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生態系統理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2大黃石生態系統管理的體制適應性

2.1管理機構

大黃石地區的聯邦土地在行政區劃上由國家公園管理局、野生動物局、土地管理局和國家森林局共同管理，前三者隸屬于美國聯邦內政部，而國家森林局隸屬于美國聯邦農業部[7]。1964年，國家公園管理局和國家森林局2個部門通過“理解備忘錄(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達成共識，合作共管大黃石地區，并成立了大黃石協調委員會(GreaterYellowstoneCoordinationCommittee，簡稱“GYCC”)。之后，美國野生動物局和土地管理局分別于2002年和2012年相繼加入GYCC。GYCC作為大黃石地區生態系統管理的協作平臺，每年召開一次會議，會上四大政府機構官員與當地利益團體、商業團體、非政府環保組織和科研工作者共同商議區域生態系統管理事務。大黃石地區的生態系統管理的相關組織機構和利益團體及其相互關系如圖1所示。大黃石生態系統的分析評估、決策機制、項目實施等事項通過委員會進行統籌協調，各部門力圖找到交叉的任務，尋求共同管理大黃石地區資源的機會。其任務是：1)提供公眾服務和維持大黃石地區資源方面的領導策略；2)協調國家公園、國家森林、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和土地管理行政區規劃和監測；3)設置大黃石生態系統為優先考慮對象，并分配資源來實現目標；4)提供聯邦、州、地方機構、民間組織和公眾之間互動論壇，鼓勵在聯邦單位和合作伙伴間的協調和共享；5)確定并解決持續出現的新問題，運用相互協作的戰略思維；6)減少重復工作，尋求共享信息、資源和數據的機會；7)在法律允許和機構使命的范圍內，制定大黃石地區統一的規則、要求、程序和公眾信息[8]。在大黃石生態系統委員會的統一合作戰略目標下，進一步設立多個專業委員會(簡稱專委會)實現主要生態系統議題的分項管理，包括水生入侵物種合作社、陸生入侵物種小組、清潔空氣合作伙伴、防火安全管理團隊、漁業團隊、水文團隊、白皮松委員會、可持續經營委員會等。專業委員會成員來自與大黃石地區相關的聯邦、州立、縣機構的管理者和專家。其他還有一些專業組織在GYCC統一協調下參與到大黃石生態系統的管理中，如1983年成立的跨部門的灰熊委員會(InteragencyGrizzlyBearCommittee，簡稱“IGBC”)，其成員組成包括了聯邦政府的國家公園管理局、野生動物局、森林管理局、土地管理局和地質勘探局，州立政府的相關機構以及非政府組織，他們在GYCC的協調下進行灰熊數量的監測和保護[9]。由此可見，目標統一、職能細分的管理形式使大黃石生態系統委員會兼具綜合化和專門化的特點。

2.2當前管理內容與形式

2009年，大黃石生態系統委員會的聯邦政府機構管理者、美國地質勘查局和來自高校的科學家共同確定了威脅大黃石生態系統的三大外部力量：氣候變化、土地使用變化和入侵物種[10]。參與者總結大黃石生態系統所面臨的挑戰是：“理解大尺度的壓力是如何影響生態系統動力及其服務功能的，并在此理解的基礎上決定管理景觀的最佳途徑。”他們確定了研究的需求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生態系統是如何響應氣候變化的？尤其是水系統，高原和林木群落的變化，雪和土壤濕度的改變，以及諸如干旱、洪水、火災、昆蟲騷擾和疾病等干擾過程；2)人類如何影響生態系統？例如如何管理人類聚居才能最小化野生動物生態的影響？放牧、采礦和能源發展這些人類活動是如何改變土地使用和生態系統的？3)是什么促使入侵物種的傳播？入侵物種如何影響大黃石生態系統的？氣候變化和土地使用的變化如何影響入侵物種以及它們的管理？這3部分的議題可歸結為對生態系統中各組成要素之間相互影響的屬性、程度、機制和規律的研究，在此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經設定指標、確立閾值、風險分析等步驟實現生態系統的管理，建立起生態科學研究和管理政策之間的聯系。針對氣候變化、入侵物種、物種保護、土地使用等問題，各小組通過制定清單普查、監測評估、戰略計劃、實施計劃、管理導則、管理手冊等文件落實管理，并定期匯報完成成果和下一步的工作重點。管理內容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1)對生物物種或自然災害在尺度、范圍、結構和功能等屬性上進行普查、制作清單，評估其狀態并建立監測機制；2)采用適應性管理策略進行生態系統的維持、保護和修復；3)制定物種管理或災害防治的管理戰略(表1)。管理內容細致地考慮了地質、水文、生物資源、氣候以及人為要素對于大黃石地區生態系統的作用，旨在生態系統保護、生物資源可持續利用和共享生物資源三者之間達到平衡。既有以生物、環境質量為核心的管理規劃，如《大黃石地區灰熊管理指導方針》《大黃石禿鷹管理計劃》《大黃石地區空氣質量評估》《大黃石地區白皮松策略》等；又有將人類及文化的多樣性視為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而進行的管理規劃，如《冬季游客使用管理：多機構的評估》《春秋季大黃石地區游憩評估》等(表1)。

2.3管理途徑

大黃石生態系統管理涉及多個部門特別是國家森林局、土地管理局等，如何保證管理目標的順利實現，法律與制度是重要基礎。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森林局與國家公園局官方就達成了大黃石協調管理共識，圍繞野生動物問題、火管理計劃以及裝備政策等開展對話協調，也制定了合作計劃與實施方案，但效果不佳，直到1988年國會進入干預，制定促進協調的法案，加快大黃石協調管理政策的改革，促進國家公園局、森林局等部門捆綁政策的制定，1988年大黃石協調委員會成立區域領導團隊，負責機構內部以及區域之間長期目標、計劃與管理戰略的協調等，這樣大黃石生態系統管理才進入實質性運作階段[6]。

3大黃石生態系統管理的特征和借鑒意義

3.1戰略上：跨邊界的生態系統管理思路

國家公園邊界常常是一個理想的和考慮實際成本以及其他因素后妥協的結果，邊界的修訂與公園游憩特征和機會、操作和管理上的議題有關，例如可達性、地形測量、自然特征、道路等，同時也受到管理授權的影響，如管理可行性、尺度、配置、所有權、成本和其他因素[9]。黃石國家公園的邊界雖然已經包含了地熱資源和多種野生動物棲息地，但生態格局的演變和生態過程相互作用的范圍遠遠超過了這個邊界，野生動物的遷徙和捕食路徑不會局限在此邊界內，邊界之外的氣候、地質、水文變化以及人類的生產生活活動都對國家公園邊界內的自然資源產生影響。黃石地區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運用生態系統的思想，從單獨的邊界內的物種保護、恢復擴展到區域景觀的尺度；在管理上打破行政邊界的阻隔，以黃石國家公園為核心，針對特定保護目標的需要擴大管理邊界。我國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等保護地均有明確的邊界，但由于公園內部及其周圍地區管理目標的不同導致了2個或多行政區域在邊界處的管理特別脆弱，城鎮化、工業化促進保護地邊緣地帶土地性質轉變使物種棲息地受到威脅，生態系統承受的壓力增加[11]；另外，目前國內風景名勝區或自然保護區在進行資源調查分析時對區內資源要素與環境屬性描述較多，但從生態系統角度對生物體、環境和人為因素之間相互長期的影響規律和分析明顯欠缺。黃石公園這種從區域生態系統角度思考國家公園資源有效管理的思想對于我國目前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等保護地保護具有借鑒意義，即從區域角度構建保護地生態安全格局，這種格局是基于保護地特定保護目標的需要而建立的。

3.2制度上：跨部門的合作協調機制

大黃石生態系統管理跨部門合作協調主要由大黃石協調委員會(GYCC)來實現。大黃石協調委員會的發展歷程可以分為3個階段：1)1964—1991年建立統一框架階段；2)1992—2005年內部成員擴大和管理內容細分階段；3)2006—2012年現狀成果評估和完善分項規劃階段。從大黃石協調委員會的形成歷程來看，其跨部門的合作協調機制同美國和加拿大共管的五大湖流域生態系統的管理框架非常相似(圖2)。框架揭示了實施生態系統管理方法的基本過程，其步驟是針對達成共識的生態系統問題制定戰略框架、實施行動計劃；其特色在于監測評估反饋和利益相關者間協商的反饋。目前我國學界普遍認同美國國家公園的中央集權垂直管理模式要優于我國保護地分權管理模式的觀點[13]。實際上美國國家公園的垂直管理模式并不是單向的管理，同樣存在多部門協調如同農業部、森林局、土地局、地方利益相關者等，如何有效協調實施是該制度的關鍵，大黃石生態系統的跨部門合作協調機制為我國建立國家公園制度與政策提供了參考。針對生態系統問題建立統一的戰略框架，建立信息和數據的共享機制和平臺，加強協調和反饋，政策與法律賦予大黃石協調委員會的權力，保障發展計劃的實施。

3.3決策程序上：基于科學研究的管理決策體系

大黃石生態系統的管理決策以大量的科學評估和監測為依據，通過適應性管理框架把科學知識和管理行動統一起來(圖3)，通過科學監測和分析能夠證實或潛在地改變管理行動[10]。由于生態系統時空尺度變化的多樣性，使得生態系統監測的結果可能是非線性的，具有不確定性，導致生態系統管理措施可能會根據科學研究的進展而不斷調整、完善。科學家一方面通過設計監測模型幫助管理者理解管理行動及其成果，使管理者和科學家互動；另一方面，在生態資源評估時，管理者可能要求科學家給出更多信息，使科學家重新設計數據收集計劃，建立監測模型，這就要求科學人員與管理者保持合作，對生態系統進行動態的監測和管理，目的是指導科學研究能夠更好地服務管理者，從而不斷完善基礎數據清單和長期監測項目，揭示更有意義的大黃石地區生態系統現象和所受影響。20世紀60年代以前黃石國家公園獵殺灰狼以增加鹿和野牛的數量使灰狼瀕臨滅絕，引進外來樹種培育風景林，導致生態系統功能嚴重破壞[14]。這是由于規劃決策只注重人的觀賞體驗需要，忽略生態系統的自然運作規律所帶來的后果。生態系統管理提供了一個將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應用到具體管理實踐的框架[15]。國家公園保護與管理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黃石國家公園的教訓以及今天在生態系統保護上的成功揭示了基于科學研究的管理決策體系的重要性，我國保護地的規劃管理應該在動態的科學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決策，應依靠多學科的力量，進行生物資源的專項分析，從而避免管理中的盲目性。

篇2

大興安嶺經過50年的開發建設，森林的覆被率由開發初期的75．7％，增加到81．37％，但是森林資源的數量卻大幅度減少。大興安嶺林區現有的天然林資源情況與開發初期相比，已發生了質的變化。整個林區活立木總蓄積下降，已由開發初期的7．2億m3減少到5．5億m3，減少了23．6％。有林地單位面積蓄積下降了21．3％，疏林地單位面積蓄積下降了27．5％，而近成熟林的面積比重由解放初期的65．7％，下降到現在的12．1％，蓄積比重由79．4％下降到現在的15％。

1．2森林質量下降，生態系統趨向脆弱化

大興安嶺開發建設50年，長期超負荷利用森林資源，加上過量采伐致使林相破損、火災頻發，天然林逐步減少，林緣回縮，逆向演替加劇。一是單位面積林木蓄積量處于低水平，全區商品林平均每公頃蓄積量為77．26m3；二是林分低齡化，中幼齡林面積占有林地面積83．1％；三是樹種單一化，針葉樹比重下降，闊葉樹比重增加，優勢樹種興安落葉松與白樺蓄積比值發生了重大變化，由7∶1變為1．29∶1；四是一些地方林地流失嚴重，形成越來越多的低質低產林，大興安嶺林區特有的生態功能弱化，已經引起生態環境的破壞。

2森林經營工作的對策和建議

2．1掌握實據，科學規劃是森林經營首要安排和解決的問題

摸清底數，科學經營。目前我們的森林資源數據，是在每十年一次對林業局的資源二類清查基礎上調查累計的結果，同時也因資源管理和木材生產中存在的一些實際情況，使統計數據與現實森林資源狀況存在差距，有些還有較大出入，所以當務之急，應對大興安嶺整個森林資源情況進行一次徹底清查，真正地摸清家底。家底清了，才能做到措施得當，實現“永續利用”；才能統籌規劃、分步實施。在此基礎上，才能對目前的森林資源科學安排、規劃各項森林經營（如天然幼中齡林撫育、造林、人促、低質林改造、母樹林經營）目標和措施。原則是要徹底改變目前各項木材生產計劃安排體制，不以產量為依據，給森林“松綁”，一切按照森林資源現實狀況進行規劃與生產，即要經營好、培育好、利用好，又要切實保護好森林，走在保護中經營，在經營中利用，在利用中發展之路，讓森林自身不受“過勞”之害，從而才能真正使林區經濟和森林資源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2．2明確培育方向，實施分類經營，保證森林經營目標和效果

因地制宜、因林規劃、分區施策。一是對生態脆弱、森林植被稀少、恢復難度大的生態公益林，實行嚴格保護、合理補償，科學經營，對宜林地和林中空地，采取有效措施盡快恢復森林植被，保持森林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促進森林群落的正向演替。二是對生態功能低下的疏林地，要進行合理補植和封育，改善林分結構，逐步增強森林生態功能。三是對一般生態公益林要按照可持續經營的目標和“近自然林”的經營模式，實行可許經營管理，嚴格執行森林經營管理的規程、規范，加強對現有林的撫育和殘次林的改造，合理調整樹種、林齡結構。四是對立地條件好的商品林區域，大力發展速生豐產林、珍貴樹種、大徑級用材林的培育。五是對可采資源瀕臨枯竭、森林質量急劇下降、迫切需要休養生息的區域，全面停止木材采伐。

2．3推進林業由數量型向質量型，由粗放型向集約型和全面綜合經營轉變，保障森林健康發展

森林經營要從粗放型經營向集約經營、全面綜合經營過渡。全面綜合經營核心就是實現森林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模擬森林的原有生態系統，恢復森林的頂極群落。因此，在森林經營的全過程中，我們必須拼棄原有的經營模式，在森林資源恢復上從單純營造純林向針、闊、草相結合方向轉變，宜闊則闊、宜針則針、宜草則草，使廣袤的林地得以充分利用；在調查規劃中從單純看現狀轉向看現狀和歷史相結合，要認真研究原有森林的生境，了解原有森林群落的特點、立地條件、樹種組成及與周圍環境和其他生物之間的相互關系，在恢復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模擬原有森林群落，以其達到恢復原有生態位的目的。在營造林上從單純重視造林質量（成活率、保存率）向重視營造林的全過程上轉變，首先要從種子抓起，在育苗方面必須加大力度。其次，要注重林地質量，在今后營造上在貫徹適地適樹原則基礎上，更要注重后期林地的經營，促進林地增溫、培育林地肥力、調節林地旱澇等。

2．4加大科技投入，積極推廣使用新技術，統籌兼顧的開展森林經營工作

推廣和使用先進的科研成果及生產技術，是提高林分綜合質量的關鍵，在衡量營造林質量上不能只靠成活率、保存率等數量指標，而必須考慮該林地的整體功能，對現有森林經營規程及技術規范要做到及時修改和完善，保證其時效性。對森林經營的技術人員定期進行業務技術培訓，及時更新知識，要加強森林資源的動態信息管理，逐步建立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次的森林可持續經營的共享信息網絡體系。

2．5探索多種森林經營模式是脆弱生態系統恢復的有效途徑

探索適合林區特點的森林經營模式，其一，劃小經營單位，以家庭或家庭聯產承包經營，使家庭成為森林經營的最小主體；其二，劃小經營單元，根據森林資源分布特點，按林班、溝系區劃經營單元，在一個經營單元內，采取立體經營、綜合經營等具體措施；其三，在荒山荒地造林上，則可鼓勵個人投資或引資造林，在保證國有林地不流失的前提下，和承包人簽訂中長期造林合同，成林后，國家按其林分質量進行回收；其四，在森林撫育上，在嚴格核定原有林分立木蓄積和質量的前提下和承包人簽訂15～30年的長期經營合同，經營期滿，國家按其經營成果，按立木蓄積進行回收。

2．6改革創新體制和機制是林業發展重要舉措

林業管理體制和機制直接影響著林業生產力發展，森林資源管理體制、機制是林業管理體制和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改革和創新是實現森林可持續經營、林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要進一步深化重點國有林區森林資源管理改革試點，實現森林資源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逐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責權利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辦事高效、運轉協調、執法嚴明、監管有力的森林資源管理新體制；進一步做好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配套政策的完善，逐步建立“產權歸屬清晰、經營主體落實、責權劃分明確、利益保障嚴格、流轉順暢規范、監管服務到位”的現代林業產權制度；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完善責任追究制。

篇3

利基企業對整個系統表現出或強或弱的綁定效應.這種綁定效應可能源于技術標準或商業模式的耦合性，也可能源于某些關系專屬性投資.例如，基于Windows系統開發的flas軟件不能在Linux平臺上運行，這是技術標準耦合性的表現;與某地區整車生產企業配套的零部件生產商要轉為與其它地區整車企業配套，將面臨巨大的轉換成本(因為生產運營設施大部分是不可遷移的)，這屬于關系專屬性投資綁定效應.正如行業可能消失一樣，商業生態系統也可能滅亡.導致系統滅亡的原因很多，但從商業生態系統屬性來看，有兩類原因非常突出.

(1)不同商業生態系統之間的技術競爭.針對消費者的同一種需求，通常存在多種完全不同架構的技術.當一種技術戰勝另一種技術成為主流時，一個商業生態系統就戰勝了另一個系統成為市場主導者.2006年以前，Symbian曾是占優勢地位的智能手機操作系統，該系統平臺上聚集著諾基亞、愛立信和LG等大批手機制造商和應用軟件開發者.Symbian的優勢在于節省硬件資源，但隨著硬件能力的提升，這一優勢已不再具有吸引力.Android和iOS等操作系統雖然耗費硬件資源，但其友好的應用開發接口(API)深受第三方應用開發者的歡迎.豐富的應用吸引了大量手機用戶，使Symbian的市場占有率從2006年的72．6％下降到2013年第一季度的0．6％.2014年1月1日，諾基亞應用軟件商店停止了基于Symbian系統的應用軟件更新.

(2)商業生態系統內部協作關系瓦解.系統內部利益分配嚴重失衡會導致某些系統成員破產或離開(如果可能的話)，而一旦有大量成員消失，整個商業生態系統也就失去了繁榮的基礎.安然公司破產，表面原因是爆發了債務危機，而根本原因在于其采取的價值主宰者戰略.安然利用其核心地位和信息不對稱，盡可能多地從新興市場攫取價值，造成系統成員生存狀態惡化，并最終導致整個系統崩潰.在整個商業生態系統滅亡的情況下，與系統綁定越緊密的企業損失越慘重.例如，在上文提到的手機操作系統案例中，諾基亞手機部門作為Symbian系統的堅定支持者(實際上還是擁有者)于2013年底被微軟收購.

1．2被核心企業捕食的風險

Iansiti的核心企業分類(骨干企業、價值主宰者、實體主宰者)是對極端情況的抽象，現實中的核心企業可能表現為3種極端情況在某種程度上的混合.可從兩個維度測量核心企業的戰略取向:價值共享維度和企業邊界維度.當核心企業致力于平臺建設并與利基企業公平地分享系統創造的價值時，它們是骨干企業;當核心企業傾向于擴大企業邊界或掠奪利基企業價值時，它們則分別向實體主宰者或價值主宰者過渡.由于自身業績壓力，骨干企業總有利用自身優勢地位掠奪利基企業的沖動，如果這種沖動失去了系統思維(掠奪利基者最終將導致系統枯萎)的約束或外部力量(如政府規制)的制衡，骨干企業將演變為價值主宰者.在本世紀初的頭十年，家電銷售主要通過傳統連鎖零售渠道完成，家電連鎖零售商之間的激烈競爭導致商品價格持續走低.為了在銷量增加的同時保持利潤增長，連鎖零售商利用其掌控的零售平臺以各種名目向制造商收取進場費，讓制造商不堪重負.最后，商務部不得不出臺零售商與供應商公平交易管理辦法進行干預.實際上，管理辦法并未得到很好的執行，直到近幾年電子商務平臺(如蘇寧易購、國美在線)逐漸興起，零售商的角色從流通管道變為交易平臺，其與制造商的關系才趨于緩和.受某些利基位發展前景的誘惑或出于控制生態系統發展方向的需要，骨干企業總有親自從事利基業務的沖動，它們或建立新業務單元與利基者競爭，或試圖兼并利基企業.20世紀90年代，微軟看到網絡瀏覽器的廣闊前景，先是謀求與網景公司(網絡瀏覽器Netscape的開發者)合作，而后又推出IE瀏覽器與之競爭，最終控制了瀏覽器市場，使網景公司被美國在線收購.

1．3與其它利基者競爭的挑戰

骨干企業為推動整個生態系統的快速擴張，通常會開放平臺接口，這就意味著同一個利基位上可能生存著多個小企業.蘋果公司通過開放iOS操作系統接口并建立應用軟件商店，吸引了大量獨立軟件開發商，以滿足消費者所能想到甚至想不到的每一種需求.在極大豐富手機功能的同時，也造成了應用軟件開發商之間的過度競爭.以手機地圖為例，經常受到媒體關注的應用軟件不少于10種，其中大部分都具備搜索、導航、路況信息、商家信息等功能.同質化競爭的結果就是商家投入巨大卻無法實現收入.這種狀態已經促使業內企業開始有意識地追求差異化定位，如百度近期推出了“百度身邊”手機客戶端，用戶可以根據商家信息查位置，也可根據位置瀏覽商戶;而搜狗則了“搜狗路況導航”和“搜狗公交”為顧客提供出行參考，前者專門針對自駕用戶，后者專門針對公交用戶.追求差異化定位既豐富了商業生態系統的功能，又避免了企業間惡性競爭.然而，并非所有利基位都可進行有意義的細分，手機天氣預報軟件就是這方面的例子.盡管一些軟件增加了“天氣實景”、“機場天氣”等信息以追求差異化的賣點，但對于消費者來說，這些功能只是一種裝飾，不能與基本的天氣預報服務構成實質性差異.如何實現差異化是利基企業參與競爭時必須解決的問題.

2Porter戰略定位理論及其在商業生態系統情境下的適用性

Porter戰略定位思想的精髓在于避免競爭和防止進攻，該思想適用于利基企業應對上文提到的“被核心企業捕食的風險”和“與其它利基者競爭的挑戰”.PorGter理論將對象企業置于行業背景中，但商業生態系統卻是一個跨行業的企業網絡，因而Porter定位理論不完全適用于研究利基企業的戰略選擇問題.

2．1Porter戰略定位理論基本觀點

Porter認為，企業致力于改進運營效率的一切努力(如提高質量、降低成本、縮短交貨期)都是在追求“把事情做好”，其效果是讓企業更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當所有企業，即整個行業都達到可能性邊界時，企業的運營效率優勢就會消失，無差異的競爭會將企業利潤率拉回到低水平競爭時代.用于提高運營效率的決策不能稱之為戰略，真正的戰略是選擇“做正確的事情”，即在價值鏈中選擇一組獨特的活動(Porter稱其為定位，Positioning)，這些活動相互匹配、相互強化，最終形成基于系統(而非基于關鍵資源或核心競爭力)的競爭優勢.培育基于系統的競爭優勢需要經過長時間的磨合與學習，對于新創企業而言，學習過程構成了一道進入壁壘;對于從其它定位擴張過來的企業而言，其原有活動也會成為一種羈絆.

2．2商業生態系統背景下Porter理論的適用性

Porter所說的價值鏈局限于采購、生產、銷售等活動，活動的主體是某個特定企業.當分析問題的背景擴展到不同行業的眾多企業時，仍可將跨行業的、相互配合的活動(如電動汽車生產與充電設施的運營)稱為廣義的價值鏈或價值網絡———它們協同解決最終消費者的問題(而非簡單地交付產品)，該價值網絡就是商業生態系統.商業生態系統中的定位與狹義價值鏈中的定位并無本質區別，都是在活動鏈中選擇一組相互匹配的活動.因而可以說，利基企業的戰略問題就是在商業生態系統中選擇一組獨特的活動，即選擇一個生態位.當然，商業生態系統背景下的戰略決策，僅有生態位選擇是不夠的，因為這里多了一種可能性———生態系統可能滅亡.在Porter發表戰略定位理論(1996年)之前，毀滅性技術創新只是偶爾出現，在戰略管理理論中忽略行業滅亡的可能性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毀滅性技術創新成為常態，每一次毀滅性技術創新都帶來了一批商業生態系統的滅亡.利基企業選擇一個好的生態位仍無法消除隨整個生態系統滅亡的風險.因此，商業生態系統背景下的戰略決策應包含生態系統的選擇.

3利基企業商業生態系統戰略

基于以上分析，利基企業商業生態系統戰略決策的主要內容是生態系統選擇和生態位選擇.選擇生態系統的目的是規避隨整個系統滅亡的風險，選擇生態位的目的是應對核心企業捕食風險和與其它利基者競爭的挑戰.當然，戰略決策的內容與目的并非簡單對應關系，下文將對這些“交叉效果”予以討論.

3．1生態系統選擇標準

利基企業在選擇商業生態系統時，應遵循以下原則:

(1)生態系統的核心技術應具有生命力.每一項新技術發明都會吸引企業(未來的核心企業)探索基于該技術可提供的顧客價值.定義了顧客價值后，由于自身行業技能的限制，核心企業通常不會從事價值網絡中的所有活動，而是積極尋找供應商、渠道商、互補產品(或服務)提供商，共同打造一個商業生態系統.為了實現產品或服務的相互協同，合作伙伴的技術必須與核心企業技術(即系統核心技術)保持一致.由于所有成員的生產或服務活動關聯了同一種技術，系統表現出一損俱損的屬性，當系統所依賴的核心技術被另一種技術取代時，整個系統便會被其它系統取代.與商業領域中企業的相互競爭類似，技術領域中功能相似的技術也存在相互競爭，利基企業在選擇商業生態系統時，必須考察其核心技術是否存在或將會存在競爭對手，以及競爭對手的優勢是什么.上文以SymGbian為核心的手機生態系統的滅亡，正是由于隨著硬件能力的提升，Android和iOS系統成為了主流技術.

(2)系統定義的顧客價值應具有實質性.同一種技術可衍生出多種產品或服務，不同產品或服務代表不同的顧客利益，有些顧客利益具有實質性，有些顧客利益則可有可無.判斷一個商業生態系統是否具有生命力，很重要的一個標準就是其顧客價值是否具有實質性.例如，近幾年引起廣泛關注的云計算技術，其核心功能是集成分散在互聯網上數以萬計的計算機冗余資源(即“云”)供用戶按用量計費使用.云計算技術的核心價值在于用戶無需頻繁升級硬件和軟件，無需掌握日益復雜的硬件和軟件技術.我國電視機行業意欲利用該技術，提出了“云電視”的概念，其基本理念是由電視機廠商構建一個云平臺，電視用戶可以把個人數據(如照片、視頻)存儲于該平臺并隨時訪問，平臺還集成多媒體視訊以及各種應用軟件供用戶選用.但經過3年多的市場推廣，“云電視”并未產生預期轟動效果，原因在于電視機不是電腦終端，用戶不指望也不方便用電視機與外界互動，他們最在乎的是良好的視聽效果和豐富的節目.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些互聯網公司推出的云存儲服務(如百度云、金山快盤)很受用戶歡迎，據速途研究院統計，到2013年上半年，份額排在前6名的云存儲企業用戶總數已接近3億.用戶認為，網盤帶來的最大利益是他們不必再隨身攜帶U盤或移動硬盤，也不必在不同電腦上頻繁地拷貝文件.

(3)生態系統核心企業傾向于采取骨干戰略.核心企業采取骨干戰略，不僅消除了利基企業被捕食(價值掠奪或吞并)的風險，更有助于通過骨干平臺推動整個系統長期繁榮.天貓商城和京東商城都是B2C電子商務網站.從成立時間來看，天貓的前身“淘寶專賣街”成立于2005年12月，是淘寶網中的一個頻道，而京東成立于2004年1月，比天貓大約早兩年，比天貓母體(淘寶網)的推出也僅晚半年.天貓專注于打造服務平臺，即為商家和消費者提供交易支撐系統，包括商品展示、廣告宣傳(通過阿里媽媽廣告交易平臺)、在線支付(支付寶)、客戶和訂單管理(阿里旺旺)，京東則專注于自營，即自己進貨、自己銷售、自建物流體系.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統計，2013年上半年，天貓銷售額占B2C市場的50．4％，而京東只占20．7％.天貓憑借完善的服務體系吸引了5萬商家和4億買家，而京東的注冊會員只有1億.實際上，在2010年12月，京東也開始引入“第三方賣家”(即除京東以外的賣家)，但這種既做舞臺又當演員的模式引起了商家的強烈不滿，商家抱怨在與京東自營品類的競爭中受到了歧視，消費者也頻繁指責京東對第三方賣家管理不善.

(4)較大的機會－風險凈值.Moore將商業生態系統的壽命周期劃分為出生、擴張、系統內領導權爭奪、自我更新(適應新技術)或死亡4個階段，在這4個階段中，系統將依次經歷定義顧客價值、(與其它系統)爭奪領地、爭奪系統控制權、吸收新技術4種挑戰.一般而言，在出生期和擴張期，系統內存在大量生態位有待填充，新進入企業機會較多，但由于核心技術前景不明朗、所定義的顧客價值有待市場檢驗等，系統夭折的風險也較大.而過了擴張階段，系統的商業版圖基本確定，各種生態位上的競爭非常激烈，留給新進入企業的機會已經不多.利基企業應評估系統所處的壽命周期階段，衡量當前生態系統的機會與風險以決定是否進入.當然，上述一般規律并不排除任何階段利基企業進入的可能性.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微軟通過與IBM談判，獲得了向IBM以外的廠商銷售PCGDOS操作系統的權力(微軟將其命名為MSGDOS).由于個人電腦架構具有透明性，一旦獲得了操作系統，生產和銷售電腦整機并不存在技術障礙，大量小廠商開始生產基于MSGDOS的個人電腦與IBM競爭，而微軟實際上變為個人電腦生態系統的領導者，臺灣眾多電腦廠商則成為這場生態系統領導權轉移的受益者.

3．2生態位選擇標準

選擇生態位的目的是避免與其它企業(包括利基企業和核心企業)競爭，或在競爭中擁有明顯優勢.本文秉承Porter的戰略定位思想，提出利基企業選擇生態位的原則如下:

(1)生態位具有獨特性.即該生態位從事的活動和發揮的功能與其它生態位存在核心差異.例如，在智能手機生態系統中，定位和導航服務是地圖軟件的核心功能，收支管理是個人理財軟件的核心功能，而時鐘是任何一款軟件都應附加且容易附加的功能，因而專門提供時鐘服務不構成一個獨特的生態位.又如，隨著互聯網虛擬社會的形成，在線即時通訊已經成為一種基本需要，用戶可能在查看地圖軟件時需要向朋友咨詢，或在查看股票行情時需要與朋友商量，互聯網技術的進步(如Web2．0)使得任何一種軟件都能輕而易舉地附加即時通訊功能，因而早期曾紅極一時的專業聊天網站(如碧海銀沙)的最終消失也就不難理解了.

(2)生態位具有可持續性.即居于其它生態位的企業或系統外潛在競爭者若要模仿本生態位的活動需付出高昂的學習成本.該學習成本可能來自行業默會知識，也可能來自活動系統(由不同的工序或職能構成)內部的匹配性.例如，小米手機與其它Android手機定位不同，它僅為購買力有限的發燒友提供中低價位但品質尚屬精良的智能手機.三星GT19300(4核1．4GHz，4．8吋，1GRAM)售價4599元，而性能相當的小米MI2(4核1．5GHz，4．3吋，2GRAM)售價僅為1999元.推出不到3年時間，小米手機已占國內智能手機銷量的12．7％，僅次于三星(34％)和蘋果(13．8％)，且在2013年度實現了盈利.小米的成功靠的是一系列活動的內部匹配性:①為了保證產品質量，小米與三星、蘋果使用相同的代工企業，采購正品零部件;②它每次只開發和生產一兩款手機(主流廠商一般同時生產幾十款)，這在相當程度上降低了固定成本(如研發和模具成本);③小米手機銷量的70％是通過網上實現的，節省了大筆渠道費用;④其操作系統MUMI是以互聯網為平臺與發燒友協作在Android系統基礎上深度開發的，可以認為，小米手機的操作系統是目標顧客自己制作的;⑤小米并不指望靠手機硬件賺取利潤，其戰略是用手機綁定目標客戶群，然后通過互聯網服務賺取利潤，之所以不急于賺錢，是因為小米不是一家上市公司，它只需贏得有戰略眼光的投資人認同即可獲得運營資金.對競爭者而言，假設模仿上述某一作法的可能性為0．8，則同時模仿上述5項作法的成功率只有0．33(即0．85).

(3)生態位具備較強的討價還價能力.利基企業面臨被價值掠奪者壓榨和被實體控制者兼并的風險，因而它們必須選擇相對于捕食者有談判力的生態位.這種位置的特征之一是與不止一個核心企業存在業務關聯，以減少對特定核心企業的依賴.例如，手機應用軟件開發商會同時在蘋果應用軟件商店和三星應用軟件商店推出同一款應用軟件.有談判力的生態位也可能本身就是一個小的商業生態系統樞紐.例如，英偉達公司依賴臺積電提供的制造平臺生產圖形加速卡，是該生態系統的利基者，但英偉達同時構建了圖形軟件編程平臺，成為一個小生態系統的骨干企業，從而擁有了相對于臺積電的討價還價能力.生態位的談判力還可能來自于自有品牌知名度.在很多商業生態系統中，利基者只與特定的核心企業存在交易關系，因而從未建立自己的品牌或品牌知名度不高.當他們遇到核心企業侵害時，想另外開避市場卻苦于沒有影響力.我國汽車配件企業大多屬于這種類型，它們實際上僅相當于主機廠的一個車間，對主機廠依賴性很強.但歐洲很多汽車零部件企業，如海拉、佛吉亞、法雷奧，其知名度甚至超過很多整車生產企業.可見，歐洲汽車工業呈現出與我國完全不同的權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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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研究

生態系統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水利生態項目的實施提升了生態系統服務的生態價值，并認識和把握生態研究服務系統的價值。國際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是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和商品。皮爾斯、麥克尼里、特納等人的研究是自然資本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分類理論的基礎。生態系統服務包括使用和非使用價值，使用價值包括直接使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和選擇價值；非使用價值包括遺產價值的存在和受損生態系統的價值、生態系統恢復的服務價值的評估。也有一些國際性的研究，LoomisJ等運用了這樣的評價方法（CVM），來對恢復美國普拉特河流域的水自然凈化條件進行了一系列詳細的研究。但是CVM主觀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將調查目標作為追求價值判斷、價值選擇。此外，國內外生態農業也進行的生態、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研究，例如GolamRasul等進行的綜合分析。根據生態系統的過程和諸多不確定因素職能的認識，生態系統的定價理論和評價研究，例如缺乏必要的研究信息資料，導致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存在一定的量化難度。其價值評估發展的趨勢是利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結合創新的學科有機集成的組合，進行生態、經濟、社會體制的綜合分析。根據R.KerryTurner的建議，創建生態分析、經濟分析、經濟評價、綜合分析、用戶分析，并結合多目標決策，促進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3生態配水研究

水是生態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重點是對水資源和生態系統的保護，確保生態用水，維護生態平衡，實現人類與生態環境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現在已經成為人們的共同目標。研究生態用水分配與水資源有關，合理的水資源配置機制包括內部配置、模式和方法以及實用、合理的評價研究。國際河流流域的配置行為，內部機制取決于邊際成本，可劃分為水資源的分配（MCP）、對公共（行政）水量分配（P/AWA）手段的管理、以水市場（WA）自來水分配機制和水資源用戶（UA）等四個方面的分配，而生態系統配置的構成部分主要是行政和市場方式。按照生態經濟學的方法，Giannias和Lekakis提出，從政策的角度來確保水問題的生態分布。在明尼蘇達州，通過立法生態用水實施，根據水權的優先級、水務部門進行配置。有的非洲國家是經過供水能力和水權許可制度來確保水資源的分配。現在我國仍是以行政職能配置為主的水資源配置機制，也存在市場配置和用戶參與型的配置，例如東陽的部分水權交易，還有一些小規模的非市場水交易。一般來說，水量的分配模式包含市場配置、行政配置、用戶參與式配置和綜合配置模式。生態配水的問題是近年來在生態水這一熱點領域的基礎上進行的研究課題，提出要保護生態系統和改善生態環境，旨在合理配置水資源。現在按照水資源的分配模型和方法，認識到生態系統、生態研究的特征，主要是根據從水分配系統的配置中，優化內部結構和協調配置。制度配置通常是按照非科學技術手段對生態用水進行的一系列配置。

4啟示

生態水利工程是根據科學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提出的，過去的水利建設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破壞很嚴重，水利建設管理的改善要以生態技術為立足點，科學、合理地促進生態水利建設。按照可持續發展的系統定向，以全面協調為主，認識到生態系統本身需要水的分配關系，平衡所涉及的各種利益，使水利生態系統的生態、經濟與其他系統之間相互作用，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機制。考慮到可持續發展制度保障的影響，如何建立供水系統，以保障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系統，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水利生態系統的保障。

4.1水利生態項目的實施

增強功能的價值是很重要的，從目前來的相關研究成果來看，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準確評估是很難實現的，怎樣體現和提高生態系統的評估造成的生態、社會和經濟表現是研究水利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

4.2進一步細化和規范制度體系

進一步研究相關制度的法律法規，完善相關制度，研究系統成本的影響，創建和完善相關制度針對政府的補償、績效考核的制度體系，協調各方利益，實現水利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4.3建立水利生態庫

最好的水利生態系統需要一定量的數據來支持，所以需要改善基礎設施，以收集和整理信息。水供應系統基本信息，例如水可用于不同的頻率和其他徑流量。相關的生態系統數據，例如珍稀動植物、濕地系統的生態多樣性監測、住宅周圍的生活條件等，通過收購和改進基本信息，逐步建立節水生態資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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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生態系統理論概述

James F.Moore首次提出了商業生態系統概念，隨后在1996年《競爭的衰亡》一書中對此做出進一步闡釋。商業生態系統概念產生的靈感來自于自然界。商業生態系統模擬了自然界中的生態系統——物種相互依存，適應環境的變化，并共同進化。商務生態系統是指以組織和個人的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經濟聯合體，包括客戶、供應商、主要的生產廠家、中間商、資金供應者、行業協會、政府及其他關聯組織或群體，如圖1所示。

按照商務生態系統理論，各企業應當適應環境的變化，確定共同的愿景，依照各企業個體的不同貢獻，組成商務生態系統，并追求共同品牌。各企業個體相互依存并共同進化，作為一個系統整體，共同抵御來自系統外部的競爭，為顧客創造新的價值（Sanjiv Gossain et al.，1998）。

電子商務生態系統理論

（一）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中的核心企業

所謂核心型企業，是指在生態系統中處于中樞位置，為系統其它成員提供共享資產，具備創造價值的能力并與系統其它成員分享價值的企業。

在電子商務環境下，管理者關注的中心問題轉移到整個商務生態系統的發展及企業在系統中的地位。基于商務生態系統視角，電商企業之間的競爭其實質是企業所屬的商務生態系統之間的競爭，以及企業在其所屬的商務生態系統內的領導地位的爭奪（徐博藝等，2002）。對于核心型企業來說，其企業戰略制定主要應當聚焦于新商務生態系統的建立，重點問題包括基于本商務生態系統的技術標準、商務模式、知識共享模式等的建立。另外核心型企業需要注意的是，在商務生態系統發展的不同階段，應根據階段特征以及自身在系統中的地位，來培養企業自身核心能力。未來的競爭是商業生態系統和商業系統之間的競爭，更加強大的商業生態系統能夠使對方的生態系統萎縮和瓦解從而使對手企業失去價值。

（二）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中的“網商”群體

“網商”指運用電子商務工具，在互聯網上進行商業活動的個人，包括企業家、商人和個人店主。其來源之一是網民，隨著對網絡價值的深入認識，他們開始利用互聯網資源來創造財富；另一個來源就是傳統商人，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意識到電子商務可能帶來的機會，大批傳統商人也迅速成為“網商”。

初期的“網商”之間是孤立的，面對日漸惡化的競爭環境，“網商”逐漸自發結成較為緊密聯盟，一般包括供應商、客戶、投資商、渠道商。聯盟內部的“網商”之間是共生的關系：有共同的遠景、相互信任、遵守規則、密切溝通協作、分享利益、共擔風險。聯盟的形成增強了資源的合理配置、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創新能力和信息獲取能力，聯盟中的“網商”自然要比孤立的“網商”更有競爭能力。在互聯網環境下，電子商務平臺提供大量有效的信息、公平的交易規則以及結成企業聯盟而抗御競爭的機會，吸引了大批“網商”，依附于電子商務平臺形成的“網商”聯盟成為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葉秀敏、陳禹，2005）。

（三）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中的消費者

隨著消費者要求的提高，依靠單一企業的力量已經無法更好滿足，電子商務生態系統此時顯示了其卓越性：一方面，系統內部成員整合力量，能夠更加快速靈活的組合資源，通過系統成員高度相關整合形成的系統價值來滿足消費者的要求；另一方面，系統將消費者也融合進來形成一個共同進化的體系。成為系統成員的消費者在為系統創造價值同時，也得到了更多的自身需要的動態變化發展的價值。

（四）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中的政府部門和其它準政府組織

政府通過制定各種法律法規規范電子商務交易，創造公平的競爭秩序和商業環境；頒布行政政策引導微觀主體的投資導向或規避市場風險。另外，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大、回收期長，單純依靠廠商的力量無法解決，在一定程度上還必須依靠政府的力量。

我國電子商務發展現狀及問題分析

隨著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在我國的迅速普及，電子商務的用戶群體基礎急速擴大，網絡購物市場的增長呈現積極態勢。

但同時，我國電子商務在各用戶群體中所占的比例表現出較不均衡的狀態。電子商務的主力為大學生和辦公室職員兩個群體，所占的比例大于其他群體。農村外出務工人員所占比例則明顯偏低。一方面，通過這種不平衡可以看出我國的電子商務整體發展仍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所以才會出現主要用戶仍集中于知識水平較高的群體中。另一方面，也可以預知，未來幾年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將會逐步從城市群體向城市郊區及農村群體擴散。

從技術角度觀察，電子商務作為一種新的商務活動模式，是以信息的互聯網絡為載體的。因此，其發展首先受制于信息網絡的基礎設施水平，但我國的信息網絡的基礎設施水平地區間差距仍較大。同時，我國對應于網絡經濟的社會法律、誠信環境狀況不甚完備，相比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這些都是制約我國電子商務發展的更直接、深層的因素。

（一）缺乏明確的電子商務發展戰略及相應支撐

目前我國各級政府已提出了多項發展電子商務的專項規劃，但從整體上來說顯得過于散亂，并沒有從全局的角度明確我國的電子商務發展戰略并加以有效部署。在電子商務相關法規方面，多年前即已開始起草框架，至今仍未能完善并在全國范圍推廣，現在僅有的行政法規也沒能得到及時修訂，其適用性值得商榷。同時，國家和各級政府缺乏針對支持電子商務發展的明確和有力的配套政策。

（二）企業信息化建設仍需進一步加強

經過多年的信息化建設，我國多數企業計算機和網絡基礎建設初具規模，但從整體上講企業的信息化水平還處于落后狀態。集中表現在我國的人多數企業只重視基礎設施的建設，而忽視了信息資源的綜合利用，企業的管理尚未真正實現信息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企業所有者或高層管理人員的意識不足，有關專業人才缺乏，導致企業在導入電子商務系統的過程中忽略了對信息資源的組織、管理及應用建設。

（三）電子商務交易的安全性問題

各類調查顯示，對于電子商務安全的擔憂是影響網絡交易的最主要問題之一。交易雙方關心的問題包括：如何保證網絡交易的公正性和安全性，如何保證參與交易各方身份的真實性，以及在網絡交易中傳遞信息的完整性和不可抵賴性。從技術角度來看，關于安全的標準、協議和算法已經較為成熟，不存在技術上的瓶頸。我國電子商務安全性問題更多的是管理和觀念上的，例如建立、規范統一的信息安全標準、密碼算法并加以應用推廣，對各層主管部門和企業管理者、消費者的網絡安全知識普及與培訓等。

（四）多層次電子商務人才培養問題

電子商務所需的人才并不僅僅只限于技術服務人才，作為一種新的商務活動模式，電子商務將逐步融入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角落，電子商務的持續發展會受到原有各層次人才知識水平和意識的制約。為保證我國電子商務的持續高速發展，對各層主管部門、企業一般管理人員、高層管理人員乃至消費者的電子商務教育均不容忽視。

基于系統論的電子商務組成結構及應用模式

（一）電子商務的組成結構

系統是指具有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具有集合性、目的性、整體性、環境適應性等特點。作為一個系統，電子商務內部各要素的協調問題是產生整體績效的首要問題。電子商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支付、認證、安全等系統，對這些子系統之間的協調程度在于他們之間的集成優化程度。其次就是環境問題，一方面，環境為系統提供了生存發展的空間、資源、支撐等條件；另一方面，環境對系統的發展具有約束和擾動影響。一般來說，電子商務的環境包括技術環境和社會環境，前者為電子商務提供技術上的支撐，包括網絡技術、安全技術、標準化技術等，后者包括法律、信用體系、社會信息化程度等。環境問題在電子商務發展中具有重要影響，包括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

（二）我國企業電子商務應用模式

第一，大型企業的電子商務。國內大型企業的傳統線下銷售渠道一般都很成熟，電子商務應用主要是作為一種輔的手段出現。國內大型企業通常建立有自己的網站，通過這一平臺企業和產品的相關信息，主要目的是為了企業品牌形象考慮，部分承擔與外界交流的功能。第二，中介服務類。一些公司，如淘寶等，通過建立中介網站，在網絡上為買家和賣家提供交流的平臺，和提供商品、信用等信息，甚至參與其資金的流通，促成交易。一般這類中介平臺還通過廣告獲取一定利潤。第三，網上服務類。與傳統的實物交易提供者不同，這類電子商務企業大多提供數字產品交易或者通過一個平臺提供一些虛擬服務，比如網絡游戲、付費電影等，屬于電子商務新興產業。第四，特色網站類。特色網站也屬于電子商務新興產業，依托電子手段，提供特殊服務來滿足一部分消費者的特別需求。從實質上看，這種電子商務應用模式同網上服務類企業一樣，也是通過提供一種服務來獲利。

基于商務生態系統視角的我國電子商務發展對策

第一，重視核心企業的重要作用。核心型企業利用先進的技術和豐厚的資金建設和運維的公共平臺是電子商務生態系統的成員們必不可少的依附主體。另外，核心型企業積極倡導和規范網上信用體系等環境建設，在吸引用戶、防范交易風險的同時，也有利于整體電子商務行業的健康持續發展。

第二，發揮網商群體的內省力量。“網商”的形成完全是網民和傳統商人的自發行為，核心的驅動力就是物質利益的追求和自身價值的實現，“網商”群體的內省力量會主動推進生存環境改善，進而推動電子商務生態系統良性發展。

第三，重視消費者的力量。共同進化強調的不單是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中企業之間相互作用方式和相互作用結果的高度整合，還包括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相互作用方式和相互作用結果的高度整合。隨著電子商務生態化的形態由“網商”聯盟到網絡社區、虛擬社會等的演變，消費者的力量將會日益突出。

第四，正確認識政府的作用。電子商務生態系統在形成和演化過程中，仍有許多規律尚待探索。應密切關注政府部門和其它準政府組織行為對電子商務生態系統的影響，是否會對電子商務生態系統的良性發展存在反作用？如果是，又有可能存在哪些反作用？政府和其它準政府組織應該如何規避？

參考文獻：

1.James F. Moore. The Death of Competition[J]. Fortune， April 1996，4

2.Sanjiv Gossain， Gajen Kandiah. Reinventing Value：The New Business Ecosystem [J].Strategy & Leadership，（Nov/Dec）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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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古語有云：“積谷防饑，養兒防老。”現在農村地區，家庭養老成為主要的養老方式，特別是農村家庭大都以務農為生，沒有醫療和養老保險，也缺少養老院，加之農村老人觀念較為保守，老了更愿意留在家里，不會選擇去養老院生活。因此，子女就成了他們步入老年后的物質和情感寄托。但上世紀80年代國家頒布了計劃生育政策，一個家庭只能要一個孩子，那就意味著，一旦這個孩子遭遇不幸離開人世，對父母來說將是毀滅性打擊。這時候，很多問題就會突顯出來，例如；有沒有能力再要一個孩子、將來生病住院誰來照顧、怎么彌補精神打擊、人際交往面臨問題等。

二、目前我國農村失獨家庭的現狀

（一）失獨家庭的定義及數量

學者王澤寧對于失獨家庭是這樣界定的：（1）1933 年1 月1日以后出生；（2）女方年滿49 周歲；（3）只生育一個子女或合法收養一個子女；（4）現無存活子女。[1]據人口學專家、《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根據人口普查數據推斷：中國現有的2.18億獨生子女，會有1009萬人在或將在25歲之前離世。這意味著不用太久之后的中國，將有1000萬家庭成為失獨家庭。

（二）中國失獨家庭現狀

我認為當前我國農村失獨家庭的養老問題主要還是集中在經濟、社會交往、心理層面。從經濟方面分析：青壯年勞動力在一個家庭中是至關重要的，他們的父母面臨退休，經濟收入下降，或者在農村家庭，父母年邁已干不動農活，這種情況下，家庭的負擔就會落在子女身上，如果唯一的孩子死亡，那這個家庭物質生活質量可能就會下降；在社會交往方面，由于很多農村地區思想觀念較為傳統，失獨家庭在他們看來似乎是“上輩子造了孽”或者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都不愿意接觸外面的人，與外界隔絕，他們在社會交往上就會出現問題；心理層面，“白發人送黑發人”，子女離世給他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創傷，人生失去精神支柱、失去生活的意義。

三、生態系統理論視角下農村失獨家庭養老問題成因

（一）生態系統理論概述

系統理論開創者是bertalanffy，他認為研究者不應只是用物理的方法做研究，也要考慮人和整個世界之間的聯系，應去把握研究對象的層級特征，用廣泛的視角去考慮問題。布朗分布倫納提到，個體出于一個環境和幾個環境的嵌套之中，每一個系統都與其他系統交互作用，影響著個體發展的方方面面。生態系統理論就是把人放在他所處的系統中去考慮，強調人與環境之間的聯系。

（二）從生態系統理論看農村失獨家庭養老問題成因

布朗芬布倫納在其理論模型中將人生活于其中并與之相互作用的不斷變化的環境稱為行為系統。他主要是對兒童進行研究，列出了兒童的幾層系統（如下圖所示），該系統分為4 個層次：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外層系統和宏觀系統。我們將利用布朗分布倫納的系統結構圖，來分析并探討農村失獨家庭養老問題產生的原因：

1.微觀層面：家庭結構失衡

首先，核心家庭，即一對父母和一個孩子這樣的家庭是一個穩定的結構，孩子是維系婚姻的關鍵，一旦獨生子女死亡，父母難以很快將這種情感依附轉移到配偶身上，這會導致他們難以從喪子的悲痛情感中走出來，從而對日后夫妻關系產生影響。其次，家庭系統和其他系統類似，會對其他家庭成員有角色期待，以滿足家庭和社會的需求，若一方在喪子之后選擇消極避世、逃避家庭責任，則會使另一方無法獲得這種滿足，以至于雙方關系會僵化、已破碎。

2.中觀層面：人際交往受阻

中觀層面涉及到失獨家庭的社會交往方方面面。思想上，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特別是在農村，很多人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思想。這種觀念使得很多失獨父母會選擇遠離周圍環境，拒絕與外界交流。在行為方面，父母憑借孩子，會擴大自身的交際網絡，因為要滿足孩子們的需要，通過會與學校、醫院、社區等建立聯系，形成較為持久的互動，在互動的過程中，他們扮演者各自的角色，一旦唯一的孩子離世，他們這些角色也會消失。綜上，失獨家庭的人際交往會受到阻礙，社交圈子在慢慢縮小，所導致的后果就是，他們會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與社會的交集越來越少，逐步遠離社會。

3.外層層面：社會政策及服務不完善

“家庭B老”一直是我國的主要養老模式，一旦唯一的孩子去世，失獨老人就會面臨無人照料的困境，與此同時，社會養老服務政策和相關基礎設施又不夠健全，在現階段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失獨家庭養老保障并沒有形成專項制度。新農保、新農保、五保供養等制度的實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失獨老人的生活困境，但缺乏針對性。此外，在現有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實施過程中，由于監管體系的不健全、管理機構的不完善，致使社保資金的發放存在很大的問題，包括農村失獨老人在內的受保障群體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根本的保障[2]。

另外，當前國家出臺的制度較為單一、模糊，在實施的過程中缺少靈活性，政策與政策之間的聯結不夠，導致實施效果欠佳，這些都是失獨家庭養老成為問題的原因。

4.宏觀層面：傳統意識形態的影響

宏觀方面，就涉及到整個大環境的意識形態和文化、亞文化的層面。就失獨家庭而言，首先是受到傳統觀念的制約，很多父母有這種“養兒防老”的思想，辛辛苦苦把子女拉扯大，為了自己老了能有人照顧，失去獨生子女之后，很多老人精神上會陷入崩潰、抑郁，不想說話，害怕別人談到子女的話題，害怕別人的閑言碎語，因此選擇逃避社會等，這會使得他們的精神問題加重，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四、生態系統理論視角下農村失獨家庭養老問題的社會工作介入

（一）生態系統影響模式概述

美國威斯康星―懷特沃特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查爾斯?扎斯特羅提出了有關社會工作的生態系統影響模式，他認為社會生態系統影響模式反映了各種生態系統的相互關系及相互影響。專業社會工作者的工作不僅要與案主、而且是要與許多同案主相關的其他大系統一道解決案主的問題。更確切地說，系統影響模式強調，社會工作者必須代表他們的案主，經常與現行的機構和組織協同工作，其目標常常是去改變或改進服務的提供和資源的分配方式。這是一套生態系統理論指導下的社會工作介入模式，下面將此模式為指導簡要敘述失獨家庭社會工作介入的具體策略。

（二）社會生態系統影響模式指導下農村失獨家庭社會工作介入

1.引入專業社工

我們知道，物質幫助對于失獨家庭都是暫時的慰藉，真正能幫助他們走出來的只有他們自己，而社會工作者的理念是“助人自助”，是通過專業的工作方法和技巧幫助他們走出陰霾、重獲自信，而不僅僅是給予他們物質支持，社會工作者能夠通過心理輔導，比如個案治療、小組工作等鼓勵失獨父母發泄情緒、勇敢的面對今后的人生，激發起他們對未來生活的熱情。從這方面講，社會工作者的作用是尤為重要的，政府應該重視社會工作的職業發展，給予他們工作和晉升空間，讓更多的學社會工作專業的人能夠參與到社會服務中來，幫助社會上的弱勢群體解決他們的復雜問題，維護社會的和諧和穩定。

2.恢復案主自身功能

案主自身是問題的核心，社會工作介入后，重點要放在幫助案主建立正確的認知、實現案主自身增能的方向上，本著以人為本的工作理念，相信案主有能力依靠自己解決問題，重新站起來，社會工作者可通過對失獨父母一對一的個案輔導幫助案主疏泄情緒、覺察自身的非理性認知，從而引導案主建立積極的自我認知，學會調節自身的情緒，發展出更多的可能。

3.強化組織系統支持網絡

社會工作介入的過程中，要注重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比如發動志愿者對失獨家庭開展入戶幫扶，在生活上給予他們物質照料，精神上給予他們心靈的慰藉；比如可以組織大家自發捐款，為經濟困難的失獨家庭提供資金贊助；還有，社會工作者也可以聯系相關的兒童服務機構，對于那些物質相對寬裕、有領養意愿的老人，可以幫助他們聯系領養一個一個孤兒，然后定期對老人的領養情況進行回訪等等。

4.增強社會服務功能

在社會服務方面，社會工作者可通過建言獻策等方式，倡導政府開辦專門面向失獨家庭的養老機構，把具有相同經歷的老年人組織到一起盡心照顧，這樣也可打消老人的顧慮，相對愿意去到福利機構接受照料；在社區里，可組織有能力、行動較方便的失獨老人參加紅色旅游，走出家門到外面的環境下散散心，放松心情，讓他們逐漸明白，除了子女，他們的人生還有很多意義，還能做什么事情，從而重新認識到自己的價值。

5.引導正確的價值觀念

社會工作者還可以通過發放宣傳冊、開辦講座等形式，讓更多的人知道目前社會上還有很多問題，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期待著我們去理解、信任和幫助的。我們應讓自己掙脫傳統不良觀念的束縛，以一種積極理解的態度對待身邊的人和事。

五、小結

失獨家庭之所以會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是因為在這樣的家庭背后會突@出很多復雜的社會現象，我們在思考的時候不能僅僅想到“只是一個家庭失去了孩子而已”，問題沒有那么簡單，我們要想到，為什么這個家庭失去了孩子之后會面臨重創、整個家庭為什么會因此而垮掉，這跟我國傳統的“養兒防老”的思想、當前的社會保障政策、社會工作專業發展不成熟等等都是密切相關的。我們應該以系統的眼光看待問題，而不僅是著眼于一個人，要聯系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大的歷史背景去考量。需要社會工作者、政府、福利機構、社區等都相關系統通力合作，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持久而有效的幫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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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瀕臨東海，水網密布，河道總長度為6萬多km。獨特的浙江水鄉風貌為全省的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傳統河道建設主要側重于考慮工程的安全和人類需求，較少考慮河道建設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河道生態環境問題仍比較嚴重，河道環境質量現狀仍不容樂觀。筆者綜合應用環境科學、生態水工學、美學等相關理論，試圖研究出一套科學、合理的生態河道的構建體系，以指導浙江省歷史文化型河道建設，改善城市的生態環境，傳承河道水文化。

1現狀分析

抽取浙江省文化歷史保護型河道進行調研，其中包括杭州余杭塘河、古新河、沿山河、古蕩新河；嘉興杭州塘、平湖塘、蘇州塘、長水塘、老環城河、九里溪；寧波西塘河；溫州溫瑞塘河、石坦河；以及衢州、臺州、麗水等22條河道，了解河道水域面積、水系分布、水生態狀況、人文水景觀資源、駁岸情況。

通過調查與分析，目前問題主要表現為：(1)人文水景觀資源雖然豐富，但沒有得到有效保護和充分的開發利用。以水文化為主要特征的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城鎮大多時過境遷。如衢州的鹿溪渠，嘉興的杭州塘，臺州的始豐溪等，未形成一個完整的保護體系，缺乏對重要的歷史文化資源加以整合利用。(2)河道水域生物群落單一，缺乏生物多樣性。按照《歐盟水框架指令》河流生態要素的標準“對以上河道進行生態評估，評優河道只有2條。(3)景觀工程方面，傳統方式造價高。在隨機調查的22條河道中，有19條河道在規劃、設計和施工中所用的材料為現澆混凝土、漿砌或干砌石塊、拋石等硬質不透水材料，施工及養護成本較高。(4)缺少生態河道建設的相關規范。加強河道生態建設，制定一個在河道建設中加強生態保護的技術規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規范應涉及面廣泛、內容全面，符合科學性、操作性、經濟性要求，并且滿足工程建設的地方標準。

2構建生態河道管理體系的措施

2．1保護性措施

由于城市發展、旅游開發等，大量河道被侵占，河渠硬化，其完整性和真實性不斷遭到破壞。作為文化遺產的城鎮河道不僅僅包括古城鎮、古街巷、古建筑等物質文化遺產，也應該包括歷史上因河道發展而形成的船閘、河埠頭、橋梁、堰等水利設施。對于這些已有的歷史人文景觀，應作為古代水文化的載體，通過綜合整治加以維護與保護。

在設計時要注重對傳統村莊人文景觀和自然風貌的保護，考慮具有場所特征的自然因素，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盡量使用當地材料和物種，體現河道治理的地方特色。如美國圣安東尼奧河改造注重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將國家歷史公園中的四個歷史街區相互聯系起來。在南段德埃斯帕達水壩附近，修復北美最古老的水渠，作為文化和教育場所。對于南部河段的4處建于18世紀的教會遺址，規劃將教會遺址現有的道路系統與濱河步行道相連接，以避免局部過分突出。

2．2生物措施

在滿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生物措施，通過生態工程與生態恢復方法，可以控制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蝕，促進整個河道生態系統的完善。主要措施有：(1)構建河道上中下游生境異質性。河流上中下游由多種異質性很強的生態因子描述的生境，形成了極為豐富的流域生境多樣化條件，這種條件對于生物群落的性質、優勢種和群落密度以及微生物的作用都產生重大影響。(2)營造水陸交錯帶的生物棲息地。在河道治理規劃中，構建深潭和淺灘，營造多樣性水域棲息地環境，使之具有不同的水深、流場和流速，適于不同生物發育和生長需求。(3)構建生態駁岸時，要考慮生物棲息地的要求，采用自然材質制成的柔性結構，或者采用新的結構型式，如石籠、魚巢磚、生態磚等。岸坡砌護盡可能采用透氣透水透孔的天然材料，使得植物生長，為魚類、兩棲類、昆蟲、浮游生物和微生物等的棲息提供從水域到陸地的連續空間。

2．3低成本景觀工程性措施

提倡“低成本”景觀規劃設計，研究如何權衡短期投資和長期收益，如何不以犧牲形式美感、功能使用、自然生態為代價。在設計時盡量避免使用高耗能、高污染的鋼筋、水泥等硬體傳統材料，采用透水性好，施工養護成本低的材料(包括植被、土壤、磚石等)。在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前提下，改善河道的生態條件。

2．4制定生態河道建設的相關規范

對于歷史文化型河道，地方要加強立法，各地都應該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制定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將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保護工作真正落到實處，以建立新型長效的生態河道管理體系。

3整治案例

3．1項目概況

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鎮，位于浙、閩、贛三省交界處，處于仙霞嶺腹地，由潯里、楓溪、花橋三個自然村構成。廿八都鎮歷史上是軍事要沖，是商貿集鎮，留有豐富的古建筑和多彩的傳統文化，具有重要價值。穿鎮而過的廿八都溪在境內流程10km，流域面積73km，承擔沿河地區雨水排放以及地下水補充的功能(現狀圖見圖l～3)。

3．2生態河道規劃

組景序列是體現中國傳統景觀欣賞與表達模式的重要文化形式。本案延續“楓溪八景”這一文脈，借鑒傳統中國畫長卷做法，根據現狀把楓溪沿河景觀分成6部分：山光潭、珠波橋、百花澗、青溪坊、秋霞圃、楓影灘。分別以山、路、水、村居、田園、植物景觀為名，構成全景山水長卷式的山水村居田園畫卷，突出楓溪之美。具體措施如下：

3．2．1保護性措施廿八都古建筑種類多、數量大，其風格融浙、皖、閩、贛干一體，形成鮮明的地方特色。如楓溪村的水安亭橋，原為木結構跨橋，清康熙五年毀于洪水，同治三年建成石拱橋，橋上原有亭閣18問，現尚存14間，為縣級重點保護文物；潯里村的清文昌閣，也是保留下來的重要古亭閣。除此之外，還有楓溪橋、河埠頭等古建筑物，在楓溪河水道設計中都應給予保護，現對傳統村莊人文景觀和自然風貌特色。另外，從依存古鎮空問構成來分析，楓溪如腰帶，其急緩開合的動態恰和古鎮人文景觀耦合，構成古鎮景觀意象(規劃圖見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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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一些期刊和網絡上，人們在關注一個有關孩子教育的有趣爭論，這一論爭的主題是――在孩子的發展與教育中，是“窮孩子”有利于孩子的發展還是“富孩子”有利于孩子的發展？爭論者認為，所謂“窮孩子”就是家境較困難的兒童，“富孩子”就是家境較富足的兒童。對此，雙方都提出了相應的現象和理解。

一、關于兒童教育中的“窮”與“富”的爭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獲得了穩定的發展，城鎮居民也大多走上了富裕之路，富裕之后如何教育孩子，就成了人們關注的問題，而教育中“窮”與“富”的爭論就由此而生。

（一）“富孩子有利觀”的論點

1.富了當然要富孩子，富孩子天經地義，符合中國國情。“再富不能富孩子”的論點有違中國人“為子孫造福”的傳統幸福觀，不合歷史常理；有違所有中國父母都認可并堅持的“再苦不能苦孩子”的觀點，不合人之常情；有違富起來的家庭讓孩子好好生活的現實，不合生活常態；“富了當然富孩子”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

2.“富孩子”擁有更好的物質條件，其需要得到了必要的滿足，有利于人格的健全發展；接受更好更多的教育，受到更多更好的幫助，有利于智力的充分發展。因此，發展前景必然會更好。

3.“富孩子”的父母接觸到更多的成功人士，在潛移默化中模仿成功人士的成功人格、為人處世做事的方法、思考問題的方式等，更利于其成長。

4.所謂“富孩子的問題”其實更多是一種偏見，如果說存在的話，那么相對來說“窮孩子的問題”可能會更多，很多人關注貧困生問題就是例證。

（二）“窮孩子有利觀”的論點

1.“富孩子”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衣食無憂，不知生活的艱辛，狂妄而不知謙虛，自私而不知感恩。

2.“富孩子”有需要很少得不到滿足，很少經歷挫折，容易產生“驕嬌”二氣，很難正確對待挫折，意志薄弱，心浮氣躁，遇事半途而廢。

3.“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窮孩子”更能設身處地理解別人，處事更成熟，意志堅強，吃苦耐勞。

4.“窮孩子”由于家庭經濟支持更少，往往學習主動性和獨立性更強，有利于學業成就的取得。

5.有人提出，所謂“窮”與“富”是相對的，存在“窮家富孩子”和“富家窮孩子”。“窮孩子”是指學習生活條件較為儉樸，只提供必需的物質條件，其中包括“窮家”孩子與家庭經濟狀況一致的物質條件和“富家”孩子避免生活上的奢侈與教育上的過度投資。“富孩子”是指學習生活條件極為優越，包括“窮家”孩子追求生活上的奢侈與教育上的過度投資和“富家”孩子不加限制的物質滿足。

應該說，兒童的發展，是家長們和教育家們關注的永恒話題，但是，以這種方式關注和爭論，卻能真實反映當下中國眾多家庭教育的現狀――一切以孩子為中心，折射了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為子孫造福”的幸福觀。家長們“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愛子之心和社會人士的“再富不能富孩子”的憂慮之心，都是可以理解的，從心理學上看，兩者都承認客觀條件對兒童發展和社會化的影響，也都看到兒童是處在相應的環境中的。但是，兩者都沒有看到兒童所處的環境是一個復雜的包含家庭教育環境的大生態系統，其發展固然受家庭客觀物質條件的影響，也受到兒童教育大系統其他部分的影響和家庭環境中其他因素的影響。沒有看到環境與兒童個體之間存在交互作用；沒有看到兒童具有主動性，他們能自覺地建構自己的主觀世界。這正是生態系統學理論告訴我們的。

二、生態系統理論的觀點

（一）生態系統學理論強調兒童的發展離不開一定的環境，任何脫離具體的環境而孤立地探討兒童的發展問題都是缺乏科學性的。對此，生態心理學家克力克認為，環境對孩子行為的影響至少表現在四個方面：①生活的空間及空間的事物對兒童的影響要遠超成人。作為兒童生活經驗中最為基本的部分，生活空間和空間的事物對兒童動作和感知覺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②物質環境是兒童獲得知識的重要一環，通過主動對物質環境中各事物的作用，兒童獲得其他領域中的知識。③游戲環境對兒童發展起特殊的作用，在誘導和鼓勵孩子之間的交往與合作方面，良好的游戲環境不可或缺。④游戲活動是幼兒的最基本的學習形式，物質環境會影響到兒童游戲活動的種類。兒童認識外部世界，主要通過動手操作，在與客觀事物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實現的。具體的物質對兒童發展和成長是不言而喻的，其重要性會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而相對減少。因而，不管是“窮”家還是“富”家的孩子，都是家庭的重要成員，都是受家庭保護的未成熟個體，從一出生就處在家庭生態環境的影響之下。家庭的環境，包括物質環境當然會對兒童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

（二）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個體生活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并與之相互作用，組成個體發展的行為系統，這些相互聯系和影響的系統構成了個體發展的生態系統。生態系統呈現出同心圓式的層級結構，從里至外依次為――微系統、中間系統、外系統和宏系統，前者逐個被后者包含，與個體的活動頻率和密切程度依次降低。

1.微系統(microsystem)。位于環境層次的最里層，是兒童活動、交往及體育的直接環境。微系統是兒童從事活動、承擔角色、發展人際關系，并親身獲得真切的感受和經歷的環境系統。家庭、學校、同伴關系等都是兒童的微系統環境。“窮”與“富”最終必須直接通過微系統的物質、互動、關系等形成影響。如兒童之間的對“窮（富）孩子”的排斥；成人對“窮（富）孩子”的區別對待。

2.中間系統(mesosystem)。位于微系統外層，是指微系統環境之間的彼此聯系與相互作用，是由微系統環境間關系所組成的系統。如家庭和學校的關系、學校和社區的關系、家庭和同伴的關系等，都會影響到生活在其中的兒童的心理發展。“窮”與“富”在此時表現為受其影響之下的各種關系。如學校對“窮（富）家孩子”的不同待遇。再如，“富”孩子在家受溺愛，在外卻不一定享受這種待遇，從而帶來不平衡，進而影響到與同伴的關系。

3.外系統(exosystem)。位于中間系統外層，是個體并未直接參與其中，卻影響兒童成長的環境及其作用與聯系。發生在外系統環境中的事件會影響個體所生活的環境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間接而必然地影響到個體的發展。如父母的工作環境會影響到他們工作的性質、要求、條件等因素，導致在家庭中的行為方式和態度受到影響，從而影響對子女的養育質量，因此，兒童雖未參與其中，卻仍間接地受到父母工作環境的影響。如外出農民工對留守兒童的影響。

4.宏系統(macrosystem)。位于生態系統的最外層，是指個體所處的文化、亞文化或整個社會環境的背景（藍圖）。微系統、中系統和外系統都涵蓋在宏系統中，并受到影響和作用。“窮”與“富”亦表現為社會文化和價值觀。如一定時期人們的嫌貧愛富。

5.歷時系統(chronosystem)。在勃朗芬布倫納的生態系統中，時間的變化是貫穿所有系統的長線，歷時系統是指在兒童成長環境中產生影響兒童發展的新情況的時間變化。如多年以前留守兒童可能覺得受到歧視，而現在留守兒童可能受到關注。

生態系統理論強調，在兒童發展過程中，不能靜止而孤立地考察單一的環境或即時的環境，而要放眼于各類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系，并進一步了解這些情景根植的更大環境，在多個層次關系尤其是大系統的關系層次上解析兒童的發展尤為必要。

簡而言之，家庭的“窮”與“富”必然影響了兒童，但如何影響，應該考慮到“窮”或“富”通過各大系統具體對兒童施加的影響。如，有些家庭或許“窮”，買不起玩具，卻可以自制豐富多彩、非常別致的玩具，既滿足了兒童的智力與技能發展的需要，又滿足了兒童的自尊心，更重要的是父母對兒童的關心比單純的物質給予更能讓兒童體驗到積極情感。

（三）兒童對環境的影響。生態系統理論提出，兒童的發展固然受到環境的影響，兒童的主體因素會融入到兒童發展的環境中，會對環境發生相應的作用。兒童對環境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三方面。

1.變更。改變某種活動的性質和內容，是兒童影響環境最常見的方式。譬如，“富”家為孩子學習買來了一臺電腦并接通網絡，孩子卻沉迷網絡游戲而荒廢學習。

2.建構。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兒童智力發展的核心是兒童通過自己的動作作用于物體，并將經驗組織到自身的認知系統中，這是一個對外部適應的動態建構過程，環境也會受到知識建構過程的影響。兒童的建構活動改變和創造了新的活動情境，如以水代替墨水在紙上寫字，進而可以重復練習。

3.非參與性。精心設計的教學環境或活動環境，兒童的參與是其發揮教育功能的前提。因此，興趣是環境設置必須考慮的因素，否則，兒童會以不參與表達自己的要求，這是對已經設置的環境最有力的影響方式。兒童對活動（學習）的非參與性，意味著改變環境設置的必要性。

因此，可以認為，作為生態環境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兒童不是僅受環境影響的發展主體，而會對環境產生影響；兒童的發展與環境之間相互交織，關系復雜，不是簡單而機械地誰決定誰的聯系；對兒童的發展起主導作用的是環境與發展主體――兒童之間的交互作用，而不是單獨的環境或發展的主體因素。比如，有的“窮”孩子生活節儉，學習勤奮，贏得教師和同學的尊重，充滿自信，更加嚴于律己；有的“窮”孩子生活奢侈，無心學習，讓老師和同學費解，極不自信，放縱自我；有的“富”孩子謙虛勤奮，大方友善，充分利用家庭的有利條件，獲得了應有的發展；有的“富”孩子恃寵而驕，嬌氣蠻橫，以自我為中心，和同學和伙伴很難相處，自然不利于發展。

參考文獻：

［1］鄧賜平，劉金花.系統發展觀：兒童社會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發展傾向［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0，（1）.

［2］席居哲，桑標，鄧賜平.兒童心理健康發展的家庭生態系統特點研究［J］.心理科學，2004，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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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提出

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作為學術范疇而被嚴格界定和科學論述，嚴格地說是從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轉型背景下人們對政府管理活動進行新途徑、新方式、新模式和新機制的探索開始的。在學術界，諸多專家和學者對政府管理創新問題有著研究興趣，并撰寫出相應的理論成果，對于指導政府管理創新實踐具有指導意義和價值，但多數研究僅僅局限于政府管理實踐活動層面上，沒有突破政府管理學的理論境遇和思維邏輯，難以擺脫傳統政府管理創新理論的羈絆與禁錮，認為政府管理創新就是管理理念的革新、管理方法的改進和管理內容的變更和管理手段的變換,將政府管理創新視為外在于管理環境而獨立存在的實踐活動。

近年來，一些學者將政府管理創新研究的主題轉向了理論分析的方法論層面。生態學強調生物與環境之間的協同共生和持續演化，其所內涵的動態、多樣、平衡和有序的思想使得其逐漸成為分析社會現象和問題的有效工具。如果將政府管理創新置于生態學的理論視野內加以審視，可以發現：政府管理創新是一個復雜的有機整體，其與所依存的外部環境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協同關系和共生關系；不論在構成要素方面，還是在要素之間關系方面，乃至要素與外部環境之間關系方面，政府管理創新都處于一個構成要素多樣、環境因素復雜的生態系統中，可以將這個系統理解為“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

作為社會生態系統的典型形態，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正常運作必須具備三方面的條件：第一，必須由人和人圍繞的政府管理創新要素、條件、活動組成。人和政府管理創新要素、條件、活動既是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最基本構成要素，也是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得以存在的基礎和實際載體。第二，基本構成要素之間、要素與環境之間、環境與環境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聯系的機制。第三，具有特定的功能，這是整體具有不同于各個組成要素的新功能，這種新功能是由系統內部的有機聯系和結構決定的，而單個構成要素則不具備，一旦特定功能被取代，系統就會面臨升級轉型或者解體消亡。只有同時具備這三個條件，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才是所謂的生態性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任何條件的不具備或者不完全具備，都會影響到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生態活度。

二、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意義

首先，有利于培養政府管理創新的生態認知。認知是行動的先導，認知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行動過程及結果的績效水平。目前，一些地區政府在進行管理創新時，既不充分了解自身的管理實踐情況，也不全面顧及政府管理創新的內外環境，進而造成政府管理創新過程的不通暢和創新績效的不明顯，嚴重影響了政府管理創新活動的順利開展。通過營造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梳理政府管理創新要素的內在關系，規整政府管理創新的各種環境條件，實現要素關系和環境條件的動態平衡與協調統一，有利于培養政府管理創新主體的生態認知，使其在政府管理創新過程中既注重要素、環境條件的客觀性，也強調要素關系和環境條件利用的差異性和整體性。

其次，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創新的生態價值。生態文明的不斷崛起和生態意識的漸入人心，使得生態理念逐漸成為指導人們社會實踐活動的主要理念，人們在評價實踐活動價值時，不僅考慮實踐活動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也越來越考慮到實踐活動的生態價值。對于政府管理創新而言，生態價值也是其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每個政府管理創新活動都可以視為一個生態系統，構成這一生態系統的基本要素，例如創新主體、創新對象、創新內容、創新手段、創新機制等，由于它們在生態系統中的角色和地位有所差異，因而這些構成要素的生態位也各不相同。論文參考，意義。每個要素生態位的錯位都會直接影響到系統內部要素關系的穩定，進而影響到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有序發展。這也正是目前部分政府管理創新績效不明顯的原因所在。論文參考，意義。通過營造生態系統，來實現政府管理創新要素功能和要素關系的最優化，進而提高政府管理創新的生態價值。

最后，有利于增強政府管理創新的競爭優勢。對于政府管理創新主體而言，對自身情況和內外環境條件的準確認知是其合理利用內外環境因子，充分發揮管理創新競爭優勢，實現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同時，也要有效調節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的生態關系，使它們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各自的功能作用。要素和要素之間關系的重疊競爭，要素和環境之間關系的無序紊亂，都會造成政府管理創新要素之間的功能妨害與效能內耗，進而影響到政府管理創新競爭優勢的提高。為此，在內部層面就需要保持政府管理創新要素之間關系的有序穩定，在外部層面就需要保持政府管理創新要素與外部環境之間正常的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和信息傳遞。內外層面的有機結合形成平衡有序的生態系統，使得政府管理創新過程得以持續開展，競爭優勢得以有效提高。

三、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特征

在持續不斷的運作過程中，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逐漸形成了協同共生的內外環境關系，體現出整體性、層次性、復雜性、動態性和自校性等基本特征。

1.整體性。與自然生態系統相類似，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也具有一定的空間形態。它是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在不斷適應內外環境變化過程中形成的，是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與內外部環境相互適應、相互作用的結果體現。空間形態既可以表現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空間結構，也可以反映政府管理管理生態系統的未來發展取向；既可以為政府管理創新目標的確定、創新方向的把握和創新戰略的制定提供客觀依據，也可以為相關

主體了解政府管理創新的本質和規律提供重要參考。論文參考，意義。政府管理管理生態系統的空間形態主要由社會空間、經濟空間和自然空間組成，社會空間是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主要包括政治空間、教育空間、文化空間、科技空間和制度空間等；經濟空間是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條件，也是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價值目標的主要指向；自然空間是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存在和發展的根本條件，也是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的空間范圍。自然空間對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影響具有直接性和客觀性。三個空間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形成有機統一的空間形態，共同制約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生存發展。論文參考，意義。

2.層次性。結構是要素之間關系的結合形式和聯系狀態。系統結構是系統內部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狀態以及各要素之間的比例特點。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結構就是組成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各要素之間的聯系形式以及各要素與外部環境之間的關系形式。論文參考，意義。由于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既是社會生態系統的子系統，也是一個具有相對獨立功能和發展演化規律的有機系統，因此，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結構既表現社會生態系統的部分性質，也表現有別于其他生態系統的特征。從規模大小上，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結構可分為宏觀結構、中觀結構和微觀結構。宏觀結構主要以社會環境結構為背景，中觀結構主要以區域社會環境結構為背景，微觀結構主要以某個政府的具體管理環境為背景。從時空維度上，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可分為縱向結構和橫向結構，縱向結構主要是各級政府行政級別的大小不同形成的結構，橫向結構主要是同一級別政府部門形成的結構。宏觀中觀微觀結構相互滲透、縱向橫向結構彼此交融，共同形成動靜結合、縱橫交錯的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網絡結構。

3.復雜性。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是由生態主體和生態環境組成的有機系統。政府官員、政府工作人員和政府管理創新研究人員等構成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生態主體；對生態主體產生作用和影響的各種生態因子的結合構成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生態環境，主要包括社會生態環境、經濟生態環境、自然生態環境等，各層面環境都不同程度地對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運作產生影響。不同的生態主體擁有不同的生態環境，同一生態主體在不同的發展時期也需要不同的生態環境。通過生態主體之間及其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形成了適應環境的能力、影響環境的能力，并不斷實現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從無序到有序的發展演化。隨著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轉型，經濟發展的快速化、社會競爭的激烈化、人際關系的復雜化和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日漸明顯，分配差距的拉大、腐敗現象的蔓延、階層分化的多元等社會問題也開始出現[1]，使得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生態環境更加復雜，給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運作發展帶來了一定挑戰。

4.動態性。在生態學的理論視域中，生態因子是指對生物的生長發育具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外界環境要素。論文參考，意義。生態因子與生物之間的相互作用相當復雜，各種生態因子的有機結合形成生態環境，每個生態因子都具有不可替代性或可調劑性。同樣，組成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生態環境的因子都是生態因子，各種生態因子對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發展起著推動或者制約作用。按照表現形式，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生態因子可分為社會生態因子、經濟生態因子和自然生態因子，社會生態因子包括文化因子、教育因子、社會制度與政策因子、國際政治因子和科學技術因子；經濟生態因子包括消費市場因子、物資市場因子、資金市場因子、勞動力市場因子、產業與產業結構因子、交通因子、通訊因子、國際經濟因子；自然生態因子包括地域地緣因子和自然資源因子。[2]各種生態因子相互促進、相互聯系、相互制約，任何生態因子的變化，必然會引起其他生態因子的變化，進而影響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發展。

5.自校性。與自然生態系統不同，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自校平衡性更具有主動性，這是由于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主體——人具有更強的意識性和能動性。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外部環境，它會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和環境發展變化的具體要求，來不斷適應環境變化。從過程機制上看，自校平衡主要是由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和信息傳遞的不平衡所致。物能流轉的不平衡往往會帶來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內部結構、功能的不穩定，影響政府管理創新生態系統的正常運轉。為了保持系統內外環境關系的平衡有序，政府管理創新主體就需要采取相關措施加以解決。這些措施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政府管理創新主體通過優化關系結構、調整功能機理和整合運作機制來保持與外部環境之間關系的平衡有序；二是通過適當改變環境因子、規整環境條件和調試環境空間來實現與外部環境之間關系的協調統一。

參考文獻：

[1]李景春.研究生黨建創新的SWOT分析[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6,(8):46-50

篇10

近年來，環境史研究逐漸發展成為熱門學科，來自文理各個領域的學者廣泛參與到環境史討論的隊伍中，逐漸形成一個聯系較為緊密的學術共同體，并在理論界和現實社會中發揮重要影響。環境史研究要求學者立足于生態系統的核心層，即人類與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考察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建革教授，二十多年來一直致力于環境史研究，研究視野從蒙古草原逐漸南下到華北平原，再到江南，先后出版了《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江南環境史研究》等著作，尤其是《江南環境史研究》一書，更彰顯了其匯集農學、美學、歷史學、社會學之力打造出的景觀生態史研究路徑，將環境史理論研究推進至哲學層次，同時也使學界看到了環境史研究的現實人文關懷及其對當今生態文明建設所具有的重要理論指導意義。

一、學術背景

20世紀80年代，王建革在山東萊陽農學院學習農學。當時的萊陽農學院農學學科分化并不明顯，農學本科生需要學習土壤肥料學、作物學和育種學等學科知識，這段學習經歷為王建革日后從事農業史和環境史研究奠定了寶貴的學術基石。綜合而嚴格的農學學習，使他更為直觀且深刻地觀察、理解了生物與無機物之間的相互作用。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制約與促進，技術作為中間媒介在人與自然關系互動中的作用，以及貫穿其中的能量與物質流動，這些對于解讀農業典籍、思考以農立國的中國傳統社會，是極其有益的。在《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完稿時，王建革回憶說：“時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運，以前所學的，特別是所受到的農學訓練，幾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這種幸運不是人人都有的。”①后來他到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今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前身，簡稱“農遺室”）攻讀農史研究生。20世紀90年代農遺室的學風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要求學問必須面對現實，即把古農學的知識與農業生產現實相對應；二是重視田野調查。當時人類學尚未興起，農遺室的學生已比其他史W和社會科學的研究生更注重田野工作。當時農遺室許多著名的農史專家，除了李長年和郭文韜等導師外，繆啟愉、王達、宋堪慶等幾位先生也給當時攻讀研究生的曹樹基、蕭正洪和王建革等人上過課。繆啟愉先生擅長立足農業現實，依據鄉村習慣與地方知識體系進行考證，他在研究《齊民要術》時就借用了20世紀50年代大量可見的傳統農業技術，用于解讀中國古代技術。王達先生對《補農書》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亦是將學術研究與實證考察緊密結合的實踐。如今，近九十歲高齡的王達老師對曾與陳恒力先生深入桐鄉農村進行農業調查的情形仍然記憶猶新。在農遺室，王建革先后師從章楷、郭文韜兩位先生。在碩士研究生階段，他以“山東植棉史”為題進行碩士論文研究，對20世紀50年代以后華北的農業生產開始有了系統的了解。攻讀博士期間，他的論文研究方向是人口壓力與農業的問題，其中涉及生態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在這個階段，聞大中先生利用《補農書》對古代江南生態系統進行分析，將中國17世紀江南高效循環的生態農業介紹給國際生態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也給王建革提供了極為有益的啟示。受聞大中和郭文韜兩位老師的鼓勵，王建革嘗試從生態史角度著手展開研究，將生態系統理論引入傳統時代社會，嘗試探索生態―社會史的研究路徑。但由于這方面的研究在當時國內學術界尚無先例可循，國外的生態史學術專著也未大量引入國內，探索之路困難重重。

1992―1995年在南京農業大學讀博士期間，王建革發表了論文《小農與環境――以生態系統的觀點透視傳統農業生產的歷史過程》，這是國內較早的生態史論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小農生產的生態性和社會性，因而在物質循環流和產品循環流的水平上，以生態學理論為依據，系統地分析了農業生態系統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并結合我國農業生產的歷史實際，探討了小農在自然生態系統以及社會系統之間所處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歷史過程，進一步揭示了我國傳統精耕細作農業技術的生態學背景。此后，王建革對于人口、資源、農業與社會發展的討論逐漸深入且細化。農業生產涉及自然與人文多方面要素，這對研究者提出了較高的綜合知識背景要求。為此，王建革奔波于國內各大圖書館，查閱分散在相關領域的文獻資料。20世紀60―80年代，國際學界的人類生態學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王建革在北京圖書館讀到了人類生態學著作，并從中汲取了大量的學術營養，為他在生態史中的一系列學術探討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華北與內蒙：生態―社會史領域的探索

1996年，王建革到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也邁出了生態―社會史具體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這期間，他開始探索從人類生態學的角度闡述我國歷史上社會制度、人口壓力與生態環境變遷之間的聯系，并發表了《人口、生態與我國刀耕火種區的演變》《資源限制與發展停滯：傳統社會的生態學分析》《人口、制度與鄉村生態環境的變遷》《人口、生態與地租制度》等論文。在思考人文與生態關系的同時，王建革也開始著力分析影響生態系統的核心自然因素，如關于土壤肥力的探討等甚是精彩，這些探索為他的博士后研究“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奠定了基礎。1999―2006年間，王建革默默無聞地在學界做一位這樣的學者：嚴密地梳理“滿鐵資料”以及民國調查、筆記小說等文獻資料，又致力于田野考察，圍繞生態與社會展開嚴謹的論證，發表了關于華北和內蒙的三十余篇論文。此后，《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和《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兩本專著的出版則是水到渠成。

方萬鵬在書評中寫道，王建革在“在地域社會的研究中貫穿生態史學的方法……該書的研究視角不存在學術標簽的跡象，而是真正踐行了生態史學的理論”①。全書圍繞生態環境與鄉村社會的主題，探討了傳統社會末期黃河以北、太行山以東、燕山以南的廣大地區的生態環境及其對應的社會特征，這是王建革將生態學理論與思路融入到歷史學、農業史研究的具體實踐，其研究成果展現了人與環境的歷史，既是物質作用的過程，也是心靈、思想和人類整體社會關系對外界反映的歷史。全書從影響生態系統最重要的自然因素開始論述，然后逐個講述諸要素狀態，繼而分析生態系統的運行與調控，可見其清晰的生態系統理念與研究邏輯。首先，不同的水環境產生不同的政治與社會效應。鑒于干旱對華北平原農業的重大影響，一方面，對水的治理衍生出灌溉與社會的問題，從而決定了水利的自然形態與社會組織形態；另一方面，水環境影響著沿河地區的土壤肥力或沙化進程，來自人類社會的農業變遷也影響著土壤的肥力。水土環境是自然體系中最核心的基礎要素，也是該著展開論述的基礎。其次，王建革論述了生態系統中的諸要素狀態，作物、家畜、人是農業生態系統的主體。農作物是人們主要的食物來源，因此耕作技術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并且固化到人們的生活周期中。畜牧業供給人口的能力弱于種植業，且由于取食關系，一個地區所負載的人和動物的數量相對穩定，當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牲畜必然減少，因此在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畜牧業呈現萎縮趨勢。最后，該著進一步分析了生態系統在以上要素基礎上的運行情況。各要素以取食關系建立聯系，保證物質與能量流在系統中往復循環，但人口過度增長，在排斥家畜畜養的同時，也影響了農作物的種植，從而影響了傳統社會末期人們的飲食與營養水平，“三料危機”的出現也警示了生態系統的失衡。而災害是生態系統運行中的重大波動，由此衍生的社會應災機制、聚居方式都與生態文化有關，面對生態壓力，人們也形成了不同的關于人與環境的信仰理念。在該著中，王建革運用投入產出法分析了近代農業生態系統，重新審視了傳統經濟史中關于租佃的一些認識，彌補了此前學者們對近代華北生態關注的不足，也詮釋了環境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對歷史學發展的卓越貢獻。

《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出版之后受到了學界的高度評價，鄒逸麟先生說：“華北平原是我國傳統社會的主要農業基地，也是災害頻發、社會矛盾較尖銳的地區之一。考察其農業生產、技術水平、鄉村的生態和社會變動，剖析其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對了解當今華北平原的農業與社會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作者在滿鐵資料為主的鄉村調查資料基礎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進行實地考察，歷時十年，寫下了這部專著，使華北平原從清代到民國時期的農業技術、生態環境以及鄉村社會諸方面的研究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②葛劍雄先生也高度評價了王建革的學術研究：“王建革教授是農學博士，在農業開發、土地利用、生態環境等方面有扎實的基礎，又在歷史地理、社會史等方面做了較深入的研究，所以該書既有科學原理的探索，又充分運用了文獻研究、社會調查的成果，資料豐富、觀察細致、論證合理，是一項溝通文理的綜合性研究，在近年來同類成果中居領先地位。”③

圍繞著蒙古草原的生態問題，王建革于2006年出版了《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一書。他研究蒙古的機緣來自對華北社會的研究，在查閱“滿鐵”資料時，王建革看到了大量關于對內蒙古地區豐富且詳實的調查資料，這批資料對當時的人口數量、牲畜頭數、牲畜結構和游牧規律、放牧特點等均有詳細的調查，是進行生態史研究的珍貴資料。草原、游牧、農業是蒙古社會傳統的三大支柱，草原上的人、牲畜與作物的關系構成了農牧業生態問題，所以，王建革以“滿鐵”和其他日占時期的資料為核心，輔以舊方志和筆記小說、20世紀50年代的檔案資料，運用生態人類學和歷史學方法，由草原生態和游牧生態的內容進入話題，在此基礎上揭示了游牧生態與蒙古社會的關系，論述了畜群與蒙古社會的關系，以及蒙古游牧社會在漢農業滲透后所發生的重大變化。《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的研究邏輯與《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建構在相同體系下，比較而言，前者關注的生態要素略為簡單，但生態系統的層次清晰明了。自然系統中物質與能量流在草原植被―畜群―人之間往復循環，這是蒙古社會生態運行的基礎。蒙古社會中人的經濟與社會地位甚至階級關系均不同程度地受畜群的影響。而在文化層面上，農耕技術滲透的過程是蒙古社會流動性降低的過程，此后，社會結構、文化、制度等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均是建立在生態系統變遷的基礎上，因此，結合生態系統的變遷來闡釋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互動就更有說服力。研究蒙古社會時，王建革多次到蒙古草原開展田野調查，其著作鮮明的“文理結合”“注重實證研究”“對滿鐵資料的謹慎和靈活使用”①特征多被學者們贊譽。

三、以水文生態為基礎的江南生態環境層次研究

告別了蒙古與華北，王建革將目光投向了江南。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社會形態，水是江南社會的靈魂，理解江南的關鍵也在于對水的理解和把握。王建革汲取了歷史地理學前輩關于水文研究的精華，并結合自己的知識背景，融會貫通地開始嘗試探索各層次生態系統的歷史，并通過《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和《江南環境史研究》兩本著作揭示了生態系統的層次。《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是以吳淞江下游地區為中心區域的研究，其揭示的層次基本在水文、土壤、農業與社會諸方面，而《江南環境史研究》則是以吳江和杭嘉湖為中心地區的研究，進一步豐富了這個層次。

《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從氣候、水、土等自然環境基礎要素寫起，然后到技術、社會組織、結構層面，最后到制度、文化層面展開分析。全書共有九章。第一部分關注基礎的水文環境，根據水文生態原理重新解讀了古人關于三江水文生態的一些理論；考證了太湖東部沒有三江，只有逐步形成的吳淞江，以及周邊的塘浦河網對吳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也產生影響。在江南水鄉，水環境變化往往會引起鄉村社會體制和農田景觀的相應變化，故該著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圩時期的河道水環境、鄉村社會體制及農田景觀變化。“水環境與圩田的改制，實是江南許多制度變化的重要原因”②，家、鄉村共同體、豪強對水環境的不同認知影響了他們的治水實踐。李明慧在評論《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對目前環境史研究的啟示時也看到了這一點，說：“……如地方百姓與官府、地方與中央之間在治河方面的矛盾。結合這些社會內部的矛盾來考察或許會使生態環境史研究更為豐富。”③在水環境變化的基礎上，農田景觀隨之改變，繼而導致唐宋轉型期的詩歌呈現出小區域化、微妙化、多面化等特征。在第三部分，該著結合常熟縣的河道與水利社會狀態個案，主要描述了宋以后小圩模式發展，以及水利共同體在內容上的變化。第四部分是關于稻田生態歷史的獨特分析，水環境、農作技術、社會組織都對土壤變化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部分作為個案研究，作者從水鄉環境和水利入手，接著以肥料和土壤之間的生態聯系為主線，分析了農村傳統農業生態系統的投入產出比，認為傳統時代的農業生態系統的效率遠遠沒有發揮其增產的潛力。第五部分研究傳統生態系統的信息流，涉及一個廣泛的地方性知識體系。在農業生態系統中，人往往發揮著主導作用，傳統時代的農人們對各種環境因子都有著精細的觀察，并依據這些觀察采取相應的決策，這也是后人理解的傳統時代人與環境關系最為關鍵的部分。王建革站在生態系統觀的高度，解讀文集、詩歌及其他關于水文、水利、農業著述等史料中有關水環境與土壤、農業等要素的關系，對吳淞江流域的主要河道和河網形成時期的水環境進行了長時段的歷史考察，圍繞水環境和治水，考察了自然系統與鄉村社會之間的頻繁互動及其構成的多姿多彩的歷史過程。

《江南環境史研究》在地域上延伸了《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研究區域，從吳淞江中下游轉至中上游和嘉湖地區。更為重要的是，在《江南環境史研究》中，王建革關注的生態系統要素逐漸增多，且將自然生態系統與人的生境密切結合。該著以吳江和嘉湖地區的水環境，由人與水環境互動而產生的水文與地貌的變化，農業與水生植物的變化，以及士人階層對環境感知的變化為重點，分四部分展開分析。第一部分涉及純粹的無機自然，包括湖泊、河道以及自然的降水與天氣的冷暖。首先分析了吳淞江口的陸淤引起的太湖東部地區水網與地貌形態的變化，然后分析了吳江長橋以西的水環境引起的圩田和地貌變化，特別是分析了太湖沿岸的淤積和湖田形成的過程，最后分析了吳江與吳淞江中下游地區的水旱敏感性。在這里，作者分析了人們長期關注的溫度和降雨在不同地表下的反映的問題，也是環境變遷學者長期關注的問題。水環境豐富時期，水災較少，旱災基本上不發生，而隨著人口增加和開發程度加巨，豐水程度下降，水旱暮υ齠啵吳淞江中下游逐步形成高地，產生了旱災敏感。第二部分分析了與人類關系最密切的那部分自然環境，即關系到生態環境的核心層――鄉村和農田，主要研究了嘉湖地區生態環境的形成過程和桑基農業的歷史發展。歷來關注桑基農業的學者眾多，但是放到農業生態系統中進行考察，王建革是最為精辟的一位，如書中分析：

湖羊飼養所對應的小環境與桑基農業生態環境有天作之合。民國調查報告有：“如果每頭羊全年產肥平均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總量將是：氮，二十點七五斤；磷酸五點七五斤；鉀，十六點七五斤。而一畝桑地全年對肥料三要素的要求為：氮，二十點二五斤，磷酸四點三斤，鉀十一點二六斤。恰與一頭羊所產的肥料相符合，農民習慣，全年羊肥的大約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蠶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它肥料，可以完全一畝田稻一畝地的用肥量需要。就農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頭羊的肥料可以解決一畝田和一畝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養羊，以羊養桑’是這一帶農民的傳統經驗。”生態系統的自循環滿足了小農在小生境下的經營。”①

在人口壓力和農業開發作用下，自然景觀向鄉村景觀轉變，農田景觀逐漸精細且加強。第三部分分析了野外的自然和人對自然的審美，不但講述了水生植物在水環境變化下的變化，也講述了文人對水生植物的審美反應。在這一部分，作者對江南生態系統的分析明顯多了一個重要因素，即野外具有審美意義的植物，這些植物在生態系統中處于關鍵的生態地位，一方面提供了眾多生物的生存環境，有利于保持生態系統多樣性和穩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人類獲取生存資料的重要來源。所以，對野生植物狀態的探討，更有助于全面理解生態系統的運行與發展。第四部分是關于人對環境感知的研究。人對環境的反映，一部分體現在社會組織方面，諸如為了適應水環境而產生的水利型社區等，這部分內容較早地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并已經形成諸多討論；另外還有一部分體現在審美方面，涉及人文與藝術，長期以來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由于這一領域的資料內容主要記錄在文學史或藝術史中，如何將它應用到生態環境史研究中，作者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討。如為了分析不同群體對生態系統的反映，并從認知層面分析環境變化對人的審美的影響，王建革從早期詩賦、中期山水畫到后期江南私家園林的相關內容中旁征博引，論述精辟。從全書的表達來看，前半部分以自然生態系統為主，后半部分側重環境與文化的關系分析，特別是變化的環境對人類審美的影響，系統講述了一個自然與人文互動的生態文明發展過程。

四、景觀生態史領域的探索

景觀產生于人與環境相處的歷史過程中，“景觀不是環境中的某種自然要素，而是一種綜合的空間，一個疊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間系統。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則，而是服務于一個人類群體……用于加快或減慢自然過程……許多人造的空間組織形成已經與自然環境如此地融合，以至于它們本身與環境已經難以區分、難以辨認。”①由此可見，景觀更是一個地域性顯著的生態系統。王建革從生態系統的邏輯出發，解讀和處理史料，對影響景觀形成的水、土、植物等自然因素和不同群體的觀念等社會因素逐層分析，繼而解釋自然與人文的互動，既在理論研究中取得了方法、觀點的諸多創新，也對生態文明建設有啟示意義。

在對華北與內蒙的研究中，王建革已經關注到了景觀史內容。《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中，他對水利社會中政治景觀和棲居景觀的分析是一個突出的案例，村莊形態及分布、社會組織機構的運行都顯著受到灌溉的影響。因此，王建革綜合河流、地形、農業、戰爭、社會習慣等因素，揭示了傳統社會末期華北鄉村景觀呈現出一種內聚的形態。而在內蒙社會，水草是游牧生態基礎，繼而衍生了游牧社會特有的景觀：從逐水草而居到有規律的游牧。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結成的游牧單位與界限劃分是本土的政治景觀，而農業滲透之后，村落形態逐漸鞏固，定居加強，畜群放牧也逐漸從夏、冬營地游牧到耕地與耕地之間留下草地，或者村邊保留牧地，無論是政治景觀還是棲居景觀都發生了顯著變化。

轉到江南研究之后，王建革對景觀的分析更為豐富。作者在《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研究中，在持續關注政治景觀和棲居景觀的同時，對野外空間的探索逐漸增多。野外空間中動植物群落的變化、空間大小的變化直觀地反映著人地關系，但學術界相關研究甚是缺乏。他根據大量文人歌頌自然的詩詞，在史學呈現上復原了唐宋時期的豐水環境下，由河道與河岸上的樹木花卉、野生植被、圩田中的農作物等共同塑造的江南景觀，尤其是對鄉間野生植被的關注與研究，豐富了景觀史研究。另外，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群體的觀念也影響著景觀的形成與發展。宋代以后，在人口壓力與資源破壞的影響下，水與田野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尤其是在小農經濟興起以后，家景、鄉景、野景都趨向微型化。景能怡情，尚可喻志，因此，景觀可作用于人的心靈從而影響文明的進程。“環境不但使人產生了空間感、時間感，還產生了四時循環的感覺和認識”②，動植物的生長變化如何渲染人們的環境審美、時序感、家鄉歸屬感等，在《江南環境史研究》中都有更為豐富的論證。從《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出版到2016年之間，王建革撰寫了十余篇關于江南水土環境、鄉村景觀的學術論文，一幅幅立體的傳統鄉野景觀畫面逐漸在史學上呈現出來，待《江南環境史研究》出版，便引起學術界一片好評。