他市場逐步向外資開放。而且，國家在外商投資方式、股權比例和出口比例等方面的限制也越來越少。加上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了各種優惠政策，進一步強化了跨國公司競爭優勢。因此，跨國公司進人中國市場的非經濟壁壘也很容易就被突破了。

(3)對規模經濟的影響。在對外開放的環境中，跨國公司來華技資參與國內市場的競爭，由于其資本實力雄厚而中國的市場規模巨大，因此在中國的投資規模巨大，一般來說都達到了最小有效規模。中國的國內企業與跨國公司相比，在規模上、跨行業、跨地區和跨國經營的產業范圍上，很難與跨國公司相抗衡，跨國公司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所帶來的各種優勢。目前我國在鋼鐵、煤炭準工、建材、彩電、紡織品及很多日用品等主要產業都已經名列世界前茅，但不相匹配的是我國單個企業的生產規模太小，綜合優勢不強，其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的運用，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必然會因為力量薄弱而居于下風。我國最大的軟件集團沈陽東軟公司2002年的銷售總額為20.7億元，僅相當于Microsoft公司2002會計年度銷售額280.053億美元的1.02%。在跨國公司不斷沖擊下，國內企業以及政府部門探刻地認識到了面對世界巨無霸所帶來的殘酷市場競爭，只有打造自己的“航空母艦”才能與跨國公司相抗衡。跨地區、跨行業的收購兼并以及由政府行為主導的國有企業重組都實現了快速的規模擴張。如三大石油公司和三大航空公司的組建迅速地提高了企業規模，增強了企業的競爭力。

2.從寡頭市場到相對分散的競爭性市場

(1)競爭主體的變化與市場集中度的降低。上世紀90年代后期，出于對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和良好贏利前景的預期以及市場準人的逐步放松，大量跨國公司紛紛搶灘中國。跨國公司對華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跨國公司已經成為中國市場重要的參與者。隨著大量跨國公司的進人和國內本土企業的發展，行業的競爭程度不斷增強，并引起了市場結構的又一次大轉變。先以轎車行業為例。隨著通用、豐田、本田、馬自達等汽車大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擴大和國內一汽、二汽的加大對國有品牌汽車的支持以及華晨、吉利等民營汽車企業的興起，中國轎車市場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以前大眾一支獨秀的格局被打破了。2002年轎車市場CR1為25.6%，比2001年下降了7.1個百分點，CR3為53.4%，下降了6.6個百分點，CR4為61.8%，下降了5.9個百分點。手機市場也是如此。上世紀90年代后期，摩托羅拉公司首先在天津投資2.8億美元，建立獨資的移動通信企業，幾乎壟斷了中國的手機市場，隨后諾基亞、愛立信、松下、索尼、阿爾卡特、西門子等跨國公司的進人開始擠占摩托羅拉的市場。就在國內手機市場幾乎被外資壟斷的時候，國內手機制造商開始發力，波導、TCL,廈新等手機品牌的市場占有率迅速上升。競爭加劇使得中國移動電話市場品牌集中度開始下降。從賽迪顧問的統計數據上看，2003上半年，中國移動電話市場前三名銷量份額為45.1%，比2002年市場前三名銷量份額下降6.9%}廈新、康佳、東信和科健等國內廠商也進人銷量前十名，再加上進入銷量前五名的波導和TCL，國產手機品牌已經在中國手機市場上擁有了較大份額。隨著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其他競爭對手的大規模進人和中國國內本土競爭對手力量的壯大，不僅單一或極少數跨國公司壟斷中國市場的情況已經成為過去，就使整體跨國公司想壟斷中國市場也難以實現。

在中國加人WTO后，電信、金融、能源、旅游、煤氣和公用事業等行業逐步提高對外開放的程度，外資進人的門檻越來越低。跨國公司在這些行業的投資增長較快。跨國公司進人后勢必削弱了這些行業中內資企業的壟斷地位，促進了行業競爭主體的多元化，增強了這些領域的競爭程度。

(2)重構進人壁壘。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直接投資金額較大，一般在短時期內是不容易收回的。因此跨國公司一般在東道國市場會有較長期的戰略目標。為了阻止其他競爭對手(不管是來自東道國還是第三國)的進人和確保自己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地位，跨國公司需要對其進入的市場重筑進人壁壘。首先，跨國公司重構規模壁壘。由于大跨國公司紛紛來華投資以及國內市場競爭力日劇，跨國公司紛紛加大在華投資，通過收購、兼并、合資等方式迅速擴大規模，在較短時間內形成了內資企業很難達到的規模水平。其次，構筑技術壁壘。跨國公司為保持技術上的領先地位，積極開展研發活動。20世紀90年代末，跨國公司掀起了在我國進行R&D投資的。微軟、摩托羅拉、寶潔、聯合利華、杜邦、英特爾、諾基亞、松下等世界500強跨國公司相繼在華成立了研發中心或宣布了大型的R&D投資計劃。再次，構建差別化壁壘。日化用品、家電、移動通訊、食品、快餐等行業的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在廣告促銷方面投人了巨額費用。如前所的跨國公司并沒有太大壓力，而對其中國同行來說實際是構筑了相當大的壁壘。

二、跨國公司競爭行為的變化

1.從價格壟斷到價格下調

在獨占或寡占市場下.市場上鮮有競爭對手，跨國公司往往將價格定位于高端，價格壟斷是跨國公司獲取壟斷利潤的慣用手法。如背投彩電市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2001年前長虹還沒有開發出第三代背投彩電的時候，東芝、索尼等外資品牌占據了背投市場兒乎百分百的份額，價格也是高高在上，2001年背投的價格在1.8萬元以上。

隨著中國市場結構的變化帶來的競爭加劇，多數跨國公司在華長期堅持的高價位產品價格戰略也隨之變化。先以汽車為例，大眾汽車的“普桑”在富康、夏利等車型的“威脅”下價格持續下降。從1998年到2001年三年時間價格下降了近40%。手機市場也是如此。1999年以前，摩托羅拉、愛立信等少數手機品牌壟斷了中國市場，手機價格奇高.是少數人才能消費的高端產品。而1999年放開手機牌照以后，進入中國市場的手機生產商不僅有來自國外的更多的跨國產商，還有波導、TCL,廈新、康佳、科健等為數眾多的國內新進人者，手機價格也持續降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少數人的消費品:日化品市場也存在同樣的現象。1998年寶潔碧浪超效洗衣粉(第2代)400克裝市場全年均價7.99元，1999年碧浪超效(第2代)400裝全年均價6.14元，到2000年底，碧浪超效(第2代)400克裝市場價已經低到5.16元，三年時間，產品價格下降了35%，而同期國內大致相同質量的洗衣粉價格僅下降了不到8%。

篇8

二、跨國公司企業公民行為指標體系的設計

1.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1）科學性原則。由于企業公民是企業社會責任與利益相關者、可持續發展等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與發展，企業公民行為評價指標選擇與設置上要考慮科學性原則，準確與完整地體現企業公民所體現的內涵與外延范圍，全面反映企業公民相關內涵與理念。（2）層次性原則。企業公民行為評價指標的選取要盡可能地全面反映跨國公司治理過程體現的思想與行為，其層次性與涵蓋面要盡可能全面，在涉及經濟、社會、道德與自然等方面要具備協調性、完整與層次清晰的指標體系。（3）可操作性原則。企業公民行為評價指標的設計要保證數據可操作性與方便性，指標含義要科學與清晰、計算口徑與內容要一致、核算方法要統一，保證評價指標比較結果的合理性、客觀性、公正性與簡便性。（4）系統性原則。企業公民行為評價體系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應能夠全面并綜合體現跨國公司治理過程中的各項權利與義務，指標的選擇要能全面反映與經濟、社會、環境、道德慈善等相關的行為特點，體現企業行為對利益相關者的影響效果。

2.評價指標體系理論框架及設計現代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以經濟責任為核心，忽視了企業法律、社會、道德與環境保護等責任，并且過去的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僅強調其責任行為，忽視了企業公民權建設。由于跨國公司具有最高的決策中心與完整的決策體系，強調分公司協同發展與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其公民行為建設不僅體現社會責任的熱點，還注重強調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因此，跨國公司治理反映了公民權利，是公司對所有權、生產經營管理權與使用權的支配與使用，強調要考慮與公司發展及治理過程相關的一切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因此根據跨國公司發展情況以及國家提出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理念影響下，構建一套適合在華跨國公司企業公民行為建設評價指標體系具有科學性，有著重要的理論及實踐意義。企業公民行為評價指標體系如表2。（1）企業公民經濟行為的評價指標根據跨國公司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權利以及為企業股東創造利潤的義務，實現公司財務價值效益最大化，因此，跨國公司企業公民經濟行為可以從企業價值、股東權益與經營管理三方面進行設計：一是企業價值，該指標主要通過衡量一個企業發展過程中體現的價值與潛力來體現，包括企業總資產報酬率、每股收益、資金價值比率、管理效能提升貢獻度等指標；二是股東權益，該指標主要通過衡量企業股東收益與價值來體現，包括股東權益保障、凈資產收益率、財務報告是否真實可信等指標；三是經營管理，該指標是通過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體現的行為與結果，包括企業納稅狀況、獲取利潤、罰款支出總數、制定企業生產與管理準則等公民行為標準技術創新等指標。通過跨國公司企業公民經濟行為指標的衡量，反映跨國公司在公司治理過程中體現的企業價值行為，以“經濟人”身份去行使生產經營權利等，追求企業股東利潤價值最大化與利益相關者利益最佳化的協調。（2）企業公民社會行為的評價指標跨國公司企業公民是經濟社會見識與發展的重要構成單元，是社會化與經濟化的企業，不僅具有經濟屬性，還具有社會屬性，在公司治理過程中需要考慮企業發展密切相關的員工、合作伙伴關系等利益相關者的權益。該類指標可以從員工權益、合作關系與法律責任三方面進行設計：一個是員工權益，該指標主要通過衡量企業員工在企業發展過程中是否得到企業的保證與支持，反映企業勞動力價值觀，包括社會保障情況、職業發展情況、人權保護情況、企業創造就業崗位年增長率等指標；另一個是合作關系，該指標主要通過企業與消費者、供應商等利益相關者的關系來體現，包括利益相關者投訴次數于質量管理體系建立與運行情況等指標；還有一個是法律責任，該指標主要反映企業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履行法律責任狀況，包括企業公民行為或社會責任報告、遵守法律與規則制度等指標。跨國公司在經濟建設與追求企業價值的過程中，不僅要扮演“經濟人”責任，還要扮演“社會人”的角色，不斷開展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建設，以多方面身份角度贏得公司利益相關者各方面的認可，從而促進公司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3）企業公民道德行為的評價指標跨國公司從傳統古典經濟學目標出發，為了實現組織的利益，其建設層次需要不斷提高，不僅要在經濟、社會等行為開展建設，還需要更好地履行道德與慈善責任，以“道德人”的身份贏得社會的尊重與支持。該類指標可以從公司社區活動與慈善活動兩方面進行設計：一方面是社區活動，該指標主要通過衡量公司對社會貢獻價值與參與社區治理活動，在物質與經費等方面上進行投資支持，包括社會貢獻價值、社區治理情況等指標；另一方面是慈善活動，該指標主要通過公司經營管理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慈善捐款數量與慈善捐贈形式是否豐富與多樣性，體現跨國公司企業公民道德行為是主動還是被動行為，包括慈善捐款比率與慈善捐贈形式多樣性等指標。只有把企業的發展納入到社區與社會大系統中發展，樹立企業良好形象，在中長期發展中不斷塑造公司的形象與品牌，建設與提高公司核心競爭力，讓廣大消費者更好的吸納企業產品與服務，實現大社區和諧發展，才能從長遠保證企業價值的實現。（4）企業公民自然行為的評價指標現代跨國公司的競爭力與影響力等已經超越了一般企業的特征，公司發展不斷呈現全球化與一體化趨勢，公司的發展也逐漸改變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與資源使用型特點，不斷體現技術型特點。因此，跨國公司在為大股東追求與創造利潤最大化的基礎上，更要從戰略角度考慮公司長期發展，與公司相關利益相關者的訴求，不斷履行環境、資源保護責任與其他責任，以“自然人”身份實現公司與自然生態系統、人類社會等可持續協調發展[6]，注重資源、環境效益與效率。該類指標可以從環境保護與安全管理兩方面進行設計：第一方面是環境保護，該指標主要反映企業在經營管理過程中體現的環保發展戰略，包括環保投資經費、產品或服務是否環保型、企業環境保護規劃和細則建設情況、環保經費增長率、能源節約率等指標；第二方面是安全管理，該指標主要通過企業在經營管理中體現企業公民行為責任是否到位來體現，包括安全事故發生率、安全生產制度建立與落實、開展安全生產教育等指標。跨國公司企業公民自然行為是社會與企業健康協調發展的重要責任，對公司向高層次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實現了保證。新時期，國家不斷提出與完善“生態文明建設，優化產業結構，可持續健康發展”等理念或精神，對跨國公司企業公民自然行為給予明確的發展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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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起步較晚。從總體上看，大多數企業尚處于跨國經營的初級階段。經營方式包括了商品出口、勞務出口（及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直接投資等方式。據統計，到1998年底，中方海外投資存量63.3億美元，在全球的比重微不足道。中國企業跨國經營呈現出以下特點：

1、行業與區域分布

目前，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活動涉足160個國家和地區，投資涉及的行業從初期集中在貿易方式發展到資源開發、生產加工、交通運輸、工程承包、醫療衛生、餐飲旅游以及咨詢服務等領域。從行業分布看，中國在海外投資的行業依次為貿易、資源開發、生產加工、交通運輸等。

從地區分布來看，呈現兩個特點。一是大量涉外企業集中在港澳、東南亞、獨聯體等相鄰國家和地區。原因是地理位置和人文的相近，相對而言風險較小，開拓市場比較容易。其次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低級階段，比較優勢尚不突出，投資與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鄰近國家和地區往往更容易使比較優勢得到發揮。二是歐美發達國家所占比重近年明顯增長，且占了相當大的比重。這也反映出發達國家成為發展中國家東道國地位重要性日益增強。（見下表）

1998年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區域分布（含港澳地區）

地區投資額（億美元）比例（%）

我國港澳地區35．959

北美洲8．914

大洋洲4．57

亞洲3．76

歐洲3．25

非洲3．15

拉丁美洲2．54

2、跨國投資的主體結構

目前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的主體有四類。

（1）外貿專業公司和大型貿易集團。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直屬的外貿專業公司和大型貿易集團，如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中國電子進出口總公司等。這些貿易大公司的優勢是長期從事進出口貿易，逐漸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海外市場網絡，掌握熟練的營銷技巧，有靈通的信息系統，穩定的業務渠道，融資便利。這類貿易性大公司是中國企業海外經營的主力

（2）生產性企業或企業集團。如首鋼集團、海爾集團公司、格蘭仕集團等著名企業。此類大型生產性企業從事跨國經營的優勢是，有外貿經營權，有相對成熟的生產技術和一定的研究與開發能力，在國內有龐大的生產基地和銷售網絡。這些大企業跨國投資一般都是避開國際大跨國公司的鋒芒，在國際市場的不同部分，技術的不同層次，生產的不同工序，產品的不同類型上向國際市場滲透。這些企業的跨國經營戰略大多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提出，并逐步實施的。由于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市場、管理等方面都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因而這類生產性企業集團的海外經營起步雖晚，但正以較快的發展速度向海外擴張。

（3）大型金融保險多功能服務公司包括中國銀行等五大專業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遠洋運輸集團公司等。這些公司資金雄厚，提供專業化服務，有良好的信譽，經營規模較大。

（4）中小型企業。主要是鄉鎮企業、國有或集體所有制中小企業。這些企業數量多，投資規模小，經營品種單一，但在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中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而且近年來發展迅速。

二、中國公司國際化的路徑和戰略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國際上有實力的跨國公司林立，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道路并不平坦，以什么方式發展壯大自己？與國外跨國公司在國際舞臺上共舞，出發前，該如何尋找好切入點？出征后，應怎樣不斷調整，在競爭中保持和發揮自己的優勢？是中國企業國際化道路上需要不斷思索的問題。

企業實施跨國經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其經營擴展的區域也是從一個國家到幾個國家再到全球的過程，在跨國經營的發展歷史中可以清楚的看到這一點。對于很多中國企業來說，雖然跨國經營是自覺或者不自覺的選擇，但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進行有效的、長遠的戰略規劃是在國際市場的長期競爭中獲勝的重要基礎。戰略主要涉及組織的遠期發展方向和范圍，追求在理想狀況下，是資源與變化的環境，尤其是市場與消費者或者客戶相匹配，以達到企業的經營目標。即使規模達不到，但先有目標與戰略規劃，仍是非常重要的。戰略失誤不僅會導致國際成長目標難于實現，而且還可能導致企業經營陷入重圍。

企業國際化經營與對外直接投資的初始位置，基本決定了該企業跨國發展與全球戰略形成的路線、策略和行為。也就是說，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初始位置不同，基本決定了跨國發展與全球戰略在路線、策略、行為等方面的不同。企業國際化經營與跨國發展的位置是由企業所處行業國際競爭狀況和企業自身技術自主程度所決定的。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進入國際市場比較晚，我國的跨國公司開始國際化時，其行業的國際市場中已充滿了跨國公司，并且這些企業的核心技術主要是從外國引進的，基本屬于后發展型跨國公司。因此我國企業在跨國經營動機方面，普遍重視技術和信息的獲取；在組織形式方面，較多的采用部分股權；在跨國經營的區域選擇方面，往往優先選擇與本國的“相近性”較大的國家和地區，這種“相近性”包括地理上的和經濟文化等方面。

1、進入國際市場的地區選擇

中國企業的國際化之路，目前已經有兩種模式凸現出來：一種是以海爾為代表的“先難后易”式；另一種則是以TCL為代表的“先易后難”式。

海爾是國內最早開始國際化的企業之一，也是在國際上影響力最大的中國家電企業。海爾一開始即把目標對準了美國、意大利等歐美發達國家，試圖以美國、意大利等發達國家成熟的市場經濟、激烈的競爭來鍛煉自己并得到成長，并希冀這些高難度市場的成功能夠帶動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的成功。海爾的國際化策略對它的品牌形象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海爾模式客觀上要求企業必須具備強大的品牌影響力和產品創新力，因為只有品牌和產品才是支撐市場的最銳利武器。另外，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往往是品牌意識非常強的群體，新品牌進入之初很難被消費者認可與接受，這就決定了發達國家市場開發需要一個漫長的周期，客觀上要求企業必須具備雄厚的資金實力，要能承受得起暫時的挫折乃至一定時間內的虧損。

日前有證券分析人士對海爾國際市場的資本研究后發現，海爾在國際市場上的現金流可能是負數，這也就更加確認了對于一個采用“先難后易”模式進入國際化的企業來說，它必須承受得起“陣痛”。美國的《商業周刊》曾刊文《海爾的艱難國際化之旅》，對海爾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市場上的艱難探索進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下兩個結論：海爾，較索尼、松下、惠而浦、GE等國際品牌形象來說，有一定的差距，目前僅僅是占據了發達國家的低端市場的一部分份額；另一點是，海爾的研發還有一定距離，這些國家的市場是一種成熟的市場，對于市場的細分需求是很關鍵的，這要求企業不斷推出滿足個性化需求的產品和個性化的市場群體。

對于中國的大多數企業來說，采用海爾模式的投入巨大風險也相對較大。因為美國、意大利、英國等國家是當今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其技術力與產品力都遠遠超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一個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向最發達國家輸出技術與產品，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事實也是這樣，中國企業真正在美國市場取得成功的還不多。當然，換個角度來說，像海爾這樣的中國企業進入美國這樣的市場也有其便利的一面：這些國家的市場秩序非常成熟，非市場因素對企業的干擾很少，只要企業具備真正的實力，這樣的市場開發起來反而相對容易一些。

TCL模式與海爾模式恰恰相反，是典型的“先易后難”模式。TCL先從與中國文化背景比較相近的東南亞國家著手，比如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然后一步一步向發達國家擴張和滲透。TCL彩電經過3年的拼搏，在越南市場已經做到第二位，僅次于索尼。在菲律賓市場，TCL彩電成長也很快。聯系最近TCL收購德國彩電企業施耐德一事，表明TCL向更大范圍擴張已經初顯端倪。

像TCL這樣模式的企業在國內家電業比較多，比如說海信、榮事達等。這種模式的風險相對來說比較小，而益處顯而易見：第一，釋放了其強大的產能過剩的壓力，更加突出規模經濟，彌補國內市場的相對需求不足。第二，中國企業國際化最大的障礙，是缺乏國際化人才以及對國際貿易規則的了解。這種方式能夠使中國企業積累國際化經驗，儲備在全球經營的國際化人才，熟知國際化規則等。第三，進退方便。避免其大規模的投資和企業資源的浪費。從目前TCL的情況來看，效果比較理想。2001年，TCL出口創匯達到7.16億美元，2002年前7個月達到5.69億美元，預計全年將超過10億美元，成為國內國際化效益最顯著的企業。這種模式有點像爬樓梯，一步一步往上攀，越攀越高。但是，這種模式也存在著較大的弊端：其一，對于這些第三世界國家和東南亞國家來說，日本產品占據著其高端市場，國內企業只能占據中、低端市場，而這些國家里中、低端市場的利潤空間非常低，在一段時間里，甚至是賠本賺吆喝。其二，由于進入的是發展中國家，對這些有望進入國際品牌的企業的品牌形象來說，有一定弱化影響。不管是這些市場的不發達還是在這些市場所占據的位置來說，不利于其今后進入歐、美等發達國家。

仔細研究這兩種國際化之路，結合世界制造業產業轉移的戰略特點可以看出：像索尼、松下、惠而浦等企業跟海爾的國際化模式很類似，都是先入主發達國家市場，而一些處于成長性的企業則跟TCL的模式很類似。也就是說，海爾模式更適合于成為世界跨國公司的戰略，而TCL模式則更適合于準備打持久戰的企業。

2、中國企業國際化路徑選擇

低成本擴張，境外收購、合資、獨資建廠，進行境外加工貿易是當今世界上跨國公司盛行的投資方式和跨國經營方式，也是發展最快、最有前途的方式。這種方式的優點在于變產地為銷地，有利于突破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迅速形成規模，降低成本，擴大品牌影響力，直接開拓目標市場。

根據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企業獲取優勢的最基本戰略有兩種：低成本和差異化。我國企業在進入國際市場時一般都不掌握核心技術而難以搞產品差別化，因而大多數都會選擇低成本戰略以成長。當企業以規模經濟行為基礎實現低成本優勢時，往往會選擇海外發展，以進一步實現規模經濟性，在我國的企業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行業如電子、食品、紡織服裝等很大一部分都是以這種模式成長為跨國公司的。所以先以規模經濟實現低成本優勢，在跨國發展成為我國跨國公司的成長的主要模式。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企業應當是海爾集團，1984年組建時規模很小并虧損，90年代中期成長為中國最大的家電企業，具備了低成本優勢。1996年起在海外建廠，東南亞、美國、西亞、北非、歐洲都有海爾的足跡。規模和范圍是相輔相成的，規模是產品的規模，范圍是經營的范圍，這兩個在戰略管理中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雙方都帶來各自的積極性，也就是能帶來規模經濟，范圍能帶來范圍經濟。追求規模目的，主要是通過大的規模形成規模經濟，更好的降低成本。海爾就因此獲得更大的規模經濟，增強了低成本優勢，也使原在國內的售后服務和品牌優勢擴展到國際范圍。但是低成本擴張的戰略并不一定是和所有的中國企業，這個模式的特征是必須在全球獲得規模上的優勢，要遠遠大于競爭對手，才有可能整合全球市場。但是不同的行業，其成本結構是不一樣的。對于電器行業60%是制造成本，還有品牌、渠道等方面的成本，所以只有像海爾這樣得大公司才比較容易利用這種方式取得成功。而對于產品差別性比較小，品牌要求比較低的行業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作為集裝箱行業的中集集團通過整合國內市場，在采購、生產、運輸上獲取巨大的成本優勢，然后再整合這個行業，進軍國際市場。現在已經占有全球集裝箱市場的46%。另外東道國的地理位置和國內環境也會對跨國公司的成本造成影響。所以中國企業在利用低成本優勢進入國際市場時要考慮多方面因素，以更大的把握實現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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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決跨國公司文化沖突的途徑———文化融合

（一）文化融合的動力機制

企業經營的目標就是獲得最大的績效。跨國公司作為一種特殊的企業其出現和發展的目標同樣也是獲得最大績效。但是跨國公司內部由于多元文化導致了文化沖突的出現。而文化沖突對績效管理的影響是具有兩面性的，我們要在繼承發展其積極影響的同時減少或摒除其消極的影響，這就要求公司內部文化要實現融合，文化融合是解決跨國公司文化沖突問題的有效途徑。總結起來本文研究的文化融合的動力機制是企業績效。

（二）文化融合的過程

跨國公司不僅涉及到不同的企業文化，而且還涉及到不同的民族文化，這在無形中增加了跨國公司內部文化融合的復雜度，因此有效的文化融合不是簡單地用一方文化改造另一方文化，或強加給另一方，而是要在兩種文化中間找到互相兼容的切入點。通過切入點，不斷強化兩種文化在核心價值觀和目標愿景層面上的融合性和在非核心層面上的兼容性。通過文化的接觸階段、文化沖突階段、文化滲透階段、文化融合階段四個步驟，可以幫助更好的認識跨文化的影響，實現文化融合。

三、解決跨國公司文化沖突提升企業績效的策略

跨國公司內部的文化沖突嚴重影響企業績效，文化融合使其得到有效的緩解，并為提升企業績效創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為了更有效的提升跨國公司的績效，本文提出了文化認同、建設高績效文化、實施本土化管理等具體措施。

（一）文化認同策略

跨國企業文化認同的推進是一項將企業根植于新的市場的長遠工程，在這個過程中，只有發揚自身文化精髓、吸取文化精華、取長補短、揚長避短，選擇適合自己的企業文化管理模式，才能使企業在新的市場區域中更具生命力、凝聚力和競爭力，才能真正溶入當地社會，取得可靠的文化認同。

（二）建設高績效文化

在實現文化認同的基礎上，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建立高績效文化來提升企業績效。高績效文化是一個多層面互動的有機體。公司績效的提高必然伴隨公司經營業績的增長和企業實力的增強。而一個實力雄厚的企業必然能夠為員工提供更優厚的薪酬、創造更多的培訓和晉升的機會，從而推動個人績效的進一步提高和職業發展。這一良性循環的建立就是高績效文化的重要標志。跨國企業可以通過下面的模式來推進高績效文化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